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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

- 一、 眉山出了个苏东坡（1）

- 一、 眉山出了个苏东坡（2）

- 一、 眉山出了个苏东坡（3）

- 一、 眉山出了个苏东坡（4）

- 一、 眉山出了个苏东坡（5）

- 一、 眉山出了个苏东坡（6）

- 一、 眉山出了个苏东坡（7）

- 一、 眉山出了个苏东坡（8）

- 二、 混在凤翔（1）

- 二、 混在凤翔（2）

- 二、 混在凤翔（3）

- 二、 混在凤翔（4）

- 二、 混在凤翔（5）

- 三、 故乡往返（1）

- 三、 故乡往返（2）

- 三、 故乡往返（3）

- 四、 不喜欢变法（1）

- 四、 不喜欢变法（2）

- 四、 不喜欢变法（3）

- 四、 不喜欢变法（4）

- 四、 不喜欢变法（5）

- 五、 情色满西湖（1）

- 五、 情色满西湖（2）

- 五、 情色满西湖（3）

- 五、 情色满西湖（4）

- 五、 情色满西湖（5）

- 五、 情色满西湖（6）

- 六、 老夫聊发少年狂（1）

- 六、 老夫聊发少年狂（2）

- 六、 老夫聊发少年狂（3）

- 六、 老夫聊发少年狂（4）

- 六、 老夫聊发少年狂（5）

- 六、 老夫聊发少年狂（6）

- 七、 无趣的徐州（1）

- 七、 无趣的徐州（2）

- 七、 无趣的徐州（3）

- 七、 无趣的徐州（4）

- 七、 无趣的徐州（5）

- 八、 乌台诗案（1）

- 八、 乌台诗案（2）

- 八、 乌台诗案（3）

- 八、 乌台诗案（4）

引子

那还是很久很久以前，宋朝年间，据说有一位勤奋的学者，花了很大的精力，写了一本很玄妙的书，名为《老子解》，想请一位著名的评论家给写篇评论。

这位评论家非常严谨，拿到书后，看了又看，读了又读，品了又品，最后终于横下心来，写了一篇非常低调的评论，说：这本书写得好，好得离谱，让人“读之不尽卷，废卷而叹”，如果“战国时有此书”，就不会有商鞅和韩非这两个坏蛋了；如果“汉初有此书”，那么孔子和老子肯定会合而为一；如果“晋宋间有此书”，那么佛家和道家就会变成一家。这么牛的一本书，我一直都在找，头发都找白了，“不意老年见此奇特”，真是幸运！

知道这个低调而严谨的评论家是谁吗？

是苏哥哥苏轼苏子瞻，号东坡。

知道这个写了《老子解》的学者又是谁吗？

是苏弟弟苏辙苏子由。

上面引号里的文字，是苏轼《跋子由老子解后》一文中的原话。

在苏哥哥的文集中，对自己弟弟这种凶狠的表扬到处都是，唾手可得。在《书子由超然台赋后》，他这样评论苏辙的文章：“子由之文，词理精确。”有时写得比哥哥我差那么一点点，但“至于此文，则精确高妙，殆两得之，尤为可贵也”。

一个人，一个古人，一个有胆量如此猛拍自己弟弟马屁的古人，必将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人，一个高风亮节的人，一个卓越不凡的人，一个不拘一格的人，一个自吹自擂的人，一个率真坦白的人，一个风流俊逸的人，一个能骗倒一大批女人的人。其文采照天地，诗艺越古今，虽过千年，而粉丝不绝。

苏哥哥不但拍自己弟弟时下手狠毒，在拍自己好朋友的马屁时，也照样可以使出降龙十八掌，猛拍不已，直至把马拍死在地而后已。

在《书黄鲁直诗后两首》中，苏哥哥是这样表扬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的：“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

又说“鲁直诗文”，“格韵高绝，盘飧尽废”。

就是说，读黄庭坚的文章，饭都不用吃了。

在《答黄鲁直》中，苏哥哥讲得更直接：“此人如精金美玉。”“将逃名而不可得。”想不成名都难。“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驽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常的玉树临风。

在《书鲜于子骏楚词后》中，又猛烈歌颂鲜于子骏。“鲜于子骏作楚词《九诵》”，“独行吟坐思”，“寤寐于千载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和屈原宋玉等人在“冥寞”之间成为好朋友，足以“续微学之将坠”，其成就登峰造极，无人可追，“可谓至矣”。

在《文与可飞白赞》中，表扬文与可的书法绝世精彩：“美哉多乎，其尽万物之态也，霏霏乎其若轻云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长风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丝之萦柳絮，袅袅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带也，离离乎其远而相属，缩缩乎其近而不隘也。”

吹捧的文辞是用了不少，看着有点眼晕，不明就里的还以为这是在描写一群乱飞的麻雀，反正读完以后仍然不知文与可的毛笔字写得到底是什么样子，大概就是好吧。

在《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一文中，苏轼对于一个会品茶的朋友由衷敬佩，称其“博学能文，淡然精深”，是一个“有道之士也”。说这个人写的关于喝茶的文章，“委曲微妙，皆陆鸿渐以来论茶者所未及”。要不是人生境界奇高，“至静无求、虚中不留”的话，谁能“察物之情如此其详哉”？其理精而韵高，“为世外淡泊”，今已无人可比。

这个黄道辅地下有知，估计也会喜得活来死去。一篇写喝茶的文章能被苏轼如此吹捧，也算是没有白泡那么多茶叶了。

他不但在拍别人马屁的时候下手毫不留情，就是拍自己马屁，也绝不手软，该出手时就出手。在《自评文》中，对自己的文章有这样一个评价：“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难道宋代就没有“谦虚”这个词么？

苏哥哥并不在意这些，在给弟弟苏辙的书信中说：自己曾前后和过陶渊明的诗“凡一百有九”，“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在《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则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

可惜的是，自从中了进士以后，他经常被人搞得难看，常有归隐田园之意，到处发表自己的田园思想，但直到老死，他也没有归隐过一天。陶渊明地下有知，不知会不会气得砸掉自己门牙。

不要急，在《苏轼全集》中，如此赤裸裸地表扬别人赞美自己的文章俯拾皆是，而这只是其为人的一个方面。

在交友方面，他毫无原则可讲，趋炎附势，肉麻无趣；在对待女人方面，则是自怜自恋，享乐为上，矫情伪饰，玉冷烛红；在写诗为文方面，轻狂冗白，充满低级趣味，备受追求肤浅文化的文人追捧，千年以来大行其道；尤其醉心功名，逢迎拍马，彻底不讲气节，千方百计力搏上位，一旦失意，立马猛吃酸葡萄，嘲讽歪曲，指桑骂槐，满腹牢骚，无所不用其极。

更重要的是：他对政治没有任何真知灼见，只凭书本知识和个人意气，就全力反对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事业。虽然也提出了一些政治主张，意图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大志，表明自己真的是“奋厉有当世志”，完全可以“致君尧舜”，并且自信“此事何难”？但实在是清谈误国，可以看其文字——毕竟诗文大家，文章花团锦簇——但其文字后面的政治胸怀、视野、思想深度、治国理念等，完全不可与王荆公相提并论。

苏轼是中国古代文人大玩名士风度的优秀代表，其直接的人生目标就是追求享乐和出名。而其在失意时的所作所为，则足可以担当阿Q精神的原始祖先。他对中国文人的影响很大，被公认为是一位豁达坦荡的世外高人。

本书就是专门来揭他老底的。

一、 眉山出了个苏东坡（1）

苏轼字子瞻，四川眉州眉山人。

眉州苏姓源自唐朝一个没有出息的宰相苏味道，这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味道，号称“模棱宰相”，做事没有原则不讲信誉，只要能讨好上级就行，对武则天奴颜婢膝，谄媚无骨，最后仍被贬为眉州刺史，于是就在眉州留下一支苏姓。过了三百多年，出了苏轼苏辙弟兄两个，带着老子苏洵也出了名，眉州苏家自此便扬名天下。

苏轼的老爸苏洵，原本是个混混，“少独不喜学，年已壮，犹不知书”。快到三十岁时，突然觉悟，发狠读书。《三字经》上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这句话对后世影响很大，人们都以为读书迟点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

苏洵有一把骨气，弄了几本书，死读了十几年，直到四十八岁，终于没有考取功名，眼看自己是没戏了，总还算有点盼头：两个聪明的儿子已经长大了。

苏轼生于公元一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其时正是大宋仁宗景祐三年。据说这个小孩出生之后，苏家四周的花草树木全都枯萎了，非常玄乎。

苏轼十岁左右的时候，老爸苏洵扔下家人独自外出混世界去了，“父洵游学四方”，直在外面晃荡了两年，才“自虔州归”。老爸不在家时，苏轼就跟着母亲读书。小家伙脑瓜灵光，读什么会什么，这样一搞，“博通经史”就不是什么难事。后来写文章，“日数千言”，渐显文豪本色。

苏家兄弟互相吹捧是一种传统美德。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记下一则别人没听过的故事：母亲程氏对苏轼“读东汉史至《范滂传》”，读着读着就“慨然太息”。这时，十岁的小哥哥问母亲：我要是学做范滂，母亲会同意吗？

程氏回答说：如果你能做范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

写到这里，苏辙给哥哥写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评语，说哥哥十岁时就已经“奋厉有当世志”。

这个范滂，是汉朝时一个很有种的人，在党锢之祸中敢跟宦官过不去，结果被人家揪了起来，关在牢里等着处死。老母亲来探望范滂，很大方的对儿子说：你放心去死吧，能留下一个好名声，我就很满意了。

苏轼十岁时就以范滂做榜样，看来是想做一个很勇敢的人了。华盛顿十岁时亦只是一个砍了樱桃树还会撒谎的真实的小孩子而已。

真是一代天骄旷世奇才！

可笑的是，后来他在“乌台诗案”中险些被搞死，直被吓得手软脚轻，心慌神乱。那时他大概早把十岁时吹过的大牛忘到茅坑里去了吧，那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

当然，这些事情苏辙是不会提起的，他在《栾城集》中写下很多故事吹捧他老哥。

说兄弟俩小时候经常出门乱跑，“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哥哥苏轼总是能第一个上去。遇上山高峰险的地方上不去，兄弟俩就会怅然而归。但苏轼改日一定会“翩然独往”，然后“逍遥泉石之上”，“酌水而饮之”。最后，苏辙非常崇拜地加了一句说：“见者以为仙也。”

一个十几岁的小孩爬山玩水，也能被比成神仙，兄弟俩互相拍马的力度未免大了点。后面会说到一则苏轼和章惇一道爬山探险的故事，似乎才更能说明他的勇气到底有多大。

章惇和苏轼自小就是好朋友。有一天章惇“坦腹而卧”，苏轼来找他玩儿。见了章惇的肚子，就很暧昧地拿手“摩其腹”。章惇问：苏轼老弟，你以为我肚子里都是什么东西？

苏轼想了想说：大概“都是谋反的家事”。

章惇听罢大笑而起。

本来两人关系一直不错，甚至他因讽刺新法而被朝廷法办，章惇也能够不顾危险挺身为他辩解。就这样一对好朋友，却因苏轼反复无常的表现，竟至发展成为仇敌，也足以让后人一叹！

苏家家境不错，特别是母亲程氏身出名门，且颇有生意头脑，所以，尽管爷三个都待在家里死读书，日子也还过得去。他们有个邻居也挺有钱，家里一个女儿长大了，经常听到苏轼读书的声音，不免春心萌动，“一夕来奔”，想和他拥抱一下，但“苏公不纳”，好像很有原则似的。那个有钱人家的小姑娘可能长得也挺可爱的，苏家就“约以登第后聘以为室”，许诺等到苏轼考取进士以后再娶人家。

可是，在苏轼考上进士后，早已“别娶仕宦”。过了很久，有一天苏轼突然想起了这个小姑娘，就四处“访问其所适何人”，才知道小姑娘已经“守前言不嫁而死”。

苏轼觉得惭愧了。

乌台诗案后被贬至黄州时，与平日的诗酒飞扬相比，日子过得不免孤独寂寞意态幽冷，一日静夜，隔着满院疏离摇摆的梧桐叶，对着高挂在天空的一弯缺月，提笔写了一首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据说“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就是指当年的那个邻家女孩。苏哥哥因为自己负心，现在想来，只觉“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对那个女孩“拣尽寒枝不肯栖”表示无尽的愧意，现在自己政治上备受打击，才觉得“寂寞沙洲冷”。

一、 眉山出了个苏东坡（2）

这是宋人李如篪在《东园丛说》中记下来的一个故事。李如篪指“寂寞沙洲冷”原本为“枫落吴江冷”，正指那个邻家女孩不嫁而亡的伤心往事。

而李如篪的资料则来自苏轼的侄女婿亲口所言，苏洵为此还亲自向邻家写过一篇辞亲信，如此一来，这个故事就比较可信了。

更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如果是“枫落吴江冷”的话，还有另一层意思。“吴江”实指苏州，正是珠圆玉翠烟花雾柳之地，有人据此以为苏轼是在怀念一位相好的苏州歌妓。

一五四年，苏轼十九岁，长得很成熟了，娶眉州青神王方的女儿王弗为妻，其年王弗十六岁，正水灵着，可惜只跟着苏轼过了十一年，二十七岁时一病而死。

第二年，苏洵开始为儿子筹备进士考试的事情。两个儿子虽然聪明，书也读了不少，可仍然不能掉以轻心。于是苏洵领着两个儿子，长途跋涉，远游成都，前去拜见四川首长张方平。

可能苏家也准备了不少礼物，张方平对苏家爷三个格外看重，对苏轼“一见待以国士”。自此以后，两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兄弟二人“皆得出入于门下”。苏轼更是以父事张方平，等于认张方平做了干爸。

张方平也是很牛的一个人，打小就聪明，看书过目不忘，性格高傲，很少有人能入他的法眼。他刚见苏洵时，问：你两个儿子现在看什么书？

苏洵有点骄傲地说：老大正“再看《汉书》”。

张方平非常牛气且不以为然地道：“文字尚看两遍乎？”意思是说，看书就是要过目不忘，任何书看一遍就可以了，哪用得着看两遍？

苏洵心情沮丧的回到家，非常自卑地把这话对苏轼说了。不料苏轼根本不买账，极为自信的顶了一句：“此老特未知世间人尚有看三遍者。”

原来苏轼曾经三次手抄《汉书》，所以有此一吹。

无论如何，在张方平的介绍下，苏轼迅速结交了一大批朋友，苏家从此开始出名了。

苏洵这一趟拜见张方平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拿到张方平的介绍信。他在给张方平的《上张侍郎第一书》中，先是羞人答答地说两家的关系其实是很光明正大的，“虽暴之天下，皆可以无愧”。现在却有一件难以启齿的私事相求于张方平，“将以屑屑之私，坏败其至公之节”。苏洵啰里啰唆地说，自己非常不好意思，“今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于胸中，心不宁而颜忸怩者累月而后决”。

这件让苏洵搔首弄姿难以出口的私事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为“二子轼辙”了。

苏洵说这两个儿子没有什么教养，“不知他习”，也不懂什么礼数，“进趋拜跪，仪状甚野”，“而独于文字中有可观者”，兼之“年少狂勇”，“以为天子之爵禄可以攫取”，而且听说“京师多贤士大夫”，我们非常想去结交一下，“因以举进士”。

老苏非常谦虚，说自己看来是不行了，“以懒钝废于世，誓将绝进取之意”，只是想让两个儿子出名。现在我们没有什么本事，好在“明公居齐桓、晋文之位”，是国家高级干部，想办什么事情都非常容易，“何求而不克”？

苏洵最后毫不客气的痛拍张方平马屁，说：“轻之于鸿毛，重之于泰山，高之于九天，远之于万里，明公一言，天下谁议？”千万请张方平对两个儿子“引而察之”，最好能让兄弟俩一战成名。

张方平看了苏洵的信，被捧得有点晕乎，差点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简单客气了一句：“吾何足以为重。”这件事怕是还得求求欧阳修才行。

当年欧阳修追随范仲淹搞庆历新政失败后，张方平接任御史中丞，曾对欧阳修“弹击以前事，二人遂结怨”，互相鄙视对方，“素不相能”，关系非常恶劣。

张方平聪明，知道自己和欧阳修关系虽不好，但如果亲自写信给欧阳修，欧阳修一定会对他推荐的人才另眼相看，这样才能体现出欧阳修的所谓君子气度来。于是张方平不假思索，替苏家“作书办装”，给在京的高干韩琦和欧阳修写了推荐二苏的信，“使人送至京师”。

北宋的时考进士，首先要在当地考中举人，然后进京参加礼部考试，再复试一次，最后接受皇帝在朝堂上的面试，面试成绩第一名就是状元。这个进士考试程序还是相当规范和公平的。首先，很多人都有资格参加考试，对于家穷路远的考生，国家甚至提供进京考试的食宿路费。为了保证考试结果公平，主考官不得与考生有亲戚关系，否则需要回避。考生的试卷被部分密封，不让主考官看到考生的姓名和学号，这就是所谓的糊名制度。有的考生聪明，故意在卷子上留下特殊标记，或者有的人字体奇怪容易认出来，批卷子的时候就有作弊的可能，为此又发明了誊录制度，专门弄一批人把所有考生的卷子再抄写一遍，然后由考官批改。这样一搞，作弊就难了。

锁院制度也是在那时形成的，就是把考官锁在一个院子里，不让他们出去乱玩，这样就可以避免泄露试题。

且说苏洵父子三人进京以后，由于有张方平的介绍，果然受到了韩琦和欧阳修的照顾。欧阳修最喜欢吹牛，和苏轼特能谈得来，两个大文人一见面就有无穷话说。苏轼知道，自己有戏了。

果不其然，在礼部考试初试中，命题作文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欧阳修看了苏轼的文章后，觉得写得很好，“以为异人，欲冠多士”，但因为没看到考生姓名，又怀疑这是自己门下弟子曾巩所作，只好把这篇文章列为第二名。

在复试中，考《春秋》对义。因为是面试，苏轼能说，看的书多，公关工作做的也好，自然得了个第一。正当他以为状元唾手可得之时，仁宗皇帝却取章惇的侄儿章衡为状元，苏轼只是“中进士乙科”，连榜眼都没混到手。

苏轼的好友章惇也考中了进士，却因为“耻出于侄下”，羞怒之下，不接受朝廷任命，卷铺盖回家复习去了，以备下届再战。

一、 眉山出了个苏东坡（3）

先把苏轼的成名作《刑赏忠厚之至论》拿出来谈一谈。

这篇文章被收入《古文观止》，是被文人们津津乐道的传奇性的范文，不妨来细细欣赏，全文如下：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

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

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

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

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兹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谨刑也。”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

尧曰：“宥之”，三。

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四岳曰“鲧可用！”

尧曰：“不可！鲧方命圯族。”

既而曰：“试之！”

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

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

《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此文是苏轼政论性文章的代表，他常用的几种惯用写作手法在这里都有所体现：先立一个论点，然后围绕这个论点用无数手法展开地毯式论证，论证语言通顺但说理牵强，论证资料繁杂但技法单一，无外乎大量引经据典又常出史料错误；信手编造故事有时却驴头不对马嘴。然后用一系列的排比借喻等修辞手段以强化论证效果，其文字整齐，用词有力，句读朗朗，议论纷纷，如繁花迷眼满天飞星，大有啰唆缠夹之嫌。总体上行文优美，只有一个小小的缺陷难以服人，那就是论点往往是错误的，或者是无聊的。

梁启超在《王荆公》一文中，对苏轼的政论性文章有一个评价：“东坡之文美矣”，可是内容不纯正，基本是“纵横家之言也，词往往胜于理，其说理虽透达，然每乞灵于比喻，已足征其笔力之不足。其气虽盛，然一泄而无余，少含蓄纡郁之态”。“东坡学庄列，而无一文能似庄列”。“以东坡文比荆公文，则犹野狐禅之与正法也”。拿“荆公上仁宗书与东坡上神宗书合读之，其品格立判矣”。

梁任公此言非虚，欧阳修也曾评王安石文章说：“王介甫之文，更令开阔，勿造语。”并有一诗赠王安石，把王安石与李白韩愈相并提：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再看欧阳修对苏轼文章的评论：“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

仅依欧阳修的个人看法，即可知苏轼行文的轻狂外露浮华冗杂与王安石之深刻简洁冷峻内敛，两种风格高低立明，不可同日而语。

后面会陆续读几篇他的策论文章代表作，其行云流水般的语言令人慨叹，读三篇以内绝不会让人头疼，一旦超过三篇，所有美文立马会变成《大话西游》里的唐僧，啰唆寡淡牵强附会，能让人想起蚊蝇三千愁烟万里，不是一般的烦心，是非常的烦心。

《刑赏忠厚之至论》因为是应试文章，写来还是有所收敛的，不过表达了儒家“仁可过，而义不可过”的传统思想而已，且啰唆风格已渐露峥嵘。

开篇，苏轼写道：从前，一些品德好的领导人是非常关爱人民的，有人做了好事，不但有赏，还唱歌给他们听。有人做了错事，在处理之后，并不鄙视他，相反还会同情他，希望他能悔过自新洗心革面再做好人。再往后，就一代不如一代了，王道开始衰落，世风日渐低落，不过总的来说，仍然能坚持慈悲为怀，因而受到了孔子的表扬。

这里是拉了几张虎皮来给自己的论点立威，效果还不错。接着就要借古书亮出自己的论点了。说，万一搞不清是不是应该给某人奖赏，还是赏了好，不要在乎那几个小钱；当搞不清是不是应该处理某人时，那就不要处理了，把他放回家安心过日子吧。这两种做法都可以笼络人心。

往下来，就开始编故事了，说尧帝时代，法官皋陶非常严厉，曾连续三次坚持要杀一个犯人。好在尧帝大度，三次要求放人。正因为如此，老百姓都害怕皋陶心狠，而赞美尧帝是个好领导。

一、 眉山出了个苏东坡（4）

一般来说，他绝不会只举一例的，他又讲了尧帝同意试用一个犯过错误的干部的故事，来进一步说明尧帝心肠好。

讲完故事，再引经典，用《尚书》里的一段话来强化自己的论点，那就是：罪行没有搞清楚时，应该从轻处理；功劳弄不明白时，也可以从重奖励，大家都评一等功拉倒。与其错杀无辜，不如执法不严。

这就是“忠厚”。

现在，就可以亮出自己的论点了：“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一句话，“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也就是说，心肠太好，仍然是君子；而执法过严，不免就有点残忍了。因此，苏轼的论点就是，宁愿心肠好放过坏人，也不要执法太严冤枉坏人。

为了让自己的论点更有说服力，苏轼接着编，说“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然后又从反面证明这个做法是非常正确的。

这样一搞，只要同志们都“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时间一长，天下大同，举世皆庆。

本来可以收尾了，却又来了一段经典：《诗经》上讲，君子一高兴，天下就太平；君子一生气，天下也会太平。难道君子会变戏法吗？不是的，他们也就是该高兴的时候高兴，该生气的时候生气。只有一个总的原则不能变，那就是要以慈悲为怀。

引完《诗经》，再引《春秋》：说立法要严，但处理要宽，要根据《春秋》大义来决定赏罚，也是忠厚到极点了。

这篇文章，短短六百多字，引用经典达四次之多，一百多字。然后自己编了个故事又是一百多字，一再讲古人如何如何，却闭眼不看现状应该怎样，遍地空谈，不切实际，是苏轼为文风格的典型之作。其内容，基本是儒家所谓“春秋决狱”精神的一个翻版，根本没有什么新意，也就是一个有知识有水平的农村老太太在大卖好心肠，不住的唠叨着要积德行善而已。

其时法治思想已经不断成熟，“春秋决狱”的做法在宋代渐已式微，成文法的立法形势日趋明确。苏轼却仍在啰唆什么以“仁义”定赏罚，以含混“忠厚”为优秀，以乡愿式的所谓好心肠来定案量刑，赏不公，罚不明，思想落后，观点陈旧，本不值一驳。不过，这违反历史潮流的提法却深合儒门走狗们的心意，千年以来，赏析不断，追捧不绝，一直被奉为经典。

喜欢喝酒的欧阳修看了这篇文章后，大感惊艳。苏轼在老年所作的《太息一篇送秦少章归京》中回忆说，“昔吾举进士，试名于礼部”，“欧阳文忠公见吾文”，立马表扬我说，“此我辈人也，吾当避之”。

可见他到老都对此事津津乐道难以忘怀。

这次考试也惹了点小麻烦。

这篇文章传到欧阳修手上时，“已为他考官斥落矣”，幸好欧阳修留了个心眼，把苏轼的文章提了出来和另一主考官梅尧臣共同欣赏，两人都搞不清文章里皋陶杀人的典故出自哪里，梅尧臣就问欧阳修：“此出何书？”

欧阳修一时也不知道典出何处，就糊弄了一句：“何须出处？”

两人都不相信苏轼会信口乱扯，彼此互相安慰说，“此郎必有所据”，只恨我们两个都记不得罢了。

等见了苏轼后，欧阳修就直接问此事何典。苏轼不想直说，就骗老欧说：这个故事在《三国志·孔融传》的注释里。

老欧一听，急忙回家翻书，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只好“他日再问坡”。这次苏轼知道瞒不住了，就忽悠老欧说：当年曹操抢了袁熙的老婆给儿子曹丕，孔融想劝曹操不要这么胡搞，就说，“昔武王以妲己赐周公”，曹操没听过这事，问孔融典出何处，孔融回：“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

然后苏轼招供道：我文章里那个皋陶杀人的典故，“某亦意其如此”，只是想当然耳，“何须出处”？

欧阳修和梅尧臣听罢，当下大为惊骇，这种信口胡扯的事情也敢拿出来当成史料作为论据，创意是有了，但把传奇当成学术，其做事原则由此可见一斑。

这事在欧阳修那里算是糊弄了过去，其他考生知道后，仍大为不服，“时士以剽裂为文，讪公者成市”，聚众大骂苏轼和欧阳修，“群嘲聚骂者动满千百”，并指责欧阳修作为主考作风不正，不讲原则，一直闹到仁宗皇帝那里。可架不住欧阳修早在仁宗那里打过招呼，说要搞文风改革，可能会出点事情。仁宗也不懂文学，按下此事没有追究。

苏轼不单在作文中弄假，在考试时还会作弊。

先是在初试的时候，他有个题目搞不明白，只能“对案长叹”，然后就拿眼偷看弟弟。苏辙见了，对着哥哥“把笔管一掉而以口吹之”。苏轼多聪明啊！立马明白了，“盖《管子》注也”。

原来苏轼不单在托关系走后门方面有独到的能力，在考试作弊方面也不落人后。兄弟俩后来又毫不知耻的多次作弊，甚至流为美谈，真是怪事！

殿试的时候，兄弟二人有点担心，万一两人写文章观点雷同，恐终有一人会落榜，就跟老爸苏洵商量对策。苏洵对战国文章最熟悉，老家伙心计也多，指点两个儿子说：“我能使汝皆得之，一和题一骂题可也。”兄弟俩依计而行，“果然皆得”。

兄弟俩考中进士以后，心放肚子里了。老爸苏洵当然也很开心，一天吃饱后拍拍肚皮，对两个儿子感叹道：“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得意之色满头满脸。

其时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只有十九岁，正是大有可为之际，现在的迫切任务是到处乱跑结交京城的贤士大夫们。在欧阳修的引荐下，兄弟俩一一拜见宰相富弼和枢密使韩琦，巴结各方名人，努力扩大影响。其间苏轼给梅尧臣的《上梅直讲书》和给韩琦的《上韩太尉书》，可从中一窥他内心究竟。

在《上梅直讲书》中，苏轼的主要用意是讨好欧阳修。梅尧臣的地位不高，还不需要去巴结。妙在梅尧臣和欧阳修关系很好，给梅尧臣写信猛拍欧阳修马屁，会比直接对着欧阳修讲好话效果更漂亮。

他在信中先是拿古人的故事和梅尧臣套了一下近乎，然后进入正题，说自己在七八岁时“始知读书”，就已经“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后来“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等到我学了一点东西，意图进京“求斗升之禄”，想拜见欧阳修大人，却又“自度无以进见”，“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幸好通过今年考试，一次认识了你们两个好人，“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现在却能“一朝为知己”，我真是幸运啊！

一、 眉山出了个苏东坡（5）

接下来就有点肉麻了，什么“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问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这里，苏轼把自己追求名利的念头表达得再清晰不过了，真是坦诚率真可爱。

最后，又简单拍了梅尧臣几巴掌，基本没有谈任何事情。

在《上韩太尉书》，则又是一种写法。韩琦毕竟是主管军政的高官，不能跟人家空谈友情乱巴结一气，所以，他把自己放得很低，信写得非常谦虚。说不定可以通过此信在枢密院混一个官职做做。以韩琦的能力，以后自己升起官来也好快一点。

他先是介绍自己打小就喜欢读书，特别爱看历史，“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自三代以来，颇能论著”。当个秘书是绰绰有余。

然后批评“西汉之衰”，是因为“其大臣守寻常，不务大略”。而“东汉之末”，又因为“士大夫多奇节，而不循正道”。这两个朝代，无论动静，都不入苏轼法眼。

把他的这种态度与他反对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看倒是很有意思：在王安石变法前，苏轼是大叫着要变法的，等王安石动手变法了，他却又死力反对变法，真不知他到底想怎么搞。

苏轼继续指点江山，唾沫飞扬，大谈一番古人政事得失和圣人之言后，终于回到自己身上来了，说“轼自幼时，闻富公与太尉，皆号为宽厚长者，然终不可犯以非义”。等我来到京师，“而二公同时在两府”，我一时见不到两位伟人，“愚不能知其心”，只能等在路上，“望其容貌宽然如有容”。你们两人“见恶不怒，见善不喜，岂古所谓大臣者欤”？“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为，而翘翘者又非圣人之中道”，只有像你们这样的人，才是正正好！

最后，苏轼终于提出了内心的愿望，说，写这封信，主要目的“是以愿见太尉”，聆听太尉教导，“得闻一言足矣”。因为我听说太尉“尝辱问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见”。

可惜的是，正当苏家弟兄在京城大展拳脚四处跑官之时，母亲程氏于四月在四川去世了，苏家不得不回乡治丧。苏轼的仕途，由此缓了三年。

在家守孝期间，他的日子过得还是很舒服的，常与一帮狐朋狗友外出野游，爬山玩水，席地饮酒，夜扰庄民，无所不至。

总与当地的这些无用之人瞎玩胡吹也不是个办法，他决定出一趟远门，到成都去拜见现今四川首长王素。

王素是前宰相王旦的儿子，名门之后，不认识苏轼，也不像张方平那样把他当棵葱。但苏轼不死心，硬着头皮写了一封《上知府王龙图书》，套套近乎再说。

苏轼信口瞎扯，说王素上任以来，还不到一个月，“蜀之士大夫，举欣欣然相庆，以为近之所无有”，甚至“下至闾巷小民，虽不足以识知君子之用心，亦能欢欣踊跃，转相告语，喧哗纷纭”，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说王素守四川，“视区区之一方，不啻户庭之小”，实在是小事一桩。

接着他就要冒充专家了，明白告诉王素，要想在四川搞好工作，说容易也容易，说困难也确实困难，“有所甚易，而亦有所至难”。

首先，苏轼吹捧王素能力极强水平极高，在四川主持工作，完全可以“不劳而自成也”。但是，近来四川人生活也不容易，大家都“惴惴焉恐死之无所”，并且“不知天下复有仁人君子也”。苏轼请王素要“释其重荷”，“而出之于陷阱之中”，老百姓将“莫不欢欣鼓舞之至”，对王素感恩戴德。

至于如何才能“释其重荷”，把老百姓救“出之于陷阱之中”，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书上没讲过。

那么，治理四川又难在什么地方呢？

苏轼认为不在于如何发展农业和商业，而在于如何处理好“赋民”与“养兵”之间的关系。既不能从老百姓头上抽太多的税，又要把兵养好，这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

减轻老百姓负担的想法是不错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不花钱又把兵养好，他就没招了。他也明知这件事很难搞，“非当世大贤，孰能使之两存而皆济”？

苏轼认为四川人穷且胆小，都盼着王素能带他们过上好日子，“愿闻盛德日新而不替”，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但他相信，“伏惟明公以高世之才，何施而不可”？只要“稍加意焉”，就可以让“天下被其泽”，何况是四川这么个小地方呢？

最后苏轼说，我大着胆子给您写这封信，是想把“旧所为文十五篇”拿给您看看，“政事之余，凭几一笑，抑或有可观耳”。他满心希望王素读了他的文章以后立即大为惊叹，然后对他另眼相看。可惜从王素的反应来看，效果不是很理想。

这里提到的“旧所为文十五篇”，他曾不断地到处乱送，宰相富弼、曾公亮都送过一遍，并想法子交给仁宗皇帝御览，以图一鸣惊人。可惜这些文章都是书生议政的典型范文，除了没有可行性，其他基本没什么缺点，结果自然是也没有人理他这一套。

在王素那里没有收到什么中意的效果，苏轼只好回家继续写废话，诗文都写了不少，倒是挺占地方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好不容易熬到了嘉祐四年（1059）四月，服丧期满，苏家终于又可以直奔京城谋求发展了。

一家人坐船顺长江而下，路上游山玩水，参观名胜古迹，把酒临风，逍遥快活，自不待言。爷三个都是文豪，玩了不白玩，写了很多诗文。这些诗文明显没有多大意义，也还是被汇集成册，定名为《南行集》。苏轼给写了篇序，谓《南行前集叙》，对自己写文章的心得作了一次总结。

苏轼很瞧不起以前写文章的人，嘲笑那些人“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然后顺手就是一串比喻，什么“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华”，说明写文章要自然而然，水到天成。

接着就说到自己一家人“舟中无事，博弈饮酒”，看到“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这些都不是“勉强所为之文也”，而实在“得于谈笑间”，如“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华”一样，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才思。

《南行集》中收入诗文一百篇，多是状物写景抒怀，对着古人大声感叹，其情感见解一般，毫无奇特之处，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读了，这里不妨介绍两篇，看看苏轼的情怀档次。

一、 眉山出了个苏东坡（6）

经过湖北秭归时，苏家特地爬上岸去，到昭君村里逛了一圈。苏轼忍不住手头痒痒，甩手写了一首《昭君村》。

昭君本楚人，艳色照江水。

楚人不敢娶，谓是汉妃子。

谁知去乡国，万里为胡鬼。

人言生女作门楣，昭君当时忧色衰。

古来人事尽如此，反覆纵横安可知。

说话做事写文章都喜欢另辟蹊径的苏轼，对一代美女王昭君的悲惨遭遇，竟然是抱这种态度，真是难以置信！

“昭君本楚人，艳色照江水”是说昭君极度美丽漂亮迷人，注意这里用的是极为赤裸夺目的“艳色”这个词。

苏轼对美女有自己的欣赏品味，他老兄流传下来的词作三百多首，大多谈女人。在以所谓豪放之气牛遍天下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念念不忘“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因为“小乔初嫁”，周帅哥才“雄姿英发”，并直接导致“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可见，女人之于苏轼，其效果之重要，刺激力之强大，都是不能低估的。要让苏轼领兵打仗，在帅帐中肯定也是美女如云的，不然他没力气。

“楚人不敢娶，谓是汉妃子”两句，说昭君长得太漂亮了，当地人都不敢娶她，认定了她是“汉妃子”。这句话把苏轼的世俗之态表达得毕显无遗。

“谁知去乡国，万里为胡鬼”，这句简直是在幸灾乐祸！谁能看出一点同情么？

“人言生女作门楣，昭君当时忧色衰”。是说当时的风气，生一个女孩，都是为了给家里撑门面的，所以“昭君当时忧色衰”。

最后大发感慨，说，人生莫测，起伏不定，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这个意思在其他几篇有名的议论文章中也反复表达过，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样，消极、被动，没有进取心。除此之外，实在看不出他在《昭君村》一诗中，写出了什么了不起的人生感悟，也读不出他对昭君有什么真情实感，全是空洞的感慨。

在《夜泊牛口》中，还没有正式踏上仕途的苏轼已经开始酸溜溜的表达自己归隐田园的心态了，并且自此以后，一直不停地用各种形式重复自己的这一志向，只可惜，从没有真正实践过一次。

且看《夜泊牛口》全诗：

日落红雾生，系舟宿牛口。

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

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

煮蔬为夜飨，安识肉与酒。

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

儿女自咿嚘，亦足乐且久。

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

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

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

置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

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

在诗中，苏轼羡慕山民的那种淳朴安闲的心境，生活虽贫苦些，可“亦足乐且久”。然后开始反省，说“人生本无事”，但我仍然“苦为世味诱”，面对“富贵耀吾前”的诱惑，很少有人真正做到安贫乐道，“贫贱独难守”。对此，他不得不哀叹自己“汲汲强奔走”的无奈与可悲。

认识是比较清醒的，惜乎进京以后，依旧“强奔走”不已。

到了京城，根据惯例，考中进士的要先到地方当一届小官再谈提拔的事情。兄弟俩都弄了一个小官：哥哥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主簿，弟弟被任命为河南渑池县主簿。

主簿只是一个帮助县长写文件的小官，官阶九品，芝麻般大小。苏轼相当不满意，以他“奋厉有当世志”的雄心壮胆，怎甘于只做一个小小的榨不出多少油的芝麻呢！

兄弟二人与老苏头商量以后，均辞不赴任，赖在京城里，因为这时朝廷要举行“制科”考试，这是一个重要的机会。

把进士考试看做是一般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话，那么“制科”考试就是中央机关的公务员考试。这种考试不常设，想起来就考一次，谁碰上考取了，谁就算撞大运了，静等着当大官吧，这对那些官瘾极大的文人相当有吸引力。

苏家兄弟当然想直接参加制科考试以博取登龙捷径了，这正是“汲汲强奔走”的最佳时机。但按正常程序，应干完一任地方官以后才能参加制科考试。破例参加考试需要有大人物全力帮着开后门才行。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上老酒鬼欧阳修了。

欧阳修既然已经交下苏家这几个烦人精，现在也不好推托，只好给朝廷写了篇《举苏轼应制科状》。老醉翁不讲原则不顾面子，大力表扬苏轼“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议论蜂出”，请朝廷让他破格参加制科考试。

在欧阳修力挺之下，苏轼报名参加直言进谏科的考试，这个专业还是很对他胃口的，可以不负责任，信口胡扯，想咬谁咬谁。

一、 眉山出了个苏东坡（7）

为了给自己造势，苏轼凭借自己的滔天大嘴，摇动如椽巨笔，连写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果然是“议论蜂出”，大谈国事。

其时苏轼不过二十多岁，大概也正是挥斥方遒的时候，豪气冲天，睥睨一切，虽然没有过任何政治实践，但他自恃读过几本书，加上文字写得也顺口一点，所以妄图以文字取胜，在气势上压倒别人。

他老兄自信：“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治理国家对于他而言，如同在书房里写诗一样，此事何难？

在这些策论中，苏轼先是分析了一下国家形势，并深以为忧，看到四处都潜伏着危险，面对这种情况，国家应该如何开展工作呢？他其实并没有一套完整的看法，此前，王安石已经写过一篇《上仁宗皇帝万言书》，全面提出了变革教育振兴农业整顿军事的变法思路，并在京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对此苏轼看不下去，他不分青红皂白的针对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展开了无情的抨击。

苏轼指出，针对国家危险形势，不是“鲁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现在有人“方且掇拾三代之遗文，补葺汉唐之故事”，只是于事无补的愚蠢做法。

这一句话，正是针对王安石在《万言书》中的观点而发。当时王安石为了让天下文人接受变法的思想，委婉的提出要“法先王之法”，效法“二帝三王”等优秀帝王的治国方略。苏轼就嘲笑这是“掇拾三代之遗文”。王安石说“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观矣”，苏轼诋毁这是“补葺汉唐之故事”，指责王安石的观点只是“区区之论”，不值一哂。

苏轼也知道不改革肯定是不行了，问题是到底应该怎么改革呢？作为一个典型的书房政治家，他只知重拾儒家仁爱天下以德治国的迂腐旧调，一边承认有“立法之弊”，一边又强调“任人之失”，反过头来讽刺那些要变更法度的人是“腐儒小生”，是在“惑乱世主”！

他总结说，大宋天下之所以日显危乱之象，对外战争也连连失利，被搞到到处赔钱赔物，“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苏轼相信“法者，末也”，坚持“礼者，本也”，也就是所谓的礼乐治国，以德治国。

这些策论，文采是没得说，他老兄就指着这一手漂亮言辞混饭吃呢。虽然写得牵强啰唆，最后所提出的论点却很清晰：只要用人得当，就不需要变法！朝廷只需要用人不疑，“尽其才而责其成功”，如若不然，“虽得贤臣千万”，却把法度变来变去的，只会导致“天下益不可治”。

所以，决不能变法。

这是一个态度，也是一种声明，由此正式揭开了苏轼作为一个保守派的真实面目，为他后来彻底反对王安石变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架不住苏家会做宣传，这几篇文章立马传遍京城。那时识字的人不多，有人写了这么多字，同志们都被吓坏了。苏轼大名一时间“霆轰风飞，震伏天下”，满街满巷，全在谈苏轼，不管认字不认字的，大家都抢着看他的文章。

千年以后，在《苏轼全集》中，依旧靠这几篇策论撑门面。虽然观点愚浅，不过写得相对认真，此后的文章，不是逢场作戏的玩闹，就是牢骚满腹的废话。此外就是情色绵绵的小诗小词汩汩外涌。他的那些所谓政治见解，不但在当世没有得到认可，以后也没有多少人买他的账。人们佩服苏轼，多是佩服他的文辞写得漂亮，辞藻堆的华丽，没几个知道他的毕生最主要的追求竟然是做一个以保守为原则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

文章的效果是没得说，苏轼造势的目的算是达到了，下面就可以参加制科考试了。巧的是，身为知制诰的王安石任详定官。考生成绩先由初考官打分，然后密封交给复考官打分，再交给详定官做最后复核裁定。

苏轼在正式考试时写成的《御试制科策》一文足有六千多字，在用毛笔写作的年代，这不是个小数目。此前制科考试不许打草稿，从苏轼这届起，可以打打草稿了，所以写得漂亮。可惜了这篇文章，除了“文义粲然”以外，其内容几乎一无是处，现在已罕有人读。

在文中，他大着胆子既批评仁宗皇帝“上下相安，以苟岁月”的不思进取的思想与做法，又反对王安石在《万言书》中提出的变法主张。最要命的是，为了吓唬胆小的仁宗，竟连臆测的天文学知识都用上了，而且还敢于埋怨仁宗不懂得“御臣之术”，让手下的官员们太轻松了。

此次主考官除王安石以外，还有司马光、欧阳修、蔡襄等名流。大家对苏轼的文章没有什么意见，承认他写得好，就定为三等。一二等基本是不取人的，三等已经算是很高的成绩了，苏轼是百年间入三等的第二人。他一直以此为荣，一辈子唠叨不休，想起来就搬出来吹嘘一通。

专门记录苏轼和他的门下弟子趣闻轶事的《师友杂谈》，记下这样一则故事：苏轼自我宣传说，那次制科考试，前来参加报名的文人很多。因为相国韩琦接见客人时对媒体说了一句话：“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搞得大家都不敢考了，“于是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

这故事的意思是，二苏那时的名气实在是太高了，人人敬畏。

只讲一个故事加以渲染还不足够，苏轼还有一个故事。说制科考试的时间一般在八月中旬。不巧的是，正积极准备参加考试苏辙突然病了，无可奈何之际，相国韩琦听说了这件事，赶紧上奏说，今年参加制科考试的同志们，以苏轼和苏辙“最有声望”，现在苏辙病了，不如把考试时间向后推一推，等他病好了再考。

结果皇帝听了韩琦的建议，把天下的考生都晾在那里，硬是把考试时间向后推迟二十天，一直等到苏辙病好。

好大的面子！

苏轼顺利通过后，对于苏辙的文章，各位考官分歧却很大，并成为苏家对王安石不满的另一导火索。

原来，苏辙在考试中讲话太冲，胆敢猛揭仁宗的老底，指仁宗工作不力，二十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取得过什么像样的政绩。而且苏辙跟哥哥一样，看谁都不顺眼，把中书三司兵部吏部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全批了一个底朝天，没一个能看入苏辙的法眼，都不称职。

苏辙与苏轼不同，给人的印象是性格内向，属于让人一看就觉得很腼腆的类型，做事也中规中矩，公众场合非常低调。但在考试中却如洪水泄闸突然暴发，以狂言狠语博取眼球，希图以此达到一鸣惊人的效果。他心里有数，就算整不出什么名堂来，以宋太祖留下的不杀士人的家规，谅必一时半会也死不掉，这应该是一场有惊无险的赌博。

一、 眉山出了个苏东坡（8）

这个文章当场就引起了巨大争论。在是否录取苏辙问题上，主考官分为两派，其中一派认为苏辙借抨击领导攻击时政而抬高自己，是明显地沽名钓誉，这种人不枪毙就算是客气的了，明显不能录取。作为主考官之一的王安石，和韩琦曾公亮等人态度一致，反对录取苏辙。

司马光却闭着眼睛力挺苏辙，表扬苏老二敢于直言，且内容切中要害，“独有爱君忧国之心”，这样有种的好人，不能不录取。

两派争执不休，谁也不服谁，在考场内吵成一团，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拿去给仁宗做最终裁决。

仁宗本事不大，性格柔软，却非常注意社会舆论，也很在意后人对自己的评价，针对这个事件，特意写了两道批语：“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还是把苏辙给录取了。

据拍马好事者传言，仁宗下班回到女人堆里以后，对后宫的那帮女人吹嘘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这句话被人有意无意地传播了开来，一时间苏家兄弟的名声更是如日中天，遍地乱淌。可惜仁宗并没有专门就这个事情下红头文件给各个部门，苏家也就是听着过过耳朵瘾罢了。也正是这句半真半假的话，罩在苏家头上压了苏家兄弟几十年，最后几乎没把苏轼害死。

制科考试结束后，苏轼有心弄个好职位，所以摇动大笔，到处写信，和各方人士联络感情，除了翰林院的那些名人外，苏轼还连写《上富丞相书》和《上曾丞相书》两信，对两位权高一时的宰相卖好送乖，意图得到青睐，留在京城好直上青云。

苏轼奉承讨好的功夫在这两封信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马屁既要拍得响，又不能把马拍疼，要拍得柔绵可口清凉宜人，是一件非常高端的工作，而苏轼的火候拿捏得正好。

对富弼的吹捧用词是：“明公之为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试，是明公无贪于得，而无惧于失也”。西夏北辽和中国出现矛盾的时候，他们只“畏明公之一词”。就是说，富弼一句话就可以解决国际争端，为什么呢？因为“明公之勇冠于天下也”，富弼不只是勇冠天下，更兼以仁义取人心，“明公之仁及于百世也”。像我这种百无一用的读书人，遇到富丞相这种绝顶好官，真让人觉得“生于世如此亦足矣”。

苏轼表扬富弼淡泊名利，“无复有所羡慕于天下之功名也”；加上博通古今，“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书，莫不尽读”；更兼智慧超人，“礼乐刑政之大小，兵农财赋之盛衰，四海之内，地里之远近，山川之险易，物土之所宜，莫不尽知”；此外就是为政清明料事如神了，“当世之贤人君子，与夫奸伪险诈之徒，莫不尽究”。总而言之，富弼被定性为一个“名为天下之贤人，而贵为天子之宰，无贪于得，而无惧于失，无羡于功名，而无畏于博学”的一世伟人。

任是谁，被这样一拍，都有点飘飘然。伟大的富弼政治水平到底如何，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了，空留了苏轼拍出的一堆马屁在那里依稀作响。

然后苏轼就提出对政府用人的看法了，希望能借此得到富弼赏识，功名就可搞定。他非常自信的告诉富弼，现在“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财之未丰”，需要英雄人物出场，领导大家奔向光明，可是富弼却苦于手下无人而干得不漂亮。怎么才能把工作搞得更好呢？他请富弼向范仲淹学习，“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话外之音就是，应该把我苏轼收入相府门下，同志们一起奋斗“以收功于无穷”。

信的最后写得也最为坦白，说自己是“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禄，而至于京师”，现在受到“翰林欧阳公”的推荐，不胜荣幸!我嘴大，喜欢发表“猖狂之论”，但仍然希望“进说于左右，以为明公必能容之”。其实就是张嘴向富弼要官。接着又把自己写的几十篇文章呈交富弼，以期得到欣赏，进而有所收获。

可惜得很，富弼早已成人精了，把苏轼的这些小把戏看得清清楚楚，并没有买他的账。

苏轼并不急躁，又给另一位宰相曾公亮写了一封信。在《上曾丞相书》中，他含沙射影地抨击与曾公亮关系很好的王安石，指其一言一行“莫不为异众之行”，“莫不为怪诡之词”。这种人一旦出山主持工作，一定会“比物引类，以摇撼当世”。后面我们会看到，苏家兄弟当权时，才是真正的招引同类以致激起了公愤。

踩完了别人，把他所认为的“小人”全部恶狠狠地讽刺了一遍后，接着就谈到自己这个“君子”。他拐弯抹角地把自己打扮得很伟大而深沉，“自为学至今，十有五年”，只是“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险些成了科学家。我知识太丰富了，所以极度自信，也因此不讨人喜欢，所写的文章也没能够“至于公相之门”。现在我希望通过这次考试能弄点事做做，同时也请您指导一下我写的十几篇文章。

就这样，苏轼又把那十几篇文章送了一遍。

让?大才子非常难堪的是，曾公亮也没有买他的账，曾公亮曾大力推荐王安石做宰相，却没提拔过苏轼一根汗毛。这两篇大力表扬当朝宰相的文章，根本没有起到预期效果。

苏轼很失望。

不过一样有官做，制科考试通过以后，朝廷需要为他们统一安排工作。中书研究了一下，“以轼为大理评事、签署凤翔府判官事”；“辙为商州军事推官”，官品都很低。离两人的预期官职很远，但聊胜于无。

王安石知制诰，分配工作的诏书由他起草。在录用苏轼的制词中说：“敕某：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

这个制词对苏轼的评价还是很不错的，也相对客观，没有一句废话。用金圣叹的话说，是“笔笔如一寸之铁，不可得而屈也”。

但王安石认为苏辙的考试作文根本不合格，不配外放为官，因此坚决不发任命书，宰相韩琦出面劝解也没有用。苏辙竟因此而呆在京城无法外任。此一举动，彻底激恼了苏家三个文豪。苏家文字功夫这么好，当然不能容忍王安石如此不给面子，他们要报复。

苏轼此间写下三首《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对苏辙无法外任为官打抱不平，酸酸地说“策曾忤世人嫌汝”，又自欺欺人地劝弟弟说，不出来做官更好，留在京城里正好可以“万事悠悠付杯酒”。而且，京城是隐居的好地方，可以“万人如海一身藏”。

可惜苏家兄弟从没有真正想过大隐隐于市，他们还是非常想出头露脸的。

王安石的母亲去世后，朝中很多名人都接到了请柬前去参加丧礼，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并把一肚子恶气撒了出来。爷三个一合计，趁此机会，写了一篇无中生有震动朝野影响极为恶劣的《辨奸论》。

总而言之，苏家和王安石的梁子算是结定了。只是现在苏轼还没有机会直接跟王安石对着干。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现在要到凤翔上任去了。

正是以凤翔为起点，苏轼踏上了无所作为却又多灾多难的为官之路。

二、 混在凤翔（1）

公元一六一年十二月，苏轼二十六岁了，对于一个热衷于功名的少年天才来说，现在才混了个这么小点的官，似乎迟了点。

他的第一任公务是大理评事签署凤翔府判官。凤翔府为今陕西凤翔境，在宋时不算偏地。大理评事是一个名誉头衔，签书凤翔府判官才是实职。他是以京官的身份任地方长官的秘书，虽然没有能进韩琦和富弼这样高官的门下做幕僚，但相比制科考试前的那个福昌县主簿来，从县级首长秘书升为厅级首长秘书，级别提高了很多，更不要说还挂了一个京官的名头。

上任的路上，苏轼走得并不急，先是弟弟苏辙把他送到郑州，然后过西安，陪着在西安为官的刘敞喝了几天的酒，看了很多古物，海阔天空，大话连篇，嘴巴讲得差不多了，才一路诗酒地赶到了凤翔府。

凤翔府知府宋选比苏轼早来几个月，本是个不声不响的好同志，听说过苏轼的名头，对他也比较客气。苏轼也想找个机会巴结一下领导，于是就到处乱转，终于找到了一个吹捧宋选的亮点。原来宋选上任之初，第一件事就是把当地的凤鸣驿站修缮一新。

宋朝的驿站，已经从邮政快递的功能中抽离了出来，其中馆驿是专供政府官员来往行住的，免费吃喝，走时还送点路费，是官员特权的重要象征。文人士大夫以能住上驿站为荣，最长居住时间可以是一个月。不过也不能老赖着不走，谁居住时间超过三十天，是要被判一年徒刑的。

看到顶头上司很花心思地把凤鸣驿站搞了个豪华装修，远非当日破旧情景可比。苏轼觉得可以从此下手，把这事当成正儿八经的政绩来夸赞一下，《凤鸣驿记》就此新鲜出炉。

为了形成鲜明的对比效果，苏轼回忆起自己六年前进京考试的时候，曾经路过凤鸣驿站，当时是想住驿站的，探头一看，却发现里面太脏太乱，老鼠乱跑，蛛网密布，“不可居而出”，只好在外面的小旅馆混了一夜。

现在再看这个凤鸣驿站，在宋大人的关心下，已经翻修一新，看上去“如官府，如庙观，如数世宫人之宅”，新鲜亮丽，豪华夺目，那些“四方之至者，如归其家，皆乐而忘去”。当客人不得不离开的时候，连客人骑的马都舍不得离开。可见这里的服务水平是相当的高。

然后苏轼就开始委婉地表扬宋选了，说他故意问驿站负责人，才知道这是“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宋大人上任一个月就在这个地方开工，一直干了近两个月，用民工三万六千人，费银二十多万两!

一个小小的驿站花费如此之大，用工如此之巨，苏轼竟然可以闭着眼说“而民未始有知者”!他不但不会对这种腐败行为感到愤怒，相反，还“闻而心善之”，“以为有足书者”!

定性之后，苏轼就堂而皇之地吹捧宋选了，真是义正词严，凛凛生威。

对于大修馆驿供路过公务员休息的宋选宋大人，当然要毫不客气地被称为君子。苏轼说，“古之君子，不择居而安”，随便住在什么地方都行，而且只要住下来就非常开心，一开心就容易找活做，“安则乐，乐则喜从事”，如果每个人都开开心心地到处找活做，天下就好治理了。

够夸张的，也就是修了一个小小的驿站，也能和治理天下搭上腔。

不过，苏轼在表扬那些君子们“不择居而安”时，不知他那张帅脸有没有红一下，他在这篇文章开头可是明说了自己曾嫌凤鸣驿“不可居而出”的。

看来他这样的君子有时还是要择居的。

苏轼接着掰：后来的君子们，对居住条件有时就挑挑拣拣的了，一有不如意，心里不免上火，一上火就容易操事，一操事就完蛋了，“则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于此”。

搅了一大圈，终于拍到宋选屁股上了：这个装修了凤鸣驿站的宋大人是个好人，工作经验非常丰富，外加干劲十足，人品也好，没有多少人讲他的坏话。这么一个优秀的好人，现在只做了这么小的一个官，却能安心地做好本职工作。更难能可贵的是，宋大人担任凤翔府首长期间，不只是修了这一个驿站，还做了其他很多事情。

至于宋选具体做了什么好事，苏轼说不出来，只好一带而过。接着讲修驿站的好处，说对这么一个小驿站，宋大人都“未尝不尽心也”，可见干其他工作也一定是认真透顶的了。然后就用了一串比喻，用以强化说明宋大人费心费力地修驿站是何等难得的壮举！

可惜，就算苏轼闭着眼痛吹了一气，最后也不得不承认修驿站这种小事实在不值得一写，“夫修传舍，诚无足书者”。不过他一向明白“见微知著”的道理，文人们都有这个本领，从一朵花就可以了解整个世界，看到一片叶就可以想见整株菩提。他正儿八经地告诉同志们：我们可以从修驿站这项工程里看到宋大人“不择居而安”的伟大精神，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被他浇了一头雾水，还是不明白，怎么一个领导修了一个驿站就可以被看出“不择居而安”的精神了。扯淡也不应是这个扯法吧？

这也正是苏轼为文的一个重要特色。他想捧你，那就不择手段的捧你，而不管你有没有做出什么实际成绩；他想踩你，当然也就不择手段的踩你，哪怕你做出了明显的成绩。他对王安石义无反顾的攻击是最突出的证明，这也是文豪的能力!

搞定了顶头上司，苏轼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事做了。他文采高、名气大，对那些个书桌案头上抄抄写写的为国为民的小事没有多大兴趣，他只喜欢到处游山玩水，把凤翔好玩的地方基本上跑得差不多了，一口气写下了八首旅游日记式的诗歌，定名为《凤翔八观》。他游玩也是有理由的：有一些景物“好事者有不能遍观焉”，写诗把这些好玩的地方记下来，好让大家都知道。

放到现在，苏轼还是一不错的导游。

总是瞎跑乱玩也不是个事，弄不好会变成混混。正好，凤翔适逢其时地遇到了一场大旱。他找到正事做了，他会求雨，于是代替宋选四处求雨，又是写诗又是写文章，整天跟老天爷好商量，希望老天爷给点面子洒点雨下来。

二、 混在凤翔（2）

瞎猫碰死耗子，也有碰到的时候，老天终于下雨了。苏轼马上受不了了，要大肆庆祝一番，好像那雨是他自己挤出来的一样，忙忙的写出了《喜雨亭记》，主要内容如下：

先是举了很多前世伟人为例，说如果喜欢什么东西，就要给它起个好名字，不论是大喜事还是小喜事，名字起得好就不容易忘掉，所以要写一篇《喜雨亭记》。

我到凤翔第二年，开始建官舍，在官舍北面修了一个亭子，挖了个池子，种了几棵树，打算夏天在这里纳凉。

春天的时候，本来以为会有一个好年成的，却“弥月不雨”，同志们差点被渴死，老百姓也都很害怕，“民方以为忧”。老天终于下了点雨，只是还远远不够用。直到有一次“大雨三日乃止”，我们的心才放到肚子里去了，“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抃于野”。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苏轼的亭子也建好了。当然要大请狐朋狗友，“举酒于亭上以属客”，以表明自己的亭子和下雨这件事有一定的关联。

他在酒会上问各位来宾：五天不下雨行不行？

来宾们也都聪明，众口一词地回答：“五日不雨则无麦。”

苏轼又问：那十天不下雨行不行呢？

众宾客又齐声答道：“十日不雨则无禾。”

通过这么弱智的一问一答，苏轼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老天不下雨，就会“无麦无禾”，我们就会饿肚子，小偷强盗就会出来活动，这样一搞，我还能和各位朋友在这里饮酒作乐唱卡拉OK吗？“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这雨下得真是及时！感谢老天！

然后就大发感叹，说就算老天下美玉珍珠，既不能吃也不能穿，也是一点用都没有。现在下了三天雨，这是谁的功劳呢？老百姓说是太守的功劳，太守不敢承当。是皇帝的功劳吗？皇帝也不接受。或者是造物主的功劳？但“造物不自以为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好“归之太空”，然则“太空冥冥”，无言以答。既然如此，那就“吾以名吾亭”吧。

苏轼差点就要说是自己的功劳了。

就这么篇文章，啰里啰唆，内容空洞无聊，做作矫伪，却硬是被迂腐的苏粉们吹捧为关心民生之作，千年来被奉为经典，同志们常闭目摇头吟诵，真是咄咄怪事!

可惜的是，苏轼刚刚把宋选拍热乎，好日子没过几天，宋选就被调走了。接任宋选的是一个名叫陈公弼的老家伙，也是四川眉州人，“为人清劲寡欲”，“面目严冷”，“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好面折人”。不过这人能力很强，在各地任官期间也做过不少实事，深受朝廷信任。

老陈到凤翔上任后，见苏轼举止轻狂，个性张扬，比自己还高调，心里就有点不喜欢，开始处处给他难看。

苏轼见老陈不把自己当棵葱，心里也不快活，自己年纪轻轻就考中了进士，现在又中了朝廷制科考试，名高才大，做你的副手是你的福气，你敢给我脸色看，我就跟你操到底，于是经常和老陈吵架。在其后所写的《陈公弼传》中，苏轼承认自己“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

一个手下，跟顶头上司这样硬搞，当然没有好果子吃。老陈毫不客气地给了他几个下马威。

苏轼参加制科考试时，考的是“方正贤良直言极谏”专业。有个科员想巴结讨好苏轼，就顺杆子称他为“苏贤良”。这话正好被老陈听到了，当下大怒，指着那科员骂道：他苏轼只是一个小小判官，能称得上什么贤良？“府判官何贤良也”!不问青红皂白，把那科员裤子扒掉打了个烂腚。

这板子打在科员的屁股上，却比直接打在苏轼的脸上还要难受。

有一年七月十五过中元节，苏轼可能喝多了，没能及时到知府厅上班，结果又被老陈搞了一家伙，“罚铜八斤”。赔钱是小事，面子上太难看了。老陈一点也不给大文豪台阶下。

更有甚者，作为副手，苏轼有时想和老陈谈一次话都难，申请书递交几次都不予接见。起草的文件也被老陈拿笔一改再改，反复让他重写，几乎没把他气死。

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苏轼没有什么办法，只好装孬，有一阵子不敢狂了，说自己是“虽无性命忧，且复忍斯须”。

总是装孬蛋也不是个事，正好，来了一个机会，他不敢当面威胁老陈，却可以趁机敲打老陈一下，好让老陈知道，苏轼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于是端上了一盘热腾腾的《凌虚台记》。

这个凌虚台，是老陈想在山上弄个落脚点，爬山的时候好在上面看得远一点玩得爽一点而建的一个土台子。文人们都有才，就弄了这么一个文雅的名字。

老陈附庸风雅，命令苏轼给这个凌虚台写一篇小记。

按照苏轼的一贯作风，他当然不会批评老陈浪费公款修建一个没用的凌虚台，他本应不分黑白不讲原则地痛下杀手猛拍老陈马屁的，这次苏哥哥却改变了手法。

他先是把凌虚台的地理位置交代了一下：所处之地在“南山之下”，“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吃喝都很方便，往前走一点就可以爬山，往下退一点就可以吃饭喝酒，真是占尽了地利。

苏轼暗中批评老陈说，凤翔离高山很近，老陈却不知自己身旁有高山，这本身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确实也有点讲不过去，所以，现在要建这个凌虚台，以图站高望远，“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这是在指责老陈没有认识自己这座高山!

说凌虚台还没开始动工的时候，老陈就拄着拐杖到这里看过，“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非常显眼，以为这个地方很独特，就派人扛着工具来挖，结果挖出了一个可以养鸭子的水塘，挖出来的泥筑成了一个高台。我们爬到高台上四处一看，晕头转向，不知到底有多高，干脆就叫做凌虚台吧，老陈让我写篇文章把这事记录一下。

二、 混在凤翔（3）

苏轼故弄玄虚地对老陈说：“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你看这个地方，以前全是“荒草野田”，狐狸乱窜，那个时候，谁能想到还会有这么一个凌虚台呢？“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以后这个凌虚台也许会再次变成荒草野田，这种事情谁也摸不清底细。

老陈你看，凌虚台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曾经是秦汉隋唐各朝领导战斗过的地方，想当初“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地势“坚固而不可动”，现在呢，连个鬼影也看不见，“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都已经“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帝王宫殿尚且如此，更不要说这个土趴趴的小小凌虚台了。

写到这里，苏轼就可以对老陈大言恐吓了：这个凌虚台都“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呢？言外之意是，你不要看我苏轼现在是你的手下，受够了你的鸟气，谁能保证以后我不会踩在你老陈的头上拉屎撒尿呢？

这篇文章是苏轼虚无世界观的典型代表，在此后的诗文中，包括那篇一世雄文《念奴娇·赤壁怀古》，都不过是一再表达这种思想。他相信世事变幻，人生无定，所谓“废兴成毁”，无踪可觅，世间的一切也就不值得珍惜和肯定了。因此，人生在世且尽欢，何须徒建万古名？

正是在这种人生思想的指导下，他的精神世界是空虚的，无聊的，娱乐的。除了一味追求享乐名利以外，再没有其他明确的人生目标。如果仔细品味他的那些传世名篇，很少看到有哪篇诗文表达了某种积极向上和锐意进取的精神。那首满是意淫的“西北望，射天狼”，也只不过是特定时期在特定写作意图下的灵光一闪，后面会详细说到。

《凌虚台记》肯定没有白写，老陈看了以后，果然有点心虚，知道苏轼不是个善茬，万一真的得势，说不定真的会把自己欺负得死去活来，于是决定给苏轼一个台阶下，手里拿着《凌虚台记》对身边的几个科长笑着说：这狗日孩子，心眼也忒小了点，我一向把苏洵当儿子看，当然就要把他当孙子待，“某犹孙子也”，有时批评他几句，防止他年纪轻轻暴得大名就不知天高地厚了，想不到现在这孙子还真的对我不高兴。

接着，老陈就让人把这篇文章一字不改地刻在一块石头上。这一场较量，苏轼大获全胜。苏轼的追随者们，亦无不以此津津乐道不已，当成天大的事情整天吹嘘到处宣扬。

后陈公弼因贪污罪被朝廷撤职，抑郁而死。有人说陈公弼获罪是受到了苏轼的匿名举报，而苏轼又是受到了欧阳修的指使，以报陈公弼“相遇之薄”之仇，连当朝宰相王珪都怀疑这件事，“疑公弼废死自东坡”。

陈公弼有个混混儿子，叫陈季常，为人仗义，自以为好汉，喜冒充大侠，“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自谓一世豪士”。这种人，当然很容易和苏轼吹到一起去，两人经常诗酒唱和，相互吹捧。正因了这层关系，他才在陈公弼死后为其写了篇传记，把陈公弼写成一位品德高尚的人民公仆。

为了表明自己彻底喜欢陈季常，苏轼不但为陈公弼写传记，还给陈季常写了篇传记，名叫《方山子传》。方山子正是陈季常的绰号。自吹从不给人写传记的苏大文豪，这次为陈姓爷俩冒大血了。

搞定陈公弼以后，苏轼的日子开始爽起来。

正好在这个时候，儿时的好朋友章惇来访。

苏轼与章惇多年不见，一见相欢。两人“同游南山诸寺”，听说寺里闹鬼，人都不敢在此住宿。苏轼当然也胆小怕怕，不敢入住。章惇却毫不畏惧，独住山寺，一夜清静，啥事也没有。

胆子小的腐儒们佩服章惇的胆魄，说“子厚宿山，魈不敢出”。

第二天早起，两人继续爬山，“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只有“横木其上”。章惇知道苏轼书法好，“揖轼书壁”，请他到绝壁上写几个字。可苏轼面对深渊，小腿吓得乱抖，“惧不敢书”。章惇只好独自“平步过之”，“垂索挽树，摄衣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写上了“苏轼章惇来”五个大字，然后原路返回，“神采不动”。

苏轼拍了拍章惇的后背说：吓死兄弟我了，你以后“必能杀人”。

章惇问：“何也？”

苏轼道：“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

章惇听罢大笑。

就这么一段小故事，苏轼不断地对别人大讲特讲，为的就是证明章惇为人狠勇，连个人性命都可以不顾。苏轼跟他闹分裂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文人们都欣赏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对章惇这种敢作敢为的壮士举止，当然看不上眼。

两人玩兴正浓时，突然听说前面有虎，两人“勒马同往观之”。离虎十步远的时候，两人骑的马不敢向前。苏轼心里也打鼓了，对章惇说：马都不敢上前了，我们还搞什么搞，不如逃命吧，“乃转去”。

章惇却不怕，“独鞭马向前去”，并提着一面铜沙锣在石头上乱打，把老虎吓得如兔子般惊窜而去。然后很镇定地对苏轼说：你的定力与勇气皆不如我。

事实正是如此，当苏轼对变法左右摇摆反复不定直至最后张口猛咬的时候，章惇却坚决追随王安石，屡经挫折沉浮却毫不气馁，不发牢骚亦无自怨自艾情绪。再次上台后，曾外摄军政，内主变法，以雷霆手段全力打击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对西夏和北辽采取强硬的军事态度，是北宋一朝继王安石之后的又一位有血性有勇力锐意进取的好领导，在北宋文弱的表象下涂写出了一道惊艳明丽的色彩。

可惜章惇这种大开大合勇担大任的行为不符合儒家所谓“儒雅”的标准，加上被苏轼及其追随者一再歪曲，最后竟被那些无聊文人污蔑为所谓“奸臣”与“小人”。而苏轼的文字虽被捧为开“豪放词”之先气，但在真正的言行上却是迂腐低俗，为人软弱，一遇困难就四处闪避，衰落退让。这种性格却因其文章言辞浮美而受尽吹捧，谓之大度，是忠义“君子”。

华夏之悲!

二、 混在凤翔（4）

苏轼在凤翔留下来的所谓名人轶事也不是太多，倒是弟弟苏辙为了表扬哥哥的高风亮节，在自己的笔记《龙川别志》中，记下了这么一个能把人感动得眼泪乱喷的小故事。

苏辙在笔记里一脸诚恳地说，哥哥在凤翔工作期间，并不经常深入民间调查民情，因为哥哥打小就喜欢乱写乱画，听人说“开元寺多古画”，“往往匹马入寺”去看画，一看就是一天。

有一天，两个面相相当严肃的老和尚请哥哥到他们那里坐坐。谁曾想，这两个老和尚是化学家，已经研究出了“以朱砂化淡金为精金”的尖端技术，现在想把这个科学秘籍传给徒弟，可惜一直没找着合适的好学生，“患无可传者”，没有办法，只有传给哥哥了。

哥哥听了两位和尚科学家的话，却断然拒绝了这个严重发财的机会，一身正气地说：“吾不好此术，虽得之，将不能为。”

两个和尚化学家顺杆子就上，表扬哥哥：我们知道你不会搞这个东西，所以才传给你。

为了说得跟真的一样，苏辙接着编：太守陈公弼“平生溺于黄白，尝于此僧求方”，可两个老和尚就是不给他。因此哥哥很奇怪地问：我们领导求你你都不给，我却“不求而得”，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两个和尚科学家当然不好意思说我们脑子有病，乐意!你管得着吗？而只是很平静地对哥哥说：这个秘方太重要了，一定有人会拿去炼金，以前就有人这样做过，结果“有为之即死”，所以“不敢轻以授人”。

写到这里，苏弟弟的意图已是相当明显了：哥哥的品行好，超过陈公弼，这是天下皆知的事情，连两个深居破庙的老和尚都知道，而且很放心地把这个全世界最有意义的炼金的方子传给哥哥。

两个老和尚还拿了一套教材给哥哥，指出，“此中皆名方，其一则化金方也。公必不肯轻作，但勿轻以授人”。

就这样，哥哥得到了这件传世化学巨作。

哥哥拿着方子回家以后，只是研究了一番，果然没有下手炼金子，却又忍不住要对陈公弼吹嘘一下，结果把陈公弼惹得受不了了，硬是把方子讨了去，搞了一下，竟然成功了，“试之良验”!

然后苏辙就下结论了，说陈公弼贪心用了这个方子，果然被撤职查办，“以赃败去”。

真是搞不懂他陈公弼，都学会这么尖端的炼金术了，还贪什么赃呢，这不是头脑有毛病吗？

据说陈公弼被开除公职后，回到洛阳，继续大搞炼金，但时间不长，就死了。

看来老和尚的话还真是灵验!

后来的跟屁虫文人们分不清头重脚轻，把这件事拿过来，到处乱吹，以表现苏轼的人品好，不妄贪富贵。单吹苏轼一个人已经不过瘾了，把苏辙也一起拉上吹捧，只是情节略有改变。说这个方子不知怎么的又传到苏辙的手上，苏辙更伟大，竟然当着别人的面把这个可以暴富的方子给烧了，并且大义凛然地说，“贫可忍也，此宁可为乎!”

真是他娘的可惜至极!

苏轼兄弟既然如此不爱钱财不贪富贵，真不知为什么还要借官船护送老爸苏洵灵柩回家的机会倒运私盐以谋巨利。

苏轼在凤翔吹嘘说“自到任已来，日夜厉精”，工作非常勤奋。可惜基本看不到他有什么政绩留下来，只有一件事不得不提一下，因为这和苏轼对待王安石变法的态度有所关联。

凤翔的树很多，当地老百姓也就有了一项重要任务，要伐终南山大树以供应京城开封的建筑用料。那时运送木材主要通过水道，把大木头推下渭河流经黄河，一路淌到开封就行了。

由于只是结木成筏，顺河而下，遇有险滩砺石，就会把木材撞断撞散，流失无踪，损失非常大，河水暴涨时，情况更为严重。

在王安石变法以前，木材采伐和运送任务都是由官府强行分派给老百姓完成的，被拉去干活的人就叫“衙前役”，对所看管和运送的货物要负全责，如有丢失，必须照价赔偿。老百姓被这件事搞得焦头烂额，甚至倾家荡产，老婆都跟人跑了。

苏轼心肠还是很好的，他清楚地看到，老百姓最怕的“莫若衙前之役”。在《凤翔到任谢执政启》中，他承认自己对此无能为力，“救之无术，坐以自惭”，只能尽量做到平均而已。

当王安石顺应历史潮流，在全国由点到面地推行免役法，以政府雇工制代替强行摊派制时，苏轼跳出来不分黑白地加以反对。待司马光上台尽废王安石新法，把免役法也废掉时，他却又再次跳出来反对司马光。不知他到底想搞什么。

苏轼当然没有能力从根本上解决“衙前役”的问题，但好歹也动了一点脑筋。《宋史》记载，苏轼让老百姓“自择水工，以时进止”，尽量在黄河水小的时候运输木材。就这么一句话，苏粉们就可以大吹大擂，说此法一出，“自是害减其半”。

二、 混在凤翔（5）

这也就是说说罢了。朝廷用木料，都是要得很急的，不然没有谁会在河水上涨的时候放木筏。仁宗皇帝死了以后，要建陵墓，从陕西征用大量木材，而且期限很短，就靠他一句嘴头上的“以时进止”，能起到多大作用？

尽管他在地方上不能脚踏实地的工作，却也没有忘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到凤翔刚工作一段时间后，就给宰相韩琦写了一封《上韩魏公论场务书》，大谈治国之策。

凤翔府属秦凤路，与西夏隔了好几个州，可苏轼仍然以为自己是在守边。他认为，“当今制置西事”，一定要有大手笔大动作，“非痛整齐之”不足以长治久安。然则“其事宏阔浩瀚”，“非可以仓促轻言者”，可我还是忍不住要讲几句，“特欲救一时之急，解朝夕之患耳”。

那他都提出了什么好的措施呢？

他说，从前，国家搞“藏富于民”政策，这个地方的老百姓拥有大量土地，日子过得都很爽，皆“不愿为公侯”。自从被元昊瞎搞了一下，此地经过“冰消火燎”，老百姓开始变穷了。据此看来，当务之急就是“多方优裕其民，使其气力浑厚”，一旦和西夏开战，就能抵御一段时间。

如何才能“优裕其民”？苏轼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建议：请朝廷把国家专卖的盐酒等商品交由老百姓自己自由买卖!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种好心肠的建议，也就是听这些书生讲讲罢了。专卖是支撑国家财政的重要手段，放到现在，也没有哪个国家能把专卖制度彻底取消。

这个建议，正是苏轼所谓政治才能的典型表现。老百姓听着感动，大声鼓掌叫好，深得民心，却一点也不实用。除了骗取一片喝彩以外，一无是处。

苏轼拍韩琦说：“况于相公，才略冠世，不牵于俗人之论。”这样取消专卖的小事，完全可以凭韩琦这样的大人物“一言可决”。

还好，苏轼有自知之明，知道“以官榷与民”的想法肯定会让人觉得“迂阔取笑”。但他坚信，“古人之所以大过人者”，没别的，就是能在“扰攘急迫之中”，“行宽大闲暇久长之政”。一旦我们做了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好事情，老百姓就会感激涕零，就可以达到“天下所以不测而大服”的效果!

难怪王安石评苏轼的文章“全类战国文字”，也就是用心太过，心机太重，耍小聪明的地方太多，妄想只用一点小计谋而取得意想不到的奇迹。他的很多文章都体现了这一特点。正是在这一简单思维的指导下，他很难做到脚踏实地的工作，而时时意图以奇策制胜。

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正是此理。

在这封信里，苏轼忘掉了自己说过的不必变法的话，明确提出了朝廷“数十年以来，取之无术，用之无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贫”，这都是“不革之过”。

苏粉们据此扯着嗓子说，他们的偶像还是有心改革的，不应被打成保守派。

岂不知苏轼是典型嘴皮上的变法家，而在骨髓里是一个死心塌地的保守派。

为了表明自己心怀天下，他还写了一篇《思治论》，劈面就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方今天下何病哉!”

这个问题提得好，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可惜苏轼的答案虽然文采斐然，却啰唆不清纠缠不明，说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罪在于不立也”。不过没人明白他到底想要“立”什么东西，只知道“苟立而成矣”，说只要一“立”，就会成功。

此时苏轼也清楚“天下常患无财”的现状，很多同志“游谈聚议”，想方设法要增加国库收入，国家也经常“变政易令以求丰财”，但都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而财终不可丰”；军事建设也没取得什么成绩，“而兵终不可强”；官员考核选举制度也不健全，“而吏终不可择”。这些事情加在一起，实在是让人头疼。

苏轼的设想是，先制订计划，“而后从事”，接着就啰唆了一大圈，说万一计划制订得不完善，就“如炊之无不熟，种之无不生也”。而如果计划得好，就“用力省而成功速”。然后猛用典故，加上反问、比喻、寓言等修辞手法，还有一大堆数字，只为了用以论证计划的重要性。

苏轼批评时政说，现在地方官员都“不知上之所欲为也”，个个晕头转向莫名所以，不知干什么好。有的地方官员专心搞司法建设，有的则想办法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民不知其所适从也”。结果你搞一套，完了我再搞一套，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也没有一个标准考核他们到底取得了什么效果。所有这些，失于没有一个好的计划。然后又拉出一大堆古人来为自己撑腰，证明说只要计划搞得好，一切事情都好办。

苏轼绕圈子的水平不是一般的高，废话讲了一大堆，古人搞了一大队，最后仍然没有提出什么可行的计划来！翻过来倒过去，就是那一句“先定其规模而后从事”。

他仍然在嘴上说得好听，讲“天下之事，不可以力胜”，既然“力不可胜”，那如何办才好呢？最简省的方案是“莫若从众”，就是听大家的。可惜如何听大家的，哪些可听哪些不可听，苏轼茫然，只知道要“真从众也”。

这样一弄就乱了，谁也弄不明白怎样做才是“真从众也”。

在快被搞晕以前，苏轼终于结束了他的这一雄论，说只要“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弄明白这三个基本原则，不单是我们大宋的工作很好搞，“虽北取契丹可也”。

真是容易!

这些文章写着好看，读着顺口，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名声越来越大，比那些只知蹲在下面闷声不响死干活的地方官强多了。在凤翔工作了四年，结束了第一任地方官生涯后，三十岁的苏轼要升官了。

公元一六五年，大宋治平二年，宋朝进入了无所作为的英宗时代。

三、 故乡往返（1）

风很大。

黄沙随风而起，在空中与落叶扯成一团，上下乱舞，直扑人脸。

一行官员艰难地行走在华山脚下的驿道上，人人抱肩缩颈，细眯双眼，时不时地抹去一脸灰尘，露出惊恐的神色。

队伍前面的一名老兵突然神情发狂，一把扔掉手中的行李，把身上的衣服撕了个粉碎，赤条条地向前呼喊狂奔。后面几名官差见了，急忙追上去，拿粗绳子将这个发狂的老兵捆绑了起来。老兵仍然双目圆睁，呼喝不已。

一个文吏走上来，上下看了看老兵，对身边的首长说：苏大人，我看这个人是冲撞山神了，“此岳神之怒也”。

苏大人当然就是苏轼，他也瞅了瞅老兵，点头叹道：想不到这山神爷这么不给我面子，好，去庙里跟山神爷谈谈吧。

一行人来到山神庙，苏轼神经兮兮地对庙里的土像说：我上任的时候路过此地，没有给你磕头，现在要回京城当官，从你这里取道进京，不敢不进来看看你，你把我的“随行一兵”搞疯掉，有人说是你生气了，“未知果然否”。

然后苏轼就劝山神爷：我这一个老兵，就像是“虮虱”一样，你何必折腾他呢，就算他有什么错误，以你神仙气度，应该“置之度外”。我看你以“岳镇之重”，手里权力也挺大的，不敢去得罪那些有权有势的贵人，却拿我这一个老兵开涮，未免太不够意思了。我只是一个小官，手下人不多，你把他搞出毛病来，我就少一个人干活，“一人病，则一事缺”，不如给我个面子，放了他吧。

说完这些话，苏轼转身出了庙，正要行走，“马前一旋风突而出，忽作大风，震鼓天地，沙石惊飞”。

苏轼一看山神还真不给面子，便“冒风即行”。有人被风吹得受不了，请苏轼向山神说几句软话。苏轼严正指出，祸福由天，现在山神不开心，但“吾行不止，其如余何”？

“已而风止，竟无别事”。

“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字方叔)在《师友谈记》中写下这个小故事，意图再明显不过了，为的就是吹捧他师父的一身凛然正气，连神仙都拿他无可奈何!

苏轼总算从凤翔赶回了京城，四年过去了，京城已然物是人非。

首先，皇帝换了，仁宗于公元一六三年崩于福宁殿，没留下儿子，侄儿便做了皇帝，就是宋英宗。

其次，皇帝的秘书、他们苏家的眼中钉、知制诰王安石此时已因母丧而丁忧于江宁。

再次，英宗想尊自己死去的亲老爸濮王为太上皇，惹得很多老臣子不高兴，结果引发了一场“濮议之争”。

在“濮议之争”这场闹剧中，欧阳修等人站在英宗皇帝一边，同意尊英宗的老爸为太上皇；司马光等遗老则忠于先帝仁宗，只同意尊仁宗为太上皇。两派人马个个奋勇人人争先，不怕浪费唾沫也不怕讲干舌头，引经据典，庄严肃穆却又青筋乱暴，义正词严同时脚下使绊，吵得一塌糊涂。

结果，欧阳修一派有皇帝和宰相韩琦撑腰，在争论中取得了全面胜利，一众反对人等被赶出了京城。只有司马光得以幸免，继续留在京城，开始抽时间写《资治通鉴》。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轼回到了开封，到吏部报到后，等着分配新工作。

苏轼名气大，连上台不久的英宗都“闻轼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这提拔得就有点太快了，宰相韩琦坚决不同意这么做，他劝英宗说，苏轼是“远大之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只是要慢慢培养，否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反而会害了他。

英宗一听也有道理，就和韩琦商量：不能当知制诰，“且与修起居注”如何？让他跟在我身边记录我的一言一行好了。

韩琦还是不同意，对英宗说：这个工作很重要，还是不要轻易给他，我看给他一个直史馆的工作做做算了，而且需要通过考试才能录用。

苏轼只好参加秘阁考试，他的水平不需要怀疑，“入三等，得直史馆”。

想不到欧阳修偷偷把这件事“具以告轼”，苏轼听了，当然是非常不开心，嘴上不好明说，只好叹了口气，酸酸地说了一句：“韩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从此以后，他只跟欧阳修和张方平套近乎，再也不跟韩琦玩了。

这件事是苏轼亲口讲出来的，然后被他的跟屁虫郎晔记录下来，《续资治通鉴长编》也一本正经地写下来，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正在苏轼四处跑官要官，为功名“汲汲强奔走”之际，妻子王弗却在五月份一病而逝。王弗十六岁和他结婚，二十七岁去世，只跟着他过了十一年。让人奇怪的是，正值壮年性欲旺盛的苏轼跟这位结发妻子只生了一个儿子苏迈！而这个儿子还是他二十四岁时生下的。没有理由不怀疑，在没有电视和网络的年代，他的夜生活都干什么去了？该不会是嫖妓去了吧。

王弗的婚姻生活想来并不如很多好心人想象的那般幸福，苏轼文字如山，没有一个字是描写他与王弗的家庭生活的，对王弗所生何病也没提过一个字，没有人知道王弗是为何早逝，这与他对小妾朝云健康状况的高度关注是很不相称的。

读一下苏轼写的《亡妻王氏墓志铭》吧，看看有没有人会因此而感动泪流。

苏轼先交代了一下王弗去世的时间和地点，“治平二年五月”，“苏轼之妻王氏卒于京师”。第二年六月，才随老爸棺木一道运回四川老家安葬。

接着简单回顾了一下王弗和自己的婚后生活：王弗非常孝敬父母，“皆以谨肃闻”。我一开始以为她不识字，虽然她经常听我读书，可是我却不知道她到底能不能听懂，“不知其能通也”。

可见苏轼甚至在结婚后很久才知道妻子原来是认识字的。尽管王弗对他非常依恋，常伴在他书房内“终日不去”，令王弗难过的是，苏轼根本无意与她探讨读书内容。

三、 故乡往返（2）

“其后轼有所为于外，君未尝不问知其详”。苏轼从来不愿明说他在外面做了些什么，但我们可揣测一下这两句话背后的意思，实际是说他经常在外面唱歌跳舞饮酒作乐流连不归，回家后王弗总是要盘问一大堆，还天天拿老爸的话来压他，“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

看来苏轼在王弗的看管之下玩得不是太爽，两人的感情自然也就一般般了。

王弗还经常偷听苏轼和朋友侃大山，对于一些看不上眼的人，总是反复叮嘱，让他不要跟这种坏蛋朋友玩。

然后苏轼就开始惋惜了，说王弗“将死之岁，其言多可听”，讲得也不全是废话，“类有识者”，好像是有一点见识的。

他对王弗的死还是很能想得开的，说王弗终于可以陪着母亲长眠于九原了，而我做儿子的却不能，“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我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人了。

接着又说，王弗虽然死了，“其有与为妇何伤乎”？就是说，我有这样一个女人做妻子，还有什么好悲伤的呢。再来一个“呜呼哀哉”，全文就此结束了。

全文一反苏轼为文拉杂啰唆的风格，写得冷静简洁，几乎就是一个旁观者在记述一个与己无关的女人的死亡。

此后直到熙宁八年（1075），苏轼迁任密州。官场的失意，令苏轼心生无边的空虚郁闷，就算是“老夫聊发少年狂”也无法排遣心中的烦恼。在一个夜晚梦见王弗以后，突然惊醒，写下了一篇传诵千古感人至深让半老徐娘们眼泪乱淌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词，写得悲凉刺心，读来令人哀恸绝倒，确实是他一觉醒来后于深沉暗夜中天性真情的自然流露，一洗苏轼之词“短于情”的缺点。

只有一点可惜，这个词没有任何针对性，可以用于任何亡人，非独王弗。

最后一句，“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写得婉约幽怨，而事实上，“家有数妾”的苏轼只怕是没有时间“年年断肠”了。

后面会看到他左拥右抱时的激情奔放与神采飞扬，那时再回想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对王弗“不思量，自难忘”吧。

正当苏轼把王弗停棺京城，想坐稳了板凳再另作打算时，他那个一心想当官却又一直考不取进士的老爸苏洵也因病去世了。

算苏洵命不好，经过苏家一再请求，朝廷正要赠苏洵“光禄寺丞”的头衔，文件刚起草好时，不料“未报而洵卒”，老苏头就这样一命呜呼而去。英宗“赐其家银绢各百两匹”用以治丧。苏轼却“辞所赐，求赠官”，请朝廷给他老爸封一个官做做，这样面子上要好看的多。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死要面子。

英宗“既从之，又特敕有司具舟载其丧归蜀”，特派官船装着苏洵的棺材回四川安葬。兄弟俩护丧经淮河后溯长江入蜀，一路风波，终于在一年后，也就是治平四年(1067年)八月葬苏洵于眉州彭山安镇乡可龙里老翁井侧。

下葬的时候还遇到了点麻烦，墓砖不够用。

苏轼曾对人说过这样一件事，说给老爸下葬时，因事起急促，一时凑不齐如许墓砖，只好到处求人，有人就告诉苏轼，应该去求当地的一个豪侠，不过这个大侠经常在外打猎，很不容易找到，能不能办成，只能看运气了。

苏轼这个孝子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找这个大侠，“凡两日始得至其居”，一直站在路边等到晚上，才看到一位少年侠客带着一众人马野猎而归。这个侠客当然对苏轼很客气了，“易服出迎于门外，执礼无违”。苏轼就把求墓砖的事情向大侠讲了，大侠说小事一桩，先吃饭再睡觉，明天你回去就行了，一切包在我身上，保证把墓砖按时送到。

这下苏轼放心了，吃好喝好睡好以后，第二天开开心心回家。谁知待在家里一等一天，音信全无，第四天就要开工挖土了，可还是没有一块砖送来。心里就开始有点急了，到处抱怨别人，说不该让他把希望押在这么一个人身上。抱怨也没有用啊，只好等吧。想不到第五天早晨起床一看，却见五万口砖“斩斩然罗列矣”，“众皆惊叹”。

三、 故乡往返（3）

苏轼被这个事情弄得很感动，把老爸葬好以后，再次前去拜谢这位大侠，人家却不愿再见他了，把砖钱送上吧，人家也不愿收。

这种事真是少见！偏偏都让苏轼给遇上了。真能让文人们眼红而死。

人不能白死，苏轼为了老爸面子考虑，把一切东西都搞得很全活，行状、神道碑、墓志铭、墓表和传记等等，一律请名人代为吹捧。苏轼干爸张方平当然是义不容辞，为撰《文安先生墓表》。苏轼继续四处请人为老爸写哀词。在《与曾子固书》中，苏轼“叩头泣血”，说父亲死前“欲求人为撰墓碣”，虽然没有明言请谁写，但苏轼估计，大概是“欲得子固之文也”，所以附上相关材料，请曾巩一定要给他的先人写一个行状。

又据说，苏洵死前曾向欧阳修表态：“知我者唯吾父与欧阳公也。”欧阳修听罢，觉得很不好意思，只好承担了写墓志铭的艰巨任务，在《苏明允墓志铭》中着实把苏家和前代祖先又表扬了一把。

借这个机会，苏轼又请司马光给母亲写了一个墓志铭。司马光有点想推卸这个任务，说“夫人之德，非异人所能知也”，但最后还是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活。这样，父母都弄了一套名人题写的墓志铭，算是尽了孝道了吧。

居丧期间，并不需要每天都待在家里难过，相反，苏轼跑了很多地方，并应宝月和尚的邀请，写了一篇《中和相胜院记》。

苏轼认为，“佛之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怕苦，“其始学之，皆入山林，践荆棘蛇虺，袒裸雪霜”。这都可以忍受，只是成功来的太慢了，“茹苦含辛，更百千万亿年而后成”。如苏轼此类急于功名效果的人不免有点等不及。“虽名为不耕而食，然其劳苦卑辱，则过于农工远矣”，简直比农民还要辛苦。

苏轼承认，他对于佛教是“慢侮不信”的。勉强写这么一篇文章，也是推不掉人情，“故强为记之”。他非常害怕那些佛教戒条，指责那是“为愚夫未达者”而制订的，不应该用来管制苏轼这种高人。尽管后来他渐渐也开始信佛了，却从来没让自己吃过一点佛家的苦。

熙宁元年(1068)七月服丧期满，苏轼顺手把自己的个人问题给解决了，续娶王介幼女王闰之为妻，正是前妻王弗的堂妹。王闰之比苏轼小了十几岁，好在苏轼并不在乎这些。一切搞定以后，兄弟俩不再拖延，急马收拾行李再回京城，别的事情可以慢慢搞。一家人收拾行李家伙，拖拖拉拉，直奔东京而去。

正因仕途奔忙，此次离家后，苏轼兄弟再也没有回过四川一次。但这并不妨碍苏轼在文章中表达思乡之情，他曾写过一篇《送张嘉州》：

少年不愿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

颇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

这个既不愿做万户侯，也不愿结识京城名流以搏上位的清高的文人，只是想做一个四川嘉州太守，当然，他并不是想以此造福乡里，而只是想优哉游哉的“载酒时作凌云游”罢了。

那真是一种神仙的生活。

话是这么说，这次回京，苏轼可是抱着明确的“封万户侯”的目的的，他急不可耐地要回到京城这个可以让他飞黄腾达的地方，以至于在路上再也无心游玩，和朋友喝酒吹牛都没什么兴趣，“笑言安能久，车马就奔迫”，其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可惜的是，我们深具名人风度的苏轼苏大诗人没有料到，此时的京城早已是物是人非了。朝廷的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年仅三十多岁的英宗皇帝已因病驾崩，儿子赵顼继位，是为神宗。

神宗年且二十，“英睿仁厚”，“气质早茂”，俊朗帅气，精力充沛，行事明敏，不入流俗，即位后改元熙宁，欲以大有作为，遍寻天下英才，从头收拾旧山河。上台不到一个月，便诏令退居江宁讲学的王安石出知江宁府，时间不长，再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看出神宗是一位有心于治的明君，这才不顾身体虚弱，毅然动身进京，并在短时间内被从翰林学士提为参知政事，接着再任宰相。北宋也就此拉开了名震中外声传古今轰轰烈烈的变法的序幕。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向文明迈进的一次重要尝试。其变法项目巨细皆包，内容繁多，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都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其中涉及经济、教育、商业、农业、制造业、政府用工制度、官员选拔机制、军事和地方治安等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宋王朝直至对中国社会都产生了空前巨大的影响，很多人性化的变法项目经过千年演变而至今不废，成了造福人类的一次最有意义的政治革新，在当今世界范围内都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普遍的肯定。王安石变法的结果，也为北宋带来空前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农业商业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在军事上亦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对西夏和北辽的关系重拾优势地位。

苏轼没有赶上这场大变法的好戏开场，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这场变法事业评头论足，现在他也可以大显身手了，只可惜并不是为变法事业添砖加瓦，而是要态度坚决的跟王安石对着干。

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变法明星之一王安石冉冉升起的同时，另一个态度顽劣的优秀保守派代表也就此新鲜出炉了。

苏轼苏大才子，现在终于可以以另一张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了。

四、 不喜欢变法（1）

天寒地冻，朔风呼啸。黄河边上一行人沿岸而来，马蹄踢打着坚硬的路面清脆作响，伴着车轮碾出的隆隆声，几乎压倒了车厢内两人的谈话。

哥哥，听说现在京城闹得动静挺大的，官家把王安石弄了上来，说想要变法，我看这事对我们不利。想当初他只是一个知制诰，就敢拿我们兄弟开刀，一旦得势，不得把我们兄弟整死？

老弟，你也不要太把王安石当回事，我看他这人，文章学问虽然可以与我们兄弟比一把，但心眼也简单，应该不难搞。他以前和我们过不去，好像也不是存心的。只是有他挡在高处，我们可能一时不好上位。仁宗皇帝说我们两个都能当宰相的，不知何时才能出头。

哥哥，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到了京城以后，是支持他呢，还是反对他呢，我一时拿不准。

一阵沉默……

苏轼接着道：现在的问题是，王安石的变法派根底浅，但有皇上撑腰。司马光那帮保守党，人数看起来挺多的，也都是名人，惜乎腰杆子不太硬。万一跟皇上搞翻了，被砍掉几个，也挺危险。这个事情选择起来确实有点难度。

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苏轼兄弟怕站错了队！

苏辙沉默了一会，一拍掌，对苏轼说：不如这样，以前考进士时老爸不教导过我们要学会一阴一阳吗，不如再来这一手，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总不能两个脸都唱砸了吧？

苏轼看了看弟弟，不好说什么，沉吟了一下，问：你打算跟哪一派混？

苏辙倒是挺英勇，劝哥哥说：我觉得吧，王安石他们表面看起来忙得很热火，但他们是做实事的，一做事就容易出问题，一出问题，不一定就能挺到最后，说不定哪天皇上一不高兴，他们就全盘皆输了。倒是保守派那边，富弼韩琦司马光，清静无为，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反而能撑得时间长一点。哥，你比我大，应该跟着司马光他们混，机会应该多点。我还年轻，来日方长，就跟在王安石后面晃荡吧，反正我们兄弟俩，混出一个来就行。

正说着，前面拉车的马突然打了一个响鼻，把兄弟俩震得一阵晕乎。

苏轼扇了扇面前的腥气，慢慢点了点头，眼里闪着泪花说：看来也只好如此了，老弟，为了我们苏家，你受委屈了。

苏辙一摇头：也没什么了不得啦，只要局势明朗，我立马跳槽就是了。

必须说，以上皆为小说家言，不可当真。但苏轼兄弟俩此后的行径，也难免让后人有此诛心之论。

神宗熙宁元年，苏轼“年三十三免丧”，把父亲安葬后，再次起程返京。自此至死，再也没有回四川拜过祖坟。

兄弟俩在路上走了几个月，商量了百十天，口水喷了一马车，赶在熙宁二年（1069）二月回到了京城。但此次进京，兄弟俩果然采取了一个两全的保险做法：苏轼冒充君子，反对变法；苏辙勇做小人，参加变法。各入一派，总有碰上狗屎运的机会。

先是苏辙上疏，讲：要想弄钱，不要去求财，而是要去掉各种弊端，“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应该解决好三件事，“一曰冗官，二曰冗兵，三曰冗费”。

神宗和王安石一看，写得不错，有点头脑，就任命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和王安石手下的变法派大将吕惠卿同一个级别，同一个办公室办公。

苏辙胳膊夹着小皮包，不声不响地到条例司上班去了。后来受不了言语直白的吕惠卿的欺负，还没等局势明朗就当了叛徒跳槽成了反对派，和哥哥一起扯着嗓子骂王安石。

苏轼则去吏部要了个官，任“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他现在有事情做了，“只管骂王介甫”。

其时正逢王安石要改革科举考试，并在各地兴建学校，以大量培养合格的应用型人才。这个建议得到了各部门大多数人的赞成，只有苏轼，不分黑白，上去就砍，写了一篇庸俗低级的《议学校贡举状》，要“讲求学校贡举利害”。

喜欢女人小脚的朱熹评价过苏轼：“东坡议论大率前后不同，如介甫未当国时是一样议论，及后来又是一样议论。”这就是所谓的“好作两截论”。

朱夫子对苏轼策论性文章的风格是很了解的：“东坡平时为文论利害，如主意在那一边利处，只管说那利。其间有害处，亦都知，只藏匿不肯说，欲其说之必行。”就是只拣对自己有利的说。

看看苏轼在《议学校贡举状》中的表现是不是这个样子。

文章首先提出：“得人之道，在于知人。”暗示神宗用王安石是不知人。

苏轼相信只要“君相有知人之明”，把人认清楚了就行，这样什么事情都好办，现在的考试也是不需要改的，学校也是不需要建的，因为已经够用了，“臣以为有余”。

他也不是彻底没有道理，此中的逻辑是，“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就算是“三代圣人”从棺材里爬出来治理天下，他们也自有选拔人才的方法，何必非要兴建学校呢？

苏轼警告神?，现在“变今之礼，易今之俗”，非要改贡举兴学校，简直就是“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今之学校，特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

这张保守派的嘴脸何其清晰可爱！

那么，他对教育又有哪些认识呢？

苏轼说，要想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不在于教育工作搞得怎么样，而在于中央领导能否做到“修身以格物”。中央领导品行好，人民群众的品行自然就高尚。如果只知以考试取人，“俗设科立名以取之”，“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

他的理由是，诗赋考试容易判断优劣，而策论考试没有标准答案，“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那么“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

四、 不喜欢变法（2）

啰唆半天，最后的结论竟然是考策论比考诗赋更差劲。

苏轼还有一种人才思想，可以和司马光的经济思想交相辉映，司马光相信天下财物“止有此数”，再忙也弄不出多点钱来，所以他反对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事业。而苏轼的人才观是：“至于人才，则有定分。”说一个人的才能是一定的，给他活让他去干，就会看出他是有能力还是没有，“施之有政，能否自彰”。

既然人才有定分，他当然要反对建学校了。

为了反对科举改革，苏轼用了一个自以为很有力的反问，“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现在何必非要把它废掉呢？

苏轼写好《议学校贡举状》后，忙忙的跑去拿给神宗看。神宗点点头：我本来就对这件事有疑虑，“今得轼议”，我更明白了。

这是神宗一贯玩的把戏，当面表扬你，逗你玩，让你喜欢，实际却不把你的话当回事，除王安石以外。

苏轼不知道真相，喜笑颜开，问神宗：皇上你说的是真的吗？我怎么有点不敢相信呢？

神宗不理他，又问：现在的政策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你不妨跟我讲讲，“虽朕过失，指陈可也”。

苏轼一听这话就当了真了，一脸严肃地回神宗：我认为“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嫌神宗“听言太广”的意思是，只要听一两个大臣的话就行了，不必多听其他人意见。这一思想正是独裁思想的直白表达。而他嫌神宗提拔人太快了，则是担心自己被挤得快没位子了。

神宗一脸严肃回答苏轼：“卿三言，朕当熟思之。”

苏轼喜不自禁，美滋滋地退朝，“言于同列”，把自己和皇帝谈话的事情到处跟人讲，自抬身价。以他的行政地位，想见皇帝的龙颜还是不太容易的。

兴建学校和科举改革并没有因为受到苏轼的干扰而停止，只是时机尚不成熟，改革方案尚不能令王安石满意。加上国库一空，朝廷也拿不出钱来兴建学校。更主要的是，经济改革已被提到了首要地位，贡举改革直到两年后才全面展开。

时机成熟以后，王安石不但对考试内容和方式进行了改革，还设立专业学校，分别教授武学、法学和医学等专业知识，培养专门人才。其远见卓识和思想深度，是愚弱肤浅轻狂自大的苏轼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苏轼交过这篇作文以后，被任命为“开封府推官”。

有人说王安石给苏轼的这一任命，是想“困之以事”，让他没有时间说废话。而苏轼却把活干得不错，“决断精敏，声闻益远”。

事实上，苏轼在开封的工作除了这句意淫的话外，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政绩留下来。

当然，时光也没有虚度，他在开封结交了大批狐朋狗友，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朋友就是驸马王诜。

这个王诜可能样子长得很好看，娶的是英宗的女儿蜀国公主，算是神宗的妹夫。画家，人品不好，是一个典型的无耻淫棍，“朋淫纵欲而失行”，花心太盛骚劲十足，喜欢写诗作画吹牛玩女人。不把公主看在眼里也就罢了，这个放浪的畜生竟然在公主重病之时，当着公主的面与小妾搞钻探活动，硬是把公主活活折辱而死。

王诜还跟伟人赵佶是好朋友，除了在家招集好友聚众淫乱外，还经常陪同赵佶一道光顾高级妓院撷芳楼。同志们一边做剧烈运动，一边饮酒谈诗，讨论书法与绘画艺术，为把赵佶培养成一位败国亡家的花花皇帝耗费了毕生精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北宋的优秀人渣。

人以类聚，鸟以群分。

这种有才有钱有势又“不矜细行”的风流人物，当然跟苏轼是臭味相投了。苏大才子曾一再在王诜的画作上题诗吹捧，前后不下数十首，表扬王诜的画足可“笔执挽回三百年”，并经常和王诜一起冶游玩乐，感叹两人“何时东山歌采薇，把盏一听金缕衣”。

估计苏轼是想“把盏一脱金缕衣”吧。

当年王诜招集好友聚众淫乱，里面说不定就有苏轼这位文坛巨大的才子。

这两位艺术家的关系实在是太好了，好到狗屎涂不上墙的地步。当时流行互相送女人，这样做对于两位艺术家来说太俗气，于是开始互送男人。

令人尊敬的高俅高先生，本是“东坡先生小史”，后被“东坡以属王晋卿”，从苏轼的手里转到了王诜手里。可能是高俅受过苏轼的艺术熏陶吧，小家伙实在是太可爱了，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母狗见了都要翘尾巴。王诜不敢独享如此宝物，又转手把高俅当做重要的礼物送给了赵佶，大名鼎鼎的高俅高太尉就此隆重登场，为北宋的灭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苏轼在开封所谓的“声闻益远”，大概也就是在这方面比较有成就吧。

人总有发闷的时候，苏轼觉得要找个话头说说了。

刚好，要过年了，无论多少，家家都得准备点年货，皇家也不例外。其中一个大项目就是要买灯笼，准备在元宵节用。用大把灯笼把皇?装扮得光辉灿烂，才显得皇家富贵。

于是“中旨下开封府，减价买浙灯四千余只”。这算是团体采购，量大从优，降了点价格，皇家就讨了点便宜。

苏轼终于找到为民请命的机会了。因为是皇家的事情，在这件事上讲几句话，影响肯定是相当大的，所以，苏轼一狠心，写了篇《谏买浙灯状》。

照例，在文章开头，忍不住先自吹了几句，说我经常替皇上你“深思治乱”，希望能给你“指陈得失”，并且真的希望同志们都能像我一样对皇上“共献所闻，以辅成太平之功业”。现在我就要对皇上讲几句真话，“虽以此获罪，万死无悔”。

苏轼心肠好，一想起贫苦百姓心里就难过，边写边淌眼泪，说我听人传说皇宫下令减价购买浙灯四千余盏的时候，“惊愕不信，咨嗟累日”，好几天都饭吃得不香妞泡得不爽澡洗得也不干净。

为什么我如此难过呢？因为那些“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他们“举债出息”，就想在此时挣一点卖灯钱，以为“衣食之计”。皇上你作为百姓父母，“唯可添价贵买”，让百姓多挣点钱，可是皇上你却“宣令减价买灯”，灯民就吃亏了。老百姓不知道底细，都以为皇上你为了这些“耳目不急之玩”，从老百姓口中夺食。这件事虽小，但却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请皇上收回前命。

四、 不喜欢变法（3）

这话说得不错，很中听，其实也就是卖卖便宜摆摆好心肠。当时买灯，完全可以从大商户那里批发，而不是一只一只地从地摊上买，普通老百姓能吃多少亏？

再说了，皇家不买灯，老百姓手里的灯卖不掉，货堆在手里，岂不是更完蛋？

神宗还是很给苏轼面子，连夜下令停止降价买灯，“即诏罢之”。

苏轼一看，自己说话还挺管用，马上受不了了，“惊喜过望，以至感泣”，收拾书桌，磨墨润笔，精神饱满的写下《上神宗皇帝言事书》，“凡七千余言”，引经据典，排比比喻反问设问，用尽了所有文学手法，猛谈历史教训，借以“极论时政”。

苏轼啰唆起来，很有司马光的风格，先是极口奉承神宗，说是“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然后拐弯抹角的说了半天，终于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臣之所欲献者，三言而已，曰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这和司马光曾经一再向皇上提出的“曰仁、曰明、曰武”六字方针真是天残地缺，绝配。两人年龄不同，但在迂腐程度方面完全不相上下。

苏轼攻击王安石为变法而设置的改革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说：自“祖宗以来”，一直是由三司管理国家财政，可是皇上你却“创制置三司条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任由他们胡搞一气，一心想着如何创造财富，他对此非常不理解：“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对文人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苏轼贬低王安石手下的那些改革者们，批他们忙来忙去的忙了近一年了，可是“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只知道从国库往外掏钱，卖几千个度牒而已，“以此为术，人皆知其难也”。

他当然不知道，任何事情都不是容易一蹴而就的，王安石变法后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国富民强兵盛，这当然都是苏轼所不愿看见的。还好，《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东京繁荣景象胜过无数保守派无耻诬蔑。

苏轼的见解是很奇怪的，他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只要民风淳厚，国家穷一点也没有事。不然，就算是“虽强且富”，也难以持久。这真是一种奇怪理论，可见儒家提倡的所谓“恭让”品性是如何深入苏轼的骨髓。他根本不知道，如果做不到“强且富”，那是要被人家打得满地找牙的，最后也是要亡国灭种的。

我们的历史，已一再扇了苏轼的耳光。

根据他的奇怪见解，苏轼劝神宗“当崇道德而厚风俗，不当急功利而贪富强”。应该“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

所谓“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其实就是万全养猪大法，让老百姓吃饱了什么都不想，是愚民政策的高级代表。他所追求的“民德归厚”这一至高目标，在外敌的铁蹄践踏之下，不知将要从何“厚”起？

苏轼啰唆了很多，基本都是这个调调。把正在推行的青苗农田水利等法全踩了一遍。扯着嗓子为那些豪商大贾们喊冤叫屈，说他们现在被变法搞得“皆疑而不敢动”。

对于王安石变法中贷款于民的青苗法，苏轼也反对，理由极其无知，说什么“青苗放钱，自昔有禁”，现在“始立成法”，虽说不许强行贷款，可谁又能保证在数世之后，没有大批暴君污吏出世，用青苗法来欺负老百姓呢？皇上你“能保之与”？

苏轼继续攻击青苗法：想请青苗钱的人家，多是穷光蛋，“必皆孤贫不济之人”，这种人家，要是逼着他们还钱，就会“继之以逃亡”；可不逼他们还钱，就得让邻人替他还钱，“均及邻保”。不管怎么搞，都会乱成一团糟。

苏轼并且指责青苗法“不许抑配，亦是空文”。

如果每一条法令都被指责为“空文”，那最好还是什么都不要干了，不如大家一起回家洗洗屁股睡觉，然后等着饿死拉倒。

苏轼还用想象中最严重的后果来吓唬神宗：如果有一天，后世写史说，“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

他也反对整顿农业提高农田生产水平的农田水利法，理由更是牵强，空言什么“人心或摇，甚非善政”，“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针对在汴河两岸试种水稻一事，苏轼把自己当成农业专家，断言“汴水独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

可是当他眼睁睁地看着汴水两岸长出了黄澄澄的稻米来时，却一个字也没有反悔过。这种人真是让人鄙视。

苏轼心肠好，担心地方官员会借兴建农田水利之机，“指人旧业以为官陂”，由此产生大量纠纷诉讼，“必倍今日”，这样当官的日子过得就不爽了。

他非常糊涂地问道：“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他当然也要反对改革政府用工制度的免役法。以前政府用工，都是强行摊派到各家各户，普通百姓的负担相当严重，因为有钱有势的人家是可以免活的。王安石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改革，不再强行摊派，而是按人头?取费用然后由政府雇工干活。这一做法现在仍通行世界，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举措。但苏轼不管这些，他的理由也是莫须有的，说，“自古役人，必用乡户”，就好比“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苏轼相信，乡户出力做差役，是应该的，是天生的。

苏轼继续说：差役这个事，虽然也有可能“以他物充代”，但那是不正常的，“终非天下所可常行”。现在行免役法，“数郡雇役”，又要向天下推广，这肯定是为害天下的恶法。

为此他坚持要重行差役法，主要是考虑到他自己的利益不能受到损害，“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为的就是“亦欲取乐”，当官做老爷享受百姓的伺候，苏轼认为这都是“人之至情也”。如果把当官的和有钱的人家逼得太苦了，“凋敝太甚，厨传萧然”，同志们的日常生活一点都不热闹，“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

四、 不喜欢变法（4）

苏哥哥只考虑自己的“人之至情”，就不愿想想老百姓的生活苦不苦，这种政治思想简直自私到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地步。

应该指出，在王安石提出免役法之前，苏轼其实是主张改革差役法的，现在却于“转手之间两论立焉”，怎能不让人耻笑？

更有意思的是，司马光废罢免役法时，他却又跳出来跟司马光大吵大闹加以反对，力劝司马光，“骤罢免役而行差役”，“盖未易也”，并一口气提出了免役法的五大好处，简直要把免役法说成一朵花。

真是让人痛惜，此前他为什么就不能对王安石变法说一句公道话呢？难道他的头脑被门夹过吗？被水淹过吗？被天上的雷电闪击过吗？

如果有人以为苏轼这是知错就改回头是岸，是快要成佛的表现，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在司马光死后，他仍然继续无端攻击王安石，污蔑所有变法项目，绝无一句公正之言，其中重点就是青苗法和免役法。

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所有议论看起来非常杂乱，但其坚实的中心思想从未改变过：一是想省事省心，啥事不做就完成治理国家的大业，所谓“清静无为”；二是亮开嗓子为富商大户请命，坚持要让富人的日子过得开心一点。普通百姓的利益从来不在苏轼的考虑范围之内。

那么苏轼对细民百姓又是什么态度呢？在《策别厚货财》中他说得很清楚：老百姓，不能让他们太有钱，这些人所需要的“不过十金之资”，够“衣食之费”，能养活老婆孩子就行了。一旦老百姓“稍稍蓄聚”，手里有了两个钱，“衣食既足”，那么“心意之欲”就会越来越多，就想挣更多的钱，去吃喝嫖赌，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样越有钱就越贪，“未可知其所终也”。

这个想法再清晰不过了，他就是要把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控制在温饱线以下，这样才能让他们不停地忙碌，没心思想别的事情。

苏轼最后要求神宗“罢制置三司条例司”。“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

这些话讲起来嘴上很爽，心还是有点后怕的，文章最后加了条尾巴：“臣之狂愚，非独今日。”皇上你一直没有搞我，我想大概这次也不会搞我吧？“恃此而言，所以不惧”。只是我对别人还是有点担心，“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到时恐怕连皇上你都不愿意原谅我，那就完蛋了，“岂不殆哉”！

苏轼聪明，绝不是假的，他最后几句话非常有意思，说：我“死亡不辞”，死就死了吧，只是怕同志们看到我的下场，以后都不敢说话了。我“思之经月，夜以继昼”，文章写好了又烧掉，烧掉又写，“至于再三”，最后还是“卒进其说”，请“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

神宗把苏轼的文章拿给王安石看，问：“辙与轼如何？”我看他们两兄弟“学问颇相类”。

神宗还是有眼光的，已看出了苏辙与苏轼的见解大致相同，所以才对兄弟两人一支持变法一反对变法也感到奇怪。

王安石对苏家兄弟看得更透，他指出：“轼兄弟大抵以纵横捭阖为事”，“轼才亦高”，惜乎所学不正，做不出什么实事来，心里又不服气，牢骚不免多了点，“其言遂跌宕至此”。

神宗深以为然，君臣都没有理睬苏轼的废话。

苏轼一看，上书以后没有什么反响，不禁大失所望，好在神宗也没有怪罪他，看来是死不掉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写一篇《再上神宗皇帝言事书》。

这篇言事书里已经没有什么新鲜的话题了，全是唠叨，有怨妇情节，说：皇上你自“去岁以来”，每项工作都是胡搞，“皆不与治同道”，弄得“四海骚动”，老百姓都很不开心，“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

苏轼危言耸听，妖言惑主，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大乱随之。”

历史已经证明，王安石当政的几年，是宋朝社会治安最稳定的几年，尽管经常对外用兵，农民暴动的次数却是历朝最少的。

苏轼甚至直接对神宗说：“王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

他给王安石扣的这一顶大帽子，一再被后人拿起来，反复扣在王安石头上，似乎他们都是洞察秋毫识人明敏通天入地的神算子，只有王安石是“不知人”的糊涂蛋。

王安石还是没有理睬苏轼，甚至连一篇反驳的文章都没有写，他还有正事要做，农田水利忙得正紧，免役法也要反复论证，哪有时间跟大文豪苏轼耍嘴皮子。

苏轼却太把自己当棵葱，不依不饶，继续操事，甚至跑去批评宰相曾公亮，“责其不能救正”。

曾公亮是个老好人，只好糊弄他说：“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苏轼心里难过，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和皇帝如一人呢？

这时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范镇因为无端攻击青苗法，同时恶意攻击?安石，被贬外放，正蹲在家里愀然不乐。苏轼却巴巴地跑去对范镇说：恭喜恭喜，范大人大喜了！

范镇为人沉稳，话不多，“每对客尊严静重”，“言有条理，客亦不敢慢易”。只有苏轼每次大声喧哗，“掀髯鼓掌，旁若无人”。范镇拿他也没什么办法。

这次范镇不高兴，就很不客气地对苏轼说：小苏，不用这么幸灾乐祸吧！

苏轼贺曰：“公虽退而名益重矣。”

范镇眉头皱成了拖把，愀然曰，“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啦？“吾何心哉”！

苏轼弄了一鼻子灰，灰扑扑地回家洗澡去了。

四、 不喜欢变法（5）

有一次，苏轼偶然遇见王安石，两人就在一起谈天论地，说话间就提起了西汉文学家扬雄扬子云。王安石略带疑问地和苏轼讨论说：史书写扬雄想要跳楼自杀，我倒是有点怀疑，以扬雄的个性，怎么会跳楼呢？

苏轼一本正经地对王安石说：我也怀疑一件事情。

王安石不知道苏轼肚子里卖的是什么药，就问：疑何事？

苏轼绷着脸说：我在怀疑，“西汉果有扬子云否”？

“闻者皆大笑”。

这一次，苏轼又出尽了风头。

反正他只要有机会，就全力以赴的从各个方面贬损王安石。有一次在朋友家里看到一座假山很漂亮，突然间诗兴大发，不失时机的写了一首打油诗用以嘲笑王安石：

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诡怪。

虽然知是假，争奈主人爱。

以王安石在朝廷中的地位，当真的跟苏轼一般见识、有心想搞苏轼一家伙的话，只怕能把苏轼玩得整天趴在地上吃唾沫。幸好王安石胸怀大度，在位凡八年，没有动手碰过苏轼一根汗毛。

苏轼见搞不动王安石，就开始搞跟随王安石进行变法的李定。

李定是王安石的学生，工作比较有成绩，被提拔进京做谏官。苏轼根据自己听到的一点传闻，就到处散布谣言，诬陷李定不服母丧，要求朝廷对此加以处理。

为了扩大影响，苏轼不惜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孝子朱寿昌大唱赞歌，目的当然就是影射和讽刺挖苦李定，至于朱寿昌孝不孝的，关他甚事？他又不是宣传部干事。

这件事，对李定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也为李定在乌台诗案中毫不留情地攻击苏轼埋下了伏笔。

苏轼上窜下跳，处心积虑地想出风头，惹得神宗也很瞧不起他。有一天对司马光说了一句金口玉言：“苏轼非佳士。”

正在这时，有人告发苏轼在运送老爸苏洵的棺木回家治丧途中，借官船“贩盐及苏木、瓷器”，“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神宗看罢，很是生气，亲自派人调查此案。

这件事，说来话长。

苏轼“贩数船苏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也不是什么大罪过，本不必掩盖，但涉及贩盐，事情就有点严重了。

宋朝不许私人贩盐，太祖时曾规定，“入禁地贸易至十斤”者，“乃坐死”。由于贩盐利润大，犯法的人自然很多，朝廷只好放宽政策，不过惩罚仍然很严重，特别是对公务员来说，更要面临被撤职的危险。

而苏轼被举报的，是用英宗特批的官船贩私盐，这个罪行更重，一旦查证属实，可能会先把屁股打开花，然后一脚踢到偏远之地永不录用。

林希在《野史》中记载：谢景温弹劾苏轼“丁父忧归蜀”时，“往还多乘舟载货物卖私盐等事”。朝廷下令“按问水行及陆行所历州县”，“令具所差借兵夫及舵工询问”，查到最后，并没有查出贩卖私盐的事情。至于苏轼所用的官兵，原来只是“眉州兵夫乃迎候新守”，顺路“送轼至京”，也算不上什么“借调兵夫”。

这个林希，对王安石非常不敬，却跪倒在苏轼脚下磕头不已。这段记载看似公正，实际上掩去了一些事实。苏轼“乘舟载货物卖私盐等事”，只排除了卖私盐一项，其他的“货物等事”还是搞了一点的。苏轼自己都承认运了很多古董回川。他在凤翔时到处挖古董，甚至不惜掏人家的老坟，当时妻子王弗都被他这种鬼迷心窍弄怕了。

至于说顺路借用进京迎接知眉州新任长官的兵夫，那不是假公济私是什么呢？你一大家子人要回京，自己回来就是了，为什么非要和执行公务的士兵同行呢？难不成苏轼是想亲自为那些士兵们服务？

有意思的是，对于谢景温的弹劾，苏轼竟然不敢有一句自辩之词。要是他不心虚，以他老兄那张嘴皮子，会甘受别人欺负？

这一点，苏轼在给他堂兄苏不疑的信里曾经提到过，说他最近受到弹劾，朝廷已经开始调查了，所幸没查出什么来，但是我“孤危可知”，心里很害怕，大概在京城是混不下去了，所以决定来春请求外放，“必须求乡里一差遣”。

他之所以心虚，是因为揭发他贩卖私盐的人正是对他的底细非常了解的表哥兼姐夫程之才。

宋人彭百川在《太平治迹统类》中记载：程之才和苏轼关系不好，正是他向朝廷揭发了苏轼借运送苏洵棺木回川之际来回“贩私盐苏木等事”。苏轼对此“未尝一言自辩，乞外任避之”。

苏轼在外放杭州前曾写信给堂兄苏不疑自我吹嘘说：我外放为官，一定要和朝廷对着干，虽然韩琦这么大牛人都因不推行青苗法而被朝廷处理了一下，可我却很难改变自己的脾性，“必不能降意委曲随世”。

看了这段话，大概没有人不佩服苏轼的骨气的。

可接下来，他却把话题一转，说：既然如此，我不如赖在京城算了，“聊此优游卒岁耳”。

简直能把人的肠子绕断掉。

事实上，苏轼在京城已经呆不下去了，?也并没有真的想在地方上做一个处处和朝廷顶牛的人，他还没有这个胆量。他真正在意的，是杭州的歌妓是不是动人，美酒是不是醇香，写出来的诗词是不是顺口，捧他臭脚的人是不是会越来越多。

熙宁四年（1071），三十六岁的苏轼外放杭州做通判。

五、 情色满西湖（1）

外放杭州的命令下来以后，苏轼仍有点不甘心，不想立即就走，“自此留京师几一载”。直到“明年夏末秋初”，才拖着屁股出了开封，扭扭捏捏地到杭州去赴任。

苏轼心情非常郁闷，废话不多。到泗州时，爬到泗州僧伽塔，四下一看，阴云欲雨，压着农田，远远的几个老农用鞭子赶着几头老牛在耕地。苏轼不爽，要发牢骚，想了想，弄出了一首《泗州僧伽塔》。

说有人想要老天下雨，有人又想出太阳，如果要满足每个人的需求，那么“造物应须日千变”才行。然后苏轼就自我表彰说：

今我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

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

说他这个人很热爱自由，来去了无牵挂，能走就走，不该留的绝不留，更不会去求神拜佛。

呵呵，真是一个很洒脱的阿Q！

总这么闷头走路也很无聊，于是苏轼想到了一个人，就是反对变法且已经退休的老酒鬼欧阳修。

当时欧阳修在颍州，也很无聊，身体已经被酒彻底搞垮了，糖尿病严重，须发皆白，两腿乱抖。看到苏轼来访，还是很高兴的，就问：你喜欢搞什么？

苏轼说：我喜欢玩，写诗，搞女人，还喜欢吹牛。

于是两个大文豪就放船颍州西湖之上，相对而坐大吹特吹。欧阳修的唾沫喷了苏轼一脸，苏轼也不在意，两人都感觉特爽。玩到情不自禁处，苏轼在船上“插花起舞为公寿”，险些把船踩翻在水里；欧阳修则“醉后剧谈犹激烈”，“公言百岁如风狂”。两个保守派真是遇到了知音。

苏轼酸酸地说“彼徒辛苦吾差乐”，京官有什么了不起，还要辛辛苦苦地搞变法，哪有我们玩得开心呢？这样一想，心理也就平衡了许多，一个劲地劝欧阳修喝酒，“不辞歌诗劝公饮”，结果把欧阳修灌得摸不着船帮，险些跌入水里去淹死。

苏轼走后不久，欧阳修就一病而逝。

苏轼一路蛇行，夏天上路，一直走到冬天。杭州山遥水远，也还是给他摸到了。

一到杭州，苏轼就给弟弟写了一首诗报平安。《初到杭州寄子由》中说，自己以前“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结果终于被人拿脚踹了出来，老弟你不要为我担心，毕竟皇帝对我还是不错的，“圣明宽大许全身”。现在我身体不好，“衰病摧颓畏见人”，简直快要得自闭症了。但老弟你也不要太担心我，更不需要爬到山冈上远望杭州，我现在的生活也还说得过去，正打扫厨房准备请邻居吃猪肉呢，“莫上冈头苦相望，吾方祭灶请比邻”。

一副可怜相。

事实上他一点都不可怜，到杭州的第一件事，就是玩。

苏轼在杭州的玩伴很多，可以简单归为三类：一类是不守本分追逐虚名无意念经的花心和尚；一类是红唇细眉腰肢苗条脸蛋姣好的漂亮小妞；还有一类就是那些无聊透顶攀附风雅满嘴仁义道德的文人名士了。

跟和尚玩，显得有品位，不在乎尘世俗名；和小妞泡，显得风流倜傥，能激发创作热情，顺便消消内火；跟文人名士们吹牛，则可以唾沫飞扬的大发牢骚，随意抨击时政，洒脱的嘲笑在京城搞变法的那些忙官，也可以表明自己虽然酒照喝妞照泡，仍挡不住心怀天下之壮志。

此即所谓三位一体。

宋朝有一个姓何的无聊文人，老爸受过苏轼的推荐而混了个小官，对苏轼自然是倒头崇拜的。在他写的《春渚纪闻》里，专门设有一卷，叫《东坡事实》，全方位的神化苏轼。说苏轼初到杭州时，立马跟一个叫参廖的和尚到庙里玩，刚到庙门口，苏轼突然发神经，对参廖说：我从来没到过这里，但却觉得对这里的东西都很熟悉，从我们脚下一直走到上面的忏堂，“当有九十二级”台阶，不信你数数看。

参廖也蠢，就当了真，弄了几个不识数的傻子去数了数，“果如其言”！真的是九十二级！

苏轼很诚恳地对参廖说：我的前身，就是这庙里的和尚。

参廖虽然是和尚，也还是觉得这件事有点玄乎。

据说，后来苏轼每当无聊的时候，总到这庙里脱了衣服盘坐在竹林里装神弄鬼胡思乱想，搞得跟仙人一样，“久而始去”，还是得回家吃饭睡觉做凡人。

说还有一个和尚，有同性恋嫌疑，有一次偷看苏轼裸体，结果竟然看到苏轼后背上“有黑子若北斗状”，“世人不得见也”。

如此看来，苏轼还真有可能是仙人下凡。

苏轼果然很喜欢出家人，又到孤山看望惠勤和惠思这两个和尚，并写下《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

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

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

道人之居在何许，宝云山前路盘纡。

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

纸窗竹屋深自暖，拥褐坐睡依团蒲。

天寒路远愁仆夫，整驾催归及未晡。

出山回?云木合，但见野鹘盘浮图。

慈游淡泊欢有余，到家恍如梦蘧蘧。

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

五、 情色满西湖（2）

苏轼对惠勤和惠思这两个不守本分的和尚说：这么冷的天，我不回家陪老婆，就是想出来跟你们玩玩，“名寻道人实自娱”。其实出家还是很好的，也没有什么事情做，山水之间也略有诗情画意。这些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所以我一旦回到家里就急忙把这些事记下来，免得时间长会忘了。

当然，苏轼喜欢到庙里去，并不是为了吃素，他老兄喜欢吃烧猪肉。和苏轼臭味相投的佛印和尚就经常在金山寺烧好了猪肉等着他来吃。同志们在庙里抱着猪蹄大啃特啃，满嘴油光，不拘一格，洒脱至极。

同志们崇拜苏轼，顺手把佛印也捧上了天，所谓爱屋及乌。

佛印本不想当和尚的，这个笨蛋进京考试时没考上进士，有点烦心，被黄庭坚拉着去见苏轼找乐子。因为佛印“嗜酒能诗”，“东坡爱其才”，就把他留在办公室里，“日以诗酒为乐”。两个男人就这样成了好朋友。

当然，并不能据此推测苏轼和佛印有同性恋嫌疑。

两个男人玩得也有点烦了，想弄点花样出来。佛印希望能找个机会到皇宫里转转，就请苏轼给想个办法。苏轼出歪点子说：你这样是不能随便进皇宫的，我看你不如“扮作僧人之侍者，杂入其中，击钟擂鼓，或可得见天颜”。

佛印这个傻子，就信了他，“于是扮作侍者，随僧众径入大内”。不想被神宗看到了，见佛印“身长白面，状貌魁梧”，很帅气，就转头问苏轼：这个人为什么不剃光头？

苏轼还没来得及编好理由，一时张口结舌眼睛乱闪也说不出话来。佛印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对神宗说：我家里穷，“无力请牒”，买不起做和尚的文凭，就一直没剃光头。

神宗点点头：啊，这样吧，我免费送你一个度牒，安心当和尚去吧。

佛印不敢违旨，只好半推半就地当了和尚。

苏轼知道佛印不愿当和尚，可事已至此，也没有什么法子了，不如去寻欢。于是诚恳地安慰佛印说：放心，我会对你负责的。

自此，佛印“益与坡公往来院署，诗酒盘桓，纵乐无拘”。做了和尚，日子过得也还是很爽。

有关佛印的资料，大多来自和苏轼在一起把酒泡妞神侃时留下的笑谈，据说谈话内容都很机智幽默，是智慧的象征。闲到肚皮抽筋时听一听，说不定会把肚皮笑破。实际上佛印也就是相当于苏轼身边的赵本山，没事逗个笑，几个人打牙斗嘴穷开心，纯是把无聊当机智，以愚昧为深沉。

有一次两个智者在一起装模作样地盘腿打坐，实在坐不住了，佛印就问苏轼：你现在看我像什么？

苏轼很虔诚，说，像一坨大粪。

然后苏轼又问佛印：你看我像什么？

佛印很认真，说，像一尊佛。

苏轼听了很开心，这次讨了一个大便宜，快活了好几天。

有个高人踫巧听到了这个故事，就对苏轼严肃指出，你吃亏了，佛家相信，人在打坐的时候看到的东西其实就是自己，你看到了粪，说明你自己就是大粪。

苏轼吃了个大闷亏，什么也不说，头低了好几天。

两人之间的故事，基本就是这类无聊肉麻的所谓机智的屁事，往往被庸俗文人们眉开眼笑津津有味地加以品玩，以为这就是世上最聪明的对话。

总跟和尚玩也不是个事，和尚身上的臊臭味总不比美女身上的温香闻起来撩人心性。苏轼还要“闻香识女人”。

宋朝公仆的日子过得并不寂寞。新官上任时，“营妓皆出境而迎”，脸上笑得非常粉嫩可爱。公仆们和营妓混熟以后，还可以做很文雅的朋友，彼此礼来书往，短信不断，特别不色情。

公仆们工作累了，在喝酒的时候也专门有官妓相陪行乐。据说不许把官妓弄回家操事，但弄几个美女在酒桌上飞媚眼唱甜歌，对公仆们也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对苏轼的吸引力更是巨大。

只玩官妓还不算完，毕竟不是自己手里的，玩得不彻底。不怕，苏轼家里还蓄有“歌舞伎数人”。每当要苦劝客人留下来喝酒的时候，他总是很诚恳地对客人说：家里也没有什么好酒好肉，唯有“数个搽粉虞候出来答应”，给个面子，留下来欣赏玩弄一把吧。

苏轼对妓女同志们也很关心，在杭州写的一些清新喜人温良如玉的诗词，大多因歌妓而发。

有一次同志们在湖中高会，“群妓毕集”，红罗翠玉，莺歌燕语，香喷喷挤了一船。有一个叫秀兰的小美女没来，苏轼就问是怎么一回事。手下答说是秀兰洗澡洗迟了，立马派人揪来。

在座的有一个同志喜欢秀兰，见秀兰来迟了，就非常吃醋，说肯定是偷情去了，要处理秀兰。“秀兰含泪力辩”，苏轼看着心疼，就“从旁冷语，为之阴解”。

那个同志没有苏轼这么怜香惜玉，依旧态度坚强，非常愤怒。

很巧，正是石榴花开时节，一团一簇艳红如火，秀兰就摘了一朵送给苏轼，结果把那位同志的醋坛打破，当场破口大骂，指责秀兰不尊敬国家公务员。“秀兰进退失据，但低首垂泪而已”。

苏轼挺身而出，说：这样吧，我来写一词，请秀兰给大家唱一下，同志们消消气如何？接着大笔一挥，写了一阕有名的红香玉软的《贺新郎》：

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

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

渐困倚，孤眠清熟。

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

又却是，风敲竹。

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

浓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

又恐被，西风惊绿。

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

共粉泪，两簌簌。

五、 情色满西湖（3）

在词中，苏轼以秀兰的口吻劝那个同志说：小女子我下午刚洗完澡，玉手拿着白绡扇乘凉，坐着不免无聊，就有点困了，打了个盹。谁知这时听到有人推门，把我的春梦惊醒，睁开星眼起来一看，原来是风吹竹枝的声音，唉。

下阕说，我很想你，只想等这些坏蛋们走了以后单独陪你，“伴君幽独”，那时我再摘一朵最漂亮的花让你看个够。

然后轻轻责怪了一下那个同志，说我只要能和你一同看花饮酒，就已心满意足了，可是你却这样欺负我，把我搞得“共粉泪，两簌簌”，你真是好狠心的啦。

秀兰当场唱罢，“声容绝妙，府僚大悦，剧饮而罢”，同志们尽欢而散。

第二天起来，因为昨天酒喝多了，有点头晕，苏轼就不大想去上班。老婆王闰之说：你好坏也是国家干部，拿老百姓的血汗钱，总不能天天不做正事，老是出去乱玩一气尽泡妞喝酒吧。

苏轼嘴里仍有酒气，拿眼斜了王闰之几下，觉得没有外面的歌妓解风情懂艺术，很不高兴地放了一句话：我“政虽无术，心则在民”，说着脚步一歪，出了门，又弄了几个狐朋狗友去西湖玩了。

几个人一道，坐在“孤山竹阁前临湖亭上”，看着湖面上船来舟往的，美女自然也不少，苏轼的诗性又要发作了。恰当此时，“湖心有一彩舟渐近亭前”，船里“靓妆数人”，打扮得都很漂亮，“中有一人尤丽”，“年且三十余，风韵娴雅，绰有风度”，弹着古筝，像是个音乐家。

苏轼受不了了，也不考虑什么修养了，拿自己那两只有文采的帅眼色迷迷地直盯着人家看，“竞目送之”。

旁边一人就问苏轼：想不到苏大人如此好色啊，不怕影响你在大众情人心目中的纯情形象么？

苏轼白了那人一眼：你讲的这是什么话，我一个大文豪，诗人，艺术家，多看几眼漂亮女人，这是风流潇洒，是艺术行为，最多也就是文人无行，怎么能算得上好色呢？

正说着，船已前去，渐渐没了影子，“曲未终，翩然而逝”。

苏轼咂吧了几下嘴，觉得余味不尽，异常可惜，于是“戏作长短句”以记这一艳遇，此即《江神子·凤凰山下雨初晴》：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

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

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

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

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清。

看着眼前的数座秀耸青峰，苏轼不禁惆怅无比，对湖长叹，“欲待曲终寻问取”，可惜美人已经携筝乘船走远了。

苏轼心情郁闷，神经不稳定，也直接导致两个官妓的职业生涯受到了影响。

《渑水访谈录》记载，苏轼通判杭州时，“尝权领州事”，有一个官妓老了，不想再做这种为公仆服务的工作了，于是申请退休，“以年老乞出籍从良”。

苏轼看了申请以后，大笔一挥：“九尾灵狐，从良任便。”

又有一个官妓，名叫周生，“色艺为一州之最”，听说这件事后，也想申请从良，好找一个合适的男人结婚生孩子过正常人的生活。苏轼知道这个周生长得漂亮，灭火效果好，也不骂人家是“九尾灵狐”了，只把大笔一挥，判道：“慕周南之化，其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意思是说，申请从良，这个想法是好的，值得肯定，不过吗，这个工作总得有人来做，所以不许！

美女周生只好含羞忍泪，回去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了。不知她有没有机会亲自为苏大老爷全面服务一次，也许苏大老爷会高抬贵手放她一马。

最近这段时间可是忙坏了，又是泡妞又是写诗又是作画又是狂笑，更要命的是，他是名人，捧臭脚的人太多，酒局自然也太多，“部使者知公颇有才望”，都想和他“朝夕聚首”。苏轼才气高名声响头顶的光环也粗，惜乎酒量不行，“不胜杯酌”，结果“疲于应接”。正所谓西湖小酒天天醉，喝伤了身体喝坏了胃，苏轼很不客气地把杭州任所称为“酒食地狱”。

不行！总是这样喝酒泡妞也不行，还得到庙里去接点子仙气来休养身子骨，这样他又想到了和尚。

苏轼喜欢和尚，又确实喜欢女人，实在是鱼与熊掌，都舍不得放开，真的很为难。架不住苏轼才气大，聪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带着女人去调戏和尚。

说有一个大通禅师，“操行高洁”，对外人要求严格，有洁癖，“人非斋沐，不敢登堂”。只有苏轼偏不理会这一套，“一日挟妙妓谒之”。大通禅师非常生气，斥责苏轼：你虽然文人无行，我这里是佛家净地，你不要瞎搞行不行。

苏轼一见大通生气，对怀里的妙妓笑着说：没有事，我才气大，会写诗词，马上把他搞定。说着甩手就写了一阕《南柯子》，劝大通禅师“山僧莫皱眉”，“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让妙妓唱给严肃的大通禅师听来消火。

大通禅师被苏轼搞得实在没有什么法子，恨不能放狗把他咬死算了，又怕破了佛家嗔戒，只好任他在庙里胡搞瞎折腾，“盘桓终日而罢”。

但苏轼是不允许和尚真的喜欢女人的，不然犯他的忌讳。

杭州灵隐寺有个和尚叫了然，其实对世情不能了然，竟然暗恋营妓李秀奴。两人“往来日久，衣钵殆尽”，结果秀奴要跟他绝交。了然为情所困，眼泪乱淌，一天喝醉了酒又去找秀奴，秀奴不理他。了然借酒生事，竟然用少林拳一拳将秀奴打死了。

五、 情色满西湖（4）

苏轼审问，偶然看到了然的胳膊上有刺青，原来是两句诗：“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

苏轼看罢大笑，“举笔判词，押僧赴市处斩”。苏轼才高，判词也写得才气纵横，语气是刻薄了点，但对于罪犯，也不必同情。判词是一阕《踏莎行》：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

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

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回到家后，苏轼眉眼乱飞地把这件事讲给王闰之听，想不到又被王闰之抢白了一顿，说你也是一个有名的文人，怎么能这样幸灾乐祸呢。和尚纵不好，他也是一条人命。秀奴就算有错，也是一个花龄女孩。你这个嬉皮笑脸的态度，表面上看着潇洒，想来却让人寒心。

苏轼低头一想，好像自己确实有点不是东西，人文素养连老婆都比不上。

但他是不能容忍老婆批评的，表情冷漠地对王闰之说：你不要以为我天天在外面泡妞，我那都是在跟同志们谈正事呢。说着吹了吹大胡子，气哼哼地回书房练毛笔字去了。

苏轼的正事，也是很风雅的。

在杭州任通判，本应该是一个容易得罪上司的职位。通判的任务就是和知府操事，并向朝廷打小报告，对地方领导起到监督和制约作用，所以当时的地方领导对通判都很烦心。有一个姓钱的爱吃螃蟹的知州就明确要求朝廷把自己派到一个“有蟹无通判”的地方去任职。

苏轼则不然，他不讲工作原则，加之态度和蔼，有修养，并不会为了国家小事而影响了个人大事。在杭州任通判期间，尽管顶头上司换了好几个，可苏轼和他们相处得都很好，一个也没有得罪过。

苏轼在杭州遇到的第一任太守是沈立。

沈立为了欢迎苏轼的到来，带着苏轼到吉祥寺去看牡丹花。花不是白看的，苏轼写了一篇《牡丹记叙》。先来一通奉承再说，“今公自耆老重德”，“家书二万卷，博览强记，遇事成书”，而我“又愚蠢迂阔”，但越是这样，我的文章写得越好看，而那些“托于椎陋以眩世者”，写出来的东西“又岂足信哉”？

后来苏轼知扬州，扬州也有花会，场面也很宏大。苏轼却大笔一挥，指举办花会是“扬州大害”，不办花会，“虽杀风景，免造业也”。

现在苏轼却非常聪明地没有说杭州花会一个字的坏话。

同志们游玩之余，总是要摆几桌，弄点吃的喝的玩的。

有一次，大家在喝酒的时候，要行令，正好有两个笨蛋发酸，其中一个说：“孟尝门下三千客，大有同人。”

另一个酸人说：“光武兵渡滹沱河，未济既济。”

苏轼早就想好了一句：“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斩大畜，后斩小畜。”

南宋俞文豹在《吹剑录》中记下这个故事以后，加了一句：苏轼的这句话，“盖为荆公发也”。牛僧孺是唐朝的一个宰相，在这里借指王安石。

苏轼这个人也聪明，一般他要讲什么是不会直接说的，只会正话反说，阴话凉说，丑话好说，让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抓不住他的把柄。

不过苏轼是白担心了，王安石在政期间，没有搞过一场文字狱。

除了喝酒泡妞玩西湖，苏轼还时不时地跑远点，去看海潮，或者经常出差。

有一次，到湖州考察堤坝工程，得到知湖州的孙觉的接待，这个孙觉刚从京城贬下来。苏轼喝了几杯酒，就写《赠莘老七绝》劝孙觉说：我和你都离群很久了，早已是“耳冷心灰百不闻”，现在我们约好，都不许谈政事，谁敢犯规，罚一大杯酒。

这个不闻政事的酸人其实是不怕被罚酒的，他每写诗作文，基本都要借各种机会嘲笑新法和那些推行新法的人物。数年以来已形成了惯例。这是苏轼行文阴阳怪气的直接原因。

对于朝廷正在推行的农田水利法，苏轼一肚皮不高兴。现在被迫来考察湖州堤坝情况，他说：“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就是宁愿闲坐着看河水向东流淌也不愿开工建堤坝。

苏轼是不会闲坐着的，他还要请孙觉“暂借官奴遣吹笛，明朝新月到三更”，要玩一个通宵才爽，还说他明早就要走了，并不是因为想老婆孩子了，“去年腊日访孤山，曾借僧窗半日闲。不为思归对妻子，道人有约径须还”，原来是想和尚了。

沈立离任后，苏轼并没有被扶正，接任杭州太守的是陈襄，也是一反对新法的蠢货。

在这年的送杭州士人进京考试的欢送会上，苏轼替太守陈襄写了一篇《送杭州进士诗叙》，坦白地指出：我们文人参加考试，为的就是升官。谁说考试不是为了求得官职，那是虚伪的。

苏轼又很讲气节，他对年纪轻轻的考生们说：如果同学们只想升官而不讲原则，只看现在的政治风气而改变自己的志向，“视时上下而变其学”，就不是好同学了，是要批评的。

苏轼非常委婉地教育这些考生：不要进京以后就跟着王安石的后面跑，要看清方向站好队，否则就是不讲原则。然后又要求考生们要听陈太守的话，做一个坚持原则勇于保守的迂腐的好同志。

也不能说苏轼在杭州就彻底地萎靡，在《行香子·过七里滩》中，苏轼就嘲笑了那种不思进取钓取空名的为官态度：

一叶舟轻，双桨鸿惊。

水天清，影湛波平。

鱼翻藻鉴，鹭点烟汀。

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

重重似画，曲曲如屏。

算当年，空老严陵。

君臣一梦，今古虚名。

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这是他到富阳桐庐一带游玩时所作的一词，上片写所见景色，清新自然，是苏轼文笔的特点，别人学不来的。

看下片，苏轼笔锋一转，算算当年严子陵，帮着刘秀打天下，功成名就之后，却隐居富春江上，“君臣一梦，今古虚名”。

不知道苏轼所汲汲追求的，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实名”呢。

五、 情色满西湖（5）

他在通判杭州期间找不出一件像样的政绩来。陈襄来杭州以后，把杭州城里的六口老井挨个掏了一次，出水多了点，苏轼跟上写了一篇《钱塘六井记》。结果不得了了，硬是被苏粉们吹成一件大事，表明苏轼有心“因法以便民”。

苏轼会做宣传，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就这么一件掏几口井的事，竟被他吹成了一项利国利民的大工程，说六口老井修好以后，正好遇上大旱，“自江淮至浙右”，所有水井都枯竭了，水比酒还贵。只因我们有了这六口井，有喝的有洗的，老百姓都“诵佛以祝公”，衷心感谢陈太守。

然后苏轼就发感慨了，说“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天下大旱是不常有的，我们往往因为不常有的事情而忽略了喝水这样紧急的事情，“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

苏轼见微知著，从掏水井也看出了治国的大道理。可惜的是，他却一个劲地反对王安石变法，他根本不知道，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其实也是要用不常有的手段来应对敌国入侵这种紧急的大事。

老是拍身边这些被贬下来的同志们的马屁是远远不够的，于是苏轼开始更上一层楼，某天闲得无聊，写了篇《仁宗皇帝御飞白记》。

飞白这种字体，是宋代皇家的御用字体，其中以风流小皇帝赵佶的飞白字写得最好看，至于仁宗的飞白写得如何，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了。

只有苏轼知道，而且能从一篇无足轻重的书法作品上看出很大的名堂来。

在《仁宗皇帝御飞白记》中，苏轼说：“问世之治乱，必观其人。”然后就引用《孟子》等经典作品，比喻拟人地啰唆了一大圈，说，我曾经在仁宗皇帝手下工作过，以我的这个水平，“不足以测知圣德之所至”，请看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之间”，他“左右前后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俊伟，深厚雄杰，不可窥较；而其小者，犹能敦朴恺悌，靖恭持重，号称长者。当是之时，天人和同，上下欢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余；功业难名，而福禄无穷”。

只这几句，就把仁宗留下来的那些老臣们拍了一遍，没有谁看了不开心的。尽管仁宗朝又软又穷，被西夏北辽欺负得翻不过身来，但在苏轼看来，简直是天堂，因为那时没有王安石的变法。

苏轼说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仁宗皇帝的书法：“且以为抱乌号之弓，不若藏此笔；宝曲阜之履，不若传此书。”接着用了一串排比，用以证明这幅书法作品实在是好，应该把这幅字“藏于名山，或流于四方”，凡是看到这幅作品的人，必然会变得品行高尚，“相与勉为忠厚，而耻为浮薄”。

就这样到处拍马屁，拍得手有点累了，但他还不能休息，因为太守陈襄被调到应天府上班了，不免需要感情真挚的前去送行。

苏轼不是女人，送行时可以送个飞吻来个拥抱什么的，他最拿手的仍然是写诗词——《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

翠蛾羞黛怯人看。

掩霜纨，泪偷弹。

且尽一尊，收泪唱阳关。

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

画堂新构近孤山。

曲阑干，为谁安？

飞絮落花，春色属明年。

欲棹小舟寻旧事，无处问，水连天。

千万不要怀疑，这首以幽怨的女人口吻写出来的充满着泪水哀愁的离歌，正是苏轼的大作。

不止这首，他还为陈襄写过好多此类的文字。比如在《有以官法酒见饷者因用前韵求述古为移厨饮湖上》诗中，苏轼把自己当小女人，心意迫切地约陈襄快出来喝酒玩乐，急着让陈襄看自己“舞衫初试越罗新”，且非常体贴地要“为君先踏水边春”。

非常让人受不了的是，苏轼还有《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一口气写了五首，说自己在出差的路上想陈襄了，“休惊岁岁年年貌，且对朝朝暮暮人”。然后说自己心事很多，“草长江南莺乱飞，年来事事与心违”。想什么呢？“花开后院还空落，燕入华堂怪未归”。回忆起从前，“二年鱼鸟浑相识，三月莺花付与公”。“剩看新翻眉倒晕，未应泣别脸消红”。现在我很想你，“何人织得相思字，寄与江边北向鸿”。

等纪晓岚在编《四库全书》时看到此诗，也是实在不好理解，只好说：“此应为官妓而发。”

看来也只好如此了，不然还能如何理解呢？难不成指责苏轼如西门庆一样在搞同性恋吗？

且慢！

几乎就在苏轼写这些诗给陈襄的同时，熙宁六年（1073）十一月前后，苏轼从杭州到常州出差，遇到一个帅哥柳子玉，两个人结伴而行，一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分手。临别前，苏轼写下了一阕《昭君怨》，又名《金山送柳子玉》：

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幽梦。

新月与愁烟，满江天。

欲去又还不去，明日落花飞絮。

飞絮送行舟，水东流。

苏轼问，是谁吹笛子惊醒了我的绿窗幽梦？抬眼看看那“新月与愁烟”，江天相映，尽是离怨。我心里也填满了忧伤。

柳子玉“欲去又还不去”，到明天有落花飞絮会陪着我一道送你东行，但见江水悠悠，载满新愁。

一个男人能把对另一个男人的离别之情写得如此缠绵悱恻，如昭君般怨尤，非绝代奇特高才而不能为之。苏轼诗集中，写给柳子玉的诗不下八首，几乎首首皆有此风。

故垒西边，果然趴着一位千古风流人物。

尽管苏轼哀叹“天易见，见君难”，陈襄还是走了。第三位杭州太守是杨绘，又是一保守派的大将。

陪太守开心是工作分内的事情，苏轼找了个时间，约了几个人，都是变法中的失意分子，一道放舟湖上，顺水而行，一直划到吴兴。为了玩得热闹弄得开心，苏轼与几个朋友带了三个家妓，又利用手中特权，弄了两个州妓，“一姓周一姓邵”，都是南方小甜妞，这样基本就可以达到人均一妞的小康水平。

杨绘是攻击新法而被贬杭州的，和苏轼相当有共同语言。为了文雅地发牢骚，杨绘特题诗一首，说我们在这里玩得开心，王安石他们却正忙着搞变法，不论现在谁做宰相，都不关我们事，我们只想在这里划船泡妞。

杨绘才气不大，诗写得也难看，这一点没法和苏轼比。但苏轼不管这些，他照样吹捧杨绘“痛饮又能诗”，就算把酒杯踢飞，把沙发坐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杨绘是首长。

五、 情色满西湖（6）

苏轼在杭州，不是喝酒就是泡妞，不是泡妞就是划船，不是划船就是调戏和尚，不是调戏和尚就是攻击变法，不是攻击变法就再去喝酒，此外好像没有其他的事了。

其实还有一个爱情故事值得拿出来说一下。

苏轼和小妾朝云之间的爱情故事，很多半老徐娘一提起来眼泪就止不住哗哗往下流，浊浪滔天向东海。其情真，其意切，其用心之良苦，一时之间，皆无情人可追。

眼泪且慢些流!

关于朝云的出身，传说很多，这里不想去考证，只取其最有可能的一种说法，即朝云是杭州的一个歌妓，长得当然漂亮：“美如春园，目似晨曦。”气质当然好：“霭霭迷春态，溶溶媚晓光。”唱歌跳舞当然曼妙轻柔：“趁拍鸾飞镜，回身燕漾空。”

可见朝云当然很迷人啦，不然难入久经杀阵的苏轼的法眼。

据说苏轼在一次酒会上看中了朝云，眼花耳热之后，问了问价钱，就掏钱买回家。当年他三十九岁，小朝云只有十二岁，“来事先生方十二云”。

有好心人说，不会吧，苏轼这种绝顶好人不会这么无耻吧，难道有娈童癖？

那就再来读一阕词吧——《又赠小鬟琵琶》，倾心赞美一个不到十一二岁的小歌妓。虽然苏轼不懂得同情，但词中的色情之意依然表达得很直白、很真切、很感人。说“琵琶绝艺，年纪都未十一二”，惋惜的是，这么小的小女孩，还只会“拨弄么弦”，并不懂“将心指下传”的调情技巧。遗憾的是，这个“小琵琶”已经是名花有主了，“已属君家，且更从容等待他”。

现在苏轼没有遗憾了，他终于有一个可人的玩物了。

他对朝云非常满意，并为她写了一首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

有了脸色绯红的朝云小姑娘，从此以后，西湖也有了一个相当情色的别名：西子湖。

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给一个三十九岁的花心男人做小妾，其婚姻生活不问可知，除了被尽情玩赏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重要任务呢？

后来学生秦观来了，两人一同观赏美女朝云跳舞唱歌，并写词赞美，看谁写得更肉麻。

苏轼有点担心秦观花心太重勾引朝云，有点泛酸，心事重重地写下一句“怕被杨花勾引嫁东风”，以直抒胸臆。

关于朝云和苏轼的轶事，傻子们都知道一点，说有一天苏轼吃饱喝足，且有点撑得慌，找了张竹椅躺下，翻开衣服，指着自己毛扎扎的大肚皮，问身边的几个美妾：同志们猜一猜，我这里面都是些什么？猜中有赏！

美妾们当然知道里面全是下水货，只不好意思直说出来。一个美妾就说：学士满肚皮文章。

另一个美妾跟上说：学士满肚皮见识。

很多美女送上软话，都没有讲到点子上，轮到朝云出马，说：学士满肚皮不合时宜。

苏轼哈哈大笑，说“知我者，唯有朝云也”。这事立马传为美谈，却不知苏轼笑着笑着两眼就淫荡了起来。

苏粉全为苏轼庆幸，弄了朝云这么一个善解人意的所谓红颜知己，却没有人关心朝云的生活是不是幸福。好在苏轼也不在乎这个，他倒是给朝云写过不少诗词和文章，远比写给正妻王弗和续妻王闰之的多，这个也好理解，所谓妻不如妾嘛！

可惜苏轼写的东西没有一点是描写两人之间如何恩爱的，全是工具性的分析，最多加了一点感激的成分，后来苏轼也觉得内疚了，小鸟都站不直了，还能为朝云做点什么呢？

有一则小故事颇能透露朝云的内心情感。

《林下词谈》载：苏轼被贬到惠州时，已经很老了，骚劲少了很多，妻子王闰之已逝，家里的小妾和舞伎们也尽然散去，身边女人稀少了很多。一日“与朝云闲坐”，已是深秋，白霜遍地，落木萧萧，苏轼“凄然有悲秋之意”，坐着发闷，命朝云为自己唱首歌，就是早年写下的有名的意淫之词《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

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

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词意是说，春光明媚，撩人心性，淫意昂然，不禁让人感叹，天涯何处无芳草啊！我正走着，路过一家院墙，看到院里有美女在荡秋千，笑声阵阵，美目流盼，让人意乱心迷。我越走越远，那清脆可爱的笑声也渐渐听不到了，我真是多情却被无情恼。

年老之时，让朝云再唱此曲，无非是为了回忆一下当年的骚情岁月。

当时“朝云歌喉将啭”，唱着唱着，却情不自禁，泪满衣襟，终至放声而泣。

苏轼搞不明白，责问朝云：怎么一回事？

朝云强抑悲情，免忍泪水，回道：奴家之所以唱不下去，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

从朝云的回答中，读者朋友们自?细细回味她的内心情感。

苏轼并不当回事，只是大笑曰：我正在悲秋，你却又来伤春了，不唱就算了，遂罢。

苏轼终于在杭州玩够了，有点想弟弟了，而当时苏辙正在济南。苏轼于是上书朝廷，“求为东州守”，好经常和弟弟见面。朝廷倒并不为难他，五月命下，“命移知密州”。接到命令后，他便开始忙着和各地好友女伴喝酒道别，一直到了九月底才迟迟起程。

他名气大，免不了的到一处玩一处，路上很多人请客，不停地写诗写词，日理万机，晕头转向。直走了三个月才赶到镇江，在镇江过了春节。

又有几个酸人，约了苏轼同游多景楼，“京师官妓皆在”，其中有一个会弹胡琴的歌妓“姿伎尤妙”。他和几个酸人也都是“一时英彦”，长得都很帅，正是帅哥美女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酒喝得差不多了，歌也听腻了，有一个酸人就对苏轼说：现在残霞晚照，“非奇辞不尽”，请大文豪给我们写一曲吧。

苏大才子当然不客气，甩手就写了一阕《采桑子》：

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楼中。

樽酒相逢，乐事回头一笑空。

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

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

聆听着美女的“细捻轻拢”，回味着美女的“醉脸春融”，苏轼踏着“斜照江天一抹红”，终于到密州去“左牵黄右擎苍”了。

六、 老夫聊发少年狂（1）

密州，山东古郡，民风淳朴，与景色华丽美女如云的苏杭相比，自是另一番风味。自密州始，苏轼矫情的本性不改，自吹的习惯没变，酸溜的文风如一，无聊的处世态度依旧，但他也算是在努力改变了。

在密州，因为是一把手，加上密州的和尚与妓女比杭州少了许多，苏轼总算是有时间去做一些地方官应该做的正事。诗词的风格也一变在杭州时的绮糜情色闷骚，有了一丝豪放和清新的意味，透露了一点真诚，尽管这种风格的诗文数量很少。

更重要的是，看到王安石罢政，他觉得自己似乎有了点希望，对政治的兴趣也比在杭州时强了些。加上密州的人也穷点，苏轼不好意思像在杭州那样疯玩了。

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朝廷，他都一再声明自己是想弟弟了，如果到山东工作，兄弟俩就可以经常见面喝酒了。

可稍微考察一下他请调的时间，就会看出点玄机。

当时恰是王安石因身体原因而首次罢相，新宰相韩绛上任。苏轼恰当其时的向上级提出调动，实际上是给朝廷提个醒：当年制科考试的高才生还在杭州蹲着呢，不要把我给忘了，仁宗皇帝可说过我是当宰相的料！

不过要求提得当然比较委婉，哪能直接说想进京当官呢？就绕了个弯子，提出要到山东去工作，好见见老弟，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有人情味的借口。

为了更直白地提醒新政府，苏轼不惜再抡大掌，写了一封《贺韩丞相再入启》，说韩绛当宰相的消息“传闻四海，欢喜一辞”，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万马奔腾。然后保守的苏轼说了这么一句话：“窃以君臣之间，古今异道。”接着他却又继续反对变法，说朝廷的工作应该是“任人而不任法”，就是强调人的作用大于法的作用。只有强调人的作用，才会让官员们“责重而忧深”，才会努力工作。

那么现在的皇帝应该如何工作？苏轼建议应该“一切不问，而听其所为”，这样就会“三年有成，而底于至治”。

这种工作方法，仍然是老一套的翻版，真是既省心又省事。

苏轼把韩绛写成一个文武双全的英雄，“忠诚在天，德望冠世”，“挺然而纯粹精”，“颓然而直方大”，“更练三朝之用舍，出入四方之险夷”。说韩绛上台以后，必将“发其蕴蓄，以次施行”，而不是像王安石那样胡搞一气。

再下来就要拉私人关系了，说自己“登门最旧，荷顾亦深”，对韩绛非常有感情，现在见到韩绛当宰相，真是喜欢得涕泪横流，无法可想。

可惜的是，韩绛一力继承王安石衣钵，变法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苏轼因为其愚蠢的政治观点而只能继续在地方上混。

一看讨好韩绛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苏轼心里就有点不爽，要发牢骚了。在按例呈上的《密州谢上表》中，说，我明知自己不称职，但工作还算努力。离开京城已经好几年了，也得不到提拔，我被搞得是“尘埃笔砚，渐忘旧学之渊源；奔走簿书，粗识小人之情伪”。现在我请调密州，就是想和弟弟离得近一点，想不到朝廷“以为人无贤愚，皆有可用”，立即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对此非常感谢！我一定要努力工作，“使民之安臣”，也就算我在报国了。

在《密州到任谢执政启》中，牢骚更是直接，说密州这个地方，“带山负海”，名字虽好听，却不怎么好玩。而我呢，“多病无功”，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用了。朝廷正励精图治，“方以求贤为急”，“宜得敏锐兼人之器”。像我这种“天与愚忠，家传朴学”之人，常“议论止于污俗，交游谓之陈人”，一点本事没有，不被朝廷开除就已是万幸了。现在朝廷大度，让我在一个小地方做事，我“荷恩至深”，真不知如何报答！只能“镌磨朽钝”，使劲干活，“虽无望于功名，庶少逃于罪戾”。

这些无边酸话，根本就是不能脚踏实地在地方工作而又极度自以为是的满腹牢骚的典型表现。他一边向朝廷抱怨自己不得大用，一边又写信给朋友说自己早就不想当官了。在《与杨济甫》中说：我在杭州工作结束以后，“官满本欲还乡”，归隐田园，仅仅是因为“舍弟在京东，不忍连年与之远别”，所以请调密州，“私愿甚便之”。现在看来，回去扫墓又要推迟几年了，只能在此“瞻望坟墓，怀想亲旧”，想来“不觉潸然”。

酸归酸，活还是要干一点的，密州太守，军政一把抓，一州生民之所依托，总不能天天坐在那里发酸吧。

为了表明自己勤于政事，苏轼还没到密州，就根据一路上听到的传闻，写了《论河北京东盗贼状》，顺便打击变法成果。

说最近河北与京东一带“蝗旱相仍，盗贼渐炽”，农村的情况让人忧虑，所以我要讲几句，说不定对治国有帮助。

苏轼说山东“常系社稷安危”，不能不重视，接着大卖历史知识，说历朝皇上都是如何重视河北山东的。然后耸人听闻的对神宗说：皇上你自上台以来，天灾不断，“公私匮乏，民不堪命”，“蓄积之家，例皆困乏”，无论穷人富人，日子都很难过，结果弄得强盗遍地，到处都是打砸抢。

这简直就是在指责王安石当政数年无功皆过。但苏轼写文章很强，他没提王安石一个字，甚至不提变法一个字。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个严峻的问题呢？他没有什么见解，更谈不上提出什么有效的措施，最多卖卖好心肠子，说只要心肠好一点，“较得丧之孰多，权祸福之孰重”，“然后信赏必罚，以威克恩，不以侥幸废刑，不以灾伤挠法”，这样一来，天下必然就太平无事！

这种治国理想，简直比幼儿园小孩过家家还要天真可爱。

为了让自己在密州任上干得轻松一点，他向朝廷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给密州减税。这一条最省心省事，假如各州都提出这个建议，国家的财政还靠谁来保障？

第二，减免密州的盐税，让老百姓靠煮海卖盐为生。说这样一来，老百姓“人非木石，宁不感动”，就不会做强盗了。苏轼还从理论上证明，如果减免小商贩的盐税，国家说不定还能从大商贩身上多收点税，因为小商贩有利可图了，就会从大商贩那里多批发货物，大商贩的交易量上去了，国家的税收当然就增加了。这种经济理论真是强悍！

六、 老夫聊发少年狂（2）

第三，强力捕盗，开展严打工作。这样使“凶民稍有畏忌，而良民敢于捕告”，社会治安就会好起来。苏轼不懂发展生产才是硬道理，只知“以盗贼为急”，在密州期间也曾亲自磨刀带人进山追捕盗贼。确实难为他了。

为了使自己关心政治的印象在朝廷上得到强化，苏轼在短时间内再写《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

当时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正在推行手实法，为的是进一步完善家庭财产登记制度，并据此评定户等，好依法收取免役钱。惜乎此法在推行过程中扰民太甚，搞得民怨沸腾，效果非常不好。

苏家和吕惠卿是彻头彻尾的对头。苏辙在三司工作期间，就是被吕惠卿欺负走的。因此，苏轼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对吕惠卿竭尽攻击之能事。

这一篇《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就是直接针对吕惠卿而来的。

苏轼先对韩绛说密州这个地方“过客稀少”，真是可以长期待下去的地方。就是穷了点，蝗虫也多了点，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再加上“方田均税之患”，政府想按照土地来平均税赋，走路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好政策。然后感叹道：“税之不均也久矣！”老百姓也认了，没有什么怨言，反正怎么搞都是不公平的，又何必再改来改去的呢？

这就是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官员的政治态度!

下面就提到了手实之法，立法条目“委曲不一，然大抵特告讦耳”，就是鼓励老百姓互相揭发，并用很长的篇幅证明根本无法给百姓定出正确的户等，“决不能知其数”，只能做到大致差不多。

苏轼还故作爱民姿态，说他在杭州工作期间，每当“执笔断犯盐者，未尝不流涕也”。现在到山东一带，因为政府不搞盐专卖，囚犯也就不是太多，“道上无迁乡配流之民”，“私窃喜幸”。

注意，这是苏轼说漏嘴了，他刚刚还攻击过山东民不聊生老百姓流离失所，现在却为了攻击在江浙一带实行的盐法，转头又说山东的老百姓生活安定。真不知该信他哪一句！

苏轼最后阴阴地对韩绛说：“轼不敢论事久矣。”

为什么不敢论事呢？因为王安石在位！

接着再拍韩绛：“公深有拯救斯民，为社稷长计远虑之意”，我才敢“复发其狂言”，大吹一通，“可则行之，否则置之”。他还故作神秘地对韩绛说，希望不要把他的这篇文章告诉别人，免得自己“孤危衰废之踪，重得罪于世也”，就是怕变法派搞他一下，“干冒威重，不胜战慄”。

其实他明知上呈宰相的论疏是要登在邸报上作为内部文件在全国传阅的，说这种话纯是内心阴暗的表现。

可是王安石再执政，亲废手实法，苏轼却没有一句表示。

只拍韩绛一人还是不够的，毕竟韩绛是王安石一手推荐上来的，不容易把苏轼看在眼里。为此，苏轼连写两书呈给先朝元老文彦博。文彦博正以守司空兼侍中判大名府，例兼北京留守，威望还在。

注意，此间苏轼没有写一书寄与前宰相韩琦，当年韩琦上书论青苗法而被朝廷处理，已致仕在家，在政治上彻底没戏了，反正韩琦也快要死了，苏轼不必再去讨好韩琦。

在《上文侍中论强盗赏钱书》中，说山东人穷，又喜欢打架，很难管理，我到密州以后，加大打击力度，高额悬赏捉盗，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人用竟劝，盗亦敛迹”。

原来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是如此容易，比写文章还容易。

苏轼说文彦博“以天下为度”，如能出面向朝廷推荐这一做法，效果肯定很好。而现在的士大夫们，特别是王安石手下的那些变法分子，“好轻议旧法”，都是不懂事的人。这些人经常乱改法律，有时甚至前后矛盾。苏轼很愤怒地问道：“岂有增损旧律令，冲改新制书，而天子不知，三公不与，有司得专之者！”

这样也就明白他为什么独把此信写给文彦博而不通过正常途径向朝廷提建议了，原来背后讲了人家坏话，担心受到变法派的打击。

苏轼说：我“愚蠢无状”，负“孤危之迹”，现在讲了这些坏话，明公千万不要对别人说，“犹幸明公密之”，不然我就完蛋了。

这是苏轼明确把自己摆在文彦博门下走狗的地位了，偷偷写了一封信讲政府坏话，而又求人不要泄密，其满肚皮的小心思，深值回味。

不久，苏轼又写了《上文侍中论榷盐书》。先是不顾一切地猛捧文彦博，说“当今天下，勋德俱高，为主上所倚信，望实兼隆，为士民所责望，受恩三世，宜与社稷同忧，皆无如明公者”。就算被贬在外，也是一言九鼎之人，所以我想再跟你说说掏心窝子的话。

此信的目的是要反对老朋友章惇提出的在河北与山东一带推行政府盐专卖政策。说现在私盐太多，如果强制推行盐专卖，后果“正与淮南、两浙无异”。犯法的人太多，几乎无法阻止。这样考虑下来，千万不能在此地推行盐专卖。

苏轼还吓唬人说，?东北之人，悍于淮浙远甚”，脾气都很暴躁，坏蛋比例很高，真要强力推行盐专卖，后果不堪设想，“则两路之祸，自今日始”。请明公一定要向朝廷争辩，但不要提是我说的。

他确实很辛苦，也让人同情，费了很大力气接连给朝廷大员去信剖谈国政，却没有收到一点回音。

苏轼嘴头上反对变法，瞧不起挣钱的人，事实上他非常清楚钱是好东西。做了一把手，更知道钱好。问题是，王安石在变法中“减定公使钱”，大幅裁减公款吃喝招待费用，苏轼手里能支配的票子不多了。

公使钱不但包括酒水饮食和小姐费用，还可以包括买礼物送人的费用，这是一个刺激读书人当官的重要诱因，也是北宋官场贪污腐化恶俗成风的主要动力之一。公使钱的减少，直接导致官员日子过得不爽，玩起来就不能酒醉梦酣淋漓尽致。

对此，苏轼非常有意见，他早就宣布过，我们士大夫远离家乡出来当官，“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一方面是为了国家做点事情，但玩得也要开心，“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当官人家“若凋敝太甚，厨传萧然”，就会国将不国，“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

朝廷没有理苏轼，公使钱的数量大为减少。加之苏轼到密州后，地穷且少风雅，请客的人不多，密州不再是“酒食地狱”，他反而觉得不习惯了，嘴里没味道，当然就要发牢骚。

六、 老夫聊发少年狂（3）

在《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中，苏轼很酸地说“眼看时事几番新”，却与我毫不相关，我也不想做什么事情，“少思多睡无如我，鼻息雷鸣撼四邻”。他似乎是忘记了是自己请调来密州的，却来反问是谁把他劝来这个破地方的，“何人劝我此间来”，这里一点也不好玩，没有歌听也没有酒喝，乐器上结满了蜘蛛网，酒坛子上也落满了灰尘，蝗虫倒是不少。虽然工作没有什么意思，“为郡鲜欢君莫叹”，可总比那些在京城忙来忙去的变法派们日子过得爽吧，“犹胜尘土走章台”。

此诗纯是“讥讽朝廷新法减削公使钱太甚”，埋怨自己日子过得不似在天堂，并“言蝗虫盗贼灾伤饥馑之甚”，“以讥讽朝廷事阙失，及新法不便”。态度相当不端正。

在《莫笑银杯小》一词中，苏轼继续发酸说：从前陶渊明屁事不干，天天喝酒醉如泥，国家仍给他“公田二顷五十亩”，陶渊明全拿来种秫酿酒喝了，连粮食都不种。“我今号为二千石”，算是国家中层干部，而“岁酿百石何以醉宾客”？

他担心的是：一年只能酿酒百石，怎么能把客人喝醉呢？

苏轼期待的生活是“万斛船中着美酒”，像陶渊明一样啥事不做，只是“与君一生长拍浮”，如此混日子。

在《寄刘孝叔》中，苏轼对于朝廷锐意进取谋边伐敌非常不满，说：“君王有意诛骄虏，椎破铜山铸铜虎。”各地官员也都“汗流奔走谁敢后”，要为军队提供后勤物资。而保甲和方田法也非常烦人，再加上手实法，让当官的忙得团团转。我“平生学问止流俗”，实在做不了什么正事，没有办法，只好喝酒，“忧来洗盏欲强醉，寂寞虚斋卧空瓶”。

他还好意思抱怨“公厨十日不生烟”，已经有十多天没有用公款大吃大喝了，“更望红裙踏筵舞”，红裙美女的轻歌曼舞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由此看来，尽管苏轼是主动要求来密州工作的，内心还是非常怀念在杭州和出家人及妓女之间的战斗往事的。

在《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一诗中，说当年玩得爽，“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现在想来仍是口齿留香。他满心希望能够百无一是地“贪看翠盖拥红妆，不觉湖边一夜霜”。此时“回首西湖真一梦，灰心霜鬓更休论”。

苏轼此时才四十岁，“霜鬓”是假，“灰心”是真。他一再哀叹自己年华老去而一事无成，所以精神萎靡颓废，“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这种工作状态，怎能指望他为当地百姓做出什么正事来呢？

懒归懒，意淫依旧是必需的生活调味品。

苏轼非常喜欢美女，“美人如春风”，不看白不看，且特别喜欢看“一颗樱桃樊素口”的佳人。不但自己喜欢，他还劝别人也要学会玩赏美女，他曾好心劝一个姓李的老朋友应该“卖剑买蛾眉”，多弄几个美女玩玩，也不用教她什么乐器，只要“唱我新歌词”就行了。

在密州的第一个春节，苏轼就熬不住骚情，写下了《蝶恋花·密州上元》：

灯火钱塘三五夜。

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

帐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风味应无价。

寂寞山城人老也。

击鼓吹箫，乍入农桑社。

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帐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风味应无价”，回想过去在苏杭的日子多么惬意啊！密州不热闹，游戏形式也不丰富，只有那“昏昏雪意云垂野”，真的令人消沉。

新太守到任，当然有很多人请客。密州人虽穷，总也会有几个有钱讲风雅的。有一个叫文安国的人，自以为有才情，请苏轼吃饭喝酒泡妞。苏轼不好意思白吃白玩，写词纪念一下吧，即《蝶恋花·密州冬夜文安国席上作》：

帘外东风交雨霰。

帘里佳人，笑语如莺燕。

深惜今年正月暖，灯光酒色摇金盏。

掺鼓渔阳挝未遍。

舞褪琼钗，汗湿香罗软。

今夜何人吟古怨，清诗未就冰生砚。

总算在密州看到几个值得欣赏的美女了，“帘里佳人，笑语如莺燕”，想象着那“舞褪琼钗，汗湿香罗软”的无尽情色，纵然老了，也不禁感叹徘徊，胡思乱想，没有心情再写东西了，“今夜何人吟古怨，清诗未就冰生砚”。

苏轼不但惦记着杭州的美女们，还惦记着在杭州结下的男朋友陈述古，在一首《答陈述古》中，他是这样写的：

小桃破萼未胜春，罗绮丛中第一人。

闻道使君归去后，舞衫歌扇总生尘。

他继续以女人的口吻和陈述古叙述离情，说桃花开放春光明媚的时候我认识你，那时你真是帅透了。现在你不在我身边了，我没有心思唱歌也没有心思跳舞，“舞衫歌扇总生尘”，只好用洗衣机使劲洗。

六、 老夫聊发少年狂（4）

此外，苏轼不停地和其他各地好友诗书唱和，煞是风雅。对路远的朋友，苏轼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专门派人送诗讨诗。这些诗大多写得很肉麻，比用QQ聊天还要无聊庸俗。比如他给被贬在洛阳的司马光写的《司马君实独乐园》，就高度表扬司马光大名满天下，“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对司马光的独乐精神给予了强烈吹捧，说，不要看司马光现在啥事没有只知喝酒，但“四海望陶冶”，国家还是要指望他的。苏轼还非常矫情地叹息说，“名声逐吾辈，此病天所赭”，我们的名声都太大了，这实在是老天爷在处罚我们这些名人啊！

苏轼写给干爸爸张方平的《张安道乐全堂》吹捧得更加赤裸，把一介腐儒张方平与庄子列子并提，有志气，酒量大，长得也帅，“我公天与英雄表，龙章风姿照鱼鸟”。更要命的是，苏轼说张方平工作能力强，“但令端委坐庙堂，北狄西戎谈笑了”。

宋朝没有重用张方平，真是亏大了。

大概是在杭州时身体被酒色掏空了，到了密州以后，苏轼开始锻炼身体。他也没有什么科学的办法，就是神神道道地吃点补品，搞点养生的技术，烧点丹药，练点气功之类的。总而言之，就是在不能累着的前提下，能把身体搞结实了。结果搞来搞去，身体却越来越差，刚四十岁的人，就满头白发如霜了。

现在仍有很多人对苏轼的养生术津津乐道，岂不知他那些骗人的东西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最后他的死就与自作聪明地开药治病有关。

在密州时，苏轼于《赠王仲素寺丞名景纯》一诗中谈到了学习练气功的好处。说“养气如养儿”，接着又来一句笑话，“弃官如弃泥”。反观苏轼自己，他一生也没把这个儿子给养好，当然更没把这块泥巴给弃掉。

苏轼说他自己早就喜欢练气功，非常想达到“孤舟倒江河，赤手揽象犀”的大师境界，可现在也只能做到“留气下暖脐”而已。

不光练气功，他对补品也颇有研究，是中国保健品骗人行业的先驱之一。

密州投苏轼口味的东西不多，能入他法眼的是枸杞和甘菊。

枸杞，这可是好东西，常吃了可以让小鸟站得更直脖子也伸得更长。苏轼在《周教授索枸杞，因以诗赠》中有过清楚的介绍。而甘菊放到现在也是很好的饮品。

过分的是，苏轼明明是在采食杞菊以养生，却偏偏故意说成是家里太穷，实在是没有吃的了，只好采食杞菊以充腹。这样发牢骚，一则可以引起人的同情，让半老徐娘们听着抹眼泪：这么有文采的人都吃不到好饭，太可惜了，真是天道不公；二则可以借机攻击时政，是变法搞穷了天下。

在《后杞菊赋并序》中，苏轼是这么写的：我“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不奉”，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想吃一顿饱饭都不容易，“斋厨索然，不堪其忧”，只好和部下“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好填肚子。

这种白日谎言苏轼也好意思说出来，他一个州的太守都需要采野菜填肚子，那么老百姓又该吃什么呢？一旦真的荒穷到这种程度，苏太守只怕连树根都挖不到了，早被老百姓啃光了。

事实上，超然旷达苏轼是很会用钱的，他在从杭州到密州的路上，顺手在常州买了一处房产，真是很有远见！

他这样写的真正目的是埋怨公使钱太少了，在接下来的赋词中，苏轼直截了当地说，“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天天坐着无聊，“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连酒水都喝不上，只能吃野草。这些东西实在太难吃了，让人“对案颦蹙，举箸噎呕”。然后苏轼又故作大度，说“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说不定以杞菊为粮食，“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与南阳之寿”，照样可以长寿。

就这样一个花心太盛玩心不死满嘴阴话的人，还能指望他给老百姓做多少正事呢？

苏粉们死吹苏轼在密州为政勤苦，说来说去，就是求雨啊、捕捉蝗虫啊、捡弃婴啊这几件事，再列不出什么像样的工作来了，他根本不懂怎样才能发展农业生产。

先谈谈苏粉们念念不忘的收养弃婴一事。

首先，必须明白，古代没有什么有效的节育措施，也没有电影电视，天黑以后，除了睡觉基本上就是操事，或者先操事再睡觉。特别是那些穷人家，不能跟苏轼比，大都是一个茶壶一个杯子，比较专一，孩子不免就多了点。这种情况下，弃婴就无法避免。

纵观历朝历代，没有哪一朝能根除弃婴和溺婴现象的，宋代的弃婴也相当普遍。而在苏轼那里，对弃婴现象的夸张有其特殊目的，就是借此攻击新法，把弃婴的罪过安到变法派的头上，这是一个很容易博取无知者同情的手法。

苏轼到处写信写诗说他捡弃婴很辛苦，真正效果如何呢？他对此有一个总结，在《与朱鄂州书》中，他说：以前在密州工?，“遇饥年，民多弃子”，就从公仓里弄了几百石米，“专以收养弃儿”。

宋制一石折十斗，约相当于现在六十公斤，苏轼给每家补助“月给六斗”，一年六十斗，折六石。一算就清楚了，苏轼这样做能救多少弃婴呢，也就是百十个吧，救不救得活还难说，他自己的总结数量是“所活亦数十人”而已。

一个不愿意发展生产只知道卖卖好心肠的人，不要指望他能从根本上解决什么社会问题。

而捉蝗虫则是官员最基本的份内工作，捕蝗不力，是要被国家法办的。在苏轼到密州上任前，当地老百姓已经捉蝗虫三万斛了，只可怜那些官员不如苏轼会写诗自吹，所以没有人知道。

苏轼到处给朋友说自己在密州捕蝗很费力气，也就是说说罢了，他可能下乡视察过几次，照完相就回来了。在写给弟弟苏辙的诗中，苏轼亲口承认：自己“平明坐衙不暖席，归来闭阁闲终日”。也就是说，白天偶尔到办公室转一圈，屁股还没坐热就回卧室里躺着，一躺就是一天。如果有客人来玩，就会忙着出门相迎，“两眼蒙眬余睡色”，眼睛都还没睁开。

至于求雨，则纯是闹剧，但苏轼是一本正经地当做正事来干的，他一直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说不定真的是文曲星下凡，老天爷应该买他的账。

为此，苏轼没事就跑到密州常山上去求雨，什么《祭常山祝文》、《祭常山神文》、《祭风伯雨师文》等无聊文章一个劲地写。万一老天下了点雨，就急忙写文章自吹，求不下来呢，就一声不吭糊弄过去了事。

去常山求雨也是真真假假的事情，弄个因公出差的名分，顺便自己也可以爽一把。在《登常山绝顶广丽亭》一诗中，苏轼就明确记录了在常山绝顶广丽亭上娱乐的情形。“嗟我二三子，狂饮亦荒哉”，他不喜欢喝干酒，一定要有美女相陪，“红裙欲先去，长笛有余哀。清歌入云霄，妙舞纤腰回”。

六、 老夫聊发少年狂（5）

在高山之巅，迎风远眺，或赏清笛，或观妙舞，常山自古以来“何尝有此乐”？苏轼玩兴大发，都不想回家了，“将去复徘徊”。他有时也想得很开，曾劝自己说，“人生如朝露，白发日夜催”，何苦用意追求呢，最终大家都不过是“万劫终飞灰”罢了。

还好，苏轼并不是一直如此颓废无聊，有时也神情激扬一把，提起精神的时候，好像也满是那么回事。比如为了把常山求雨的事情弄得像样点，每次上山也有个落脚点，苏轼专门拨款在常山修了座神庙。神庙落成的那一天，他率领大小官员前去参加揭幕典礼。大概是玩得比较开心，在回来的路上，苏轼决定与民同乐，穿着棉衣，戴着皮帽，骑马挎弓，带着大家去打猎，“与同官习射放鹰”，并写下一首很难看的诗《祭常山回小猎》来记述此事。说彩旗乱飘，风追马跑，兔走鹰飞，白云满天，回来的时候沾了一身的树叶。

苏轼最后自许说：“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意思是国家如果想打仗，我还是可以领军出征的。

还好，没有哪个领导晕到让苏轼领军出征的地步。

真正让这次出猎活动扬名千古的，是那篇意淫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一手牵狗一手架鹰，穿得暖暖和和的。老百姓也都喜欢跟太守玩，紧紧追着苏轼。一群人在平地上纵马狂奔，同志们都要看着苏轼去射老虎。苏轼也觉得自己英姿飒爽，比孙权还要帅。

跑了一会跑热了，加上酒劲上涌，他有点受不了，把衣服扯开，露出肥肥的胸肌，虽然头发有点发白了，又怕谁呢！反正今天老子聊发少年狂。

苏轼还是很有心眼的，他并不是真的发疯乱玩。“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一句，借用汉文帝派冯唐持节前去赦免犯了过错的武将的故事，来向朝廷表示，我现在已经知错了，什么时候能原谅我的错误重用我呢？他还保证说，一旦我受到重用，一定会努力进取，“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大致是熙宁八年（1075）十月左右，也就是在王安石复相以后，变法仍在继续，苏轼阴阳怪气啰里啰唆地反对变法没有收到任何效果，他也就想收收嘴。这首词是直接向朝廷表示：我苏轼并不颓废，给我一个机会，我照样可以阳光灿烂。

这种大话连篇的自吹之词，对苏轼来说，自然是小事一桩。据说也开辟了宋词的新风格，从此豪放词就越来越多了。苏轼也很自得，夸说此词可“令东州壮士扺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有人说那句很好听的大话：“西北望，射天狼。”表明了苏轼有心为国效力，意图一举踩平西夏和北辽，是一个豪放的文人。

还是算了吧，他此后一直反对朝廷对外用兵。在王安石罢政后，想起来就会抨击一下朝廷的强兵政策；神宗主持征伐西夏的战争时，他代张方平写了一篇《代张方平谏用兵书》；待到他翻身当了朝官以后，更是不依不饶地抨击熙宁变法派积极开边的成绩。那时他恐怕早忘了自己“西北望，射天狼”的牛逼雄心了。

腐生们天生喑弱，总想在嘴头子上耍一点豪放，自欺欺人而已。嘴皮子上玩的再豪放又有个什么用？

大概自此以后，他再也没有骑马打过猎了，还是坐在酒桌上听歌泡妞看跳舞比较省心省力。

苏轼很少有诗文写到家庭生活，密州期间写的《小儿》一诗，可以看出点苗头来。

小儿不识愁，起坐牵我衣。

我欲嗔小儿，老妻劝儿痴。

儿痴君更甚，不乐愁何为。

还坐愧此言，洗盏当我前。

大胜刘伶妇，区区为酒钱。

当时王闰之不到三十岁，在苏轼眼里已经不是娇妻了，而是一个老妻了。苏轼是没有心思哄孩子玩的，王闰之却比较善解人意，只是柔声安慰老公，“不乐愁何为”？接着就在苏轼面前为他洗杯子倒酒喝。苏轼脸红了，表扬自己的老婆比刘伶的老婆要强很多，刘伶的老婆连酒都舍不得给老公喝。

至于在密州时他那极度可爱的红颜知己朝云的情况如何，苏轼一字也没有提起过。在很久以后，他已经老的不行了，骚不起来了，也没有多少人陪了，才不断地为朝云写诗作文，还向朝廷写信，想给朝云弄一个虚衔。现在自己身子骨还算硬朗，不需要这样闹腾。

苏轼喝了一杯王闰之给他倒的酒，味道并不好，想起刚写好的两首《薄薄酒》，拿出来读了读，聊作自我安慰。

他先是借别人之口劝自己说，酒纵差点，总比白开水好喝；老婆纵丑点，也比独守空房强，“丑妻恶妾胜空房”，甚至可以达到“丑妻恶妾寿乃公”的奇特效果。?后进一步引申道：纵是前呼后拥从人无数的高官豪吏，也“不如悬鹑百结独坐负朝阳”，“百年瞬息万世忙”，“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都两忘”。

诗的结论是：酒好酒坏，人美人丑，或是钱多钱少，都无所谓，“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

当然不能信这话，不然他使劲抱怨公使钱太少做什么？而且他对老婆的美丑也是非常在意的。密州一位通判叫刘庭式，苏轼曾为其写过一篇《书刘庭式事》，从中可以看出苏轼对女人美色的态度。

刘庭式为人不错，在考取进士以前，和一个同乡的女孩定了亲，考取进士以后，那女孩却得了一场重病，“两目皆盲”，成了瞎子。女孩家也不好意思逼着刘庭式娶瞎女儿，甚至有人劝刘庭式娶女孩的妹妹算了。不料刘庭式非常坦然地把那个女孩娶了回来，后来女孩死在密州。

苏轼对刘庭式的这种做法非常不理解，就问，“哀生于爱，爱生于色”，女人长得漂亮我才能爱她，可是你娶了一个盲女，“爱从何生，哀从何出乎”？

刘庭式回答得很简单：“吾知丧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无目亦吾妻也。”

苏轼听了，立即表扬刘庭式说：你真是一个“功名富贵人也”。

他在很多情况下首先想到的都是功名富贵，看他一首小诗中的两句，“晚觉文章真小技，早知富贵有危机”，清楚地表明他真正看重的并不是文章，而是富贵。

苏轼连珠式的发牢骚、讲酸话、阴阳怪气，基本都是因为没有弄到应有的官位和富贵。在《同年王中甫挽词》中，他非常委屈地说“先帝亲收十五人，四方争看击鹏鲲”，这指的是仁宗皇帝通过制科考试录取的十五个高才生，本来都是很有前途的大好青年，现在却“死生契阔几人存”，只剩下我和弟弟在内的五个人而已，“宿草犹应有泪痕”，想来真是让人感伤泪流。

六、 老夫聊发少年狂（6）

有一点却很奇怪，苏轼在密州，除了抱怨公使钱太少自己生活不开心以外，竟然很少有诗文直接攻击新法，与在杭州相比，简直不能让人相信，虽然他也并没有说过变法的好话。

或者可以理解为，新法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他纵然想骂，也是无从下口。

或者是真的超然了？因为他专门搞了一个超然台。

苏轼喜欢爬高望远，密州城内没有什么像样的楼台。他找来找去的，终于看中了北城墙上的一块城台，立马大兴土木，建成了有名却速朽的超然台。

为了表明自己对于官大官小根本不在意，也为了表明自己真的很超然，苏轼磨了很多墨，心满意足地看了一会家妓们的舞乐，简单按摩了一下，然后趴到书房里写了一篇《超然台记》。

苏轼说他对身外之物的要求不高，任何东西都有闪光的一面，看着都可乐，不一定非要华丽玄妙才行。他自许说喝酒不挑嘴，吃水果也不挑食，能吃能喝就行，“皆可以饱”。

既然这么好喂，就不禁要反问别人：“吾安往而不乐？”我到什么地方都会很快乐。

然后还很开朗地劝别人说：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能满足我们欲望的东西却是有限的。这些东西有好有坏，如果我们老是挑来挑去，就会挑花了眼，“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

不知他在杭州买下那个如花似玉的十二岁的朝云小姑娘时，有没有挑三拣四，他为什么不把芙蓉姐姐买回家呢？

苏轼冒充哲人，说有些人没有做到“游于物之外”，就像坐在水缸里一样，看不透事物的本质，“常眩乱反覆”，日子过得就不开心，这实在是可悲的事情。

然后就拿自己为范本教育大家怎么做：我从杭州到密州来上班，虽然不是步行过来的，但也没有舒舒服服地坐船，而是“服车马之劳”一路颠簸过来的。离开旖旎的西湖，来到桑麻之田野，不去住有“雕墙之美”的豪华房间，而是在“采椽之居”里暂时存身。刚来的时候，密州很穷乱，“盗贼满野，狱讼充斥”。我的生活也是“斋厨索然”，甚至到外面采野菜吃，“日食杞菊”，人们都以为我肯定不开心。可过了一年多，我反比在杭州时胖了点，头发也由白转黑了，这并不是我练气功的效果，而是我“既乐其风俗之淳”。一旦日子过得开心，就开始“治其园圃，洁其庭宇”，在家里搞了一点装修，好住得舒服一点。正好在园子的北面，有一个小土台已经旧了，我派人把它“稍葺而新之”，这样没事就可以爬上去四处看看，借以“放意肆志焉”。

然后苏轼就拿出了《凌虚台记》中用过的老套写作手法，说往四周一看，全是先古遗迹，可以怀想先古伟人的风采。现在这个小土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无论是雨雪之朝，还是风月之夕，我都要来爬一下，客人们也都跟着我来爬上爬下的，我们吃园子里的蔬菜，钓鱼酿酒，搞野炊，同志们都很开心，齐声说：“乐哉游乎！”

弟弟苏辙在济南听说了这件事，就写了一篇赋来记述，并把这个台命名为超然台。

最后苏轼总结说，我之所以“无所往而不乐者”，是因为能做到“游于物之外也”。

不但自己精心写文章加以纪念，他还要请各地好友替他写《超然台赋》或《超然台诗》，热闹无比，几乎成了文坛盛事。这样才好让天下人都知道，苏轼是一个超然于物外无忧无虑无所追求的人，简直是一个仙人。

在另一阕《望江南·超然台作》中，苏轼却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感受：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

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

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

诗酒趁年华。

如那“烟雨暗千家”的景象一般，苏轼的心情也是灰暗的，嘴上说得坚决，并不等于真正的超然。他劝自己不要再去回想江南的风花雪月，“休对故人思故国”，而要调整心情，“且将新火试新茶”。一句“诗酒趁年华”，不经意的泄露了他心底的那种颓废与没落，只能抓紧时机，借诗酒以自娱了。

这样的超然，与其说是超然，还不如说是理想的幻灭，精神的颓废，直接导致言行的虚无。这在他写给弟弟的《调寄沁园春》中表达得特别清楚。

苏轼回想当初兄弟俩共客长安时，意气风发，笔纵千秋，“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非常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并且兄弟俩都有功成身退的打算，“用舍由时，行藏在我”，对当官并没有特殊的兴趣，“袖手何妨闲处看”，心态是特别潇洒健康。

而一旦理想幻灭，苏轼就只希望能有一个健康的能喝酒的身体就行了，“但优游卒岁，且斗酒樽前”。

凭他这种人生态度、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基本上是不要指望他能取得什么成绩了，他自己的诗里已经记录了他到任前后的生产情况了。在他刚到密州?，庄稼长得还不错，“麦穗人许长，谷苗牛可没”，除了蝗虫多了点，其他也没什么大问题。

苏轼信心满满，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和好心肠，求雨那么辛苦，完全可以把密州搞好，“今年好雨雪，会见麦千堆”。同志们一定会“笑口几回开”，百姓的生活全部达到小康标准。

结果，在苏轼离任时，有一首《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说：“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苏轼也觉得对不起老百姓，“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终于知道自己只知读书而不知政事对老百姓一无所用了，“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

面对穷苦百姓，苏轼有什么想法呢？答案是：“何时剑关路，春山闻子规。”他又想搞什么归隐田园，回家蹲着不出来了！

苏轼在密州混了三年，并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密州仍因他那两阕词作而名扬天下。一阕是前面已经介绍过的让人感动得一塌糊涂的“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江城子》，另一阕就是暧昧的旷古名词《水调歌头》，全词如下：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本来请调密州的理由就是要见弟弟苏辙，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密州三年，竟然没有和弟弟见上一面，两人只能遥看天上月，臆想千里共婵娟的美好时光。

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苏轼密州任满，“就差知河中府，已而改知徐州”。

七、 无趣的徐州（1）

徐州古名彭城，是扼控南北的重要枢纽，名胜众多，古迹遍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死人无数，尸骨成山。苏轼到徐州，自然又可以抚今叹昔，大声感慨了。

在赶赴新任的途中，仍然一如既往的拖拉。熙宁九年十二月罢密州任，由弟弟苏辙陪着，一路玩玩看看，走走停停，在保守派大将范镇和张方平家呆了很长时间，就这样走了约五个月才赶到徐州。

到徐州后，先写《徐州谢上表》。这次写得比较简单，说感谢皇上任命我为徐州太守，我比较喜欢搞农业生产，写诗作文只是表面现象。而且我这个人做事往往不顾困难勇往直前，在朝廷里也没有什么后台，一直也没有评上优秀工作者。以前我经常上书提一些建议，那并不是故意要表现自己，那些建议虽然没有什么用处，却可以表明我的责任心还是很强的。

现在我奉命来到徐州，这里“民淳讼简”，我也没有“施设之方”，只是“食足身闲”，有时非常惭愧，“顾力报之无所，怀孤忠而自怜”。

苏轼陪着弟弟苏辙在徐州玩了一百多天，一直玩到中秋节。兄弟俩赏月玩花，品酒放歌，心情非常愉快。

弟弟也玩得差不多了，毕竟也是公务员，不得不走了，哥哥呢，也应该收收心，认真做一下他的本职工作了，好坏也是一个地方首长。

走之前，苏辙步苏轼之韵，写了一阕《水调歌头·徐州中秋》。这一阕远没有苏轼的“明月几时有”出名，但从中可以看出兄弟俩玩得还是很有情调的：泛船水上，波光涌动，明月如霜，好风如水，加上有歌妓“鼓吹助清赏”，心情原本应该是很好的，但弟弟仍然忧郁，“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原来是因为担心兄弟俩会像怀才不遇的东汉末年才子王粲一样到头来一事无成以至流落天涯，没落之余只有登楼远望以托思乡之情。

为了让弟弟走得开心，哥哥便再和一阕《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希望兄弟俩能以当年的谢安为戒，绝不要贪图功名富贵，“一旦功成名遂”，就“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携手归还家乡。

苏哥哥希望：有朝一日，“故乡归去千里”，选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安顿下来，“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唯酒可忘忧”，再也不去考虑什么家国大事，兄弟俩只要“相对永登楼”。

可惜的是，苏轼从没有过功成的经历，自然也就没有身退的危险，也一直没有机会“扶病入西州”。

衣锦还乡只是南柯一梦。

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打断了苏轼的好梦。

熙宁十年（1077）七月中旬，黄河在澶州决口，大水一泻而下，水势滔滔，顺地形向下游扑去，八月底到达徐州。

洪水来奔期间，兄弟俩正玩得欢乐无比，根本没有料到潜在的危险，更不要说提前防范了。待到洪水围城，苏轼慌了，潇洒不起来了。为解洪水之危，他采取的是最愚蠢的方法：不顾一城生灵性命之危，合城死守！

关于这次水患，正史记载的资料极少。现在所了解到的信息，大多是从苏轼自吹自擂及他的朋友们替吹替擂的诗文中提取出来的。可信度如何，不可确知。

苏辙在为哥哥写的墓志铭中大力宣扬了他的抗洪事迹：城池危险之时，“富民争出避水”。对此，苏轼态度非常强硬：“富民若出，民心动摇”，谁来守城？有我在这里，“水决不能败城”，硬是把富民们又赶进了城。也不知苏轼哪里来的决心和信心，说有他在水就不能进城。

要不是拿百姓性命赌自己的官帽，负责任的做法应该是一边及时疏散百姓到城南高地暂时存身，一边组织民夫加固城墙，尽最大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水灾影响，而不是孤注一掷，以一己之身押赌全城数万性命。

也就是大水到了徐州水势已然减弱，如若不然，一城百姓就会跟着苏轼下了汤圆。

苏轼自己也很担心会搞崩盘，这才不惜拄着拐杖“亲入武卫营”，对武卫营卒长道：现在情况危急，就算是禁军，也要为我出力，你们更应义不容辞。

这个卒长还是很懂事的，带领手下兵丁拿着工具“筑东南长堤”，把水挡在了城外，“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

一时间大雨不止，“河势益暴”，苏轼就吃住在城墙上。

苏辙在墓志铭中特意强调哥哥“过家不入”，好让人们一下就联想起伟大的大禹。

苏辙的这个抗洪记录，是从苏轼自己写的《奖谕敕记》中抄来的。苏轼文笔好，对抗洪过程的描写更加精彩刺激：大水自熙宁十年七月十七日决于澶州。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东西北三面皆水，“水高于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形势非常危险。

什么概念呢？按苏轼的说法，徐州城外的大水比城内地面高出了约两层楼!

苏轼听从老人指点，在城中挖壕筑堤。第二天水就到了，因为工作做得迅速及时，大水“遇堤而止”，真是相当惊险！

他总是能遇到此种巧事!

水还是挡不住，破城而入，只好再以“城中附城为长堤”，并把“公私船数百”泊于城下，“以杀河之怒”，一直到十月五日，水才渐渐退去。徐州城在大水中泡了四十多天。

也就是说，这种死守政策并没有见效，水已进了城。苏轼忙着带人到处筑堤，仍不得不步步退守，地盘被水越围越小，最后他也敢说“城以全”！

就算是整个徐州城都被保了下来也不是天大功劳，他作为徐州太守，守住的只是一个徐州城，至于城外的百姓，命运相当悲惨。这是苏辙为了吹嘘苏轼的抗洪功劳在《黄楼赋并叙》中透露出来的消息：当时城外百姓“漂庐舍，败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壮者狂走无所得食，槁死于丘陵林木之上”。这似乎都不是苏轼的责任，只怨这些人不住在城里。

不管怎么说，水是退下去了，不然徐州就要变成湖了。

苏轼要庆功。

他写诗，作文，弄赋，并要各地的朋友加以唱和，不停地用各种方式吹嘘自己此次与洪水战斗的英勇事迹，同时上书朝廷，要钱要物，准备在徐州城外再筑一城，以防水患于未然。

在汇报自己工作成绩的《徐州贺河平表》中，他用非常夸张的手法描述了自己组织抗洪的先进事迹，说从前还没有人能够做到“收狂澜于既溃，复故道于将堙”，现在我苏轼做到了，“俯仰而成，神速若此”。他当然不敢独占此功，要分一点给神宗皇帝，“恭维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无方，达四聪以来众言，广大孝以安宗庙”，这点小水才很快就被搞定了。

七、 无趣的徐州（2）

他有时也是知道自我批评的，承认洪水到来之时，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现在河水收去，“盖天助有德，而非人功”，这实在是一件“振古所无，普天同庆”的大好事。

苏轼朋友也多，大家反复上报朝廷，乱哄哄替他请功。

直到第二年，朝廷被众多的上表弄得没什么办法，只好对苏轼的此项工作进行了表扬，并给徐州拨了一些钱物用于水利建设。朝廷在《奖谕敕》中指出：“黄河水至徐州城下，汝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害，遂得完固事。”“朕甚嘉之”，特此表扬。文件写得比较平淡，没有苏轼用夸张的文笔写的那么惊险。

苏轼对这个奖励相当不满，所以在《徐州谢奖谕表》中，先是“诚惶诚恐顿首顿首”。然后发酸道：“伏念臣学无师法，才与世疏。经术既已不深，吏事又其所短。”也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和其他同事相比，只能说“下下宜然”，皇上表扬我，其实是鞭策我，我一定要好好工作，继续努力。

在给中书所上的《上执政谢奖谕启》中，他首先承认，这个工作，“实守臣之职”，现在受到如此表扬，心中非常惭愧。然后又自我表扬说，我在工作中能做到“师保万民，方以一夫不获为己羞”，因此才有很多人讲我的好话，朝廷才对我加以奖励，我以后一定要努力工作，“深自策其驽钝”，力争取得更好的成绩。

他表面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早被徐州大水弄得烦不胜烦了，到处求人，想换个地方去工作。在《与范子丰书》中，苏轼说自己被徐州“水旱相继，流亡盗贼并起”搞得焦头烂额，再加上“决口未塞，河水日增，劳苦纷纷，何时定乎”？真是烦死了，因此想到东南一个小郡去，请范大人帮帮忙。如果不能到东南去，“但得江淮间一小郡”，也是很高兴的事情，“更不敢有择也”，反正就是不想在徐州蹲了。

在没走成之前，苏轼还得在徐州再混一段时间。现在洪水歇菜了，他也就可以放开手脚玩一玩了。为了使自己这一抗洪事迹得到永久纪念，苏轼大兴土木，在徐州城东门建一超高建筑，外涂黄泥，取“以土克水”之意，名之为黄楼。并不惜拆毁西楚霸王项羽在徐州所建的一座古迹——霸王厅，“取其材为黄楼东门之上”。对于破坏文物，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曾写信给朋友说自己“侠气不洗儒生酸”。文武双全，比吕布还要帅气。

黄楼建成以后，“高十丈，下建五丈旗”，非常气派。苏轼大肆庆功，广邀各方名士。鼓乐大作，美女云集，人人都要写文章表扬苏轼，不能到场的朋友也应该把文章邮寄过来。苏辙第一个拍马杀到，写了一篇肉麻透顶的《黄楼赋并叙》，对哥哥大加称赞，最后也劝哥哥要清楚“变化之无在”，不如“付杯酒以终日”，也祝愿在黄楼上高谈阔论喝酒吃肉的各方高朋贵宾们“释然而笑，颓然就醉，河倾月堕，携扶而出”。

很多人拍马阿谀奉承，其中以学生秦观的马屁拍得最为清脆响亮。在《黄楼赋》并引中，秦观大着胆子表扬老师在徐州“即治河决之变，民以更生”，似乎不是苏轼明断，徐州人就会被淹死光光一样。

文章太多了，得结集出版才行。苏轼日理万机，没有时间，好在他手下有个无聊至极的主簿叫陈师仲，义不容辞地把这些热情洋溢的文章整理成《黄楼集》出版，事情被越吹越大，弄得轰轰烈烈，声传海内。苏粉们也终于有了意淫的资本，翻来覆去一句“先生治水有功”，把嘴唇都能讲出血泡来。

《黄楼集》中最有名的文章除了苏辙的《黄楼赋》，大概就要算秦观的那篇《黄楼赋并引》了。不过苏轼并不在乎谁好谁坏，他要亲自书写苏辙的《黄楼赋》。

有一个官妓叫马盼盼，长相“甚慧丽”，苏轼“极喜之”。马盼盼不但漂亮，且有文才，“能学公书”。苏轼在写《黄楼赋》时，要出去撒泡尿。盼盼仗着苏轼宠爱自己，提笔在后面写了“山川开合”四个字。苏轼回来后“见之大笑”，捏了一下盼盼的俏脸蛋，“略为润色”，并不再改。后人所收录的此碑文中，这四个字仍是马盼盼所书。

关于书法，也就那么回事吧，很多人看重的就是人名，一个妓女的字，跟在苏轼的屁股后面，照样可以流芳百世。

秦观的《黄楼赋并引》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个人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而广为大家所熟悉并喜爱。

可惜秦大官人这两句非常纯情唯美的话，却并不是对他老婆徐文美说的。秦观的词作约四百阕，大多言情，且只对青楼歌妓言情，对自己老婆是没有言情的兴趣的。这一点，师徒俩有异曲同工之妙。

做过苏轼副手的赵令畤在《侯鲭录》中记载，苏轼在徐州时，有一次设酒为一个朋友送行，曾在酒桌上炫耀说：“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为向青楼寻旧事，?枝缺处留名字。”

苏轼还是比较直白的，在青楼里干得那些丑事也照说不误，难怪苏粉们夸奖苏轼为人坦荡。

秦观这个好学生听了这件事以后，就和了一句，“我曾从事风流府”。

苏轼是风流帅，秦观当然只能在风流府下干活了，不能越了规矩！

这件事和苏轼在《蝶恋花·赠潘大临》中提到的时间有所不同，事情大致不差，都是一群风流鬼干的风流事说的风流话。

来赏一阕秦观为一歌妓写的代表作《满庭芳·山抹微云》：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

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

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

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

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

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

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苏轼看过此词，心有所动，自此封秦观为“山抹微云秦学士”。

其实这个不如“罗带轻分秦学士”更直观。

苏轼很欣赏秦观的表现，曾非常没有原则地表扬这个学生有屈原和宋玉之才，“虽万人何赎”？

但李清照并不给苏轼面子，在《词论》中曾评秦观“专主情致，而少故实”，就是没有什么内容，“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中乏富贵态”，浅薄而已。

秦观的同学黄庭坚都有点看不下去秦观的作品，曾劝秦观“才难不易得，志大略细谨”，结果同学们弄得很不开心。

七、 无趣的徐州（3）

秦观跟着苏轼混，本想借树爬高，弄出点名堂来，结果苏轼自己都被搞得一头黑灰，哪还能提携秦观？当苏轼去金陵拜会王安石时，也曾费尽心机地请王安石向朝廷推荐秦观，可惜王安石没有给苏轼面子。

此后秦观好不容易考了个进士，在官场上终究一直没能成什么气候，加上花心太胜，身体不妙，比苏轼死得还早。

这种花心空萝卜文人，死了也实在是没什么好可惜的。

东南有一个和尚名叫道潜，长得很帅，听说苏轼到了徐州当官，不远千里来与他相会。苏轼一向尊重和尚，对道潜“一见如旧”，赶紧用公款请道潜“馆于逍遥堂”。“士大夫争欲识面”，大吃大喝以后，每人携一美妞，“而红妆拥随之”。见了道潜后，苏轼故伎重演，再用妓女调戏和尚，“遣一妓前乞诗”。

道潜还是有一点定力的，对于苏轼的轻薄，并不为难，提笔写道：

寄语巫山窈窕娘，莫将幽梦恼襄王。

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

道潜告诉那美妓，同时也是在告诉苏轼，我的心已似飞絮沾在泥上，你再调戏我也没用了，我已不会再随风上下狂飞了。

苏轼讨了个没趣，道潜却因此诗而意外“名闻海内”。

还有很多朋友来找苏轼玩，其中有名的是王巩。

王巩是宰相王旦的孙子，张方平的女婿，而苏轼则是张方平的干儿子，两人有瓜葛。王巩也是一自命不凡的人，“颇不容于世”，“独与苏轼交游甚欢”。两人书信往来，指点国事，非常有感觉。

王巩是世家子，两人经常开一些小玩笑，但苏轼从不恶意嘲笑王巩。他曾信誓旦旦地对王巩表白说：谈到治国挣钱，我们这些君子“诚不如新近之士”，但是如果到了“缓急之际”，需要有英雄出来“决大策，安大众”时，唯有王巩这样的“世臣巨室为能”。

这还没完，苏轼还经常嘲笑那些变法派旗下的新晋之人，“彼穷人子，既陋且寒，终劳永忧，莫知其贤”，就算他们“有韩信白起之勇”，“张良陈平之智”，也绝不可能比王巩这样的“世臣宿将”能让“人素畏服”。只有“世臣宿将”才能真正做到“成功速也”。

一副鄙薄嘴脸真是清晰可见！

苏轼到了徐州，王巩当然也要追来，反正大家都闲着，不玩白不玩。

王巩驾长车踏破圣女山阙，长车上装载着家酿的美酒和家养的歌妓。到了徐州以后，和苏轼又是拥抱又是写诗。苏轼陪王巩到处乱玩一气，“北上圣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饮酒，乘月而归”，煞是风光。

有一次苏轼派了一个陪同团陪玩，怕玩的时候太无聊，又让王巩带上了盼盼、英英、卿卿“三子游泗水”。

夜深了，繁星满天，苏轼估计几个人应该回来了，于是刻意打扮了一番，“羽衣伫立于黄楼上”，翘首远望。王巩回来时，苏轼与其“相视而笑”，从心里感到温暖。

苏轼说，这种幸福感，“以为李太白死，世间无此乐三百余年矣”。

在《百步洪》一诗中，苏轼对王巩挟美女放舟激流之中的别种风情非常神往，“轻舟弄水买一笑，醉中荡桨肩相磨”，这感觉，要比在大城市里拥着锦衣美女爽多了。

而对其他人，苏轼就没有这种好脸色了。

有一天，谏官李定的儿子路过徐州，前来拜见苏轼。

苏轼和李定此前已经结下梁子，对李定是一百八十个不顺眼。奈何小李毕竟也是朝官之子，所以苏轼就用公款请小李吃饭。

这个小李头脑也有点迟钝，不知道苏轼和他老爸李定是死对头，见苏轼招待自己，“以为坡公爱之也”，就登鼻子上脸，“因起而求荐墨”。苏轼当然不肯答应，嘴上也不好明说，就嗯嗯了几句，说等会吧。

谁知小李真的就等了一会，“久之闲谈”，苏轼忽然问小李：相面的师父说过，一个人的人中越长越好，长一寸就能多活一百年，“有是说否”？

小李老老实实地回道：没听说过。

苏轼嗤笑了一声：真是这样的话，那彭祖的脸不知有多长了，“好一个呆长汉”！

小李这才明白苏轼是在损自己，当下“大惭而遁”。

他在小李面前好歹也是一长者，现在由于李定的原因如此刻薄对待一个不懂事的小伙子，肚量真是够戗！

苏轼一直宣称想要归隐，只要听说什么地方有隐士，那是一定要去拜见的。据说云龙山有个人叫张天骥，号云龙山人，似乎算得上是隐士，于是苏轼就跑去了。

这个云龙山人，也是很有一把勺子的，家里并不养鸡生蛋，而是养了几只白鹤，人们容易把养鹤的人看成是仙人。苏轼对此相当感兴趣。

苏轼去了，估计也喝了不少的仙酒，吃了不少的仙菜，不能白吃白喝，替人家写篇《放鹤亭记》吧。他才气大，写一个放鸟的文章也能出名，《古文观止》也收录了这篇文章。

说云龙山人的这个放鸟的亭子建得好，地理环境优越，“春?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

当然，这些景色都是想象出来的。

“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早晨放出去，乱跑一气，晚上就飞回来吃食了，比鸽子还听话。这个亭子也就“名之曰放鹤亭”。

苏轼带着“宾客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对山人说：就算是皇帝，也没有你这么舒服，而且你养鹤，更不容易了，《易经》和《诗经》上都说鹤是好鸟，“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垢之外”，可以用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

七、 无趣的徐州（4）

他以专家的口吻说，这种鸟，你必须尊重它，如果做皇帝的“狎而玩之”，就可能亡国。而作为隐士就没有这种危险，就算你天天喝酒也没有事，说不定酒量大一点还可以留名青史。

他的结论是，当皇帝的远不如当隐士快活，“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怨不得他天天嚷嚷着要归隐山林。

云龙山人被苏轼讲得有点晕，欣然而笑曰：“有是哉？”

不但跟云龙山人玩得爽，苏轼对云龙山人的老爸也是很佩服的。在《跋张希甫墓志后》中，他简直把云龙山人的老爸写成一个神仙，说这个人“年七十，辟谷道引，饮水百余日”，不吃粮食，却能够“甚瘠而不衰，目瞳子炯然”。尽管这个老家伙不久还是死掉了，他仍然相信这一家人“皆超然世外矣”。

苏轼老年大炼丹药，神秘莫测，大概和这些经历有关。

说得这么热乎，苏轼和云龙山人的关系应该算是很铁的了，起码应该算是很“超然”的了。

有意思的是，在《河南邵氏闻见后录》记录了这么一则小故事，说有人看了《放鹤亭记》这篇著名的散文以后，就问苏轼：“云龙山人张天骥者，一无知村夫耳”，犯得着你这么费劲地去拍他吗？又把他“以比古隐者”，“又遗以诗”，“过矣”！

苏轼哂笑了一声：我写他，只是“装铺席耳”，酒桌上的果品点缀而已。

此语一出，“东坡之门，稍上者不敢言”，年龄稍大点的学生都不敢说话。

云龙山人如果听了这话，会不会气得把自家养的鸟全部摔死呢？把放鹤亭也改建成养鸡亭算了。

苏轼运气不好，到徐州第一年先遇洪水，第二年春天又遭大旱，“烟尘蓬勃，草木焦枯”。他对此没有什么法子好想，架不住他会求雨。同志们浩浩荡荡，前往城外石潭去求雨。人说这石潭中有龙，比较懒惰，天天趴在石潭下睡觉，所以没有雨。苏轼说好办，提笔写下《起伏龙行》，要求懒龙起来干活，“有事径须烦一怒”，请懒龙“倒卷黄河作飞雨”。

白天求雨累了，晚上不免春情发动，一阕《浣溪沙·春情》记录了苏轼当时的心理活动。

桃李溪边驻画轮，鹧鸪声里倒清尊，夕阳虽好近黄昏。

香在衣裳妆在臂，水连芳草月连云，几人归去不销魂。

苏轼白天勤奋求雨，晚上也还有心情满腹骚情的感叹：“此情唯有落花知。”

不管怎样，被他这样一折腾，到夏天的时候，果然下雨了。虽然隔了几个月，他还是很兴奋，以为这是自己求雨有功，所以兴师动众，再次带人前往石潭谢雨，并热情洋溢地一口气写下五阕《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

在词中，苏轼的着眼点非常有意思，对那些拥出门来挤在路边看热闹的人很感兴趣，对那些农村少女们更感兴趣。他非常清楚地看到，有很多少女急匆匆地抹了口红跑出来欣赏自己，“旋抹红妆看使君”。大家你推我挤，“相挨踏破茜罗裙”，把漂亮的新裙子都踩脏了。

最后一首写得比较清新，可惜多了条尾巴：

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何时收拾耦耕身。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

假使不是很酸地感叹一句“使君元是此中人”的话，“软草平莎过雨新”的境界将更加令人神往。

有一次，苏轼有点心神不定，想一个人安静一下，就离家出走，到燕子楼去睡。

燕子楼很有名堂，是唐朝时守徐州的一个姓张的官人为爱妾盼盼建的。后来张大官人死了，这个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其精神可嘉。可惜盼盼还是死掉了，只有燕子楼“幽独块然，于今尚在”。

苏轼洗了个澡，然后脱衣睡下。半夜做了个梦，醒了，再爬起来，写下一曲《永遇乐》。在引子里说：“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

此词颇有名气，不妨一赏：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

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

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

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

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

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说晚上景色很美，池子里有鱼在跳，荷叶亭亭而立，上有露珠滚动，四下一片寂静，一个人都没有。

我睡得正甜，突然传来夜半鼓声，伴着落叶萧然而下，把我从梦中惊醒。夜色茫茫，四下无人，只有我独自在园子里来回叹息。

因为我有心事。

我浪迹天涯，实属无奈，在我心中，时时都在守望着那山中归路，期待有一天可以悄然隐去。现在这个燕子楼已是人去楼空，楼中的燕子仍年年往来。人生一梦，无人能醒。我之所以迟迟不能归隐，只因仍有旧欢新怨，时时缠绕心间。

七、 无趣的徐州（5）

念及至此，我除了慨然长叹以外，何及其他？

虚幻，恍惚，无奈，空然寂寞，正是苏轼无聊空虚的真实写照。

总这样无聊也不是个事，早上洗把脸回家以后，看到老婆小妾歌妓一大堆，还有孩子们在地上乱跑，苏轼这才想起来，原来自己是个凡人。于是坐在办公室里想了一想，提笔再写《上皇帝书》。此时王安石罢相已有一年，万一海阔天空地谈论国事能侃对皇帝胃口，说不定朝廷会重用自己。

以前在密州，他就把密州写得特别重要：“常系社稷存亡”，似乎密州一失，国家必亡。现在守徐州了，当然要大吹徐州的重要性了。“又知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也”，比密州还重要。

苏轼从项羽侃起，把汉高祖、刘裕、朱全忠等人扯了一遍，说明此地是军事要地，“积三年粮于城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然后又讲徐州人坏话，说“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已”，“凶桀之气，积以成俗”，加上此地铁匠颇多，容易生产兵器，朝廷对此一定要倍加提防，否则后果严重，“吕布、刘备之徒”就是典型的例子。

因此，苏轼提出，应该对打铁户实行严格管理，并借鉴王安石保甲法的思路来整顿打铁户。请朝廷在徐州增兵，“移南京新招骑射两指挥于徐”，以示对徐州战略地位的重视。然后再招石匠编入厢军，加强徐州城防，这样才可以确保徐州无事，“徐无事，则京东无虞矣”。

为什么苏轼如此重视军队建设呢？原来徐州一带盗贼横行，难以约束。而“盗贼所以滋炽者，以陛下守臣权太轻故也”。所以苏轼请求神宗“稍重其权”，甚至可以有权“法外处置强盗”，再用点小恩小惠什么的，就可以治理一方了。

苏轼承认自己说的都是小事，“其大者非臣之所当言”，但又实在忍不住不讲，“故昧死复言之”。

他眼里的大事就是，请神宗为京东、京西、河北、河东和陕西五路“别开仕进之门”，也就是搞政策倾斜。这些地方“自古豪杰之场”，当地人“沈鸷勇悍，可任以事”，就是读书不行，应该在考试上给予照顾。

苏轼一边托人请调离徐州，一边骗神宗说，自己愿意在徐州再干三年，保证把徐州治理好。

神宗并不相信苏轼这一套。苏轼于元丰元年（1078）十月上书神宗，元丰二年（1079）二月就接到调令，迁知湖州去了。这也算是了却苏轼的一桩心愿。

走的时候，他是不需要检讨工作中存在的失误的，只需要写一些诗文对徐州的工作进行自吹性总结。在写给弟弟的《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中，对自己大捧特捧，说徐州的老百姓都舍不得我走，全在街上拦着我的马头痛哭，我只好劝同志们“歌管莫凄咽”，还是各自散去，好好回家过日子吧。可是老百姓又是为我唱歌又是为我倒酒，感激我救了徐州全城人民，“前年无使君，鱼鳖化儿童”。

接着苏轼告诉弟弟：我又想要归隐了，已经在“石佛山南路”黄金地段又买了一处好地产，“平地走膏乳”，“异时亩一金”，收入是有保障的。现在只是“归耕何时决”的问题了，官还没做够，我一时还下不了退休的狠心。

在赶赴新任的路上，照例是一路玩耍，到处写诗作文，题字绘画，不亦乐乎，其中路经灵璧时写下的《灵璧张氏园亭记》有必要一读：

走在路上，“水浮浊流，陆走黄尘”，环境非常恶劣，来到“灵璧张氏之园”时，“其外修竹森然以高，乔木蓊然以深”，令人心旷神怡。

这个姓张的很有钱，园林建得相当有水准，有水有山有树有亭有花花草草，让苏轼看了直吐舌头，羡慕不已，“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凡园之百物，无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这正是苏轼理想的生活环境。

苏轼更眼红的，是张家的家世与作风，“张氏世有显人”，想当官就当官，想归隐就归隐，自由如鸟。

然后苏轼感叹，“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就是说古代的君子，不一定非要当官，也不一定非要不当官。一旦当了官，就要废寝忘食地为老百姓工作，“必仕则忘其身”；只要不肯当官，那就连皇帝也不必放在眼里，想到哪里撒尿就到哪里撒尿，“必不仕则忘其君”。

这种态度就有点那个了，不肯当官，也是大宋子民吧，怎么能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呢，与叛国何异？这句话后来也成了苏轼的罪状之一，直被人揪到眼花耳鸣。

绕了一大圈，突然笔头一转，自吹起来：我在徐州工作两年，非常舍不得离开。加上“彭城之父老”也都舍不得我走，我真的想在这里买块地住下来养老，“南望灵璧，鸡犬之声相闻”，没有事的时候就来张家玩玩，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将必有日矣”。

话是这么讲，讲完以后，苏轼抹抹嘴就走了，再也没回来过?他一向是这个德性。

内部消息，苏轼在写下痛悼前妻的《江城子》之后，一时轰动。同志们都知道苏轼情深。在离开徐州时，马盼盼悄悄来为他送行，别的不要，也要一阕别词，苏轼顺手写下了《江城子·恨别》，不妨一读，看看是不是同样感人。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

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

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

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

寄我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从前为妻子淌下的那“泪千行”，现在已经是“寄我相思千点泪”，转手把眼水送给别人了。非常遗憾的是，只恨泪水太少，流不到，楚江东。

苏轼“背归鸿，去吴中”以后，本想在山清水秀的湖州再神仙一把的，结果却出了一点意外，被搞得一屁股狗屎，头脸都很难看，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

八、 乌台诗案（1）

湖州在浙江境内，南望杭州，北接太湖，与苏州隔湖相望，山青水白，秀女红韵，正是苏轼理想中的东南小郡。

与以往不同的是，他这次走得特别快，三月接到调令，竟然四月就从徐州赶到了湖州。当然，如此急着奔赴新任，并不是害怕徐州有野狗咬他，更不是要急着去湖州开展工作，原因只有一个，苏轼“久闻吴兴更清绝”，比杭州还要好玩，听说湖州好吃好喝的东西也多，“未去先说馋涎垂”，加上他也被徐州的水旱盗贼折腾够了。“应笑苏夫子，侥幸得湖州”，哪里还会在路上浪费时间呢？

急急忙忙赶到湖州，放下包袱第一句话就问：哪里好玩？

当然是先玩寺庙了。

苏轼一到湖州便坐着小轿子“遍游诸寺”，并且对湖州的山寺非常满意，“深沉既可喜，旷荡亦所便”，怎么看怎么开心。

有一次苏轼带了一群酸人，各携佳人素手，出去玩山。路上遇见大风雨，同志们只好躲到溪水边的澄晖亭中。苏轼有文才，躲雨的时候也不能闲着，便“令官妓执烛”，让人研好墨备好笔，“画风雨竹一枝于壁上”。

围观的人太多了，酸人与美女挤成了一堆，“红妆成轮，名士堵立”，大家都用迷离崇拜的眼神看着他。

苏轼退后几步，赏玩了几把，觉得意犹未尽，需要再题一诗，便开始沉思了。“目送万里”，面色深沉，搞得像摸不到底的哲人一样。“殆欲仙去尔”，险些把一群粉丝给迷死在当地。

然后才开始写诗：

更将掀舞势，把烛画风筱。

美人为破颜，正似腰肢袅。

把一枝风中之竹画得如美人腰肢般细柔，难怪有好事者把这块石头又给刨了下来，没事的时候“摩挲久之”，别有一种风情。

当然啦，他有时也是带着任务去玩的，在密州徐州他会求雨，到了湖州以后，南方多雨，这个专业技能用不上了。好在苏轼聪明，会举一反三，虽不能求雨，他还满可以祷晴。

有这种人当太守，真是农民的福气，旱涝保收。

不论是什么借口，反正他到任短短两个多月，就几乎玩遍了湖州所有能玩的地方，登山赏花，坐船吃鱼，写诗作文，又涂又抹，开心得不得了。

到任以后，照例要给朝廷写《湖州谢上表》，前几次谢上表也讲了些酸话，朝廷并没有搞他，这次当然照例讲讲酸话。

苏哥哥今年已经四十四岁了，本来宋仁宗说过他可以当宰相的，现在却弄一州官被调来调去，看不到什么出头之日，所以，阴阳怪气的毛病禁不住又犯了。所写的《湖州谢上表》本来是想发一点牢骚的，结果成了“乌台诗案”的导火索。

谢上表一般很好写的，只要虚情假意的感谢中央对自己的信任，然后再诚恳的表态说一定要不负朝廷和百姓的期望，紧紧团结在以皇帝为核心的朝廷周围，努力工作，锐意创新，力争早日开创湖州工作的新局面。这样糊弄个几百字就交差了。

但他酸意太浓，废话太多，许久以来郁积在胸中的酸话不说不爽，写出来的文章不免就偏离了主题。基本是上满腹怨言一泻而尽，抱怨朝廷任用变法新人而忽视自己这种文坛巨匠。全文如下：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

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

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

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

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

臣无任。

谢表送上去以后，一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一时传遍京城。苏轼所指的“新进”，就是因变法而提拔上去的一批年轻新锐。苏轼哀叹自己已经追不上这些人了，只能在下面“牧养小民”。

京城早就有一批人看不惯苏轼满嘴大话却干不出一点实事的所谓名士风度，特别是御史中丞李定、知谏院张璪、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等人，都是追随王安石变法的锐意进取之人，他们深知苏轼是从骨子里反对变法的，王安石在任时没有对苏轼进行严肃处理，但并不表明可以容忍他可以随意攻击朝廷新政，一时廷议纷纷，各路人马分别上表奏劾苏轼“讥切时政”，由此引发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唾沫交杂的“乌台诗案”。

“乌台”是御史台的代称，有暗指御史?是乌鸦嘴的意思，御史可以风闻奏事，在朝廷中人缘不好，结果弄了这么个难听的名字。

攻击苏轼的不只是御史台的乌鸦嘴，还有谏院的那批铁骨铮铮不怕死的谏官们。大家众口一词，指责苏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被那些无聊流俗之人“争相传诵”，影响恶劣，而“志义之士，无不愤惋”！要求对苏轼严加处理，以正视听。

八、 乌台诗案（2）

正好在此时，苏轼文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刚刚出版，也被调查组的同志们拿过来作了一番检查，结果发现问题更严重。对此，与苏轼有旧怨的李定上疏作了简洁说明：

湖州知府苏轼，本无学术，偶中异科，初腾沮毁之论，陛下犹置之不问。轼信终不悔，狂悖之语日闻。轼读史传，非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诛，而敢肆其情心，公为低訾。而又应试举对，即已有厌毙更法之意。及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伤教乱俗，莫甚于此。伏望断自天衷，特行典宪。

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更是激烈，上呈弹劾奏表，曰：

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谤讪讥骂，无所不为，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则归罪于新法，喜动于色，惟恐不甚；现更明上章疏，肆为低消，无所忌惮。若不大明诛赏，以示天下，则法无存矣！

状元舒亶也上书指责苏轼与“王诜辈公为朋比”，与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等一批旧人皆对朝廷怀有不敬之意，勾结朋党互相吹捧阴讽变法，影响恶劣，“……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小则镂版，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如此言行，“可置而不诛乎”？

神宗看了报告，对苏轼深感失望，他本来是很喜欢苏轼的诗文的，没事的时候读一下也可以提高文字水平。但是，诗文写得再顺口好读，于国无补，于民无望，又有什么用？

于是诏下，令知谏院张璪与御史中丞李定共同调查处理此案，同时罢去苏轼知湖州军州事，令中使皇甫遵急速赶赴湖州缉捕苏轼进京受审。

苏轼在京城当驸马的好朋友王诜知道了这个内部绝密消息，就急着告诉了苏辙。苏辙听了，吓湿了裤子，急忙请人飞奔湖州，先给苏轼送个信。

苏粉们最喜欢意淫，传言抓捕苏轼的皇甫遵和苏辙派出的信使在路上展开了一场赛跑，结果天佑苏轼，皇甫遵的儿子在镇江得了一点小病，皇甫遵就慢了半天。苏辙派出的信使先行一步把消息送到苏轼手上。

可惜这根本就是假话，皇甫遵赶到湖州时，苏轼对此事一无所知。

送不送信都是一回事，苏轼没有畏罪潜逃的勇气，更没有抗法自杀的胆量。当时他在湖州玩得正爽呢，仙游鬼侃，胡扯八道。

他的朋友文与可死了，他竟然可以坐在家里嚎上好几天，一个男人，这么个德性，够矫情，够无聊！

为了怀念文与可，他不惜抛弃那些等待他去“牧养”的小民，放下一切公事，只顾着去整理文与可的绘画作品，一应公事都交由他手下一个姓祖的通判来办理。

就在这种情况下，皇甫遵带人到了。

苏轼还在家里伤心着呢，突然听到这个消息，差点没吓死过去，平日谈佛论道神采飞扬的感觉早已烟消云散了，“轼恐，不敢出”。只是总赖着不出来也不是个事，情急之下，只好问祖通判应该怎么办，去见皇甫遵的时候到底是应该穿官服还是穿平民服饰呢？

祖通判还算有点见识，他让苏轼不要慌张，“事至此，无可奈何，需出见之”。并且安慰苏轼，既然现在还没有对你宣读罢官的命令，你还是穿官服合适些，“当以朝服见也”。苏轼觉得有理，这才手忙脚乱地穿上官服，套上靴子，然后心惊肉跳七上八下的勉强去见皇甫遵。

见了皇甫遵以后，苏轼倒也有自知之明，承认自己“激恼朝廷多，今日必赐死”，请让我回家与家人诀别。

皇甫遵看了看苏轼，不急不慢地说了一句：“不致如此。”

于是苏轼被拘捕起来，“即时出城登舟”，“拉一太守如驱犬鸡”。两边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苏轼这次是丢了大面子了。一路凄凄惨惨戚戚，水陆兼程，被拿回了东京。

苏粉们聪明得有时离谱，连苏轼的心理活动都知道。孔平仲在《孔氏谈苑》中说：苏轼被押至太湖边上，风吹浪涌，圆月在天。偶像站在湖边，思前想后，不知后果如何，又怕连累他人，真想纵身一跳，自杀算了。又一想，要是自己死了，弟弟苏辙肯定会跟着自杀，还是算了吧。

过长江时，苏轼又想死了，“过扬子江便欲自投江中”，可惜警察在一边看着，没跳成。

八月中旬苏轼被顺利押到开封，立即投入大牢。

在牢里，苏轼还是有点想死，他平时常服青金丹以图延年益寿，现在每天仍正常服用，只不过把用剩下的药丸收了起来，“以备一旦当死”，“则并服以自杀”。

幸运的是，他最终坚强地活了下来，白收了那么多青金丹。

此案由御史中丞李定和知谏院张璪奉旨鞫问。

此时满朝大臣无人为苏轼求情，只有苏辙愿意削减自己的官职替哥哥赎罪。在《为兄轼下狱上书》中，苏辙批评哥哥“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陛下圣德广大，不加谴责”。哥哥确实也过分了点，“窃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以前有一次，沈括已经揭发过哥，皇上没有治哥哥的罪，哥哥为此也曾“感荷恩贷，自此深自悔咎”，废话已经很少了。不知他这次是抽了哪根筋，又得罪了皇上。

苏辙劝神宗说，哥哥已经“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他当然是该死，“死固分也”，可惜的是空有一身才学，没有机会报答朝廷。而且我们苏家得罪的人多，“在朝孤立”，“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我只好出来向皇上求情了，“唯兄弟之亲，试求哀于陛下而已”。

苏辙用缇萦救父的故事来感动神宗，愿意把自己撤职以赎哥哥之罪，“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请皇上饶哥哥一条狗命，我保证哥哥把所有罪状全部招供，绝不隐瞒，“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

果然，在审问中，苏轼并不需要严刑拷打，他也不想做什么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傻蛋，只想多活几年喝酒泡妞，所以，审问相当顺利，只几个回合，就明确表示“愿领罪”，用如潮笔法一共写了两万多字的供状，把自己阴攻新法的诗文唱和解释得清清楚楚。今略举几条：

熙宁三年（1070），刘攽被罢外放时，苏轼写的《送刘攽倅海陵》诗中有：“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牙齿牢，是中唯可饮醇酒。”是讥切“新法不便，又不容直言”，不如喝酒。

此外，各集散见诗句如“羡子去安闲，吾邦正喧哄”等皆是讥讽之意，特别是再寄刘攽的一句“醉后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犹未戒，炙眉我亦更何词”，更是明显。

八、 乌台诗案（3）

“刺舌”是一个典故，一个叫贺敦的人用锥子刺自己儿子的舌头，让他不要多讲话，并且警告儿子说：“吾以舌死，故不可不思。”“炙眉”也是一个典故，是说有个叫郭舒的人，无意中得罪了一个名叫王澄的人，结果被人家按倒在地“炙眉”“以泄忿”。

苏轼用这两个典故指代刘攽被朝廷刺过舌，而自己也被朝廷炙过眉，讽指朝廷不容人说话，搞白色恐怖。

李定抨击苏轼说：“本朝素以仁义待士，今举例恶毒至此，用心可知！”

在《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中，有诗如下：

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苏轼亲口承认是讽刺“盐法为害”，后又改供为“讥讽朝廷水利之必不成”。

此外还主动供出，在《寄刘述》中讽刺朝廷“备战张皇之态”，嘲笑保甲方田等法扰民，其诗如下：

君王有意诛骄虏，椎破铜山铸铜虎。

联翩三十七将军，走马西来各开府。

南山伐木作车轴，东海取鼍漫战鼓。

汗流奔走谁敢后，恐乏军兴污资斧。

保甲连村团未遍，方田讼牒纷如雨。

供出了刘述后，又供出好朋友王巩，再供艺术家朋友王诜。

王诜很强，不愿意交出与苏轼的往来诗信，只是架不住苏轼自己主动招供了。

凡此种种，不足细道，反正苏哥哥把能供出来的人全供了一遍，对自己的弟弟也不客气。供出来的诗文也不值细数，里面全是酸话，大多不值一提，只其中的一首《塔前古桧》有必要单独讲一下：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

诗的意思是说，这棵古桧树是很凛然的，高耸入云，无人敢欺。在地下的根也是四处伸张，一直长到了九泉无曲之处，只有地下的蛰龙才知道古桧的深沉。

这也就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小诗，意思是世上无人能够理解我苏轼的内涵。

古代，“龙”是敏感词汇，不能随便用的。李定就问苏轼：你求问地下之蛰龙而不问天上之飞龙，用意何在？

苏轼聪明，他知道这个事情可大可小，硬扛肯定是要吃亏的，就讲了一个故事，说“昔王丞相尝游信州”，写有《龙泉寺石井诗》一首：

山腰石有千年润，海眼泉无一日干。

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

然后苏轼告诉李定：“轼所求之龙，是此泉中之龙。”

这样，他就把球踢给了李定：我讲的龙跟王安石讲的是一条龙，你要是治我的罪，也应该把王安石一同治罪。

李定果然被苏轼难倒了，不敢轻动，把诗交给了宰相王珪。王珪直接拿去给神宗看，指苏轼不求天上真龙，“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而向地下求蛰龙，是不忠于圣上、心怀二心的表现，可以枪毙。

此时章惇在一旁帮了苏轼一把，替苏轼辩解道：“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昔日诸葛亮自号卧龙，难道也有二心吗？

退朝以后，章惇批评王珪说：难道相公想把苏轼一家都搞死吗？

王珪有点不好意思，红了脸道：这话是舒亶讲的。

章惇叹了口气：“亶之唾，亦可食乎？”

王珪只好无语。

除了这些讽刺朝廷的诗文外，苏轼还主动供出了另外一些事情，比如借了王诜三百贯钱，约几百两银子，“自后未曾归还”，基本上等于是赖账了。在杭州任通判时，有渎职之嫌，没有勇敢揭发“王文敏盗官钱”这件公案，曾被罚铜八斤。至于其他托关系走后门的事情，更是多如牛毛，不值一提。

这时，发生了一件很秀豆的事情。

原来苏轼在狱中，日子过得还是很滋润的，除了没有女人泡，也不缺多少东西，并不是某些人传说的那样被打得作半夜狼嚎。

苏轼很乖，不需要动打的。

为了保证营养，他安排儿子苏迈每天给他送肉吃，万一情况有变，就改送鱼。巧在这一天，苏迈有事，就请一个亲戚代为送饭。这个亲戚好心，为大文豪做了一条鱼送进去。哪知苏轼一看是鱼，以为要死了，吓得像掉了毛的小母鸡，一点脾气也没有。

冷静下来时，想一想自己是因言获罪，难道就不能再弄几句好话讨好一下皇帝吗，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于是，苏文豪文思如涌，翻江倒海地写了一首绝妙好诗，再也没有一丝酸气了，写好就请人送出去交给弟弟苏辙。

诗云：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这首诗被送到苏辙手上。苏辙多聪明，当然知道此时不是叙兄弟深情的时候，只是趴在家里大哭一场，泪水淌了一脸盆，然后又把诗退了回去，结果被狱方送到神宗手上。

八、 乌台诗案（4）

神宗看了那句“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嘴角浮出了一丝笑意。他早已看透了苏轼的把戏。

恰在这期间，太皇太后归天，天下大恸，苏轼在狱中也跟着恸，眼泪淌得像兰州拉面那么长，一连写了好几首诗用来追悼太后。每有重要人物去世，往往都会有天下大赦，他希望能抓住这个机会。

可惜神宗并没打算就这样放了苏轼，太皇太后去世一个月，苏轼照样被关在牢里。

苦日子总有到头的时候。

王安石罢去后，神宗每当想念王安石的时候，就会招见王安石之弟王安礼。王安礼借机和神宗谈起了苏轼一案，劝神宗道：“自古以来，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今苏轼一文士，以才自奋，向举制策以高等及第，自谓可立取爵位，而今则碌碌如此，不无失意。”有几句牢骚也是正常的，“今若因其文字而致于法，则恐后世将讥我朝不能容才，有损圣德，但愿陛下稍宽其狱”。

宰相吴充也劝神宗说曹操尚能不杀祢衡，皇上你又何必杀苏轼呢。他纵然该杀，但这样搞社会影响不好。

神宗明确表示：我并不打算搞死苏轼，也不打算再深加追问，“亦意在开言路不使闭塞”。可是这个同志“过于狂傲”，“不加吓阻，将无止境”，需要适当敲打一下。

好在此时王安石的亲笔书信到了，力劝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子乎？”

乌台诗案“以公一言而决”，苏轼得救了。

奇怪的是，到了元朝，有一个笨蛋叫费唐臣，胡乱写了一个杂剧，叫《苏子瞻风雪贬黄州》，扯开嗓子为苏轼喊冤叫屈，竟然把王安石写成一个小丑，指使李定诬害苏轼。

往往是这帮抬轿子的文人媚骨毕显，毫无原则，最是他妈妈的可耻。

苏轼是不愿意领王安石人情的，他曾悄悄对一个朋友说：我能活下来，全是神宗皇帝所赐。

朋友问他怎么回事。苏轼说：有一天晚上我在牢里睡觉，有两个神秘人物也进了牢房，自带铺盖就地睡了半夜，到了四鼓的时候，突然拉醒我说：恭喜学士，安心睡觉吧，没有事了。

过后我才知道，这两个人是神宗皇帝派来的太监，专门来了解我的情况，他们看我睡得很香，没有一点心事的样子，就立即回去报告了皇帝。神宗皇帝对同志们说：“朕知苏轼胸中无事。”我这样才活了下来。

苏轼亲口对别人说这个故事的目的在于：他能活命，首先是自己胸襟宽阔，不该死；次则是神宗不想让他死，与王安石了无干系。

非常可怜的是，在苏轼系狱之时，除了王安石、章惇、王安礼、吴充等少数人不惧牵连进言解救外，那些平时跟苏哥哥诗书唱和互相吹捧爽到极点的名士们，却无一人伸手援救，蹲在洛阳的司马光被罚铜二十斤，没说一个字。

不但如此，朝中其他官员皆“环视而不敢救”。在李定审问苏轼的过程中，“虽同列不敢辄启问”。这在强调直言进谏的宋朝是绝对不正常的。

据说苏轼的干爸爸张方平写了一书要营救他，有趣的是，传说“府官不敢受”。张方平一急之下，命令儿子张恕亲自去投递，张恕却“徘徊不敢投”，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没法子搞清楚了。总而言之，张方平没能帮上忙。

事情结束后，苏轼到张方平家拜见干爸爸，张方平还特意把那份没有交上去的奏疏拿给他看。苏轼看后“吐舌色动久之”，说幸好没交到皇帝手里，不然我就没命了。别人问他原因，苏轼不说。

这件事由苏辙加以解释。苏辙很公允地说，我哥哥哪有什么罪过啊，“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尔”。张方平在奏疏里说哥哥“文学实天下之奇才也”，就会更加激怒皇上，一旦交上去，后果不堪设想，说不定就会要哥哥的命了。

有人闲得慌，追问苏辙：那应该怎么写才有效呢，“宜为何说”？

苏辙摆出一副嘴脸说：只能对皇上讲，“本朝未尝杀士大夫”，皇上你杀了苏轼，就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后世子孙因而杀贤士大夫”，就会以皇上为榜样，想杀就杀，天下就乱了。皇上非常看重社会影响，“好名而畏议”，这样就不会杀哥哥了。

神宗从来就没打算杀过苏轼，这一群君子们，算是白担心了，小聪明也是白耍了。

最终，苏轼被“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相当于被双规。他终于有机会去写《赤壁赋》了。

苏轼到黄州以后，对于章惇出言救他，还是真心感激的。正好，时为参知政事的章惇给他来了一封信，告诉苏轼，如果能在黄州期间“痛自追悔往咎”，朝廷依然会重用他，“清时终不以一罪见废”。

苏轼非常感动，用心写了一封《与章子厚书》，对自己的愚蠢行为作了检讨，对所犯错误进行忏悔，对歪曲新法的言行作了猛烈的自我批评。他的文笔并没有因为坐牢而受到任何影响，一如既往的流畅。

他先是跟章惇套?乎，说“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只有老同学你给我来了一封信，对我“存问甚厚，忧爱深切”，让我“感叹不可言也”，谢谢老同学的关心。

苏轼说，老同学你“拜命与议大政”的消息传开以后，全国人民都很兴奋，“士无贤不肖，所共庆快”。我经常对身边的人提起你，告诉他们“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当初有的人还不相信我说的话。现在你当了副宰相，我不只为国家高兴，也为自己高兴，因为我说对了，“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

然后苏轼开始检讨：我这次犯错误，“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从前老同学就劝过我少说这种话，但是我“强狠自用，不以为然”，现在终于知道害怕了。这次朝廷不治我的罪，我要是再不痛改前非，“某真非人也”!

呵呵，可见他还是非常诚恳的，这种话都说出来了。

苏轼自责说，现在我“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现在我狂病好了，惭愧得要死。

苏轼保证说，我“深自感悔，一日百省”。请老同学一定要相信我，如有再犯，那真是太不像话了，“岂有此理哉”？

最后苏轼再次拍章惇马屁，说以前认识的那些人，一个个只知道奉承我，“但过相称誉”，把我吹得轻飘飘的，让我犯了大错。一旦我被抓起来，没有一个来可怜我，“无复有相哀者”。只有老同学你是个大好人真君子，帮了我很多忙，“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可当苏轼政治地位稍有起色时，却又写诗嘲骂章惇，与之决裂，这为章惇拉下脸来死踩苏轼打下了心理基础。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在被押赴黄州以前，苏轼需要把家里的东西收拾一下，第一个需要处理的，大概就是他养的大批婢女姬妾。这里面有一个“春娘换马”的传说，不能不提。

明代彭大翼在《山堂肆考》中说：“东坡谪黄州，临行，有蒋运使饯公。”替苏轼送行。酒席间，苏轼“命春娘劝酒”。蒋运使一看这个春娘长得还算水灵，就问苏轼，“春娘随去否”？

苏轼说，不带了，累赘，“欲还其母家”。

姓蒋的一听，动了心思，对苏轼说：“公去必须骑马，我以白马易春娘可乎？”

苏轼说没问题，当场拍板。拿春娘换了一匹白马。

可怜这个春娘是个死脑筋，把苏轼当成了情种，现在看自己被拿来换了一匹马，当时伤心欲绝，挣扎着上前对苏轼行了一礼，说：古士大夫皆有仁人之心，基本上都能做到“贵人贱畜”，把人看得要比马高。现在“学士以人换马，则贵畜贱人矣”。说着，粗通文墨的春娘泪水涟涟地口占一绝：

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今日始知人贱畜，胸中怨恨向谁伸。

吟诵结束，“遂下阶触槐而死”。

可怜春娘，实在是大可不必寻死，爱跟谁跟谁，较什么真呢。对苏轼这种人，你又何苦如此痴情？

很多人为苏轼“春娘换马”的故事叫冤，认为以苏轼之多情，必不致如此冷血。然而，在苏轼的诗中，有几处写到以妾换马的事情。在《次韵许冲元送成都高士敦钤辖》中有两句：“坐看飞鸿迎使节，归来骏马换倾城。”所谓“骏马换倾城”，就是以骏马换美女，在苏轼看来，实在是很爽的事情，与李白在《襄阳歌》中的那一句“千金骏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很可一比。

在苏轼的《张近几仲有龙尾子石砚以铜剑易之》诗中，有“又不见二生妾换马，骄鸣啜位思其家”。在《戏周正孺二绝》中，又有“相如虽老犹能赋，换马还应继二生”。对那些以妾换马的故事津津乐道，可见他老兄对此还是颇有心理基础的。

不管这些，还是来看正事。

苏轼在黄州，日子虽然过得不爽，名气却越来越大了，声震腐儒的《赤壁赋》和《后赤壁赋》等文皆在此间写成，并被数世奉为经典，这也是一种意外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