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子

- 一、眉山出了个苏东坡

- 二、混在凤翔

- 三、故乡往返

- 四、不喜欢变法

- 五、情色满西湖

- 六、老夫聊发少年狂

- 七、无趣的徐州

- 八、乌台诗案

- 九、双规在黄州

- 十、赤壁

- 十一、见王安石去

- 十二、终于做了翰林

- 十三、京城斗嘴

- 十四、筑了一条苏堤

- 十五、没有安稳日子

- 十六、越来越惨淡

- 十七、失望一生

- 十八、任人评说吧

引子

那还是很久很久以前，宋朝年间，据说有一位勤奋的学者，花了很大的精力，写了一本很玄妙的书，名为《老子解》，想请一位著名的评论家给写篇评论。

这位评论家非常严谨，拿到书后，看了又看，读了又读，品了又品，最后终于横下心来，写了一篇非常低调的评论，说：这本书写得好，好得离谱，让人“读之不尽卷，废卷而叹”，如果“战国时有此书”，就不会有商鞅和韩非这两个坏蛋了；如果“汉初有此书”，那么孔子和老子肯定会合而为一；如果“晋宋间有此书”，那么佛家和道家就会变成一家。这么牛的一本书，我一直都在找，头发都找白了，“不意老年见此奇特”，真是幸运！

知道这个低调而严谨的评论家是谁吗？

是苏哥哥苏轼苏子瞻，号东坡。

知道这个写了《老子解》的学者又是谁吗？

是苏弟弟苏辙苏子由。

上面引号里的文字，是苏轼《跋子由老子解后》一文中的原话。

在苏哥哥的文集中，对自己弟弟这种凶狠的表扬到处都是，唾手可得。在《书子由超然台赋后》，他这样评论苏辙的文章：“子由之文，词理精确。”有时写得比哥哥我差那么一点点，但“至于此文，则精确高妙，殆两得之，尤为可贵也”。

一个人，一个古人，一个有胆量如此猛拍自己弟弟马屁的古人，必将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人，一个高风亮节的人，一个卓越不凡的人，一个不拘一格的人，一个自吹自擂的人，一个率真坦白的人，一个俊逸的人，一个能骗倒一大批女人的人。其文采照天地，诗艺越古今，虽过千年，而粉丝不绝。

苏哥哥不但拍自己弟弟时下手狠毒，在拍自己好朋友的马屁时，也照样可以使出降龙十八掌，猛拍不已，直至把马拍死在地而后已。

在《书黄鲁直诗后两首》中，苏哥哥是这样表扬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的：“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

又说“鲁直诗文”，“格韵高绝，盘飧尽废”。

就是说，读黄庭坚的文章，饭都不用吃了。

在《答黄鲁直》中，苏哥哥讲得更直接：“此人如精金美玉。”“将逃名而不可得。”想不成名都难。“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驽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常的玉树临风。

在《书鲜于子骏楚词后》中，又猛烈歌颂鲜于子骏。“鲜于子骏作楚词《九诵》”，“独行吟坐思”，“寤寐于千载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和屈原宋玉等人在“冥寞”之间成为好朋友，足以“续微学之将坠”，其成就登峰造极，无人可追，“可谓至矣”。

在《文与可飞白赞》中，表扬文与可的书法绝世精彩：“美哉多乎，其尽万物之态也，霏霏乎其若轻云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长风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丝之萦柳絮，袅袅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带也，离离乎其远而相属，缩缩乎其近而不隘也。”

吹捧的文辞是用了不少，看着有点眼晕，不明就里的还以为这是在描写一群乱飞的麻雀，反正读完以后仍然不知文与可的毛笔字写得到底是什么样子，大概就是好吧。

在《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一文中，苏轼对于一个会品茶的朋友由衷敬佩，称其“博学能文，淡然精深”，是一个“有道之士也”。说这个人写的关于喝茶的文章，“委曲微妙，皆陆鸿渐以来论茶者所未及”。要不是人生境界奇高，“至静无求、虚中不留”的话，谁能“察物之情如此其详哉”？其理精而韵高，“为世外淡泊”，今已无人可比。

这个黄道辅地下有知，估计也会喜得活来死去。一篇写喝茶的文章能被苏轼如此吹捧，也算是没有白泡那么多茶叶了。

他不但在拍别人马屁的时候下手毫不留情，就是拍自己马屁，也绝不手软，该出手时就出手。在《自评文》中，对自己的文章有这样一个评价：“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难道宋代就没有“谦虚”这个词么？

苏哥哥并不在意这些，在给弟弟苏辙的书信中说：自己曾前后和过陶渊明的诗“凡一百有九”，“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在《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则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

可惜的是，自从中了进士以后，他经常被人搞得难看，常有归隐田园之意，到处发表自己的田园思想，但直到老死，他也没有归隐过一天。陶渊明地下有知，不知会不会气得砸掉自己门牙。

不要急，在《苏轼全集》中，如此裸地表扬别人赞美自己的文章俯拾皆是，而这只是其为人的一个方面。

在交友方面，他毫无原则可讲，趋炎附势，肉麻无趣；在对待女人方面，则是自怜自恋，享乐为上，矫情伪饰，玉冷烛红；在写诗为文方面，轻狂冗白，充满低级趣味，备受追求肤浅文化的文人追捧，千年以来大行其道；尤其醉心功名，逢迎拍马，彻底不讲气节，千方百计力搏上位，一旦失意，立马猛吃酸葡萄，嘲讽歪曲，指桑骂槐，满腹牢骚，无所不用其极。

更重要的是：他对政治没有任何真知灼见，只凭书本知识和个人意气，就全力反对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事业。虽然也提出了一些政治主张，意图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大志，表明自己真的是“奋厉有当世志”，完全可以“致君尧舜”，并且自信“此事何难”？但实在是清谈误国，可以看其文字——毕竟诗文大家，文章花团锦簇——但其文字后面的政治胸怀、视野、思想深度、治国理念等，完全不可与王荆公相提并论。

苏轼是中国古代文人大玩名士风度的优秀代表，其直接的人生目标就是追求享乐和出名。而其在失意时的所作所为，则足可以担当阿Q精神的原始祖先。他对中国文人的影响很大，被公认为是一位豁达坦荡的世外高人。

本书就是专门来揭他老底的。

一、眉山出了个苏东坡

苏轼字子瞻，四川眉州眉山人。

眉州苏姓源自唐朝一个没有出息的宰相苏味道，这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味道，号称“模棱宰相”，做事没有原则不讲信誉，只要能讨好上级就行，对武则天奴颜婢膝，谄媚无骨，最后仍被贬为眉州刺史，于是就在眉州留下一支苏姓。过了三百多年，出了苏轼苏辙弟兄两个，带着老子苏洵也出了名，眉州苏家自此便扬名天下。

苏轼的老爸苏洵，原本是个混混，“少独不喜学，年已壮，犹不知书”。快到三十岁时，突然觉悟，发狠读书。《三字经》上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这句话对后世影响很大，人们都以为读书迟点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

苏洵有一把骨气，弄了几本书，死读了十几年，直到四十八岁，终于没有考取功名，眼看自己是没戏了，总还算有点盼头：两个聪明的儿子已经长大了。

苏轼生于公元一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其时正是大宋仁宗景祐三年。据说这个小孩出生之后，苏家四周的花草树木全都枯萎了，非常玄乎。

苏轼十岁左右的时候，老爸苏洵扔下家人独自外出混世界去了，“父洵游学四方”，直在外面晃荡了两年，才“自虔州归”。老爸不在家时，苏轼就跟着母亲读书。小家伙脑瓜灵光，读什么会什么，这样一搞，“博通经史”就不是什么难事。后来写文章，“日数千言”，渐显文豪本色。

苏家兄弟互相吹捧是一种传统美德。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记下一则别人没听过的故事：母亲程氏对苏轼“读东汉史至《范滂传》”，读着读着就“慨然太息”。这时，十岁的小哥哥问母亲：我要是学做范滂，母亲会同意吗？

程氏回答说：如果你能做范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

写到这里，苏辙给哥哥写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评语，说哥哥十岁时就已经“奋厉有当世志”。

这个范滂，是汉朝时一个很有种的人，在党锢之祸中敢跟宦官过不去，结果被人家揪了起来，关在牢里等着处死。老母亲来探望范滂，很大方的对儿子说：你放心去死吧，能留下一个好名声，我就很满意了。

苏轼十岁时就以范滂做榜样，看来是想做一个很勇敢的人了。华盛顿十岁时亦只是一个砍了樱桃树还会撒谎的真实的小孩子而已。

真是一代天骄旷世奇才！

可笑的是，后来他在“乌台诗案”中险些被搞死，直被吓得手软脚轻，心慌神乱。那时他大概早把十岁时吹过的大牛忘到茅坑里去了吧，那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

当然，这些事情苏辙是不会提起的，他在《栾城集》中写下很多故事吹捧他老哥。

说兄弟俩小时候经常出门乱跑，“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哥哥苏轼总是能第一个上去。遇上山高峰险的地方上不去，兄弟俩就会怅然而归。但苏轼改日一定会“翩然独往”，然后“逍遥泉石之上”，“酌水而饮之”。最后，苏辙非常崇拜地加了一句说：“见者以为仙也。”

一个十几岁的小孩爬山玩水，也能被比成神仙，兄弟俩互相拍马的力度未免大了点。后面会说到一则苏轼和章惇一道爬山探险的故事，似乎才更能说明他的勇气到底有多大。

章惇和苏轼自小就是好朋友。有一天章惇“坦腹而卧”，苏轼来找他玩儿。见了章惇的肚子，就很暧昧地拿手“摩其腹”。章惇问：苏轼老弟，你以为我肚子里都是什么东西？

苏轼想了想说：大概“都是谋反的家事”。

章惇听罢大笑而起。

本来两人关系一直不错，甚至他因讽刺新法而被朝廷法办，章惇也能够不顾危险挺身为他辩解。就这样一对好朋友，却因苏轼反复无常的表现，竟至发展成为仇敌，也足以让后人一叹！

苏家家境不错，特别是母亲程氏身出名门，且颇有生意头脑，所以，尽管爷三个都待在家里死读书，日子也还过得去。他们有个邻居也挺有钱，家里一个女儿长大了，经常听到苏轼读书的声音，不免春心萌动，“一夕来奔”，想和他拥抱一下，但“苏公不纳”，好像很有原则似的。那个有钱人家的小姑娘可能长得也挺可爱的，苏家就“约以登第后聘以为室”，许诺等到苏轼考取进士以后再娶人家。

可是，在苏轼考上进士后，早已“别娶仕宦”。过了很久，有一天苏轼突然想起了这个小姑娘，就四处“访问其所适何人”，才知道小姑娘已经“守前言不嫁而死”。

苏轼觉得惭愧了。

乌台诗案后被贬至黄州时，与平日的诗酒飞扬相比，日子过得不免孤独寂寞意态幽冷，一日静夜，隔着满院疏离摇摆的梧桐叶，对着高挂在天空的一弯缺月，提笔写了一首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据说“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就是指当年的那个邻家女孩。苏哥哥因为自己负心，现在想来，只觉“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对那个女孩“拣尽寒枝不肯栖”表示无尽的愧意，现在自己政治上备受打击，才觉得“寂寞沙洲冷”。

这是宋人李如篪在《东园丛说》中记下来的一个故事。李如篪指“寂寞沙洲冷”原本为“枫落吴江冷”，正指那个邻家女孩不嫁而亡的伤心往事。

而李如篪的资料则来自苏轼的侄女婿亲口所言，苏洵为此还亲自向邻家写过一篇辞亲信，如此一来，这个故事就比较可信了。

更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如果是“枫落吴江冷”的话，还有另一层意思。“吴江”实指苏州，正是珠圆玉翠烟花雾柳之地，有人据此以为苏轼是在怀念一位相好的苏州歌妓。

一五四年，苏轼十九岁，长得很成熟了，娶眉州青神王方的女儿王弗为妻，其年王弗十六岁，正水灵着，可惜只跟着苏轼过了十一年，二十七岁时一病而死。

第二年，苏洵开始为儿子筹备进士考试的事情。两个儿子虽然聪明，书也读了不少，可仍然不能掉以轻心。于是苏洵领着两个儿子，长途跋涉，远游成都，前去拜见四川首长张方平。

可能苏家也准备了不少礼物，张方平对苏家爷三个格外看重，对苏轼“一见待以国士”。自此以后，两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兄弟二人“皆得出入于门下”。苏轼更是以父事张方平，等于认张方平做了干爸。

张方平也是很牛的一个人，打小就聪明，看书过目不忘，性格高傲，很少有人能入他的法眼。他刚见苏洵时，问：你两个儿子现在看什么书？

苏洵有点骄傲地说：老大正“再看《汉书》”。

张方平非常牛气且不以为然地道：“文字尚看两遍乎？”意思是说，看书就是要过目不忘，任何书看一遍就可以了，哪用得着看两遍？

苏洵心情沮丧的回到家，非常自卑地把这话对苏轼说了。不料苏轼根本不买账，极为自信的顶了一句：“此老特未知世间人尚有看三遍者。”

原来苏轼曾经三次手抄《汉书》，所以有此一吹。

无论如何，在张方平的介绍下，苏轼迅速结交了一大批朋友，苏家从此开始出名了。

苏洵这一趟拜见张方平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拿到张方平的介绍信。他在给张方平的《上张侍郎第一书》中，先是羞人答答地说两家的关系其实是很光明正大的，“虽暴之天下，皆可以无愧”。现在却有一件难以启齿的私事相求于张方平，“将以屑屑之私，坏败其至公之节”。苏洵啰里啰唆地说，自己非常不好意思，“今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于胸中，心不宁而颜忸怩者累月而后决”。

这件让苏洵搔首弄姿难以出口的私事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为“二子轼辙”了。

苏洵说这两个儿子没有什么教养，“不知他习”，也不懂什么礼数，“进趋拜跪，仪状甚野”，“而独于文字中有可观者”，兼之“年少狂勇”，“以为天子之爵禄可以攫取”，而且听说“京师多贤士大夫”，我们非常想去结交一下，“因以举进士”。

老苏非常谦虚，说自己看来是不行了，“以懒钝废于世，誓将绝进取之意”，只是想让两个儿子出名。现在我们没有什么本事，好在“明公居齐桓、晋文之位”，是国家高级干部，想办什么事情都非常容易，“何求而不克”？

苏洵最后毫不客气的痛拍张方平马屁，说：“轻之于鸿毛，重之于泰山，高之于九天，远之于万里，明公一言，天下谁议？”千万请张方平对两个儿子“引而察之”，最好能让兄弟俩一战成名。

张方平看了苏洵的信，被捧得有点晕乎，差点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简单客气了一句：“吾何足以为重。”这件事怕是还得求求欧阳修才行。

当年欧阳修追随范仲淹搞庆历新政失败后，张方平接任御史中丞，曾对欧阳修“弹击以前事，二人遂结怨”，互相鄙视对方，“素不相能”，关系非常恶劣。

张方平聪明，知道自己和欧阳修关系虽不好，但如果亲自写信给欧阳修，欧阳修一定会对他推荐的人才另眼相看，这样才能体现出欧阳修的所谓君子气度来。于是张方平不假思索，替苏家“作书办装”，给在京的高干韩琦和欧阳修写了推荐二苏的信，“使人送至京师”。

北宋的时考进士，首先要在当地考中举人，然后进京参加礼部考试，再复试一次，最后接受皇帝在朝堂上的面试，面试成绩第一名就是状元。这个进士考试程序还是相当规范和公平的。首先，很多人都有资格参加考试，对于家穷路远的考生，国家甚至提供进京考试的食宿路费。为了保证考试结果公平，主考官不得与考生有亲戚关系，否则需要回避。考生的试卷被部分密封，不让主考官看到考生的姓名和学号，这就是所谓的糊名制度。有的考生聪明，故意在卷子上留下特殊标记，或者有的人字体奇怪容易认出来，批卷子的时候就有作弊的可能，为此又发明了誊录制度，专门弄一批人把所有考生的卷子再抄写一遍，然后由考官批改。这样一搞，作弊就难了。

锁院制度也是在那时形成的，就是把考官锁在一个院子里，不让他们出去乱玩，这样就可以避免泄露试题。

且说苏洵父子三人进京以后，由于有张方平的介绍，果然受到了韩琦和欧阳修的照顾。欧阳修最喜欢吹牛，和苏轼特能谈得来，两个大文人一见面就有无穷话说。苏轼知道，自己有戏了。

果不其然，在礼部考试初试中，命题作文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欧阳修看了苏轼的文章后，觉得写得很好，“以为异人，欲冠多士”，但因为没看到考生姓名，又怀疑这是自己门下弟子曾巩所作，只好把这篇文章列为第二名。

在复试中，考《春秋》对义。因为是面试，苏轼能说，看的书多，公关工作做的也好，自然得了个第一。正当他以为状元唾手可得之时，仁宗皇帝却取章惇的侄儿章衡为状元，苏轼只是“中进士乙科”，连榜眼都没混到手。

苏轼的好友章惇也考中了进士，却因为“耻出于侄下”，羞怒之下，不接受朝廷任命，卷铺盖回家复习去了，以备下届再战。

先把苏轼的成名作《刑赏忠厚之至论》拿出来谈一谈。

这篇文章被收入《古文观止》，是被文人们津津乐道的传奇性的范文，不妨来细细欣赏，全文如下：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

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

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

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

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兹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谨刑也。”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

尧曰：“宥之”，三。

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四岳曰“鲧可用！”

尧曰：“不可！鲧方命圯族。”

既而曰：“试之！”

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

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

《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此文是苏轼政论性文章的代表，他常用的几种惯用写作手法在这里都有所体现：先立一个论点，然后围绕这个论点用无数手法展开地毯式论证，论证语言通顺但说理牵强，论证资料繁杂但技法单一，无外乎大量引经据典又常出史料错误；信手编造故事有时却驴头不对马嘴。然后用一系列的排比借喻等修辞手段以强化论证效果，其文字整齐，用词有力，句读朗朗，议论纷纷，如繁花迷眼满天飞星，大有啰唆缠夹之嫌。总体上行文优美，只有一个小小的缺陷难以服人，那就是论点往往是错误的，或者是无聊的。

梁启超在《王荆公》一文中，对苏轼的政论性文章有一个评价：“东坡之文美矣”，可是内容不纯正，基本是“纵横家之言也，词往往胜于理，其说理虽透达，然每乞灵于比喻，已足征其笔力之不足。其气虽盛，然一泄而无余，少含蓄纡郁之态”。“东坡学庄列，而无一文能似庄列”。“以东坡文比荆公文，则犹野狐禅之与正法也”。拿“荆公上仁宗书与东坡上神宗书合读之，其品格立判矣”。

梁任公此言非虚，欧阳修也曾评王安石文章说：“王介甫之文，更令开阔，勿造语。”并有一诗赠王安石，把王安石与李白韩愈相并提：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再看欧阳修对苏轼文章的评论：“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

仅依欧阳修的个人看法，即可知苏轼行文的轻狂外露浮华冗杂与王安石之深刻简洁冷峻内敛，两种风格高低立明，不可同日而语。

后面会陆续读几篇他的策论文章代表作，其行云流水般的语言令人慨叹，读三篇以内绝不会让人头疼，一旦超过三篇，所有美文立马会变成《大话西游》里的唐僧，啰唆寡淡牵强附会，能让人想起蚊蝇三千愁烟万里，不是一般的烦心，是非常的烦心。

《刑赏忠厚之至论》因为是应试文章，写来还是有所收敛的，不过表达了儒家“仁可过，而义不可过”的传统思想而已，且啰唆风格已渐露峥嵘。

开篇，苏轼写道：从前，一些品德好的领导人是非常关爱人民的，有人做了好事，不但有赏，还唱歌给他们听。有人做了错事，在处理之后，并不鄙视他，相反还会同情他，希望他能悔过自新洗心革面再做好人。再往后，就一代不如一代了，王道开始衰落，世风日渐低落，不过总的来说，仍然能坚持慈悲为怀，因而受到了孔子的表扬。

这里是拉了几张虎皮来给自己的论点立威，效果还不错。接着就要借古书亮出自己的论点了。说，万一搞不清是不是应该给某人奖赏，还是赏了好，不要在乎那几个小钱；当搞不清是不是应该处理某人时，那就不要处理了，把他放回家安心过日子吧。这两种做法都可以笼络人心。

往下来，就开始编故事了，说尧帝时代，法官皋陶非常严厉，曾连续三次坚持要杀一个犯人。好在尧帝大度，三次要求放人。正因为如此，老百姓都害怕皋陶心狠，而赞美尧帝是个好领导。

一般来说，他绝不会只举一例的，他又讲了尧帝同意试用一个犯过错误的干部的故事，来进一步说明尧帝心肠好。

讲完故事，再引经典，用《尚书》里的一段话来强化自己的论点，那就是：罪行没有搞清楚时，应该从轻处理；功劳弄不明白时，也可以从重奖励，大家都评一等功拉倒。与其错杀无辜，不如执法不严。

这就是“忠厚”。

现在，就可以亮出自己的论点了：“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一句话，“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也就是说，心肠太好，仍然是君子；而执法过严，不免就有点残忍了。因此，苏轼的论点就是，宁愿心肠好放过坏人，也不要执法太严冤枉坏人。

为了让自己的论点更有说服力，苏轼接着编，说“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然后又从反面证明这个做法是非常正确的。

这样一搞，只要同志们都“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时间一长，天下大同，举世皆庆。

本来可以收尾了，却又来了一段经典：《诗经》上讲，君子一高兴，天下就太平；君子一生气，天下也会太平。难道君子会变戏法吗？不是的，他们也就是该高兴的时候高兴，该生气的时候生气。只有一个总的原则不能变，那就是要以慈悲为怀。

引完《诗经》，再引《春秋》：说立法要严，但处理要宽，要根据《春秋》大义来决定赏罚，也是忠厚到极点了。

这篇文章，短短六百多字，引用经典达四次之多，一百多字。然后自己编了个故事又是一百多字，一再讲古人如何如何，却闭眼不看现状应该怎样，遍地空谈，不切实际，是苏轼为文风格的典型之作。其内容，基本是儒家所谓“春秋决狱”精神的一个翻版，根本没有什么新意，也就是一个有知识有水平的农村老太太在大卖好心肠，不住的唠叨着要积德行善而已。

其时法治思想已经不断成熟，“春秋决狱”的做法在宋代渐已式微，成文法的立法形势日趋明确。苏轼却仍在啰唆什么以“仁义”定赏罚，以含混“忠厚”为优秀，以乡愿式的所谓好心肠来定案量刑，赏不公，罚不明，思想落后，观点陈旧，本不值一驳。不过，这违反历史潮流的提法却深合儒门走狗们的心意，千年以来，赏析不断，追捧不绝，一直被奉为经典。

喜欢喝酒的欧阳修看了这篇文章后，大感。苏轼在老年所作的《太息一篇送秦少章归京》中回忆说，“昔吾举进士，试名于礼部”，“欧阳文忠公见吾文”，立马表扬我说，“此我辈人也，吾当避之”。

可见他到老都对此事津津乐道难以忘怀。

这次考试也惹了点小麻烦。

这篇文章传到欧阳修手上时，“已为他考官斥落矣”，幸好欧阳修留了个心眼，把苏轼的文章提了出来和另一主考官梅尧臣共同欣赏，两人都搞不清文章里皋陶杀人的典故出自哪里，梅尧臣就问欧阳修：“此出何书？”

欧阳修一时也不知道典出何处，就糊弄了一句：“何须出处？”

两人都不相信苏轼会信口乱扯，彼此互相安慰说，“此郎必有所据”，只恨我们两个都记不得罢了。

等见了苏轼后，欧阳修就直接问此事何典。苏轼不想直说，就骗老欧说：这个故事在《三国志·孔融传》的注释里。

老欧一听，急忙回家翻书，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只好“他日再问坡”。这次苏轼知道瞒不住了，就忽悠老欧说：当年曹操抢了袁熙的老婆给儿子曹丕，孔融想劝曹操不要这么胡搞，就说，“昔武王以妲己赐周公”，曹操没听过这事，问孔融典出何处，孔融回：“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

然后苏轼招供道：我文章里那个皋陶杀人的典故，“某亦意其如此”，只是想当然耳，“何须出处”？

欧阳修和梅尧臣听罢，当下大为惊骇，这种信口胡扯的事情也敢拿出来当成史料作为论据，创意是有了，但把传奇当成学术，其做事原则由此可见一斑。

这事在欧阳修那里算是糊弄了过去，其他考生知道后，仍大为不服，“时士以剽裂为文，讪公者成市”，聚众大骂苏轼和欧阳修，“群嘲聚骂者动满千百”，并指责欧阳修作为主考作风不正，不讲原则，一直闹到仁宗皇帝那里。可架不住欧阳修早在仁宗那里打过招呼，说要搞文风改革，可能会出点事情。仁宗也不懂文学，按下此事没有追究。

苏轼不单在作文中弄假，在考试时还会作弊。

先是在初试的时候，他有个题目搞不明白，只能“对案长叹”，然后就拿眼偷看弟弟。苏辙见了，对着哥哥“把笔管一掉而以口吹之”。苏轼多聪明啊！立马明白了，“盖《管子》注也”。

原来苏轼不单在托关系走后门方面有独到的能力，在考试作弊方面也不落人后。兄弟俩后来又毫不知耻的多次作弊，甚至流为美谈，真是怪事！

殿试的时候，兄弟二人有点担心，万一两人写文章观点雷同，恐终有一人会落榜，就跟老爸苏洵商量对策。苏洵对战国文章最熟悉，老家伙心计也多，指点两个儿子说：“我能使汝皆得之，一和题一骂题可也。”兄弟俩依计而行，“果然皆得”。

兄弟俩考中进士以后，心放肚子里了。老爸苏洵当然也很开心，一天吃饱后拍拍肚皮，对两个儿子感叹道：“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得意之色满头满脸。

其时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只有十九岁，正是大有可为之际，现在的迫切任务是到处乱跑结交京城的贤士大夫们。在欧阳修的引荐下，兄弟俩一一拜见宰相富弼和枢密使韩琦，巴结各方名人，努力扩大影响。其间苏轼给梅尧臣的《上梅直讲书》和给韩琦的《上韩太尉书》，可从中一窥他内心究竟。

在《上梅直讲书》中，苏轼的主要用意是讨好欧阳修。梅尧臣的地位不高，还不需要去巴结。妙在梅尧臣和欧阳修关系很好，给梅尧臣写信猛拍欧阳修马屁，会比直接对着欧阳修讲好话效果更漂亮。

他在信中先是拿古人的故事和梅尧臣套了一下近乎，然后进入正题，说自己在七八岁时“始知读书”，就已经“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后来“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等到我学了一点东西，意图进京“求斗升之禄”，想拜见欧阳修大人，却又“自度无以进见”，“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幸好通过今年考试，一次认识了你们两个好人，“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现在却能“一朝为知己”，我真是幸运啊！

接下来就有点肉麻了，什么“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问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这里，苏轼把自己追求名利的念头表达得再清晰不过了，真是坦诚率真可爱。

最后，又简单拍了梅尧臣几巴掌，基本没有谈任何事情。

在《上韩太尉书》，则又是一种写法。韩琦毕竟是主管军政的高官，不能跟人家空谈友情乱巴结一气，所以，他把自己放得很低，信写得非常谦虚。说不定可以通过此信在枢密院混一个官职做做。以韩琦的能力，以后自己升起官来也好快一点。

他先是介绍自己打小就喜欢读书，特别爱看历史，“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自三代以来，颇能论著”。当个秘书是绰绰有余。

然后批评“西汉之衰”，是因为“其大臣守寻常，不务大略”。而“东汉之末”，又因为“士大夫多奇节，而不循正道”。这两个朝代，无论动静，都不入苏轼法眼。

把他的这种态度与他反对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看倒是很有意思：在王安石变法前，苏轼是大叫着要变法的，等王安石动手变法了，他却又死力反对变法，真不知他到底想怎么搞。

苏轼继续指点江山，唾沫飞扬，大谈一番古人政事得失和圣人之言后，终于回到自己身上来了，说“轼自幼时，闻富公与太尉，皆号为宽厚长者，然终不可犯以非义”。等我来到京师，“而二公同时在两府”，我一时见不到两位伟人，“愚不能知其心”，只能等在路上，“望其容貌宽然如有容”。你们两人“见恶不怒，见善不喜，岂古所谓大臣者欤”？“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为，而翘翘者又非圣人之中道”，只有像你们这样的人，才是正正好！

最后，苏轼终于提出了内心的愿望，说，写这封信，主要目的“是以愿见太尉”，聆听太尉教导，“得闻一言足矣”。因为我听说太尉“尝辱问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见”。

可惜的是，正当苏家弟兄在京城大展拳脚四处跑官之时，母亲程氏于四月在四川去世了，苏家不得不回乡治丧。苏轼的仕途，由此缓了三年。

在家守孝期间，他的日子过得还是很舒服的，常与一帮狐朋狗友外出野游，爬山玩水，席地饮酒，夜扰庄民，无所不至。

总与当地的这些无用之人瞎玩胡吹也不是个办法，他决定出一趟远门，到成都去拜见现今四川首长王素。

王素是前宰相王旦的儿子，名门之后，不认识苏轼，也不像张方平那样把他当棵葱。但苏轼不死心，硬着头皮写了一封《上知府王龙图书》，套套近乎再说。

苏轼信口瞎扯，说王素上任以来，还不到一个月，“蜀之士大夫，举欣欣然相庆，以为近之所无有”，甚至“下至闾巷小民，虽不足以识知君子之用心，亦能欢欣踊跃，转相告语，喧哗纷纭”，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说王素守四川，“视区区之一方，不啻户庭之小”，实在是小事一桩。

接着他就要冒充专家了，明白告诉王素，要想在四川搞好工作，说容易也容易，说困难也确实困难，“有所甚易，而亦有所至难”。

首先，苏轼吹捧王素能力极强水平极高，在四川主持工作，完全可以“不劳而自成也”。但是，近来四川人生活也不容易，大家都“惴惴焉恐死之无所”，并且“不知天下复有仁人君子也”。苏轼请王素要“释其重荷”，“而出之于陷阱之中”，老百姓将“莫不欢欣鼓舞之至”，对王素感恩戴德。

至于如何才能“释其重荷”，把老百姓救“出之于陷阱之中”，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书上没讲过。

那么，治理四川又难在什么地方呢？

苏轼认为不在于如何发展农业和商业，而在于如何处理好“赋民”与“养兵”之间的关系。既不能从老百姓头上抽太多的税，又要把兵养好，这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

减轻老百姓负担的想法是不错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不花钱又把兵养好，他就没招了。他也明知这件事很难搞，“非当世大贤，孰能使之两存而皆济”？

苏轼认为四川人穷且胆小，都盼着王素能带他们过上好日子，“愿闻盛德日新而不替”，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但他相信，“伏惟明公以高世之才，何施而不可”？只要“稍加意焉”，就可以让“天下被其泽”，何况是四川这么个小地方呢？

最后苏轼说，我大着胆子给您写这封信，是想把“旧所为文十五篇”拿给您看看，“政事之余，凭几一笑，抑或有可观耳”。他满心希望王素读了他的文章以后立即大为惊叹，然后对他另眼相看。可惜从王素的反应来看，效果不是很理想。

这里提到的“旧所为文十五篇”，他曾不断地到处乱送，宰相富弼、曾公亮都送过一遍，并想法子交给仁宗皇帝御览，以图一鸣惊人。可惜这些文章都是书生议政的典型范文，除了没有可行性，其他基本没什么缺点，结果自然是也没有人理他这一套。

在王素那里没有收到什么中意的效果，苏轼只好回家继续写废话，诗文都写了不少，倒是挺占地方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好不容易熬到了嘉祐四年（1059）四月，服丧期满，苏家终于又可以直奔京城谋求发展了。

一家人坐船顺长江而下，路上游山玩水，参观名胜古迹，把酒临风，逍遥快活，自不待言。爷三个都是文豪，玩了不白玩，写了很多诗文。这些诗文明显没有多大意义，也还是被汇集成册，定名为《南行集》。苏轼给写了篇序，谓《南行前集叙》，对自己写文章的心得作了一次总结。

苏轼很瞧不起以前写文章的人，嘲笑那些人“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然后顺手就是一串比喻，什么“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华”，说明写文章要自然而然，水到天成。

接着就说到自己一家人“舟中无事，博弈饮酒”，看到“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这些都不是“勉强所为之文也”，而实在“得于谈笑间”，如“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华”一样，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才思。

《南行集》中收入诗文一百篇，多是状物写景抒怀，对着古人大声感叹，其情感见解一般，毫无奇特之处，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读了，这里不妨介绍两篇，看看苏轼的情怀档次。

经过湖北秭归时，苏家特地爬上岸去，到昭君村里逛了一圈。苏轼忍不住手头痒痒，甩手写了一首《昭君村》。

昭君本楚人，艳色照江水。

楚人不敢娶，谓是汉妃子。

谁知去乡国，万里为胡鬼。

人言生女作门楣，昭君当时忧色衰。

古来人事尽如此，反覆纵横安可知。

说话做事写文章都喜欢另辟蹊径的苏轼，对一代美女王昭君的悲惨遭遇，竟然是抱这种态度，真是难以置信！

“昭君本楚人，艳色照江水”是说昭君极度美丽漂亮迷人，注意这里用的是极为夺目的“艳色”这个词。

苏轼对美女有自己的欣赏品味，他老兄流传下来的词作三百多首，大多谈女人。在以所谓豪放之气牛遍天下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念念不忘“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因为“小乔初嫁”，周帅哥才“雄姿英发”，并直接导致“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可见，女人之于苏轼，其效果之重要，刺激力之强大，都是不能低估的。要让苏轼领兵打仗，在帅帐中肯定也是美女如云的，不然他没力气。

“楚人不敢娶，谓是汉妃子”两句，说昭君长得太漂亮了，当地人都不敢娶她，认定了她是“汉妃子”。这句话把苏轼的世俗之态表达得毕显无遗。

“谁知去乡国，万里为胡鬼”，这句简直是在幸灾乐祸！谁能看出一点同情么？

“人言生女作门楣，昭君当时忧色衰”。是说当时的风气，生一个女孩，都是为了给家里撑门面的，所以“昭君当时忧色衰”。

最后大发感慨，说，人生莫测，起伏不定，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这个意思在其他几篇有名的议论文章中也反复表达过，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样，消极、被动，没有进取心。除此之外，实在看不出他在《昭君村》一诗中，写出了什么了不起的人生感悟，也读不出他对昭君有什么真情实感，全是空洞的感慨。

在《夜泊牛口》中，还没有正式踏上仕途的苏轼已经开始酸溜溜的表达自己归隐田园的心态了，并且自此以后，一直不停地用各种形式重复自己的这一志向，只可惜，从没有真正实践过一次。

且看《夜泊牛口》全诗：

日落红雾生，系舟宿牛口。

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

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

煮蔬为夜飨，安识肉与酒。

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

儿女自咿嚘，亦足乐且久。

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

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

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

置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

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

在诗中，苏轼羡慕山民的那种淳朴安闲的心境，生活虽贫苦些，可“亦足乐且久”。然后开始反省，说“人生本无事”，但我仍然“苦为世味诱”，面对“富贵耀吾前”的诱惑，很少有人真正做到安贫乐道，“贫贱独难守”。对此，他不得不哀叹自己“汲汲强奔走”的无奈与可悲。

认识是比较清醒的，惜乎进京以后，依旧“强奔走”不已。

到了京城，根据惯例，考中进士的要先到地方当一届小官再谈提拔的事情。兄弟俩都弄了一个小官：哥哥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主簿，弟弟被任命为河南渑池县主簿。

主簿只是一个帮助县长写文件的小官，官阶九品，芝麻般大小。苏轼相当不满意，以他“奋厉有当世志”的雄心壮胆，怎甘于只做一个小小的榨不出多少油的芝麻呢！

兄弟二人与老苏头商量以后，均辞不赴任，赖在京城里，因为这时朝廷要举行“制科”考试，这是一个重要的机会。

把进士考试看做是一般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话，那么“制科”考试就是中央机关的公务员考试。这种考试不常设，想起来就考一次，谁碰上考取了，谁就算撞大运了，静等着当大官吧，这对那些官瘾极大的文人相当有吸引力。

苏家兄弟当然想直接参加制科考试以博取登龙捷径了，这正是“汲汲强奔走”的最佳时机。但按正常程序，应干完一任地方官以后才能参加制科考试。破例参加考试需要有大人物全力帮着开后门才行。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上老酒鬼欧阳修了。

欧阳修既然已经交下苏家这几个烦人精，现在也不好推托，只好给朝廷写了篇《举苏轼应制科状》。老醉翁不讲原则不顾面子，大力表扬苏轼“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议论蜂出”，请朝廷让他破格参加制科考试。

在欧阳修力挺之下，苏轼报名参加直言进谏科的考试，这个专业还是很对他胃口的，可以不负责任，信口胡扯，想咬谁咬谁。

为了给自己造势，苏轼凭借自己的滔天大嘴，摇动如椽巨笔，连写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果然是“议论蜂出”，大谈国事。

其时苏轼不过二十多岁，大概也正是挥斥方遒的时候，豪气冲天，睥睨一切，虽然没有过任何政治实践，但他自恃读过几本书，加上文字写得也顺口一点，所以妄图以文字取胜，在气势上压倒别人。

他老兄自信：“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治理国家对于他而言，如同在书房里写诗一样，此事何难？

在这些策论中，苏轼先是分析了一下国家形势，并深以为忧，看到四处都潜伏着危险，面对这种情况，国家应该如何开展工作呢？他其实并没有一套完整的看法，此前，王安石已经写过一篇《上仁宗皇帝万言书》，全面提出了变革教育振兴农业整顿军事的变法思路，并在京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对此苏轼看不下去，他不分青红皂白的针对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展开了无情的抨击。

苏轼指出，针对国家危险形势，不是“鲁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现在有人“方且掇拾三代之遗文，补葺汉唐之故事”，只是于事无补的愚蠢做法。

这一句话，正是针对王安石在《万言书》中的观点而发。当时王安石为了让天下文人接受变法的思想，委婉的提出要“法先王之法”，效法“二帝三王”等优秀帝王的治国方略。苏轼就嘲笑这是“掇拾三代之遗文”。王安石说“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观矣”，苏轼诋毁这是“补葺汉唐之故事”，指责王安石的观点只是“区区之论”，不值一哂。

苏轼也知道不改革肯定是不行了，问题是到底应该怎么改革呢？作为一个典型的书房政治家，他只知重拾儒家仁爱天下的迂腐旧调，一边承认有“立法之弊”，一边又强调“任人之失”，反过头来讽刺那些要变更法度的人是“腐儒小生”，是在“惑乱世主”！

他总结说，大宋天下之所以日显危乱之象，对外战争也连连失利，被搞到到处赔钱赔物，“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苏轼相信“法者，末也”，坚持“礼者，本也”，也就是所谓的礼乐治国，。

这些策论，文采是没得说，他老兄就指着这一手漂亮言辞混饭吃呢。虽然写得牵强啰唆，最后所提出的论点却很清晰：只要用人得当，就不需要变法！朝廷只需要用人不疑，“尽其才而责其成功”，如若不然，“虽得贤臣千万”，却把法度变来变去的，只会导致“天下益不可治”。

所以，决不能变法。

这是一个态度，也是一种声明，由此正式揭开了苏轼作为一个保守派的真实面目，为他后来彻底反对王安石变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架不住苏家会做宣传，这几篇文章立马传遍京城。那时识字的人不多，有人写了这么多字，同志们都被吓坏了。苏轼大名一时间“霆轰风飞，震伏天下”，满街满巷，全在谈苏轼，不管认字不认字的，大家都抢着看他的文章。

千年以后，在《苏轼全集》中，依旧靠这几篇策论撑门面。虽然观点愚浅，不过写得相对认真，此后的文章，不是逢场作戏的玩闹，就是牢骚满腹的废话。此外就是绵绵的小诗小词汩汩外涌。他的那些所谓政治见解，不但在当世没有得到认可，以后也没有多少人买他的账。人们佩服苏轼，多是佩服他的文辞写得漂亮，辞藻堆的华丽，没几个知道他的毕生最主要的追求竟然是做一个以保守为原则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

文章的效果是没得说，苏轼造势的目的算是达到了，下面就可以参加制科考试了。巧的是，身为知制诰的王安石任详定官。考生成绩先由初考官打分，然后密封交给复考官打分，再交给详定官做最后复核裁定。

苏轼在正式考试时写成的《御试制科策》一文足有六千多字，在用毛笔写作的年代，这不是个小数目。此前制科考试不许打草稿，从苏轼这届起，可以打打草稿了，所以写得漂亮。可惜了这篇文章，除了“文义粲然”以外，其内容几乎一无是处，现在已罕有人读。

在文中，他大着胆子既批评仁宗皇帝“上下相安，以苟岁月”的不思进取的思想与做法，又反对王安石在《万言书》中提出的变法主张。最要命的是，为了吓唬胆小的仁宗，竟连臆测的天文学知识都用上了，而且还敢于埋怨仁宗不懂得“御臣之术”，让手下的官员们太轻松了。

此次主考官除王安石以外，还有司马光、欧阳修、蔡襄等名流。大家对苏轼的文章没有什么意见，承认他写得好，就定为三等。一二等基本是不取人的，三等已经算是很高的成绩了，苏轼是百年间入三等的第二人。他一直以此为荣，一辈子唠叨不休，想起来就搬出来吹嘘一通。

专门记录苏轼和他的门下弟子趣闻轶事的《师友杂谈》，记下这样一则故事：苏轼自我宣传说，那次制科考试，前来参加报名的文人很多。因为相国韩琦接见客人时对媒体说了一句话：“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搞得大家都不敢考了，“于是不试而去者，十盖矣”。

这故事的意思是，二苏那时的名气实在是太高了，人人敬畏。

只讲一个故事加以渲染还不足够，苏轼还有一个故事。说制科考试的时间一般在八月中旬。不巧的是，正积极准备参加考试苏辙突然病了，无可奈何之际，相国韩琦听说了这件事，赶紧上奏说，今年参加制科考试的同志们，以苏轼和苏辙“最有声望”，现在苏辙病了，不如把考试时间向后推一推，等他病好了再考。

结果皇帝听了韩琦的建议，把天下的考生都晾在那里，硬是把考试时间向后推迟二十天，一直等到苏辙病好。

好大的面子！

苏轼顺利通过后，对于苏辙的文章，各位考官分歧却很大，并成为苏家对王安石不满的另一导火索。

原来，苏辙在考试中讲话太冲，胆敢猛揭仁宗的老底，指仁宗工作不力，二十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取得过什么像样的政绩。而且苏辙跟哥哥一样，看谁都不顺眼，把中书三司兵部吏部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全批了一个底朝天，没一个能看入苏辙的法眼，都不称职。

苏辙与苏轼不同，给人的印象是性格内向，属于让人一看就觉得很腼腆的类型，做事也中规中矩，公众场合非常低调。但在考试中却如洪水泄闸突然暴发，以狂言狠语博取眼球，希图以此达到一鸣惊人的效果。他心里有数，就算整不出什么名堂来，以宋太祖留下的不杀士人的家规，谅必一时半会也死不掉，这应该是一场有惊无险的赌博。

这个文章当场就引起了巨大争论。在是否录取苏辙问题上，主考官分为两派，其中一派认为苏辙借抨击领导攻击时政而抬高自己，是明显地沽名钓誉，这种人不枪毙就算是客气的了，明显不能录取。作为主考官之一的王安石，和韩琦曾公亮等人态度一致，反对录取苏辙。

司马光却闭着眼睛力挺苏辙，表扬苏老二敢于直言，且内容切中要害，“独有爱君忧国之心”，这样有种的好人，不能不录取。

两派争执不休，谁也不服谁，在考场内吵成一团，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拿去给仁宗做最终裁决。

仁宗本事不大，性格柔软，却非常注意社会舆论，也很在意后人对自己的评价，针对这个事件，特意写了两道批语：“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还是把苏辙给录取了。

据拍马好事者传言，仁宗下班回到女人堆里以后，对后宫的那帮女人吹嘘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这句话被人有意无意地传播了开来，一时间苏家兄弟的名声更是如日中天，遍地乱淌。可惜仁宗并没有专门就这个事情下红头文件给各个部门，苏家也就是听着过过耳朵瘾罢了。也正是这句半真半假的话，罩在苏家头上压了苏家兄弟几十年，最后几乎没把苏轼害死。

制科考试结束后，苏轼有心弄个好职位，所以摇动大笔，到处写信，和各方人士联络感情，除了翰林院的那些名人外，苏轼还连写《上富丞相书》和《上曾丞相书》两信，对两位权高一时的宰相卖好送乖，意图得到青睐，留在京城好直上青云。

苏轼奉承讨好的功夫在这两封信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马屁既要拍得响，又不能把马拍疼，要拍得柔绵可口清凉宜人，是一件非常高端的工作，而苏轼的火候拿捏得正好。

对富弼的吹捧用词是：“明公之为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试，是明公无贪于得，而无惧于失也”。西夏北辽和中国出现矛盾的时候，他们只“畏明公之一词”。就是说，富弼一句话就可以解决国际争端，为什么呢？因为“明公之勇冠于天下也”，富弼不只是勇冠天下，更兼以仁义取人心，“明公之仁及于百世也”。像我这种百无一用的读书人，遇到富丞相这种绝顶好官，真让人觉得“生于世如此亦足矣”。

苏轼表扬富弼淡泊名利，“无复有所羡慕于天下之功名也”；加上博通古今，“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书，莫不尽读”；更兼智慧超人，“礼乐刑政之大小，兵农财赋之盛衰，四海之内，地里之远近，山川之险易，物土之所宜，莫不尽知”；此外就是为政清明料事如神了，“当世之贤人君子，与夫奸伪险诈之徒，莫不尽究”。总而言之，富弼被定性为一个“名为天下之贤人，而贵为天子之宰，无贪于得，而无惧于失，无羡于功名，而无畏于博学”的一世伟人。

任是谁，被这样一拍，都有点飘飘然。伟大的富弼政治水平到底如何，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了，空留了苏轼拍出的一堆马屁在那里依稀作响。

然后苏轼就提出对政府用人的看法了，希望能借此得到富弼赏识，功名就可搞定。他非常自信的告诉富弼，现在“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财之未丰”，需要英雄人物出场，领导大家奔向光明，可是富弼却苦于手下无人而干得不漂亮。怎么才能把工作搞得更好呢？他请富弼向范仲淹学习，“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话外之音就是，应该把我苏轼收入相府门下，同志们一起奋斗“以收功于无穷”。

信的最后写得也最为坦白，说自己是“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禄，而至于京师”，现在受到“翰林欧阳公”的推荐，不胜荣幸!我嘴大，喜欢发表“猖狂之论”，但仍然希望“进说于左右，以为明公必能容之”。其实就是张嘴向富弼要官。接着又把自己写的几十篇文章呈交富弼，以期得到欣赏，进而有所收获。

可惜得很，富弼早已成人精了，把苏轼的这些小把戏看得清清楚楚，并没有买他的账。

苏轼并不急躁，又给另一位宰相曾公亮写了一封信。在《上曾丞相书》中，他含沙射影地抨击与曾公亮关系很好的王安石，指其一言一行“莫不为异众之行”，“莫不为怪诡之词”。这种人一旦出山主持工作，一定会“比物引类，以摇撼当世”。后面我们会看到，苏家兄弟当权时，才是真正的招引同类以致激起了公愤。

踩完了别人，把他所认为的“小人”全部恶狠狠地讽刺了一遍后，接着就谈到自己这个“君子”。他拐弯抹角地把自己打扮得很伟大而深沉，“自为学至今，十有五年”，只是“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险些成了科学家。我知识太丰富了，所以极度自信，也因此不讨人喜欢，所写的文章也没能够“至于公相之门”。现在我希望通过这次考试能弄点事做做，同时也请您指导一下我写的十几篇文章。

就这样，苏轼又把那十几篇文章送了一遍。

让苏大才子非常难堪的是，曾公亮也没有买他的账，曾公亮曾大力推荐王安石做宰相，却没提拔过苏轼一根汗毛。这两篇大力表扬当朝宰相的文章，根本没有起到预期效果。

苏轼很失望。

不过一样有官做，制科考试通过以后，朝廷需要为他们统一安排工作。中书研究了一下，“以轼为大理评事、签署凤翔府判官事”；“辙为商州军事推官”，官品都很低。离两人的预期官职很远，但聊胜于无。

王安石知制诰，分配工作的诏书由他起草。在录用苏轼的制词中说：“敕某：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

这个制词对苏轼的评价还是很不错的，也相对客观，没有一句废话。用金圣叹的话说，是“笔笔如一寸之铁，不可得而屈也”。

但王安石认为苏辙的考试作文根本不合格，不配外放为官，因此坚决不发任命书，宰相韩琦出面劝解也没有用。苏辙竟因此而呆在京城无法外任。此一举动，彻底激恼了苏家三个文豪。苏家文字功夫这么好，当然不能容忍王安石如此不给面子，他们要报复。

苏轼此间写下三首《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对苏辙无法外任为官打抱不平，酸酸地说“策曾忤世人嫌汝”，又自欺欺人地劝弟弟说，不出来做官更好，留在京城里正好可以“万事悠悠付杯酒”。而且，京城是隐居的好地方，可以“万人如海一身藏”。

可惜苏家兄弟从没有真正想过大隐隐于市，他们还是非常想出头露脸的。

王安石的母亲去世后，朝中很多名人都接到了请柬前去参加丧礼，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并把一肚子恶气撒了出来。爷三个一合计，趁此机会，写了一篇无中生有震动朝野影响极为恶劣的《辨奸论》。

总而言之，苏家和王安石的梁子算是结定了。只是现在苏轼还没有机会直接跟王安石对着干。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现在要到凤翔上任去了。

正是以凤翔为起点，苏轼踏上了无所作为却又多灾多难的为官之路。

二、混在凤翔

公元一六一年十二月，苏轼二十六岁了，对于一个热衷于功名的少年天才来说，现在才混了个这么小点的官，似乎迟了点。

他的第一任公务是大理评事签署凤翔府判官。凤翔府为今陕西凤翔境，在宋时不算偏地。大理评事是一个名誉头衔，签书凤翔府判官才是实职。他是以京官的身份任地方长官的秘书，虽然没有能进韩琦和富弼这样高官的门下做幕僚，但相比制科考试前的那个福昌县主簿来，从县级首长秘书升为厅级首长秘书，级别提高了很多，更不要说还挂了一个京官的名头。

上任的路上，苏轼走得并不急，先是弟弟苏辙把他送到郑州，然后过西安，陪着在西安为官的刘敞喝了几天的酒，看了很多古物，海阔天空，大话连篇，嘴巴讲得差不多了，才一路诗酒地赶到了凤翔府。

凤翔府知府宋选比苏轼早来几个月，本是个不声不响的好同志，听说过苏轼的名头，对他也比较客气。苏轼也想找个机会巴结一下领导，于是就到处乱转，终于找到了一个吹捧宋选的亮点。原来宋选上任之初，第一件事就是把当地的凤鸣驿站修缮一新。

宋朝的驿站，已经从邮政快递的功能中抽离了出来，其中馆驿是专供政府官员来往行住的，免费吃喝，走时还送点路费，是官员特权的重要象征。文人士大夫以能住上驿站为荣，最长居住时间可以是一个月。不过也不能老赖着不走，谁居住时间超过三十天，是要被判一年徒刑的。

看到顶头上司很花心思地把凤鸣驿站搞了个豪华装修，远非当日破旧情景可比。苏轼觉得可以从此下手，把这事当成正儿八经的政绩来夸赞一下，《凤鸣驿记》就此新鲜出炉。

为了形成鲜明的对比效果，苏轼回忆起自己六年前进京考试的时候，曾经路过凤鸣驿站，当时是想住驿站的，探头一看，却发现里面太脏太乱，老鼠乱跑，蛛网密布，“不可居而出”，只好在外面的小旅馆混了一夜。

现在再看这个凤鸣驿站，在宋大人的关心下，已经翻修一新，看上去“如官府，如庙观，如数世宫人之宅”，新鲜亮丽，豪华夺目，那些“四方之至者，如归其家，皆乐而忘去”。当客人不得不离开的时候，连客人骑的马都舍不得离开。可见这里的服务水平是相当的高。

然后苏轼就开始委婉地表扬宋选了，说他故意问驿站负责人，才知道这是“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宋大人上任一个月就在这个地方开工，一直干了近两个月，用民工三万六千人，费银二十多万两!

一个小小的驿站花费如此之大，用工如此之巨，苏轼竟然可以闭着眼说“而民未始有知者”!他不但不会对这种行为感到愤怒，相反，还“闻而心善之”，“以为有足书者”!

定性之后，苏轼就堂而皇之地吹捧宋选了，真是义正词严，凛凛生威。

对于大修馆驿供路过公务员休息的宋选宋大人，当然要毫不客气地被称为君子。苏轼说，“古之君子，不择居而安”，随便住在什么地方都行，而且只要住下来就非常开心，一开心就容易找活做，“安则乐，乐则喜从事”，如果每个人都开开心心地到处找活做，天下就好治理了。

够夸张的，也就是修了一个小小的驿站，也能和治理天下搭上腔。

不过，苏轼在表扬那些君子们“不择居而安”时，不知他那张帅脸有没有红一下，他在这篇文章开头可是明说了自己曾嫌凤鸣驿“不可居而出”的。

看来他这样的君子有时还是要择居的。

苏轼接着掰：后来的君子们，对居住条件有时就挑挑拣拣的了，一有不如意，心里不免上火，一上火就容易操事，一操事就完蛋了，“则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于此”。

搅了一大圈，终于拍到宋选屁股上了：这个装修了凤鸣驿站的宋大人是个好人，工作经验非常丰富，外加干劲十足，人品也好，没有多少人讲他的坏话。这么一个优秀的好人，现在只做了这么小的一个官，却能安心地做好本职工作。更难能可贵的是，宋大人担任凤翔府首长期间，不只是修了这一个驿站，还做了其他很多事情。

至于宋选具体做了什么好事，苏轼说不出来，只好一带而过。接着讲修驿站的好处，说对这么一个小驿站，宋大人都“未尝不尽心也”，可见干其他工作也一定是认真透顶的了。然后就用了一串比喻，用以强化说明宋大人费心费力地修驿站是何等难得的壮举！

可惜，就算苏轼闭着眼痛吹了一气，最后也不得不承认修驿站这种小事实在不值得一写，“夫修传舍，诚无足书者”。不过他一向明白“见微知著”的道理，文人们都有这个本领，从一朵花就可以了解整个世界，看到一片叶就可以想见整株菩提。他正儿八经地告诉同志们：我们可以从修驿站这项工程里看到宋大人“不择居而安”的伟大精神，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被他浇了一头雾水，还是不明白，怎么一个领导修了一个驿站就可以被看出“不择居而安”的精神了。扯淡也不应是这个扯法吧？

这也正是苏轼为文的一个重要特色。他想捧你，那就不择手段的捧你，而不管你有没有做出什么实际成绩；他想踩你，当然也就不择手段的踩你，哪怕你做出了明显的成绩。他对王安石义无反顾的攻击是最突出的证明，这也是文豪的能力!

搞定了顶头上司，苏轼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事做了。他文采高、名气大，对那些个书桌案头上抄抄写写的为国为民的小事没有多大兴趣，他只喜欢到处游山玩水，把凤翔好玩的地方基本上跑得差不多了，一口气写下了八首旅游日记式的诗歌，定名为《凤翔八观》。他游玩也是有理由的：有一些景物“好事者有不能遍观焉”，写诗把这些好玩的地方记下来，好让大家都知道。

放到现在，苏轼还是一不错的导游。

总是瞎跑乱玩也不是个事，弄不好会变成混混。正好，凤翔适逢其时地遇到了一场大旱。他找到正事做了，他会求雨，于是代替宋选四处求雨，又是写诗又是写文章，整天跟老天爷好商量，希望老天爷给点面子洒点雨下来。

瞎猫碰死耗子，也有碰到的时候，老天终于下雨了。苏轼马上受不了了，要大肆庆祝一番，好像那雨是他自己挤出来的一样，忙忙的写出了《喜雨亭记》，主要内容如下：

先是举了很多前世伟人为例，说如果喜欢什么东西，就要给它起个好名字，不论是大喜事还是小喜事，名字起得好就不容易忘掉，所以要写一篇《喜雨亭记》。

我到凤翔第二年，开始建官舍，在官舍北面修了一个亭子，挖了个池子，种了几棵树，打算夏天在这里纳凉。

春天的时候，本来以为会有一个好年成的，却“弥月不雨”，同志们差点被渴死，老百姓也都很害怕，“民方以为忧”。老天终于下了点雨，只是还远远不够用。直到有一次“大雨三日乃止”，我们的心才放到肚子里去了，“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抃于野”。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苏轼的亭子也建好了。当然要大请狐朋狗友，“举酒于亭上以属客”，以表明自己的亭子和下雨这件事有一定的关联。

他在酒会上问各位来宾：五天不下雨行不行？

来宾们也都聪明，众口一词地回答：“五日不雨则无麦。”

苏轼又问：那十天不下雨行不行呢？

众宾客又齐声答道：“十日不雨则无禾。”

通过这么弱智的一问一答，苏轼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老天不下雨，就会“无麦无禾”，我们就会饿肚子，小偷强盗就会出来活动，这样一搞，我还能和各位朋友在这里饮酒作乐唱卡拉OK吗？“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这雨下得真是及时！感谢老天！

然后就大发感叹，说就算老天下美玉珍珠，既不能吃也不能穿，也是一点用都没有。现在下了三天雨，这是谁的功劳呢？老百姓说是太守的功劳，太守不敢承当。是皇帝的功劳吗？皇帝也不接受。或者是造物主的功劳？但“造物不自以为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好“归之太空”，然则“太空冥冥”，无言以答。既然如此，那就“吾以名吾亭”吧。

苏轼差点就要说是自己的功劳了。

就这么篇文章，啰里啰唆，内容空洞无聊，做作矫伪，却硬是被迂腐的苏粉们吹捧为关心民生之作，千年来被奉为经典，同志们常闭目摇头吟诵，真是咄咄怪事!

可惜的是，苏轼刚刚把宋选拍热乎，好日子没过几天，宋选就被调走了。接任宋选的是一个名叫陈公弼的老家伙，也是四川眉州人，“为人清劲寡欲”，“面目严冷”，“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好面折人”。不过这人能力很强，在各地任官期间也做过不少实事，深受朝廷信任。

老陈到凤翔上任后，见苏轼举止轻狂，个性张扬，比自己还高调，心里就有点不喜欢，开始处处给他难看。

苏轼见老陈不把自己当棵葱，心里也不快活，自己年纪轻轻就考中了进士，现在又中了朝廷制科考试，名高才大，做你的副手是你的福气，你敢给我脸色看，我就跟你操到底，于是经常和老陈吵架。在其后所写的《陈公弼传》中，苏轼承认自己“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

一个手下，跟顶头上司这样硬搞，当然没有好果子吃。老陈毫不客气地给了他几个下马威。

苏轼参加制科考试时，考的是“方正贤良直言极谏”专业。有个科员想巴结讨好苏轼，就顺杆子称他为“苏贤良”。这话正好被老陈听到了，当下大怒，指着那科员骂道：他苏轼只是一个小小判官，能称得上什么贤良？“府判官何贤良也”!不问青红皂白，把那科员裤子扒掉打了个烂腚。

这板子打在科员的屁股上，却比直接打在苏轼的脸上还要难受。

有一年七月十五过中元节，苏轼可能喝多了，没能及时到知府厅上班，结果又被老陈搞了一家伙，“罚铜八斤”。赔钱是小事，面子上太难看了。老陈一点也不给大文豪台阶下。

更有甚者，作为副手，苏轼有时想和老陈谈一次话都难，申请书递交几次都不予接见。起草的文件也被老陈拿笔一改再改，反复让他重写，几乎没把他气死。

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苏轼没有什么办法，只好装孬，有一阵子不敢狂了，说自己是“虽无性命忧，且复忍斯须”。

总是装孬蛋也不是个事，正好，来了一个机会，他不敢当面威胁老陈，却可以趁机敲打老陈一下，好让老陈知道，苏轼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于是端上了一盘热腾腾的《凌虚台记》。

这个凌虚台，是老陈想在山上弄个落脚点，爬山的时候好在上面看得远一点玩得爽一点而建的一个土台子。文人们都有才，就弄了这么一个文雅的名字。

老陈附庸风雅，命令苏轼给这个凌虚台写一篇小记。

按照苏轼的一贯作风，他当然不会批评老陈浪费公款修建一个没用的凌虚台，他本应不分黑白不讲原则地痛下杀手猛拍老陈马屁的，这次苏哥哥却改变了手法。

他先是把凌虚台的地理位置交代了一下：所处之地在“南山之下”，“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吃喝都很方便，往前走一点就可以爬山，往下退一点就可以吃饭喝酒，真是占尽了地利。

苏轼暗中批评老陈说，凤翔离高山很近，老陈却不知自己身旁有高山，这本身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确实也有点讲不过去，所以，现在要建这个凌虚台，以图站高望远，“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这是在指责老陈没有认识自己这座高山!

说凌虚台还没开始动工的时候，老陈就拄着拐杖到这里看过，“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非常显眼，以为这个地方很独特，就派人扛着工具来挖，结果挖出了一个可以养鸭子的水塘，挖出来的泥筑成了一个高台。我们爬到高台上四处一看，晕头转向，不知到底有多高，干脆就叫做凌虚台吧，老陈让我写篇文章把这事记录一下。

苏轼故弄玄虚地对老陈说：“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你看这个地方，以前全是“荒草野田”，狐狸乱窜，那个时候，谁能想到还会有这么一个凌虚台呢？“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以后这个凌虚台也许会再次变成荒草野田，这种事情谁也摸不清底细。

老陈你看，凌虚台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曾经是秦汉隋唐各朝领导战斗过的地方，想当初“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地势“坚固而不可动”，现在呢，连个鬼影也看不见，“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都已经“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帝王宫殿尚且如此，更不要说这个土趴趴的小小凌虚台了。

写到这里，苏轼就可以对老陈大言恐吓了：这个凌虚台都“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呢？言外之意是，你不要看我苏轼现在是你的手下，受够了你的鸟气，谁能保证以后我不会踩在你老陈的头上拉屎撒尿呢？

这篇文章是苏轼虚无世界观的典型代表，在此后的诗文中，包括那篇一世雄文《念奴娇·赤壁怀古》，都不过是一再表达这种思想。他相信世事变幻，人生无定，所谓“废兴成毁”，无踪可觅，世间的一切也就不值得珍惜和肯定了。因此，人生在世且尽欢，何须徒建万古名？

正是在这种人生思想的指导下，他的精神世界是空虚的，无聊的，娱乐的。除了一味追求享乐名利以外，再没有其他明确的人生目标。如果仔细品味他的那些传世名篇，很少看到有哪篇诗文表达了某种积极向上和锐意进取的精神。那首满是意淫的“西北望，射天狼”，也只不过是特定时期在特定写作意图下的灵光一闪，后面会详细说到。

《凌虚台记》肯定没有白写，老陈看了以后，果然有点心虚，知道苏轼不是个善茬，万一真的得势，说不定真的会把自己欺负得死去活来，于是决定给苏轼一个台阶下，手里拿着《凌虚台记》对身边的几个科长笑着说：这狗日孩子，心眼也忒小了点，我一向把苏洵当儿子看，当然就要把他当孙子待，“某犹孙子也”，有时批评他几句，防止他年纪轻轻暴得大名就不知天高地厚了，想不到现在这孙子还真的对我不高兴。

接着，老陈就让人把这篇文章一字不改地刻在一块石头上。这一场较量，苏轼大获全胜。苏轼的追随者们，亦无不以此津津乐道不已，当成天大的事情整天吹嘘到处宣扬。

后陈公弼因贪污罪被朝廷撤职，抑郁而死。有人说陈公弼获罪是受到了苏轼的匿名举报，而苏轼又是受到了欧阳修的指使，以报陈公弼“相遇之薄”之仇，连当朝宰相王珪都怀疑这件事，“疑公弼废死自东坡”。

陈公弼有个混混儿子，叫陈季常，为人仗义，自以为好汉，喜冒充大侠，“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自谓一世豪士”。这种人，当然很容易和苏轼吹到一起去，两人经常诗酒唱和，相互吹捧。正因了这层关系，他才在陈公弼死后为其写了篇传记，把陈公弼写成一位品德高尚的人民公仆。

为了表明自己彻底喜欢陈季常，苏轼不但为陈公弼写传记，还给陈季常写了篇传记，名叫《方山子传》。方山子正是陈季常的绰号。自吹从不给人写传记的苏大文豪，这次为陈姓爷俩冒大血了。

搞定陈公弼以后，苏轼的日子开始爽起来。

正好在这个时候，儿时的好朋友章惇来访。

苏轼与章惇多年不见，一见相欢。两人“同游南山诸寺”，听说寺里闹鬼，人都不敢在此住宿。苏轼当然也胆小怕怕，不敢入住。章惇却毫不畏惧，独住山寺，一夜清静，啥事也没有。

胆子小的腐儒们佩服章惇的胆魄，说“子厚宿山，魈不敢出”。

第二天早起，两人继续爬山，“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只有“横木其上”。章惇知道苏轼书法好，“揖轼书壁”，请他到绝壁上写几个字。可苏轼面对深渊，小腿吓得乱抖，“惧不敢书”。章惇只好独自“平步过之”，“垂索挽树，摄衣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写上了“苏轼章惇来”五个大字，然后原路返回，“神采不动”。

苏轼拍了拍章惇的后背说：吓死兄弟我了，你以后“必能杀人”。

章惇问：“何也？”

苏轼道：“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

章惇听罢大笑。

就这么一段小故事，苏轼不断地对别人大讲特讲，为的就是证明章惇为人狠勇，连个人性命都可以不顾。苏轼跟他闹分裂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文人们都欣赏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对章惇这种敢作敢为的壮士举止，当然看不上眼。

两人玩兴正浓时，突然听说前面有虎，两人“勒马同往观之”。离虎十步远的时候，两人骑的马不敢向前。苏轼心里也打鼓了，对章惇说：马都不敢上前了，我们还搞什么搞，不如逃命吧，“乃转去”。

章惇却不怕，“独鞭马向前去”，并提着一面铜沙锣在石头上乱打，把老虎吓得如兔子般惊窜而去。然后很镇定地对苏轼说：你的定力与勇气皆不如我。

事实正是如此，当苏轼对变法左右摇摆反复不定直至最后张口猛咬的时候，章惇却坚决追随王安石，屡经挫折沉浮却毫不气馁，不发牢骚亦无自怨自艾情绪。再次上台后，曾外摄军政，内主变法，以雷霆手段全力打击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对西夏和北辽采取强硬的军事态度，是北宋一朝继王安石之后的又一位有血性有勇力锐意进取的好领导，在北宋文弱的表象下涂写出了一道惊艳明丽的色彩。

可惜章惇这种大开大合勇担大任的行为不符合儒家所谓“儒雅”的标准，加上被苏轼及其追随者一再歪曲，最后竟被那些无聊文人污蔑为所谓“奸臣”与“小人”。而苏轼的文字虽被捧为开“豪放词”之先气，但在真正的言行上却是迂腐低俗，为人软弱，一遇困难就四处闪避，衰落退让。这种性格却因其文章言辞浮美而受尽吹捧，谓之大度，是忠义“君子”。

华夏之悲!

苏轼在凤翔留下来的所谓名人轶事也不是太多，倒是弟弟苏辙为了表扬哥哥的高风亮节，在自己的笔记《龙川别志》中，记下了这么一个能把人感动得眼泪乱喷的小故事。

苏辙在笔记里一脸诚恳地说，哥哥在凤翔工作期间，并不经常深入民间调查民情，因为哥哥打小就喜欢乱写乱画，听人说“开元寺多古画”，“往往匹马入寺”去看画，一看就是一天。

有一天，两个面相相当严肃的老和尚请哥哥到他们那里坐坐。谁曾想，这两个老和尚是化学家，已经研究出了“以朱砂化淡金为精金”的尖端技术，现在想把这个科学秘籍传给徒弟，可惜一直没找着合适的好学生，“患无可传者”，没有办法，只有传给哥哥了。

哥哥听了两位和尚科学家的话，却断然拒绝了这个严重发财的机会，一身正气地说：“吾不好此术，虽得之，将不能为。”

两个和尚化学家顺杆子就上，表扬哥哥：我们知道你不会搞这个东西，所以才传给你。

为了说得跟真的一样，苏辙接着编：太守陈公弼“平生溺于黄白，尝于此僧求方”，可两个老和尚就是不给他。因此哥哥很奇怪地问：我们领导求你你都不给，我却“不求而得”，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两个和尚科学家当然不好意思说我们脑子有病，乐意!你管得着吗？而只是很平静地对哥哥说：这个秘方太重要了，一定有人会拿去炼金，以前就有人这样做过，结果“有为之即死”，所以“不敢轻以授人”。

写到这里，苏弟弟的意图已是相当明显了：哥哥的品行好，超过陈公弼，这是天下皆知的事情，连两个深居破庙的老和尚都知道，而且很放心地把这个全世界最有意义的炼金的方子传给哥哥。

两个老和尚还拿了一套教材给哥哥，指出，“此中皆名方，其一则化金方也。公必不肯轻作，但勿轻以授人”。

就这样，哥哥得到了这件传世化学巨作。

哥哥拿着方子回家以后，只是研究了一番，果然没有下手炼金子，却又忍不住要对陈公弼吹嘘一下，结果把陈公弼惹得受不了了，硬是把方子讨了去，搞了一下，竟然成功了，“试之良验”!

然后苏辙就下结论了，说陈公弼贪心用了这个方子，果然被撤职查办，“以赃败去”。

真是搞不懂他陈公弼，都学会这么尖端的炼金术了，还贪什么赃呢，这不是头脑有毛病吗？

据说陈公弼被开除公职后，回到洛阳，继续大搞炼金，但时间不长，就死了。

看来老和尚的话还真是灵验!

后来的跟屁虫文人们分不清头重脚轻，把这件事拿过来，到处乱吹，以表现苏轼的人品好，不妄贪富贵。单吹苏轼一个人已经不过瘾了，把苏辙也一起拉上吹捧，只是情节略有改变。说这个方子不知怎么的又传到苏辙的手上，苏辙更伟大，竟然当着别人的面把这个可以暴富的方子给烧了，并且大义凛然地说，“贫可忍也，此宁可为乎!”

真是他娘的可惜至极!

苏轼兄弟既然如此不爱钱财不贪富贵，真不知为什么还要借官船护送老爸苏洵灵柩回家的机会倒运私盐以谋巨利。

苏轼在凤翔吹嘘说“自到任已来，日夜厉精”，工作非常勤奋。可惜基本看不到他有什么政绩留下来，只有一件事不得不提一下，因为这和苏轼对待王安石变法的态度有所关联。

凤翔的树很多，当地老百姓也就有了一项重要任务，要伐终南山大树以供应京城开封的建筑用料。那时运送木材主要通过水道，把大木头推下渭河流经黄河，一路淌到开封就行了。

由于只是结木成筏，顺河而下，遇有险滩砺石，就会把木材撞断撞散，流失无踪，损失非常大，河水暴涨时，情况更为严重。

在王安石变法以前，木材采伐和运送任务都是由官府强行分派给老百姓完成的，被拉去干活的人就叫“衙前役”，对所看管和运送的货物要负全责，如有丢失，必须照价赔偿。老百姓被这件事搞得焦头烂额，甚至倾家荡产，老婆都跟人跑了。

苏轼心肠还是很好的，他清楚地看到，老百姓最怕的“莫若衙前之役”。在《凤翔到任谢执政启》中，他承认自己对此无能为力，“救之无术，坐以自惭”，只能尽量做到平均而已。

当王安石顺应历史潮流，在全国由点到面地推行免役法，以政府雇工制代替强行摊派制时，苏轼跳出来不分黑白地加以反对。待司马光上台尽废王安石新法，把免役法也废掉时，他却又再次跳出来反对司马光。不知他到底想搞什么。

苏轼当然没有能力从根本上解决“衙前役”的问题，但好歹也动了一点脑筋。《宋史》记载，苏轼让老百姓“自择水工，以时进止”，尽量在黄河水小的时候运输木材。就这么一句话，苏粉们就可以大吹大擂，说此法一出，“自是害减其半”。

这也就是说说罢了。朝廷用木料，都是要得很急的，不然没有谁会在河水上涨的时候放木筏。仁宗皇帝死了以后，要建陵墓，从陕西征用大量木材，而且期限很短，就靠他一句嘴头上的“以时进止”，能起到多大作用？

尽管他在地方上不能脚踏实地的工作，却也没有忘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到凤翔刚工作一段时间后，就给宰相韩琦写了一封《上韩魏公论场务书》，大谈治国之策。

凤翔府属秦凤路，与西夏隔了好几个州，可苏轼仍然以为自己是在守边。他认为，“当今制置西事”，一定要有大手笔大动作，“非痛整齐之”不足以长治久安。然则“其事宏阔浩瀚”，“非可以仓促轻言者”，可我还是忍不住要讲几句，“特欲救一时之急，解朝夕之患耳”。

那他都提出了什么好的措施呢？

他说，从前，国家搞“藏富于民”政策，这个地方的老百姓拥有大量土地，日子过得都很爽，皆“不愿为公侯”。自从被元昊瞎搞了一下，此地经过“冰消火燎”，老百姓开始变穷了。据此看来，当务之急就是“多方优裕其民，使其气力浑厚”，一旦和西夏开战，就能抵御一段时间。

如何才能“优裕其民”？苏轼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建议：请朝廷把国家专卖的盐酒等商品交由老百姓自己自由买卖!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种好心肠的建议，也就是听这些书生讲讲罢了。专卖是支撑国家财政的重要手段，放到现在，也没有哪个国家能把专卖制度彻底取消。

这个建议，正是苏轼所谓政治才能的典型表现。老百姓听着感动，大声鼓掌叫好，深得民心，却一点也不实用。除了骗取一片喝彩以外，一无是处。

苏轼拍韩琦说：“况于相公，才略冠世，不牵于俗人之论。”这样取消专卖的小事，完全可以凭韩琦这样的大人物“一言可决”。

还好，苏轼有自知之明，知道“以官榷与民”的想法肯定会让人觉得“迂阔取笑”。但他坚信，“古人之所以大过人者”，没别的，就是能在“扰攘急迫之中”，“行宽大闲暇久长之政”。一旦我们做了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好事情，老百姓就会感激涕零，就可以达到“天下所以不测而大服”的效果!

难怪王安石评苏轼的文章“全类战国文字”，也就是用心太过，心机太重，耍小聪明的地方太多，妄想只用一点小计谋而取得意想不到的奇迹。他的很多文章都体现了这一特点。正是在这一简单思维的指导下，他很难做到脚踏实地的工作，而时时意图以奇策制胜。

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正是此理。

在这封信里，苏轼忘掉了自己说过的不必变法的话，明确提出了朝廷“数十年以来，取之无术，用之无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贫”，这都是“不革之过”。

苏粉们据此扯着嗓子说，他们的偶像还是有心改革的，不应被打成保守派。

岂不知苏轼是典型嘴皮上的变法家，而在骨髓里是一个死心塌地的保守派。

为了表明自己心怀天下，他还写了一篇《思治论》，劈面就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方今天下何病哉!”

这个问题提得好，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可惜苏轼的答案虽然文采斐然，却啰唆不清纠缠不明，说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罪在于不立也”。不过没人明白他到底想要“立”什么东西，只知道“苟立而成矣”，说只要一“立”，就会成功。

此时苏轼也清楚“天下常患无财”的现状，很多同志“游谈聚议”，想方设法要增加国库收入，国家也经常“变政易令以求丰财”，但都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而财终不可丰”；军事建设也没取得什么成绩，“而兵终不可强”；官员考核选举制度也不健全，“而吏终不可择”。这些事情加在一起，实在是让人头疼。

苏轼的设想是，先制订计划，“而后从事”，接着就啰唆了一大圈，说万一计划制订得不完善，就“如炊之无不熟，种之无不生也”。而如果计划得好，就“用力省而成功速”。然后猛用典故，加上反问、比喻、寓言等修辞手法，还有一大堆数字，只为了用以论证计划的重要性。

苏轼批评时政说，现在地方官员都“不知上之所欲为也”，个个晕头转向莫名所以，不知干什么好。有的地方官员专心搞司法建设，有的则想办法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民不知其所适从也”。结果你搞一套，完了我再搞一套，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也没有一个标准考核他们到底取得了什么效果。所有这些，失于没有一个好的计划。然后又拉出一大堆古人来为自己撑腰，证明说只要计划搞得好，一切事情都好办。

苏轼绕圈子的水平不是一般的高，废话讲了一大堆，古人搞了一大队，最后仍然没有提出什么可行的计划来！翻过来倒过去，就是那一句“先定其规模而后从事”。

他仍然在嘴上说得好听，讲“天下之事，不可以力胜”，既然“力不可胜”，那如何办才好呢？最简省的方案是“莫若从众”，就是听大家的。可惜如何听大家的，哪些可听哪些不可听，苏轼茫然，只知道要“真从众也”。

这样一弄就乱了，谁也弄不明白怎样做才是“真从众也”。

在快被搞晕以前，苏轼终于结束了他的这一雄论，说只要“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弄明白这三个基本原则，不单是我们大宋的工作很好搞，“虽北取契丹可也”。

真是容易!

这些文章写着好看，读着顺口，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名声越来越大，比那些只知蹲在下面闷声不响死干活的地方官强多了。在凤翔工作了四年，结束了第一任地方官生涯后，三十岁的苏轼要升官了。

公元一六五年，大宋治平二年，宋朝进入了无所作为的英宗时代。

三、故乡往返

风很大。

黄沙随风而起，在空中与落叶扯成一团，上下乱舞，直扑人脸。

一行官员艰难地行走在华山脚下的驿道上，人人抱肩缩颈，细眯双眼，时不时地抹去一脸灰尘，露出惊恐的神色。

队伍前面的一名老兵突然神情发狂，一把扔掉手中的行李，把身上的衣服撕了个粉碎，赤条条地向前呼喊狂奔。后面几名官差见了，急忙追上去，拿粗绳子将这个发狂的老兵捆绑了起来。老兵仍然双目圆睁，呼喝不已。

一个文吏走上来，上下看了看老兵，对身边的首长说：苏大人，我看这个人是冲撞山神了，“此岳神之怒也”。

苏大人当然就是苏轼，他也瞅了瞅老兵，点头叹道：想不到这山神爷这么不给我面子，好，去庙里跟山神爷谈谈吧。

一行人来到山神庙，苏轼神经兮兮地对庙里的土像说：我上任的时候路过此地，没有给你磕头，现在要回京城当官，从你这里取道进京，不敢不进来看看你，你把我的“随行一兵”搞疯掉，有人说是你生气了，“未知果然否”。

然后苏轼就劝山神爷：我这一个老兵，就像是“虮虱”一样，你何必折腾他呢，就算他有什么错误，以你神仙气度，应该“置之度外”。我看你以“岳镇之重”，手里权力也挺大的，不敢去得罪那些有权有势的贵人，却拿我这一个老兵开涮，未免太不够意思了。我只是一个小官，手下人不多，你把他搞出毛病来，我就少一个人干活，“一人病，则一事缺”，不如给我个面子，放了他吧。

说完这些话，苏轼转身出了庙，正要行走，“马前一旋风突而出，忽作大风，震鼓天地，沙石惊飞”。

苏轼一看山神还真不给面子，便“冒风即行”。有人被风吹得受不了，请苏轼向山神说几句软话。苏轼严正指出，祸福由天，现在山神不开心，但“吾行不止，其如余何”？

“已而风止，竟无别事”。

“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字方叔)在《师友谈记》中写下这个小故事，意图再明显不过了，为的就是吹捧他师父的一身凛然正气，连神仙都拿他无可奈何!

苏轼总算从凤翔赶回了京城，四年过去了，京城已然物是人非。

首先，皇帝换了，仁宗于公元一六三年崩于福宁殿，没留下儿子，侄儿便做了皇帝，就是宋英宗。

其次，皇帝的秘书、他们苏家的眼中钉、知制诰王安石此时已因母丧而丁忧于江宁。

再次，英宗想尊自己死去的亲老爸濮王为太上皇，惹得很多老臣子不高兴，结果引发了一场“濮议之争”。

在“濮议之争”这场闹剧中，欧阳修等人站在英宗皇帝一边，同意尊英宗的老爸为太上皇；司马光等遗老则忠于先帝仁宗，只同意尊仁宗为太上皇。两派人马个个奋勇人人争先，不怕浪费唾沫也不怕讲干舌头，引经据典，庄严肃穆却又青筋乱暴，义正词严同时脚下使绊，吵得一塌糊涂。

结果，欧阳修一派有皇帝和宰相韩琦撑腰，在争论中取得了全面胜利，一众反对人等被赶出了京城。只有司马光得以幸免，继续留在京城，开始抽时间写《资治通鉴》。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轼回到了开封，到吏部报到后，等着分配新工作。

苏轼名气大，连上台不久的英宗都“闻轼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这提拔得就有点太快了，宰相韩琦坚决不同意这么做，他劝英宗说，苏轼是“远大之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只是要慢慢培养，否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反而会害了他。

英宗一听也有道理，就和韩琦商量：不能当知制诰，“且与修起居注”如何？让他跟在我身边记录我的一言一行好了。

韩琦还是不同意，对英宗说：这个工作很重要，还是不要轻易给他，我看给他一个直史馆的工作做做算了，而且需要通过考试才能录用。

苏轼只好参加秘阁考试，他的水平不需要怀疑，“入三等，得直史馆”。

想不到欧阳修偷偷把这件事“具以告轼”，苏轼听了，当然是非常不开心，嘴上不好明说，只好叹了口气，酸酸地说了一句：“韩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从此以后，他只跟欧阳修和张方平套近乎，再也不跟韩琦玩了。

这件事是苏轼亲口讲出来的，然后被他的跟屁虫郎晔记录下来，《续资治通鉴长编》也一本正经地写下来，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正在苏轼四处跑官要官，为功名“汲汲强奔走”之际，妻子王弗却在五月份一病而逝。王弗十六岁和他结婚，二十七岁去世，只跟着他过了十一年。让人奇怪的是，正值壮年旺盛的苏轼跟这位结发妻子只生了一个儿子苏迈！而这个儿子还是他二十四岁时生下的。没有理由不怀疑，在没有电视和网络的年代，他的夜生活都干什么去了？该不会是嫖妓去了吧。

王弗的婚姻生活想来并不如很多好心人想象的那般幸福，苏轼文字如山，没有一个字是描写他与王弗的家庭生活的，对王弗所生何病也没提过一个字，没有人知道王弗是为何早逝，这与他对小妾朝云健康状况的高度关注是很不相称的。

读一下苏轼写的《亡妻王氏墓志铭》吧，看看有没有人会因此而感动泪流。

苏轼先交代了一下王弗去世的时间和地点，“治平二年五月”，“苏轼之妻王氏卒于京师”。第二年六月，才随老爸棺木一道运回四川老家安葬。

接着简单回顾了一下王弗和自己的婚后生活：王弗非常孝敬父母，“皆以谨肃闻”。我一开始以为她不识字，虽然她经常听我读书，可是我却不知道她到底能不能听懂，“不知其能通也”。

可见苏轼甚至在结婚后很久才知道妻子原来是认识字的。尽管王弗对他非常依恋，常伴在他书房内“终日不去”，令王弗难过的是，苏轼根本无意与她探讨读书内容。

“其后轼有所为于外，君未尝不问知其详”。苏轼从来不愿明说他在外面做了些什么，但我们可揣测一下这两句话背后的意思，实际是说他经常在外面唱歌跳舞饮酒作乐流连不归，回家后王弗总是要盘问一大堆，还天天拿老爸的话来压他，“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

看来苏轼在王弗的看管之下玩得不是太爽，两人的感情自然也就一般般了。

王弗还经常偷听苏轼和朋友侃大山，对于一些看不上眼的人，总是反复叮嘱，让他不要跟这种坏蛋朋友玩。

然后苏轼就开始惋惜了，说王弗“将死之岁，其言多可听”，讲得也不全是废话，“类有识者”，好像是有一点见识的。

他对王弗的死还是很能想得开的，说王弗终于可以陪着母亲长眠于九原了，而我做儿子的却不能，“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我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人了。

接着又说，王弗虽然死了，“其有与为妇何伤乎”？就是说，我有这样一个女人做妻子，还有什么好悲伤的呢。再来一个“呜呼哀哉”，全文就此结束了。

全文一反苏轼为文拉杂啰唆的风格，写得冷静简洁，几乎就是一个旁观者在记述一个与己无关的女人的死亡。

此后直到熙宁八年（1075），苏轼迁任密州。官场的失意，令苏轼心生无边的空虚郁闷，就算是“老夫聊发少年狂”也无法排遣心中的烦恼。在一个夜晚梦见王弗以后，突然惊醒，写下了一篇传诵千古感人至深让半老徐娘们眼泪乱淌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词，写得悲凉刺心，读来令人哀恸绝倒，确实是他一觉醒来后于深沉暗夜中天性真情的自然流露，一洗苏轼之词“短于情”的缺点。

只有一点可惜，这个词没有任何针对性，可以用于任何亡人，非独王弗。

最后一句，“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写得婉约幽怨，而事实上，“家有数妾”的苏轼只怕是没有时间“年年断肠”了。

后面会看到他左拥右抱时的激情奔放与神采飞扬，那时再回想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对王弗“不思量，自难忘”吧。

正当苏轼把王弗停棺京城，想坐稳了板凳再另作打算时，他那个一心想当官却又一直考不取进士的老爸苏洵也因病去世了。

算苏洵命不好，经过苏家一再请求，朝廷正要赠苏洵“光禄寺丞”的头衔，文件刚起草好时，不料“未报而洵卒”，老苏头就这样一命呜呼而去。英宗“赐其家银绢各百两匹”用以治丧。苏轼却“辞所赐，求赠官”，请朝廷给他老爸封一个官做做，这样面子上要好看的多。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死要面子。

英宗“既从之，又特敕有司具舟载其丧归蜀”，特派官船装着苏洵的棺材回四川安葬。兄弟俩护丧经淮河后溯长江入蜀，一路风波，终于在一年后，也就是治平四年(1067年)八月葬苏洵于眉州彭山安镇乡可龙里老翁井侧。

下葬的时候还遇到了点麻烦，墓砖不够用。

苏轼曾对人说过这样一件事，说给老爸下葬时，因事起急促，一时凑不齐如许墓砖，只好到处求人，有人就告诉苏轼，应该去求当地的一个豪侠，不过这个大侠经常在外打猎，很不容易找到，能不能办成，只能看运气了。

苏轼这个孝子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找这个大侠，“凡两日始得至其居”，一直站在路边等到晚上，才看到一位少年侠客带着一众人马野猎而归。这个侠客当然对苏轼很客气了，“易服出迎于门外，执礼无违”。苏轼就把求墓砖的事情向大侠讲了，大侠说小事一桩，先吃饭再睡觉，明天你回去就行了，一切包在我身上，保证把墓砖按时送到。

这下苏轼放心了，吃好喝好睡好以后，第二天开开心心回家。谁知待在家里一等一天，音信全无，第四天就要开工挖土了，可还是没有一块砖送来。心里就开始有点急了，到处抱怨别人，说不该让他把希望押在这么一个人身上。抱怨也没有用啊，只好等吧。想不到第五天早晨起床一看，却见五万口砖“斩斩然罗列矣”，“众皆惊叹”。

苏轼被这个事情弄得很感动，把老爸葬好以后，再次前去拜谢这位大侠，人家却不愿再见他了，把砖钱送上吧，人家也不愿收。

这种事真是少见！偏偏都让苏轼给遇上了。真能让文人们眼红而死。

人不能白死，苏轼为了老爸面子考虑，把一切东西都搞得很全活，行状、神道碑、墓志铭、墓表和传记等等，一律请名人代为吹捧。苏轼干爸张方平当然是义不容辞，为撰《文安先生墓表》。苏轼继续四处请人为老爸写哀词。在《与曾子固书》中，苏轼“叩头泣血”，说父亲死前“欲求人为撰墓碣”，虽然没有明言请谁写，但苏轼估计，大概是“欲得子固之文也”，所以附上相关材料，请曾巩一定要给他的先人写一个行状。

又据说，苏洵死前曾向欧阳修表态：“知我者唯吾父与欧阳公也。”欧阳修听罢，觉得很不好意思，只好承担了写墓志铭的艰巨任务，在《苏明允墓志铭》中着实把苏家和前代祖先又表扬了一把。

借这个机会，苏轼又请司马光给母亲写了一个墓志铭。司马光有点想推卸这个任务，说“夫人之德，非异人所能知也”，但最后还是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活。这样，父母都弄了一套名人题写的墓志铭，算是尽了孝道了吧。

居丧期间，并不需要每天都待在家里难过，相反，苏轼跑了很多地方，并应宝月和尚的邀请，写了一篇《中和相胜院记》。

苏轼认为，“佛之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怕苦，“其始学之，皆入山林，践荆棘蛇虺，袒裸雪霜”。这都可以忍受，只是成功来的太慢了，“茹苦含辛，更百千万亿年而后成”。如苏轼此类急于功名效果的人不免有点等不及。“虽名为不耕而食，然其劳苦卑辱，则过于农工远矣”，简直比农民还要辛苦。

苏轼承认，他对于佛教是“慢侮不信”的。勉强写这么一篇文章，也是推不掉人情，“故强为记之”。他非常害怕那些佛教戒条，指责那是“为愚夫未达者”而制订的，不应该用来管制苏轼这种高人。尽管后来他渐渐也开始信佛了，却从来没让自己吃过一点佛家的苦。

熙宁元年(1068)七月服丧期满，苏轼顺手把自己的个人问题给解决了，续娶王介王闰之为妻，正是前妻王弗的堂妹。王闰之比苏轼小了十几岁，好在苏轼并不在乎这些。一切搞定以后，兄弟俩不再拖延，急马收拾行李再回京城，别的事情可以慢慢搞。一家人收拾行李家伙，拖拖拉拉，直奔东京而去。

正因仕途奔忙，此次离家后，苏轼兄弟再也没有回过四川一次。但这并不妨碍苏轼在文章中表达思乡之情，他曾写过一篇《送张嘉州》：

少年不愿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

颇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

这个既不愿做万户侯，也不愿结识京城名流以搏上位的清高的文人，只是想做一个四川嘉州太守，当然，他并不是想以此造福乡里，而只是想优哉游哉的“载酒时作凌云游”罢了。

那真是一种神仙的生活。

话是这么说，这次回京，苏轼可是抱着明确的“封万户侯”的目的的，他急不可耐地要回到京城这个可以让他飞黄腾达的地方，以至于在路上再也无心游玩，和朋友喝酒吹牛都没什么兴趣，“笑言安能久，车马就奔迫”，其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可惜的是，我们深具名人风度的苏轼苏大诗人没有料到，此时的京城早已是物是人非了。朝廷的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年仅三十多岁的英宗皇帝已因病驾崩，儿子赵顼继位，是为神宗。

神宗年且二十，“英睿仁厚”，“气质早茂”，俊朗帅气，精力充沛，行事明敏，不入流俗，即位后改元熙宁，欲以大有作为，遍寻天下英才，从头收拾旧山河。上台不到一个月，便诏令退居江宁讲学的王安石出知江宁府，时间不长，再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看出神宗是一位有心于治的明君，这才不顾身体虚弱，毅然动身进京，并在短时间内被从翰林学士提为参知政事，接着再任宰相。北宋也就此拉开了名震中外声传古今轰轰烈烈的变法的序幕。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向文明迈进的一次重要尝试。其变法项目巨细皆包，内容繁多，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都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其中涉及经济、教育、商业、农业、制造业、政府用工制度、官员选拔机制、军事和地方治安等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宋王朝直至对中国社会都产生了空前巨大的影响，很多人性化的变法项目经过千年演变而至今不废，成了造福人类的一次最有意义的政治革新，在当今世界范围内都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普遍的肯定。王安石变法的结果，也为北宋带来空前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农业商业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在军事上亦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对西夏和北辽的关系重拾优势地位。

苏轼没有赶上这场大变法的好戏开场，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这场变法事业评头论足，现在他也可以大显身手了，只可惜并不是为变法事业添砖加瓦，而是要态度坚决的跟王安石对着干。

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变法明星之一王安石冉冉升起的同时，另一个态度顽劣的优秀保守派代表也就此新鲜出炉了。

苏轼苏大才子，现在终于可以以另一张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了。

四、不喜欢变法

天寒地冻，朔风呼啸。黄河边上一行人沿岸而来，马蹄踢打着坚硬的路面清脆作响，伴着车轮碾出的隆隆声，几乎压倒了车厢内两人的谈话。

哥哥，听说现在京城闹得动静挺大的，官家把王安石弄了上来，说想要变法，我看这事对我们不利。想当初他只是一个知制诰，就敢拿我们兄弟开刀，一旦得势，不得把我们兄弟整死？

老弟，你也不要太把王安石当回事，我看他这人，文章学问虽然可以与我们兄弟比一把，但心眼也简单，应该不难搞。他以前和我们过不去，好像也不是存心的。只是有他挡在高处，我们可能一时不好上位。仁宗皇帝说我们两个都能当宰相的，不知何时才能出头。

哥哥，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到了京城以后，是支持他呢，还是反对他呢，我一时拿不准。

一阵沉默……

苏轼接着道：现在的问题是，王安石的变法派根底浅，但有皇上撑腰。司马光那帮保守党，人数看起来挺多的，也都是名人，惜乎腰杆子不太硬。万一跟皇上搞翻了，被砍掉几个，也挺危险。这个事情选择起来确实有点难度。

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苏轼兄弟怕站错了队！

苏辙沉默了一会，一拍掌，对苏轼说：不如这样，以前考进士时老爸不教导过我们要学会一阴一阳吗，不如再来这一手，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总不能两个脸都唱砸了吧？

苏轼看了看弟弟，不好说什么，沉吟了一下，问：你打算跟哪一派混？

苏辙倒是挺英勇，劝哥哥说：我觉得吧，王安石他们表面看起来忙得很热火，但他们是做实事的，一做事就容易出问题，一出问题，不一定就能挺到最后，说不定哪天皇上一不高兴，他们就全盘皆输了。倒是保守派那边，富弼韩琦司马光，清静无为，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反而能撑得时间长一点。哥，你比我大，应该跟着司马光他们混，机会应该多点。我还年轻，来日方长，就跟在王安石后面晃荡吧，反正我们兄弟俩，混出一个来就行。

正说着，前面拉车的马突然打了一个响鼻，把兄弟俩震得一阵晕乎。

苏轼扇了扇面前的腥气，慢慢点了点头，眼里闪着泪花说：看来也只好如此了，老弟，为了我们苏家，你受委屈了。

苏辙一摇头：也没什么了不得啦，只要局势明朗，我立马跳槽就是了。

必须说，以上皆为小说家言，不可当真。但苏轼兄弟俩此后的行径，也难免让后人有此诛心之论。

神宗熙宁元年，苏轼“年三十三免丧”，把父亲安葬后，再次起程返京。自此至死，再也没有回四川拜过祖坟。

兄弟俩在路上走了几个月，商量了百十天，口水喷了一马车，赶在熙宁二年（1069）二月回到了京城。但此次进京，兄弟俩果然采取了一个两全的保险做法：苏轼冒充君子，反对变法；苏辙勇做小人，参加变法。各入一派，总有碰上狗屎运的机会。

先是苏辙上疏，讲：要想弄钱，不要去求财，而是要去掉各种弊端，“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应该解决好三件事，“一曰冗官，二曰冗兵，三曰冗费”。

神宗和王安石一看，写得不错，有点头脑，就任命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和王安石手下的变法派大将吕惠卿同一个级别，同一个办公室办公。

苏辙胳膊夹着小皮包，不声不响地到条例司上班去了。后来受不了言语直白的吕惠卿的欺负，还没等局势明朗就当了叛徒跳槽成了反对派，和哥哥一起扯着嗓子骂王安石。

苏轼则去吏部要了个官，任“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他现在有事情做了，“只管骂王介甫”。

其时正逢王安石要改革科举考试，并在各地兴建学校，以大量培养合格的应用型人才。这个建议得到了各部门大多数人的赞成，只有苏轼，不分黑白，上去就砍，写了一篇庸俗低级的《议学校贡举状》，要“讲求学校贡举利害”。

喜欢女人小脚的朱熹评价过苏轼：“东坡议论大率前后不同，如介甫未当国时是一样议论，及后来又是一样议论。”这就是所谓的“好作两截论”。

朱夫子对苏轼策论性文章的风格是很了解的：“东坡平时为文论利害，如主意在那一边利处，只管说那利。其间有害处，亦都知，只藏匿不肯说，欲其说之必行。”就是只拣对自己有利的说。

看看苏轼在《议学校贡举状》中的表现是不是这个样子。

文章首先提出：“得人之道，在于知人。”暗示神宗用王安石是不知人。

苏轼相信只要“君相有知人之明”，把人认清楚了就行，这样什么事情都好办，现在的考试也是不需要改的，学校也是不需要建的，因为已经够用了，“臣以为有余”。

他也不是彻底没有道理，此中的逻辑是，“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就算是“三代圣人”从棺材里爬出来治理天下，他们也自有选拔人才的方法，何必非要兴建学校呢？

苏轼警告神宗，现在“变今之礼，易今之俗”，非要改贡举兴学校，简直就是“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今之学校，特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

这张保守派的嘴脸何其清晰可爱！

那么，他对教育又有哪些认识呢？

苏轼说，要想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不在于教育工作搞得怎么样，而在于中央领导能否做到“修身以格物”。中央领导品行好，人民群众的品行自然就高尚。如果只知以考试取人，“俗设科立名以取之”，“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

他的理由是，诗赋考试容易判断优劣，而策论考试没有标准答案，“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那么“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

啰唆半天，最后的结论竟然是考策论比考诗赋更差劲。

苏轼还有一种人才思想，可以和司马光的经济思想交相辉映，司马光相信天下财物“止有此数”，再忙也弄不出多点钱来，所以他反对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事业。而苏轼的人才观是：“至于人才，则有定分。”说一个人的才能是一定的，给他活让他去干，就会看出他是有能力还是没有，“施之有政，能否自彰”。

既然人才有定分，他当然要反对建学校了。

为了反对科举改革，苏轼用了一个自以为很有力的反问，“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现在何必非要把它废掉呢？

苏轼写好《议学校贡举状》后，忙忙的跑去拿给神宗看。神宗点点头：我本来就对这件事有疑虑，“今得轼议”，我更明白了。

这是神宗一贯玩的把戏，当面表扬你，逗你玩，让你喜欢，实际却不把你的话当回事，除王安石以外。

苏轼不知道真相，喜笑颜开，问神宗：皇上你说的是真的吗？我怎么有点不敢相信呢？

神宗不理他，又问：现在的政策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你不妨跟我讲讲，“虽朕过失，指陈可也”。

苏轼一听这话就当了真了，一脸严肃地回神宗：我认为“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嫌神宗“听言太广”的意思是，只要听一两个大臣的话就行了，不必多听其他人意见。这一思想正是思想的直白表达。而他嫌神宗提拔人太快了，则是担心自己被挤得快没位子了。

神宗一脸严肃回答苏轼：“卿三言，朕当熟思之。”

苏轼喜不自禁，美滋滋地退朝，“言于同列”，把自己和皇帝谈话的事情到处跟人讲，自抬身价。以他的行政地位，想见皇帝的龙颜还是不太容易的。

兴建学校和科举改革并没有因为受到苏轼的干扰而停止，只是时机尚不成熟，改革方案尚不能令王安石满意。加上国库一空，朝廷也拿不出钱来兴建学校。更主要的是，经济改革已被提到了首要地位，贡举改革直到两年后才全面展开。

时机成熟以后，王安石不但对考试内容和方式进行了改革，还设立专业学校，分别教授武学、法学和医学等专业知识，培养专门人才。其远见卓识和思想深度，是愚弱肤浅轻狂自大的苏轼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苏轼交过这篇作文以后，被任命为“开封府推官”。

有人说王安石给苏轼的这一任命，是想“困之以事”，让他没有时间说废话。而苏轼却把活干得不错，“决断精敏，声闻益远”。

事实上，苏轼在开封的工作除了这句意淫的话外，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政绩留下来。

当然，时光也没有虚度，他在开封结交了大批狐朋狗友，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朋友就是驸马王诜。

这个王诜可能样子长得很好看，娶的是英宗的女儿蜀国公主，算是神宗的妹夫。画家，人品不好，是一个典型的无耻淫棍，“朋淫纵欲而失行”，花心太盛骚劲十足，喜欢写诗作画吹牛玩女人。不把公主看在眼里也就罢了，这个放浪的畜生竟然在公主重病之时，当着公主的面与小妾搞钻探活动，硬是把公主活活折辱而死。

王诜还跟伟人赵佶是好朋友，除了在家招集好友聚众外，还经常陪同赵佶一道光顾高级妓院撷芳楼。同志们一边做剧烈运动，一边饮酒谈诗，讨论书法与绘画艺术，为把赵佶培养成一位败国亡家的花花皇帝耗费了毕生精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北宋的优秀人渣。

人以类聚，鸟以群分。

这种有才有钱有势又“不矜细行”的人物，当然跟苏轼是臭味相投了。苏大才子曾一再在王诜的画作上题诗吹捧，前后不下数十首，表扬王诜的画足可“笔执挽回三百年”，并经常和王诜一起冶游玩乐，感叹两人“何时东山歌采薇，把盏一听金缕衣”。

估计苏轼是想“把盏一脱金缕衣”吧。

当年王诜招集好友聚众，里面说不定就有苏轼这位文坛巨大的才子。

这两位艺术家的关系实在是太好了，好到狗屎涂不上墙的地步。当时流行互相送女人，这样做对于两位艺术家来说太俗气，于是开始互送男人。

令人尊敬的高俅高先生，本是“东坡先生小史”，后被“东坡以属王晋卿”，从苏轼的手里转到了王诜手里。可能是高俅受过苏轼的艺术熏陶吧，小家伙实在是太可爱了，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见了都要翘尾巴。王诜不敢独享如此宝物，又转手把高俅当做重要的礼物送给了赵佶，大名鼎鼎的高俅高太尉就此隆重登场，为北宋的灭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苏轼在开封所谓的“声闻益远”，大概也就是在这方面比较有成就吧。

人总有发闷的时候，苏轼觉得要找个话头说说了。

刚好，要过年了，无论多少，家家都得准备点年货，皇家也不例外。其中一个大项目就是要买灯笼，准备在元宵节用。用大把灯笼把皇宫装扮得光辉灿烂，才显得皇家富贵。

于是“中旨下开封府，减价买浙灯四千余只”。这算是团体采购，量大从优，降了点价格，皇家就讨了点便宜。

苏轼终于找到为民请命的机会了。因为是皇家的事情，在这件事上讲几句话，影响肯定是相当大的，所以，苏轼一狠心，写了篇《谏买浙灯状》。

照例，在文章开头，忍不住先自吹了几句，说我经常替皇上你“深思治乱”，希望能给你“指陈得失”，并且真的希望同志们都能像我一样对皇上“共献所闻，以辅成太平之功业”。现在我就要对皇上讲几句真话，“虽以此获罪，万死无悔”。

苏轼心肠好，一想起贫苦百姓心里就难过，边写边淌眼泪，说我听人传说皇宫下令减价购买浙灯四千余盏的时候，“惊愕不信，咨嗟累日”，好几天都饭吃得不香妞泡得不爽澡洗得也不干净。

为什么我如此难过呢？因为那些“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他们“举债出息”，就想在此时挣一点卖灯钱，以为“衣食之计”。皇上你作为百姓父母，“唯可添价贵买”，让百姓多挣点钱，可是皇上你却“宣令减价买灯”，灯民就吃亏了。老百姓不知道底细，都以为皇上你为了这些“耳目不急之玩”，从老百姓口中夺食。这件事虽小，但却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请皇上收回前命。

这话说得不错，很中听，其实也就是卖卖便宜摆摆好心肠。当时买灯，完全可以从大商户那里批发，而不是一只一只地从地摊上买，普通老百姓能吃多少亏？

再说了，皇家不买灯，老百姓手里的灯卖不掉，货堆在手里，岂不是更完蛋？

神宗还是很给苏轼面子，连夜下令停止降价买灯，“即诏罢之”。

苏轼一看，自己说话还挺管用，马上受不了了，“惊喜过望，以至感泣”，收拾书桌，磨墨润笔，精神饱满的写下《上神宗皇帝言事书》，“凡七千余言”，引经据典，排比比喻反问设问，用尽了所有文学手法，猛谈历史教训，借以“极论时政”。

苏轼啰唆起来，很有司马光的风格，先是极口奉承神宗，说是“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然后拐弯抹角的说了半天，终于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臣之所欲献者，三言而已，曰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这和司马光曾经一再向皇上提出的“曰仁、曰明、曰武”六字方针真是天残地缺，绝配。两人年龄不同，但在迂腐程度方面完全不相上下。

苏轼攻击王安石为变法而设置的改革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说：自“祖宗以来”，一直是由三司管理国家财政，可是皇上你却“创制置三司条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任由他们胡搞一气，一心想着如何创造财富，他对此非常不理解：“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对文人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苏轼贬低王安石手下的那些改革者们，批他们忙来忙去的忙了近一年了，可是“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只知道从国库往外掏钱，卖几千个度牒而已，“以此为术，人皆知其难也”。

他当然不知道，任何事情都不是容易一蹴而就的，王安石变法后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国富民强兵盛，这当然都是苏轼所不愿看见的。还好，《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东京繁荣景象胜过无数保守派无耻诬蔑。

苏轼的见解是很奇怪的，他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只要民风淳厚，国家穷一点也没有事。不然，就算是“虽强且富”，也难以持久。这真是一种奇怪理论，可见儒家提倡的所谓“恭让”品性是如何深入苏轼的骨髓。他根本不知道，如果做不到“强且富”，那是要被人家打得满地找牙的，最后也是要亡国灭种的。

我们的历史，已一再扇了苏轼的耳光。

根据他的奇怪见解，苏轼劝神宗“当崇道德而厚风俗，不当急功利而贪富强”。应该“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

所谓“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其实就是万全养猪，让老百姓吃饱了什么都不想，是愚民政策的高级代表。他所追求的“民德归厚”这一至高目标，在外敌的铁蹄践踏之下，不知将要从何“厚”起？

苏轼啰唆了很多，基本都是这个调调。把正在推行的青苗农田水利等法全踩了一遍。扯着嗓子为那些豪商大贾们喊冤叫屈，说他们现在被变法搞得“皆疑而不敢动”。

对于王安石变法中贷款于民的青苗法，苏轼也反对，理由极其无知，说什么“青苗放钱，自昔有禁”，现在“始立成法”，虽说不许强行贷款，可谁又能保证在数世之后，没有大批暴君污吏出世，用青苗法来欺负老百姓呢？皇上你“能保之与”？

苏轼继续攻击青苗法：想请青苗钱的人家，多是穷光蛋，“必皆孤贫不济之人”，这种人家，要是逼着他们还钱，就会“继之以逃亡”；可不逼他们还钱，就得让邻人替他还钱，“均及邻保”。不管怎么搞，都会乱成一团糟。

苏轼并且指责青苗法“不许抑配，亦是空文”。

如果每一条法令都被指责为“空文”，那最好还是什么都不要干了，不如大家一起回家洗洗屁股睡觉，然后等着饿死拉倒。

苏轼还用想象中最严重的后果来吓唬神宗：如果有一天，后世写史说，“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

他也反对整顿农业提高农田生产水平的农田水利法，理由更是牵强，空言什么“人心或摇，甚非善政”，“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针对在汴河两岸试种水稻一事，苏轼把自己当成农业专家，断言“汴水独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

可是当他眼睁睁地看着汴水两岸长出了黄澄澄的稻米来时，却一个字也没有反悔过。这种人真是让人鄙视。

苏轼心肠好，担心地方官员会借兴建农田水利之机，“指人旧业以为官陂”，由此产生大量纠纷诉讼，“必倍今日”，这样当官的日子过得就不爽了。

他非常糊涂地问道：“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他当然也要反对改革政府用工制度的免役法。以前政府用工，都是强行摊派到各家各户，普通百姓的负担相当严重，因为有钱有势的人家是可以免活的。王安石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改革，不再强行摊派，而是按人头收取费用然后由政府雇工干活。这一做法现在仍通行世界，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举措。但苏轼不管这些，他的理由也是莫须有的，说，“自古役人，必用乡户”，就好比“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苏轼相信，乡户出力做差役，是应该的，是天生的。

苏轼继续说：差役这个事，虽然也有可能“以他物充代”，但那是不正常的，“终非天下所可常行”。现在行免役法，“数郡雇役”，又要向天下推广，这肯定是为害天下的恶法。

为此他坚持要重行差役法，主要是考虑到他自己的利益不能受到损害，“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为的就是“亦欲取乐”，当官做老爷享受百姓的伺候，苏轼认为这都是“人之至情也”。如果把当官的和有钱的人家逼得太苦了，“凋敝太甚，厨传萧然”，同志们的日常生活一点都不热闹，“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

苏哥哥只考虑自己的“人之至情”，就不愿想想老百姓的生活苦不苦，这种政治思想简直自私到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地步。

应该指出，在王安石提出免役法之前，苏轼其实是主张改革差役法的，现在却于“转手之间两论立焉”，怎能不让人耻笑？

更有意思的是，司马光废罢免役法时，他却又跳出来跟司马光大吵大闹加以反对，力劝司马光，“骤罢免役而行差役”，“盖未易也”，并一口气提出了免役法的五大好处，简直要把免役法说成一朵花。

真是让人痛惜，此前他为什么就不能对王安石变法说一句公道话呢？难道他的头脑被门夹过吗？被水淹过吗？被天上的雷电闪击过吗？

如果有人以为苏轼这是知错就改回头是岸，是快要成佛的表现，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在司马光死后，他仍然继续无端攻击王安石，污蔑所有变法项目，绝无一句公正之言，其中重点就是青苗法和免役法。

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所有议论看起来非常杂乱，但其坚实的中心思想从未改变过：一是想省事省心，啥事不做就完成治理国家的大业，所谓“清静无为”；二是亮开嗓子为富商大户请命，坚持要让富人的日子过得开心一点。普通百姓的利益从来不在苏轼的考虑范围之内。

那么苏轼对细民百姓又是什么态度呢？在《策别厚货财》中他说得很清楚：老百姓，不能让他们太有钱，这些人所需要的“不过十金之资”，够“衣食之费”，能养活老婆孩子就行了。一旦老百姓“稍稍蓄聚”，手里有了两个钱，“衣食既足”，那么“心意之欲”就会越来越多，就想挣更多的钱，去吃喝嫖赌，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样越有钱就越贪，“未可知其所终也”。

这个想法再清晰不过了，他就是要把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控制在温饱线以下，这样才能让他们不停地忙碌，没心思想别的事情。

苏轼最后要求神宗“罢制置三司条例司”。“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

这些话讲起来嘴上很爽，心还是有点后怕的，文章最后加了条尾巴：“臣之狂愚，非独今日。”皇上你一直没有搞我，我想大概这次也不会搞我吧？“恃此而言，所以不惧”。只是我对别人还是有点担心，“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到时恐怕连皇上你都不愿意原谅我，那就完蛋了，“岂不殆哉”！

苏轼聪明，绝不是假的，他最后几句话非常有意思，说：我“死亡不辞”，死就死了吧，只是怕同志们看到我的下场，以后都不敢说话了。我“思之经月，夜以继昼”，文章写好了又烧掉，烧掉又写，“至于再三”，最后还是“卒进其说”，请“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

神宗把苏轼的文章拿给王安石看，问：“辙与轼如何？”我看他们两兄弟“学问颇相类”。

神宗还是有眼光的，已看出了苏辙与苏轼的见解大致相同，所以才对兄弟两人一支持变法一反对变法也感到奇怪。

王安石对苏家兄弟看得更透，他指出：“轼兄弟大抵以纵横捭阖为事”，“轼才亦高”，惜乎所学不正，做不出什么实事来，心里又不服气，牢骚不免多了点，“其言遂跌宕至此”。

神宗深以为然，君臣都没有理睬苏轼的废话。

苏轼一看，上书以后没有什么反响，不禁大失所望，好在神宗也没有怪罪他，看来是死不掉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写一篇《再上神宗皇帝言事书》。

这篇言事书里已经没有什么新鲜的话题了，全是唠叨，有怨妇情节，说：皇上你自“去岁以来”，每项工作都是胡搞，“皆不与治同道”，弄得“四海骚动”，老百姓都很不开心，“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

苏轼危言耸听，妖言惑主，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大乱随之。”

历史已经证明，王安石当政的几年，是宋朝社会治安最稳定的几年，尽管经常对外用兵，农民暴动的次数却是历朝最少的。

苏轼甚至直接对神宗说：“王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

他给王安石扣的这一顶大帽子，一再被后人拿起来，反复扣在王安石头上，似乎他们都是洞察秋毫识人明敏通天入地的神算子，只有王安石是“不知人”的糊涂蛋。

王安石还是没有理睬苏轼，甚至连一篇反驳的文章都没有写，他还有正事要做，农田水利忙得正紧，免役法也要反复论证，哪有时间跟大文豪苏轼耍嘴皮子。

苏轼却太把自己当棵葱，不依不饶，继续操事，甚至跑去批评宰相曾公亮，“责其不能救正”。

曾公亮是个老好人，只好糊弄他说：“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苏轼心里难过，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和皇帝如一人呢？

这时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范镇因为无端攻击青苗法，同时恶意攻击王安石，被贬外放，正蹲在家里愀然不乐。苏轼却巴巴地跑去对范镇说：恭喜恭喜，范大人大喜了！

范镇为人沉稳，话不多，“每对客尊严静重”，“言有条理，客亦不敢慢易”。只有苏轼每次大声喧哗，“掀髯鼓掌，旁若无人”。范镇拿他也没什么办法。

这次范镇不高兴，就很不客气地对苏轼说：小苏，不用这么幸灾乐祸吧！

苏轼贺曰：“公虽退而名益重矣。”

范镇眉头皱成了拖把，愀然曰，“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啦？“吾何心哉”！

苏轼弄了一鼻子灰，灰扑扑地回家洗澡去了。

有一次，苏轼偶然遇见王安石，两人就在一起谈天论地，说话间就提起了西汉文学家扬雄扬子云。王安石略带疑问地和苏轼讨论说：史书写扬雄想要跳楼自杀，我倒是有点怀疑，以扬雄的个性，怎么会跳楼呢？

苏轼一本正经地对王安石说：我也怀疑一件事情。

王安石不知道苏轼肚子里卖的是什么药，就问：疑何事？

苏轼绷着脸说：我在怀疑，“西汉果有扬子云否”？

“闻者皆大笑”。

这一次，苏轼又出尽了风头。

反正他只要有机会，就全力以赴的从各个方面贬损王安石。有一次在朋友家里看到一座假山很漂亮，突然间诗兴大发，不失时机的写了一首打油诗用以嘲笑王安石：

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诡怪。

虽然知是假，争奈主人爱。

以王安石在朝廷中的地位，当真的跟苏轼一般见识、有心想搞苏轼一家伙的话，只怕能把苏轼玩得整天趴在地上吃唾沫。幸好王安石胸怀大度，在位凡八年，没有动手碰过苏轼一根汗毛。

苏轼见搞不动王安石，就开始搞跟随王安石进行变法的李定。

李定是王安石的学生，工作比较有成绩，被提拔进京做谏官。苏轼根据自己听到的一点传闻，就到处散布谣言，诬陷李定不服母丧，要求朝廷对此加以处理。

为了扩大影响，苏轼不惜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孝子朱寿昌大唱赞歌，目的当然就是影射和讽刺挖苦李定，至于朱寿昌孝不孝的，关他甚事？他又不是宣传部干事。

这件事，对李定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也为李定在乌台诗案中毫不留情地攻击苏轼埋下了伏笔。

苏轼上窜下跳，处心积虑地想出风头，惹得神宗也很瞧不起他。有一天对司马光说了一句金口玉言：“苏轼非佳士。”

正在这时，有人告发苏轼在运送老爸苏洵的棺木回家治丧途中，借官船“贩盐及苏木、瓷器”，“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神宗看罢，很是生气，亲自派人调查此案。

这件事，说来话长。

苏轼“贩数船苏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也不是什么大罪过，本不必掩盖，但涉及贩盐，事情就有点严重了。

宋朝不许私人贩盐，太祖时曾规定，“入禁地贸易至十斤”者，“乃坐死”。由于贩盐利润大，犯法的人自然很多，朝廷只好放宽政策，不过惩罚仍然很严重，特别是对公务员来说，更要面临被撤职的危险。

而苏轼被举报的，是用英宗特批的官船贩私盐，这个罪行更重，一旦查证属实，可能会先把屁股打开花，然后一脚踢到偏远之地永不录用。

林希在《野史》中记载：谢景温弹劾苏轼“丁父忧归蜀”时，“往还多乘舟载货物卖私盐等事”。朝廷下令“按问水行及陆行所历州县”，“令具所差借兵夫及舵工询问”，查到最后，并没有查出贩卖私盐的事情。至于苏轼所用的官兵，原来只是“眉州兵夫乃迎候新守”，顺路“送轼至京”，也算不上什么“借调兵夫”。

这个林希，对王安石非常不敬，却跪倒在苏轼脚下磕头不已。这段记载看似公正，实际上掩去了一些事实。苏轼“乘舟载货物卖私盐等事”，只排除了卖私盐一项，其他的“货物等事”还是搞了一点的。苏轼自己都承认运了很多古董回川。他在凤翔时到处挖古董，甚至不惜掏人家的老坟，当时妻子王弗都被他这种鬼迷心窍弄怕了。

至于说顺路借用进京迎接知眉州新任长官的兵夫，那不是假公济私是什么呢？你一大家子人要回京，自己回来就是了，为什么非要和执行公务的士兵同行呢？难不成苏轼是想亲自为那些士兵们服务？

有意思的是，对于谢景温的弹劾，苏轼竟然不敢有一句自辩之词。要是他不心虚，以他老兄那张嘴皮子，会甘受别人欺负？

这一点，苏轼在给他堂兄苏不疑的信里曾经提到过，说他最近受到弹劾，朝廷已经开始调查了，所幸没查出什么来，但是我“孤危可知”，心里很害怕，大概在京城是混不下去了，所以决定来春请求外放，“必须求乡里一差遣”。

他之所以心虚，是因为揭发他贩卖私盐的人正是对他的底细非常了解的表哥兼姐夫程之才。

宋人彭百川在《太平治迹统类》中记载：程之才和苏轼关系不好，正是他向朝廷揭发了苏轼借运送苏洵棺木回川之际来回“贩私盐苏木等事”。苏轼对此“未尝一言自辩，乞外任避之”。

苏轼在外放杭州前曾写信给堂兄苏不疑自我吹嘘说：我外放为官，一定要和朝廷对着干，虽然韩琦这么大牛人都因不推行青苗法而被朝廷处理了一下，可我却很难改变自己的脾性，“必不能降意委曲随世”。

看了这段话，大概没有人不佩服苏轼的骨气的。

可接下来，他却把话题一转，说：既然如此，我不如赖在京城算了，“聊此优游卒岁耳”。

简直能把人的肠子绕断掉。

事实上，苏轼在京城已经呆不下去了，他也并没有真的想在地方上做一个处处和朝廷顶牛的人，他还没有这个胆量。他真正在意的，是杭州的歌妓是不是动人，美酒是不是醇香，写出来的诗词是不是顺口，捧他臭脚的人是不是会越来越多。

熙宁四年（1071），三十六岁的苏轼外放杭州做通判。

五、情色满西湖

外放杭州的命令下来以后，苏轼仍有点不甘心，不想立即就走，“自此留京师几一载”。直到“明年夏末秋初”，才拖着屁股出了开封，扭扭捏捏地到杭州去赴任。

苏轼心情非常郁闷，废话不多。到泗州时，爬到泗州僧伽塔，四下一看，阴云欲雨，压着农田，远远的几个老农用鞭子赶着几头老牛在耕地。苏轼不爽，要发牢骚，想了想，弄出了一首《泗州僧伽塔》。

说有人想要老天下雨，有人又想出太阳，如果要满足每个人的需求，那么“造物应须日千变”才行。然后苏轼就自我表彰说：

今我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

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

说他这个人很热爱自由，来去了无牵挂，能走就走，不该留的绝不留，更不会去求神拜佛。

呵呵，真是一个很洒脱的阿Q！

总这么闷头走路也很无聊，于是苏轼想到了一个人，就是反对变法且已经退休的老酒鬼欧阳修。

当时欧阳修在颍州，也很无聊，身体已经被酒彻底搞垮了，糖尿病严重，须发皆白，两腿乱抖。看到苏轼来访，还是很高兴的，就问：你喜欢搞什么？

苏轼说：我喜欢玩，写诗，搞女人，还喜欢吹牛。

于是两个大文豪就放船颍州西湖之上，相对而坐大吹特吹。欧阳修的唾沫喷了苏轼一脸，苏轼也不在意，两人都感觉特爽。玩到情不自禁处，苏轼在船上“插花起舞为公寿”，险些把船踩翻在水里；欧阳修则“醉后剧谈犹激烈”，“公言百岁如风狂”。两个保守派真是遇到了知音。

苏轼酸酸地说“彼徒辛苦吾差乐”，京官有什么了不起，还要辛辛苦苦地搞变法，哪有我们玩得开心呢？这样一想，心理也就平衡了许多，一个劲地劝欧阳修喝酒，“不辞歌诗劝公饮”，结果把欧阳修灌得摸不着船帮，险些跌入水里去淹死。

苏轼走后不久，欧阳修就一病而逝。

苏轼一路蛇行，夏天上路，一直走到冬天。杭州山遥水远，也还是给他摸到了。

一到杭州，苏轼就给弟弟写了一首诗报平安。《初到杭州寄子由》中说，自己以前“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结果终于被人拿脚踹了出来，老弟你不要为我担心，毕竟皇帝对我还是不错的，“圣明宽大许全身”。现在我身体不好，“衰病摧颓畏见人”，简直快要得自闭症了。但老弟你也不要太担心我，更不需要爬到山冈上远望杭州，我现在的生活也还说得过去，正打扫厨房准备请邻居吃猪肉呢，“莫上冈头苦相望，吾方祭灶请比邻”。

一副可怜相。

事实上他一点都不可怜，到杭州的第一件事，就是玩。

苏轼在杭州的玩伴很多，可以简单归为三类：一类是不守本分追逐虚名无意念经的花心和尚；一类是红唇细眉腰肢苗条脸蛋姣好的漂亮小妞；还有一类就是那些无聊透顶攀附风雅满嘴仁义道德的文人名士了。

跟和尚玩，显得有品位，不在乎尘世俗名；和小妞泡，显得倜傥，能激发创作热情，顺便消消内火；跟文人名士们吹牛，则可以唾沫飞扬的大发牢骚，随意抨击时政，洒脱的嘲笑在京城搞变法的那些忙官，也可以表明自己虽然酒照喝妞照泡，仍挡不住心怀天下之壮志。

此即所谓三位一体。

宋朝有一个姓何的无聊文人，老爸受过苏轼的推荐而混了个小官，对苏轼自然是倒头崇拜的。在他写的《春渚纪闻》里，专门设有一卷，叫《东坡事实》，全方位的神化苏轼。说苏轼初到杭州时，立马跟一个叫参廖的和尚到庙里玩，刚到庙门口，苏轼突然发神经，对参廖说：我从来没到过这里，但却觉得对这里的东西都很熟悉，从我们脚下一直走到上面的忏堂，“当有九十二级”台阶，不信你数数看。

参廖也蠢，就当了真，弄了几个不识数的傻子去数了数，“果如其言”！真的是九十二级！

苏轼很诚恳地对参廖说：我的前身，就是这庙里的和尚。

参廖虽然是和尚，也还是觉得这件事有点玄乎。

据说，后来苏轼每当无聊的时候，总到这庙里脱了衣服盘坐在竹林里装神弄鬼胡思乱想，搞得跟仙人一样，“久而始去”，还是得回家吃饭睡觉做凡人。

说还有一个和尚，有同性恋嫌疑，有一次偷看苏轼，结果竟然看到苏轼后背上“有黑子若北斗状”，“世人不得见也”。

如此看来，苏轼还真有可能是仙人下凡。

苏轼果然很喜欢出家人，又到孤山看望惠勤和惠思这两个和尚，并写下《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

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

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

道人之居在何许，宝云山前路盘纡。

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

纸窗竹屋深自暖，拥褐坐睡依团蒲。

天寒路远愁仆夫，整驾催归及未晡。

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鹘盘浮图。

慈游淡泊欢有余，到家恍如梦蘧蘧。

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

苏轼对惠勤和惠思这两个不守本分的和尚说：这么冷的天，我不回家陪老婆，就是想出来跟你们玩玩，“名寻道人实自娱”。其实出家还是很好的，也没有什么事情做，山水之间也略有诗情画意。这些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所以我一旦回到家里就急忙把这些事记下来，免得时间长会忘了。

当然，苏轼喜欢到庙里去，并不是为了吃素，他老兄喜欢吃烧猪肉。和苏轼臭味相投的佛印和尚就经常在金山寺烧好了猪肉等着他来吃。同志们在庙里抱着猪蹄大啃特啃，满嘴油光，不拘一格，洒脱至极。

同志们崇拜苏轼，顺手把佛印也捧上了天，所谓爱屋及乌。

佛印本不想当和尚的，这个笨蛋进京考试时没考上进士，有点烦心，被黄庭坚拉着去见苏轼找乐子。因为佛印“嗜酒能诗”，“东坡爱其才”，就把他留在办公室里，“日以诗酒为乐”。两个男人就这样成了好朋友。

当然，并不能据此推测苏轼和佛印有同性恋嫌疑。

两个男人玩得也有点烦了，想弄点花样出来。佛印希望能找个机会到皇宫里转转，就请苏轼给想个办法。苏轼出歪点子说：你这样是不能随便进皇宫的，我看你不如“扮作僧人之侍者，杂入其中，击钟擂鼓，或可得见天颜”。

佛印这个傻子，就信了他，“于是扮作侍者，随僧众径入大内”。不想被神宗看到了，见佛印“身长白面，状貌魁梧”，很帅气，就转头问苏轼：这个人为什么不剃光头？

苏轼还没来得及编好理由，一时张口结舌眼睛乱闪也说不出话来。佛印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对神宗说：我家里穷，“无力请牒”，买不起做和尚的文凭，就一直没剃光头。

神宗点点头：啊，这样吧，我免费送你一个度牒，安心当和尚去吧。

佛印不敢违旨，只好半推半就地当了和尚。

苏轼知道佛印不愿当和尚，可事已至此，也没有什么法子了，不如去寻欢。于是诚恳地安慰佛印说：放心，我会对你负责的。

自此，佛印“益与坡公往来院署，诗酒盘桓，纵乐无拘”。做了和尚，日子过得也还是很爽。

有关佛印的资料，大多来自和苏轼在一起把酒泡妞神侃时留下的笑谈，据说谈话内容都很机智幽默，是智慧的象征。闲到肚皮抽筋时听一听，说不定会把肚皮笑破。实际上佛印也就是相当于苏轼身边的赵本山，没事逗个笑，几个人打牙斗嘴穷开心，纯是把无聊当机智，以愚昧为深沉。

有一次两个智者在一起装模作样地盘腿打坐，实在坐不住了，佛印就问苏轼：你现在看我像什么？

苏轼很虔诚，说，像一坨大粪。

然后苏轼又问佛印：你看我像什么？

佛印很认真，说，像一尊佛。

苏轼听了很开心，这次讨了一个大便宜，快活了好几天。

有个高人踫巧听到了这个故事，就对苏轼严肃指出，你吃亏了，佛家相信，人在打坐的时候看到的东西其实就是自己，你看到了粪，说明你自己就是大粪。

苏轼吃了个大闷亏，什么也不说，头低了好几天。

两人之间的故事，基本就是这类无聊肉麻的所谓机智的屁事，往往被庸俗文人们眉开眼笑津津有味地加以品玩，以为这就是世上最聪明的对话。

总跟和尚玩也不是个事，和尚身上的臊臭味总不比美女身上的温香闻起来心性。苏轼还要“闻香识女人”。

宋朝公仆的日子过得并不寂寞。新官上任时，“营妓皆出境而迎”，脸上笑得非常可爱。公仆们和营妓混熟以后，还可以做很文雅的朋友，彼此礼来书往，短信不断，特别不。

公仆们工作累了，在喝酒的时候也专门有官妓相陪行乐。据说不许把官妓弄回家操事，但弄几个美女在酒桌上飞媚眼唱甜歌，对公仆们也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对苏轼的吸引力更是巨大。

只玩官妓还不算完，毕竟不是自己手里的，玩得不彻底。不怕，苏轼家里还蓄有“歌舞伎数人”。每当要苦劝客人留下来喝酒的时候，他总是很诚恳地对客人说：家里也没有什么好酒好肉，唯有“数个搽粉虞候出来答应”，给个面子，留下来欣赏玩弄一把吧。

苏轼对同志们也很关心，在杭州写的一些清新喜人温良如玉的诗词，大多因歌妓而发。

有一次同志们在湖中高会，“群妓毕集”，红罗翠玉，莺歌燕语，香喷喷挤了一船。有一个叫秀兰的小美女没来，苏轼就问是怎么一回事。手下答说是秀兰洗澡洗迟了，立马派人揪来。

在座的有一个同志喜欢秀兰，见秀兰来迟了，就非常吃醋，说肯定是偷情去了，要处理秀兰。“秀兰含泪力辩”，苏轼看着心疼，就“从旁冷语，为之阴解”。

那个同志没有苏轼这么怜香惜玉，依旧态度坚强，非常愤怒。

很巧，正是石榴花开时节，一团一簇艳红如火，秀兰就摘了一朵送给苏轼，结果把那位同志的醋坛打破，当场破口大骂，指责秀兰不尊敬国家公务员。“秀兰进退失据，但低首垂泪而已”。

苏轼挺身而出，说：这样吧，我来写一词，请秀兰给大家唱一下，同志们消消气如何？接着大笔一挥，写了一阕有名的红香玉软的《贺新郎》：

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

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

渐困倚，孤眠清熟。

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

又却是，风敲竹。

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

浓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

又恐被，西风惊绿。

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

共粉泪，两簌簌。

在词中，苏轼以秀兰的口吻劝那个同志说：小女子我下午刚洗完澡，玉手拿着白绡扇乘凉，坐着不免无聊，就有点困了，打了个盹。谁知这时听到有人推门，把我的春梦惊醒，睁开星眼起来一看，原来是风吹竹枝的声音，唉。

下阕说，我很想你，只想等这些坏蛋们走了以后单独陪你，“伴君幽独”，那时我再摘一朵最漂亮的花让你看个够。

然后轻轻责怪了一下那个同志，说我只要能和你一同看花饮酒，就已心满意足了，可是你却这样欺负我，把我搞得“共粉泪，两簌簌”，你真是好狠心的啦。

秀兰当场唱罢，“声容绝妙，府僚大悦，剧饮而罢”，同志们尽欢而散。

第二天起来，因为昨天酒喝多了，有点头晕，苏轼就不大想去上班。老婆王闰之说：你好坏也是国家干部，拿老百姓的血汗钱，总不能天天不做正事，老是出去乱玩一气尽泡妞喝酒吧。

苏轼嘴里仍有酒气，拿眼斜了王闰之几下，觉得没有外面的歌妓解风情懂艺术，很不高兴地放了一句话：我“政虽无术，心则在民”，说着脚步一歪，出了门，又弄了几个狐朋狗友去西湖玩了。

几个人一道，坐在“孤山竹阁前临湖亭上”，看着湖面上船来舟往的，美女自然也不少，苏轼的诗性又要发作了。恰当此时，“湖心有一彩舟渐近亭前”，船里“靓妆数人”，打扮得都很漂亮，“中有一人尤丽”，“年且三十余，风韵娴雅，绰有风度”，弹着古筝，像是个音乐家。

苏轼受不了了，也不考虑什么修养了，拿自己那两只有文采的帅眼色迷迷地直盯着人家看，“竞目送之”。

旁边一人就问苏轼：想不到苏大人如此好色啊，不怕影响你在大众情人心目中的纯情形象么？

苏轼白了那人一眼：你讲的这是什么话，我一个大文豪，诗人，艺术家，多看几眼漂亮女人，这是潇洒，是艺术行为，最多也就是文人无行，怎么能算得上好色呢？

正说着，船已前去，渐渐没了影子，“曲未终，翩然而逝”。

苏轼咂吧了几下嘴，觉得余味不尽，异常可惜，于是“戏作长短句”以记这一艳遇，此即《江神子·凤凰山下雨初晴》：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

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

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

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

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清。

看着眼前的数座秀耸青峰，苏轼不禁惆怅无比，对湖长叹，“欲待曲终寻问取”，可惜美人已经携筝乘船走远了。

苏轼心情郁闷，神经不稳定，也直接导致两个官妓的职业生涯受到了影响。

《渑水访谈录》记载，苏轼通判杭州时，“尝权领州事”，有一个官妓老了，不想再做这种为公仆服务的工作了，于是申请退休，“以年老乞出籍从良”。

苏轼看了申请以后，大笔一挥：“九尾灵狐，从良任便。”

又有一个官妓，名叫周生，“色艺为一州之最”，听说这件事后，也想申请从良，好找一个合适的男人结婚生孩子过正常人的生活。苏轼知道这个周生长得漂亮，灭火效果好，也不骂人家是“九尾灵狐”了，只把大笔一挥，判道：“慕周南之化，其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意思是说，申请从良，这个想法是好的，值得肯定，不过吗，这个工作总得有人来做，所以不许！

美女周生只好含羞忍泪，回去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了。不知她有没有机会亲自为苏大老爷全面服务一次，也许苏大老爷会高抬贵手放她一马。

最近这段时间可是忙坏了，又是泡妞又是写诗又是作画又是狂笑，更要命的是，他是名人，捧臭脚的人太多，酒局自然也太多，“部使者知公颇有才望”，都想和他“朝夕聚首”。苏轼才气高名声响头顶的光环也粗，惜乎酒量不行，“不胜杯酌”，结果“疲于应接”。正所谓西湖小酒天天醉，喝伤了身体喝坏了胃，苏轼很不客气地把杭州任所称为“酒食地狱”。

不行！总是这样喝酒泡妞也不行，还得到庙里去接点子仙气来休养身子骨，这样他又想到了和尚。

苏轼喜欢和尚，又确实喜欢女人，实在是鱼与熊掌，都舍不得放开，真的很为难。架不住苏轼才气大，聪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带着女人去调戏和尚。

说有一个大通禅师，“操行高洁”，对外人要求严格，有洁癖，“人非斋沐，不敢登堂”。只有苏轼偏不理会这一套，“一日挟妙妓谒之”。大通禅师非常生气，斥责苏轼：你虽然文人无行，我这里是佛家净地，你不要瞎搞行不行。

苏轼一见大通生气，对怀里的妙妓笑着说：没有事，我才气大，会写诗词，马上把他搞定。说着甩手就写了一阕《南柯子》，劝大通禅师“山僧莫皱眉”，“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让妙妓唱给严肃的大通禅师听来消火。

大通禅师被苏轼搞得实在没有什么法子，恨不能放狗把他咬死算了，又怕破了佛家嗔戒，只好任他在庙里胡搞瞎折腾，“盘桓终日而罢”。

但苏轼是不允许和尚真的喜欢女人的，不然犯他的忌讳。

杭州灵隐寺有个和尚叫了然，其实对世情不能了然，竟然暗恋营妓李秀奴。两人“往来日久，衣钵殆尽”，结果秀奴要跟他绝交。了然为情所困，眼泪乱淌，一天喝醉了酒又去找秀奴，秀奴不理他。了然借酒生事，竟然用少林拳一拳将秀奴打死了。

苏轼审问，偶然看到了然的胳膊上有刺青，原来是两句诗：“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

苏轼看罢大笑，“举笔判词，押僧赴市处斩”。苏轼才高，判词也写得才气纵横，语气是刻薄了点，但对于罪犯，也不必同情。判词是一阕《踏莎行》：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

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

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回到家后，苏轼眉眼乱飞地把这件事讲给王闰之听，想不到又被王闰之抢白了一顿，说你也是一个有名的文人，怎么能这样幸灾乐祸呢。和尚纵不好，他也是一条人命。秀奴就算有错，也是一个花龄女孩。你这个嬉皮笑脸的态度，表面上看着潇洒，想来却让人寒心。

苏轼低头一想，好像自己确实有点不是东西，人文素养连老婆都比不上。

但他是不能容忍老婆批评的，表情冷漠地对王闰之说：你不要以为我天天在外面泡妞，我那都是在跟同志们谈正事呢。说着吹了吹大胡子，气哼哼地回书房练毛笔字去了。

苏轼的正事，也是很风雅的。

在杭州任通判，本应该是一个容易得罪上司的职位。通判的任务就是和知府操事，并向朝廷打小报告，对地方领导起到监督和制约作用，所以当时的地方领导对通判都很烦心。有一个姓钱的爱吃螃蟹的知州就明确要求朝廷把自己派到一个“有蟹无通判”的地方去任职。

苏轼则不然，他不讲工作原则，加之态度和蔼，有修养，并不会为了国家小事而影响了个人大事。在杭州任通判期间，尽管顶头上司换了好几个，可苏轼和他们相处得都很好，一个也没有得罪过。

苏轼在杭州遇到的第一任太守是沈立。

沈立为了欢迎苏轼的到来，带着苏轼到吉祥寺去看牡丹花。花不是白看的，苏轼写了一篇《牡丹记叙》。先来一通奉承再说，“今公自耆老重德”，“家书二万卷，博览强记，遇事成书”，而我“又愚蠢迂阔”，但越是这样，我的文章写得越好看，而那些“托于椎陋以眩世者”，写出来的东西“又岂足信哉”？

后来苏轼知扬州，扬州也有花会，场面也很宏大。苏轼却大笔一挥，指举办花会是“扬州大害”，不办花会，“虽杀风景，免造业也”。

现在苏轼却非常聪明地没有说杭州花会一个字的坏话。

同志们游玩之余，总是要摆几桌，弄点吃的喝的玩的。

有一次，大家在喝酒的时候，要行令，正好有两个笨蛋发酸，其中一个说：“孟尝门下三千客，大有同人。”

另一个酸人说：“光武兵渡滹沱河，未济既济。”

苏轼早就想好了一句：“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斩大畜，后斩小畜。”

南宋俞文豹在《吹剑录》中记下这个故事以后，加了一句：苏轼的这句话，“盖为荆公发也”。牛僧孺是唐朝的一个宰相，在这里借指王安石。

苏轼这个人也聪明，一般他要讲什么是不会直接说的，只会正话反说，阴话凉说，丑话好说，让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抓不住他的把柄。

不过苏轼是白担心了，王安石在政期间，没有搞过一场文字狱。

除了喝酒泡妞玩西湖，苏轼还时不时地跑远点，去看海潮，或者经常出差。

有一次，到湖州考察堤坝工程，得到知湖州的孙觉的接待，这个孙觉刚从京城贬下来。苏轼喝了几杯酒，就写《赠莘老七绝》劝孙觉说：我和你都离群很久了，早已是“耳冷心灰百不闻”，现在我们约好，都不许谈政事，谁敢犯规，罚一大杯酒。

这个不闻政事的酸人其实是不怕被罚酒的，他每写诗作文，基本都要借各种机会嘲笑新法和那些推行新法的人物。数年以来已形成了惯例。这是苏轼行文阴阳怪气的直接原因。

对于朝廷正在推行的农田水利法，苏轼一肚皮不高兴。现在被迫来考察湖州堤坝情况，他说：“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就是宁愿闲坐着看河水向东流淌也不愿开工建堤坝。

苏轼是不会闲坐着的，他还要请孙觉“暂借官奴遣吹笛，明朝新月到三更”，要玩一个通宵才爽，还说他明早就要走了，并不是因为想老婆孩子了，“去年腊日访孤山，曾借僧窗半日闲。不为思归对妻子，道人有约径须还”，原来是想和尚了。

沈立离任后，苏轼并没有被扶正，接任杭州太守的是陈襄，也是一反对新法的蠢货。

在这年的送杭州士人进京考试的欢送会上，苏轼替太守陈襄写了一篇《送杭州进士诗叙》，坦白地指出：我们文人参加考试，为的就是升官。谁说考试不是为了求得官职，那是虚伪的。

苏轼又很讲气节，他对年纪轻轻的考生们说：如果同学们只想升官而不讲原则，只看现在的政治风气而改变自己的志向，“视时上下而变其学”，就不是好同学了，是要批评的。

苏轼非常委婉地教育这些考生：不要进京以后就跟着王安石的后面跑，要看清方向站好队，否则就是不讲原则。然后又要求考生们要听陈太守的话，做一个坚持原则勇于保守的迂腐的好同志。

也不能说苏轼在杭州就彻底地萎靡，在《行香子·过七里滩》中，苏轼就嘲笑了那种不思进取钓取空名的为官态度：

一叶舟轻，双桨鸿惊。

水天清，影湛波平。

鱼翻藻鉴，鹭点烟汀。

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

重重似画，曲曲如屏。

算当年，空老严陵。

君臣一梦，今古虚名。

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这是他到富阳桐庐一带游玩时所作的一词，上片写所见景色，清新自然，是苏轼文笔的特点，别人学不来的。

看下片，苏轼笔锋一转，算算当年严子陵，帮着刘秀打天下，功成名就之后，却隐居富春江上，“君臣一梦，今古虚名”。

不知道苏轼所汲汲追求的，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实名”呢。

他在通判杭州期间找不出一件像样的政绩来。陈襄来杭州以后，把杭州城里的六口老井挨个掏了一次，出水多了点，苏轼跟上写了一篇《钱塘六井记》。结果不得了了，硬是被苏粉们吹成一件大事，表明苏轼有心“因法以便民”。

苏轼会做宣传，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就这么一件掏几口井的事，竟被他吹成了一项利国利民的大工程，说六口老井修好以后，正好遇上大旱，“自江淮至浙右”，所有水井都枯竭了，水比酒还贵。只因我们有了这六口井，有喝的有洗的，老百姓都“诵佛以祝公”，衷心感谢陈太守。

然后苏轼就发感慨了，说“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天下大旱是不常有的，我们往往因为不常有的事情而忽略了喝水这样紧急的事情，“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

苏轼见微知著，从掏水井也看出了治国的大道理。可惜的是，他却一个劲地反对王安石变法，他根本不知道，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其实也是要用不常有的手段来应对敌国入侵这种紧急的大事。

老是拍身边这些被贬下来的同志们的马屁是远远不够的，于是苏轼开始更上一层楼，某天闲得无聊，写了篇《仁宗皇帝御飞白记》。

飞白这种字体，是宋代皇家的御用字体，其中以小皇帝赵佶的飞白字写得最好看，至于仁宗的飞白写得如何，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了。

只有苏轼知道，而且能从一篇无足轻重的书法作品上看出很大的名堂来。

在《仁宗皇帝御飞白记》中，苏轼说：“问世之治乱，必观其人。”然后就引用《孟子》等经典作品，比喻拟人地啰唆了一大圈，说，我曾经在仁宗皇帝手下工作过，以我的这个水平，“不足以测知圣德之所至”，请看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之间”，他“左右前后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俊伟，深厚雄杰，不可窥较；而其小者，犹能敦朴恺悌，靖恭持重，号称长者。当是之时，天人和同，上下欢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余；功业难名，而福禄无穷”。

只这几句，就把仁宗留下来的那些老臣们拍了一遍，没有谁看了不开心的。尽管仁宗朝又软又穷，被西夏北辽欺负得翻不过身来，但在苏轼看来，简直是天堂，因为那时没有王安石的变法。

苏轼说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仁宗皇帝的书法：“且以为抱乌号之弓，不若藏此笔；宝曲阜之履，不若传此书。”接着用了一串排比，用以证明这幅书法作品实在是好，应该把这幅字“藏于名山，或流于四方”，凡是看到这幅作品的人，必然会变得品行高尚，“相与勉为忠厚，而耻为浮薄”。

就这样到处拍马屁，拍得手有点累了，但他还不能休息，因为太守陈襄被调到应天府上班了，不免需要感情真挚的前去送行。

苏轼不是女人，送行时可以送个飞吻来个拥抱什么的，他最拿手的仍然是写诗词——《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

翠蛾羞黛怯人看。

掩霜纨，泪偷弹。

且尽一尊，收泪唱阳关。

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

画堂新构近孤山。

曲阑干，为谁安？

飞絮落花，春色属明年。

欲棹小舟寻旧事，无处问，水连天。

千万不要怀疑，这首以幽怨的女人口吻写出来的充满着泪水哀愁的离歌，正是苏轼的大作。

不止这首，他还为陈襄写过好多此类的文字。比如在《有以官法酒见饷者因用前韵求述古为移厨饮湖上》诗中，苏轼把自己当小女人，心意迫切地约陈襄快出来喝酒玩乐，急着让陈襄看自己“舞衫初试越罗新”，且非常体贴地要“为君先踏水边春”。

非常让人受不了的是，苏轼还有《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一口气写了五首，说自己在出差的路上想陈襄了，“休惊岁岁年年貌，且对朝朝暮暮人”。然后说自己心事很多，“草长江南莺乱飞，年来事事与心违”。想什么呢？“花开后院还空落，燕入华堂怪未归”。回忆起从前，“二年鱼鸟浑相识，三月莺花付与公”。“剩看新翻眉倒晕，未应泣别脸消红”。现在我很想你，“何人织得相思字，寄与江边北向鸿”。

等纪晓岚在编《四库全书》时看到此诗，也是实在不好理解，只好说：“此应为官妓而发。”

看来也只好如此了，不然还能如何理解呢？难不成指责苏轼如西门庆一样在搞同性恋吗？

且慢！

几乎就在苏轼写这些诗给陈襄的同时，熙宁六年（1073）十一月前后，苏轼从杭州到常州出差，遇到一个帅哥柳子玉，两个人结伴而行，一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分手。临别前，苏轼写下了一阕《昭君怨》，又名《金山送柳子玉》：

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幽梦。

新月与愁烟，满江天。

欲去又还不去，明日落花飞絮。

飞絮送行舟，水东流。

苏轼问，是谁吹笛子惊醒了我的绿窗幽梦？抬眼看看那“新月与愁烟”，江天相映，尽是离怨。我心里也填满了忧伤。

柳子玉“欲去又还不去”，到明天有落花飞絮会陪着我一道送你东行，但见江水悠悠，载满新愁。

一个男人能把对另一个男人的离别之情写得如此缠绵悱恻，如昭君般怨尤，非绝代奇特高才而不能为之。苏轼诗集中，写给柳子玉的诗不下八首，几乎首首皆有此风。

故垒西边，果然趴着一位千古人物。

尽管苏轼哀叹“天易见，见君难”，陈襄还是走了。第三位杭州太守是杨绘，又是一保守派的大将。

陪太守开心是工作分内的事情，苏轼找了个时间，约了几个人，都是变法中的失意分子，一道放舟湖上，顺水而行，一直划到吴兴。为了玩得热闹弄得开心，苏轼与几个朋友带了三个家妓，又利用手中特权，弄了两个州妓，“一姓周一姓邵”，都是南方小甜妞，这样基本就可以达到人均一妞的小康水平。

杨绘是攻击新法而被贬杭州的，和苏轼相当有共同语言。为了文雅地发牢骚，杨绘特题诗一首，说我们在这里玩得开心，王安石他们却正忙着搞变法，不论现在谁做宰相，都不关我们事，我们只想在这里划船泡妞。

杨绘才气不大，诗写得也难看，这一点没法和苏轼比。但苏轼不管这些，他照样吹捧杨绘“痛饮又能诗”，就算把酒杯踢飞，把沙发坐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杨绘是首长。

苏轼在杭州，不是喝酒就是泡妞，不是泡妞就是划船，不是划船就是调戏和尚，不是调戏和尚就是攻击变法，不是攻击变法就再去喝酒，此外好像没有其他的事了。

其实还有一个爱情故事值得拿出来说一下。

苏轼和小妾朝云之间的爱情故事，很多半老徐娘一提起来眼泪就止不住哗哗往下流，浊浪滔天向东海。其情真，其意切，其用心之良苦，一时之间，皆无情人可追。

眼泪且慢些流!

关于朝云的出身，传说很多，这里不想去考证，只取其最有可能的一种说法，即朝云是杭州的一个歌妓，长得当然漂亮：“美如春园，目似晨曦。”气质当然好：“霭霭迷春态，溶溶媚晓光。”唱歌跳舞当然曼妙轻柔：“趁拍鸾飞镜，回身燕漾空。”

可见朝云当然很迷人啦，不然难入久经杀阵的苏轼的法眼。

据说苏轼在一次酒会上看中了朝云，眼花耳热之后，问了问价钱，就掏钱买回家。当年他三十九岁，小朝云只有十二岁，“来事先生方十二云”。

有好心人说，不会吧，苏轼这种绝顶好人不会这么无耻吧，难道有娈童癖？

那就再来读一阕词吧——《又赠小鬟琵琶》，倾心赞美一个不到十一二岁的小歌妓。虽然苏轼不懂得同情，但词中的之意依然表达得很直白、很真切、很感人。说“琵琶绝艺，年纪都未十一二”，惋惜的是，这么小的小女孩，还只会“拨弄么弦”，并不懂“将心指下传”的技巧。遗憾的是，这个“小琵琶”已经是名花有主了，“已属君家，且更从容等待他”。

现在苏轼没有遗憾了，他终于有一个可人的玩物了。

他对朝云非常满意，并为她写了一首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

有了脸色绯红的朝云小姑娘，从此以后，西湖也有了一个相当的别名：西子湖。

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给一个三十九岁的花心男人做小妾，其婚姻生活不问可知，除了被尽情玩赏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重要任务呢？

后来学生秦观来了，两人一同观赏美女朝云跳舞唱歌，并写词赞美，看谁写得更肉麻。

苏轼有点担心秦观花心太重勾引朝云，有点泛酸，心事重重地写下一句“怕被杨花勾引嫁东风”，以直抒胸臆。

关于朝云和苏轼的轶事，傻子们都知道一点，说有一天苏轼吃饱喝足，且有点撑得慌，找了张竹椅躺下，翻开衣服，指着自己毛扎扎的大肚皮，问身边的几个美妾：同志们猜一猜，我这里面都是些什么？猜中有赏！

美妾们当然知道里面全是下水货，只不好意思直说出来。一个美妾就说：学士满肚皮文章。

另一个美妾跟上说：学士满肚皮见识。

很多美女送上软话，都没有讲到点子上，轮到朝云出马，说：学士满肚皮不合时宜。

苏轼哈哈大笑，说“知我者，唯有朝云也”。这事立马传为美谈，却不知苏轼笑着笑着两眼就了起来。

苏粉全为苏轼庆幸，弄了朝云这么一个善解人意的所谓红颜知己，却没有人关心朝云的生活是不是幸福。好在苏轼也不在乎这个，他倒是给朝云写过不少诗词和文章，远比写给正妻王弗和续妻王闰之的多，这个也好理解，所谓妻不如妾嘛！

可惜苏轼写的东西没有一点是描写两人之间如何恩爱的，全是工具性的分析，最多加了一点感激的成分，后来苏轼也觉得内疚了，小鸟都站不直了，还能为朝云做点什么呢？

有一则小故事颇能透露朝云的内心情感。

《林下词谈》载：苏轼被贬到惠州时，已经很老了，骚劲少了很多，妻子王闰之已逝，家里的小妾和舞伎们也尽然散去，身边女人稀少了很多。一日“与朝云闲坐”，已是深秋，白霜遍地，落木萧萧，苏轼“凄然有悲秋之意”，坐着发闷，命朝云为自己唱首歌，就是早年写下的有名的意淫之词《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

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

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词意是说，春光明媚，心性，淫意昂然，不禁让人感叹，天涯何处无芳草啊！我正走着，路过一家院墙，看到院里有美女在荡秋千，笑声阵阵，美目流盼，让人意乱心迷。我越走越远，那清脆可爱的笑声也渐渐听不到了，我真是多情却被无情恼。

年老之时，让朝云再唱此曲，无非是为了回忆一下当年的骚情岁月。

当时“朝云歌喉将啭”，唱着唱着，却情不自禁，泪满衣襟，终至放声而泣。

苏轼搞不明白，责问朝云：怎么一回事？

朝云强抑悲情，免忍泪水，回道：奴家之所以唱不下去，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

从朝云的回答中，读者朋友们自可细细回味她的内心情感。

苏轼并不当回事，只是大笑曰：我正在悲秋，你却又来伤春了，不唱就算了，遂罢。

苏轼终于在杭州玩够了，有点想弟弟了，而当时苏辙正在济南。苏轼于是上书朝廷，“求为东州守”，好经常和弟弟见面。朝廷倒并不为难他，五月命下，“命移知密州”。接到命令后，他便开始忙着和各地好友女伴喝酒道别，一直到了九月底才迟迟起程。

他名气大，免不了的到一处玩一处，路上很多人请客，不停地写诗写词，日理万机，晕头转向。直走了三个月才赶到镇江，在镇江过了春节。

又有几个酸人，约了苏轼同游多景楼，“京师官妓皆在”，其中有一个会弹胡琴的歌妓“姿伎尤妙”。他和几个酸人也都是“一时英彦”，长得都很帅，正是帅哥美女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酒喝得差不多了，歌也听腻了，有一个酸人就对苏轼说：现在残霞晚照，“非奇辞不尽”，请大文豪给我们写一曲吧。

苏大才子当然不客气，甩手就写了一阕《采桑子》：

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楼中。

樽酒相逢，乐事回头一笑空。

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

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

聆听着美女的“细捻轻拢”，回味着美女的“醉脸春融”，苏轼踏着“斜照江天一抹红”，终于到密州去“左牵黄右擎苍”了。

六、老夫聊发少年狂

密州，山东古郡，民风淳朴，与景色华丽美女如云的苏杭相比，自是另一番风味。自密州始，苏轼矫情的本性不改，自吹的习惯没变，酸溜的文风如一，无聊的处世态度依旧，但他也算是在努力改变了。

在密州，因为是一把手，加上密州的和尚与比杭州少了许多，苏轼总算是有时间去做一些地方官应该做的正事。诗词的风格也一变在杭州时的绮糜闷骚，有了一丝豪放和清新的意味，透露了一点真诚，尽管这种风格的诗文数量很少。

更重要的是，看到王安石罢政，他觉得自己似乎有了点希望，对政治的兴趣也比在杭州时强了些。加上密州的人也穷点，苏轼不好意思像在杭州那样疯玩了。

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朝廷，他都一再声明自己是想弟弟了，如果到山东工作，兄弟俩就可以经常见面喝酒了。

可稍微考察一下他请调的时间，就会看出点玄机。

当时恰是王安石因身体原因而首次罢相，新宰相韩绛上任。苏轼恰当其时的向上级提出调动，实际上是给朝廷提个醒：当年制科考试的高才生还在杭州蹲着呢，不要把我给忘了，仁宗皇帝可说过我是当宰相的料！

不过要求提得当然比较委婉，哪能直接说想进京当官呢？就绕了个弯子，提出要到山东去工作，好见见老弟，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有人情味的借口。

为了更直白地提醒新政府，苏轼不惜再抡大掌，写了一封《贺韩丞相再入启》，说韩绛当宰相的消息“传闻四海，欢喜一辞”，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万马奔腾。然后保守的苏轼说了这么一句话：“窃以君臣之间，古今异道。”接着他却又继续反对变法，说朝廷的工作应该是“任人而不任法”，就是强调人的作用大于法的作用。只有强调人的作用，才会让官员们“责重而忧深”，才会努力工作。

那么现在的皇帝应该如何工作？苏轼建议应该“一切不问，而听其所为”，这样就会“三年有成，而底于至治”。

这种工作方法，仍然是老一套的翻版，真是既省心又省事。

苏轼把韩绛写成一个文武双全的英雄，“忠诚在天，德望冠世”，“挺然而纯粹精”，“颓然而直方大”，“更练三朝之用舍，出入四方之险夷”。说韩绛上台以后，必将“发其蕴蓄，以次施行”，而不是像王安石那样胡搞一气。

再下来就要拉私人关系了，说自己“登门最旧，荷顾亦深”，对韩绛非常有感情，现在见到韩绛当宰相，真是喜欢得涕泪横流，无法可想。

可惜的是，韩绛一力继承王安石衣钵，变法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苏轼因为其愚蠢的政治观点而只能继续在地方上混。

一看讨好韩绛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苏轼心里就有点不爽，要发牢骚了。在按例呈上的《密州谢上表》中，说，我明知自己不称职，但工作还算努力。离开京城已经好几年了，也得不到提拔，我被搞得是“尘埃笔砚，渐忘旧学之渊源；奔走簿书，粗识小人之情伪”。现在我请调密州，就是想和弟弟离得近一点，想不到朝廷“以为人无贤愚，皆有可用”，立即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对此非常感谢！我一定要努力工作，“使民之安臣”，也就算我在报国了。

在《密州到任谢执政启》中，牢骚更是直接，说密州这个地方，“带山负海”，名字虽好听，却不怎么好玩。而我呢，“多病无功”，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用了。朝廷正励精图治，“方以求贤为急”，“宜得敏锐兼人之器”。像我这种“天与愚忠，家传朴学”之人，常“议论止于污俗，交游谓之陈人”，一点本事没有，不被朝廷开除就已是万幸了。现在朝廷大度，让我在一个小地方做事，我“荷恩至深”，真不知如何报答！只能“镌磨朽钝”，使劲干活，“虽无望于功名，庶少逃于罪戾”。

这些无边酸话，根本就是不能脚踏实地在地方工作而又极度自以为是的满腹牢骚的典型表现。他一边向朝廷抱怨自己不得大用，一边又写信给朋友说自己早就不想当官了。在《与杨济甫》中说：我在杭州工作结束以后，“官满本欲还乡”，归隐田园，仅仅是因为“舍弟在京东，不忍连年与之远别”，所以请调密州，“私愿甚便之”。现在看来，回去扫墓又要推迟几年了，只能在此“瞻望坟墓，怀想亲旧”，想来“不觉潸然”。

酸归酸，活还是要干一点的，密州太守，军政一把抓，一州生民之所依托，总不能天天坐在那里发酸吧。

为了表明自己勤于政事，苏轼还没到密州，就根据一路上听到的传闻，写了《论河北京东盗贼状》，顺便打击变法成果。

说最近河北与京东一带“蝗旱相仍，盗贼渐炽”，农村的情况让人忧虑，所以我要讲几句，说不定对治国有帮助。

苏轼说山东“常系社稷安危”，不能不重视，接着大卖历史知识，说历朝皇上都是如何重视河北山东的。然后耸人听闻的对神宗说：皇上你自上台以来，天灾不断，“公私匮乏，民不堪命”，“蓄积之家，例皆困乏”，无论穷人富人，日子都很难过，结果弄得强盗遍地，到处都是打砸抢。

这简直就是在指责王安石当政数年无功皆过。但苏轼写文章很强，他没提王安石一个字，甚至不提变法一个字。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个严峻的问题呢？他没有什么见解，更谈不上提出什么有效的措施，最多卖卖好心肠子，说只要心肠好一点，“较得丧之孰多，权祸福之孰重”，“然后信赏必罚，以威克恩，不以侥幸废刑，不以灾伤挠法”，这样一来，天下必然就太平无事！

这种治国理想，简直比幼儿园小孩过家家还要天真可爱。

为了让自己在密州任上干得轻松一点，他向朝廷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给密州减税。这一条最省心省事，假如各州都提出这个建议，国家的财政还靠谁来保障？

第二，减免密州的盐税，让老百姓靠煮海卖盐为生。说这样一来，老百姓“人非木石，宁不感动”，就不会做强盗了。苏轼还从理论上证明，如果减免小商贩的盐税，国家说不定还能从大商贩身上多收点税，因为小商贩有利可图了，就会从大商贩那里多批发货物，大商贩的交易量上去了，国家的税收当然就增加了。这种经济理论真是强悍！

第三，强力捕盗，开展严打工作。这样使“凶民稍有畏忌，而良民敢于捕告”，社会治安就会好起来。苏轼不懂发展生产才是硬道理，只知“以盗贼为急”，在密州期间也曾亲自磨刀带人进山追捕盗贼。确实难为他了。

为了使自己关心政治的印象在朝廷上得到强化，苏轼在短时间内再写《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

当时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正在推行手实法，为的是进一步完善家庭财产登记制度，并据此评定户等，好依法收取免役钱。惜乎此法在推行过程中扰民太甚，搞得民怨沸腾，效果非常不好。

苏家和吕惠卿是彻头彻尾的对头。苏辙在三司工作期间，就是被吕惠卿欺负走的。因此，苏轼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对吕惠卿竭尽攻击之能事。

这一篇《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就是直接针对吕惠卿而来的。

苏轼先对韩绛说密州这个地方“过客稀少”，真是可以长期待下去的地方。就是穷了点，蝗虫也多了点，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再加上“方田均税之患”，政府想按照土地来平均税赋，走路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好政策。然后感叹道：“税之不均也久矣！”老百姓也认了，没有什么怨言，反正怎么搞都是不公平的，又何必再改来改去的呢？

这就是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官员的政治态度!

下面就提到了手实之法，立法条目“委曲不一，然大抵特告讦耳”，就是鼓励老百姓互相揭发，并用很长的篇幅证明根本无法给百姓定出正确的户等，“决不能知其数”，只能做到大致差不多。

苏轼还故民姿态，说他在杭州工作期间，每当“执笔断犯盐者，未尝不流涕也”。现在到山东一带，因为政府不搞盐专卖，囚犯也就不是太多，“道上无迁乡配流之民”，“私窃喜幸”。

注意，这是苏轼说漏嘴了，他刚刚还攻击过山东民不聊生老百姓流离失所，现在却为了攻击在江浙一带实行的盐法，转头又说山东的老百姓生活安定。真不知该信他哪一句！

苏轼最后阴阴地对韩绛说：“轼不敢论事久矣。”

为什么不敢论事呢？因为王安石在位！

接着再拍韩绛：“公深有拯救斯民，为社稷长计远虑之意”，我才敢“复发其狂言”，大吹一通，“可则行之，否则置之”。他还故作神秘地对韩绛说，希望不要把他的这篇文章告诉别人，免得自己“孤危衰废之踪，重得罪于世也”，就是怕变法派搞他一下，“干冒威重，不胜战慄”。

其实他明知上呈宰相的论疏是要登在邸报上作为内部文件在全国传阅的，说这种话纯是内心阴暗的表现。

可是王安石再执政，亲废手实法，苏轼却没有一句表示。

只拍韩绛一人还是不够的，毕竟韩绛是王安石一手推荐上来的，不容易把苏轼看在眼里。为此，苏轼连写两书呈给先朝文彦博。文彦博正以守司空兼侍中判大名府，例兼北京留守，威望还在。

注意，此间苏轼没有写一书寄与前宰相韩琦，当年韩琦上书论青苗法而被朝廷处理，已致仕在家，在政治上彻底没戏了，反正韩琦也快要死了，苏轼不必再去讨好韩琦。

在《上文侍中论强盗赏钱书》中，说山东人穷，又喜欢打架，很难管理，我到密州以后，加大打击力度，高额悬赏捉盗，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人用竟劝，盗亦敛迹”。

原来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是如此容易，比写文章还容易。

苏轼说文彦博“以天下为度”，如能出面向朝廷推荐这一做法，效果肯定很好。而现在的士大夫们，特别是王安石手下的那些变法分子，“好轻议旧法”，都是不懂事的人。这些人经常乱改法律，有时甚至前后矛盾。苏轼很愤怒地问道：“岂有增损旧律令，冲改新制书，而天子不知，三公不与，有司得专之者！”

这样也就明白他为什么独把此信写给文彦博而不通过正常途径向朝廷提建议了，原来背后讲了人家坏话，担心受到变法派的打击。

苏轼说：我“愚蠢无状”，负“孤危之迹”，现在讲了这些坏话，明公千万不要对别人说，“犹幸明公密之”，不然我就完蛋了。

这是苏轼明确把自己摆在文彦博门下走狗的地位了，偷偷写了一封信讲政府坏话，而又求人不要泄密，其满肚皮的小心思，深值回味。

不久，苏轼又写了《上文侍中论榷盐书》。先是不顾一切地猛捧文彦博，说“当今天下，勋德俱高，为主上所倚信，望实兼隆，为士民所责望，受恩三世，宜与社稷同忧，皆无如明公者”。就算被贬在外，也是一言九鼎之人，所以我想再跟你说说掏心窝子的话。

此信的目的是要反对老朋友章惇提出的在河北与山东一带推行政府盐专卖政策。说现在私盐太多，如果强制推行盐专卖，后果“正与淮南、两浙无异”。犯法的人太多，几乎无法阻止。这样考虑下来，千万不能在此地推行盐专卖。

苏轼还吓唬人说，“东北之人，悍于淮浙远甚”，脾气都很暴躁，坏蛋比例很高，真要强力推行盐专卖，后果不堪设想，“则两路之祸，自今日始”。请明公一定要向朝廷争辩，但不要提是我说的。

他确实很辛苦，也让人同情，费了很大力气接连给朝廷大员去信剖谈国政，却没有收到一点回音。

苏轼嘴头上反对变法，瞧不起挣钱的人，事实上他非常清楚钱是好东西。做了一把手，更知道钱好。问题是，王安石在变法中“减定公使钱”，大幅裁减公款吃喝招待费用，苏轼手里能支配的票子不多了。

公使钱不但包括酒水饮食和小姐费用，还可以包括买礼物送人的费用，这是一个刺激读书人当官的重要诱因，也是北宋官场贪污腐化恶俗成风的主要动力之一。公使钱的减少，直接导致官员日子过得不爽，玩起来就不能酒醉梦酣淋漓尽致。

对此，苏轼非常有意见，他早就宣布过，我们士大夫远离家乡出来当官，“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一方面是为了国家做点事情，但玩得也要开心，“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当官人家“若凋敝太甚，厨传萧然”，就会国将不国，“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

朝廷没有理苏轼，公使钱的数量大为减少。加之苏轼到密州后，地穷且少风雅，请客的人不多，密州不再是“酒食地狱”，他反而觉得不习惯了，嘴里没味道，当然就要发牢骚。

在《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中，苏轼很酸地说“眼看时事几番新”，却与我毫不相关，我也不想做什么事情，“少思多睡无如我，鼻息雷鸣撼四邻”。他似乎是忘记了是自己请调来密州的，却来反问是谁把他劝来这个破地方的，“何人劝我此间来”，这里一点也不好玩，没有歌听也没有酒喝，乐器上结满了蜘蛛网，酒坛子上也落满了灰尘，蝗虫倒是不少。虽然工作没有什么意思，“为郡鲜欢君莫叹”，可总比那些在京城忙来忙去的变法派们日子过得爽吧，“犹胜尘土走章台”。

此诗纯是“讥讽朝廷新法减削公使钱太甚”，埋怨自己日子过得不似在天堂，并“言蝗虫盗贼灾伤饥馑之甚”，“以讥讽朝廷事阙失，及新法不便”。态度相当不端正。

在《莫笑银杯小》一词中，苏轼继续发酸说：从前陶渊明屁事不干，天天喝酒醉如泥，国家仍给他“公田二顷五十亩”，陶渊明全拿来种秫酿酒喝了，连粮食都不种。“我今号为二千石”，算是国家中层干部，而“岁酿百石何以醉宾客”？

他担心的是：一年只能酿酒百石，怎么能把客人喝醉呢？

苏轼期待的生活是“万斛船中着美酒”，像陶渊明一样啥事不做，只是“与君一生长拍浮”，如此混日子。

在《寄刘孝叔》中，苏轼对于朝廷锐意进取谋边伐敌非常不满，说：“君王有意诛骄虏，椎破铜山铸铜虎。”各地官员也都“汗流奔走谁敢后”，要为军队提供后勤物资。而保甲和方田法也非常烦人，再加上手实法，让当官的忙得团团转。我“平生学问止流俗”，实在做不了什么正事，没有办法，只好喝酒，“忧来洗盏欲强醉，寂寞虚斋卧空瓶”。

他还好意思抱怨“公厨十日不生烟”，已经有十多天没有用公款大吃大喝了，“更望红裙踏筵舞”，红裙美女的轻歌曼舞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由此看来，尽管苏轼是主动要求来密州工作的，内心还是非常怀念在杭州和出家人及之间的战斗往事的。

在《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一诗中，说当年玩得爽，“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现在想来仍是口齿留香。他满心希望能够百无一是地“贪看翠盖拥红妆，不觉湖边一夜霜”。此时“回首西湖真一梦，灰心霜鬓更休论”。

苏轼此时才四十岁，“霜鬓”是假，“灰心”是真。他一再哀叹自己年华老去而一事无成，所以精神萎靡颓废，“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这种工作状态，怎能指望他为当地百姓做出什么正事来呢？

懒归懒，意淫依旧是必需的生活调味品。

苏轼非常喜欢美女，“美人如春风”，不看白不看，且特别喜欢看“一颗樱桃樊素口”的佳人。不但自己喜欢，他还劝别人也要学会玩赏美女，他曾好心劝一个姓李的老朋友应该“卖剑买蛾眉”，多弄几个美女玩玩，也不用教她什么乐器，只要“唱我新歌词”就行了。

在密州的第一个春节，苏轼就熬不住骚情，写下了《蝶恋花·密州上元》：

灯火钱塘三五夜。

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

帐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风味应无价。

寂寞山城人老也。

击鼓吹箫，乍入农桑社。

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帐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风味应无价”，回想过去在苏杭的日子多么惬意啊！密州不热闹，游戏形式也不丰富，只有那“昏昏雪意云垂野”，真的令人消沉。

新太守到任，当然有很多人请客。密州人虽穷，总也会有几个有钱讲风雅的。有一个叫文安国的人，自以为有才情，请苏轼吃饭喝酒泡妞。苏轼不好意思白吃白玩，写词纪念一下吧，即《蝶恋花·密州冬夜文安国席上作》：

帘外东风交雨霰。

帘里佳人，笑语如莺燕。

深惜今年正月暖，灯光酒色摇金盏。

掺鼓渔阳挝未遍。

舞褪琼钗，汗湿香罗软。

今夜何人吟古怨，清诗未就冰生砚。

总算在密州看到几个值得欣赏的美女了，“帘里佳人，笑语如莺燕”，想象着那“舞褪琼钗，汗湿香罗软”的无尽，纵然老了，也不禁感叹徘徊，胡思乱想，没有心情再写东西了，“今夜何人吟古怨，清诗未就冰生砚”。

苏轼不但惦记着杭州的美女们，还惦记着在杭州结下的男朋友陈述古，在一首《答陈述古》中，他是这样写的：

小桃破萼未胜春，罗绮丛中第一人。

闻道使君归去后，舞衫歌扇总生尘。

他继续以女人的口吻和陈述古叙述离情，说桃花开放春光明媚的时候我认识你，那时你真是帅透了。现在你不在我身边了，我没有心思唱歌也没有心思跳舞，“舞衫歌扇总生尘”，只好用洗衣机使劲洗。

此外，苏轼不停地和其他各地好友诗书唱和，煞是风雅。对路远的朋友，苏轼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专门派人送诗讨诗。这些诗大多写得很肉麻，比用QQ聊天还要无聊庸俗。比如他给被贬在洛阳的司马光写的《司马君实独乐园》，就高度表扬司马光大名满天下，“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对司马光的独乐精神给予了强烈吹捧，说，不要看司马光现在啥事没有只知喝酒，但“四海望陶冶”，国家还是要指望他的。苏轼还非常矫情地叹息说，“名声逐吾辈，此病天所赭”，我们的名声都太大了，这实在是老天爷在处罚我们这些名人啊！

苏轼写给干爸爸张方平的《张安道乐全堂》吹捧得更加，把一介腐儒张方平与庄子列子并提，有志气，酒量大，长得也帅，“我公天与英雄表，龙章风姿照鱼鸟”。更要命的是，苏轼说张方平工作能力强，“但令端委坐庙堂，北狄西戎谈笑了”。

宋朝没有重用张方平，真是亏大了。

大概是在杭州时身体被酒色掏空了，到了密州以后，苏轼开始锻炼身体。他也没有什么科学的办法，就是神神道道地吃点补品，搞点养生的技术，烧点丹药，练点气功之类的。总而言之，就是在不能累着的前提下，能把身体搞结实了。结果搞来搞去，身体却越来越差，刚四十岁的人，就满头白发如霜了。

现在仍有很多人对苏轼的养生术津津乐道，岂不知他那些骗人的东西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最后他的死就与自作聪明地开药治病有关。

在密州时，苏轼于《赠王仲素寺丞名景纯》一诗中谈到了学习练气功的好处。说“养气如养儿”，接着又来一句笑话，“弃官如弃泥”。反观苏轼自己，他一生也没把这个儿子给养好，当然更没把这块泥巴给弃掉。

苏轼说他自己早就喜欢练气功，非常想达到“孤舟倒江河，赤手揽象犀”的大师境界，可现在也只能做到“留气下暖脐”而已。

不光练气功，他对补品也颇有研究，是中国保健品骗人行业的先驱之一。

密州投苏轼口味的东西不多，能入他法眼的是枸杞和甘菊。

枸杞，这可是好东西，常吃了可以让小鸟站得更直脖子也伸得更长。苏轼在《周教授索枸杞，因以诗赠》中有过清楚的介绍。而甘菊放到现在也是很好的饮品。

过分的是，苏轼明明是在采食杞菊以养生，却偏偏故意说成是家里太穷，实在是没有吃的了，只好采食杞菊以充腹。这样发牢骚，一则可以引起人的同情，让半老徐娘们听着抹眼泪：这么有文采的人都吃不到好饭，太可惜了，真是天道不公；二则可以借机攻击时政，是变法搞穷了天下。

在《后杞菊赋并序》中，苏轼是这么写的：我“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不奉”，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想吃一顿饱饭都不容易，“斋厨索然，不堪其忧”，只好和部下“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好填肚子。

这种白日谎言苏轼也好意思说出来，他一个州的太守都需要采野菜填肚子，那么老百姓又该吃什么呢？一旦真的荒穷到这种程度，苏太守只怕连树根都挖不到了，早被老百姓啃光了。

事实上，超然旷达苏轼是很会用钱的，他在从杭州到密州的路上，顺手在常州买了一处房产，真是很有远见！

他这样写的真正目的是埋怨公使钱太少了，在接下来的赋词中，苏轼直截了当地说，“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天天坐着无聊，“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连酒水都喝不上，只能吃野草。这些东西实在太难吃了，让人“对案颦蹙，举箸噎呕”。然后苏轼又故作大度，说“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说不定以杞菊为粮食，“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与南阳之寿”，照样可以长寿。

就这样一个花心太盛玩心不死满嘴阴话的人，还能指望他给老百姓做多少正事呢？

苏粉们死吹苏轼在密州为政勤苦，说来说去，就是求雨啊、捕捉蝗虫啊、捡弃婴啊这几件事，再列不出什么像样的工作来了，他根本不懂怎样才能发展农业生产。

先谈谈苏粉们念念不忘的收养弃婴一事。

首先，必须明白，古代没有什么有效的节育措施，也没有电影电视，天黑以后，除了睡觉基本上就是操事，或者先操事再睡觉。特别是那些穷人家，不能跟苏轼比，大都是一个茶壶一个杯子，比较专一，孩子不免就多了点。这种情况下，弃婴就无法避免。

纵观历朝历代，没有哪一朝能根除弃婴和溺婴现象的，宋代的弃婴也相当普遍。而在苏轼那里，对弃婴现象的夸张有其特殊目的，就是借此攻击新法，把弃婴的罪过安到变法派的头上，这是一个很容易博取无知者同情的手法。

苏轼到处写信写诗说他捡弃婴很辛苦，真正效果如何呢？他对此有一个总结，在《与朱鄂州书》中，他说：以前在密州工作，“遇饥年，民多弃子”，就从公仓里弄了几百石米，“专以收养弃儿”。

宋制一石折十斗，约相当于现在六十公斤，苏轼给每家补助“月给六斗”，一年六十斗，折六石。一算就清楚了，苏轼这样做能救多少弃婴呢，也就是百十个吧，救不救得活还难说，他自己的总结数量是“所活亦数十人”而已。

一个不愿意发展生产只知道卖卖好心肠的人，不要指望他能从根本上解决什么社会问题。

而捉蝗虫则是官员最基本的份内工作，捕蝗不力，是要被国家法办的。在苏轼到密州上任前，当地老百姓已经捉蝗虫三万斛了，只可怜那些官员不如苏轼会写诗自吹，所以没有人知道。

苏轼到处给朋友说自己在密州捕蝗很费力气，也就是说说罢了，他可能下乡视察过几次，照完相就回来了。在写给弟弟苏辙的诗中，苏轼亲口承认：自己“平明坐衙不暖席，归来闭阁闲终日”。也就是说，白天偶尔到办公室转一圈，屁股还没坐热就回卧室里躺着，一躺就是一天。如果有客人来玩，就会忙着出门相迎，“两眼蒙眬余睡色”，眼睛都还没睁开。

至于求雨，则纯是闹剧，但苏轼是一本正经地当做正事来干的，他一直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说不定真的是文曲星下凡，老天爷应该买他的账。

为此，苏轼没事就跑到密州常山上去求雨，什么《祭常山祝文》、《祭常山神文》、《祭风伯雨师文》等无聊文章一个劲地写。万一老天下了点雨，就急忙写文章自吹，求不下来呢，就一声不吭糊弄过去了事。

去常山求雨也是真真假假的事情，弄个因公出差的名分，顺便自己也可以爽一把。在《登常山绝顶广丽亭》一诗中，苏轼就明确记录了在常山绝顶广丽亭上娱乐的情形。“嗟我二三子，狂饮亦荒哉”，他不喜欢喝干酒，一定要有美女相陪，“红裙欲先去，长笛有余哀。清歌入云霄，妙舞纤腰回”。

在高山之巅，迎风远眺，或赏清笛，或观妙舞，常山自古以来“何尝有此乐”？苏轼玩兴大发，都不想回家了，“将去复徘徊”。他有时也想得很开，曾劝自己说，“人生如朝露，白发日夜催”，何苦用意追求呢，最终大家都不过是“万劫终飞灰”罢了。

还好，苏轼并不是一直如此颓废无聊，有时也神情激扬一把，提起精神的时候，好像也满是那么回事。比如为了把常山求雨的事情弄得像样点，每次上山也有个落脚点，苏轼专门拨款在常山修了座神庙。神庙落成的那一天，他率领大小官员前去参加揭幕典礼。大概是玩得比较开心，在回来的路上，苏轼决定与民同乐，穿着棉衣，戴着皮帽，骑马挎弓，带着大家去打猎，“与同官习射放鹰”，并写下一首很难看的诗《祭常山回小猎》来记述此事。说彩旗乱飘，风追马跑，兔走鹰飞，白云满天，回来的时候沾了一身的树叶。

苏轼最后自许说：“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意思是国家如果想打仗，我还是可以领军出征的。

还好，没有哪个领导晕到让苏轼领军出征的地步。

真正让这次出猎活动扬名千古的，是那篇意淫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一手牵狗一手架鹰，穿得暖暖和和的。老百姓也都喜欢跟太守玩，紧紧追着苏轼。一群人在平地上纵马狂奔，同志们都要看着苏轼去射老虎。苏轼也觉得自己英姿飒爽，比孙权还要帅。

跑了一会跑热了，加上酒劲上涌，他有点受不了，把衣服扯开，露出肥肥的胸肌，虽然头发有点发白了，又怕谁呢！反正今天老子聊发少年狂。

苏轼还是很有心眼的，他并不是真的发疯乱玩。“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一句，借用汉文帝派冯唐持节前去赦免犯了过错的武将的故事，来向朝廷表示，我现在已经知错了，什么时候能原谅我的错误重用我呢？他还保证说，一旦我受到重用，一定会努力进取，“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大致是熙宁八年（1075）十月左右，也就是在王安石复相以后，变法仍在继续，苏轼阴阳怪气啰里啰唆地反对变法没有收到任何效果，他也就想收收嘴。这首词是直接向朝廷表示：我苏轼并不颓废，给我一个机会，我照样可以阳光灿烂。

这种大话连篇的自吹之词，对苏轼来说，自然是小事一桩。据说也开辟了宋词的新风格，从此豪放词就越来越多了。苏轼也很自得，夸说此词可“令东州壮士扺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有人说那句很好听的大话：“西北望，射天狼。”表明了苏轼有心为国效力，意图一举踩平西夏和北辽，是一个豪放的文人。

还是算了吧，他此后一直反对朝廷对外用兵。在王安石罢政后，想起来就会抨击一下朝廷的强兵政策；神宗主持征伐西夏的战争时，他代张方平写了一篇《代张方平谏用兵书》；待到他翻身当了朝官以后，更是不依不饶地抨击熙宁变法派积极开边的成绩。那时他恐怕早忘了自己“西北望，射天狼”的牛逼雄心了。

腐生们天生喑弱，总想在嘴头子上耍一点豪放，自欺欺人而已。嘴皮子上玩的再豪放又有个什么用？

大概自此以后，他再也没有骑马打过猎了，还是坐在酒桌上听歌泡妞看跳舞比较省心省力。

苏轼很少有诗文写到家庭生活，密州期间写的《小儿》一诗，可以看出点苗头来。

小儿不识愁，起坐牵我衣。

我欲嗔小儿，老妻劝儿痴。

儿痴君更甚，不乐愁何为。

还坐愧此言，洗盏当我前。

大胜刘伶妇，区区为酒钱。

当时王闰之不到三十岁，在苏轼眼里已经不是娇妻了，而是一个老妻了。苏轼是没有心思哄孩子玩的，王闰之却比较善解人意，只是柔声安慰老公，“不乐愁何为”？接着就在苏轼面前为他洗杯子倒酒喝。苏轼脸红了，表扬自己的老婆比刘伶的老婆要强很多，刘伶的老婆连酒都舍不得给老公喝。

至于在密州时他那极度可爱的红颜知己朝云的情况如何，苏轼一字也没有提起过。在很久以后，他已经老的不行了，骚不起来了，也没有多少人陪了，才不断地为朝云写诗作文，还向朝廷写信，想给朝云弄一个虚衔。现在自己身子骨还算硬朗，不需要这样闹腾。

苏轼喝了一杯王闰之给他倒的酒，味道并不好，想起刚写好的两首《薄薄酒》，拿出来读了读，聊作自我安慰。

他先是借别人之口劝自己说，酒纵差点，总比白开水好喝；老婆纵丑点，也比独守空房强，“丑妻恶妾胜空房”，甚至可以达到“丑妻恶妾寿乃公”的奇特效果。然后进一步引申道：纵是前呼后拥从人无数的高官豪吏，也“不如悬鹑百结独坐负朝阳”，“百年瞬息万世忙”，“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都两忘”。

诗的结论是：酒好酒坏，人美人丑，或是钱多钱少，都无所谓，“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

当然不能信这话，不然他使劲抱怨公使钱太少做什么？而且他对老婆的美丑也是非常在意的。密州一位通判叫刘庭式，苏轼曾为其写过一篇《书刘庭式事》，从中可以看出苏轼对女人美色的态度。

刘庭式为人不错，在考取进士以前，和一个同乡的女孩定了亲，考取进士以后，那女孩却得了一场重病，“两目皆盲”，成了瞎子。女孩家也不好意思逼着刘庭式娶瞎女儿，甚至有人劝刘庭式娶女孩的妹妹算了。不料刘庭式非常坦然地把那个女孩娶了回来，后来女孩死在密州。

苏轼对刘庭式的这种做法非常不理解，就问，“哀生于爱，爱生于色”，女人长得漂亮我才能爱她，可是你娶了一个盲女，“爱从何生，哀从何出乎”？

刘庭式回答得很简单：“吾知丧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无目亦吾妻也。”

苏轼听了，立即表扬刘庭式说：你真是一个“功名富贵人也”。

他在很多情况下首先想到的都是功名富贵，看他一首小诗中的两句，“晚觉文章真小技，早知富贵有危机”，清楚地表明他真正看重的并不是文章，而是富贵。

苏轼连珠式的发牢骚、讲酸话、阴阳怪气，基本都是因为没有弄到应有的官位和富贵。在《同年王中甫挽词》中，他非常委屈地说“先帝亲收十五人，四方争看击鹏鲲”，这指的是仁宗皇帝通过制科考试录取的十五个高才生，本来都是很有前途的大好青年，现在却“死生契阔几人存”，只剩下我和弟弟在内的五个人而已，“宿草犹应有泪痕”，想来真是让人感伤泪流。

有一点却很奇怪，苏轼在密州，除了抱怨公使钱太少自己生活不开心以外，竟然很少有诗文直接攻击新法，与在杭州相比，简直不能让人相信，虽然他也并没有说过变法的好话。

或者可以理解为，新法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他纵然想骂，也是无从下口。

或者是真的超然了？因为他专门搞了一个超然台。

苏轼喜欢爬高望远，密州城内没有什么像样的楼台。他找来找去的，终于看中了北城墙上的一块城台，立马大兴土木，建成了有名却速朽的超然台。

为了表明自己对于官大官小根本不在意，也为了表明自己真的很超然，苏轼磨了很多墨，心满意足地看了一会家妓们的舞乐，简单按摩了一下，然后趴到书房里写了一篇《超然台记》。

苏轼说他对身外之物的要求不高，任何东西都有闪光的一面，看着都可乐，不一定非要华丽玄妙才行。他自许说喝酒不挑嘴，吃水果也不挑食，能吃能喝就行，“皆可以饱”。

既然这么好喂，就不禁要反问别人：“吾安往而不乐？”我到什么地方都会很快乐。

然后还很开朗地劝别人说：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能满足我们欲望的东西却是有限的。这些东西有好有坏，如果我们老是挑来挑去，就会挑花了眼，“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

不知他在杭州买下那个如花似玉的十二岁的朝云小姑娘时，有没有挑三拣四，他为什么不把芙蓉姐姐买回家呢？

苏轼冒充哲人，说有些人没有做到“游于物之外”，就像坐在水缸里一样，看不透事物的本质，“常眩乱反覆”，日子过得就不开心，这实在是可悲的事情。

然后就拿自己为范本教育大家怎么做：我从杭州到密州来上班，虽然不是步行过来的，但也没有舒舒服服地坐船，而是“服车马之劳”一路颠簸过来的。离开旖旎的西湖，来到桑麻之田野，不去住有“雕墙之美”的豪华房间，而是在“采椽之居”里暂时存身。刚来的时候，密州很穷乱，“盗贼满野，狱讼充斥”。我的生活也是“斋厨索然”，甚至到外面采野菜吃，“日食杞菊”，人们都以为我肯定不开心。可过了一年多，我反比在杭州时胖了点，头发也由白转黑了，这并不是我练气功的效果，而是我“既乐其风俗之淳”。一旦日子过得开心，就开始“治其园圃，洁其庭宇”，在家里搞了一点装修，好住得舒服一点。正好在园子的北面，有一个小土台已经旧了，我派人把它“稍葺而新之”，这样没事就可以爬上去四处看看，借以“放意肆志焉”。

然后苏轼就拿出了《凌虚台记》中用过的老套写作手法，说往四周一看，全是先古遗迹，可以怀想先古伟人的风采。现在这个小土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无论是雨雪之朝，还是风月之夕，我都要来爬一下，客人们也都跟着我来爬上爬下的，我们吃园子里的蔬菜，钓鱼酿酒，搞野炊，同志们都很开心，齐声说：“乐哉游乎！”

弟弟苏辙在济南听说了这件事，就写了一篇赋来记述，并把这个台命名为超然台。

最后苏轼总结说，我之所以“无所往而不乐者”，是因为能做到“游于物之外也”。

不但自己精心写文章加以纪念，他还要请各地好友替他写《超然台赋》或《超然台诗》，热闹无比，几乎成了文坛盛事。这样才好让天下人都知道，苏轼是一个超然于物外无忧无虑无所追求的人，简直是一个仙人。

在另一阕《望江南·超然台作》中，苏轼却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感受：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

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

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

诗酒趁年华。

如那“烟雨暗千家”的景象一般，苏轼的心情也是灰暗的，嘴上说得坚决，并不等于真正的超然。他劝自己不要再去回想江南的风花雪月，“休对故人思故国”，而要调整心情，“且将新火试新茶”。一句“诗酒趁年华”，不经意的泄露了他心底的那种颓废与没落，只能抓紧时机，借诗酒以自娱了。

这样的超然，与其说是超然，还不如说是理想的幻灭，精神的颓废，直接导致言行的虚无。这在他写给弟弟的《调寄沁园春》中表达得特别清楚。

苏轼回想当初兄弟俩共客长安时，意气风发，笔纵千秋，“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非常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并且兄弟俩都有功成身退的打算，“用舍由时，行藏在我”，对当官并没有特殊的兴趣，“袖手何妨闲处看”，心态是特别潇洒健康。

而一旦理想幻灭，苏轼就只希望能有一个健康的能喝酒的身体就行了，“但优游卒岁，且斗酒樽前”。

凭他这种人生态度、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基本上是不要指望他能取得什么成绩了，他自己的诗里已经记录了他到任前后的生产情况了。在他刚到密州时，庄稼长得还不错，“麦穗人许长，谷苗牛可没”，除了蝗虫多了点，其他也没什么大问题。

苏轼信心满满，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和好心肠，求雨那么辛苦，完全可以把密州搞好，“今年好雨雪，会见麦千堆”。同志们一定会“笑口几回开”，百姓的生活全部达到小康标准。

结果，在苏轼离任时，有一首《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说：“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苏轼也觉得对不起老百姓，“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终于知道自己只知读书而不知政事对老百姓一无所用了，“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

面对穷苦百姓，苏轼有什么想法呢？答案是：“何时剑关路，春山闻子规。”他又想搞什么归隐田园，回家蹲着不出来了！

苏轼在密州混了三年，并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密州仍因他那两阕词作而名扬天下。一阕是前面已经介绍过的让人感动得一塌糊涂的“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江城子》，另一阕就是暧昧的旷古名词《水调歌头》，全词如下：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本来请调密州的理由就是要见弟弟苏辙，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密州三年，竟然没有和弟弟见上一面，两人只能遥看天上月，臆想千里共婵娟的美好时光。

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苏轼密州任满，“就差知河中府，已而改知徐州”。

七、无趣的徐州

徐州古名彭城，是扼控南北的重要枢纽，名胜众多，古迹遍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死人无数，尸骨成山。苏轼到徐州，自然又可以抚今叹昔，大声感慨了。

在赶赴新任的途中，仍然一如既往的拖拉。熙宁九年十二月罢密州任，由弟弟苏辙陪着，一路玩玩看看，走走停停，在保守派大将范镇和张方平家呆了很长时间，就这样走了约五个月才赶到徐州。

到徐州后，先写《徐州谢上表》。这次写得比较简单，说感谢皇上任命我为徐州太守，我比较喜欢搞农业生产，写诗作文只是表面现象。而且我这个人做事往往不顾困难勇往直前，在朝廷里也没有什么后台，一直也没有评上优秀工作者。以前我经常上书提一些建议，那并不是故意要表现自己，那些建议虽然没有什么用处，却可以表明我的责任心还是很强的。

现在我奉命来到徐州，这里“民淳讼简”，我也没有“施设之方”，只是“食足身闲”，有时非常惭愧，“顾力报之无所，怀孤忠而自怜”。

苏轼陪着弟弟苏辙在徐州玩了一百多天，一直玩到中秋节。兄弟俩赏月玩花，品酒放歌，心情非常愉快。

弟弟也玩得差不多了，毕竟也是公务员，不得不走了，哥哥呢，也应该收收心，认真做一下他的本职工作了，好坏也是一个地方首长。

走之前，苏辙步苏轼之韵，写了一阕《水调歌头·徐州中秋》。这一阕远没有苏轼的“明月几时有”出名，但从中可以看出兄弟俩玩得还是很有情调的：泛船水上，波光涌动，明月如霜，好风如水，加上有歌妓“鼓吹助清赏”，心情原本应该是很好的，但弟弟仍然忧郁，“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原来是因为担心兄弟俩会像怀才不遇的东汉末年才子王粲一样到头来一事无成以至流落天涯，没落之余只有登楼远望以托思乡之情。

为了让弟弟走得开心，哥哥便再和一阕《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希望兄弟俩能以当年的谢安为戒，绝不要贪图功名富贵，“一旦功成名遂”，就“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携手归还家乡。

苏哥哥希望：有朝一日，“故乡归去千里”，选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安顿下来，“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唯酒可忘忧”，再也不去考虑什么家国大事，兄弟俩只要“相对永登楼”。

可惜的是，苏轼从没有过功成的经历，自然也就没有身退的危险，也一直没有机会“扶病入西州”。

衣锦还乡只是南柯一梦。

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打断了苏轼的好梦。

熙宁十年（1077）七月中旬，黄河在澶州决口，大水一泻而下，水势滔滔，顺地形向下游扑去，八月底到达徐州。

洪水来奔期间，兄弟俩正玩得欢乐无比，根本没有料到潜在的危险，更不要说提前防范了。待到洪水围城，苏轼慌了，潇洒不起来了。为解洪水之危，他采取的是最愚蠢的方法：不顾一城生灵性命之危，合城死守！

关于这次水患，正史记载的资料极少。现在所了解到的信息，大多是从苏轼自吹自擂及他的朋友们替吹替擂的诗文中提取出来的。可信度如何，不可确知。

苏辙在为哥哥写的墓志铭中大力宣扬了他的抗洪事迹：城池危险之时，“富民争出避水”。对此，苏轼态度非常强硬：“富民若出，民心动摇”，谁来守城？有我在这里，“水决不能败城”，硬是把富民们又赶进了城。也不知苏轼哪里来的决心和信心，说有他在水就不能进城。

要不是拿百姓性命赌自己的官帽，负责任的做法应该是一边及时疏散百姓到城南高地暂时存身，一边组织民夫加固城墙，尽最大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水灾影响，而不是孤注一掷，以一己之身押赌全城数万性命。

也就是大水到了徐州水势已然减弱，如若不然，一城百姓就会跟着苏轼下了汤圆。

苏轼自己也很担心会搞崩盘，这才不惜拄着拐杖“亲入武卫营”，对武卫营卒长道：现在情况危急，就算是禁军，也要为我出力，你们更应义不容辞。

这个卒长还是很懂事的，带领手下兵丁拿着工具“筑东南长堤”，把水挡在了城外，“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

一时间大雨不止，“河势益暴”，苏轼就吃住在城墙上。

苏辙在墓志铭中特意强调哥哥“过家不入”，好让人们一下就联想起伟大的大禹。

苏辙的这个抗洪记录，是从苏轼自己写的《奖谕敕记》中抄来的。苏轼文笔好，对抗洪过程的描写更加精彩刺激：大水自熙宁十年七月十七日决于澶州。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东西北三面皆水，“水高于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形势非常危险。

什么概念呢？按苏轼的说法，徐州城外的大水比城内地面高出了约两层楼!

苏轼听从老人指点，在城中挖壕筑堤。第二天水就到了，因为工作做得迅速及时，大水“遇堤而止”，真是相当惊险！

他总是能遇到此种巧事!

水还是挡不住，破城而入，只好再以“城中附城为长堤”，并把“公私船数百”泊于城下，“以杀河之怒”，一直到十月五日，水才渐渐退去。徐州城在大水中泡了四十多天。

也就是说，这种死守政策并没有见效，水已进了城。苏轼忙着带人到处筑堤，仍不得不步步退守，地盘被水越围越小，最后他也敢说“城以全”！

就算是整个徐州城都被保了下来也不是天大功劳，他作为徐州太守，守住的只是一个徐州城，至于城外的百姓，命运相当悲惨。这是苏辙为了吹嘘苏轼的抗洪功劳在《黄楼赋并叙》中透露出来的消息：当时城外百姓“漂庐舍，败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壮者狂走无所得食，槁死于丘陵林木之上”。这似乎都不是苏轼的责任，只怨这些人不住在城里。

不管怎么说，水是退下去了，不然徐州就要变成湖了。

苏轼要庆功。

他写诗，作文，弄赋，并要各地的朋友加以唱和，不停地用各种方式吹嘘自己此次与洪水战斗的英勇事迹，同时上书朝廷，要钱要物，准备在徐州城外再筑一城，以防水患于未然。

在汇报自己工作成绩的《徐州贺河平表》中，他用非常夸张的手法描述了自己组织抗洪的先进事迹，说从前还没有人能够做到“收狂澜于既溃，复故道于将堙”，现在我苏轼做到了，“俯仰而成，神速若此”。他当然不敢独占此功，要分一点给神宗皇帝，“恭维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无方，达四聪以来众言，广大孝以安宗庙”，这点小水才很快就被搞定了。

他有时也是知道自我批评的，承认洪水到来之时，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现在河水收去，“盖天助有德，而非人功”，这实在是一件“振古所无，普天同庆”的大好事。

苏轼朋友也多，大家反复上报朝廷，乱哄哄替他请功。

直到第二年，朝廷被众多的上表弄得没什么办法，只好对苏轼的此项工作进行了表扬，并给徐州拨了一些钱物用于水利建设。朝廷在《奖谕敕》中指出：“黄河水至徐州城下，汝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害，遂得完固事。”“朕甚嘉之”，特此表扬。文件写得比较平淡，没有苏轼用夸张的文笔写的那么惊险。

苏轼对这个奖励相当不满，所以在《徐州谢奖谕表》中，先是“诚惶诚恐顿首顿首”。然后发酸道：“伏念臣学无师法，才与世疏。经术既已不深，吏事又其所短。”也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和其他同事相比，只能说“下下宜然”，皇上表扬我，其实是鞭策我，我一定要好好工作，继续努力。

在给中书所上的《上执政谢奖谕启》中，他首先承认，这个工作，“实守臣之职”，现在受到如此表扬，心中非常惭愧。然后又自我表扬说，我在工作中能做到“师保万民，方以一夫不获为己羞”，因此才有很多人讲我的好话，朝廷才对我加以奖励，我以后一定要努力工作，“深自策其驽钝”，力争取得更好的成绩。

他表面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早被徐州大水弄得烦不胜烦了，到处求人，想换个地方去工作。在《与范子丰书》中，苏轼说自己被徐州“水旱相继，流亡盗贼并起”搞得焦头烂额，再加上“决口未塞，河水日增，劳苦纷纷，何时定乎”？真是烦死了，因此想到东南一个小郡去，请范大人帮帮忙。如果不能到东南去，“但得江淮间一小郡”，也是很高兴的事情，“更不敢有择也”，反正就是不想在徐州蹲了。

在没走成之前，苏轼还得在徐州再混一段时间。现在洪水歇菜了，他也就可以放开手脚玩一玩了。为了使自己这一抗洪事迹得到永久纪念，苏轼大兴土木，在徐州城东门建一超高建筑，外涂黄泥，取“以土克水”之意，名之为黄楼。并不惜拆毁西楚霸王项羽在徐州所建的一座古迹——霸王厅，“取其材为黄楼东门之上”。对于破坏文物，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曾写信给朋友说自己“侠气不洗儒生酸”。文武双全，比吕布还要帅气。

黄楼建成以后，“高十丈，下建五丈旗”，非常气派。苏轼大肆庆功，广邀各方名士。鼓乐大作，美女云集，人人都要写文章表扬苏轼，不能到场的朋友也应该把文章邮寄过来。苏辙第一个拍马杀到，写了一篇肉麻透顶的《黄楼赋并叙》，对哥哥大加称赞，最后也劝哥哥要清楚“变化之无在”，不如“付杯酒以终日”，也祝愿在黄楼上高谈阔论喝酒吃肉的各方高朋贵宾们“释然而笑，颓然就醉，河倾月堕，携扶而出”。

很多人拍马阿谀奉承，其中以学生秦观的马屁拍得最为清脆响亮。在《黄楼赋》并引中，秦观大着胆子表扬老师在徐州“即治河决之变，民以更生”，似乎不是苏轼明断，徐州人就会被淹死光光一样。

文章太多了，得结集出版才行。苏轼日理万机，没有时间，好在他手下有个无聊至极的主簿叫陈师仲，义不容辞地把这些热情洋溢的文章整理成《黄楼集》出版，事情被越吹越大，弄得轰轰烈烈，声传海内。苏粉们也终于有了意淫的资本，翻来覆去一句“先生治水有功”，把嘴唇都能讲出血泡来。

《黄楼集》中最有名的文章除了苏辙的《黄楼赋》，大概就要算秦观的那篇《黄楼赋并引》了。不过苏轼并不在乎谁好谁坏，他要亲自书写苏辙的《黄楼赋》。

有一个官妓叫马盼盼，长相“甚慧丽”，苏轼“极喜之”。马盼盼不但漂亮，且有文才，“能学公书”。苏轼在写《黄楼赋》时，要出去撒泡尿。盼盼仗着苏轼宠爱自己，提笔在后面写了“山川开合”四个字。苏轼回来后“见之大笑”，捏了一下盼盼的俏脸蛋，“略为润色”，并不再改。后人所收录的此碑文中，这四个字仍是马盼盼所书。

关于书法，也就那么回事吧，很多人看重的就是人名，一个的字，跟在苏轼的屁股后面，照样可以流芳百世。

秦观的《黄楼赋并引》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个人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而广为大家所熟悉并喜爱。

可惜秦大官人这两句非常纯情唯美的话，却并不是对他老婆徐文美说的。秦观的词作约四百阕，大多言情，且只对青楼歌妓言情，对自己老婆是没有言情的兴趣的。这一点，师徒俩有异曲同工之妙。

做过苏轼副手的赵令畤在《侯鲭录》中记载，苏轼在徐州时，有一次设酒为一个朋友送行，曾在酒桌上炫耀说：“十五年前我是帅，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留名字。”

苏轼还是比较直白的，在青楼里干得那些丑事也照说不误，难怪苏粉们夸奖苏轼为人坦荡。

秦观这个好学生听了这件事以后，就和了一句，“我曾从事府”。

苏轼是帅，秦观当然只能在府下干活了，不能越了规矩！

这件事和苏轼在《蝶恋花·赠潘大临》中提到的时间有所不同，事情大致不差，都是一群鬼干的事说的话。

来赏一阕秦观为一歌妓写的代表作《满庭芳·山抹微云》：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

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

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

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

，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

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

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

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苏轼看过此词，心有所动，自此封秦观为“山抹微云秦学士”。

其实这个不如“罗带轻分秦学士”更直观。

苏轼很欣赏秦观的表现，曾非常没有原则地表扬这个学生有屈原和宋玉之才，“虽万人何赎”？

但李清照并不给苏轼面子，在《词论》中曾评秦观“专主情致，而少故实”，就是没有什么内容，“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中乏富贵态”，浅薄而已。

秦观的同学黄庭坚都有点看不下去秦观的作品，曾劝秦观“才难不易得，志大略细谨”，结果同学们弄得很不开心。

秦观跟着苏轼混，本想借树爬高，弄出点名堂来，结果苏轼自己都被搞得一头黑灰，哪还能提携秦观？当苏轼去金陵拜会王安石时，也曾费尽心机地请王安石向朝廷推荐秦观，可惜王安石没有给苏轼面子。

此后秦观好不容易考了个进士，在官场上终究一直没能成什么气候，加上花心太胜，身体不妙，比苏轼死得还早。

这种花心空萝卜文人，死了也实在是没什么好可惜的。

东南有一个和尚名叫道潜，长得很帅，听说苏轼到了徐州当官，不远千里来与他相会。苏轼一向尊重和尚，对道潜“一见如旧”，赶紧用公款请道潜“馆于逍遥堂”。“士大夫争欲识面”，大吃大喝以后，每人携一美妞，“而红妆拥随之”。见了道潜后，苏轼故伎重演，再用调戏和尚，“遣一妓前乞诗”。

道潜还是有一点定力的，对于苏轼的轻薄，并不为难，提笔写道：

寄语巫山窈窕娘，莫将幽梦恼襄王。

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

道潜告诉那美妓，同时也是在告诉苏轼，我的心已似飞絮沾在泥上，你再调戏我也没用了，我已不会再随风上下狂飞了。

苏轼讨了个没趣，道潜却因此诗而意外“名闻海内”。

还有很多朋友来找苏轼玩，其中有名的是王巩。

王巩是宰相王旦的孙子，张方平的女婿，而苏轼则是张方平的干儿子，两人有瓜葛。王巩也是一自命不凡的人，“颇不容于世”，“独与苏轼交游甚欢”。两人书信往来，指点国事，非常有感觉。

王巩是世家子，两人经常开一些小玩笑，但苏轼从不恶意嘲笑王巩。他曾信誓旦旦地对王巩表白说：谈到治国挣钱，我们这些君子“诚不如新近之士”，但是如果到了“缓急之际”，需要有英雄出来“决大策，安大众”时，唯有王巩这样的“世臣巨室为能”。

这还没完，苏轼还经常嘲笑那些变法派旗下的新晋之人，“彼穷人子，既陋且寒，终劳永忧，莫知其贤”，就算他们“有韩信白起之勇”，“张良陈平之智”，也绝不可能比王巩这样的“世臣宿将”能让“人素畏服”。只有“世臣宿将”才能真正做到“成功速也”。

一副鄙薄嘴脸真是清晰可见！

苏轼到了徐州，王巩当然也要追来，反正大家都闲着，不玩白不玩。

王巩驾长车踏破圣女山阙，长车上装载着家酿的美酒和家养的歌妓。到了徐州以后，和苏轼又是拥抱又是写诗。苏轼陪王巩到处乱玩一气，“北上圣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饮酒，乘月而归”，煞是风光。

有一次苏轼派了一个陪同团陪玩，怕玩的时候太无聊，又让王巩带上了盼盼、英英、卿卿“三子游泗水”。

夜深了，繁星满天，苏轼估计几个人应该回来了，于是刻意打扮了一番，“羽衣伫立于黄楼上”，翘首远望。王巩回来时，苏轼与其“相视而笑”，从心里感到温暖。

苏轼说，这种幸福感，“以为李太白死，世间无此乐三百余年矣”。

在《百步洪》一诗中，苏轼对王巩挟美女放舟激流之中的别种风情非常神往，“轻舟弄水买一笑，醉中荡桨肩相磨”，这感觉，要比在大城市里拥着锦衣美女爽多了。

而对其他人，苏轼就没有这种好脸色了。

有一天，谏官李定的儿子路过徐州，前来拜见苏轼。

苏轼和李定此前已经结下梁子，对李定是一百八十个不顺眼。奈何小李毕竟也是朝官之子，所以苏轼就用公款请小李吃饭。

这个小李头脑也有点迟钝，不知道苏轼和他老爸李定是死对头，见苏轼招待自己，“以为坡公爱之也”，就登鼻子上脸，“因起而求荐墨”。苏轼当然不肯答应，嘴上也不好明说，就嗯嗯了几句，说等会吧。

谁知小李真的就等了一会，“久之闲谈”，苏轼忽然问小李：相面的师父说过，一个人的人中越长越好，长一寸就能多活一百年，“有是说否”？

小李老老实实地回道：没听说过。

苏轼嗤笑了一声：真是这样的话，那彭祖的脸不知有多长了，“好一个呆长汉”！

小李这才明白苏轼是在损自己，当下“大惭而遁”。

他在小李面前好歹也是一长者，现在由于李定的原因如此刻薄对待一个不懂事的小伙子，肚量真是够戗！

苏轼一直宣称想要归隐，只要听说什么地方有隐士，那是一定要去拜见的。据说云龙山有个人叫张天骥，号云龙山人，似乎算得上是隐士，于是苏轼就跑去了。

这个云龙山人，也是很有一把勺子的，家里并不养鸡生蛋，而是养了几只白鹤，人们容易把养鹤的人看成是仙人。苏轼对此相当感兴趣。

苏轼去了，估计也喝了不少的仙酒，吃了不少的仙菜，不能白吃白喝，替人家写篇《放鹤亭记》吧。他才气大，写一个放鸟的文章也能出名，《古文观止》也收录了这篇文章。

说云龙山人的这个放鸟的亭子建得好，地理环境优越，“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

当然，这些景色都是想象出来的。

“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早晨放出去，乱跑一气，晚上就飞回来吃食了，比鸽子还听话。这个亭子也就“名之曰放鹤亭”。

苏轼带着“宾客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对山人说：就算是皇帝，也没有你这么舒服，而且你养鹤，更不容易了，《易经》和《诗经》上都说鹤是好鸟，“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垢之外”，可以用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

他以专家的口吻说，这种鸟，你必须尊重它，如果做皇帝的“狎而玩之”，就可能亡国。而作为隐士就没有这种危险，就算你天天喝酒也没有事，说不定酒量大一点还可以留名青史。

他的结论是，当皇帝的远不如当隐士快活，“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怨不得他天天嚷嚷着要归隐山林。

云龙山人被苏轼讲得有点晕，欣然而笑曰：“有是哉？”

不但跟云龙山人玩得爽，苏轼对云龙山人的老爸也是很佩服的。在《跋张希甫墓志后》中，他简直把云龙山人的老爸写成一个神仙，说这个人“年七十，辟谷道引，饮水百余日”，不吃粮食，却能够“甚瘠而不衰，目瞳子炯然”。尽管这个老家伙不久还是死掉了，他仍然相信这一家人“皆超然世外矣”。

苏轼老年大炼丹药，神秘莫测，大概和这些经历有关。

说得这么热乎，苏轼和云龙山人的关系应该算是很铁的了，起码应该算是很“超然”的了。

有意思的是，在《河南邵氏闻见后录》记录了这么一则小故事，说有人看了《放鹤亭记》这篇著名的散文以后，就问苏轼：“云龙山人张天骥者，一无知村夫耳”，犯得着你这么费劲地去拍他吗？又把他“以比古隐者”，“又遗以诗”，“过矣”！

苏轼哂笑了一声：我写他，只是“装铺席耳”，酒桌上的果品点缀而已。

此语一出，“东坡之门，稍上者不敢言”，年龄稍大点的学生都不敢说话。

云龙山人如果听了这话，会不会气得把自家养的鸟全部摔死呢？把放鹤亭也改建成养鸡亭算了。

苏轼运气不好，到徐州第一年先遇洪水，第二年春天又遭大旱，“烟尘蓬勃，草木焦枯”。他对此没有什么法子好想，架不住他会求雨。同志们浩浩荡荡，前往城外石潭去求雨。人说这石潭中有龙，比较懒惰，天天趴在石潭下睡觉，所以没有雨。苏轼说好办，提笔写下《起伏龙行》，要求懒龙起来干活，“有事径须烦一怒”，请懒龙“倒卷黄河作飞雨”。

白天求雨累了，晚上不免春情发动，一阕《浣溪沙·春情》记录了苏轼当时的心理活动。

桃李溪边驻画轮，鹧鸪声里倒清尊，夕阳虽好近黄昏。

香在衣裳妆在臂，水连芳草月连云，几人归去不。

苏轼白天勤奋求雨，晚上也还有心情满腹骚情的感叹：“此情唯有落花知。”

不管怎样，被他这样一折腾，到夏天的时候，果然下雨了。虽然隔了几个月，他还是很兴奋，以为这是自己求雨有功，所以兴师动众，再次带人前往石潭谢雨，并热情洋溢地一口气写下五阕《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

在词中，苏轼的着眼点非常有意思，对那些拥出门来挤在路边看热闹的人很感兴趣，对那些农村少女们更感兴趣。他非常清楚地看到，有很多少女急匆匆地抹了口红跑出来欣赏自己，“旋抹红妆看使君”。大家你推我挤，“相挨踏破茜罗裙”，把漂亮的新裙子都踩脏了。

最后一首写得比较清新，可惜多了条尾巴：

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何时收拾耦耕身。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

假使不是很酸地感叹一句“使君元是此中人”的话，“软草平莎过雨新”的境界将更加令人神往。

有一次，苏轼有点心神不定，想一个人安静一下，就离家出走，到燕子楼去睡。

燕子楼很有名堂，是唐朝时守徐州的一个姓张的官人为爱妾盼盼建的。后来张大官人死了，这个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其精神可嘉。可惜盼盼还是死掉了，只有燕子楼“幽独块然，于今尚在”。

苏轼洗了个澡，然后睡下。半夜做了个梦，醒了，再爬起来，写下一曲《永遇乐》。在引子里说：“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

此词颇有名气，不妨一赏：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

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

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

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

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

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说晚上景色很美，池子里有鱼在跳，荷叶亭亭而立，上有露珠滚动，四下一片寂静，一个人都没有。

我睡得正甜，突然传来夜半鼓声，伴着落叶萧然而下，把我从梦中惊醒。夜色茫茫，四下无人，只有我独自在园子里来回叹息。

因为我有心事。

我浪迹天涯，实属无奈，在我心中，时时都在守望着那山中归路，期待有一天可以悄然隐去。现在这个燕子楼已是人去楼空，楼中的燕子仍年年往来。人生一梦，无人能醒。我之所以迟迟不能归隐，只因仍有旧欢新怨，时时缠绕心间。

念及至此，我除了慨然长叹以外，何及其他？

虚幻，恍惚，无奈，空然寂寞，正是苏轼无聊空虚的真实写照。

总这样无聊也不是个事，早上洗把脸回家以后，看到老婆小妾歌妓一大堆，还有孩子们在地上乱跑，苏轼这才想起来，原来自己是个凡人。于是坐在办公室里想了一想，提笔再写《上皇帝书》。此时王安石罢相已有一年，万一海阔天空地谈论国事能侃对皇帝胃口，说不定朝廷会重用自己。

以前在密州，他就把密州写得特别重要：“常系社稷存亡”，似乎密州一失，国家必亡。现在守徐州了，当然要大吹徐州的重要性了。“又知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也”，比密州还重要。

苏轼从项羽侃起，把汉高祖、刘裕、朱全忠等人扯了一遍，说明此地是军事要地，“积三年粮于城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然后又讲徐州人坏话，说“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已”，“凶桀之气，积以成俗”，加上此地铁匠颇多，容易生产兵器，朝廷对此一定要倍加提防，否则后果严重，“吕布、刘备之徒”就是典型的例子。

因此，苏轼提出，应该对打铁户实行严格管理，并借鉴王安石保甲法的思路来整顿打铁户。请朝廷在徐州增兵，“移南京新招骑射两指挥于徐”，以示对徐州战略地位的重视。然后再招石匠编入厢军，加强徐州城防，这样才可以确保徐州无事，“徐无事，则京东无虞矣”。

为什么苏轼如此重视军队建设呢？原来徐州一带盗贼横行，难以约束。而“盗贼所以滋炽者，以陛下守臣权太轻故也”。所以苏轼请求神宗“稍重其权”，甚至可以有权“法外处置强盗”，再用点小恩小惠什么的，就可以治理一方了。

苏轼承认自己说的都是小事，“其大者非臣之所当言”，但又实在忍不住不讲，“故昧死复言之”。

他眼里的大事就是，请神宗为京东、京西、河北、河东和陕西五路“别开仕进之门”，也就是搞政策倾斜。这些地方“自古豪杰之场”，当地人“沈鸷勇悍，可任以事”，就是读书不行，应该在考试上给予照顾。

苏轼一边托人请调离徐州，一边骗神宗说，自己愿意在徐州再干三年，保证把徐州治理好。

神宗并不相信苏轼这一套。苏轼于元丰元年（1078）十月上书神宗，元丰二年（1079）二月就接到调令，迁知湖州去了。这也算是了却苏轼的一桩心愿。

走的时候，他是不需要检讨工作中存在的失误的，只需要写一些诗文对徐州的工作进行自吹性总结。在写给弟弟的《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中，对自己大捧特捧，说徐州的老百姓都舍不得我走，全在街上拦着我的马头痛哭，我只好劝同志们“歌管莫凄咽”，还是各自散去，好好回家过日子吧。可是老百姓又是为我唱歌又是为我倒酒，感激我救了徐州全城人民，“前年无使君，鱼鳖化儿童”。

接着苏轼告诉弟弟：我又想要归隐了，已经在“石佛山南路”黄金地段又买了一处好地产，“平地走膏乳”，“异时亩一金”，收入是有保障的。现在只是“归耕何时决”的问题了，官还没做够，我一时还下不了退休的狠心。

在赶赴新任的路上，照例是一路玩耍，到处写诗作文，题字绘画，不亦乐乎，其中路经灵璧时写下的《灵璧张氏园亭记》有必要一读：

走在路上，“水浮浊流，陆走黄尘”，环境非常恶劣，来到“灵璧张氏之园”时，“其外修竹森然以高，乔木蓊然以深”，令人心旷神怡。

这个姓张的很有钱，园林建得相当有水准，有水有山有树有亭有花花草草，让苏轼看了直吐舌头，羡慕不已，“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凡园之百物，无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这正是苏轼理想的生活环境。

苏轼更眼红的，是张家的家世与作风，“张氏世有显人”，想当官就当官，想归隐就归隐，自由如鸟。

然后苏轼感叹，“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就是说古代的君子，不一定非要当官，也不一定非要不当官。一旦当了官，就要废寝忘食地为老百姓工作，“必仕则忘其身”；只要不肯当官，那就连皇帝也不必放在眼里，想到哪里撒尿就到哪里撒尿，“必不仕则忘其君”。

这种态度就有点那个了，不肯当官，也是大宋子民吧，怎么能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呢，与叛国何异？这句话后来也成了苏轼的罪状之一，直被人揪到眼花耳鸣。

绕了一大圈，突然笔头一转，自吹起来：我在徐州工作两年，非常舍不得离开。加上“彭城之父老”也都舍不得我走，我真的想在这里买块地住下来养老，“南望灵璧，鸡犬之声相闻”，没有事的时候就来张家玩玩，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将必有日矣”。

话是这么讲，讲完以后，苏轼抹抹嘴就走了，再也没回来过。他一向是这个德性。

内部消息，苏轼在写下痛悼前妻的《江城子》之后，一时轰动。同志们都知道苏轼情深。在离开徐州时，马盼盼悄悄来为他送行，别的不要，也要一阕别词，苏轼顺手写下了《江城子·恨别》，不妨一读，看看是不是同样感人。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

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

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

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

寄我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从前为妻子淌下的那“泪千行”，现在已经是“寄我相思千点泪”，转手把眼水送给别人了。非常遗憾的是，只恨泪水太少，流不到，楚江东。

苏轼“背归鸿，去吴中”以后，本想在山清水秀的湖州再神仙一把的，结果却出了一点意外，被搞得一屁股狗屎，头脸都很难看，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

八、乌台诗案

湖州在浙江境内，南望杭州，北接太湖，与苏州隔湖相望，山青水白，秀女红韵，正是苏轼理想中的东南小郡。

与以往不同的是，他这次走得特别快，三月接到调令，竟然四月就从徐州赶到了湖州。当然，如此急着奔赴新任，并不是害怕徐州有野狗咬他，更不是要急着去湖州开展工作，原因只有一个，苏轼“久闻吴兴更清绝”，比杭州还要好玩，听说湖州好吃好喝的东西也多，“未去先说馋涎垂”，加上他也被徐州的水旱盗贼折腾够了。“应笑苏夫子，侥幸得湖州”，哪里还会在路上浪费时间呢？

急急忙忙赶到湖州，放下包袱第一句话就问：哪里好玩？

当然是先玩寺庙了。

苏轼一到湖州便坐着小轿子“遍游诸寺”，并且对湖州的山寺非常满意，“深沉既可喜，旷荡亦所便”，怎么看怎么开心。

有一次苏轼带了一群酸人，各携佳人素手，出去玩山。路上遇见大风雨，同志们只好躲到溪水边的澄晖亭中。苏轼有文才，躲雨的时候也不能闲着，便“令官妓执烛”，让人研好墨备好笔，“画风雨竹一枝于壁上”。

围观的人太多了，酸人与美女挤成了一堆，“红妆成轮，名士堵立”，大家都用迷离崇拜的眼神看着他。

苏轼退后几步，赏玩了几把，觉得意犹未尽，需要再题一诗，便开始沉思了。“目送万里”，面色深沉，搞得像摸不到底的哲人一样。“殆欲仙去尔”，险些把一群粉丝给迷死在当地。

然后才开始写诗：

更将掀舞势，把烛画风筱。

美人为破颜，正似腰肢袅。

把一枝风中之竹画得如美人腰肢般细柔，难怪有好事者把这块石头又给刨了下来，没事的时候“摩挲久之”，别有一种风情。

当然啦，他有时也是带着任务去玩的，在密州徐州他会求雨，到了湖州以后，南方多雨，这个专业技能用不上了。好在苏轼聪明，会举一反三，虽不能求雨，他还满可以祷晴。

有这种人当太守，真是农民的福气，旱涝保收。

不论是什么借口，反正他到任短短两个多月，就几乎玩遍了湖州所有能玩的地方，登山赏花，坐船吃鱼，写诗作文，又涂又抹，开心得不得了。

到任以后，照例要给朝廷写《湖州谢上表》，前几次谢上表也讲了些酸话，朝廷并没有搞他，这次当然照例讲讲酸话。

苏哥哥今年已经四十四岁了，本来宋仁宗说过他可以当宰相的，现在却弄一州官被调来调去，看不到什么出头之日，所以，阴阳怪气的毛病禁不住又犯了。所写的《湖州谢上表》本来是想发一点牢骚的，结果成了“乌台诗案”的导火索。

谢上表一般很好写的，只要虚情假意的感谢中央对自己的信任，然后再诚恳的表态说一定要不负朝廷和百姓的期望，紧紧团结在以皇帝为核心的朝廷周围，努力工作，锐意创新，力争早日开创湖州工作的新局面。这样糊弄个几百字就交差了。

但他酸意太浓，废话太多，许久以来郁积在胸中的酸话不说不爽，写出来的文章不免就偏离了主题。基本是上满腹怨言一泻而尽，抱怨朝廷任用变法新人而忽视自己这种文坛巨匠。全文如下：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

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

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

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

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

臣无任。

谢表送上去以后，一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一时传遍京城。苏轼所指的“新进”，就是因变法而提拔上去的一批年轻新锐。苏轼哀叹自己已经追不上这些人了，只能在下面“牧养小民”。

京城早就有一批人看不惯苏轼满嘴大话却干不出一点实事的所谓名士风度，特别是御史中丞李定、知谏院张璪、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等人，都是追随王安石变法的锐意进取之人，他们深知苏轼是从骨子里反对变法的，王安石在任时没有对苏轼进行严肃处理，但并不表明可以容忍他可以随意攻击朝廷新政，一时廷议纷纷，各路人马分别上表奏劾苏轼“讥切时政”，由此引发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唾沫交杂的“乌台诗案”。

“乌台”是御史台的代称，有暗指御史都是乌鸦嘴的意思，御史可以风闻奏事，在朝廷中人缘不好，结果弄了这么个难听的名字。

攻击苏轼的不只是御史台的乌鸦嘴，还有谏院的那批铁骨铮铮不怕死的谏官们。大家众口一词，指责苏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被那些无聊流俗之人“争相传诵”，影响恶劣，而“志义之士，无不愤惋”！要求对苏轼严加处理，以正视听。

正好在此时，苏轼文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刚刚出版，也被调查组的同志们拿过来作了一番检查，结果发现问题更严重。对此，与苏轼有旧怨的李定上疏作了简洁说明：

湖州知府苏轼，本无学术，偶中异科，初腾沮毁之论，陛下犹置之不问。轼信终不悔，狂悖之语日闻。轼读史传，非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诛，而敢肆其情心，公为低訾。而又应试举对，即已有厌毙更法之意。及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伤教乱俗，莫甚于此。伏望断自天衷，特行典宪。

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更是激烈，上呈弹劾奏表，曰：

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谤讪讥骂，无所不为，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则归罪于新法，喜动于色，惟恐不甚；现更明上章疏，肆为低消，无所忌惮。若不大明诛赏，以示天下，则法无存矣！

状元舒亶也上书指责苏轼与“王诜辈公为朋比”，与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等一批旧人皆对朝廷怀有不敬之意，勾结朋党互相吹捧阴讽变法，影响恶劣，“……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小则镂版，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如此言行，“可置而不诛乎”？

神宗看了报告，对苏轼深感失望，他本来是很喜欢苏轼的诗文的，没事的时候读一下也可以提高文字水平。但是，诗文写得再顺口好读，于国无补，于民无望，又有什么用？

于是诏下，令知谏院张璪与御史中丞李定共同调查处理此案，同时罢去苏轼知湖州军州事，令中使皇甫遵急速赶赴湖州缉捕苏轼进京受审。

苏轼在京城当驸马的好朋友王诜知道了这个内部绝密消息，就急着告诉了苏辙。苏辙听了，吓湿了裤子，急忙请人飞奔湖州，先给苏轼送个信。

苏粉们最喜欢意淫，传言抓捕苏轼的皇甫遵和苏辙派出的信使在路上展开了一场赛跑，结果天佑苏轼，皇甫遵的儿子在镇江得了一点小病，皇甫遵就慢了半天。苏辙派出的信使先行一步把消息送到苏轼手上。

可惜这根本就是假话，皇甫遵赶到湖州时，苏轼对此事一无所知。

送不送信都是一回事，苏轼没有畏罪潜逃的勇气，更没有抗法自杀的胆量。当时他在湖州玩得正爽呢，仙游鬼侃，胡扯八道。

他的朋友文与可死了，他竟然可以坐在家里嚎上好几天，一个男人，这么个德性，够矫情，够无聊！

为了怀念文与可，他不惜抛弃那些等待他去“牧养”的小民，放下一切公事，只顾着去整理文与可的绘画作品，一应公事都交由他手下一个姓祖的通判来办理。

就在这种情况下，皇甫遵带人到了。

苏轼还在家里伤心着呢，突然听到这个消息，差点没吓死过去，平日谈佛论道神采飞扬的感觉早已烟消云散了，“轼恐，不敢出”。只是总赖着不出来也不是个事，情急之下，只好问祖通判应该怎么办，去见皇甫遵的时候到底是应该穿官服还是穿平民服饰呢？

祖通判还算有点见识，他让苏轼不要慌张，“事至此，无可奈何，需出见之”。并且安慰苏轼，既然现在还没有对你宣读罢官的命令，你还是穿官服合适些，“当以朝服见也”。苏轼觉得有理，这才手忙脚乱地穿上官服，套上靴子，然后心惊肉跳七上八下的勉强去见皇甫遵。

见了皇甫遵以后，苏轼倒也有自知之明，承认自己“激恼朝廷多，今日必赐死”，请让我回家与家人诀别。

皇甫遵看了看苏轼，不急不慢地说了一句：“不致如此。”

于是苏轼被拘捕起来，“即时出城登舟”，“拉一太守如驱犬鸡”。两边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苏轼这次是丢了大面子了。一路凄凄惨惨戚戚，水陆兼程，被拿回了东京。

苏粉们聪明得有时离谱，连苏轼的心理活动都知道。孔平仲在《孔氏谈苑》中说：苏轼被押至太湖边上，风吹浪涌，圆月在天。偶像站在湖边，思前想后，不知后果如何，又怕连累他人，真想纵身一跳，自杀算了。又一想，要是自己死了，弟弟苏辙肯定会跟着自杀，还是算了吧。

过长江时，苏轼又想死了，“过扬子江便欲自投江中”，可惜警察在一边看着，没跳成。

八月中旬苏轼被顺利押到开封，立即投入大牢。

在牢里，苏轼还是有点想死，他平时常服青金丹以图延年益寿，现在每天仍正常服用，只不过把用剩下的药丸收了起来，“以备一旦当死”，“则并服以自杀”。

幸运的是，他最终坚强地活了下来，白收了那么多青金丹。

此案由御史中丞李定和知谏院张璪奉旨鞫问。

此时满朝大臣无人为苏轼求情，只有苏辙愿意削减自己的官职替哥哥赎罪。在《为兄轼下狱上书》中，苏辙批评哥哥“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陛下圣德广大，不加谴责”。哥哥确实也过分了点，“窃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以前有一次，沈括已经揭发过哥哥，皇上没有治哥哥的罪，哥哥为此也曾“感荷恩贷，自此深自悔咎”，废话已经很少了。不知他这次是抽了哪根筋，又得罪了皇上。

苏辙劝神宗说，哥哥已经“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他当然是该死，“死固分也”，可惜的是空有一身才学，没有机会报答朝廷。而且我们苏家得罪的人多，“在朝孤立”，“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我只好出来向皇上求情了，“唯兄弟之亲，试求哀于陛下而已”。

苏辙用缇萦救父的故事来感动神宗，愿意把自己撤职以赎哥哥之罪，“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请皇上饶哥哥一条狗命，我保证哥哥把所有罪状全部招供，绝不隐瞒，“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

果然，在审问中，苏轼并不需要严刑拷打，他也不想做什么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傻蛋，只想多活几年喝酒泡妞，所以，审问相当顺利，只几个回合，就明确表示“愿领罪”，用如潮笔法一共写了两万多字的供状，把自己阴攻新法的诗文唱和解释得清清楚楚。今略举几条：

熙宁三年（1070），刘攽被罢外放时，苏轼写的《送刘攽倅海陵》诗中有：“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牙齿牢，是中唯可饮醇酒。”是讥切“新法不便，又不容直言”，不如喝酒。

此外，各集散见诗句如“羡子去安闲，吾邦正喧哄”等皆是讥讽之意，特别是再寄刘攽的一句“醉后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犹未戒，炙眉我亦更何词”，更是明显。

“刺舌”是一个典故，一个叫贺敦的人用锥子刺自己儿子的舌头，让他不要多讲话，并且警告儿子说：“吾以舌死，故不可不思。”“炙眉”也是一个典故，是说有个叫郭舒的人，无意中得罪了一个名叫王澄的人，结果被人家按倒在地“炙眉”“以泄忿”。

苏轼用这两个典故指代刘攽被朝廷刺过舌，而自己也被朝廷炙过眉，讽指朝廷不容人说话，搞白色恐怖。

李定抨击苏轼说：“本朝素以仁义待士，今举例恶毒至此，用心可知！”

在《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中，有诗如下：

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苏轼亲口承认是讽刺“盐法为害”，后又改供为“讥讽朝廷水利之必不成”。

此外还主动供出，在《寄刘述》中讽刺朝廷“备战张皇之态”，嘲笑保甲方田等法扰民，其诗如下：

君王有意诛骄虏，椎破铜山铸铜虎。

联翩三十七将军，走马西来各开府。

南山伐木作车轴，东海取鼍漫战鼓。

汗流奔走谁敢后，恐乏军兴污资斧。

保甲连村团未遍，方田讼牒纷如雨。

供出了刘述后，又供出好朋友王巩，再供艺术家朋友王诜。

王诜很强，不愿意交出与苏轼的往来诗信，只是架不住苏轼自己主动招供了。

凡此种种，不足细道，反正苏哥哥把能供出来的人全供了一遍，对自己的弟弟也不客气。供出来的诗文也不值细数，里面全是酸话，大多不值一提，只其中的一首《塔前古桧》有必要单独讲一下：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

诗的意思是说，这棵古桧树是很凛然的，高耸入云，无人敢欺。在地下的根也是四处伸张，一直长到了九泉无曲之处，只有地下的蛰龙才知道古桧的深沉。

这也就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小诗，意思是世上无人能够理解我苏轼的内涵。

古代，“龙”是敏感词汇，不能随便用的。李定就问苏轼：你求问地下之蛰龙而不问天上之飞龙，用意何在？

苏轼聪明，他知道这个事情可大可小，硬扛肯定是要吃亏的，就讲了一个故事，说“昔王丞相尝游信州”，写有《龙泉寺石井诗》一首：

山腰石有千年润，海眼泉无一日干。

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

然后苏轼告诉李定：“轼所求之龙，是此泉中之龙。”

这样，他就把球踢给了李定：我讲的龙跟王安石讲的是一条龙，你要是治我的罪，也应该把王安石一同治罪。

李定果然被苏轼难倒了，不敢轻动，把诗交给了宰相王珪。王珪直接拿去给神宗看，指苏轼不求天上真龙，“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而向地下求蛰龙，是不忠于圣上、心怀二心的表现，可以枪毙。

此时章惇在一旁帮了苏轼一把，替苏轼辩解道：“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昔日诸葛亮自号卧龙，难道也有二心吗？

退朝以后，章惇批评王珪说：难道相公想把苏轼一家都搞死吗？

王珪有点不好意思，红了脸道：这话是舒亶讲的。

章惇叹了口气：“亶之唾，亦可食乎？”

王珪只好无语。

除了这些讽刺朝廷的诗文外，苏轼还主动供出了另外一些事情，比如借了王诜三百贯钱，约几百两银子，“自后未曾归还”，基本上等于是赖账了。在杭州任通判时，有渎职之嫌，没有勇敢揭发“王文敏盗官钱”这件公案，曾被罚铜八斤。至于其他托关系走后门的事情，更是多如牛毛，不值一提。

这时，发生了一件很秀豆的事情。

原来苏轼在狱中，日子过得还是很滋润的，除了没有女人泡，也不缺多少东西，并不是某些人传说的那样被打得作半夜狼嚎。

苏轼很乖，不需要动打的。

为了保证营养，他安排儿子苏迈每天给他送肉吃，万一情况有变，就改送鱼。巧在这一天，苏迈有事，就请一个亲戚代为送饭。这个亲戚好心，为大文豪做了一条鱼送进去。哪知苏轼一看是鱼，以为要死了，吓得像掉了毛的小母鸡，一点脾气也没有。

冷静下来时，想一想自己是因言获罪，难道就不能再弄几句好话讨好一下皇帝吗，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于是，苏文豪文思如涌，翻江倒海地写了一首绝妙好诗，再也没有一丝酸气了，写好就请人送出去交给弟弟苏辙。

诗云：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这首诗被送到苏辙手上。苏辙多聪明，当然知道此时不是叙兄弟深情的时候，只是趴在家里大哭一场，泪水淌了一脸盆，然后又把诗退了回去，结果被狱方送到神宗手上。

神宗看了那句“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嘴角浮出了一丝笑意。他早已看透了苏轼的把戏。

恰在这期间，太皇太后归天，天下大恸，苏轼在狱中也跟着恸，眼泪淌得像兰州拉面那么长，一连写了好几首诗用来追悼太后。每有重要人物去世，往往都会有天下大赦，他希望能抓住这个机会。

可惜神宗并没打算就这样放了苏轼，太皇太后去世一个月，苏轼照样被关在牢里。

苦日子总有到头的时候。

王安石罢去后，神宗每当想念王安石的时候，就会招见王安石之弟王安礼。王安礼借机和神宗谈起了苏轼一案，劝神宗道：“自古以来，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今苏轼一文士，以才自奋，向举制策以高等及第，自谓可立取爵位，而今则碌碌如此，不无失意。”有几句牢骚也是正常的，“今若因其文字而致于法，则恐后世将讥我朝不能容才，有损圣德，但愿陛下稍宽其狱”。

宰相吴充也劝神宗说曹操尚能不杀祢衡，皇上你又何必杀苏轼呢。他纵然该杀，但这样搞社会影响不好。

神宗明确表示：我并不打算搞死苏轼，也不打算再深加追问，“亦意在开言路不使闭塞”。可是这个同志“过于狂傲”，“不加吓阻，将无止境”，需要适当敲打一下。

好在此时王安石的亲笔书信到了，力劝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子乎？”

乌台诗案“以公一言而决”，苏轼得救了。

奇怪的是，到了元朝，有一个笨蛋叫费唐臣，胡乱写了一个杂剧，叫《苏子瞻风雪贬黄州》，扯开嗓子为苏轼喊冤叫屈，竟然把王安石写成一个小丑，指使李定诬害苏轼。

往往是这帮抬轿子的文人媚骨毕显，毫无原则，最是他妈妈的可耻。

苏轼是不愿意领王安石人情的，他曾悄悄对一个朋友说：我能活下来，全是神宗皇帝所赐。

朋友问他怎么回事。苏轼说：有一天晚上我在牢里睡觉，有两个神秘人物也进了牢房，自带铺盖就地睡了半夜，到了四鼓的时候，突然拉醒我说：恭喜学士，安心睡觉吧，没有事了。

过后我才知道，这两个人是神宗皇帝派来的太监，专门来了解我的情况，他们看我睡得很香，没有一点心事的样子，就立即回去报告了皇帝。神宗皇帝对同志们说：“朕知苏轼胸中无事。”我这样才活了下来。

苏轼亲口对别人说这个故事的目的在于：他能活命，首先是自己胸襟宽阔，不该死；次则是神宗不想让他死，与王安石了无干系。

非常可怜的是，在苏轼系狱之时，除了王安石、章惇、王安礼、吴充等少数人不惧牵连进言解救外，那些平时跟苏哥哥诗书唱和互相吹捧爽到极点的名士们，却无一人伸手援救，蹲在洛阳的司马光被罚铜二十斤，没说一个字。

不但如此，朝中其他官员皆“环视而不敢救”。在李定审问苏轼的过程中，“虽同列不敢辄启问”。这在强调直言进谏的宋朝是绝对不正常的。

据说苏轼的干爸爸张方平写了一书要营救他，有趣的是，传说“府官不敢受”。张方平一急之下，命令儿子张恕亲自去投递，张恕却“徘徊不敢投”，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没法子搞清楚了。总而言之，张方平没能帮上忙。

事情结束后，苏轼到张方平家拜见干爸爸，张方平还特意把那份没有交上去的奏疏拿给他看。苏轼看后“吐舌色动久之”，说幸好没交到皇帝手里，不然我就没命了。别人问他原因，苏轼不说。

这件事由苏辙加以解释。苏辙很公允地说，我哥哥哪有什么罪过啊，“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尔”。张方平在奏疏里说哥哥“文学实天下之奇才也”，就会更加激怒皇上，一旦交上去，后果不堪设想，说不定就会要哥哥的命了。

有人闲得慌，追问苏辙：那应该怎么写才有效呢，“宜为何说”？

苏辙摆出一副嘴脸说：只能对皇上讲，“本朝未尝杀士大夫”，皇上你杀了苏轼，就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后世子孙因而杀贤士大夫”，就会以皇上为榜样，想杀就杀，天下就乱了。皇上非常看重社会影响，“好名而畏议”，这样就不会杀哥哥了。

神宗从来就没打算杀过苏轼，这一群君子们，算是白担心了，小聪明也是白耍了。

最终，苏轼被“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相当于被双规。他终于有机会去写《赤壁赋》了。

苏轼到黄州以后，对于章惇出言救他，还是真心感激的。正好，时为参知政事的章惇给他来了一封信，告诉苏轼，如果能在黄州期间“痛自追悔往咎”，朝廷依然会重用他，“清时终不以一罪见废”。

苏轼非常感动，用心写了一封《与章子厚书》，对自己的愚蠢行为作了检讨，对所犯错误进行忏悔，对歪曲新法的言行作了猛烈的自我批评。他的文笔并没有因为坐牢而受到任何影响，一如既往的流畅。

他先是跟章惇套近乎，说“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只有老同学你给我来了一封信，对我“存问甚厚，忧爱深切”，让我“感叹不可言也”，谢谢老同学的关心。

苏轼说，老同学你“拜命与议大政”的消息传开以后，全国人民都很兴奋，“士无贤不肖，所共庆快”。我经常对身边的人提起你，告诉他们“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当初有的人还不相信我说的话。现在你当了副宰相，我不只为国家高兴，也为自己高兴，因为我说对了，“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

然后苏轼开始检讨：我这次犯错误，“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从前老同学就劝过我少说这种话，但是我“强狠自用，不以为然”，现在终于知道害怕了。这次朝廷不治我的罪，我要是再不痛改前非，“某真非人也”!

呵呵，可见他还是非常诚恳的，这种话都说出来了。

苏轼自责说，现在我“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现在我狂病好了，惭愧得要死。

苏轼保证说，我“深自感悔，一日百省”。请老同学一定要相信我，如有再犯，那真是太不像话了，“岂有此理哉”？

最后苏轼再次拍章惇马屁，说以前认识的那些人，一个个只知道奉承我，“但过相称誉”，把我吹得轻飘飘的，让我犯了大错。一旦我被抓起来，没有一个来可怜我，“无复有相哀者”。只有老同学你是个大好人真君子，帮了我很多忙，“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可当苏轼政治地位稍有起色时，却又写诗嘲骂章惇，与之决裂，这为章惇拉下脸来死踩苏轼打下了心理基础。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在被押赴黄州以前，苏轼需要把家里的东西收拾一下，第一个需要处理的，大概就是他养的大批婢女姬妾。这里面有一个“春娘换马”的传说，不能不提。

明代彭大翼在《山堂肆考》中说：“东坡谪黄州，临行，有蒋运使饯公。”替苏轼送行。酒席间，苏轼“命春娘劝酒”。蒋运使一看这个春娘长得还算水灵，就问苏轼，“春娘随去否”？

苏轼说，不带了，累赘，“欲还其母家”。

姓蒋的一听，动了心思，对苏轼说：“公去必须骑马，我以白马易春娘可乎？”

苏轼说没问题，当场拍板。拿春娘换了一匹白马。

可怜这个春娘是个死脑筋，把苏轼当成了情种，现在看自己被拿来换了一匹马，当时伤心欲绝，挣扎着上前对苏轼行了一礼，说：古士大夫皆有仁人之心，基本上都能做到“贵人贱畜”，把人看得要比马高。现在“学士以人换马，则贵畜贱人矣”。说着，粗通文墨的春娘泪水涟涟地口占一绝：

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今日始知人贱畜，胸中怨恨向谁伸。

吟诵结束，“遂下阶触槐而死”。

可怜春娘，实在是大可不必寻死，爱跟谁跟谁，较什么真呢。对苏轼这种人，你又何苦如此痴情？

很多人为苏轼“春娘换马”的故事叫冤，认为以苏轼之多情，必不致如此冷血。然而，在苏轼的诗中，有几处写到以妾换马的事情。在《次韵许冲元送成都高士敦钤辖》中有两句：“坐看飞鸿迎使节，归来骏马换倾城。”所谓“骏马换倾城”，就是以骏马换美女，在苏轼看来，实在是很爽的事情，与李白在《襄阳歌》中的那一句“千金骏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很可一比。

在苏轼的《张近几仲有龙尾子石砚以铜剑易之》诗中，有“又不见二生妾换马，骄鸣啜位思其家”。在《戏周正孺二绝》中，又有“相如虽老犹能赋，换马还应继二生”。对那些以妾换马的故事津津乐道，可见他老兄对此还是颇有心理基础的。

不管这些，还是来看正事。

苏轼在黄州，日子虽然过得不爽，名气却越来越大了，声震腐儒的《赤壁赋》和《后赤壁赋》等文皆在此间写成，并被数世奉为经典，这也是一种意外收获吧！

九、双规在黄州

黄州位于湖北境内，从开封到黄州，要跨越大半个中原地区，这次苏轼走得很快。自乌台诗案于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结案，到元丰三年（1080）二月抵达黄州，路上只用了一个月时间。

因为有公人押着他前行。

这次他在黄州，一直蹲到元丰七年（1084）四月，总计四年加两个月。

对此，苏粉自欺欺人的嘴脸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到处说神宗在此期间曾一再要重用苏轼，有的说要提拔他修国史，有的说要让他做著作郎，又有的说要提他为翰林学士，只是有小人从中作梗，苏轼才没有被起用。

故事编得再迷人也没有用，事实是，直到神宗去世，也没有提拔过苏轼一次，只是把他从黄州弄到汝州，继续双规。

不可否认，苏轼经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加上他在黄州期间“杜门深居，驰骋翰墨”，文学创作反而收获颇丰，文风也大为改变，略洗轻狂无聊之态，受到佛老思想的影响，向更加空洞虚无的方面滑去。“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越来越受到腐儒和无聊文人们的喜爱与推崇。

因为空洞虚无的文风，在无聊文人们眼里就是高级玄妙的代表。

同志们最瞧不起受过烟熏火燎过的文字，大家都想生活在天国里，啥事不做，眼睁得如牛蛋一般去品赏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一个个羽扇纶巾，把酒临风，器宇轩昂，超然物外，然后大声对江而叹，对月而吟，搞的跟神仙一样。

苏轼刚到黄州，就写下《初到黄州》一诗，非常直白地承认，“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对自己的前途相当恐慌。

还好，他虽被双规，但仍拿着工资，生活是有保障的，仍然算是国家工作人员，所以依旧要写《到黄州谢表》。这次乖多了，谢表中一洗先前的酸气，写得质朴诚恳，夺人眼泪。

他在谢表中痛自忏悔，说自己对皇上“狂愚冒犯”，被严肃处理一下是完全应该的。皇上你大人大量，原谅了我，“赦其必死，许以自新”。我现在“只服训辞，惟知感涕”，再也不敢讲怪话了。

我以前之所以经常讲一些怪话，是因为我考试考得好，“遂有功名之意”，可是一直没能当上大官，心里就有点着急上火，在工作中“用意过当，日趋于迷”。实在是我自己“赋命衰穷，天夺其魄；叛违义理，辜负恩私”。“茫如醉梦之中，不知言语之出”。结果导致“众议不容”，不被弄死已经是万幸了。

现在我被贬至黄州，实在是皇上“德刑并用，善恶兼容”的结果。“天地能覆载之，而不能容之于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死中”。我以后一定认真改造，绝不会再犯错误了。并且我决定，从此以后，不再杀生，只吃素菜，以表明我的至诚之心。

据说苏轼果然不再杀生了，实在嘴馋了也不杀生，买了鱼不忍心动手杀掉，就放在水盆里，等鱼自己折腾死了，再洗洗下锅炖了吃。

真是虔诚!

苏轼还是希望神宗能原谅他，说只要神宗需要，“若获尽力鞭捶之下”，我一定要“捐躯矢石之间”，“指天誓心，有死无易”!

刚写完谢上表，床还没铺好，朝廷又有通报批评到了，指责苏轼在徐州任太守期间没有察觉到本地“妖贼”之事，现在虽不予追加处理，但要写书面检讨。

宋时，“不觉察妖贼事”是地方官严重的失职行为，往往要受到撤职处分。苏轼一听，又慌了神，急忙写《谢失察妖贼事表》，为自己辩解，说当时对“百姓李铎、郭进等谋反事”还是相当重视的，专门派人抓捕凶逆贼人。任务虽然完成得不是很好，有渎职之嫌，却也尽力了。现在朝廷又要处理我，实在是让我很害怕，“臣轼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我现在“无官可削，抚已知危”，再要处理就完蛋了。要是朝廷能原谅自己，以后就算是“石心木肠”，也“誓不忘于忠义”。

这种话，任是谁看了也会心软的。

神宗看了谢表，读到“无官可削，抚己知危”，对身边大臣微笑道：苏轼这个同志也“畏吃棒邪”？

原来大文豪也是怕打屁股的。

一个打屁股都害怕的人，也好意思自吹“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

初到黄州，苏轼很是闷了一段时间，天天在家里不出去，差点搞成自闭症。经过了一段适应期，“舍馆粗定，衣食稍给”以后，才开始“闭门却扫，收召魂魄”，定了定心神，然后“求所以自新之方”。

在这一段时间内，他确实没有什么废话了，而且还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忏悔之意，比如在《答李端叔书》中，先是自批当官以后“贪得不已”，一心想当大官，“其实何所有”？肚皮空空，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只是“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而已。可是自己却“苦不自知”，“以为实能之”，结果废话不已，“坐此得罪几死”。

他还难过的认识到，以前结识的那些在一起把酒问青天的名士朋友们是靠不住的，“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没有一个人写信来安慰我。我给他们写信也没有人回一个字，“有书与之亦不答”，真是人情凉薄啊。

苏轼坦承，现在在黄州没有什么事情，“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作所为，基本都是错误的。以后我一定要痛改前非，“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你再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是另一个新人了。

最后苏轼诡秘地请朋友不要把信拿给别人看。真是处处小心，时时在意。

黄州城南有一个很不错的去处，即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苏轼经常去“焚香默坐，深自省察”，有时可以达到“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一念清净，染污自落”。

这个地方景色好，安静，不但可以修身养性，更重要的是，有洗澡的池子。因此，苏轼就经常来洗澡。

在《安国寺浴》中，苏轼说自己身上很脏，尘垢成团；头发也稀少了，“衰发不到耳”，但每个月还是要洗一次澡。洗完以后，“披衣坐小阁，散发临修竹”，非常清闲，因此心态也很健康，“心闲万缘空，身安一床足”。

但他的内心并不能真正做到平静如水，这个澡堂子里的水，只能洗去身上的尘垢，却“无以洗荣辱”，无法洗去心中的浮尘。

为了以乌台诗案为戒，在若干年后写下的《黄州安国寺记》中，仍然强调自己以前讲的话和做的事“皆不中道”，需要彻底改正才行。同时又担心“今虽改之，后必复作”，所以要“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警惕性倒是很强，只可惜他一向定力不足，等高太后亲政，提拔他进京时，他就不知天高地厚了，手舞足蹈，表现非常不堪。

这个人做事容易走极端，有时又小心过了头。在《黄州上文潞公书》中，再次向文彦博这个三朝送上秋波，鬼鬼祟祟地提到一件私事，说在徐州时曾写过一篇如何徐州盗贼的文章，还没来得及上报朝廷就被搞下台了。现在“废逐至此，岂敢复言天下事”？但这篇文章烧了又有点可惜，考虑再三，决定寄给文彦博，请文彦博一旦读完，“即烧之而已”。

唉，文彦博已经不知替他烧过几次文章了。

不但给文彦博写信如此，给很多朋友写完信后，他都要神神秘秘地叮嘱几句，请他们不要把信拿给别人看，或者干脆烧掉。

现在身份不同了，不是领导，工资也少，一大家子人，又是妻又是妾又是婢的，日子过得就有点紧张。此时他没有再为日子过得不爽而发牢骚，而是劝自己说：“品腹之欲，何穷之有？”，天下好吃的东西是吃不尽的。现在“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他还经常写信给朋友们说自己是如何计划着用钱的，好像非常可怜。

有意思的是，其实他的压箱底钱还是不少，期间曾写信告诉老朋友陈季常，打算在与黄州隔江相望的武昌买一片地以养老，却由于担心“好事君子”添油加醋地说他坏话，最后放弃了。

事实上，他在黄州的生活过的也确实不差，起码和老百姓比，他仍然过的是神仙的日子。看看他给自己定下的饮食标准吧，“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也就是说，早晚都要喝酒吃肉的。如果有客人来，还要加餐。不幸有人请客，那么就要先说明自己已经不再暴饮暴食了，否则不去赴宴。

苏轼很委屈地说，这样做，一可以“安分以养福”，二可以“宽胃以养气”，三可以“省费以养财”。

他的酒量并不大，酒瘾却不小，有事没事的总得喝一点，不然太不像诗人了。有时闲情上来，又没有高质量的歌妓伴饮，只好在家“酌酒与妇饮”。

在黄州不能用公款吃喝了，苏轼就开始自己学着酿酒。可惜这个人玩笔头子还可以，真正做实事，那是一做一个趴窝。

《避暑录话》记载，苏轼“作蜜酒不甚佳”，人一喝就要拉肚子，原来是“蜜水者尔”，最后全当泻药卖了。他也有自知之明，“尝一试之，后不复作”。

旁观者对此看得很清楚，指苏轼“性不耐事”，干活总是毛毛糙糙的，“不能尽如其节度”，但他会写字，“姑为好事借以为诗，故世喜其名”。

有一次，苏轼和几个人民公仆再次“出游安国寺”。同志们洗完热水澡后，舒舒服服地躺在一起聊天，无形之中就谈起了身体健康问题。他承认，养生并不难，没有事的时候装模作样地坐着犯傻就可以了，谓之“调气养生”。只有一点不好搞，那就是“难在去欲”。打坐的时候小鸟经常站起来东张西望的，一旦因此而找人操事灭火，又会严重影响养生效果，真是难为人。

一位领导点头说：不错，想当年苏武奉使出塞，“啮雪啖毡，蹈背出血”，也绝不低头屈服，“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算是一个英雄了。令人痛心的是，当胡人给他弄了个女人之后，苏武也“不免为胡妇生子”。在那种破地方都忍不住骚情，更不要说是在“洞房绮疏之下”了。

众客皆大笑。

苏轼一听，妙!知音啊，“余爱其语有理，故为记之”。

苏轼的养生技巧深得无聊文人们的推崇，大家都相信他有一刷子，吃喝嫖乐样样玩，身体照样倍儿棒。

为了坚定自己养生的信心，他有时还要找一些历史名人为自己撑腰。有一次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讨论内外丹的修炼体会，收获颇多，不免有点兴奋，信口对那些方士们吹道：当年白居易修建庐山草堂，“盖亦烧丹也”，就在他刚要炼成真丹的时候炉子却烧坏了，真是可惜死了!

接着，苏轼说：对于烧丹，我“有此志久矣”，可怜一直没有取得什么成绩，大概是我在尘世间的事情还没有搞完吧。现在我的尘缘已败，可以专心炼丹了，“天必从之”，你们看我的行动吧!

苏轼在练气烧丹方面并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好在他心理素质过硬，一直相信自己与众不同，一定会成功。他曾在《子姑神记》中正儿八经地记录过一件事情，说刚到黄州的时候，有一个无聊的进士潘丙跑来对他说：了不得了，先生从京城来的时候，黄州人民并不知情。可是“有神降于州之侨人郭氏之第”，大声告诉我们先生要来黄州了。

潘丙抹了抹嘴边的唾沫，接着对苏轼喷：先生到的时候，那个神仙也消失无踪了。

苏轼对此虽半信半疑，还是急忙回家把这件事情记了下来。第二年，潘丙又跑来找苏轼，说那个神仙又来了。苏轼一听，不得了，忙跟着去看。果然看到了神仙，而且是个女神仙。

妙的是，苏轼发现这个女神仙和人间的很多美女一样，也很佩服他，不只请他写诗，还免费为他跳神仙舞。

千古以来，看过神仙跳舞的中国大文豪，估计独苏轼一个。

这种玄事在《苏轼文集》中还有很多，他说自己经常梦见或者遇见一些奇人异士，这些人全都喜欢他，一个个忙着为他指点迷津。可能这些神仙都是冒牌货，所以他最终也没能走出迷津。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的很多言行和文章也是空洞无聊的。当时黄州有一群伪科学家天天在一起讨论烧丹练气过程中的化学反应和生理效果，很多人都有点神经问题，但苏轼对他们很信任。

有一个和尚也来找苏轼玩。两人“相见数日，不交一言”，他还以为这个和尚是哑巴。过了几天，和尚要走了，“怀中解取药两贴”递给苏轼，一本正经地说，“此烧炼药也”，有效期保质期都很长，你要好好收着，等有大病的时候再吃。

苏轼果然把这两贴黑乎乎的家伙包好收了起来。据说，他被远贬海南而没有生病，可能就是“得此药之力”。

苏轼据说是懂医术的，后来他就是自己配药治病，结果把自己吃死了。

正是因为一直相信自己有仙风道骨，他对那些凡夫俗子都要担心害怕的东西并不放在心上，在《定风波》一词中，他充分表达了这种自大思想。

那天，几个人去沙湖玩，“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不一会天晴了，自命不凡的苏轼当然要写一阕词用以自我表扬。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向来以所谓的从容淡定飘逸旷达而为苏粉们所欣赏，特别是那句“也无风雨也无晴”，似乎确实能让人感受到他心里的那份闲适。

可惜，这种假象是掩盖在一肚子酒气底下的。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群人喝多了，在路上大声谈说，正走着，风急雨骤，同志们都忙着找地方躲雨，只有酒意醺然的苏轼不怕，不单不怕，而且是边走边唱，就算被淋成落汤鸡也毫不在乎。

为了一再表明自己独特，苏轼还不惜用独特的人来衬托自己。在《张先生并叙》中，向大家介绍了一个姓张的汉子，说当地人皆不知其名，估计此人受过什么刺激，半疯半狂，浑身肮脏，“常独行市中，夜或不知其所止”。苏轼强调说，这个张先生从来都不买别人的账，任是谁都不搭理。可是我“试使人召之”，他却欣然而来。见了我以后，“立而不言，与之言不应，使之坐不可”，好久才离去。

苏轼对这种神神道道的人一向很感兴趣，他相信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得道高人，能把这种人请来就已是了不起的事情，“能致先生子亦贤”。苏轼觉得很有面子，这才不惜浪费笔墨为这个张先生写了一首诗，很惶恐地说自己对张先生“妄意称量未必然”。

只和当地人玩是远远不够的，他还经常写信给好朋友王巩谈论练气功的问题。在《与王定国》中，苏轼表扬弟弟苏辙就是因为练气功而“面色殊清润，目光炯然”，“夜中行气脐腹间，隆隆如雷声”，简直是气功大师。为此他非常佩服弟弟，表扬弟弟“有志节能力行”，最终练出了好成绩。以后我们也都要向他学习，把那些“粉白黛绿”的美女看成是“火宅中狐狸”算了。

苏轼还劝王巩要“深以道眼看破”，这样我们一道努力练气功，就会达到“归根守一，乃无一可守”的高级境界，然后方知“此外皆是幻”。他很有信心地告诉王巩，这样一搞，我们就都可以作地行仙了。

话是说的够漂亮了，事实上苏轼是非常不能把那些“粉白黛绿”看成是“火宅中狐狸”的。在黄州，因为地位不高，苏轼不能借手中的权力玩赏官妓美女了，但不等于一无美女可赏。

苏轼一再表白自己“独爱乐天”，不单是白居易诗文写得好，还由于白居易有两个质量很高的红颜知己。他经常抚掌叹惜，“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素与蛮”就是白居易同志的两个爱妾，一个叫樊素，一个叫小蛮。白居易有诗云：“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从此以后，同志们都能以一接素口一抱蛮腰为天大之快乐事业，苏轼亦然。

尽管受到了严重的政治打击，苏轼对于女人的兴趣和品位，却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黄州太守徐君猷也是附庸风雅的人，对苏轼态度特好，经常陪他洗澡，更重要的是，还经常请他喝酒听歌欣赏美女。

徐太守家里养了一个歌女叫胜之，有一次喝酒的时候被拿出来让同志们评论，很让苏轼，情不自禁之下，不得不专门写了一阕《减字木兰花·胜之》，对该美女大加赞叹：

双鬟绿坠，娇眼横波媚带翠。

妙舞翩跹，掌上身轻意态妍。

曲穷力困，斜倚人旁香喘喷。

老大逢欢，昏眼犹能仔细看。

呵呵，“斜倚人旁香喘喷”，不用说，大概倚的就是苏哥哥这个著名的文学家肩膀了。

肩膀都被靠了，当然要再写一阕，跟着再来《减字木兰花·赠胜之》，表扬美女胜之长得漂亮，“赛了千千并万万”。

只表扬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徐太守还有很多美女，苏轼看花了眼，瞅谁都漂亮，在《减字木兰花·赠徐君猷三侍人妩卿》中，苏轼笔意斜飞，写道：

娇多媚生，体柳轻盈千万态。

殢主尤宾，敛黛含颦喜又嗔。

徐君乐饮，笑谑从伊情意恁。

脸嫩敷红，花倚朱阑裹春风。

另一个美女不干了，要苏轼也来一阕。苏轼没有办法，只好再来一阕《减字木兰花·赠君猷家姬》：

柔和性气，雅称佳名呼懿懿。

解舞能讴，绝妙年中有品流。

眉长眼细，淡淡梳妆新绾髻。

懊恼风情，春着花枝百态生。

女人就是好热闹，徐太守家里很多姬妾都来向苏轼讨词，苏轼只好开始批发，写了一阕又一阕，用字重复，词意无聊，不是能歌，就是善舞，再就是脸红，实在写不出什么新意了。

徐太守“后房甚盛”，寿命当然不会太长，不久就死了。苏轼欣赏的那个歌妓胜之也另寻高就而去。苏轼为此很是不平，写了一阕《西江月·姑熟复见胜之次前韵》，嘲骂胜之忘恩负义：“别梦已随流水”，“相如依旧”，只可怜“娥眉新作”，已是抱在别人怀里的女人了。

其实苏大才子肚量是小了点，人家只是一歌妓，死了赞助商，当然有权力再换一个，关你底事？也值得你弄一肚子醋在那里乱喷一气。

自此以后，苏轼不相信女人，经常警告别人要注意“蓄婢之戒”。

不过对于可爱型美女，他总是会手下留情、着意关怀的。

《春渚纪闻》载，苏轼在喝酒的时候，只要有人请，总是大笔乱挥，诗词源源不断地往外淌，“醉墨淋漓，不惜与人”。“至于营妓供诗，扇题带画”，更是毫不吝啬。有一个绝色美女，名叫李琪，也常常向苏轼求诗讨画，“终未尝获公赐”。

李琪不甘心，在又一次酒酣耳热后，端了满满一大杯酒，“取领巾乞书”，请苏轼无论如何给弄俩字上去。苏轼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神了，“熟视久之”，才“令其研墨”，大笔一挥，写了两行：

东坡七年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

说我苏轼在黄州住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没给李琪写过诗呢？奇怪！

大家都很奇怪，因为苏轼只写了这么两行，“掷笔袖手，与客谈笑”，把李琪晾在了一边。

李琪可怜巴巴地捧着领巾站在一边，静候苏大老爷什么时候有心情再写两句。

旁边有客人看不下去了，就问苏轼：这两句写得很简易，为什么不再来两句收尾呢？

苏轼拿足了架子摆够了谱，加上李琪又给他磕了一个香头，这才大笑一声：靠，我几乎忘了出场了，接着便再添两句：

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

说这个李琪就好比是一朵海棠，我呢，就好比是杜甫，海棠纵然好看，但杜甫从来没为海棠写过一首诗。

一座击节，同志们狂吼叫好。李琪也感动得泪光闪闪，这下小美女可以留名青史了。弄得当世美女和后世苏粉们艳羡无比，能被苏轼玩弄一下，真他娘的幸运！

还有一次，在一豪士家喝酒。这东道主也有一壶，喝酒的时候，“出侍姬十余人”，出来跳舞唱歌给大家助兴。其中有一个美女名叫媚儿，个子高了点，不是苏轼喜欢的小巧玲珑小鸟依人型的。

一曲歌罢，东道主就让媚儿请苏轼写诗。苏轼特不地道，“戏为四句”，嘲笑媚儿个子太高，声音太大，非常不可爱：

舞袖翩跹，影摇千尺龙蛇动。

歌喉宛转，声撼半天风雨寒。

媚儿一脸笑意，等来苏大才子这四句话，气得满脸泪水，羞愤而去。

还好，毕竟媚儿还算是美女，小小戏弄一下，无伤大雅。对于半老徐娘，苏轼则是没有一点怜香惜玉之心的。

他到了黄州遇到的第一个熟人就是在凤翔工作时结交下来的陈公弼的儿子陈季常。这个陈季常自以为道行很深，做事有时不免有点诡秘。但他“好宾客，喜蓄声妓”，有名士风度，很对苏轼的胃口。只可惜老婆柳氏偏不买他的账，根本不把这些名士放在眼里，每当客人来时也不给他面子，照样对着他大骂不已，“声达于外”，把陈季常弄得没有一点法子。

有一天苏轼去陈季常那里混酒喝，被柳氏弄了个冷脸，好不尴尬，只好写首诗解嘲：

谁似龙丘居士贤，谈空谈有夜不眠。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可怜柳氏，只因开罪了苏大官人，导致“河东狮吼”的恶名“彰著于外”，再也没有人拿她当淑女。

当然，绝不能简单地说他在黄州无所事事一无所成，中国文学史上最刺眼的几篇小文章，就是出于此时的苏轼之手。

由于身份不同，苏轼在黄州期间的住房条件有限。先是住在定惠院，不久迁居长江边上的临皋亭。临皋亭北山临水，“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江水半是峨眉雪水，都是从他老家四川淌过来的，经常看着峨眉山水，这样也就不需要再想老家了，“何必归乡哉”！

为了住得更好一些，他对临皋亭进行了扩建，在水边修建了一座南堂，可对着天上奔来之滚滚江水勃发思古之悠情。“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坌入”，“卧看千帆落浅溪”。“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何其快哉！

快哉是快哉了，天天躺在那里看江水悠悠，时间一长，就晕掉了，他又想换个地方住，就到处托人，把黄州城东的一片营防废地讨了下来，大约有几十亩大小，因久不耕作，杂草丛生，瓦砾遍地。地面不是太平坦，略有点坡度，因而取名东坡。

苏轼自此号为东坡居士，中国文学史上最吵人的名字就此诞生了。

一大家人把这片地整理了一下，那些个书童们被累得一身臭汗。只有苏轼不累，他一直在写诗，记录这热火朝天的工作场面。

荒地开好以后，又开始建房。他有才情，房子也建得与众不同，四壁雪白，再绘上点雪景，号为“东坡雪堂”。

一切搞齐备以后，苏轼突然发现，自己像个隐士了。

雪堂附近有井有泉有亭，有松树柳树和各种果树，再加上那一片东坡可以种瓜种菜种豆子，新鲜蔬菜供给是可以得到保证了，又拿着国家的工资，小日子过得满是那么回事，他心里也舒服了点。在一阕《江城子》中，他表达了自己要向陶渊明学习的精神，感叹“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吾老矣，寄余龄”，打算在此终老了。

有一天晚上，苏轼与同志们在一起喝酒，晚上回家迟了，门都进不去，只好在外面坐了一夜，听着江水澎湃，心潮也如波浪翻滚。一阕《临江仙》记录了他的一夜所思所想：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他非常想“忘却营营”，希望能“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做一个真正的隐士。

这话，当然是不能信的。

连他弟弟苏辙都说：哥哥被人折腾惨了，“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

不管怎么说，日子算是安顿下来了，这样，就可以到处游玩了。沿长江上下出没，爬山戏水，喝酒吹牛，边玩边写诗作词，不亦乐乎！

玩着玩着，就到了一个有名的地方，赤壁。

十、赤壁

元丰五年（1082）七月，苏轼被贬到黄州近三年。

一天，闷热难当，苏轼也无聊透顶，于是约了几个人一道，到距“黄州守居之数百步”的赤壁。

这个赤壁到底是不是当年周瑜大战曹操的地方，现在已无从考知了，各方专家吵成了一堆，弄得一嘴唾沫，谁也说服不了谁。主流的观点倾向于把湖北“蒲圻县有赤壁山”当成是“曹公败处”，离苏轼所吹嘘的黄州赤壁还有好几百里路。苏轼大概也看到过这些资料，但他老兄一向喜欢信口开河，不加论述也不需要证据，看到山壁上几块石头有点红意，大嘴一张，就认定了黄州赤壁是当年三国大战的地方。

当然，苏轼对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周瑜破曹公处”心里没底，经常嘀咕，“不知果是否”？

国人也可怜。苏轼名气大，如长虹在天，他说赤壁在黄州，有什么办法呢，糊弄一下吧，只得把真正发生三国大战的蒲圻赤壁命名为武赤壁，而把苏轼瞎扯出来的黄州赤壁称为文赤壁。

国人治学做事没有底线不讲原则，攀附名人之无聊作风在此得到了清晰的暴露。

反正苏轼是到黄州赤壁了。几个人站在那里借古伤今，指指点点。王侯将相，无不在指点之下如风花泡沫，轻比鸿毛。来一阕豪放词再说，《念奴娇·赤壁怀古》喷涌而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

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此词意气风发，用语排字如游龙戏水、瀑布出山，一泻而下，华丽流畅，无一处有阻隔艰涩之感，让嗓门粗一点的汉子来读，更觉豪放直爽，不愧是一代开山之作，据说一直蹲在豪放词鼻祖的位子上。

这首词的缺点只有一个：大话连篇牛气冲天，思想空洞内涵虚无。就像一个珠光宝气的绝色美女玉雕，人见人喜，花见花开，流光溢彩，彩云追月。但内里是空的，没有任何内容，当然也没有任何实用价值，除了装点门面以外。

在词中，上阕的亮点在“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本朝流沙河老先生曾指这句抄袭了诸葛亮《黄牛庙记》中的“因睹江山之胜，乱石排空，惊涛拍岸”。据说苏轼觉得这样做太明显了，就改为“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可是苏粉们读着不爽，又给改回去了。

这事是真是假姑且不去管它，反正苏粉们为了苏轼的形象已经在翻旧纸堆证明苏轼没有抄袭了。

继续来看下阕。

他的着眼点很有意思，三国英雄猛男无数，他一下就把灯光打到了周瑜身上，焦点在于“小乔初嫁了”那一特殊时刻，体现了周瑜的那种爽劲，帅劲，加上点儒雅，只儒雅还不行，还得建立不世奇功，这种不世奇功还必须是轻轻松松搞定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这正是苏轼向往的最高境界，不费事，甚至不做事，谈谈笑笑，指指点点，就可以天下大定，宇宙一统。他永远瞧不起像王安石那样勤勤恳恳辛辛苦苦从一点一滴做起搞变法的人，那样太闹了，太忙了，太不悠闲了，一点都不潇洒，不帅。所以苏轼一辈子都在嘲笑王安石和他的变法事业。

可惜周瑜再爽，是人家的，回头看看自己，啥事不成，反被弄得浑身不爽，头毛都白了。想到这里，不禁软倒在地上，手中的酒也不想喝了，没情致了，身旁又没有美女说笑，“人生如梦”，干脆把酒倒江里吧。也不是白倒，算是祭了江月。

苏轼灰暗没落的心理并不是那一涌江涛可以轻易洗去的。

他身后正跟着无穷马屁精。词一写出来，不得了了，被同志们誉为“千秋绝唱”。词一传出名，苏轼开心了，再接再厉，写下了旷代名文《赤壁赋》，不可不读：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这篇文章名气太大了，如果把苏轼所有的诗文拿来弄一个排行榜，这篇定排第一。后世中国文人，有谁不知道《赤壁赋》，那是肯定要被人笑掉大牙的。再有谁敢说《赤壁赋》半个“不”字，那就等着被苏粉们用一脸的不屑神态卑视死吧。

可只要仔细去考读《赤壁赋》的内涵，无疑毫无思想价值可言。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是其华美绝伦的文辞，轻灵变动的语调。至于内容，一无可取。不信，去掉其华美流畅的外壳，再来读一下试试，看苏轼到底在表达什么。

文章说，有一天，我和一个客人到赤壁去游玩。那天天气不错，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我一边背诗，一边唱歌，一边举起酒杯劝客人喝酒，玩得很开心。

注意，苏轼“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是有确指的。《月出》，是《诗经》中的一首月下思恋美女的情诗，意思是月亮出来了，美人啊美人我想你。用以表达对意象中的窈窕淑女的爱慕之情。

不一会，月亮出来了，在天上照亮江面。江上也起了雾气，天和水好像连到了一处。我似乎骑着一根芦苇在茫然无边的江面上任意纵横，那感觉，跟神仙一般，驾长风，踏乱浪，天地间只有我一人在独自往来，恨不能胁生双翅，飞仙而去，离开这个无聊的世界。

翅膀没长全，看来一时还是离不开的，不如继续喝酒。我手拍船舷，大声歌唱道：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掀起波浪。我的心已飞去了远方，去陪伴那相隔万里云端之外的绝色美人，梦中新娘。

这个时候，那个客人有事做了，需要用洞箫来给苏轼伴奏一下。那洞箫吹得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如丧考妣，让洞里的蛤蟆睡着都不安生，对面那只小船上的孤独小寡妇听了也在暗暗抽泣。

我不高兴了，这个鸟人，我正爽着呢，他却用洞箫吹这种悲凉难听的音乐来败我的兴致。于是我正襟危坐，问他：你吹的这个是什么意思，故意败兴吗？

那个人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正是曹操以前写的诗。我们这里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此起彼落，林木郁乎苍苍，不正是曹操当年被人揪得晕头转向的地方吗？想想曹操当年，多牛啊！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那船，都是一排一排的，排了老长；那旗帜，都是一溜一溜的，天都挡住了。曹操站在江边喝酒，提着手枪写诗，够威风猛烈，固一世之雄也。可现在又怎样了呢，不是连一个响声都没有了吗？这种大英雄大豪杰都不能与时间争胜负，何况我们这些点点小虫豸？

那个客人语气越来越酸，说：我和你只能渔樵于江渚之上，天天摆着小船捕鱼捉虾，和山林里的那些野生动物为伴。现在轻闲了一点，也只能在这里举杯对饮，旁边连个女人都没有，真像是天地间的一只蚂蚁，又像是沧海里的一粒沙尘，什么都算不上。这一辈子很快就完蛋了，可是长江却要永远流淌下去，这真是不公平。虽然我也想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但我知道这实在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我很难过，吹出来的音调就不免低沉悲凉，意态沉沦，请你原谅。

苏轼听完这个客人的话，唉，看来有点情绪低落吗，一点也不神采飞扬吗，这样怎么能行呢？得劝几句。

他是这样开导这位朋友的：你知道江水和山月吗？虽然江水滚滚，却一直在我们的脚下奔腾，并没有真正消失；月落云飞，时圆时缺。事物在变，如果我们站在变化的角度去观察天地万物，那么天地万物就一刻也没有改变过。江还是那条江，月也还是那轮月，怕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从不变的角度来观察世间万物，则又是另一番情形，世间万物和我们本身都是无穷无尽的，这样心态就平和了。

读到这里，实在没闹明白，什么是从不变的角度观察世间万物，为什么又会因此而得出“物与我皆无尽也”的结论。

反正有了这个结论就好办了，这样一来，我们就跟石头一样，只是客观世界的一个部分，不用怕死了。而且，天地之间，物各有主。不是我的东西，我一点也不要，只要有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就足够了，这两样东西有声有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我们可以任意享受。

多么伟大崇高感人啊！原来苏轼在世间所追求的，既不是金钱，也不是名位，更不是美女，他只是想要一点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已！树上饮风喝露的飞蝉，也远比不上苏轼清高!

那个客人也很感动，洗盏更酌，继续喝酒，直到把好吃的东西全部啃光，杯子盘子全部不洗，留着回去让女人洗吧。然后两人相依靠着在船中大睡一觉，一直睡到天亮，太阳都晒到了屁股上。

关于苏轼在文中设计的这个“客”到底是谁，有人花了老鼻子的力气，竟然考证出了具体的人名来，据说还是一个道士。这事很无聊。苏轼都不愿提那人的名字，很明显是没有这个必要。所谓的“客”，不过是他内心的另一面。这一场对话，实在是他内心两种声音的对白，他一方面伤感自己的无所作为，一方面又劝自己不要太把这种人间小事放在心上。

这篇文章是苏轼自我安慰的阿Q精神的代表作，是宣言书，是播种机，是宣传队，在文人中起到了很好的鼓动作用，从此以后，自欺欺人的无聊文人就批量上市了。

这篇小文章一脱手，自然又是传遍四方，同志们都没有什么东西好读的，全指望读这篇文章提高文学水平了。

苏轼也开心，这样弄一遍文章也可以万人传诵，那不如再多写几篇吧。

元丰五年十月十五日，苏轼找了两个朋友，又要去赤壁。

老婆王闰之问他：天已转凉了，你还去赤壁做什么？水面上挺冷的，你身体又不好，弄不好又要冻着了。反正你就是不能安心在家陪我和小妾们，也不知你弄一大堆女人放在家里做什么用。

苏轼不理老婆，心想，女人算什么，我又不会因为女人多而留名千古，但我可以因为文章多而扬名一时，我要去写我的名著《后赤壁赋》。好莱坞电影卖座了都要拍续集，我当然也要写续篇。

以下是《后赤壁赋》全文：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

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

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

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

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

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

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

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

问其姓名，俯而不答。

“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邪？”

道士顾笑，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文章写好以后，先拿回家读给小妾们听，小妾们都听不懂。苏轼撇撇嘴，非常不情愿地道：这么优美的文字你们都听不懂，还想做我的红颜知己，哼哼。这样吧，我用大白话讲给你们听：

说这一天我闲了，想出去转转，从雪堂出发，准备回临皋亭。有两个闲得无聊的人也跟着我乱转。

已是初冬，寒霜满地，落叶丛丛，冻得我鼻涕都快流出来了。天上一轮大月亮，把人影清楚地印在地上，我们看着开心，就放开嗓子吼了起来。

唱了一会，嗓子快麻了，我这才想起来，晚饭还没有着落，就难过的叹气道：可怜我不当官，没有权，也没有酒没有肉。这个晚上，怎么才能混过去呢？

有个嘴馋的家伙说：不如拿网捕鱼去，一网下去，不管什么鱼，准够吃的了。只是没有酒，这事难办，现在超市好像已经关门了，就算不关门，他也舍不得钱。

我一想也是，就忙颠颠地跑回家问老婆有没有酒。老婆说：我藏了一坛酒，就是准备给你们这些酒鬼用的。这下可好了，我们抱着酒坛，提着鱼，兔子一样，跑到赤壁下面玩去了。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离我上次来写《赤壁赋》的时间才几个月，景色竟然大变样了，比女人变得还快，简直认不出来了。

我今年四十七岁了，是老了点，但我一向“老夫聊发少年狂”，加上身体满是那么回事，平时气功也没有白练。于是那两个人看着我束好衣服，然后像大侠一样，手脚并用，向岩壁上爬去，险石杂草在我眼里都是小事一桩。这个时候，我需要摆一个造型，可以用来照相：我蹲在虎豹形的怪石上，手拉一根形如虬龙的树枝，英姿飒爽，玉树临风。

接着我向上爬，竟然掏了一只老鹰的老巢，弄了一手鸟粪。往下一看，江水滚滚而去，跟水神的宫殿一样。

那两个怕死鬼没有我勇敢，都不敢上来，切！

既然如此，只有看我一个人的表演了：我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

突然间，不知怎么搞的，我“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小心翼翼地爬了下来，回到船上，把船放到江中心，随它漂到什么地方。

就这样折腾了半夜，四下一看，一个鬼影也没有。一只孤鹤，扇动着一双巨大的翅膀，黑乎乎的，横江东来，戛然长鸣，从船上飞过，一直向西而去。

两个馋鬼把酒喝完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实在太无聊了，只好睡下。睡着的时候也没闲着，梦见了一个道士，神仙一样，且舞且蹈，来到我的面前，对我一揖笑道：苏同志，在赤壁玩得爽吗？

我问道：朋友是哪里人，名字叫什么？会写诗吗？

那个道士却不回答我！

我一想就明白了，说，你肯定就是那只从我船上飞过去的大鸟。

道士听了，只是笑了笑，还是没有理我。

我一惊，竟然醒了，忙打开门一看，还是连个鬼影都没有。

苏轼给小妾们解释完，笑着问道：怎么样，我写得好吧？

一堆女人早就打盹了，朝云强睁着眼问：相公，你这文章到底了讲的是么子事啊？

其他女人也跟上问：是啊，到底讲了什么啊？

苏轼鄙夷地冷笑道：要是让你们知道讲了什么，那我还玩什么？就是让你们搞不明白我到底在讲什么，可是又好像讲了什么，觉得玄妙深奥，才能让一批无聊的文人捧我啊。你们女人家，不懂。

当然了，这两篇《赤壁赋》在文字上确实好看，大概苏轼的才气也尽止于此了，此后苏轼也有一段日子过得极爽，却再也没有比这两篇写得更顺嘴的文字面世。《赤壁赋》之后，苏东坡的名字越来越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已经达到了顶峰。

在黄州无事，日子跑得兔子般快，转眼到了元丰六年（1083），苏轼四十八岁了。反省的日子也过很久了，总不能老在这里蹲着不动吧？苏轼一直嘴上说着要归隐山林，真的没事做的时候，又急了眼。

在给老朋友滕达道的信中，苏轼表达了自己“虽废弃，未忘国家虑也”。并自我批评说：我们这些人，在新法开始的时候，“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但“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现在国家形势一片大好，“圣德日新，众化大成”，我再次回顾自己以前的言行，更是觉得错误严重，“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像我们这样不能做实事，却总是“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于国事无补矣。

想想这个姓滕的老朋友还能有机会面见皇帝，自己却被搞得这么惨，苏轼心里难以平静，夜里就睡不着了，加上天也太热了，就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烙大饼。朝云起来给他打扇子。苏轼雾眼朦胧，突然想起在这种大热天，曾经偏安一隅的四川土皇帝孟昶肯定“与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河池上”，又凉快又绵绵，写一阕词臆想一下吧，想到这里，急忙命小妾磨墨，写下《洞仙歌》：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

水殿风来暗香满。

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

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

时见疏星渡河汉。

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

金波淡，玉绳低转。

但屈指，西风几时来？

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当然，有时苏轼睡不着，也会另想办法。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他“解衣欲睡”，突然看到“月色入户”，如水般泻满了一院子，不由情意大发，“欣然起行”，想找人玩玩。家里“无与为乐者”，只好出去找人玩，“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张怀民（字偓佺）刚被贬到黄州，住在承天寺中，也睡不着。见苏轼来了，并不问话，两个大男人“相与步中庭”，散步赏月。下面这一句据说是写月景的经典之作：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然后苏轼大发感叹说：“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只是没有我和你这样两个闲得无聊的人罢了。

张怀民在承天寺住了一段时间，为了跟苏轼在一起谈心时显得更有品位，便专门筑了个小亭子，请苏轼过来看看怎么样。苏轼上下转了转，给亭子取了个名字，叫“快哉亭”，并亲自写下一阕《水调歌头词·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加以宣传，意图告诉别人，我苏轼被贬在黄州，地位虽低，在精神上仍然是很“快哉”的。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

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

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渺渺没孤鸿。

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

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

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说不管穷富贵贱，只要胸中有“一点浩然气”，就可以享受“千里快哉风”。

这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表现出了一种豁达超越的人格精神，当然又要千古传唱了。

苏轼不单自己写词宣传快哉亭，还要求弟弟苏辙也来一篇。兄弟俩都是文化名人，这样你来我往的，容易被捧为文坛盛事。

苏辙于是奉命写了篇《黄州快哉亭记》。

兄弟俩写文章，文笔风格虽不同，技术手法却大致差不多，都是先写一下现状，然后回顾一下最近的历史人物，感叹一番，显得既有历史深度，又有文化内涵，然后再子虚乌有地说一番莫名其妙的人生道理，一篇文章就搞定了。

苏辙没有到过快哉亭，好在他是文学家，根本不需要实地考察，想象一下就行了。“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选址还是不错的，但要住人的话，似乎有点危险，因为“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影响生活效果。

苏辙倒是不在乎这些，他建议哥哥把这些奇情异景“玩之几席之上”。苏辙就像亲眼看到的一样，说同志们可以在亭上把“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

然后苏辙就开始怀念古人了，三国英雄的“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只要为人心胸坦然豁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么无论得失远近，都会是快乐的。一个能够“自放山水之间”的人，“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哪怕是住在贫民窟里，也照样开心。何况还有“长江之清流”和“西山之白云”与我们相陪相伴呢！

果然是一群君子，靠着清水和白云就可以活得很开心了。

这篇文章写得很漂亮，道理讲得也很透达，亦被儒生们捧为千古名文加以膜拜。同志们都希望自己能做一个“自放山水之间”的高尚的人，一个与“长江之清流”和“西山之白云”永相为伴的超逸的人，一个真的能做到不在乎功名得失天天开心笑呵呵的人。

公元1084年，大宋元丰七年四月，苏轼困居黄州的双规岁月终于到头了。神宗念在苏轼四五年没讲过什么怪话，并考虑到他“黜居思咎，岁月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才决定把他从黄州拎到汝州居住。但只是挪了个地方，仍然是“本州安置”，不能乱跑，并且“不得签署公事”，手中一点权力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任何变化。

苏轼在《谢量移汝州表》中对神宗表态说：我“罪已甘千万死”，皇上没有杀我，“恩实出于再生”。我服从训导，“惟知感涕”。

此时苏轼对自己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臣向者名过其实”，“食浮于人”，“无片善可纪于丝毫”。因为牢骚太多，实在是“当膏于斧钺”。“虽蒙恩贷，有愧平生”。我“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现在已经是“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很多人都瞧不起我了，“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甚至有人传说我死了，其实我“亦自厌其余生”，有时真想死了算了。现在想不到皇上还记着我，不断教育我，我这才知道自己原来是遇上了“汤德日新，尧仁天覆”的好时代，在这“百废俱兴，多士爰集”之时，同志们“弹冠结绶，共欣千载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为我这样一个废人调动了一下工作岗位。我很感动，“顾惟效死之无门，杀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尚口乃穷”，只待有朝一日好以死报效朝廷。

事实上，苏轼把此次调动当做是朝廷有意提用他的一个表示，因为汝州在河南境内，与湖北相比，离京城开封要近得多了。这一点点迹象，已经足以让他狂喜不已了，在写给陈季常的告别诗《岐亭五首》中，一再想要归隐的心思早被扔到马桶里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发雄心，猛表壮志，说“西方正苦战，谁补将帅缺”？“愿为穿云鹘，莫作将雏鸭”，要做一个搏击长空的雄鹰，要待到功成名就之后，“兹游定安归，东泛万顷白”。

真是伟大！

很多人来给苏轼送行，甚至不惜“开宴出红妆”，请苏轼一边观看着“腻玉圆搓素颈，藕丝嫩，新织仙裳”，和那“十指露，春笋纤长”；一边欣赏着“双歌罢，虚檐转月，余韵尚悠扬”。这种感觉，“全胜宋玉，想象赋高唐”。

他简直快要有点舍不得离开了。

四月六日，四十九岁的苏轼终于离开黄州这个蹲了四年多的地方，带着一大家妻妾奴婢家童，开始了新的旅程，临别黄州时，满怀矫情地写下了一阕《满庭芳》：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

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

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

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远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

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

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

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苏轼对黄州人说，你们可不要把院子里的柳树抽出的嫩枝剪掉啊，我以后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到时再和同志们一道晒渔网。

后来苏轼再也没回过黄州。

十一、见王安石去

苏轼离开黄州，过长江，经慈湖，达九江，当然仍有一路朋友请他游玩喝酒。苏轼需要少喝点酒了，庐山到了，他想上去玩玩。

庐山林木葱茏，峰回雾绕，自古秀绝天下，是文人们大发诗情的地方。但苏轼到达庐山以后，却主动表态说：此次上山，只游玩，不写诗。

这话当然一如既往地不能当真。

他在《记庐山游》中说，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眼都看花了，应接不暇。本来坚决不写诗的，可是到了山中，看到一群六根不净的无聊和尚，全指着我说“苏子瞻来矣”。大家既然这么好客，能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写写吧，于是一首接一首地写个不停。

苏轼到庐山时，正好四十九岁，而大诗人李白四十九岁时也到过庐山。苏轼对此感慨不已，叹惜“谪仙固远矣”。他虽然承认“世道如弈棋，变化不可复”，其实在心里，是把自己比作李白的，也想要做一个“西望太白横峨岷，眼高四海空无人”的自大狂。

与王安石推崇杜甫轻视李白的态度不同，苏轼是特佩服李白的，认为李白“开济明豁，包含宏大”，同时又敢于“凌砾卿相，嘲哂豪杰”，“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这也是苏轼做人的理想境界。

事实上李白没有达到这个高度，苏轼也没有。

因为崇拜李白，在《李太白碑阴记》中，苏轼竟可以不顾史实，硬是为李白跟随永王李璘之事进行辩解。李璘和李亨都是唐玄宗之子，安史之乱后，李璘拥兵南方，有自立为王之意，被太子李亨兴兵诛杀。这样，李白跟随李璘就被后世当成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诗仙也正是因此而被流放，大赦后才兴高采烈地写下了“千里江陵一日还”的爽句。

苏轼既是自比李白，当然要为李白辩护几句，说“士固有大言而无实，虚名不适于用者”，但李白不是这种人，只看他让高力士脱靴一件事，就可知李白是一个“气盖天下”的勇士，这种人一旦得志，“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又怎么会胡搞一气，跟着永王李璘造反呢。苏轼的结论很简单，指李白跟随李璘，“当由迫胁”，是被逼的，受到了。“不然，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也”，何况李白这种聪明人呢？

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非常简单，并不是他有什么史料支撑，而是他认为“此理之必不然者也”！“不可以不辩”。

苏轼在义正词严地表扬李白“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时，也就是在作自我表扬。呵呵，他忘记了自己曾经给那些当朝权贵们写过什么样的信了。

既然喜欢李白，当然就要跑到庐山瀑布前怀念一下了，当年李白正是在这里写下千古名诗《望庐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唐朝还有一个诗人叫徐凝，也写了一首《庐山瀑布》，中有两句：“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这诗当然没法和李白的相比，被苏轼嘲笑为“至为尘陋”，因此专门写下一首诗要恶心徐凝一下：

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

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

写完此诗，又跑了几个地方，便匆匆下山，去筠州会见担任酒监的苏辙。

对于哥哥的到来，苏辙当然非常高兴，兄弟俩只是书信来往，确实很久没有见过面了。只想想还不行，苏辙又编了一个故事为哥哥架势，然后被苏粉们到处传播。

苏辙说想哥哥想得没有法子，万般无奈之下，到洞山禅院去见云庵禅师，恰好有聪禅师也在，同志们都是高人，正在谈玄论虚呢。

苏辙就问：两位禅师在谈什么呢，一定很诡秘吧？

原来，昨天夜里，两个高人在睡觉的时候，做了同一个梦！都梦见他们陪着苏辙去迎接五祖戒禅师，“梦同迎五祖戒禅师”。苏辙觉得这事有点玄，哥哥就要来了，难道哥哥是五祖戒禅师的化身？这话当然不好明说，苏辙只是笑道：这么玄！“世间梦乃有同者”，真他妈的怪事。

还有更玄的。

听说苏轼来了，两个高人就陪着苏辙去接苏轼，并绘声绘色的把这个梦告诉了苏轼。苏轼听了却并不奇怪，说：我岁的时候，“时时梦身是僧”，而且喜欢在陕西一带跑来跑去的。后来才听说，母亲怀着我的时候，有一个独眼的瘦和尚来我家住过一夜。

云庵禅师听了大惊，问苏轼：你说的难道是真的？

苏轼非常诚恳地说：当然是真的，我能骗到你钱吗？

云庵禅师一拍大腿说：这事就搞清楚了，五祖戒禅师正是陕西人，也是个独眼的瘦子，五十年前才死去。现在你正好四十九岁，时间正好，原来你就是五祖戒禅师的化身。

苏轼一听也受不了了，自我批评说：这样一搞我就犯错误了，原来我真是一个和尚，“强颜复出”，很不应该。我以后一定要好好修炼，重新做一个高僧。

据说从此以后，苏轼“常著衲衣”，冒充出家人。

看来中国文坛还得感谢五祖戒禅师，不然要少读多少诗啊！

苏辙胆子比较小，接着哥哥以后，怕哥哥再乱说话，竟把酒饭摆到了郊外田野里，两个人尽吃尽喝，不说一句话，有什么想说的，“唯指口以示之”。

这哥俩活的也够累的。

在兄弟俩天天谈心的时候，庐山归宗寺派人送信来了，说花和尚佛印到了，要见他。苏轼急忙再回庐山。

佛印见了苏轼，先拥抱了一下，然后带着他去庐山汤泉洗澡。正洗得舒服，看到一个名叫可遵的和尚在温泉壁上留的一首诗：

禅庭谁立石龙头，龙口汤泉沸不休。

直待众生尘垢尽，我方清冷混常流。

大才子看了忍不住手痒，便在后面也写了一首：

石龙有口口无根，龙口汤泉自吐吞。

若信众生本无垢，此泉何处觅寒温。

苏轼当然要比可遵这个破和尚写得好啦。这个可遵，其实并不可尊敬，他一听说苏轼读了他的诗，还和了他的诗，和尚受不了了，把自己当成是苏轼的诗友，可以相互唱和了，急忙抬腿去追赶苏轼，要跟他把酒谈心。

在追赶苏轼的路上，听说苏轼写了一首《三峡》诗，可尊便也迫不及待地和了一首。待追上苏轼以后，可遵说，“我有一绝，却欲题《三峡》之后”，可惜在路上跑得忙，没来得及写下来，你听我读一下好不好：

君能识我汤泉句，我却爱君三峡诗。

道得可咽不可漱，几多诗将树降旗。

说我和你写的诗都好，我们俩半斤八两，相差不大。至于其他诗人，只能举着小白旗望风而逃了。

苏轼一听有和尚追着他要和他的诗，本来很感兴趣，却没想到这和尚这么没水平，加上该秃驴对他也不太尊敬，当下“既悔赏拔之误，且恶其无礼”，抬腿就跑掉了，不理可遵。

可遵弄了一光头的灰，冲着苏轼的背影说：“子瞻护短，见我诗好甚，故妒而去。”

苏粉们拿了这些个故事，嬉皮笑脸，说得眼白乱翻，对苏轼更是欣赏有加，崇拜倒地。

继续爬山，东看岭，西看峰，林木森森中一路逛到了西林寺，陪同者没有知音，没有女人，苏轼寂寞，辗转难眠，于是在墙上写了一首传唱千古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充分展现了苏轼内心那种犹豫和茫然的感觉，他不知道自己的方向，既不想留在深山中做一个隐者，又怕到尘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且不甘心放弃胸中那一股远大理想。于是他彷徨，感叹身在山中，走不出迷津。

六月的时候，苏轼下了庐山。儿子苏迈没有吸取老爸从政的教训，也没有继承老爸要归隐的壮志，已经被任命为德兴县尉，也要当官去了。他为了给儿子送行，便舟行湖口，顺便来到了鄱阳湖畔石钟山下，那篇著名的《石钟山记》就写于此时，全文如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

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

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枹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音，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

至其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

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

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

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这篇文章不需要翻译，中学生都学过。来看看里面存在的问题和苏轼处理问题的态度。

中学课本设此文的目的，是要用来培养学生探索真理的精神。主题是探讨石钟山这个名字的由来，既然如此，文笔的好坏应该放到另一边，重点看他的探讨过程有无可取之处。

石钟山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本是一个伪问题，山之取名，根由千奇百怪，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也可能是因其形状，或者传说，或者纪念某人，甚或只是莫须有的原因。但苏轼却要在这个问题上较真，并说明自己是正确的。他先是交代了古人郦道元和李渤的观点，然后一一加以嘲笑，把这两人说的理论全当做废话。

他否定郦道元的理由极其简单，只是想象一下，说连钟磬放在水里也不会被风浪打响，不要说是一座小山了。这样一推理，可怜的郦道元就没戏了。

而李渤更惨。

李渤的态度要比苏轼严谨得多。苏轼只是顺道过来玩玩，李渤却是专门“访其遗踪”的，并没有“臆断其有无”，而是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调查，把山南山北的石头都敲击了一遍，仔细辨别，声如钟鸣，所以认为石钟山即由此得名。

这种说法，虽不一定确切，无疑也是建立在考察基础上的一家之言。

他否定李渤的理由极度牵强，说什么“石之铿然有声音，所在皆是也”，但他却没有列举出哪些山是这样的。这种反驳手法，看起来得力，细究起来等于没说。

最奇怪的是苏轼自己的理论。

他先是卖弄文采，写了一大堆与文本主旨无关的景色。然后切入主题，说“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发出了很好听的声音，“如乐作焉”。

根据这块“可坐百人”的大石头，他就断定这是石钟山得名的真正渊源。而这个说法，实在是结合了郦道元“水石相搏”的理论和李渤山石作响的理论的综合体，并没有创新之处。李渤好歹是调查了全山而得出的结论，苏轼只看到一块大石头，听到一点声音，就下了断语。谁才是真正的“臆断其有无”的人呢？

也有人不买苏轼的账。曾国藩在《石钟山名考异》中指出，“石钟山以形言之，非以声言之”，“郦氏苏氏所言皆非事实也”。

俞樾经过实地调查后，在《春在堂笔记》中也指出，石钟山得名，是因为在水落下后，山下露出了一个巨洞，“洞中宽敞，左右旁通，可容千人”，“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得钟名”。

俞樾以此嘲笑苏轼，说如果李渤的理论可笑，那么“东坡当时犹过其门而未入其室也”。苏轼的理论好笑到什么程度呢？俞樾先说了一个笑话，说有一次苏轼去找佛印神侃，在门外大喊道：“秃驴何在？”佛印听了，在里面回答说：“东坡吃草。”暗指苏轼也是驴。

俞樾认为苏轼解释石钟山得名的理论比这个笑话还要好笑。

只是把《石钟山记》当做一篇写景状物绘声的优秀游记来读时，没有任何问题，而硬要作为具有疑古精神提倡实地调查的指导性文本，则差之甚远。比起同是说理性的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不可同日而语。《游褒禅山记》全文如下，不妨对比一下，王安石的冷峻简洁和说理严密透彻与苏轼的拉杂拖沓及自以为是的牵强论证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禅。

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阳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馀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虽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後洞。

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

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

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六月底，苏轼乘船过金陵，天太热了，在江面上行走，简直快被晒成了咸鱼，于是决定在金陵多呆几天，有机会的话，可以顺道去拜见一下罢政在家的老对头王安石。

此去金陵见王安石，苏轼并不是要去跟王安石交朋友，更不是向王安石悔过，检讨自己反对变法的言行，相反，他倒是在刚下船时候就给前来迎接他的王安石一个难堪。

《曲洧旧闻》记录了苏轼见王安石时的情景。“荆公野服乘驴”，简便朴素，没有摆任何高官的架子，在河边等着苏轼靠岸。苏轼作为一个后进之人，下船以后，却对王安石“不冠而迎”，非常没礼貌，并且极其不恭地对王安石说：“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王安石笑道：子瞻不必客气，“礼岂为我辈设哉”。

苏轼却跟着来了一句不是人的人话：“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

王安石作为东道主，虽然年纪比苏轼大了一轮，但对苏轼的这种无礼行为，仍然并不在意，“荆公无语”。他和苏轼本不是一类人。

人既然来了，不免要带着他四处看看，苏轼也好这一着。

有一次，王安石请新任江宁太守王胜之一道陪着苏轼游蒋山。正是蒋山风景清丽宜人之时，三人站在山顶，放眼远眺，心神大为放松。王安石说，“子瞻可作歌”。

苏轼遵命，提笔写下一阕《渔家傲》：

千古龙蟠并虎踞，从公一吊兴亡处。

渺渺斜风吹细雨。

芳草渡，江南父老留公住。

公驾飞车淩彩雾，红鸾骖乘青鸾驭。

却讶此洲名白鹭。

非吾侣，翩然欲下还飞去。

此时王胜之只到任一日，即因他事而调离金陵，苏轼此词兼为王胜之送行，在词中，他把王胜之比作白鹭，正要“翩然欲下还飞去”。

这也是苏轼在自比为白鹭，认为王安石“非吾侣”，我最终还是要和他分道扬镳的。

王安石对此并不在意，读完以后，对王胜之笑道：“白鹭者得无意乎？”

苏轼又拿出一首在黄州写下的《雪诗》请王安石评论，上有两句：

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

这两句诗写好后，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明白知识渊博的苏轼又用了什么隐晦的历史典故。苏轼也故作神秘，一般不肯对人解释。他现在想考考王安石能不能读懂。

王安石自小过目不忘，广读博学，非苏轼可以想象。他拿过此诗一扫，即对苏轼笑道，“道家以两肩为玉楼，以目为银海”，子瞻这里是用的这个意思吧？

苏轼不得不大为佩服，自此深信王安石博学。因为他这两句诗的意思正是说，天太冷了，把人的肩膀都冻得缩了起来，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双眼都被雪光照花了。

用这种技法写诗，除了显摆才学累人累己外，还能有多大意思呢？

王安石对苏轼的文采没有任何意见，曾评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但这评论仅限于“论古昔文字”和“俱味禅说”方面，不涉其他。

王安石退居金陵以后，绝口不提政事，以免影响朝廷决策。即便苏轼在金陵，王安石也只和他谈佛论道评文议诗而已。有那好事文人，却硬是编出了一出活灵活现的话剧，一来用以阴击王安石，二来呢，又可以表现苏轼所谓的为国为民的高风亮节。《邵氏闻见录》等笔记对此多有记载，《宋史·苏轼传》也不分青红皂白，加以采用，算是记在了所谓的正史里。现在不妨来看一下苏粉们捧苏轼的手段如何。

说有一次苏轼吃饱喝足以后，正儿八经地对王安石道：“轼欲有言于公。”

王安石一惊，以为苏轼要跟他提以前的旧账，有点紧张。

苏轼却坦然道：“所言者天下事也。”

王安石这才放下心来，等苏轼继续说下去。

苏轼说：“大兵在狱，汉唐灭亡之兆。”现在国家“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救之乎”？

王安石举起两只手指对苏轼说：这两件事情，都是吕惠卿干的，“安石在外安敢言”！

苏轼英勇无畏地说，“然则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理耳”，只是，皇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乎”？

王安石听苏轼这样一说，有点激动了，厉声道：“安石须说！”

想了一想，王安石又有点怕了，便对苏轼小声道：这件事，“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苏同志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讲。

苏粉们这样写，当然可以丑化王安石。可是他们也不想一想，这些对话后来传得到处都是，难不成苏轼太不是东西了，根本没有信守诺言？

而且，不论这一段写得再生动，都没有一点意义，纯是空话，根本无一处值得推敲。

首先，苏轼见王安石时，当朝执政的是王珪，吕惠卿早在王安石二次罢相前就外放为官了，在地方上已经工作十年了，跟现在的朝政哪还能扯得上半点边？

其次，就算是当年吕惠卿当政，也没有对外发动一场战争，何来所谓“大兵”？神宗曾在元丰四年对西夏用兵，那也只是一战即解。停战之后，大宋已经有近三年没有战事了，何谈什么“连年不解”呢？

再次，历数神宗朝一十八年，除了苏轼被搞了一个文字狱外，根本没有所谓的“大狱”发生，不知这里提到的“大狱”是什么？

最后，以王安石大智大勇，怎么会讲出“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这种无聊话语来呢？王安石当年对神宗皇帝都可以直面批评，何况现在这点小事。

就这么件破事，却被苏粉们传来传去，以为有趣，实在是让人叹息不止。

在金陵期间，王安石曾建议苏轼在金陵买一片地建房筑园，不妨在此隐居算了，他看出来苏轼不适合做官，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水平。但苏轼对王安石的这一建议却没有认真听取，他还没当上传说中的宰相，现在就归隐未免太吃亏了。

为了敷衍王安石，苏轼满口答应要在金陵买地，还虚情假意的请王安石为他代找一片合适的地盘，并写诗自我表白说什么“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并在离开金陵后，继续写信给王安石说，与王安石在一起的这几天“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甚至“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履，老于钟山之下”。可是苏轼才刚一到宜兴，就立马请人在当地买地建房，再也不提到金陵买房的事情。

再仔细研读苏轼的文集，就会发现，他此去金陵，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好言说的目的，就是想借王安石之手推荐他的得意弟子秦观。

在《答李琮书》中，苏轼就已经透露了自己想请王安石举荐秦观的想法，指出“秦太虚维扬胜士”，非常讨人喜爱，“无乃亦可令王安石一见之与”？

为此，苏轼离开金陵，走到江苏仪征时，给王安石写了两封信。其中第一封信，还不大好意思直接提出秦观的事情，只是虚情假意地客套说：“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现在我离开了金陵，心中非常郁闷，“怅仰不可言”，我也不好意思再去打扰您，只请您“顺时为国自重”。

在第二封信中，就再不能不说了，脸皮再薄，也得拿出来露一露。

苏轼先是“顿首再拜特进大观文相公执事”，说自己在金陵“屡获请见，存抚教诲，恩意甚厚”。我现在已经准备在仪征买地建房了，这件事情搞好以后，我一定要“扁舟往来”，经常去金陵拜见您。

客套完以后，苏轼话题一转，说自己曾一再向王安石提起的那个“高邮进士秦观太虚”，确实是个长得很漂亮的人才，“今得其诗文数十首”，请您审阅一下。“词格高下，固无以逃于左右，独其行义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者，某请以身任之”。也就是说，我苏轼替秦观作保证，请王安石向朝廷推荐一下。此外，苏轼还说秦观“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习医药，明练法律”，是个全才。现在人才稀少，像秦观这样的高才“实不易得”。

啰唆了一大圈，苏轼终于羞答答地说：“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其他无所望也。”

讲完这句话，急忙以“秋气日佳，微恙颇已失去否”结束全信。不知当时苏轼的脸有没有红一下。

让他失望的是，王安石并不是像他那样无原则的人。秦观这种深受爱戴的词人是入不了王安石法眼的。王安石在《答苏内翰荐秦太虚书》中，根本不提向朝廷举荐秦观的事情，只是说看了秦观的诗以后，正好叶致远也在旁边，说秦观的诗“清新妩丽，鲍谢似之”。

注意，王安石在这里并不是直接对秦观的诗词进行评价，而是借用叶致远之口重复了苏轼的看法。

苏轼碰了一鼻子的软灰，对王安石也就更怀不满。

离开金陵以后，特别是在神宗去世以后，苏轼的政治生涯有了起色，对王安石就再也没说过一句好话，从人格到治学到变法项目，对王安石展开了全面的恶意嘲笑和攻击。暂时抛开政治上的攻击不谈，现略举几例，看一下苏轼是如何从其他角度大力嘲笑王安石的，从中可以看出苏轼对人对事的那种反复不定阴晴变化的嘴脸来。

王安石去世时，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保守派大行其道。苏轼也厕身其中，得意洋洋，以为弟兄们终于翻身当家做主人了。当王安石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很多文人大为悲恸，不顾朝廷压力，毅然设堂拜祭王安石。但苏轼对此没有什么反应，他没写过一阕挽诗，也没作过一阕挽词，更没题过一对挽联，连一句对王安石去世表示哀悼的话都没说。相反，在和作《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二首》中，却继续讽刺王安石的变法事业，嘲笑王安石的凄凉结局。甚至连跟在他身边的学生黄庭坚都看不下去老师的这个态度，只好暗自感叹：

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

黄庭坚与苏轼不同，他虽然也反对变法，但对王安石的人格却异常佩服，曾由衷感叹说：“然余尝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这还不是苏轼在对待王安石态度上最无耻的表现，他得志之时，开始对王安石展开全方位的污蔑与攻击。针对王安石推行的人才选拔制度改革，苏轼叫嚷：“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也，其源实出于王氏。”从文学和学术上全面打倒王安石。在《跋王氏华严经解》中，苏轼甚至把王安石写下的《华严经解》批为“荆公之猪”，其态度极度低俗!

苏轼对王安石《字说》的恶意攻击最为可耻，且影响最为恶劣。他自编了一则笑话，说“鸠从九鸟，亦有证据。诗曰：似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是九个”，用以讽刺王安石《字说》尽是牵强附会之作。这则笑话流传极广，同志们听了以后，无不捧腹大笑，眼皮乱翻，自以为高明，几乎没笑死过去。

如果苏粉们辩解说这只是宋人笔记中记下来的，不能确定为苏哥哥所讲的话，苏哥哥自己有一首诗却很好解释，在《张竞展永康所居万卷堂》中，他轻浮地写道：

儿童拍手笑何事？笑人空腹谈经义。

未许中郎得异书，且共扬雄说奇字。

苏轼还写小故事攻击王安石，在《止水活鱼说》中，说他在金陵曾看到“丞相王安石喜放生。每日就市买活鱼，纵之江中，莫不浮”。就是说，王安石买鱼放生的想法是好的，但全放死了，用以暗喻王安石的变法效果，是好心办坏事。

然后苏轼进一步引申说：有的鱼一入江中就会死掉，只能活在死水里，“则流水与止水果不同，不可不信”。

苏轼就是一条宁愿活在死水中的鱼。

在《刘贡父戏介甫》中，苏轼嘲笑王安石“多思而喜穿凿”，“是以其学多说”。说王安石有一次和刘攽一道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孔子不吃姜食，何也？”

刘攽一本正经地说：《本草》记载，“生姜多食损智”，不能多吃。而孔子之道是用来愚弄人的，孔子不吃姜食，是为了更好地愚弄别人。

王安石一开始没听明白，“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戏己也”。

苏轼记下这个不知真假的故事后，加以评论道：这虽然是笑话，但王安石的学术“实大类此”。然后进一步评论说：我喜欢吃姜粥，甚美，不由叹息道：“无怪吾愚，吾食姜多矣。”

写完这个小故事以后，苏轼的脸上浮满了轻松无聊的笑意。

王安石退休后先被封为舒王，后改封为荆国公，这件事被苏轼看出问题来了。他博学，看的书多，在《宰相不学》这篇小文中，非常恶毒地说：《诗经》上早有“戎狄是膺，荆舒是惩”的话。现在王安石却被封为舒王和荆国公，可见这是“宰相不学之过也”。

苏轼对为国为民的王安石展开无止境的嘲笑攻击的同时，对他的那个无能无用的干爸爸老名士张方平却佩服得五体投地。张方平喝酒是不论碗的，酒席摆好以后，只说喝几天。苏轼自己酒量小，对此简直佩服得要死过去。在《张文定公墓志铭》中，勇敢地对张方平展开肉麻吹捧，甚至把他比为三国孔融和诸葛亮，把张方平拍得到了棺材里屁股还疼了好几天。

不但对干爸爸是这样，对弟弟也是如此。

弟弟苏辙曾经在王安石手下工作过，为此，苏轼迫切需要为弟弟洗白。在《刚说》中，说弟弟在条例司工作时，因为观点与王安石不合，主动要求辞职，王安石劝弟弟说：你最好能留下来工作，“吾条例司当得聪敏如子者。”

谁知弟弟非常有骨气地对王安石说道：“公过矣，当求胜我者。若我辈人，则亦不肯为条例司矣。”把王安石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为此，弟弟到地方工作，也受到了地方官员的尊敬，说弟弟“是抗丞相不肯为条例司者”。

接着，苏轼非常不客气地一本正经的表扬弟弟苏辙就是孔子所说的“刚而不折”的君子，“明刚者之必仁”，弟弟是个勇敢的好人。

尽管苏轼和苏辙兄弟俩联手，无所不用其极，对王安石坚持不懈地进行全面恶意的攻击，但王安石光照日月，功垂千古，并没有因为苏家兄弟的无耻攻击而受到太大影响。

目光如电的王安石对此看得非常透彻，他对这些名利上的得失也根本不在乎，在他那首著名的《读史》诗中，曾非常坚定的告诉那些准备诽谤和污蔑他的人，他已经抱定决心去“独守千秋纸上尘”!

苏轼永远无法站到王安石这种高度上去对待世事。他太急于功名，太卖弄，太势利，太无聊，这都不能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太顺口而被一抹而尽。

苏轼完成了金陵之行，告别王安石以后，继续往汝州进发。走到常州时，因为以前在这个地方买了田产，想在此养老，所以，连上了两份《乞常州居住表》。

表说：朝廷处理我，就“如父母之谴子孙”，“鞭挞虽严，而不忍致之死”，我“坐废五年”之后，已经改过自新了，“抱恨刻骨，伤皮肉之仅存”。本来应该好好工作以报答朝廷，但现在“衣食不继，累重道远”。虽然困难重重，总算是到了常州，口袋里却已经空了，没有路费，没有住房，也没有粮食，穷得实在是受不了。一家大小“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而我跟丐帮又不熟悉，不好讨饭，只能哀求皇上放我一条生路。我本来在常州宜兴县买了一块地，现在不如让我住在常州算了。

苏轼怕神宗不理他，就啰里啰唆地提起自己以前在徐州治水的功劳，请朝廷看在这个功劳的份上，批准这个申请。最后又对神宗作总结性颂扬，什么“圣神天纵，文武生知”，一堆辞藻上阵。接着再踩自己，“怨仇交积，罪恶横生”，“贫病交攻，死生莫保”，请神宗无论如何要可怜可怜自己，同意他在常州居住，不要去汝州了。

事实上他手里还是有一笔钱的，还想在常州再买一块地。看了好几处地方，都因价钱问题谈不拢，一直没有定下来，最后在宜兴买了一处田产，准备在这里种橘子吃。

神宗没有难为苏轼，常州就常州吧，同意了他的请求。苏轼对此“惟知感涕”，并且保证，在废弃五年之后，“已忘形于田野”了，以后绝不会再讲废话。

由于交通问题，苏轼没能及时拿到批复，不得不继续往汝州赶。过泗州时，泗州知州刘士彦陪他坐船在泗水河上喝酒寻欢，一直玩到深夜，苏轼当然要写点东西开心一下，提笔作了一阕《行香子·与泗守过南山晚归作》：

北望平川，野水荒湾。

共寻春，飞步层颜。

和风弄袖，香雾萦鬟。

正酒酣时，人语笑，白云间。

飞鸿落照，相将归去。

澹娟娟，玉宇清闲。

何人无事，宴坐空山。

望长桥上，灯火乱，使君还。

刘士彦是一个本分人，看完这首词后，对苏轼说，“学士名满天下”，这词一定要到处传唱的，只是本地法律有规定，“泗州夜过长桥者，徒二年”，何况还有我这个知州在内呢。请苏先生快把这首词收起来，不要让别人看见。

苏轼的胆子又大了起来，刘士彦不是京官，他才不怕呢，所以意气风发地大笑着对刘士彦道：“轼一生罪过，开口常是不在徒二年以下。”

这个大话吹得是够爽的了，他早已经忘了自己在黄州时写下的那些软蛋悔过书。假如刘士彦认真一把，把他抓起来真的判他二年徒刑，看苏老兄还敢不敢把国家法律不当回事。

离了泗州，苏轼又到干爸爸张方平家里蹲了一段时间，喝酒吃肉，享了不少的清福，一直住了一个多月，朝廷同意他居住常州的诏令才送到他手上。公文上写的是“不得签署公事，常州居住”，政治地位没有丝毫改变。

苏轼接到朝廷同意他常州居住的诏书以后，心里有一丝失望情绪，他的请求虽然得到了批准，然而政治地位却没有任何改善，看来神宗皇帝对他确实是没有什么兴趣了。为此，苏轼心情郁闷地写下了一阕《满庭芳》，又开始想“归去来兮”了，想去到那种“清溪无底”的好山好水好地方去，享受“天远夕阳多”的自然景致。话说的虽然放达清爽，但时不时地也会悲从中来：奔波半生，一事无成，不禁令人“空回首，弹铗悲歌”。

还是调头回常州吧，那里有房子有地，真要想隐居的话，倒可以实现梦想了。

路过扬州时，顺道拜见扬州太守吕公著。吕公著平时话不多，见了苏轼以后，只是请他吃饭喝酒，“终日不交一语”。苏轼于是亮出了拿手的招数，在酒席上提笔作诗。吕公著仍是不置一评，把苏轼弄得好没意思。

正在往常州赶路时，元丰八年（1085）三月初五，神宗皇帝去世了。

其时苏轼正去竹西寺游玩，路上听说神宗皇帝去世的消息，不禁思绪万千。神宗在位近二十年，自己一直没有得到重用，相反，却被整得晕头转向。现在神宗终于死了，不觉心情一畅，坏毛病又犯了，提笔写下了《归宜兴留题竹西寺》：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意思是说我这一生大概都不会有什么事了，今年年景很好，我很开心，路上也听到了很多好话，连花花鸟鸟都跟着高兴。

多年以后，这一句“山寺归来闻好语”遭到赵君锡等人的弹劾，指苏轼听到神宗去世的消息有点幸灾乐祸。

苏轼怕了，在《辨题诗札子》中用生动的语言给自己辩解说：我是在往扬州竹西寺去的路上，“见百姓父老十数人，相与道旁语笑”，就留意听了一下他们都在讲些什么，正巧看见有一个人“以两手加额”，说现在上台的是“好个少帝官家”。我“喜闻百姓讴歌吾君之子”，这才写下了“山寺归来闻好语”。

他很诚恳地说：“臣若稍有不善之意，岂敢复书壁上以示人乎。”并且指出，那时距神宗去世已有两个月，我根本不是在山寺归来的路上才听到这个消息的，“事理明白，无人不知”，请朝廷不要再因为这事搞我了。

那么，苏轼是什么时候听到神宗去世的消息的呢？他自己说是在三月六日，也就是在神宗去世的第二天，“在南京（即今天的河南商丘）闻先帝遗诏”，当时他就“举哀挂服了当”，然后才“迤逦往常州”。

这个说法实在是让人怀疑，宋时交通通讯不便，神宗前一天在开封去世，他苏轼没有道理第二天在南京就知道这个消息。

相反，他在往常州的路上消息不便，近两个月后才听到神宗去世的消息倒是极为正常的现象。

还好，他也知道皇帝死了是不能瞎高兴的，所以写下了《神宗皇帝挽词三首》，以表达他对神宗的哀思之情。还写信对朋友诉苦说，如果再遭别人诬陷，以后再也没有人救他了。

回到常州以后，苏轼打算要过一种惬意的生活。在《与孟震同游常州僧舍》中，他大声感叹“年来转觉此生浮，又作三吴浪漫游”，“知君此去便归耕，笑指孤舟一叶轻”。甚至真的有出家的念头了，在《赠常州报恩长老》中，苏轼告诉报恩长老，“凭师为作铁门限，准备人间清话人”。

因为心情舒畅，不杀生的苏轼，此时又有心思吃肉了。一天闲得嘴里冒水，正好看到一幅惠崇和尚的春江晓景图，馋馋的写下了《惠崇春江晓景》：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苏轼想吃河豚了。

名人想吃河豚，那还了得？很多人请客，苏轼非常忙碌。有一家子“妙于烹煮”，做好以后，“招东坡享”。

苏轼也不客气，去，坐好以后，埋头大吃。这家人没见过名人，都挤在屏风后偷看苏轼吃河豚的样子，也盼着他能夸奖几句，好给自家挣点面子。

谁知苏轼只是猛吃不已，头都不抬，“东坡大嚼，寂如喑者”，根本不提表扬的事情。

这家人心里好失望！

苏轼终于吃完了，把筷子一放，嘴一抺，说了一句：“也值一死。”

这家人听了，这才知道苏轼吃得很爽，都高兴死了。

苏轼表面清闲，心里却非常清楚朝廷政局必将有变。此时神宗已逝，十岁的小皇帝哲宗上台，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一切都处于激变之中。

谁都知道，这个高氏对王安石变法是什么个态度。她早在王安石当政期间，就一再因为变法得罪了后宫亲贵的利益而对王安石大为不满。现在自己一手遮天，当然要折腾了。

更年期的女人一折腾，肯定完蛋。元丰八年一结束，高太后就变元丰年号为元祐。

大宋的政治风云开始激烈动荡起来。

果不其然，以反对王安石变法为己任的啰里啰唆的司马光首先被朝廷重用，不久便担任宰相，并开始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这一段时间，史称“元祐更化”。

苏轼和司马光关系不错，他现在看到了希望。

在事态还不明了以前，苏轼还不能明确表态，只好饮酒旁观，“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

司马光当然不能忘了苏轼，他在“乌台诗案”中虽没有为苏轼说过一句话，现在却需要大名鼎鼎的苏轼出来为他撑门面。

刚到常州闲了一个多月的苏轼，终于接到了朝廷的起用通知：以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他要到山东蓬莱去上班了。

苏轼非常意外而且欣喜，“岂期枯朽之年，有此遭逢之异”？

五十岁的苏轼，又准备大展宏图了，归隐之心，还是放在马桶里暂存一下吧。在《次韵答贾耘老》中，他非常欣慰地写道：任命下达以后，“故人改观争来贺”，家人们也都兴奋万分，把邸报翻来翻去地看了好几遍，担心看错了。我也有心情“为君置酒饮且哦，草间秋虫亦能歌”。

据说有一个布衣徐三翁，不知是哪里人氏，“言人灾福，必卜”，一算一个准。苏轼便也想算上一命，于是巴巴的跑去，“见而问之”。

徐三翁看了看他面相，说：“君无作官即善。”最好不要当官了。

苏轼听罢心想，你不让我当官，我熬了这么多年，我图的是什么我？“信之而不能用”。

元丰八年七月，收拾停当之后，有心治国平天下的苏大才子欣然起身，离开了在常州打点好的地产家园，扔掉了归隐的愚蠢念头，斗志昂扬地奔赴新的任所——登州。

十二、终于做了翰林

苏轼又开始一路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了。现在自由了，山东对他来说也不新鲜，也没有公人押着他，所以走得慢死了。一直走了三个月，十月下旬方才赶到登州。

他一路上都在写信给各地的朋友，反复表白自己不把功名放在眼里了，对当官也没有兴趣了。如果只看他的这些文字，真会觉得他实在是已经很超然的一个人。

一到登州后，还是先感激涕零地给朝廷连写了两篇热情洋溢的谢上表再说吧。

苏轼认为自己遇上了一个好时代，“日将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万物作”，我本来是发誓要在常州居老等死的，“岂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异”，既然如此，我一定要发奋工作，“没身难报，碎首为期”。

一般来说，谢表也就是一个形式，走过场就算了，但苏轼又写了一篇，因为他突然发现当前掌权的不是皇帝，而是皇太后高氏。第二篇谢表就直奔高太后而去，说自己一到登州就投入工作中去了，“入境问农，首见父老”。老百姓虽然不认识我，却也都听过我的大名，“戴白扶杖，争来马前”，对我进行了热烈的欢迎。

接着苏轼开始高抬高太后这个老妇女，说什么“圣母至明而慈”，“伏惟太皇太后陛下，以任姒之位，行尧舜之仁。勤邦俭家，永为百王之令典；时使薄敛，故得万国之欢心。岂烦烛火之微，更助日月之照”。然后才拍到哲宗小皇帝，一句“嗣皇至仁而孝”草草带过。

从此以后，高太后在苏轼心目中的地位，一直是高于哲宗皇帝的，自此也打下了他日后再次被搞得死去活来的基础。

他深知自己以前的错误在于玩法弄名，现在主动提出反省，以后一定“但知奉法，不敢求名”。

苏轼一到任，并不是急着调查民情，而是在稍事整理后，于第五天就急着去海边看那海市蜃楼。这件事很刺激，说不定可以遇上神仙。在《海市并叙》中说，现在不是看海市的最好时节，为了一饱眼福，他还是“祷于海神广德王之庙”，跟龙王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弄一个海市出来给大家看看。结果，还真神了！第二天就出了海市。

他当然要写诗庆贺啦。

虽然，苏轼承认“群仙出没空明中”只是一种幻象，没想到海神却真的听他所请，没有拒绝他的无理要求，硬是现弄了一个海市让他大饱眼福，“率然有请不我拒”，说明“我人厄非天穷”，老天还是罩着他的。

看完了大海，再到处跑跑，等他快把登州好玩的地方玩遍了的时候，朝廷又下文了，调他到京城当官，任礼部郎中。他前后在登州呆了二十天，其中上班时间只有五天，而在这五天内，苏轼对政事也没有提起什么兴趣。

有一个主簿不识相，坚持要找苏轼反映情况，“白事不已”，而苏轼对此“颇倦谩”。只是这个主簿太执拗了，苏轼才不得已“强出见之”，手里拿着本杜甫诗集，问那主簿：这里有一句诗，“江湖多白鸟”，这个白鸟难道是鸥鹭之类的吗？

主簿道：这句诗里的白鸟并不是鸟，而是一种蚂蚁，用以代指那些贪官污吏。

苏轼一听有兴趣了，马上对这个主簿另眼相看。他就是喜欢谈诗论词，对于工作，倒在其次。

被调入京，正是苏轼求之不得的事情，他是根本不会客气的，立马带着全家人起身赶奔京城。对于此次调动，谁都知道是司马光在背后帮忙，他也懂得投桃报李，在为司马光写的墓志铭中用夸张的笔法写道，“元丰之末，臣自登州入朝，过八州以至京师”。沿途老百姓都知道我跟司马光关系好，一路上有“数千人，聚而号呼于马首”，请求我“寄谢司马丞相”，要他一定要留在京城当宰相，“厚自爱，以活百姓”，“如是者，尽千余里不绝”。

文豪拍马，水平果然不同凡响。后来司马光把国家折腾得乱七八糟，苏轼却能忍住了没有批评过他。

在赶往京城的路上，苏轼突然想起来，自己大老远跑来登州一趟，好歹也是为官一任，却没有为登州做过任何事情，有点说不过去。想了一想，向朝廷递上《乞罢登莱榷盐状》和《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两文。

在《乞罢登莱榷盐状》中，玩的仍是地方保护主义那一套，为登州和莱州人讲好话，请朝廷罢去在这两州的盐专卖。傻子都知道，这种手法最容易讨好当地老百姓了。

在《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中，又建议朝廷重视登州水军建设，这倒是颇有建地的一个设想。只是宋朝在东海沿岸早就有水军，此举也就是尽一尽他作为“知登州军州事”的一点责任罢了，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见解。宋朝的水军建设，南宋时被金军打疼以后才达到了新水平的。

短短几个月内，苏轼的政治地位如小男孩撒尿，越抖越高。回京的路上自然也是人见人笑狗见狗舔。苏轼一边嘲笑“世人重耳轻目前”，一边自我安慰要“一朝入海寻李白”。其潇洒轻逸的态度，不禁令人感动。但另一边，他却又对自己政治地位的提高有着抑制不住的兴奋，“枕上溪山犹可见，门前冠盖已相望”，已经在想象着回到京城后的幸福生活了，并且再次决定，一旦功成名就之后，绝对要告老还乡，“老来专以醉为乡”，啥事不问，天天喝酒。

其实在苏轼的内心，认定京城才是自己最终的归宿，在《留别登州举人》一诗中，他非常明确地告诉那些人，“莫嫌五日匆匆守，归去先传乐职诗”。对于回到京城任职，他用的是“归去”一词。其他地方，不过是玩玩而已的过客罢了。

“归去”的路上，吃吃喝喝好不开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苏轼走得较快，十二月上旬就到了开封，当中只用了一个月时间。自元丰二年“乌台诗案”后被押离开封，已有七年没有回京了。当他大摇大摆满腹感慨地走在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街道上时，已是隆冬季节，但在苏轼眼里，繁华的东京，似乎处处都闪耀着明媚的春光。

走着走着，遇到一个曾看守过他的狱卒。这个狱卒大概也没什么出息，见了苏轼，不免就有点惭愧内疚的样子，躲躲闪闪的。苏轼就来精神了，要逗这个狱卒玩一玩，拦住那狱卒说：我有一个故事，你听不听？

狱卒没有什么办法，只有勉强点头，听听吧。

苏轼说：有一条蛇咬死了人，“为冥官所追，议法当死”，这条蛇就有点不服，上诉道：我纵有罪，但也有功劳，可以自赎。

冥官就问：你有什么功劳？

蛇说：我有蛇黄，可以治病，已经救过不少人了。

冥官一听：还真是这样的，就把蛇给放了。

巧了，有一头牛也被抓来问罪。这头牛大概是听到蛇的上诉了，也跟着申辩道：我有牛黄可以治病，也救过不少人了，应该把我也放了。

冥官派人一查，果然如此，只好把牛也给放了。

正在这时，有一个人也被抓来了，罪名是杀人，应该处死。

冥官还没开口问话，这人却大叫起来，说我也有黄，请饶我一命吧。

冥官就糊涂了，喝问道：妈妈的，“蛇黄牛黄皆入药，天下所共知”，你只是一个人而已，“何黄之有”？

这个人没有办法，只好低头说：“某别无黄，但有些惭惶。”

苏轼说完，对着狱卒哈哈大笑，两条小眉毛开心地乱抖。

那狱卒被讲得无地自容，又不敢还嘴，只在心里想：你坐牢，又不是我搞你的，你大文豪拿我开什么涮呢？

苏轼当然不会只拿狱卒这样的小把戏开涮啦，他要涮的人还很多。

到京不足十天，苏轼就被提为起居舍人，可以经常陪在皇帝左右，算是皇帝身边的记录员，地位相当不低。苏轼干起工作来有声有色，文章写得又好又快，高太后很满意。只过了三个月，再迁为中书舍人，这是一个国务院秘书之类的职位。苏轼深知这是“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而得来的好处，所以一劲地夸这个老女人“忧国忘家，爱民如子”，却不去提小皇帝哲宗一个字。

了不得的是，又只过了几个月，再被提拔，这次终于当上翰林学士了，所谓苏学士，此时才名正言顺。这还没完，又过了一段时间，进一步当上皇帝的侍读，算是皇帝的老师，地位越来越高。

这一连串的任命，让苏轼感觉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味道，自然很让人兴奋，没啥好说的，感谢一下高太后吧，什么“德协天人，心存社稷，受圣子之托天下，抱神孙而朝诸侯。巍巍其有成功，不见治迹”。一堆好话向高太后身上砸去，说高太后会在不知不觉中就把天下治理好了。

事实正相反，这个老女人在不知不觉中把大宋糟败光了。

大概也是觉得前前后后总拍高太后有点不大正确，于是改换手法，顺带提了一下小皇帝，“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聪明天纵。法乾坤之广运，体日月之照微”。总之，伟大光荣而正确！

总的来说，苏轼对高太后还是感恩不尽的，对这个太皇太后陛下“总览政纲，灼知治体”的能力也非常佩服，对于她“恢复祖宗之旧，兼收文武之资”也非常感激。所以，他在京期间，一直追随高太后的脚步奋勇向前。至于小皇帝，倒是被忽略了。结果高太后一死，苏轼自己都知道要完蛋了。

高太后非常欣赏苏轼，她深居后宫，根本不知外面发生过什么事，那时也没有什么垃圾剧看，无聊的时候，只好听人谈论苏轼的那些情深意长的好诗好词，常常被感动得眼泪乱淌，却又无人倾诉。现在苏轼来了，她可得要好好宠着这个大文豪。又是送衣服又是送腰带的，把苏轼哄得团团转。

有一次，高太后终于忍不住了，她要见见苏轼，好让苏轼认真为国做事情。见了苏轼后，点点头，嗯，看起来像个君子的样子，又问苏轼：“卿前年为何官？”

苏轼回：“臣为常州团练副使。”

高太后又问：“今为何官？”

苏轼如实回答：“臣今待罪翰林学士。”

高太后故意问：知道你为什么爬得这么快吗？

苏轼倒是挺实在的，说：这都多亏了太皇太后提拔。

高太后连忙卖关子说：非也。

苏轼又问：难道是得到了朝廷重臣推荐？

高太后继续卖：亦非也。

此句话透露，并没有什么朝廷重臣推荐过苏轼，大家都知道他没这个能力。

苏轼被搞晕了，不知道这个老女人裤兜里装的什么药，有点害怕，惊道：我虽然没有什么本事，但也不敢走后门。

高太后笑道：唉，你这个老傻瓜，这是神宗皇帝的意思，“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他确实是很喜欢你的，只是还没来得及提拔你。

苏轼听罢，“不觉哭失声”。

高太后就陪着他淌眼泪，侍从们也不好意思不哭，“左右皆感涕”。最后高太后让苏轼喝了一杯茶，又让宫女拿灯笼照着他出门回家。苏轼高兴坏了，为这个事唠叨了好几天，说宫女拿灯笼照着人回家这种奇妙的事情，终于让我给遇上了！他对那些宫女还是很感兴趣的，只是不能像在外面调戏那样放开手脚罢了。

同志们心里也都清楚，这也就是高太后骗苏轼不要记恨神宗，好好替哲宗服务而玩的一个小把戏。

对此，苏轼嘴上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除了“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把好话讲尽再说，称高太后有“王母之仁”，表扬这个老女人“知人尧哲，遍物舜仁”。然后表态说要对高太后“恩勤莫报，生死难忘”。

这段时间以来，官升得太快了，名气也越来越大，苏轼心里很爽，文采也就乱淌一气，没什么事能难倒他的。

有一次北辽来使，出了一句上联：三光日月星。请宋朝的文人们给对一下。

这个对子的难度在于下联必须有数字，而后面列举出来的玩意又必须和数字相合，字数上就不免对仗不起来。

这种无聊的文字游戏，正合苏轼的胃口。有人巴巴地前来请教苏轼时，苏轼很大度地说：这种小破对子，如果“我能而君不能”，不能体现我大国气象，略一吟哦，写了一句“四诗风雅颂”，免费送给来人，让他显摆去。

果然，下联一出，四下听了都很叹服，赞为天生之对。

这时苏轼又出场了，非常从容地对一帮笨蛋说：“某亦有一对。”

啊！众人用更加惊叹的神情看着他，难道还有什么更高的招数能敌得了此一险对么？

苏轼用极其不屑的口气说出了另一则下联：四德元享利。

众人听了，心中一惊，四德本应为“元享利贞”，难道苏轼为了字数对仗，竟然生生把那个“贞”字给吞了么？

辽使一听，也觉得抓到毛病了，正要嘲笑苏轼，不料苏轼却胸有成竹地对辽使大喝一声：闭嘴!不许你乱说话！难道你以为我会忘掉一个字吗？请你注意，我们两国世代为兄弟之邦，你应该知道，那个字正是我仁宗皇帝的庙讳，不得提及!

辽使听了，大为骇服，“自愧弗及”，再也不敢自吹自擂了，原来这世上还有比他更牛逼的人物。

古人最喜欢听这类轶事，以为用一点小聪明小技巧就可以在两国之争中弄点颜面出来，用最简单的手段为国争光！真是赚大了。

苏轼最在行的就是这一手，他又是写回文诗，又是弄“神智体”，绕来绕去地玩文字游戏，把那帮蠢蛋们绕得晕头转向。

现在做高官了，还是需要讲究排场的，他每次请客，一定要“盛列”，“奏丝竹之声”，大家谈谈吹吹，废话不断。

最快乐的事情还是跟自己的一帮学生在一起侃大山。他对自己的这几个所谓贤人君子的徒弟还是很看得起的，同志们都是知音。

有一次，师徒们坐在一起聊天，他一本正经的教导几个徒弟说：文坛必须有一个领导，文学事业才能昌盛繁荣。现在写文章的人很多，更应该有领导才行。以前欧阳修先生“以是任付于某”，让我当作协主席，我“不敢不勉也”，写了很多字，终于当上了翰林学士，基本上是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等我死后，“责在诸君”，你们应该担负起领导文坛的责任来。

可惜，这种自以为是指定接班人的做法一点用都没有，他门下的这几个所谓贤人君子，除了黄庭坚的文章勉强能读以外，其余基本都是垃圾，并不能因为抱着苏轼的大腿就在文坛大放光彩。

这几个徒弟之间的关系也是一般般，特别是黄庭坚和秦观两个人，各自有了点名气，在间也备受尊崇。两人互相看不起，经常背后互说坏话。黄庭坚曾嘲笑秦观“志大略细谨”，秦观对此耿耿于怀。有一次，黄庭坚写了一首诗，内有“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谪仙苏二来”两句。因为苏轼有个哥哥早死，所以黄庭坚以“苏二”代指苏轼。

秦观听了，就悄悄跑去对苏轼说：苏老师，黄哥哥“以先生为苏二，大似相薄”，我看我们以后不带他玩算了。

黄庭坚成名早，也有一壶水。有一次，苏轼评论黄庭坚的书法说：小黄的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听了，回了他一句：对于老师写的字，我们当然不敢轻加评论，“然间觉扁浅，亦甚似石压蛤蟆”。

给黄庭坚说着了，苏轼的字确实像是被石块压住的蛤蟆一样，又扁又方，越写越斜，渐渐地就没了韵味。但他名气大，用脚划几个字也照样有人捧。

黄庭坚有一阕《渔父词》，其中有两句：新妇矶头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苏轼看罢，问黄庭坚：这个打鱼的老家伙“才出新妇矶，又入女儿浦”，是不是太放浪了点？

师徒相视大笑。

还有一次，“秦少游在东坡坐”。苏轼是有名的大胡子，有人嘲笑他胡子太多，秦观也问：“君子多乎哉？”

苏轼笑接：“小人樊须也。”

苏大才子和他的一群所谓君子门生，基本上就是谈论这些东东，把无聊当有趣，自以为有才，玩文弄字，附庸风雅。高级一点的内容就是谈佛论道把玄讲虚，表面上看高深莫测，实际啥事不当。

苏轼的耐性同志们都知道，他经常想成道成仙，打坐参禅，但时间都不长，“闻辄行之，但不能久，又弃去”。尽管如此，不妨碍他写下大量“谈道之篇传世”，“文章皆雄奇卓越，非人间语”。

换句话说，全是胡扯八道。

当然，有时为了徒弟，苏轼也是能做一点缺德事情的。

有一个文人李方叔，喜欢投机取巧，“好名急进”，想通过苏轼而登名文坛，“以文字见苏子瞻”。苏轼非常喜欢这个小家伙，想了一百个心思要帮帮忙。正好，他是李方叔参加的那一届进士考试的考官，这是一个展现不讲原则不讲纪律本领的好机会，他竟然在考试前把考试题目写下来派人交给李方叔！

可惜小李命不好，有苏轼如此帮衬，他竟然出门玩去了。送信的人就把信放在小李家的桌子上。也巧了，小李有个朋友，恰是章惇的儿子章援，这天来找小李玩，见桌上有封信，拿起来一看，竟然是苏轼为李方叔写的一篇范文，名为《扬雄优于刘向论》。章援跑回家，毫不客气地模仿此文写了一篇，一考而中。

李方叔大概也没有什么涵养，以为自己有苏轼罩着就万事大吉了，在成绩下来以前到处对人吹嘘：“苏公知举，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后。”

苏轼也是对李方叔上了心的，他到处找李方叔的卷子，可惜看不到姓名，只能根据感觉来判断，终于找到了一份试卷，风格有点像李方叔，大喜过望，对黄庭坚说：这个肯定是李方叔小朋友的卷子。当下看也不看，“手批数十字”，直接录取。

等到结果出来以后，才知道章援考上了，而李方叔名落孙山。苏轼“闻其故，大叹恨”。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只好写诗安慰一下这个得意门生了事。

可怜李方叔的老母亲，一直以为儿子有苏轼帮忙，考进士是笼中捉鸟易如反掌的小事，想不到却没有考取，当下非常难过的对儿子叹道：“苏学士知贡举，而汝不成名，复何望哉。”不久“抑郁而终”。

苏轼听说小李妈妈气死了，觉得有点惭愧，一次与朋友喝酒的时候，说，我们这次没能录取李方叔，都应该罚酒。众人听罢，“举座大笑”。

这群君子士大夫们，倒也能笑得出来。

苏轼倒是大可不必为他的这个得意门生叫屈，李方叔此后前赴后继的再战考场，却由于才情有限，“终生不第而终”。除了写一本大拍苏轼马屁兼自提身价的笔记《师友谈记》外，已没人知道他还有什么可以一读的东西了。

除了跟学生们玩，跟朋友们在一起时也是很开心的，他现在老了，对的兴趣越来越小，幸好还有一批酒肉朋友常在一起神侃，虽然无聊透顶，却也常被人们拿来当做名人轶事加以拜读。

有个姓顾的身上肉多，人送外号“顾屠夫”。人胖，就容易睡觉。有一天，姓顾的在办公室里趴在桌上就睡着了。苏轼见了，来了灵感，取笔大书案上，曰：“顾屠肉案”。同志们看了，大笑不已。这个姓顾的睡得香，还没有被吵醒。他顺手又把“三十金掷于案上”，一下把姓顾的惊醒了。苏轼跟着上前大声道：“且快片批四两肉来。”

同志们当然又要大笑了，苏轼太机智了，简直幽默透顶！

苏轼的老朋友刘攽患风疾，眉毛脱落，鼻梁都快断了。苏轼并不同情，他喜欢看老朋友痛苦的样子，一次喝酒的时候，顺口朗读了一句诗：“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一桌人又是轰然大笑，只有刘攽“恨怅不已”。

酒色大家王诜耳朵得了重病，久治不愈，知道苏轼会行医，只好死马当活马医，来求苏轼。

苏轼哪里会治什么病，让他吹牛还可以。现在人家求上门来了，又不能不表示一下，只好安慰王诜说：你们家出身好，是贵族，有钱有势，这种小病，不必放在心上，我限这个病三日就好，真个不好，就把我的耳朵割下来。

王诜听苏轼说得这么有把握，“洒然而悟”，三天以后，耳朵果然好了！真是妈妈的神奇。

苏轼有个亲戚，叫王祈，受苏轼影响，也喜欢写诗，经常拿给苏轼批阅。以苏轼大才，当然瞧不起这种无名之人谈诗论艺了，只是对别人说：“世间事，以忍笑为易。惟读王祈大夫诗，不笑为难。”原来苏轼是把王祈的诗当做笑话来读的。

王祈的诗写得也确实可笑。一天，他弄了两句写竹子的诗，自我表扬说“有竹诗两句最得意”，“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

苏轼听罢，认真地点了点头：这两句确实好，算是写竹的名句了，只可惜“十条竹竿，一个叶儿也”。

另有一个亲戚也喜欢写诗，有两句写雨的诗自以为得意，拿来请苏轼评读。苏轼看罢，撇撇嘴，说：老弟，你写诗“怎得不入规矩”？

这个亲戚被讲得下不了台，只好自己圆场说：“是醉时所作。”

过了几天，这个人骚劲又犯了，又弄了几首诗来给他看。苏轼读完以后，一点头，戏问：老弟，你又喝醉了吧？

前宰相韩绛有一次到京城请客，当然要把吹牛大王苏轼给请上，主人家先是“出家妓十余人”来为大家助兴，其中有一个姓鲁的小妞，特受韩绛宠爱。该小妞为大家跳完舞后，不幸被游蜂叮了一下，仍然坚强地拿着“白团扇从东坡乞诗”。苏轼不敢推辞，挥手写下一诗：

窗摇细浪鲁吹日，舞罢花枝蜂绕衣。

不觉南风吹酒醒，空教明月照人归。

诗中既点明了小妞姓鲁，也点出了鲁小姐被游蜂叮一事。韩绛和鲁小姐看了，都很喜欢。苏轼对大家解释说，题诗里有了鲁小姐的姓氏，这扇子就不会被别的小妞赖过去了。

“客皆大笑”。

这种机智，也就是乡村中学教师的水平，跟农村中年妇女斗斗嘴还可以，让他来治理国家，基本上是没戏了。

当然，苏轼既然做了名满天下的翰林学士，也不能总做这种低级无聊的事情，不然他何以报答高太后的恩典呢？

中书舍人在接到上级需要下发的文件时有个权力，就是可以拒不书写文件，朝廷下发的任命书有可能因此而作废。苏轼正是利用这个权力，单在元祐元年（1086）一年，就连续报复了好几名变法派成员。

范子渊曾在王安石手下的变法指导机构司农寺中工作过，现在被贬知兖州。结果苏轼拒不行文，并借御史之口指责范子渊曾经“为修堤开河，糜费巨万”，最后却“功用不成”，朝廷应该把范子渊“废放”，而不是加以任用。

第二个是吴荀，这个人是吕惠卿所推荐的。苏轼现在把握话语权，为了报复吕惠卿，直接把吕惠卿指为“穷奸积恶”之人。对于吕惠卿举荐的人，当然也不能任用了。

第三个就轮到大仇人李定了。当时李定“得以通议大夫分司南京”。苏轼一时搞不死李定，但借机先出一口乌台诗案中受到的恶气还是没问题的。他除了继续宣扬李定不守母孝外，还责骂李定“身负大恶”，“强颜匿志，冒荣自欺”，如果朝廷任用李定，就会“伤败风教，为害不浅”。

巧的是，在他刚从登州回京时，路上还受到了时为青州知州的李定的款待，两人于酒席间言谈甚欢，跟没事人似的。现在苏轼却把小脸一翻，甚至建议朝廷把李定“流二千里”！

可见苏大才子的胸襟，也不过尔尔。

下一个，则是针对沈括的弟弟沈起。沈括曾经向朝廷揭发过苏轼的诗集问题，这是其一。沈起虽是无名之辈，但曾追随王安石，这是其二。现在苏轼二事合一，当然不会对沈起手下留情。他借机严厉攻击王安石：“臣伏见熙宁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构隙四夷”，到处找事，结果搞得国家四面树敌，“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甚至把交趾进攻大宋的事情也算在王安石和沈起的头上。说沈起“人材猥下”，在这次事件中起到了很坏的作用，当时神宗想把沈起枪毙，是王安石硬把沈起保了下来。现在苏轼认为，就算把沈起“废锢终身，犹未塞责”。

打击一个人是远远不够，他顺手又把“吕惠卿、沈括之流”也骂了一遍，说他们是“四方群小”，希望朝廷对这些人永不叙用，并且，还进一步要求：以后谁再敢推荐这些人，一同治罪！

这一招，算是够黑的了。苏轼不仅要现在压着这些人，而且要在以后继续压着这些人。只是因为沈括名声够响，没有被他压下去，而吕惠卿之流就惨了，硬是被他污指为小人。

在元祐元年一年，苏轼共缴回六七份词头状，其中大半如上所述，其用心不言自明，就是猛烈攻击王安石及其变法派，而对于保守派，苏轼则是欣赏有加。因攻击新法而被双规的郑侠，得到了苏轼的高声赞扬与极力推荐。对他的那些吃喝嫖赌的好朋友，则更是要拉一把了。在《辨举王巩札子》中，就非常不客气地指出，王巩是一个“好学有文，强力敢言，不畏强御”的优秀工作者，而且“年壮气盛，锐于进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当然，苏轼推荐王巩，主要还是看在他们私人关系好的份上。两人“幼小相知”，至于台谏攻击王巩奸邪，他是极力为之辩解的。说王巩根本就是一个好人，“臣曾亲闻司马光称巩忠意”。整篇文章里，他为王巩辩解的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因为司马光喜欢王巩。事实证明，王巩在任上“秽恶狼藉”，工作一塌糊涂，后被撤职。作为举官的苏轼却“恬然自若，略不引咎”，没有一句检讨。

至于那个垃圾画家王诜，现在更是和苏轼好得不得了。他在王诜的画作上又是题诗又是作论，竭尽拍马之能事。两位伟大的艺术家，终于又可以在一起讨论艺术了。

而最妙的，是苏轼对王安石去世的态度。

王安石是在司马光尽废新法后，于元祐元年四月在金陵去世。

王安石去世的消息传到京城后，苏辙倒了一杯酒递给苏轼，笑道：这下好了，爹地的死对头终于完蛋了，我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来，咱兄弟俩干一杯，然后好好活，继续把老王的名声搞臭，我们想不流芳百世大概也难了。

苏轼不好意思像苏辙那样笑出声来，毕竟，离他去金陵拜见王安石还不到两年时间，无论是虚情还是假意，反正在金陵是吃了不少白饭，不好太嚣张的。他只是呷了一口酒，对弟弟说：王安石，确实也算是一代伟人。

苏辙发现自己太轻狂了点，简直比哥哥还要轻狂，就急忙把脸放了下来，冷了一冷，看着苏轼，满腹疑虑地问：哥，万一王家请到你，你会不会给王安石写神道碑？

苏轼摇摇头：不会。

苏辙又问：写行状？

苏轼还是摇头：我以后只会替老光一个写行状。

苏辙还是不放心：那墓志铭呢？

苏轼坚决地对苏辙道：不要问了，现在高太后不喜欢王安石，你以为我是SB啊，我一首挽诗都不会写，你把心放狗肚子里吧。

苏辙“咕咚”一声将一杯酒灌下肚，直着脖子对苏轼道：我放心了。

但王安石影响在前，一时间不容断然否定。中书根据司马光定下的调调，报请高太后批准，决定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并把起草《王安石赠太傅》制词的光荣任务交给了忙得哄哄乱叫的苏轼。

苏哥哥再次找到了苏弟弟，兄弟俩要讨论一下，这个制词该如何去写。

苏辙想了想，对哥哥说：这个任务你最好还是推掉，拍王安石马屁吧，老光不高兴，我们也不开心。踩他吧，明摆着的，现在不是踩的时候，高太后也没说要打倒王安石。再说，老王品行太好，名声太重，轻易也踩不动。总之，是拍也不好，踩也不行，真不好弄。

苏辙说完后，还不放心，顿了一顿，又补了一句：确实不好弄。

苏轼端着酒杯，很开心地躺在大沙发上，眼里含着一丝自得的微笑，嘴角轻扬，批评弟弟说：这个制词必然会流传千古，你让我推掉，不如让我去自杀算了。再说，我不写，谁还有资格写？谁还敢写？

苏辙不满地看着他这个有名的哥哥，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假药。

苏轼品了一口美酒，咂了咂嘴巴，悠然一叹，这才对弟弟道：老哥我聪明，你以为是假家伙？如果连这点小事都搞不定，岂不是空负如日中天的鼎鼎大名？这个制词，我当然不能直写，我要写得似拍似踩，亦拍亦踩，边拍边踩，明拍实踩，拍拍踩踩，让人摸不着头脑，弄不清方向。有心人自然看得明白。这样一玩，既不得罪老光，也不让后人讲出什么闲话，如何？

苏辙翻了翻白眼，心想老哥原来不是只知轻狂，玩起花招来比自己还阴，不知老哥如何用他的生花妙笔去写这么一篇高难度的文章。

不如欣赏一下苏哥哥为哲宗写的《王安石赠太傅》制词：

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翟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摹，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

吁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

庶几有知，服我休命。

宋廷南渡后，有一个文人，名叫郎晔，自己光着脚丫，却死捧苏轼的臭脚，累死累活地编写了一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其中特意提到这篇制词，说：“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览者当自得之。”

只要不傻，只要不一相情愿，只要不跪倒在苏轼的脚下磕头不已，人人都能看出此文虽是句句表扬，却又处处针砭，是明褒暗贬的优秀范文。

开卷两句是废话，不看。

“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这个“大事”，当然指变法，只是苏轼没有说是大好事还是大坏事；而“希世之异人”到底是忠正的异人还是邪恶的异人，苏哥哥也不提。这两句，为通篇的阴阳怪气定下了基调。

苏轼先用“名高一时，学贯千古；智足以达其道，辨足以行其言”，曲指王安石是一个善辩之人。“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看，苏轼对王安石的文学功力的定位，只是“藻饰万物”而已。至于“名高一时”就容易懂了，王莽和魏征，都是“名高一时”的人，不知苏哥哥把王安石归为哪一类。对于王安石的“瑰玮之文”和“卓绝之行”，苏轼不能，也不敢否定，更没有资格加以嘲笑。对王安石最为倾注心血的变法事业，苏轼只以一句“靡然变天下之俗”一带而过。只是这个“变天下之俗”，究竟是变好还是变坏，苏哥哥无言。

然后又用“少学孔孟，晚师翟聃”来阴指王安石不忠于儒学。其实王安石晚年醉心于佛禅研究，哪来的什么“晚师翟聃”？再以“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来暗讽王安石的新学。

“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无感彩，不谈。

“信任之笃，古今所无”，则阴劲再次勃发，等于指责王安石：在皇上如此专信之下，你究竟做出了什么成绩呢？

苏轼的答案是没有。因为正当“方需功业之成”的时候，王安石却又“遽起山林之兴”，不想玩了，退休了。

也就是说，在苏轼的眼里，王安石做了一件半途而废的事情。

对于王安石归隐山林，苏哥哥从心里是羡慕的。苏哥哥一直有心做隐士，就是总觉得有点吃亏，一直下不了决心。基于这种心态，他对王安石能够归隐山林还是说了点真话，“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这也是苏轼自己所向往的境界。

当然，也有人说，苏哥哥这是恨不得王安石能更早退休。呵呵，也是一说。

全文不冷不热，不干不湿，但却让人越读心里越冰凉，就像是手掌上蹲了一只蛤蟆，正用一双冷眼盯着你看，不能咬死你，却能恶心死你。

总而言之，这篇制词是苏轼耍弄阴暗手法的代表作，也是他个人品格的一种折射。

只这样写，当然还发泄不了苏家兄弟对王安石的满腔毒气，好心人是看不出制词下面隐含的玄机的，苏家兄弟还需要对王安石下点猛料，想从政治上把王安石彻底搞臭，于是引发了著名的“发起私书”的事件。

可惜，苏家兄弟对王安石的无耻攻击并没有取得什么理想的效果，王安石不但被封为太傅，进而为舒王、荆国公，直至作为亚圣而配享神宗庙和孔庙。但苏轼对王安石恶意攻击在后世却颇具影响，最后成了腐儒蠢人否定王安石的理论依据之一。

当然，有的时候，苏轼也觉得自己不能总跟王安石过不去，与死人争胜负，实在是没有气度。他又想到了自己还没死掉的酒色高手干爸爸张方平。历史上，张方平只是一个平庸至极的无聊官僚。但在苏轼眼里，张方平是伟人，不是什么人都配给他当干爸的。

因此，苏轼毅然写下了《乞加张方平恩礼札子》。

在这篇札子中，他大力表扬张方平“以高才绝识，博学雄文，出入中外四十余年，号称名臣”，在各朝各代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张方平“于熙宁之初，首论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乎皆逆陈其害”，真是伟见卓识！

而且，张方平的“政事文学，有补于世”，种种好处，数都数不过来。现在张方平已经退休，“灰心槁形，与世相忘”。我苏轼觉得，张方平是“国之，历事四朝”，“为天下所服者”，是不世出之人才。

他这话的意思是指王安石不被天下所服。

不妙的是，当时是司马光当政。司马光最烦的是王安石，第二烦的就是张方平。以前张方平做参知政事的时候，就被司马光搞过几家伙，所以，现在朝廷根本没有提拔张方平的意思。但苏轼还是想请朝廷给张方平一点好处，“当加恩劳问，表异其人”，用以表明高太后知道“贵老尊贤之义”。现在朝廷把张方平晾在那里，天下精英们都觉得可惜，“以为缺典”。

苏轼希望朝廷对张方平“特出圣意，少加恩礼”，“或遣使就问国事”，张方平必有过人的高招拿出来用以治理国家。

刚给朝廷写完这篇走后门的高级札子以后，他又写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论冗官札子》。他并不认为这两篇文章之间有什么矛盾之处，他的干爸张方平不能叫冗官。札子中说：现在搞裁减官员，裁得多了，“则人情不悦”；裁得少点吧，“则积弊不去”，裁得不多不少正正好才行，要做到既不影响工作，又让“人无失职之叹”。

这种见解确实高明，只不知道如何裁减官员才能达到这种效果，终中国各朝各代，也没有人真正解决过这个问题。苏轼也不能！

苏轼为了国家安定考虑，建议朝廷对那些应该养起来吃白饭的人，还是要把他们养起来再说，老百姓吃点亏受点累，那是小事。为了表明自己关心政治，他又一连写下《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和《论给田募役状》两篇论文，极口恶论王安石新法。这时他早已忘记自己在黄州期间写下的情真意切的悔过书了，翻脸指责“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贫，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把神宗和王安石所取得的成就抹杀干净，并啰里啰唆地试图说服高太后一定要“尽去其法”。

苏轼还神秘兮兮地说，自己写的攻击变法大臣的制词，有时都不敢签名，“臣未敢书名行下”，怕被那些人上台以后再搞一下，那就太难看了。

还真被聪明的苏轼猜准了，他后来果然被搞得更难看。当司马光大更法令时，苏轼就有点后怕了，曾劝告司马光“宜虑后患”。好心肠的司马光不信这话，只是拱手厉声道：“天若祚宋，必无此事！”

空口说这种白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苏轼和司马光之流的领导和促进下，朝廷各流人物形成了几个可耻的小党派，各派以自己利益为出发点，互相攻击排挤，形成恶性党争。北宋的命脉，终于被这些废话滔天的无用君子们给折腾得差不多了。

十三、京城斗嘴

元祐时期的历史，就是各派互相攻击互相排挤的历史。同志们奋不顾身，纷纷讲变法的坏话，大力攻击变法官员，用词刻薄恶毒，皆欲踩死变法派而后快，形成了全国声讨变法派的喜人局面。苏轼和苏辙是其中的急先锋，其中苏轼最猛，他的矛头是直指王安石的。

晚明大儒王夫之在《宋论》中，曾对包括苏轼在内的所谓“元祐诸公”有过精辟论述。这些君子们天天说的话无穷多，但几乎没有谁能够“超出于纷纭争论之外”者。同志们唾沫狂喷，“皆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内政方面，大家讲废话有瘾，做实事无能，“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而对于外敌，则更是“不闻择一将以捍其侵陵”；“不闻建一谋以杜其欺侮”。只知大力排挤打击变法派，“而夜以继日，如追亡子”。

章惇蔡确等人基本被清除干净以后，保守派的同志们才松了口气，剩下的全是“柔佞之徒，易为处置”。

现在轮到保守派的蠢材们又开始互相撕咬了，朝堂上遍地狗毛，遍闻吠声。似乎除此之外，国家就没有别的事了。

在这一场混战中，保守派诸蠢材们一边互相攻击，一边又担心被别人攻击；一边引经据典骂得嘴疼，一边又被吓得提不住裤子。没有谁想过这样下去会把国家折腾成什么样子。在这一期间，国家政事废退，政局污浊不堪；经济政策混乱，反复不定，治国无术；军事上采用投降主义，大量放弃国土用以结欢敌国。北宋就这样偏离了王安石变法奠定的正确轨道，迅速滑向了末路。

章太炎曾经评论苏轼在这段时间的表现：“苏轼利口而不济于用，其所争不关政事，惟于琐细节奏之间而想侵陵。”换句话说，苏轼身为北宋高层官僚，做的却全是无聊之事，于国于民，一无是处。他一听高太后说神宗皇帝喜欢读他的文章，“则泫然为之流涕”，一点出息都没有，缺乏一个士人应有的骨气。其后的一批蠢人，“模效其状，以为忠孝”，“走狗啼而牺牛哭者，则苏轼为之前驱也”。

再次提醒，上面的话是章太炎说的。

来看看苏轼的具体表现，验证一下老章有没有污蔑我们的大文豪。

一开始，因为苏轼受到司马光的推荐，得到高太后的喜欢，“帘眷甚厚”，“议者且为执政矣”。同志们担心苏轼当了宰相后，会把开封变成大妓院，就纷纷上书指出，现在让他“为翰林学士，其任已极，不可以加”。

这还只是一般性的指责，不涉党争。真正把他搞得难看的，是两党对他的夹击，被夹得毫无还手之力。

苏轼才高，看谁都不顺眼，“以高才狎侮诸公卿”，并且鄙视所有人，声称自己才高气豪，“何止容君数百人”，几乎把人全得罪光了。凭良心说，他这个人并不是恶人，他除了死心塌地地猛踩王安石和变法派以外，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原则斗争。他经常毫无意义地得罪人，也就是管不住自己的那一张臭嘴而已，并非存心为之。

尽管苏轼不是存心使坏，但他对于北宋末年的“蜀、洛、朔”三党之争，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一方面大力提携自己的门人朋友和老乡，形成了所谓“蜀党”；一方面自以为牛逼，跟司马光留下来的“朔党”对着干；然后又非常无聊地故意和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吵翻了脸。苏轼玩玩嘴皮子还可以，一旦真的动了手脚，却又不是别人的对手，结果被别人玩得死去活来。

元祐时期的党争，首先是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和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之间的斗争，这是关乎国家走向的你死我活的斗争。首先由司马光挑起，苏轼跟着使劲摇旗呐喊助威，最后以保守派的全面胜利而告终。王安石新法被全数罢去，变法派大员也被清洗出局。北宋政坛，重新陷入毫无生机的一潭死水中去。

在这场斗争中，围绕免役法的废罢之争最具代表性。

起初司马光为了让高太后支持自己废除免役法，不惜反复上书，啰唆不休，加上曾经患过脑中风，讲话前言不搭后语。他一会批评免役法使“上户年年出钱”，“陪费甚多”；一会又说“而上户优便”；一会说免役法害民无端，“民情不便”；一会又说老百姓对免役法已经习惯了，“人情习熟”。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缠夹不清，让人看了晕头转向，不明所指。

宰相蔡确反对司马光瞎搞，又不敢明说，就转弯子对司马光道：“此大事也，当与枢密院共之。”而枢密院领导正是敢于跟司马光顶着干的大胆无畏的章惇。

章惇虽然主管军政，为了维护新法，不顾宰相司马光的盖天权势，态度坚决地跟司马光展开了激烈争论，“累数千言”，连吕公著都承认章惇“所论固有可取”。但吕公著却不明大理，又指责章惇“专意求胜，不顾朝廷大体”。

这话说得就不像样子了，究竟什么是“朝廷大体”？如果章惇是正确的，他当然要“专意求胜”，难道非要章惇跟所谓大儒一样去和稀泥才好？

章惇并没有被司马光那一套前后不一的说辞搞晕，他把司马光的前后矛盾之处“一一捉住病痛”，“敲点出来”。而司马光只会故作文儒高雅，吵架也不行，操事也不行，结果被章惇搞得非常难看，经常下不了台。

还好，司马光也不是丢一回两回脸了，他并不把这些写到史书里去。

一向温良俭让的司马光，还向高太后撒谎说，民间有几千封奏章，“无有不言免役之害者”。结果章惇一查，原来老光玩了手脚，那些讲免役法好话的奏章全部“不为签出”。

司马光还采用乾坤大挪移手法，捏造事实来攻击免役法，说什么有人家“拆屋伐桑以卖薪，杀牛以卖肉”，好凑交免役钱。结果又被章惇抨击了一家伙。章惇严肃地告诉司马光：自行免役法“十五年来，未闻民间因纳免役钱有如此事”，只是在与西夏作战期间，因征调而出现过杀牛取筋和砍桑树为梯的事情，与免役钱了无干系。

司马光对此都装作听不见，不仅如此，他反把差役法的优点列举了一大堆，说什么“自古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尽管让他们干活就是了。

最后司马光提出，“为今之计”，“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县级官员“限五日内”罢尽免役，并上报州政府，一级督促一级，一季内完成所有任务。蔡京因为任务完成得漂亮而得到了司马光的大力表扬，被树为全国官员的典范。

其实司马光完全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力气来攻击免役法，高太后这个蠢女人对他已经是言听计从了，老光大可直接废掉免役法就得了，何必非要弄一大堆硬捏出来的理由给自己撑门面呢？这就是典型的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政治行为。

可笑的是，司马光废除免役法后不久，就知道自己做下弥天蠢事了，又不肯认错，只好再下命令，要求各地在恢复差役法的同时，仍要保留一些免役法项目，好收取免役钱。

这就不地道了，王安石收免役钱是花钱请人服役。司马光恢复了差役法，却仍要收钱，就纯是为了收钱而收钱了，其所收钱数，比免役法更甚。

为此，司马光受到了章惇的无情驳斥：现在收取助役钱，比之熙宁年间，“尤为刻剥”。

可怜司马光，此时也知道光讲“义”是不行的了，还是低头闷声先搞点“利”再说吧。

经司马光一阵瞎搞，“州县益骚，民受其患”。

有一次司马光在高太后帘子前面汇报工作，实在太啰唆，结果老太太活活被司马光讲睡着了。

章惇毫不客气，当面嘲笑司马光说话不着边际不知重点，基本上全是废话，“其语甚悖”。司马光的脸面再也挂不住，勃然大怒，跟章惇在高太后面前暴吵起来，“暴愤恚争辩帘前”，把酣睡的高太后也惊醒了。一问情况，高太后自己脸上也难看，就大骂章惇。章惇一时委曲难当，竟然跟高太后也顶了起来。

同志们一看，机不可失。苏辙苏弟弟不再阴沉，带头操事，“刘挚、王觌、朱光庭、王岩叟、孙升交章击之”，硬是把章惇贬出了京城。

此时的苏轼早已把自己在黄州时写给章惇的那些可怜巴巴的文字忘光了。他觉得有资本调戏章惇了，当年救他一命的章大人在苏轼的笔下已变成了章七。据说章惇刚出生时险些被母亲放在水盆里淹死，对此苏轼有诗道：“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用以落井下石，嘲笑章惇。有意思的是，在章惇还在相位上时，苏轼一再表明自己最喜欢的诗人就是章惇和陶渊明，“与陶渊明并称二友”。后来章惇下台，他立马写信给老朋友钱济明，把章惇的诗骂了个遍，甚至污辱章惇是一个“小人无忌惮者”。

最妙的是阴藏不露的苏辙，他一开始坚决支持司马光废掉免役法复行差役法，说什么差役之法，“天下所愿，贤愚共知”，“行未逾月，四方鼓舞”，并非常有把握地断言，“此万世之利也，决不可变”。当差役法受到全国上下一致反对时，苏辙非常有内涵地推案长叹道：“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也。”

苏家兄弟，果然皆一时之俊杰！

差役法是带有人身强制性质的野蛮落后的制度，其被废弃是必然的，不是以司马光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在王安石变法以后，“赋役合一”渐渐成形，就算被司马光跳出来瞎搞了一下，历史的车轮也很快就把司马光碾进了泥潭中。

但苏轼还没有被碾进去，他的形象，依然非常伟大光辉。

一开始司马光把苏轼当棵葱。苏轼一到京城，司马光就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可惜苏轼虽然嘴大，满肚皮废话，写文章一写就是一大块，却不能给这个尽废新法的保守政府做什么实事，相反，还处处影响工作。司马光对他是越来越不满，估计他此时也能理解王安石没有重用苏轼的原因了。

司马光的优点是，尽管他早就想把苏轼撵滚蛋，最终还是忍了下来，没有和苏轼撕破脸。司马光一辈子就是吃名声这口饭的，他很怕名声更大的苏轼。

老光曾经一本正经地问苏轼，现在我要尽罢王安石新法，你有什么看法？

苏轼想了想，也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我支持你，老王那一套，早就该全数罢去了，老光你这样做真是“上顺天心，下合人望，无可疑者”。

苏轼毕竟在地方干过一段时间，知道王安石新法中有些项目是不能轻易罢去的，他建议司马光：“惟役法一事，未可轻议。”

他认为，免役法有免役法的好处，差役法有差役法的缺点，“各有利害”。他力劝司马光，“骤罢免役而行差役”，“盖未易也”，并一口气提出了免役法的五大好处，简直要把免役法说成一朵花。

真是令人痛惜，王安石在政时，难道苏轼的头脑被门夹过吗？被水淹过吗？被天上的闪电击过吗？他为什么就不能讲一句公道话呢？

苏轼还进一步指责司马光只是“专欲变熙宁之法”，至于是不是利国利民，全然“不复校量利害”。

有人说，这是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一种肯定，其实大错了，苏轼的态度，一向是摇摆不定的，他不同意司马光罢去免役法，并不表明就支持王安石。在苏轼眼里，免役法“掊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根本不是什么好法。但是，差役法使得“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就是说，无论免役还是差役，在苏轼看来，全无好处。不过他自己又提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只好故作公允地说：“此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

司马光被苏轼说得一愣一愣的，他没有在地方工作过，根本不知民间实情，也摸不清到底怎么搞才好，只好问苏轼：“若如君言，计将安出？”

好办法苏轼是没有的，好在他读的书多，跟老光痛扯了一大圈历史故事，然后啰里啰唆地抨击了王安石一通，便天真地提出了对免役法的修订办法，希望能做到既省钱又办好事情，让老百姓也高兴。真不知苏轼是不是打算从天上请神仙来给宋朝打工。

司马光却对苏轼的建议“大以为不然”，和他拍桌子瞪牛眼地暴吵了一顿，脖子都吵粗了。苏轼气得没有办法，只好回家，脱了衣服，当着一大堆女人的面大骂“司马牛，司马牛”！

有一次，苏轼又欺负司马光。两人正说着话就顶了起来，苏轼对司马光说：相公此论，就像是乌龟踢人。

司马光头脑慢，被苏轼说得一愣，问：乌龟也能踢人吗？

苏轼不怀好意地笑笑，说：正由于乌龟不能踢人，我才说你的话是乌龟踢人。

这个弯子绕大了点，难怪老光听不懂。苏轼的意思是说，司马光说的全是啰里啰唆的废话。

司马光啰唆，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他生下来就这毛病，老了以后，嘴皮子更薄，说出来的话论筐装，“语言不穷”。其他官员听得耳朵起厚皮，碍于司马光是宰相，大家都不好说什么，只有苏轼不理司马光这一套。

一天，司马光话又说多了，同志们都听得坐不住。苏轼站起来对司马光道：“请相公少住教诲之言。”求求你，留点时间让我也讲几句吧。

司马光听罢，大为不爽。

司马光有一个老仆人，每天都称司马光为秀才。苏轼到司马光那里喝酒，偶尔听到了，就教老仆人说：司马光当宰相了，怎么能老是叫他秀才呢，你应该称相公才对啊！

老仆人也听话，就按他教的做了。想不到司马光听着别扭，就问：这是谁教你这么称呼我的？

老仆人说：这是“苏学士教我”。

司马光仰天长叹：我老光就这么一个好仆人，也被苏轼这狗东西教坏了。

苏轼对司马光的“倒行逆施”基本上还是支持的，对于司马光更改王安石的进士考试办法，恢复了以诗歌取士的考试制度，苏轼更是大唱赞歌。他会写诗，对诗词考试情有独钟。在《复改科赋》中，苏轼大叫“悯科场之积弊，得诗赋以求贤”；“考辞章之声律，去取昭然”。苏轼喜欢会写诗的人，说这些人“采摭英华也，蔟之如锦绣”，写出来的东西可以“曲尽古人之意，乃全天下之美”。可惜，苏轼叫的声音再大也没有什么用，以诗赋取士的方法被毫不可惜的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苏轼跟司马光吵过架以后，就有资格到处对人夸张说自己不畏权威，敢于跟上级对着干，是一个英勇无畏的好同志。在《与杨元素书》中，他表扬自己说，“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这些人要么追随王安石，要么追随司马光，追随的对象不同，但都是跟屁虫，“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只有我苏轼不是这样的人，“多不随耳”。

看看司马光死后苏轼写的《司马温公行状》和《司马温公神道碑》，就可以知道他对司马光的膜拜之情了，信口自吹什么随不随的，没有任何意义。

苏轼早已对那些无权无势的可怜虫们公开宣称过“不肖平生不作墓志及碑”，可他为司马光写的这两篇东西却是用了心神的，通篇都在吹捧司马光的光辉事迹和优秀品德。善于一事两用的苏轼并不想错过这个暗踩王安石的机会，一边为司马光高唱赞歌，一边却又用阴暗笔法攻击他原本以为“从公已觉十年迟”的王安石。

先来学习一下《司马温公行状》，通篇一万多字，这在用毛笔写作的年代，是相当累人的。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先历数司马光的各代先人，不惜闭着眼表扬司马光籍籍无名的老爸司马池“号称一时名臣”，然后吹捧司马光还是一个小毛孩的时候就已经“凛然如成人”。

在介绍了司马光的职场经历后，苏轼顺手提了一下司马光对弟弟苏辙的照顾之情，然后就踩到王安石头上了。在很多议论上，苏轼以为自己是选举出来的代表，是有资格对先贤评头论足的学术权威，以一己之言，标以天下之名，臆测加妄想，动辄指责王安石的新法被“天下非之”，并高度评价司马光的“祖宗之法不可变也”这一光辉理论。

苏轼一方面抨击“宰相王安石用心过当，急于功利”，“而天下病矣”，并明目张胆地说神宗“独觉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变，虽安石亦自悔恨”；一方面又敢于空口说白话，司马光被神宗贬出京城，硬是被说成是“神宗识其意，待之甚厚”。神宗终其一生也没有再用司马光，苏轼却可以说神宗“盖有意复用公也”，“先帝可谓知人矣，其知之也深”。而司马光尽废神宗朝的新法项目，竟然被苏轼说成是“公可谓不负所知，其报之也大”。

虚伪奸刻的司马光，被苏轼写成一个“忠信孝友，恭俭正直”的好人；把北宋折腾得奄奄一息的司马光，被苏轼讲成是“欲以身徇天下”的优秀战士。

什么是睁眼讲瞎话？

这就是!

苏轼一边大揭王安石的伤疤，一边却对司马光当谏官时猛干张方平的英勇事迹装聋作哑，不提一笔，因为张方平是他老干爸!

在《司马温公神道碑》中，苏轼已经写不出什么新花样来了，只是一味地大讲好话，看着让人想吐，不读也罢。

虽然苏轼对死了的司马光用心献媚，被司马光一手提拔起来的一帮保守派们却根本不吃苏轼这一套，以司马光的好朋友刘掣为核心的官员和司马光门下弟子刘安世为首的台谏官们，对“德业器识有所不足”的苏轼前赴后继地展开了猛烈打击。

《邵氏闻见后录》记载了苏轼和刘安世的关系，时人认为“东坡勇于为义，或失之过”，就是说苏轼这个人敢讲话，喜欢路见不平，拔刀就砍，但有时做过头了，就变成操事了。刘安世对此看不下去，经常拿历史上的典故来制约苏轼，不让他胡搞。苏轼被刘安世弄得非常生气，骂道：这是哪里的破牛车拉了一个刘安世来，“知得许多典故”？

有人把这话告诉了刘安世，刘安世不以为然，说：苏轼固然有才，但任他随心所欲地“变化常典，则不可”。

当时朝廷有一个流行的看法，说闽地和蜀地的人品格都差不多，“闽蜀同风”。这两个字里面都含有一个“虫”字，“腹中有虫”，引申开来说，这两地的人肚子里都有虫，不能成为贤人。

苏轼是蜀人，听了当然不开心。有一次又有人提起这句话，苏轼在大庭广众之下勃然大怒：圣人说过，“立贤无方”，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成为贤者，你们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有什么意思吗？

别人都知道苏轼嘴巴刻薄，不跟他一般见识，只有刘安世不紧不慢地说：我没有听过这句话，但是，所谓立贤无方，那也要先是贤者才行。如果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为人处世的风格肯定会受到当地风俗民情的影响，这一点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苏轼听后，黯然无语。

很久以后，苏轼和刘安世都被外放岭南，归来之时，在路上相遇，刘安世这才对朋友说：苏轼“浮华毫习尽去，非昔日子瞻也”。

看来，苏轼真正的变化是在去海南以后，而不是黄州以后。

巧的是，苏轼在司马光那里惹的一身骚还没有弄干净，又得罪了程颐。结果“朔洛”两党合击苏轼，他这下死定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司马光死后，葬礼搞得很隆重，反正同志们也没有什么事好做，只有在这上面用脑子了。葬礼由著名的程颐主持。程颐这哥们别的本事没有，做这种事情是专家。他干起活来也认真，什么地方摆棺材，什么地方放火盆，客人在哪边磕头，孝子在什么地方回礼，都搞得风调雨顺。大家看着都服气，果然是专家！

司马光死的时候，苏轼是想主持丧礼的，“东坡欲主丧”，结果这个光荣的任务被程颐抢去了，“东坡不满意”，就到处挑刺。他看的书多，加上老爸死的也早，也有不少实践经验，本来想给程颐找点难看，可竟然一点茬也没找出来。一点事不找吧，心里又实在不爽，所以在看到司马光在棺材里头巾被整理的方方正正时，他就故意脱口骂道：头巾理这么方正做什么？难道是想当作信封把温公寄给阎王吗？

当然没人理他，苏轼只好继续找茬，他不怀好意地问别人：程颐这个家伙对“丧礼何熟也”。这样旁敲侧击的当然不足以平胸中怨气，他索性当面问程颐：你老爸又没死，你读这么多治丧礼的书做什么？

程颐气得没理睬苏轼。

苏轼还有其他机会攻击程颐，司马光死的这一天，君子们正跟着哲宗小皇帝一道安放神宗的灵位入太庙。按规矩，这算是喜事。等把神宗灵位放好，同志们又去吊唁司马光，被程颐给拦住了，说：你们刚刚从太庙回来，心情舒畅，根据《论语》中提出来的原则，“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我认为你们现在不应该再来吊丧，还是等明天一早愁眉苦脸地再来吧。

苏轼聪明，他听出了程颐话里的矛盾，当面责问程颐：孔子是说“哭则不歌”，他并没有说“歌则不哭”，我们刚刚从太庙回来，现在哭几下应该没有什么事吧。说着，“东坡不顾以入”，硬是闯进了灵堂。

程颐一时语塞，又不愿让步，只好指示司马光的后人“不得受吊”，把一群人都晾在了那里。

苏轼非常不服气，把眼一翻，对程颐骂道：我看你这真是“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人听罢大笑，程颐气得脸红到了肚皮下面。他是大师，没有当场发火，可是，苏程之间的仇恨，算是自此结下了，“结怨之端，盖自此始”。

吃饭的时候，苏轼要吃肉，程颐坚持“居丧不宜饮酒食”，下令上素菜。苏轼嘲笑程颐说：你又不信佛，“胡为食素”？结果吵来吵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苏轼公然对自己门下的秦观和黄庭坚等人下令：凡是跟着我苏轼的，一律吃肉！而程颐的学生们都陪着程颐吃素。

两人之间，争来争去的，全是这些无聊细事。而苏轼是把这当成正事来做的，他并不考虑是否于国于民有利，只考虑自己开心气顺就成。自从跟程颐结下梁子以后，联合弟弟苏辙，对程颐兄弟“疾之如仇”，“极口诋之”。并借自己为礼部尚书的工作之便，对程颐的工作“贬驳讥诋略尽”。

他做礼部尚书还是很称职的，他对皇帝皇后怎么坐车、怎么行礼的事很用心。

礼，这个东西是说不清讲不尽的。《齐东野语》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评价，说“礼家如聚讼，虽兄弟亦不容苟同”。同志们各说各的理，驴头对马嘴，吵个不停，“诸儒之论，不知其几”。比如在祭祀天地这个问题上，有两个观点，苏轼主张应该把天和地合起来一同祭祀，而苏辙则坚持应该先祭天，再祭地。兄弟俩各寻经典，把朝廷也弄晕了。苏轼名气大，最后还是听他的，把天地合起来祭祀也省点事。

既然礼这个东西说不清楚理不明白，那就看谁的嘴皮子强悍了，程颐在这方面占下风。

苏轼对程颐不分场合的调戏和攻击太过分，没有任何原则可言，有时其他大臣都看不下去了。有一天宰相苏颂对苏轼说：你对程颐的攻击过头了，不应该这样，你再这样下去，会惹人瞧不起的。

苏轼以为程颐嘴巴不行，好欺负，根本听不进苏颂的劝告。为了彻底搞臭程颐，苏轼不惜指使孔文仲攻击程颐为“五鬼之魁”。因为程颐不愿做官，只是以布衣身份给哲宗皇帝上课，苏轼没有办法把他指为奸臣，只能污辱程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这个孔文仲“蠢不晓事”，“为苏轼所诱迫，论事皆用轼意”。上书力诋程颐“人品奸污，天资险巧，贪黩请求，元无乡曲之行”。苏轼也自称“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

后来，孔文仲也看清了苏轼的真面目，知道自己被当枪使了，气得“愤郁呕血而死”。

为此，宰相吕公著直指苏轼为浮薄之辈。

程颐自己没有什么政治才能，教出来的学生却不少，有很多学生已成为朝廷重臣。这些人，最讲究师道尊严。苏轼毫无必要地恶搞程颐所埋下的苦果，只有自己品尝。

最先对苏轼下手的，是程颐的学生御史朱光庭。

这个朱光庭为人劲直，“严毅不可犯”，“班列肃然”，不苟言笑，跟嬉皮笑脸的苏轼不是一类人。苏轼看不惯朱光庭的样子，曾对人说，“何时打破这敬字”！

没等苏轼打破朱光庭，朱光庭就开始下手敲打苏轼了。

苏轼出国家高级公务员考试试题，在《试馆职人策问》中，有这么一道作文题，说：“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意思是说，现在朝廷想学习仁宗皇帝以忠厚治国的精神，但同志们干起事情来却一个个半死不活的，消极惰怠，不能勤于政事；转而学习神宗皇帝勇于进取的精神吧，又怕同志们不能真正领会朝廷的政策，虽然工作风风火火，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就可能对老百姓残酷刻薄。

只要有一点理解能力，就可以看出来，苏轼这是在暗讽仁宗朝消极无为的风气，同时又对神宗朝勇于进取大搞变法不满，总之，这两朝都不入苏轼的法眼。

苏轼对很多事物都持这种态度，在他看来，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要把握一个优秀的进退尺度，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可惜的是，这种最佳尺度的把握，必须在工作中不断探索实践才能得到。苏轼不需要探索，他不想费事，只希望凭借自己的天才，看的书多，可以做到一步到位，立马搞出一个天下大治的人间天堂来。

朱光庭正是看到了这篇策论试题中的问题，上书指责“学士院考试不识大体”，攻击苏轼“讽议先朝”，暗指“仁祖神考不足师法”，是大不敬。朱光庭请求朝廷“正其罪恶”，严肃处理，直至枪毙，“以戒人臣之不忠者”。

高太后纵蠢，也看出这个题目里暗含的意思了，她没有替苏轼辩解，只是“诏特放罪”，不予追究。这个题目是她亲自审阅过的，总不能把自己也牵连进去吧。

其他同志不像高太后那样欣赏苏轼，一批御史挺身而出，强烈要求高太后严肃处理此事。

只有苏轼的好朋友兼同乡吕陶为他开脱，指朱光庭攻击苏轼是为了替程颐报仇。吕陶说，“欲加轼罪，何所不可”？朱光庭却拿苏轼的“策问以为讥谤”，这就是公然要挑起党争。

不需要吕陶担心，党争已经被轰轰烈烈地挑起来了。一大批啰唆不已的官员们被卷了进来，大家都要“减杀川人太盛之势”，朔党王岩叟等人也趁机插脚，与洛党一道，对苏轼左右夹击，硬是要把他给夹死。这些人也都有种，甚至要求高太后当面表态，把老女人逼得下不了台。

宰相吕公著、门下侍郎韩维、中书侍郎吕大防、左丞李清臣、右丞刘挚等五大臣“大意皆知轼为有过”。高太后不想处理苏轼，声称“苏轼非是讥讽”。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等人与高太后对着吵，要求一定要处理。傅尧俞退了一步说，我们并不是揭发苏轼讥讽祖宗，仅仅是认为他不该议论祖宗，只要求对他进行通报批评，“乞略行责”，而不是要把他弄死。说着，几个人还把苏轼的文字指点给高太后看。

高太后被几个人弄得非常恼火，又说不过人家，只是一味地袒护自己的偶像，厉声道：“更不看文字也！”

傅尧俞胆子非常大，对高太后道：“如此，是太皇太后主张苏轼。”

高太后急眼了，大声道：我“主张苏轼作甚”？他“又不是太皇太后亲戚也”!

到底是女人家，吵架不比那些满腹诗书的士大夫有水平，最后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同意“责降苏轼”。

苏轼看到这个局面，心里也慌了，连上两道《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为自己辩解。他大声疾呼：自己所说仁宗朝之“偷”和神宗朝之“刻”，并不是狗胆包天指责仁宗和神宗皇帝，而是专指现在的“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把戏，“于二帝何与焉”？

而且，苏轼极其聪明，把高太后也拉了进来，说，这次考试本是出了三道题目的，只有最后一题是我出的，这些题目都是太后亲自审阅过的，“蒙御笔点用”，“臣之愚意，岂逃圣鉴”？

话外话就是，如果我有罪，太后您恐怕也不好脱清干系。

苏轼最后发誓说：“若有毫发讽议先朝，则臣死有余辜。”

他根本不必发这种弱智的毒誓，“乌台诗案”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太热衷于讽刺朝政，好在苏轼大人有大量，几乎把那件不愉快的事忘光了。

高太后这个老女人好糊弄，那时候还没有琼瑶，她只崇拜苏轼。可别人却不买苏轼的账，台谏官们一批接着一批攻击苏轼。苏轼被搞得没有办法，只好上书请求外放。当然他还不想离开朝廷，他在京城富人区建的一栋豪华别墅才刚刚装修完毕，席梦思还没有睡热，“是不欲去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词穷理尽，不敢求去”。但这件事却一直被揪住不放，直到元祐二年（1087）元宵节。苏轼闷闷不乐地吃了一个元宵后，不得不再次上书自辩，坚称自己出的题目“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一点点都没有“议及先朝”的意思。

他说自己现在被人搞得太难过了，“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数十”，必欲把我干倒而后快。值得庆幸的是，高太后依然喜欢苏轼，“圣断确然深明其无罪”。为了讨好高太后，苏轼甚至不惜以母子之情来比喻高太后和自己的关系，这种“母子之相亲”般诚挚的关怀，让苏轼感动得“欲以一死上报”，“欲碎首糜躯，效忠义于陛下也”。

苏轼又拿出了一贯的哄人的手法，说，万一我因这件事而被朝廷处理，那么，“凡天下之为臣子者闻之，莫不以臣为戒”，都不敢乱讲话了，大家“崇尚忌讳，畏避形迹”，会严重影响大宋的言论自由，同志们都只是“观望雷同以求苟免”，这样一来，根本就不会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岂朝廷之福哉”！

然后他进一步说明自己是何等的冤枉：“臣自闻命以来，一食三叹，一夕九兴，身口相谋，未知死所。”

奇怪的是，苏轼自我辩解了这么多，最后却又承认确实写文章劝过仁宗皇帝应该“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写文章劝神宗皇帝应该“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换句话说，他认为这两位皇帝都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而这正与朱光庭对他的攻击是一致的。对此，苏轼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实亦有罪”。不过只承认错误在于“讥讽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谏之流”，希望能“感动圣意”，努力治理好国家而已。

但是，他又确实在不同场合说过神宗皇帝的坏话，现在如何摆平此事呢？苏轼的办法是，把屎盆子扣在王安石的头上。也就是说，在苏轼眼里，神宗朝的所有错误，都是“王安石、吕惠卿之阴谋，非先帝本意也”。

然后苏轼反咬一口，指责现在的台谏官“专欲变熙宁之法”，只有自己认为应该“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因此，自己“与执政屡争之”，由此观之，自己对神宗皇帝是非常尊敬的。他大哭道：“臣岂谤议先朝者哉！”

哭也没有用，攻击他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朱光庭、王岩叟和贾易等人更是拿大脚对着苏轼猛踹不已。

有一天，有人请苏轼喝酒，正跟贾易坐在一桌。苏轼想报复贾易几句，顺口就编了个故事，说：我昨天去上班，“有一人乘醉卧东衢”，挡了我的路也不闪避。我很生气，就命令左右把这个酒鬼“擒而绷之”，给捆起来。不料这个酒鬼却对我说，你又不是台谏官，“只有胡绷乱绷”。用以讽刺贾易“胡喷乱喷”。

贾易听了，知道苏轼在讽刺自己，却不买苏轼的账，回道：谁让你辩解来着？

苏轼被搞得“终席不乐”。

苏辙得势以后，为了给哥哥出气，就利用手中的职权反复攻击贾易和朱光庭，指朱光庭“智昏才短，心狠胆薄，不学无术，妒贤害能”，“人物鄙下，实污流品”，国家用这种人，“上则污辱国体，下则伤害善类”。

八大家的文才就是不一样，骂人还真是透彻啊！

元祐三年（1088）十二月，“郓州学教授周穜”不顾时事险恶，毅然上书请“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以给王安石一个正确的评价和定论。司马光门下走狗刘安世挺身而起，攻击周穜“以疏远微贱之臣，怀奸邪观望之志，陵蔑公议，妄论典礼”，请求朝廷把周穜“重行窜殛，以明好恶”。

这时，苏轼需要表态了，周穜曾经得到过他的推荐，要是不赶紧划清界限，可能要被牵连进去的，这才急忙两次上书。在《论周穜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中展开猛烈的自我批评，说自己“谬于知人，至引穜以污学校，谨自劾待罪”。咒骂周穜是“虮虱小臣”，“渐进邪说，阴唱群小”，“意在寸进而已”。说周穜“今忽猖狂，首建大议”，肯定是“有人居中阴主其事”。话外之音就是，请朝廷再兴大狱，把这一帮人干掉!

为了彻底和周穜划清界限，苏轼还非常恶毒地建议朝廷对周穜要“谨按汉律，擅议宗庙者弃市”，意思就是把周穜拉到菜市场给砍了！

他还闭着眼睛说：“窃以安石平生所为，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难逃圣鉴。”苏轼不顾事实，胡扯说神宗皇帝“盖亦知之，故置之闲散，终不复用”。事实上苏轼非常清楚，王安石是自请退休，神宗苦留不住。

第一次上书后，朝廷没有理他，苏轼并不灰心，继续上书进行自我批评，明是要求朝廷处理自己，实则是对变法派再行打击，主要打击目标仍是王安石。苏轼认为，王安石是奸臣之首，“在仁宗、英宗朝，矫诈百端，妄窃大名”，“今其人死亡之外，虽已退处闲散”，可是“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怀其私恩，冀其复用”，这些人“矫情匿迹，有同鬼蜮，其党甚坚，其心甚一”。“此等皆民之大贼，国之巨蠢”，全部应该砍头，可现在这些人大都活了下来。

为了让高太后下狠心打击变法派，苏轼不惜耸人听闻，胡扯八道，把历史上的几个政变故事也拉出来吓唬高太后，说如果不把这些人彻底搞死，后果不堪设想。

中书的那一帮人没有苏轼这么阴险，并不把他的大话当回事，在处理中“宽周穜之罪”。

苏轼再次失望了！

苏轼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这张对待王安石的反复不定的小人嘴脸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了，再次惹起众怒。因“言郓州教授周穜”事，而被“党人共出死力，构造言语”，反把他搞得狼狈不堪。

王岩叟上书指苏轼是“颠倒是非，变乱黑白”之人，他“欲以行其私，非有忠于社稷之志也”。

王觌指苏轼“习为轻浮，贪好权利，不通先王性命首先之意，专慕战国纵横捭阖之术”，其所言所行，“多非理义之中”，“多出法度之外”。苏轼“胸中颇僻，学术不正，长于辞华，而暗于义理”。这种人久在朝廷，“则必立异妄作，以为进取之资，巧谋害物，以快喜怒之气”。如果朝廷不想让他越陷越深，最好还是外放他为官，让他改一改“轻浮躁进”的毛病。

不单和其他党派搞不好关系，苏轼和很多人都合不来，他对别人写的东西一向看不上眼，对于“诸人之说”，“轼皆批之”，“以谓无一可行之理”。

苏轼见自己在京城除了和弟弟关系不错，几个门徒也都捧自己以外，再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朋友了，知道混不下去了。只好连续上书，请外放为官，过几天清闲日子，不在京城过这种热闹生活了。

在《乞郡札子》中，他承认自己“左臂不仁，两目昏暗”。注意，这是典型的高血压糖尿病症状，有谁觉得苏轼的养生技巧值得一学的，不妨引以为鉴。

身体不好，只是一方面，苏轼主要是觉得自己没法在朝廷里干下去了，他嘴大好讲话，这是一个两难的事情：讲多了吧，“则触忤权要，得罪不轻”；讲少了呢，就是“欺罔君父，诛罚尤大”，左右不讨好，进退失据。

这其间主要的过节是：我得罪了司马光的门人；我的四川老乡吕陶和范百禄又得罪了门下侍郎韩维；我的学生黄庭坚得罪了御史赵挺之。这些人为了干倒我，“约共攻之”，“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语”，写一点小字，都会被人“谓之诽谤”。凡是我推荐的人，全被台谏官“例加诬蔑”，我在朝廷实在是蹲不下去了，“若不早去，必到倾危”。如果我“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怨仇交攻，不死即废”。

我知道太后对我好，可如果我因此而“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谗人积毁，以至身首异处”，则必“为天下笑”。所以，我要求到外地任职，实在是为了“臣主两全”啊！“臣纵不自爱，独不念一旦得罪之后，使天下后世有以议吾君乎”？

苏轼想得真周到，连辞职都是为上级考虑。

“报国之道，当以安身为本”，想来想去，还是先把自己安顿好再说吧，至于什么为国为民肝脑涂地的大话，还是让别人实践去。请太后“念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让我到外地过几天清爽的日子好吗？

苏轼还特别强调，希望自己走后，朝廷能把黄庭坚或者秦观提拔上来接替自己的工作。不仅如此，他还对亲戚朋友一一做了点拨，所有“奏举及主张差除之人”，“或是亲知，或其乡人；有在要近，有在馆职，有为教官，有为监司，为知州军，不可以数考，是致仕路不平之叹”。

他门下的那四个或六个所谓附庸风雅的君子学士，都是他进京后利用自己主试翰林学士院这一职权而一一擢用的。这几个人都不能服众，黄庭坚被指责为“质性奸回，操行邪秽，罪恶尤大”；秦观则“素号薄徒，恶行非一”。

监察御史赵挺之是一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公公，工作成绩还不错，一直做到了宰相，言行刚直，在徽宗朝时曾与权势盖天的蔡京针锋相对，人品能力都相当不差。正是这个赵挺之，抨击苏轼“专务引纳，轻薄虚诞，有如市井俳优之人，以在门下，取其浮浅之甚者力加论荐”。推荐的人也都是“轻薄无行，少有人比”。

这几个人倒是很听苏轼的话。黄庭坚等人在修神宗朝官史的过程中，信手涂抺，“以私意去取”史料，根据苏轼的态度，“尽书王安石过失，以明非神宗之意”。

御史刘拯曾非常清醒地指出，“元祐修先帝实录”，“苏轼之门人黄庭坚、秦观为之，窜易增减，诬毁先烈”，并指责苏轼“贪鄙狂悖，无事君之义，尝议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忿形于诏诰，丑诋厚诬”，“忠义之士，为之寒心扼腕”。

可是黄庭坚在私下里却承认王安石“一世伟人也”。

难道苏轼门下尽得苏轼真传，都学会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阴阳把戏了？

在《乞郡札子》的结尾，苏轼还很有意味地加了一句话，说台谏势力很大，到处欺负人，朝廷大臣没有不怕的，“但以事不关臣，故不敢一一奏陈耳”。

高太后实在舍不得他走，又招架不住台官论奏苏轼“罪状甚多”，加上“党人共出死力，构造言语”，纷纷攻击苏轼。高太后有点把持不住了，总不能因为一个会写艳词情诗大话连篇酸语不断的苏轼就把国家机构给废了吧，不得已之下，外放苏轼差知杭州。这是高太后心疼他，给他安排了这么一个好地方，让他再过爽日子去。说不定苏轼骚情再次泛滥，又能写几首好诗几阕好词什么的。

知杭州的任命下来以后，苏轼并没有立即上任，他还不想远离朝廷，仍想利用一切机会和高太后套近乎，一脸苦相地说自己“方远去阙庭”，泪水涟涟地请高太后“察臣孤立”，一定要多多照顾。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蔡确的“车盖亭诗案”本来与苏轼没有任何关系，可苏轼不知吸取自己被搞的教训，在去杭州以前，硬是莫名其妙地卷了进去。

司马光上台后，蔡确受到排挤，被贬知陈州，再移安州。有一天，天热，蔡确出去找地方乘凉，到了车盖亭，可能被风吹得也舒服，加上蔡确本来诗才就好，当下诗兴大发，一口气连写了十首诗。其中有一首《夏日登车盖亭》，写得相对漂亮，不比苏轼差多少，来看一下：

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

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

被贬的蔡确，并没有自怨自艾，在炎热的夏天，他到车盖亭乘凉读书，看着看着困了，就小睡了一觉，醒来后觉人生如梦，放眼间莞然而笑，远处湖水上传来阵阵渔笛声，相伴清幽。

古诗这个东西，表达意象模糊，对同一首诗，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当年苏轼就是因此而被搞得头晕眼花。现在蔡确也吃了这个亏，他写的一首诗中有这样的两句：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

郝甑山是一个不怕死的人，当唐高宗想让位武则天时，郝甑山曾上奏极力反对。为此，有人指蔡确这是讽刺高太后想做武则天！此外，尚有“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问题相当严重。

高太后看了诗，女人家也不懂。不妙的是，蔡确在此前曾在哲宗称帝问题上闹过一些传闻，指高太后想废掉哲宗皇帝。高太后就想借这个机会打击蔡确一家伙。

于是蔡确被再贬为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这个新州，就是宋朝文人听了头大的岭南地区，属于烟瘴蛮荒之地，基本上是一去就死。

对此，保守派的一些大臣们也觉得有点过分了。吕大防向高太后求情说蔡确母亲老了，不能远行，“乞移一近里州郡”。但更年期过长的高太后话讲得非常恶毒：“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知道这种处理意见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地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同样下场。

范纯仁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哲宗亲政后，大批元祐保守派的蠢货就被成群结队地贬往岭南去了，其中就有尊敬的苏轼同志。

许多大臣都看到了以文字治罪的危险性，包括宰相刘掣在内，都在设法拯救蔡确，建议朝廷“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诛窜大臣”。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本已受命出知杭州的苏轼，忍不住嘴痒，跳出来说话了，鬼鬼祟祟地给高太后写了一封密奏——《论行遣蔡确札子》：

苏轼给高太后出馊主意说：我对太后“受恩深重”，不能因为现在要去杭州工作就“有所闻见而不尽言”。关于“缴进蔡确诗言涉谤”的问题，我有一点建议。我与蔡确“元非知旧，实自恶其为人”，一直不喜欢他，更不想“为确开说”。但现在这个事情“所系国体至重”，全国人民都在看着太后您如何处理此事，一旦“行遣失当，所损不小”。

我建议太后先让哲宗小皇帝命令“有司置狱”，从重处理蔡确，“追确根勘”，“然后太皇太后内出手诏”，说那几首诗“未必真是确诗”，借机原谅蔡确。这样一搞，则太后于“仁孝之道，实为两得”，“天下有识，自然心服”。这是我的一片“爱君忧国之心”，请太后体会。

苏轼的这个馊主意，明显地是在出卖哲宗而讨好太后，品行为人所不齿。正如当朝同事评论他的那样，“苏轼学术，本出《战国策》纵横揣摩之说”，“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矣”。

不管怎么样，浓妆淡抺总相宜的西湖美女们对苏轼的吸引力已有所下降了，加上人也老了，总不能天天胡扯吧，所以，此时的苏轼，确实是想做一番事业的，也想让高太后这个老女人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个银样镴枪头。

可惜，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他纵有心做事，但能力有限，水平不够，指望他造福一方百姓，那是妄想！

十四、筑了一条苏堤

苏轼是元祐四年（1089）三月接到的知杭州任命，在路上晃了四个月，才回到了阔别十五年之久令人魂牵梦绕美女如云的花柳之地——杭州。

这次他是杭州老大，玩起来就特别爽，“无日不在西湖”。他每次游西湖，“多令旌旗导从出钱塘门”作为幌子，自己却从涌金门悄悄溜出去，免得受到老百姓打扰。然后就可以“泛舟绝湖而来”，到普安院吃一顿饭，再“徜徉灵隐天竺间”。后面公人背着文件跟着他，需要判案时，“落笔如风，力争辨讼，谈笑而办”，洒脱得一塌糊涂。搞完以后，“乃与僚吏剧饮”，直喝到狂吐不已。桌下的狗都吃醉了，也跟着吐酒。同志们一直鬼混到晚上，才乘马而归。苏轼在马上扬眉凌风，潇洒至极，果然是名士风度!

“每逢休暇”，苏轼“必约客湖上”，“食于山水佳处”。吃完以后，“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随便干什么。搞完以后，“鸣锣以集之”，同志们再到“望湖楼或竹阁”之上，“极欢而罢”。到深夜一二鼓的时候，“夜市犹未散”，苏轼就带领各位公务员“列烛以归”。“城中士女云集，夹道以观千骑之还”，“实一时之胜事也”。

那时有红地毯的话，恐怕效果更是理想。

当然也不能老是玩，有时也要处理公务。到任不久，就遇到一个奸商，名叫吴味道，跟苏轼的祖先苏味道同名。倒是巧了，这个吴味道有一次偷运货物，特意在货物上写下“封呈京师苏侍郎宅”。也就是想借苏轼大名以逃税获利。这种事情其实好处理得很，只要没收货物，责令赔偿税务损失就得了。但苏轼不这样搞，他喜欢吴味道的做法，加上吴味道也会拍马，几句话就把苏轼捧得沾不着地。当公人把吴味道提到他面前时，苏轼只是笑了笑，竟公然把吴味道货物上的旧封皮揭去，亲自为这个奸商重新题写了一个封皮：“附至东京竹竿巷”苏辙收，并“手寄子由书一纸”，请这个奸商代为交给苏辙，然后颇为得意地对这个奸商说：“先辈这回将上天去也无妨。”

得知苏辙要出使契丹，苏轼写了一首《送子由使契丹》请吴味道带去，算作为弟弟送行：

云海相望寄此身，那因远适更沾巾。

不辞驿骑凌风雪，要使天骄识凤麟。

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

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他告诉弟弟，到了北方一定不要害怕，要让那些胡人们知道我兄弟俩是“凤麟”。要是他们问你的身世，你千万不要告诉他们苏家现在是中国最有名的大户啊！

看来苏轼有时候还真知道谦虚。

借苏轼的名头，吴味道果然逃税成功，当然也把苏轼的信送到了，回来向苏轼报告消息时，苏轼特意“延款数日而去”，弄得皆大欢喜。

后来苏轼被人攻击是“专为姑息，以邀小人之誉；兼设欺蔽，以窃忠良之名”，真是恰当至极。

而那些不幸让苏轼看着不顺眼的人，就没这么运气了。

杭州人手艺好，织的绢帛之类质量也比别处强，有钱人喜欢穿这种布做的衣服，朝廷也喜欢，所以要求杭州可以用绢帛纳税。

这样一来，在收绢帛的时候就有质量把握的尺度问题。当官的只想收好绢，老百姓当然就想用一些次等品来糊公差。这不能怨宋朝的老百姓人品低劣，历朝历代皆如此。

官民双方这样一较劲，就容易操事。老百姓也不是好惹的，他们往往拒绝交货。直到时间迫近，当官的急了眼，只好把劣等绢帛收上去了事。

现在苏轼来了，他要玩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游戏，坚决不收次等货，想借此整治一下当地的老百姓。

恰好有两个比较有种的人，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农民领袖，一个叫颜章，一个叫颜益。兄弟俩是粗人，也不懂得给苏大老爷面子，“奋臂一呼，从者数百”，煽动了一帮人到州衙闹事，要跟苏轼据理力争。

苏轼手里有权，“务以暴横立威”，不怕这些人。颜氏兄弟大概也没学过什么穿墙过户的本领，很容易的就被揪了起来。

当时法令具在，颜氏兄弟合当何罪，如何处理，都有明文规定。苏轼不然，他看颜氏兄弟不顺眼，“实难含忍”，在处理时也就“难从常法”，只根据自己一贯不正确的原则用艺术手段判决颜氏兄弟“刺配本州牢城”，并且把此案到处宣传，“晓示乡村城廓人户”，以后有再敢用次等货交官者，严惩不贷!

作为一地父母官，判案断狱只以个人喜好为准，只凭自家“喜怒而出入人罪”，“其不遵法令之意”真令人拍案惊奇!

这一手果然老辣，老百姓很害怕，“只至明日，人户一时送纳好绢，更无一人敢行喧闹”。

这种悍吏行为当然要受到指控，他自己也知道玩法有罪，只好主动向朝廷写了书面检讨，幸好高太后这个老女人没有处理他。苏轼在检讨书中承认自己在断案过程中任由“疾恶之心见于政”，同时也抱怨“守臣权轻，无甚于今日”，欺负起人来不太爽快。并且辩称说，“若平居仅能守法，则缓急何以使民”？也就是说，他认为，有时越法办事是必须的，否则非常时刻老百姓就不好欺负了。

对另一个案子的处理，则更能表现他的名士风度，洒脱飘逸，不拘一格。

有个笨蛋做扇子生意，经营不好，“负债二万”，急得乱转也还不清账，结果被人告到官府，弄到了苏轼面前。

苏大老爷问：你为什么不还债？

笨蛋说：回老爷，我是做扇子买卖的，可现在“天久雨且寒，有扇莫售”，拿不出钱来还。

苏轼听了，说小事一桩，你把扇子拿来，“随意作行草及枯木竹石以付之”。上面有苏轼的字画，那还了得，扇子立马增值。众人一拥而上，把扇子抢购一空。有人一时没抢着，竟然把鼻涕都哭出来了。那个笨蛋的欠债也轻松搞定。

真希望苏轼还是不要当官了，成天给老百姓画扇子多好，又不累，又不用耕田又不用种地，又能救民于水火，真是青天大老爷。

他到任何地方做官，不是大水就是大旱，总是灾情连年，需要朝廷给钱给物，讨好当地人，博一个爱民如子的美名。这不，他到了鱼米之乡的杭州，杭州又不下雨了。

这个人一向不知促进生产，只知向朝廷要政策，是典型的坐吃山空型领导。他对处理这一情况最是拿手，他一边求雨，一边不断上书朝廷，请求朝廷给钱给粮加以赈济。这样一来，老百姓有吃的，他做起官来也就省心多了。为此，他连上数道乞赈奏状，用他的文学手笔“张大其言”，大力夸张本地灾情，说以前这里闹旱灾已经搞得“人死过半，至今城市寂寥”。而今年的灾情更加严重，如果不救济，将会死人遍地！苏轼请高太后这个老女人大发善心，让本路少交点粮食。

难堪的是，并不是所有官员都像苏轼一样只知道玩地方保护主义的游戏。两浙转运使和提刑官清楚地看到了杭州的农业生产并没有出现可怕的灾害，“累年灾伤不过一二分”，况“本路今年丰熟，别无流民”。根据这种情况，他们联名上书朝廷，请朝廷停止拨款，“以备别时支用”，或者把钱用到有需要的地方，也算是为国家减轻点负担。

户部听了报告以后，果然收回了给苏轼的拨款。

特别是两浙转运副使叶温叟，对苏轼不讲原则一个劲地向朝廷要钱要粮要政策的做法非常不满，与苏轼“议论每不相下”。当时从朝廷争下来的拨款数量很大，苏轼出于一贯的地方保护主义立场，只为杭州考虑，“欲取其半”。叶温叟坚决不同意，批评苏轼说：“公有志天下，何用私其州？”一旦大家都只想着为本州捞点好处，那么其他州的灾民又怎么办呢？因此，叶温叟不顾苏轼阻挠，把朝廷的救济款“视他州灾伤轻重分与之”。苏轼对此非常记恨，“上章诋公甚力”，对叶温叟不断打击报复，但“廷议不以为直”。同志们都知道苏轼的这一伎俩，并没有听信他的一面之词。

经过这样一搞，上下对他都有所不满，可把苏轼吓坏了，急忙写了《奏户部拘收度牒状》，在高太后面前为自己辩解。说叶温叟这样的“小臣无意恤民，专务献谄”，他们虽然想为朝廷省点钱，不知这只是“惜毫毛之费，致丘山之损”，是因小失大，只有我苏轼的做法才是因大失小。况且，就算是“今年秋谷大稔”，恐怕也不够大家吃的。他还向高太后告哀，说自己“上忤执政，下忤户部监司”，请太后一定要罩着自己，“以全臣子”。

非常有趣的是，苏轼也看到杭州人民生活相当艰难，简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可这并不妨碍他搞面子工程。他一到杭州就请朝廷拨款扩建装修杭州官府，搞一下豪华装修。这样做，无非是想让自己在杭州的生活再舒爽一些。

为了不在地方上给高太后丢脸，他决定找点事情做做。最能让人听得到看得见的政绩，莫过于水利了。然而对于搞促进农业生产的农田水利工程，他又没有多大兴趣，那样太累，一点都不文雅不，当年还死命地反对过王安石大搞水利建设。现在他仍然没有心思到田间去开沟挖河，其“建言以兴修水利者，皆为虚妄无实”，大多是掏掏古井，扒扒下水道此类低水平的工作。

他只喜欢在城里折腾，于是决定开发西湖。

当时的西湖，表面漂亮好看，但嫖客书生游人多，经常在湖里拉屎撒尿的，导致野草横蔓，年年泥草淤积，湖面越来越寒碜。同志们在湖面上放舟冶游的时候就有点不爽，诗兴不免受到影响。

苏轼觉得西湖离他十五年前做通判时难看了很多，就像西子脸上长满了蝴蝶斑，再这样下去，“更二十年，无西湖矣”。

他坚定地认为，“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要是西湖没了，就像美人没有眉目一样，太难看了，“岂复为人乎”？为此，给高太后连上数道《乞开西湖状》，引经据典，天花乱坠，为开挖西湖列举了无穷的好处。高太后也好糊弄，痛快的拨钱拨物，支持苏轼挖西湖。

经过实地考察，苏轼认为，如果把从湖里挖出来的淤泥全运上岸的话，不免费时费力，不如直接就在湖中堆成一条长堤，这样后世有人拍马捧古的话，还极有可能称其为“苏公堤”。

果然让他算着了，这一条穿湖而过的大坝埂，就是举世闻名的“苏堤”了。

当真是想省时省力提高工作效率的话，应该把淤泥就地堆成一个个小土丘，而不是做成一条隔断西湖的长坝。苏轼的这一决定在当时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其便于游玩的目的非常明显，这也正是贾易抨击他“虐使捍江厢卒筑为长堤”、筑“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于公于私，两无利益”的主要原因。要是换做另一个无名鼠辈在西湖中央堆一条长坝，肯定要被朝廷法办治罪。还好他是苏轼，任性胡搞也有道理的了。

有人把便于交通作为苏堤的一个优点拿出来吹，真是太搞笑了，不信现在有谁在太湖上建几道堤坝让它便于交通试试？

据传，大名鼎鼎的“东坡肉”就是在此时发明的。那时候中国人还不时兴吃猪肉，大多吃羊肉，所以猪肉特便宜。苏轼就拿猪肉用火慢慢炖，拿了去给堤上干粗活的民工们吃。

一个有志于治国平天下的政客，在地方任上竟只能以一些景点和厨艺闻名于后世，真是搞笑！

弄完西湖以后，一时还回不了京城，苏轼异想天开地又要在钱塘江上游的石门口开凿运河入海，以避开钱塘江入海口的汹涌海潮。在《乞相度开石门河状》中，他以生花之笔描述了钱塘江入海处的海浪与浮山盘回相激而造成的巨大危害，说只要从“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处“凿为运河”，就可以“以避浮山之险”。苏轼信口胡说自己的这一设想得到了“福建两浙士民”“万口同声”的支持，“以为莫大无穷之利”。然后就哄高太后能够多拨点款，让他把这个面子工程也给搞起来。

因为苏堤工程受到了很多批评，高太后对他也不是那么言听计从了，加上有很多官员指苏轼的这个建议空想成分太多，就没有让他搞。

真是可惜，本来说不定钱塘江边又可以多一条没有什么用处但名气却很大的旅游景点“苏公河”的。

此后苏轼还提出了治理太湖和松江的计划，朝廷都没有理他。

工作娱乐两不误，他并没有因为工作而废寝忘食，在日理万机之中，一如既往的有不少名人轶事留下来。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大概就是和琴操之间的故事了。据说琴操很有才情，会写会唱，是那种能把男人迷昏了头转错了向的有档次有文化的。这一点苏轼非常欣赏，于是找了一个机会，和琴操同志展开了认真的关于人生价值的讨论。

苏轼对琴操说，现在我冒充佛家长老，你来问我问题，看能不能把我问倒。

琴操就问：“何谓湖中景？”

苏轼答：“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琴操又问：“何谓景中人？”

苏轼回：“裙拖六幅潇湘水，鬓带巫山一段云。”

“何谓人中意？”

“惜他杨学士，憋杀鲍参军。”

琴操最后问：“如此究竟如何？”

苏轼严肃地答道：“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琴操听了此话后，顿然大悟，就此削发为尼，做超凡脱俗的女高人去了。

假若苏轼真有这么好的嘴皮子功夫，倒不如请他到妓院工作，可以劝说所有从良。只是不知没有了，他会不会觉得寂寞难熬。

更搞不懂的是，苏轼只用几句无聊的话就轻而易举地让一个感悟出家，为什么他自己就一直赖在尘世间呢？难道他的话都是留着劝别人的？

有很多骚人陆续来杭州拜见苏轼，写诗读给苏大人听，请苏大人评判优劣。有一个叫郭祥正的，“出诗一轴示东坡，先自吟诵，声振左右”，读完以后，请教苏轼道：我这诗能得多少分呢？

苏轼想了想，说，“十分诗也”。

能得到苏轼打十分的诗，可算得上是诗中精品了，郭祥正有点不信，接着问：苏老师，你不要客气，我这诗真的能得十分？

苏轼点点头说，“七分来是读，三分来是诗”，加起来正好十分。

郭祥正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屁股下面。

苏轼还不罢休，继续损道：“郭祥正之徒，但知有韵就是诗。”

苏轼跟袁通判去求雨，求雨的要求很高，不只是需要磕头，还要写诗作文给雨神看。苏轼才高，就对袁通判说，我们俩各写一首诗，“以雨速来者为胜”，谁慢谁请客。苏轼先写两句，道是：一炉香对紫宫起，万点雨随青盖归。只一炉香的时间就求到雨了，够快。

这种把吹牛当工作的事情，并不是他一个人在行，袁通判写得更快，说：白日青天沛然下，皂罗青盖犹未归。这雨来得就更快更猛了。苏轼只好承认：“我不如尔速。”愿赌服输，“于是罚一饭会”，同志们开开心心地吃喝去了，雨没求下来，酒倒是灌下去不少。

另一位同志毛泽民，是苏轼手下的一个法曹，平时不入苏轼法眼。不料毛泽民任职期满时，曾写了一曲《惜分飞词》送给琼芳。这个琼芳和苏轼也有一腿，就把毛泽民的词拿给苏轼品赏。

苏轼看了毛泽民的词以后，大为惊叹，说，我手下有如此才情的词人我却不知道，真是罪过。第二天就急忙把毛泽民请了回来，一直“款洽数月”，几乎没把毛泽民喂成一头肥猪。

看来在苏轼手下干活，工作能力高下只是小事一桩，诗词写得漂亮不漂亮才是最要命的事情。

苏轼不尊敬王安石是天下皆知的事情，有一个“三衢士人何钦圣”，专门写了一首诗用以歌颂王安石，并“献长篇于东坡，欲其推尊王氏”。苏轼当然不高兴，私下对别人说：这个小伙子诗写得倒是不错，“但观其终篇，气力尽于此矣”，因此断言道，这个小伙子必然活不长了。

这个小伙子被苏轼这么一说，真的早死了，看来苏轼还真是有法眼。

他有时闲得无聊，最喜欢到“祥符寺琴僧维贤房闲憩”。进了房间以后，就解带，“露两股榻上”，令手下的一个小吏替他搔痒。让男的搔痒要比让侍女搔痒更有一番情趣吧。

醒来后，他会继续搂着去调戏和尚，并且还写了一阕《南歌子》劝“山僧莫皱眉”，“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大家都不过是玩玩罢了。

苏轼做什么都是玩玩而已。

他对自己的现状非常失望，“功名如幻终何得”，因此只能不断自我安慰说要归隐山林，并对陶渊明的诗大和特和，专门弄出了一个诗种，叫“和陶诗”，一写就是几百首，非常的没有烟火气。

他信誓旦旦地对朋友说，我是一定要归隐的，你们等着我就是了，“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可惜朋友们都没有等到苏轼归隐。元祐六年（1091）三月，在杭州混了一年多后，苏轼再次被招入京，去做他的吏部尚书去了。

十五、没有安稳日子

苏轼在回京的路上自然又有不少美女酒肉笙歌招待，特别是受到他强烈推荐的王巩，更是和他狂吹不已。

一天，酒足饭饱后，苏轼附在王巩耳边说：我在杭州时，皇上派一个中使来看望我，偷偷把我拉到一边说悄悄话，你想不想听？

王巩一听，说，操!我当然想听了。

苏轼便不再卖关子，直接进入主题，说中使离京辞别皇上时，皇上对中使吩咐：快去，见了娘娘再来我这里，有事找你。

中使就去见了高太后，然后再去见皇上，皇上把中使“引至一柜子旁”，拿出一样东西给中使，密语道：“赐与苏轼，不得令人知。”原来是一斤上好的茶叶，“封题皆御笔”，非常精贵。

王巩听了，艳羡不已。

只是等苏轼被哲宗皇帝贬到海南差点搞死的时候，不知王巩还信不信他的这通鬼话。

路过镇江时，照样要风花雪月吃喝一场，其间有歌妓在唱黄庭坚的词，中有“一杯春草解留连佳客”句。苏轼听罢，放下酒杯叹道：你们待客无方，“却留我吃草”。

此言一出，“诸妓立东坡后，凭胡床者大笑绝倒”，把胡床也给压折了。苏轼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宾客一笑而散”。

有一个姓袁的歌妓，歌唱得特好听，得以陪着苏轼出游金山寺。时值中秋，“天宇四垂，一碧无际，江流倾涌，月色如昼”。苏轼携小袁玉手，登上妙高台，故意问小袁：会唱我的《水调歌头·中秋》吗？

小袁喜盈盈地道：苏大人的名篇，谁个不会唱啊。说着便轻舒歌喉，慢放玉音，“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地唱了起来。

苏轼听着爽到了极点，不顾自己年老体衰，当众闻歌起舞，短袖挥动，如乌云卷动；花发飘飞，似乱草摇摆。边跳边喘着粗气对小袁说：“此便是神仙矣。吾辈文章人物，诚千载一时，后世安所得乎？”

他时时说想要归隐，又时时都不愿归隐，原来是舍不得这种神仙生活！

苏轼五月底到达京城，以龙图阁直学士、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此时弟弟苏辙已为尚书右丞。两人都身居高位，说话胆子更壮。“二苏狂率”这一评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尽管苏轼满怀豪情地宣布：“而今纵老霜根在，得见刘郎又独来。”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但是，他却一点也爽不起来，反对他的人依旧太多了。

无奈之下，他只好再次请去，他对高太后说：我以前在京城得罪很多人。先是司马光的门下“与臣为仇”，然后“臣又素疾程颐之奸，未常假以色词，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现在“朝廷废黜大奸数人”，“而其余党，犹在要近阴为之地”，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加上我又早已得罪了王安石的朋党，这些“党人尤加忿疾”，弄得我现在每天都过得不舒服，“恐别致祸患”。

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苏轼对高太后“尽露本心”，全讲实话，只希望太后可怜他，让他外出避祸。

在文中，他旧事重提，把自己在仁宗朝、英宗朝和神宗朝的故事再扯一遍，表明自己早就受到朝廷的赏识，只是出于种种原因没有受重用。

对此，苏轼并没有从自身能力上找原因，而是非常委屈地说，“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这话说得真自信！岂知王安石用人，要的是能力，而不是文采。当年就算他投靠了王安石，左不过也就是一个修改法令的文吏，其地位与作用绝不可能超过吕惠卿和曾布。

接着，他再一次介绍自己和王安石变法派英勇斗争的故事，回忆起自己在乌台诗案中的悲惨遭遇，说自己被折腾得早就想死了，但想着神宗皇帝喜欢自己，所以坚持着没死掉。

往下来，就可以感谢高太后了。自从高太后垂帘听政，我是一路高升，同时也受到了各方明枪暗箭的攻击，“若非二圣仁明，洞照肝腑”，我早就被搞得死翘翘了。

现在太后再次提拔重用我，又任命弟弟苏辙为尚书右丞，我深知这些任命“皆非大臣本意”，而只是出于高太后对我弟弟的信任。对此，我心里非常高兴，但“窃计党人必大猜忌”，肯定集中力量猛踩我弟弟，“磨厉以须，势必如此”。所以我才“闻命悸恐，以福为灾”。事实果然如我所猜测的那样，现在弟弟受到了台谏的攻击，没有办法，搬出了办公室待罪，幸好太后您好心肠，“照见情状，方获保全”。

“臣之刚褊，众所共知，党人嫌忌，甚于弟辙”，我肯定比弟弟遭致更多的攻击。虽然我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危言危行，独立不回”，“自知无罪可言”，却难防“党人之报怨嫌，必为巧发而阴中”，屎盆子一扣一个准。“臣岂敢恃二圣公道之知，而做党人阴中之祸”？因此，我“反覆计虑，莫若求去”。此举“非不怀恋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余，耻复与群小计较短长曲直，为世间高人长者所笑”。

苏轼在乎的，是“为世间高人长者所笑”，换句话说，是只在乎自己的性命和名声，至于是不是于国于民有利，他老兄是管不着的。

朝廷党争激烈，高太后不敢，也不愿坐看着哪一党独大，调苏轼回京，也就是为了让他回来搅和搅和，并不是真的相信苏轼能有多大的治国才能。此时的高太后，对苏轼的依赖性远不如对苏辙。老女人现在也明白文才好没有多大用了。

正因如此，当苏轼提出“伏望圣慈察臣至诚”，让他仍到外地工作的要求后，高太后已不像以前那样坚决留住苏轼了。

并不是他不想在京城呆，而是京城呆不下去了。在他还在返京的路上就已遭到了多方攻击，进京以后，攻击更盛。

左司谏杨康国奏请罢去对苏轼苏辙的任命。不然的话，其“兄弟专国，尽纳蜀人，分据要津，复聚群小，残害忠良”，做尽坏事，就会造成“豺狼当路，奸恶在朝”的危险政治局面。希望朝廷能够“开悟圣聪，屏去奸恶，使朝廷清明，听断无惑”，这也正是满朝端人正士之所期望也。

杨康国认为，苏轼兄弟为文，“率务驰骋”，“好为纵横捭阖，无安静理致，亦类其为人也”。“其所为美丽浮侈、艳歌小词”皆为一时惊叹。该兄弟“由此故多得名于戚里中贵人之家”。“其学如此，安足为陛下谋王体，断国论，与共缉熙天下之事哉”？

王岩叟再向高太后进言，请高太后一定要认清苏轼的本来面目，“一邪人进，朝廷便有不安之象”，这些人往往上下蒙蔽，不知不觉间就“养成祸患耳”。

然后上场的就是贾易了，他先是抨击苏轼在杭州毫无成绩，“今既召还，则盛引贪利小人相与创言”，“必欲兄弟专国事”，“纳蜀人分据要路，复聚群小，俾害忠良，不亦怀险诐覆邦家之渐乎”？

贾易认为，“轼辙不仁，善谋奸利，交结左右，百巧多门”，文章以外，皆不足用。

贾易先从苏辙入手：“谨按尚书右丞苏辙，厚貌深情，险于山川，诐言殄行，甚于蛇豕”。“因与兄轼诽谤先帝，放斥于外”。后招进京城工作，则与党人“相与出力，谋为排陷正直之计，人皆嫉之”。“然其善为诡谲，以谄交固党，至于用巧，得为御史中丞。于是肆其祸心，无所忌惮”。“所毁者，皆睚眦之怨；所誉者，皆朋比之私”。其所作所为，“义士扼腕，仁人切齿，为其背君父而营奸利也”。

接着攻击苏轼：“昔既立异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领，聊从窜斥。”“先帝以其文艺小才，犹且生全之。”但是他“不自省循，益加放傲”。神宗去世之时，苏轼作诗自庆：“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书于扬州上方僧寺，自后播于四方。”苏轼自己也觉得过分，“则又增以别诗二首，换诗板于彼，复倒其先后之句，题以元丰八年五月一日”，然后才对人说：“我托人置田，书报已成，故作此诗。”

贾易责问道：置田极小事，何至“野花啼鸟亦欣然”哉!况且当时先帝山陵未毕，“人臣泣血号慕”，他却“以买田而欣踊如此，其义安在”？“谓此生无事，以年逢大有，亦有何说乎”？“是可谓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也”!

“轼之为人，趋向狭促”，以反对别人为乐事，以标新立异为荣。“趋近利，昧远图，效小信，伤大道”，没有眼光，缺少心胸。“其学本于战国纵横之术，真倾危之士也”。“先朝行免役，则以差役为良法。及陛下复行差法，轼则以免役为便民”，反复两端，令人不齿。

“其在杭州，务以暴横立威，故决配税户颜章兄弟，皆无罪之人，今则渐蒙贷免矣”。“既而专为姑息，以邀小人之誉；兼设欺弊，以窃忠良之名”。“如累年灾伤不过一二分，轼则张大其言，以甚于熙宁七八年之患”。“又尝建言以兴修水利者，皆为虚妄无实”。“而自为奏请浚治西湖”，“筑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于公私并无利害”。

贾易还揭发苏轼要拉拢自己，“臣自被命以来”，苏轼“数使人以甘言诱臣者”，说对我非常佩服，“恨相知之晚”，还说我是苏辙一手提拔上来的。“而臣之朴愚，不喜诡随，不知为身谋，故漠然未尝答也”。

不到两个月，苏轼又写《再乞郡札子》，痛说自己和程颐贾易赵挺之等朝廷各派人物的爱恨情仇，并再次坚决要求外放。他实在是没有能力跟这些人斗下去了。

高太后知道苏轼无用，只好再次把他送了出去，出知颍州。苏轼此次返京，又是啥事没做。

这次苏轼走得比较凄凉，连弟弟都怕仕途受到连累而没有像往常那样兄弟情深地送出老远。当他主动向苏辙告别的时候，苏辙竟然在家里睡着了，打门都打不醒。苏轼感叹万分，只好留下一首《感旧诗》，离开了“安寝已太康”的弟弟，怀着“怅然感秋凉”的孤独心情离开了京城。

苏轼八月底到颍州，也遇到了一个水利工程。

颍州就是现在的阜阳，领地与陈州相接。陈州在颍州上游，今治淮阴，地势都比较低下，常年水患严重。苏轼去时，正逢开封境内和陈州治下皆遇大水，原行水道泄水不及，所以有人建议开挖一条三百多里长的名叫“八丈沟”的支流，通过八丈沟可以把陈州积水引到颍水河，再进入淮河，彻底解决陈州水灾问题。这个工程相当浩大，因为途经颍州，需要颍州大力配合。朝廷已经准备下拨巨款并动用近二十万民工开工。正好，苏轼到任了。

他知道这件事后，害怕工程大干起活来烦心，急忙一连向朝廷进了几道札子，找了一百八十四个理由，拼命申说八丈沟不可开。说什么“议者欲兴大役，劳力费国，公私汹汹，未见其可”，并指责那些提建议的人“所见猥下，无足观采”，“枝蔓粉饰，附会其说”。

这种扎子，没有任何针对性，若用在反对他的“苏堤”上，照样适用。

他反对开挖八丈沟的主要原因是怕淮河水高倒灌，那样颍州就会遭致上下洪水夹击，无法排解。讽刺的是，在朝廷放弃了开挖计划后，苏轼却热心于疏通颍州西湖的工作，照样开中清河入淮，却又不担心淮水倒灌了!

因为颍州西湖是风景区，对他的意义要比八丈沟大的多!

苏轼“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大部分时间都在游玩，但他仍对颍州的生活非常不满。大概这里比杭州差得太多，在《到颍未几公帑已竭斋厨索然戏作数句》中，苏轼一边感叹“岁月今几何，齿发日向疏”，一边大发牢骚，“梦饮本来空，真饱竟亦虚”，想弄一顿饱饭吃都不容易，想喝酒也只能是在梦中了。

事实上，潇洒的苏轼在穷困的颍州过得并不是那么不堪。颍州也有一个湖，也叫西湖，是欧阳修经常泡澡的地方。颍州没有杭州那么可人，可他照样要到颍州西湖上去办公，“吾公身在有西湖”，“欲将公事湖中了”。

这年冬天，颍州下了一场大雪，天冷人饥。有一天苏轼突然善心大发，天刚亮就起来说：我一夜没睡好，颍州人肯定都在饿肚子，我想做一点饼救济他们。

倒是王闰之提醒苏轼说：你不要胡搞，你当官的，又不是寺院。现在朝廷自有赈济的政策，陈州赈济工作做得就很好，你不如向他们请教一下。

他一想也是，心下惭愧了一把：难道我一个大文豪，工作水平还不如一介女流吗？当即便召集手下讨论。不料同志们早有计划，都知道“细民之困，不过食与火耳”，现在颍州义仓中有“积谷数千石”，可以用来“以救下民”，此外尚存有“炭数万秤”，“柴数万秤”，按原价出售，也可以给老百姓带来点实惠。

苏轼听了非常高兴，急忙上书请朝廷批准赈济工作。放下笔就和同志们同登女郎台，开心去了。

汝阴县有一个大盗尹遇，“久为一方之害，朝廷捕不获”。苏轼就把汝阴县尉李直方找了来，直接下令：抓到姓尹的，上报朝廷请奖；如果抓不到，请示上级就地免职。

李直方吓坏了，心里十五个水桶乱动，回家后和九十岁老母亲泣别而行，“亲领弓手五人”赶往尹遇的藏身之所，“往返五百余里”，“手戟刺而获之”，“捉杀尹遇”。

苏轼没话说了，只好兑现诺言，向朝廷请奖。没料到这事太小了，不值一提，朝廷没有答应他的请求。这下苏轼没面子了，反复不断地向朝廷申请，朝廷就是不理。

可怜李直方，白抓了一个贼。

当然，这种事情，于苏轼而言，并非正事，他的主要兴趣还在文学创作上。

一日春夜，微寒漠漠，冷月如水。庭院里梅花绽放，给人带来一丝春意。

夫人王闰之说：“春月胜如秋月，秋月令人惨凄，春月令人和悦。”

苏轼一听，受不了了，说老婆你讲得太好了。可惜，如此良辰美景，他并没有打算和春意融融的王闰之一起度过，他“即召客饮”，作《减字木兰花（春月）》一首：

春庭月午，摇荡香醪光欲舞。

步转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

轻云薄雾，总是少年行乐处。

不似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

年近六十的苏轼，依稀还记得当年的少年行乐处，只可惜年华老去，对离人断肠的感觉，与当年大概有所不同了吧？

在颍州只呆了几个月，颍州的月亮果然要“与离人照断肠了”，苏轼又要走了。他被任命为知扬州军州事。

苏轼在扬州，功名之心似已在减，每天醉心于花花草草，奇石异墨。有事无事弄几杯小酒，然后写“和陶诗”，真有点像死了心的隐士。

尽管如此，他也不得不承认比陶渊明差远了，“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总是摆脱不掉尘世的诱惑啊！

苏轼酒量不大，少饮即醉，但他好这一口，“以把盏为乐”，并且酒品不好，“往往颓然坐睡”，在酒桌上就睡着了，口水眼泪流了一脸，相当不堪。

在扬州时，往往在“饮酒过午”之后，也没有精力神聊了，客人散去，苏轼则“解衣盘桓终日”，虽然不是很开心，但总是很安闲，“欢不足而适有余”。

有一天苏轼用公款请客，“设客十余人，皆一时名士”，书法狂人米芾也在座。十几个人猛吹猛喝，大谈特谈。突然，米芾站了起来，对苏轼道：有一件小事请相公替我做主，“世人皆以芾为颠”，请相公证明一下。

苏轼放下酒杯，斜了米芾一眼，又扫了一遍桌上众人，道：我的看法和众人一样。

众客闻言，文雅的轰然大笑，苏轼也笑得不轻，刚喝下去的一口酒几乎喷了出来。门口等肉吃的一条小花狗被吓得大叫一声，夹起尾巴逃出屋去，它实在搞不懂这些文人在搞什么名堂。

米芾当然要回请，两人对于谈工作当然是没有兴趣，只是“对设长案，各以精笔佳墨，纸三百列其上”。两个人才气纵横，“每酒一行”，挥笔狂写，弄得一边磨墨的两个小吏忙得一头汗。就这样一直玩到晚上，各自收手，把对方写的字收藏起来，并且相互吹嘘说“自以为平日书莫及也”。

苏轼写“和陶诗”写得正欢，真的以为自己一生就可以这样混下去的时候，元祐七年（1092）八月，苏轼再次被招入京任兵部尚书兼管皇家仪仗队。

管理兵部，苏轼没有什么本事，让他搞仪仗队工作，却正合他的胃口。谁坐什么车，谁跟在谁的后面走，哪个女人应该穿什么衣服，苏轼搞得中规中矩像模像样。他此次进京已经小心翼翼不再去挑事，没有主动去得罪别人。

尽管如此，照样有人搞他。

元祐八年（1093）三月至五月，御史黄庆基等人连上奏章弹击苏轼，使苏轼再次陷入被动。

黄庆基对苏轼开展了全面的批评，“历数其所为”，先是攻击他在知颍州期间“违法置簿，拘收赏钱，不依条例，妄行赏用”。现在苏轼入京，欲得重用，一旦得势，必“欲姑息小人，盖庇旧吏，以沮坏法令而已”。

黄庆基再次提起苏轼在知杭州时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在违法刺配颜益等问题上，性质严重，以个人好恶定案，“其不遵法令之意，盖有轻蔑朝廷之心，其不忠之罪大矣”。

接着，黄庆基对苏轼为官的品行做了一个总结：“轼自进用以来，援引党羽，分布权要，附丽者力与荐扬，违迕者公行排斥”，根本不讲政治原则。对所推荐的人，无论其政治能力与品行如何，只要喜欢的就大力提携。事实证明，苏轼所荐之人往往人品与能力俱欠，现多已罢去。尽管如此，“奔竞之士趋走其门者如市，唯知轼而不知有朝廷也”。

黄庆基认为，苏轼做事，尚好空谈，只知“力陈强辩，期必胜而后止”，在神宗朝就因言获罪。后虽重获任用，却冥顽不化，不思悔改，借工作之机，不顾人臣大体，“公然指斥先帝时事，略无忌惮，将欲刺讥先帝，以扫平昔之愤尔”。

而且，苏轼的私德也有问题，曾经勾结“常州宜兴知县李去盈强买姓曹人抵当田产”，“至其人上下论诉，进状者凡八年，方与断还”。

黄庆基愤然指出，苏轼其人其事与所作所为，实在令人不平。“臣义激于中，不能自止”。

如果苏轼不去，再加上“门下侍郎苏辙怀邪徇私，援引党羽，怙势曲法，务与其兄相为肘腋，以紊乱朝政”。“轼则外许人差遣而公荐之，辙则内为之应而引用之”，把朝廷弄得一团糟。苏辙“欲进其党羽，故众论不肯相从”，经常把中书工作搞得非常被动。现在兄弟联手，内外勾结，举荐亲近，排斥异己，长此以往，朝廷无人也。

更有甚者，苏轼门下都纷纷传言“陛下许轼大用”。“是以士大夫莫不争趋其门，以图进取，上下唱和，合为一党，牢不可破”。蜀党之风气渐盛矣!

黄庆基总结说，苏家兄弟，“稍失控御，则何所不至”？

另一名御史董敦逸则要求朝廷“减杀川人太盛之势”，并指责苏轼、苏辙等人“各有奏举及主张差除之人，惟苏轼为多，或是亲知，或其乡人；有在要近，有在馆职，有为教官，有为监司，为知州军，不可以数考，是致仕路不平之叹”。这些名单在中书省和尚书吏部都有档案供查。此前高丽要求买书之事，本是“陛下已降之命”，同意高丽购买，却终因“苏轼见拒而罢”，真是奇谈！

董敦逸总结说：“若轼与辙，岂惟敛恩作福，朋党不公，而又拒违君命，语其情犯”，如不加节制，则国法大乱矣。

其时高太后还活着，苏轼与苏辙权势正盛，结果反是黄庆基和董敦逸被搞出了京城。

苏轼也被搞烦了，他于六月上书乞知越州，想去东南弄一个好山好水的小地方养老。朝廷并没有答应给他越州，相反，任命他知河北定州，这是一个远不如越州的苦寒之地。

定州是河北军事重镇，风尘苦朴，景色寒陋，实在不对苏轼的胃口。因此，六月下的任命，苏轼却托词不去上任，一直呆在京城里另寻安身之所。

岂料在这段时间里却发生了两件对苏轼影响很大的事情：有两个女人先后死了，一个是夫人王闰之于八月初去世，年四十六岁；一个是垂帘听政的高太后终于歇手了，于九月初飞了天。

王闰之死了倒是小事，苏轼身边并不缺少女人，至少他喜欢的那个小妾朝云现在还很健康。高太后之死，却让苏轼看到了不祥之兆。这意味着哲宗小皇帝终于可以亲政了。

高太后听政八年间，主掌一切政事。众大臣包括苏轼在内，只知唯高太后之命是从，全然不把哲宗小皇帝放在眼里。哲宗小皇帝每天看着众大臣对高太后磕头时撅起的屁股，表面上“恭默不言”，其实早就窝了一肚皮的火。加上高太后和众大臣胡搞一气，尽废神宗皇帝的变法。这些都对哲宗小皇帝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对此，高太后也心知肚明，在快死的时候把吕大防等保守派大臣叫到床前说：我死以后，你们都快点退休养老去吧，免得小皇帝找你们的麻烦。

果不其然！

高太后一死，哲宗亲政，政治气氛立即转变。躲在京城不愿上任的苏轼于九月十三日再次收到任命，还是要派他到定州去。这次，他没有理由再拖下去了，他只希望能在出京以前见一下哲宗。

出乎意料的是，刚刚亲政的哲宗竟然不愿见这个名满天下的文豪老师。苏轼也没有什么好法子想，在《朝辞赴定州论事状》中，仍想摆一摆老师的架子。

他先是批评哲宗不理睬自己，态度是不正确的：“祖宗之法，边帅当上殿面辞”，我现在好坏也是守边之帅，“而陛下独以本任阙官迎接人众为词，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义也”？我前后给你讲课时间也不短了，“日侍帷幄，前后五年，可谓亲近”，可现在外放守边，却“不得一见而行”，这确实让我有点想不通。这事“于臣之私，别无利害”，“而于听政之始，天下属目之际，所损圣德不小”。也就是说，你不见我，那是你的损失，不关我的事。

接着，苏轼便警告哲宗不要意图恢复神宗皇帝的新法，而应该采用清静无为的策略，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观看国家大事，只需要做到“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认真观察“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就可以了。三年以后，必然看到结果。

这种空话说得最有意思。可惜苏轼忘了，高太后执政八年，也没看到宋朝有任何起色，反被搞得是一团糟。

苏轼还劝哲宗说，现在“天下虽未大治，实无大病”。所以不需要乱搞，更不需要变法。万一方法不对，反而会把国家搞砸了。只有“安稳万全之策”才是最省事最有效的政策。

但哲宗已决意恢复神宗与王安石新法。对此，苏轼纵有生花妙笔，也无力回天了。无奈之下，只有离京。

在《定州谢到任表》中，苏轼对自己最近被搞来搞去不能安身是有所不满的，又忍不住发了一句牢骚，“朝廷非不用臣，愚蠢自不安位”。既然到了定州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勤恤民劳，密修边备”。希望朝廷能在不久的将来给我一个“鱼鸟之乡”，让我得以“毕桑榆之景”。

苏轼到定州上任时，有一个文吏李之仪不久也从京城来到定州，做了他的手下。

苏轼非常关心时政，就问李之仪：你最近离开京城，时事如何？

李之仪说：政局肯定要有所变化。

苏轼小心眼子抖了一下，接着问：你有把握吗？

李之仪很聪明地回道：高太后垂帘听政已有八年，在这八年之间，小皇帝“未尝可否一事”，不点头也不摇头，根本不表态，这是很让人担心的现象。我估计皇上肯定是另有打算，一旦时机成熟，政局必然大变。

苏轼本来就是靠高太后罩着的，听李之仪这么一说，心里拔凉拔凉的。只是仍然心存一丝侥幸，自我解劝道：想当初太后“受先帝顾托，保佑圣躬”，而当今皇上也很孝顺听话，大家共同努力，就是为了“共成先帝之志，以图至治”。八年以来，“朝廷清明，天下无事”。想来皇帝亲政之时，也不应该大举更张吧。

这是典型的自欺欺人的说法，高太后垂帘听政的这八年，是宋朝政局毫无章法最为混乱的时期。在高太后和司马光的联手瞎搞下，整个宋朝看不出一点阳刚之气，装孙子做孬种不思进取，萎靡之风达到了顶点。加上党争激烈，朝廷早被搅成了臭粪缸，苏轼也好意思说什么“朝廷清明，天下无事”!

经过与李之仪反复论议，苏轼不得不承认前途难测，只好拿出阿Q的嘴脸来说：看来，以后“与子相从之日益难”，不如我们还是“游戏于文词翰墨，以寓其乐”。

自此以后，苏轼和手下的一帮志同道合的混混们“穷日力尽欢”，每天外出野游，“从容醉笑间”。也不能只是男人们玩，当中必然要“多令官妓随意歌于坐侧”，红袖挥舞，香唇轻动。所谓家国百姓，边事艰危，早被那一杯老酒泡成了浑汤。

有一次同志们相聚饮酒，有一名官妓也风雅一把，请苏轼为她写一阕《戚氏词》。此时的苏轼，怜香惜玉之情已大减，加上与在座诸公正大谈古今奇事，没有太大的兴趣，只好对这个官妓虚声应答道，“随声随写”，却也写出了一点东西来，特别是结尾的那一句“望长安路，依稀柳色，翠点春妍”，更是写出了他被贬出京的惆怅心情。

定州既是边关重镇，少不了得常和武将们谈一谈。有一名武将，“状极朴陋”，因为公事写了一篇材料交给苏轼。苏轼一读之下，拍案大喜曰：奇文也！急忙把李之仪找来看，一边问道：小李，你觉得他这文章里哪些句子比较优秀？

李之仪看了看，说，“独开一府，收徐庾于幕中；并用五材，收孙吴于堂下”，这两句写得最漂亮。

苏轼听罢，果然开心，拍了拍李之仪的肩膀说：“非君，谁识之？”

就为了这两个句子，苏轼立即把这名武将招来喝酒，“与语甚欢，一府皆惊”。

指望这种只知玩文弄字的人去把守边关，大宋的命运不问可知。

好在苏轼在定州的日子已经到头了。随着哲宗亲政，他的政治生命也彻底结束了。

十六、越来越惨淡

公元一九四年，哲宗亲政的第一年，立即去高太后所立“元祐”年号，改元“绍圣”，志在恢复神宗朝锐意进取的政策和作风。不久，保守派遗臣吕大防、范纯仁等接连遭罢，王安石手下的变法大将章惇东山再起，接任宰相。章惇在回京的路上就已明确表示，要深刻揭发司马光等人卖国的无耻行径。在这种情况下，当年追随司马光的保守派遭到了全面的清洗。

苏家兄弟首当其冲。

先是苏辙上书反对哲宗重新起用那些“累年不用之人”，建议不要轻易改变“已行之事”，否则“大事去矣”!

不出所料，苏辙被贬知汝州。

御史赵挺之、虞策、来之邵等人交章攻击苏轼“诽谤先帝”，借工作之便“敢以私忿形于制诰中”，“凡作文字，讥斥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

四月，哲宗毫不客气地把他的这个老师贬知英州。

由喜欢写野史的林希代表朝廷为苏轼兄弟外贬写制词。给苏辙的《降官知袁州制》中说：“太中大夫知汝州苏辙，父子兄弟，挟机权变诈之学，惊愚惑众。”对于政事，往往不满，经常“与轼大倡丑言”，在“垂帘之初，老奸擅国”。不讲原则，“力诋先朝”，“乃以君父为仇，无复臣子之义”，“盗窃名器，专恣可否”。在工作中“罔上则合谋取胜，徇私则立党相倾”，“排嫉忠良，眩乱风俗”，“假托虚辞，规暄朝听”以“自废忠顺之道”。经研究决定，“特降授左朝议大夫知袁州”。

苏辙被骂得一声不敢吭，看到“父子兄弟，挟机权变诈之学，惊愚惑众”一句时，哀哭道，“某兄弟固无足言”，何必把老爸也牵扯进来呢？

在给苏轼的《落职降官知英州制》中写道，“行污而丑正，学辟而欺愚”，“不惟喻德之义，屡贡怀诈之言”。屡次对工作不满，“遂形怨诽，自取斥疏”。重新起用后，则“复出为恶，辄于书命之职，公肆诬实之辞”，“顾威灵之如在。岂情理之可容”。这种人“宜窜远服，褫夺近职。尚临一邦，是为宽恩”。“特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

从北方的定州赶往南方的英州，当中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要走。一路上苏轼看到灾害频仍，流民遍地，但除了卖好心肠向朝廷要钱要粮以外，他从来不知道反省一下高太后这八年来的执政得失，当然更谈不上反思自己对王安石当年富国强兵的变法措施的无端反对是不是正确了。

他一路所思所叹，大多围绕自己多舛的仕途命运而发，至于家国命运，他倒是一时想不起来了。

在《过高邮寄孙君子》中，苏轼一边感叹“美人游不归，一笑当谁供”，悲叹自己“我行忽失路，归梦山千重”；一边又劝别人说，“宦游岂不好，毋令到千钟”。当官是可以的，千万不要当大官。

由此可见，他并不后悔出来当官，而是后悔自己贪心太重了，不如当初一直在地方做一个小县令就好了。

而《过长芦闻天禅师》一诗中，苏轼又自我激励起来，“莫言西蜀万里，且到南华一游”，“老去此生一诀，兴来明日重游”。似乎又不怎么消沉了，对自己勇于出仕抱着欣赏的态度。

苏轼真正的心态，则仍是人生若梦的感叹。在《天竺寺》一诗中，明确喊出了“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涕横斜”的虚无之音。

就这样一忽儿感叹一忽儿悲凉，苏轼突然发现，自己腿走疼了。前路漫漫，任所遥遥无期，大文豪受不了这种折腾。没别的招数，便不惜再卖老师的架子，上书给哲宗，请求从水路坐船去英州。

在《赴英州乞舟行状》中，他告诉哲宗：我又穷又老又弱，“两目昏障，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缓弱。六十之年，发落齿豁。疾病如此，理不久长”。“加以素来不善治生，禄赐所得，随手耗尽，道路之费，囊橐已空”，我现在是进退两难，手足无措，“道尽途穷，譬如中流失舟，抱一浮木，恃此为命，而木将沉，臣之衰危亦云极矣”，请皇上“至仁至明，尚念八年经筵之旧臣”，让我坐船南下，或可保全性命。

哲宗没有为难苏轼，同意了他的请求。不想苏轼还没赶到英州，朝廷又有诏命再下，继贬他为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这下完蛋了，等于恢复了在黄州时的那种双规的身份了。

朝廷在《苏轼散官惠州安置制》中，指责苏轼“诋诬圣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义”。“至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以至交通阉寺，矜诧幸恩，市井不为，缙绅共耻”。“虽汝轼文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然而自绝君亲，又将谁怨”？“可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事已至此，苏轼不得不对家事做了一些安排。他让长子苏迈和二儿子苏迨到宜兴去，他在那里买的一片田产现在可以用上了。自己只带着小儿子苏过，爱妾朝云和两个侍女继续南行。

在向惠州行进的途中，路过一片小树林子，“于林麓间见二道人，见坡即深入不出”。苏轼见这两个道人鬼鬼祟祟的，就好奇地对押送自己的使臣说：“此间有异人，可同访之。”

使臣也觉得这两个道人奇怪，就一同跟进了林子，“见茅屋数间，二道人在焉，意象甚潇洒”。

二道人见苏轼等人进来，就问：“此何人？”

使臣回说：这是苏学士。

道人曰：“得非子瞻乎？”

使臣点点头：苏轼“始以文章得，终以文章失”。

二道人相视而笑曰：“文章岂解触荣辱，富贵从来有盛衰。”

苏轼一听来劲了，点头悟道：“何处山林间，无有道之士乎？”

管他有道无道，苏轼还得继续被押着赶路。

见过这些奇人异士之后，苏轼的功名之心已彻底灭掉了。路过广州时，“买得檀香数斤”，准备“杜门烧香，闭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并发誓以后要收敛神气，做一副“兀然灰槁”的样子来，杜绝尘世的一切诱惑。

呵呵，这话，说说是很容易的。

到惠州后，上《到惠州谢表》，说自己受到“群言交击，必将致之死亡”。还好，朝廷宽大仁慈，我终于活下来了，这都是我命好，“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有为之资，行不忍人之政”，“知臣老死无日，不足诛锄”。我一定要“洗心自新，没齿无怨”。

他这次的忏悔，比在黄州时用词又有所不同。

苏轼名头响，到任何地方都不愁找不着人聊天。有一个少年叫刘伟明，“以才学自负，擢高第，中词科，意气自得，下视同辈”，牛气冲天。一天闲来无事，到一个寺庙里去游玩，正好遇到苏轼。小刘不认识苏轼，就和苏轼“互问爵里姓氏”。刘伟明非常自得地对苏轼道：某乃庐陵刘伟明。

苏轼心里轻笑了一下，心想，你跟我玩名头，我是玩名头的祖宗。当下双手袖起，徐徐应道：某是“罪人苏轼”。

刘伟明听罢，大吃一惊，知道遇到本行高手了，急忙向苏轼致敬道，“不意乃见所畏”，敬礼敬礼。

苏轼现在也没什么脾气了，高谈阔论的跟刘伟明痛吹了一下午，这才拍拍屁股各干各的去了。

有一次苏轼闲逛，路过一个村子，“有村校书年已七十”，却骚劲不减，竟然又买了一个小妾，正摆喜酒请客。一看苏轼来了，老家伙忙把他请为上座，当然要请他为此盛事写一首诗了。

“东坡问所买妾年几何”。老家伙非常自得地告诉苏轼，年方三十岁。苏轼听罢，戏作一诗，有两句非常对仗：

侍者方当而立岁，先生已是古稀年。

人说苏轼滑稽，“故文章亦如此”。

总不能一直恶搞，在惠州，他写下了那首有名的《惠州一绝》：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

为了长住，苏轼不惜花巨资在白鹤峰下买田买地，建了二十多间房子，打了一口深井，种上花果树木，过上了悠然自得的生活。

大约有四年左右的时间，没有人再搞他，苏轼也过得比较安稳，每天赏花看草，写诗作画，实在闲得无聊还可以钓鱼酿酒杀鸡吃。

他开始潜心学佛，却“口馋不能戒肉”，在惠州“尤终日杀鸡”。“既甘其味，又虞致罪”，怕得罪佛祖，怎么办呢？只好“每月为转两日经，救拔当月所杀鸡命”。并一本正经地说，“世无不杀之鸡，均为一死”。别人杀也是死，我杀也是死，何必分你我哉！

果然是“辩足以饰非”，连佛祖都要骗一骗。

苏轼还写信告诉朋友说，自己小时候就打算“逃窜山林”，根本无意功名，可惜“父兄不许，迫以婚宦”，结果把我搞了出来，却又被整惨了，“汩没至今”，没有出头之日。现在我已经想开了，生活得非常俭朴，“大略似行脚僧也”，目的就是让自己神形枯槁，“以求寂灭之乐耳”。

苏轼不知道，“终日杀鸡”是不容易求得“寂灭之乐”的。

他经常自我安慰，把阿Q精神发挥到极致。他劝自己说，“比如原是惠州秀才，累第不举，有何不可”？这样一想，心里就舒服多了，不妨再写诗。

期间诗文，值得一提的是《荔枝叹》。并不是这首诗写得有多高的艺术价值，而是他终于能在百无聊赖之中，把写诗为文的着眼点从自己身上移开，开始关注别人了。在苏诗中，这是一首少见的关注老百姓的诗：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

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

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

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

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

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为疮痏。

雨调风顺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

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

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荔枝好吃，苦于难以保鲜，皇家的馋虫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搞到新鲜的荔枝快马急送进京城。种种军事运输工具都派上了用场，只为吃到那一点点小玩意。

苏轼对此非常不满，又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只能感叹道，我希望老天不要再出产这些东西了，只要风调雨顺，产一些粮食够大家吃就得了。

不能不承认，与前期的担心自己“斋厨萧然”来，现在的他已经学会关心老百姓了。在希望能“日啖荔枝三百颗”的同时，也还是期待其他高官们能少吃一些，老百姓的负担就会减轻一些。

诗的后半段，苏轼嘲笑了那些为讨好皇家而设法进贡各种贡品的庸俗官僚。他这种关注百姓勇于嘲笑权贵的转变是值得肯定的，可惜的是，后来类似的诗文仍然是一如既往的稀少。

在惠州的生活越来越无聊，这里朋友比较少，聊天不过瘾。加上女人也少了点，跟着他的朝云也在绍圣三年（1096）七月去世了，年仅三十六岁。

朝云没死的时候，苏轼曾闲来无事，写过一首《朝云诗》，在引言中说，小妾是靠不住的，白居易可爱的小妾樊素最后都离开他了。我的命运也同样悲惨，“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差点让我成了老光棍。幸好有“朝云者随予南迁”，让我不至孤单而死。现在读到白居易的诗，便提笔“戏作此诗”：

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

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

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姻缘。

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

诗中，他表扬朝云，没有像白居易的小妾樊素那样离去，并希望朝云继续陪着自己，就像通德陪着伶玄一样，陪一辈子。

苏轼对朝云生过一个小儿子却半途夭折很是抱歉，只好用秦观的老话来哄朝云开心，说朝云其实不是凡人，而是天女维摩，对这些凡间之事，应该能看得开。

可是他现在老了，靠什么留住正当盛年的朝云呢？

苏轼建议，他们在一起应该读经参禅，放火烧丹，等到丹成以后，相伴四海遨游，再也不用做“巫山云雨”这种蠢事了。

不是苏轼不想做“巫阳云雨仙”，而是他已经做不了了。当年小鸟强健有能力的时候，他可是从来没有如此客气过的。

朝云死后，苏轼作《悼朝云诗》并引：

三年七月五日，朝云病亡于惠州，葬之栖禅寺松林中，东南直大圣塔。

予既铭其墓，且和前诗以自解。朝云始不识字，晚忽学书，粗有楷法，盖尝从泗上比丘尼义冲学佛，亦略闻大义，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而绝。

朝云死时所念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表达了对自己短暂一生的绝望之情，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撒手而去。

他在《悼朝云诗》中并没有表达悲痛欲绝的感情，反倒是掉过头来安慰自己，“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自己应该“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何其放达!

苏轼确实很放达，他并没有每天哭哭啼啼地折磨自己，相反，日子过得还很悠闲，请看他半年后写的《纵笔》：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可惜，这种春睡美的日子还没有过足，绍圣四年（1097），变法派对保守派展开了新一轮打击。苏轼再遭贬谪，远配海南，“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署公事”。苏辙也被发配到岭南来了。

山雨欲来，冷风满楼，苏轼对此已有所听闻。在正式通知到达以前，他就已写信给广州知州王古来打探这事，说自己被小道消息搞得“忧恐不已”，一旦有什么最新的消息，请王古“可密录示”，以便早做打算，“少免狼狈”。

六十二岁的苏轼，满头白发，已经没有精力再折腾了。所以，这次他把家人安置在白鹤峰下。原来他在惠州安下身来以后，就已把家人从宜兴接了过来，想不到现在又要分别。无奈之下，只带了三儿子苏过，泛舟过海，到海南去了。家人送到海边，痛哭告别。

苏轼站在船上，做好了死在海南的心理准备。

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苏轼说，我“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一路艰辛地来到了海南，心里并无怨言，“生无还期，死有余责”，实在是我“曾无毫发之能，而有丘山之罪”。现在“跨万里以独来”，是罪有应得。“恩重命轻，咎深责浅”，我已经很感激了。要不是皇帝陛下“尧文炳焕，汤德宽仁；赫日月之昭临，廓天地之覆育”，我恐怕早就死翘翘了。来到这个地方，我是不打算活着回去了，来时“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我死了倒没什么，只是皇上的厚恩我无以为报，“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已”。

最后收笔大哭，“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在去海南的路上，苏轼遇上了自己久未谋面的得意门生秦观。原来秦观受到他的牵扯，也连连遭贬，正“自郴阳移海康”。师徒路上相遇，同病相怜，也没有多少心情大说大笑了，谈话间语气极度悲凉。秦观甚至把自己写下的挽词拿给苏轼看。

在这首《自作挽词》中，秦观一洗先前的骚情，大把流泪，哀痛可怜。“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空蒙寒雨零，惨淡阴风吹”。同时因苏轼受到牵连而颇有微词，“奇祸一朝作，飘零至于斯”。并预感自己死后的凄凉，“亦无挽歌者，空有挽歌辞”。

对此苏轼无言以对，只好对秦观说：我以前还担心你没有参透生死之理，现在看了这个挽词，我放心了。“某亦尝自为志墓文”，已经交给从人了，不好拿给你看，怕儿子苏过看到心里难过。

大概秦观对苏轼也不抱什么希望了，不可能再受苏轼提拔，两人也没有谈多少知心话，“相与啸咏而别”。

此一别，是师徒二人的永别，秦观不久就死在贬所，年仅五十二岁。

苏轼比这个没有出息的弟子秦观的意志力坚强些，坚信自己不会死在海外，一定可以重回中原。刚到海南时，“环视天水无际”，也曾凄然神伤，反复自问：“何时得出此岛耶？”幸好他的心理素质比较优秀，很会自我安慰，一时出不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劝自己说：“天地在积水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中者？”也就是说，无论跑到什么地方，人总是在岛上，只是岛的大小不同而已，那又何必如蚂蚁一般，遇到点小水洼就“茫然不知所济”呢？

说是这么说，他在内心深处却是一直渴望着早日回到中原的。有一次他坐着两人抬的软轿出门游玩，软轿一颠颠的，很舒服，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突然一阵清风疾雨把他惊醒了，一行人找地方躲雨看天。苏轼顺手写了几句诗，其中有“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可见其对中原的一片真情。“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

一次次的北望中原，一次次的失望而归。

到海南不久，他就再次托关系走后门，请儋州太守张中给搞了一处官舍住下，又要了一片官地好闲来耕种，“再拜请帮君，愿受一廛地”。有房子有地，苏轼就可以住下来了。

不妙的是，湖南提举常平使董必到海南视察工作，发现了这一情况，派人把苏轼从官舍中赶了出去，并弹劾张中不能秉公办事，结果张中因此而丢了官。对此，苏轼除了写诗表扬张中“海国有奇士”外，别无良策，只能跟张中挥手告别。然后在儋州城南买地建房，建起了一处“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的安身之地。

苏轼在海南过起了百无聊赖的艰苦生活，每天梳梳头，洗洗澡，看看书，写点文章，悠然自得，并时时嘲笑京城的那些大官们“朝谒常匆匆”的紧张生活，“实与杻械同”，比我现在的日子好不了哪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萌生了真正的归隐之心，此间写下了大量的“和陶诗”，均表现出了他对归隐生活的向往之情，并说自己一生的言行“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这里没有多少书读，他无事时便背一只大水瓢在田地里乱走，边走边唱，怡然自得。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看到他天天唱歌，让人有点烦，就对他说：“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

苏轼听了一怔，想想也是，只好点点头，给这个老婆婆起了个名字，叫“春梦婆”。

苏轼并没有被开除公职，照样可以过上“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的生活。没有蔬菜吃，就与当地农民“无日不相从”，“常从乞园蔬”，反正把肚子吃饱就行。

另外，他还学会了吃海鲜，“在海南食蚝而美”，并写信给朋友夸奖海鲜的妙处，请朋友“无令中朝士大夫知，恐争谋南徙，以分此味”。这当然是在玩幽默，这个他拿手。

苏轼能活得时间长一点，得益于他的幽默细胞。当时他有一个邻居，也是个老婆婆，不太朴实，竟然也学会了附庸风雅，“请诗于公甚勤”。苏轼被烦得没有办法，只好给老婆婆写了一首诗：

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

夜来春睡知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

苏哥哥真是没治了，连一个老婆婆都要调戏一下，看来海南确实缺少美女。

他也不是天天嘛事不做尽写诗和耍贫嘴，在这一大把时间里，他整理了老爸苏洵写下的《易传》和自己早先写成的《论语说》，并开始写作《书传》和故事会性质的《东坡志林》。当然，这些书没有什么意味，也没有多高的水平和内涵。他自己倒是对这些书看得很重，自吹写完这几本书，“即觉此生不虚过”。

事实是，现在已没有人读他的这些“大作”了。

苏轼对自己的名声是非常在意的，在他的新居外就用树叶编织了“苏东坡”三个字高高挂起。他也喜欢有意制造一些话题让同志们讨论，对外间关于自己的传闻也是津津乐道。他在《东坡志林》中记下一则流言，说他在海南时，“有传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复返者”，又有人说，“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独道服在耳”。

一个一心想得道成仙的人，没事意淫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苏轼还告诉别人，“仆尝梦见人，云是杜甫”，杜甫对我说，“世人多误解吾诗”，你苏轼可不能也误解我啊！

他不只是梦见古人，有时还梦见鬼：“余一日醉卧，有鱼头鬼身者，自海内来。”对我说：“广利王请端明。”原来是南海龙王派来的使者，我只好“被褐黄冠而去，亦不知身入水，但闻风雷声”。在海底走了一段时间，“豁然明白，疑入水晶宫。其下骊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齐，间以琥珀珊瑚，不可仰视”。果然是仙境！

广利王带着两个青衣随从“佩剑冠服而出”，对我说：“海上逐客，重烦邀命。”不一会，东华真人和南溟夫人等仙怪一时齐集，来欢迎我。令我奇怪的是，各位神仙也都知道我能写诗，“出鲛绡丈余，命予咏诗”。没有办法，我只好写了一首，想不到“诸仙迎看称妙”。

不只是水里游的崇拜他，天上飞的也大都是苏轼的粉丝。说海南有一种五色雀，当地人称之为凤凰。如果凤凰现身，则大旱见雨，久涝天晴，非常吉祥。苏轼亲自写文章告别别人说，我到海南以后，这种凤凰“尝集于城南所居”，看来是奔着我来的，一旦我到别处，这种鸟也会跟着去，“锵然和鸣，回翔久之”。苏轼说一开始还不相信这些凤凰是专奔他来的，满怀疑惑的端起一杯酒敬这些鸟儿说：“汝若为余来者，当再集也。”话一说完，这群凤凰果然又飞来了一次。

据说他还看到龙了。在海南城东，有两口古井，只相隔数尺，井里的气味却相当不一样，当地人都称之为“双井”。

有一天苏轼去井里掏水吃，突然说了一句胡话：“吾寻白龙不见。”难道是住在这个井里吗？

旁边就有晕蛋搞不明白了，问苏轼是怎么一回事。

苏轼看了看井下，故作神秘地说：“白龙当为东坡出。”你们慢慢等着瞧吧。

几个晕蛋站在一边傻等，过了一会，果然见到一条白龙！“其脊尾如烂银蛇状，忽水浑有气浮水面，举首如插玉箸，乃泳而去”！

看来苏轼的诗名，不只是在凡间炽烈，也被天上水下的鸟兽熟知。

一日他与儿子苏过闲坐，突然起身说：“我决不为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原气象。”苏过听了大喜，问老爸想做些什么。

苏轼想了想说：给我磨点墨，我要把以前作的八篇赋默写出来，要是能“不脱误一字”，我肯定就可以北归中原。

苏过听了有些担心，这些文章都写了很长时间了，老头子现在头脑又不够用，万一记错了哪个字，岂不是很坏的兆头？心里就不想让老爸写。但苏轼非常自信，坚持要写，结果八篇赋整整齐齐地默写了下来，真的无一字脱误！

苏轼大喜，把笔一扔，对苏过道：怎么样，老爸还是有一把刷子的吧，由此看来，“吾归无疑矣”。

真有碰巧的时候，苏轼吹过这个大话不久，他的那个学生，小皇帝哲宗一病死了，年仅二十七岁。儒雅小帅哥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此时赵佶还很收敛，暂时由神宗之妻向太后垂帘听政。

向太后和她的婆婆高太后的能力差不多，没什么野心，不想做武则天，也没有什么主见，不知道是变法好还是保守好。因为她是神宗的老婆，不能把丈夫做的事情一笔给抹了；但她一个妇女，天性上还是趋向于保守的。这样一来，元祐党人的日子稍微好过了点，被哲宗撵出朝廷的大部分官员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外贬的官员也都被一点点地弄回了内地。

元符三年（1100）五月，我们的苏轼，在海南蹲了三年以后，终于盼来了朝廷的命令：着苏轼内迁廉州安置，即现在的广西合浦工作，政治地位仍没有改变，不得签署公事。

相对海南来说，廉州虽不是中原，也已经是一种恩例了。对此，苏轼的内心是异常激动的，一再表明追求内心“寂灭”的他，以蓬勃的激情写下了大量感情丰富的诗句以表达他此时的心情：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冷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经过参横斗转以后，连苦雨冷风也变得有滋有味起来了，苏轼的天空，似乎已是云散月明，前途一片大好，天容海色，四方澄清。

苏轼以为，自此以后，他的日子应该好过一点了，“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胜平生”，充分表达了他死后余生的庆幸之叹。

快要离开海南的时候，与离开黄州时一样，苏轼似乎忘了自己刚说过的“我决不为海外人”的话了，又用惯用的手法骗取当地农民的同情，说什么“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现在要走了，“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诗刚写完，就忙不迭地拍拍屁股驾船北归了。

十七、失望一生

苏轼满腹感慨，翻山越岭，于元符三年七月初赶往廉州。过海时，遇上大风雨，船行艰难，只好在海上过夜。他睡不着，起身见天水相接，星河满天，不禁感叹道：“吾何数乘此险也。”看到自己写的《易传》等文章都带在身边，“而世未有别本”，就这样被水淹了，实在太可惜了。于是不停地祈祷说：“天未欲使从是也，吾辈必济。”

苏轼在《记过合浦》一文中亲自告诉同志们，他这话一脱口，果然风平浪静，没有事了。

上岸以后，继续赶路，苏轼一边用“平生多难非天意，此去残年尽主恩”来讨好新上台的赵佶，一边打点行囊，打算在廉州先安下身再说。但是，一个月后，还没等他混熟，朝廷诏改苏轼为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把他弄到湖南零陵去了。

苏轼只好再次收拾行囊，于八月底离开廉州，经广州前往湖南。

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六十六岁的苏轼对于那些攻击过自己的人仍然耿耿于怀，同时也后悔自己没有能在名位俱得之时毅然退出仕途。现在被人家搞来搞去的，“风涛惊夜半，疾病送灾余”，实在是有点自作自受。

快要过大庾岭时，一天，苏轼有兴致，坐着两人抬的小轿子出门去玩，不巧抬轿的竹杠断了，他就到附近的龙光寺求两根竹子用，和尚们知道苏轼，就送了两根大竹子，并请他吃了一顿饭。照例，苏轼当然要写诗，说要把龙光寺的这两根大竹子拿到岭北去让万人观看。这两根竹子有神奇的魔力，“竹间一滴曹溪水，涨起江西十八滩”，竹间流出一滴水，就可以涨起江西十八滩。

舟行到江西时，他上岸玩了数日，一天正要起船，突然“江水大涨，赣石无一见，越日而至庐陵”，真是顺风顺水。苏轼对身边的朋友郑重其事地说了一句：“舟行江涨，遂不知有赣石，此吾龙光诗谶也。”他当真把自己看成是一位江湖预言大师了。

到大庾岭上时，借住在一个农家小院。一个老头没事，就过来问：“官为谁？”

苏轼随从向前答道：是苏尚书苏大人。

老头听了，急忙作礼道：“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佑善人也。”

苏轼听了很开心，看来自己的形象不错，心里一高兴，就免费在老头家的墙壁上写了一首诗：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他对于自己能够活着北归，还是非常庆幸的。

行至九江，闻得庐山有隐士名王元甫者，“不与士大夫相接”。苏轼以为自己是名人，面子大，“欲求见之”。不料王元甫并不如苏轼那般喜欢逢迎，只是对来人道：“吾不见士大夫五十年矣。”请同志们不要来打扰我了。

苏轼听罢，脸上非常地没有光彩，知道这个人是真隐士，只好讪讪而退。

在这种真隐士面前，苏轼隐隐觉得惭愧，而事实上，他对于自己流荡的半生，并没有认真反省，他只相信“死生病福，莫非命者”。当有人和他谈起“迁谪艰苦”时，苏轼承认：我就是这个命，小时入京师，就有高人给我看过骨相，说我是“一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长相不富贵，“异日文章虽当知名，然有迁徙不测之祸”，这就是我的命啊！

在赶往湖南的路上，他再次接到了朝廷的命令，恢复他的朝奉郎之职，同时任命他“提举成都玉局观”，也就是强行让他退休，但也不强求他回老家四川成都去养老，可以任意择地而居。

可怜苏轼，并没有上书请求致仕，他是被人硬拿下来的。

无论如何，毕竟还能拿朝廷的工资，所以他还是写了一篇《提举玉局观谢表》，表明自己的谢意，中有“七年远谪，不意自全；万里生还，适有天幸”。同时又检讨了自己“猖狂妄行”的性格，屡受处分，“皆臣自取，不敢怨尤”。接着大力奉承赵佶，“正位龙飞，对时虎变。神武不杀，岂非受命之符；清静无为，坐获消兵之福。聪明不作，邪正自分”。“使臣得同草木之微，共沾雷雨之泽，臣敢不益坚素守，深念往恶”？

接到这道诏书后，苏轼的心情是复杂的，在这个年龄退休，也不是不可以接受，只是他受的这一肚子鸟气就永远没有办法出了。

苏轼接到退休诏令时，颇为感触地写下了“剑关西望七千里，乘兴真为玉局游”的诗句，却并没有真的打算回四川老家。他喜欢江南的气候，想在常州一带安身养老。毕竟，他早年在那里置了一片田产。

为此，他写信给老朋友钱济明，请他在常州给自己找房子住，或租或买都可以。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再另做打算。

正当钱济明到处给他找房子的时候，苏轼又接到了弟弟的来信。兄弟俩离别日久，他又想到河南陪弟弟一道住。为此，特意给钱济明去信，让他不要再找房子了，并决意直接乘船先到开封，然后陆行前往许昌找弟弟。

等他赶到仪征的时候，又改变了主意，因为害怕回到京城附近会再次受到政治攻击，“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这才“决计居常州”，并“借得一孙家宅”暂作容身之所，不去陪弟弟玩了。

尽管如此，苏轼还是在心中怀有一丝希望，期待着“万有一稍起之命”，仍然抱着东山再起的信心。但他同时也表达了再不会进京做官的坚强意愿，说到时一定要“具所苦疾状力辞之”。

呵呵，苏轼以前力辞京官的故事已经反复上演过无数次了，说说罢了。这次他已经没有机会再秀一把了。

章惇因为反对赵佶做皇帝，被贬雷州。苏轼听到这个消息后，一肚子高兴，他早把章惇救他一命并给他送医送药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路过江西，见到南昌太守叶祖洽。叶祖洽问苏轼：传说你已经死在海南了，“今尚游戏人间耶”？

苏轼笑道：“途遇章子厚乃返耳。”

苏轼和章惇已经成了死对头，章惇倒台，给了很多人遐想的空间，以为苏轼兄弟必将重新得到重用，位至宰相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很多人都写信给苏轼谈起这个事情。章惇的儿子章援也写信给苏轼，以晚辈的身份请苏轼一旦掌权，不要再整治报复章惇。

为此，病中的苏轼在《与章致平》一文中提到，我与章惇“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现在“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以前的事情都不要再提了，但以后的事情还是要谈一谈的，“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苏轼并没有答应不报复章惇，而是委婉含蓄地说，“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并不是一个坏地方，我去了都没死掉，章惇去了大概也不会死。

他且别有意味地说，章惇“知养内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主要是工作太忙了，现在被贬，正好可以练养内外之丹，“今兹闲放，正宜成此”。

赵佶亲政，提拔曾布做了宰相，而曾布正是当年王安石变法的另一员大将。他建议徽宗继承神宗和哲宗的作风，勇于进取，大力创新，为开拓大宋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并且要严防出现党争现象，比如蔡京蔡卞和苏轼苏辙这些喜欢搞小团体的人都不可以大用。

赵佶在刚坐稳皇帝位子时，还是想有所作为的，无论内政还是外交，都搞得风风火火，有条有理。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元祐党人再次遭到打击。苏轼想要东山再起的希望被彻底掐灭了，因此一到常州就病倒了。

为了省力气，在北归途中，他带领一行人基本上都是坐船赶路的，可能是卫生工作没有搞好，船上“长少卧病”，倒下一片，好在只有“仆卒死者六人”，苏轼的家人“幸而皆愈”，苏轼也挺了过来。想不到到了常州以后，却又一病不起。

虽然生病，他仍然坚持起身到船板上走动，因为河两岸挤了很多人来看名人，场面非常热闹。苏轼饶有兴致地“着一小冠，披半臂”，坐在船上，看着“河岸千万人随观之”，开心地对身边的朋友说：他们这样看我，“莫看杀轼否”！

病中，苏轼看到了著名画家李公麟为自己作的画像，勉力题诗一首：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此时的苏轼，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怀才不遇和平生功业不成。有后人理解他在黄州惠州儋州期间写下的诗文最具价值，是他“平生功业”所在，但这并不是苏轼的本意。他愤怒的是自己的一生，都浪费在了黄州惠州儋州。

这一场病很严重，苏轼身体“虚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两日病不能动”，“但困卧耳”，可能是吃凉东西吃多了，拉肚子，“夜暴下，旦复疲甚”。因此造成消化不良，一吃东西肚子就胀，不吃饭身体又抵不住，有时“通旦不交睫”，倒是便宜了蚊子。

在写给钱济明的信里，苏轼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病征：“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惫甚。”他读了不少医书，为自己的病做了诊断，“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专用清凉药”。还自以为是地给自己开了药方，“已令用人参、麦门冬、茯苓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

他明明提出要用清凉药，却在药里加了人参这一大热大补之方，从中药理论上来看，是驴头不对马嘴的事情。再加上“余药皆罢”，这样一搞，他想不死也难了。

苏轼当然对自己的医术没有把握，只能自我安慰说，“如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矣”。

果然，病情已一发而不可收，“扶行不过数步，亦不能久坐”，“卧病五日，日以增剧，已颓然待尽矣”。

对此，苏轼非常不甘心，“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现在只能开始准备后事了。为此，他把三个儿子叫到面前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

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临死之时，只能对自己做出这么一个判断，惜乎！

苏轼把钱济明找来托以后事，指着自己写的几本书说，“某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现在全部交给你保管。还神秘兮兮地要求钱济明“勿以示人”，他迷迷糊糊中觉得，这些书“三十年后会有知者”。

不要说三十年后，三百年后他的这几本书也没成什么大气。

苏轼将逝，有一个老头名叫惟琳，前来安慰苏轼，看着苏轼气息沉微，活不过来了，惟琳就对他叩耳大呼道：“端明勿忘西方。”

苏轼嘴唇动了动：“西方不无，但这里着力不得。”

语毕而终。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一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卒于常州，年六十六岁。一代文豪，留下无数诗文以后，就此撒手绝尘而去。

苏轼死后，由苏辙把他与王闰之合葬于河南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嵩阳峨眉山，并写下长篇大论的《东坡先生墓志铭》。苏辙在文中对哥哥做了最后的吹捧，记下了别人都没有记下的群众痛吊苏轼的盛况，说“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看来同志们都认为苏轼之死是宋朝的一大损失。

如果较了真，追问苏辙一句：苏轼到底为大宋江山做什么贡献了，让老百姓如此爱戴他？大概苏弟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苏辙没有提朝廷对苏轼之死的态度，他不好意思提。第二年，即崇宁元年（1102）五月，朝廷再次下诏：“苏轼追贬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其元追复旧官告缴纳。苏辙更不叙职名。”在《故朝奉郎苏轼降授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制》中，朝廷指责苏轼“尝以谤讪抵罪，神考赦而不诛”，在“元祐之间，躐登华近，扶持亲党，鼓倡群邪，肆为诋诬，以逞怨望”，及“绍圣投之荒裔，聊正典刑”，其罪“在所当诛”。现再加“追削故官，置之冗散。庶其党类，知所创惩”。

八月，朝廷再下诏，禁止司马光、苏轼等二十一人的后代在京为官。九月，刻“元祐党人碑”，将苏轼等人勒石碑上，并不得录用，以为各级官员戒备。

崇宁二年（1103）四月，诏毁苏轼文集及各地文板，苏轼的名声受到很大影响。

此时，有一个太监梁师成倒是帮了苏轼一个大忙。

梁师成自称是苏轼小妾所生，“自称苏轼出子”。苏轼把小妾送人时，梁师成也就成了别人的儿子。这个梁师成也聪明，经过努力，竟然与蔡京童贯等同志一道，成了徽宗朝有名的“六贼”之一。

梁师成受到赵佶宠爱，自然有机会替苏轼说话。他有一次泣问赵佶：“先臣何罪，禁诵其文章？”赵佶心一软，这样“轼之文乃稍出”。同志们又可以看到苏轼的那些啰里啰唆的文章了。

此事说起来虽不好听，大概也是有点来由的。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苏轼的儿子苏过，没有多少出息，经常“出入梁师成之门，以父事之”。“师成自谓东坡遗腹子，待叔党如亲兄弟”，并曾经对管家说：“小苏学士使一万贯以下，不须覆”，尽管拿着用就得了。

后来梁师成的老婆死了，苏过“以母礼丧之”。这大概是苏轼没有想到的事情。

等到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康王赵构南渡偏安，为了给赵佶灭国找台阶，就一直把责任往上推，推到了王安石变法身上！这样一来，反对王安石变法不想做事的人就成了英雄，苏轼自然是英雄之一。

赵构的儿子宋孝宗是苏轼的忠实粉丝，他亲自主持恢复苏轼的名誉，赐谥“文忠”。据说宋孝宗亲自为苏轼文集作序，就是有名的《御制文忠苏轼文集序》：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欤？”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养存之于身，谓之气；见之于事，谓之节。节也，气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刚而无馁，故能参天地之化，开盛衰之运。不然，则雕虫篆刻，童子之事耳，焉足与论一代之文章哉！故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放浪岭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山川风云，草木华实，千汇万状，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之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

朕万几余暇，紬绎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著，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置左右，以为矜式，信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欤。

乃作赞曰：

维古文章，言必己出。缀词缉句，文之蟊贼。

手抉云汉，斡造化机。气高天下，乃克为之。

猗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谠论，不顾身害。

凛凛大节，见于立朝。放浪岭海，侣于渔樵。

岁晚归来，其文益伟。波澜老成，无所附丽。

昭晰无疑，优游有余。跨唐越汉，自我师模。

贾马豪奇，韩柳雅健。前哲典型，未足多羡。

敬想高风，恨不同时。掩卷三叹，播以声诗。

这当然只是一个文学粉丝对偶像的无原则崇拜，有了这样一个高级马屁精，苏轼的大名，想不声震宇宙也不行了。

除了文字爽口，苏轼究竟做出什么重要贡献了呢，他真的堪当“自我师模”吗？

十八、任人评说吧

苏轼的贡献，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他的思想，他的政见，他的诗词，他的文章，他的学术，他的养生技法，千年以来，一直受到无数自命闲雅的高人懒货的追捧，对他加以全方位的倒头膜拜。此间虽有一些批评之声，架不住闲人无穷，苏粉无数，苏轼的大名，也因此而飘扬不倒。

粗略看过去，很难说得清苏轼有什么系统的明确的思想。他也就是到处乱看，胡思乱想，想到什么就写点什么，有时忘记前面说过的话，后面又自打耳光自我否定，这一点在反对王安石变法时得到了充分体现，其反复不定投机取巧的特点是赖不掉的。

没有几个古人是能人苏轼法眼的，无论皇帝还是平民，他基本上是见一个嘲笑一个：“武帝无道，无足观者”，卫青只不过是个奴才，“柳宗元敢为诞妄”，“武王非圣人”，“孟子乱儒家”，而扬雄的观点“皆儿童之见，无足论者”，连杜甫的诗也有的被他刺为“村陋”。黄庭坚承认：“东坡文字妙一世，其短处在好骂尔。’’看谁都不顺眼，就是喜欢骂，而且骂的水平很高。他曾一边指责老庄思想，对所谓“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超然无著而不可绝”不屑一顾，同时自己又大摆什么超然物外，凌虚于尘世之上的神仙姿态，连迎面吹来的风都是“一点浩然气”带来的“千里快哉风”。

纵观苏轼一生，没见他“浩然”是放在什么地方的，“快哉”却是不比别人少。倒是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给他下的一个评语比较得当，不但在写诗作文时常出史料错误，“用事多误’’，而且“其谩骂玩侮亦其常事”，哪里还能容得下多少“浩然之气”？

他一生都大谈要超然物外，要猛学陶渊明归隐山林。一边又极度看重功名富贵，并用其一生执著地追求。在《议学校贡举状》中，苏轼明确提出，“轻富贵，安贫贱”的清高思想是非常要不得的，因为那样一来，“人主之名器利禄”就没有什么用了，就没有“砺世磨钝者”的工具了。当然他也就没有什么奋斗的目标了。

在政治上，他的见解基本E可以用一个字来总结，就是“仁”。他到各地：一r作都对老百姓卖好心肠，利用自己的大名，不停地向朝廷要钱要物要政策，殊不知这些钱物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是其他地方老百姓辛辛苦苦交上去的。对此，苏轼不管，他只图在自己的地盘上能博一个“仁政爱民”的好名声。

提倡“清静无为”的苏轼，从来不认为法度建设是国家的重要任务，对于王安石变法当然也就看不顺眼了。

苏轼一生作诗写文无数，他反倒并不在意诗文的成就，对他而言，诗文小技耳。但又没有取得什么政治上的成就，所以，后期在学术研究上倾注了一定的心血，以他主笔写下的<苏氏易传》，被当作是他学术方面的代表作。可惜搞学术与写文章和写诗不同，文章要有自己的观点，苏轼没有，只好抄袭了事，其中的观点大多抄袭晋人王弼的思想。为此，《苏氏易传》受到了理学大家朱熹的无情讽刺。在朱熹所作的《杂学辨》中，《苏氏易传》名列榜首。

苏轼自己把这些东西看得很高，甚于诗文。秦观曾评价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也就是说，苏轼并不把写诗词文章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还是想做点学问的。

滑稽的是，苏轼的学问，基本上很少有人买账。理论权威朱熹非常瞧不起苏轼，曾直指他“好放肆，见端人正士以礼自持，却恐他来检点，故恁诋訾”。对苏轼的学术，朱熹就更看不入眼，他指责道：“苏氏之学，则方其年少气豪，固尝妄底禅学”，“及其中岁流落不偶，郁郁失志，然后匍匐而归焉”。“苏氏之言，高者出入有无，而曲成义理。下者指陈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识、才辨、谋为、气概，又足以震耀而张皇之，使听者欣然而不知倦’’，是一个高级演说家，非常有煽动效果，就是一条可惜：没有实用性。

可惜，苏轼的文章内容不正确，“然语道学则迷大本，论事实则尚权谋，务浮华，忘本实，贵通达，贱名检，此其害天理，乱人心，妨道术，败风教”，简直就是异端邪说。

更可怕的是，他搞学术，往往是“不知道而自以为是”，“学不知道，其心固无所取则以为正，又自以为是而肆言之’’，“其穿凿附会之巧”，“皆逞其私邪，无复忌惮”。这就不单是指学术了，还涉及人品问题。

朱熹对苏轼的总结是：“苏文害正道，甚于老佛。”

苏轼对文学的贡献，实在是说不清楚。北宋文坛风气得以一改之前的空洞华丽的风格，主要得益于欧阳修和王安石的开拓性工作，苏轼只是跟-写写而已，谈不上多少贡献。当然，他写得多，影响大，对新风气的普及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他为文之啰唆繁杂也是有目共睹的，偶尔玩赏他的一两篇小散文还可以，真要通读他的文集，保证你从第二页起就开始头疼，废话太多了，比闲人马大姐还要烦人。

苏轼为文，讲究顺其自然，“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去考究文章的形式和内容。这种行文方式，吹捧一点的，就叫浑然天成；不买账的，大可称之为信口胡喷。也就是说，苏轼文章的最大问题就是形式大于内容。所谓的“文以载道”，在苏轼那里是行不通的。苏轼全集有一百多万字，近五千篇文章，有内容且有流传价值的，也就那么几篇小文章，加起来连一万字都不到。

难怪明朝袁宏道评论苏轼说：“坡公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使尽去之，而独存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这话放到现在继续适用，除了搞研究的，谁还去读他老兄的政论性的文章呢？虽然他花了绝大的心血去写，难为情的是，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代，都毫无可取之处。

一叹！

在他的文章里，很少看到大气与厚重，也没有多少关注社会现实的东西，更多的是引经据典，卖弄才学，讲究辞藻的华丽顺畅与奇巧空灵美艳。王夫之评为“萎花败叶，随流而漾”，朱熹也说苏轼“文字也多是信笔胡说，全不看道理”。

硬要谈论对文学的贡献和价值，苏轼的意义还远不如那个写出了<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

苏轼的诗词创作，那是没说的，他也就指着这个挣名声呢。特别是他的那一阕“十年生死两茫茫”更是赚足了女同胞们的泪水，“大江东去”又放倒了一大批男人，这样一来，他就有了男女通吃的资本了。

苏轼写诗近三千首，现在能读的，也就是几十首。在风格上既想学杜甫，又想学李白，又想学陶渊明，结果学来学去的，学成了三脚猫，没有自己的创作特色。其主要的创作手法是“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写起来也容易。南宋时就有人对他的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他写诗“专以刻意为工”，“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此种批评，比比皆是。

同志们都读惯了苏轼那些被精选出来的诗，现在不妨读一下他的另类劣质作品。他给那个流氓画家王诜作的《题王晋卿画后》，读来果然是味如嚼蜡：

丑石半蹲山下虎，长松倒卧水中龙。

试君眼力看多少，数到云峰第几重。

这类臭诗，在苏轼文集里随便就可以摸出一大把来。

苏轼作词三百多阕，其中二十多阕颇有韵味。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小词里有近六十阕是“艳科词”，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粗略算一下，勉强算得上豪放词的作品，满打满算，不过二十首。由此可看出他的主要兴趣之所在，他先前口口声声瞧不起柳永的“柳七郎风味”，后期却是奋起直追，写得比柳永还要无聊透顶。自从写完了“大江东去”以后，他再也没写过一阌豪放词。与此对照的是，他对艳科词的兴趣却一直不减。不妨来欣赏一阕《菩萨蛮》：

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

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

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

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这也是苏轼具有开创性的一阕词，据说是中国诗词史上专咏缠足的第一首词。其香艳无聊，非一般人可以想象。国人欣赏小脚，大概也受了苏轼品味的影响。

直到绍圣二年(1095)，谪居惠州的苏轼还是不可思议的写下了一阕香艳诱人的《浣溪沙·端午》：

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

他还以画闻名，尤其是画竹，据说水平非常高。这件事已经很难判断了，因为他的画全都失传了。以苏轼的耐性，肯定没有多少时间精心练画，他喜欢画竹，也就是竹子直统统的好画。中国画也就这么回事，只要名气大，随手涂抹两笔也有人买账。

有人说，苏轼贬海南万里不死，得益于他的养生之道和医学功底。这个事情玄妙，不能不提一下。

苏轼的医术，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似乎像他这么一个天才，自然就应该是无所不通的。其实，他也就是喜欢收集江湖中的偏方，哪来的什么医术。如果不是太玩聪明，请一个医生仔细为自己诊断，大概也不至于死得那么快。

苏轼的<医药杂志》记下了很多医药故事与感论，大多道听途说，东拉西扯，荒诞不经。比如，有一次他眼睛有毛病，本来天天用热水洗眼的，就因为听一个人说“目忌点濯，目有病，当存之”。而且还引申说“治目当如治民”，“治民当如曹参之治齐”，也就是不用去管，到时自然会好的。

苏轼对此不加究问，认为“此颇有理”，果然就不洗眼睛了。

可怜神采飞扬超然物外的苏大文豪，眼睛上不知堆了多厚的一层眼屎。

他对人类生育也有研究。他在《论医和语》中断言“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就是说男孩是脸朝下生下来的，而女孩子生下来就是面朝上的。这种结论真是权威，不需要调研，就敢到处乱说。你指望他去治病，不如直接自杀来得更爽快。

苏轼喜与和尚们聊天，但也仅限于吹牛而已。他是不愿受到佛家清规戒律的束缚的，起码在禁欲这一条上他过不了关。在《养生难在去欲》小文中，他承认，养生并不难，“皆不足道，难在去欲”。骨气凛凛如苏武者，也“不免为胡妇生子，穷居海上”，“乃知此事不易消除”。

这样，苏轼喝酒泡妞就有理论基础了。

苏轼真正感兴趣的，是道家的那一套，特别是道家的养生技法。他把这个事情当成科学，进行了不懈地钻研和探索，也一本正经地写下了大量的论文。在他的文集中，关于养生炼丹的文章到处都是，并且被后世懒虫们倍加推崇。来学习一下他养生的思想吧。

他早在凤翔工作的时候，就已经迷恋于丹药不能自拔。他承认，曾在住所附近看到有一个地方“雪方尺不积’’，心里就有点奇怪。等到雪晴以后，看到“地坟起数寸”，这应该是别人家的一个坟墓，苏轼却“疑是古人藏丹药处”，就想回家拿东西来挖，幸好被老婆王弗苦劝而止。

苏轼对丹药的迷恋到老都没有停止，一直被迷得神魂颠倒。

在《龙虎铅汞说寄子由》中，苏轼用一大堆胡扯的医学理论教导弟弟，并把江湖游医的“龙出于火”，“虎向水中生”等一大套玄空理论也拿出来炫耀，当成是“论奇而通，妙而简，决为可信者”。所以苏轼决心要认真修炼，“作干蒸饼百枚，自二月一日为首，尽绝人事”。“饥则食此饼，不饮汤水，不啖食物，细嚼以致津液，或饮少酒而已”。“午后略睡，一更便卧，三更乃起，坐以待旦。有日采日，有月采月，余时非数息炼阴，则行今所谓龙虎诀尔”。

他期待着这样搞上个百十天，“或有所成”，并发誓“不读书著文，且一时阁起，以待异日。不游山水，除见道人外，不接客，不会饮，无益也”，决心相当大。

苏轼还教给弟弟一个简单的养生法：用舌头使劲抵住上腭。苏轼也承认，抵得时间长了，“舌下筋微痛”，绝对不要太用力，不然会疼的。

尽管如此，他仍要求弟弟对这些神秘的东西做好保密工作，不要对任何人说，“宜自秘之’’，防止大家都做了神仙，那就不好玩了，显不出兄弟俩杰出。

此类文章写得太多了，什么《阳丹阴炼》、《阴丹阳炼》、《养生诀上张安道》、《胎息法》、《藏丹砂法》，等等，乱七八糟，四下夹攻，能把人看得口燥心烦，神经错乱。

苏轼有一个方法非常恶心人，“吸鼻液漱炼”，把鼻涕反复在嘴里吸漱，直到觉得有点儿甜味了，再“咽人下丹田”

还有更奇特的，在《阴丹阳炼》一文中，他介绍了一个常葆青春的秘方，要“取首生男子之乳”，也就是把头一胎生了儿子的妇女养起来，给她好吃好喝，让她产奶，但不给她儿子喝，而是取了来自己享用。“日取其乳一升许”，“可以朱砂银作鼎与匙”，把人奶“慢火熬炼，不住手，搅如淡金色，可丸即丸，如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亦不限丸数”。苏轼就此命名为“阴丹阳炼”。对此一秘诀，苏轼同样“非其人不可轻泄”，只留给他自家哥们爽。

养生的效果到底如何，现在已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一生刻意养生，天天乱吃保健品的苏轼只活了六十六岁，与从不搞养生技术的王安石寿命相同。

苏轼，也就是一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诗文写得顺手，笔滑手快，嘴皮子比别人顺溜；好玩名士风度，一直想归隐却又没有归隐的风流才子而已。

对此，后人也有看得非常明白的。

朱熹去苏轼不远，对苏轼的认识也最为清晰。他比较了苏轼和王安石的德行，说“东坡之德行哪里得似荆公”。苏轼刚出道时，“论甚生财’’，也很想挣钱，但是见王安石推行青苗遇到了点挫折，“便不言生财”。苏轼也曾“论甚用兵”，并向朝廷吹过大话，说什么“用臣之言，虽北取契丹可也”，可是后采却“更不复言兵’’。“他分明有两截底议论”。

苏轼的这种“两截底议论”到处都是，这正是他被指责为反复不一的主要原因，比如他“以前进说许多，如均户口、较赋役、教战守、定军制、倡勇敢之类，是煞要出来整理弊坏处”。转手之间，“东坡又却尽底翻转，云也无一事可做”。真是见风使舵的模范。

苏轼对王安石不依不饶的连续进行攻击，对他有举荐之恩的张方平和欧阳修，却不发一言，甚至有意为其掩饰遮盖，“怀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说他好”。因为苏轼的文章分布广，影响大，给后人制造了很多假象。

对于苏轼的政治能力，朱熹是嗤之以鼻的，“当时使得尽行所学，则事亦未可知”。跟随苏轼的人物，“皆一时轻薄辈，无少行检”，“当时若使尽聚朝廷之上，则天下何由得平”。其中“更是坡公首为无稽，游从者从而和之，岂不害事”？所幸苏轼在京做官时间不长，“故他许多败坏之事未出”。如若不然，让苏轼掌权，“只要奋手捋臂，放意肆志，无所不为便是”，“到少间便都排废了许多端人正士，却一齐引许多不律底人来”。加上总被人打击，反倒让老百姓“觉得他个好”，这也算是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

当然，朱熹也承认苏轼的文采好，“苏氏文辞伟丽，近世无匹，如欲作文，自不妨模范”。也就是说，苏轼值得后人学习的，也就是文辞而已。

另一位学术名人，明末清初的哲学家王夫之在他的名作《宋论》中，对苏轼也是大加鞭策，猛烈抨击苏轼学术不正，以一己之好恶，不顾国家之安危，独断强辩，以呈心中之快。“以蛊惑天下而售其恶者，非强辩有力者莫能也”，苏轼兄弟正是这方面的代表，其风气流毒深远，“苏轼兄弟之恶，恶于向魅久矣”。

王夫之不惜把政治上的苏轼比作宋桓公的男宠向簏，可见他对苏轼鄙视之深。

在王夫之看来，苏轼远算不上一个君子，因为君子应该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淫声冶色之必远也，苞苴贿赂之必拒也，剧饮狂歌之必绝也，诙谐调笑之必不屑也，六博投琼、流连昼夜之必不容也，缁黄游客、嬉谈面谀之必不受也”a这些无耻行为，苏轼几乎占全了。这种人本来“进不能获令誉于当官，退抑不能以先生长者自居于士类”。但“轼兄弟乘此以兴矣”，也是一奇。

王夫之认为苏轼只是读书多了一点，素质没有真正地提高，“饰之以巧慧之才，浮游于六艺，沉湎子异端”，讲究任性则为，胡搞乱弄，以一群“无行之少年为之羽翼，杂浮屠黄冠近似之卮言为之谈助”；“左妖童，右游妓，猖狂于花月之下’’。“而测大易之旨，掠论语之肤，以性命之影迹，治道之偏端，文其耽酒嗜色、佚游宴乐之私”，自以为是所谓真名士，其实是典型的虚伪矫情之人。“窃六经而倚孔孟为藏身之窟，乃以进狭邪之狎客为人室之英，逞北里之淫词为传心之典”；并且还厚颜无耻地表白自己是诚信之人。不是跟着他瞎搞一气的朋党，就会被其指为虚伪。“为钩距之深文，谑浪之飞语”，浮言惑众，“以逞其戈矛，流滥之极，数百年而不息”。

王夫之对苏轼极度痛恨，“轼兄弟之恶”，不下于奸魔恶棍，“姑不念其狐媚以诱天下后世之悦己者”，把一些愚昧之人哄骗的“裁巾割肉”，谓之为“东坡巾，东坡肉”。王夫之断定，“眉山之学不熄，君子之道不伸，祸讫于人伦，败贻于家国”。华汉民族一再被遭沦亡，人胥相食，苏轼罪不容赦。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引子

一、眉山出了个苏东坡

二、混在凤翔

三、故乡往返

四、不喜欢变法

五、情色满西湖

六、老夫聊发少年狂

七、无趣的徐州

八、乌台诗案

九、双规在黄州

十、赤壁

十一、见王安石去

十二、终于做了翰林

十三、京城斗嘴

十四、筑了一条苏堤

十五、没有安稳日子

十六、越来越惨淡

十七、失望一生

十八、任人评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