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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无限的一百小时

- 致中国人民

- 领袖的童年(1)

- 领袖的童年(2)

- 领袖的童年(3)

- 领袖的童年(4)

- 领袖的童年(5)

- 领袖的童年(6)

- 领袖的童年(7)

- 领袖的童年(8)

-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1)

-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2)

-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3)

-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4)

-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5)

-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6)

-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7)

-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8)

- 切•格瓦拉之死(1)

- 切•格瓦拉之死(2)

- 切•格瓦拉之死(3)

- 切•格瓦拉之死(4)

- 苏联的崩溃(1)

- 苏联的崩溃(2)

- 苏联的崩溃(3)

- 苏联的崩溃(4)

-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1)

-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2)

-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3)

-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4)

-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5)

-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6)

-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7)

-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8)

-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9)

-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10)

-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11)

-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12)

-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13)

-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14)

-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15)

-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16)

导言：无限的一百小时

光线穿过窗户溜进来，又透过玻璃悄然逝去。但是不知疲倦的他翻动书页，反复推敲，时而陷入沉思，时而再次伏案疾书，用那修长、灵活的手指握着自来水笔，在小记事本洁白的纸页上一节一节地书写着，寻找最完美的方式表述思想。一行行娟秀的笔迹在闪动，汇流，舒展，就像画家在油画布前尽兴挥笔，活跃的灵感跃然其上。

菲德尔在审阅和修改书稿，以简洁干练的语言表述思想。在沉静的思辨中梳理思想不同于在激扬的演讲中抒发所思所忆。这时候，可以书写、删节、梳理、寻找最恰当的词汇来表述思想，勾勒亲身的经历。每一种语言都有其动人之处，洋溢激情的演讲具有一气呵成的自然之美，不时需要重复强调；而挥笔成书，印成文字则是永久的历史封存，成为随时可翻阅的精品，艺术之作，留世的财富，珍藏于书柜或馈赠于亲朋好友，每时每刻诱导人们享受知识，进行深度思辨。

总司令尽可能详尽地诠释我们国家和大陆的历史篇章，为我们展现所有鲜为人知的事件及其蕴含，标注精确的日期；还光明磊落和公正地评价他难以忘怀的人物，如对母亲莉娜，所费篇幅不多，却给予了深情和真实的记述。他还饱含激情地描述了父母艰辛和充满忘我精神的生活，深情地评价了两位老人，回顾了他们所生活的那个艰辛的年代。这些都出自充满感情和感恩的孝子笔下。

另外，他还表露了一种活生生的情感，一种难以忘却的感受；公开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信件，以佐证自己的看法；从头至尾详尽地叙述某场战斗，如阿雷格里亚德比奥战斗或德尔乌韦罗战斗；充分阐述采取某项行动或原则立场的理由；总结教训，以利再战并夺取胜利；补充种种思考，丰富更为广泛的自我对话，他知道此后将与世人共同享有之。

在这些浮想联翩、眷恋绵绵的日子里，他渴望使读者远距离却发自内心地感受这一切。因此，总司令在自己的脑海中搜寻着以往的经历并做出评判。无穷无尽的思绪在他的分析中交织，犹如浩瀚大海中的滚滚激流交汇。他佐证了在社会的经纬网中，那些看似毫无关联的现象间隐藏着密切的联系。他提到了种种关联，大自然与经济、气候与战争、地理与政治，以及独立与废奴。独立和废奴只是在我们美洲的解放者的梦想中紧密结合在一起时才得以实现。

总司令十分成功地使我们了解了他童年时代的种种感受，以异乎寻常的方式详细地讲述了农村的生活，炎热和肃穆的房屋，病故的安东尼娅大婶，飞行员巴尔韦兰和科利亚尔的英雄壮举，飓风，松木林的清香，与好友的探险经历，使整个木房屋吱吱作响的地震，历历在耳的汽笛声、轰鸣震撼的火车头，古巴圣地亚哥湾出海口外的茫茫大海，遍布圣地亚哥湾海底、海军上将塞韦拉舰队锈迹斑斑沉船的遗骸。这些遗骸炫耀着其不可战胜的威严。这一幕幕往事在总司令的笔下栩栩如生，使读者浮想联翩，宛如闭着眼睛进入他家后院的柑橘园，发现各种酸性水果应有尽有。

在前几章叙述了古巴和拉丁美洲的历史渊源以及卡斯特罗本人的经历由来后，接着讲述的是古巴革命长期的发展进程，有谁能够比其主角更适合于引领这一值得纪念的航船，去迎接一切暴风雨甚至当前的考验？神奇的传说本身给予我们的启迪胜于任何人的宣讲和说教。让我们从源头来观察这棵参天的常青树。这棵大树恰恰就是他，还有我们。

在《菲德尔100小时访谈录》第一版问世后，总司令便开始紧张地工作，付梓一部内容更深刻、更准确、更丰富的版本。在国务委员会的办公室中，在最近出访阿根廷的往返飞机上，在格拉玛和奥尔金省召开的攻打蒙卡塔兵营和卡洛斯&#9642;曼努埃尔&#9642;德塞斯佩德斯兵营53周年纪念大会短暂的空隙间，他加班加点，不辞辛劳。

他在做完必须面对的外科手术后恢复身体期间，继续坚持这一工作。在这些日子里，他以超乎常人的努力去履行自己的承诺，完成添加丰富的新资料的修改版本。现在的版本沿用了同一书名：《菲德尔100小时访谈录》。实际上，被采访者与采访录之间的这一有益、迅猛热烈的重逢所蕴含的时间是无法计算的。难道有谁能够计算出思想演进的速度？总司令说思想是以光速发展的，那么其演进速度是以时辰、分钟抑或秒来计算？如果说思想浓缩了人们所经历和知晓的整个博学世界，这些思想会包含多少时间？

那天下午，当他结束了这项工作时，感到极为幸福，透过房间的窗户向外望去，发现窗外的凤凰树花已经绽开。如同以前一样，他在自己的一生中又向人民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而这次的方式是极不寻常的。逆境转变为胜利。实际上，这本书是与菲德尔无限的100小时的聚会。

2006年8月

致中国人民

我十分满意地获悉，具有几千年文化历史的古老的中国人民将读到本书所阐述的思想。本书题为《菲德尔100小时访谈》（中文版书名《菲德尔&#8226;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编者注）。这是我接受法国记者伊格纳西奥&#8226;拉莫内采访时的谈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热情地翻译出版了这本书。

近120年前，我们的民族英雄何塞&#8226;马蒂在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曾在一部为儿童和少年撰写的书中提到一位中国皇帝，当他欢庆胜利时振臂高呼：“若天下无自由，普天大众挥鞭跃马探求之！”

古巴的历史见证了中国人深埋心中的坚定的自由信念。很多中国人英勇献身于我国的独立战争，大大增强了我们古巴人—自1868年以来浴血奋战的人民—对中国的高度敬仰。英国当时出于商业和竞争动机，力图用中国奴隶代替非洲奴隶，以契约形式把中国人骗到西班牙殖民地古巴。马蒂的密友贡萨洛&#8226;克萨达为之赞叹，写下名句：“在古华人没有一个是逃兵，没有一个是叛徒”。

在20世纪中期，首先在中国、继而在古巴发生的社会革命使两国人民结成兄弟，肩并肩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7年的短短时间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

而在遥远的另一边，古巴不屈不挠，顽强抵抗历史上最强大的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强力经济封锁，度过了近50个春秋。古巴能够组织起来进行抗争，靠的不仅仅是爱国主义精神，还有世界其他革命人民提供的广泛声援和支持，其中包括亲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当今世界，我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以智慧进行斗争，以多极化反对武力和单极世界。在21世纪的世界形势下，应该依靠中国。没有中国根本性的积极参与，人类将无法应对面临的很多挑战。

正是出于这种实质性的原因，我们对译著的出版赋予特殊意义。这将使伟大中国的读者和学者更多了解我们拉丁美洲的历史，更加了解目前在西半球所发生的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事件。

在2003～2005年进行的诸次漫谈中，法国记者的提问涉及很多复杂的问题。当时我并未想到我的答记者问会形成此书。

拉莫内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运动的活跃分子和战士，在本书的引言中，他基于欧洲知识分子的观点，坦率地提出了那些并不必然与我们古巴人一致的东西。这些显现在西班牙版本和古巴首次发行的版本中。

我没有机会审校西班牙版本和古巴首次发行的版本。在此之后，我承诺与拉莫内一同全面而仔细地审校此书，其中一部分留有录音或录像，另一部分来源于漫长的航空或陆路旅行途中的速记资料。2006年7月底，当我身卧病榻时，便投身这一义不容辞的重要义务和我们的斗争所要求的其他很多活动中。我在医院接受治疗时，曾整周整周地、逐段逐句地审校访谈中所涉及的主要事件。

值第14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于9月在哈瓦那召开之际，在古巴发行的本书第二版于一个多月后问世。我交付拉莫内的审校稿增加了80页篇幅，其中涉及到1962年十月危机期间我与苏联总理尼基塔&#8226;赫鲁晓夫往来的信件，1990年科威特遭受占领时我与伊拉克总统萨达姆&#8226;侯赛因的往来信件，以及2002年4月委内瑞拉发生未遂政变时古巴所采取的措施。

我康复之后，不断寻求提供更加广泛和准确的资料，利用数周时间准备本书的第三版，馈赠将于2006年12月2日来古巴参加我80岁生日庆典的很多朋友。在此几乎4个月之前的8月13日，我度过了自己的生日。另外，我还对本书的风格和内容作了新的修改。后来，伊格纳西奥&#8226;拉莫内记者为出版本书法文版专门提出一些问题，我把相关问答也纳入了本书的第三版。

中国读者可以发觉，针对延续几年的采访所提出的问题，我所阐述的思想处于充分发展之中。我直截了当，没有回避任何问题。现在，我获得了更详尽的资料，并拥有时间深入思考和阐述这些问题。

本书即将出版之时还十分荣幸，正值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58周年，自那时起，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该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军事和革命斗争的成果。我十分钦佩中国人民，钦佩其勤劳、智慧和献身精神。

菲德尔&#8226;卡斯特罗&#8226;鲁斯

2007年9月12日

领袖的童年(1)

童年在比兰－安赫尔先生－村落－母亲－“饥饿之家”－拉萨列小学－西班牙内战的回响－多洛雷斯学校的耶稣会教徒历史的根源是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我想问您：您出身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在富人子弟上的教会学校读书，后来又攻读法律。受这样的教育，您完全可能成为一位保守派的领导人，是吗？

是的，但人不完全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人也会受环境、困难和斗争的影响。困难会像一台车床加工一块金属一样，锤炼一个人。我敢说，人不是生下来就是革命者的。

您是如何成为革命者的？

我是演变成革命者的。我曾思考过使我成为革命者的因素。这要从我出生地的农村和庄园的环境说起。

您能描绘一下您出生的地方吗？

我出生在一个庄园。庄园位于原奥连特省的中部偏北，离尼佩（Nipe）海湾不远，在马尔卡内（Marcané）糖厂附近。我出生的地方称作比兰（Birán）。比兰不是一个镇，连小村庄都算不上。那里只有几户人家。我的家就在那里，在一条从县城通往南方的、被称作“皇家之路”的土路旁边。当时的路都是泥泞不堪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或牛车。还没有汽车，也没有电。我小时候，照明主要是蜡烛和煤油灯。

您还记得起您的故居吗？

这是一幢西班牙的建筑，更确切地说，是一幢加利西亚的建筑。应该说明，我的父亲是西班牙加利西亚（Galicia）鲁戈（Lugo）省兰卡拉（Láncara）村人，贫农的儿子。加利西亚农民习惯在自己家里畜养牲口。我的家是按照加利西亚的建筑风格建造的，房子盖在木柱子上，按照加利西亚的习惯，柱子高6英尺多。我记得，当我三四岁的时候，奶牛就睡在房子下面。傍晚把奶牛牵到房子下面，在那里挤奶，将奶牛拴在柱子上。像在加利西亚一样，我家房子下有猪圈和鸡窝鸭窝。鸡、鸭、几内亚鸡、火鸡，甚至鹅都在那里走来走去。

我访问过比兰，参观过您出生的故居，它的确是一幢典型的加利西亚风格的建筑。

它是木结构的房子。柱子是很硬的木头，是桃花心木或其他硬木。我记得开始时房子的底层是四方的。后来又延伸，建了一间卫生间，一间食品储藏室，一间餐厅和一间厨房。再后来，又建了一间附属设施，在拐角处，建了一间办公室。在原来四方形的底层上方，还有第二层，但面积要小些，称作“了望楼”。据说，我是1926年8月13日凌晨两点诞生的。

在这一环境下，我从小就习惯于农村的风景和劳动，熟悉那里的树木、甘蔗田，那里的禽鸟和昆虫。

在比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能够触摸到您父亲安赫尔（Angel）先生坚强的创业精神。

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学会读书写字。毫无疑问，他很活跃，活动频繁，创业性和组织能力很强。

您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到古巴来的？

我父亲是非常贫困的农民的儿子。1992年我访问加利西亚时，到过他的故乡兰卡拉村，参观了他出生的房子。这是一幢小房子，长10米，宽6米。用石板建成，当地盛产石板，加利西亚的农民通常用石板来盖房子。父亲全家就居住在这幢房子里，我设想家里养的牲口也在那里。卧室和厨房都在惟一的一间房间里。家里没有自己的地，连一平方米的土地都没有。家里耕种租来的几小块分散的地。

我父亲十六七岁还很年轻时，在西班牙被征兵服役，到古巴参加1895年爆发的第二次独立战争时，他已20多岁。我不太清楚他到古巴来时的身份。当我懂事后，我没有同父亲谈过这方面的事情。他有时候在同他的朋友一起吃饭时，会同他们提起相关的事情。但是，我的姐姐安赫莉塔（Angelita）和老二哥哥拉蒙（Ramón）――他们都还活着――也许知道得多一些，因为他们同父亲交谈比较多。当我在哈瓦那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准备攻打蒙卡达（Moncada）兵营时，以及后来被捕入狱，再后来参加《格拉玛号》（Granma）远征时，我的弟弟劳尔（Raúl）（我比他大4岁多）和留在家里的两个妹妹爱玛（Enma）和胡安娜（Juana），他们同父亲交谈比较多，也许我父亲同他们讲了更多有关他个人经历的事情，但我没能听到。

通过我的兄弟姐妹我得知了一些事情，如据说我的父亲是位加利西亚贫穷的青年，某位富人弟子为了避免服兵役，给了他一笔钱，让我父亲顶替他服兵役。看来，这可能是真的，我父亲很可能是这么服役的。您明白，当时的战争是怎么回事。

当时是抓阄服役的，但富人可以付钱给穷人，让穷人顶替他们服兵役或参加战争 。

是的，就像您说的，当时有不少类似的情况，即当一位富人应该服役或参战时，他弄到一笔钱，把钱给一位居住在农村、种?一小块地或从事其他劳动的穷苦的农民，让他去服役。

我的父亲作为西班牙士兵被派到古巴，在胡卡洛（Júcaro）至莫隆（Morón）之间的通道（trocha）上修筑工事 。在马蒂逝世后不久，在马克西莫&#8226;戈麦斯和马塞奥率领下，东部“突进”军曾穿过这条通道。

东部“突进”军无论如何必须得穿越这段通道，这是一项艰难的行动。这条修筑了防御工事的南北通道位于古巴中部最窄处，从北部的莫隆到南部胡卡洛港，全长可能有近100公里长。据我所知，我父亲曾在这里服役。但是，我想当马塞奥越过这条通道时，他还没有到那里。不断有古巴人通过这里，或者从北部一个名叫图里瓜诺（Turiguanó）的小岛通过这一通道，图里瓜诺和莫隆之间有一块沼泽地相连。我父亲就在这一通道当兵服役。这是我所知道关于我父亲的事，也许我的兄弟姐妹们知道得更多一些。

您还记得您同您父亲有关这段历史的谈话吗？

有时候我曾听他讲过一些。我喜欢到马亚里（Mayarí）松林的工人居住地去，我喜欢去任何地方，就是不喜欢待在家里。家对于我来说是权威，而我那时就开始具有叛逆精神。

您从小就是造反派？

这有几个原因。当时对西班牙的专制主义，对统治的西班牙人和当局，一般都是尊重。但我不喜欢权威，当时还使用某种体罚，如敲打头部或身体其他部位，我们都有被处以体罚的危险，但我们已学会抵御这一危险。

您父亲专制吗？

他脾气大。如果没有坚强的性格，他就不可能做到这一切：他很年轻时就自立，先是远离家庭、远离祖国参战，后来，他身无分文、白手起家，又没有任何关系，最初他又是文盲，但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了自己的庄园，积累了财产。如同大多数加利西亚移民一样，具有谦虚和勤劳的精神。他有刚强的意志和性格。但他从来不会不公正待人。当有人求助于他的时候，他从不拒绝。他始终关注他人的困难。他自己从小就遇到很多困难。据我所知，他11岁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他父亲后来又结婚，总之，他的童年是相当艰苦和不幸的。但是，他具有加利西亚移民崇高的品德：善良、好客和大方。

领袖的童年(2)

很多人一致证实，他是一个慷慨的人，甚至是一个善良的人。他良心很好。他总是帮助他的朋友，帮助劳动者，帮助那些处于困难的人。他有时也抱怨，发牢骚，但决不会不解决问题。每当甘蔗季节结束，淡季来临时，就业机会很少。当有人走到他面前，对他说：“您看，我的儿子们有困难，我们什么也没有，我需要工作。”当时有一种调节的制度：“您清扫一下这个”。这种调节在古巴是降低地主成本的一种方法，其做法是同一个家庭或一个劳动者签订一项合同，让这个家庭或个人清扫甘蔗田，以卡瓦耶里亚（caballería）或洛萨（roza） 为单位支付报酬，当时尚未使用公顷为计量单位。据我所知，1卡等于18洛萨。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各国当时的度量衡各不相同，后来，幸亏有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发明的公制。当时，这么订一份合同：“好的，干这个活，20比索。”我父亲特别找了清扫甘蔗田或其他并不是必须的活计，为的是帮助人们找到一份工作，尽管从经济角度来说，并不划算。我大一点后，在放假时在庄园办公室帮忙，我觉察到这一点。我父亲就在那里给工人发号施令，让工人去商店采购货物，尽管没有同他们签订合同。他是一位善良和崇高的人。

在1898年独立战争结束后，您父亲决定留在古巴？

没有，1898年战争结束后，他被遣回西班牙，然而，看来，他喜欢古巴。第二年，像其他加利西亚移民一样，他又回到古巴。有档案记载，他于1899年12月在哈瓦那上岸。他身无分文，也没有任何关系，开始工作。后来，不知为什么，又到了东方省。当时美国种植园在那里大肆砍伐有着珍贵木材的森林，以扩张耕地，砍下的树作为糖厂的燃料。古巴东部珍贵的木材曾被用来修建西班牙埃尔埃斯科里亚尔（El Escorial）宫和其他建筑物，或用来建造著名的船只，如当时体积最大、威力最强的战舰“圣特立尼达”（Santísima Trinidad）号就是用此木材在哈瓦那造船厂建造的，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海战中被英国人俘获，后来，在一场暴风雨中沉没。

美国人雇用工人砍伐森林和耕种甘蔗。原是森林的土地很肥沃，最初的收成很好。

您父亲替美国人干活吗？

我父亲开始在奥连特省中部靠北的著名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干活。后来，他组织一批工人，同美国公司签订了承包合同，这些工人服从他指挥。我听说，我父亲曾一度指挥过300名工人，因此，挣了些钱。他具有一定的组织才能。但他不会读书写字，后来费好大劲才学会。他开始组织了一个小企业，砍伐森林、种植甘蔗，向糖厂供应木材。这样，开始作为这批工人的组织者取得了一定的积累。我想，这些工人是那些移民，其中很多是西班牙人和安的列斯群岛人如海地人和牙买加人。

他最后拥有多少自己的地产？

他拥有900公顷属于自己的地产，后来，他又向两名独立战争的古巴将军租了几千公顷的地。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到这些土地的。广阔的松林，大多数是原始的处女地。这些地遍布山谷和山岭，其中有一片海拔600米的丘陵地，那里生长着原始的松林。我父亲开发马亚里的松林。每天有17辆卡车满载松木从丘陵开下来。他靠甘蔗和牲口的收入不菲，他还拥有自己的土地，大多数的地是平原或在山脚下。总共他有1万多公顷的地。

数量很大。

您可以加一下，属于我父亲自己的土地，再加上承租的土地，总共不少于11000公顷。

数量很可观。

是的，是很可观。我可以这么说，是因为，在那种条件下，我确实已不是属于“相对”有钱有势的家庭，而是属于相当有钱有势的家庭。我这么说并不是论功摆好，而是实事求是阐明事实真相。

这么说，您是百万富翁的儿子。

谈不上是百万富翁的儿子。从来没有人说我的父亲是百万富翁。当时，百万富翁是巨富，是的确具有巨大财富的人。当时1美元还值一些钱，一个工人平均每天挣1美元，百万富翁就是拥有百万份一个工人的日工资。我父亲的资产还不到这么大的数目。不能说我父亲是百万富翁，但是，他相当有钱有势，经济地位相当高。至少在当时贫困和痛苦的社会把他的子女们看作是富人的子女。我可肯定地说，很多人之所以向我们靠拢，对我们亲近，是有目的的，但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

在比兰，您的父亲不光是盖了房子，而且在“皇家之路”公路的旁边建起了一个面包房，一个旅馆，一个酒馆，一所学校和一些供海地人居住的房子……一个真正的小镇。

我们居住的地方没有镇，只是有一些设施。最多可以称之为村落（batey）。当我小的时候，我家房子下面就养着奶牛。后来，在离我们家40米远的地方开了一家牛奶店，在牛奶店对面有一家修理工具、犁耙等农具的?坊。附近还有一个小的屠宰场。在离我家40米远的另一方向有一个面包房，离面包房不远处有一所公立小学。在公路旁，有一家商店，出售食粮和其他商品。在另一旁，是邮局和电报局。在不远处有几个简陋的大茅屋，地面是土，屋顶是棕榈树树叶，这里居住着种植和收割甘蔗的海地的移民，甘蔗的种植和收割是庄园的主要活计。在我家附近有一片大的柑桔林，面积约有12-14公顷，我父亲亲自双手握着一把大剪刀进行嫁接。除柑桔树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果树，有的是单个的树，有的是一小片一小片的，有香蕉、番木瓜、椰子、山番荔枝、牛心果等，还有3个养蜂场，40多个蜂箱，生产大量的蜂蜜。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记得那个柑桔林，记得各种酸性水果树的位置，我用手剥柑桔，在假期和圣诞节充分享用。谁也不如我一下子吃那么多的柑桔。

还有一个大的养鸡场。当时进行斗鸡比赛吗？

是的。在离我家100米处，在公路旁，有一个您说的斗鸡场。在甘蔗季节，每星期天，圣诞节，新年，复活节的星期六和星期天进行斗鸡比赛。在当时农村，斗鸡是一项运动。

是地方的一项娱乐活动。

是的，因为当时娱乐活动很少。当时玩多米诺骨牌，也玩纸牌。我父亲年轻当兵时喜欢打纸牌，看来他是玩纸牌的高手。此外，在我3岁时起，我家里添置了一台留声机，是那种需要上发条的留声机，我记得是RCA维克托尔牌的，用来听音乐。当时连收音机谁也没有。我想我父亲是惟一有收音机的人。当我较大一些的时候，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家里添置了一台收音机。什么？不，大约是在1936年或1937年我10-12岁的时候，因为我们家购置收音机、一个电熨斗和一台小马达时，西班牙内战已经爆发。那台小马达每天运转两小时，靠几台蓄电池来带动。每天需要给马达添加一些雨水。

这一切都是您父亲的财产吗？

除了小学和邮局是公家的以外，其他均是我家的财产。1926年我出生时，我父亲已积累了相当的财产，作为地主，他很有钱有势。人们称他为“堂 安赫尔”“堂安赫尔&#8226;卡斯特罗”（Don Angel Castro），在他的那个领地里，他是受人尊敬、权力很大的人。所以我对您说，事实上，我是地主家的儿子，我父亲多年来一点点购置土地。

给我谈谈您的母亲。

领袖的童年(3)

她叫莉娜（Lina）。古巴人，西部比那尔德里奥（Pinar del Río）省人。祖籍加那利（Canarias）群岛。她也是农民出身，家庭也很困难。我的外祖父是一个牛车夫，用牛车运输甘蔗。当他们一家搬到比兰时，我母亲只有十三四岁，她同父母、兄弟姐妹一起先乘火车从比那尔德里奥省到卡马圭，再从卡马圭乘牛车先到瓜洛（Guaro），最后到达比兰。

我母亲像我父亲一样，最初也是文盲。后来，几乎靠自学也学会了读书写字。她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她的意志也很顽强。我从未听说她上过什么学。她是自学的。她十分勤劳，十分细心。她是厨娘、医生、保管员，她向我们提供我们所需的每样东西，我们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向她求助并可得到她帮助。但她并不溺爱我们，她要求我们遵守秩序，注意节省，爱清洁。她掌管全家内外日常事务，掌管全家经济。谁也不知道她哪来的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干这么多事。她从不坐下，每天从未见她休息片刻。

她共生了7个孩子，都是生在这个家，都是由一位农村接生婆帮她接生的。当时在整个这一偏僻地区，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医生。她千方百计使她的儿女能上学，她未能上学，但她希望她的儿女能上学。没有她，我这个一直喜欢学习的人，很可能到今天还是一个文盲。我母亲虽然并不经常外露，但实际上，她很热爱她的儿女。她性格坚强，勇敢，富有牺牲精神。她沉着地、毫不犹豫地承受我们子女中某些人并非有意地给她带来的痛苦。她无怨无悔地接受了土地改革和对她所热爱的土地的分配。

她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对此我一直是尊重的。作为母亲，她的痛苦找到了安慰，她为革命经受了许多磨难，她以母爱接受了革命；她的贫困农民的出身并没能使她有机会懂得人类的历史，懂得她所亲身经历的导致古巴和世界发生重大事件的深刻原因。在古巴革命胜利三年半后，1963年8月6日她去世。

您父亲呢，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他去世得早。他年龄比我母亲大得多。他是1956年10月21日去世的。当时我30岁另2个月，也是我乘《格拉玛》号从墨西哥远征古巴前2个月。

您父亲会说加利西亚语吗？

会的，但他从不说。

您听他说过加利西亚语吗？

有时候听他用加利西亚语说过几句。那里居住着加利西亚人，我父亲可能用加利西亚语同他们交谈过。但是，那里也住着其他省的西班牙人，如阿斯图里亚斯人，他们不会讲加利西亚语。而加利西亚人却已习惯讲西班牙语，他们能讲西班牙语，懂西班牙语，能用西班牙语同其他人交谈，此外，他们不可能同用加利西亚语同古巴人交谈，因为古巴人不懂加利西亚语。同工人、同大家说话必须讲西班牙语，甚至同未婚妻和妻子讲话也必须讲西班牙语，因为他（她）们不会讲加利西亚语。因此，我从来没有听他讲加利西亚语。

当西班牙内战爆发时，您10岁。

我还不满10岁。我1926年8月13日出生，西班牙内战是在1936年7月18日爆发的，当时我是9岁另11个月，我已会读书写字。

您记不记得您父亲对西班牙发生内战感到担忧或谈论过它？

在比兰居住和工作的西班牙人分成两派，每派大约12至14人。

是指同您父亲在一起或常到您家来的西班牙人吗？

是指同他一起承任各种工作的人或者是工人。当时那里有一个阿斯图里亚斯人，他有不少书，相当有文化。传说他会说7种语言，我相信他确实会7种语言。因为当我家购置收音机后，收音机里用英语或德语广播时，他翻译得出来。他一手哥德式的字写得很漂亮，他会拉丁文。这个阿斯图里亚斯人——说他是阿斯图里亚斯人，因为他个子很矮——毫无疑问，他是当地知识面最广、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他知道希腊，谈论德摩斯梯尼 （Demostenes）；他是第一个同我讲德摩斯梯尼这位伟大的演说家的，他对我讲德摩斯梯尼的为人，讲德摩斯梯尼为了改正他那口吃的毛病，在嘴里含一块小石子的故事。就是这个阿斯图里亚斯人同我谈了这样和那样的故事。

这一派和还有其他几个人，当内战爆发时，他们赞成叛军，即赞成那些起来反对共和国的人。

是指佛朗哥分子吗？

是的。另外一派支持共和国人。他们是工人，其中一些人是文盲。但其中有一位古巴人，名叫巴莱罗（Valero），他是电报局和邮局局长，他同不少工人一样，支持西班牙共和国人。这些工人中，有一位厨师，起初他是喂牲口的工人，后因为得了关节炎，几乎不能走路，所以让他改当厨师。我很尊重他和敬重他，但他饭做得不太好吃，我家的人对他做的饭菜经常抱怨。他名叫加西亚（García）。他是文盲。

是文盲？

是的。我小时候在比兰居住的人只有不到20%的人会读书写字，而且困难不小。很少有人读到6年级。我在那里的经历使我今天明白文盲的痛苦。谁也难以想像文盲有多么痛苦，因为，谁都知道什么叫自我尊重。而什么是文盲？文盲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他被迫请求一位朋友帮他给自己的未婚妻写情书。在比兰，不识字的人求识字的人帮他给他的情人写情书。但是，并不是由不识字的人唸，识字的人写。比方他说，昨晚一晚上都做梦想她，吃不下饭老在想她等，仿佛这位农民真的想自己这么写信。不是的，而是他对识字的人说：“我不说，请您帮我写封信，就像您要给您的情人写信一样，要博得她的欢心！我没有夸张。这是我当时在家乡亲眼所见的。

您本人还记得一些当时有关西班牙内战的争论吗？

1936年我在圣地亚哥一所学校住读，当年夏天战争爆发时，我正在比兰度假，当时我还不满10岁，小学二年级还没有结束。

发生了什么？当我从圣地亚哥回到比兰度假时，由于我已会读书写字，所以曼努埃尔&#8226;加西亚，那位一个腿有些瘸的厨师，他干活很勤奋，当时他住在离邮局不远的一个小房子里，他急急忙忙请求我给他读报。他是铁杆的共和国派――从中您可以看到什么是阶级精神，很多次我问自己他为什么会是如此铁杆的共和国派，同时，说实话他也是非常反教权主义的――，于是，我给他读报，读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消息。这样，我不到10岁就知道西班牙内战。我给他读各种报纸。当时在比兰有一份报，我记得是《消息报》，还有《世界报》、《国家报》和《古巴日报》，但是，当时到达比兰的主要报纸是《海军日报》。

这是一份哈瓦那的报纸。

不，这不是一份哈瓦那的报纸，是全共和国的报纸。从独立战争开始起，它一直是一份亲西班牙的报纸，直到古巴革命胜利，它是全国所有的报纸中最右的一份报纸。每星期天，出一份照相和图片副刊。当时这份报很有名。它刊登许多广告，所以页数很多，报纸很厚。我跑到加西亚的木头房子去给他读报。我什么都读。报上褒义地称……为“造反派”。

称佛朗哥分子为“造反派”。

领袖的童年(4)

也把他们称之为“民族主义分子”。而将对立的一方则贬义地称之为“红色分子”“红派”，这份报纸偶尔和蔼地称他们为“共和国派”。这是当时到达比兰的主要的报纸，最出名的、版面最多、消息多、纸张好、广告多的报纸。我给加西亚读报。尽管有时候还有一些其他报纸，关于西班牙内战报道最多的是《海军日报》。

我记得这场战争，几乎从战争开始起。如我记得共和国军队占领特鲁埃尔（Truel）。

记得埃布罗（Ebro）阵线吗？

埃布罗阵线还要靠后，差不多战争快结束时。

马德里之战记得吗？

记得。马德里保卫战。这是共和国派给向马德里进军的驻扎在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的墨索里尼（Mussolini）士兵的打击。我对他讲，共和国派是如何进军并占领特鲁埃尔的，莫拉（Mola）将军又是如何发起反攻来重新占领特鲁埃尔的，以及讲其他来自聚焦在佛朗哥的大本营布尔戈斯（Burgos）的驻军的消息。被包围的佛朗哥分子驻扎的堡垒叫什么名字？

托莱多要塞（El Alcárcer de Toledo）。

托莱多要塞。我对加西亚读关于托莱多要塞的战，我站在这位加利西亚人一边。我甚至还安慰他。我对他说：“但是，您瞧，您瞧，特鲁埃尔战役打得不错――我提醒他――打得不错，您瞧共和国派他们，他们在这里和那里作战”。每逢有什么有关共和国派的好消息我都读给他听。我现在对您讲的，就是当时比兰所发生的确切情况。

您的父亲是站在那一派一边？还是他对西班牙内战漠不关心？

不，他不是漠不关心。他反对共和国。

反对共和国？

是的，他反对共和国。反对共和国的，还有那位拥有不少图书的阿斯图利亚斯人和其他一些人。我认为，在比兰的大多数西班牙人是反对共和国的。但是，还是有另外一些人，其中包括加西亚等一些西班牙人，如电报局局长巴莱洛是铁杆的共和国派。

他们打多米诺骨牌战争。

同情和反对共和国的两派聚集在一起，进行激烈的多米诺骨牌战争。这有点像瓜雷斯基（Guareschi）著名小说中一位名叫堂卡米洛（Don Camilo）的牧师与一位共产党人市长之间的争吵 。每逢暑假、圣诞节前夜和圣诞节15天假期以及复活节我都给加西亚读报。我不太清楚当我上学时，谁给加西亚读新闻。他没有收音机，只有我父亲的大房子里有收音机。

正是由于加西亚，您才关注西班牙内战？

是的。他使我清楚地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班牙内战的情景，当时共和国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我给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种族灭绝的、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加上引号——发生交锋。西班牙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西班牙共和国会垮台？西方民主国家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从西班牙内战开始起进行的干涉采取的“不干涉”政策的实质是什么？这意味着什么？这促使世界大战的爆发。

最初的战役正是在西班牙的左派与右派即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支持的所谓的“民族主义派”之间进行的。而西班牙共和国是混杂在“民主制度”内部的左派，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最正确的、最得人心的，因为西班牙共和国在一个几乎是封建社会、尚未实现工业化、很长时间里依靠殖民地收入来维持的社会里捍卫进步思想。西班牙人民是战斗性很强的人民。

在西班牙甚至教徒之间也发生对抗和互相残杀。有些牧师站在共和国一边，有些牧师——可能占多数——站在“造反派”即“民族主义分子”或佛朗哥分子一边。当时我所在的圣地亚哥学校的西班牙老师经常谈论西班牙内战。从政治角度来说，他们所有的人，无例外的，都是民族主义分子，更确切地说，都是佛朗哥分子。他们谈论最多的是战争的恐怖、民族主义分子被杀害，包括教徒被枪毙等。西班牙内战确实很残酷，交战双方手腕都很强硬。

记得在内战结束后，我的一位老师对我讲述了有关内战结束后，共和国派战俘被枪毙后的情景。当时我在哈瓦那贝伦中学读书，这也是一所耶稣会办的学校，我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是牧师，其中有一位牧师名叫略伦特（Llorente）——内战时他是卫生员——他对我讲述了在战争结束后，枪毙了数万人，让他当卫生员，主要是检查每位被枪毙的人的遗体，在埋葬这些遗体之前，看看有没有还活着的。他详细地向我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毫无疑问，这对他触动很大。也有不少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站在共和国一边。

我对您讲述了我对西班牙内战的回忆。当然，后来我读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书，但我同您讲的是我当时所知道的事情。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埃布罗战役是在1938年。这是共和国派最后一次进攻。有关这场战役出了不少书，拍了不少电影。但是，我是在不到10岁时开始读报的，我得知这场战争是如何发展的。

您认为您小时候对这场战争的兴趣对您的成长是否起了某种影响？

是的。主要在关注国际事务方面。少年儿童都喜欢战争的场面。我也像几乎所有的孩子一样，喜欢看美国西部片，此外，我把电影里的事当作真事。

但是，当时的西部片是非常种族主义的，是反印第安人的，是吗？

我当时把牛仔的特技镜头当真。是的，我小时候把它们当真。后来，我大了一点，比较成熟了，我看到西部片里一拳头把威士忌粉红色的酒瓶打到酒吧柜台的另一头，感到挺有趣。我还记得所有这些情节。牛仔的左轮枪里的子弹从来是打不完的，除非设计的情节有这个需要。当时虽然还没有机关枪，但枪声总是不断，越来越猛。谁要是骑马没有子弹，就会受到惩罚，被吊在树枝上。

所有的小孩都看西部片。从小就受到暴力教育。总之，在当时读报时，我怎么会想到后来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呢！

后来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也确切地记得1939年9月1日二战爆发。当时我已13岁，我从报上读到鲁尔（Ruhr）被占领，奥地利被吞并，苏台德（Sudetes）被攻占，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和约（el Pacto Molotov-Ribbentrop）的签署，入侵波兰。虽然我不十分清楚这些事件的意义，但我得知所有这些事件。

我记得从1939年二战开始到1945年以对日本投掷原子弹大战结束所进行的主要战役和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关于二战我可以谈很多，因为当时我对它十分关注。在二战前，我在读初小时，还发生过埃塞俄比亚战争。

您记得埃塞俄比亚战争吗？

记得。当时卖饼干时送小卡片，上面介绍意大利人占领阿比西尼亚（Abisinia） 的战争，当时人们称埃塞俄比亚为阿比西尼亚。

称之为阿比西尼亚战争。

领袖的童年(5)

是的，阿比西尼亚战争，当时就是这么称的。当时推销饼干的商人为了刺激购买，奉送一套小卡片，上面介绍关于意大利人占领阿比西尼亚战争很少公布的10至12个场面或行动。有些小卡片从没有再印过，这样使得小孩们争先恐后地向家长要钱购买饼干。

我收集了许多套小卡片，几乎成了这场战争的专家。当时我在圣地亚哥拉萨列学校读书，我学会玩小卡片：将小卡片顺着墙壁斜倚，再用右手大拇指将卡片上方握住，然后再松开，让卡片转几转后再掉下来。那张卡片掉在另一张上，就赢一张。我在墙上做了记号，注意风向和其他细节，这一套技术还很有效。我不知赢了多少张卡片。

我现在还记得印在小卡片的图片和颜色。孩子们总是喜欢找那些从来没有印制过的卡片。

总是缺几张吗？

有几种卡片故意不印制，以此来刺激购买。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手段。我记得当时很难收集一套全的卡片。

一天，一位孩子对我说，他有一本拿破仑&#8226;波拿巴（Napoleón Bonaparte）图片集。图片集里的图片不是印在纸板上的卡片，而是另一种更好的纸，像相片纸一样，这套图片集是全的——我还保存着它，不久前，欧塞维奥&#8226;莱亚尔（Eusebio Leal） 找到了这本图片集——这位孩子提议用这本图片集换我收集的有关阿比西尼亚战争的几百张小卡片。我立刻就同意了，因为这本图片集是很珍贵的。

看来，您对战争很感兴趣。

您看，圣经里谈到不少生动的事件和战争。从小学一年级起，在圣经史——当时我读的小学里设这门课——就谈到巴比伦（Babilonia）惩罚、以色列人或犹太人的奴隶制、渡过红河、约瑟（Josué）的号角、杰里科（Jericó）和桑松（Sansón）塔楼的倒塌和他们力大无比，可用双手推翻一座圣殿；摩西十戒板、变成崇拜物的教堂资产登记册。我在《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中，为表达社会主义思想，提到：“我们不相信教堂资产登记册（意即不相信金钱——译注）”。这是我在攻打圣地亚哥蒙卡达兵营后的自我辩护词，是在1956年。而我现在同您讲的是1936年的事情，我说过，当时我大约10岁。

但阿比西尼亚战争要早于西班牙内战，您那时还很小。

是的，阿比西尼亚战争要早些。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在拉萨列小学读二年级。我大约9岁。我前面说过，我通过交换，获得了那本美妙的拿破仑画册，哈瓦那那位知识渊博的历史学家，因我曾经同他说起过这本画册，他找到了这本画册或者同它一样的画册。从画册发黄的图片来看，我相信这本画册就是我保存多年的那本画册，当时我赏心悦目地欣赏画册中有关著名战役的图片。如阿尔科（Arcole）战役，拿破仑在紧要关头，举起旗帜，越过大桥，高声喊道：“跟着你们的将军！”这会使任何的男孩激动不已。然后，是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战役和其他所有的战役。拿破仑一生的主要经历通过图画得到展现。当时，很自然，我看得着迷，我同情这位将领，就像我同情历史书上不断赞扬的阿尼瓦尔（Aníbal）和亚历山大（Alejandro）一样。我当时想，要是阿尼瓦尔占领罗马该多好，我之所以同情阿尼瓦尔或许是因为他带着他的大象越过了阿尔卑斯（Alpes）山，或许是因为他不是最强者。我也喜欢斯巴达人，他们只用３00人就守住了特尔蒙比拉斯（las Termópilas）山口。总之，今天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的拿破仑画册要远比西部电影要好得多。

您喜欢军事首领。

所有的男孩都喜欢军事首领。我首先从《圣经》上有关的故事讲起。旧约上讲述了许多战争和新奇的事件：挪亚（Noé）方舟、洪水、接连下了40天雨。在《创世记》中谈到，在洪水之后，挪亚栽了一个葡萄园，葡萄制成葡萄酒，他喝酒有点过量，他的一个儿子便嘲笑他父亲。挪亚便诅咒他这个儿子，罚他成为黑人 ！这件事记载在《圣经》上，我认为总有一天，教会本身会对此作修改，因为似乎黑人成了上帝的一种惩罚。看来《圣经》把成为女人也看做一种罪孽，把最初罪过的责任归咎于女人。

您是否在要求天主教会改正这些内容？

实际上我出自信仰并没有要求修正或改变这些内容。但是，勇敢的、果断的教皇约翰&#8226;保罗二世（Juan Pablo II）说过，进化论同创世的理论并不是不可调和的。

我曾同枢机主教和主教在某一场合交谈过这个问题。有两种观点。我认为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年历史的教会，是会同意男女平等的思想的，是不会把世界上的罪孽都归咎于女人的。也不应该由于挪亚的一个儿子嘲笑他，他便罚这个儿子成为黑人。

您首先造反反的也是您的父亲，是吗？

应该说我并没有造我父亲的反，造他的反很困难，因为他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我反的是权威。

您不能忍受权威。

我这是有前例的，并不是在10岁或1２岁时才有的。在这之前，在我六七岁时候，我就开始具有叛逆性格。

您对您在比兰的童年还有什么其他记忆？

我记得许多事情。有些事情对我产生了影响。但是，死亡对我童年影响不大。我不到３岁时，我姨妈安东尼娅（Antonia）去世了，她是因难产去世的。我还记得全家悲伤的情景和大人们悲伤的气氛。她是我母亲的姊妹，同一个西班牙人结婚，这个西班牙人同我父亲一起在比兰干活，掌管着一片名叫索托的甘蔗田。我记得我们沿着甘蔗田田边的小路走，女人们边走边哭，一直走到一间木头房子。我记得姨妈的去世，但这对我影响不大，因为我那时很小，不知道死意味着什么，没有任何概念。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火车头的情景。这一蒸汽火车头所有的一切，它的轮子、声音、力量、汽笛声都留下深刻影响。人们乘火车来到甘蔗田收割机前，将收割下来的甘蔗运到榨糖厂去榨糖。我感到火车头真是一个庞然大物。

当我七八岁上小学时，我听到有关巴尔韦兰（Barberán）和科利亚尔（Collar）航行 的消息。在比兰人们说，“巴尔韦兰和科利亚尔就是从这里飞过的”，这两个西班牙飞行员越过大西洋，飞往墨西哥。但是，后来再也没有听到关于巴尔韦兰和科利亚尔的消息。至今人们还在争论，他们究竟是在哪里遇难的，是在比那尔德里奥和墨西哥之间的海上，还是在尤卡坦（Yucatán）或是在其他地方遇难的。但是，后来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他们驾驶一架螺旋桨的小飞机完成了飞越大西洋的丰功伟绩，当时航空飞行刚刚起步。他们的飞机上装满了汽油罐，当时这是惟一能做的事。他们从西班牙起飞，抵达古巴。后又再起飞，想飞到墨西哥，但是，由于飞机失事，他们没能到达墨西哥。

我从小就看到飓风。狂风暴雨，卷起巨浪，暴风雨迅猛地袭来。当我四五岁时，我还遇到过一次地震 。我家的房子激烈摇晃起来。所有这些自然的现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还有什么事，对您的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领袖的童年(6)

一种特权和一种运气。我是地主的儿子，而不是孙子。如果我是地主的孙子，我可能出生在一个贵族住宅区，而我的朋友，我所接触的文化，很可能会使我充满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而我出生的地方，全是穷人，是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孩子。我自己的家庭，我母亲的家庭是穷人，我父亲的几个来自加利西亚的表兄弟是穷人，我父亲在加利西亚的老家，也是非常穷的。

可以肯定地说，小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出生的地方住的都是最穷苦的人。我还记得那些文盲的失业者，他们在甘蔗田附近排着队，没有人给他们一口水喝，没有人给他们提供早餐和午餐，他们既没有地方住，也没有交通工具。我也不会忘记那些光着脚走路的孩子们。在比兰同我一起玩，一起到处跑来跑去的孩子，都是穷人的孩子，其中有些孩子，我在吃午饭的时候，我从家里给他们带满满一罐头可口的饭菜，这不是我们家的剩饭。我同他们一起游泳、骑马、步行，到处漫游，去扔石子，去捉鸟，现在捉鸟会遭到责备，而当时都习惯用弹弓捉鸟。而后来，我在圣地亚哥和哈瓦那读书时，我上的学校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学校，那里有地主的子弟。

您也同他们一起相处过。

他们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当然，我同他们也建立了友谊，同他们一起玩，做体育活动等。但我没有同他们一起住在富人区。

在那里我们脑子里想的是其他的事情，主要是体育活动、上课、远足等。我有进行体育活动和爬山运动习惯，这是我的两项自发的爱好。此外，拉萨列学校在圣地亚哥一个半岛上拥有一所庄园，如今半岛上有一家炼油厂。半岛名为伦特（Renté），半岛上有一个浴场。浴场中用棕榈树杆竖了几根桩，划定了一个游泳的范围，因为这里是一个海湾，鲨鱼经常在这里出没，其危险是真实的，尽管并没有那么可怕。浴场有三块跳台。我可算是跳水运动员，因为我记得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我就从最高的跳台跳水，似乎是对我的同伴的一种挑战。谁在跳水？嘣的一声，我的的确确跳入水中。还好，幸亏没有头朝下。跳台很高，但我想都没有想，就往下跳了。

您当时会游泳吗？

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在比兰的池塘和河流里学会了游泳，是同童年同我进行各种冒险活动的伙伴一块学会的。

同您那些贫苦出身的伙伴一起学会的吗？

是的，同我童年的那些伙伴和朋友们。我没有接受资产阶级文化。实际上，我父亲是一名孤独的地主。我的父母很少出门去拜访别人，也很少接待客人。他们没有养成富人家庭的文化和习惯。他们整天干活，我们所接触的只是居住在比兰的人。

同您一起玩耍的孩子中，有没有黑人？

在我家里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不许同这个或那个孩子玩耍！”这样的话，从来没有过。我常常去海地人居住的大茅屋那里玩，因此我家里常常斥责我，但不是因为社会地位的原因，而是因为卫生的原因，因为我常在他们那里吃烤老玉米。我家里常常威胁我说，要把我送进位于哈瓦那西部的瓜纳哈伊（Guanajay）少年教养院。

是教养那些叛逆的孩子的教养院吗？

我家里人对我说：“我们要把你送进瓜纳哈伊教养院去，因为你总是到海地人的大茅屋里啃老玉米！”他们不止一次因这个或那个原因威胁我。当我开始明白事情时，我感到我最好的学校是童年时能生活在农村和我出生的地方。农村意味着自由。

后来，因为我是富人的儿子，我受到了剥削。

受到了剥削？

是的，受到了剥削。

是什么样的剥削？

您听我讲。我年幼时在比兰公立小学读书，当时我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家里就把我送到小学，因为我的一个姐姐安赫莉塔和一个哥哥拉蒙也在那所小学学习，我被安排坐在第一排。我还记得送我上学的日子。我记不清楚，坐在第一排的我是怎样学会读书写字的。

我记得这是19３0年。

您那时是4岁。

是4岁。我看着别人和看着拿着粉笔的女教师，学会了读书和乱涂乱画，作为一个地主的儿子，我也经常调皮捣蛋。那位女教师常到我家来，同我家一起吃饭。在学校里，实行体罚，我记得常常用尺打板子。有时还罚跪，让你手伸直，手心里放上重物。虽然没有让我们跪３个小时，但即使是几秒钟，也是够受的。更厉害的是，有时候还放上玉米粒。

放在膝盖下面？

是的，放在膝盖下。我体验了学校的各种体罚，尽管体罚并不是每天都有，不是经常的。体罚是用来吓唬我们的办法。

这是折磨。

我那时已经相当叛逆，要说为什么这样，有些事情，说来话长。如您想知道，以后我再对您讲，是什么事情使我成为叛逆者。我不得不从小就自己解决问题，这使我了解世道的不公和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但现在我们不谈这些事情，您不一定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

我感兴趣。

到时候，如您愿意的话，我可同您讲。但是，我补充讲这些事情，是因为我认为，是有助于我们原计划要谈的问题：我是怎样成为一名革命家的？什么因素影响了我的一生？尽管我的社会出身是地主的儿子，尽管孩子们是自私的，是好虚荣的，并且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点意识。

在比兰小学，您是惟一的富家子弟吗？

除了我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外，我是惟一的富家子弟。小学里没有其他人是富家子弟，连中等家庭的子弟或店主的子弟都没有。学生的父亲都是农业工人，最多有的拥有一小块土地。所有的学生都是非常非常穷的穷人的子女。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您父母才决定把您送到圣地亚哥，让您接触另一种社会地位的孩子？

不是。我不认为我父母曾考虑过这个原因。我父母为我做了些什么？在我６岁时，他们送我到圣地亚哥，因为他们听我的女教师说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此前，他们就已决定让名叫欧弗拉西娅&#8226;费利乌（Eufrasia Feliú）的比兰小学的女教师把比我大三岁的姐姐安赫莉塔带到圣地亚哥她的家里去。我６岁时，我姐姐9岁或10岁。于是，把我姐姐和我一起带到圣地亚哥，我父母觉得应该让我这个孩子也带到圣地亚哥去，在女教师家里接受更好的教育。我既吃惊又好奇，没有吭声就跟着去了。

您从农村出来，圣地亚哥给您的印象如何？

领袖的童年(7)

当时圣地亚哥同现在相比，还是一个小城市。但是，对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觉得它大极了。因此，它对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后来我1６岁时首次看到共和国的首都哈瓦那时给我的印象一样深刻。在哈瓦那，我看到了高楼大厦，当时四五层楼的房子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大了。而当时圣地亚哥一般的房子都比较矮，比较小，几层的楼房很少。但我要补充说一下，我６岁时在圣地亚哥第一次看到了大海。我来自农村，来自山区，来自内地。因此，当我在圣地亚哥海湾出口处，第一次看到大海时，我很惊讶。

您在圣地亚哥住的房子是怎么样的？

这是一幢木头房子，位于总督山上，属于比较穷的埃尔沃利区……房子又窄，又暗，又潮，又小，有一间小客厅，客厅有一台钢琴，有两间房间，一间洗手间，还有一个阳台，从阳台望去可看到马埃斯特腊山美丽的风景，以及附近圣地亚哥海湾的部分景色。

房子的墙是木板的，房顶是褪了色的红瓦，房子门前是一个小广场，没有树木。旁边是一排只有一间房间的平房。在另一个街区，有一个杂货店，出售用粗糖加工做的椰子糖。对面，在小广场另一边，我记得有一幢大房子，是一位名叫伊迪的摩尔人富翁的。紧挨着的是一所中学。我在这所房子里渡过了寒冷的日子，我记得当时那所中学被士兵所占领，因为这所中学的所有的学生都反对马查多（Machado） 。我记得我曾见到被士兵占领的中学的一个场景：士兵们用枪托殴打一个老百姓，可能是他对士兵说了些什么。类似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住在对面，看到了这些场景。

气氛是紧张的，士兵们逮捕行人。比兰有一位名叫安东尼奥（Antonio）的机械工被关在监狱里。后来我听说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我记得他的妻子在探监时把我也带去，那时我还很小。监狱在圣地亚哥市大道的尽头一个不祥的、阴暗的地方，其墙壁肮脏不堪。一想起那些狱监、铁栅栏和囚犯的目光，不禁毛骨悚然……

在圣地亚哥我所居住的那幢房子，每当下雨，屋顶都漏水，把一切都弄湿了。房子里下雨比外面还要厉害。只好用脸盆去接漏下来的水。房子里非常潮湿。我和我的姐姐就被带到这家人家。在一间小房间里，放了一张床，女教师的父亲内斯托尔（Néstor）住在那里。另一间屋子，住着女教师的一个姐姐，她是一位钢琴教师，是一位优秀的人才，但她连一个学生都没有。

那时有电灯了吗？

是的，已经通电了，但使用得不多。还继续使用油灯，我想可能因为油灯省钱。

在那幢房子里住了多少人？

住了姐妹３人，他们的父母是海地人，不知道她们是在法国还是在海地上的学。她们是混血种人。一个是教师，另一个是钢琴教师，第三个是医生，但第三个医生在我们住进去前就已去世。姐妹两人同她们的父亲鳏夫内斯托尔一起居住。此外，还住着我的姐姐和我，总共是５人。在学期里女教师还继续去比兰上课，在放假时回家。此外，后来又来了一位年轻的农妇埃斯梅利达（Esmérida），她是这个卑微的、凌乱的家雇的女佣。但从未见到曾支付工钱给她。这样，总共有６人。后来，我的哥哥拉蒙也在我劝说下也到圣地亚哥来了，这样连女教师在内，共７人。实际上，我们居住得比较拥挤。

这是在什么时期？

是在马查多独裁时期。当时在古巴有不少人挨饿。马查多垮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饥饿。因为，除了1929年发生的经济危机外，更糟糕的是，美国根据在古巴依附性的共和国成立初期时，同古巴签订的贸易协议，禁止古巴生产许多产品，强迫古巴从美国进口这些产品，尽管美国仍向古巴购买蔗糖，但是，由于发生经济危机，它强迫古巴在出口糖时支付美国所规定的关税。这样，限制了古巴蔗糖的出口，使糖价降到最低水平，使古巴经济更加萧条，饥饿遍布全国。

这是经济危机的时期，也是政治压迫的时期。

马查多开始执政时曾得到人民的支持，因为他采取了一些民族主义措施，并兴建了一些工程和几家工厂，力图发展工业。然而，他很专横，很快，他的政府成为血腥的政府，遭到了大学生的反对，特别是大学生联合会和古巴共产党创始人胡利奥&#8226;&#8226;&#8226;安东尼奥&#8226;梅利亚（Julio Antonio Mella） 的反对。当时梅利亚只有20岁或21岁，他是大学生、工人和人民的象征人物。后被马查多下令在墨西哥被杀害。

梅利亚是一位特别能干的、早熟的青年，是继马蒂之后古巴最杰出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提出要建立“工人大学”这一光辉思想。当时，大学生到大学来听他演讲历史和英雄人物。的确1917年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经发生，他在这场革命的激进主义和革命的原则的启发下已创建了古巴共产党。梅利亚是马蒂主义者，也是布尔什?克革命坚决的同情者。这使他同马蒂的朋友、马克思主义者卡洛斯&#8226;巴利尼奥（Carlos Bali&ntilde;o）一起，创建了古巴第一个共产党。

马查多是在1933年被推翻的吗？

是的。马查多是被1933年革命在８月被推翻的，在9月，发生了“士官叛乱”。我刚满7岁。士官们以造马查多的同伙军官的反的光环为荣。这时，所有的组织都摆脱了地下状态。在反对马查多组织中，有一些是左派组织，也有一些是以右派思想指导的组织其中有一个甚至是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思想为指导的右翼组织。在一个有战斗力的运动，即大学生运动中涌现了一位生理学教授，名叫拉蒙&#8226;格劳&#8226;圣马丁（Ramón Grau San Martín），被提议并最终成为古巴总统。在马查多被推翻３周后，在9月4日运动之后，成立了格劳政府。在政府中，安东尼奥&#8226;吉特拉斯（Antonio Guiteras） 被任命为内政部长。他是一名年轻的十分勇敢和无畏的人，曾在奥连特省圣路易斯占领一个兵营，他曾采取各种坚决的武装斗争方式反对马查多。

领袖的童年(8)

安东尼奥&#8226;吉特拉斯。

吉特拉斯使人们尊重法律，他没收了电业公司和其他美国公司，这在古巴是前所未有的，他推动了成立工会的法律，规定每天８小时劳动的劳动法以及其他一系列由格劳政府颁布的进步措施。

他颁布的法律中有一个法律有一定的可理解的理由，但它本身不完全是公正的。这就是《劳动国有化法》，这项法律颁布后，使得许多海地人被残酷地驱逐出古巴，尽管这并非这一法律的本意。吉特拉斯是格劳政府中最强有力的、最有决心的部长，在他推动下，政府颁布了这一法律，其目的是想保护古巴的劳动者，使他们不再受许多西班牙商人的排斥，因为西班牙商人在用人时优先考虑的是来自西班牙的人的家属。

当时古巴政府开始是５人政府，后来由格劳&#8226;圣马丁教授任总统。格劳任总统的头三个月里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古巴人民的法律和措施。然而，美国通过其驻古巴大使本哈明&#8226;萨姆纳&#8226;韦尔斯（Benjamín Sumner Welles）已开始对巴蒂斯塔产生影响，尽管当时美国总统是富兰克林&#8226;德拉诺&#8226;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他正在拉丁美洲推行他的“睦邻政策”。

由于美国的政治体制的特点和本质，美国在英国和法国之后已成为一个强大和崛起的帝国强国，但当时美国也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危机使美国人民遭受巨大打击。我认为，罗斯福是我们北方邻国历史上最好的总统之一。数年后，我上中学时，对罗斯福抱有好感。他是残疾人。他演说时的激情的嗓音很吸引人。

也许罗斯福出于对古巴人民的精神和战斗性的钦佩和出于改善同拉美关系的愿望，也许是他预感到由于希特勒的上台会使世界的未来变得不确定，他所做的好事是，他废除了普拉特修正案 ，并批准了海－克萨达条约，根据这一条约，美国将它所占领的、前途不确定的松树岛（Isla de los Pinos）——今天称作青年岛（Isla de la Juventud）特别县——归还古巴。

该岛是由美国人军事占领的吗？

美国从1898年起一直占领松树岛。

它是不是由古巴共和国管理？

不是。从普拉特修正案实施时起，它一直是美国的领地。松树岛被收复了，但关塔那摩基地还在美国人手中。普拉特修正案作为古巴宪法的修正案，授予美国有权干涉古巴内部事务的权利。

普拉特修正案是在1902年签订的吗？

是在1901年强加的，1934年被废除，具体的日期我记不清了。

吉特拉斯在政府中只任职约三个月。到1934年初，富尔亨西奥&#8226;巴蒂斯塔将他赶出政府。1935年安东尼奥&#8226;吉特拉斯准备离开古巴去墨西哥准备继续斗争时被杀害，正如此前梅利亚所做的和此后我们所做的一样，离开古巴去墨西哥准备继续斗争。

在1933年革命政府时期，展开了几次战斗，其中一次是在首都国家饭店进行的，在饭店里躲藏着一些拥护被推翻的马查多政府的陆军军官，其中有些人训练有素、枪法很准。最终这些军官都被士兵和军士赶了出来，但战斗十分激烈。

还有ＡＢＣ集团分子，他们曾经反对马查多，但他们的思想趋向是法西斯的，他们造反，占领警察站，进行战斗，最后一次是在阿塔雷斯（Atarés）旧城堡进行的。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反对进步的政府，反对吉特拉斯颁布的法律。

巴蒂斯塔夺取军队的大权，军队成为他的军队。后来，在美国大使的压力下，推翻了政府，任命另一位总统。巴蒂斯塔本人晋升为上校，其他的士官被巴蒂斯塔晋升为中校。当时没有将军，其他一些老的低级军官和所有的士官们都被晋升为中尉、上尉、少校、中校。我相信惟一的上校是富尔亨西奥&#8226;巴蒂斯塔，他是陆军司令。

这发生在19３4年。巴蒂斯塔统治了７年，一直到1940年立宪大会的召开。这一时期我在圣地亚哥，先是住在女教师家里，后来是在耶稣会开设的拉萨列学校和多洛雷斯学校住读。194２年我到也是耶稣会开设的哈瓦那贝伦中学学习，正如前面我对您所说的，这是全国最好的中学。194５年我中学毕业。

这就是我对您讲的我的童年生活。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1)

最初的叛逆－政治气氛－马查多和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哈瓦那－贝伦中学

您的知识的形成是在两个不幸的时期：一个是富尔亨西奥&#8226;巴蒂斯塔第一次独裁统治时期，另一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这一切毫无疑问都对我的成长产生影响，但是，对政治和革命力量的产生和发展影响特别大。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末，产生了著名的人民阵线。但是，我现在先不谈这些。

您在女教师家受到了什么教育？

她什么也没有教我，她什么课也没有给我上。也没有送我到学校去学习。把我放在那里，什么也不让我干。在她家里没有收音机。我惟一听到的是钢琴声：多，来，米，发，少，拉，西，巴，巴，巴。您想，每天听两小时这样的钢琴声，会是什么滋味？我本应成为音乐家。

女教师的姐姐，那位钢琴教师本来应该是教我小学课程的老师，但她什么课也没有给我上过。我从这段经历开始讲起，但现在不想铺开讲。如您愿意，以后我再详细对您讲。我对您说，我是自己一个人通过印在练习本红色封皮封底上的加、减、乘、除表自学学会加、减、乘、除的。我独自一人学习，背加、减、乘、除表，别的什么也没有学。因为她们什么也没有教我。所谓上课就是我自学练习本封底上的加、减、乘、除表。我在那里呆了两年，时间都浪费了。

您那么小，一定很想家。

家里人把我送到那里，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学到。反而遭受许多磨难。甚至忍饥挨饿，当时我还不知道是饥饿，以为是胃口好。

难以置信。

发生了一些严重的事情。在那里我第一次造反，我那时很小，大约是8岁。但我已出门在外，我经历了两个阶段。

这样的经历，有没有使您失去了对您父母亲的爱？

没有。我对我父母亲一直是热爱的，起码对我的父亲和母亲是尊敬的。对我母亲更亲热一些，这是自然的，母亲总是对子女更亲近一些。

尽管他们让您在圣地亚哥住读。

住读？没有，还没有。我当时可以说是被流放，忍饥挨饿，把饥饿当作胃口好！

您把它归咎于谁？

我不能把它归咎于我父母，也不能归咎于任何人。说实话，在最初，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倒霉的事。我也搞不清楚是怎么会事，不能做出判断。我本来在比兰感到挺幸福的，突然，把我送到一个远离父母、远离家庭、远离我喜欢的农村的地方。我被迫忍受不是我亲人的人的不公正的待遇。

在那里您有小朋友同您一起玩耍吗？

有的，幸亏有。有一位名叫加夫列利托&#8226;帕劳（Gabrielito Palau）。他的父母是做买卖的，经济状况比较好，在小广场附近有一幢好房子。我和他以及其他小朋友一起在旁边的马路上玩耍。他很长时间，直到革命胜利后一直在电视台工作。现在仍在工作，我想，可能还在电视台。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了。

此外，我在那里度日如年。很快，我厌倦了那里的生活，厌倦那个房子，厌倦那家人家，厌倦那里的规矩。我的反应犹如一个被追捕的小动物的本能的反应。

什么规矩？

那家人受的是法国人的教育。他们法语讲得很好，他们保持着细致的形式。所有的规矩，所有的形式，都要求我照着做。如说话时要细声细语，不能大声嚷嚷，不能说一句粗活。有时候，还用鞭子打我。如果我表现不好，就威胁我说，要送我进拉萨列学校住读，后来在我最后一年，我在该校读了一年级。我在那个人家浪费了两年时间。当时我的年龄，今天古巴的孩子可以升三年级。

总之，您是一个受到虐待的孩子。

反正是够受的。在头几个月，我的鞋子破了，还得自己缝补。有一次我不小心弄断了一根缝衣服的针，便遭到训斥。我穿的鞋子的鞋帮开帮了，我只好自己去缝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用细的线去补，因为没有别的线。这是我自己找的麻烦。我不会光脚走路，不得不自己补鞋。我不记得后来是如何解决这场争吵的。反正，后来争吵得到了解决。

当然，我不想夸大，我不是关在集中营。当时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女教师的家庭比较穷，全靠她一人的工资维持。当时的政府常常拖欠教师的工资。有时要等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领到工资。这造成不安情绪和过分的自私自利。家庭每花一分钱都必须精打细算。

您说在那里忍饥挨饿？

是的，忍饥挨饿。在比兰我吃饭时，他们强迫我吃；在圣地亚哥，我特别爱吃饭。我突然发现，米饭是那么好吃，有时候他们家做米饭，米饭加一块红薯或一点肉末。我记不得曾吃过面包。但是，问题是在她们家共有六七个人要吃午饭和晚饭，如何解决吃饭问题？晚饭是由女教师的一位名叫科西塔的堂姐妹做好后拿到家里来的，科西塔（Cosita，西班牙语意为“小东西”――译注）非常胖。我不知道为什么称她为“小东西”，看来她是吃得最好的人。她在自己家里做饭，由一位姓马西亚尔的堂兄弟――他的名我忘了――把做好的米饭、芸豆、红薯或香蕉、偶尔难得还有一点肉末准时拿到女教师家里来。然后，再分给每个人。我记得我每次都用牙齿把叉子上的米饭舔得干干净净，一粒米粒都不剩。

既然在他们家那么不愉快，为什么后来您的哥哥拉蒙也到他们家去了？

有一天，拉蒙到圣地亚哥来，我记不得是来干什么，他带了一个装硬币的皮做的小钱包，口袋里装了一些20分的比塞他，10分的雷亚尔和5分和1分的硬币。当时，一根冰棍是1分钱，一块粗糖做的椰子糖也是1分钱。我常常羡慕其他小孩――孩子们一般都比较自私――，因为尽管邻居家也很穷，但他们的孩子总还是有一二三分零花钱。但是，我所在的人家，她们用法国的方式来教育我，对我说，要东西是缺乏教养。孩子们知道我必须遵循这一规矩，当他们有人买冰棍或椰子糖吃的时候，如果我找他们要一点，他们就会向女教师或她的姐姐告我的状。

我记得一天，我向女教师的姐姐――她是一个好人，但很穷――要一分钱。我忘不了她恼怒地拒绝给我一分钱，并大声吼道：“我已经借给你8角2分钱”。这是真的。她再也不借给我一分钱，我也没敢再向她要钱。

当几个月后拉蒙来时，他带来的装满硬币的小钱包，当时在我看来，似乎是一大笔财富，它意味着可以买许多椰子糖糕和冰棍。因此，我们吵着要他留下。但是，实际上，他留下来后，日子更苦，因为又多一人吃饭，而饭菜的量还是同原来一样。

后来，我意识到我们的处境。这大约在一年之后。有一天，我的父母亲也发现了这一情况。

您的父母亲不知道你们的处境吗？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2)

有一天，我父亲来了。我刚出了麻疹或得了其他病，我头发很长，因为他们从来不替我理发；我骨瘦如柴。但我父亲却什么也没有觉察到！他们对我父亲说，我瘦是因为我刚刚得了麻疹。

又有一天，我母亲来了。当时女教师、她的姐姐和父亲已经搬了家，因为他们的状况有了好转，我们三姐弟作为她们的学生，每月总共支付给她们1２0比索。我母亲发现我们又瘦又饿。这天，我母亲带我们到一家圣地亚哥最好的咖啡店，我记得要了店里有的各种冰激凌，我们吃了个够。这个咖啡店名叫“拉努维奥拉”。当时正是芒果收获季节，我母亲买了一口袋托莱多芒果，这种芒果个小，但很好吃，我们一下子都吃完了。第二天，她把我们带回比兰老家。

不久前，我同我大姐安赫莉塔聊天时，我还责备我姐姐。责备会读书写字的她为什么不向父母亲告状，当时我太小，还不懂事。我从比兰的庄园来。比兰真是一个富裕的天堂，在比兰，我家里人要劝我们吃：“尝一尝这杂烩菜，尝一尝这肉，尝一尝这，尝一尝那”。我们整天不停地吃从商店买的或从家里食品储藏室里拿的各种零食，到饭桌上吃饭时，必须要强迫我们吃。我责备我姐姐说她应该向家里汇报我们在女教师家里的遭遇，我友好地批评她为什么不告状。她回答说：“实际情况是，她们不让我将写的信拿出去寄，把我写的信截留了。”

他们收你们每人40比索，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

是的，当时――我记不起确切的时间了——他们家的状况有了好转。我们来自比兰的三人，每人40比索，共1２0比索，现在在任何第三世界国家都相当于３000美元。当时海地领事娶那位钢琴教师为妻。于是，情况有了明显好转。

女教师把钱攒了起来，甚至去美国旅游了一趟，去观看尼亚加拉大瀑布。她带回来一些小旗作纪念。真倒霉！我不知道化了多少时间听她不厌其烦地重复地谈论尼亚加拉大瀑布，谈来谈去这些话，同埃雷迪亚（Heredia）的《尼亚加拉颂》 差之甚远！她旅游回来后，我听她讲尼亚加拉大瀑布都听厌烦了。她不仅出去旅游，而且也买了家具，她是靠让我们挨饿挣来的钱买的家具。

到这里，我明白无误、坦率地向您讲述了这一切。这时，我们开始造反了。

你们起来造女教师的反？

当我的母亲把我们带回家，我们回到比兰后，我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罪行，因为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我们三人忍饥挨饿，我们终于回到日夜思念的老家，我们变成女教师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她经常到我们比兰家吃午饭，吃了还拿走米饭和鸡……我母亲把我们带回家时，还是上课时期，女教师还在比兰小学上课。我和拉蒙对她采取了第一次行动。

造反。

不是，不是造反。可以说，是第一次报复行动，或者说是复仇。报复行动是用弹弓将小石子弹到小学的屋顶上，由于屋顶是带槽的洋铁皮，石子弹上去会发出响声。傍晚，天色渐渐变黑。附近有一个面包房，我们躲在面包房炉子旁的劈柴堆后面。我们用番石榴树杈和橡皮筋做的弹弓将石子像连珠炮一样向小学屋顶上弹去，弹了大约有半小时，也许不到半小时，但是，在我看来，这已经是很伟大了。石子弹向屋顶的洋铁皮。当有一二粒石子掉下来时，总有二三粒石子在空中：我们使弹弓称得上是老手了。石子的声音淹没了住在小学里女教师可能发出的叫喊声。我们就这样报了仇！

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父母又同女教师达成和解，再次把我送到圣地亚哥女教师家。我的命运不好。拉蒙留在比兰。他的哮喘病帮了他的忙。

是吗？

是的。但这次我不再挨饿了，丑事已经过去。但是，我继续浪费时间。我在她们家又浪费了好几个月时间，无所事事，还是自学数学表。第二年1月，她们送我进拉萨列小学一年级作为走读生读书。我一生第一次开始系统地上课。

当时马查多倒台后的过渡期已结束，巴蒂斯塔已采取行动，我还记得1935年3月那几天的大罢工。在我借住的家的对面的中学被军队占领，在那里我见到了军队对罢工者的凌辱。21年后，1956年11月30日，当我们从墨西哥出发乘船在红滩（Las Coloradas）登陆后，“七&#8226;二六运动” 的成员攻占了这所中学。

是这所中学吗？

是的。是这幢楼，但在巴蒂斯塔重新掌权后，它已不再是一所学校，而变成了一个兵营。1956年那里是警察营。在我读小学时，它还是一所中学，但是，后来变成了兵营或者警察营。当我在女教师家借住时，已有军人在那里进进出出，军队很可能已经占领学校。这幢楼得过奖。我知道，1956年11月30日，在弗兰克&#8226;派斯（Frank País） 东方省的“七&#8226;二六运动”组织的成员攻打了这一警察营。他们估计一下日子，决定在30日采取这一行动配合我们的登陆行动。但这一行动比我们的登陆要早两天。我们由于遇到风浪和《格拉玛号》游艇出了点问题，登陆行动被推迟了48小时，而他们的行动是在30日，因为他们估计我们会在那天登陆。我本来不想这两项行动同步进行，而是主张先登陆。

您对那些年代还有那些记忆？

在我进小学学习前，女教师的姐姐，那位钢琴教师同海地领事结婚。他们两人是令人喜欢的，是混血种人，法语讲得都很好。于是，一位新的角色海地领事路易斯&#8226;希帕特（Luis Hibert）进入了这个家庭。情况发生了变化。女教师家搬到旁边一幢比较好的房子，这幢房子不再漏雨，也比较宽敞。此外，由于家庭收入的增加，饥饿也减少。也许女教师工资能正常领取。她的姐姐嫁给了海地领事，而领事有一份工资。家里的伙食也有改善……

领事夫妇带我去教堂洗礼，因为大家都叫我“犹太人”，当时称还没有洗过礼的人为“犹太人”，这可能与反犹太的宗教偏见有关。

您那时还没有洗过礼吗？

没有。我是在满８岁后才洗礼的。因为我父亲的一位朋友，一位百万富翁要作我的教父，我一直等着他。牧师和我一致同意，过了８岁，就给我洗礼。我的兄弟姐妹都早已成为教子，但我直到８岁时才进行洗礼。原因是一直等着名叫菲德尔&#8226;皮诺&#8226;桑托斯（Fidel Pino Santos）的百万富翁当我的教父。我的名字就是来源于他，因此，我不能引以为荣。我是8月13日生的，而圣菲德尔&#8226;德西格马林亨（San Fidel de Sigmaringen） 的日子是4月24日。8月13日是圣伊波利托&#8226;卡西亚诺（San Hipólito Casiano）日。但是，他们还是给我起了个菲德尔的名字，因为我的那位要当我教父的富翁名叫菲德尔。这位菲德尔有时去我们在比兰农村的家。

那么，您真正的教父是那位海地领事了？

是的，是那位海地领事，他同女教师的姐姐，那位钢琴教师结了婚。他们两人是我的教父和教母。记得有一天，我的教父，那位海地领事带我去参观一艘很大的客轮《拉萨列号》，这是一艘远洋客轮，有两个烟囱，客轮像马蜂窝一样，装满了根据前面我同您谈到过的《劳动国有化法》被驱逐出境的海地人。我先是在老家看到住在大茅屋的海地人，我同他们一起吃烤老玉米，后来，又看到了装满豪华远洋客轮的海地人，他们被驱逐出境，他们将回国，将在自己国家海地经受更多的磨难。海地要比古巴更穷，他们将从一个大的磨难走向更大的磨难。

海地人是被驱逐出古巴的吗？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3)

是的。在蔗糖繁荣的年份，数以万计的海地人到古巴播种、种植和收割甘蔗。他们像半奴隶一样在甘蔗田劳动，做出了很大牺牲，而他们的工资十分低微。我认为，在19世纪的奴隶的生活条件或许要比那些海地人要更好些。奴隶是某个奴隶主财产，因此奴隶主对待奴隶就像对待他的牲口一样。奴隶主得负责牲口的健康，并喂它们吃。而资本家对从前的奴隶、现在所谓自由的工人却不顾他们的身体也不管他们的吃饭问题。

1933年的所谓的革命的确是一场反对滥用职权的运动，它通过了《劳动国有化法》，满足了优先使古巴人就业的要求，前面我已同您谈到了这一事件。这一法律的起因是合理的，但是，它导致了残酷措施的执行，被利用来驱逐已到古巴岛定居20多年的数万名海地人。古巴人口增长了，海地人多余了，便残酷地、冷酷无情地驱逐出古巴，送回海地。这一做法是非人道的。他们带我去看了这一场景，这对我后来了解世界起了很大作用。

您在女教师家一共呆了多少年？

我在她家度过了３个三王节，这是我用来判断我在她家呆了多少时间的惟一的依据。顺便对您讲的是，我本应成为一位音乐家，因为我的教母是钢琴教师，她整天弹钢琴――遗憾的是，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时间教我弹钢琴――，而我在他们家度过的３个三王节，每次给我的礼物都是乐器。第一年的三王节，我得到的礼物是一个马粪纸做的小号，只有喇叭口是鈻的；第二年的三王节，我得到的礼物也是一个小号，一半是马粪纸做的，另一半是鈻的；第三年的三王节，我得到的礼物又是一个小号，这次的小号，全是鈻的，还有三个按键。过了３个三王节并不意味着我在那里呆了３年，我是9月份被送进学校的，到1月份三王节的最后一天，总共在他们家是２年又８个月。此外，还应该扣我们回比兰的时间，在比兰一天傍晚，我们用弹弓将石子弹到女教师住的小学房顶的洋铁皮板上。

实际上，我每年都给三王写很长的信，我在床底下放了许多给骆驼吃的草和给骆驼喝的几杯水，等等。在信中，我向三王要一个男孩想要的一切：一辆火车，甚至一架电影摄影机。但是，每次我得到的总是小号，别的什么也没有。

在女教师的新家，有一棵攀缘植物，其叶子宽宽的，遮住了阳光。我在树荫下坐在建在红色瓷砖地面上的椅子上，独自一人一次又一次学习数学公式。是的，我自己给自己上课。从那时候起，我便自学成才。

在这新家她们让我睡在通向后街过道的一个沙发上，这是一个用柳枝做的沙发。当时在圣地亚哥经常发生炸弹爆炸事件。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发生一起或几起炸弹爆炸事件。我记得有一个晚上发生了二三十起爆炸事件。我担心随时有可能在我住的房子里发生炸弹爆炸。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炸弹爆炸事件，为什么要放炸弹。在后街旁，在我住的房子的过道里，我不得不伴随着炸弹爆炸声入睡觉。

是谁投放的炸弹？

我想，可能是反马查多或反巴蒂斯塔的革命者投放的。

反马查多？

是的，是反马查多。后来，是反巴蒂斯塔。巴蒂斯塔是在1933年9月4日发动政变的。这些炸弹应该是在反马查多斗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投放和爆炸的。之后，大约有三个月时间是所谓的革命政府执政。

我对您说过，“士官叛乱”也是一次这样性质的行动。但是，此前，民众已展开了反马查多政府的斗争，一直到1933年8月。在一场严重危机的情况下，马查多还再次竞选当选总统。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古巴国内饥饿严重。先是反对马查多，马查多垮台后，斗争停息了一段时间。同年9月，陆军士官、速记员富尔亨西奥&#8226;巴蒂斯塔发动政变――还有一名士官参与组织政变——，成为政变头目，掌握政权。士官们同大学生和其他革命力量团结在一起。

当时参与战斗的还有ＡＢＣ组织成员。ＡＢＣ组织是准法西斯组织，很可能是ＡＢＣ组织成员在1933年最后季度，即10月，11月和12月投放炸弹。我不太清楚这一阶段是否在1933年12月或1934年1月初结束，之后，便开展了反巴蒂斯塔的斗争。

我不能对您说是谁在一个晚上投放了30枚炸弹，因为我的记忆有些模糊，我只能根据我当时这个年龄的回忆。当颁布著名的《劳动国有化法》和发生驱逐海地人时，我住在女教师第二幢房子里。这一点我是肯定的，从此可以判断我第一次到圣地亚哥大约是在1932年年底。确切日期我记不清了，我只凭我的记忆和印象和古巴发生的著名事件来大致推断日期。

您当时应该是六七岁吧？

大约是6岁。我肯定不会超过6岁，因为我在女教师第一幢房子里最多住了一年。

我记得一年后，我又住在他们第二幢房子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发生炸弹爆发事件。这应该是在1933年年底。马查多是在同年8月下台的，后来发生巴蒂斯塔运动、寿命只有三个月的联盟，即革命政府，大约在同年年底，革命政府被推翻。还有一些法西斯倾向的组织如ＡＢＣ组织，它们反对革命政府，后来它们成为巴蒂斯塔的同盟者。我不禁要问自己，究竟是谁在当时投放了炸弹？

在1932年。

不是。1932年是谁投放炸弹都很清楚。问题在于，后来，是谁投放的炸弹？很可能是革命的敌人。1933年年底，ＡＢＣ组织成员曾策动一场叛乱，反对生理系教授格劳&#8226;圣马丁政府和其左翼吉特拉斯。也许，惟一有足够力量投放如此多炸弹的只有ＡＢＣ成员。

我回想，当时在圣地亚哥没有大学，学生们既没有组织也没有资金来投放30枚炸弹。也许不到30枚，但我的感觉是很多。因此，我推想我在柳枝做的沙发上听到的炸弹爆炸声时，应该是在8月份之后，而不是之前，可能是在1933年年底，甚至可能是更往后。在此前，我已经在比兰第一次造了反，更确切地说，是一次报复行动。在一场苦难之后，我已被再次送到圣地亚哥，并已进入拉萨列小学，走读一年级。

您是一个人步行上学吗？

是的，我来回走，中午回去吃饭。午饭已有改善，因为那时已按照法国人的习惯，吃蔬菜，午饭有蔬菜和其他东西，已不再是大锅饭。当时食品比较便宜，有钱的人很少，而且有工作的人也很少。我说过，我家每月给她们120比索，在当时，这是一笔大数目。

我每天中午回来吃午饭，然后再回学校。我对来回走感到厌烦了。我还是自己学习。三王节的第三天已经过去，大约是1935年2月份，我必须寻找纸张。他们老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像天使一样听话，就要把我送到学校去住读。而住读正是我所乐意的。

为了逃避他们家。

我对过去发生的事已有察觉，我对法国式的规矩和所有那些折磨感到厌烦。一天，我冒犯了所有法国的习惯和风俗。在他们家，他们强迫我吃蔬菜：甜菜、胡萝卜、佛手瓜。我不习惯。佛手瓜我觉得淡而无味，而甜菜我觉得甜得恶心。有些蔬菜多年后，我还拒绝吃。这是法国的习惯和封建的纪律。一天，我起来造反：“我不愿干这个，我不喜欢”。我并不是真的反对法国的习俗，而是反对我经受的折磨。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4)

您造了反。

没有别的办法，这是本能的。事实上，这是我一生第一次有意识的叛逆。结果正合我意。他们竭尽全力地把我送到拉萨列小学一年级住读，那时候已经是第二学期了。这样，我感到很幸福，因为我可以天天与同学在一起玩，每星期四和星期天，学校带我们去海边一个地方，在那里，有一块比较宽敞的场地，可以做各种运动和游戏。我终于成为一名自由的孩子。

您对他们家怀有怨恨吗？

说实话我并不怪他们。他们生活在那样的社会里，我不能说他们是一些坏人。那样的社会充满着不公正、许多困难、许多不平等、许多需要和许多牺牲。人们都很自私自利，人变得唯利是图，总是想得到好处。缺乏仁慈和慷慨。他们得维持生活，他们发现了一种剥削的办法，就是剥削有钱的西班牙人的子弟。他们没有钱。我成为被他们剥削的牺牲品，我的父母亲把我送到他们家支付给他们的钱对他们家来说是一笔收入。我经受了他们的剥削。

您是什么时候读狄更斯（Dickens）的《奥列佛&#8226;退斯特》（Oliver Twist）或《大卫&#8226;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的小说的？您对小说主人公的经历有何感想？

说起来您不会相信，有些作品我是在毕业后才读的，因为我所读的学校从来不教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他们连莎士比亚的作品也一部都不提。作为规矩，所有的课文都是西班牙的。著名的《汤姆大伯的小屋》 我是在离开学校后读的。我们是豪华的、上层阶级学校得天独厚的学生，但是，我们缺乏艺术、绘画和音乐的知识。在三年级时曾让我进入合唱团，但是后来发现我――不知为什么――唱歌老走调，又把我赶出合唱团。

记得从小学五年级中期到我高中毕业，几乎我所有的老师都是西班牙人和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思想都是右翼的，佛朗哥主义的，反动的。但是，从纪律性、性格特征和俭朴方面来看，他们又是优秀的老师。

此外，他们都是信教的。

我对这些人，特别对耶稣会教徒很了解，我在耶稣会的学校学习了７年，他们有个性，有修养。耶稣会的学校要付学费，但不贵，他们办学不是为了赚钱。那些牧师是不拿工资的。他们的生活很简朴。他们一丝不苟，舍己为人，吃苦耐劳。我应该说，他们帮助了我，因为他们鼓励我爱好大自然。我喜欢爬山。当我看见一座山，我就感到是对我的一种挑战。我就想去爬这座山。有时候，因为我正在爬一座山，大客车等我4个小时。我有时一人，有时同一二个同学一起爬山，回来的时间常常比预计的要晚几个小时，但从没有遇到问题。那些教师当看到学生的某种性格，如牺牲精神、奋发向上、大胆冒险的精神，总是寄予同情，并予以鼓励。他们重视学生性格的形成。

您从耶稣会教徒那里学了不少东西，是吗？

是的，但不是在头几年时。头几年，我是在拉萨列小学向拉萨列修士们学习，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其中我从三年级直接跳到五年级。在那里差不多有4年。我很乐意住校。如前所说，每星期四和星期天，学校带我们到农村和海边去。我们去圣地亚哥海湾的一个半岛上。学校在那里有一个浴场和体育设施。有棒球场，洗手间，自由活动间，游泳池等，可以游泳、钓鱼、远足。我对每周两次去那儿感到很高兴。后来，在圣地亚哥的多洛雷斯中学，那里的耶稣会教徒就没有类似的庄园，尽管学校不错，而我那时候年龄也比较大了。

您的同学全是富家子弟，其中有没有黑人？

在拉萨列学校，是允许黑人孩子入学的，但黑人学生寥寥无几。在我所在的班上，只有一个黑人，名叫拉里尼亚加，他是一个活泼的孩子。我忘不了他。在耶稣会办的多洛雷斯中学和贝伦中学，没有一个黑人学生，连黑白混血穆拉托人（mulato）和印欧混血梅斯蒂索人（mestizo）的孩子一个都没有。在这些学校学习的都是有钱人的子弟。在这些学校学习的全是白人。

学校里没有黑人孩子您不感到奇怪吗？

我曾提出疑问，这倒不是我对这个问题有意识或受到过教育，而是我感到奇怪。我前面提到，在拉萨列学校有一个黑人同学。但是，在耶稣会办的学校，在最有名的学校，上层资产阶级子弟的男子中学里，既没有黑人，也没有穆拉托人和梅斯蒂索人。他们作了一些解释，但在我看来，他们很难自圆其说。

他们挑选吗？

这些学校都是富人学校，不允许黑人入学。尽管某些黑人付得起学费，也不接受黑人入学。当然，学校没有像纳粹分子那样，对入学的学生验血。但是，毫无疑问，如果外表看来不是白人，就不会允许入学。

即使他们有条件支付学费？

是的，即使付得起学?，也不让黑人入学。尽管耶稣会教徒叛逆性强，曾不止一次造当局和政治高官的反。

最近，拉丁美洲的耶稣会教徒很大胆，富有抗议精神。

在当代，有些叛逆者，如萨尔瓦多大学的牧师等人，都是耶稣会牧师，他们都很勇敢，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看来，这同耶稣会的起源相关。圣伊纳爵（San Ignacio） 是位军人。我还记得耶稣会会歌，即《圣伊纳爵进行曲》的歌词：“伊纳爵，您是耶稣会的创始人，是将军，以耶稣的名字为荣耀”。 其歌词和乐曲是拟声的，描写天使反对妖魔的战斗。它是一首战斗进行曲，而圣伊纳爵是耶稣会的将军。因此，我可以批评他们，但我也要承认他们在培养拉萨列学生方面是出色的。他们是虔诚的信徒，学习很刻苦，连续几年刻苦学习。古巴著名的植物学家是耶稣会教徒，杰出的天文学家，如预报飓风的比涅斯（Vi&ntilde;es）神甫也是耶稣会教徒，另一些耶稣会教徒是优秀的西班牙语和文学的教授，如鲁维诺斯（Rubinos）神甫等。

此外，耶稣会组织观念很强，是吗？纪律性强，像军人一样。

他们知道如何培养孩子的性格。如一个学生进行冒险和困难的活动，他们会看做是树立进取心和坚忍不拔精神的一种锻炼。他们不会不加以鼓励。此外，在我学习的耶稣会学校里，老师将耶稣会传统的军事精神、军事组织性同西班牙人的性格结合在一起。西班牙的耶稣会教徒善于传授个人的尊严感和荣誉感，善于肯定个性、坦诚、直率、勇敢、自我牺牲精神。他们善于赞扬这些价值。

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总之，算不算是好学校？

除了对黑人歧视和是上层资产阶级子弟的学校外，对我来说，对我是有益的。有一次，我读了一部小说，书名是《一个反叛者的锤炼》（La forja de un rebelde） ，小说叙述一个反叛者――我这里说的不是一个革命者――部分地说，是如何经受了自己一生和经历的考验。尽管人物的特征和性格也起影响。我人物我的性格部分是生来就有的，部分是受耶稣会教徒的锤炼。

圣伊纳爵本人就是一个榜样，他用军事战略来征服人们的思想。

我认为他是一位军人，他组织了一个军团。我不记得很多，但我知道那首耶稣会会歌，它是一首军歌。但是，我对这并不太感兴趣。我喜欢耶稣会学校这种健康的简朴的生活。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5)

无论如何，您喜欢运动。

特别是我在高中学习时，我喜欢运动和爬山。我的主要活动是运动和爬山。我特别喜欢！我当时还没有爬过图尔基诺峰（Pico Turquino），我很想去爬。有一次，我同贝伦中学一牧师阿曼多&#8226;略伦特（Armando Llorente）差一点要去攀登图尔基诺峰。阿曼多&#8226;略伦特还没有毕业，他是实习教师。他的哥哥塞贡多&#8226;略伦特（Segundo Llorente）曾在阿拉斯加埃斯基摩人中间传教，他写过一本关于“冰天雪地之国”游记，写得很生动和很有趣。一个夏天，我和他一起在圣地亚哥港准备出发去图尔基诺峰所在的地区。我还从家里拿了一支布朗宁猎枪。当时我已高中毕业，即将进入哈瓦那大学学习，我父亲对他儿子的业绩感到自豪，对我的行为已不再更多地过问。但是，由于我们准备乘坐的轻便船漏水，难以在一个漫长的夜晚里修复，所以我们的计划落空。阿曼多&#8226;略伦特是莱昂（León）教团年轻的耶稣会牧师，是我的朋友，因为他喜欢运动和探险。

自第一次远征尤穆里（Yumurí）山谷时起，我就被任命为探险队队长之一，当队长的职责是整个晚上不睡觉，像哨兵一样。探险队员有自己的队服，在农村住在帐篷里，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擅自加上登山的运动。最后，我被任命为全校探险队司令和队长。这是我在学校里的第一个官衔。但是，我还参加所有的运动。在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我被学校――学校共有一千多名学生――任命为学校最好的运动员。我篮球、足球、棒球、田径运动和几乎所有的运动都表现不错。

的确，我花费许多时间从事运动，我也去听课，但是，我平时不用功学习，考试时临时抱佛脚。我每天都奉劝大学生不要跟我学。我又成为自学成才者，自学数学，自学代数，自学物理，自学几何。我自学那些定理。此外，我的运气很好，期终考试成绩常常名列前茅。在平时，耶稣会老师不说什么，但到快期末考试前，他们就提醒我的监护人，对他说，我所有的课程都有可能不及格。我的监护人就是我父亲的朋友，本应成为我教父的那位富翁，共和国国会的债主和国会议员，因为是议员，他在哈瓦那有房子。在高中三年，他们在学期末总是这样预言。

这是因为看起来，您似乎对学习不感兴趣。

说真的，我从来不去听课，也许农业课我去听过，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农业课老师的讲课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学习的方法是看书，有时候看书一直看到天亮，因为我是负责每天最后关自习室灯的人。当大家都回宿舍睡觉去后，我没有关灯和去睡觉，而是留在那里学习，一直到凌晨两点或三点。就这样，我数学和其他所有的课程，都是自学的。

您的弟弟劳尔，也同您一起学习吗？

说来话长。他比我小5岁，是我们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我们常打架。他开始时在比兰。当他4岁半的时候，同我一起在拉萨列学校读书。他同母亲一起来看我们，后坚决要求留下来同我们一起在拉萨列学校学习，他又哭又闹，坚持要留下，我母亲只好同意。拉蒙、劳尔和我，还有克里斯托比塔（Cristobita）我们四人同住在一间房间里。克里斯托比塔是外资公司巴哈马古巴公司下属木材厂的厂长的儿子，这位厂长同我父亲一起开发马亚里部分松林。劳尔当时不听话，我有时不得不责备他，但拉蒙总是替他辩护。

他是大哥。

拉蒙是大哥。当时劳尔同我们一起在拉萨列学校住读。

您有没有教育劳尔？

当放假回家，我总是听到父母亲批评他。我对父母亲说：“你们把他交给我，让我来管他。”于是，我开始照顾他。他总是逍遥自在。

后来，我让他看几本书，他挺感兴趣，我使他开始对学习感兴趣。我感到他浪费了不少时间，他可以读大学。有一条路子：读管理专业，这是与社会科学和法律有关的大学分科。学起来并不很困难：假如您学习这一专业，然后可以转学文学专业、外交法或社会科学专业，甚至法律专业。我这么设想，并说服了父母亲，于是劳尔来到了哈瓦那。这说来话长，但我先给您说到这里。

您对我说过，您在女教师家，造了第一次反。您后来的造反是在什么时候？

后来，又有两次，几乎有过第四次。从女教师家我被送到拉萨列学校住读。在拉萨列学校，我读了一、二、三年级，后从三年级跳到五年级。一天，我同学生的训导员发生了一场争吵。这就是我第二次造反。发生了不公正的事情，我换了学校。由于这一学校的校长，作为惩罚，我父母不愿意再送我继续学习。

我对您讲。这个学校先后有两位大不相同的校长，第一位校长的费尔南多（Fernando）教士，他人很好；第二位是内翁&#8226;马里（Neón Marí）。由于一位名叫贝尔南多（Bernando）的训导员教士经常打他负责的住校学生，我反对他，我遭到处罚。这是这位训导员第三次打我，最后两次比较轻些，第一次很重，原因是我同另一个男孩在船上吵架，每星期四和星期天我们住读生都乘船去半岛。上岸后，我们穿过海湾，穿过大道，沿着上坡路向学校走去，因为学校在城市最高的地段。我们经过塞斯佩德斯公园。回学校的上坡路经过一个红灯区，即妓院所在地区。学生们拿训导员开涮，当看到一二个穿着教士服的人说：“喂，小牧师，快来，快进去！”等话。学生们见到这场景，都不由得笑了起来。

吵架是在从浴场上船后开始的，一路上没有结束。幸亏在船上我们吵架时没有摔倒在马达上，因为马达上没有保护罩。那艘船起名为《埃尔卡特托号》（El Cateto）。但是，其他人把我们俩人分开了。回到学校后，官司并没有打完。同我吵架的学生是一个好孩子。多年后我获知他从事革命活动。这里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但是，在校时他是训导员的大红人和受溺爱者，当时的倾向是对每个学生予以特别的关照。学生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正常。这些教士中许多人素质比较高，但是他们是属于纪律性不如耶稣会强和严格的教团。这种情况使我们一些人感到不快，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我们要反对的任人唯亲的做法。

我现在无论如何想不起来当时船上吵架的细节。问题是我和他的官司还没有结束。回学校后，我找他，对他说：“站住！”他起身，我用右手给了他一拳。我们互相打了几下。后来被人拉开。但后果接踵而来。我那时候上五年级，学校的训导员贝尔南多教士第一次狠狠地打了我。

从其他方面来看，我在学校很高兴，因为我可自由地从事运动、下海和钓鱼。

但是，发生了什么？

很简单，我同那位训导员的大红人吵了一架，前面我已同您提及。

在拉萨列学校有一个大水池，位于中间长方形院子最高处下面，在学校这个区域，只有一种植物。在院子这一部分的下方是水池。因此，学校的院子分上下两部分。上院有餐厅，紧接着在小教堂拐角处是圣器室，占据中间的一部分；在另一个拐角处，是阅览室，向右拐沿着走廊，左边是几间教室。上院四周的建筑物都是木结构的。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6)

这一天接近晚上，是小教堂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在同那个男孩吵过架后，我小心翼翼地进入圣器室，担心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从圣器室可看到小教堂祭坛的活动。当我在圣器室时，从院子通到圣器室的木板大门打开了，训导员用手指做手势叫我――我本能地预见到会发生什么，他不尊重礼拜仪式――，把我叫到一边，强迫我穿过过道，向右拐，向前走一段路，停在教室前问我：“你同他发生了什么？”我回答说：“情况是这样的……”我已经站在他前面，但他不让我站稳。他张开右手狠狠地在我脸上打了一记耳光。我毫无思想准备。

一记耳光。

然后，他又用左手在我右脸打了一记耳光。这是一名强壮的成年人用双手打一名五年级小学生。我茫然地不知所措。两耳嗡嗡响。天色已晚。

这使人屈辱，令人愤怒，滥用权力。

同我吵架的男孩身体不弱，他是一个强壮的少年，可以进行角斗。而那位训导员的力量是我的两倍，他是一位年轻人。

几个星期后，这位训导员第二次又在我头上打了两下――原因是我在排队上楼梯走向宿舍时说话――尽管打得不重，但使我的内心感到十分痛苦。

是因为屈辱。

形体的攻击、暴力对我说来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打我，是发生在我吃完早餐。早餐几分钟就吃完，喝一杯牛奶，吃一二个小面包。早餐还有盛放在绿色盒子里的黄油，这样不用冷冻便可以保存。男孩们吃完后常常用黄油再抹二三个面包拿在手里。这个年龄正是胃口大的时候。

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水池顶部的小院子排成一行，接着大家争着去碰一根圆柱，谁第一个碰到，打棒球时第一个发球。有8到10分钟自由活动时间可以用来玩棒球。

我们正在玩的时候，有人在我脑袋上打了二三下。打我的又是那位训导员。这是他在我脑袋上打的最后几下了，因为我们马上吵了起来。我愤怒地抓起手中涂了黄油的面包使劲向训导员脸上扔去，然后，我当着全校的面，像猛兽一样对他拳打脚踢。这是我第二次造反。我是一名小学生，而他是一名滥用权力、欺侮学生的训导员。

当男孩们生气的时候，常常说：“我朝他脑袋上扔墨水瓶”，“我要对他干这个”。我从来没有说过要向任何人扔墨水瓶。但是，这第三次，我再也不能忍受了。训导员好不容易摆脱了我。这时，我看见了校长内翁&#8226;马里，他站在过道尽头学习室附近。我走近他，对他说：“您瞧刚发生的事”。他打断我说：“没什么，他只是推了你一下。”校长可能没有见到训导员打我脑袋，但却看见我推他，踢他和用拳头揍他。这就是我从校长那里得到的判决。专横的训导员因他滥用职权得到了道义上有力的打击。所有的学生都支持我。我谅他再也不敢再打我或打别的同学。要不然，墨水瓶会像雨点一样向他袭来。谁也难以预料会发生什么。

我那时在上五年级第一学期，每周给学生打德行分，分三种：白色是表现好；红色，表现不好，很少打红色；绿色，是表现很坏。

您得了绿色。

没有。到了宣布打分的时候，我等着。白色：张三，李四，赵五。红色：张三，李四。绿色：无人。没有给我打任何分，既不是白色，也不是红色和绿色。在这时，他忘了我，我也忘了他。出于尊严，我不可能表现得更好。还差几个星期就是圣诞节假期了。在这几个星期，我没有同训导员说过一句话。

假期到了，我父母亲来学校接我回家，校长对他们说――您别笑话，您知道西班牙人爱动感情――你们的三个孩子是“我们学校有史以来三个大坏蛋。”

您看，坏蛋劳尔，他才上一年级，只有6岁；坏蛋拉蒙，他有一颗菩萨心脏；而我是坏蛋，情况我已对您讲了。于是，我父母把我们带回比兰。

您的父母亲相信你们是坏蛋吗？

倒霉的是，他们信以为真。特别是我父亲，因为我听到了父亲对我家做客的好朋友说的话。我们回到比兰。我父亲坐在办公室里。有人对我说：“要算帐了”。要惩罚我们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弄虚作假，我们拿出了学校的记分册。我不知道我们是如何搞到记分册的，是拉蒙设法搞到的。我从未问过他。但是，实际情况是，由于内翁&#8226;马里校长的诡计，我们天天受到惩罚。我听到一些到比兰我家来的地主和商人朋友对我说，我父亲对他们讲述了所发生的悲剧和拉萨列学校校长所说的话。父亲宣布不再送我们到其他学校读书了。

喜欢乘坐拖拉机和卡车的拉蒙感到满意。劳尔还小，不可能有自己的看法。我是受损害和受欺侮的人，我认为所有这些罪名和我挨的打都是不公正的。我被宣判再也不让我上学了。

于是，我不得不再次造反。我对我父母亲说，必须送我上学。我要求他们送我去读书。这时，我展开了斗争。这次我是在自己家里造反。我宣布：“我不同意你们不让我上学。”这次造反很厉害，我提出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我真的要做，但是，我还是说了。

您是对您父亲说的吗？

我是对母亲说的，我母亲给转达的。因为1月7日三王节又到了，三王节过后第二天，本应是送我们回学校的日子。但是，没有任何送我们回学校的任何消息和动静。看来，我没有指望，只有挨罚。于是，我发火了。

当时您才11岁？

是的，应该是的。因为我在上小学五年级。当时我说了一句很厉害的话。

您说了什么话？

我说，如果不让我上学，我就放一把火，烧我家。

烧您自己的家？

是的，我家是木结构的房子。

但是，您并不是真的要烧，是吗？

我肯定不会这么做。但是，这话还是说了。而且很严肃地说的，因为我决心同学校和家里对我的不公正的做法斗争到底。我认为，我的话触动了他们。

您母亲把这当真？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7)

当母亲的总是调解人。我父亲很能体谅人。也许我维护我上学权利的决心打动了他。于是我父母亲决定再次送我去继续学习。当时是干旱季节，他们驱车送我到圣地亚哥，路上灰尘扑面。大约是1938年，临近国会的选举。他们送我到“娃娃”商店的老板马索拉（Mazorra）商人的家里。他是加利西亚人，同圣地亚哥一穆拉托女子结婚。那女子又高又壮，是他的两倍，尽管不是她管家。这位瘦小的加利西亚人不愿意争吵，如需要拿拖鞋，他就自己去拿。他容易激动。他不让别人来管他。他是服装店老板。他是她的第二个丈夫。她同她的前夫有一个儿子，当时正在为一个儿科医生竞选众议院全力以付，这位儿科医生答应帮他找一份工作。她同第二个丈夫也有一个儿子，名叫小马丁，在美国学开民用飞机。我到他们家的那天发生一件倒霉的事件，他们的儿子乘坐的教练机出现故障，他儿子从飞机上跳伞下落不明，马上派人找他父亲，结果可想而知。他们还有一个女孩，名叫里塞特，上高中三年级，她穿的蓝色的裙子上有三条白色的饰带。您知道，男孩子到了这个年龄总是想入非非，甚至会暗恋上比他们大的女子、老师或者几乎所有的女人。好的，我不再谈这些，因为我们正在谈论政治问题。我童年的第四次造反正是发生在他们家。

造那商人的反？

商人马索拉是服装店老板，也是我所在的一家之主。我住在他们家的二层楼。房子是长方形的，并不宽。我住在过道尽头的一间小屋。正是在他们家时，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乔&#8226;路易斯（Joe Louis）和马克斯&#8226;施梅林（Max Schmeling）的第二次拳击比赛，这场大战很快就结束，我记得只打了一轮，一个拳击手就把另一个击倒，比赛就宣告结束。

乔&#8226;路易斯获胜了，是吗？

乔&#8226;路易斯在几秒钟之内便获胜 。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入侵苏联前夕，马克斯&#8226;施梅林作为伞兵参加对克里特（Creta）岛的袭击 ，报纸上大肆宣传。他是伞兵，是“德国高贵种族”的象征，但是，由于在拳击比赛中被一位黑人拳击手乔&#8226;路易斯击败，因此受到羞辱。这事我就讲到这里。

您在同我讲第四次造反。

第四次造反是因为我对住在那家人家感到厌倦。好的，我得给您讲讲我干的一些淘气的事情。

给我讲讲您的淘气事情。

我给您讲讲？

好。

好的，这是今晚给您讲的最后的事情。

那位商人的社会地位在不断上升。他同他那个子高高的、体格强壮的穆拉托夫人已步入中等阶层，他们在贵族区维斯塔阿莱格雷区正在盖一幢房子。

他们把我送到耶稣会办的多洛雷斯中学学习。在这所中学学习的都是贵族的弟子，即圣地亚哥上层资产阶级弟子。商人的太太为自己家里有一个学生在该校念书感到幸福，因为这样他可同有子女在该校念书的富人交往。如前所说，那位西班牙商人夫妇在维斯塔阿莱格雷区盖一幢房子。他们甚至还带我去看过正在盖的房子。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幢房子。一个上层的家庭应该有个学生在该校学习，而且必须是该校最好的学生。在我这个学生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

您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姐姐安赫莉塔当时正在学习，准备进入高中学习。她的一位老师埃米莉亚娜&#8226;丹杰（Emiliana Danger）是一位优秀的黑人教师，她教我姐姐七年级的课程，为入高中做准备。在那年假期，我没有回比兰度假，我从五年级升入六年级。但是，即使我读完六年级也不能进高中学习，因为升入高中有一个年龄规定，我记得起码得满1３岁或差不多1３岁。于是，丹杰老师对我很关心，因为我学习认真，并争着回答所有的问题，我对考高中的一本厚厚的参考书背得滚瓜烂熟。女教师很热心。她是第一位鼓励我干某一件事的人。她坚持要我同时读六年级、七年级和高中一年级，这样，当我上完六年级，到了规定的年龄，就可以参加七年级和高中一年级的考试。

正当我对此感到干劲十足时，我遇到了倒霉事。在我六年级时，在学期刚开始时，医生诊断我得了阑尾炎。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做阑尾炎手术。譬如我，因为有点疼，就给我做了手术，割除了阑尾。当时在古巴如同在美国一样，对很多人都做阑尾炎手术，实际上没有这个必要。我不得不做手术。我们是西班牙移民协会成员，这是一个合作社性质的机构，由于在古巴的西班牙移民有数千人，通过每月支付一个或一个半比索的会员费，会员便可享受某一医院的医疗。这样，中等西班牙移民家庭也可享受经济实惠的、比较好的医疗服务。

应该说，西班牙移民医疗合作社同社会主义合作社最为相似，因为它有自己的医生、护士、医院等看病所需要的一?。像我们家这样的家庭，每人每月只需缴纳一个半或二个比索的会费，就能享受医疗保险。如果需要做手术，就可给您做手术，此外，还给您提供药品。当时给我做手术时，使用的是局部麻醉――过去是用全身或局部脊椎麻醉。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我使用局部麻醉。手术使我永远难忘。我感到很疼，但是，最倒霉的是第七天……您知道，当时手术后的一周内，不让病人活动。

我不知道。

现在手术结束后不久，就让病人活动，以避免由于淤血等其他问题引起栓塞症。当时这种医疗办法是落后的。手术后第七天，让我起来，拔去了针头，但是，在48小时或72小时后，我的伤口感染了，幸亏是表面感染，不是在里面，那时候，还没有青霉素或其他类似的药品。伤口完全敞开着，我在医院住了整整三个月。丹杰老师为我制定的计划告吹，我只得重新开始在多洛雷斯学校读六年级。我进该校时，上的是五年级中期。我在医院度过了六年级头三个月。

不能上学。

上不了学。我在五年级时都干了些什么？我没能取得好的分数，原因是：环境、老师、计划和课本的变化。但是，我的监护人，商人马索拉的妻子要求我必须取得优秀成绩。于是，我不得不弄虚作假。

我想了想，对她说：好的。当时我必须将记分册拿回家让监护人签字，然后拿到学校交给老师。当时打的分有：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五种。我的监护人出于她的社会奢望，要求我拿最高分。我必须每门功课都得优。不然的话，就不给我每周５分钱的零花钱用来在报亭购买阿根廷的漫画杂志《麻雀》（El Gorrión） 。

您喜欢看漫画吗？

很喜欢。当时，我在《麻雀》杂志上也看到了《有其父必有其子》（De tal palo， tal astilla） 的连载漫画小说和其他漫画。每星期四给我５分钱买《麻雀》杂志，每星期天，给我20分钱，10分用来看电影，5分用来买冰激淋，5分用来买面包夹猪肉的三明治，很便宜。总共每周25分，一个月大约1个比索。我的监护人提醒我说，如果我不能在所有的功课都得好分数，就不给我一周25分钱。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8)

于是，我只好自己想办法。我若无其事地，甚至沾沾自喜地做这一切。我自忖：要是我的记分册丢了怎么办？我拿着旧的记分册，让他们给我签字，但是，我把它留下来，放在自己那里；我对学校说：“我的记分册丢了。”学校又补发我一本新的。于是，我有两本记分册，一本记的是真实的分数，尽管没有不及格的，但不是我的监护人所要求我得的分数；另一本上的分数是我自己写上的。

您弄虚作假。

是的，在分数上弄虚作假。我有两个记分册，一本上我自己打分，然后由监护人签字；另一本上是真实的分数，由我自己签字。但到了课程结束时，我捅了大娄子。当我的监护人满以为我会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她穿了一身黑色的、长长的礼服，因为她未来的维斯塔阿莱格雷区邻居的富家子弟都在那里，而我将会得到所有的奖励。

所有的奖励？

一个最优秀的学生！

您自己给自己打了最好的分数？

我打的全是10分，一个9分或别的分数都没有，因为我必须得最高分。当课程结束时，学校要举行一个隆重的集会，宣布获全科奖和各门功课前几名学生的名字，但是，我还没有想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我记得我只是得到一个提名奖，不知是什么课程，可能是地理，因为我喜欢这门课程。那天下午，开始宣布获奖学生的名字：全科奖，恩里克&#8226;佩拉尔（Enrique Peral），我还记得他的名字。语言科第一名，张三；第二名……我开始装成吃惊的样子，我“成绩均为优的学生”居然获奖名单上没有我――－而竟没有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释，我装成吃惊的样子：我连一个分科的名次也没有获得？集会已经结束，而我既没有获得最优，也没有获得分科奖，我记得，只是被提了一次名。于是，当到了应该作一些解释的时候，我总算找到了一个理由：“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我是课程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入学的，第一学期我没有任何分数，因此，我什么奖也没有获得。”还好，这是一个慰藉，监护人总算安静了下来，大家都感到心安理得。我忘不了我想出的理由。

在六年级我做了阑尾炎手术，浪费了三个月时间，出院后，又回到商人的家，一切照旧。我对打假分数，编故事和自吹自擂已感到厌烦。我决定离开他们家。于是我不好好学习，因为在每天下午强迫您学习的情况下，我常常是心不在焉。于是发生了以前曾发生过的事情：他们威胁我说，要送我去住读。他们开的方子同以前我住在女教师家时让我到拉萨列小学住读一样。我便造反，不听话，不听劝，他们只好把我送到学校住读。对住读我已有过一次幸福的经历，住读后，我开始取得好成绩。到了七年级，我获得全科优秀奖。

是正常获奖，没有弄虚作假吗?

正常获奖。我读书不是特别用功，有点用功，不放弃运动。那时我正在学习英语，是1939年，二战已经临近。这时，我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我们学习英语，使用的课本是古巴圣地亚哥一位老师编的，内容是同名叫布莱克的一家人家相关的。我们在学习他家的房子、餐厅、食品、货币的单词。我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我想要一张10美元绿色的纸币：“a ten dollars green bill” 。我在信上甚至还谈到矿山、马亚里的松林、造装甲舰用的铁矿等许多事情。我收到了回信。您想，美国人是有组织的，总统有一套助手的班子，他的助手替他回了信。一天，我走出教室，学校过道里熙熙攘攘地：同学们说：罗斯福给菲德尔写了封信。有一封抄件在布告栏里陈列。革命胜利后，美国人找到了我当初写的信的原件，并予以发表，于是，我有了复印件，因为我的信并没有留底。有一些人同我开玩笑说，如果当年罗斯福把10美元寄给我，我就不会在后来使美国这么头痛了。

如寄给您10美元，他可能会赢得一位好朋友。

好的，我已同您讲了不少事情。我们没有设定时间的限制，我得把一切都一五一十地如实地向您讲清楚。

您同我谈了关于您童年时的四次造反的情况，您从您当年的表现中能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

我自然不是生来就成为革命者的，但是，我同您说过，我生来就是一个反叛者。我认为我很小时，在学校，在家里，我就开始看到和体会到什么是不公正。我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里，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对农村资本主义有不可磨灭的印象。我脑子里这么多的贫苦人的印象是不可能磨灭的：在比兰，他们饥肠辘辘，光着脚，住在那里和附近的大茅屋里，特别是在美国大糖业公司劳动的工人，他们的境况还要糟糕，到了农闲季节，他们到我家找我父亲，让他帮助想办法。我说过，我父亲不是一个吝啬的财主。

我也是一些事情的牺牲品。我慢慢地树立了关于公正和尊严的某些观念和某些价值观念。同时，通过我所经受的艰难考验，所克服的困难，所面临过的冲突，所做出的决定和所造的反，我也培养了我自己的性格。我开始根据自己的判断置疑整个社会，这是正常的，是具有某种逻辑的思维方法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没有靠任何人的帮助。很早，这一切经历使我把滥用权力、不公正和对他人的欺辱视作不可容忍的东西。我逐渐觉悟。我从不屈从于滥用权力。我树立了深刻的公正、道义和平等的观念。这一切，还有不容置疑的造反性格对我的政治和革命的使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而言之，您在童年，就发展了您的反叛者的性格。

也许我生平的特殊环境使我做出这样的反应。从小我就付出了辛劳，正因如此，我渐渐地形成了反叛者的性格。有人说“没有原因的反叛者”，但在我看来，我记得，我之所以成为反叛者，是有许多原因的，我感谢我作为反叛者所走过的一生。即使在今天，我更有理由成为反叛者，因为我的思想更成熟，经验更丰富，我从自己毕生的斗争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对我出生的土地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更为了解。

切•格瓦拉之死(1)

切与反帝运动—告别信—在非洲游击战中—回到古巴—准备在安第斯山的使命—最后的战斗—切的教训“十月危机”以后，美国侵略的危险过去了。革命继续巩固。切&#8226;格瓦拉开始周游世界。好像他对国际上的事、对反帝运动非常感兴趣，不是吗？

他相当注意观察第三世界的形势。他关心国际事务，关心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和其他问题。他1965年出访，周游世界，会晤周恩来，会晤尼赫鲁，会晤纳赛尔，还有苏加诺，实际上，他对国际事务和对发展中世界问题很感兴趣。

关于中国，我记得切跟好几位中国人士谈过话，接触过周恩来——这我说过了，会见过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思想感兴趣。他没有接触过苏联人；不过，显然他更赞成，或者说，更看好中国。

他甚至访问了南斯拉夫，尽管南斯拉夫实行自治还有诸如此类的问题，说真的，我不太喜欢。一个合作社拥有饭店和从事其他经营活动，就使它离开了最初的目标。我在古巴看见过几个，有时候它们不是从事农业，而是从事商业和旅游业。

1964年12月他到了联合国，后来到阿尔及利亚，1965年最初几个月还有非洲之旅。

是的。不过那是后来，是一项战略，在他履行使命的最后阶段，那时已经作出了他去玻利维亚的决定。好哇，怀着了不起的热情，他的目的是在阿根廷为革命作贡献。是去创造条件，因为那时候谁都想消灭我们，我们的回答是改变当时的状况。这是大实话。我们总是坚持这个原则。

有一次您对我说：“他们把封锁国际化了，我们要把游击战国际化”。

先是反对特鲁希略，1959年7月，一群武装起来的多米尼加人从古巴出发去推翻他，这成为第一次支持反对一个独裁政权斗争的运动——那一次是对和我们一起斗争的多米尼加人的原有的一个承诺，是个例外。特鲁希略曾经向巴蒂斯塔供应武器，战争结束后，巴蒂斯塔去了那里避难，一些反对我们国家的武装行动也是从那里来的。

至于有类似情况的其他国家，尽管它们没有一个可能对我们有多大好感，但我们的准则是尊重，尊重国际法。但是有明显的差别，有的国家对美国的独立性多一些，有的少一些。当然，最无条件屈从美国的国家立即与古巴断了交，其他国家抵制；巴西抵制了，乌拉圭抵制了，智利抵制了。而委内瑞拉一点没有抵制，因为那里是罗慕洛&#8226;贝坦科尔特，他一会儿是左派，很快就成了充满反动仇恨的家伙。所以说，一些拉美国家在一段时期内与古巴保持了关系，而墨西哥是一直都保持。

美国指责您们到处帮助颠覆。

美国对古巴的要求多种多样；一直在变，每时每刻都增加新要求。

最初，它要求我们必须放弃社会主义；后来，要求我们必须断绝与苏联的贸易和一切形式的关系。在谴责和孤立我们以后，他们一直在提出某种要求；吉隆滩战役以后，“十月危机”以后，每次都提出新要求。再下来是拉丁美洲的革命斗争：拉美斗争爆发后，古巴应该停止对这些斗争的任何支持——我这里是在给您说美国提出的种种要求；后来是安哥拉，安哥拉在1975年受到南非进攻时，全世界都知道发生的事情：必须撤出安哥拉，如果我们撤出安哥拉，同古巴的问题就能解决，他们就这样对我们说……还有诸如此类的事。

后来问题就更多了，因为1974年出现了埃塞俄比亚革命，由于那里造成的局面，1977年我们必须与埃塞俄比亚人合作，由于其他原因也必须合作。我们是个被孤立的国家，美国越是企图孤立我们，我们越是要与世界其余地方联系。

可是有人继续指责您们“输出革命”。

在60年代那个时期，拉丁美洲已经没有人和我们有外交关系——刚才说了，墨西哥除外。那时期我们遵守国际准则。由于学说，由于信念，我们是想革命，是想要革命；但我们尊重国际法。此外。我坚持认为，革命不能输出，因为谁也不能输出使革命成为可能的客观条件。我们一直是从这一观点出发，而且继续这样认为。

革命胜利后，我在1959年5月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的一个会议。在会上我为拉美提出了一个类似马歇尔计划的东西——就像那个著名的援助欧洲重建的计划，我估算要花费200亿美元。喏，当时我没有现在这样的经验，更谈不上别的。但我确实有些想法：除了一生中读过的所有东西和对问题的思考以外，没有多少国际经验。我对拉美的具体经验也不多。尽管如此，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主动提出了发展问题。您知道拉美那个时期欠多少债？

不知道。

50亿美元。

与现在的8500亿美元债务相比，数目不大。

当时拉美有现在的一半人口，不到2亿5千万；现在有5亿多人。外债——我不说内债，那也是国家欠阔佬们的债——是国家必须连同利息偿还给外国的债务。这还不包括资本外流、不平等交换和资本流向货币强劲和经济更稳固的国家，以及布雷顿森林给与美国的特权，就是在世界上印制美元的那个国家的权利。货币的避难所不再是美元了，因为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8月单方面中止用黄金兑换美元，只剩下美元了，那是本半球唯一现存的外汇；所有其他货币都大幅度波动，没有一种货币可靠。那时候，所有拉美国家所有的钱都趋向于外流，流向美国。

我想，您在美洲国家组织上提出的计划被拒绝了。

如果采纳那个计划，这个大陆很多悲剧就避免了。两年后，我跟您说过，肯尼迪重新捡起这个想法，提出一个援助拉美的类似的马歇尔计划，就是争取进步联盟：土地改革、财政改革、建设住房，等等。

这没能阻止他继续敌视古巴。

是的，那时候他们对我们不做任何承诺。我想是有客观情况的，切做的事绝对正确，一点儿分歧也没有。那时候已经谈到美国的干涉政策，真的，约翰&#8226;肯尼迪总统是个有才能的人，他的悲剧是继承了侵略古巴的那次吉隆滩入侵，接受并执行了它。他在失败中很勇敢，因为他承担了全部责任，还说出了“胜利有很多位父母，失败是孤儿”那句话。

肯尼迪非常喜欢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把它派到了越南。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士，据说表现很好，但却不负责任和毫无道理地应承了惨忍又可耻的越南战争，迈出了最初步骤，还开始派兵增援。一切都从这个开始。而在1954年赢得了一场抗击法国战争的越南人，据他们对我们说，看到古巴革命在吉隆滩的胜利，受到了鼓舞，他们总是说古巴的胜利对他们有影响，增强了他们斗争的信心。也许是客气。他们在南方一直保持着战斗体制。

越南也鼓舞了您们。切常说：“要创造两个，三个，很多个越南。”

我完全赞同他的话，我要说，1979年，在他牺牲12年后，在越南战争早已结束时，桑地诺运动通过一种像我们进行的那种斗争，像切的那种斗争，在尼加拉瓜取得了胜利。萨尔瓦多的运动也在以可畏的势头发展，它是取得经验最多的一场运动。

您们给了萨尔瓦多人相当多的援助，是不是？

切•格瓦拉之死(2)

提供了我们微不足道的合作。由于1975年战胜了美国，越南人给了我们许多他们在西贡陷落后收取的美国武器。我们用船从非洲南部运过来，把一部分给了法拉本多&#8226;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萨尔瓦多人。

您们认为拉美具备了再现另一个像古巴那样的革命经验的条件吗？

请注意，有些主观因素可以改变历史。有时候存在实现革命变革的客观条件，但不具备主观条件。是主观因素造成革命在那个时期确实没有扩展。武装斗争的方法已经得到证实。我跟您说，尼加拉瓜是在切牺牲12年以后才取得胜利的。就是说，在拉美其余地区许多国家，客观条件比古巴的条件还要好。这里的客观条件差得多，但也足以进行一次，两次或三次革命。在拉美其它地方，客观条件好得多。

在尼加拉瓜，在萨尔瓦多，还有在危地马拉，我们为革命者的团结出了很多力。为分裂的桑地诺主义者；为分裂成不下五个组织的萨尔瓦多人；为同样四分五裂的危地马拉人。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也确实把他们团结起来了。我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我们向中美洲的革命者提供了微不足道的合作。但是，有共同利害关系和对革命运动给于某种形式的合作不意味着输出革命。

但您们帮助切把革命带到了玻利维亚。

是的，我们跟切合作了，我们跟他有共同观点。那时期切是对的。当时斗争也许会扩展，我当真相信这一点。那时期，1968年，巴拿马还没有出现托里霍斯。同样也出现过其它现象，如1970年阿连德在智利取得胜利，开始恢复与古巴的关系。

在我们在古巴开展斗争以前，1948年，哥伦比亚已经有了游击队。不过那是另一段更复杂的历史，因为那里，在相当长的时期把游击队看作有点像“七&#8226;二六运动”在古巴的情形。后来出现了一系列并行因素。这个问题我不想分析，这一直是非常棘手的事。

切对您讲过，对您说过他对玻利维亚和阿根廷的计划是什么吗？这件事您跟他看法一致吗？

他着急。他想做的事很难。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我对切说，可以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向他提出，需要时间，不要着急。我们想让其他不太有名的干部迈出最初的几步，为他想做的事创造更好的条件。他知道游击生活是怎么回事，知道需要身体结实，一定的年龄。虽然他能克服局限，也有钢铁般的意志，但他知道，如果再等时间，就不是身体条件的最佳状态了。

关注这些因素的时刻到了，虽然他没有表露出来。他心中有其他重要的考虑：几乎是在革命的最初几年，他派了一个记者在阿根廷北部组织一个游击小组。记者叫豪尔赫&#8226;里卡多&#8226;马塞蒂（JorgeRicardoMasetti)，他跟我们在山里呆过，后来创建了拉丁新闻社，切跟他非常要好。马塞蒂在那次任务中牺牲了。切还是这样一个人，他派人去执行任务时，总会发生死人的悲剧，这对他打击很大。每次想起死去的战友他都痛心。这从他在玻利维亚写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时就会读到，比如战友埃利塞奥&#8226;雷耶斯，“圣路易斯上尉”的死亡对他打击有多大，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失去了游击队中最好的人，当然，他是游击队的一根顶梁柱。”

在到过玻利维亚，1962年又去过阿根廷北部的人中，有一个是我们现任的内政部长，阿韦拉多&#8226;科洛梅&#8226;伊瓦拉（AbelardoColoméIbarra），绰号“富里”（Furry），那时候才22岁。那时马塞蒂已经死了。切总想着他的计划，当然，根据承担的许诺，我们完全支持他。

切心急，他想去履行他的使命时，我对他说：“条件没有准备好。”我不想让他去玻利维亚组织小组，而是想让他等力量组织起来的时候再去。就我们来说，我们经历了我们游击战争最初阶段全部的光辉业绩。我说：“切是位战略领袖，应该在发展起一支足够牢固和经过考验的力量时再去玻利维亚。”他总是着急；可是还没有最起码的必要条件呀。我不得不说服他：“还没有创造出条件。”因为他是个战略型干部，有政治家的丰富经验和才能，不应该在最初阶段冒险。

我们正在刚果帮助卢蒙巴（Lumumba)的人。此前我们与阿尔及利亚人在他们1961年反击摩洛哥入侵的战争中合作过。切很着急。但是因为非洲和非洲的斗争对他有极大吸引力，我建议他去非洲完成一个重要任务，与此同时在玻利维亚创造开展斗争的起码条件，这场斗争的根本目标是他的祖国阿根廷，因此，以后将是一场更加广阔的斗争。非洲的任务非常重要，因为必须对比属刚果东部反对冲伯（Tshombé）、蒙博托（Mobutu）和欧洲雇佣军的游击队给于支援。

是洛朗-德西雷&#8226;卡比拉（Laurent-DésiréKabila）那时期领导的运动吗？

不，那时候是加斯东&#8226;苏米亚洛特（GastonSoumialot）领导，他到古巴来了，我们给了他帮助。我们还通过坦桑尼亚向他提供过帮助，当时该国总统朱利叶斯&#8226;尼雷尔（JuliusNyerere）是同意的。跟他同去的切和古巴人穿过坦噶尼喀湖（Tanganyika）。1965年4月，我们确实向那里派了一个很好的别动队，还有切。大约150人，装备精良，经验丰富。在那场非洲革命运动中，什么都得干：经历，做准备，搞训练。是个艰巨任务。切一生的好几个月是在那次活动中度过的。

在他的非洲日记中，切对那支游击队的头头们批评得很厉害。

批评得很厉害，对那些头头和随便什么人。他有那样的特点，严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习惯。他批评别人和自己都很严厉。

对自己严厉？

是的，他对此要求很严，我跟您讲过墨西哥和波波卡特佩特尔火山那儿的事。有时候甚至因为他一时失去镇静的随便一件蠢事，也要批评自己。但也非常诚实，非常尊重人。

1965年4月到非洲时，他遇到很大的困难。历史很奇妙。有段时间白人、南非、罗得西亚和比利时雇佣军，甚至为中央情报局效劳的古巴反革命分子都介入了。非洲军队没有经过充分训练。切想教给他们战斗，讲解可以有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因为在他们取得经验，有了战争素养时，那些刚果人就是令人畏惧的军人。他们没有这种素养，而在得到这种素养后，就变成了非同一般的军人，令人畏惧的军人。埃塞俄比亚人，纳米比亚人，其他人，安哥拉人也都有这个特点，有了战争素养，同样是非同一般的军人。

那时候，刚果东部的那些战士还没有得到这种素养。我们这样告诉切。我们从哈瓦那派了我们的战友分析形势，准备支持他们。如果需要派更多军队，我们也会派，因为我们这里有的是志愿者；但实际上，那场斗争没有前途，没有在那时期开展的条件，我们叫切撤回来。他在刚果呆了大约7个月。从那儿去了坦桑尼亚，在达累斯萨拉姆那儿呆了一段时间。

这些斗争切都去参加了，当然，可以说是秘密离开古巴的。那时就开始有谣言了，开始说切已经“失踪了”。

国际新闻界说您们之间有严重的政治分歧，决裂了，说您们把他关进了这里的监狱，甚至说把他杀了。

我们默默地忍受着那一大串谣传和谣言。不过他在1965年3月底走时，给我写了一封告别信。

那封信您没有公开？

没有。我把信留在手里，1965年10月3日，在宣布成立新的古巴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仪式上我才公开，因为必须解释那届中央委员会没有切的原因。与此同时，谣言还在传，敌人继续散布猜疑和怀疑，散布谣传说切&#8226;格瓦拉因为与我们有分歧被“清洗了”。

一场真正的谣传战。

切•格瓦拉之死(3)

他是自发地给我写那封信的，我认为甚至非常坦率：“我后悔没有充分信任你。”那时他谈到了“十月危机”和别的事情。我认为很多人他都不相信，因为他很爱批评人。

有一天他为我写了几句诗。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跟我总是很亲热，总是非常尊重并且总是服从我的决定。我没有强加于他，我讨论，我不常下命令；我常说服他该干什么。我很少时候不得不说“你别做这件事”，或禁止他什么。

1966年3月他从非洲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去了布拉格；情况复杂；事实上他是秘密地去的。因为他写了告别信，因为他自尊心特别强，所以走了以后，脑子里没有想过回古巴。但是，做玻利维亚的事情的干部已经选好了，他们正在做准备。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做解释，谈到他的义务，谈到了理智。

让他回古巴。

是的。我认为家里已经公开了那封信。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严肃地这样对他说。我劝他回来，我对他说，为了他想做的事，这是最适宜的：“从那里不可能做这件事。你必须来。”我对他说“你必须来”，不是命令，是劝他。我对他说他的义务是回来，不要有任何其他考虑，为玻利维亚计划做完准备工作。他秘密地回来了。喏，哪儿也没人认识他。一路上也没人认识。1966年7月回到了这儿。

他化装了？

好家伙，化装得那么巧妙，以致有一次我请了几个领导层的战友，对他们说想让他们认识一位非常有趣的新朋友。我们一起吃午饭，结果没有一个人认出他来。您看是不是真的化装了。

劳尔在他对面也没认出来？

劳尔几天前在他训练的中心跟他分别了，吃午饭那天他正在苏联访问呢。跟我在一起的人谁也没想到是切。毫无疑问，给他化装，给他整容，我们的人真有一手。他去了比那尔德里奥省一个地方，在一个山区，那儿有一处房子，圣安德烈斯庄园。他在那儿组织力量，跟陪他去的15个人一起准备了几个月。他挑选想要的人。也是在那儿最后几次见了他的妻子和孩子。我常去那儿看他。

要带他们去玻利维亚打游击？

有几个是山里的老游击队员，其他人跟他在刚果战斗过。他跟他们每个人谈话。我和几个战友对他提出一些异议。我对他说：“我说，别这么干。”他要把两个战士分开，一直形影不离的两兄弟，我对他说：“别分开这对兄弟，随他们便吧。”两个人很好。还有一个人，我很了解他的性格，很好的军人，就是有时候有点好争论。

有些情况下我提醒过他。所有去玻利维亚的人都很出色；其中有埃利塞奥&#8226;雷耶斯，“圣路易斯上尉”，他牺牲时切写道：“你那英勇上尉的矮小身材……”；这句话是借用聂鲁达的诗——巴勃罗&#8226;聂鲁达的诗他读了很多，一句很美的诗，写在他的玻利维亚日记里。他从心眼里喜欢他。切也是这样的人。

人都是他挑的，我们讨论过这件事。我向他提出了几点建议，他维护那个有很强特性的人，但这个人我了解，担心他有点不守纪律，这很重要。一直到他1966年10月走时，我跟他谈过很多话。他走时怀着多大的热情啊！

对于切驻扎游击队的玻利维亚尼亚卡瓦苏（&Ntilde;ancahuazu）地区也讨论得很多吗？您有什么想法？

他去玻利维亚时，这事没有其他选择了，因为在那种形势下，有了他带的充分信任和有经验的那些人……喏，那情况他了解。德布雷已经去了，作为记者已经帮了一些忙，收集了地图。这任务是我给他的。

是您派雷吉斯&#8226;德布雷（RégisDebray）去的玻利维亚？

我派他收集那块地方的情报和地图。那时候切还不在那里。1966年11月他到了后，就开始组织人。

他终于组织了一场很好的运动，有了玻利维亚的干部，例如因蒂&#8226;佩雷多（IntiPeredo）等——这是我想的事，对此也很清楚。他了解玻利维亚人，了解他们的性情，这话他跟我讲过。由于理所当然的谨慎，最初他们驻扎在一个有个农村根据地的区域。在他挑选的一个地方，他一面到处走，一面训练人，随着时间流逝，问题出来了。在他走向不远处一个居民更多的区域时，出了令人难以相信的事，这是第三次了——前两次我跟您说过了，切没带药。

在玻利维亚，切没有治他哮喘病的药？

他没药了，这是第三次。他离开驻地到处走，是一次持续很久的长途跋涉，走了几乎40天。然后再次离开走一小段，治哮喘的药落在营地了，而营地被玻利维亚军队占领了。由此出现了严重困难。

您怎样解释切的死？

长途跋涉回来时，切已经发现了问题，在玻利维亚共产党领导人马里奥&#8226;蒙赫（MarioMonge）（那儿有他的人）与反对蒙赫的另一条路线的一位名叫莫伊塞斯&#8226;格瓦拉的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蒙赫要求指挥权，切很正直，生硬……我想切可能作了更大努力争取团结，这是我对他说的意见。他的性格使他为人非常坦率，他跟蒙赫进行了一次言辞激烈的争论，蒙赫的很多干部帮助过组建工作，因为因蒂和其他人是这个组里的人。蒙赫要求的事是不可能的：当那支队伍的头，这是令人气愤和不合时宜的野心。

已经出了一些问题，是没有说过或几乎没有说过的事，这事对拉美的革命运动造成了极大损害，那就是亲苏派和亲华派的分裂。在具备客观条件和完全有可能开展切去那里推动的那种斗争的历史时刻，这种状况分裂了整个左派和所有的左派力量。

知道发生了这场决裂时我们不得不作了多么大的努力呀！1966年12月，马里奥&#8226;蒙赫到这儿来了。后来，党的二号领导豪尔赫&#8226;科列（JorgeKolle）来了。是我邀请的，我给他们解释发生过的事。我们还邀请了胡安&#8226;莱钦（JuanLechín），是位著名的工人领袖，我跟他在东部地区呆了大概三天，劝他帮助切。他答应了。

您邀请莱钦到哈瓦那这儿来的？

是的，因为我对决裂很担心。我想，实际上没有任何理由要求那个指挥权，简单地说，或许是缺少点什么，这么说吧，缺少点精明。因为说实话，如果蒙赫要求指挥权，切可以给他个司令的头衔，他想要的头衔，但没有部队的指挥权。有个野心问题，要求有点荒唐。蒙赫不具备领导那一摊的条件。

切过于生硬？

切的问题是过于正直，是过于正直，我不骗人，他可能讨厌“外交手腕”这个词，“诡计”这个词。

不过，请听好我的话，在我们自己的革命里有这样的事吗：有几次发现人们心中有野心？谁能取代别人？谁有担负特定责任的威望和才能？愚蠢。我们不止一次交出指挥权，做出让步。如果直着走找不到解决办法，这种特定情况下就需要一点精明。那时期，蒙赫与切的决裂造成了危害。

危害？

危害很大。世上不知道我们为防止危害作了多大努力。

为了调和？

切•格瓦拉之死(4)

我们容忍的一些事情，您在这里甚至是想象不出来的，大错误。是大错误！有时候是这个人犯的，或是那个人犯的。不管怎样，我们总是批评既成事实，但抱着团结精神。

当然是蒙赫做得不对，我跟您说了，后来，玻利维亚共产党的二把手豪尔赫&#8226;科列来了，我劝他说，尽管有党的纪律，但不能把那些人扔下不管了。我叫来了莱钦，跟他谈话，劝他支持游击运动。

可是，那次跋涉后——这次跋涉时间很长，因为他在根据我们在山里得到的经验考察人，训练人——切刚刚从那次出行回来，就发现那里出现了这些问题，几乎立刻就有一股敌军进来了，游击队陷入了军队的埋伏。

他们在某一时刻遭受了背叛。军方已经知道那个区域有一支游击队。是在，这么说吧，战斗提前打响时，我们不愿意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想在初次战斗之前组织一条战线，那时还有可以组织的人。

然而，这会儿政治因素发挥作用了。切在他的日记里都说清了。发生了下面的事：小组分裂了。他一直试图与“华金”和“华金”的小组取得联系，塔尼娅在那个组里。他用了全部时间在寻找，设法与“华金”会合，一路上发生了一系列战斗。怪事，切找了他好几个月，好几个月呀！当从广播中听到那个小组已被消灭的消息时，他还以为是谣言呢。

可是，在某一时刻，世人相信“华金”小组被消灭确实是真的，这事发生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切与因蒂&#8226;佩雷多和其他游击队员去往因蒂有联系和影响的一个区域；但他得到了那样的消息。这对他打击很大，我认为那一时刻他做出的反应有点冒失。再说，跟他一起走的几个人状况不好，几乎不能行动，这就耽搁了时间，但还在继续往前走；这时已经有玻利维亚干部了。

如果这个小组到达那个区域，那还算顺利；但在到达一个商店时，他本人在日记中写道：“‘大嘴’（“Bemba”）电台走在我们前面，大家都在等着我们。”不过还在继续走。中午时分到了一个村子，村里没人。村里没人表明事情奇怪，可能有一股部队。这时候，光天化日之下，他继续前进。因蒂走在前面。这时候，一支部队，一个紧紧盯着他的连队打死了一名玻利维亚游击队员，还有另外几个人；打退了那一小股游击队。切带着病号和为数不多能够打仗的战友到达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方，即埃尔尤罗峡谷时，他就在那里战斗，抵抗到一颗子弹害得他没了枪那一刻。

切不是会当俘虏的人；可是一颗子弹把他的枪堵住了，敌人已经很近，打伤了他。他受了伤，又没了武器，就这样抓住了他，带到附近一个村子，“无花果树村”（LaHiguera）。第二天，1967年10月9日中午，狠毒地把他枪决了。切确实从来没有发抖过，恰恰相反，越是遇到险境时，也正是他胆量大增的时候。

您认为切会自我牺牲吗？

这么说吧，我宁肯自我牺牲也不做俘虏。他肯定也会这么做的；但问题是他没有选择，他正在战斗，而战斗是他必须做的事。切是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丝毫也不怕死的人。

您是怎么知道切死亡的消息的？

虽然意识到几个月来他正在经历的危险和他面临的极其困难的状况，但我还是觉得他的死是难以置信的事，是一个——我说不清——人们不能很容易适应的既成事实。时光流逝，一个人往往会梦见死去的战友，看见他活着，跟他交谈，然后现实又把我们惊醒了。

对一个人来说。有些人并没有死；他们拥有那么牢固、那么强大、那么强烈的存在，以致人们不能设想他们已经死去，已经消失。主要是因为他们继续存在于感情和记忆中，我们，不仅是我，而是古巴人民，对他死亡的消息特别悲痛，虽然消息并非意外。

传来一份知情电文，报告了1967年10月8日在尤罗峡谷发生的事情。大多数电文里宣布的都是谎言，但这份电文讲述了一点确实发生的情况，因为那些人没有足够的想象力，不会编造出符合一支游击队可能被消灭的唯一方式的故事来。我认为，结局是瞬间的事，我看那消息是真实的。

一个有经常解读电文习惯的人，不用丝毫想象，你看到的都是谎言，谎言和谎言；突然间你觉得，不可能编造出可能消灭那个小组的唯一方式的故事来。

现在，有趣的不是仅仅阅读切在日记中写的内容，还要阅读反对他的头头们写的内容。那一小股人经历战斗和取得胜利的次数真了不起。

当经过证实的他的死亡消息传来时，我们非常悲痛——我们当然悲痛。正是因为这个，在那些日子里，我在悼念死者的悲痛中发表了一次演说。我在演说中问道：“我们想让我们的子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答道：“我们想让他们像切一样。”这已成为我们先锋队员的一句口号：“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先锋队员：我们要像切一样。”

后来日记送到了；世人不知道日记对于了解发生的整个情况，了解他的思想、他的形象、他的刚毅和他的榜样的价值。一个深明廉耻、极有尊严和大公无私的人，这就是切的为人和世界敬仰之所在。一个聪明人，一个富于幻想的人。切不是为了保卫别的利益或别的事业、而是为了保卫拉丁美洲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事业而牺牲的。切不是为了保卫别的事业、而是为了保卫地球上的穷人和卑贱者的事业而牺牲的。切的事业必将取得胜利，切的事业正在取得胜利。

切的形象遍及全世界。

切是一个榜样。一种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这一时刻，他的思想，他的事业正在取得胜利。后来，1997年6月，找到他的尸体和另外五位战友尸体的那些人的功劳真是天大的功劳！甚至应该感谢玻利维亚人，感谢当局；他们进行了合作，提供了帮助。

找他们的遗体？

那个人，豪尔赫&#8226;冈萨雷斯，现在是我们医学系的主任，多大的功劳哇！他们是怎么找到的，这可是奇迹般的。

切留下的伟大教训是什么？

留下了什么？我想，真正最伟大的是精神价值，是觉悟。切象征着最高的人类价值和一个非凡的榜样。他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光环和一个伟大的神话。我非常敬佩他，赞赏他。这种敬佩总是产生很大的亲情。我为什么非常亲近他？这故事我跟您讲过了。

他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很多，是不可磨灭的，所以我说，他是我认识的最高尚、最非凡和最无私的人之一；如果一个人不相信群众中成百万，成百万，成百万地存在着像切一样的人，那么这一点就没有意义了。如果像他一样的几百万人没有养成这种品德的萌芽或能力，那么以独特方式脱颖而出的人将会一事无成。因此，为了人人都像切一样，我们的革命才这么注重扫除文盲和发展教育。

苏联的崩溃(1)

生态灾难—基础设施状况—平庸的信息业—犯罪集团的王国—没有了苏联的生活

1991年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崩溃以后，暴露了许多可怕的事情。表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生态灾难，基础设施的状况十分糟糕。您自己曾对我说，医疗卫生事业已经停止运转……

有缺陷地运转，但比现在还要好十倍。

日常生活可怕地困难，还出现了类似黑手党的犯罪集团，惊人的腐败。党的干部占有了国家财产的一大部分。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存在的70年中，没有造就一种“新人”。暴露出来的这一切，第一，您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吗？第二，它们影响了您的信念吗？

我来回答您。您提出了一大串问题；有一些是早就知道的，但有许多是后来才知道的。应当加以好好分析。

我早有不同看法。例如，在我去莫斯科的时候，我就抱怨，因为有一个党的小干部始终、到处跟着我，实际上把我变成了他的财产。看到了小小的贫困现象、嫉妒和自私自利。这是一种到处可见的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更为严重。我承认那些问题是有的，但比其他地方要轻得多。

我们来一个一个的分析。谈第一个吧。

生态灾难。

确实是。以前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生态灾难，可以说是西方首先发现了它。马克思认为财富发展的极限在于社会制度，而不是今天大家知道的，在于自然资源。

苏联人不了解生态灾难。在苏联这样地域广阔的国家里也许是难以察觉到它的。但是，那里发现的生态灾难和发生在欧洲和美国的生态灾难是一样的。

那么，切尔诺贝利……？

切尔诺贝利事件，那是核反应堆造成的唯一一次悲剧，它确实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在这之前已经有过其他生态灾难：在墨西哥，在中美洲，在南美洲，在亚马孙雨林，都有。人们争论如何挽救，是不是可以挽救。生态破坏是全球性的。实际上不能归罪于苏联。

但是，比如咸海。苏联人为了争当生产大国，决定把河流改道，咸海正在消失。

但它并不是一个特殊问题。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等人，争论很多。他们想发展生产。例如，他们想在哈萨克斯坦发展小麦生产，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为了增加产量。也试图在乌兹别克斯坦——我到过那里——开垦人们称作饥饿大草原的地方。于是，引来了来自山区河流里的水，生产了几百万吨棉花。我现在认为，那不是正确的技术利用。那时，人们不了解，以为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想都没有想到会造成巨大的生态灾难。我记得，赫鲁晓夫当时和我谈到这类计划、开垦新的土地、超高的产量。他们极力仿效美国。好了，农业发展了，作物有了灌溉，等等，但是盐碱问题却日益严重。

我们也有所发现。我们使用了除草剂。当蔗糖的产量提高到800万吨时，如果不在一定时间内使用这些化工品，就不会有农工业。化肥，好吧，化肥在一定时间内挽救了人类。一般说来，人类无法想象能够养活50多亿人口，而他们的大部分分布在第三世界国家里，过着营养不良、忍饥挨饿的生活。然而，我记得瓦赞（Voisin）有一本题为《草、土地和癌症》的书。他在书中分析了钾对某些癌症蔓延的影响——我读过许多这类书籍，对农业方面的书特别感兴趣——和钾过量造成的危险。块茎植物一般需要它。对橡胶和甘蔗要施氮肥、磷肥和钾肥。许多食品类农作物——其中包括粮食——需要这三种元素。

今天，人们了解到，过度使用化肥和除草剂会带来许多意料之外的、惊人的后果。拉克尔&#8226;卡森（RaquelCarson）著有《静悄悄的春天》一书，它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今天，人们学习有关基因的知识，但20年以前，人们的有关知识很少，尊崇的是门德尔（Mendel）遗传学法则。从豌豆中发现基因，通过染色体和基因相结合，大大促进了传统遗传学的发展。过去，人们不知道遗传工程，不知道细胞的基因转移。我们在传统遗传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然后我们看到了遗传工程的可能性，并发展了它。今天，您可以使用用这些方法生产的、并非天然的疫苗、药品等医疗用品。天然产品可能受到其他成分的污染，因此，合成疫苗要比天然疫苗安全得多。

在一段时间内，人们认为科学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今天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挑战更加严峻。我们不能舍弃科学。科学必须解决它自身带来的问题。抢救物种是艰巨的任务，依靠由赢利和广告主宰一切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绝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

也就是说，它涉及的是非常复杂和深刻的、人类未曾解决的问题，对此丝毫不能责怪昔日的苏联。

基础设施、通讯线路、铁路、公路、电话、电力等的状况都十分糟糕。

注意，我一点都没有为苏联人所干的坏事辩护的意思，这是我应该向您申明的。我开始思考，今天还在思考，如果没有那个国家被迫进行的加速工业化——这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过错，他们对它实行了封锁、侵略和发动了战争——。如果没有工业化，苏联不可能在纳粹的打击下生还，而是被打败。他们在战争的高峰期搬迁了工厂，把它们转移到冰天雪地的地区，在工厂连屋顶都没有的情况下开工生产。他们是一个伟大英雄业绩创造者，是那场战争中最应该受到赞扬的人。而在那场战争之前，人们犯了多少政治错误啊。那些才是最应当受到批评的错误。

回忆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到它衰败时，这种关系持续了30多年。我想，苏联人的汽油太多了。汽油是他们在生产了工业、运输业、农业所需的燃料油和柴油后剩余产品。他们没有发展一种消费社会，不像美国和西欧那样充斥着私人汽车，生产大量消费汽油的产品。我认为他们做得很好。我的想法是，苏联的汽油有富余，而在20世纪60年代没有找到市场。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苏联的货车、小货车、吉普车和汽车大量使用汽油发动机的原因了。谁能比我们了解得更清楚呢？我们购买了几万辆汽车，在30年内总是有苏联船队给我们运来汽油。还应该说，也有运来原油、燃料油或柴油的船只。装有柴油的机器设备更为有效。

但是，实际上苏联在产业经济许多领域技术落后，这就使它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及其同盟者的斗争中付出代价。奇怪的是，苏联是一个研究机构最多、开展的研究项目也最多的国家。除了军事领域，苏联却是创造的发明在经济领域付诸实施最少的国家。

公路很窄。也许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很少修建高速公路。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的铁路宽度与欧洲国家不同。在这样的交通条件下他们取得了很大进步。他们的汽车也许并不很豪华，但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的列车可以到达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铁路系统，它无疑比公路长途运输要便宜得多，深入到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今天，私人汽车消费了炼油厂生产的大部分汽油。在美国，每天的消费量超过850万桶，它确实是难以承受的，它将迅速耗尽世界上已经探明和将要探明的石油储藏。

他们也没有发展信息技术，而他们有几千名工程人员，有很高的能力，您怎样解释这一点？

苏联的崩溃(2)

这没有道理可讲，是缺乏远见，很让人吃惊。相反，美国人全速发展了它。在某些事情上，苏联人很平庸，但不是在科研领域。问题在于应用。他们做了更多的研究，更早地进入太空，而没有信息技术是到不了太空的。

古巴避免了这种错误吗？你们注意发展信息技术吗？

在我们国家，有一段时间没有讲授计算机技术，甚至连大学里也没有。我们正是在大学里逐渐开展起来的。然后，我们开设了170家计算机青年俱乐部，不久前增加到了300家，每个俱乐部拥有的计算机也增加了一倍。根本的是，今天在我国，计算机教育是从学龄前儿童开始的。百分之一百的儿童，从学龄前到大学都有他们的计算机室。我们发现了它提供的巨大可能性。我们还在儿童、成人、青年和整个人口的教育中竭尽全力地利用视听设备。我们以最低的耗费和成本，在所有缺电的地区利用太阳能使用这种技术。

我们已经进入了大规模利用信息技术的阶段，并在它的其他领域大力开展工作：培养成千上万名节目制作和设计人员。我们创设了一所信息科学大学——现已经到五年级——，它从全国挑选最优秀的学生，每年入学人数达2000名。

让我们继续讨论苏联。当苏联崩溃时，到处出现类似黑手党的王国；暴露了大量腐败现象。他们没有能够树立道德观念，而是恰恰相反，形成了一种普遍腐败的现象。

我来给您分析。资本主义是一切病毒的制造者。黑手党是资本主义制造的。所有腐败的疫苗都在那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有，因为人们有需求，你需要创造价值，增加价值。我们奋斗——今天我们仍然努力奋斗——，因为革命要推翻一切法则。我记得，我们发现存在着一种富人文化和一种穷人文化。富人文化非常体面：我买东西，我付钱。而穷人文化呢，我怎样才能从这里得到这些东西呢？我怎样才能从富人那里偷到这个或那个东西呢？

许多穷困的、好的、爱国的家庭对他们有工作的，比如说在旅店工作的儿子说：“听着，拿一条床单来，拿一个枕头来，拿这个来，拿那个来。”这种态度来自贫困文化。当彻底改变这一切的社会变化发生以后，这类习惯还会延续很长时间。

如果社会主义有朝一日在古巴消亡，如果我们遵循费利佩&#8226;冈萨雷斯（FelipeGonzález）那一类人的忠告去做，这里也会这样，黑手党和资本主义一切丑恶的东西都可能在最大程度上复活，包括毒品和犯罪行为。在我们社会里，有些阶层还没有把他们整体改造过来。我们具有的激情是，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通过一场真正的教育革命，可以把他们逐步改造过来。

苏联应该也发生过这种情况。我不真切知道您所说的事情在苏联达到了什么程度，因为苏联有足够的学校，大量开展科学研究，大学的水平很高。

无论如何，人总归是人，我们不能把他理想化。幸而，出于一种巨大的信念，我认为，人类尽管有他的缺点和局限性，是有足够能力维护自己，有足够的智慧完善自己的。如果我不相信这一点，我就没有理由为此而奋斗终生。我会说：“您瞧，他已经无可救药了，希望肯定会落空。”也就是说，您可以做各种可能的比较，而我相信，总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似乎无法理解的事情。有些现象是属于另一种类型的。

在古巴，你们没有进行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称作“改革”（“perestroika”）的事情，对体制的运行进行总体修正。您认为这里不需要这种“改革”，从而保存了革命吗？

您瞧，我能对您说的是，苏联有的历史现象在古巴并不存在。这里没有斯大林主义；在古巴从来没有发生过滥用权力、个人迷信、到处树立塑像等类现象。这里从革命的最初时刻起就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以活着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一项工程，或为他立一尊塑像。这里，在面向公众的办公室里没有官方的肖像。我们始终非常反对个人崇拜。那种崇拜在我们这里是没有的。

我们没有必要去改正其他地方的错误。我们也没有过强制性的土地集体化，那是在我们国家从未发生的事情。我们始终遵循一条原则：社会主义建设是所有希望建设一个新社会的自由人的任务。我们没有必要去改正从来没有犯过的错误。

假如我们做这种“改革”，美国人就会很高兴，因为苏联人实际上是自己毁了自己。如果我们这里分成十个派别，在这里发生可怕的权利之争，美国人就会成为地球上最幸福的人。他们就会说：“我们终于摆脱了古巴革命。”如果我们做那种类型的、同古巴的现实毫无关系的改革，我们就自己毁了自己。但是，我们不会自毁的。这一点应当十分明确。

您对戈尔巴乔夫为改革苏联所做的努力感兴趣吗？

您瞧，我对戈尔巴乔夫从他上台时起所做的一切有极坏的看法。最初，当他说要把科学引入生产领域，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沿着集约生产的道路前进，而不是用增加工厂的数量来扩大生产时，我很高兴。外延生产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应该采取集约生产的道路前进。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采用集约技术，没有人会不同意这一点。他还谈到反对获得非劳动收入。这些都是一个真正社会主义者的言论。

这些是戈尔巴乔夫最初的言论，最初我们很看好它们。他甚至反对酗酒。我认为这很正确。当然，我认为在那里解决这个问题不会太容易，需要做长期的说服工作，因为很久以前俄罗斯人就知道如何在一个随便什么样的蒸馏器里生产烈性酒伏特加了。我甚至和他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喜欢讨论这些事情。

我也对您解释了苏联用别的方法处理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必要性，这种关系更加广泛，不仅仅是同共产党的关系，也是同左派力量，同所有进步势力的关系问题。

他们在处理和其他亲苏共产党的关系时，采取一种很霸道的态度，是吗？

您瞧，有人为了取悦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站出来批评被世界反动派丑化了的历史人物。我不是那种人。但是我也不会愚蠢到不敢说出有义务说的话。在苏联，专制政府的传统、等级思维、封建文化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造成了滥用权力的倾向，特别是，造成了一个霸权国家和政党对其他国家和政党发号施令的习惯。

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和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保持着关系，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对哪一个说你应该做什么。并且，我们发现，每一个革命运动都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各自的特色。我记得一些转折关头：当苏联崩溃的时候，许多人陷于孤立，其中包括我们，古巴的革命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当时，有许多地方的其他革命运动展开了争斗。我不想说它们是哪些运动，是哪些人，它们都是一些严肃的运动。面对那个令人绝望的、苏联崩溃的形势，他们问我们是否继续斗争，还是和反对势力谈判，寻求和平，即使在知道这种和平会引向何方。

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能征求我们的意见，你们是要去斗争的人，你们是要在斗争中战死的人，不是我们。我们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事情。但是，那种事情只能由你们自己决定。我们会支持你们做出的决定。”那是我们尊重其他运动的最高表现。不是企图把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这么做，是出于我们的认识和经验，以及他们对我们的革命的高度尊重。在这种时候，我们不能考虑他们的决定会给古巴带来什么好处或坏处。“你们决定吧！”就这样，在这种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他们做出自己的决定。

苏联的崩溃(3)

您认识鲍里斯&#8226;叶利钦（BorisYeltsin）吗？

是的。认识他的时候，他是莫斯科市杰出的党委书记。有一系列好的想法：满足首都需求的意图，那个城市的发展。我对他强调说，要保存历史遗迹，不要破坏它们。为了供应莫斯科市场，叶利钦想修建温室；他对所有的干部都严格要求。正因为他批评缺点和错误时的严厉态度，我们印发了叶利钦的演说。我曾经对他说：“保护好那些祖传的建筑，因为你们几乎已经使古老的莫斯科消失，而建造了另一个莫斯科。”在出访尼加拉瓜时，他在这里作了停留，和我们谈了很多。

在我访问莫斯科时，有一天，叶利钦是我特邀的客人。我甚至对他说了下面一些话：我搞不懂为什么有些产品40多年来保持着同一价格，从而成为了稀缺产品，造成了一些问题。鱼子酱的价格和斯大林时期一样。我对他说：“此外，你们把某些产品的价格定得这样低，从而造成浪费。面包太便宜了——我对他说，许多人买了面包去喂养小鸡，然后在‘农村自由市场’出售。”我看到了许多浪费。当国内那么多事情已经变化了，世界的货币量已经成倍翻番时，这些东西极端便宜是违反经济规律的。有时候，它们并不是生活必需品。这就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浪费和对资源的漠视。

那里有一种矛盾：一方面是那个可以任意决定销售价格的自由市场，还有那个理论——美国人用这个理论作为维护私有财产的理由——。根据这种理论，集体农庄庄员在一小块土地上生产占总量极高比重的土豆，我不知道还生产了有多高比重的鸡蛋或其他东西。但是，人们没有说出来的是，集体农庄庄员能够生产便宜的鸡蛋和牛肉，是因为他们使用了国营农场生产的非常便宜的谷物。您可以在15米乘15米的一块地方饲养2000只，3000只，直至5000只母鸡，还可以养几头高产母牛。

你们做过那种试验吗？

是的，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房间里做了一项试验，使用电灯照明，来试验一平方米的面积内可以生产多少牛奶，试验用这种办法，用水灌溉，在一平方米的面积上可以生产多少公斤绿色植物。我们试验在面积一公顷的土地上需要耗费多少能源。理论上，人们可以在城市里修建一栋20层的大楼。这样，一公顷就变成了20公顷。如果有电、水、化肥、一头或几头高产奶牛，就可以生产出50公顷土地上才能产出的东西。还不知道一头奶牛能生产出多少牛奶呢！奶牛吃植物饲料，吃几乎没有谷粒的、富有蛋白质、施了肥的绿色嫩芽。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我们必须努力研究这些问题。就是说，叶利钦——当时他还不是俄罗斯总统——和我就这些题目谈了许多。我们什么都谈。

谈苏联的事情是怎样运转的？

您瞧，坐无轨电车是4个戈比，我记得，地铁是5个戈比，这就使莫斯科人频繁地乘车，从一头到另一头旅行。我向叶利钦解释我们与此有关的经历，因为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想，交通应当是免费的。”我用交通不应该免费的忠告回答他。我的理由是，应当有一个合理的价格，即使仅仅是为了让人们减少在享受免费乘车待遇时所做的、非必需的外出次数。因为，有一次在这里，在古巴，我们交给我们的一个同志一个地区的党委书记——那时还有地区，那是比省小，比市大的地方——一批客车。他事前没有和我们商量，就实行了免费的城际交通——用人们常有的自由主义行动，自作主张搞了免费交通——。这引起了一场可怕的争论，我严厉批评了他。

这里的交通几乎是免费的。人们不是步行十个或七个街区，而是乘坐公共汽车来走这段路。也许并不付钱，因为没有时间付，或者只付700米、800米路段的钱，从而成倍增加了不必要的消费。所以，您注意叶利钦对我说的话。我劝告他，不应该把教育和医疗以外的事情，如交通和其它服务搞成免费的。我分析说，因为物价是不浮动的——对此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很多东西实际上已经是免费的了。在那次访问中，我见过叶利钦许多次。实际上，那时我对他的激进思想是很欣赏的。这是在发生解体灾难以前很久的事情。

你们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怎样？

一样的。和戈尔巴乔夫有过很好的关系。多年以前，劳尔&#8226;卡斯特罗在一次访问苏联时认识了他，同他有着友好关系。我认识了他，和他谈过许多话，我们经常交谈。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这是他的特点之一。他对我们确实很友好，表现得像一个朋友那样，可以看出他对古巴革命的尊重。当他在苏联执政时，他尽一切可能不做伤害古巴利益、影响同我国的良好关系的事情。他是一个有着良好愿望的人，因为我毫不怀疑，戈尔巴乔夫具有为完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意图。我不怀疑这一点。

苏联的崩溃(4)

但是，他没有找到解决他的国家遇到的巨大问题的办法。毫无疑问，他对在苏联出现的现象，以及后来的灾难起了重大作用。他没有能够避免苏联的解体，不懂得如何维护它的大国地位。相反，他的错误，他随后表现出来的软弱，促成了解体。正如我对您说过的，我们向他建议，不仅仅邀请各国共产党，还要邀请其他左派力量和进步力量来参加代表大会，共同商讨重大问题。发生飓风以后，他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送来了援助，一切都很好。他们制定了一个初步计划，我对您说，那是一个好的计划，是建立在与集约生产有关的思想上的，而集约生产是应该发展的。

以后，开始了国际政策方面的让步，战略武器方面的让步，在所有领域都做出让步。某一天，戈尔巴乔夫甚至征求费利佩&#8226;冈萨雷斯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意见。他自己告诉我的，我想是在一封信的一个段落里写的。他的处境已经很复杂。我读到这封信时尽管并不觉得意外，但还是很吃惊。我不肯承认社会主义在苏联倒退了一百年的现实。

在某个时刻，你们认为自己的安全得到了苏联军事力量的保护吗？

从来没有。在某个特定时刻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受到美国的直接进攻，苏联人决不会为我们而战的。我们也不能要求它这么做。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设想、要求或期望那个强国——当美国入侵离它90海里的小岛时——同美国作战是很天真的。

我们得出结论，那种支持永远不会得到。还有，在苏联消亡前几年的时候，有一天我就此直接询问苏联人：“请坦率地告诉我们。”“不。”他们回答。我们知道他们会这样答复的。于是，我们前所未有地加强我们的观念，完善我们的战术和战略思想。依靠这些，我们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甚至在军事领域打败了人员比我们多一百倍，武器比我们不知强多少倍的军队。在得到这个答复以后，我们前所未有地深深相信自己的观念，加以深化。我们自强不息，使自己达到了这样的水平：今天我们可以说，不依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这个国家在军事上也是不可战胜的。

苏联崩溃的时候，许多人预言古巴革命也要崩溃，你们是怎样抵制了的？

当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消失的时候，没有人为古巴革命的生存哪怕赌一分钱。

当那个大国在一天之内崩溃时，我们国家遭受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我们陷于孤立，孤立无援。我们的糖失去了所有市场，我们得不到粮食、燃料，乃至为死者举行宗教葬礼所需的木材。转眼之间我们就会没有燃料，没有原料，没有食品，没有卫生用品，什么也没有。所有人都认为：“要垮台了。”一些愚蠢的家伙到今天还认为古巴会垮台，认为即使今天不垮台，以后也会垮台。只要他们还心存幻想，还希冀我们垮台，我们就应该多想想，我们就应该得出自己的结论，使我们这个英雄的人民永远不会遭遇失败的命运。

美国加强了禁运。出现了“托里切利法”和“赫尔姆斯—伯顿法”，两者都有治外法权的性质。我们的市场和基本供应的来源都遽然消失。卡路里和蛋白质的消费减少了几乎一半。国家经受了考验，并在社会领域大大前进了。今天，大部分营养需求已经恢复，其他领域也得到快速发展。即使在这种条件下，几年里完成的事业和人们的觉悟都创造了奇迹。为什么我们经受了考验？因为革命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越来越得到人民的支持，这是一个智慧的人民，越来越团结的人民，更有知识和更具战斗精神的人民。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1)

雄辩与演说–爱与恨–关于背叛–革命成就–历史的审判–头号反对派–一党制–腐败–菲德尔&#8226;卡斯特罗的工资–社会主义是不可改变的选择吗?–接班

您以一个超群的政治演说家著称，但是我发现，您那些基本上属于即兴发挥的演讲往往雄辩有力，而那些念稿子的演讲则稍有逊色，两者之间有差别。您是怎样准备演讲的？

对于我自己的演讲稿，我有时连审阅一遍的时间都没有。我告诉您，口语和书面语是不同的。在口头表达时，人的声调和语调能起作用，而当你照着稿子念的时候，自己会觉得无用的重复话太多。正确的方式应该是以说话的方式演讲，这样你可以强调重点。书面稿子里的重复是多余的，让人反感。我常常重读自己的即兴演讲稿，进行一些修改。有时我发现某句话本来可以表述得更好。

您的演讲稿都是您自己写呢，还是有几个助手帮您准备？

一般来说，当我要求别人替我写一个演说稿，或者至少帮我准备一个草稿时，这样的稿子往往都一塌糊涂，完全不能用，资料缺少说服力。我不得不全部重写。我与美国总统们的几个助手交谈过，他们曾给总统写过成百篇演说稿，但这一点对我来说至今是神秘的。我从来没办法发表不是由我自己准备或由我自己写成的演讲。法国总统是怎么做的？

每个总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都有一个顾问或助手班子替他们写演讲稿。一些人找资料，另一些人形成文字，再有一些人进行加工。然后，总统过目并加上一些个人色彩，比如一句话，一个词，等等。他们差不多都是这么做的。

听说雷吉斯&#8226;德布雷曾为密特朗（Mitterrand）起草演讲稿，真有其事吗？

是的。特别是为他起草过1981年坎昆会议的稿子，那是一份支持第三世界的号召。

但那是密特朗的思想还是德布雷的思想？

我猜是德布雷的思想。

嗨！

换个话题吧。您不仅在古巴而且在许多国家都是一个非常受尊敬、受爱戴的人。在2003年5月底您去阿根廷访问时，就能看出来。

让我说，仅限于古巴。

从阿根廷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一点，我本人2003年1月在厄瓜多尔也目睹了人民对您的热爱。但是，您也是一个遭到许多对手和敌人仇恨的人，他们斥责您是一个“残酷的独裁者”。您是怎样容忍爱与恨这种双重性的呢？

您看，我从未留心想过这一点。我的心情是绝对、完全、彻底平静的。关于仇恨我解释不太清楚。我想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出于沮丧的心情吧。因为他们的攻击失败了，或者因为看到一个小国竟有能力抵抗那些企图毁灭我们的强大势力。但是，比如说日本人没有理由仇恨我，我没有往广岛和长崎扔过一颗原子弹，也没有一个日本人因为我的缘故死于世界上任何地方，日本人并不仇恨我，他们应该更无所谓吧。

我们更能感觉到的针对古巴革命的仇恨主要来自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以及美国，这应该是由失望和疯狂的宣传造成的。我已经给您讲过一些例子。最近，甚至有人厚颜无耻地在一份文件里嫁祸于古巴，把古巴列为“对儿童进行性剥削，贩卖人口以换取收入的国家”。还有比这更让人恶心和愤怒的吗？

关于“独裁者”我也无法解释。什么叫独裁者？独裁者是超乎政治机构、法律之上擅自单方面做出个人决定的人，是由着自己的怪癖和意志处理事务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指责教皇或者布什总统是独裁者。布什可以不与任何人商量就做出可怕的决定，甚至可以不与参议院、众议院乃至内阁商量就发动一场核战争。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比不上美国总统的权力大！任何一届美国总统都比我有更大的可能性下达命令，下达决定性的、导致可怕后果的命令。

您看，我并不做个人单方面的决定。古巴政府甚至不是一种总统制政府。我们有国务委员会，我作为领导人的职权是在一个集体圈子之内的。在我国，凡重大决定，根本性的决定，都由集体分析、讨论，决定。我们这里一直有一个领导班子，由一个班子领导。我不能任命部长、大使。我无权在这个国家里任命哪怕是最基层的官员。我确实有权威，这毫无疑问，我有影响力，那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我并不发号施令，我不通过法令进行管理。

至于残酷嘛……我真心认为，一个毕生为反对不公正、反对各种压迫而斗争，毕生为他人服务、为他人谋利益、推动团结、宣传团结的人，与残酷水火不容。

也有很多人热爱古巴，为古巴辩护。

是的，也有很多人热爱我们的国家，尤其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有谁比古巴更支持过非洲？还有哪个国家曾像古巴那样为反对种族隔离?西斯主义、反对种族主义而浴血奋战、并援助他们一直将这场消灭种族隔离的斗争进行到底呢？面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缔造了一种国际主义文化。５0万以上的古巴人，或作为技术人员、或作为战士履行过国际主义义务。

有哪一个像古巴这样贫穷的国家派出过这样多的医生、教师，提供过这么多的义务合作？有哪一个小国拥有1万名拉丁美洲国家的青年在此免费学习医学呢？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炫耀，而是出于感情。

因此，这种仇恨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一种造成很深毒害的人为播撒的毒药。如果他们把一个人描写成比撒旦还要坏的人，并罗列原因，人们就容易恨这个人。但我知道，这样的原因一条也不存在。难道能说在古巴有拷打人的现象？能说我命令过拷打一个人？谁能说这种话？

我们这里从未对任何不同政见者或者抱有与革命不同的其他准则的人判过刑。我们的法庭根据法律判刑，判处那些反革命行为。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无论是在哪个时代，那些为外国强权服务、反对本国的行为一直被看成非常严重的行为。

有人认为在古巴如果信仰与革命信念不同，就会受到惩罚，这种想法是可笑的。我们这里只惩罚行为，不惩罚思想。这里有成千上万的人具有与革命信念不同的信仰和观念，他们享有充分的保障和尊敬。

另一方面，我已经说过，我们遵循绝对尊重人的躯体完整的方针。尽管敌人污蔑我们，但在整个革命历史上从未有一例肉体虐待或刑讯。谁也无法举出一个关于刑讯、暗杀、“失踪者”的例子，而这类事在整个拉丁美洲是司空见惯的。

此外，我们这里从未有过一次紧急状态或宵禁，从未有过一次被治安力量驱散的游行，46年里从未有过任何一个警察殴打过一个示威中的公民，或者施放催泪瓦斯，或者放出军犬对付公民。而这些事在拉丁美洲许多地方、在美国本身每天都有发生。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民支持革命，保卫革命，因为全体人民都是革命的捍卫者。

尽管如此，那些批评革命的人将一切过错归罪于您，他们谈论“卡斯特罗的古巴”。

这些人总是攻击某个个人，好像人民根本不存在，只存在一个领袖；好像无数斗争着的人们、捍卫过革命的人们，成千上万的医生、专业人员，那些种庄稼的、生产的、学习着的人们，都不存在。只存在一个叫作卡斯特罗的极坏的家伙，而他正思考着如何让人民更有文化。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2)

在古巴，人的文化水平越高就越具有革命性，越尊重革命，因为多年来积累了大量事实，人们能看见一条始终如一的路线，人们珍视尊严和沉着的品质。我们经历了非常严峻的时刻，但没有犯过可以避免的错误。

如果古巴有一天爆发战争，那一定是被强加的。假如我们只面临投降或战争两种选择，我们将选择战争，因为我们对另一种选择连想都不想。

正如我已经说过，我们被加上了许多罪名。现在又说什么“卡斯特罗正在利用儿童”，但他们却不说我们在培养教师，在创造条件让小学每班20名学生，中学每班15名学生；他们不提我们在卫生保健方面所做的一切。这一切都是为了人，因为做这些事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天性的一部分。相反，他们无耻地把我们归入贩卖人口之列，或归入“从事商业性性剥削以便筹集资金”之列……每一个听了此话而又习惯于接受、相信此话的人，都可能想：“瞧，这是什么样的强盗啊！这个人多虚伪啊！”是有很多污蔑，但这些污蔑会在事实面前逐渐不攻自破。

我知道这会造成中伤，但是我们还是在经历了很多困难关头后又闯过了难关。我们上一层台阶又下一层台阶，但在赢得国际上的尊敬和重视方面，我们上了两层台阶。

您无法想像多少人要我签字、留下手迹。当我与那些来访的美国人相聚交谈时，我们很严肃地涉及许多话题、问题；我几乎无法说话。有时有50人之多，他们送我一束鲜花或什么东西，我忙着在书籍、名片或物品上签字，我不得不接受那么多的照相、那么多让我眼花缭乱的闪光灯，令人难以置信。那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奇怪的、不真实的人物。

一个明星。

是的，我成了人们要抓紧机会利用、哪怕为了能向家人说――人们喜欢这样――：“看，我和那个人物照了一张像。”

有人认为我们不是我们自身。然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什么；只有我们自己能够评价自己。如果我说我对自己很严厉、很具有自我批评精神，您可以相信我。如果我哪次说了一个多余的词，或者无意中说了什么可能使人觉得虚荣的话，请相信，我对自己绝不客气，非常不客气。一个人必须对自己保持高度警惕。我喜欢事实，对荣誉不感兴趣。

这么多年来，我自己是个证人。影响力、权力并没有逐渐把我变成一个自负的人、虚荣的人，或其他一切类似的什么；相反，我觉得自己一天天更不虚荣，更不浮夸，更不自满。这是一种与人的本能的战斗。我想，只是因为教育，因为真诚、顽强的自我教育，低等的动物才变成了人。

我看到了一种常见现象：人在有了一点权力以后，就开始狂妄，并想利用权力；有时候，权力像毒品。人是懂得这些的，因而必须与之斗争。人们也知道，随着岁月的流逝，热情有增无减，精力有增无减，这是可能的；而精力来自信念。

您的问题是什么来着？（荣誉）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我发誓我没有想这些，我从未意志消沉过，我相信人；我不知什么叫忘恩负义。人们往往不喜欢承认自己对别人欠情，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在这个世界上战斗了那么多年，经历使我们懂得了这一点。人有这种骄傲的感情也是自然的，但人往往不喜欢承认这一点，这是件困难的事。

但我要说第三次，我从未想过这个。

我想问您一个同类的问题。您有一些紧密围绕在您周围的朋友和支持者，但也有一批同伴背叛了您。背叛对您的感情有什么影响？

这个吗，我要告诉您，背叛的例子很少，很少很少。有一次，有一个给我们带路的向导背叛了我们。他们抓住了他，他落到了巴蒂斯塔军队的手中，他看到了差别，一边是我们这支衣衫褴褛的小部队，一边是他们装备精良、势力强大的武装，他们向他许诺，给他金钱。这是一次重要的背叛，当然不是我们漫长斗争生涯中唯一的一次。

有没有过政治背叛？有过，比如，我试着回忆一些最重要的吧……

比如，卡洛斯&#8226;弗朗基（CarlosFranqui）、乌韦尔特&#8226;马托斯（HubertMatos）、曼努埃尔&#8226;乌鲁蒂亚（ManuelUrrutia）等人的背叛。

卡洛斯&#8226;弗朗基不是我的朋友。我真正认识卡洛斯&#8226;弗朗基是在马埃斯特腊山上。他是在1958年4月罢工失败后由平原地区组织派往山区的，那次失败是由“七&#8226;二六运动”策略错误造成的，前面我已经说过此事。在那次惨重失败之后，他们把他派到了马埃斯特拉山上。弗朗基出版一份由平原组织创刊的小报，他曾是共产党员，我们“七&#8226;二六运动”的领导层曾在某个时期招纳前共产党员，而没有什么比变节者更糟的了，我坚信这一点。

当时一些这样的前共产党员比任何人都更恨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他们犯过很多错误，但他们为劳动者奋斗过。他们开展的斗争谋求的是经济目标，不能对他们要求太高，因为那是冷战时代、麦卡锡时代。当时身为共产党员意味着灾难，尽管如此，在古巴有十万以上注册的、为人所知的、诚实的共产党员。当时的困难是另一种性质的，即宗派主义、由宗派主义产生的某种意义上的机会主义。有些人的理论是：让这些“七&#8226;二六运动”的小资产阶级互相打架。在战争时代结束之后，轮到我们来领导了。

在革命初期，我们是怎样与一些人染上的疯狂反共情绪进行斗争的呢？那种反共情绪使一些人退出革命，使一些真正的思想上的小资产阶级找到了借口，因为他们中了毒。当时古巴群众还没有觉悟，社会主义文化还没有出现。后来通过法律、宣传、榜样的力量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与我们共同战斗的人中90%不是共产主义者，不属于共产党。我们的战士和领导中没有多少共产党员，共产党不派他们来，像切&#8226;格瓦拉和我这些共产党员都是通过我们自己的途径加入的组织。当然共产党派来的一些人也是非常优秀和顽强的。“七&#8226;二六”运动拥有百分之九十的领导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背叛革命。这90%的人一直跟着干革命，与革命生死与共。

所以我说，我个人只经历过极少数人的背叛。乌韦尔特&#8226;马托斯是战争后期才加入进来。他的背叛一点也不使我感到难过。过去我就认识他，接触不多就能嗅出他身上的亲资本主义味道、他那种可怕的虚荣心。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在战争后期，在最后一次进攻中，我们失去了许多干部，因此他有机会在进攻中领导一个分队，因为他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而我们当时也必须加强自己的力量。最后，出于形势所迫，必须交给他一个几十个人的、装备良好的纵队；但当时他已经表现出了那种高傲和野心。我几乎是不得已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交给了他那个纵队的。也就是说，他不是在攻打蒙卡达兵营时期，也不是在“格拉玛号”登陆时期加入的斗争。所有在蒙卡达时期、在“格拉玛号”时期参加进来的人都是团结一心的，比如切&#8226;格瓦拉、卡米洛&#8226;西恩富戈斯、劳尔&#8226;卡斯特罗、胡安&#8226;阿尔梅达(JuanAlmeida)等一大批人。但是乌韦尔特&#8226;马托斯不属于那一代老革命。

曼努埃尔&#8226;乌鲁蒂亚不是叛徒。乌鲁蒂亚是个好法官，而我们呢，为了证明我们不是为职位和野心进行斗争的，就推荐他当总统，当时还正要在“七&#8226;二六运动”和前政府势力间达成一项未经商量的协定。他不是叛徒，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一个平庸的人，可能这后一种提法更合适。

那么拉斐尔&#8226;德尔&#8226;皮诺（RafaeldelPino）将军呢？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3)

他的确是叛徒，他在吉隆滩战斗中有出色的表现，他曾是一个优秀的战士，人们没想到他会……但我并不是因为他的可被称之为重大背叛的行为而难过，他加入了那些人的行列，那些人对他在吉隆滩的战友的死亡负有责任。我像了解所有人那样了解他，我尊重那些在一定阶段值得受尊重的人，尊重英雄。我已经向您解释过阿纳尔多&#8226;奥乔亚的例子，那个军官栽在了一桩腐败案上。

您看，我不记得有任何一例真正的革命者的背叛。如果有人对我说：切&#8226;格瓦拉背叛了，您能想像出这种可怕的事吗！或者说，劳尔背叛了，胡安&#8226;阿尔梅达背叛了，拉米罗&#8226;巴尔德斯（RamiroValdés）背叛了，吉列尔莫&#8226;加西亚（GuillermoGarcía）背叛了，这可能吗！所有这些革命时代的司令们，整个极其宝贵的一代人，那些活到了今天的革命者，那些在蒙卡达、“格拉玛号”、马埃斯特腊山时代战斗过的人，那些在决定性时刻毫不畏缩的人，他们可能叛变吗？

还有一大批新一代优秀人物，许多这样优秀的年轻人。比如费利佩&#8226;佩雷斯&#8226;罗克。革命成功的时候，费利佩等许多人还没有出生。无数英雄抛洒的鲜血孕育出一大批新生力量。

现在还有一些在战争中、在军事行动中表现优秀的军官，我们没有听说他们中有一例真正的背叛。奥乔亚是一个很丢人的例子，他的问题主要是腐败、堕落，他是一个没有多少知识、文化水平不太高的同志；作为一个战士，他很勇敢，也有很多功劳。我不否认他的任何优秀之处，我们为他所造成的伤害难过。拉莫内特，要注意的是，敌人从最小的事件里拼命榨取。

您再看看今天那几位在美国被关押的年轻人，那5位英雄，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那才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你们好几次判处了职位很高的领导人。最近又判处了卡洛斯&#8226;阿尔达纳（CarlosAldana）、罗伯托&#8226;罗瓦伊纳（RobertoRobaina）……

他们没有被判刑。他们有一些严重的失误，但是没有对他们判刑；倒是敌人利用这一点搞了很多宣传，利用此事达到政治目的。我们只是对他们俩人的错误感到遗憾。他们造成的损失伤及了他们自己。

他们只是被撤职了吗？

他们没有背叛的行为，而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是品行问题、道德问题？

可以说是野心问题，他们逐步创造条件谋求权力，头脑有点发昏。

几年以来，特别是当您在一些国际会议上讲话时，人们看见您穿西装、打领带，但是在古巴您从来是穿军装。您为什么这么喜欢穿橄榄绿军装呢？

首先是个实用的问题，因为穿军装我不用整天考虑打领带……省掉了考虑穿什么上服装，穿什么衬衫、什么袜子相配的问题。我只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穿文装，比如参加某个国际会议、教皇来访，或者与某个国家元首会面；当然这类礼节在古巴已经逐渐简化。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穿文装，是1994年参加在美洲的卡塔赫纳（CartagenadeIndias）召开的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当时哥伦比亚东道主希望所有与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穿瓜亚贝拉薄布短衫（guayabera）。从那次开始，就像您说的，我在另一些国际会议上也穿过文装，在古巴国内有些特殊场合，我也穿过文装。

但是这种我从马埃斯特拉山就一直穿的军装是我的日常服装，我已经习惯它了，穿着它，我感觉非常舒服。这身服装不复杂，非常简朴，和战争年代穿的那种军装很相象，只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仅此而已。我还有一身在某些接待场合穿的军装，有领子，要打领带，稍微正式一些。总的来说，我还是穿这身觉得最舒服。

您是一个非常能抽烟的人，在一段时间里，在革命初期，您的形象总是抽着一支醒目的哈瓦那雪茄。您后悔抽这么多的烟吗？

我抽的第一支雪茄是我的亲父亲递给我的，那是在比兰（Birán）。当时我大概有十四五岁吧。我记得我抽了那第一支雪茄，但没学会怎么抽。幸好我没吞下很多烟，我没往里吸。当然了，即使再不往里吸，总还是要吸进一些尼古丁的。

是的，您说的有道理，我这一生抽烟太多了。直到20多年前的一天，我决定戒烟，谁也没有强迫我。我自己强制自己戒了烟。我觉得放弃这个习惯是对人民健康有好处的一种必要牺牲。听到那么多必须与肥胖、不运动和抽烟习惯作斗争的说法，我终于相信，为古巴大众健康应该作的最后一个牺牲是戒烟。我用榜样的力量宣传。我戒了烟，也再没破过戒。

当您在79岁之际回顾一生时，您还对没能做什么事情感到遗憾吗？

没能更早发现我们现在知道的东西。我们本可以用一半的时间做出比46年里已经做到的更多的事情。

您又对做了什么事感到遗憾呢？

让我来想一想我会为什么事情感到遗憾，感到后悔。

我犯过很多错误，但没有一个是战略性错误，只是策略性的。我会为很多事情感到遗憾，甚至会因为某次演讲中的不足……但是我对我们在古巴完成的事业、对我们组织社会的方式没有一丝后悔。

比如说，您对同意华沙条约组织的坦克在1968年8月进入布拉格感到遗憾吗？这一做法曾使古巴革命的崇拜者们十分惊异。

让我来解释一下。当时我们认为――历史的发展证明我们是有道理的――捷克斯洛伐克正出现一种反革命形势，它正走向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怀抱。我们当时反对在该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里发生的一切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反对可能日益强化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那种唯利是图关系的一系列措施：赢利、好处、利润、物质刺激，反对所有这些鼓励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因素。所以我们接受了向捷克斯洛伐克派兵的苦涩现实，没有谴责做出这项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过，同时我们要求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做到始终如一，保证当世界其他地区某个社会主义政权受到威胁时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的首要问题是不容置疑的，即完善社会主义。对政府工作方式方法、官僚主义政治及脱离群众现象的谴责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是，正确的口号却导致了一种明显的反革命政治。所以，我们不得不同意那次军事干涉，尽管那是令人难过和痛苦的。对于我们来说，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力量以抵抗帝国主义在当时是生死攸关的首要问题。

还有一个例子：“为生产1000万吨糖的大会战”。您今天认为那是一场重要的经济战役呢，还是后悔在1970年迫使国家做出那样巨大的努力？

那场战役是一次壮举。我们在某些部门达到了做梦都不敢想的指标，在另一些领域实现了三分之二、四分之三或百分之五十的目标。所有这些战役都是为了推动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不否认曾有错误，但绝不是原则性错误。

最近你们决定减少用于甘蔗种植的土地面积，并关闭了许多榨糖厂。这使得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工作……这样做是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4)

蔗糖工业曾稳定地达到800万吨的产量，而今天勉强达到150万吨。我们不得不坚决停止开垦土地和种植甘蔗，因为燃料的价格曾达到了每桶40美元，这带来了国家的崩溃，尤其是加上越来越频繁的飓风、越来越拖长的干旱等因素。甘蔗田的地力，在过去那种人工照管、人工收割、不使用重型机械的时代，可以延续至15年以上，现在只有四五年；与此同时，蔗糖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曾降到了7美分。有一天，我向一个蔗糖商业公司问了一个关于蔗糖价格的问题，又问了一个关于生产成本的问题。他们竟不知道我们的糖厂一共生产多少蔗糖！当问到每吨蔗糖合多少外汇成本时，竟没有一个人能答得上来。他们直到一个半月后才给了我答复。您看问题多严重。

问题非常简单，必须关闭糖厂，否则我们就要跌入巴特莱特海沟（lafosadeBartlett）。古巴有很多经济学家，很多很多，我不想批评他们，但是，就像我直率地谈到革命的错误一样，我要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发现在苏联倒台后不久、在石油每桶40美元而糖价一落千丈的当时，维持蔗糖生产完全是灾难性的?为什么没有使蔗糖工业合理化？为什么这一年还坚持种植了2万卡瓦耶里亚、即近27万公顷的甘蔗？为此，当时必须用拖拉机和重型犁来开垦土地，再种上过后还要用机械除草、要施肥、要使用昂贵除草剂等等、等等的甘蔗。

看来，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当时干脆必须下一道指示，几乎是一道命令来中止开垦土地。情况就好像你听说“国家正在受到入侵”，而你不能说“等一等，我要与几百个人开30次会来研究该做什么”。就好比在吉隆滩，当那个帝国轰炸我们的空军基地并派它的雇佣军从那里进攻时，我们却说：“我们开个会，讨论三天，看用什么办法来对付入侵者”。我向您保证，革命在它漫长的历史上一直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敌人时刻在窥伺，时刻准备打击，我们给它多少次机会，它就会多少次伸出拳头。

我确实给部长打了电话，并对他说：“请告诉我，你开垦了多少公顷土地？”他回答：“8万。”我对他说：“再别多开1公顷。”通常这不是我的角色，但是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你不能眼看着国家倾覆。

你们关闭了多少家糖厂？

70家效益相对差的糖厂停止开工。在这些糖厂里，按可兑换外汇计算的成本超过了销售蔗糖带来的收入。关闭了这些按可兑换外汇计算成本高于外汇收入的糖厂之后，我们用节约下来的一部分外汇，维持了到那时工资一直在下降的这些糖厂工人的生活。这是我们这样的社会拥有的可能性。不过，最近我们采取的更勇敢的决定，也许是把学习变成一种就业方式，来为这些工厂的许多劳动者谋利益。在裁员的同时，今天有将近4万工人把学习当成了就业。

有10万多17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过去不学习，也没有工作；今天他们积极听课，温习旧知识，学习新知识，并因此拿到报酬。我们这个被封锁的国家实际上已经做到了充分就业，也就是人们测定的低于2%的失业率。我们离充分就业已经很近，或者说我们很快就可以实现这一点。

除此之外，没有受到蔗糖业整顿影响的7万蔗糖业工人，也有机会在每天劳动结束后进行学习。这么多的糖业工人工余参加学习而不是以此为职业，这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们都是产业劳动者，或从事工业，或从事农业。

您问我有什么遗憾的事。我的憾事之一是没能够更多地学习。在我学习法律、社会科学和外交法这三门互相关联的专业的那个时代，我很想再深入其他学科，并且已经准备这样做。特别是想学习经济学。我是想说，我遗憾没能更多地学习。当然，如果我真地那么做，就会失去将要来临的革命机会，这个机会比我当时想像得要临近得多。

一个人会因为没能生活在一个教育条件更好的时代而难过，我确实为没能有一位导师、因而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必须根据自己的经验拿主意、做出许多决定而难过。我的家庭如您所知一直在农村，我生活在寄宿制学校里，这些都是让我难过而又不是我能改变的事情。但是，我不为任何这些事而遗憾。

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顾当年，您曾估计到一切将会如此困难、将会遇到这么多障碍吗？

我确实知道将很困难。当时我认为根本性的困难在于通过夺取政权来从事革命事业。首先要打倒巴蒂斯塔，但是打倒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一切照旧，而是为了改变现状。当我走向蒙卡达之际，我的根本思想已经全部形成了，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策略和战略来实现这些思想。

如果我们在1953年7月26日成功了的话，我们今天将不会在这里。那时世界力量的对比将使我们无法坚持。斯大林当时刚死，他死于1953年3月，而他身后出现的“三驾马车”不会给予古巴像赫鲁晓夫七年以后所给予古巴的支持；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苏联的力量虽然未必与美国旗鼓相当，但却是一个经济和军事强国了。

您认为出发攻打蒙卡达兵营时的梦想实现了吗？

这正是我要说的，因为您提及了一些事情。我说了，当时必须解决另一类问题；执政是更困难的事情，我不是不知道这一点。1月8日当我到达哈瓦那、当一只鸽子停在我肩上时我说的就是这个话。在胜利的那天，我甚至有些感伤，1958年夏季当我们打败敌人的总攻、几乎赢得战争之际，我也曾有过一点类似的感觉。当时我感觉到我们已经学会做一些事了，但是当时的一切都很不一样。

1959年1月1日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说：“好吧，我们已经学会了这些，而今天我们面临着一项庞大得多的任务”，当我到达哈瓦那、了解了很多问题之后，我明白胜利之后的一切将要困难得多。

我们当时非常无知，虽然有很多非常好的想法，但非常缺少经验。我们学了别人的一些经验，有一些见解，假如没有这些见解，我们也不会提出引导我们走向胜利的战略……我活下来了，活下来并不意味着功劳，而意味着一种特殊地位，因为我不能否认因此而有经验，不能否认经验的积累带来的责任。

在革命成功46年后的今天，在攻打蒙卡达兵营5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可以说我们所做到的事情远远超出了当年的梦想，这也要归功于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好的幻想家。

有一些代诉人罗列罪名反对古巴革命，不断把各种各样的罪责加在古巴身上。作为律师的您，以什么样的理由来为古巴革命说话、反击这些攻击呢？

好，我要说得长些了，事先提醒您。我想重新提出在攻打蒙卡达兵营50周年纪念日演讲中提到的一部分论据。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古巴的罪责？哪一个正直的人有理由攻击古巴？

古巴人民用自己的鲜血和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武器打败了美国安插的、拥有8万军队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古巴成了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统治下第一块自由的领土，她是西半球唯一一个审判并以儆效尤判决了施刑者、凶手和战争罪犯的国家，在漫长的后殖民主义历史上，这些家伙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革命收回了土地并把土地完全交给了农民和农业工人。自然资源、工业和基本服务设施回到了它们唯一的真正的主人――古巴民族――手中。在72小时之内，古巴日以继夜地战斗，粉碎了由美国的一届政府组织起来的雇佣军对吉隆滩的入侵，从而避免了美国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和一场后果难以估量的战争。革命政府当时已经拥有一支40多万人的起义军和几十万民兵。1962年，我们毫不退缩、正义凛然地顶住了可能受到几十枚核武器攻击的风险。我们打败了遍及全国的“肮脏战争”，付出了比解放战争还要多的生命为代价。我们在美国政府策划的几千起破坏活动和恐怖主义攻击之下坚不可摧，挫败了针对革命领导人的几百起暗杀计划。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5)

在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的严厉封锁和经济战争的环境中，古巴在一年的时间内根除了文盲，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在40多年里没能做到这一点，连美国也没有做到――只有进行了玻利瓦尔革命的委内瑞拉是个例外。古巴对百分之百的儿童实现了义务教育。在整个西半球，古巴是完学率最高的国家――从学龄前到九年级实现了99%的入学率。古巴小学生的语言和数学知识居世界第一位，在人均拥有的教师数量和每间教室学生数量最少方面，古巴也居世界第一。所有患身体缺陷和弱智的儿童都在特殊学校学习。今天已经在全体儿童、青少年和青年中，在农村和城市中，开展计算机教育和使用强化视听教学手段。

由国家向17岁到30岁的青年提供付经济报酬的学习机会，他们过去不学习也没有工作。这在世界上还是首次。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免费完成从学龄前到取得博士学位的学业。古巴今天所拥有的大学毕业生、知识分子、专业艺术家是革命前的30倍。古巴公民的平均知识水平已经达到了九年级之上。在古巴已经不存在任何实际上的文盲。

培养艺术家和艺术指导的学校遍及全国，2万多青年在这些学校里学习，使自己的天才和爱好得到发展。另有几万青年在各个艺术中心学习，这些中心向专业艺术学校源源不断输送人才。大学范围不断扩展，已经覆盖全国各个市镇。在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地方发生过如此规模庞大的教育和文化革命；遵循马蒂关于没有文化就不可能有自由的深刻信念，这一革命将在很大的范围内把古巴变成一个世界上拥有最多知识和文化的国家。

古巴的婴儿死亡率从60‰下降到6~6.5‰之间。除加拿大之外，这是从美国到巴塔哥尼亚的整个西半球最低的指数。人的平均寿命提高了15岁。脊髓灰质炎、疟疾、新生儿破伤风、白喉、麻疹、风疹、腮腺炎、百日咳、登革热一类感染性疾病和传染病已经根绝；破伤风、双球菌性脑膜炎、乙型肝炎、麻风病、血友病脑膜炎（lameningitisporhemófilos）、结核病等另一类疾病已经得到完全控制。今天，在古巴病死的人的病因与高度发达国家一样，即心血管病、肿瘤病、事故及其他。

我们进行着一场深刻的革命以便向居民提供医疗服务，方便他们就医，挽救生命，减轻痛苦。我们进行了深入研究以便终止遗传链，减缓或尽量减少由遗传、胚胎或分娩带来的问题。今天，古巴是人均拥有医生数量指数最高的国家，比紧随其后的那些国家几乎高一倍。

科研机构长期以来进行持续研究以便找出针对那些最严重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法。古巴人将享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制度，他们将继续以完全免费的方式接受医疗服务。社会保险覆盖全国百分之百的古巴公民。

85%的古巴居民拥有不用上税的房产，其余15%的居民只需缴纳完全是象征性的、最近刚刚提高到占工资10%的房租。

我国吸毒者人数非常少，我们展开毫不留情的斗争打击毒品。从革命初期我们就禁止了彩票业和其他赢利性游戏，目的在于根绝人寄希望于侥幸的心理。

我们的电视、广播和报刊都不做商业性广告。任何一项宣传活动都是为了推动保健、教育、文化、生理教育、体育、良性娱乐、环境保护、反对毒品、减少事故或解决其他社会性问题。我们的大众传媒教育人，而不毒害人、使人异化。我们不崇拜也不吹捧那些腐朽消费社会的价值观。

在古巴不存在对任何在世革命人物的崇拜，不为他们建塑像、出标准像，不以他们的名字给街道、机构命名。领导我们国家的男人和妇女是人而不是神。

在我们的国家里没有准军事力量和敢死队，我们不用暴力对付人民，也不执行法律审判之外的死刑，不搞刑讯。我们在本国人民和世界各民族中培养兄弟情意和团结之心。

我们向青年一代和全体人民进行保护环境的教育，大众传媒也致力于培养生态保护意识。我们的国家坚定地保卫本民族文化特征，同时吸收其他文化中的优秀成份，并坚决反对一切使人扭曲、异化和堕落的东西。我们发展健康的而不是职业性的体育事业，它引导我国人民在世界舞台上获得了最高水平的奖牌和荣誉。

为我国人民和全人类服务的科研事业迅速地更新发展。由科研发展带来的重要药品拯救了古巴和其他国家人民的生命。我们从未将研究用于制造生物武器，我们的科学工作者所受到的和正在受到的培养、教育与此水火不相容。

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具有根深蒂固的国际主义同情心。我国曾援助阿尔及利亚爱国者进行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不惜为之付出损害与一个像法国这样重要的欧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当奉行扩张主义的摩洛哥哈桑二世国王企图霸占阿尔及利亚西南部廷杜夫（Tinduf）城附近的加拉耶比莱特（GaraYebilet）铁矿时，我们送去了武器，派去了战士保?阿尔及利亚。

1973年至1975年，当戈兰高地被不公正地从叙利亚夺走之际，应这个阿拉伯国家的请求，我们有整整一个坦克旅的人员在戈兰高地前为他们设防。

在刚果共和国刚刚取得独立之后，受到外部围困的该国领袖帕特里西奥&#8226;卢蒙巴（PatricioLumumba）接受了我们的政治支持。当他在1961年1月被殖民主义强权杀害之后，我们向他的后继者提供了援助。四年之后的1965年，古巴人民的鲜血洒在坦噶尼喀湖（Tanganyika）西边的土地上。在那里，切&#8226;格瓦拉与100多个古巴教官支援了为反对替蒙博托效力的白人雇佣军而斗争的刚果起义军；蒙博托属于西方阵营，人们不知道他盗窃的400亿美元存在了哪家欧洲银行，也不知道是在谁的账户之下。

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的战士们在阿米尔卡&#8226;卡布拉尔的统帅下，为争取这两个葡萄牙老殖民地的独立而战，在训练和支援这些战士的过程中，古巴教官的鲜血洒在那片土地上。

我们在十年的时间里援助阿戈什蒂纽&#8226;内图领导下的人民解放运动（MPLA）进行争取安哥拉独立的斗争。当安哥拉取得独立之后，几十万古巴志愿兵又在15年的时间里参加了保卫安哥拉、抵御南非种族主义军队进攻的斗争；南非种族主义军队与美国同谋，利用肮脏战争埋下了几百万地雷，将整座整座的村庄夷为平地，杀害了50多万包括儿童在内的安哥拉人。在安哥拉西南的奎托夸纳瓦莱和纳米比亚边境地区，安哥拉和纳米比亚战士及4万古巴士兵狠狠打击了南非军队；当时南非军队拥有以色列提供或帮助制造的核武器，对这一点，美国政府是完全知情的同谋。这场战争带来了纳米比亚的迅速解放，使种族隔离主义政权的垮台也许提前了20年或25年。

在漫长的15年里，古巴在支持英雄的越南人民反对美国发动的野蛮战争的斗争中保持着一个光荣的位置。这场战争夺去了200万越南人的生命，留下了许多战争伤残人员，使该国的土地布满至今给人带来不可估量伤害的化学物质。

古巴人与拉丁美洲数国人民共同抛洒鲜血，与流淌着古巴血液、拉丁美洲血液的切&#8226;格瓦拉共同抛洒鲜血；美国在玻利维亚的代理人下令杀害了负伤被俘的切&#8226;格瓦拉，他在战斗中中了一颗子弹，当时已经不能使用武器。

当美国以无耻的借口入侵格林纳达这个弹丸岛国时，古巴建筑工人在参加保卫格林纳达的战斗中洒下了鲜血；当时古巴工人为这个依赖于旅游业的岛国援建的、对该国经济至关重要的国际机场正要竣工。

勇敢的尼加拉瓜战士一边抗击美国组织和武装起来的反对桑地诺革命的肮脏战争，一边接受古巴军事教官的训练，在这片土地上，也留下了古巴人抛洒的鲜血。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6)

我没有举出所有的例子。在支援兄弟民族争取独立的解放斗争中，为履行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而英勇献身的的古巴战士超过了2000人之多。在这些受援国家中，没有任何属于古巴的财产。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写下了为他人提供真诚无私援助的如此光辉的篇章

古巴总是以身作则。古巴从未失职，从未出卖其他民族的事业，从未退让，从未背叛原则。2003年7月，古巴于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上、在欢呼声中再次当选为三年一届的人权委员会成员，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古巴15年以来一直是这个机构的成员。

曾有50多万古巴人作为战士、教师、技术人员、医生或保健人员履行过国际主义义务。40多年来，数万医务人员向数百万人提供了医疗服务或抢救了生命。目前，3000多名综合医科专家和其他医务工作者战斗在第三世界18个国家中最偏远的地区，通过预防和治疗每年抢救几十万人的生命，使成百万人得以保持健康或恢复健康，而这些服务完全是免费提供的。

如果联合国在获得必要资金的情况下没有得到古巴医生的服务――没有他们，下撒哈拉非洲的许多国家乃至整个地区都面临消失的风险――，那些对付艾滋病的不容迟缓的紧急项目是无法实施的。

古巴发展了用克里奥尔语言（creole）、葡萄牙语、法语、英语及西班牙语等五种语言编写的教材、通过广播来扫盲的教学技术，今天已经开始在某些国家进行这种授课。我们还完成了一项西班牙语的类似计划，通过电视达到了效果极佳的扫盲目的。这些都是古巴发明的、纯粹由古巴人完成的项目。我们对专利权并不感兴趣。我们准备向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免费提供这些技术，这些国家是文盲人数最多的国家。运用这些扫盲技术，能够在五年的时间内，以最低廉的成本将8亿文盲减少80%。

为了别太累，我先讲到这里，但我是可以这样讲下去的……

您作了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总结。您认为历史将怎样评判您呢？

这是不值得关心的事。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今这个人类犯了那么多错误，干了那么多荒唐事，如果人类能活下去，这一点将会被证明。如果人类能够活下去，100年之后的人将把我们看成不值得回忆的、由野蛮人和前文明人类组成的部落。

也许，他们将回想起一个人类几近消失的历史阶段，一个发生了那么多可怕事情的、我们仍然像未开化野蛮人的历史阶段。大概这就是生活在2100年的未来人类看待我们的观点。他们看我们就像我们不久前看原始人一样，我相信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关键性的21世纪里的每一个10年，都将具有1000年的价值。

所以，谈论未来的历史评判没有什么意义。我就是这么想的，真心真意这么想的。我更关心我们的国家所进行的斗争、今天的战斗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威望，这一切并不一定与我个人有关。

我读过许多有关杰出人物谈论荣誉的文字。拿破仑讲荣誉，他总是在关心荣誉。好吧，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情况：在许多国家，人们提及拿破仑，几乎更多地是通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香槟酒、而不是通过他在战场上的所作所为。于是我对自己说：“为什么要关心这些呢？”

像玻利瓦尔这样的人也经常谈论荣誉。我一直很敬仰玻利瓦尔。我有一次在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演讲时这样说过：“玻利瓦尔谈论荣誉，但是玻利瓦尔不是一个征服其他民族的人，而是一个解放者。”亚历山大是一个征服其他民族的人，一个创造了帝国的人。还有一些人物在漫长的历史上一直受到世界的崇敬：阿尼瓦尔（Aníbal）、尤里乌斯&#8226;凯撒（JulioCésar），所有这些人都是征服者和武士。

如果您分析一下，相对来说直到不久前，青年们才被告知莎士比亚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和剧作家，被告知另一些人创造了伟大的美术作品，还有一些人是优秀的哲学家，杰出的诗人，我想直到今天他们还没有被超越。总之，我们过去对做出了伟大精神贡献的人、创造了伟大音乐、绘画、戏剧、文学的人物了解得很少，我们所学习的历史勉强提及他们。那样的历史教育只提克里斯托弗&#8226;哥伦布、埃尔南&#8226;科尔特斯（HernánCortés）、弗朗西斯科&#8226;皮萨罗（FranciscoPizarro）；只议论麦哲伦（FernandodeMagallanes）是否环绕了地球，还有拿破仑，海盗弗朗西斯&#8226;德雷克（sirFrancisDrake），在温泉关(Termópilas，希腊中部山地关口)与列奥尼达(Leónidas，斯巴达国王）打仗的波斯皇帝薛西斯（Jerjes），尤里乌斯&#8226;凯撒，阿尼瓦尔。他们都是武士，都是西方人，因为对东方的武士谁也不了解。

或者说只提“坏人”，比如阿提拉（Atila）。

哦，他是向西方进军的人。假如克里斯托弗&#8226;哥伦布当时有理?同时没有一块大陆横在中途，那他当时就到了中国。然后如果他愿意的话，就会企图用12匹马和几支火枪征服中国，我想他就是这样征服古巴的吧。他会与几十万蒙古骑兵相遇。那么人们所了解的哥伦布就将是一个运气不好的家伙，他怀着疯狂的想法抵达中国；如果他真的占领中国，15分钟之后就会完蛋。您想想，他要是像马可波罗，人们会接待他；他要是以天主教国王的名义，用十字架和刀剑占领中国，那他只能坚持15分钟，还有科尔特斯那些人，都一样。

但是历史一般不提另一些人物。不提那些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对人类做出那么多贡献的研究者……历史不议论他们，可以这么说。也许一些人会记得他们。然而，政治领导人做出贡献不是为了让人们记得自己。

哪个政治领导人让您怀念呢？。在所有您认识的人里，谁给您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让我想一想。我从来认为切&#8226;格瓦拉是我认识的最特殊的人物之一。他是我认识的一个最高贵、最无私的人。还有纳尔逊&#8226;曼德拉。曼德拉是我最敬佩的人物之一，他的功绩，他的历史和他所进行的斗争使我尊敬他。在当代外国领袖人物中，江泽民是我最欣赏的人物之一。因为我是通过一段长时间了解他的，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几年，通过接触和时间；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在当代西方世界，我可能举出德国总理维利&#8226;勃兰特（WillyBrandt）作为最有能力的国务活动家之一。我认识他，与他进行过很多交谈。他是一个有远见、思想水平很高的人，他关心和平，关心第三世界的问题。

说到西方，我很了解的另一个领导人是瑞典首相奥洛夫&#8226;帕尔梅，我也认为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正直的、有能力的国务活动家。我对他很有好感，他的死亡，他在奇怪的情况下被暗杀，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您没能直接认识肯尼迪总统吧？

没有。我认为肯尼迪是一个很有热情、很聪明、有个人魅力的人，他试图干一些积极的事情。也许，他是富兰克林&#8226;罗斯福（FranklinRoosevelt）之后美国最优秀的人物之一。他犯过错误：1961年他为入侵吉隆滩开了绿灯，但那次行动不是他准备的，而是前一届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政府准备的。他不可能及时制止入侵。此外，他还容忍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在他执政期间，美国策划了针对我和另一些国际领导人的最早的暗杀计划。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个人参与了策划，但是确实也很难想像，中情局的某人能够不经总统同意，至少是默许，擅自做出决定实施这种性质的行动。也许他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或者他允许自己的含糊其辞被中情局以自己的方式解释。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7)

但是，同时我看得很清楚，尽管肯尼迪犯了不少错误，其中一些是伦理方面的错误，但他是个能够修正错误的人，是个有足够的勇气对美国政治做一些改变的人。越南战争是他的错误之一。出于他的热情，出于他对“绿色贝雷帽”的过份好感，以及他对美国实力的过高估计，肯尼迪迈出了最初的几步，把他的国家拖入了越南战争。

他犯了错误，但他是一个聪明人，有时表现得很优秀、勇敢；我几次说过这样的看法，如果肯尼迪能够活下来，古巴和美国的关系是有可能得到改善的。因为吉隆滩战役和“十月危机”使他十分震惊。我不认为他会蔑视古巴人民，他甚至可能会对我国人民的坚定和勇气感到敬佩。

就在他被杀的那一天，我正在与法国记者让&#8226;达尼埃尔（JeanDaniel）交谈，肯尼迪通过他给我送来口信，希望与我交谈。当时正在建立一种沟通，也许这种沟通本可以有利于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

他的死曾使我难过。当然，他是一个对手，但是我仍为他的消失感到遗憾，就好比失去了一个有优点的反对派。他被杀的方式也使我难过，胆怯的暗杀，政治罪行。我感到愤怒、厌恶和悲伤，当时这种感觉源自一个使我觉得不该有如此结局的对手。

他的被暗杀也给我带来了担忧，因为在他从舞台上消失前，他在国内有足够的权威要求美国改善同古巴的关系。我与那位法国记者让&#8226;达尼埃尔进行的谈话已使这种可能性浮出水面。他在谈话中向我转达了肯尼迪在度过了对他来说很可怕的十月危机阶段之后产生的重要思考和原话。就在我们听说肯尼迪死讯的当时，让&#8226;达尼埃尔正向我转达肯尼迪对他说的话：“您去与卡斯特罗谈，然后回来与我谈谈他是怎么想的”，几乎在让&#8226;达尼埃尔刚对我说完，就发生了暗杀。

您认识毛泽东吗？

不，我不认识毛泽东。我也不曾有幸认识胡志明，我把胡志明看成一个思想最纯粹的领导人。

毛泽东在历史上有很大功绩。他当然是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鼓动者，而中国革命是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之一。他是一个政治天才和军事天才，他发起、推动、并成功进行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傀儡政府的斗争，所以，毫无疑问，他谱写了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

但同时，我也深信他在晚年犯了严重的政治性错误。不是右的错误，而是左的错误，更准确地说，是极左的思想。他用严厉的、不公正的方式方法把这些思想贯彻到实践中，比如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认为，作为一种极左政治的后果，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后来又产生了右转弯。因为严重的错误往往制造出它的对立面：极左的错误到了一定时候会造成右倾和右的政策。

我不是说中国革命已经垮台。这个国家正在寻找一条合适的道路。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的革命者，历史功勋卓著，是伟大的天才，但是他在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看到个人崇拜到了那种地步，的确是触目惊心。

您认识一些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他们当政时曾有过令人憎恶的罪恶行径。比如我想到了阿富汗的哈菲祖拉&#8226;阿明（HafizullahAmin），想到了柬埔寨的英萨利（IengSary），1975年他参与了在柬埔寨的种族灭绝屠杀。他们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

1979年作为总理的阿明在阿富汗领导了一个秘密小组阴谋反对总统穆罕默德&#8226;塔拉基（MuhammadTaraki），塔拉基当时正巧在哈瓦那访问。几天后，即那年7月，在喀布尔（Kabul）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塔拉基被暗杀，阿明上台当了总统。这次没有得到勃涅日涅夫（Brezhnev）同意的暗杀导致了苏联在1979年12月对阿富汗的干涉。

阿明在某种意义上有些像波尔布特（PolPot）。我们曾有机会在1978年4月阿富汗革命成功后认识了阿明。您无法想像比他更和蔼的人！这点与英萨利完全一样，英萨利在柬埔寨革命后也对我们进行了一次访问。

确实，我曾奇遇般地认识了一些人物，他们表面上完全正常，很有教养，具有西方文化修养，毕业于欧洲或美国，然而后来却做出了令人恐怖、憎恶的事情。这些人好像在既定时刻发了疯。看来有些人的脑神经无法适应革命进程中出现的复杂问题，他们可耻的疯狂举动至今使我震惊。

您认识邓小平吗？

不认识。我很希望我曾能认识。

您在开始这一组问答时曾问我哪些领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一开始就对您提到切&#8226;格瓦拉，一个拉丁美洲人，但我忘了提另一个杰出的、从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拉丁美洲人：乌戈&#8226;查韦斯。

您对没能亲自认识20世纪下半叶哪位领导人感到遗憾？

我已经提及一个人，胡志明。我也很希望能认识毛泽东。当时不可能，因为很快就出现了那些由中苏冲突带来的问题和分歧。应该把毛泽东纳入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政治战略家、伟大的军事首领之列。我没有忘记胡志明的遗信，信中请求中国和苏联超越争论、团结起来。

那么，戴高乐呢？

由于我们在战争中支持了阿尔及利亚人，与戴高乐的关系不太好，但是戴高乐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的威望很高、权力很大，但由于阿尔及利亚有一大批法国移民，戴高乐为解决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戴高乐作为军事家的一种素质给我留下了记忆：尽管法国人的坦克更多，但他预见到法国可能被德国打败，很简单，德国人把坦克组成了装甲师。于是戴高乐想出了主意，把坦克集中起来，并组成了装甲师。

其次，我佩服他在美国、在英国人、在全世界面前表现出的毫不妥协的反抗性。他在那场几乎使法国这个伟大民族栽到西班牙或意大利之下的可怕战争结束后，拯救了法国。他拯救了传统、民族尊严和法兰西的反叛性。然后又出现了由阿尔及利亚之战引起的严重危机时刻，出现了政变的危险、威胁，有人给戴高乐打电话：“请您过来，帮助我们摆脱这个局面。”谁能做到呢？他能做到，因为他有很高的威望。

戴高乐为法国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他的坚持下法国生产出了核武器，当时谁也没能禁止他，不像今天，禁止全世界生产核武器，但却不禁止从地理上离我们很近的某些人。也不禁止比如说以色列，它在另一种意义上离我们的邻居很近。

戴高乐直到被安葬时都是一个天才和人物。这是关于他我所能说的。人们可以赞同他或不赞同他，但他是法国的历史性人物。读过法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一点；而我们都曾出于某种原因必读法国历史，因为多少世纪以来，法国一直在世界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们知道那个抵抗战争中的戴高乐，那个缔造了第五共和国的戴高乐，那个再次拯救了法国的戴高乐，哪怕人们不知道他究竟拯救了什么；因为你们总是经历着政治危机，甚至有过每六个月就更换政府的时期。

在第四共和国时期，从1944年到1958年。

他犯过错误，比如面对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时的所作所为。当希特勒还没有掌握充分权力而陆军总参谋部反对时，戴高乐允许了希特勒对鲁尔（Ruhr）的占领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事情，如兼并奥地利，兼并苏台德山脉（Sudetes）。他允许这一切发生。后来，德国人就像戴高乐曾担心的那样集中起他们的坦克进攻法国。

戴高乐把这一切理论化，并写进了一本书。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8)

关于装甲师。法国人拥有作为步兵支持力量的零散坦克，德国人打破了这些组合，因为在德国人的脑子里，没有比“后方有坦克”这样的消息更可怕的事了。俄国人那时确实已经有了装甲师；从军事观点来看，他们犯了另一个错误。但是戴高乐有能力统帅抵抗运动，尽管身边有他的美国盟友，他没有屈服于他们。由于戴高乐，法国后来扮演了重要强国的角色。戴高乐不是左翼人士，不是社会主义者，他是法国爱国者，一个有战略思想的军事家。然而，当动乱威胁出现在1968年时他怎么样了呢？戴高乐跑到了德国，那儿有法国军队，他去确认这些部队的支持以便镇压任何可能的民众造反。我是这样看的，而我是不能赞同他这种做法的。

您对法国哲学家让&#8226;保罗&#8226;萨特（JeanPaulSartre）保留着什么印象？

我是在萨特1960年访问古巴时认识他的。他是与西蒙&#8226;德波伏瓦（SimonedeBeauvoir）一起来的。我见他们的时间很少，我招待了他们，与他们进行了交谈。我本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与他们谈话，交换意见。萨特写了一本友好的书，题目是《掠过蔗糖的飓风》（Huracánsobreelazúcar），是给巴黎的一份报纸《法兰西晚报》（France-Soir）写的关于古巴革命初期情况的热情报道。

那么对欧内斯特&#8226;海明威（ErnestHemingway）呢？

我也本希望能更多地了解海明威。他喜欢古巴，热爱这个岛屿。他曾居住在这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东西，他的存书、房子，这些今天已成为博物馆的一部分了。在革命后的第一年，我曾与他有过两次交谈，非常短暂。如果海明威能在这里多住几年，我会希望有时间与他谈得更多，与他再亲近一点。

他有的小说我读过不止一次。在《丧钟为谁而鸣》、《永别了，武器》（Adiósalasarmas）等许多小说中，他总是让主要角色与自己对话。这是我最喜欢海明威的地方，我喜欢他那些角色自己与自己说话时的独语。《老人与海》这部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奖的作品也如此。

关于他这个人嘛，就我所了解的那一点点来看，我觉得他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他的习惯、行为、他的物品，都表现了这一点。我从来就很喜欢他的文学。他在书中替自己画像，那些他体验过的冒险，那些他想经历但没能经历的事情。从心里说，我很欣赏他对冒险的渴望。

我希望我们现在来谈谈古巴国内的形势。所有国家都有不满的人群，古巴也一样。同时，看来您通常总能感觉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并总是由您首先在演讲中提出这些问题：这件事情没办好啊，那件事情必须做得更好啊，而人们也总能在您的演说中听见他们感觉到的问题。但是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听不见您在演讲中谈论古巴社会里没办好的事情了，因此很多人想念您过去扮演的那种古巴“头号反对派”角色。

的确，我是头号反对派，但不是反对国家，而是反对错误，反对没有办好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有办法了解舆论情况，就像是有一台显微镜。应该承认在我国，人民有自由表达意见的习惯，我们的传统中有这个特点，人们爱表达意见。

多少年来，我们都在每个事件之后收集人民的自发意见，在这些意见里有反对的意见。我在前面已说过，我们还有规定，要公开每一项反对意见。我从不公开宣读与我有关的意见，因为有可能是非常夸奖的，当众念这些让我反感，不舒服，显得虚荣。甚至当几百万同胞中只有几千个人表示不同意见时，我也感到担忧。比如，有1万6千个人持反对意见就足以让我们注意了，不是因为百分比，的确不是；要考虑到这些批评意见有可能有道理，是正确的，但也有可能是对革命没有好感的敌对分子的意见。

情况是可以分辨的。当人们说：“这个可能太贵了”，或者说：“电视台的这个节目应该这样而不是那样做”，这些不是来自敌人的意见；尽管也有来自敌人的意见：“你们谈这些，但不提吃饭的问题”，“你们说这个问题，但不说那个问题”。也就是说，关于舆论状况的信息是全面的、广泛的，我们关心这些信息，它帮助我们了解真实情况。所有的反面意见都会包括在内。必须关注舆论，在很多情况下，那些反对意见能帮忙，都是些自然表达的意见。

现在我确实是很有批评精神的，比过去更无情地批评。应该看看我说的那些话，而且我是在公众场合说的。

确实，在2005年11月17日的一次讲话中，您对腐蚀国家的一些坏现象宣布进行“殊死斗争”，您指那些小规模的腐败、偷盗国家财产，非法致富；直到那次讲话之前，您还没有对这些现象作过如此严厉的公开谴责。

是的。我们正在邀请全体人民参与这场战斗，一场针对各类问题的战斗，其中包括小规模偷盗、在任何地方出现的任何类型的铺张浪费。由于我们没有在人民中反复宣传深刻的节约意识，导致了这类问题的产生。

我考虑最多的，是我们的缺点、错误，是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我们正投身于一场反对种种恶习，反对滥用资源，反对某些扩散开的坏习惯的战斗。是的，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已经开始的伟大战斗，我们投入了史无前例的力量和经验，我们会赢得这场战斗。

应该承认，我们这里有几万个寄生虫，他们什么也不生产，然而却发了财，比如，他们买卖偷窃的燃油。很多人提着一根管子，把汽油倒进他们的老牌“榄仁”车（almendron，即1920年到1950年期间的一种美国汽车），这些新富人手里有钞票，却连自己消费的汽油都不愿意付钱。在这方面存在着普遍的混乱，造成几千万美元的流失……这是我们要整治的现象之一。

怎么解释一定要由您亲自干预呢？为什么集体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常用方法不起作用了呢？

是的，我们过去相信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这种方法已经不灵了。像过去运用的那种方法实际上已经不起作用。因为批评往往用于一个小集体内部，我们从未在大场合利用批评的方法，比如在剧场里，面对几十万人。打个比方，假如一个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虚报了有关蚊子（AedesAegypti）存在的一个资料，我们可以把他叫来，批评他。可以这么做。但是我见过一些人，他们说：“我做自我批评”，然后若无其事，笑个半死！他们很得意。他们造成的后果呢？由他们的失职或行为方式造成的几百万元损失呢？

我们必须在屋子里，在核心层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然后发展到核心层外，发展到市镇，乃至全国。我们要利用人应该有的羞耻感，当然我认识很多恰巧可以称之为“无耻”的人。有羞耻感的人，当他看见当地的报纸上出现了有关他们所作所为的消息时，会羞愧难言。在这场反对恶习的战斗中，我们对任何人都不留情，对任何坏人坏事我们都要直呼其名，我们求助于每个部门的荣誉感。最后，那些不理会的人将去自我纠正，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自我纠正；是的，他们将自食其果。我们相信一点：人都是有很强的羞耻感的，一个革命者的首要责任是极其严厉地要求自己。

我们要打这一仗，要用更大口径的子弹。革命必须使用这些武器，只要有必要，就要使用它们。革命要建立必要的控制。我们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一切放任自流。

您认为“特殊时期”的困难和匮乏促成了腐败及偷盗现象的产生吗？

是的，尽管偷东西和盗窃资源并不是今天也不是“特殊时期”才有的。当然，特殊时期加剧了这些现象，因为它造成了很多不平等的状况，同时使一些人有可能弄到很多钱。但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记得1990年左右，当时苏联还没有自我解体，我们在（哈瓦那郊外）的贝胡卡尔（Bejucal）修建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技术中心。工地附近有一个小墓地，我有时在那儿转圈。一天我走到了墓地那儿，发现那儿有一个地下市场。修建那个中心的建筑队伍，包括队长们和一大批建筑工人在那里组织贩卖各种产品：水泥、木钉、木材、油漆……等所有他们用来建筑那个中心的材料。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9)

多少东西被偷盗啊？有时甚至涉及一些产品需求量很大的重要工厂。比如，药品厂。我了解拉利萨（LaLisa，哈瓦那的一个区）区的一家工厂，不得不把该厂的管理人和其他几十个人弄走。这个厂的管理人员本身和相当一部分人卷入了偷窃药品。不得不弄走了几十个人，再找这个找那个人来代替他们。只是解雇并不能解决问题，解雇也不是唯一办法。您看某些恶习扎根多深，浪费、挪用资源、偷盗多么严重啊。

您对这一切怎么解释呢？

在特殊时期，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些非常不平等的现象。在我们开设外汇商店的那一天，我们心里是多痛苦啊。设立那些商店的目的是为了回收一部分某些人从国外得到的钱，这些人在全国人民经济极其拮据的同时，在外汇商店购买紧俏商品，那些商品从过去一直到将来都会昂贵，以便我们将收益用于满足那些从国外无法获得任何东西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此外，有些个体户向国民收费太高，他们在一个月的收入是我们一个医生的几倍，这些医生或在危地马拉的高山上，或在非洲的偏远地区、海拔几千米的克什米尔、喜马拉雅的山里工作，抢救生命。比起那些窃贼来，我们这些医生的收入只有他们的5%或10%；那些人将偷来的汽油卖给新贵，将港口的物资用卡车成吨挪运走倒卖，在外汇商店偷盗，在五星级宾馆偷盗国家财产――他们会用在某家外汇商店买来的普通朗姆酒置换宾馆的朗姆酒，就这样利用一瓶普通的朗姆酒能调出的莫希托（mojitos）和达伊基里（daiquiris）（莫希托和达伊基里是用朗姆酒加柠檬汁等调出的两种鸡尾酒名称——译者注）换取额外收入。在这个国家里有多少种偷盗的方法啊！

好像偷盗最多的地方是加油站。

好吧，我们从比那尔德里奥查看起，看看那些收取外汇、销售燃料的加油站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快就发现那里被偷盗的部分与收入部分相等。他们偷了将近一半！在其他一些地方偷盗占一半以上！

在哈瓦那，很多人学会了疯狂偷窃。如果我给您讲讲首都所有加油站的历史，您会震惊不已；要做的事还要多两倍，简直是一片混乱。每个政府的部都自行其是，到处分发汽油。在人民政权委员会，灾难、混乱，是全面的。

还要看到，所有最老的汽车，那些耗油最多的汽车，都曾给了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表面上看我们合理地使用着汽车，但实际上我们正把国家世世代代抵押出去。就我们所了解到的来看，许多公家的汽车在为了与正常工作毫无关系的事跑东跑西。工作人员，或多或少，都利用公家的汽车去看亲戚、朋友、家人，或者女朋友。

已经用不了多久，就像许多发达国家正在做的那样，通过全球定位系统（GPS），就能知道每辆汽车在哪儿，不管在什么地方、哪条街道。谁也乘车跑不了，谁也无法坐车去看姑妈，看什么别人，看女朋友。不是说看望家人、朋友或女朋友有什么不对，但别坐用于工作的汽车去。

我记得有一次，那是特殊时期开始的几年前，我看见有一辆崭新的沃尔沃牌货运车在哈瓦那第五大道上飞奔，那车几乎是刚买的，当时值五六万美元。我对这辆车以那样的速度跑向哪儿好奇，于是让卫队问一下：“停一会儿，问问他去看谁，让他跟你说实话。”那个司机坦白说他在第五大道上开着那辆沃尔沃疯跑是为了去看女朋友……真是无法无天了！（原文Cosasveredes，MíoCid为一句谚语，veredes是古西班牙语，即verés或verás，这句话的意思是“多么离奇的事呀！——译者注。）

像这样的事一直有。一般来说，我们什么都知道，很多人认为：“这不是革命能解决的事；不，这样的事谁也解决不了。”但是能解决，这样的事人民能解决，这样的事革命能解决。

怎么解决呢？

首先，这是一个伦理问题。我对伦理的作用考虑过很久。一个革命者应该有什么样的伦理观呢？所有的革命思想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从伦理观开始的。但是，这也是一个生死攸关的经济问题。古巴人是世界上最浪费电力和燃油的民族之一。我们这儿谁也不知道汽油的价格，谁也不知道电力的价格，谁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市场上的价值。连房子我们最后都白给。古巴能通过赠送房子解决住宅问题吗？一些人买房子，成了房主，他们每月交50比索，80比索，好，现在兑换一下，如果这钱是从迈阿密汇来的，那只是3美元啊！这样几年下来，他们只付了不到500美元，其中一些人以1万5或2万美元的价格再把房子卖出去……谁来买呢？无产者吗？底层人吗？有许多底层人，他们得到了不花钱的房子，又把房子卖给新贵。这是社会主义吗？

有一个现象，尽管是合法的，但是荒谬的，就是说那些从国外得到外汇的古巴人比没有任何人在国外的古巴人享有更多的好处。这造成了不满。

是的，您要注意这里的不一致性，他们能得到这些好处首先要感谢古巴政府的补贴。比方说，现在那些在国外的人，他们有了1美元后干什么呢？他们汇往这儿……我有能得到国外汇钱的亲属，我与此毫无关系。一天我们打听了一下，现在有的省有30%到40%的人能从国外收到点什么，哪怕是一点点。但是，汇1美元是个好买卖，太好的买卖！他们靠汇美元就能完全把我们搞垮；因为，在一个被封锁的国家里，产品是配给的，得到国家高度补贴的，免除了服务费用的，或极便宜的，因而这些汇进来的美元就取得了很高的购买力。

那么，古巴人民为从国外汇进的这1美元曾付出多少钱呢？这一美元不是你在这里的劳动所得，是从外面汇给你的，是某个带着健康的身体离开这里的古巴人从外面汇给你的。这个人在古巴从出生起就接受免费的教育，没有患病；到达美国的古巴人都是我们这里最健康的公民。现在我们来看看，为这一个从美国汇来的美元，古巴平均付出了44美元的代价。我们研究过这个题目。

古巴是一个高尚的国家，她为在那边的那些人的美元提供补贴。那些人对你说：“我给你寄2美元，你好支付得到补贴的电费。我再给你寄一个电冰箱，再不，我给你寄钱你好在商店里买东西。”然后，慷慨的汇钱人继续说：“你别担心，你需要什么我给你寄什么，我来保证你在这个白痴社会主义国家消费的、得到补贴的300度电费。”我们是善良的人，但是会有某个公民理直气壮地觉得我们是傻瓜。他有部分道理，注意！

我还记得，当我们分析电力消耗时，发现有一家每月耗费11000度电的私人餐馆（原文Paladar在古巴是“小吃店”、“餐馆”、“餐厅”的意思——译者注），而这个白痴国家还补贴那里的店主，资产阶级很喜欢带参观者去那里品尝龙虾、虾的美味，以显示私营企业的奇迹。所有这些都是某人从巴塔巴诺（Batabanó）给他偷来的；餐馆有四五个餐厅。不能再这样下去！当然，这个“独裁的、滥用职权的国家”是“进步的敌人”，因为它视掠夺为敌人。

当时，国家给这家餐馆每月补贴1000多美元。我知道情况，因为我问过每月它消耗多少电，合多少钱，这家私营企业以受到补贴的价格付电费：11000度啊！我记得在超过了300度之后每度电付30分比索。他每月付3000古巴比索，即120美元。但是国家每月要花费1250美元――那次我是按每度电10美分计算的。这就是贸易自由，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发展，这就是前进……

你们将怎么做呢？要取消补贴吗？

不，但我们已经提高了那些用电大户的电费标准。对于那些浪费电的用户，不管它们现在的经济状况如何，我们要遏止它们的过份消费。另一方面，必须逐步摆脱在今天已经成为累赘的补贴政策。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10)

因此，从现在起，补贴或免费只用于那些基本的、紧要的事情。对医疗、教育和一些类似的服务将不会收费。但是必须对住房收费。我们将研究收多少。可能还会有一点补贴，但是所缴租金在几年后必须接近住宅的成本。一切都要适应我们的水平，一切属于人民，唯一不允许的是自私自利、不负责任地浪费财富。要杜绝浪费。

我们也要创造条件让配额本消失。我们正逐步创造条件改变这个在过去必不可少、而现在妨碍我们的配额本。只要按照简单明了的原则，我们不会滥用职权，也不会让人饿死。配额本必须消失。另一方面，我们提高了一些人的工资和养老金，这是针对那些收入最低的人。劳动和从事生产的人将得到更多的收入，得到更多的消费品，享有更多的服务；那些工作了几十年的人收入将更高，得到更多的东西。很多特权将会消失。对很多不平等的事物我们将逐步截断它们的源头，那些它们赖以滋生的条件。当没有人需要补贴的那一天来临，我们就向着一个公正的、尊严的社会前进了一大步。

您正在承认革命在这方面的错误。国外的一些人将会高兴，也可能国内的另一些人会认为您的批评过于严厉。

是严厉，但我这么说了。将来有必要说多少次，我就说多少次。我不害怕承担我必须承担的责任。我们不能搞温良恭俭让。让他们攻击我好了，让他们批评我好了。是的，很多人应该感到有点痛心……我们应该敢于这样，我们应该有勇气说出真实情况。那些外部的强盗说什么，那些广播明天或后天将以讽刺的口吻做何种评论，这都没有关系……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这不是说革命的坏话，这是说革命的好话，因为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个革命能够提出这些问题，能够抓住斗牛的角，比马德里的斗牛士做得还漂亮。正因此，我们应该敢于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们希望实现的目的。

为了打击偷盗，尤其是加油站的偷盗，你们正在起用青年社会工作者，是吗？

是的。我们正在非常严肃地解决这些问题。您无法想像这些青年社会工作者正在以怎样的热情工作。他们正在从事许多任务。我这一生从未见过这样高的热情，这样严肃、尊严、自豪的态度，这么清醒地觉悟到这是有利于国家的工作。目前青年工作者已经进入了炼油厂，他们乘坐在2万或3万升的油罐车上，沿途巡视，查看哪里有燃油被倒卖……我们这里曾陆续发现完全靠公家油罐车供给燃油的私人加油站。

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动用全国拥有的28000社会工作者，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在为创建反腐败支部工作着。每一个需要观察的点配置一个支部。在那些地方也有青年团、群众组织、革命的战士……但是最好还是那些偷油的人自我坦白，那样我们就没有必要一个点一个点地发现每处盗窃多少燃油了。

有时社会工作者战斗队必须采取突袭、迅速、严守纪律和有效率的行动。他们的行动是很有影响力的。在哈瓦那城，有1000人在行动，我们又动员了另1000人作后备力量。他们到达了那些地点，一下子哈瓦那加油站的收入就翻了一番。为什么过去那些职工收不进这么多钱呢？社会工作者必须进驻。我说过：“他们有可能不吸取教训并自我纠正吗？”

哈瓦那已经变成了一所壮观的学校，人们在此学习该做的事，社会工作者日益提高能力。我们准备动用28000名社会工作者和7000名正在学习的学生。如果还不够，我说过，从现在起，我们与大学生联合会一起干，我们再找另28000名大学生，我们与正在积累经验的社会工作者一起发动这些大学生。如果56000人还不够，那我们就再找56000人来加强力量。

让我们来告诉那些腐败者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发展，什么是公正，什么是制止偷盗。我们将拥有人民最坚决的支持。我们的社会将会真正成为一个全新的社会。将不会再有很多人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这种现象永远也不会结束。”与人民在一起，我们正在证明能够做到。我们应该下定决心：不是我们打败这些不正之风，就是我们自己死亡。

谈到古巴的政治结构，我想问您是否认为一党制的结构今天已经不适应目前日益复杂化的古巴社会。

您在问一党制的问题，对吗？随着我们的人民更有文化，对世界更了解，他们就更热爱团结，珍视团结。我确实看到在一些拥有100个或120个政党的国家里发生的景象……我认为不应该把这种现实理想化为管理国家的形式，也不应该把它理想化为民主的形式。这是一种疯狂，一种异化的表现。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怎么能以100个政党的形式组织起来并取得发展呢？它不会把我们引向任何健康的管理模式。

在许多国家里，古典的、传统的、多党参与的竞选制度往往演变成一种好感度的竞争，而并没有成为一种资质、诚实性或才干的竞争。在这种?举中，最后被选上的，是那个给人以好感的人，最善于与大众交流的人，甚至是那个相貌最可爱的人，那个在电视、报刊或电台里得到最好的宣传的人。或者最终，毋宁说已经是个规律，被选上的是那个在广告宣传上花钱最多的人。

您知道得很清楚，因为您在几本书里分析了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个半球某些我不愿提名的国家里，那些美国式的竞选花费几千万，有时是几亿美元；形象顾问们教导候选人如何梳头、穿衣、面对大众，以及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这一切就像是一次狂欢节、一幕真正的闹剧、一场演戏……

有时，参加这些竞选的只是那些有足够资金投入宣传战的人。那些在大众传媒露面最多的人，几乎就是最终取得竞选胜利的人。如果一个反对派候选人没能动员出足够的资金来进行有效的竞选活动，即美国广告商所说的“科学广告运动”，那他就可能在竞选中失败。这是事实。这种大选的结果是非常奇怪的，影响它的根本因素与竞选人的才能很少有关系。

此外，不像在其他地方，在古巴不是由党来提名、选举众议员……比方说在西班牙，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内，党主席费利佩&#8226;冈萨雷斯决定谁将以该党的名义参加议会。这是一种像搞一场简单名义测验那样容易的方法。不错，他还要估计一下他将提名的议员候选人手中的钱数，及他们能够取得多大的广告效果，但这不难。如果他估计在一个省、一个自治区或一个地区本党拥有15%或20%的势力，他就将知道本党在这些地方可能拥有的议员的确切数目。于是他提名若干候选人，然后公民只是投票选举他拥护的政党。政党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一个组织，选举人只是为一个抽象的东西投票；选举具体议员的、确定议员名单的，是政党。

另一些国家的人，比如英国人，或牙买加人，他们有选区制度；这种方法稍微好一点。在选区里，每个政党（由选民直接）提名一人，一般每个选区有两个政党。这样，议员就会在议会里取得长期经验。一般来说，比起总统制国家里出来的干部，加勒比岛国的政治干部更有效率，更有经验。

我们在古巴，一条首要原则就是党不提名，由人民提名，每个选区的居民在代表大会上讨论，提名，也就是说决定人选，然后选举将在议会代表他们的候选人。在这个过程中，党不得干涉，绝对禁止党的干涉。

难以相信党不介入。

我们的党既不提名也不选举。我们制度的基础是每个选区的代表，这些代表是由人民在代表大会上为各自选区推举的。每个选区的候选人不得少于2人也不得多于8人，他们由人民选举，必须获得50%以上的选票。然后由他们组成全国各个市镇的市镇代表大会。由600多名代表组成的古巴全国代表大会中几乎50%的成员来自这些选区代表，他们不仅组成市镇代表大会，同时推举组成省代表大会和全国代表大会的候选人。

我不再展开了，但是我确实希望人们有一天能更多地了解究竟什么是古巴的选举制度；因为当一些北边的人问我们：“古巴什么时候搞大选？”的时候，的确让人震惊。这个问题可以由我们古巴人问他们并对他们说：“需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可以当上美国总统的超级百万富翁？”或者不这样提，总统候选人不一定必然是超级百万富翁，但我们可以这样问：“一个候选人需要几十亿美元才能当选总统？”，“每个职位值多少钱，哪怕是最低的市镇职位？”

在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事，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我们不会在墙上贴满广告，我们不会在电视上大规模播放那些竞选演说，我想他们是那样称呼的。

可能提出两个、三个，直至八个候选人，一般情况下有两到三个，差不多总是两个；有时候要花一些时间选择，因为有价值的是候选人的简历，经历，历史，他们一起参加竞选活动，这些人都是一些质量很高的人选。议会里差不多半数由那些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人员组成。

这些人不是党员吗？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11)

不一定非是党员，不，根本没有这种规定。他们中有很多党员是出于偶然。这证明了什么呢？只能证明有很多好人，很多优秀人物是党的成员。甚至天主教徒、新教教徒也可以是党员；宗教意识不是一个障碍。在开始时曾是障碍，正如我已经给你讲过的。但今天，党已经向具有各种宗教信仰的人敞开了门。

这大约13000名到14000名代表是被群众提名和选举的，他们必须获得50%以上的选票才能当选；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是党的成员这一事实证明，被我们的党挑选出来的男女公民不是腐败分子，而是廉洁的人，在他们中间有许多年轻人，许多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人。我可以向您保证，随着我国历史、斗争、对抗、战斗的发展，我国人民的文化程度将越来越高。他们珍视团结，把团结看成根本性的、不可缺少的东西。

在许多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里，入党是一种获取特权、肥缺和好处的方式。人们入党不是出于信念和牺牲精神，而是为了私利。在古巴没有发生同样的情况吗？

我们的党不是为了获取特权而建立的。只要出现应尽的义务，那么第一个有责任去做的就是党员。党不提名，不选举，由人民通过10000多个选区来做这些事。党领导，我倾向于说党从意识形态上领导，党制定战略，党与共和国的议会、群众组织，与全体人民一起承担这个责任。这是一种不同的观念。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也有腐败。您认为在古巴，在领导层内部没有腐败吗？

有这样的情况，一些官员与外国大公司谈判，那么好吧，有时他们邀请这些官员去餐馆吃饭，或者邀请他们去欧洲，让他们住在公司主人的家里，或住在豪华饭店里……最后，我们的一些官员就成了成百万的买主；一方面他们是成百万的买主，另一方面，很多资本家都具备腐蚀人的艺术，他们做的比蛇还要隐蔽，有时比老鼠还要坏。老鼠是一边咬人一边使人痲痹，它们能在漆黑的夜里从人身上咬下一块肉来。就像老鼠一样，他们逐渐使革命昏昏欲睡，再从革命的身上扯肉下来。

不少人的腐败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人知道自己在搞腐败，或者怀疑自己的行为属于腐败，因为人们看见了他们的生活水平，看到了他们所干的蠢事：某人换了小汽车，新漆了汽车，按上了这个，或者装上了一些漂亮的带子，因为讲究排场。我们不下20次地在这里听说，在那里听说。必须采取措施。但是这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

我们做了努力，我们有幸最大程度地避免了腐败或滥用职权的现象，我还没听说过任何比我们做得好的例子。领导层的腐败在我们这里是无法想象的。有可能出现腐败，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一点，这里有很多人陷入腐败，但是腐败不允许发生在党的领导干部、国家领导干部身上，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允许自己这样做。

有人把我纳入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列。这（谎言）太过分了。我不会为此打官司。我确实没有任何财产。我有些许比索，自革命的第一年起，我为每项服务缴纳规定的份额，当然是微乎其微的，然后我会剩下一些。我的工资从来没有变过，从工资里我要交党费，一定百分比的房租，每个月都要交。我已经好几年没有休假，好几年没有休息过一天了，没有周六，没有周日。物质上我什么也不缺。我拥有我所必须的。我也没有什么过多的需求……

我给您解释一下道德品行的准则和本质。如果说哪个革命领导人在外国某个银行有存款，那就让他们找吧；谁要是能找到一处，那么他要多少给他多少；我们革命领导人没有一分钱，我们可能有些比索，我们还剩下一些，因为几乎所有的消费都替我们付了……

您能告诉我们您的工资是多少吗？

我的工资，以25比索一美元计算的话，每月30美元。但我饿不死。我交党费，交别的，一定的百分比，从始至终交，交房租，我想是百分之十吧。

您应该明白，一个这儿那儿、在许多个地方被追踪的人，不可能每天都处在一个点上。当然，这些条件都逐步改变了，我们也逐步取得经验。

我要帮助我的一个姨妈，他的一个儿子在战争中死了，这是实行退休制度之前的事，因为起义军曾六个月没有发工资。

还有别的，既然我们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您，这么多年来我积攒了许多接受的礼品。我不知道这些礼品总共值几百万美元，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喜欢卖掉属于或曾属于这个人、那个人的东西。一天，我把17000件礼品交给了哈瓦那市的历史学家欧塞维奥&#8226;莱亚尔（EusebioLeal）。我一直不愿意说这件事，免得一些赠送我礼物的人认为我不珍视他们的赠品。其实相反，我正因为重视才交给了哈瓦那市的历史学家。我对他说我只保留一个东西：“把书给我留下吧；等我死后，就都是公共图书了。”但是其他的礼物，我全交公了。有很多趣事，有人会对很多事发笑，因为我还交了睡衣，甚至还有价值六七千美元的手表，艺术品，各种各样的东西，精美的绘画，价值昂贵的物品，古董。

我不是在自我辩护，我只是说有些事太可笑。他们两次把我纳入最富有的人之列。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搞这么荒唐的把戏有什么目的。我自己没有一分钱，我一分钱也不管理。当然，一般是国家的管理部门管理主席的开销。这在哪个国家都一样。确实，当我访问时，我必须住在宾馆里，必须在某个地方吃饭，但我身上从来不带一分钱。

我可以说执行了一个公式：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那么我的所需，我个人的所需的确是非常少的，我的工资从未提高过。我将光荣地身无一文可兑换外币死去。人们要为我写的回忆录、书籍付几百万的稿费，我只是说：“我写书是为了给学校的。”以这样的准则生活，人感到平静，由衷幸福，感到坚强有力。任何一个革命者的头脑里都容不下一丝不公正，绝对容不下。

我说过革命者的心里容不下报复心理。一个人可以用人世最大的坚定性进行斗争，但是不能出于仇恨而斗争。当我们在马埃斯特拉山时，有一次我说过一句话。当时我正在观察一次用火箭发射的轰炸，那些火箭是由美国人提供给巴蒂斯塔的炮手的，我在写给塞利亚（CeliaSánchez）的一封长信的结尾处写道：

“看到他们把火箭投向马里奥（Mario）的房子，我发誓要让那些美国人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昂贵的代价。当这场战争结束后，对于我来说，一场更漫长的、规模更大的战争将开始，那就是我要打的反对他们的战争。我感到这是我真正的使命。”

那是我看到那些炸弹时的一种预感。

但是后来我又目睹了那么多的事情……我看见成百万的越南人死去，成百万的残废，我看见他们向越南的热带森林抛撒下凝固汽油弹，那是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优雅、感情细腻的民族啊，而美国向两万公里之外的这个国家轰炸。我看见他们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行为，那些拷打，看见他们在费卢杰使用白磷弹……看看那些他们强加于人的独裁政权，那些在美国造的专门指导下培养出来的几万施刑者，那些让1万、2万、3万阿根廷人“失踪”的肇事者，他们还偷走了“失踪者”的孩子；我看见那些人让10万多危地马拉人“失踪”，“失踪啊”！再加上对智利的镇压，加上他们干过的所有可怕的事情，不止一次地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干涉，那里曾有一个受到美国支持的、由美国制造出来的、像尼加拉瓜的索摩查一样的特鲁希略的政权……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12)

在给塞利亚写了那段话后我目睹了那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让我觉得那时写下的话是正确的。我不是针对作为人民的美国人。相反，古巴是美国公民在世界上能受到最好接待的国家，在古巴没有偏见也没有心理情结；心理情结会造成仇恨和蔑视。我们这里不存在对美国公民的蔑视。我们的人民所接受的不是沙文主义也不是狂热情绪的教育，这是一个在思想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民，否则我们不可能坚持下来。一个国家只有靠思想才能站得住脚。

有一些人，甚至原则上是古巴的朋友，他们面对那么多针对革命的批评，也开始怀疑你们，或最终谴责起你们来。对他们您能说什么呢？

对很多出于一定的思想怀疑我们的人，或者谴责我们的人，我想说的是，想一想这个小国家为什么能够在将近半个世纪里抵御那个最大的强权的多次攻势。如果不是靠着原则、思想和伦理，这是无法做到的。这是唯一的方式。

我们相信人，相信人类，相信人有能力获得道德、觉悟，相信人能够做出巨大的牺牲……人们甚至能为坏的事业做出牺牲。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您看在马恩（Marne）、凡尔登（Verdún）战场上，连那些工人都去为法国国歌而战，真是美丽的篇章，为法国国旗、法国历史、法国国徽而战。人们为了象征符号成群去死，只为了那些象征，相信那是美好的，是值得为之献出生命的，而他们是在保卫帝国的利益，保卫大资本家的利益，保卫那些非洲、亚洲的殖民强权的利益。

在漫长的历史上，我们看到人们为了尊严，为了自己所珍视的价值而死。那是因为有人曾把这些价值观灌输给了他们。应该把那些从人道主义、正义、博爱的角度看来是最美好的价值灌输给人们。

法国革命中，我非常喜欢“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她曾是教诲。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当我们目睹了世界各地发生的状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生的情况，目睹了美国的统治方式之后，还有谁能谈论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吗？甚至连自由也无法论及。无法论及平等，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还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很难论及博爱，很难让博爱统治世界。然而，自由、平等和博爱将会统治世界，因为这些感情正在四处萌发新芽。

因此我常说，知识分子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我们称之为知识劳动者的那些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教授，所有那些在英特网上组织强有力运动的人士，比如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从阿莱格雷的世界社会论坛开始组织抗议活动的人，组织西雅图抗议活动的人，他们才能使当今世界的主子们害怕。

我坚信在美国绝不会建立一个法西斯政权，因为美国有传统，有伦理价值观，有政治机构……一般来说，美国人做什么的时候，以为他一定能把这件事做好；因此一些统治者总是首先企图欺骗他们。但是，要想欺骗一个知识分子肯定是很难的，哪怕在这场迫使许多美国公民扔掉法国葡萄酒的伊拉克战争中。这个举动真是愚蠢。假如说是他们正在大喝也好啊，然而，唾弃法国葡萄酒，扔了它？您看看，这是什么样的极端做法啊……这类事情在出，是仇恨造成的，他们强化仇恨，强化偏见。

我们认为自己有幸觉悟到这些不是政治武器。有政治武器，而且我们的经验证明，运用原则是我们可能拥有的最好的政治武器。

最近古巴在宪法中加入了社会主义是一条出路……

规定古巴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可更改性。

您认为在宪法中写入这点就足以保证古巴永远坚持社会主义吗？

我不认为，但这么做事出有因。2002年5月20日，布什先生要古巴改变社会和政治制度，要我们在古巴建立资本主义，建立尼加拉瓜式的、或其他一些我没有必要在此提名的国家式的民主。我们给了他一个回答。群众运动持续了两个月之久，举行了群众游行，产生了一个给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关于这个提议我已经给您讲过了。800多万人在提议上签了字，真真实实的签字，因为除了某些眼睛或胳膊有问题的，所有愿意签字的都签了字。一共800万人签字！许多地方都举行了抗议，因为必须是身在本选区的人才能签字。比如，所有当时没在圣地亚哥城的人不能签字；因此有不满情绪，许多人说：“我也想签字！”在选举全国代表的时候，允许在外地投票，但是这次我们做出了我给您解释过的规定。

关于这次签名，有过非常剧烈的争论――一切都在4天内结束――，因为人们不明白为什么不让他们签字。有可能一位大使身在工作的所在国，有可能这位正工作，那位正访问；我们甚至不知道有几十万人因为不在居住地，因而无法收集到他们的签名。

我来结束我的解释。因为他们要我们建立资本主义，我们就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打了一个大仗。所有群众组织的代表第一次全体集合?来开会，讨论一种又一种可能的回答，而这几百万签字一致支持这一步。

有人可能会问，怎么说不可改变呢？什么都是可改变的。我们曾在宪法里规定全国代表大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修改宪法，作为宪法规定的权限，代表大会可以商定对宪法进行几乎不受限制的修改，当然要通过一定的必要程序。因此我们决定取消全国代表大会的这个权力，取消它修改宪法以改变制度的权力，因此宣布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不可改变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想要改变社会主义性质，就必须进行一场革命，或者毋宁说一场反革命。也就是说，必须这么做，而面对这样一个受过教育的、团结的人民，要这样做并不是很容易的。这就构成了对布什从美国向我们提出的强求的一个尊严的回答的特点。因此，宪法里就写上了这一内容。

敌人甚至可以合法地掌握共和国的政府，他们理论上拥有一个条款：到代表大会去，成为大多数；如果他们推举出选区的代表，假如他们获得大多数，人们投了这些代表的票，就这样，请注意，通过选举的方式他们就可能夺取政权。因此，一边是“不可改变”的性质，一边他们就有可能夺去政权，并凭借政权，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一场反革命。这种事情发生过。然后，照此办理，汇集几百万的签名――他们永远也做不到，通过法令宣布，通过法令改变社会主义。

我说一场反革命，因为他们必须夺取政权来实现这一点，这并不意味着必须通过武力。根据我们的选举制度，他们完全能够通过决定我们选举程序的现行法律机制夺取政权。当我们写上：“不可改变”，那就是不可改变。也就是说，全国代表大会也不能改变它。这就是我们对宪法所做的修改。

他们能够通过一次选举的胜利来改变这种情况。夺取政权，这是要费一点劲的，两者都是困难的事。

您对古巴社会的前途感到乐观吗？

我可以告诉您一件事，我们是乐观主义者，我们清楚我们的命运是什么，这是一种非常艰难的、但又充满英雄气概的和光荣的命运。我们的人民绝不会被战胜，这就是我能告诉你的话。我们的人民的平均知识和文化水平将会处于世界最前列，像在一场马拉松赛跑中，领先紧随其后者几圈。我这么说丝毫没有沙文主义的意思。我讨厌沙文主义，我更喜欢批评，并总是在提及我们的成就时，表达我们没能做得更多的惭愧；每当我们应用我们的发明时，总是表达没能更早发现的惭愧；每当我们利用了新的可能性时，我总要表露没能更早获得这种经验的忧伤。现在，我们至少创造了经验。

您看，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文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在目前已经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日益获得更多知识的社会，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继续高速发展，在哲学、政治、历史、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成倍获得更多知识。一切都在发展，因为近来我们意识到可以运用现代技术手段成倍提高知识水平。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13)

我可以举通过广播、电视节目进行扫盲的例子，或者举利用太阳能向农村任何一个角落、小角落输送从不间断的稳定电流的例子，这样，只要很少的花费，就能通过电视把知识、文化、智慧送到任何地方。

无知是许多坏事的同谋。知识应该成为希望获得真正解放、希望建设一个更美好社会的那些民族的基本同盟，哪怕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悲剧，面临那么多的问题。我给您举了这些例子，但是我们发现可能性远远超过人们的想像，一切在我们的手中，在团结起来的人民手中。

您今天有好几项活动。我们这最后一次会面时间很晚了，已经过了午夜。所有这些活动应该使您很疲劳……

除了一天的日常工作，在今天的工作日结束之时，我还进行了两项重要活动：一是在电视上露面，二是会见我们去参加一个重要国际会议的代表团。两个题目都很重要。因此我们的谈话开始得晚了一些，但我很高兴接着谈。

您的工作仍然很繁忙，而在2005年8月13日您已经满79岁了。我想问您，您感觉身体如何？

哦，我身体还好。一般来说，我感觉身体还好，尤其是我感觉有精力，对事物有热情。我感觉身体和思维都很好。在这方面，体育锻炼的习惯肯定起了积极作用；我认为体育锻炼不仅有利于肌肉，也有利于大脑，因为它影响到血液流动，影响到氧气到达所有细胞，包括脑细胞。

2001年6月23日，您在做一次公众讲演时晕倒；2004年10月20日您又摔倒一次，也是在公众场合，这次造成了您的一个膝盖骨折。您从这两次身体的小事故中恢复得怎样？

您看，像以往一样，人们又在做很多推测。确实，2001年6月23日那天我在哈瓦那的一个区，科托罗（Cotorro）区，当我在酷热中连续三个多小时、面对电视直播做演讲时，短暂失去了知觉，很轻微。那是由于高温和过份的日照造成的几分钟的晕厥。几个小时之后，正在为此庆祝的迈阿密的人，惊奇地看见我再次出现在电视节目上，亲自告诉人民所发生的真实情况。那不是一件大事。谁在烈日下站那么久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那么您在圣克拉拉摔倒的那一次呢？

关于2004年10月20日那一次，我曾在次日给人民的一封信中讲述了经过。在结束于圣克拉拉市的演讲时，我意外摔倒了。一些新闻社和其他的传媒散布了关于事故原因的几种说法。作为当事人，我可以给您详细解释所发生的情况。

大约在晚上十点钟我结束了演讲。一些同志到主席台上来问候我。我们一起待了几分钟，然后从同一个用来走上主席台的小木梯走下来到下面聚集。我正准备在一个我上台讲话之前坐过的椅子上坐下来，我在花岗石的路面上走着，一边不时抬起目光问候与会客人。

当我到达距离第一排椅子有15到20米的水泥地面时，没意识到在地面和人群中间有一个比较高的走道。由于高度的差别，我的左脚踩空了，冲力和很久以前被牛顿发现的重心原则使我在踩空的同时向前冲直至摔倒在地面上，时间只有几秒钟。出于本能，我伸出两只胳膊来减缓下跌；否则，我的脸部和头部都会撞上地。

此事责任在我。我的疏忽是由于那天的激动，那一天的活动充满了创造性和象征性。那天夜里11点左右，我躺在担架上，被救护车送往首都。人们用几针镇痛剂减轻我的疼痛。

我记得乌戈&#8226;查韦斯总统刚得到消息就打来了电话。他希望与我通话，靠着无线通讯我们通了话。

我们一直到达了革命宫。我立即被带进设在那里的一个小医疗间，那里有为紧急情况准备的最必要的设备。医生准确地判断了左膝盖和右臂上部的伤情，右臂的肱骨呈现一个裂隙。髌骨碎成八块。专家和病人一直同意做膝盖手术，并用三角绷带固定右臂。

手术进行了三个小时15分钟。矫形医生精心把每块碎骨放在原来的位置上，拼合起来，并像编织匠一样把它们用不锈钢细线缝合起来，真是金银匠一样细致的工作。

我请求医生别给我用镇静剂，因此他们通过脊椎进行麻醉，只痲痹身体的下半部，而使身体其他部位照旧。出于当时的形势，必须避免全身麻醉，以便我能处理重大问题。于是，自始至终我都继续了解情况，并下达指示处理此突发事故造成的新情况。

外科手术之后，我开始锻炼左腿，同时保持右臂不动。

恢复期和功能锻炼期不太长；我经常游泳，做很多锻炼来恢复腿和手臂的正常功能。我没有耽误一刻处理国家事务。现在我正象您看见的，能走，能活动，生活正常，没有什么问题。

说到这里，我想谈谈关于未来的话题。您没有想过什么时候退休吗？

我们知道时间流逝，人的精力也会耗尽。但是，我在这里想向您重复我在2003年3月6日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时对全国代表大会所说的话：“现在我明白了我的命运不是来到这个世界上，在生命的尾声休息。”我向他们保证，如果他们希望的话，我便一直与他们在一起，只要我认为自己还有用，需要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一分钟也不少，一秒钟也不多。

我觉得我每年都为革命投入更多的时间，更大的热情，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更有经验，沉思得更多，考虑得更多。柏拉图（Platón）在《共和国》（LaRepública）里说，承担领导职务最理想的年龄是55岁之后。采用他的说法，我想，这个理想的年龄应该是60岁。而我猜想，柏拉图时代的60岁大致应该是今天的80岁……

您问我：我还会在位多久？我向您说实话，这要由全国代表大会以人民的名义来决定；这件事应该由人民来决定。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2005年11月宣布您得了帕金森病。对这条“消息”您有什么评论？

他们正在等待一个自然的、绝对符合逻辑的现象，那就是某人的死亡。他们想到了我，这真是我的莫大荣幸。这等于他们坦白说无法做到多年来想做的事：暗杀我。如果我是个爱虚荣的人，我可以引以为自豪，因为这些家伙表明了他们不得不等待我的死亡。他们每天都在编造些什么，说卡斯特罗是不是得了这个病，是不是得了那个病，是不是得了这个病加上那个病。最近编造的是我得了帕金森病。教皇约翰&#8226;保罗二世当时患有帕金森病，但他又活了许多年周游世界，他有意志力。

我呢，我跟您说过，我狠狠摔了一跤，直到今天（右）臂还在康复期，并天天好转。两升血流在我的肩膀和上臂内部，但没有在X光片子上显示出来。我没有摔到头部，如果摔到了头，我今天肯定不在这里，那些杀了我多少次的人就会洋洋得意了。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失望了。

我万分感谢我的手臂折伤这件事，因为这使我更加注意约束自己。我感觉比任何时候都好，我的生活更有规律并加强锻炼。我还必须进行艰苦的练习来恢复膝盖，让髌骨能更好地活动。我做了努力，还要继续努力。我学会直到生命最后一秒也要坚持锻炼。我什么都不会掉以轻心，我更有毅力吃应该吃的，不该吃的一口也不多吃。

当人做练习的时候，肯定要不断使臂上的肌肉越来越结实。我必须向多少人表示问候啊！成千上万，有些人到了并迫使你伸出胳膊；你不能免礼。你得像某些人那样，当你碰他们这儿的时候，他们挺起坚硬的肩膀让你们相信他很强壮，相信他钢铁般强壮。现在每当人们向我伸出手时，我就这么做。

您总是随身带着武器，现在由于摔了这一跤，我想，您无法使用右臂，也不能使用您的武器了。这使您担心吗？

因为美国中情局的那些家伙总是找事，企图暗杀或干别的勾当，可以想像我在任何时候都带着一件武器，并时刻准备使用它。我遵守这一原则。我带着一支有15发子弹的布朗宁手枪。我这一生开过不少枪。我的枪法总是很准，这是个运气，我也一直保留着运气。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害怕敌人。当时我首先想证实的，是我的胳膊是否还有力气使用我一直使用的武器。枪总是不离身。我取下枪栓，装上子弹，放下保险，打开保险，取下枪栓，取出子弹，然后我说：“我放心了。”这是第二天的事。我感觉有力量开枪。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14)

在事故的第二天，他们就把我送到了医院，把我带出一个地方，又带到另一个地方，我也不反对，但心里很明白他们在对我做什么，因为他们必须与我商量手术方案。因为，如果我确实感到没有力量做一件事，我就会召唤党组织并说：“你们看，我感到无能为力。”因此我批评了医生，因为他们把事情的严重性缩小了一点。我对胳膊更愿意靠功能恢复。用打钉子及其他措施的手术处理更危险。对一个20岁或25岁的年轻人可以做这种手术。我说，“好吧，反正我也不会参加下一届棒球冠军赛，也不会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总之，必须采取正确的做法。

如果我觉得自己的状况无法承担工作，就会说：“我有这种情况，请某人承担领导的责任，我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干不了。”如果我将死去，那就死吧。如果我不死，并恢复了功能，那我就再承担我的工作。如果情况证明我离开岗位更好、更有利，或者说我继续的话反而有害，那我就离开。总之，人是有点经验的。

那个时候我是在为这些事操心的。这里我们不去描写、讲述我们准备了什么措施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准备了一些措施，来应付突发情况。我们的人民应该准确地知道在每种情况下应该怎样做。让我们的敌人幻想破灭吧；如果我明天死去，我的影响会增长。有一次我曾说，我真死的那天，谁也不会相信。我会像勇士熙德（CidCampeador）那样，人们把死去的他抬上战马，继续赢得战斗。

您几次在演讲和会谈中提起可能出现的继承问题，提起当您不再领导这个国家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您怎样看待一个没有菲德尔&#8226;卡斯特罗的古巴的未来?

好，关于这个问题让我试试讲短点。我跟您讲过那些试图从肉体上消灭我的计划。开始，我的角色比较重要，因为要进行非常重要的思想斗争，必须进行很多说服工作。我跟您说过存在着偏见。那时存在着种族偏见，反社会主义偏见，那是多年来撒下的毒药。

您是说很久以来您就在考虑他们暗杀了您的可能性，您必须考虑可能发生的……

您差不多就是在问我继承的问题。

是的，我是在问继承问题。

一开始，处于所有这些暗杀计划之中，我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而今天我并不具备这个决定性的作用。今天我也许具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的权威，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信任我。

我向您介绍过，我们研究所有的公众舆论。我们用一个显微镜跟踪公众舆论。比如说，我可以跟您说说首都的公众舆论，全国其他地方的公众舆论，我能向您介绍所有的意见，哪怕是反对的意见。绝大多数是有利于我们的意见。

在进行了46年的斗争并取得了经验之后，我的权威是比过去高。我们这些进行过斗争、打过仗、领导过推翻独裁政权、使国家获得独立的人是具有很高的权威。

还有一个特权：年龄。这是偶然性造成的影响。一个人可以由于自然原因死得很早，或者死于暗杀他的计划。但在我身上这两者都没有发生。

我积累起这么多经验并不是什么大功劳。如果有什么功劳的话，那就是我始终如一地忠实于思想和原则；就是我没有因为手中的权力而骄傲，也没有受到滥用职权的诱惑，而人是很容易受这种诱惑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意识到如果暗杀发生在我身上将意味着什么，因此我提出了关于我的这个情况的问题，这也是自然的……别人觉得劳尔比我更激进，我承认他像我一样激进。只是因为他曾经在共青团组织工作，别人就觉得他比我更激进。我知道他们害怕，劳尔使他们担心。这是当时的一个具体情况。

第二，据我看，在替代我的作用方面，劳尔是相对最有权威、经验和能力的人选；我还会再次强调我的看法。我向您讲过他怎样在攻打蒙卡达兵营时被捕入狱，怎样改变了局势，怎样在第二阵线将分裂出去的纵队组织起来，作为军事和政治组织者，他的工作的确很出色。后来，他很好地完成了在军队里的使命。他善于教育、培养人才，处理事务很镇静、很严肃。至今他都是最有权威的人，人们很信任他。

在那个年代里，可以谈论什么人替代什么人的问题。当革命成功的时候，我32岁；当1959年1月1日革命成功之时，劳尔28岁，他的生日在6月，我们当时面临的日子都还长得很。

也曾有过数起针对他的暗杀，尽管是主要矛头对准我，这是由我的地位和所负的责任决定的。他是党的第二书记和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这些职务赋予他道德责任和权威性。

在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消失的情况下，劳尔都将是无可争议的接替人？

如果我明天出什么事的话，毫无疑问全国代表大会将开会并选举他，对这一点没有任何异义，政治局也将开会选举他。

但是，他在几年内就会赶上我，因此这更是一个代的问题。我们有幸拥有三代革命者。也不要忘记在我们之前的那些先行者，即人民社会党的老党员和领导人，那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与我们这些人一起产生了新的一代人。再以后，产生了在我们之后的一代人，以及紧接着他们的那一代人，他们参加了扫盲运动，参加了反对罪恶团伙、经济封锁、恐怖主义的斗争，经历了吉隆滩战役、十月危机，履行过种种国际主义义务……许多人立了很多功。这一代人中还有很多人懂科学，懂技术，身为劳动英雄、知识分子、教师。这是又一代人。还要加上与这一代人有最密切关系的共青团、大学生及社会工作者。他们与青年和大学生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也就是说，您认为比一个个人、比劳尔更重要的真正的接班人，是一代人，是现在的这一代人？

是的，已经是一代人接替一代人的问题。我有信心，我也一直这样说，但是我们也意识到存在着很多威胁这一革命进程的风险。存在着主观上的错误……有过错误，但是我们没有及时发现某些倾向和错误，这是我们的责任。今天已经克服了这些错误。

我跟您说过明天可能发生的情况；但现在已经是新一代人在接替了，因为我们这一代正在过去。我们中最年轻的――我已经提到了劳尔的例子――也仅仅比我年轻四五岁。

第一代人仍然在与新的一代合作，新一代人遵从我们这些剩下来的少数人的权威。现在第二代人正在工作着；而第三、四代人也正在成长……我很清楚第四代人将会是什么样，看看那些六年纪学生的讲演。我们发现了很多聪明人才！

我们发现了许多人才，这些孩子们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令人难忘。不知道人民中间还有多少人才，多少天才。我主张天才是群众性这一理论；不是在这方面有天才，就是在那方面有天才；有的在计算机方面，有的在音乐、机械方面；天才是很普遍的，有些人有做这个的天才，另一些人有做那个的天才。要使我们的社会得到全面发展和教育，我们现在进行的工作正在于此，人们将会看到它的成果。这些人就是在经过若干年特殊阶段之后写下“我是社会主义者”的800万古巴人。

我充满了希望，因为我发现我称之为第四代的人，他们的知识水平高出我们这第一代人三四倍，高出第二代人大约三倍。正在如此成长着的这第四代人，他们拥有的知识应当相当于第三代人的至少两倍半。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15)

请注意我要对您说的话：将来到古巴来看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成果的人，要比到古巴海滩的人多。我们的国家已经在从事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业。像我们这样一个小国居然能够为联合国提供所需人员以便完成秘书长倡议的在非洲杜绝艾滋病的计划。今天，实施这样的计划已经缺少不了古巴医生。在欧洲和美国征集不到1000名医生开赴我们的医生正在工作的那些地方。我说征集不到1000名，那是我在夸大，不知道他们能够征集到多少……我们向联合国提出派4000名医生，现在已经有3000多名在那里工作。这满足了一部分需要。这个被封锁的国家，这个经历了40年封锁、10年特殊阶段的国家，创造了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不是通过在社会上鼓励个人主义、靠利己主义所能创造的。

您在说这场革命没有衰萎？

我们还远远没有结束革命，我们处在我们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在各方面更有希望的时代，您在各处都能觉出这一点。

这是真实的，具体的，我准备接受我们犯了一些错误的批评，理想主义的错误，也许我们太急于求成了，也许我们低估了习俗和其他一些因素的力量和份量。但是没有一个国家顶住了这样强大的、富裕的对手，顶住了他们的宣传机器，他们的封锁，还要加上支撑点的迅速解体。苏联消失了，剩下了孤单的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动摇。是的，大部分人民与我们同甘苦共患难，我没有说全体人民，因为有一些人消沉了，但是我们成为这个国家所作所为的见证人，我们目睹她怎样坚持下来，怎样前进，怎样减少了失业，又怎样提高了觉悟。

不应该用选票数目来衡量我们的选举。我通过感情的深度，通过人们的热情来衡量我们的选举，我多年来一直感觉到它们的存在。我从未看见这样满怀希望、满怀骄傲的面容。拉莫内特，这一切都在增加。

您认为接班已经不存在什么问题了吗？

从目前看没有任何问题；以后也不会有问题。因为革命不是建立在考迪罗主义思想、也不是建立在个人崇拜基础之上的。考迪罗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与现代社会也水火不容，在考迪罗统治的社会里，群众的行动完全出于对首领的盲目信任，或者完全听命于首领的意图。革命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而我们捍卫的思想早已成为全体人民的思想。

我看您对古巴革命的前途不担心；然而，近年来您目睹了苏联的倒台，南斯拉夫的倒台，阿尔巴尼亚革命的倒台，处于如此悲惨局面中的北朝鲜，同样陷入恐怖局面的柬埔寨，还有中国，那里的革命的样式是非常不同的。您对这一切不感到难过吗？

我认为，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本来可以自我解决问题、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国家，它的经验是非常苦涩的。您不要以为我们没有多次考虑这个难以置信的现象：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一个已经能够与另一个超级大国平起平坐的国家，一个打垮了法西斯的国家，就这样土崩瓦解了。

有些人曾认为可以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重大历史性错误之一。我不愿意谈这个话题，也不想做理论分析；但我有无数例证说明，那些自恃理论家的人，那些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的人，在很多事情上没有说准。

我有一次说过，我们在开始时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以为某人知道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也多次犯这个错误。今天依我看，我们对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了很清醒的认识；但是关于如何维护社会主义，或者说如何在将来维护社会主义，我们还需要许多更清醒的认识，还需要给自己提出更多的问题。

中国是另一种问题，那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一个没有毁灭本民族历史的大国，一个坚持了某些基本原则的大国，她力求团结，没有使自己的力量四分五裂。

我不能当裁判这个问题的法官，但是我要说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当然，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需要越来越训练有素的、更有能力的领导人。正在四处浮现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适应了这个世界，我们正在适应它，我们会发现该怎样应对它。我们培养了团结的感情、革命的觉悟和能量巨大的价值观念。

因此我可以说――我将要说的至少值得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当像苏联那样的强大国家，当您提到的那些政权，还有那样多的事物毁灭之后，我们这个被封锁的国家，这个至今还没有完全走出特殊阶段的国家，却与第三世界分享自己的教育条件，帮助他们培养成千上万的大学专业人才――而且分文不收，同时自己也在各个领域里扎扎实实向前迈进。

我们将以人力资本为生。有了这个人力资本，我们可以帮助许多人，靠我们的经验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靠这个经验我们也可以自己帮助自己，拉莫内特。

我没有什么忧虑，因为我们已经做的就是观察再观察。我跟您说过有危险，注意！有时我发现有错误发生。如果不及时觉察的话……必须永远警惕着风险。必须做到基本有预见，思考再思考，但是要考虑各种可能性。养成习惯去寻找各种可能性并选择最好的可能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16)

但有些人的疑惑是：古巴的革命进程、社会主义进程也会垮台吗？

问题在于，是革命注定要垮台呢，还是人能够使革命垮台？人或者社会能够阻止革命垮台吗？我经常这样自问。您想想我对您说的话：美国佬不可能破坏革命进程，因为我们拥有学会了使用武器的全国人民；尽管我们有错误，但我们的人民具有这样的文化、知识和觉悟水平，他们绝不会允许这个国家重新成为美国的一块殖民地。

但是这个国家能够自我毁灭，这场革命能够自我毁灭。是的，我们自己能够毁掉革命，如果发生这样的事，罪责将在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如果我们不能终止许多恶习：许多偷盗，许多为新富提供金钱的来源；这些新富是从特殊时期里产生出来的，我们不应该允许自己再返回那个时期。

所以我们正在采取行动，我们正努力彻底改变我们的社会。应该再次改变这个社会，因为我们曾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当时出现了不平等、不公正。我们要在绝不滥用职权的情况下改变现状。今天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解决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我们将成为一个拥有综合整体文化的民族。马蒂曾说：“成为有知识的人是成为自由人的唯一途径”，没有知识，就不可能有自由，拉莫内特。

因此我也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持强烈的保留态度和批评态度。这是一种让人挨饿的制度。让人生活在欺骗中，生活在谎言中，传播利己主义，催生消费主义，这都是为了什么？人类如果连保障基本生存的能力都不具备，还要达到现在的生活水平干什么？

我们不能为我们的政治能力立一个塑像，正有无数危险在威胁着这个世界。我们先必须证明人类有能力生存下去。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是对人类的生存能力抱有希望的，因为我看见这个世界有所反应，我看见人类尽管犯了很多错误，尽管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很少的几千年，三四千年吧――，但人类在一个世纪里使自己的知识成倍增长。当然，很多进步被用来播撒毒药，传播虚假思想，传播错误信息。

我试图分析我们在什么时候前进了，什么时候后退了，什么时候我们陷入陈规，什么时候我们流于抄袭。我们拥有些许好的素质，如不抄袭的习惯，对祖国的信任，反对沙文主义……没有优于其他国家的国家，没有优于其他民族的民族，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文化特点。您从拉丁美洲可以看出，我们是一些操同一语言、具有几几乎同一文化、宗教和民族性的国家，我们都是混血人种。

在欧洲，芬兰人、匈牙利人，讲着这么难学的语言的人们，德国人、意大利人和其他所有人，正在联合起来，在这样一个互相打了五个世纪仗的大陆上联合起来。是的，可以祝贺他们，尽管我持有上述批评标准，但仍为他们达到的团结水平祝贺他们。我要提醒的是，如果他们成功的话，将对世界有利。现在要观察的是，他们如何实现团结，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时代里，问题十分复杂，关于这个您知道得很清楚。

我要为您的关注表示感谢。您的关注对我也是很大的鼓舞，因为我也读了很多您的文章，您的书对我们是有用的，我们所希望的是您继续写下去，使我们受益，我们还有很多需要了解和学习的东西。您帮助我们建设一种综合整体文化。没有这样一种综合整体文化，如何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呢？没有这样一种文化，世界得不到拯救。

大部分我们正在发展的项目将成为被广泛推广的经验，对此我满怀希望。我们不渴求充当什么之父，也不追求专利权；正相反，如果有人受到我们的启示开创了有益的事业，我们将会感到自豪。

我们工作了很多小时，我工作得很愉快，几分钟后我们将告别。

我想我占用了您的宝贵时间。

哪里。我们以每天十七八个小时的量工作着，我们干得不错。这证明您状态很好，因为我觉得您工作得比我还多。

我有兴趣听您说话。

我对您的问题也有兴趣。对所有这些题目我与您一样有兴趣。我们的国家对任何关注、任何疑问、任何问题都敞开大门。我们绝不对人说一句谎言。

谢谢您，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