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第1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1)

- 第2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2)

- 第3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3)

- 第4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4)

- 第5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5)

- 第6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6)

- 第7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7)

- 第8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8)

- 第9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9)

- 第10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10)

- 第11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11)

- 第12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12)

- 第13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13)

- 第14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14)

- 第15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1)

- 第16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2)

- 第17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3)

- 第18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4)

- 第19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5)

- 第20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6)

- 第21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7)

- 第22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8)

- 第23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9)

- 第24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10)

- 第25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11)

- 第26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12)

- 第27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13)

- 第28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14)

- 第29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15)

- 第30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16)

- 第31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1)

- 第32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2)

- 第33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3)

- 第34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4)

- 第35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5)

- 第36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6)

- 第37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7)

- 第38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8)

- 第39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9)

- 第40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10)

- 第41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11)

- 第42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12)

- 第43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13)

- 第44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14)

- 第45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15)

- 第46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1)

- 第47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2)

- 第48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3)

- 第49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4)

- 第50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5)

- 第51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6)

- 第52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7)

- 第53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8)

- 第54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9)

- 第55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10)

- 第56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11)

- 第57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12)

- 第58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13)

- 第59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14)

- 第60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15)

第1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1)

第一章 传 奇喧嚣过后的苍凉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好一派繁荣富贵之象。在这宁静繁华的外壳下，却处处隐藏着危机；变革的列车终于呼啸而来，不管人们有着怎样的悲欢喜乐，都一同掩在这震耳欲聋的时代强音中。

1920年初秋的上海，微雨乍凉、毫无生气。9月30日这一天，位于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降生了一名女婴。这是一栋还未从满清天朝的残梦中苏醒过来的官僚私寓。宅子的前主人身名显耀，其名门大户的声誉与影响直至20世纪20年代依然存在。然而，新生儿的降生并没有驱散这座公馆的迟暮之气，外部世界摧枯拉朽的变革运动仿佛从未与馆内的生活发生任何的交集。而这名女婴的命运，也如同这幢稀有的老宅一般，只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她日后的生活，亦如当日的天气，带着沁心沁脾的清新，也渗着沉哀的凉意。这名被父母唤作"小煐"的女孩，便是日后演绎别样爱恋人生的奇女子--张爱玲。

一个从小被视为天才的女子，一个有着痛苦童年经历的女子，一个年纪轻轻就成了当红作家的女子，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依旧固守着自己的故事。高处不胜寒，面对外界，她有着本能的排斥和轻视，一个人孤傲地走在路上，直到胡兰成的出现--带着自己的风流倜傥，带着自己的才华横溢，带着对她的欣赏与剖析，带着自己的爱慕和坚持，怎能不令她怦然心动呢？于是，汉奸也罢，有妇之夫也罢，所有的一切，都抵不过一个爱字，她爱上了他，感觉自己变得很低很低。

然而，人但凡一出生便背负着自己的家庭--过去的历史或现在的境况，在世的或逝去的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人们。无论这一切带来或将带来什么，成就或是摧毁都无从去怨恨。

身世显赫的年轻祖母与失意落魄的老祖父的结合，看似匪夷所思的姻缘竟成就了一段佳话：一个是御史大少，一个是军门千金，仿佛天造地设的一对，竟是家世门第的捆绑。父亲的古板与沉郁，母亲的现代与疏朗，两种格格不入的因子注定成为家庭不幸的开始。而生于此间的张爱玲，如何能够脱逃千疮百孔的家所带来的伤？无论怎样追寻，仿佛命定的一般，真爱之于她，依旧那么远。

上苍给了她显赫的身世，高贵的血统，却没有给她相称的境遇。如若不然，她或许就同所有旧时的官家小姐一样在深宅大院里安逸的度过自己不为世人知晓议论的一生。

对于自己家族广为流传的旧闻逸事，成年之后的张爱玲不太愿意与人谈起，但家世血缘对她那特立独行的个性气质、唯美主义的人生态度的形成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她本人始料未及的，也是不可能自觉到的。

张爱玲的曾祖父名张印塘，字雨樵，同治年间曾当过安徽按察史。因为职务上的往来，与此后的晚清"中兴名臣"李鸿章相识。彼此倾慕对方的才学，遂结下深厚的友谊。到了张爱玲祖父张佩纶这一辈，两家人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世交。

张佩纶，字幼樵。自幼好学，才思敏捷。1854年，当父亲张印塘病故于任上时，佩纶才不过是7岁的幼童。由于他奋进好学，22岁便成了同治辛未科进士，授编修。随后在光绪元年（1875年）的朝廷大考中考取了第一名，授翰林院侍讲，又晋升为日讲起居注官，常伴光绪左右。这也是张家从未享有过的荣耀。

张佩纶在京做官，时常愤慨激昂地批评时政，"饱经世略，忧天下之将危"，使他深得军机首辅恭亲王奕与另一位军机要臣李鸿藻的赏识与器重。他为官清廉，虽然身为翰林院侍讲，做着高级文官，但仍然守着清粥白饭的饮食习惯，对于那些华屋高堂、锦衣玉食的达官显贵们，无论是朝中贵族，还是镇边大将，要是犯了案子在他手里，只要证据确凿，参奏的折子就会递上去，笔锋犀利，条理明晰，颇受皇帝"嘉许"。

1884年，法国殖民军入侵越南，把攻占越南作为入侵中国南疆的基地，并且还窥伺台湾岛，把军舰停泊在福建马尾口外，挑衅驻扎在当地的清军福建水师。张佩纶则被派往马尾一线主持战事。踌躇满志的张佩纶赶赴福建，原以为经此一役可以实现报国的宏愿，没想到却成为他人生的悲剧性转折点。

第2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2)

张佩纶本是个辞严义正的书生，善于辞令论辩，在实际的军事作战能力上无疑是缺乏经验的，因而等到海战一打响，就只知道按照朝廷的圣谕和李鸿章的电报来布置战局。结果一战而败，葬送了整个福建水师。张佩纶自己则冒着大雨顶个破铜盆狼狈逃出，年底就被清廷发配到了边疆察哈尔。

1888年，张佩纶戍期已满返回京城。李鸿章一直非常关切这位故交之后。当年4月，张佩纶料理完家务事，就前往津门，来投奔这位李大人。没过半月的时间，就同李大人的千金李菊耦订婚，一时传为美谈。李鸿章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平生期许，老年得此，深惬素怀。""幼樵以北学大师做东方赘婿，北宋泰山孙先生故事，窃喜同符"，又赞"幼樵天性真挚，囊微嫌其神锋太隽，近则愈近深沉，所造正未可量，得婿如此，颇惬素怀"。可见李鸿章十分器重这位老女婿，对女儿的婚事也十分满意。但在普通人的眼中，此时的张佩纶已风光不再，以战败之罪被朝廷流放，刚刚从流放地察哈尔返回京师，几同于庶民。从婚姻通常意义上的"门当户对"原则来看，一个如此落魄、失意的文人与相府千金喜结良缘，只会在戏文里出现。张、李二人的婚姻，无疑是一出才子佳人的现世喜剧。

这里面还有一则慧眼识英才的佳话。因为事出名门，以影射现实写作见长的清末著名谴责小说家曾朴直接将此实事巧加发挥，演绎成了《孽海花》中的一段"传奇"故事。

小说中写道，尽管张佩纶战败，遭致流放边关，但总理北洋军务的李鸿章大人仍然十分爱惜这位才子的学识，甚至有意将他招为自己的女婿。某一天，张佩纶因公务去拜见这位德高望重的李大人，正要迈进李鸿章的书房内，忽抬头看到里面正立着一位妙龄少女："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媚，鼻悬玉准，齿列贝编。"退也不是，进也不是，只得硬着头皮立在那儿，好不尴尬。李大人见了，却非常高兴，对这位老才子说道："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张世兄。"女子一回身，正瞧见这位手足无措的张佩纶，顿时满面红霞，轻摇漫步，羞答答地进了里间屋子。张佩纶这才进前，只见桌上铺着两首七律诗，都是咏叹马尾海战的，表达了对败军之将张佩纶深切的理解之情。

张佩纶见了，顿觉心头涌上无限苦楚，眼角竟不知不觉润湿了。马尾一役可谓是他仕宦生涯中最为惨痛的一次挫折，其继室边粹玉也在他离家的这段时间病故于北京。然而他并未消沉自轻，而是重新振作，利用在塞上的这段苦旅，勤奋研学，著书以自遣。在这三年的流放生涯中，他竟先后完成了《管子注》二十四卷、《庄子古义》十卷，以及《涧于集》、《涧于日记》等多卷著述。少年时代的张爱玲就常常阅读《涧于日记》。然而，在三年多的谪戍生活中，他以出世之心，与汉晋隋唐的诗文为伴，以饱读诸子百家为乐；然而内心的悲凉与挫败感不是如此就能够排解的了的。

看着眼前的这两首诗文，张佩纶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轻轻拨动了一下。李鸿章见眼前的这位才子沉默不语，就笑着说这两首诗只是女儿的涂鸦之作，还要请他多多指教。张佩纶一听，只是一个劲儿地称赞相府千金用韵精当，却再找不出其他的话来。李大人似乎已经看出张才子一时难以言语的复杂感受，便换了另一个话题，托张佩纶为自己的宝贝女儿物色一个好姑爷。张大才子就问李大人对人选有什么要求，大人只说"要和贤弟一样"，并且还暗示性地"看了他几眼"。张佩纶顿时心里暗暗吃惊，不过即使再呆的人也能够领会对方的意思。张佩纶回去后就立刻托人来相府提亲，李大人果然答应下来。而相府夫人一得知此事，便痛骂李鸿章"老糊涂虫"，好好的宝贝女儿竟然配给一个老"囚犯"。李鸿章被夫人骂得哑口无言，这时小姐本人开口了："既然爹爹已经应承，就是女儿也不肯改悔！况且爹爹眼力，必然不差的。"原来这位小姐早已倾慕于张佩纶的才学，她本人已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爱女心切的母亲也无可奈何了。

第3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3)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在娶李菊耦之前，已先后有过两位夫人。元配夫人朱芷芗，病逝于1879年，生子张志沧、张志潜，长子早夭；继室边粹玉，在张佩纶被流放期间病逝，没有留下子女；李菊耦是他的第三任夫人。而李菊耦嫁入张氏家族，则带去了丰厚的嫁妆，包括田产、房产与古董，其具体数额现在已经无法获知，但30年后分到张爱玲父亲名下的财产，仍包括8座花园洋房以及分布在安徽、天津、河北等地的大宗田产，而实际上，张爱玲父亲所获得的这些遗产只占当年李菊耦陪嫁资产中相当少的比例。毫无疑问，这段天降的姻缘无疑多少挽回了一些丰润张氏昔日的风光。

张爱玲的祖母23岁出阁，照当时的标准，离一般的出嫁年龄已长出一大截，而且还嫁给一个长她20来岁、死过两个太太、曾革职充军的年长老头。而且论门弟、相貌、年龄，哪一样都称不上般配，连后来的儿女们也都觉得父亲配不上母亲。在孩子们的印象中，这位年老的父亲面目模糊，他们都不大瞧得起这位不得意的、跟着母亲身后吃嫁妆的父亲，幼年时的张爱玲就曾听姑姑替祖母不平："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

在念中学的时候，她惊奇地发现原来爷爷也有名字，于是向姑姑穷追家族史上的爷爷，姑姑断然地摇了摇头：一点都不记得了。被官场中人和文人墨客编得有声有色的那段佳话，在子女们的眼中早已蜕去了绚丽的光环，剩下的只有和普通平民婚嫁一样的取舍标准了。世俗物质的标准是没有罗蔓蒂克的，罗蔓蒂克的少年爱玲接受不了，可是好听的、好看的，不一定就中用，世上有用的往往是俗人所用的。如果论起生活，不管怎样璀璨炫目的人士也只能从柴米油盐、肥皂、水、太阳每天的升起降落中寻找实际的人生。

但好在这对老父少妻的组合感情很好，虽不甚如意，但生活中也不时有小小的快乐，意外和知足可以冲淡诸多不如意，况且，还有许多回忆的过往把他们连在一起。张李联姻后，张佩纶仍然留在李府中做事。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日记就多为夫妻二人偕游的意趣，更令人惊奇的是，李菊耦的才学也不让张佩纶，喜吟诗赋词，颇有女才子之称。一次她拿出藏于闺房的宋拓兰亭，张佩纶一见大喜。他原本也珍藏了一份兰亭，于是互相在兰亭上题咏，李菊耦慧心所至，马上铺纸研墨，挥毫题书"兰骈馆"三个字，叫人挂至书房，以此命名。

然而，张佩纶的仕途并未因此得到转机。虽然在婚后他曾一度得到李鸿章的重用，辅佐其政治改革，但是后来，当他在协助李鸿章与八国联军各代表谈判时，在对俄态度上与岳父意见不合，总不便顶撞，于是只好称病不出，离开北京，携少夫人在南京的大房子里偕隐。不问政事是无奈的选择，他晚年的生活是不得意的，纵酒终日，不久便郁郁而终。由于时代的变迁，家族的没落，又使他的后世子孙成为了家族解体的受害者--张爱玲即是其中的一例。她斩不断与家族世界的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并在丝丝缕缕中透出一个失落者寻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孤独感和自哀自怜感。而这一切，是她沉郁于失败感中的祖父无法感知的了。

生在民国的张爱玲，无缘得见外曾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纶等辈在时代的洪流中弄潮的风姿，也不可见证老父少妻的祖父母如何相濡以沫的厮守在一起。她对生活、对世界的最开始的感受还是来自于父母所组建的家庭。而家庭给她的最早的印象，便是父母之间的不和谐，这对她后来人生的影响之大是难以想象的。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是张佩纶和李菊耦婚后生的儿子，女儿张茂渊就是后来同张爱玲共同生活十多年、感情深厚的姑姑。张佩纶于1903年郁郁而终后，李菊耦也心绪不佳，终日闭门不出，没过多久就染上了肺病，于1912年在上海辞世。此时一双儿女都尚未成人，张爱玲的父亲16岁，姑姑11岁。不久兄妹俩就投奔到他们同父异母的二哥张志潜家生活。

张爱玲的父亲在19岁时跟黄素琼（后改名黄逸梵）结婚。和祖父张佩纶一样，张爱玲的母亲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家世。她的祖父黄冀升，是曾国藩治下的湘军中的一员大将，与李鸿章一同在曾国藩手下领军作战。后因平定太平天国、捻军之乱有功，渐升为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随后被授予三等男爵，而黄氏在南京的地位与势力也非同小可。

第4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4)

一个是御史少爷，一个是军门千金，是当时令人艳羡的金童玉女的结合。但黄逸梵虽出生于清朝军官家中，但家庭环境却还开明，她接受了新式教育，人又聪慧，个头高挑，清秀漂亮，洋溢着一股新时代女子蓬勃的朝气，与张廷重老气横秋的遗少气息格格不入。婚后，二人仍然在张爱玲的二伯父张志潜的管治下生活。张志潜是个不尚奢华、家教管束甚严的旧式人物，小夫妻俩也觉颇受约束，为此黄逸梵常回娘家散心。为了摆脱这种受人管治的生活，不久，张廷重就托堂兄张志潭（1921年5月出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为自己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职位，做英文秘书。就这样，在张爱玲2岁的时候，一家人从上海搬到了天津，同时也和张志潜分了家。张家的主要资产都是李鸿章嫁女儿时送过来的陪嫁，尽管在分家之前，这位二哥哥已先独占了一部分，但分到张廷重名下的资产仍然是丰厚的。

黄逸梵是被迫与张廷重结婚的。她是李鸿章的远房外孙女，她的表姊妹也是张廷重的远房表姊妹，所以算来两人的婚姻是"亲上加亲"的。张爱玲从小就一直听人说母亲像外国人，头发不太黑，皮肤也不白，深目高鼻，薄嘴唇，有点像拉丁人的后裔。黄逸梵的家是明朝时从广东搬到湖南来的。张爱玲也曾对母亲的血统感兴趣，看了许多人种学方面的图书，但始终没弄明白。《茉莉香片》中那个从未爱过丈夫的冯碧落也许就是黄逸梵的写照，而且两人的婚姻都是父母包办的"亲上加亲"。她不关心家中的事，与丈夫话不投机，便尽量沉默不言，花心思学钢琴、读外语、裁衣服，好在她的小姑子与她一样，看不惯哥哥败家子脾气，姑嫂两人意气相投，形同姐妹，暂时稳住这个名存实亡的"家"。

年幼的张爱玲就出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尽管母亲出身名门，却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与影响，但她没能逃脱包办婚姻的命运。张爱玲从母亲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处于新旧时代夹缝的中国女性的无助与悲哀。

搬到天津后，一家人的生活惬意而又自在：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房有车有司机，还有烧饭打杂的仆役，孩子也有专门雇来的保姆照顾，什么事都不用操心。此时的张爱玲被成群的仆人包围着，天天被他们"抱来抱去"。童年的生活，充满了明快与温馨，弥漫着"春日迟迟"的空气。

院中有一架秋千，小煐常常被仆人们带到那去玩。一名额头上有疤，被小煐唤做"疤丫丫"的高个子丫头，荡秋千的技术极高，竟能荡到秋千架的最高处，猛地翻过去；院子里还养了鸡，经常被她追得惊慌失措地满院子乱窜。这一切都使得小煐乐得合不拢嘴。

夏日的午后，小煐也有自己的消暑良方。穿着"白底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袴子"的她坐在板凳上，喝上"满满一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捧着"一本谜语书"，嘴里念叨着书上的谜语"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好不惬意！一本儿童诗歌选集上的诗句让懵懂时期的张爱玲领略了"半村半郭的隐居生活"，但成年后却只记得"桃枝桃叶作偏房"这么一句，"似乎不大像儿童的口吻"。

一个"通文墨、胸怀大志"的男仆人时常用笔蘸了水，在天井下架的一块青石砧上练习写大字。这个人"瘦小清秀"，小煐非常爱听他讲三国演义的故事，还给他取了个十分古怪的名字--"毛物"。恰好这名男仆还有两个弟弟，也一并被小煐叫成了"二毛物"、"三毛物"。毛物的妻子自然是"毛物新娘子"，简称做"毛娘"。这位毛娘生着"红扑扑的鹅蛋脸，水眼睛，一肚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非常可爱。但却是个"心计很深的女人"。后来被小煐叫做"疤丫丫"的丫头嫁给了三毛物，经常受毛娘的欺负。幼时的张爱玲并不懂得大人间的恩怨，在她眼里，毛物一家就如同她给起的名字一般，"是可爱的一家"，并且因为她对南京小户人家莫名的好感，女仆又时常带着她到这一家开的杂货铺去照顾他们的生意，在店堂楼上吃吃茶，要几颗玻璃罐里的糖果，这都使得小煐对他们有一种"与事实不符的明丽丰足"之感。也因为她特有的感受力，在7岁那年，还以此为蓝本想出了一个妯娌不和的故事。

第5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5)

富贵的生活并非总是闲适慵懒的，名门之后也要讲究秩序与才学。崇尚西方生活的母亲坚持西式教育，并不和女儿睡在一起。每日清晨，独自从梦境中苏醒的小煐会被女仆抱到母亲的铜床上，自己趴在方格子的青锦被上，跟着母亲"不知所云地背唐诗"。4岁时，她经常跟着大人去拜访祖父张佩纶的堂侄张人骏。在晚清时代，张人骏曾当过两广总督；辛亥革命的时候，革命军攻入南京，他跃墙而逃。此时他正在天津做寓公。这位被小煐唤作"二大爷"的人开口总问她认了多少字，随后就要求背诗给他听。于是小煐就把母亲在家时教的那几首唐诗念出来，"有些字不认识，就只背诵字音"。这位前朝的旧臣每当听到"商女不知忘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时就流泪不止。

孩子眼中的世界也不尽是完美的，背书或许就是其中破坏完美的一件事情。家里为她和弟弟请来了私塾的先生，小煐因为整天背书而又总背不出来而苦恼不已。此后，再大一点的"不快"，就是来自那个古怪精灵的弟弟了。小煐只与弟弟相差一岁，且弟弟生得美丽而文静，甚至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感叹："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有一次，家里人谈论某人的太太如何漂亮，年幼的弟弟竟问："有我好看么？"以至于大人们常常因此而取笑他的虚荣心。然而，尽管如此，小煐仍能够感到来自弟弟的"威胁"。作为男孩，弟弟在家中的地位终究是高于姐姐的，将来也必是家中的主人；女孩子终将要嫁出去的，俗话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一旦"泼"出去，就与原来的家没太大关系了。虽然那时的她还不懂得一般女孩子的归宿是怎样的，但家中这种"男尊女卑"的气氛，令小煐感到非常愤然。

照顾小煐的女仆叫"何干"，"干"即是"干妈"之意。小时候的张爱玲十分顽皮，经常用手去揪何干颈上松软的皮--年纪的缘故，何干颈上的皮是松垂的--探手到她额下，渐有不同的感觉。因为小煐的脾气很坏，经常会把何干抓得满脸血痕。领她弟弟的女佣是"张干"，裹着一双小脚，要强伶俐，处处想占先。何干认为自己带的是个女孩，比不了带少爷的张干，因而处处都让着张干，自认为没有底气和她争。小煐却为这事感到十分不服气，常常拿出小姐的架子和她争，这时候"张干"就会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连小煐抓筷子的方式也成为她预测小煐将来命运的证据。小煐抓得近，她就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急得小煐赶忙把手指远远移到筷子上端，以为这下会嫁到近处了，就问张干："抓得远呢？" "抓得远当然嫁得远。"张干得意地说，气得小煐一时说不出话来。弟弟娇弱，书读得也没自己好，因为忌妒她画的图，就乘没人的时候把画拿下来撒了或者在上面涂上两道黑杠子。也就从这个时候起，小煐的头脑中朦朦胧胧地有了男女平等的意识，暗暗较劲，"要锐意图强"，立志要超过弟弟。

但毕竟小煐比弟弟大一岁，比他身体好，比他会说话，也比他能吃更多的好东西，比他能做更多的事情。两人一同玩的时候，总是小煐出主意。凭借着"毛物"给她讲的三国演义或者隋唐时代的故事给她留下的印象，想象两人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自己叫月红，弟弟叫杏红。自己使一口宝剑，弟弟使两只铜锤，以及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略略切莱，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毯，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然而，弟弟经常不听小煐的调派，姐弟间的争吵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但矛盾很快就会被化解："……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鸣鸣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第6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6)

但很快，这样平静的生活就因父母间的矛盾而被打破了。张爱玲的父亲结交了一帮酒肉朋友，整日泡赌城，逛戏院，抽大烟，还背着妻子在外面养姨太太，成了一个十足的浪荡子。

对丈夫所沾染的恶习，张爱玲的母亲厌恶到了极点，深受新派思想影响的她绝不会像旧式妇女那样，对丈夫纳妾、抽鸦片等行径只会忍气吞声，敢怨不敢言。对于丈夫种种堕落的行为，她从来都没有妥协过。尽管丈夫也经常浏览书报，常以新派人物自居，可骨子里仍是个腐朽的封建遗少，十足的享乐主义者，两人为此经常争吵。家中发生的这一切，自然是在花园里嬉戏玩闹的小煐和弟弟所不知道的。

张爱玲的母亲无法忍受丈夫的腐化堕落，最终选择了出走。不久她以留学的名义决意出国。张爱玲的姑姑也是新派女性，坚决支持嫂子的行动，也与她一同出国。1924年，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的黄素琼踏上了远行的油轮。在当时的社会看来，母亲的行动完全是个不守本分的"异数"，但舆论的非议没能阻止她的脚步。在母亲动身去法国时，张爱玲才4岁，尚未对母亲的离去感到怎样的沉痛与悲伤，在《私语》中她忆起母亲当日动身的情景：

"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因张爱玲是女孩，从小过继给伯父，所以称母亲为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波悲恸。

"我站在竹床前面看着她，有点手足无措，他们又没有教给我别的话，幸而佣人把我牵走了。"

母亲无言的痛哭，仿佛是在哀悼自己不幸的婚姻与命运。她之所以出国，也只是一种"眼不见为净"的逃避方式而已。对于这一点，她自己自然是十分清楚的。但发生的这一切，对于年仅4岁的小爱玲来说，是无法看透的。母亲的离去并非是一种伤痛，就好像一个人从记忆中消失了一段时日："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

早在张爱玲的母亲出国之前，她的父亲就偷偷养起了姨太太，母亲的出走不能不说与此有关。一开始，这位姨太太被父亲包养在外面的小公馆里，小时候的张爱玲还时常被父亲抱到那里玩。或许是因为不愿意去，每当父亲过来抱她时，她就拼命地扳住门，双脚乱蹬，把父亲气得非要把她扳下来打几下。可是一到了那边，看着小公馆里气派的红木家具，摆在云母石的雕花圆桌上的高脚银碟子，小爱玲就马上高兴起来，况且姨太太又很会哄人，给她许多糖吃。一等母亲出国，张爱玲的父亲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位姨太太接进了家门。

姨太太本是妓女出身，绰号老八，"苍白的瓜子脸，垂着长长的前留海"。一进了张家，就时常举办各种宴会。躲在帘子背后偷看的小煐，见到了许多稀奇的人物。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两位漂亮姊姊，则最让她难忘："批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裤袄，雪白的偎依着，像生在一起似的。"大概从那时起，张爱玲就一直对美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小煐的弟弟，这位姨太太是不喜欢的，一看到他，大概就会令她想起孩子的母亲来。小煐倒是很合她的心意。有那么一段时期，小煐每日都会被大人们带到起士林去看跳舞。年幼的她还不曾有舞池边上的桌子高，与"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等把面前的这块奶油蛋糕解决掉，她也渐渐在那微红的黄昏里发起困来，照例到三四点的时候，被仆人背回家。姨太太还曾为她做了一件顶时髦的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还曾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布料东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当时四五岁的小爱玲得了这样漂亮的裙子，自然满心欢喜，因而毫不犹豫地说"喜欢你"。然而为了这件事情，直到成年之后她还感到"耿耿于心"，因为那是自己真实的想法，"并没有说谎"。

第7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7)

不过姨太太的脾气实在不好，常把张家闹得鸡飞狗跳："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我难得进去，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奶奶也识字，教她自己的一个侄儿读"池中鱼，游来游去"，忽意打他，他的一张脸常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很快，张爱玲的父亲也领教了姨太太的威力，被痰盂砸破了头。族里人看不过意，最终逼得她不得不离开。姨太太走的那天，小煐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着两辆榻车从大门里缓缓出来，盛着姨太太的银器家什。这在她看来，未必是一件拍手称快的事，然而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好了"，因为太太要回来了。

就在她8岁的这一年，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先是姨太太被撵走，随后父亲又把家从天津迁回了上海，在海外多年的母亲即将归来，这其中的缘由，又与她父亲的差事有关：1927年1月，那位在天津任交通部总长的张志潭被免了职，靠这位堂兄谋得差事的张廷重就此失去了靠山，而英文秘书一职本就是个闲差，他整日不务正业，只知道抽大烟、逛赌场，还和姨太太打架，名声原本就不好，这样一来没多久就丢了官。一时意志消沉，不觉又想起留学海外的妻子的种种好来，这才决意赶走姨太太，迁回上海，给张爱玲的母亲写信，央求她回国。

张爱玲在她的散文《私语》中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

"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睡在船舱里读着早已读过多次的《西游记》，《西游记》里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

"到上海，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地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然而，丢官这件事对张廷重的刺激很大，他因此曾注射了过度剂量的吗啡。事业上的失败，几乎要了他的命。他终日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呆滞地望着前方。窗外的雨哗哗地下着，听不清他嘴里喃喃说着些什么，这让小煐害怕极了。

初涉人世的张爱玲，第一次看到了生活腐烂、颓败的一面。仿佛是一种先兆，人世的阴冷将一步步侵入她内心的世界；而她，终将用一颗更加漠然而悲苍的心灵审视这个世界。她将推翻这一切，她将呼唤属于她的完美。然而此时的成长，还不足以让这颗种子发芽，她仍是一个富家小姐，懵懵懂懂、静静地等待着母亲的归来……

异域漂泊的母亲终于从英国回来了。尽管当初离开的目的是逃避令人心碎的丈夫，而这次的归来则是以女强人的面貌，重新挽救这段婚姻。

母亲回来的那天，小爱玲吵着要穿自己认为最漂亮的小红袄，然而母亲看到女儿的第一句话就是："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不久，小爱玲就有了新衣服，生活的一切都与以往不同了。悔过的父亲被母亲送到了医院治疗。一家人也从石库门的房子搬进了一所花园洋房，过起了洋人的生活。养了狗，种了花，还有迷人的童话书，家里也陡然多了许多蕴籍华美的新朋友。母亲还和一个胖伯母坐在钢琴前模仿一对电影里的恋人。小爱玲坐在地上观赏着，快乐地在狼皮的褥子上滚来滚去。母亲那时候23岁，穿着从欧洲带回来的新奇的洋服，看起来是那么迷人！姐弟俩望着新潮的母亲弹琴唱歌，小爱玲偶尔转过脸来看看弟弟，俏皮地冲他眨眨眼睛，仿佛在说："你瞧！妈妈回来多好！"

这时的家还充满着一种西洋气氛。家中的蓝椅套配着旧时的玫瑰红地毯，实际上这种搭配并不和谐，但小爱玲却非常喜欢，于是连带母亲去过的英国也成为她向往的地方。因为在她的脑海中，一想到"英格兰"，就会出现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则是微雨的青色，就像镶在浴室里的瓷砖，散着生发油的香。这是小爱玲的"英格兰"和"法兰西"，尽管母亲常常纠正她的错位印象，告诉她英国常常下着雨，法国则是晴朗的，但她没办法纠正自己的想法。小爱玲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把自己的新居室、新生活和喜悦写了满满的三张信纸，而且还画了图样，但并没有得到回信--"那样的粗俗的夸耀，任是谁也要讨厌罢？"母亲还告诉她，画图的背景切忌红色。背景看起来应当有距离感，而红色的背景总迫近于眼前。可她和弟弟卧室的墙壁的颜色就是亲切的橙红色，这是小爱玲自己选的，她在画小人的时候也喜欢画红墙，温暖而亲近。

第8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8)

在母亲离开的这4年里，晃动在小煐眼前的，尽是姨太太的影子--这也正是母亲所担忧的。在她眼里，母亲是辽远而神秘的。即使在母亲过马路时拉住她的手，也会让她产生一种生疏的刺激。但母亲回来的这段时光，是张爱玲童年生活中最和美、安宁的时期，仿佛一切都达到了美和快乐的极至。姑姑每天练钢琴，手腕上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大红绒线里绞着细微闪亮的银丝。琴上的玻璃瓶里鲜花怒放，母亲则跟着琴声练唱，"啦啦啦啦"地吊嗓子。童年的记忆如此愉快，"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叶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堕的姿势。"

和许多小女孩一样，幼时的张爱玲对美也有着本能的向往。对美的最初的记忆，便是来自于立在镜前、往绿短袄上别翡翠胸针的母亲。她在母亲的旁侧仰着脸望着，羡慕得不得了，简直等不及自己长大，就许下"宏伟"的心愿：8岁要梳爱司头，10岁要穿高跟鞋，16岁吃粽子汤团，以及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然而越是性急，成长的日子越是看不到尽头："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

母亲还教她学英文，学弹钢琴。就像她自己形容的那样："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此外还充满了"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着的一朵花，听着母亲追述起它的往事，竟自掉下泪来。而母亲见了则高兴地夸赞女儿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这番夸奖，让她一高兴没了眼泪，反倒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她还曾为学画还是学琴的事烦恼过一阵。在看一场描写穷画家的影片后，她痛哭了一场，便立志要当钢琴家，然而她对色彩有着一种源于心底深处的爱好。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的松子糖，黄红色的蟠桃式瓷缸里香喷喷的痱子粉，连那张磨白了的旧梳妆台，也让她着迷。或许是受了母亲的遗传吧，她对颜色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她欣赏古人对颜色的参差对照：宝蓝色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曾用自己第一次赚得的稿费买了一支口红。这支为她的童年增添第一抹亮色的口红，直到她成年后仍然无法忘怀。实际上，从那个时候起，她的眼睛里就从未缺少过色彩，对色彩的感受力几乎是一种天分。

留过洋的的母亲，对于新事物历来敏感而乐于品尝。一回到上海就订阅各种刊物，其中最喜欢的就是《小说月报》和《良友画报》。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文学让母女俩有了心灵相通之感："《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因为这段难忘的经历，使得成年后的爱玲一直对老舍的《二马》念念不忘，"虽然老舍后来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一看到它就会想起母女俩同乐的日常生活场景，有着她以后再怎样努力寻找也找不回来的亲情。

幸福的时光终究是短暂的。恢复健康的父亲没过多久就又开始犯老毛病--抽起了鸦片，并且开始用另一种手段对付作风强硬的妻子。他不出生活费，所有花费都由妻子来付，以为这样终有一日会让这个桀骜的女人因为没钱而再次出走。他别无所求，用尽方式来束缚妻子，以图使她乖乖地向他低头。父亲的这一行径给张爱玲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她的小说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情景：《金锁记》中的姜季泽想骗嫂子的钱，《倾城之恋》中的哥哥花光了妹妹的钱，《多少恨》中的父亲千方百计骗女儿的钱，《小艾》中五太太的丈夫骗尽妻子的私房钱。

母亲早就看透了这些把戏，因而两人没过几天就会大吵一架："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躲在阳台上的小爱玲和弟弟都不作声，静静地蹬着三个轮的小脚踏车。在张爱玲的记忆里，"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父母间的争吵与战争，使他们无暇顾及孩子的生活。一个整日用鸦片麻醉自己，另一个一味地追求西方的自由。张爱玲的童年并未从父母那里获得足够的关爱，然而文学却给了她巨大的安慰，在文学中才找到内心的自我，让生命和情感在文字中流淌。

第9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9)

原本以为这次归来能挽救自己的家庭，然而封建遗少的习气早已深入丈夫的骨髓，想要改造眼前的这个男人，已是万万不能的了。这段千疮百孔的婚姻，不要也罢！

根据张爱玲表哥黄德贻的说法，当时张爱玲的父亲并不想离婚，然而她的母亲则态度坚决，坚持要离。当初为了让妻子回国，张爱玲的父亲曾答应她两个条件：一条是赶走姨太太，另一条是"戒除鸦片"。但后者没有做到。他自知理亏，所以无可奈何。办离婚手续的那天，她的父亲绕室徘徊，长叹一声之后，把笔放回桌上。律师见他这个样子，就问女方是否要改变心意，然而她母亲毫不迟疑地说了句"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

她父亲听了这话，才立刻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冥冥中，母亲对这段婚姻决绝的态度，亦传给了女儿。十多年后，张爱玲也因为男人那无可救药的本性，快刀斩乱麻，结束了与胡兰成的那一段惊世骇俗的爱情，把爱与不爱的问题交给了那个苦苦徘徊挣扎的男人。这样的女人，注定是一场惊艳，一场浮华的旧梦，一个绝美的传奇吧。

尽管母亲勇敢地和父亲离了婚，但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虽然已现新思想的曙光，但在一般人世俗的眼中还是不能接受的。在中国，一个离了婚的少奶奶要保持个性与人格谋取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权利是不容易的事，但对于个性独立的母亲，即便再怎样不幸艰难，对于她，没有比自由与尊严更重要的了。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若干年之后，张爱玲讲出这样刻骨铭心的话。对于父母的离异，她也曾提到过自己的想法："虽然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她曾对一个因插足别人家庭而担心让男方离婚会伤害他孩子的同学说："……我自己就是离婚的人的小孩子，我可以告诉你，我小时候并不比别的小孩特别地不快乐。而且你即使样样都顾虑到小孩的快乐，他长大的时候或许也有许多别的缘故使他不快乐的。"

张爱玲的父母是协议离婚的。孩子都归父亲监护和抚养，不过张爱玲的母亲在离婚协议上坚持，女儿日后要进什么学校，必须先征求她的同意，教育费用则由父亲方面承担。母亲的坚持，使女儿得以继续在新式学堂接受教育。

1930年，10岁的她被带到黄氏小学入学时，母亲一时踌躇着不知填什么名字。她觉得"张煐"这个名字叫起来嗡嗡地毫不响亮，可匆忙中又不知该用什么名字，于是临时用英文名"Eileen"的音译名"爱玲"，作为女儿入学登记用的名字，等想好了再给她改过来。可母亲一直没有想起更好的名字，而随意想起的"张爱玲"这个名字，却在她以后的岁月中，发散出奇特的魅力。

张爱玲的家从此变成了两个--父亲的家，母亲的家。按照离婚协议上的要求，母亲仍关心女儿的教育问题，尽管她同父亲生活在一起，但张爱玲也同样可以去看望母亲。这一点让她感到极大的满足。离婚后，母亲就很快同姑姑一起搬走，住进了赫德路公寓。父亲这边也搬到了一幢新洋房--康乐村10号。

尽管分居两地，张爱玲时常去母亲和姑姑那边玩，母亲公寓内的欧式装饰让她十分好奇和着迷。在那里，她生平第一次见到铺在地上的瓷砖、浴盆与煤气炉子，对这里的一切都非常喜爱："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有些我所不大明白的人来来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相比较之下，父亲这边的家则完全是两样："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

当小爱玲还陶醉在母亲家的快乐与新鲜感中的时候，母亲竟又要动身出国了。在临走前，母亲曾到黄氏小学去看望过她。她不愿当面表露自己真实的情感，在《私语》中，她写道："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解决，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得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第10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10)

母亲这一走，父亲这边的家很快又变回了天津时的老样子：花园洋房，狗，一堆的仆人，一个吸鸦片的父亲，没有母亲。

时间仍一如既往地静静地溜走。她住在学校里，继续上着小学。每逢节假日，都会有家里派来的司机来接她。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小爱玲继续学习钢琴，还请了一位白俄老师授课，每周一次。但父亲认为学费太贵，每次她向他要钱交学费时，父亲总是一拖再拖，迟迟不肯给。可怜的爱玲"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钢琴课也就此断了。

1934年，张爱玲从黄氏小学毕业，进入了有五十年历史的圣玛丽亚女校。此时的她不再是从前那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了，一片新的天地在她面前展开。和一切刚刚走上人生之路的少女一样，她开始设想着自己的未来：中学毕业后就到英国去读大学，学画卡通画片，尽可能地把中国画的画风介绍到美国去，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全世界，在上海拥有自己的寓所，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显然，张爱玲的这些理想受着她母亲欧式生活方式的影响。然而，这种理想还未及实行，家中又发生了一起"结结实实的，真的"事件--父亲又结婚了。

可以说，这件事预示着张爱玲整个少年时期阴郁记忆的开始，也正一点一滴地磨去她原本对家的热爱，最终导致了她的第一次出逃，并渐趋独立面对外面的社会，真正的"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

父亲迎娶的是孙用蕃，即孙宝琦的第七个女儿。孙氏一系也是显贵人家。孙用蕃的父亲孙宝琦，1901年出任法国大臣，1903年又兼任西班牙国大臣。在法期间，他还暗中协助孙中山从事海外革命活动。因而进入了民国时期，他仍能够继续在新政府里任职。北洋政府期间，他曾先后担任过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的职位。

孙宝琦，除了正室外还有4个妾，一共有24个子女，在女儿中，孙用蕃排行老七，当时已经36岁了，同时也是陆小曼的闺中密友。据说十分精明能干，善于交际和处理家务。如此看来，她嫁给财势渐弱的张廷重，和她的兄弟姐妹比起来，似乎有点"下嫁"的意思，其实这位老小姐早染上了阿芙蓉癖（抽鸦片），而这一点是张爱玲的父亲所不知道的。

1934年的夏天，张爱玲父亲在礼查饭店进行订婚仪式，半年之后在华安大楼举行了婚礼。张爱玲和表姊们一起参加了这次婚礼。那一年，她14岁。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年龄，然而在整场婚礼上她都一直沉默着，面对父亲闹哄哄的喜事，她没有喜，也没有忧。对未来的生活，此时的她是否已预知到某种阴影正悄然靠近呢？成年后的张爱玲在《私语》中揭示了她的这种隐忧：

"我父亲要结婚了。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不幸被她言中。由于这位后母的出现，或者说因为她所起到的作用，张爱玲日后的这段生活开始嵌进更深而终身无法愈合的伤口，在反抗这创伤冲击的挣扎下，曾经的那段橙红色的童年时代、充满优裕感伤的少年时代，一同成为了遥远的记忆。她开始面对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开始像大人那样思考。

后母进门后，对住房十分不满意，总觉得现在住的洋房太狭窄，不够气派，因而要求搬家。此时在张爱玲的二伯父的名下，正好有一栋别墅空下来，一家人就搬了进去。别墅原本是李鸿章送给女儿的陪嫁，李菊耦还在世的时候，张爱玲的二伯父、父亲还有姑姑都住在那里。等祖母去世后，子女们分了家产，别墅归于二伯父名下。在她父亲谋得天津的职务迁居之后，她的二伯父觉得住在这样大的别墅里太过奢侈，也搬了出去，一直把房子租了出去。

这栋别墅位于麦德赫司脱路与麦根路的交界处，挨着苏州河，能够望见河对面的闸北区。别墅是在清末民初时建的，仿欧式建筑。房间很多而且进深很大，后院还留有一圈房子供仆人居住，算起来总共有二十多间。一般而言，像这样大的房子，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来住才划算，但张爱玲一家总共只有4个人而已，而且房租昂贵，他们根本没必要租住在这样宽阔豪华的房子里，可她的后母坚决不住那栋康乐村的房子。那里离她的舅舅家太近，而且后母一点也不喜欢她和弟弟总去舅舅家玩--凡是和张爱玲的母亲有关的事物，这位后母都不喜欢。

第11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11)

张爱玲也不喜欢后母挑的新住处。她曾经出生在这栋房子里，现如今隔了十几年又回到这里，心中难免会有一种阴郁之感："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现在已经是圣玛丽亚女校高一女生的张爱玲，十分不喜欢这种沉闷而恹恹欲睡的气氛--越是有机会接触到新空气、新人物，这种不满就越深、越重地隐在她沉默寡言的外表之下。

不过在最初的两年里，张爱玲都在学校住宿，到了周六，家里派司机来接她回家。到了周一的早晨，又坐着父亲的汽车去学校。只有周末会在家里，因而张爱玲的生活并未因后母的出现发生强烈的变化。在家的时候，她就在家里做她喜欢做的事。自己裁纸手绘圣诞卡与贺年卡，看电影看小说，照常去舅舅家谈天说地--和过去没什么两样。她喜欢去姑姑那里，喜爱她那的雅致、清新以及姑姑职业新女性的生活作风。当时她姑姑一直在怡和洋行做事，随后又到电台做播音工作，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五四之后的新女性了。

张爱玲与后母之间的关系，多是出于礼节性的友好。在家过假期时，她偶尔也会与后母寒暄几句，谈谈天气，聊聊家常，甚至有一次竟让她的后母大为感动。有一年放暑假，张爱玲在父亲的书房里写作文，写好后就跑到舅舅家去了，并没有收起来。后母无意中进到书房，看到了她的作文，着实被作文的内容感动了一番。这篇名为《后母的心》的作文，把一个后母的处境与心态都刻画得十分深入。后母以为这篇文章是张爱玲为她写的，所以凡是有亲友到家中来，后母都要把这件事说个不停，夸她文章写得好，人又懂事。而实际上张爱玲写这篇作文主要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写作技巧，并没有别的意思。在这一点上，她的父亲比较了解，但既然因为妻子的"误解"而使家里有一种比较融洽的气氛，他也就乐得随声附和。

然而总得来说，张爱玲与后母间的融洽只限于表面性的礼仪，她们内心都有着一层说不清的隔膜，就像从前因为姨太太的"贿赂"而说了一句"喜欢你"，多年之后仍不能原谅自己对母亲的"背叛"。不管怎样，她都不可能同后母"一条心"，何况这中间隔着一个美丽的亲生母亲，一个从精神上魅惑她的偶像；而同样出身于大户人家，工于心计的后母决不会被这小姑娘的"伎俩"蒙骗过去。

由于长期抽鸦片，这位后母的心态多少有点神经质，时常表现出刻薄阴鸷的一面。在她统掌张家经济大权后，丈夫前妻一双儿女的境遇可想而知。张爱玲只能拣着穿后母穿剩的衣服。她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带给她的伤痛："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陈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后母的刻薄，使得中学时代的张爱玲很少交朋友，因为"自惭形秽"。就像她的小说一样，人物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更没有"爱"。

张爱玲中学时代的国文老师汪宏声先生说，爱玲因为家庭中的某种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不幸的家庭生活使她敏感早熟，当她带着一颗童稚而易受损伤的心理被抛到人间感受世界的冷暖时，处处将被笼罩在内心的家庭生活的阴影投射到周围的人和事上。没有得到正常发展的人格心理使她感到周围是一个冷漠的世界。这些性格特点对张爱玲写作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热闹，拥挤，然而陌生，隔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充塞着幻觉、烟幕。她把这种人性里的仇恨、善变、嫉妒、鄙视、猜忌、虚伪，描述的淋漓尽致，不加任何冠冕堂皇的掩饰。爱与不爱，于她笔下所圈定的人物，都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他们的心始终孤寂、寒冷而又荒凉，弄不清自己真正的所在。

第12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12)

但因为在学校住宿，很少回家，因此彼此间敷衍几句就过去了，然而年幼的弟弟则终日处于后母的魔爪之下，他的性格又比较柔弱，受到的待遇也就更差。某次放假，张爱玲回到家中，见到弟弟时吓了一跳：原来那个"秀美可爱"的弟弟不见了，站在她面前的是个又高又瘦的萎缩的少年，穿着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只对许多庸艳的连环画感兴趣。那时候的张爱玲正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在她看来，弟弟的阅读趣味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见了"。仆人们纷纷向她揭露弟弟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当姐姐看到弟弟如此堕落，比谁都更加气愤，也附和着众人激烈地诋毁他，然而大家反倒过来劝她了。

弟弟的荒废学业、游手好闲，让张爱玲伤心不已，然而更让她无法容忍的，则是弟弟在这个阴气沉沉的家中所发生的性格变异与心理畸化：一次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张爱玲的父亲竟动起手来，重重地打了弟弟一个耳光！她惊呆了，"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然而她的后母竟笑了起来："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张爱玲丢下了饭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面前，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一定要报仇。"……"正当她恨恨地发下毒誓的时候，只听"啪"的一声，一只皮球撞在了临着阳台的浴室玻璃窗上--她的弟弟已在阳台上踢球了。"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对弟弟彻底失望的张爱玲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看到弟弟所遭受的一切以及发生在他身上的蜕变，做姐姐的张爱玲已没有了眼泪，因为在弟弟的身上，她同时也看到了自己未来生活的影子。这个家值得她留恋的东西已经越来越稀少了，在这里，她找不出什么东西能够激起她的热爱；倒是此刻远在欧洲的母亲，常常能引起她一些奇异而美好的憧憬，一种超越亲情的浪漫的爱恋，她后来以这样的话语来评论自己母亲："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个美丽的女人。"

1937年，为了张爱玲的学业，母亲再次回国；张爱玲也于同年夏天，从圣玛丽亚女校毕业。然而当她勇敢地向父亲提出要到英国留学时，就像此前父亲迟迟不肯拿出学费一样，这次她遭到了拒绝。"我把事情弄得很糟，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他发脾气，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张爱玲在《私语》中写道。这或许代表了张爱玲的隐秘自责--她是为了支持母亲才被父亲弃绝的。

父亲的自私当然令张爱玲很失望，对家人的态度也就更加冷淡了。父亲虽然很少过问她的生活，但实际上却是喜欢她的。张爱玲的活泼伶俐，天资聪慧让父亲很是欢喜，还曾亲自为她的《摩登红楼梦》拟标题。在没有母亲的相伴的日子里，父亲的那间散发着淡淡幽香的书房，雾一般穿过玻璃的阳光，乱摊在屋内的小报，甚至弥漫在屋内的鸦片云雾，也让她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美感。一边浏览着小报，一边同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这种单亲的异性爱，使张爱玲对父亲有一种深沉的依恋感，这份依恋或多或少也同样存在于她对胡兰成的情感中。然而尽管对女儿的文学天赋非常欣赏，但是父亲对她的感情却是十分复杂的。他并不觉得女儿是爱自己的，女儿的心从不曾属于他这边，她的性格太像她母亲。父亲是把对前妻的恨迁移到了张爱玲的身上。张爱玲是懂得这些的，她在潜意识里把自己的不幸的一部分归咎于母亲的离家出走，而对父亲始终是有幻想的。"母亲回国来，虽然我并没有觉得我态度有显著的改变，父亲却觉得了。对于他，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来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在那一边。"

第13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13)

一直以来与前妻的隙怨，此刻又因女儿的"偏向"而凸现出来，父亲话中的"别人"当然是有所指的，而后母也不失时机地过来添油加醋："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实际上，早在她的母父离婚的时候，离婚协议上就明确地写着，有关张爱玲的学业问题，都需征求母亲的意见。显而易见，后母在借题发挥，将对自己前任--张爱玲生母--的反感转移到张爱玲的身上。

由于家庭矛盾的激化，后母的这种嫉恨很快就在一件小事中爆发了。当时正值1937年夏天，一直虎视眈眈地窥伺中国的日本突袭了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当时张爱玲正在邻近苏州河的家中，夜夜被隆隆的炮声吵得不能入睡，因而就跑到母亲的住处待了两周。走前她已和父亲交待过，但却未告诉后母。女人天生的猜忌心理令这位后母对张爱玲的"出逃"怒不可遏。两周后，回到家中的张爱玲如同经历了一场暴风雨。

"回来那天，我后母问我："怎样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我说我向父亲说过了。她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一个嘴巴，我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住了。我后母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

当"后母一路锐叫着"向楼上的父亲奔去，深知父亲脾气的张爱玲预感到大祸就要临头了，周围的环境在她的心目中立刻定格为无声的场景："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了，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终于，她的父亲趿着拖鞋，气急败坏地冲下楼来。一把揪住她，拳足交加，大声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为了一个神经质的女人，张爱玲平生第一次遭受了父亲的毒打："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此时的张爱玲，脑中一直闪现着母亲一句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她并没有想抵抗。暴怒的父亲上楼去了，被打倒在地上的张爱玲爬起来，独自走到浴室的镜子前，她像一只受伤的小动物一样，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审视着自己身上的伤。她本想跑出去报警，可却被看大门的巡警拦住，并被告知门是锁着的，钥匙在父亲那儿。

"我试着撒泼，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但是不行，撒泼不是容易的事"。父亲知道了女儿的意图，脾气比刚才更坏了。一等到她回到家里，就把一只大花瓶向女儿的头上砸去。这是怎样惊心的场面啊！然而张爱玲在记述这一段时却只写道："稍微歪了一歪，飞了一房的碎瓷。"她的心已然麻木了。

父亲走后，照顾她的何干哭着对她说："你怎么会弄到这样的呢？"顿时，长久以来憋闷在她心中的冤屈，一古脑儿地都涌了出来，她抱住何干大哭了一场：刺痛自己的，是至亲的人；怜悯自己的，是毫无血缘关系的人："然而她心里是怪我的，因为爱惜我，她替我胆小，怕我得罪了父亲，要苦一辈子，恐惧使她变得冷而硬。"她在黑暗中伤心地抽泣。从小就在无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她，世界之于她，完全是个缺乏情感的物欲的俗世。爱是一种奢侈品，在她眼中，现实原来就是如此，所以她无可奈何地哀叹："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惨伤。"

因为替张爱玲担心，何干就偷偷地往她舅舅家打了电话。第二日，张爱玲的姑姑就来替她说情。后母一见到她就冷笑道："是来捉鸦片的么？"还没等她姑姑开口，她父亲就从烟铺上跳起来劈头打过去，这下"情"没说上，人先被打伤送进了医院。临走前，她姑姑发誓说："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然而这终究是家中的丑事，并没有闹到巡捕房去。

第14节：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14)

姑姑走后，张爱玲一度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她的心中也充满了诗意："Beverley Nichols（通译作"贝弗利·尼科尔期"，英国作家）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地杀机。" "花园里养着呱呱追人啄人的大白鹅，唯一的树木是高大的白玉兰，开着极大的花，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从来没有那样邋遢丧气的花。"

张爱玲知道，父亲决不至于把她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她用手紧紧地捏着阳台上的木栏干，"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她的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此刻，她希望有个炸弹掉在家中，瞬间解决所有的问题，"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善良的何干怕她逃走，一再地叮嘱道："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而实际上那些脱逃的计划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的脑子。

还没等实施真正的脱逃计划，她却病倒了，生了沉重的痢疾，一病就是半年，还差一点死掉。然而父亲既没有为女儿请医生，也没给她抓药。躺在病床上的张爱玲，望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又开始陷入莫名的伤感中，甚至想到了死亡："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石灰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在病痛的折磨之下，她依然通过她那份独有的感官，倾听着周围的一切：大门每一次的开关声，"巡警咕滋咖滋抽出锈涩的门闩，然后呛啷啷一声巨响，打开了铁门"。即使在睡梦中也能够听见这声音，还有踩在煤屑路上的吱吱叫的脚步声。"即使因为我病在床上他们疏了防，能够无声地溜出去么？"她一刻都没有忘记从这里逃出去。

"一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终于，她从何干那里打听到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于是在一个隆冬的夜晚，她伏在窗上用望远镜观察着外面的动静，一等到夜路上没有人，她就真的挨着墙一步一步地逃出去了！

张爱玲在忆起这段出逃经历时写道："--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真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

在经历这件事之后，张爱玲基本上就与父亲断绝了往来。在她看来，父亲在她生命垂危之际如此待她，父女间的亲情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根据她弟弟张子静的回忆，在张爱玲痢疾越来越严重且拖了很长时间之后，照顾她的何干惟恐她出事，自己会负连带责任，于是就趁她后母不注意，把事情偷偷讲给她父亲听，并一再声明：倘若他再不采取挽救措施，出了人命她可不负任何责任。或许是考虑到万一出了人命，自己将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传扬出去不好听，抑或是此时的怒气已消，而且对女儿除了这次的震怒之外，两人并不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所以张爱玲的父亲便开始注意到女儿的病情。他用消炎的抗生素针剂为女儿注射了几次，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后妻做的。之后，她的病情基本上得到了控制。在何干的精心照料下，张爱玲才得以恢复健康。

张爱玲留在父亲家里的东西，都被她后母拿出去给人了，只当她死了。因为她的出走，父亲迁怒于何干，认为她也是女儿的同谋，就把她大骂了一顿。没几天，这位一直最关心张爱玲的老人收拾东西，离开张家回皖北老家去了。当时张爱玲已经投奔到母亲那边。何干临走之前，还偷偷收了一些纪念物给小主人送过去，主要是一些张爱玲小时候心爱的玩具，多年之后，她一直记得"内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绿鸵鸟毛折扇，因为年代久了，一煽便掉毛，漫天飞着，使人咳呛下泪"。

第15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1)

曾经和弟弟一起在院子里追大白鹅的岁月，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在张爱玲趁着夜色摸出父亲家大门的时刻，即是她生命中另外一种东西呼之欲出之际。她自我封闭的内心充满了敏感和警惕。不久，张爱玲发现，自己对母亲的情感也正在发生着变化。

"那年我弟弟也跟来了，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了。我母亲解释给她听她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我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后来他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

这件事，使张爱玲感觉到"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母亲是封建家族里走出来的新潮女子，所选的路是走出去接受新潮的西方思想，这让幼时的张爱玲对母亲产生了一种极大的渴慕，母亲于她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另一方面，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既有着书香之家的文笔风流，也脱不掉封建遗少的种种恶习，对家庭从未自觉出一种责任感，这让张爱玲既爱又恨。当她死里逃生地回到母亲身边时，等待她的，又不复是"柔和"的亲情了。

张爱玲从他们那里得到两个一生都无法逃离的宿命：抒发于文字间的浓郁的苍凉之色；于母亲处得来的对于感情的自恃，特别是对亲情的淡漠，从而也为自己的感情生命造成了一种饥渴，希冀创造一种丰润的感情生命。亦如她对胡兰成痴狂的爱恋，尚或有些笨拙，只是高傲的血统于她尚不致贻笑大方，但与文无关。渴望爱的临近，却恐惧于爱的迷惑力。清醒地认识着爱的本质，却又悲哀地迷乱于爱自失的过程。这是所有女人的通病。每个女人的潜意识里都在等待着那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人，千万年，千万人之中无可替代的那个人，却又因熟稔千万年，千万人普遍的规律而畏惧，畏惧于自我被卷入的狂热力量，因而本能地要去逃避爱的份量，惴惴于爱的降临。飞蛾扑火的热情与抽身独处的冷寂，是一双相互咬啮的小兽，存于她的灵肉之间。固然，与胡兰成之爱虽为悲剧，但那一等才情，三等人品的男人，其多情风流、薄性任意的性情，自然有着客观的成因。

第二章 韶 华胡村有子初长成

浙江嵊县下北乡的胡村，是一个山水环绕的美丽村庄。人口不多，只有几十户，但也被分成了倪家山、陆家坳、荷花塘和大桥头四处。胡村有条石头铺成的大路能够通到奉化，还可以经过三界、章镇到达绍兴，沿途的田地虽然有些贫瘠，但是由于这里的住户很分散，所以这个地方显得非常宽阔，让人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地理优势，胡村的人们接受了很多新鲜的事物，一个个不但能说会道、头脑灵活，而且还善于经商，这里的商业活动有着八十多年的历史。

胡村的先祖是明朝人。起初，胡村还有倪、陆两姓人家。据说，有一天胡村的先祖贩牛经过那里，正好遇上大旱，他不小心一把火将田里的稻子都烧了，还赔上了自己的牛；就在这时，下了一场大雨，大旱反倒变成了大丰收，田里被烧的稻子全都活了过来。这位先祖自然成为丰收的大功臣，于是他就在这个地方安了家；而后来，倪、陆两姓人家逐渐迁离到了别的地方。胡姓人家越来越多，于是便有了现在的胡村。

太平天国前后，胡村的商业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那个时候，各家各户都在养蚕、采茶、打桐油，销往海外，几乎每一家都很富裕。即使到了现在，胡村仍然保留着当时所建造的红墙瓦屋，在现在看来依然气势磅礴。

胡兰成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地方，而江南的山水风物也孕育了众多的才子佳人，胡兰成也算是其中的"佼佼者"。胡兰成，生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六，即公元1906年2月28日，字蕊生。他的父亲胡秀铭娶过两房妻子，都属于旧式的包办婚姻。胡秀铭的第一个妻子宓氏，很早以前就因病去世了。之后，他续娶了吴氏，也就是胡兰成的母亲吴菊花。

虽说是旧式婚姻，而且还是二婚，但是胡秀铭和吴菊花之间的感情还算和睦。胡秀铭挣到钱之后，都会把钱交给吴菊花，吃饭的时候，他还会跟她说一些家里家外的事情。在生活中，他对妻子总是很和气，还带有敬重，而吴菊花也能立刻领会到丈夫对自己的情意。也许，这就是夫妻间的心灵相通。可惜，胡兰成却没有继承父母之间的相亲相爱，最终与他最爱的才情女子张爱玲劳燕分飞。

第16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2)

宓氏为胡秀铭生了两个儿子，积润、积忠；吴菊花生了四个儿子，积义、梦生和怀生，胡兰成是吴菊花的第四个儿子，但是在兄弟当中他却排行第六；胡兰成4岁的时候，吴菊花又给他生了一个弟弟。据说，胡兰成的父亲之所以给他取名"兰成"，是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够功成名就，名扬四海，像兰花一般的将香气传回家中，光宗耀祖。

胡兰成出生的时候，父亲年岁已经很大了，而母亲也已经41岁了。对于他们夫妇俩来说，也算是中年得子，理应溺爱，但是他们并没有特别重视胡兰成。这是因为他们之前已经有了好几个儿子，再多一个也不显得珍贵；另外，胡兰成出生的时候，胡村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富裕了。

所以，胡兰成并没有得到母亲过多地骄纵。在他小的时候，母亲很少抱他，宠爱他，反而经常打骂他。有的时候，胡兰成也会赖在母亲身边撒娇，每当这时，吴菊花就会说："这么大了还要抱，小孩要自己去玩，大人还要做事呢！"

胡村人对孩子从不娇生惯养，小孩到了四五岁就要帮着家里干活。胡兰成也不例外。但是，母亲也从不夸他，因为在他母亲的眼里，教育孩子的方法没有"夸奖"这一说。

胡兰成五六岁的时候，经常独自跑到溪边挖螃蟹。有一次，他沿着溪滩一路向前走去，等到他猛然看向四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来到了山边的一个深水潭，大桥头的家门已经不见踪影了。高高的山挡住了阳光，深水潭四周一片昏暗。这时，一阵山风吹过，胡兰成顿时害怕起来，他赶紧往回走。心理的恐惧越来越深，他一边走，一边哭，身上只穿了一条青布裤衩，并且赤着脚，脊背也已经被晒得通红，手里面还拎着装了几只小螃蟹的蒲柳口袋。这让胡兰成第一次感到害怕，那是一种近乎绝望的害怕。

胡兰成7岁的时候，有一天与弟弟两人一起去屋后的竹园里玩耍。玩累了，胡兰成便背着弟弟穿过溪水，来到洗衣石边上。他先站到了石头上，然后让弟弟从岸上跳到他的背上。弟弟虽然矮小瘦弱，但是冲劲很大，结果，弟弟是跳到胡兰成背上了，却由于重心不稳，两人一起摔进了水里。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赶紧爬起来央求弟弟不要哭，更不要告诉母亲。可是衣裳已经湿了，回去肯定会被母亲打。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将自己的衣服和弟弟的衣服全都脱下来晾在溪滩上。但是，弟弟实在不愿等到衣服晾干再回家，于是就一人先往回走了，胡兰成也没有拦他。弟弟回家后，将整件事情都告诉了母亲，母亲有些生气，又有些吃惊。但是，她依然对着胡兰成笑着骂道："你这样犯贱，且这样的无知识！"那个时候的胡兰成不知道犯贱的含义，但是他隐约感到自己的行为有些不对。穷人家的孩子虽然不是什么金枝玉叶，但是也不轻贱生命。他当时心窍未开，有着一种不同于其他孩童的糊涂劲儿，不过或许他自己不觉是糊涂，而是稚朴吧。

每当看见渐要落山的夕阳，山上叫唤的羊，桥上行走的人，以及桥下湍急的流水，幼年的胡兰成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惆怅感。他曾这样说道："当我在郁岭墩采茶掘番薯，看见天际白云连山，山外便是绍兴，再过去就是杭州上海，心里就像有一样东西满满的，却也说不出来。若必说出来，就只能像广西民歌里的：唱歌总是哥第一，风流要算妹当头。出去高山打锣望，声鸣应过十二州。"那时的他，已经期盼着能够走出胡村，但是却不知道自己会到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的路应该怎么走。因此，他的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落寞之感。

那个时候的胡兰成，肯定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成为汉奸而流浪在异国他乡。总之，路都是人自己走出来的，胡兰成也不例外。1926年，胡兰成刚满20岁的时候，父亲胡秀铭因病去世了。1936年，母亲吴菊花也离开了人世。对于吴菊花而言，她一生操劳，最后儿孙满堂，也算人生之大幸。

胡兰成的父亲胡秀铭曾读过几年私塾，文章写的也算条理清晰，是非分明；但是，他并不以笔墨为生，也没把自己当成读书人来看。

第17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3)

胡秀铭经常教儿子写字，他要求胡兰成要笔画平正，结构方正；有的时候，他还会讲一些书上的故事给胡兰成听。但是胡秀铭始终觉得他的字和文章不对路，所以从来也没夸奖过胡兰成。胡秀铭对音乐也很有研究，却从没教过胡兰成这些，在他看来，音律乐器都不是正经事，会玩物丧志；而他本人也很少玩弄乐器，只是在特别清闲的时候与别人消遣一下。他还有着旧式文人过多的礼仪，在这一点上胡兰成随了他的父亲。胡秀铭在对待刚进门的侄媳妇，还有侄女辈的女子时总是非常有礼貌，就像对待客人一样；即使在桥头遇见六七十岁的妇女，他也会按着辈分叫她们嫂嫂或者婆婆，而且他对待任何一个人的态度都是谦恭有礼的。

胡秀铭骨子里还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属于穷热心那种。如果乡里邻居之间出现什么纠纷，他都会出面调解，大多数情况下，他的调解都会奏效，因此也就受到别人的感激，逢年过节有时也会收到别人的谢礼。当然，出力不讨好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有一次，距离胡村40里地的俞傅村，那里的一户农家因为田产与乡绅发生了矛盾，胡秀铭很热心地去帮着农家打起了官司。先是打到县里，结果官司输了，他不服气，于是自己掏旅费、诉讼费，陪同那户农家去杭州打官司。两年之后，官司最终打赢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农家的妻子却抱怨起来，说官司虽然打赢了，却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钱财。这显然是指胡秀铭在多管闲事。胡秀铭虽然心里很难过，但是也自觉理亏，就什么也没说。而这一幕，被俞傅村的一个财主看见了，立刻对胡秀铭产生了敬意，在他看来，胡秀铭是可以做一辈子朋友的人。于是，两人成为了莫逆之交。这个财主，上辈人是以柴盐生意起家的，现在店里仍然生意兴隆；美中不足的是，他虽然娶了两房妻子，但却没有一个儿女。他看着胡家人丁兴旺，便想让胡秀铭过继给他一个儿子。于是胡兰成便被过继给了俞家，那年，他刚满12岁。

父亲知书达理的性格并未完全遗传到儿子胡兰成的身上，虽然胡兰成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还算比较快乐，但是他也曾对父亲有过不敬的表现。在当时看来，这种不敬比较隐讳，而在现代人的眼中，会着实让人无法理解。那时他在杭州的蕙兰中学读书，胡秀铭从乡下赶来看他，两人一起去西湖游玩。也许对胡兰成来说，在那样幽静的环境里不宜提学校的事情，而刚刚游玩过的岳王坟也没有多大意思；于是，父子俩坐在游艇里沉默不语。那时，胡秀铭穿着半旧的土布长衫，迎着湖水的微风，就好像仙人下凡一般。刚开始，胡兰成还为父亲的风采着迷，不一会儿，便无端地生起气来。这的确让人有些费解，也许文人的心思如发丝吧！一点点不美的感觉就会让心绪产生极大的波动。当时的胡兰成大概就是这样。因为不满父亲的沉默不语，所以眼看着流进游艇的湖水渐渐浸湿父亲的鞋，而不告诉父亲。这不但没有让他觉得懊悔，反而让他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他是那种对于别人的错误、不齿的事情，也能心安理得，甚至于沾沾自喜的人。不管面对什么事情，他总能为自己的错误找到自我安慰的理由，而不知悔改。这样看来，胡兰成后来走上卖国求荣的道路，在小的时候就已经有所体现了。

此外，胡兰成还是一个没有亲情观念的人，这在他对父亲的情感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当胡兰成长大成人之后，他的心里基本上装不下亲情，他一味地漂泊闯荡，在不顺利的时候回到胡村散心，继而再远离家乡。有一次，他从外面回到家中时，胡秀铭刚刚去世不久，家里到处都是父亲的遗笔，有的写在蚕匾上，有的写在桔槔上，还有绍兴戏的抄本……胡兰成看着这些，心里竟没有一丝伤感，甚至连保存的意愿都没有。此外，就连母亲的遗照在当时也是由侄女青芸收着的。对于自己这种近乎没有人性的做法，他自认为，中国人的伦常是一种天性，并不是一种私情，而是他由始至终的信仰，才使得他对于自身作反省。这便是他的冷漠与无情。他并不具备他所谓的由始至终的信仰，而他所标榜的"自身反省"更是滑稽可笑！试想一下，只要稍微有点信仰的人，会置民族大义而不顾吗？稍微有点自我反省意识的人，会在卖国求荣成为汉奸的时候沾沾自喜吗？绝对不会。胡兰成骨子里所蕴藏的冷漠，是任何一个常人都难以想象的。这种冷漠，致使他成为一个没有亲情、没有民族大义、恬不知耻的人！

第18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4)

而母亲吴菊花在胡兰成的眼中，则是犹如圣母娘娘一样神圣的女性。当然，也有着寻常母亲的平易和严厉。吴菊花与一般旧式妻子一样，非常在意乡间的礼仪。在家的时候可以穿着短袄长裤，但是只要出家门，即使到溪边洗衣服她也会换上长裙，就连在堂前纺棉花时也会穿着；不管是家族的长辈，还是外来的客人，或者是叔伯经过家门，当他们进来稍坐片刻的时候，她也会端出茶水，恭敬有礼。但是，她从不轻易去邻居家，更不会与人说长道短。所以，在整个家族中也算是受欢迎的一个人。

吴菊花教育胡兰成也有自己特殊的方式。最初，胡兰成离家去杭州念书的时候，吴菊花非常担心，她一面帮着儿子整理行装，一面叮嘱道："出门在外，最忌讳理睬世人；要照顾自己的饥饿冷暖，更不要忘记了家中的艰辛。"也许跟吴菊花的教导有关，胡兰成的确记住了家道的艰难，却将民族大义抛在了脑后。

在胡兰成十三四岁的时候，胡村曾发了一次大水。凶猛的洪水冲到他家门前，淹没了半面墙壁，时不时还传来墙壁倒塌的声音。幸亏急流中夹杂了大量的沙石，这才将房屋柱脚埋住，保住了房子。整个村子的人都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抢救被洪浪冲走的桌椅、牛羊。而胡兰成跟弟弟两人趴在楼上，听着外面风雨雷鸣的声音，这时他竟然异常兴奋起来，并且大声唱起学堂教给的歌谣。这次事件，极大地惹恼了吴菊花，于是她破口大骂道："你到底是人还是畜牲？"

吴菊花虽然只是一时生气，却骂出了胡兰成骨子里一些卑劣的个性。那个时候，胡兰成已经是懂事的年龄了，他当然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他不应该袖手旁观，更不应该幸灾乐祸，而是帮着大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减少洪灾带来的损失。而他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不知好歹地唱起歌谣来！俗话说得好："三岁看到老。"他的这种表现，完完全全预示着他会在时局动荡不安的抗日年间，投身汪伪政府大谈所谓的民间起兵！

虽然过继给了俞家但除了寒暑假之外，胡兰成大部分时间仍然是待在生父母的家里。最初他并不是很情愿，因为实在想不明白自己怎么凭空多出了一对爹娘，所以，他刚去俞家的时候，觉得俞家的一切都那么不顺眼。也许是对俞家期望过高的关系。俞家虽是富户，在他看来却只有土气和俗气。

俞傅村的村民们大都是靠天吃饭，胡兰成的义父虽然是一个不小的生意人，但是也是务农起家，身上自然充满了泥土的腥味。家里虽然雇用了长工，但是他仍然会在做完生意之后，扛着锄头下地劳作。俞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好人家，胡兰成的义父为人厚道善良，一点也没有"为富不仁"的坏习气。他虽然节约简朴，但是生性慷慨大方，所以俞家每顿饭必然有酒有肉，到了下午还会做一些小点心。

对于胡兰成而言，和俞家成为干亲关系，实属他人生中一件最大的幸事，因为胡家所缺少的正是俞家所拥有的--钱财。后来，胡兰成之所以能够去杭州念书，全都是依靠俞家的慷慨解囊。因此，胡兰成与俞家也就越来越亲近了。每逢寒暑假，他都会住在俞家的。

这里不得不提胡兰成的庶母，她对胡兰成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位庶母是杭州人，姓施，名春，人们都称呼她为春姑娘。胡兰成过继到俞家的时候，这位庶母刚刚32岁。庶母是属于《红楼梦》里王熙凤那样争强好胜的人物；而胡兰成自始至终都是软弱无能的那种，因此他渐渐喜欢、佩服起庶母，庶母做什么事他都愿意跟在身边。

只要是在俞家，胡兰成就会像一个跟屁虫一样跟着庶母。不论庶母去晒谷场晒谷子，还是在屋檐底下绣花，亦或是进房间开衣箱取东西，他都会跟在身边。有时候庶母下午给在田地里的雇工做点心，胡兰成仍然跟在身边。这些时候，庶母就会讲一些子贵尊母的故事给他听。她经常讲的一个故事是：一个叫李三娘的女人受尽他人的欺负，后来她的儿子高中状元，便衣锦还乡。庶母之所以讲这个故事，其意图非常明显，她希望胡兰成有朝一日享受荣华富贵了，也能记得孝敬她这位"母亲"。但是，以她那种性格，自己是不会亲自说出口的；而幼年的胡兰成本就有些闷头闷脑，虽然心中清楚庶母的用意，却也不知道说几句好听的话讨庶母开心。他当然也知道庶母希望他能说点什么，可是他就是不愿意表示。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影响了他与庶母之间更加深入地交心。胡兰成就是那样，他是属于能够坦然接受别人对他的好，他却很少对别人好的人。因此，后来发生了为妻子看病向庶母借钱而不得的事情。胡兰成还在自己的一些文章中抱怨过庶母争强好胜，以至于有些变态的性格，却从未对自己进行过反思。这正是他自私的一种表现，而正是因为自私--胡兰成性格中最致命的弱点，导致他最终成了了一个背离民族大义的汉奸！

第19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5)

胡兰成有着旧式文人的多情性格，这一点在他小的时候就已经初显端倪。当时胡村附近有个芦田村，盛产竹木桑茶，是一个极其富裕的地方。那时，芦田村有一户姓王的大户人家，家中有一位名叫杏花的小姐。杏花去杭州读书的时候，轿子经过胡兰成家门口。暂作休息时，胡兰成看见杏花衣着端庄、美丽，心中顿生爱意。从此以后，胡兰成便在多情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当然，幼时的胡兰成和庶母在一起的日子是简单快乐的。不知不觉中，胡兰成寂寞而敏感的少年情怀被庶母的一颦一笑深深牵动，他喜欢上了自己的庶母，这种喜欢并不是儿子对母亲的情感，而是对于异性的爱慕。

有一次，胡兰成从俞家回胡村的路上，胡村祠堂正好有戏班唱戏，这时一个旦角出场了，她的打扮举止和胡兰成的庶母像极了。胡兰成敏感的心立刻被牵动了，他顿时心潮澎湃起来。他没有看完那场戏，就跑回家偷偷大哭了一场。后来，他去杭州上学的时候，也是从俞家出发的。离开俞家的那一晚，他投宿在一个旅馆里，当他一个人孤单地睡在昏暗的房间里的时候，他想起了庶母，心里立刻难受起来。虽说胡兰成对庶母产生的这种感情，是怀春少男特有的心质，但是总归超出人之常情。更为可气的是，他不但不对这种不正常的感情感到懊悔，还反倒有些沾沾自喜。他说："孟子说过"人少时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这个"慕"字用的非常好，但我没有对庶母说起过。为我坏心思是有过，因为我倔强。"他就是那种不知道其丑陋的人！

胡兰成15岁的时候，他的义父因病逝世了。那时他的庶母刚满35岁，她身着白色的孝服，在灵前哭的像个泪人一样，但是她依然坚强地料理着丧事，同时还与觊觑义父遗产的侄子争斗，真可谓是女中豪杰了！

义父"头七"刚过，胡兰成便准备去杭州念书了。走的那天早上，庶母一边在灵帏里流泪，一边与侄子争斗，并且还抽空让胡兰成来她的房间，她满脸泪痕地取出一包银元给他做学费，还跟他说了一些在学校注意的事项，这才接着又忙去了。

除此之外，就连胡兰成定亲时所需的聘金也是由庶母出的，而且她还买下了戴家的一座楼房，以及竹园桑地作为胡兰成的结婚礼物，这总共用去了五百银元，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大的一笔数目了。但是，胡兰成敏感地觉得庶母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他好了，可惜他并没有自我反省，反而在心里怪起庶母，就好像庶母有义务一辈子顺着他一样。而他本人原本就是不知道感恩的人，所以对庶母的怨恨也就越来越深了。事实上，他从未孝敬过义父庶母，他只知道索取而从未回报，像他这样的人真是让人心寒。

话说回来，胡兰成上学并不早，13岁时仍在胡村的学堂里念初中；不过他的成绩相当不错，随后便考进了绍兴第五师范附属高小。刚进学校那会儿，除了他是乡下来的以外，其他同学都是城里人，所以他总是被人欺负。而胡兰成不敢跟他们争斗，因为他本身就属于娇弱那类。渐渐地与同学熟悉之后，他们也就不再欺负他了。

高小毕业，他考进了第五中学。在五中读书的那段日子，他几乎游遍了绍兴的大街小巷，也尝遍了各种小吃，例如，芝麻酱、油条和各式蒸糕等。

其实胡兰成在五中只读了一个学期，后来因学生闹风潮，第二个学期久久无法开课，于是胡兰成回到了胡村，实际上也就是辍学了。

直到后来，表哥吴雪帆带他去到杭州，考上了蕙兰中学，这才开始了新的求学生涯。胡兰成一直在蕙兰中学读满了四年，眼看就要进行最后的毕业考试时，却因为一件事情被开除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胡兰成是学校校刊的英文总编辑，有一期上刊登的一篇稿子写的是一个同学被罢免了青年会干事一职--因为账目出现了问题。当时校刊顾问方同源找到胡兰成说不能登载这篇文章，否则会影响到教会的名誉。胡兰成没有听他的，于是就跟他讲道理，结果方同源什么也没说，胡兰成就以为他默认了，于是便把这则新闻登了出来。谁知道他被方同源狠狠地骂了一顿，胡兰成觉得很不服气就跟他打了起来，结果把方同源惹怒了，他以辞职的方式来要挟校长开除胡兰成，最后胡兰成真的就被开除了。胡兰成虽然没有太后悔，但是却不敢就这样回到胡村，直到父亲胡秀铭得知了此事，写信叫他回家他才回去的。这之后，他的求学生涯也就结束了。

第20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6)

胡兰成18岁那年，他的婚事被正式提及。那个时候，他正放暑假，刚从蕙兰中学回到胡村。一天晚上，一家人吃过晚饭在屋檐底下乘凉，吴菊花便说起了他的婚事问题，而胡兰成什么话也没说，也算是默认了。于是，吴菊花便把女方的情况告诉给了胡兰成。

女方名叫唐玉凤，是距离胡村五十里远的唐溪村一户普通人家的女儿。她19岁，大胡兰成一岁。她的父亲名叫唐济仙，人们都称呼他为三先生。虽然吴菊花和胡秀铭都很满意女方，但是仍然想要听听胡兰成的看法。

胡兰成是在大哥积润的陪同下一起去看玉凤的，只不过名义上是买茶。他们来到了唐济仙的家里，刚巧唐济仙不在，在请唐济仙回家的那会儿，他们坐在客堂里休息。那时已是晌午，玉凤从山上采茶回来了，只见她背着茶篮，正准备从前门进来，看见有客人在，突然像是觉察到什么，转身从后门走了。那个时候，胡兰成也相当紧张，他觉得很难为情，因此也就没有心思去看玉凤，急得胡积润不停地给他使眼色。对于一个18岁的愣头青，遇到这种情况确实有些尴尬。在他看来，抬头张望不好，不张望也不好，不过他还是在玉凤从后门进入厨房的那一瞬间瞥了一眼，可惜他只看见玉凤穿着青布衫裤，没有看清长相如何。

就在这时，唐济仙回来了。午饭时间他们便在客堂间吃起酒饭。吃饭的时候，玉凤根本没有露面，菜是由玉凤刚满12岁的弟弟端出来的。胡兰成心里清楚，人家已经知道他们的来意了，于是觉得自己是送上门来让人家看的，而不是来看玉凤的。他有些不满，却也没有办法。

吃过午饭后，唐济仙带着他们来到了月樵店王家。月樵店在县里非常有名，而店主正好就是玉风的堂房伯父。在王家客堂里闲聊了一会儿，大哥胡积润便带着他来到了屋后的田野上。当时胡兰成以为就是去散散步，没想到那里正对着王家后院，而玉凤此时正坐在院子里与姊妹们绣花。胡积润赶紧指给她看，可是相隔甚远，而且胡兰成又有些慌张，所以根本没有看清谁是玉凤，倒是人家已先发觉走开了。不一会儿，他们回到王家，正准备从屋后穿到客堂时，玉凤在楼上看见了身穿白洋布短衫，茄色纺绸裤的胡兰成。在那时，玉凤已经看上了他，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

虽然自始至终胡兰成都没有看清玉凤的长相，但是不知怎的，他从心里觉得玉凤不错，另外他也不愿违背父母的意愿，所以也就没有反对。于是胡家立刻向唐家行了聘礼，这门婚事也就订了下来。

婚礼是1926年10月举行的，也就是胡兰成初次见到玉凤的两年之后，那时他20岁。遗憾的是，在胡兰成与玉凤举行婚礼的前9个月，父亲胡秀铭却因病去世了。胡村有个规矩，家里遇到丧事，一段时间内是不能再有喜事的，但是对于胡兰成这样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定一门亲事确属不易，更何况胡秀铭生前已经为这门亲事筹备好了一切，临终之前还特地交代婚期不能改，因此亲事才按照原定时间举行了。对于母亲吴菊花而言，刚刚失去丈夫，又迎来了儿子的婚礼，各种滋味并不是常人所能体会的。

因为胡村距离唐溪村有五十里的山路，所以正式迎娶的那一天，胡村这边一大早就抬着轿子过去了。当时的景象热闹非凡，大概五六十人，一起翻山越岭，一路上敲锣打鼓向女方家走去。

而女方那边也打点好了一切，等着男方的花轿进门。对于玉凤而言，当锣鼓声逐渐清晰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花轿就要到了，从此以后她的生活将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整个婚礼过程--拜天地、拜父母、夫妻交拜，新娘都有身边的老熳陪伴着。当所有礼节结束之后，就由胡兰成抱新娘了。当然，胡兰成是第一次面对这种事情，不免心里有些紧张，但是他别无选择，于是一横心将新娘抱了起来。只是当时新娘的衣裳过于繁琐，他又有些不知所措，于是抱的过程踉踉跄跄，多亏了旁边的姐妹搀扶，才将新娘顺利地抱到了新房。

第21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7)

他一直将新娘抱到了床上才放下，然后并排坐在了床沿边。对于胡兰成来说，这一切既生疏又新鲜，他的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就在这时，一个福寿双全的老妇人，端着汤圆喂了新郎一口，接着喂了新娘一口，然后手持红皮甘蔗向新郎新娘祝了三祝，这意味着夫妻能都多福多寿多儿。最后，老妇人帮新娘拿下了头上的花冠，这才让胡兰成亲自去揭新娘的红盖头。按照当地的风俗，新婚之时新娘是不能擦脂粉的，玉凤自然也就一脸素容，他看见了觉得不如想象中那么美貌，心里有点不高兴。

那天晚上，因为胡兰成之前一晚就没有睡好，所以有些上火，导致眼睛得了火眼病，于是自己去隔壁母亲的房间休息了。那个时候楼下仍然热闹非凡，堂前楼上人潮涌动，而隔壁新房里的新娘则由众多姊妹们陪伴着。胡兰成感觉比较累，躺了一会就睡着了。

这时胡兰成被楼下的鼓乐之声吵醒，他起身来到新房，只见一个老嫂正在帮着新娘化妆打扮。因为新郎与新娘马上要去堂前拜菩萨了，所以其他的姊妹早已下楼帮忙去了。

玉凤身着红袄红裤，临窗坐在梳妆台前。桌子上放着一碗她已经吃过几口的面条，还有一碗是留给胡兰成的。玉凤是一个心思细腻的女子，她立刻将筷子递给胡兰成说："你先吃点垫一垫吧！"胡兰成什么也没有说，接过筷子就将面条吃了个精光。这是玉凤第一次跟胡兰成说话。

平旦时分一到，新郎新娘就要去堂前拜菩萨了，接着拜祖先，拜公婆，拜堂中所有的长辈。每当新郎新娘跪拜的时候，鼓乐就会跟着响起。

整个礼拜结束之后，宴席就开始了……

每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大事，莫过于洞房花烛夜了。而闹洞房，越热闹越好，所以亲朋好友都必须参加。当然闹洞房的只能是男宾，他们想尽千方百计与新娘逗乐，目的就是为了让新娘发笑；而女宾们则统一战线保护新娘。那个时候，玉凤端坐在床沿，没有说话也没有笑，她低着头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虽然看上去很安然，但实际上心里已经忐忑不安了。幸亏身边的老嫂见多了这种场面，她处处保护这新娘，凭借着自己的伶牙俐齿，既好言相劝了宾客，又引来了众人的欢笑。而玉凤也着实稳重，她一直端坐在床沿一句话也不说，那些男宾也就无可奈何了。直到夜深，众人都没能逗笑玉凤，玉凤这才嫣然一笑，给了宾客一个台阶下，宾客这才纷纷散去。这时，老嫂搬出新娘的喜果，摆上了酒菜，跟新郎新娘说了几句吉祥话儿，这才转身关上房门下楼了。

此刻，新房内只剩下胡兰成和玉凤两人。他们端坐在餐桌前，两人都沉默不语，直到胡兰成举起酒杯木讷地说了声"请"，两人这才各自喝了一口酒。放下酒杯，原本以为会再次回到沉默中，玉凤倒是开口说话了："这次真是叫人怨心，宓家三娘舅说的聘礼嫁妆，确实毫无道理，为了我这个女儿，爹也受了不少委屈。"玉凤在新婚之夜说这些话，可见她真是直率而又真诚，当然里面包含更多的还是对丈夫的坦白。玉凤的这番话，使得胡兰成大吃一惊，他立刻回答家里是不会争这些的，只不过可桢娘舅有些小家子气罢了。玉凤听他这么一说，也就不再说话了。

看见胡兰成吃了几颗荔枝，玉凤赶忙起身将包里的荔枝全部倒在了盘子里，接着又给他斟满了酒。几个微小的动作，足以看出玉凤对胡兰成的体贴和关心，更看的出她已经把胡兰成当作信赖与亲密的家人，尽心尽力地伺候着。但是两人最终也没有说上几句话，东西也没有多吃，随后，便解衣休息了。

婚后胡兰成与玉凤的感情还算可以，这主要是因为玉凤觉得胡兰成是个读书人，她心里很喜欢，另外她比胡兰成大一岁，有着姐姐关心弟弟的感情在里面。当然，玉凤更渴望丈夫能够有朝一日成为人中之龙，所以她对胡兰成才倍加的体贴、宽容和关爱。

而胡兰成原本就是一个没有良心，只知道享受别人对自己好的人。而且他又有着旧式文人特有的矫情，所以即使他对玉凤有所不满，也不会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大多时候他都是故意拿话伤害玉风，而玉凤也只是一言不发地默默承受着。

第22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8)

胡兰成不满玉凤主要是因为她没有进过学堂。那个时候"五四运动"正激烈地进行着，女学生都穿着白衫黑裙，而且思想也很新潮，玉凤当然不能与她们相提并论。玉凤不像戏剧中的女子那样娇媚，善于讨人欢心，更不会唱歌、刺绣。有一次，胡兰成好不容易才让玉凤开口唱了首歌，而她唱的也是非常土气的歌曲，这让胡兰成更加觉得她很俗气。另外，胡兰成喜欢脸尖的女子，他觉得自己本来就长得圆头圆脑，想互补找个脸尖的，而玉凤恰好是圆脸。在胡兰成面前玉凤总显得有些笨拙，即使她惹胡兰成不高兴了，也不会用花言巧语来哄胡兰成，这个时候，胡兰成就会发狠用难听的话刺伤玉凤了。

即使这样，玉凤仍然全心全意地伺候胡兰成，以及婆婆吴菊花。虽然玉凤没有念过书，但是她懂得孝道是人生之根本，所以总是任劳任怨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

婚后，胡兰成一直在胡村的小学里当老师，那个时候半年的薪水也只有35银元，而这是他们全家的经济来源。所以，家里的日子过得非常艰辛。

直到第二年三月的某天，胡兰成正在池塘边钓鱼时，接到了一封别人从镇上给他带回来的信。这封信是录取他去杭州邮政做邮务生的。五年前，他还在蕙兰中学读二年级的时候报了名，没想到事隔这么久才被录取。杭州邮政局开的薪水非常高，月工资就有35银元，这足以顶他在胡村教书半年的薪水，所以他满心欢喜地前往了。

胡兰成一个人来到了杭州，每个月他都会寄25银元给母亲，自己留下10银元。在当时，邮电局的工作是相当好的，只要认真负责，不但可以加薪，而且即使退休了也会有养老金。所以，在邮局工作的同事们，不管少的老的都对上司恭恭敬敬，哪怕做错一点小事也会被吓得半死。而一旦有人犯了错误，被扣了薪资，其他的同事就会幸灾乐祸，面对你的时候也是摆出一幅天要塌下来的样子。他们那种事不关己，冷冰冰的态度让人心寒。那个时候，是由外国人掌控邮局的，因此他们对待顾客相当傲慢，外加同事之间也没有感情可言，因此胡兰成瞧不起他们，觉得在这里做人实在没有乐趣可言。

有一天，一个集邮者拿着一些邮票要求胡兰成给盖章，他二话没说就给盖了，结果这事被局长看见了，他就严厉训斥胡兰成。第二天，一个英国妇女，拿着一些邮票同样要求胡兰成给盖章，胡兰成吸取教训便一口回绝了。谁曾想这个场面又被局长看见了，他走过去跟英国妇女道歉，然后就叫胡兰成给她盖章。这下可惹怒了胡兰成，他长久积压的愤怒一下上来了，倔强地不肯盖章。局长什么也没说，狠狠地瞪了胡兰成一眼，便亲自给那位英国妇女盖了章，接着把那位妇女送走了。当局长回过头时，他对着胡兰成骂了几句，胡兰成实在很不服气，于是回嘴顶了一句，这下局长恼羞成怒，说了些更难听的话，就把他给开除了。

胡兰成被开除之后没有地方可去，便返回了胡村，虽然玉凤和母亲都觉得失去这份工作有些可惜，但是这已经是无法弥补的事，也就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胡兰成连教书一职也失去了，所以只好在家闲着。当时幸好还有大哥积润在，家里才不至于连饭都吃不上。百无聊赖的时候，胡兰成就以钓鱼来打发日子。

钓鱼强调静心，最忌讳心浮气躁，而胡兰成却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因此总会在钓鱼的时候谋划自己的将来。有一天，他突然想到自己要去北京念书，但是家人却总是念叨着让他去杭州找事做。那时，玉凤已经有了身孕，胡兰成却对此不管不问，他的心里想到的只有自己，他实在憋不住了决心一定要出去，于是胡兰成21岁那年，第一去到了那么远的地方。

好在胡兰成并不是盲目的出走，燕京大学有他两个同学于瑞人与赵泉澄。九月份胡兰成来到了北京，在于瑞人和赵泉澄的引荐下，他谋到了一份在燕京大学副校长室当文书的工作。每天工作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其余时间他可以去课堂里旁听，或者去各处风景参观游览。

第23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9)

那个时候，燕京大学可谓名流荟萃，在校园里他总能看见些文人，有的时候赵泉澄会悄悄指着某个穿长衫的人对他说，这是周作人，这是陈垣，这是郭云观……虽然胡兰成并不是燕京大学的正式学生，但是他身处那个环境，耳濡目染，也是有很大长进的。

燕京大学在北京的西郊，校门外面隔条杨柳沟，有一个大校场。当时，张学良就在那里操练骑兵。胡兰成去看过好几次，有的时候天还没亮他就被马号声惊醒，每到这种时候，他的心里都会涌起一股悲壮凄凉的情绪。

那时北伐已经开始了，军队虽然刚到长沙，但是北京城已经蠢蠢欲动了。只是，胡兰成当时只有22岁，那个时候他对于政治和国家大事几乎不懂，实际上他一辈子也没弄明白政治是怎么一回事，否则就不会成为文化汉奸了！而他对于报纸上时事的评论也是一窍不通，只知道看报纸上的一些照片。对他而言，国军总司令蒋介石长得也算英俊，宋美龄确实很美丽；至于汪精卫的演说，广州女学生掷花如雨，他都是以一种看热闹的姿态对待的。

在燕京大学里，胡兰成只待了短短一年的时间，虽然当时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也只不过是文人的一种冲动罢了。当时，国家的变动属于头等大事，人民的心思也为之牵动着。在这种时刻，胡兰成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他的性格比较木讷，很少会有勇敢行事的时候。所以在燕京大学的这一年中，他的情绪是相当低落的，于是他便想起来回家。胡兰成总是这样，只要风光的时候就不会想起自己还有个家，而受到挫折的时候就会立刻想到逃避，想到回家。这就是浪子的本性！胡兰成就是一个十足的浪子，他永远在外面奔波，只是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

胡兰成回去的时候，选择先从天津乘船到上海，然后转乘火车去到杭州，到达杭州之后，他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才渡船回到了胡村。

玉凤看见丈夫回家，心里很是欢喜。胡兰成还没有进家门，玉凤就将怀中的婴孩往他怀里塞，玉凤兴奋地连声说道："爹爹回来了！"这时，孩子已经1岁了。胡兰成刚刚离开家，孩子就出生了，当时胡兰成正在去北京的火车上，火车正好经过黄河，看着滚滚的黄河他立刻想到了夏禹治水，于是仿照夏禹儿子的名字，提笔写信给家中的孩子取名为"启"。

按照人之常情来说，胡兰成在见到自己的骨肉时应当极其兴奋才是，可是当他把孩子抱在怀里的时候，他感到非常不自在。对他而言，是玉凤让他抱孩子的，所以他才不得不抱一抱。伦常之情在他心里，似乎也是需要"理由"的，他自觉见孩子见得并不多，因此感情未深也是"可以理解"的。

回到家后，胡兰成又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夏天。有一天，他去岳父家散心，老丈人便带着他去了蒋介石的家乡奉化，还特意让他看了雪窦寺；接着又去了蒋介石的表亲葛竹王家。在家乡葛竹王家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家，并且家中还有一人随军北伐，正在南京做官呢！直到这时，胡兰成才终于明白岳父带他游玩的用意所在。于是，胡兰成随即起身来到了南京，找到总司令部。但是，因为关系太远，再加他除了念过书外没有一技之长，所以连续奔波了好几天也没有谋到事做。

胡兰成一直在南京滞留了八天，最后终于离开了。但是，他并没有回家，而是转站来到了杭州，第一次进入了斯家的大门。而这一住，就是一年。

斯家大少爷颂德与胡兰成是蕙兰中学同学，他中学毕业之后就进入了光华大学，当时正因病在家休息。

当时斯家在金洞桥，家庭环境相当不错，而"维新变法"的核心人物康有为也是他家的常客。现在虽然搬到了金刚寺巷，只有两院三进的平房，但是大厅里仍然挂着康有为写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令整个宅子英气十足。

胡兰成住在斯家的这一年中，斯家对他可算是百般呵护。而且胡兰成还享受到了斯家特有的关爱，那就是斯家兄妹每月都有20角银洋的零用钱，胡兰成当然也不例外。当时胡兰成并不是亲手接下这20角银洋的，而是由太太在胡兰成不在时亲自放进他床前的抽屉里的。此外，过年的时候胡兰成还得到了两块银元的压岁钱，这也是由太太用红纸包好后放在果盘里由使女送进他的房间的。

第24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10)

如果照这样发展倒也没有什么，反正胡兰成就是那种只顾自己从不为家人考虑的人。可惜，他虽表面上显得斯文木讷，但实际上有着拈花惹草的天性，因此出事只是早晚的问题。

颂德有一个妹妹，名叫雅珊，当时正在女中读书，她虽只有16岁，但是个性特别，人又很刚烈，就连衣着打扮、言谈举止都丝毫没有小女孩的怯弱，而这正是胡兰成缺少并一直向往的。所以雅珊的一颦一笑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心。

有好几次，雅珊在客堂里遇见胡兰成，便向他借小说看，胡兰成虽然没有，却还特地买来给她看。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只不过胡兰成心思不正，在他看来这就是以书传情。他想通过一来二往的借书换书，让单纯、不经世事的雅珊投怀送抱。只可惜，斯家太太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人，胡兰成的心思被她一眼就看穿了。但是，她是一个做事留有余地的人，胡兰成毕竟是一个读书人，她不想让他下不来台；更何况他是儿子颂德的同学，如果这事被传了出去，胡兰成可以一走了之，但是斯家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所以她也就没有说破。只是将这件事情告诉给了颂德，颂德一听立刻恼怒起来，不过他也不愿伤了胡兰成的自尊心，于是专门从光华大学写了一封信给胡兰成，信中只有短短一句话，他让胡兰成立刻离开斯家！虽然只是简短的一句话，但是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胡兰成自知理亏，也就没有多说什么，灰溜溜地从斯家离开，回到了胡村。而斯家太太当然知道其中原因，胡兰成走的时候她没有挽留，也没有点破，只是礼节性地为他饯行，并给了他五元钱作为路费。总的来说，斯家对待胡兰成可谓是仁至义尽了！可惜，胡兰成并没有因此而觉醒，他还这样为自己辩解道："我做了错事，不必向人谢罪，更不必自己懊悔；虽然心有内疚，也不过像采莲的船一般左右摇晃而已。"

也许冥冥中自有定数，胡兰成与斯家的"缘分"并没有结束，只不过这种缘分来自于胡兰成的没脸没皮。半年之后，他再次来到斯家，而且以后的逃亡他同样赖在斯家。如果换了有那么一点自尊心的人，是绝对不会再次打扰斯家的，可是他从未这样想过，他只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从来没有考虑过他的出现会给斯家带来怎样的后果！

胡兰成从斯家回到胡村以后，又稀里糊涂地混了半年，他的天性注定他的浪荡，所以他又来到了杭州，想要为自己找寻出路。而这次他又住在了斯家！虽然过去半年的时间，但是他仍然怀念雅珊为他带来的心跳回忆，真是脸皮厚到了极致！只不过，斯家太太并没有计较以前的事情，依然一如既往地照顾着他，双方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好在胡兰成这次住的时间并不长，不然说不定会"旧事重现"。

原来胡兰成的表哥吴雪帆在杭州中山英文专修学校任校长，他自然将胡兰成聘请到了他的学校。

一年半之后，胡兰成转到了萧山湘湖师范学校教书，在那里待了半年的时间。在英专和湘湖师范学校教书的这两年里，每个月他都会按时将一部分钱寄回家中。除此之外，他对家中的老母和妻子玉凤并没有牵挂之情，只是在寒暑假的时候回家一次。他生来就注定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

有一天，大哥积润来到湘湖师范学校看望胡兰成，胡兰成便将那个月的钱让他带回去。谁知，这一举动反倒成了积润威胁玉凤的一个把柄，积润回家之后就对玉凤说道："我已经和蕊生说过了，蕊生也认为你不对。我这个阿弟是非常尊敬长辈的，自从我当家以来，他每次寄钱写的都是大哥收。你竟然欺骗我，看我将来得让蕊生把你送回唐溪！"玉凤被积润这番话吓了一跳，虽然她知道胡兰成是不会这样说的，但是心中仍然不安，于是争得吴菊花的同意，这才抱着三个月大的小女儿棣云一路打听，来到了湘湖师范，想要将事情跟胡兰成说清楚。

可是，胡兰成见到玉凤的时候他并没有欢喜，反而觉得玉凤的到来给他添了麻烦。他在生气之余，看着玉凤的一身打扮与女同事完全不能相比，竟然还觉得失去了颜面。所以，当他在校门口接玉凤的时候，感觉像被剥了衣服让众人观看一样，作贼似的急忙溜回了自己的宿舍。

第25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11)

但是玉凤竟一点畏惧感都没有，虽然这是她第一次来湘湖师范。可见玉凤的落落大方与胡兰成截然相反。当她见到自己的丈夫后，立刻觉得心中安稳了许多，以至于忘记了此行的目的，最后只在晚上休息的时候才匆匆问了一句，知道并不像大哥说的那样之后，她也就没有再多问什么。玉凤对于自己丈夫信任至斯，真算是中国传统女性隐忍柔善的典范了。

在湘湖师范休息了一晚之后，玉凤就回家了。而胡兰成竟然没有一点挽留之情，他将玉凤送到萧山汽车站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胡兰成之所以对玉凤那么冷漠，不但因为他本来就淡漠亲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时他正热烈地暗恋着一个女孩。这个女孩被叫做四小姐，是胡兰成同学于君的妹妹。那时，胡兰成正处于如饥似渴的年龄，外加"五四"新思想的影响，他实在不甘于与玉凤的旧式婚姻，想感受一下新式恋爱的甜美，于是脑袋就不由自主地胡思乱想了。但是，胡兰成过于迂腐、木讷，自然不会引起这种年轻女孩的注意，因此他那点猥琐的心思也就处于自我安慰的状态。

但是，玉凤却是对婚姻忠贞不二的人。胡兰成不在家的日子里，玉凤心里总想着他，不论是在厨房烧火做饭，还是在屋檐底下做针线活。就连在平淡的生活中，与婆婆、侄女说话的时候，嘴边挂着的也只有胡兰成的名字。在玉凤的心中，胡兰成是自己要爱护一生的男人，她从来没有怪过胡兰成对自己的冷漠；她唯一担心的就是，当胡兰成大富大贵之后会抛弃了她，即使在过完苦日子之后也不能享受胡兰成的疼爱。但是，玉凤从未将这种担心说出口，而是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只是病入膏肓的时候才对胡兰成说道："你待我是好的。只是你曾经说过，和我结婚以来你从未称心过，这句话我一直放在了心里。"玉凤这样提起，并不是记恨胡兰成，而是从心里原谅了胡兰成，只不过她想在入土之前求得内心的平静！其情如此，真是让人喟叹！

胡兰成在湘湖师范任职半年之后的暑假，他回到了胡村。听说表哥吴雪帆的好友崔真吾那时正在广西国民党党部，以及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任职，于是就想在过年春天去广西谋职，结果正好赶上"一·二八事变"，道路不通，而玉凤又因为太过操劳病倒了，胡兰成这才被迫暂留在了胡村。

玉凤刚刚病倒的时候心里非常恐慌，经常无缘无故地默默流泪。每当胡兰成扶她喝药的时候，她都会哭丧着脸说："死不得的呀！"可见，玉凤对家庭、对丈夫有着太多的留恋。而胡兰成的温言相劝，这才使得玉凤稍稍平静了些。

胡兰成的岳父唐济仙原本就是一个中医，自从玉凤生病那天起，他就隔三差五去胡村给玉凤诊断。当时，胡兰成的家庭颇为穷困，因此不论吃也好，或是药也好都没能对玉凤照顾周到，唐济仙自然心疼女儿，于是随口说道："把你嫁给这样的人家，实在委屈你了。"

胡兰成哪能受得了这种话，于是摔门而出，径直去了俞傅村，准备向庶母借一点钱。由于自胡兰成自他的义父死后，几乎就没有再到庶母这跑动，因此，庶母早把他看成一个"不孝儿"了。他到了庶母家后并没有直接开口借钱，而是隐晦地说玉凤生病了，想让庶母主动借钱给他。但是，庶母见他还抱着文人的架子不放，心中有气，便也不提钱的事。胡兰成见庶母也不主动提出，他便干了一件荒唐而滑稽的事：在庶母家住了下来，既不开口向庶母借钱，也不去谋划别的办法。似乎卧病在床的妻子玉凤只是得了感冒这种病一样！

直到玉凤咽气之时，胡兰成仍在赖在俞家。那个时候，庶母已经做好了早饭，让胡兰成先吃。也许夫妻之间存在神秘的感应，当胡兰成拿起筷子的时候，心里突然涌起一阵无名的悲哀，跟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他赶紧放下碗筷，坐到床边，想要平复一下自己的心绪。

吃完早饭后，胡兰成决定回家看看玉凤，于是跟庶母道别。庶母轻描淡写地说道："是的，你的确应该回去看看了，放着家里生病的妻子……"庶母说话的语气虽然很轻，但是一字一句分量很重，只可惜胡兰成并没有反应过来，他还想着庶母能够主动借钱给他，但是依照庶母的脾气，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第26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12)

看见庶母并没有拿钱的意思，胡兰成只好上路了，刚走出十里远，就看见梦生正急匆匆地来找他，告诉他玉凤离去了。

胡兰成虽然心里有所准备，但是猛然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按理应当悲痛至极才是，但是他居然一点想要哭泣的念头都没有。只是跟梦生来到了章镇，梦生去看棺木，而他则去冯成奎家借钱。

冯成奎原是借他家门面开药店起家的，后来身体大不如从前，于是就不再操劳店中生意，而是转行放高利贷。人一富贵就会忘本，冯成奎也是如此，所以变得比以前刻薄了很多。后来因为山乡闹土匪，冯成奎这才避居章镇。胡兰成小的时候跟他关系不错，所以现在想起了他。他找到冯成奎，开口就借60块置办丧事，原本以为他会立刻答应，结果冯成奎一口回绝了他。想必冯成奎是怕胡兰成还不上来吧！胡兰成默然无语，只好喝茶稍作休息，这时外面来了两个人，他们也是向冯成奎借钱的，因为利息很高，所以冯成奎二话没说，一点也不避讳胡兰成就当即拿出五百元。胡兰成这时的感觉就像是被人扇了一耳光一样，他恼羞成怒，站起来转身就走。冯成奎赶紧起身假意留他吃午饭，稍有一点自尊心的人会知道这只是面子上的话罢了，而胡兰成想想也是，空着肚子怎么走路呢？于是就留下来吃了饭。吃完饭，这才又急匆匆地赶回俞傅村。

进了俞傅村之后，胡兰成胸中的怒气尚未消退，他看见庶母，就立刻冲着庶母气势汹汹地说道："给我60元回去治丧！"庶母这时已经知道玉凤病逝了，但是不愿意收回之前说过的话，于是说道："家里哪有钱呀？"这时，胡兰成倒来了聪明和勇气，他恶狠狠地说："把钥匙给我！"庶母顺手就将身上的钥匙扔给了胡兰成。胡兰成轻车熟路地打开了钱柜，看见现洋700，被包成七份，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于是拿出其中一份取出60元，将柜子锁好，把钥匙还给庶母之后转身就走。庶母眼圈一红，苦笑着说道："最终还是我被打败了！"庶母的眼泪，饱含被这个不孝不义的"儿子"误解的委屈，而胡兰成并没有理会庶母的眼泪，几近而立之年的他，行事之幼稚乖张，有如顽劣的幼童！

胡兰成赶到章镇时，四哥梦生已经选好了棺材。胡兰成立刻掏出35元，便和梦生及同来的人把棺材往家抬。

他们一直到了傍晚时分才回到家中。那个时候，堂前已经设起了灵帏，胡兰成看到这些时，竟没有一丝悲哀的情绪。

举哀完毕，胡兰成进到灵帏，他看见玉凤直挺挺地躺在木板上，身上盖了一床新的被子，玉凤的脸庞变得很小很小，就像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他走到玉凤枕边，轻声地说了一声："玉凤，我回来了。"此时，他并没有眼泪。是啊，他原本就是一个极其冷漠的人，哭不出来也是正常的。只是，他曾在文章中可恨地写道："其实我知道应该哭的，所以也就努力地使自己哭了一回。"如此虚情假意，不知道他自己在记述的时候有没感到恶心！

胡兰成伸手摸了摸玉凤的手，那时玉凤的手仍然是柔软的，他看见她的眼睛微微露开一线，便轻轻地将眼皮合上。做完这些之后，他走出灵帏，去正房看母亲吴菊花。吴菊花看着胡兰成，含泪带笑地叫了一声"蕊生"，这一声充满了母亲对儿子的怜惜，胡兰成这时才哭了出来。

胡兰成此时生出感情，并不是故意为之，而是生来如此。若干年后，张爱玲曾这样解说过胡兰成："他容易对人生出感激，但是却难得满足。"是的，胡兰成虽不满足于玉凤，但是玉凤对他的好，对他尽心尽力的服侍，他是有些感激的。即使再自私、再冷漠的人，也总会被一些事情触动的。胡兰成的自私冷漠天生就有了，他眼中的万事万物，绝大部分时候，都是应该围绕着自己转动的。

在玉凤去世的前前后后，胡兰成经历了世间所有的人情冷暖，因为他后来回忆这段时期的时候说道："在以后的二十年中，我有时看社会新闻，或者电影时并不会为那些故事而黯然泪下；却只会在无端的时候，偶尔潸然泪下。对于那些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世割断的恩爱，都不会使我流泪。我幼年的啼哭已经还给了母亲，成年后的哀泣也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不仁！"

第27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13)

这番记述对于理解胡兰成很重要，其重要更多的不是因为记述本身的内容，而在于胡兰成回忆玉凤这段往事的时候又曾说："很感谢有玉凤这样一个知己。一个人若有过这么一个知己，他的一生就算遭遇怎样的悲伤，也不会摇动对人世的大信！"所以他所谓的因玉凤之卒而产生的"天地不仁"，实在是一个不错的借口，一个让他以后可以毫无责任感地始乱终弃的信条。

玉凤去世之后两个月，胡兰成表哥吴雪帆的好朋友崔真吾回来了，那时他仍然还在广西国民党党部及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的政训处任职。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告诉胡兰成，他已经和广西教育厅的厅长说好了，让胡兰成去广西的中学教书。除了胡兰成之外，他还找了马孝安和陈海帆。马孝安是吴雪帆在蕙兰中学读书时的同学，后来就读于厦门大学；陈海帆也曾经在蕙兰中学读书，那时他和胡兰成、吴雪帆他们就是文友。

胡兰成听说可以去广西教书当然是非常高兴，他在胡村早就已经待不下去了，玉凤病逝给他的心灵多少带来了一些创伤，家里沉闷的空起更是让他感到压抑和沉重，现在既然有这么一个好机会能够出去透透气，他怎么能够轻易错过呢？而且还有友人做伴。他可以说是欣然同意，没有任何犹豫，而家中的老母亲吴菊花、幼儿胡启和患有奶痨还不到一岁的幼女棣云，自然都被他一股脑儿地推给了只有15岁的侄女青芸，他现在哪里还有心思去考虑他们呢？

但是，当时他没有前往广西的路费，借当然也是借不到的--因为，如果能借到钱的话，玉凤的病情也不至于那么迅速的恶化--情急之下，他开始毫无顾忌，把俞家赠给他的竹园也折价卖掉了，而且丝毫不顾及庶母施氏的感受。不知他在妻子去世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想到此法，还是由于一时冲动加报复的心理。

马孝安和陈海帆的家庭都比较富裕，但是家境也在走下坡路，因此虽然表面上显得很慷慨，其实却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在胡兰成面前，马孝安和陈海帆自然认为自己有值得骄傲的资本，他们见胡兰成一个人闷闷不乐，就半玩笑半欺负似的嘲笑他的草帽破旧，并且顺手就拿过来抛掷取乐，胡兰成对此自然是无可奈何的。崔真吾虽然没有取笑胡兰成，却开玩笑似的说出了一句大实话，他说胡兰成因为丧妻而从旧式婚姻里走了出来。当时，胡兰成还没有从失去玉凤的悲伤中缓过神来，而且也还没有其他女人进入他的"法眼"，因此这句话对于他来说事相当刺耳的，但是他却并没有立刻发作。实际上正是崔真吾的这一句不经意的话，倒是点破了胡兰成后半生的人生轨迹：他真的是得到了解放，而且将解放发扬光大了，连续不断地进行着所谓的"新式婚姻"，不是未婚同居就是不办手续只写一纸婚书，或者干脆各取所需及时行乐，再或者就是展开了所谓的"夕阳恋"！

轮船经过厦门时停留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到了广西梧州，这时却传来消息说广西省教育厅厅长李任仁提出的让张海鳖当一中校长的事情没有被省政府议会通过，而胡兰成三个人来教书的事情就是由李任仁同意然后转给张海鳖来办的，现在张海鳖却没能如愿当上校长，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三个人能否有书教还是个未知数！因此他们三个人的心都悬了起来，去不去南宁的问题也就摆在了面前。正在犹豫不决之际，崔真吾提议说既然已经来了就还是去吧，让李任仁再另外想办法解决，不管怎么说还不至于没书可教，三个人这才路转南宁。马孝安还很体贴地为胡兰成着想说："只是兰成的情形不同，此去但凡有个机会，我与海帆就让给兰成。"

到了南宁之后，他们四个人一起去见了教育厅厅长李任仁。李任仁还是很讲义气和负责的，无奈各个中学都已经在前几天开学了，老师的名额也基本已经满了，而且三个人都只能教文史，一起安插确实是很困难的，于是三个人就只好先住在崔真吾的公寓里耐心地等待。

两天之后传来了好消息，说是省第一中学有了一个空缺，让他们三个人中的一个人先去。胡兰成本来就木讷默然，这个时候更是面薄嘴软，自然不好意思抢着说自己去；而陈海帆也是有些难为情，马孝安则有点"当仁不让"的架势，抢先对崔真吾说："我是下午就搬行李进去呢，还是先去见了校长，顺便看了教员宿舍？一中的房间如果好，我住校也可以的。"完全忘记了来南宁那天他在胡兰成面前的信誓旦旦--既然做不到，当初为什么把好言语挂在嘴边呢？这人真是可恶之极！

第28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14)

又过了一个星期，桂林第三中学又出现了一个空缺，崔真吾问他俩谁去，胡兰成仍然是"君子讷于言"，陈海帆见状自然也就"当仁不让"了，忙说自己出来的时候家境已经相当为难了，他需要工作以补贴家用，而且自己也一直有游览桂林山水的宿愿，所以这个名额自然也就归他了。这时只剩下胡兰成一个人空守公寓了，而公寓里白天没有一个人，也就越发显得空荡和凄清了。

胡兰成一个人有些郁闷难耐，加上爱妻新丧，一直以来奔忙操劳，身心尚未完全恢复，就又从浙江到上海、转道香港，再来南宁，路途荡荡使人筋疲力尽，马、陈二人那副嘴脸更使他痛感人心不古，深刻体会了世态炎凉，现在又有些水土不服，终于病倒了。

胡兰成这病其实是内心郁郁、积劳成疾，外感风寒，加之水土不服抵抗力下降所致，所以也没有什么名目，也无从就医开药，因此尽管不时的头脑发热说些胡话，但也只能是硬扛着而无医治之法。躺在床上的胡兰成没有人陪伴，只好看着天花板胡思乱想，想来想去，自然也想不出什么名堂，越发地感到虽然天地宽阔，却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和出路，一时之间颇有些心灰意冷。但是脑中突然又涌出了一个念头，如果病好了的话就去江西投奔红军，不过以他此时已经养成的性格特征来看，倘若真加入了红军，心也不见得就可以被染红。

胡兰成这一病就是20多天，有一天晚上他做梦梦见了玉凤，玉凤在梦中依然殷殷切切地煎药服侍他。或许是心中有愧，或许是觉得玉凤托梦有奇，胡兰成被梦惊醒，出了一身的冷汗，烧也猛然间退去了，顿时觉得神清气爽，天亮后已经能够起床了，也吃得下去饭了。之后又出去散了一会儿步，回来之后就看到了教育厅长李任仁的介绍名片在桌上放着：原来第一中学又有了空缺，让胡兰成前去补缺呢！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胡兰成心中一阵狂喜，早把病愈后投奔红军的念头抛到了九霄云外。

广西第一中学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广东人，他们的性格外向直露，这一点与江浙人的温和内敛大不相同，学校里一天到晚都是吵吵闹闹、大说大笑的，人们好像根本就不知疲倦，还经常大呼小叫地一起出去逛街吃东西，这倒是挺合胡兰成的脾气。在这样生机勃勃的环境里，胡兰成受到了感染，原本感伤抑郁的心情也就逐渐开朗活泼起来了。但是人一兴奋了，就容易失去谨慎，而胡兰成的性格当中又有着很深的执拗和不服的特征，所以就容易出事。

广西一中有一位教初中国文的年轻女教师，是年级主任，名叫李文源，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广东军阀李扬敬的堂妹。她在上海时加入了共产党，连续几次被逮捕，幸亏有李扬敬的保释才得以生还，后来避难来到了广西，到一中来教书。李文源性格外向，活泼大方，平时遇到疑难问题经常向教文史的胡兰成请教。有的时候吃过晚饭后天色尚早，就常和胡兰成等人一起出去散步。

当时在一中有一位男教师名叫贺希明，也是共产党员，一直暗恋着李文源，却一直求之不得。看到胡兰成和李文源挺亲密的，就怀疑李文源心中有了胡兰成，但是又不能确定，于是就借着一次胡兰成和其他几位同事在他房里玩的时候拿话来试探他。胡兰成当然不高兴了，于是说道："那李文源也不过和千万人一样，是个女人罢了，有什么神秘复杂的。"这自然不是贺希明想要的答案，于是就又拿话来激胡兰成，问胡兰成敢不敢打赌和李文源亲上一个。胡兰成明知是激将法，也知道贺希明是想陷害他，但是，这时他的执拗劲又上来了，于是就故意要做给众人看，当即起身到女生宿舍，径直走进李文源的房间。当时已经快要打钟吃晚饭了，李文源刚洗过澡，正一个人独自坐在那里，看到胡兰成进来了，赶紧站起来打招呼。胡兰成却一语不发，径直走上前抱住她就亲了一下，然后撒手就走。

李文源哪里遇到过这种事情，更不明白胡兰成为什么要这样做，当时就怔住了，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愣了半天。如果李文源不知道胡兰成为什么亲她，倒也没有什么事了，但是那贺希明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偏要煽风点火，于是就对李文源说胡兰成是因为打赌才亲她。李文源勃然大怒，立刻去告诉了校长。不料校长刘九思只是笑了笑，却并未批评胡兰成，大概他也觉得这只是年轻人之间的玩闹罢了，不能较真。

第29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15)

但是毕竟人言可畏。贺希明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搅坏两人关系的大好机会，于是就把事情的原委说得满学校尽人皆知。那个训育主任潘某本来就对胡兰成不满，这次终于找到了机会岂能放过他？还有一个叫刘淑昭的女人更是对胡兰成的无礼行为深恶痛绝。这样一来，这件事情在学校里闹得沸沸扬扬。李文源更是对胡兰成的非礼感到气愤，因为这使她非常难堪，现在又使她在学校里抬不起头，从此不再理他。而胡兰成却非常执拗地认为是李文源把这事告诉了校长，这是没有志气的表现，心里对她也非常气恼。于是两个人互相气来气去，变得形同路人，见了面更是避而远之，像见了瘟神似的，话自然是不会再说了。

那学期结束的时候，胡兰成被学校解聘了，李文源也被学校解聘了，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舆论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胡兰成被解聘之后收到了百色第五中学的聘书，算是没有失业，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换了个环境而已，因此倒也没有感觉到烦恼。

在离开一中的前一天晚上，胡兰成正在房间收拾行李，李文源忽然进来了，说要和他一起去百色。胡兰成感到非常吃惊，问道："你去那里做什么？那里又不聘你。"李文源说道："我只是跟你去。"胡兰成立刻被惊呆了，顿时无言以对。此时再细看她，只见她虽然没有打扮，却自有南方女子的绰约风姿，也很漂亮。心里不由地一动，但也不敢草率，于是推托说这件事情最好还是认真考虑为好。第二天，胡兰成邀请了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古泳今到西江上荡舟，和他商量这件事情。古泳今大概早就知道他会就此事发问，于是当即回答："你续娶应该，但李文源不宜于家室。"

胡兰成茅塞顿开，回去直接对李文源说，你不宜于家室。不料李文源却一心跟定了他。直到后来胡兰成去了百色，已经去了香港的李文源还几次三番地写信说要来找他。胡兰成那年已经28岁了，有一种非常现实的想法，就是"不要恋爱，不要英雄美人，惟老婆不论好歹总得有一个"，于是就在同事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个名叫全慧文的女子，并且一见面就确定了关系，随即就结了婚。这在李文源看来，好像胡兰成是为了让她死心才这么匆匆新娶的。所以在伤心之余，勉强嫁给了一位师长。

后来胡兰成又从百色的第五中转到了柳州四中教了两年的书，在此期间他的母亲吴菊花因病去世，常以孝子自诩的胡兰成竟然没有回去奔丧！这不知道该算是他的怎样一副嘴脸！在这段时间里，胡兰成除了教书授课之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进行研究，连政治学和经济学都有所涉猎。虽然并没有什么成果面世，但是对于政治和经济总算是有了一些认识和了解，这对于他以后参与政治也起到了一些作用。

胡兰成在这个阶段虽然地位有些低微，却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参与政治的心此时此刻已经蠢蠢欲动了。虽然身在学校，但是，他却不是只是埋头教书，而是在研读马克思著作的同时与现实结合起来进行揣摩，对中国的局势非常关心，有关这一点他在百色时所作的诗可以为证：

古道斜阳老妇耕，

山城年少正点兵。

西江不比潇湘水，

援瑟偏多杀伐声。

1936年前后的中华大地，形势动荡不安，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刻，那个阶段也是中国社会最黑暗、最压抑阶段，日本人虎视眈眈，整个中国笼罩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之中，日本人的气势咄咄逼人，中国人民此时也正在酝酿着绝地反击的抗日情绪；同时国内各派军阀势力的斗争波谲云诡、错综复杂，主战派和主和派势力的争斗一直没有间断，而矛盾激化的结果就是1936年底"西安事变"的爆发。

而当时的广西头号军阀、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更是用志用谋、大显身手，他和共产党斗勇，和蒋介石斗智，显示出高超的政治才能。经过精心的策划，白崇禧导演了"两广事变"的爆发。闰二月，他联合广东军阀陈济棠、同城军阀李宗仁以北上抗日为名发表通电，意在出兵反蒋夺权。为了给这种举措造势，白崇禧手下的第七军军长廖磊既是他的广西老乡又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在崔真吾的介绍下，请胡兰成过来帮助办《柳州日报》。胡兰成于是在报上高谈阔论，说什么"发动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开创新朝的气运结合，不可被利用为地方军人对中央相争相妥协的手段"等等。人家本来是让他胡兰成当吹鼓手呐喊助威的，他倒好，利用人家给他的空间在那大放厥词高唱反调，这样一来可就不是造势了，分明是在拆台了。结果此次事变很快就以陈济棠丢官去职、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妥协而宣告平息，腾出手来之后，广西当权者便反过来着手处理胡兰成了。

第30节：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16)

胡兰成的这次事情可是弄大了，崔真吾也无法搭救他了。他被送交由白崇禧任总指挥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军法审判。在绝望之中，胡兰成想到了直接给白崇禧写信的办法，他知道白崇禧非常爱才，给他直接写信申明事情原委，应该很有希望，于是就在监禁中提笔洋洋洒洒一挥而就。这封信还真的打动了白崇禧，于是下令将他释放，而且还拨了500元给他作路费，既算是逐客令，也算是礼送出境。

胡兰成这次被关了33天，这也算是他初次参与政治的尝试，虽然是吃了一些苦头，但也尝到了新鲜的滋味，而且还小露了一手，算是混了个脸熟。

胡兰成在风光得意的时候是从来不会想到家的，而在失意落迫、飘零凄凉的时候才会想到，这次同样是如此。虽然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没有回去奔丧，但是这并不能阻挡他在落难孤零的时候想到母亲。因此，在监禁的最后一天，在忧伤与惊惧之中，这个不孝子梦到了自己的母亲。母亲对于儿子总是宽容的，想必托梦给他，也是对他的无私的爱。

出狱之后的胡兰成，带着妻儿离开了广西，一路上经过湖南转汉口，乘船到南京，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停留了几天，因为见到了古泳今，那个当年在广西一中时关系不错的同事，对他说李文源不宜于家室的人。古泳今此时正在《中华日报》工作，当他得知胡兰成研究过几年马克思，对经济问题也有一些见解，于是就让他写稿子试试，胡兰成答应说先回家看看，有时间就写，然后就没有再作停留，一路回到了阔别五年的胡村。他是在1932年玉凤病逝后离开胡村的，现在已经是1937年3月了。

胡村依然是那阳的凋零冷落。胡兰成回到家里的时候，只有已经20岁的侄女青芸一个人在。青芸已经出落成了一个大姑娘，也很懂事，她很热情地招呼着新来的六婶和宁生弟弟。宁生是胡兰成和全慧文的孩子，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小芸没有带回来，留在广西全慧文的妹妹那里。

胡兰成一边和青芸说话，一边习惯性地往灶间里瞅，自然是想看到母亲，虽然他知道母亲已经去世了。青芸明白他的心思，但是却没点破，也没有说什么。灶间的一瞥之后，胡兰成的神色黯淡了下来，又问青芸启儿在哪，青芸笑着回答："在学堂里，我就去叫他。"

胡兰成赶紧起身与青芸一起去桥下的小学里看儿子。胡启那时已经9岁，他和邻居家的小孩并排坐在一张书桌上，看见姐姐过来并没有作声。青芸把他叫过来，让他喊胡兰成爹爹，但是他却没叫，因为怕生。学堂里的先生一边和胡兰成打招呼，一边对胡启说："阿启，你爹爹回来了。"他还是不开口。于是青芸把胡启拖到了胡兰成跟前，对他说："阿启你领路，和你爹爹去下沿山。"胡启这才走在前头领路。

下沿山有玉凤的坟在那里，幼女棣云早年已经夭折了，也和母亲葬在了一起。胡兰成来到坟前躬身行礼后，又站在那里看了看，沉思了片刻，却没有一点感慨想要抒发。他就又走过去，用手抚摸着墓门石，叫着玉凤的名字，依然没有任何的感慨。

第二天上午，胡兰成又和青芸来到母亲吴菊花的坟头。一路上，青芸都一直在和他讲着给玉凤和母亲做坟的经过。他母亲是与父亲合葬的，合葬后的坟做得非常好，正对坟的方向很开阔；左下的位有个凉亭，站在里面可以看得见胡村的溪桥、人家、农田；右边是一片茶山桑地。坟旁还有一个个竹园，虽然只有疏疏的百余根竿竹，但看着也很是衬着这里的安然。

胡兰成来到母亲的墓前，行跪拜礼，青芸在他后面也随着跪拜。跪拜后，胡兰成又感谢青芸这几年在家照顾母亲和儿女的辛苦，青芸很懂事地说："有六叔寄钱回来，我只是做做事情，没什么的。"他就又问青芸母亲临终时有没有什么遗言，青芸说奶奶没有说什么。母亲死的时候儿子不在身边，又有什么遗言好留呢？

胡兰成看着母亲的墓，起身把祭坛石缝里长出来的草拔掉，青芸在捡拾了一下坟前樵夫散落的柴禾。做完这些，胡兰成想起自己童年时随家人上坟的情景，惆怅不已。他在后来的《今生今世》里以略带忧伤的笔触记述道：

第31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1)

刘邦说，游子悲故乡。我现在回到胡村，见了青芸，且到了母亲与玉凤坟头，只觉自己仍是昔年的蕊生，有发现自性本来的凄凉与欢喜。做人亦要有这种反省，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我乡下的俗语"做人要辨辨滋味"。我家实在要算得贫苦，后来几年我教书寄钱回家，亦不过按月二三十元，我母亲却觉有这样的好儿子，就满心欢喜，且村里人也都敬重她。玉凤当年及青芸亦都是这样的心思。西洋没有以苦为味的，惟中国人苦是五味之一，最苦黄连，黄连清心火，苦瓜好吃，亦是取它这点苦味的清正。但如今只有青芸是我的知己了。

胡兰成的这番对"苦"的自解，倒也传神地把他成年以后一直颠沛流离的生活状况表述了出来。他自妻子玉凤死后，便要"如天地不仁"了，这说明他认为自己以前是充满着感情在生活的，他把他自己生活中的拙行看作是质朴，把不善变通看作是率真，自负于事而又自卑于人。恶行未必就是由恶念产生，而是一种荒唐的自解和解世的想法，这个想法，大概从这个时候就慢慢开始了。而自小才情过人的张爱玲，固然也自负；少年受家变影响，后来也自私，但是张爱玲毕竟读懂了自己，她成年后曾对于小时候无意对父亲姨太太说的一句"你比母亲好"而耿耿于怀，也为一次无意地为后母附和而后悔。张爱玲读懂了自己，但终究没读懂胡兰成；胡兰成读懂了张爱玲，却从头到尾也没读懂过自己。

第三章 绽 放沉香几炉是浮生

雨夜中，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孩在风雨摇曳的世界里，孤独无助、胆怯可怜，天下之大却没有容她之处……每次想起这个梦，张爱玲都会难过地落泪。

从父亲家逃出来后，张爱玲终于如愿以偿地和自己的母亲生活在了一起。母亲毕竟是母亲，有了真正疼爱自己的亲人的依靠，张爱玲顿时产生一种归依感及家的温暖。但在她迈出父亲家门之前，母亲曾私下传话给张爱玲："你仔细想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

从前，张爱玲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无论是学费、医药费、娱乐费，还是零花钱都用不着操心，家里会为她准备齐全。在她16岁之前，张爱玲从来没有单独到商店里买过东西。现在，离开了父亲家，就等于自动放弃了家里的一切财产。此时，张爱玲成为了一个一名不文的穷孩子。

但张爱玲是一个很爱钱的人，当然，她也直言自己是个"拜金主义者"："我喜欢钱，因为我没怎么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过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

张爱玲之所以将自己生平赚到的第一笔钱--五元稿费--买了一支小号的唇膏。足可以证明，她在对钱的使用上真的没有成为像她母亲那样的人，她认为只要有钱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不必要苦了自己。但不幸的是，当张爱玲投奔到她母亲家里时，母亲手上的首饰、古董已经所剩无几了。对于这对准备相依为命的母女来说，钱成了她们之间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张爱玲的加入使母亲处于左右为难之中，母亲不仅要供她读书，同时还怀疑女儿是否值得自己这般孤注一掷的培养。由于母亲在张爱玲年幼时去了欧洲，一去就是八九年，爱玲一直没有很长时间跟母亲住在一起，也没有与她走得很近。母亲在她心中，是一种令人心仪的生活风范的象征，是她所倾慕的榜样，是被神化了的。这样的两个在不同环境中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人相处一室，其差异便可想而知。所以母亲时常用一种怀疑的目光打量着身边这个不知有多大学问的女儿。而张爱玲也似乎感受到了母亲的这种怪异的眼神--母亲认为女儿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母亲对张爱玲的影响、激励、失望是真实的。母亲的这次回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张爱玲升学。在母亲看来，张爱玲虽聪慧、有才学，但在日常生活中和为人处世上却显得十分幼稚。当然，母亲对张爱玲还是报有很大希望的，于是决定在两年时间内培养张爱玲学习适应环境。母亲细心地教她煮饭、用肥皂洗衣服，教她走路姿势--袅娜娉婷，教她会看别人的眼色，叮嘱她点灯后要立刻拉上窗帘，照镜子时要研究面部的神态，教她如果没有幽默细胞就不要轻易讲笑话……但是，两年还没过去，受过西洋教育的母亲便彻底失望了。母亲被张爱玲的个人修养方面的愚蠢气得不得了。例如母亲在教她笑的技巧方面，就使母亲哭笑不得。张爱玲并不会像大家闺秀一样，笑不露齿或抿嘴微笑，她一笑起来，有两种状态：一是嘴有多大就要张多大，咧着嘴好似给人家看自己的牙齿一样哈哈大笑，另一种就是美滋滋的傻笑，样子倒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母亲发现女儿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学会补袜子；她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都尝试过教她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她竟然不知道电铃在哪儿；有一段时间，张爱玲生了病要天天乘黄包车到医院去打针，接连去了三个月，她却还不认识那条路。当张爱玲出乎意料地与母亲的那种半怜悯半挑剔的眼光相接时，她一下子发现了自己的无能、庸俗、笨拙、懒惰和可怜。渐渐地，张爱玲认为自己"真是个废物"。当初逃离父亲家的兴奋此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张爱玲觉得，这些琐屑的难堪，正在一步一步地吞噬着母亲对她的爱。正如她所说，"这时候，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

第32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2)

在现实社会中，张爱玲显得有些无所适从，在母亲面前，她更是一个失败者。张爱玲或多或少地承受了某些压抑和不安。她的敏感与不安在这种若有若无的对比下不断加深，并且对母亲的看法也发生了某种变化，张爱玲曾说过，在父亲家里早已孤独惯了，所以突然要学做人，并且还是在"窘境"中做一个淑女，简直困难。

受母亲的影响，正值花季的张爱玲深深地喜欢上了上海滩上的各种摩登的服饰、五彩绸缎、琳琅满目的洋货，张爱玲不禁也是很向往。可经济状况并不允许她享受这种奢华的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又提出了一个公允的方法让女儿选：若现在嫁人，不仅可以不读书，还可以用学费装扮自己；如果要继续读书，不仅没有这些美的装扮，还要为学费之类伤神。

小小年纪却要多次被迫做出选择，选择父母、选择生死，现在还要选择前途。张爱玲笑着告诉母亲，她有一大部分生命的乐趣能够代替没有漂亮衣服的苦恼。因此，她选择继续读书。而从这一刻起，张爱玲的心底深处便产生一个心愿，她要设计自己的广阔天空，待中学毕业后，也要像母亲一样出国留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为了这个美丽的异国之梦，张爱玲潜下心来要好好学习。

1939年，英国伦敦大学在上海举行了一次远东区招生考试。在这场考试中，张爱玲在日本、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伦敦大学远东地区的第一名。但由于战争，她无法远渡重洋去上学。而伦敦大学当时的入学考试成绩与香港大学一样，因此张爱玲便独自一人乘船去了香港，开始了她为期三年的大学生活。

此时的香港，经过百年的岁月洗礼，已经成了东方的一颗明珠。而当这个远离父亲阴暗的老宅以及母亲"淑女"的清规戒律的女孩看到这个全新的世界后，她这颗年轻的心真正地舒畅了。此时的张爱玲对生命充满了探索的热情，她现在自由了，能够尽情地读书了。可以说张爱玲一生中最美丽、最开心的时光就是在香港学习的那三年。在这里，她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天性，同时，香港先进文化的刺激、启发，以及不调和的色彩与情调的渲染，为她日后的小说创作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在她后来的《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等香港"传奇"中均可见。

在港大，张爱玲发奋图强，她几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为着实现自己的理想，她整日沉浸在"象牙塔"的小天地里。但是，她并不是一个反应机敏的学生，港大的某些课程也未必都是她所喜欢、擅长的。可她能够揣摩每一位教授的心思，因此每一门功课都是第一，而且她在两年内获得了两项奖学金。有一位以严厉出名的英国教授说，他教了十多年的书，从未给过像张爱玲那么高的分数。由此可见，张爱玲是十分看重成绩和分数的。在这三年里，张爱玲完全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优秀生。当然她为此也付出了极其心痛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放弃写小说的嗜好。

事实上，自从张爱玲识字那天起，无论上小学、中学，都有很多自发创作的作品，但是为了学好英文，实现中学时代的理想--有一天能够像林语堂那样，用英文写小说成名--张爱玲苦练英文，不仅停止了一向喜爱的中文创作，甚至在这三年时间里没有用中文写什么东西，即使给姑姑和母亲的家信，也都是用英文写的。她还大量阅读英文原著小说，例如萧伯纳、劳伦斯、毛姆等人的作品，使她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而她唯一没有完全抛弃的就是绘画了，但这仅仅是因为绘画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她可以借此放松精神。

张爱玲生性孤僻，很难与人相处。她不太喜欢与其它同学一起去游山玩水，当然偶尔会去一下。她认为出去看人、随便谈天，不仅会使自己感到不安，而且还会浪费时间。因此她始终都将自己的喜好放在第一位，很少在意别人的看法。她习惯于洞察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的人生世相，但几乎没有与人交流的渴望。这种自负的性格与后来结识外表看似愚讷，内心轻佻飞扬的胡兰成十分合拍。张爱玲自认为看透一切，不屑与人交流；而胡兰成却是自以为洞悉一切，他会用一些穿透力很强的话语表达出来，就像说中了张爱玲的心事一般。

第33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3)

在港大的三年里，张爱玲虽然充分感受到了其它同学身上的那些莫名趣味，但是真正能与她趣味相投、朝夕相处的，能够共同感受生活精微处的美妙的，能一起仅仅为了一杯冰淇淋、一块小布头、一个黑黑的小老头娃娃而欢喜不已的，似乎只有她的同学炎樱了。如果没有炎樱，张爱玲的整个香港生活必然顿失生机，而且她还会失去许多感受生命飞扬的机会。这个阿拉伯后裔女孩倒是很风趣、活泼快活的，全身都迸发着喜悦的细胞。张爱玲在她的散文集《流言》中就有《炎樱语录》几则。从中可以看出两人在上学时的快意与默契。

炎樱本名Fatima，音译后叫莫黛，"炎樱"是张爱玲给她取的名字。炎樱很淘气，但做事干脆利落，生活起居也与常人不一致，但这偏偏是张爱玲欣赏她的地方，即欣赏她的聪慧与绝妙；至于炎樱，她也十分欣赏身边这位个子高挑的中国女孩，惊奇于张爱玲心里竟藏有如此多的、细微的、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东西，而又在历史与文学方面出奇的优秀。

在港大，她们俩一起度过了美丽、明快的时光，虽然张爱玲性格孤僻，也不喜欢活动，但她却奈何不了炎樱那种孩子式的天真无邪和阳光般的热情快乐。因为炎樱是混血人种，所以在香港她认识很多朋友，张爱玲便跟着她常常出去走动，从而更多地了解到香港丰富且复杂的生活，同时也促进了她对乱世人生的体验与思考。这些经验在她离港后的创作过程中，有着了潜在的影响。

然而，毕竟是乱世中人，1942年12月，日本向香港发起了进攻，香港被占领了。埋头苦读的张爱玲的寒窗生活也被中断了。对于战争，张爱玲感受得极为深切。她很早就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先是在上海，张爱玲在苏州河旁的炮声中逃脱了父亲的牢笼；紧接着，战争阻挡了她前去伦敦大学的道路。现在，就在她即将毕业且可以到牛津大学继续深造的时候，战争再一次阻止了她。

但张爱玲仍然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对待它："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很不舒服，而且还会抱怨，但最终还是睡着了。"能够不理会的，一概不去理会。出生入死，只是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

难说此时的张爱玲是否内心一直超然，她这种对万物都冷冷的态度使得后来的胡兰成倒是很欣赏，并称此为"贵族的矜持"。

非常态的生活无情地撕开了生命脆弱、不堪一击的底子，平凡的人们到底捱不过空虚的绝望，而纷纷想抓住一点踏实的、稳定的东西。面对弱小、苍白的生命，许多人想到了结婚。张爱玲周围有很多人都在这个时期选择了结婚，他们这样做只为了抓着一点两情相悦的感觉，以此来抵抗炮火轰炸下生命的绝望与空虚。

期间，一对男女来到了张爱玲所在的防空办公室。他们想向防空处长借汽车去领结婚证书。那个男的是一名医生，平日里也许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但是，此时的他久久凝视着自己的新娘子，眼里有种近于悲哀的恋恋之情。新娘是一名看护，生得矮小美丽，红颧骨显得喜气洋洋的。由于弄不到结婚礼服，所以她只穿了一件镶着墨绿花边的淡绿色绸夹袍。他们来了几次，每次都要等上几个钟头，俩人默默地对坐着，对看着，满脸堆笑，看得久了身边的其他人也都笑了。

在这灿烂的笑脸下，张爱玲体会到了生命的坚强与人性的宽厚，生命原来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向前走的。毋容置疑的是，在香港经历了战争的张爱玲，已经形成了完整、稳定的人生观、世界观，对于时代及时代背景下的个人生活，张爱玲已经有了成熟的理解，这也构成了她日后走上文坛的基础。或许正是因为那一对夫妻的"满脸堆笑"给张爱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一年之后的《倾城之恋》中那对平凡而又精打细算的夫妻才会在同样的兵荒马乱中发现了生命细微的光亮。轰炸、死亡、恐惧、仓惶中对爱的追寻，使张爱玲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她甚至已经不再重视、斤斤计较于未卜的前程，反而沉醉于眼前的琐屑欢乐以及一点点惊喜。张爱玲曾说过，人生所谓的"生趣"其实都存在于一些不相干的事上。理想、计划、前程是多么的遥远、不可靠，只有眼前的幸福、喜悦才是可以牢牢抓住的。

第34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4)

于是，张爱玲在百般空虚、无聊中，重操旧业画了很多画。她似乎又回到了在圣玛丽亚女校的时代，当时，她就是在课桌下面偷偷地画画的。张爱玲觉得，战争这段时间正是她绘画上的黄金时期。以后即使照着样子再画一遍都画不出来。当然，张爱玲的画和她的文字一样，都是那么犀利、一针见血，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香港的战争很快就结束了，但人们的希望还是渺茫，生死依旧未卜。以后的路是怎么样的，谁也不知道，就如现在南京宦海沉浮的胡兰成一般，谁知今日高居庙堂之上，云过雁飞后，他日命运又该如何？

1942年夏天，张爱玲和好朋友炎樱一道，离开香港，回到了出生地上海，此刻她还不知道，经过一番风雨洗礼之后，她单薄的青年时代将出现最绚丽的彩虹了。真可谓是：

烽烟战乱前途未卜怎奈巾帼之志

风起云涌倾城才情沪城终闪星光

三年前离开上海的时候，上海的繁华与刺激，一直留给张爱玲很深的印象。虽然当时的上海就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但今天，上海仍然没有挣脱日本的铁蹄。虽然她看到了这一切，可她并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因为她已经基本形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性格。就在这个时期，张爱玲的母亲又已出国，于是她便投奔到了姑姑家。

在这以后的3年，正值张爱玲一生创作最为璀璨的时期。但她究竟是什么原因选择了职业作家这条路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经济的窘迫。张爱玲在刚刚逃出父亲家时，就很清楚自己是"一个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的人"。从香港回来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事实上，张爱玲在香港大学还有半年就毕业了，但因为战事而不得不辍学回来。原本她还想既然自己的成绩这么好，等港大毕业后便可以免费去牛津大学深造，但现在唯一可补救的就是转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张爱玲还是有长远眼光的，她对弟弟说："总得有一张毕业文凭吧。"

而此时正赶上弟弟也要报考圣约翰大学，钱便成了最大的问题，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回忆当时的情景：张爱玲只是叹了一口气。

张爱玲唯一可依靠的姑姑也没有多少钱了，无法提供学费，但她提议，转到圣约翰大学的学费应当由张爱玲的父亲支付。因为当初她的父母在协议离婚时，其父亲曾承诺要负担张爱玲以后的教育费用，但张爱玲在港大的三年里，他一分钱都没出，所有费用都是她母亲负担的，现在只剩半年的学杂费了，理当由他出。对此，张爱玲却颇感踌躇。自从张爱玲1939年初逃出父亲家后，她已经4年多没有同父亲联系了。即使在港大期间，也从未与同学提及她家里半句，换句话说，她与父亲之间的情份早已断了。在这种情况下，突然跑去向父亲要钱，未必能得到学费，反而还伤了自己的尊严。

张爱玲的弟弟倒是赞成姑姑的意见。弟弟私下里曾向父亲提到过张爱玲回上海后的生活情况及学费问题。父亲听后，些许沉默，说道："叫她过来。"显然，父亲对她4年前离家出走仍耿耿于怀，就像她对父亲和后母未能释怀一样。几年里，双方都没有寻找一个相互谅解的机会。

几天后，张爱玲回到了4年前的家。不过，此时的父亲家已从原来那栋豪华的大别墅搬到了一座小洋房。后母提前得到了消息，躲了起来。隔了4年，张爱玲与父亲在客厅里第一次见面了，两人都甚觉陌生。张爱玲的神色更是冷淡，几乎没有什么笑意。她看到父亲渐露的衰敝象，正体现了清王朝倾覆后，名门世家所普遍经历的境况。对此，张爱玲耳闻目睹之甚多，在她的小说《怨女》中就有这方面的描绘。父女俩对于4年前的事情只字未提，似乎都没有做好谅解对方的准备。张爱玲只是简略地将她要在圣约翰大学续读的计划及学费情况和父亲说了说。那一天，父亲是难得的宽容，不仅没有计较张爱玲的冷漠、无礼，而且还让她先去报名考试，并说："学费我会叫你弟弟给你送去的。"

已经长得亭亭玉立、孤傲不群的张爱玲在家里连十分钟都没坐上便离开了。只要把话说清楚了，还有什么意义在那里多待呢。张爱玲没有意识到，这次是她最后一次走进家门，也是她最后一次与父亲见面。但是父亲常常通过杂志、报纸、电影了解她的情况。不久，张爱玲就红遍了上海滩。她在文中多次提到父亲，在她的笔下，父亲是一个抽鸦片、粗暴、迂腐、无用、没落的形象。真不知道她的父亲在看过那些文章后有何感受。

第35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5)

有了父亲提供的学费，张爱玲便于同年秋天转学进了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她和弟弟成了校友。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她在转学考试中，竟然因为国文不及格而需要进补习班。这件滑稽的事情使张爱玲感到惊诧，也使那些教过张爱玲国文的老师们感到诧异。事实上从小到大，张爱玲的国文修养都很好，或许是在港大三年里坚持不用中文的原因。但补习班开学不久，张爱玲便从国文初级班直接跳到了高级班。

自从母亲在1939年去了新加坡，已经几年不知音讯了。张爱玲向父亲要了学费，就不愿再去向他讨生活费。因为她是一个倔强的女子，不太愿意求人，即使是自己的亲人，所以，她需要自立、需要自己解决生活费。其实张爱玲早就有这样的想法，当初离开家，就是她主动放弃了家里的财产，而当她决定到港大继续念书而不做一个穿着华丽、锦衣玉食的少奶奶时，她就决意放弃依靠男人而生活的想法。但像张爱玲这样的家庭，多数女孩子的前程、命运都会是嫁个有钱人，过着平淡无味的生活。可那时的张爱玲似乎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必将走上职业女性的道路，就像她的姑姑、母亲那样。

于是，仅上了两个月学的张爱玲辍学了。随后，她的弟弟因为身体的原因也辍学了，俩人都没有拿到毕业证书。

因为没有钱，又吃住在姑姑家，这使自尊心极强的张爱玲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事实上她很早就想自己赚钱、经济独立。而此刻，张爱玲还不太明确自己适合从事什么职业。在港大三年里，张爱玲对教授的授课方法颇有看法和见解，例如她不主张教授多讲，而主张尊重学生的独立性与自觉性。因此在她弟弟建议她找份教书的工作或者做编辑时，张爱玲立即否决了这两个建议。因为此时张爱玲的性格越来越内向，虽然具备一流中文作家的才能，而且还有深厚的英文写作功底--这也正是她后来成为一个双语写作作家的基础--但张爱玲认为，教书不仅要底子好，而且要善于表达，能够将心中的看法与观点尽可能全面、清楚地表达给学生，也就是能说，"这种事情我做不来"。张爱玲说。

当然，张爱玲说得没错，她自小就敏感内向，话少，朋友少，并且不愿意见陌生人。在港大三年里，除了炎樱，她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不喜交往渐渐使她养成了孤傲不群的性格。若让她这么一个只习惯于沉浸在自己的生活和精神世界里的人，去跟一大帮不大不小的孩子打交道，那着实难为她了。于是，弟弟又提议让她到报馆找个编辑工作，编辑只管坐在房间里编稿子，也不会经常出门交际。可她说："我还是替报馆写稿好了。这阵子我写了些稿子，也赚了点稿费。"

1942年，乱世才女告别了学生时代，开始了职业作家的道路。

张爱玲选择作家这条路并非偶然，其实她在很早的时候就说过："我是一个古怪的人，从小就被别人看作是天才，因此除了发展我的天才便没有其它生存目标了。"此后的岁月也不断地证明，张爱玲最终是选择了一条天才的道路，一条依靠内心与梦想而生活的道路。

文学写作不仅成为张爱玲自谋生活的方式，而且还成为了她生命存在的方式。这一切，却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张爱玲在很早的时候似乎就与写作有着不解之缘。

在此，有必要再一次提到几乎与张爱玲断绝往来的父亲。虽然父亲是一个满清遗少，生活放荡不羁，败家本领一样不缺，最终破败潦倒而死，但在另一方面，他却与自己的父亲张佩纶一样，是一个旧式的、有家学底子的人。张佩纶不仅是个官员而且还是一名学者，甚至还是一个热情饱满的业余小说作家，他和李菊耦合作出版过武侠小说《紫绡记》。张爱玲小的时候曾经见过此书，版面特小而字大，老蓝布套，十分精致。在这种家庭氛围里，张爱玲的父亲自然也喜欢文学。他以传统士大夫的方式，把文学看作是自己情感与信仰的来源。

第36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6)

父亲之所以希望张爱玲强于弟弟，其原因就在这里。虽然张爱玲是一个女孩子，但父亲特别喜欢她从小就散发出的灵气。事实上，父亲是最早发现并培养张爱玲这种创作天赋的人。《摩登红楼梦》这篇长篇小说是张爱玲在很小的时候的游戏之作，书中的回目还是她父亲代她拟成的，此书看上去很像样。《摩登红楼梦》中的回目为：

"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仙贾琏膺景命"

"弭讼端覆雨翻云，赛时装嗔莺叱燕"

"收放心浪子别闺闱，假虔诚情郎参教典"

"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

"音问浮沉良朋空洒泪，波光骀荡情侣共嬉春"

"陷阱设康衢娇娃蹈险，骊歌惊别梦游子伤怀"。

很明显，父亲对张爱玲的幼作十分认真，着意培养她的文学兴趣。张爱玲在读黄氏小学后，某个寒假，她仿照上海当时报纸副刊的样子，自己配图写作，编撰出一张以她家生活中的趣事为主要内容的副刊。父亲见了高兴不已。亲朋来了，父亲总是满脸得意地将这张副刊拿出来给他们看，"这是小女做的报纸副刊。"

毫无疑问，父亲的文学素养与他对张爱玲创作才能的认识及鼓励，都使张爱玲形成了极强的创作兴趣以及创作才能。但是，对于这一点，张爱玲在文章中却很少提及。

张爱玲7岁左右就写了生平第一篇小说。那时她住在天津的老宅，没有了母爱，只是在家里的仆人和亲属讲给她的故事中寻找一丝快乐。处于寂寞生活中的张爱玲在这部小说中写的是一篇无题的家庭伦理悲剧，一个小康之家姑嫂相斗、相杀的故事。书中男主人公姓云，娶了个叫月娥的媳妇，而小姑叫凤娥。一次哥哥出门经商，凤娥乘机设下计策欲陷害嫂嫂。但张爱玲写到这里便停下去构思另一篇小说了。

由于此时的张爱玲听到了很多故事，其中大部分是历史故事，所以她这次构思的就是历史小说。一个旧账簿的空页上印着小爱玲稚嫩的文字。开头是这样的："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正巧这时一个叫"辫大侄侄"的亲戚走过来看，说道："嗬！写起"隋唐演义"来了。"当时张爱玲感到非常得意。只可惜就写了个开头。

张爱玲自9岁起便给《新闻报》投稿了。当时她还是一个小不点，与同龄人相比，略显成熟。但这次投稿却石沉大海了。

在她十一岁时，社会上流行一种言情笔调的新台阁体。受这种文体的影响，张爱玲又写了一篇小说《理想中的理想村》。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她在文中的语言充满了当时流行于文坛的布尔乔亚式的语句："在小山的顶上有一所精致的跳舞厅。晚饭后，乳白色的淡烟渐渐地褪了，露出明朗的南国的蓝天。你可以听见悠扬的音乐，像一幅桃色的网从山顶上撒下来笼罩着全山……"张爱玲在这篇文章中十分注重对文句的修饰，词语绮丽精致，乍看之下并不像一个初入文坛的人。虽然张爱玲后来有些讨厌这种"新文艺烂调"，但对于当时的她而言，这篇文章却展示出了她丰富的想象力与非凡的文字表达能力。

张爱玲的第一篇情节较完整的小说是这样的：女主角素贞同她的情人一起游公园。忽然一只玉手轻轻拍了下她的肩，回头一看原来是她美丽的表姐芳婷。于是她把表姐介绍给了自己的情人，结果却酿成了三角恋的悲剧。最终，素贞投西湖自杀了。小说写在了一本笔记簿上，睡在蚊帐里的同学们相互传阅翻看，不久，上面的字迹就模糊了。小说中的负心汉叫殷梅生，当时张爱玲的班上恰巧有一个同学姓殷，她说："他怎么也姓殷？"于是提笔来改作"王梅生"，后来张爱玲又改了回来，又改了回去，改来改去的把纸擦穿了。她母亲看到这篇小说后，说："那个素贞若要自杀，也决不会坐上一段火车跑到西湖去自杀呀。"张爱玲不以为然，她认为西湖是美的，即使死，也要死在一个很美的地方，这样才算是一个完美的结尾。小小年纪的张爱玲，竟然有如此强烈的唯美倾向，这也许是对她后来人生波折的一种暗示。

第37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7)

张爱玲第一次写出这么有头有尾的故事之后，便开始尝试创作大篇幅的作品。她首次尝试的便是那本父亲代拟回目的《摩登红楼梦》。受父亲的熏陶，张爱玲从小就熟读《红楼梦》，她甚至可以将《红楼梦》里诸多的人物统统搬到现代社会上来，热热闹闹地编造出另外一个喜嚷喧吵的故事：贾政坐在火车上，贾琏则是铁道局局长；贾珍来信说，尤二姐已经请下律师欲控告贾琏诱奸遗弃，打算狠狠地诈他一笔款子；主席夫人贾元春做了新生活时装表演的主持；被贾府打发出去的芳官、琪官进入歌舞团继续深造，却引起了贾珍父子与宝玉的追求；巧姐儿被绑架了；宝玉则哭着喊着要同黛玉一同出洋，家里通不过，两人便负气出走，最终贾母王夫人屈服了。但谁知，他们临走时，宝黛二人又拌了嘴，闹决裂，一时无法挽回，宝玉只得独自出国。一切虽喜气洋洋的，却没有什么深意或独特的意境，然而书中对喧哗热闹场景的渲染，足以证明古典韵味对张爱玲性情的浸染。

"一场红楼梦，十出西洋镜。"在这部作品中，张爱玲调遣了自己在这个时代所有消化了的中西文化，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及超凡的文学才能。由此可见，张爱玲不仅精通《红楼梦》中所有众多人物的性格特征，而且还能够将它们平移到当代时空下。文中的想象、夸张、比喻，可以说，即使是当时最有力度的新文学作家也都难以企及。那一年，张爱玲才14岁。毋庸置疑，张爱玲后来的小说《金锁记》、《茉莉香片》等，其语言上的纯熟以及对人物心理入木三分的刻画，早在这个时候就有所训练了。

1932年，在张爱玲成为圣玛丽亚女校的一名学生后，她便以一个奇才逸女的特征脱颖而出。

在那里，张爱玲吸入了新的空气，这种气息不同于她在家中感受到的春日迟迟的气息。在上海，圣玛丽亚女校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美国教会女子中学之一，而且可以算得上是贵族化学校。但圣玛丽亚女校与其它重英文轻国文的教会学校的教育风气不同，它比较重视对学生的国文教育，校内图书馆里不尽有大量的中国书报杂志，而且还为学生提供了很多发表本国语言文字的机会与活动。中学期间，张爱玲这般特异的创作才能很快被发现了，而且得到了有益的鼓励。

根据圣玛丽亚女校国文教师汪宏声先生回忆，当年他第一次知道"张爱玲"这个名字，是因为一篇《看云》。

1936年秋，汪先生在这所学校任教。自从汪先生授课，圣玛丽亚女校高中生的作文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同学们的创作热情也有所增加，积极写作，各式题材都有，小说、剧本、诗歌等。但张爱玲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沉默与板滞，创作的文章依然绚烂瑰丽，神情依旧冷漠抑郁，看上去没有什么生气。汪老师在第一次堂课上让同学写作文，只给出两个题目任大家选一个，当然也可自己命题。但大多数学生都习惯了做一些说立志、说知耻之类的准八股文章，看着汪先生的"学艺叙"与"幕前人语"这两个题目，不仅感到异常，而且对于那个自由命题，更是毫无经验的事。一堂课下来，交上来的作文几乎都是在最后几十分钟内将三几百字联起来了事的，其中根本不知道"思想"是何物，更不知道如何发挥"思想"。但在这些文章中，汪先生被一本作文吸引了，题曰《看云》。这是班上仅有的一篇自己命题的作文。文章写得潇洒流畅，瑰丽玲珑，尽管有几个别字，但整体上不乏飘逸灵秀之感。汪老师注意到题目下的署名--张爱玲。

虽然张爱玲在学校里表现得很沉默、懒惰、不善与人交流、不喜欢交朋友，甚至有时还有些萎靡不振，但这些并没有妨碍她创作才华的发展，她所创作的文章总是那么绚烂瑰丽。因为汪先生的赏识，张爱玲在校刊上多次发表过作品，如短篇小说《不幸的她》、散文《迟暮》等，深受同学的好评。

有一次，汪先生利用一个课外国光会的组织，组织出版了一种32开的小型刊物，刊名为《国光》。当时他很想让张爱玲做编者，但她慵懒惯了，不愿意编辑只愿投稿。于是她先后在《国光》上发表了两篇小说《牛》和《霸王别姬》。但她对这两篇"新文艺腔"很重的小说并不满意。

第38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8)

这几篇处女作已经预示了一个呼之欲出的文学天才。汪宏声先生对张爱玲寄予了厚望，要她再接再厉，将来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但一向冷漠的张爱玲好像将她全部的热情和注意力注入了她的文章中了，从而使她在现实社会中更加冷漠、板滞，有时还让人哭笑不得。

《牛》这篇小说创作于五四以后，书中表达了一种对下层农民的同情，体现了贫穷之下生命的悲哀。主人公禄兴是一个朴实的农民。因为家道艰难，只好卖掉耕牛，又把自己娘子陪嫁的银簪子卖掉了。这样一来，春耕的时候便无牛耕田。他想将自家的两只鸡送给邻舍，以便向人家租借一头牛。刚开始娘子不同意，但最终也没有别的办法。牛借来了，但没想到那头牛的脾气很大，根本不服禄兴的管束。于是他略加鞭策，牛反倒向他冲了过来，牛狠狠地将角刺进了他的胸膛。就这样，禄兴不幸送了命。其娘子临此惨祸，悲痛欲绝，自己爱恋的东西似乎都长了翅膀，在凉爽的晚风中渐渐飞去，先是牛，然后是自己的银簪子，接着就是鸡，最后竟然是自己的丈夫。张爱玲在书中这样描写她的悲伤："黄黄的月亮斜挂在烟囱口，被炊烟熏得迷迷蒙蒙，牵牛花在乱坟堆里张开粉紫的小喇叭，犬尾草簌簌地摇着栗色的穗子。展开在禄兴娘子前面的生活就是一个漫漫的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啊！"很明显，虽然张爱玲的创作受到了当时文艺风气的影响，但在《牛》中她已经开始注意到自己语言风格的形成与意境的创造等问题。后来她在《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封锁》中也多次这样尝试。

《霸王别姬》表现的则是另一种苍凉的美丽，从这本书中似乎可以感受到她后期小说中清冷的气息了。这本小说是根据汪先生在课堂上介绍的历史小品知识与《项羽本纪》相结合而创作出来的。书中，项羽是一名"江东叛军领袖"，虞姬则是项羽背后的一个苍白而忠心的女人。在她看来，即使项王真的一统天下，她成为了贵妃，其前途也未必就是乐观的；因为现在，他是她的太阳，而她却是反射他的光的月亮，拥有他，她才感到有意义；某天他当了皇帝，必有三宫六院，他们的天宇定有无数的流星飞入，她们会与她分享这个太阳。所以虞姬私下里是盼望这个仗能一直打下去。在他们困于垓下的某天晚上，夜冷星寒，虞姬突然听到敌方远远传来的"哭长城"楚国小调。她便急匆匆地赶回营中准备报告项王，但看到熟睡的项王又不忍唤醒。"他是永远年轻的人们中的一个；虽然他那纷披在额前的乱发已经有几根灰白色，并且阳光的利刃已经在他坚凝的前额上划了几条深深的皱痕，他的睡熟的脸依旧含着一个婴孩的坦白和固执。"这时项王醒了，听到了四面的楚歌，知道刘邦此时已经尽得楚地。"虞姬的心在绞痛，当她看见项王的倔强的嘴唇转成了白色。他的眼珠发出冷冷的玻璃一样的光辉。那双眼睛向前瞪着的神气是那样的可怕，使她忍不住用她宽大的袖子去掩住它。她能够觉得他的睫毛在她的掌心急促地翼翼翕动，她又觉得一串冰凉的泪珠从她手心里一直滚到她的臂弯里。这是她第一次知道那英雄的叛徒也是会流泪的动物。"

项王喝了些酒，然后命她同自己一起去突围，就是死也要死在马背上。但虞姬摇了摇头，不愿意跟他去。"噢，那你就留在后方，让汉军的士兵发现你，把你献给刘邦罢。"虞姬微笑着，从衣袖中迅速抽出一把小刀，只一刺，就深深地刺进了自己的胸膛。项王冲过去托着虞姬的腰，此时虞姬仍紧紧地抓着那镶金的刀柄。项王含泪的、火一般光明的大眼睛凝望着自己的女人。虞姬微微张开颤抖的唇，他只听见一句他听不懂的话："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收梢。"

一抹凄美的微笑凝结在生命的末梢，好似给生命划上了完美的句号。此时的张爱玲仅仅17岁，对于生命的流逝，张爱玲显然有一种低徊的挽伤。她看到了生命中的美，进而用这种美代替了生命，深深的隐痛则成为了她后来小说中的悲凉底质。

第39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9)

这篇小说一经刊出，圣玛丽亚女校的全体师生都为其精湛、成熟的写作技巧感到惊讶。汪先生在课堂上更是对张爱玲赞赏有加，认为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比，《霸王别姬》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判断并非言过其实，因为以郭沫若的才力及他对时间的敏感程度，他确实难以达到张爱玲的这种高度。当然，对于她这些少作，张爱玲后来也自嘲道："这里面有我最无法忍耐的新文艺滥调的"新台阁体"。"

在圣玛丽亚女校，张爱玲有时也会显露一下她才能中诙谐幽默的一面。例如，有一次她给《国光》投了两首打油诗：

其一：

橙黄眼镜翠南袍，

步步摆来步步摇，

师母裁来衣料省，

领头只有一分高。

其二：

夫子善催眠，

嘘嘘莫闹喧，

手袖当堂坐，

白眼望青天。

事实上，张爱玲写这两首诗的目的是想戏弄两位男教师。第一首取笑的是学校里一位姓姜的老师，但姜老师为人随便，一笑置之；第二首取笑的那位老师却气愤地向美国校长告发，为此，张爱玲差点就被校长开除，那老师也觉得闹大了，最终以"算啦，算啦"了事。

凭借超凡的文章，张爱玲已经是圣玛丽亚女校的一位知名人物了。这使她具有较强的自信心。对于张爱玲来说，既无美貌，又有阴暗的家庭背景。因此，文学渐渐成为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她希望在文学里发现生活的可爱之处，找到这个荒乱的世界上尽可能完美的事物。虽然圣玛丽亚女校是一所贵族化的女校，而且以培养学生成为有修养的淑女为教旨，但这并没有阻碍张爱玲浓厚的文学情结的形成。这一点在她中学时期就非常明确了，但数年后，在她独自踏上文学之路时，这种意义必将日益彰显出来。

张爱玲在创作完《霸王别姬》后的第二年，便完成了《天才梦》，即1939年底。在这两年里，张爱玲常用的那支笔已经磨得珠圆玉润了。这部作品完全脱去了她一贯厌恶的"新文艺腔"，而具备了她自己的风格。文中明亮的色调，巧妙奇警的比喻，自如洒脱的行文，都可以说是它的独到之处，使其卓尔不群。

可以说，《天才梦》是一篇完全成形于"张爱玲体"的文章。当然，还有一点不得不说，那就是它表明了张爱玲已经意识到自己日后必然要以"发展自己的天才"为己任，以她的梦想为生活的目标。这是她唯一一次用中文创作的有点自传性质的散文，也是她在成为职业作家之前，唯一一篇保留下来的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的文章。事实上，这篇文章是应《西风》杂志举办的征文比赛而创作的。在这次比赛中，她的文章荣获第13名。这个名次令张爱玲在很多年以后仍耿耿于怀。当时《西风》上刊登了征文获奖者的名单，当时共有685人应征，共计13个得奖者。按启事的说明，应该只有10个人得奖，但因为群众投稿踊跃，组委会便多添了三个荣誉奖，张爱玲所得到的就是荣誉奖第三名。但在同年的8月，《西风》上刊登了获奖文章，只刊登了两篇，其中一篇便是《天才梦》，另一篇则是获第二名的人的文章。张爱玲对这个结果深感不平，不仅因为前几名获奖者的文章远比不上《天才梦》，而且在刊出《天才梦》之前，张爱玲不得不遵从出版社的要求忍痛割爱，对自己的文章大加删改，文章字数又5000一下子压缩到2000。几十年后，张爱玲还在《张看》集中提及过此事，认为这种删减大大"影响了这篇东西的内容的可信性"。虽然张爱玲已经许久没用中文写作了，但这篇文章的随意、灵畅以及用譬的恰切，都非常接近后来的"流言体"散文，而且文章文笔的老练，思想的圆熟，颇有"一鸣惊人"的效果。因此她的耿耿于怀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后来，胡兰成曾称张爱玲为"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他将张爱玲比作古希腊那位有"自恋"情结的美少年。她的知己炎樱也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喜欢自己作品的人。"也许，这篇散文可作为几年后，爱玲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的一种先兆。天赋、早慧、怪僻、自恋，还有着一种天成的忧郁情调。这些心理情感的潜质，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第40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10)

从这篇文章起，张爱玲便定下了自己创作的感情基调，一个无法彻底的现实社会，一个永远不会完满的情愫。哪怕是最美的事物，也会存在许多意外中的意外，从而使它增加了一些抹不掉的杂色。张爱玲曾说过："生活是一件华美的袍，却爬满了跳蚤。"很明显，这句话里贯注了张爱玲对人生的苍凉的注解。

这篇文章仿佛就是一种气候的预兆，就在张爱玲万分失望地追忆自己从神童到天才少女的梦幻经历时，这篇文章正好成为了自己脱颖而出的标记。天才梦以这篇文章为终点，接下来的便是实现这个天才梦。

张爱玲这种对文字和文学的敏感及专注上承自她的祖父和父亲，所以在潜移默化中，文学其实也已成为自己情感与信仰的来源了。而正是这一相同的信仰，胡兰成才会认识她，也才会出现那么一段令人嗟叹的爱情。

在港大的三年，可以说是张爱玲文学创作的"储备时期"，她后来的很多作品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端倪。从张爱玲在圣玛丽亚女校的早期作品，到在文坛上横空出世的作品，其中有着"质"的飞跃。在港大的刻苦学习使张爱玲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而且还在生活经历上有一定的积累。这也为张爱玲后期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事实上，张爱玲最初是用自己熟练的英文小试牛刀，开始创作生涯的。1943年1月，张爱玲在《二十世纪》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长达8页，其中还附带了她自绘的12幅发型、服装等插图。这篇文章的题目为《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张爱铃在文中细致、清楚地介绍了中国人的生活习俗以及服饰上的改革，那些插图也十分简洁、生动有趣，极富表现力。这篇长文引起《二十世纪》的主编克劳斯·梅涅特的极大兴趣，他先是被张爱玲流利新颖、还有一丝维多利亚末期的英文风格所感染。在他得知这篇上万字的长篇文章及精美图画竟然出自一个只有二十一二岁的中国小姑娘之手后，便在"编者例言"中指出，张爱玲"与她不少中国同胞差异之处，在于她从不将中国的事物视为理所当然；正由于她对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其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并誉张爱玲为"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

有了梅涅特的赞誉，年纪轻轻的张爱玲欣喜不已。紧接着，她便一鼓作气，一年之中，竟然在该刊物上先后发表的文章达9篇之多，其中包括6篇影评。这种创作频率是当时其他作家都无法相比的。而张爱玲写作的那些影评，也成为了当时中国电影史发展与研究的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这些连袂而出的英文文章，使张爱玲深厚的英文功底立即凸现出来。在她上中学的时候，就很注重学习英文，在圣玛丽亚女校校刊发表的《牧羊者素描》、《心愿》就是用英文写的。在港大期间，她的英文更是达到了一种地道纯熟的程度，对此，张爱玲的姑姑确实大加夸赏，说张爱玲"无论是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化学"。刻苦的磨砺加上过人的悟性，造就了她一手漂亮的英文，也因此使她一鸣惊人。

1943年6月，张爱玲在《二十世纪》上发表了《Still Alive》，中文译名为《洋人看京戏及其它》。这篇文章《洋人看京戏及其它》一经刊出，便收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说到这篇文章，它可在张爱玲早期创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这篇文章不仅流畅美丽，而且集中表达了张爱玲对世间百态的理解。张爱玲正式步入文坛后的创作思想，大多源于此处。这篇文章开头便写道："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也不失为一桩有意味的事。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的开裆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这都是中国，纷纭、刺眼、神秘、滑稽。"由此不难看出，张爱玲最开始就使自己站在了中国生活观察者的位置上，嘲讽中带着热爱。这种态度也频频出现在她后来的小说中。

第41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11)

从一个23岁女人的角度出发，张爱玲看到了男权社会温馨面纱下的虚伪与残酷，更清楚地看到了生命被忽略、被遗忘、被掩饰的悲凉。这是对人生真相的惊心动魄、毛骨悚然的发现。因此，张爱玲总是以一种洞彻入里的"眼光"看待人生与命运。看《空城计》时她就想："不知道人家看了《空城计》是否也像我似的只想掉眼泪。为老军们绝对信仰着的诸葛亮是中外罕见的一个完人。在这里，他已经将胡子忙白了，抛下卧龙岗的自在生涯出来干大事，为了"先帝爷"一点知遇之恩的回忆，便舍命忘身地替阿斗争天下，他也背地里觉得不值得么？锣鼓喧天中，略有点凄寂的况味。"对于个体生命的价值，中国文化历来是不太关注的，一般人也习惯于将自己的价值、追求紧紧地同社会秩序中的某一环节某一位置相联系，这样一来，在别人眼中，自己便是"成功"的，但这其中却压抑、忽略了生命中许多真正美好的事物，而且没有意识到"锣鼓喧天、张灯结彩"之外，其实还有一种明丽丰满的内心生活的存在。不仅自己如此，别人也同样，因此张爱玲说，"中国的悲剧是热闹、喧嚣、排场大的"，可谁又能站到闹剧背面，清楚地看出我们生活中的滑稽与悲哀呢？张爱玲恰是这样一个女子，她能够直接、坦然地面对生命与生活，她不同于和她熙攘而过的行人。张爱玲后来寻找自我的一种基本尺度，便是被遗忘、被忽略的生命自身的美。

同年12月，张爱玲再次发表了名为《Demons and Fairies》的文章，中文译名为《中国人的宗教》，这是她在《二十世纪》上发表的最长的文章。张爱玲创作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向外国人解释中国人"，虽然这篇文章的论题颇大，但她仍能谈微言中，整篇文章都保持着轻灵飘逸的风格。梅涅特曾赞扬道："作者神游三界，妙想联翩，她无意解开宗教或伦理的疑窦，但却以她独有的妙悟的方式，成功地向我们解说了中国人的种种心态。"

可以说，《二十世纪》是张爱玲走上职业道路的第一步台阶，在她为《二十世纪》投稿的同时，她也给《泰晤士报》写过一些英文影评和剧评。在这期间，张爱玲对日常生活的洞察，对生活本身的洒脱，华美清丽的文风，都充分地表达出来了。例如她所创作的《中国人的宗教》，书中她谈到关于中国人的怀疑主义，"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张爱玲提到了大多中国人的普遍人生态度，"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不管有没有意义，反正是活着。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不论在艺术里还是人生里，最难得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歇手。中国人最引以自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书中，张爱玲还以中国人缺少私生活的现象，引申出其中的弊端，"就因为缺少私生活，中国人的个性里有一点粗俗。"无事不可对人言"，说不得便为非作歹。中国人老是诧异，外国人喜欢守那么些不必要的秘密。不守秘密的结果，最幽微亲切的感觉也得向那必不可少的旁观者自卫地解释一下。这养成了找寻借口的习惯。自己对自己也爱用借口来搪塞，因此中国人是不大明了他自己的为人的。"

张爱玲就像一位坐在台下慢慢啜茶看戏的人，不动声色地看着台上喧哗吵闹的表演，偶尔笑笑。因此她的笔下，传统中国人的种种心理、习惯与行为方式，都一一凸现出来了。张爱玲向来都把人生及世界分成两部分：她认为，现实的人生大部分都是不可解的，而且充满了破坏与磨难，最终会沉落到重重的黑暗里；但是真实、可了解的人生，统统在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上，而且还是一些偶然的、刹那间的情境上。对于前者，张爱玲的态度是嘲讽和不相干，但对于后者，她则报以深深的感动以及对沉默的生命的痛心。而梅涅特当时并不能理理这些思想，这也不是他那些闲适趣味文章的内涵。当时的散文或时评，并不能完全表达这些内容。当然张爱玲也必然不满足，因为她自信自己"生来就是写小说的"，是一个真正为艺术诞生的人。

第42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12)

英文写作初获成功，使张爱玲的自信心大增。事实上，更大的成功还在不远处等着她，一颗新星将要大放光芒于上海文坛。

张爱玲之所以最先选择为英文报刊写稿，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英文报刊的稿酬高于中文报刊。当时的她需要挣钱，挣钱不仅是现实生活所迫，对她来说，也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照顾自己，自由自在，独来独往。张爱玲好象将她的姑姑看作是自己的榜样，她十分欣赏姑姑的独立、随和以及幽默，她们在一起相依为命生活了十余年。张爱玲希望自己可以挣到足够的钱，这样一来就能按照一种她所认为的自由、美的方式来生活。她曾说过："用别人的钱，哪怕是父母的遗产，倒也不如用自己赚的钱自在，良心上颇为痛快。"在《二十世纪》上，张爱玲挣钱的目的得到了实现。这也不能单纯地讲杂志社付给她的稿酬，另一方面也是它赋予了张爱玲空前的信心，以及使其发展文学才华、以文谋生的能力。

在此种情况下，这位"颇具前途的青年天才"决意继续前行，她似乎看到了令自己振奋、光明的前途。张爱玲并没有忘记，4年前她从圣玛丽亚毕业时，国文老师汪宏声先生对她说，她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

自1943年春，张爱玲的一系列散文、小说在薰风沉醉的上海滩，在沦陷区死气沉沉的文学土壤里开出了姹紫嫣红的花朵，她热情地向人们讲述着一个个新鲜、美丽的故事。而这些故事都寄予了一个年仅23岁少女的才思。

就在张爱玲为英文报刊撰写影评之类的文章时，曾用中文写了两篇短篇小说，即《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张爱玲欲以这"两炉香"叩开令她仰慕已久的上海文坛的大门。

也许是《二十世纪》给了她更多的勇气和自信，并凭借对文坛内外情形的了解，张爱玲直接拜访了《紫罗兰》杂志社的主编周瘦鹃。为了使这次拜访获得成功，张爱玲向周瘦鹃谈起，她的妈妈和姑姑在十多年前就是周瘦鹃编著的《半月》、《紫罗兰》和《紫兰花片》的热心读者。当时，她的妈妈刚刚从法国留学回来，便读到了周瘦鹃的"哀情小说"，因为受作品的感染，流了不少眼泪，并且还给周瘦鹃写信，劝他不要再写这种悲惨的小说结局了。听到这些周瘦鹃也兴趣大增，虽然他已记不得这件事了。张爱玲还带了一封园艺家黄岳渊的介绍信。因为周瘦鹃酷爱园艺，这是她事先知道的。对于不喜欢见人、不爱交际的张爱玲来说，这次拜访她特意穿了一件鹅黄色的剪裁合体的旗袍。

尽管在母亲和姑姑眼中，张爱玲这个天资聪颖的女孩缺少大家闺秀的风范，但她这次独自为自己的未来命运敲开大门的举动，表现出了她的勇敢、自信与练达。

这位笔名为紫罗兰庵主人的周瘦鹃，作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是当时与新文学作家分庭抗礼的言情作家之一，在小市民读者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后来他在《礼拜六》杂志中提出"宁可不讨小老婆，不可不读《礼拜六》"的口号，这种趣味性、娱乐性十足的创作风格深受市民阶层喜欢，即使是那些正统的新文学作家也自叹不如。

张爱玲之所以会选中《紫罗兰》，是因为她本人不喜欢"新文艺烂调"，认为它是"台阁体"，她所热衷的还是"海派"那种言情之风。所以，她来到了体现上海小市民气味的《紫罗兰》杂志社。

此次见面，张爱玲同周瘦鹃谈得十分愉快。张爱玲将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拿给周瘦鹃看。周瘦鹃认为单看这个篇名就非常妙，对这两部小说表示欣赏。他让张爱玲将小说留给他，最终是否能发表当然还得等他通读全文后再作定夺。

张爱玲走后，周瘦鹃捧读这两部小说，越读越吃惊。他诧异于这个年轻女孩竟然有如此老到凝练的文笔，将人情洞察得如此深刻。他一边读一边忍不住叫好，"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Somerset Maugham（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周瘦鹃心里十分清楚明白，自己看到的是"天才"之作。虽然周瘦鹃是鸳蝴派作家，但也深通英文，翻译过西洋作品，具备过人的文学鉴赏力。他不但看出张爱玲小说中含有《红楼梦》、《金瓶梅》的韵味，甚至将其与自己顶喜爱的英国作家毛姆相比。能遇上这样一位天才作家，他复刊《紫罗兰》之事大有希望。后来，张爱玲听说到这个评断后也非常高兴，毕竟，这是她第一次登上正式的上海文坛啊！

第43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13)

不久，《紫罗兰》复刊之后便在第2期上刊登出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而且两篇文章都占显著位置。这是张爱玲正式在上海文坛露面。

《沉香屑：第一炉香》所描述的是香港战前的故事。在她点燃"第一炉香"的时候，她时常梦见自己回到了香港。她清楚地记得在香港所见的各色人各色事。战争带给她的恐惧是无容置疑的，这使她在回到上海后，每次听到巨大声响都以为是港战时期的飞机此刻飞到了上海一样。最令张爱玲无法忘记的就是独在异乡时感受到的人情冷暖。香港之行使她真正感受到了孤独、人与人的冷漠。因此，在这种心境下，这部作品的感情也是冷的。而且是掩藏在表面的热闹之下的悲凉。在故事的开始，普通的上海女孩葛薇龙，来到了香港的姑妈家里。她不过是南英中学的一个普通学生，希望在姑母家这里得到一些援助--学费，却没想到自己竟然堕入梁太太充满"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里，陷入那荒唐、肮脏的现实，及至最后将自身卖给了梁太太与乔琪，整天不是为了替梁太太弄人，就是为了替乔琪弄钱。而她自己的未来，只剩下无边的荒凉与恐怖，不存在丝毫的希望。

"车子转过湾仔，噼哩啪啦的鞭炮声便渐渐低下去了。街头的红绿灯一个接着一个，强光在车玻璃前一溜而过。此时，汽车驶进了一条黑沉沉的舞街。乔琪并没有看他，即使看也看不到，但是他知道她一定是哭了。他自如地摸出香烟夹子和打火机，将烟卷儿衔在嘴里，点上火。在凛冽的寒夜里，火光一闪一闪，他的嘴上好似开了一朵橙红色的花。但是瞬间，花立谢了。只剩寒冷与黑暗……"

但这两篇叙述"霉绿斑斑"的香港故事，并没有引起预期的"轰动"，然而文艺圈里的人所注重的却是张爱玲那种奇丽清冷的文学才华，其中便包括《万象》主编柯灵。此时以编剧本和写杂文著名的柯灵先生应聘接编商业性杂志《万象》月刊。在他接管《万象》之前，《万象》和《紫罗兰》类似，主要发表鸳鸯蝴蝶派风花雪月的刊物，柯灵任主编后，力求把它办成新文学杂志，一些进步作家为此纷纷撰稿，如师陀、郑文定、傅雷等。偶然间，柯灵翻阅起《紫罗兰》，在这本他不大瞧得起的刊物中，惊奇地发现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柯灵的眼前顿时一亮：张爱玲是谁？如何能联系上，找她写稿呢？

正当柯灵为如何向张爱玲约稿而发愁之际，张爱玲竟然不期而至。当时，张爱玲穿了一件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清新，这种装束也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她的肋下夹一个报纸包，让柯灵看一篇稿子，这篇稿子就是后来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张爱玲还在书中附有她手绘的插图。柯灵先生形容当时的心情，简直就是"喜出望外"。这次拜访的谈话内容简短且愉快。于是他诚恳地希望她能够经常为《万象》写稿。

《心经》是在1943年8月《万象》杂志上刊登的。从此一直到1944年元月，《万象》几乎每一期都要刊登张爱玲的小说：《心经》之后则是《琉璃瓦》，然后是长篇小说《连环套》的连载。作为上海滩颇具影响力的文艺杂志，《万象》将张爱玲迅速推向了大众视野。

张爱玲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也在不到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陆续问世。《倾城之恋》、《封锁》、《红玫瑰与白玫瑰》、《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花凋》、《心经》、《金锁记》等，张爱玲就像一枚定时炸弹，瞬间在上海文坛的天空中炸响了！

她的小说对于读者来说是全新的，无论题材、观念、人物塑造，还是章法结构、遣词造句都别具特点。这使得熟悉抗战文艺的爱国志士和熟悉闲适文学的普通读者都刮目相看、争相传阅。

柯灵在回忆张爱玲的作品时，说："她很快登上了灿烂的文坛高峰，同时又红遍了整个上海。"

对于此时年仅23岁的张爱玲来说，她几乎是一夜成名。瞬间跻身于苏青、潘柳黛、关露等文人的行列，成为上海滩大红大紫的女作家。她的横空出世，不单单是她家人始料未及的，即使她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这简直就是奇迹。当然，张爱玲想过出名，希望依靠写作谋生，并且通过写作成就梦想。

第44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14)

其实，真正捧红张爱玲的不仅仅是柯灵和《万象》，同时还有其他几家杂志社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杂志》。就在《心经》刊出的同一时期，《杂志》上便刊出了她的另一篇小说《茉莉香片》。至于这个稿子是张爱玲自己送稿上门的，还是《杂志》主动约的，已不得而知，但随后刊出的《到底是上海人》便是约稿。在随后的两年里，《杂志》不惜花大价钱，为张爱玲出版作品集，以及为张爱玲召开作品座谈会。最终让张爱玲青云直上，成了上海滩的红人。

在沦陷区上海，《杂志》具有一份比较复杂的背景。解放前，社会上的出版物一般分为三类，即商业性刊物、同仁刊物、党派刊物。以大众市民口味为主的均属商业性刊物，同仁刊物则是一些具有相近思想、学术水平的人联合办的出版物，党派刊物顾名思义就是有政治背景的杂志。而《杂志》就属于第三类，它隶属于以日本领事馆为后台的《新中国报》系统，而且还直接地以多种形式为日伪文化活动撑场面。它与一般的消遣杂志的区别就在于其态度严肃，虽然从表面上看它是"日伪"刊物，但实际上却一直声称要走纯文艺的道路。它所发表的大多是各类实地报导、人物述评、专辑、记录等。在沦陷区上海，它周围汇集了一批颇有才华的作者，再加上它自身的特殊背景，使它在当时成为其他刊物，如《紫罗兰》、《万象》等都无法比拟的实力型刊物。

具有中共背景的柯灵非常清楚《杂志》的这种日伪背景，因此，当时他委婉地告诉张爱玲，由于当时动荡不安的时局，还是希望张爱玲尽量少与《杂志》往来，甚至暗示她不要随便发表自己的作品。但张爱玲向来都是远离政治的，所以她并没有将《杂志》的特殊背景放在心上，再加上她此时成名心切，因此拒绝了柯灵的婉劝，仍然坚持与《杂志》合作。在这期间，张爱玲小说的成名作绝大部分都首次发表于《杂志》上，其中包括《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当然还有一系列精彩的散文。

她曾说过："出名要趁早！"对于年轻的张爱玲来说，成名就意味着一切--一切完美与欢乐。当然这种欢乐也包括金钱上的独立与自由。就在这短短的两年里，张爱玲就像仙女散花般将自己创作的优秀文章撒向各种有影响力的杂志社，撒向广大的读者。人们为此惊讶、称赞、欣赏……

可叹乱世中这些文采斐然的杰出人物，过于专注文学之优美和细腻，而不关心社会，没有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其幸在于他们个人因此活得安然，其不幸在于，他们稍不注意就会走上一条不归路。胡兰成走上一条不归路，而张爱玲最后走上孤独之路。

当张爱玲在报摊上看到一本印有"传奇"两个字的书时，摊主热情地向她介绍："这本书只剩两本了，你买走一本后，剩下的一本我是舍不得卖的。小姐，难道你没听说过"张爱玲"吗？"摊主津津乐道地向张爱玲讲诉他所听到的关于张爱玲的秩事，却不知道眼前这位小姐正是他所讲的故事的主人公。张爱玲第一本小说集《传奇》发行后，仅仅四天就一销而空。少年时的天才梦，终于在这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变成了让人羡慕的事实。

《传奇》使张爱玲成为绽放于上海的一朵奇葩。《传奇》第一版的封面是蓝绿色的，这也是她母亲十分喜欢的颜色。这并非张爱玲有意安排，而是一种巧合。她与母亲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对文学的爱好。在她的记忆中，小时候与美丽高雅的母亲是疏远的，只有在母亲教她背唐诗的时候才是亲近的。为了吃到两块绿豆糕，年幼的爱玲每天都要在母亲的监督下认两个字。因此，童年时的张爱玲便是冷的。她不仅对自己冷，对别人冷，而且对这个世界都是冷的。这也就奠定了她的小说的基调，张爱玲表面上是冷漠和无动于衷的，但懂得她的人却能够感受到她的热情。出生于这个怪异的家庭，使她从小就培养出一种怪异的自尊，她不会对这个世界掉眼泪。而是将她的眼泪都落到了她的作品中。就像《传奇》，里面充满了她、她的家庭、家族在岁月的年轮中落下的泪。

第45节：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15)

自从以自己家庭为背景的小说《茉莉香片》发表后，张爱玲暂时从离开家庭阴影的会议中跳了出来，将目光投向了都市中成年男女之间的微妙关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天地》月刊第2期发表《封锁》、在《杂志》月刊上发表的《倾城之恋》以及《红玫瑰和白玫瑰》。在张爱玲此时创作的作品中，表现了广阔的历史感，男女主人公的私情往往缩成了战争中人的一段故事。同时，作品中尖锐的矛盾冲突和讽刺反衬出张爱玲软弱的同情。

敷衍不是张爱玲做文章的特征，她不满足于将笔停留在眼前的热闹上，而是将笔伸入了人的灵魂。她将人类暗含在内心深处的欲望赤裸裸地挖了出来。钱钟书的犀利、鲁迅的冷峻，她都多少借鉴了些。张爱玲以女人的角度，进行着善意的讽刺，她的作品中多了一丝细腻的生活感，她认为那些悲哀、喜悦、残酷、善良都具有日常性。这一点可以从她的那部《心经》得以发现。

张爱玲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可以说是《金锁记》，通过二十年后张爱玲又将它改写成长篇小说《怨女》，可以看出张爱玲自己是很喜欢这部作品的。虽然针对张爱玲的作品，傅雷曾有过严厉的批评，但是傅雷对这部作品倒是大加称赞，认为它是40年代文坛上"最丰美的收获"。

1944年，《杂志》为了使张爱玲快速在文艺界站稳脚，可谓是煞费苦心，除了发表她的作品，还在1943年8月，安排她参加朝鲜女舞蹈家崔承喜的欢迎会。在发表《金锁记》、《倾城之恋》之后，《杂志》又组织了一次"女作家座谈会"，当时还邀请了上海滩众多走红女作家，如苏青、潘柳黛、吴婴之、关露、汪丽玲等，在这次座谈会上，《杂志》有意安排初出茅庐的张爱玲做主要发言；使张爱玲的知名度迅速提高。她的小说集《传奇》出版后，《杂志》社便在康乐酒家召开了"《传奇》集评茶会"，到场的有上海社交圈、文艺圈的众多知名人士，吴江枫、谷正槐、南容、柳雨生、陶亢德、哲非、实斋、钱公侠、谭正璧、谭惟翰、苏青、袁昌等纷纷就张爱玲的作品谈了自己的意见。此后，《杂志》还安排了一场特殊的会面，即邀请当时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李香兰与张爱玲见面。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面提到，张爱玲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因此，她在出席这些活动的时候常常会邀请炎樱一同前往，因为她毕竟不善言辞。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杂志》社的努力下，就在1944年短短几个月里，上海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张爱玲。炎樱在一篇小文章《浪子与善女人》中提到，张爱玲成名后，她们在街上便成为了受人注目的对象。有一次一群小一点的女学生跟着她们身后，喊："张爱玲！张爱玲！"大一点的女孩子也都好奇地频频回头看她们。曾有一个外国绅士跟在她们身后，可怜兮兮地想让张爱玲在他的杂志上签名。炎樱在文章中感叹："从前有许多疯狂的事现在都不便做了，譬如我们喜欢某一个店里的栗子粉蛋糕，一个店的奶油松饼，另一家的咖啡，就不能买了糕和饼带到咖啡店去吃，因为要被认出，我们也不愿人家想着我们是太古怪或是这么小气地逃避捐税，所以至多只能吃着蛋糕，幻想着饼和咖啡；然后吃着饼，回忆到蛋糕，做着咖啡的梦；最后一面啜着咖啡，一面冥想着蛋糕与饼。"由此可见，此时的张爱玲已经是上海滩"名噪一时"的人物了。当然这也正实现了她少年以来的梦想。

尽管成名后有一些不便，但是张爱玲喜欢这种崭新的"卖文生涯"，她曾说过，苦虽现在苦了一点，但是她十分喜欢她的这份职业。真可谓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过去的文人大多依靠统治阶级吃饭，但现在的情形变了，她庆幸自己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那些拥护他、买她杂志的读者。张爱玲在她的《童言无忌》中说道："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雇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五年十年之久。" "大众是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但没想到，梦想竟然这么快就实现了。

第46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1)

不可否认的是，张爱玲这种奇迹般的崛起也存在其他的客观原因。最主要的是在"孤岛"沉没后，茅盾、沈从文等一批新文学作家陆续离开，上海文坛顿时处于一种真空状态，这种情景不能不说是为新作家的崛起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柯灵对此解释道："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在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白流苏之流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他的这番话可以说是知情之言了。

若用张爱玲作品中的一句话对此评价的话，那就是《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一句话："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对此，张爱玲自己又是怎么看的呢。她的散文集《流言》里所附带的一张作者照片上有一句题词：

"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

1944年，既是张爱玲一生创作的巅峰时期，也是新文学史上的"传奇"时代。可以说，这一年是上海的"张爱玲年"，也是她一生中最具传奇色彩、短暂而明亮的岁月。

第四章 抉 择文情宦海两重天

胡兰成回到了胡村，在那儿晃荡了两个月，基本上是无所事事。只是闲来无事，写了两篇有关经济的论文。一篇是论中国手工业，一篇是分析中国年度关税数字的。写好之后，他就寄给了古泳今，然后继续在胡村悠哉晃荡。却未曾想，这次无心之举，让胡兰成的一生命运都改变了。

这两篇论文被《中华日报》刊用了！随即又被日本《大陆新报》译载了，随后又被专门刊登经济学论文的《拔萃》月刊转载！可以说反响之强烈，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中华日报》社因而感到非常荣光，惊喜遇到了大手笔，出于爱才，于是不拘资历电邀胡兰成担任《中华日报》的总主笔！

胡兰成在收到电报之后，立刻又将胡启交给了侄女青芸照看，然后带着全慧文母子前往上海走马上任。因为《中华日报》是汪精卫派系主办的报纸，而此时的胡兰成当对于政治派系、政治斗争全然没有什么概念，所以不想太多的介入；加上他进入《中华日报》社的动机也很单纯，无非是为了展现自己写作的才华，凭着自己的笔杆子扬名立世，所以不想投靠谁、依附谁，但是既然做了总主笔，那么就一定要立场鲜明的有所依附；而他当时对于汪精卫还没有太多的了解，所以他当即就谢绝了林柏生，说不想加入汪派，结果总主笔的位置也就由古泳今来坐了，他只担任了主笔一职。

这个时候的政治形势依然是跌宕起伏，"西安事变"爆发以来，国共两党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但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却迟迟不愿意拿出行动来，对于抗日的态度也还是犹豫、彷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才有恃无恐、甚嚣尘上，在中华大地横行无忌。但是在"西安事变"的鼓舞下，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已经高涨，如同即将爆发的火山一样不可遏制。两种力量在碰撞中交融，中日战争一触即发！胡兰成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担任了《中华日报》的主笔，而他在这里工作还不到三个月，芦沟桥事变就爆发了，紧接着"八·一三"事变也爆发了，上海保卫战打响了。

"八·一三"事变当天晚上，枪炮声不绝于耳，中日部队之间的战斗异常激烈。胡兰成所在的报馆附近也遭到了袭击。他走出报馆到北四川桥边上去观望时，北四川路的住户店铺已经是火光冲天了，幸好白天的时候那些住户都已经搬走了，才没有造成太大的伤亡。

第47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2)

第二天，上海到处都是难民，人们都感觉到大难临头了，纷纷逃生，上海滩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上海保卫战的惨烈状况是空前的，中日军队殊死较量，死伤惨重，上海军民虽然拼死守城，但是，无奈实力差距实在太大，终于无法守住。11月11日，历时三个月的上海保卫战以上海沦陷而宣告结束。此时，张爱玲住在临近苏州河的父亲家中，后因与后母不合，最终逃离父亲来到了母亲的身边。

"八·一三"事变之后，胡兰成在报社的安排下，带着一家老小搬到法租界，由于《中华日报》的停薪，他每个月只能领到40元的生活费，他们一家三口住在一个租来的小房子里。收入拮据，肯定请不起保姆的，所以胡兰成只得天天早起自己生炉子、上街买菜、洗衣煮饭，包括照料产后的全慧文和小婴儿，生活很是艰苦。更不幸的是，不久他和全慧文刚生的小儿子患了肺炎缺钱救治，胡兰成为了幼子的病情，只好硬着头皮向《中华日报》的林柏生借钱，竟只借到了15元。最后孩子还是在未满月的时候就夭折了，胡兰成亲手将孩子放入一口小棺材里，心中有如刀绞，痛彻心扉。

虽然日本人的侵略造成胡兰成现在生活的困顿，且痛失爱子，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他却并不恨日本人。他似乎是看得开，反而以一种似乎很洒脱的态度来看待这些。这似乎是看起来很潇洒，实则没心没肺。

上海沦陷后，胡兰成前往香港，做《南华日报》的总主笔，同时还在蔚蓝书店做兼职研究，与林柏生、梅思平、樊仲云三人共事，四人轮流每月给汪精卫写一篇报告。胡兰成那时属于林柏生管，但是他对林柏生一直没有好感，一方面固然是自恃清高而讨厌他的官僚作风，另一方面也为上次借钱的事耿耿于怀。林柏生也没给胡兰成什么优待，作为《南华日报》的总主笔，胡兰成竟然一个月只拿了60元港币的工资。胡兰成此时失意至极，既无心留下，但又没有路费走人，只能得过且过，一下班就回家，或上街买点小菜，或带着儿子宁生爬山、捉蜻蜓玩耍，基本没有什么社交活动。

1937年底，南京被日军攻陷，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当时国内对于抗战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提倡坚持抗战，抗战必胜；第二种是认为战未必能胜，但也要拼死抵抗；第三种是认为抗战必败，求和才能生存。抗战之初蒋介石与汪精卫都持第三种观点，不过两人在议和的具体操作上分歧较大，而蒋介石也由于国内舆论压力，不敢放弃抵抗，后来日本人觉得蒋介石议和态度不太诚恳，于是就转而拉拢一直积极求和的国民党第二号实权人物汪精卫。1938年10月，武汉以及广州相继失守，重庆成为战时陪都，抗战到了更加艰难的地步。汪精卫只见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国内的重要海岸港口和铁路干线丧失殆尽，国民政府难以御敌，财政也几近枯竭，于是更坚信继续抵抗只会亡国，除了与日本议和妥协别无他法。因此他先是由手下与日本人签订了秘密议和协议，随后率领亲信逃离重庆，飞到越南的河内。三天后，日本首相近卫根据密约发表对华声明，要求国民政府接受出卖国家主权的一系列条款，包括承认伪满洲国，允许日本在内蒙古驻军，以及日本人在华经商、居住的权利等等。躲在河内的汪精卫闻此消息立即起草并发表了一个声明回应，赞同讲和，这就是让举国上下为之哗然的所谓"艳电"。蒋介石自然不能容忍汪精卫这种叛党卖国行径，同时也为了响应全国的呼声，他立刻让国民党中央宣布撤销汪精卫的国民党副总裁职务，并永远开除他的党籍。

就在广州武汉相继沦陷、蒋介石政府迁往重庆的时候，正好蔚蓝书店轮到胡兰成写政论，他凭着研究马克思著作的心得加之对全国以及国际的形势的分析，准确地道出日本的攻势已是强弩之末，而中日之间的军事对垒也将转为持久战，国际外交形势则将出现英国退却、美国插手的情况。客观地说，能够做出如此预测和判断，说明胡兰成对政治大局的分析还是不错的。

第48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3)

然而正是基于这个政治判断，胡兰成开始面临自己未来的政治立场的选择。"艳电"发表当日，胡兰成独自一人到香港山顶思考自己出路，他坐在树下一块大石头上思考了很久，心乱如麻。他内心其实很想干出一点"光宗耀祖"的事业，不再到处漂泊，不再过穷日子。而摆在他面前的选择是：如果跟随蒋介石国民政府，他将会长期很难受到重用，这是因为虽然胡兰成确实有才，但国民政府那边人才济济，不缺他一个；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内部大局已稳，不会发生太大的人事变动，而且由于他一开始跟的是汪精卫，再回到蒋介石那里，受排挤是必然的。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选择跟随汪精卫的话，发达的机会则更大，他一开始就在隶属汪的派系工作，关系相对亲近，而且汪精卫若是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则必然会和蒋介石政府大力对抗，此时正是用人揽才之际，他极可能脱颖而出，受到重用。胡兰成自负盛才，那么被器重显然只是迟早的事。长远来看，国内大局的形势仍不明了，中日战争结果扑朔迷离，蒋介石和汪精卫胜利的可能性各占一半，鹿死谁手还未可知。既是如此，索性就跟随汪精卫从零开始打拼天下，一展鸿才，这样建功立业的可能性才会最大。胡兰成思考良久，权衡再三，终于决定：跟随汪精卫！接着他继续发表社论，宣称要趁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之前，促成中日和平！

做出跟随汪精卫的决定之后，应该说胡兰成就走上了他生命中的不归路，在这之前，张爱玲也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抉择--逃离父亲的家。两处选择，两种道路，宿命似地曾交织在了一起，而最终仍是分道扬镳：一条以惊世倾城才情留名书册，一条以卖国无耻行径落下骂名。

1939年2月，汪精卫的嫡系、妻子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从河内赶到香港，约胡兰成见面，然后交给他一封汪精卫的亲笔信。胡兰成打开一看，开头第一句是"兹派春圃同志代表兆铭向兰成先生致敬"，他顿时激动不已。陈春圃见状当即就让胡兰成回信，并说上次汪精卫给他的信未能收到回复，他很是挂念。胡兰成很奇怪，直说这是他收到的第一封汪先生的信。陈春圃听后大致猜了个七八，先前汪精卫写给胡兰成的信都是让林柏生转交的，显然林柏生因妒才而把信扣下了。陈春圃明白了就里之后又问起胡兰成的月薪，胡照实答说是六十，陈春圃大惊道："怎么这么少，汪先生定是不知道，知道了心里一定觉得愧对先生的。"

陈春圃走后没几天，胡兰成"直达天听"的机会很快便来了，不久汪妻陈璧君来到香港，想亲见胡兰成，却被林柏生太太告知说他患了很严重的眼疾不能见人。陈璧君何等精明人物，她一下就猜到了怎么回事，于是把林柏生叫来严厉训斥了一顿，责怪他故意埋没人才。林柏生心里有鬼，不敢辩解，诚惶诚恐地说尽快将胡兰成"眼疾"治好，同时又叫自己的妻子赶快接胡兰成来见陈璧君。见过陈璧君之后，胡兰成的薪水开始暴涨，由原来月薪60元港币飚升为360元港币，另有2000元机密费。

胡兰成由60元的身价忽然暴涨到360元，这个机缘来自他的那篇发表在《南华日报》上的社论《战难，和亦不易》。正是这篇社论使得胡兰成受到陈璧君的赏识，她觉得胡兰成可堪一用，同时也想为汪精卫挖掘人才，于是多方打听，得知了胡兰成的一些具体情况后就亲自来香港召见。此后，由于陈璧君的赏识和大力推荐，才有了胡兰成在汪精卫手下的飞黄腾达！

汪精卫逃离重庆后，蒋介石起初还想劝他返回重庆，但均被汪精卫谢绝。蒋介石于是被激怒了，眼见分裂在即，便起了杀心，让特务总部去办成此事。特务精英陈恭澍得戴笠令，立刻带了武术与枪法皆精的六人，前往河内刺汪。没想到误杀了当晚住在汪宅的曾仲鸣。汪精卫侥幸躲过此劫，但受惊非小，悲愤难抑，在写给胡兰成的信曾有语曰："国事尚可为乎？抑已不可为乎？若不可为，铭当自杀，以谋诸同志之安全。"

第49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4)

在这种情势下，汪精卫自然和蒋介石势不两立，一怒之下，在刺杀事件的一个星期之后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举一个例》，里面"举"了一个蒋介石两年前在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后对德国驻华大使表现出愿意和日本人和谈的这个"例子"。抖出了战前蒋介石和日本人眉来眼去的一些内幕，揭穿了蒋介石自我标榜为"主战"和"爱国"的虚伪面目。

就事论事，蒋介石确实对主和有过一定的设想，也愿意在大原则下接受日本人的议和主张，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都没放弃过和谈的门路。但蒋介石毕竟还是坚持了国统，没有拿出摇尾乞怜的议和措施，虽说战场上正面抵抗不怎么积极，毕竟还是一直在坚持抗战的。因此蒋介石的身份始终处于主战和主和的两可之间。所以，已经走到抗战这一步的国民党人士见到这篇文章肯定是咽不下这口气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立马回敬一篇《对汪精卫〈举一个例〉的进一解》以反驳。

胡兰成这时也觉得自己"大有可为"的时候到了，他自从那次被陈璧君召见之后，他的仕途一直是顺风顺水的。受到陈璧君赏识的胡兰成知道这里面也包含着汪精卫对他的信任，所以他内心深处对汪精卫这种风云人物的知遇之恩极为感激，一有机会，大有以死报之的冲动。所以，当他看到吴稚晖抨击汪精卫的文章之后，立刻按照《举一个例》一文的口径写了三篇社论和一篇社评进行反击，措辞激烈，并不乏斥骂之词，完全以汪精卫的捍卫者自居！

汪精卫返回上海后，便开始鼓吹和着手建立所谓的"和平政府"，这时宣传和摇旗助威的工作成为重点。他第一个就想到了撰写《战难，和亦不易》的胡兰成，便决定亲自委以重任。两人可算一见如故，汪精卫先从家常话开始，嘘寒问暖，在得知胡的现状后，毅然承诺安置胡兰成一家老小。随即汪精卫切入正题，说道："我想付托兰成先生以宣传大事，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独立完整之事，唯先生以笔护之。"

胡兰成在与汪精卫的第一次会面中显得毕恭毕敬，因为他对自己受汪精卫这等"大人物"关照而受宠若惊，他后来在记述此事时写道："当下我惟敬听。与中华民国历史上这样有名的人初次见面，竟难说明什么感想，只觉山河大地尽皆端然。"

1939年9月底，汪精卫先是重组"党部"，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初建伪政权雏形，并对重要的人事进行安排。胡兰成被任命为负责宣传工作的社会委员会的总主笔，只负责摇摇笔杆子，没什么实权，相当于现在的智囊团成员。

汪伪中央党部及各部委成立之后，便开始进行伪国民政府的建立。"国民党六大"开完之后，汪精卫加快了与日本近卫内阁谈判的步伐，但始终由于自身缺乏群众支持和军事实力，说话总是底气不足，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日本政府于1月发表了对华第一次近卫声明，态度强硬。经过汪精卫等人的反复磋商和谈判，日本在11月份发表的第二次近卫声明中，语气则比之前大为缓和。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和日本人都希望能尽快将之前谈判的原则深入到具体条款，于是双方都各自派出代表举行秘密会谈。

然而在这次为期十多天的会谈中，日本人并没有拿出对汪精卫谈判的"诚意"，来积极促成一个亲日的伪政府；而是狮子大开口般地漫天要价，而且态度蛮横，咄咄逼人，汪精卫派去的代表几乎无法开始。这种情况的出现，说到底还是因为汪伪机构那时势单力薄，没有让日本政府觉得值得做出让步。所以汪伪代表最终还是妥协让步，与日本人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秘密谅解事项》。没想到几天之后，汪精卫身边两位要员高宗武、陶希圣叛逃香港，并联合给香港《大公报》写了一封信，把汪伪机构和日本方面签订的卖国条约翻拍的复件寄了过去，《大公报》当即刊出，国内再次震动，朝野一片哗然。

汪精卫刚听到高陶叛逃时大为恼火，不过后来也想开了，他认为"高陶事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算是给了日本人的一个教训，而且这两个人到了重庆之后见到蒋介石必会实话实说，让蒋介石了解到这边的情况，这也不无好处。

第50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5)

"高陶事件"风声淡了之后，汪精卫致电蒋介石继续劝他主持议和，以使中日能实现全面停战，这样可以使日本能够给中国开出更好的条件，但遭到拒绝。无奈之下，汪精卫自己开始了汪伪政府的组织工作，他身边的人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职位忙得不亦乐乎，可谓丑态百出。周佛海、李士群、丁默村、罗君强等汪精卫手下的组织干将这时纷纷活跃起来，摘取那些部长高参之职。而胡兰成这时却受到了冷落，这其实也不奇怪，因为这一阶段汪伪集团的工作重心，已经由前期宣传为主的活动转到如今竭力组建汪伪政府机关这个大摊子了，现在需要的是熟悉官场运作的官僚，而不是只会摇旗作势的笔杆文人，这时的胡兰成地位已不向先前那么重要。而且由于他出道不久为官根底尚浅，既不懂得怎么玩弄政治手腕，又以文人雅士自居，不屑于耍手腕，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显赫的位子被别人抢走。

受到冷落的胡兰成一肚子不平，也不掩饰，就直接表现出来，于是故意称病几天不到汪公馆。后来汪精卫也察觉到此事，便找了个机会叫来胡兰成，亲自安抚。胡兰成一来，他就开始嘘寒问暖，先是问他身体是否好些，随即上楼取出1000元给胡兰成作医药之用，以一种朋友般的关怀，让胡兰成感受到温暖。然后又说道："这几天忙于人事调配，只因为兰成先生是自己人，所以一早拟就了而未说出。"于是说出三个职位让他选择，分别是行政院政务处长，立法院外交委员长，宣传部政务次长。胡兰成这次闹情绪只是因为看到别人都做了大官而自己遭受冷落，现在汪精卫对他这么动之以情、许之以高官，他反而有一种释然，便还选了自己拿手的笔杆子工作，做了宣传部政务次长，同时兼任《中华日报》总主笔。

职位分配得差不多时，这些人就穿上戏袍粉墨登场了。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公元1940年3月，汪精卫宣布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并在南京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还都"仪式及就职典礼。与会众人仍遥奉林森为主席，选举汪精卫为代理主席。礼堂里面悬挂着有"和平、反共、建国"黄条青天白日旗，文官一律穿蓝袍黑褂，武官一律穿军装，胡兰成看着这群不伦不类的"乌合之众"，又看看"国旗"，顿时心中觉得可笑，甚至想讽刺一番，但猛然间看到了汪精卫，才觉得这样做不妥当，于是赶紧收敛自己的情绪，装作一脸严肃地倾听奏乐。

奏乐完毕，汪精卫发表说，其大致内容是：大亚洲主义是孙中山北上经过日本时提出的主张，新南京国民政府与日媾和乃是秉承孙先生的遗愿而做；新南京国民政府要以"收拾旧山河，拯救天下苍生"为宏愿。

汪精卫讲话完毕，典礼也宣告结束，全体人员在礼堂门口合了一张影，然后又一同去中山陵谒陵。到了中山陵之后又到了明孝陵。在胡兰成眼里，明孝陵比中山陵要好，他认为中山陵的建筑设计太刻意，没有明孝陵的那般山河同一，岁月无痕。

当天下午众人一起去中山门，胡兰成和古泳今坐在同一辆车中。古泳今当时官为宣传部秘书长，是胡兰成属下。古泳今在车中提起了德军在欧洲战场的大胜，很是兴奋，胡兰成却泼凉水说德国要败。古泳今不同意，但也没有反驳，只是作为朋友提醒胡兰成说这种话对他说说不要紧，对别人则不能乱开口。胡兰成却没有借坡下驴，仍不管不顾地说，并接着提起前些天当着德国外交参赞官的面他也直面断言德军渡不过英伦海峡一事。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还幸灾乐祸地拿话激古泳今说："日本在亚洲的称霸与汪先生的政府都不会长久。"古泳今听了这话大为动气，就教训胡兰成，说他既投身此和平运动，就不应该是这样的消极态度。胡兰成见古泳今真生了气，便不再去辩驳，但心里对他的话还是颇不以为然。

他对于日本素无好感，作为汪精卫比较欣赏的主力笔杆子，后又委以宣传部政务次长重任，胡兰成那次虽然没有参加汪派代表和日本谈判，但他常听汪精卫提及那次谈判的情形，也得知由于汪派代表的底气不足而遭遇的近乎污辱性的遭遇。他心里很是忿忿不平，因此，没事时他也常想发发日本的牢骚。有一次，他在部门碰到了周佛海，就问他说："周先生当时着全力于组府时，曾撰文说，中日间的交涉不比外交的谈判，而是自己人的商量，是自家事。但现在看来，自家人的事情好像不像你当时说得那么好办吗？"周佛海无法否认，只得坦诚相告，叹息道："我当时确实没料到日本人竟是这样子的！"

第51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6)

在胡兰成看来，日本人这样做纯粹是拣软柿子捏，因为他们的实力和才干比起日本之前打交道的维新政府和北京政府都要弱，所以日本人看不起汪派人物，还间或有人故意找茬生事。不仅那些部门委员会的司长科长之类的官会被日本宪兵打耳光，就连汪公馆的卫队，日本兵也敢惹，更让人觉得讽刺的是，那次冲突还是发生在太平洋战争后不久，汪精卫要和日本"同甘共苦"的时候。而汪精卫这边则一旦有机会也会报复，双方表面看上去亲密得如胶似漆，其实也各自尔虞我诈不绝。

汪派人士里面不给日本人面子的，汪妻陈璧君就是其中之一，只要是日本人，她一概不见。在火车站或者飞机场时，常常有很多日本新闻记者围拢来，想往前靠着采访她，她都绝不发一言，而是让自己的副官去拒绝他们，可谓对日本人绝无好感。当时跟日本人不相往来的还有樊仲云，胡兰成因为对日本人嚣张跋扈的作风看不惯，见了日本人也是爱理不理的。偶尔见到一些日本人热情地和他握手，说"我们都是好朋友"，胡兰成便要回敬道"好不好要等做起来才知道。"当时《中华日报》还没有设日本的联络员，有一次虹口驻地的日军报导班为一条反日新闻送来抗议书，胡兰成瞟了一眼便在那抗议书上面批到"着毋庸议"，就原件退还了。那个时候的胡兰成还未能得到日本人的赏识和好处，对日本人既有戒心，也不大看得上眼。但自后来日本人救了他命，给了他好处之后，他就一下子改变了立场，真是人心难测！

不过胡兰成那时当然也仅仅敢以"着毋庸议"表达自己的不满，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是很"听话"的。比如进出城门，他还会耍个心眼让自己像个小百姓一样不高兴、一样平凡，他不愿惹上麻烦。他那时常驻上海，但官邸在南京，每月要回南京一两次见汪精卫。有一次他从上海返回南京的时候带了两套朋友送的西装料子，出火车站后因为他先坐汽车走了，副官拎箱子在后，不料被日本宪兵叫住打开箱子没收了！虽然依胡兰成当时的身份前去交涉应该可以要回来，但他却没有去，反而以民间俗语"人善人欺天不欺"等聊以自慰。其实这种自慰，反映出了他懦弱、没有骨气的一面。这是一种软弱自欺的表现，而这种软弱自欺最终造成了他变节投靠日本人。

胡兰成说自己不抢官做，但是他仍然喜欢达官贵人的富贵之气。官他当然抢不过了，因为他没有斗过官僚的能力；他只会使用一点小聪明来解气罢了，解气之后也是洋洋得意的，毕竟他"喜爱达官贵人的富贵之气"。有时，话不能说得太明白，否则就失去了意义；而胡兰成这种文人，一向不会将话说的太白，要不也就没有了文人所特有的气质。所以，胡兰成是喜欢做官的感觉的，正因为心中喜爱，所以他才始终赖在汪精卫的门下，直到被汪精卫扫地出门。尽管这种官职对他而言是虚伪的，是没有意义的，但总比没有要好。真是可悲又可怜！这种对名利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童年少年时期的影响，从小就知道没有钱的难处，成年则不堪受穷。张爱玲是自小就没有过钱的概念，后因金钱与母亲之间产生芥蒂，而更觉得钱的重要。胡兰成自称与世不争"清好"和张爱玲的"超然"其实是同一个性质的。

但是，胡兰成毕竟不是政客，所以还是有些不习惯官场的；而他更不具备高官所应有的气质。有一次，胡兰成在上海结识了一个生意人，他准备买房娶媳妇，但是看重的房子被租了出去，而房客不愿迁让，于是他就请胡兰成帮忙。胡兰成也没有任何办法，只好写信相劝那位房客，谁知房客根本不理会他，还说哪个做大官的会这么客气，肯定是冒充的！这倒把胡兰成弄得哭笑不得。

胡兰成不但没有做官的气派，更不会行做官之道。在香港的时候，陈璧君第一次召见他，当时给了他2000元的机密费。而胡兰成并不知道那是津贴，还以为这钱是要用于公事的，于是就将这笔钱用在了发动外围政治团体上，而且每个月还向陈璧君如实汇报并报销，只可惜陈璧君是不会看见他的报销单的。这足以体现他在做官上的笨拙了！以至于到了上海，胡兰仍然三番五次地拒绝接受机密费。以他这样的头脑想去玩弄政治，注定是要失败的！如果不是汪妻陈璧君欣赏他的文采，他是绝对不会受到汪精卫的重用，也许早就被抛弃了！遗憾的是，胡兰成并不明白这一点，反倒得意自己的"诚实"，他实在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第52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7)

在政坛上没有自知之明还想耍弄小聪明的，难免会被人当棋子用。汪伪政权后期显赫一时的李士群就是借胡兰成这个梯子而很快爬到高层决策圈的。

当时的李士群是周佛海手下的警政部次长，汪伪政府"还都"的那个夏天，他留在上海照看特工总部七十六号。胡兰成那时也在上海，有天他闲着没事干忽然很想去七十六号"看看"，把那种血腥残酷之地当成闲游之地逛逛。这一逛，逛出了不小的名堂。

李士群是个颇有野心之人，不甘久居人下，他一直谋划着如何跳过周佛海而"直面主公"，只是苦于没有门路，这时看到胡兰成来了，不免大喜过望。因为当时胡兰成的官虽然不太大，但是谁都知道，他是汪精卫的心腹，和汪有很好的私交，有直接进言的机会。于是李士群便使尽手段让胡兰成与他结成联盟。而胡兰成对于七十六号和李士群的印象都不错，加之政坛中铁杆盟友不多，就答应了。

这第一次发难，是胡兰成和陈璧君让汪精卫把特工机构七十六号的最高权力收归汪精卫本人，理由是世界各国都无此情报部门不归首领直辖之例。说服了陈璧君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南京，向汪精卫进言，请求撤废特工委员会，改设调查统计局，隶属军事委员会。汪精卫当时本来也想试图改革周佛海的特工组织，于是顺水推舟，果真撤了特工委员会，另设调查统计部，比原来预想的"局"更高一级，而且让李士群代替周佛海作了警政部长。

胡兰成自觉随便动动嘴就办成大事，不免得意非常。当时的他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华日报》，辞去了总主笔的职务，开始经营《国民新闻》。而李士群突然高就部长，自然对胡兰成很感激，一直想着要报答。一听说胡兰成要办《国民新闻》，就立刻将机器给他弄来，还帮他选好报社的地址。这次帮李士群，应该说相互利用的成分还不是很多。

胡兰成新接手的《国民新闻》，其要旨就是继续鼓吹"和平运动"，拒称"沦陷区"而称"和平区"，并强调"抗战区"和"和平区"是同一个中华民国。但是根据汪精卫之前和日本人发表的公报中，汪精卫已经在由"局部和平往全面和平延伸。"那么日本人应该从"和平区"局部撤军，但是日本人来得容易，让他们走就不是中国人能说了算的。胡兰成为了完善自己宣传的论据，于是有天就去找李士群，问他怎样才能使日军先从江苏撤退，由南京国民政府自己来维持秩序，还问他如果日本人撤军，李士群你能不能去接防。李士群早想扩大自己的势力，听胡兰成这么一说更是大喜，于是一口答应说动日本人撤军。

后来胡兰成去了南京向汪精卫提出自己的建议，汪精卫也觉得很有道理，便向日本陆军省板垣征四郎提出要求，没想到板垣同意了，并提出了军队也同时换防并协助日军"清乡"的要求。板垣的这个举动名是撤防，实是让汪精卫的军队替自己"清乡"，打击沦陷区的反日活动。日本撤防后，汪精卫成立了"清乡委员会"，他亲自兼任委员长，李士群当主任，代汪精卫在江苏范围内行使军事、行政和经济大权。这次其实是胡兰成和汪精卫中了圈套，日本可为沦陷区腾出兵力去前线，而李士群则可以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

撤防变成了"清乡"，而"清乡"又变成了帮日军维持占领地的秩序，还对抗战区封锁物资，胡兰成本来一片好心，想帮汪精卫要回一点"和平区"的治权，却事与愿违，变成了这个结局，让沦陷区的百姓受苦了。胡兰成从这件事中也看出了李士群的贪心，知道这个人不能深交，便决定以后和他适当地保持距离。

胡兰成好心办了坏事，心里有气，当时适逢汪伪的财政部和日本签订新经济协议，《国民新闻》发了一篇陶希圣的学生鞠清远写的文章，骂财政部长周佛海丧权辱国。本来嘛，汪伪整个政权无疑都是在丧权辱国，也没被少骂过，但这次的骂声居然是从自己的阵营里出来的。周佛海当时十分狼狈，他知道这个事胡兰成肯定是知道的，第二天就跑到汪精卫那里引咎辞职，说自己在这种时局下，不得不签此协议，而他胡兰成的报纸确实也骂得句句在理，为了维护政府在国人面前的威信，自己愿意引咎辞职。汪精卫自然是要竭力挽留的，面对胡周只能留一个的局面，汪精卫最终还是下令免去了胡兰成宣传部政务次长的职务。胡兰成当时正在上海，林柏生写信把情况告诉他，并转述汪精卫的话，说他是"自己人"，让他去南京见汪，当另有重托。

第53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8)

胡兰成脾气反而上来了，倔头倔脑就是不去，心想，不如自己尝尝无官一身轻的滋味。

就在他事业走进低谷阶段时，在港大读书的才女张爱玲，正渐渐显露出自己天才般的创作才能，成为校园中令人瞩目的名人。

不过汪精卫毕竟还是看重胡兰成的，在胡被免去宣传部政务次长四个月后，又让他担任行政院法制局长。胡兰成自从第一次成全了李士群的升官，后又因为"好心办坏事"使李士群的势力如日中天，诸多事与愿违，不觉有点心灰意懒，因此就存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执"修养生息"之念。于是在他法制局长任内，凡是各部委、省政府及市政府，如果"呈请新花样"，就都不予批准。那些在南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高官在胡兰成面前往往都会碰一鼻子灰。先是司法行政部长罗君强，后是南京特别市长周学昌，就连梅思平、李士群这种难缠角色提出法案想扩张自己势力，胡兰成都照样批"不准"。

胡兰成之所以敢这样天不怕地不怕地打回那些所谓高官的呈文，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汪精卫背后支持他这个工作，因为行政院长是汪精卫兼，作为法制局长的胡兰成只是拟批，还要汪精卫加上"如拟"，才能生效，让胡兰成得意的是汪精卫倒是每次都"如拟"他的批文。

汪精卫让文人气质的胡兰成当法制局长，实在也是有自己的打算。法制局其实是一个很不讨好的部门，因为有的呈文他自己心里也不想批的，但同时他还要笼络好这帮人，维护自己的地位，如果自己直接反对他们的呈文，不免把局势弄僵。法制局加在两种势力之下，日子其实不好过，而让胡兰成这样一个所谓倔强之气的政治死脑筋去管这种事，就免去了装傻这一套，别人知道他确实不是有所偏袒或存有私心，也就真拿他没办法。这也就使得他成了汪精卫必要的"挡箭牌"！可叹胡兰成，还在自鸣得意，既不知人，亦无自知之明。

胡兰成的南京官邸在行政院旁边的丹凤街石婆婆巷，他平时每天只到法制局待三四个小时，因此空闲时间还是很多的。遇到天气好，他常带领妻女和一些友人去屋后的鸡鸣山采松花，这松花是回去做饼吃的。胡兰成自家的院子里开着很多紫藤花，他也采了来做饼吃。平日就这样，追求一种人世的清好和俗世的情趣。

胡兰成自称清好，没有拉过什么人参加汪伪政府，只有那时穆时英主动要来参加，他才介绍他办《国民新闻》报，穆时英被刺身亡后，还是他帮穆太太领得抚恤金。

一个夏天的晚上，胡兰成和家中众人在庭前乘凉。这时飞来一只鹧鸪，在门灯上转来转去，这儿飞飞那儿碰碰，结果掉到地上好几次，坠了几次，众人要去捉时，却被一只半路杀出的狗衔跑了，众人上前抢下那可怜的鸟，却发现已经被咬死了。冯成奎的儿子冯寿先却想把鹧鸪拿来烧了吃，胡兰成见到如此之死法，心里也觉得难受，不同意吃，就叫卫士把它拿去丢掉，自己一副不胜惋惜的样子。

胡兰成有了钱便让侄子在老家置点田产，寄去一万四千元，托冯成奎转交给大哥积润。想不到那冯成奎根本不管自己儿子还在跟着胡兰成吃饭，竟然拿着这笔钱去投资生意，直到一年半后才把这笔钱给到老家人手上。但由于通货膨胀，本来当时能买三十亩田的钱，结果只买回祖上的五亩田。

胡村人都知道胡兰成在外做官，但不清楚是什么官，于是有很多乡人前来投奔他，这些人大都不认得字，胡兰成只得到处介绍他们当个事务员或普通杂役，实在干不了事了，就给路费叫他们回去。甚至对于幼年有过过节的庶母俞傅村，其义妹、让他气愤得说出"该杀"的冯成奎，其子冯寿先，还有陈海帆等人，他都以礼待之，能帮就帮一些。

胡兰成由于文人性格，寡言沉讷，所以朋友并不多，除了政坛上极少的一些同僚外，作为文人雅士的他还有一个做黑帮老大的朋友：吴四宝。

吴四宝本是上海有名的"白相人"，从小出身底层，在三教九流的社会里摸爬滚打，后得以拜在青帮"通"字辈大佬荣炳银、季云卿的门下，当司机，做保镖，由于自己的心狠手辣，也讲义气，后来渐渐成为流氓混混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势力很大。

第54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9)

汪精卫刚来上海的时候，为了控制时局，也不得不派人拉拢他，让他组织警卫大队。但后来政局稳定下来之后，看这个不是自己嫡系的人控制着上海的治安，终究不爽，便让李士群去说服吴四宝让出了这警卫第一大队队长之职。吴本来也不喜欢和这些官僚打交道，于是就乐个清静，自己请辞了。

吴四宝的妻子佘爱珍长得很有些姿色，加上性格直爽，不扭捏造作，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气，所以胡兰成对她也兴味十足，以至有了后来在日本的一段姻缘。

胡兰成和吴四宝的认识比较戏剧化。有一次胡兰成去"七十六号"见李士群，走的时候李士群照例出来送他，旁边却过来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说："让我来送胡次长吧！"然后就送胡兰成出来，上车时还给他打开车门，并坐在司机旁边陪同他回去。

胡兰成本以为吴四宝是一个普通保镖，半路上胡兰成不知为什么，随口问了吴四宝一句："你贵姓？"想不到听到的回答竟然是："敝姓吴，道上的朋友叫我四宝。"胡兰成吃了一惊，因为吴四宝实在不是无名小卒，只是他没想到竟是这样和他见了首面，不觉哑然失笑道："你很有名。"接着又说了恭维的客套话。吴四宝笑着对他说道："不敢，四宝自小失学，不懂得道理，本要听胡次长教诲的。"

车子到家门口停下后，吴四宝赶紧先跳下车给胡兰成打开车门，胡兰成也没想到和他寒暄一下请他进来坐坐。而吴四宝自己有汽车跟来，不方便留下，就直接走了。

胡兰成没料到吴四宝这么一个老粗居然对自己如此尊敬，看上去却很是谦恭的，心里有点得意，也顿时对他另眼相看。

稍后胡兰成也了解吴四宝虽然打家劫舍、巧取豪夺甚至绑票勒索，但却是劫富济贫，乐善好施，常常做慈善事情，还对街头穷人施舍衣食，把自己花钱买的医药义材广泛布施。要是逢年过节，周围邻居住户得他好处的多达数百家。胡兰成欣赏他的乐善好施，但不问他钱财来自何处，后来又听说自己少年时就读的杭州蕙兰中学，在抗战爆发后停学，也是吴四宝捐献资金使学校重新开办的，于是对吴四宝好感更盛。

胡兰成那次被免宣传部次长职位后，有天闲来无事，忽然想到去吴四宝家中玩玩，于是就直接去了。当时吴四宝正在家中与他的一帮门徒说话，一听说胡兰成来访，赶紧撇开众人出来迎接，并把他恭恭敬敬地请到花园里，叫人搬来藤椅给他坐，又让太太佘爱珍亲自送威士忌酒来，俩人非常客气陪胡兰成拉家常。不过因为两个人本来就是文武不搭界，又加上吴四宝也不会说什么文绉绉的话，所以胡兰成坐了一会儿就感觉没什么可谈了，于是只喝了两杯酒，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吴四宝也不多留，还是亲自送他出大门，和上次一样给他开车门。

胡兰成喜欢"白相人"重义气、直性子的特点，所以后来没事的时候常去吴四宝家玩，有时吴四宝不在，他就一个人在吴家花园里散散步，开始不和别人搭话。不过，去的次数一多就熟了，于是再去的时候就到楼上，和佘爱珍及一些女客聊聊天。

这吴四宝之所以能和胡兰成关系日近，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都不喜欢日本人。尽管吴四宝平时"打家劫舍"，但也有点爱国心，于是常给日本人一些苦头吃。日本人渐渐不能容忍了，便多次给汪精卫政府施压让他们约束吴四宝，汪精卫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李士群，弄得李士群很头疼。

这时候，吴四宝又卷入了一桩抢劫日本人黄金的大案，他的徒弟张国震想自己扛下这件事，但是日本人不信他是主谋，后查到吴四宝是他们幕后老大，于是，对吴老大本来就不太爽的日本人更像被火上浇油一般，再也不能忍受，决定除掉他。

当晚，日本人就出动数百宪兵直接到吴四宝家拿人，吴四宝和佘爱珍提前得到消息，已经逃之夭夭。日本人立刻逼迫汪伪政府下令通缉吴四宝，并在《中华日报》上发布通缉令。

日本人开始在上海大肆搜捕，弄得全城鸡犬不宁，到处都是日本宪兵的身影。吴四宝夫妻东躲西藏，狼狈不堪。无奈之下，佘爱珍给胡兰成打了个电话，请他向李士群求救。胡兰成对他们夫妇都有好感，而且私交也一直不错，便答应了，但他那时并不知道李士群已经想借刀杀人了。当晚胡兰成亲自去接由南京回上海的李士群，趁机对他说："日本自称已经撤防，现在公然抓人，太不像话，这件事你要出来挺我国体。"

第55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10)

李士群口头上答应了，然后便让胡兰成立即与佘爱珍联系见面，还劝说佘爱珍让吴四宝去自首，他力保吴的安全。佘爱珍有点犹豫不决，他便发誓说若是出卖兄弟，以后不得好死。胡兰成和佘爱珍看他信誓旦旦，确实也是实权在手，也就信了他。想不到李士群的这个毒誓真的应验了，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当下佘爱珍便把吴四宝带了出来，交给了李士群。第二天清晨李士群没叫胡兰成，只和唐生明陪同吴四宝到了日本宪兵队。但是李士群却没能兑现当场保释的诺言，向佘爱珍解释说宪兵部只是要把吴四宝调查几天，走个过场，然后就可以保释了。

张国震在吴四宝被扣之后就被放了出来，但他为救吴四宝，自己又跑到日本宪兵队去了。宪兵队烦了就把他交给了李士群，李士群当即下令把他押赴中山北路刑场枪决。胡兰成知道后大吃一惊，去问李士群，他却说这是日本人威逼他做的，胡兰成对此深信不疑，又催他赶紧把吴四宝救出来。

几天后，李士群借当上了汪伪江苏省政府主席之机前往南京，接着又避往苏州，躲开胡兰成、佘爱珍等。胡兰车见他竟然数月不回上海，这才心知大事不妙。他觉得吴四宝被日本宪兵队关押，自己也有责任，心里对佘爱珍过意不去，于是往南京和苏州之间来回跑了好几回催促李士群，李士群总是以公务为由借故推托。

然而胡兰成文人的倔脾气一来就收不住，李士群遭他屡次质问，也没了办法，只得随他去了上海，到日本宪兵队领出吴四宝。李士群同时告诉胡兰成和佘爱珍日方要求将吴四宝交给自己关押三年，他打算将吴四宝转移到苏州看管，并承诺："交给我你们尽管放心，就当四哥在苏州度假吧！"胡兰成与佘爱珍听了自是高兴，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当天吴四宝回到家后，先是沐浴理发更衣，然后又去正厅祭了祖先，最后转身向李士群跪下，谢他救命之恩，并流下了眼泪来。

吴四宝走的时候，胡兰成专门去吴家为他们夫妻俩送行。哪知第二天下午，他便接到佘爱珍的电话，说吴四宝已经去世了。胡兰成顿时惊呆了，立刻赶到苏州，看到吴四宝的面色安详的遗体，心中戚戚，后来有人告诉他尸体本来七窍流血，现在已经抹干净了。好端端的一个人，死得不明不白，还七窍流血，众人对他的死因都心知肚明，只是不便说出。

胡兰成便一直在苏州帮佘爱珍，帮她把吴四宝的遗体运到上海处理后事，坐车回上海的时候，佘爱珍在几个妇女的搀扶下身穿重孝，蹒跚着上了车，然后坐到胡兰成身旁，哀鸣一声"胡次长--"，就将头埋到他肩头抽泣起来。她现在真是把胡兰成当作自己可以依靠的亲人了。吴四宝在上海的丧事办得很风光，由于他义气散播四方，为人又乐善好施，所以无论黑道白道还是普通百姓，来为他送殡的人都很多，送殡一路沿途都有路祭。佘爱珍一路哭成泪人儿，怎么劝都劝不住。这时服侍佘爱珍的沈小姐说："阿姐已经两天没吃过东西了，这般哭法，任是铁打的人儿也吃不消呀！"于是央求胡兰成说："胡次长您帮忙劝劝阿姐，惟有你的话她听的。"听到这话，胡兰成马上俯下身去向她耳边轻声说："不要哭了，保重身体，这般大仇，你且等我将帮你报。"

吴四宝之死，有一种说法比较可信，说是在宪兵队出狱那天早晨，他被看守的宪兵逼着吃了个饭团喝了一碗米汤，而日本人在里面放进了一种慢性毒药，直到三十六小时后再突然发作，上吐下泻，七窍流血而死。

在吴四宝未被害之前，胡兰成在同李士群结交时，对他颇有好感的，因为李士群做事干净利落、热情待人，又少有官僚习气，比较平易近人。胡兰成去七十六号找他，他总是穿双拖鞋就出来迎接，不装腔作势。七十六号里人事繁杂，李士群却能处理得井井有条。他既能谈正经事，也是个闲谈的好手，这些都使胡兰成当时看得起他。

吴四宝死后，胡兰成便对李士群心冷。但相反汪精卫却越来越信任他，觉得他是个有能力的人，便委以重任。因此，李士群的势力越来越大，气焰也日渐嚣张。而胡兰成和佘爱珍弄清了吴四宝的死因后，二人的关系更进了一步，他一直记得自己当时对佘爱珍的承诺，于是就静待时机。不久，机会终于来了，他遇到一位故人：熊剑东。

第56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11)

熊剑东是浙江新昌人，同胡兰成三哥胡积义一同在绍兴营中当兵，关系很好。胡兰成十四岁的时候在绍兴第五师范附属高小念书，吃住都在三哥那里，熊剑东当时很热心地教过他英文，但是后来当了逃兵。两年后，胡兰成在杭州蕙兰中学读书，有一天，穿着一件青灰布长衫的熊剑东忽然来看他，说是要去上海，想和他借点路费。胡兰成二话不说，把自己一学期的杂用、压在箱底的两块银洋钱给了他。此后便一直未见，这过了20年，胡兰成才又见到了他。

吴四宝出事前，有一天晚上他在家设宴，胡兰成和李士群都被邀，胡兰成先到邻院李士群家相约同去，他到李士群家中，见他正和一个不相识的人在楼上交谈。李士群见胡兰成来了，就介绍说是熊剑东先生，这才重新相认了。

熊剑东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本是蒋介石的军统的人，上海沦陷后他在江浙一带负责组织游击队对抗日本人。1938年在上海被日本宪兵抓捕，关押了一年多，后来叛变投汪。1941年春，他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前往湖北一带组织黄卫军，自任总司令。他这次来上海，是想到太湖招收旧部，但李士群对他怀有戒心，处处阻碍他，于是两人从此结下怨恨。

后来黄卫军被汪伪南京政府编为第二十九师，熊剑东让参谋长邹平凡当师长，他带了一部分人马到上海和南京看胡兰成。胡兰成先是把他向陈公博推荐，当个上海特别市保安司令，却碰了钉子。后又推荐给周佛海，周佛海倒是愿意接纳，于是将熊剑东所带的人马和他的中央税警团合并为总团，让罗君强担任总团长，熊剑东为副总团长，这样一来，熊剑东一下子就成为和罗君强并肩的周佛海手下两员大将之一。熊剑东行伍出身，能征善战，又处事圆滑，很快便与日本宪兵部队长打得火热，渐渐胜过李士群，李士群怀恨在心，发誓要斗倒他。

不过熊剑东的"出人头地"倒不是胡兰成的功劳，他不知当年熊剑东被关在日本人的监牢里，正是因为周佛海一手搭救，后才能在一年多后被保释投汪。周佛海不仅把熊剑东保释出来，又送他赴日深造，随后派他常住武汉，策反重庆的蒋介石地下组织。胡兰成自以为了不起，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他就设想到这一层：他是汪精卫面前的红人，以前还想扳倒过周佛海，两人之间一直心存芥蒂，周佛海怎么可能仅凭他的推荐就重用什么人？

熊健东当了税警团副总团长后，因为"清乡"的利益冲突，经常有矛盾，甚至火拼。有一次熊剑东在上海北站被人行刺，后查知幕后主使乃是李士群，于是暴怒异常，发誓要杀了李士群，也派出了暗杀人员，但李士群本身搞的就是特工，所以熊剑东一直找不到机会。不过从此，七十六号就又多加了一重戒备，而熊家连楼梯口也架起了机关枪，双方都奈何不了对方，就这么相持着。

熊剑东找了个机会暗中收买到七十六号的行动大队长林之江，想给李士群背后一刀。不料被李士群发觉，逮捕了林之江要杀掉。他故技重施，下达了决杀令之后，就远遁南京，避人耳目，和当年吴四宝之死如出一辙。

胡兰成虽然对林之江也没什么好感，但是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想法，定要帮熊剑东对付李士群，所以就积极给熊剑东出谋划策，让他拉上日本宪兵到七十六号，只说找林之江问话。熊剑东依法照做这么过去了，李士群手下的人看见日本宪兵插手果然措手不及，林之江于是被救了出来。

李士群知道后大为愤怒，他一下就料到是胡兰成出的主意，立刻实施报复。他趁胡兰成前去南京时，派人包围了在上海的《国民新闻》报馆，把胡兰成的人统统赶走，自己让七十六号的机要秘书黄敬斋做了《国民新闻》的社长。胡兰成知道此事后愤怒地去责问他，李士群则继续装傻充愣。

胡兰成夺不回报社，心中憋了一肚子气，熊剑东见状则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把胡兰成拉到和他同一个战线了，于是又来请胡兰成设计。胡兰成说李士群现在势力大，是因为他身兼两大要职，既管特工又管江苏省行政，必要先折他一臂，才能把他拉下马。

第57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12)

熊剑东觉得胡兰成很有道理，又回去和周佛海商议。周佛海自李士群走红开始就不满意他，因为特工局的职位是他被玩阴的弄走了，当了部长之后在政治上还与他争官夺位，甚至有时还在经济上敲他的竹杠，周佛海也不会买他的帐，二人积怨也颇深。李士群喜欢暗箭伤人，他派人在一天晚上将周佛海南京的一套住宅点火烧着，东西烧了个精光。周佛海大为光火，也一直伺机报复。

熊剑东和周佛海商议一计，联合陈公博及汪伪政府的日本顾问影佐祯昭一起向汪精卫进言，建议取消李士群管的警政部，因为这时日本人也开始担心李士群权力过于膨胀。汪精卫一探李士群的口风，他便仗着羽翼已丰，就用辞掉所有职务来要挟汪精卫，加上陈璧君也不赞同撤掉李士群。汪精卫在双重压力之下，权衡再三，才撤掉了警政部以应付周佛海和日本人，但随即新成立了一个调查统计部安抚李士群。如此一来，表面上看是旗鼓相当，双方都没占到便宜。但由于是周佛海这边先发难，所以这一次，其实是李士群赢了一场。

就这样熊剑东和李士群的明争暗斗就这么一直相持不下，双方互有攻守地这么胶着。有一天，熊剑东又来向胡兰成问计，胡兰成想了想说；"日本人现在对他应该也有所不满了，可以先切断李士群与日本人的联系。"

李士群自以为智计过人左右逢源，便拉下四通八达的关系，既暗中私通重庆军统局，又与延安的军统一直保持联系，还曾秘密会见中共高级代表潘汉年，给苏北的新四军运过物资。他自以为留下后路无数，没想到这同时脚踏的几条船，都没踏好，反而让人觉得他两面三刀，不可信任。

1943年春天，李士群的大劫来了。一方面重庆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向同样也暗通重庆的周佛海下达了铲除李士群的密令；另一边，东京方面也决定让上海的日本宪兵处死李士群。

又这样过了两个月，一切仍然在暗中进行。这天，在南京的胡兰成来到了罗君强家。边疆委员会已经在这年撤销了，罗君强改做了司法行政部长。胡兰成进到客厅，卫士说道："部长在楼上，熊先生与冈村宪兵中佐也在。"说完转身准备去通报。胡兰成立刻阻止了他："没有关系，我自己玩一会儿就走。"

熊剑东听见楼下有动静，走了下来，跟胡兰成说我正要问你一件事，然后压低声音问道："东京方面的覆示已经到了，李事现地善处，看来需要避免否则会引致严重的后果。只是现在不能确定，你是汪先生的亲信，所以要问问你，如果杀了李士群，汪先生会不会不干了？"

胡兰成肯定地回答道："不会！政府非要随便拆散，而人已死，汪先生只会追悼罢了。"

熊剑东又追问："你确定是这样吗？"

胡兰成回答："当然。"然后熊剑东又急忙上楼去了。

胡兰成一个人在客厅里看着水仙，逗留了片刻，这才出门回家了。他知道，事变很快就要发生了；但是，他仍然压制住自己什么也不问熊剑东。

大概过了五六天，就传来李士群从上海回苏州死了的消息，并且与吴四宝一样，也是被毒杀的。李士群在上海的时候，宪兵部冈村出面调解，于是将熊剑东和李士群拉在了一起；双方最后决定，熊做李的副手，李给熊三千万元，然后又一起吃了晚饭。

其实冈村已经在饭菜里下了毒，李士群当时就已经发觉食物的味道不对，谎称解手，想将喉咙里的食物抠出来。谁曾想，冈村更加老奸巨猾，也借口想要方便，跟着李士群到了厕所，李士群无奈只好放弃。后来毒性发作，李士群痛苦万分，竟拔枪准备自杀，身边的人及时将抢夺了过来，直到江苏省立医院院长储麟荪赶来的时候，李士群的血管已经硬化得连盐水针针头都扎不进去了。

李士群死后一个月，胡兰成才从南京赶到上海去佘爱珍家，楼上见到她后，便迫不及待地说道："吴先生的仇我已经报了！"

作为仇家的佘爱珍，李士群之死哪还等到一个月才知道？所以，当胡兰成自豪地告诉她时，她表情冷淡一句话也没说。此时，她能说些什么呢？说什么能让吴四宝复生呢？

第58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13)

另外，佘爱珍是一个极能看开的人。因此，当别人找到李士群孀妻算帐的时候，她又对此进行维护说："人死就没有仇恨，请你们不要再欺侮他的遗孀！"

解决了给自己造成麻烦的人之后，他的麻烦并没有结束，反而才是刚刚开始。胡兰成当法制部长的时候，由于文人气质喜欢意气用事，基本上将各个部门的人得罪遍了。终于有一天，那些部门联合起来去汪精卫那里告他的状，大有胡兰成他们就什么事也办不好的意思。汪精卫本来就是让胡兰成当这种挡箭牌角色，加之和他私交也不浅，并不想把他撤职，但介于下面的压力太大，权衡一番，最终还是取消了法制局，另任胡兰成到全国经济委员会做一个"特派委员"，给了他一个只需开开会，不用管事的闲差。

不过胡兰成只是不懂做一个官僚，对这种明升暗降自己地位的做法还是看的懂得。于是不免常常发些牢骚，说些"我当年如何如何"之类的话。此时他虽很难面见汪精卫，但是对于欣赏他文采的陈璧君，他倒经常能向她倒倒苦水，发些不平之气。陈璧君的确是惜重他的才，先是让他来汪精卫的秘书室当机要秘书，被他婉拒；后因自己的弟弟陈耀祖去当广东省主席而让他去广东去当自己的特派员，胡兰成也没答应。期间他在与陈公博的交谈中也流露出自己的失意，陈公博让他去当南京特别市的土地局长，胡兰成也不愿屈就。其实他内心仍以汪精卫直接亲信自居，只觉得惟有汪精卫才能使唤自己，让他放下架子去听其他人的指挥，是万不可能的。

大约李士群死后的一天傍晚，接替胡兰成做宣传部政务次长的郭秀峰来找他，告诉他日本大使馆最近有个交流会，每周六举办一次，他转告日本大使馆的话希望胡兰成能够过去参加，那天正好就是周六，他请胡兰成当晚和他一同去。胡兰成本来懒得去，郭秀峰再三要求，他想想自己也找不到其他玩的去处，总是在家待着也觉得闷，最后还是去了。

那次交流会设在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家里，胡兰成到的时候，罗君强、粮食部长顾宝衡、驻"满洲国"大使陈济成已经先到一步，日本人只有两个，除了清水之外，另一个是新调来任日本驻南京大使馆负责文化事务的书记官池田笃纪。

"座谈"之前先是一个饭局，起初胡兰成自恃清高，在桌上只是饮酒，没有开口。后来众人谈起中日之间的开战，过去做过蒋介石秘书的罗君强说了这么一句话："当初民国政府从南京撤退时实在仓促混乱，就是后来退到武汉之后也未能形成有力防御，如果当时友军一口气直追而下，武汉早已得手，重庆也不在话下，如此一来，战争本可及早结束了。"胡兰成听了这么个赤裸裸的摇尾乞怜之言，当时大怒，说道："虽历史一笔为定，但也绝不像你所言这般荒唐，中国不亡自是天命惠之，岂如一时战略之失策！"此言一出，在场之人寂然良久，场面颇有些尴尬。

饭后众人回到客厅继续"交流"，这时郭秀峰说了这么一句希望日方解除对中央通讯社管制的话，谁知新来的池田笃纪回敬了一句："这种事本来就不是什么规定，我们这么做自有我们的考虑，你们国家自己的事，倒要向我们求情，枉你还是国民政府的长官。"这一番话顿时说得郭秀峰面红耳赤，而胡兰成则在一边想道：此人确是知道尊重中国的，不过有些目中无人，我得寻机会让他吃些教训。

恰好这时顾宝衡随口问道"不知日本国内粮食是否能自给？"池田毫不犹豫地说"自给自足完全没有问题。"胡兰成立即反驳道："我最近看到一篇日本的报道，说是一个教授病倒了，他的亲戚送了些米给他，他吃了之后说了句"好久不知日本米的味道了。"看来，日本国内的教授都吃不到日本米了，遑论百姓！何来自给自足？如今战争已到第六年，日方不该仍然说话不诚实。"池田听闻此话，反驳不了，满脸通红，只是微笑，不去争辩。胡兰成觉得这个人还比较老实，散会后他接过了池田给他的名片，后来两人的交往也渐渐开始。

第59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14)

池田也很看重胡兰成的学识，第二天就到胡府拜访。胡兰成见他进来的样子，颇似当年他的四哥梦生，于是对池田亲近不少，这也成为他和池田后来进一步交往的重要基础。此后的时间，池田隔三差五就去胡兰成那坐一坐，没事总爱往胡家跑。久而久之，胡兰成也偶尔回访池田笃纪。

却说胡兰成官闲了不少时间，可是心却一直没闲下，他是个以文赖世的人，笔头总想写些东西。在汪精卫面前失宠后，心里一直积郁难平，因此想以文发泄。于是闭门挥笔三天，写成一篇长达一万一千字的政论，将它心里长时间以来郁积一吐为快，把那些关于时局的见解与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此作完成后他心里还颇有一番扬然自得的成就之感。

胡兰成刚把稿子写完的那天，碰巧池田又来到胡兰成拜访，池田见到桌上有胡的新作，便请求拜读。胡兰成略一思索，点头答应，并强调并没有因为他是日本人而怕让他知晓这篇文章。他本对池田就又一些亲切之感，况且视为知己者死，胡大文人许久不动笔，这次既然有重量级大作问世，自然也想文章成后能被"识货人"赏识称赞。

文中胡兰成自比为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后被曾国藩所擒，投降了曾），说道就算自己将来一样逃走，也要留一篇文字于世，讲述汪精卫政府与日本的和平运动一事，且论证日本必败，汪精卫政府必亡，日本想免除失败的命运，唯有从中国撤军，并实现自我变革。而中国则必须返回孙中山时代，召开国民会议。

池田看了几页之后，觉得大有道理，不过有些道理一时还看不明白，又见文章比较长，于是就问胡兰成能否让他带回去看么。胡兰成想了想答应了。

这池田将稿子带回家后，不仅看完全文，还在一夜之间将之译成日文，并交给日本驻华大使谷正之也看了，谷正之看了之后又传给东京外务省看，稍后便在侵华日军的佐宫中传开了，最后据说连日本首相也得以阅见胡的这篇大作。

不久池田又来到胡兰成家，面带喜色地把这消息告诉他，并说："谷大使把胡君的这篇大作给汪先生也看了。"他言下之意，你既然有才能，我们日本人作为你朋友，你帮你宣传宣传。胡兰成听了之后心里确吓得半死，他知道汪先生看了那片文章后，肯定是气不打一处来，加之李士群事件，汪精卫已对他有所不满，这次恐怕真要和他翻脸了。转念一想，最好先去上海避一避，又考虑到自己清雅之士，就算事情紧急，但慌慌张张的终究不成样子。于是没去上海，心里另有一套打算，便是把自己脱身的希望寄托在日本人身上。

几天之后，胡兰成与池田一起散步，闲聊了一会，眼看已快到池田家附近，胡兰成心中有点悲戚，于是在和池田分手时"提醒"他说："我们在这段时间多见见面，如果我去上海，会先通知你，如果我哪一天不来看你，你就来我家找我。"池田只回答了一句："好"，便没有再多说什么。

12月7日，林柏生邀请胡兰成下午三时到他家商量事情，没说什么事。胡兰成心想大事不妙，一边强忍害怕，一边故做镇静地换衬衫打领带，并嘱咐应英娣："我现在要去林柏生家里，晚上如果见我还不回来，你就立刻去通知池田先生。"

应英娣是胡兰成的"姨太太"，年仅22岁，原是上海百乐门的当红舞女，后被胡兰成看中，遂纳之为妾，但他不好意思带回家让青芸看见，于是在一个大酒店里包了个房间给她住。青芸一直在上海给他管家，有段时间忽然发现胡兰成每月拿回家的钱少了很多，疑心之下一路跟踪他到酒店，发现了这个秘密。不过，宽容大度的青芸不仅没有责怪六叔，反而劝他把应英娣带回上海大西路美丽园家一起生活。全慧文跟胡兰成属于那种过日子的夫妻，只求丈夫给自己衣食家用，不怎么在乎男人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于是她也没表示什么意见。胡兰成想到在南京还有一个家，于是将正妻全慧文留在上海，而将应英娣带到南京。由于应英娣不能生育，而他与全慧文已生有三个孩子，于是就把一两个孩子经常放在南京，俨然又是一个完满的小家庭。

第60节：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15)

胡兰成到了林柏生家中，林柏生不在，只有他的副官在接待他，他心里害怕，起身想走，确看见进来一个彪形大汉，"请"胡兰成和他走一趟，他被带上一辆特工的汽车开走了。

车子在一座洋房前停下，里面鸦雀无声，他被带到一个小房间。胡兰成心中恐惧，便问警卫这是哪里，警卫回答说这是"曹公馆"，胡兰成稍微平静了一点，就静静地坐着。但不一会，他就控制不住自己忽然发起抖来，想划根火柴点支烟，手确颤抖地连火柴都擦不着。胡兰成一边鄙视起自己的怯懦，一边努力控制自己情绪，好一会，身上的颤抖才停止。胡兰成当时还不知道，关押他的这个地方并不是什么"曹公馆"，而是大名鼎鼎的上海路十二号--苏成德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看守所！而逮捕他的命令，则是汪精卫亲自下达的。

关押胡兰成的牢房里，里面只有一个地铺、一副桌凳、一盏电灯，其他什么都没有，窗子都被钉住了，一点光透不尽来，门锁得死死的，墙壁比石头还硬，外面还有一个持枪士兵在房门外盯着他。胡兰成心中不免绝望，以为自己这次必死无疑了。神经恍惚之下，在地上乱摸一气，结果摸到了一根针，悲苦之际，于是用那根针在桌面上刻了一首白话诗：

花呀

以你的新鲜

补你的短命吧

胡兰成独自一人在狱中用诗文吐露悲凉，他不知道当时上海正万人争阅着张爱玲凄婉的小说。他俩笔下都写出了悲，但一个是感叹自己境遇之悲，一个是感叹时局的情感之悲。

当胡兰成刚被关进去在郁闷时，应英娣并没有把他走之前嘱咐的话太放在心上。等到很晚了胡兰成还没回家，她才着急起来，当下就去找池田。池田本来是个直性子，一直没能留意和理解胡兰成给他的那些暗示，这下看到应英娣这么晚了来找他说是胡兰成特别交待的，这下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于是连夜找到清水董三一同把这事告诉谷正之大使。谷正之让池田以他的名义先打电话给林柏生，就说日本方面要求保障胡兰成的生命安全，然后赶紧联络总司令部和宪兵司令部力图救下胡兰成。

日本人这边还真是把胡兰成当个人才。第二天，日本大使馆里清水董三、池田笃纪和一些总司令部部长、宪兵队课长聚在一起，召开会议商议援救胡兰成的办法。由于日本国内东条内阁最近刚说要尊重南京国民政府，而此事纯属中国内政，所以他们觉得不可以用外交的方法解决，尤其要避免对汪精卫的不敬。商量之下，他们觉得可以把责任加在林柏生身上，宪兵部和司令部一边给他压力，同时由使馆这边清水董三晓以利害劝告他，软硬兼施。

汪精卫这次对胡兰成下杀手，实在是忍耐到了极限了，以前胡兰成有点文人的迂腐和不知变通，这他倒可以忍受；但现在，他觉得胡兰成已经不是个倔头倔脑的笔杆子，而变成一根满怀心机的打人的棒子了，特别有三件事让他再不能忍受。

直接的就是最近这篇文章的事，胡兰成在文中"大放厥词"，说什么"南京国民政府不能代表中国"，还有预测"日本必败，南京国民政府必亡"等等。汪精卫叛党而建为政权，一直自居正统，胡兰成却偏要揭他这个伤疤；再者而汪伪政府的前途命运是和日本的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的，胡兰成一下子把汪精卫最不愿提起的结局非要说出了，这不是成心给他好看吗？自己一直在努力"促成和平"，旁边却有人在唧唧歪歪说风凉话，汪精卫能忍受吗？

在一个就是李士群之死，李士群是汪精卫的得力干将，汪精卫很器重他，对他的死，汪真是很悲痛，不仅派自己的亲信去代他致哀，还亲自给他写墓志铭"才足以济世，而天不永其年"，说他实不该死的。以汪精卫的聪明，自然能知道此事是周佛海主使，胡兰成出谋，而胡兰成为了打击现在的政敌，居然和以前的政敌周佛海联手，其人立场之不定，深为可疑。而周佛海的势力已将尾大不掉，胡兰成还再帮他剪除政敌，已有"夺权"之嫌了。

第三是胡兰成和日本人之间的暧昧关系也让汪精卫疑虑重重，他了解到胡兰成每个周末都去日本使馆参加交流会，也知道他与池田等人关系密切，但是到底他与日本人关系深到什么程度，林柏生估计也不清楚。但是胡兰成交往的那些少壮派军官，却大都是日本国内反对东条英机扩大战争的"反战派"，而且他那篇文章，也是和反战派的立场声气相投的。另外，胡兰成一入狱，很快便有那么多日本军官来营救他，他和日本这种亲密的关系是怎么形成的，会有什么结果，汪精卫对此真是又疑又惧。所以终究下定决心，非杀他不可。

日本这边不敢拿汪精卫说事，只是一味逼迫林柏生，林柏生被逼急了，拿出了汪精卫的亲笔信来抵抗。信里陈数了胡兰成的罪状，甚至说他勾结蒋介石政府，每月接受重庆的五十万元秘密经费。日本人见此也无言以对，事情又拖了下来。

这一天，开完会的池田回到了家，满腔悲愤地让他的太太把手枪拿给他，说要为胡兰成以姓名一搏。他太太心里本想阻止的，但日本女人顺从惯了，没敢反对，只是默默地取出枪给了他。池田拿着手枪，跑到宪兵队找到河边课长，说道："胡君一案，全由我所累，如此失信于中国人。现在用外交的方式救不了，我现在就去上海路十二号去救胡君，那边的警卫要是阻挡，我就开枪，他们只要还击把我打死或打伤，你们就有理由用宪兵队去包围那，救出胡君了。"当下河边也很感动，说道："我大日本武士道难道要你一人牺牲于义吗？我亦和你一起做。"当下约定午夜二时点武装出动营救。

商议完毕后池田去报告谷正之知道。谷正之说到："宪兵能有此决心，不愁此事不成，你去之前可在警告林柏生一次，他自愿肯释放胡君最好。"

池田随后就到了林柏生家，这时已午夜后，他对林柏生陈之以利害，说到时候还不放胡兰成，宪兵队就要武装出动。林柏生见此也慌了，急忙赶到汪公馆求救，汪精卫最后开出一纸手令，上面写着"立即释放胡兰成"，他将手令给池田看了，然后便赶紧安排胡兰成出狱。

池田准备了大使馆的汽车去接胡兰成。郭秀峰转汪精卫的要求让胡兰成写一份"悔过书"，胡兰成没有拒绝，挥笔写成，然后坐池田的车回到了家。在狱中时胡兰成得知汪精卫列举他的罪状时竟有暗通重庆并每月接受五十万机密费之事，便料到汪精卫起了杀心。

这件事情后，胡兰成和汪精卫彻底决裂了，转而视日本人为再生父母，后来他在《今生今世》曾说"异国存知己，身边动刀兵"，说的便是这件事。

从狱中出来之后的胡兰成此时在家休养，时间长了，也觉得无聊，整日里看闲书杂志之类。闲来无事也写写东西什么的，就在这个时候，他遇见了一个后来在他生命长河里占据了极为重要地位的女子--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