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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乡和家庭(1)

- 家乡和家庭(2)

- 家乡和家庭(3)

- 年轻守寡的母亲(1)

- 年轻守寡的母亲(2)

- 年轻守寡的母亲(3)

- 入家塾，拜孔夫子(1)

- 入家塾，拜孔夫子(2)

- “先生”讲故事(1)

- “先生”讲故事(2)

- 从拜神到打菩萨(1)

- 从拜神到打菩萨(2)

- 乡巴佬变成“新人物”(1)

- 乡巴佬变成“新人物”(2)

- 读《天演论》、《新民说》(1)

- 读《天演论》、《新民说》(2)

- 作者、编者、记者(1)

- 作者、编者、记者(2)

- 作者、编者、记者(3)

- 脚气病与做诗(1)

- 脚气病与做诗(2)

- 浪荡子痛改前非(1)

- 浪荡子痛改前非(2)

- 浪荡子痛改前非(3)

- 弃农学文(1)

- 弃农学文(2)

- 几乎做了基督徒(1)

- 几乎做了基督徒(2)

- 对美国生活和政治的兴趣(1)

- 对美国生活和政治的兴趣(2)

- 共和与帝制问题(1)

- 共和与帝制问题(2)

- 从杜威攻实用主义哲学(1)

- 从杜威攻实用主义哲学(2)

- 真博士，还是假博士?(1)

- 真博士，还是假博士?(2)

- 真博士，还是假博士?(3)

- 《新青年》、北大、陈胡(1)

- 《新青年》、北大、陈胡(2)

- 娶了一位小脚夫人(1)

- 娶了一位小脚夫人(2)

- 娶了一位小脚夫人(3)

- 娶了一位小脚夫人(4)

- 娶了一位小脚夫人(5)

- 打孔家店(1)

- 打孔家店(2)

- 打孔家店(3)

- 教“中国哲学史”(1)

- 教“中国哲学史”(2)

- 教“中国哲学史”(3)

- 赞扬毛泽东和孙中山(1)

- 赞扬毛泽东和孙中山(2)

- 林纾笔下的"狄莫"与"秦二世"(1)

- 林纾笔下的"狄莫"与"秦二世"(2)

家乡和家庭(1)

胡适之先生是安徽省绩溪县人。

绩溪，旧属徽州府，①在安徽省南部，秀丽的黄山脚下。徽州全境多山，风景虽然秀美，但山多地少，土瘠民贫。因此，徽州人大多离乡撇井，外出做生意，以善于经商闻名全国，甚至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这样的地理生活条件，造就了徽州人的三个突出特点：

一、重乡党观念，以“徽州帮”为最有名。

二、艰苦奋斗的精神，有“徽骆驼”、“绩溪牛”之称。

三、重文化教育，出了像朱熹以及胡仔、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胡培?畹刃矶嘀?名学者。

这些特点，在胡适身上几乎都有体现。他一生自称徽州人，爱吃徽州锅②，喜欢攀徽州同乡关系。1953年1月，他为绩溪旅台同乡会题辞，写的便是“努力做徽骆驼”六个字。直到晚年，他为凌鸿勋编著的《詹天佑先生年谱》作序③，仍不忘以詹天佑的“徽州同乡后辈”自居。对于徽州历代的几位著名学者，更是常常念在口中，写在文章里，钦敬不已。徽州烙印可谓深矣。

胡适的老家，在绩溪城西约40公里，是胡氏聚族而居的一个大村落，名叫上庄。

④这里，襟山带水，群山环抱着一块小小的盆地。1100多米高的竹竿尖，山峰苍翠，耸立村北，像蓝天底下展开一幅巨大的绿色屏障，护卫着整个山村。清澄的常溪河，由村西向南，潺潺流淌，默默地滋润着村边的农田，然后穿过杨林石桥，蜿蜒东去。泾人吴拙庵曾经赞美说：

其山清以旷，其水环以幽。

可说是传出了上庄山水风光的特点与神韵。⑤

世代聚居上庄的胡氏，据说始祖昌翼公原非胡姓，而是唐昭宗李晔的太子，因避朱温之乱，随义父胡三公逃亡南方，匿居民间，便改从胡姓，后唐同光三年(975)以明经登第，故世称“明经胡氏”，至今民间仍称之为“李改胡”。二世祖仕于宋，卒封王爵。这些既阔且贵的事迹却不见于史册，大约是胡氏后裔为神化抬高他们的祖宗而写在族谱里的一种传闻罢了。⑥胡氏虽找到了贵为帝胄的祖宗，迁居上庄以后的六百余年间，却并无仕宦显赫之人。清代中叶以汉学闻名的“绩溪三胡”，世居绩溪城内，与上庄胡氏不同宗。⑦一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胡适的父亲胡传做到了“三品衔在任候补知府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要算是上庄胡氏族中最显赫的官儿了。⑧

胡适的家，原不是什么书香门第，而是历代经商，做茶叶生意。他的高祖由小本经营，居然在上海东边的川沙镇开设了一家小小的茶叶店。他的祖父扩大营业，并在上海华界增设了一家支店。到他父亲胡传做了官，本钱充裕了，生意便越做越兴隆。胡传死后，家里还留有上海一家裕兴泰茶叶店，一家公义油栈，在汉口还有一家两仪酒栈；却也一天天萧条以致倒闭了。⑨

胡家第一个有志读书的，是胡适的伯祖父胡奎照，字星五。可怜他寒窗苦读十余载，连个秀才也没考上，只在乡里教私塾，人称星五先生。

胡适的父亲胡传(1841―1895)，行名祥蛟，字铁花，号钝夫；原名珊，字守三，人称三先生，是胡家第一个真正走上读书做官道路的幸运儿。他自幼聪慧，3岁时即不喜欢吃好东西，不愿穿花色衣裳，深得伯父星五先生的赏识，说“是儿夙慧，必大吾家”，便请塾师教他专心读书。胡传24岁那年考中了秀才，全家高兴的了不得；但接连参加几次“乡试”，都没能考中举人。他于是进上海龙门书院，受业于当时著名的学者刘熙载门下。学的是词章义理及“三礼”经济一套学问。

他笃信宋儒，尤其崇奉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是清末正统派一路的文人。后来，胡传以岁贡生候选儒学训导(管府县学教育的官员)，先后在东北、广东、河南、江苏、台湾等处充任幕僚或地方官佐，共十余年。最后官至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是台东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却也不过三品衔而已。

胡传虽然做了官，却又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人。他一生经历了许多艰险。幸亏他意志颇坚强，身体又很结实健壮：

面容紫黑，有点短须，两眼有威光，令人不敢正眼看他……在万里长城外住了几年，把脸晒的像包龙图一样。⑩

在东北宁古塔吴大部下时，曾奉命赴晖春，与俄国廓米萨尔会勘黑顶子边界，中途遇大雪，迷失方向，陷在原始森林中，衣服鞋子都破了，且绝粮三日，冻饿交迫而不死。在广东，奉命至海南岛考察黎峒地势，入深山，直穿黎心，抵崖州，染瘴疠重疫，也治好了。到台湾后，初任全台营务总巡，为查阅营防，走遍了台南台北，前山后山，还到澎湖列岛，在炎蒸瘴毒中奔忙了六个月，跟从的人员一个个都病死了，而胡传竟能幸免。但他从此也骨节疼痛，大约是得了风湿病，身体便一天天衰弱了。台湾割给日本后，胡传内渡，在厦门病逝时，正值55岁的壮年。

胡传生活的年代，当鸦片战后一年，迄甲午战后一年，正是中华民族频受列强侵凌，多灾多难的岁月。他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看到国家的危难，最忧虑北方帝俄的侵略，曾说“中国之患在西北，而发端必始东北”。那时年已四旬的胡传，亲老妇亡，官运不亨，便慨然只身北上，游历东三省，一方面希望能找到施展自己抱负的机会，另一方面则为考察边疆地理形势，补正旧日图志的缺误，以备不时之需。这种经世致用和爱国的精神，实在也属难能可贵的了。

家乡和家庭(2)

胡传一生曾三次娶妻。初娶冯村冯氏，结婚不久死于太平天国的乱兵。续娶旺川曹氏，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后不久便死了。曹氏所生的三个儿子，长子名嗣稼，行名洪骏，从小吸鸦片烟，赌博，是个败家子。次子名嗣，行名洪骓，后改名觉，字绍之。三子名嗣，与老二孪生，行名洪，字振之。这便是胡适的三位兄长，都早已谢世了。

现在，胡家在上庄故乡还有一个胡思齐。他是嗣稼的次子，胡适的亲侄儿。8岁时忽成聋哑，今年已经79岁，大约是胡家最长寿的人了。

胡传第三次续娶的，是本县中屯冯氏，名顺弟，即是胡适的母亲。

〔附〕胡氏世系表①　徽州，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置，治所在歙县，元代升为路，明以后改为府，民国元年(1912)废。徽州府旧辖六县，相当今安徽省的歙县、休宁、祁门、绩溪、黟县及江西省的婺源县。

②　徽州锅，又称“一品锅”，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等食品。据在胡适家吃过徽州锅的梁实秋先生回忆描述道：“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二，热腾腾的端上了桌，里面还在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点缀着一些蛋皮饺，紧底下是萝卜白菜。”(梁实秋：《胡适先生二三事》，载台北《自由谈》第23卷第11期)

梁氏到底只是“安徽的姑爷”，不知其详。另有一位石原皋先生，绩溪人，是胡适的表亲。他介绍的非常详明：“所谓徽州锅，并不是徽州人普遍食用的，乃是我们绩溪县岭北乡的居民最常见食物。凡是遇着节日，请客，婚姻喜庆，一般都是吃锅。它的做法如下：炊具是用大号铁锅，材料是猪肉、鸡、蛋、蔬菜、豆腐、海虾米等。最丰富的锅有七层：最底一层是蔬菜，最好的是用冬笋，次之为笋衣，或用萝卜，或用冬瓜，或用干豆角，视季节而易。稍上一层是猪肉，肉系半肥半瘦，每一斤猪肉只切成八至十块，呈长方形。再上一层为豆腐包，系用油豆腐裹，内中装有馅子。第四层为蛋饺子，第五层为红烧鸡块，第六层为油煎豆腐，第七层为碧绿菠菜或其他蔬菜。初用猛火烧，稍后即用温火烧，好吃与否，专靠火候的功夫，经常将锅中的原汁汤浇淋数次，大约要三四小时，才烧得出味道来。猪肉烧得像东坡肉一样，入口即化。食时逐层吃，逐层拨开。”(石原皋：《闲话胡适》“九　胡适的生活和娱乐”，载安徽《艺谭》季刊1982年第2期)

③　《詹天佑先生年谱》，是凌鸿勋先生为纪念詹天佑诞生一百周年而编，1961年1月台北“中国工程师学会”出版。胡适的序，作于1960年11月19日，曾载台北《作品》第1卷第12期，同年12月1日出版。

④　上庄，又名上川，旧属绩溪县北乡八都龙井乡，今属上庄乡。在县城西39公里，现有公路可通。1985年6月20日，笔者在绩溪县政协副主席颜振吾同志陪同下，曾由县城驱车前往上庄，实地察看。由此证明胡适自己说的，“我家世代乡居，故宅在绩溪城北约50华里”(见《胡适口述自传》)，也有两处误记：一是上庄在县城西，不是“城北”；二是“约50华里”，误差了28里，显系旧时对山乡道路极不准确的估计。台湾许多有关胡适的著述，多由此而致误。(按：是书出版后，承绩溪经传方先生致信，谓旧时公路未开通，人们所走盘山小径，大约是50华里。三版补注。)

⑤　吴焯(拙庵)，安徽泾县人，官绩溪时，曾为上庄胡氏第二分支支祠作《重建其顺堂记》，其中说：“绩西上庄，乃胡姓聚族而居之地也。其山清以旷，其水环以幽，其风俗孝友而朴诚，谦柔而好礼。”(载《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上卷之下“文苑”，绩溪县文化局藏)

⑥　上庄胡氏的始祖问题，胡氏族内亦有纷争。胡适的父亲胡传曾作《溯本录》，其序有云：“吾家旧谱所记，始祖本唐昭宗太子，避朱温乱，改从胡姓；二世祖仕宋，卒封王爵，事迹不见于史册，与曾氏始祖关内侯据略同。故予作《溯本录》，悉从旧谱，亦援曾氏祖据之例焉。吾宗别派，有重修家谱削去二世封爵，且逞其胸臆，谓必无封爵之事，著论辩驳旧谱者，彼其学识未必有过于宋之曾子固今之曾文正公，亦见其不知量耳。”(载《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上卷之下“文苑”，绩溪县文化局藏。原文无标点。)

⑦　“绩溪三胡”，梁启超著《清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文中说，“绩溪胡朴斋(匡衷)生雍乾之交，其学大端与双池慎修相近，以传其孙竹(培??)、子继(培系)。

竹与泾县胡墨庄(承珙)同时齐名。墨庄亦自绩迁泾也。时称‘绩溪三胡’。竹善治《仪礼》，集慎修东原易畴檠斋次仲之成作新疏，曰《仪礼正义》。墨庄亦治《礼》，有《仪礼古今文疏义》。其最有名者则《毛诗后笺》。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适)云。”据此，指胡匡衷、胡培?睢⒑?承珙三人，均清代乾嘉之际著名的汉学家。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也说：“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10月版第6页)梁氏这些话，把胡适与“绩溪诸胡”、“三胡”联系起来，虽未确指为同宗，却也让人发生疑问。

蔡元培先生在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作序中曾说：“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后来，《答林君琴南函》又说“胡君家世汉学”。显然把胡适当作了上述“绩溪诸胡”“三胡”的同宗后辈了。

家乡和家庭(3)

胡适被误派为别人的子孙，他自己当年并未出来考证和纠正。直到40年之后，他口述自传时才“顺便更正”了。(参看《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原来，绩溪胡氏有三宗：“金紫胡”、“尚书胡”、“明经胡”。胡培?畹取叭?胡”，属世居绩溪城内的“金紫胡”；胡适一家属世居上庄的“明经胡”。他们不是同宗。

(按：承绩溪颜振吾兄抄寄《金紫胡氏家谱》之《肇龄公传》有云：“城东胡氏，世传经学，如匡衷公之《仪礼释官》，秉虔公之《说文管见》、《古韵说》，培?罟?之《仪礼正义》并显于当时。”据此，“绩溪三胡”应是胡匡衷、胡秉虔、胡培?钊?人。此说又见胡培系编之《绩溪胡氏书目》，光绪十年甲申世泽楼刊，绩溪县文化馆藏。三版补注。)

⑧　胡传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补授台东直隶州知州，以知府在任候补，赏加三品衔。他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也都因此得到封赠。胡氏宗谱中乃大登其“诰敕”，以为无尚的荣耀。计有因胡传作官封赠其先人的诰命五道。文字都是刻板套话，味同嚼蜡；但今日青年难以见到此种妙文，故录其一道如下：

赠通议大夫胡瑞杰同妻氏诰命一道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嘉谟奕叶，允昭世德之殊宠，锡公朝益展曾孙之秀(按，此句疑有缺误)，承新渥，用毂曩徽。尔胡瑞杰，三品衔在任候补知府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胡传之曾祖父，敦修无，垂教有方，种德开先，堂构益恢于来绪；诒谋裕后，箕裘克绍于前休。懿矩攸彰，恩施遂逮，兹以覃恩，赠尔为通议大夫，锡之诰命，於戏，四世其昌，久聚星德之庆，九泉可作，永承褒命之荣，国典膺，家风益振。

制曰：绥柔佐治，宠既被于外僚，贞顺垂休，恩聿推于内德。特敷惠泽，用播徽章。尔氏乃三品衔在任候补知府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胡传之曾祖母，肃雍可范，令善堪模，树慈训于后昆，爰著钟祥之德，传素风于彝叶，式彰贻谷之谋，允作母仪，频昭国典，兹以覃恩，赠尔为淑人。於戏，九重锡庆，邀丹诰之褒，四世承恩，并焕朱纶之色，勤宣令问，用阐幽光。

诰命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六日下之宝⑨　参看《胡适口述自传》第4页；《先母行述》，见《胡适文存》卷四第240～241页；《四十自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9月初版，第46、67、76～77页。

⑩　见《四十自述》“序幕　我的母亲的订婚”，上海亚东版，第3页。

石原皋先生在《闲话胡适》中说：“现在我要说的是胡适的父亲死的问题，这是个百年未解之谜，即：他究竟是病死于厦门，还是血洒战场，壮烈牺牲呢?这个谜直到今天才得到解决。我在此大书特书，他是爱国英雄，是为了抗日而战死沙场的。”(载《艺谭》季刊1981年第1期)石先生的根据是，十年浩劫期间，“造反派”曾掘开胡传的坟墓，棺材里找不着头颅骨。

石先生的这种见解，与胡适自己在《四十自述》、《先母行述》及《胡适口述自传》等处的说法相悖。笔者赴绩溪上庄察访时，曾以此事询问上庄乡干部群众胡匡衡、曹诚兑等多人及胡适族人胡乐丰先生。他们都说十年浩劫期间，确有“造反派”掘坟事，但“找不着头颅骨”的话，仍系传闻，并无人确见证明，因而都认为靠不住。

关于胡传的生平行状，笔者多根据张经甫(焕纶)先生代撰的《胡铁花先生家传》(胡适于1951年1月19日整理，“稍有增节，但无大改动”，刊于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的《台湾纪录两种》为“代序”；李敖《胡适评传》，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9月三版第24至30页附录全文)，胡近仁(祥木)所撰《诰授通议大夫赏戴花翎江苏候补知府前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铁花胡公家传》(载《上川明经胡氏宗谱》，绩溪县文化局藏)。这两种家传，均谓胡传病逝于厦门，与胡适所述相合。

笔者有《关于胡适父亲的死》一篇论文，专论此事，载《安徽史学》1992年第3期，可以参看。（三版补注）

年轻守寡的母亲(1)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1873―1918)，是绩溪县中屯人。

出上庄，过杨林桥，东北行十里许，即到中屯。顺弟的父亲是村里的农民，名叫冯振爽，小名金灶。青年时参加过太平军，随军里的裁缝学得一手好裁缝手艺。

他平日勤耕苦作，农闲时便给人家做衣裳什物，为人勤俭正直，人称金灶官。

金灶的妻子第一胎生下个女儿。在旧社会，重男轻女，女孩子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农家更特别希望有劳动力。因此，金灶给女儿取名“顺弟”，即含着顺下来生个弟弟的吉利意思。果然第二胎生了个儿子，以后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①。一家六口，生活虽然艰难，却也和睦亲爱，自有一种天然纯朴的快乐。

但冯金灶心里总压着一块石头。祖上传下来的老屋，在太平天国那几年的战火里毁坏了。他发誓要重振家业，在那老屋的地基上建造一栋更大更讲究的新屋。然而谈何容易!金灶夫妇苦做省吃，木料砖瓦还是一点也没有着落，没有钱!

顺弟年齿渐长，懂事也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早。她长得――

圆圆的面孔，有一点雀斑，头发很长……面貌并不美，倒稳重的很，不像个庄稼人家的孩子②。

在家里，她上侍父母，下扶弟妹，手脚勤快，为人也贤慧，最得父母钟爱，村里人都说金灶修得了个好女儿。顺弟也很体贴父母。望着父亲梦想新屋而忧愁的面孔，她常恨自己不是个男子，不能帮助父亲劳动，赚钱，建新屋。

顺弟16岁的这年春天，上庄的星五嫂来到中屯金灶家，给顺弟说媒，说的便是她家的大侄儿，人称“三先生”的胡传。

这一年，胡传已经48岁了。前妻曹氏死了十多年，儿女都已长大。他在外边做官，没有个家眷实在不方便，所以打算续娶个填房。

金灶夫妇听了星五嫂的来意，当下心里为难。一来，怕攀不上做官人家，将来反让旁人笑话；二来，三先生比顺弟大32岁，又是填房，怕女儿不愿意；三来呢，三先生已有一大堆儿女，大女儿大儿子都比顺弟大好几岁，这样人家的晚娘不容易做，怕害了女儿一辈子。因此，金灶便对星五嫂说，这件事须同女儿商量，把媒人打发走了。

晚饭后，金灶夫妇把上庄三先生要娶填房，星五嫂来说媒的事，对女儿说知。又说，做父母的也心里为难，要女儿自己拿定主意。顺弟听了，低着头，半晌不肯开口，但心里却在紧张活动。三先生她是见过的，人家都说是好人。她想，做填房，可以多要聘金；前妻儿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财礼应该会更好看些。这是她报答父母的好机会，可以帮助父亲建起他一生梦想的新屋。于是，顺弟暗暗下了决心，应承了。

八字开过去了，与胡传的八字合过了；礼单送过来了；二月订亲，三月迎娶，农家姑娘冯顺弟，便变成了上庄胡传家的官太太。中屯冯家也造起了一栋新屋③。

婚后的第二年，胡传便把冯顺弟接到上海同住。第三年冬天，生下一个男孩，这便是小胡适；不过那时还不叫“胡适”，而叫“儿”④。他是胡传最小的儿子，顺弟惟一亲生的一点骨血。

小儿出世后刚满90天，胡传被奏调往台湾供职。到1893年春天，冯顺弟便带着一家子，抱着小儿，去台湾投亲，在胡传做官的台南和台东，度过了将近两年的很快乐的团居生活。那时已年过52岁的胡传。在公务之暇，剪一些红纸方笺，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楷字，教年仅20的冯顺弟认字。他们两人又一起教刚过两岁的小儿也开始咿呀识字，父亲当教师，母亲既是学生又兼助教。这老夫少妻稚子三口，享受到了人间最神圣的天伦之乐。到离开台湾时，母亲认了近千字，小儿也认了七百多字。

幸福是那样短暂，瞬息即逝，悲痛却来得那样突然，沉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胡适母子刚离开台湾，回到绩溪故乡不久，就传来了他父亲胡传病死在厦门的噩耗。这家庭的巨变和不幸，在胡适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最初的记忆：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⑤。

胡适的母亲遭到这般沉重的打击，当时还只有22岁多2个月零17天，虚龄也只23岁!她在人生的途路上还刚刚迈开几步，刚刚尝到一点生活的甜蜜，便青年丧夫，做了寡妇，这是一个中国妇女的最大的不幸!而她又“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再加上家业中落，经济困窘，诚如她的儿子所说，“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⑥。

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

1904年　三子胡洪死。

1905年　父冯振爽死。

1909年　妹冯玉英死。

弟冯诚厚死。

1915年　长女胡大菊死。

长子胡洪骏死。

1917年　长孙胡思明死。⑦

年轻守寡的母亲(2)

年纪轻轻的弟妹儿孙，这样接连死去，不断折磨着冯顺弟的精神和肉体。其中以她弟弟的病和死，情状最为惨苦。中屯流行血吸虫病。她的弟弟诚厚，幼习药业，农忙时回家种田，感染上血吸虫病。玉英妹死后不久，诚厚的病势转重，腹胀不消，又不忍让年老的母亲知道，便到上庄姐姐家来治病。胡适的母亲服侍汤药，夜不解衣。诚厚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她恐怕弟弟有个三长两短，老母亲的暮年就更难堪了。听乡间传说割股可以疗病，一天夜里，她便焚香祷告天地，用快刀从自己左臂上割下一块肉来，煎在药里。弟弟吃不下去，她又将肉烤焦，夹在锅巴中，让弟弟吃了。姐姐如此至诚，但和愚昧相结合，自然不可能起死回生。诚厚终于抛下年老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儿女，撒手而逝，只给人世间又增添一个寡妇，三个孤儿。顺弟怎能不十分悲恸呢!

23年的寡居生活，漫长而痛苦，她居然熬过来了!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呢?就因为有她亲生的一点骨血――她惟一的儿子胡适。只因为这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为了这点骨血的将来，她愿意忍受一切，献出自己的一切，并挣扎着熬过了23年!

儿子的将来应该是怎样的呢?她不具体知道，只是希望儿子学他的老子，能走他老子的道路。她常对儿子述说他父亲的种种好处，叮咛说：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⑧尽管她和丈夫只过了6年3个月零21天，她对胡传的思想事业也不真正了解，但她虔诚地崇拜丈夫，尊敬丈夫，爱她的丈夫，可以说是一个丈夫至上主义者。胡传亲手写的那些红纸方字，她也终生保存着，视为她与丈夫、儿子三人“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在她的心里，丈夫胡传简直成了一尊崇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而且，她又以虔诚唠叨的述说与叮咛，逐步在儿子的心里也树起了这尊偶像⑨。

为了儿子的将来，她管教很严。她没有读过书，却千方百计地履行胡传的遗嘱⑩，送儿子读书。绩溪上庄一带，蒙馆学金很低，每个学生每年一般只送两块银元。先生教起书来自然也不肯尽心，只教学生念死书，背死书，还动辄施以体罚。

这样，学生学起来没兴趣，便常常逃学。胡适的母亲却与众不同，舍得在学金上下本钱。据胡适回忆说：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了6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12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

因此一着，先生便对胡适另眼相看，特别优待，认真地为他讲书，把一字一句的意思讲得清清楚楚。这使胡适得到莫大的好处。他后来回忆说，他“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正是他的母亲增加学金所得的大恩惠。

胡适留学美国那几年，家中经济异常困窘。几个哥哥闹着分了家。胡适的母亲独立撑持门户，一切亲戚庆吊往来，人情南北，负担委实不轻，乃至靠抵当首饰过年，贫窘之状可见一斑。恰巧这时，族中胡守焕因家庭败落，愿将《图书集成》一部大书减价出售。胡适的母亲知道儿子想得到这部书，便借钱买下了。她宁肯自己遭受困窘，却仍处处为儿子设想，真可以算是一位注重智力投资的开明的母亲。

然而，在儿子的婚事上，她却很不开明。她很早就为儿子包办订下了终身大事，也许是盼着早日抱孙子罢。

到1918年11月，她历尽寡居的艰辛，离开人世的时候，虽然只活了46岁，心里却应该是感到宽慰和满足的了。她的儿子已经学成归国，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而且成了倡导文学革命的知名人物。她感到遗憾的，可能是最后没有来得及抱孙子。

①　据绩溪胡明近著《胡适传论》称，顺弟之后生的是妹妹桂芬，老三才是诚厚。想必有据，如此则前文应改为“第三胎生了个儿子，前后又生了两个女儿”，方才准确；而“顺下来生个弟弟”的含意则大约还是不错的。(三版注)

②　见《四十自述》“序幕　我的母亲的订婚”，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12页。

③　据胡传日记记载：

“(光绪十五年二月)十六日，行50里，抵家。

二十一日，遣媒人订约于冯姓，择定三月十二日迎娶。

三月十一日，遣舆诣七都中屯迎娶冯氏。

十二日，冯氏至。行合卺礼。谒庙。

四月初六日，往中屯，叩见岳丈岳母。”

(见《四十自述》第13～14页所引)

从订约到迎娶，仅20天，婚事进行得特别快。而据石原皋《闲话胡适》“胡适的母亲”一节说，“现在中屯村中，冯致远兄弟家中的老屋，就是铁花公出钱，给他的岳父母造的”。(载《艺谭》季刊1981年第1期)“聘金”是相当重的，冯顺弟可以说是以身报父母了。

④　胡适小时候的名字叫“嗣”，爱称“儿”，见于他的《四十自述》，上海亚东版，第17页，并注明“”字音门。他的哥哥分别名嗣稼、嗣、嗣，堂兄弟名嗣稷、嗣秫、嗣?恰⑺玫镜龋?都从“禾”。应该是不容易弄错的。可是，近年台北出版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先生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印行)，“谱前”开卷就将“嗣”误作“嗣糜”，从“米”，读音也不对了。

年轻守寡的母亲(3)

可能是手民之误，然而所有“”字都错成“糜”，就难以理解了。

⑤　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16页。

⑥　见《先母行述》，《胡适文存》卷4，第238页。

⑦　据《先母行述》列出。李敖先生的《胡适评传》里，叙述到冯顺弟寡居经历的痛苦时，说她“经历了抚孤、忍辱、耐穷、借债、分家、重病、死父亲、死母亲……”，并注明根据亚东版《胡适文存》卷四中的《先母行述》。(台北远景版第37页)这就让人觉得有些奇怪，《先母行述》中并未说到顺弟的母亲死了。而且，在同卷中《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一文里，胡适叙述他母亲的丧事说：“我起初想把祭礼一概废了，全改为‘奠’。我的外婆70多岁了，她眼见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死在她生前，心里实在悲恸，所以她听见我要把祭全废了，便叫人来说，‘什么事都可依你，两三个祭是不可少的。’我仔细一想，只好依她，但是祭礼是不能不改的。”(亚东9版卷4第132页)由此证明，顺弟的母亲不仅顺弟寡居时没有死，而且顺弟死时，这位老人家还活得健康，到了70多岁哩。

⑧　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28页。

⑨　胡适一生崇敬他的父亲，思想也颇受他父亲的影响。如儿时读的《学为人诗》，是他父亲自编手写的，胡适的母亲保藏了20多年，胡适又将它装裱成册，含泪珍藏之。又请罗尔纲帮助校编出版了他父亲胡传的著作《台湾纪录两种》。在他成名以后，又为他父亲当过地方官的台湾省台东县捐赠奖学金七千元，并亲去台东台南凭吊；不久台东县也就建起了“州官胡公铁花纪念碑”。

⑩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每人各有一张，每张只有几句话，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儿(我的名字叫嗣，字音门)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见《九年的家乡教育》一则。

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22～23页。

《藏晖室札记》卷四“二　母之爱”(1914年3月12日)云：“得家书，叙贫状，老母至以首饰抵借过年。不独此也，守焕兄家有《图书集成》一部，今以家贫，愿减价出售，至减至80元；吾母知余欲得此书，遂借贷为儿子购之。吾母遭此窘状，犹处处为儿子设想如此。”(上海亚东1936年版，第226页)

入家塾，拜孔夫子(1)

胡适原名嗣，行名洪，后改名适，字适之①。1891年12月17日(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生在上海大东门外寓所。小时候，随父母在台湾住了近两年，认识了七百多个方块字。因此，当国民党政府退踞台湾孤岛后，有的台湾学者据此宣称台湾是“胡适之识字发祥地”②；胡适自己也顺势与台湾人拉点同乡关系，自称是“半个台湾人”③。

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二年年初，胡适母子离开台湾，经上海，回到安徽省绩溪县上庄的老家。不久，胡适就入家塾，开始念书了。

家塾的老师，是胡适的四叔胡?危?字介如。学堂就在介如先生家东边的一间小屋里。学生只有两个：一个是介如先生的儿子胡嗣秫，比胡适大几岁，却不爱念书，常喜欢溜到灶下或后堂去玩。另一个就是胡适。他才满三岁零几个月，身体瘦小，学堂的高凳子，要别人抱着才能坐上去，又得别人抱下来。只因为胡传有遗嘱，要送小儿子读书；胡适的母亲望他读书的心很切，管教很严；胡适自己也不像嗣秫那样贪玩，所以常常一个人坐在学堂里，鼓起喉咙读书，直到天黑才回家。

后来，胡介如到阜阳县上任当训导去了，家塾的老师就改由胡适的族兄胡观象(字禹臣)担任④。学堂也搬到了“来新书屋”，房子大多了。学生也增多了，起初是五个，以后增加到十数人。禹臣先生是村里最年轻的老师，血气方刚，常常打学生的手心，甚至打屁股，学生都怕他。有个叫胡嗣昭的，专爱逃学，往往躲到麦田或稻田里，宁可睡在野外挨饿，抓回去挨打，却不愿念书。胡适觉得很奇怪。

他从不逃学。而且，他的母亲每天早上叫醒他，催他去上早学，他常常是学堂里到得最早的学生：

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

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⑤。

胡适读书时，正是清朝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这一类阔得可怕的头衔。全国各地的学堂，都要供孔子的牌位，挂孔子的像。

来新书屋的墙壁上，也挂着一幅石刻朱印的孔夫子，据说还是唐朝名画家吴道子画的呢。胡适的母亲，盼望儿子读书成名，一再叮嘱他每天要拜孔夫子。他也很诚心，每晚放学时，总不忘记对孔夫子拜一个揖。有一年，――

我到大姊家去拜年，看见了外甥章砚香(比我大几岁)供着一个孔夫子神龛，是用大纸匣子做的，用红纸剪的神位，用火柴盒子做的祭桌，桌子上贴着金纸剪的香炉烛台和贡献，神龛外边贴着许多红纸金纸的圣庙匾额对联，写着“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一类的句子。我看了这神龛，心里好生羡慕，回到家里，也造了一座小圣庙。我在家中寻到了一只燕窝匣子，做了圣庙大庭；又把匣子中间挖空一方块，用一只午时茶小匣子糊上去，做了圣庙的内堂，堂上也设了祭桌、神位、香炉、烛台等等。我在两厢又添设了颜渊子路一班圣门弟子的神位，也都有小祭桌，我借得了一部《联语类编》，钞出了许多圣庙匾联句子，都用金银锡箔做成匾对，请近仁叔写了贴上。这一座孔庙很费了我不少的心思。我母亲见我这样敬礼孔夫子，她十分高兴，给我一张小桌子专供这神龛，并且给我一个铜香炉；每逢初一和十五，她总教我焚香敬礼⑥。

少年时代的胡适，真可以说是孔夫子的一名忠实虔诚的小信徒。

胡适在家塾里读的书，也多是宣扬孔子孟子思想的儒家典籍。他上学时已认得近千字，不算“发蒙”学生了，不须念《三字经》、《千字文》一类童蒙读物。他最先读的是他父亲胡传自编手写的《学为人诗》。这是一部四言韵文，讲的是忠孝节义那一套伦常道德，“学为人”的道理。接着念的《原学》，也是他父亲编的一部四言韵文，略述哲理的书。这两部书，胡适都念得很熟，书中的意思却不是三岁孩子所能懂得的。以后，胡适又陆续读了――

(3)《律诗六钞》(4)《孝经》(5)《小学》(朱熹编，江永集注本)

(6)《论语》(朱熹集注本)

(7)《孟子》(朱熹集注本)

(8)《大学》(朱熹集注本)

(9)《中庸》(朱熹集注本)

(10)《诗经》(朱熹集注本)

(11)《书经》(蔡沈集传本)

(12)《易经》(朱熹本义本)

(13)《礼记》(陈注本)

(14)《纲鉴易知录》(15)《御批通鉴辑览》(16)《资治通鉴》⑦九年的家乡教育，熟读了这许多经史典籍，为他后来做学问，“整理国故”，打下了较系统的旧文化的基础。同时，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也深深地潜埋了尊崇孔孟儒家，特别崇拜程朱理学的思想根苗。

胡适说，他的父亲胡传“是笃信宋儒的，尤其崇奉程颢、程颐和朱熹，是所谓‘理学’。由于业师刘熙载先生的教诲，我父亲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也很大”⑧。胡传所的《学为人诗》，讲“性命”，讲伦常“名分”，正是程朱理学的一套。

诗的末尾写道：

经籍所载，师儒所述，为人之道，非有他术：

穷理致知，返躬践实，黾勉于学，守道勿失。

入家塾，拜孔夫子(2)

他所崇信的，便是程朱学派“即物而穷理”的治学态度。胡适读这部书的时候，虽然并不懂得它的意义，但他父亲留下的这点“程朱理学的遗风”，却是对他终生起作用的。他在家塾里读朱子《小学》，读经史典籍，大多取朱熹或他门生的注本，也可以说正是这种理学遗风的表现。

①　胡适的名字，台湾和大陆的学者多有弄错的。参看上一节注④。

又胡适的行名是洪，不是嗣。据绩溪县《上川明经胡氏宗谱》“凡例”中，所载排行名的五言诗如下：

天德锡祯祥，洪恩毓善良。

明经承肇祖，世泽振同光。

秉国思名彦，为邦有宪章。

家庭敦孝友，继起衍宗长。

胡适曾祖序东公，行名锡镛；祖父奎熙公，行名祯；父传，行名祥蛟；胡适兄弟行名依次是洪骏、洪骓、洪、洪；下一辈是“恩”字辈，因奎熙公字世恩，为避讳缺笔为“思”，故行名依次为思明、思齐、思聪、思敬、思猷、思永、思祖(名祖望)、思杜。别派的人，如今健在的胡乐丰先生，则行名为“恩”，与思祖、思杜等为刚出服的堂兄弟。

②　参看黄纯青先生的《台湾与胡适》一文，载台北《中央日报》副刊1952年11月29日。

③　见胡适的《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欢迎会上讲词》(1953年1月6日)，载《胡适言论集》甲编，台北华国出版社1953年4月版第116页。

④　胡?斡谇骞庑鞫?十五年(1899，己亥)十二月选阜阳县训导，任到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十二月。

胡观象(禹臣)，是胡适的族兄。《四十自述》亚东版第21页，明明写着：“我的四叔父介如先生选了颍州府阜阳的训导，要上任去了，就把家塾移交给族兄禹臣先生”。又，《藏晖室札记》卷4“三六　第一次访女生宿舍”(1914年6月8日)亦云：“余少时不与诸儿伍，师友中惟四叔介如公，禹臣兄，近仁叔切磋指导之功为最”。而李敖《胡适评传》第68页，却说“…指导他念这些书的老师是他的亲族，最先是四叔胡介如，后来是族叔胡观象(禹臣)。”不知何据?

⑤　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上海亚东版第29页。

⑥　见《四十自述》“从拜神到无神”，上海亚东版第36页。

⑦　据《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列表。

⑧　见《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社1981年3月初版，第14页。

“先生”讲故事(1)

小孩子天性好玩。但胡适小时候，在台湾大病了半年，身体很瘦弱，缺少活泼游戏的本事。他举动文绉绉的，村里大人都夸他像个先生模样，便戏称他做“先生”。

他喜爱的游戏，也多是文静一些的。或玩纸牌，或用薄薄的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或和一些同学做木刀竹枪，借几副假胡须，在村口田里做戏；胡适扮的也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文角色，只有一次他扮“水浒戏”里的教师爷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来。这大概是胡适少年时代最活泼的游戏了。而他最爱玩也最拿手的游戏，是“掷铜钱”，或叫“砸铜钱”。

据绩溪石原皋先生所述，掷铜钱的游戏，须要较高的战术和技巧。参加者少则三四人，多则六七人。各人拿自选的铜钱向石柱掷去，铜钱反弹过来，弹得最远的“吃”第二远的，依次相“吃”，即将自己的铜钱掷向第二远的铜钱，掷在相隔五寸以内为“吃着”。于是，拿被“吃着”的人的铜钱置阶沿石板上，再用自己的铜钱打下去，并使之腾空飞出，愈远愈妙。而被“吃着”的人，得用嘴唇舔着自己的铜钱向前掷，一直舔着掷到与飞出的铜钱相连接，一盘才算结束①。

胡适擅长这种游戏，常是胜者。但他从小便爱惜羽毛，有自尊心。自从得了“先生”的绰号以后，他觉得既有“先生”之名，便要装出“先生”的样子，也就不敢尽情的玩耍了。有一次，他在屋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本家长辈走过，笑说道：“先生也掷铜钱吗?”胡适听了，竟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在传统观念和旧教育的熏染下，为了这点可怜的自尊，却牺牲了儿童游戏的乐趣。他一生除了读书写字之外，别的方面都没能得到发展的机会。②

胡适少年时代的最大兴趣，还是看书，看小说书。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触发的――当我九岁时，有一天我在四叔家东边小屋里玩耍。这小屋前面是我们的学堂，后边有一间卧房。有客来便住在这里。这一天没有课，我偶然走进那卧房里去，偶然看见桌子下一只美孚煤油板箱里的废纸堆中露出一本破书。我偶然捡起了这本书，两头都被老鼠咬坏了，书面也扯破了。但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这本破书原来是一本小字木板的第五才子，我记得很清楚，开始便是“李逵打死殷天锡”一回。我在戏台上早已认得李逵是谁了，便站在那只美孚破板箱边，把这本《水浒传》残本一口气看完了③。

这本破书引起了胡适对小说的极大兴趣。从此，他到处借读小说，和朋友交换、比赛看小说。每年秋天，胡适跟他的庶祖母到田里去“监割”(田主监督佃户收割)，他也总是坐在树荫下看小说。胡适阅读小说，范围很广泛，兼及弹词、传奇和笔记小说一类的书。他看过的大致有：

(1)《水浒传》(第五才子书)

(2)《三国演义》(第一才子书)

(3)《正德皇帝下江南》(4)《七剑十三侠》(5)《双珠凤》(6)《红楼梦》(7)《儒林外史》(8)《聊斋志异》(9)《经国美谈》(译本，日矢野龙溪著，周 宏业译，为胡适读外国小说的第一本。)

(10)《琵琶记》(11)《夜雨秋灯录》(12)《夜谭随录》(13)《兰苕馆外史》(14)《寄园寄所寄》(15)《虞初新志》(16)《薛仁贵征东》(17)《薛丁山征西》(18)《五虎平西》(19)《粉妆楼》④胡适这般嗜读小说，也遭到家中老辈的干涉与禁抑。他只好偷偷地读，于是便生了流弊：

其流毒所及盖有二害，终身不能挽救也。一则所得小说良莠不齐，中多淫书，如《肉蒲团》之类，害余不浅。倘家人不以小说为禁物而善为选择，则此害可免矣。二则余常于夜深人静后偷读小说，其石印小字之书伤目力最深，至今受其影响。⑤

幸而家中也有人帮助胡适借小说，如他的五叔、守焕哥、三姊丈周绍瑾、大哥、大嫂、二哥、三哥，都帮他借过小说，或送小说书给他。而最出力的是他的族叔胡近仁。近仁比胡适大四岁，天资颇高，会读书，家里也颇有些藏书，是胡适儿时最要好的一个朋友。他们两人各有一个小手摺子，登记看过的小说，过些时候便交换比较，看谁读的书多。到胡适离开家乡时，他的摺子上记载的小说书，大约有30多种了⑥。

人们往往以为小说是“闲书”，其实大谬不然。小说书给了胡适很大的好处，主要的是帮助他把文章写通顺了。他读了大量的小说，而且找到一个讲述这些小说故事的好机会。他的一些本家姊妹，像四叔的女儿巧菊，禹臣先生的妹子广菊和多菊，祝封叔的女儿杏仙，还有本家侄女翠苹、定娇等，十几岁的一群姑娘，常常聚在一起，绣花做鞋，也常常请胡适讲故事。胡适给她们讲得最多的是《聊斋志异》，什么凤仙啦，莲香啦，什么江城啦，张鸿渐啦，说得悍妇奇毒，狐鬼有情。众姑娘听得啧啧称赞，便去泡炒米，做蛋炒饭，犒劳?适。这样讲聊斋故事，逼着胡适把古文翻译成绩溪土话，使他更了解古文的文理章法；大量的白话小说，又使他得到初步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因此，他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时，就能写很像样的文章了。而对于他后来的提倡白话文学和考证小说，也早早地种下了根苗。

“先生”讲故事(2)

①　参看石原皋著《闲话胡适》“三　胡适的童少年”，载《艺谭》季刊1981年第2期。

②　1916年3月6日，胡适在《藏晖室札记》卷12“三○　伊丽鹗论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训练”中写道：“吾国旧教育之大病，在于放弃官能之训练，诵读习字之外，他无所授。犹忆余幼时酷嗜画人像，然既无师资，又无范本，其所本者，石印小说之绘像而已。不独此也，即偶有所作，均不敢以示人。一日为塾师所见，大遭诟责，桌屉中所有绘像皆被搜去，遂不敢更为矣。音乐则更无机会可学。犹忆一年，里中秋赛，应有童子昆腔乐队，翰香叔欲令余与列其中，后家人以为吾家子弟不应学吹弹与‘子弟’(俗谓优伶为‘子弟’)为伍，遂不果。至今思之，以为憾事。吾不知果有绘画与音乐之天资否。然即令有之，经此20年之压抑挫折，更能余几何乎?后之言教育改良者当知所从事矣。”(见《藏晖室札记》亚东版第856页)

到1930年11月，胡适在《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一章里，又写到这两件事，可参看(亚东版第28页)。

③　《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23～24页)。关于胡适第一次偶然读小说的事，他自己有种种不同的回忆与说法。1954年3月15日，他在台湾省立台北第一女子中学的演说《白话文的意义》，说的是“七八岁的时候”(见《胡适选集》“演说”，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版，第175页)。1958年5月4日，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八周年纪念会上演讲《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又说是“###岁的时候”(刘心皇著《现代中国文学史话》收此演讲词为“代序”，台北正中书局1971年印行)。前后相差两三年，当是记忆的不确切。五六十年之后来回忆儿时情事，难免此等误差。而《四十自述》的回忆与记载可能较近是。

④　据《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列表。

⑤　《藏晖室札记》卷12“三○　伊丽鹗论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训练”，亚东版第857页。

⑥　这些数字都不甚确切。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是“三十多部小说”(亚东版第25页)；而在《藏晖室札记》中却说是“读了四五十种小说”(上海亚东版，第856页)。

从拜神到打菩萨(1)

胡适家的房屋，是他父亲当官以后新盖的二层楼房。虽不十分阔绰富丽，却也精致而大方。正面墙上有腾飞的门檐。门檐下两扇黑漆大门。门上贴着“僧道无缘”的大红纸条。这是旧日理学家庭的一个典型标记。胡适的叔父兼老师胡介如家，门上也贴有“僧道无缘”的纸条。他们笃信程朱理学，不言怪力乱神，不信神佛迷信，也不布施和尚道士。贴上这“僧道无缘”的条子，和尚道士就不敢登门了。

但是，胡家的女眷却深信神明菩萨。胡传死后，大门上“僧道无缘”的纸条也由红变白，后来竟完全剥落，无影无踪了。女眷们便诚心而自由地求神拜佛。家里人有个三灾两病，便念经许愿，求神佛保佑；甚至恭请和尚到家里来，放焰口，超度冤魂。

在这样的环境下，胡适小时候，便常听那些信佛的老太太们讲“目连救母游地府”，讲“妙庄王的公主(观音)出家修行”的故事，见神见鬼。他自己也看过一些宣传神鬼的连台本戏，读过老太太们带来的《玉历钞传》、《妙庄王经》等劝善罚恶的“善书”。于是，他幼小的心灵里也装满了神佛观念。十殿阎君，牛头马面，地狱的惨酷，轮回的苦痛，使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心理，最怕来世变猪变狗。加之，胡适自幼体弱多病，他的母亲也常替他求神许愿，教他诚心敬佛。

每年去中屯外婆家，十里路上，所过庙宇路亭，只要有神佛的，母亲便教他去拜揖。有一年，她还亲自带着胡适去朝拜古圹山，在观音菩萨座前烧香还愿。山路崎岖，她的一双小脚行走十分艰难，却不叫一声苦痛；这时候的胡适，自然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小香客，小信士。

但这个虔诚的小信士，不久便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事情是从朱熹的《小学》开始的：

有一天，我正在温习朱子的《小学》，念到了司马温公的家训，其中有论地狱的话，说：“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烧舂磨，亦无所施。……”我重读了这几句话，忽然高兴的直跳起来。《目连救母》、《玉历钞传》等书里的地狱惨状，都呈现在我眼前，但我觉得都不怕了。放焰口的和尚陈设在祭坛上的十殿阎王的画像，和十八层地狱的种种牛头马面用钢叉把罪人叉上刀山，叉下油锅，抛下奈何桥下去喂饿狗毒蛇，――这种种惨状也都呈现在我眼前，但我现在觉得都不怕了。我再三念这句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烧舂磨，亦无所施。”我心里很高兴，真像地藏王菩萨把锡杖一指，打开地狱门了①。

科学思想向迷信思想挑战了。胡适从朱子的《小学》里，知道了司马光论地狱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使他开始怀疑，不再相信地狱轮回的鬼话了。不久，他又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中知道了范缜的《神灭论》：

缜又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②。

范缜用一个通俗的譬喻，说形与神的关系，就像刀和刀口的锋利一样，没有刀，便不会有刀的“快”了；没有形体，还能有神魂吗?这样浅显的譬喻，说明了深刻的唯物主义哲理，使知识初开的胡适，完全相信了无神鬼的道理。他说，“司马光引了这35个字的《神灭论》，居然把我脑子里无数鬼神都赶跑了。从此以后，我不知不觉，成了一个无鬼无神的人”；而且，“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③。

经过了这次“思想解放”之后，胡适便不再虔诚拜神礼佛了。但他从小是一个对母亲很孝顺的人，当着母亲的面，还不敢说不信鬼神的话；他母亲叫他去拜神佛，也不敢不去，怕伤他母亲的心。而当母亲不在跟前，胡适便对小伙伴们大发无鬼无神的议论，甚至去打菩萨。中屯村前有个三门亭，亭里供着关老爷的塑像；

村旁小庙里有几个罗汉菩萨。胡适到外婆家，常和小伙伴们去小庙或亭子里玩。

他领着打菩萨的耳光，但不明显打坏；有时又拔去菩萨的几根胡须，也绝不拔光。因此，一直没有被大人们发觉。

有一年正月间，胡适去大姊家拜年，住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才和外甥章砚香赶回上庄去看灯。半路上经过中屯的三门亭。他们走进亭子歇息。胡适对砚香说，“这里没有人看见，我们来把这几个烂泥菩萨拆下来，扔到毛厕里去，好吗?”这欺神灭道的话，把比他大几岁的外甥给吓住了。章家跟送的长工忙加劝阻，说“菩萨是得罪不得的”。胡适还不服气，偏要拿石子去打神像。恰好村里有人来，他们才走了。

回到上庄，锣鸣鼓响，狮灯龙灯，热闹非常，来看灯的客人很多。胡适乘客多的风头，也喝了几杯烧酒。晚间被凉风一吹，他便醉得说起胡话来，乱喊乱叫，要月亮下来看灯。胡适的母亲见此情景，又急又怕，把他连抱带拖，拖进房里去，正不知如何是好，那章家的长工走进房来，把白天在三门亭的话，低声报告了胡适的母亲，并说“怕是得罪了神道，神道怪下来了”?胡适此时其实心里明白，正担心酗酒闹事，受母亲责罚。听到那长工的话，便计上心来，大说疯话，越闹越凶，装着真有神鬼附在身上一般。胡适的母亲急得没法子，急忙洗手焚香，祷告三门亭神道，请求宽恕无知的孩童，又许愿病好以后，亲自到三门亭神道前烧香还愿。胡适暗暗庆幸，小施妙计，便躲过了一场责罚；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责罚却在一个月之后――

过了一个月，母亲同我上中屯外婆家去。她拿出钱来，在外婆家办了猪头供献，备了香烛纸钱，她请我母舅领我到三门亭里去谢神还愿。我母舅是个虔诚的人，他恭恭敬敬的摆好供献，点起香烛，陪着我跪拜谢神。我忍不住笑，恭恭敬敬的行了礼，――心里只怪我自己当日扯谎时不曾想到这样比挨打还更难为情的责罚④!

从拜神到打菩萨(2)

胡适在他的徽州家乡和亲人中间，渐渐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这里，既山川秀美，又贫瘠闭塞；既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淳朴的民情风俗，又有浓厚的封建意识，愚昧落后的迷信思想。胡适在这里生活了九年，个儿长高了，知识初开了，还得到一点做人的训练，养成了一点用功的习惯。然而，他那渴求知识的心，却已经难于满足了。故乡的山，是那么高峻青翠而可爱。但高山那边是什么呢?他渴望着越过那山岭的阻隔，去看看山外的世界。

①　《四十自述》“从拜神到无神”，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37页。

②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六“齐纪二”武帝永明二年(484)，载范缜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辩论佛教因果报应之事云：

范缜盛称无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无以难。缜又著《神灭论》，(中略）太原王琰著论讥缜曰：“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欲以杜缜后对。缜对曰：“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子良使王融谓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剌为此论，甚可惜也!宜急毁弃之。”缜大笑曰：“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按，指尚书令与左右仆射，相当宰相)矣，何但中书郎邪!”

范缜(约450―约510)，南朝齐梁时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所著《神灭论》，载《梁书》卷四十八本传，并附见梁释僧佑编《弘明集》卷九梁萧琛的《难神灭论》一文中。司马光此处所引文字，系缀合原文，并稍有字面上的改异。然而“缜大笑”云云，栩栩传出一个正直狷介的知识分子的磊落胸襟，不愧大史家手笔。

③　胡适当时尚不知道《神灭论》全文载在何处。到写《不朽》一文时，方引述《神灭论》原文。而1930年12月，写作《四十自述》“从拜神到无神”一章时，大约又未细检原文，故有司马光“编《通鉴》时，硬把《神灭论》摘了最精彩的一段，插入他的不朽的历史里”的话，仍把缀合的这段文字，误认为《神灭论》里“最精彩的一段”原文了(参看《四十自述》亚东版第38页)。

然而，范缜的《神灭论》，对胡适确是“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1908年，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接编《竞业旬报》，曾于“谈丛”栏中发表《无鬼丛话》多条，陆续载该刊第25至32期，其中第一条就引述了司马光“家训”里的话和范缜《神灭论》里的话(见《竞业旬报》第二十五期)。1914年8月，胡适在《藏晖室札记》卷六，又写了《神灭论与神不灭论》和《范缜因果论》。因思想有了进步，对范缜“识理亦有疵”微有批评，但主要仍是肯定，并赞扬范氏“人生如树花同发，大有平等之意。坠茵落粪，付之偶然，未尝无愤忿不平之心”(见《藏晖室札记》亚东版第364页)。1919至1921年间，写《不朽》一文，再次引用范缜的《神灭论》；并特别指出《神灭论》的几句话，使他“心里受了一大感动，后来便影响了他半生的思想行事”(参看《胡适文存》卷四第105―115页)。1945年，又写《考范缜发表〈神灭论〉在梁天监六年》(1946年4月改定，载《大公报?文史周刊》第35期)。距幼时读《资治通鉴》，已是45年，真可谓终生不忘了。

④　《四十自述》“从拜神到无神”，亚东版第42页。

乡巴佬变成“新人物”(1)

1904年春天，胡适告别了母亲和家乡，跟随他的三哥，到上海去求学。他身穿蓝呢夹袍，外罩绛色大袖马褂，脑后一条小辫子，用红头绳扎着，跷跷的拖在背后，完全是一副地道的乡里土少爷打扮。当年由绩溪上庄出门，只能步行。他们经逍遥崖、江南第一关、栈岭，沿新安江、富春江而下，至余杭乘小船，走了七天七夜才到杭州；然后乘火车，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①这个乡巴佬要在这里住下，读书，寻求那被高山崇岭封闭着的家乡所不能梦想的“新学”。

他进的第一个学堂是梅溪学堂。这是他父亲生平最佩服的一个朋友张焕纶(经甫)

先生②创办的。那时是清朝末年，刚刚废科举，兴学校。这梅溪学堂课程还很不完备，只有国文、算学、英文三门。胡适因为不懂上海话，又不曾“开笔”做文章，所以暂时编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

但胡适在家乡已经读了许多古书。现在进五班，国文读《蒙学读本》，他自然不费吹灰之力，正好可以默默地用全力专攻他没有学过的英文和算学。

不久，胡适碰到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这五班教国文的沈先生，大约也瞧不起浅近的《蒙学读本》，事先没作准备。这一天，讲到读本里的一段引文：

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沈先生随口说这个“传”就是《左传》，引文是《左传》上的话。胡适听到这里，心想，这不讲错了吗?然而，他毕竟刚从乡里来，不敢冒失；从母亲那里也学得了一点忍耐的好脾气。直等到先生讲完之后，他才拿着课本，走到讲台那儿去，用半生不熟的上海话，低声对沈先生说，这个“传曰”是《易经》里的《系辞传》，不是《左传》。先生用惊异的目光，望着这个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脸也有些红了。于是，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侬读过《易经》?”先生问。

“读过。”

“阿曾读过别样经书?”

“读过《诗经》、《书经》、《礼记》。”

“做过文章吗?”

“没有。”

“我出个题目，拨侬做做试试看。”先生出了“孝弟说”的题目，胡适回到座位上，勉强写了一百余字。先生看了，点点头，说：

“侬跟我来!”

胡适卷起书包，跟着沈先生下了楼，走到第二班的课堂。沈先生对那班里的顾先生说了几句话，顾先生便叫胡适坐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已经是第二班的学生了，一天之中，他竟跳了三班!

他满心高兴，坐下来凝神听课。先生却没有讲书。抬头一看，黑板上写着两个作文题目：

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

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③

“经义题”是科举考试做八股文的题目，胡适没有学过，不会做。“论题”虽然可以敷衍，但那个“日本”，在天南还是在海北呢?他也不大清楚，怎么做呢?刚刚升到这个班里，他既不敢请教先生，同学中又没有一个熟人，在乡里读的那些古书也帮不上忙。他心里急得不得了，以至暗自埋怨沈先生不该把他升得这么高，这么快。

正在这个“作文危机”的时候，胡适家在上海开的“公义油栈”店里派人来学校，报告他三哥病危的消息。先生准他带作文卷子回家去做，下星期再交。于是，胡适抄了题目，逃出课堂，暂时躲过了这一关。

赶回店里，他的三哥不几个钟头就断了气。第三天，他的二哥从汉口的店里赶到上海，办丧事。据胡适自己回忆：

丧事办了之后，我把升班的事告诉二哥，并且问他“原日本之所由强”一个题目应该参考一些什么书。二哥捡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一类的书，装了一大篮，叫我带回学校去翻看。费几天的工夫，才勉强凑了一篇论说交进去。不久我也会做“经义”了。几个月之后，我居然算是头班学生了。④

从乡里读的“四书”“五经”，转到读《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和《新民丛报》一类新书，使胡适的眼光从古代转到了近代，从旧世界转到了新世界。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呼吸着新的空气，吸取新的知识，追逐着时代的新潮流，并自命为“新人物”了。

这个“新人物”所读的新书，大多是二哥给他的梁启超一派的著作，也读反清革命的书。有一天，班里的同学借来一本邹容写的《革命军》⑤，在胡适等几个同学中传看。邹容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军马前卒”。他写的这本《革命军》，薄薄的本子，书前印着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写的序。全书约两万来字，浅近通俗的语言，宣传反对清廷专制，鼓吹“独立自由”和建立“中华共和国”，在当时起了很大的革命鼓动作用。胡适等几个少年人看了，也都很受感动。但那时满清王朝的统治还很残酷，这种革命的书印得还不多。印这种书，被抓着便要杀头；看这种书也只能偷偷地看。他们这本《革命军》是借来的，要归还；舍不得，便轮流着抄。晚上，学堂的舍监来查过夜，他们便偷偷从床上爬起，着蜡烛，继续抄。

几个人连夜赶着抄成了一部《革命军》。

这个“新人物”又很关心时事，爱看报纸：

这一年是日俄战争的第一年。上海的报纸上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事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觉绝大的兴奋。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一年，上海发生了几件刺激人心的案子。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纸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决使许多人失望。我和王言郑璋三个人都恨极了上海道袁海观，所以连合写了一封长信去痛骂他。⑥

乡巴佬变成“新人物”(2)

当时国内的排满浪潮，反抗沙俄侵占我东北的“拒俄运动”，在胡适的思想上种下了初步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爱国主义的种子。他“痛恨俄国”，也痛恨那媚外卖国的清王朝和官吏。因此，当梅溪学堂要送胡适和另外几个同学到上海道衙门去考试的时候，他们几个“新人物”便不约而同，都拒绝到官厅去应试，不等考试日期到，就都离开梅溪学堂了。

①　台北《中国一周》第634期(1962年5月18日出版)载胡钟吾所作《胡适博士上世源流及生年事迹考》一文，中说1953年2月10日，胡适在台北铁路饭店绩溪同乡欢迎会中，“详述少年时在家，送亲友出门，携带雨伞干粮(用面粉做的菜饼)，由绩溪步行经逍遥崖，江南第一关，栈岭，到余杭，乘小船至杭州，坐火车至上海的故事”。

②　张焕纶，字经甫，上海人。是胡适的父亲胡传在龙门书院的同学和朋友。后来胡传任官台湾时，在复张经甫的信中说：“厚意深情，即百朋之锡，不足过矣。九顿首以谢，犹自以为不足也。”(见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51年5月印行的《台湾纪录两种》下册，第70～71页)由此可见他们之间情谊之一斑。胡传死后，张经甫又代撰《胡铁花先生家传》，对胡传的生平事业记述甚详。

③　“经义”是宋以后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以“经书”中的文句为题，应试者作文阐发其中义理；明清两朝形成一种固定格式的八股文体，题目用“四书”“五经”的文句，解释须依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不得任意发挥。胡适初入梅溪学堂第二班所见的这个“经义题”，文句摘自《孟子?尽心章句下》。

④　见《四十自述》“在上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46页。

⑤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曾留学日本，积极参加反清斗争，是清末有名的革命家之一。1903年7月被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逮捕，判刑二年，1905年4月死于狱中，年仅20。

《革命军》是邹容宣传反清革命的著名作品，1903年作，共七章，约二万言，用通俗浅近的文字，揭露清政府的残酷统治，提出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的理想，起了很大的革命鼓动作用。自序后署“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岁次癸卯三月日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书前有章炳麟(太炎)的序，中说：

“今容为是书，壹以叫恣言，发其惭恚，虽嚣昧若罗、彭诸子，诵之犹当流汗只悔，以是为义师先声，庶几民无异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负贩之徒，利其径直易知，而能恢发智识，则其所化远矣。借非不文，何以致是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4月版，第1卷下册，第650页)

孙中山在《自传》中谈到清末反清运动时，赞扬说：“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见《总理全集》)

⑥　同注④，第47页。

读《天演论》、《新民说》(1)

1905年春，胡适改进澄衷学堂。这里的课程比梅溪学堂完备得多，除了国文、英文、算学之外，还有物理、化学、博物、图画诸科，使胡适能较多地接触西方的科学和文化。

那时的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以后，又遭受八国联军蹂躏的奇耻大辱，戊戌变法的维新改良运动也宣告破产了。清王朝的统治，掌握在顽固派头子慈禧太后的手里，是更加黑暗，更加腐朽了。先进的中国人更急切地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青年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新思潮和新文化；却也有不少人悲观了，失望了，消沉了。严复译述的赫胥黎著《天演论》①，正在这时风行海内。他所宣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给那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及失望悲观的人们指出了新的希望，在中国思想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并且影响和教育了好几代的知识分子。

澄衷学堂的杨千里先生，“思想很新”，做过胡适班上的国文教员。②他曾经在胡适的作文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这在清朝末年，仍把皇帝和孔夫子的话当做绝对真理的时代，确是很难得的进步思想。而最难得的，还是杨先生教国文与众不同，居然用《天演论》做教科书，引导胡适等一班学生读了这一代名著：

有一次，他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的很。他出的作文题目也很特别，有一次的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

③

胡适最初读《天演论》的时候，和他的许多同学一样，并不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也不真正了解科学的进化论。他们所能了解的，只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一类的口号和公式。看看国际上弱肉强食的残酷斗争，想一想中国面临瓜分灭国的危机，他们更觉得这个天演公式简直是当头棒喝，受了绝大的刺激。于是，在他们同学中的第一个反响，便是改名字，有人改名孙竞存，有人改名杨天择。胡适也改了名字：

我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有一天的早晨，我请我二哥代我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我很高兴，就用“适之”二字。(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后来我发表文字，偶然用“胡适”作笔名，直到考试留美官费时(1910)我才正式用“胡适”的名字④。

这“胡适”，便是他开始接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留下的一点“纪念品”。从此，赫胥黎便成了对胡适生平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人⑤。

在澄衷学堂，胡适所读的新书之中，对他生平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有另一个人，就是梁启超。

梁启超是著名的维###领袖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成了保皇党人。但梁氏坚持介绍西方的新学，抨击中国社会的黑暗，解剖国民性的缺点和弱点，而且文章“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⑥，在中国思想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胡适在梅溪学堂便开始读《新民丛报》，读梁启超一派人的文章。到澄衷以后，似乎和梁氏更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从梁启超的文章中，知道世界上除了孔子孟子以外，还有培根、笛卡尔、霍布士、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卢梭、康德、达尔文等许多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⑦他折服于梁氏文章的魔力，他的思想也不能不跟着梁启超走。

胡适说，他那时“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主要是两部著作对他的思想事业影响极大，第一是《新民说》，第二是《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新民说》，是梁启超有代表性的政论著作。它的主旨，是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把我们这个老大落后的民族，改造成一个先进强盛的新民族，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可以同西方的先进民族相匹敌，成为新民。他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因此，梁氏自号“新民子”，自称“中国之新民”，他办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总归一句话，他把“新民”

看作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胡适读了《新民说》，看这十几篇文字，历举西方民族的许多优长，解剖中国国民的奴隶根性，觉得给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因此，胡适认为：

《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他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25年后重读，还感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⑧另一篇《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梁氏早年的学术著作。他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时代。⑨今天看来自然有不科学之处。但这是在80多年前，正如胡适所说，这篇文章“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因此，胡适也最爱读，而且也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读《天演论》、《新民说》(2)

但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没有写完，只是一个半成品。胡适觉得很失望，很不满足。

后来梁氏又在《新民丛报》上续作，也没有完成，中间仍缺三个时代最紧要的部分。胡适眼巴巴地望了几年，忽然灵机一动：

我在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

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⑩

由此可见，梁启超对胡适一生的思想和事业，影响是何等重大。

当胡适津津有味地读着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的时候，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已经成立，《民报》也已刊行，正大声疾呼宣传排满的革命思想。与梁氏所编《新民丛报》宣传的改良主义，正是两军对垒，展开了一场大论战。青少年时代的胡适，显然是倾倒在梁启超一派人物的思想主张之下，以至也一步步走向改良主义的道路。胡适后来一直崇拜梁启超。梁氏逝世时，他正去北平，参加北平协和医学校的校董会，听说梁氏去世，便赶去参加梁的大殓，洒了几滴感恩和伤悼的眼泪。

①　赫胥黎(，1825―1895)，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马克思称他是“科学界一位权威”(《法兰西内战》)。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发表后，他竭力支持和宣传进化学说，与当时宗教势力作激烈的斗争。他第一个提出了人类起源问题和“不可知论”(Agnosticism)一词。著有《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动物分类学导论》、《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等书。

《天演论》，原是《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一书的前两篇，严复译述，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木刻印行，1901年又由富文书局石印出版。今译本书名改称《进化论与伦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1年7月出版)。

②　时隔29年之后，胡适仍记得这位先生，1934年2月3日日记中有云：“四点到杨亮功家，见着监察院的杨千里先生，……千里先生带他的小儿子杨彦歧来，要他拜我为师。千里先生是我师，他的儿子即是我的师弟，我如何敢当?”可见胡适是非常尊师重道的，即使当了大学校长、院长、名教授，仍然不忘乃师，并执师礼甚恭，诚为难能可贵(见台北远流版《胡适的日记》手稿影印本第11册)。（三版注）

③　《四十自述》“在上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49页。

④　同上第50页。

⑤　参看胡适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的第一部分（载《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和《演化论与存疑主义》(载《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出版)。

⑥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自述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亡居日本，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的情况，曾自评其文字说：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见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10月版第62页)

⑦　梁启超在辛丑(1901年)壬寅(1902年)间，曾致力于介绍西方学说，所撰文章如《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近世文明初祖倍根笛卡儿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学家康德之学说》等，多刊于《新民丛报》，后收入日本人下河边半五郎所编辑的《饮冰室文集类编》下册“学说”内，日本东京帝国印刷株式会社昭和三十七年(1904年)印行。

⑧　同注③第52页。

⑨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中，说：

吾欲划分我数千年学术思想界为七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见《饮冰室文集类编》下册第10页)

⑩　同注③第54页。

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里，曾记述此事：

当时我听说梁任公先生病重，我很想能见他一面。不料我1月19日夜九点多钟到北平，任公先生已死了八个钟头了。

1月20日，任公的遗体在广慧寺大殓。在君、叔永、陈寅恪先生、周怡春先生和我，都去送他入殓。看见许多任公先生的老友，如蹇季常先生等，都是两眼噙着眼泪，我也忍不住堕泪了。(台北启明书局1960年版，第73页；又见台北远流版《胡适作品集》第23册，第119～120页)

作者、编者、记者(1)

1906年夏天，胡适考入新成立的中国公学。

这所学校，是清末留日的中国学生回上海创办的。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1月2日，日本政府文部省颁布一个“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我留日学生认为是侮辱中国，便议决罢课抗议，全体归国。当时回到上海的留日学生多达三千余人，遂发起筹创一个理想的学校，使大家能继续学业。“因为这学校含有对外的意义，归国学生又有13省人之多，故名‘中国公学’。”①1906年2月，租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北首的民房为校舍，便正式开学了。

胡适搬进这个学校，看那些同学，有的剪了辫子，穿着和服，拖一双木屐，一身日本装束；有的戴着眼镜，捧着个水烟袋，完全是内地绅士气派。他们的年纪都比胡适大，有许多人是革命党，在学校里组织革命团体，进行革命活动。有些激进的同学，往往还强迫那些有辫子的同学剪辫子。他们把胡适看作小弟弟，也就没有强迫他剪辫，让他脑后那根小辫子一直翘翘的拖着。

与胡适同寝室住的，有一个钟文恢，号古愚，江西人，约莫二三十岁年纪，留着一撮小胡子，所以人们都叫他钟胡子。他们组织了一个竞业学会，会址就在离学校不远的北四川路厚福里。钟胡子是会长，他介绍胡适入了会。

竞业学会的第一件事业就是创办一个白话的旬报，就叫做《竞业旬报》。他们请了一位傅君剑先生(号钝根)来做编辑。旬报的宗旨，傅君说，共有四项：一振兴教育，二提倡民气，三改良社会，四主张自治。其实这都是门面话，骨子里是要鼓吹革命。他们的意思是要“传布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所以决定用白话文。

②

钟胡子见胡适常看小说，又能作古文，就向他约稿，劝他为旬报写白话文章。于是，在这年9月11日出版的第一期旬报上，便登出了胡适生平的第一篇白话文章――《地理学》。讲的是“地球是圆的”一类通俗的地理学知识。从此，他成了《竞业旬报》的作者。

既然是作者，按文人惯例，就得有一个以至几个讲究的笔名和别号。胡适当时正读《老子》，读到第33章头几句：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

觉得这“自胜者”四个字好极了，就取别号叫“希”；又称“期自胜生”，即以此为他第一篇白话文章的署名。稍后，又从他父亲字铁花，为自己取笔名“铁儿”、“铁”，音转为“蝶儿”、“蝶”等。在《竞业旬报》上，也开始使用“适”“适之”的名字，及“适”的别号，还用过“”、“冬心”、“溟游”等一些笔名，多到十几个，很有一点作家派头了。

发表《地理学》以后，胡适的胆子大起来，忽然动心思做小说，而且一开始就做长篇，用章回体。小说的题目定为“真如岛”，拟定了40回的回目，他便动手创作。从旬报第3期开始连载，第1回的题目是：

虞善人疑心致疾　孙绍武正论祛迷写的是一个“破除迷信，开通民智”的故事。他尽量发挥他在家乡和上海学到的一点科学知识，大力攻击宗教迷信。如第八回，写书中主人公孙绍武谈他对“因果”的看法：

这“因果”二字，很难说的。从前有人说，“譬如窗外这一树花儿，枝枝朵朵都是一样，何曾有什么好歹善恶的分别?不多一会，起了一阵狂风，把一树花吹一个“花落花飞飞满天”，那许多花朵，有的吹上帘栊，落在锦茵之上；有的吹出墙外，落在粪溷之中。这落花的好歹不同，难道好说是这几枝花的善恶报应不成?”

这话很是，但是我的意思却还不止此。大约这因果二字是有的。有了一个因，必收一个果。譬如吃饭自然会饱，吃酒自然会醉。有了吃饭吃酒两件原因，自然会生出醉饱两个结果来。但是吃饭是饭的作用生出饱来，种瓜是瓜的作用生出新瓜来。其中并没有什么人为之主宰。如果有什么人为主宰，什么上帝哪，菩萨哪，既能罚恶人于既作孽之后，为什么不能禁之于未作孽之前呢?……“天”要是真有这么大的能力，何不把天下的人个个都成了善人呢?“天”既生了恶人，让他在世间作恶，后来又叫他受许多报应，这可不是书上说的“出尔反尔”么?……总而言之，“天”既不能使人不作恶，便不能罚那恶人。……这种议论，实际上还是胡适小时候所受范缜、司马光的思想影响。落花一段生动譬喻，便全是引范缜的话，只是翻译成了白话文。③今天看来，这种无神论的说教，不仅道理很浅薄，艺术上也很幼稚。但在80多年前，老百姓以至王公贵族多信神佛的旧时代，却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而胡适所作的这些白话文字，一起手就明白晓畅，很不错的了。

《真如岛》陆陆续续在旬报上连载，续至第11回便停止了，没有做完。这是胡适生平所作的惟一长篇小说，也是他的第一个未完成的“半部书”。

1908年7月，胡适由投稿的作者，变成了刊物的编者和记者，旬报从第24期以下归他编辑，文章也写得更多了。他的兴趣很广泛，青年人精力又充沛，简直什么文章都写。他不仅写长篇，也写短篇小说，写传记，写诗歌词曲，也写社说、论说、丛谈、札记，也兼作翻译，还充当记者，采写时闻和时评。有时候，全期的文字，从论说到时闻，差不多都是他包做的。

作者、编者、记者(2)

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胡适的思想很活跃，表现为一种早期的全面萌发的状态。如反对迷信的无神论；④反对家族承继习俗的“无后主义”；⑤既要父母主婚，又要子女有权干预的折中的婚姻观；⑥重视教育，看重文艺的社会教育作用，⑦等等。而其中值得重视的，是胡适这时期的爱国论。他写过一篇书评《读爱国二童子传》，⑧介绍小说《爱国二童子传》，指出那书“真可以激发国民的自治思想，实业思想，爱国思想”。在社说《爱国》⑨一篇里，他说“国是人人都要爱的，爱国是人人本分的事”；并指出：

爱国的人，第一件，要保存祖国的光荣历史，不可忘记；忘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便要卑鄙龌龊，甘心作人家的牛马奴隶了。你看现在的人，把我们祖国的荣光历史忘记了，便甘心媚外，处处说外国人好，说中国人不好，那里晓得他们祖宗原是很光荣的，不过到了如今，生生地给这班不争气的子孙糟蹋了，唉，可惨呀!

这种浅近的爱国论，纯朴而善良，是人人应该记得的；但也要防止盲目排外，或不敢承认中国短处的偏向。胡适后来的思想发展了，变得深刻了，他在大力引进西方先进思想文化，抨击中国传统文化落后腐朽时，也曾有偏激言词，带有他青年时代所指责的这样一种偏向。

胡适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的创作，有几篇传记颇有意味。其中一篇《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⑩写的是杨斯盛13岁流落到上海，“立定了脚跟吃苦，驼起了肩头做工”，辛辛苦苦几十年，积攒了几十万家财，由一个劳动者变成了大富翁，又热心公益事业，“破家兴学”的动人故事。胡适称赞杨斯盛是一位“可敬可爱，可师可法的”“大豪杰”，特为他立传表彰，也可见胡适本人多么重视教育事业，又多么看重传记文学劝善惩恶的社会功能。

另一篇《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写的是老而又老的昭君出塞和番的题材。但以往这方面的诗歌词曲，从《昭君怨》到《汉宫秋》，所写的王昭君，都是满腔幽怨，凄苦哀愁的悲剧形象。胡适却说：

我们中国几千年以来，人人都可怜王昭君出塞和番的苦趣，却没有一个人晓得赞叹王昭君的爱国苦心。

因此，他一反旧时写昭君题材的凄楚哀怨情调，要写一个“爱国女杰”的王昭君。他根据史书里的一点记载，写王昭君主动要求出塞和番。传中写到汉元帝召集宫人，问谁愿意去匈奴和亲时，――

那些宫人面面相觑，没有一个敢答应的。那时王昭君也在其内，听了皇帝的话，看了大家的情形，晓得大众的意思，都是偷安旦夕，全不顾大局的安危，心里便老大不自在。心想，我王嫱入宫已有几年了，长门之怨，自不消说。与其做个碌碌无为的上阳宫人，何如轰轰烈烈做一个和亲的公主。我自己的姿容或者能够感动匈奴的单于，使他永远做汉朝的臣子。一来呢，可以增进大汉的国威；二来呢，使两国永远休兵罢战，也免了那边境上年年生灵涂炭之苦。将来汉史上即使不说我的功勋，难道那边塞上的口碑也把我埋没了么?想到这里，更觉得这事竟是王嫱义不容辞的责任了!昭君主意已定，叹了一口气，黯然立起身来，颤巍巍地走出班来，说“臣妾王嫱愿去匈奴”。

以后，果然是“胡也宁了，汉也宁了”，汉朝与匈奴之间保持和睦亲善关系达六七十年之久。所以，胡适给王昭君戴上“爱国女杰”的桂冠，把她写成了一个关心祖国命运，关心人民疾苦，促进民族和睦的巾帼英雄。这是对二千年前汉家女儿王昭君最早作的比较公正的评价。

《竞业旬报》出到第40期停刊。胡适对这一段既当作者，又当编辑，兼做记者的事业，自己作了一个总结：

“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

”

①　《中国公学校史》，原载《中国公学己巳级毕业纪念刊》，后收入《胡适选集》“历史”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出版。

②　《四十自述》“在上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60页。

③　《梁书》卷四十八“儒林”范缜本传，记范缜与萧子良论辩佛法因果。《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六亦记此事，文字稍有异同。参看第1章第5节注②。

④　除了小说《真如岛》宣传破除迷信之外，胡适还写有社说《论毁除神佛》(载《竞业旬报》第25期)及《无鬼丛话》若干则(陆续载《竞业旬报》第25至第32期)。

⑤　参看胡适的《论承继之不近人情》，原载《安徽白话报》；《竞业旬报》第29期转载，注“选稿”字样，未署名。

⑥　参看胡适的《婚姻篇》，载《竞业旬报》第24、25期，署名“铁儿”。

⑦　参看胡适的?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载《竞业旬报》第25期，后收入《胡适选集》“人物”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出版。

⑧　载《竞业旬报》第28期，署名适。

作者、编者、记者(3)

⑨　载《竞业旬报》第34期，署名铁儿。

⑩　载《竞业旬报》第25期，署名适之；后收入《胡适选集》“人物”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出版。

载《竞业旬报》第32期，署名铁儿。

关于王昭君出塞和亲的事，最初见于班固的《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事在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

范晔《后汉书》卷一百十九《南匈奴传》也记有此事，说：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阙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阙氏焉。

其中“请掖庭令求行”的话，便是胡适写王昭君主动要求出塞和亲的历史根据。

胡适的《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发表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10月11日出版的《竞业旬报》第32期，是最早从爱国和民族团结和睦的角度肯定王昭君的作品。过了约半个世纪，董必武作《过昭君墓》七绝一首，也肯定昭君的和亲，诗云：

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

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

到了70年之后的1979年，曹禺作五幕历史剧《王昭君》，着重描写昭君为民族团结事业所作的贡献，塑造了一个关心祖国命运和民族团结的英雄美人形象。这些都是对王昭君的新评价。

《四十自述》“在上海(二)”，上海亚东版，第67页。

脚气病与做诗(1)

在给《竞业旬报》写白话文章的同时，胡适也开始学做诗了。他的学诗，竟与脚气病有些关系。

徽州人出外，到上海求学或经商谋生，往往因“水土不驯”，生脚气病。病时双脚肿胀，严重的四肢不能动弹，甚至丧命。据病情看，大约是一种风湿病。胡适的父亲胡传就死在这个病上。

胡适进中国公学不到半年，也得了脚气病。他不得不向学堂请假，回上海南市他家里开的瑞兴泰茶叶店养病。养病期间，容易无聊，便找书来消遣。他偶然找到一种古文读本，是清末桐城派最后一位散文家吴汝纶选的，其中第四本全是古诗歌。胡适对这本古诗大感兴趣，病中每天读几首，觉得比小时候读的那些律诗有味得多，又不必死讲对仗，自由多了。于是，他饶有兴味地背诵起来，《木兰辞》，《饮马长城窟行》，《古诗十九首》……一直读到陶渊明、杜甫，觉得又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自己便也学着做起诗来。

有一天，我回学堂去，路过《竞业旬报》社，我进去看傅君剑，他说不久就要回湖南去了。我回到了宿舍，写了一首送别诗，自己带给君剑，问他像不像诗。这诗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开端是“我以何因缘，得交傅君剑”。君剑很夸奖我的送别诗，但我终有点不自信。过了一天，他送了一首《留别适之即和赠别之作》来，用日本卷笺写好，我打开一看，真吓了一跳，他诗中有“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师”两句，在我这刚满15岁的小孩子的眼里，这真是受宠若惊了!“难道他是说谎话哄小孩子吗?”我忍不住这样想。君剑这幅诗笺，我赶快藏了，不敢给人看。然而他这两句鼓励小孩子的话可害苦我了!从此以后，我就发愤读诗、写诗，想要做个诗人了。①

胡适像着了魔似的学做诗。回到学校上课，先生在黑板上写高等代数的算式，他却在大代数教本底下翻《诗韵合璧》，练习本上写的也不是算式，而是诗!

第二年(1907)5月间，胡适的脚气病又发了，双脚肿得比先前狠。根据徽州人的经验，必须赶紧回家乡，只要走到钱塘江的上游，脚肿便会渐渐消去。胡适回绩溪上庄的老家养病，住了两个多月，正好又诗兴大发。他的族叔兼好友胡近仁，也鼓励他作诗，二人常常讨论切磋，互相唱答。胡适当时又受白居易诗的影响，竟大有长进，写了些很像个样子的诗。如《弃父行》②，写族中某“弃父之人”的真实故事，诗云：

“富易交，贵易妻”，不闻富贵父子离。商人三十初生子，提携鞠养恩无比。儿生七岁始受书，十载功成作秀士。明年为儿娶佳妇，五年添孙不知数。阿翁对此增烦忧，白头万里经商去。秀才设帐还授徒，脯不足赡妻孥。秀才新妇出名门，阿母怜如掌上珍。掌上珍，今失所，婿不自立母酸楚。检点奁中五百金，珍重携将与息女。夫婿得此愁颜开，睥睨亲属如尘埃。持金重息贷邻里，三年子财如母财。尔时阿翁时不利，经营惨淡终颠踬。关河真令鬓毛摧，岁月频催齿牙坠。穷愁潦倒重归来，归来子女相嫌猜。私谓“阿翁老不死，穷年坐食胡为哉!”阿翁衰老思粱肉，买肉归来子妇哭：“自古男儿贵自立，阿翁恃子宁非辱?”翁闻斯言勃然怒，毕世劬劳徒自误。从今识得养儿乐，出门老死他乡去。

全诗平易通俗，朴素的描叙中，寄托着深厚的同情和悲愤，完全是模仿白居易的口吻。少年人写出这样的诗，算是很不错的了。

胡适的脚气病养好了。于是又告别家乡，步行回上海去。途经富春江，游览了钓台和西台。③他看到那位隐居高士严子陵的钓台之下，祠堂也有，对联也有，游人又多；而爱国文人谢翱的西台那边，却是冷冷清清，有几个人知道他曾经在这里恸哭过文天祥呢?胡适竟感慨系之，写了一首《西台行》：

富春江上烟树里，石磴嵯峨相对峙。

西为西台东钓台，东属严家西谢氏。

子陵垂钓自优游，旷观天下如敝屣。

皋羽登临曾恸哭，伤哉爱国情靡已。

如今客自桐江来，不拜西台拜钓台。

人心趋向乃如此，天下事尚可为哉!④这是胡适写的第一首咏怀古迹的诗，褒谢而抑严，言前人所未曾言，也可见出胡适青少年时代反对退隐，主张积极用世的爱国思想。但这诗论理气太浓，也正是他早期诗作的一种偏向。

以后，胡适咏物有诗，感事也有诗，到什么地方游览要做诗，读了什么好书也作诗，照像、送朋友做诗，喝酒、捧戏子也作诗。他在学校里便渐渐有了“少年诗人”的名声，常常和同学教员唱和。有一次，他做了一首押“”字韵的诗，索请同学教员相和，和作的诗多达十几首。胡适由此也更出风头。几年以后，当年唱和的任叔永犹回忆说：

我昔识适之，海上之公学。

同班多英俊，君独露头角。⑤

其实，唱和应酬之作，多枯燥乏味，没有什么好诗。倒是他的咏物诗《秋柳》，颇含哲理，诗味隽永，值得一读。诗前有序云：

秋日适野，见万木皆有衰意。而柳以弱质，际兹高秋，独能迎风而舞，意态自如。岂老氏所谓能以弱者存耶?感而赋之。

全诗如下：

但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

西风莫笑长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⑥

脚气病与做诗(2)

胡适自己也颇喜欢这首诗。几年之后，他在美国还津津乐道，把它讲给美国女友韦莲司听，⑦又书赠日本友人泽田吾一；⑧甚至说“庚戌(1910)以前所作诗词，一一都宜删弃，独此28字，或不无可存之价值”哩!⑨胡适初学诗，多作古诗歌行，也作词曲，也翻译外国诗。当时中国公学的英文教员，多能作旧诗词，也常常鼓励学生用旧诗体来翻译外国诗歌。胡适曾翻译英诗人堪白尔的《军人梦》、《惊涛篇》，及邓耐生的《六百男儿行》等几篇。⑩他惟一不敢做的，是律诗。因为律诗中间两联要对仗，他小时候没学过对对子，以为那是很难做的。后来，他偶然试做一两首律诗送朋友，觉得也并不难，而且渐渐地看透了律诗这种“把戏”。他说：

做惯律诗之后，我才明白这种体裁是似难而实易的把戏；不必有内容，不必有情绪，不必有意思，只要会变戏法，会搬运典故，会调音节，会对对子，就可以诌成一首律诗。这种体裁最宜于做没有内容的应酬诗，无论是殿廷上应酬皇帝，或寄宿舍里送别朋友，把头摇几摇，想出了中间两联，凑上一头一尾，就是一首诗了；如果是限韵或和韵的诗，只消从韵脚上去着想，那就更容易了。大概律诗的体裁和步韵的方法所以不能废除，正因为这都是最方便的戏法。

胡适这般鄙薄律诗，不满于用典和限韵，不正是他日后抨击律诗，鼓吹“诗体大解放”的滥觞吗?

①　《四十自述》“在上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681页。

②　《弃父行》，原载《竞业旬报》第25期，署名铁儿。这首诗的写作地点和时间，胡适自己说法不一。在《四十自述》中说，“在家乡做的《弃父行》，很表现《长庆集》的影响”；在《藏晖室札记》中说，“余幼时初为诗，颇学香山。

十六岁闻自里中来者，道族人某家事，深有所感，为作《弃父行》，弃置日久，不复记忆，昨得近仁书，言此人之父已死，因追忆旧作，勉强完成，录之于此。

”据此，似作于上海。在《尝试集自序》中，只说“那一年”做的，不说地点。

今据《藏晖室札记》所录抄出。

③　在今浙江省桐庐县富春江边，富春山上，有东西两台。传说东台为东汉严光(字子陵)隐居垂钓处；西台是宋末谢翱(字皋羽)哭祭文天祥处。台下有严祠，宋范仲淹建。孙寄龛题联曰：“江山如画，高风终古长流，止姓氏流芳有光名郡；

出处休论，清节尽人可学，愿去度濑无愧先生。”今仍在。

④　《西台行》，发表在《竞业旬报》第29期，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十一日出版。署名铁儿，诗前有小序：“严光钓台之西，为谢皋羽西台，而过者但知有钓台，不知有西台也，感此成八十四字。”1929年6月15日出版的《吴淞月刊》第2期，刊出胡适《中国公学时代的旧诗》一文，此诗题目改为《谢皋羽西台》。

⑤　见《藏晖室札记》卷十一“一一　将往哥伦比亚大学叔永以诗赠别”(1915年8月21日)所收任叔永《送胡适之往哥伦比亚大学》诗。上海亚东版，第753～754页。

⑥　原载《竞业旬报》第33期，题为“秋柳并序”，署名溟游。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戊申)十月二十一日出版。《四十自述》注“己酉”，误。李敖《胡适评传》第211页，引《藏晖室札记》卷七“三五　秋柳”，按语同误。

⑦　见《藏晖室札记》卷七“三五　秋柳”(1914年11月13日)，上海亚东版，第464～466页。

⑧　同上书卷十二“三二　往访泽田吾一”(1916年3月26日)，上海亚东版，第858页。

⑨　见《尝试集》所附《去国集》中《秋柳》一诗跋（1916年7月作)。

⑩　《军人梦》，见《四十自述》“在上海(二)”，注“戊申”(1908)。《惊涛篇》，载《竞业旬报》第33期，署“英国堪白尔著，铁儿译”。《六百男儿行》，附载《竞业旬报》第30期所刊《军人美谈》一文中，署名适。

同注①，第70～71页。

浪荡子痛改前非(1)

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了两年，因为学校闹了一次大风潮，他跟大多数学生退出来，转入新成立的中国新公学。一年多后，新公学解散。胡适不愿回老公学去。家里的经济状况又一年不如一年，上海的店铺已经转让给别人抵了债，兄弟分了家，母亲靠他赡养。他哪能回家去?只好仍寄居上海，想寻一个吃饭养家的差事。正在这前途茫茫，忧愁苦闷的时候，他遇上一班“浪漫的朋友”，跟着他们堕落了。

这班“朋友”是些什么人呢?

一个是德国人，名叫何德梅(Ottomeir)，原是中国新公学的教员。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会说上海话、广东话和官话。中国上流社会那些吃喝玩乐的事，他全会。胡适搬出新公学，就与何德梅做了邻居。

另外几个都是留学日本回国的学生，都与革命党有些关系，也都是胡适的邻居。

那时反清革命屡遭挫败，死了不少人，他们心绪很不好，常常发牢骚。何德梅便常邀这班人打麻将。胡适也跟着学会了。他写道：

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

幸而我们都没有钱，所以都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有时候，我们也同去看戏。

……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①

胡适跟着何德梅等一班酒肉朋友胡混，把旧社会那一套堕落行径――吃喝嫖赌，都学会了。这种种情况，在他的日记里也有所反映。据现存59天的《藏晖室日记》②粗略统计，有明确记载的：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逛窑子嫖妓女10次，共计53次。几乎每日里不是打牌，便是喝酒，不是与戏子往来，便是逛窑子。有时日记上写着“连日打牌”，有时牌局“至天明始终”；有时在这家妓院出来，又进别家妓院，妓家关门睡觉了，甚至“敲门而入”。这样放浪颓废的生活，自然使他的精神也极灰冷颓唐，常写一些悲观颓废的诗。如己酉除夕(1910年2月9日)所写的《岁莫杂感一律》：

客里残年尽，严寒透画帘。

霜浓欺日淡，裘敝苦风尖。

壮志随年逝，乡思逐岁添。

不堪频看镜，颔下已。③

刚过18岁的年轻人，壮志没了，愁思多了，胡须也稀疏了，连镜子也不敢看了：

活画出一个颓废文人的酸像。他有时也写一些极无聊的诗词，捧戏子，赠妓女。

真是花天酒地，嫖赌逍遥，堕入浪荡的深渊了。

本来胡适也有一些正经朋友。如他的老师王云五，当时仍在吴淞的中国公学教书，曾多次来看望胡适，劝他搬家，离开那藏污纳垢的地方；又为他找正经差事，介绍他去华童公学教国文④，还劝他课余翻译外国小说。庚戌(1910)正月十三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云五劝余每日以课余之暇多译小说，限日译千字，则每月可得五六十元，且可以增进学识。此意余极赞成，此后当实行之。⑤

又如绩溪的同乡好友许怡荪，见胡适这般跟人浪荡堕落，也来规劝。但许怡荪那时也远在吴淞的复旦公学读书，不能常来。而身边这班酒肉朋友却是天天见面的。语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胡适于是沉溺愈深，终于闹出乱子来了。

2月12日晚上⑥，他们这班酒肉朋友，在一家“堂子”里喝了不少的酒，又到另一家去“打茶围”；鬼混到半夜，还要打牌。胡适早已喝得酩酊大醉，但第二天要去华童公学教课，便独自雇人力车走了。那一晚，下着瓢泼大雨。胡适一上车，冷风吹来，酒劲上涌，就烂醉如泥，睡着了。等到第二天早上醒来，竟睡在租界巡捕房的地板上。身上的衣服湿透了，沾着许多污泥，一只脚上的皮鞋不见了。

脸上也沾了泥污，有些疼痛。胡适觉得有些奇怪，不知这是什么地方。问门外的人，那人大笑，说他昨天晚上住进“外国旅馆”了!后来，他看见门外有铁栅栏，又有巡捕看守，才知道是巡捕房的监狱。胡适正疑惑不解，便有人来叫他去过堂。他自己记叙的情况是：

在一张写字桌边，一个巡捕头坐着，一个浑身泥污的巡捕立着回话。那巡捕头问：

“就是这个人?”

“就是他。”

“你说下去。”

那浑身泥污的巡捕说：

“昨夜快十二点钟时候，我在海宁路上班，雨下的正大。忽然(他指着我)他走来了，手里拿着一只皮鞋，敲着墙头，狄托狄托的响。我拿巡捕灯一照，他开口就骂。”

“骂什么?”

“他骂‘外国奴才’!我看他喝醉了，怕他闯祸，要带他到巡捕房来。他就用皮鞋打我，我手里有灯，抓不住他，被他打了好几下。后来我抱住他，抢了他的鞋子，他就和我打起来了。……两个人在泥水里打滚。我的灯也打碎了，身上脸上都被他打了。他脸上的伤是在石头上擦破了皮。我?叫子，唤住了一部空马车，两个马帮我捉住他，关在马车里，才能把他送进来。……⑦会审公堂讯问的结果，胡适以酗酒闹事，殴伤巡捕，在监狱里关了一夜不算，还被罚款五元。

浪荡子痛改前非(2)

多么丢脸的事啊!这都是交友不慎，跟一班酒肉朋友鬼混的报应啊!

发生了这起丢脸的事情之后，胡适心里万分懊悔。他在镜子里望着自己脸上的伤痕，不禁叹了一口气。自己竟堕落到如此地步，成了一个浪荡子!怎么对得起在家中时时刻刻挂念儿子的慈母呢?他想起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名句，下决心要痛改前非，脱离这班酒肉朋友，结束他“个人历史上的黑暗时代”!⑧胡适决心去北京报考“留美赔款官费”。这“赔款”即是庚子赔款。庚子(1900)

那年，八国联军侵华，打进北京，逼着清政府又订一个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仅“赔款”一项，就按当时中国人口总数每人白银一两，计四亿五千万两，四厘计息，分39年本息付清，共计九亿八千多万两。后来，英美等国宣布将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退还”，用在中国兴办学校、图书馆、医院，及设立各种学术奖金，或派遣留学生的经费。美国于宣统元年(1909)开始退还庚款，当年就选派了第一批留美官费生。胡适这一年准备去报考的是第二批。但胡适那时两袖清风，穷得连蚊帐也买不起，还欠了一些债，哪里有钱去北京应考呢?即使考得上，自己出洋了，哪里有钱供养母亲呢?真是困难重重啊!

这时，他的好朋友许怡荪来了，力劝胡适摆脱一切去报考，还答应代他筹措经费。⑨他的另一个好朋友程乐亭也来了，赠送胡适二百块银圆作路费，支持他北上应考。⑩他的族叔胡节甫也答应为他筹款并照顾家里的生活。正是在这些好友的规劝与资助之下，胡适才得以安心读了两个月的书，然后顺利北上，参加留美考试。

考试分两场。头场考国文和英文，胡适的运气不错。国文试题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他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文章，开头就说：

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规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

这其实是胡适一时异想天开的考据，不料正好碰着看卷子的先生大有考据癖，对胡适的文章特别赏识，批了100分。英文考了60分。头场平均得80分。可是第二场考各种科学，考得很不好。最后总平均仅得59分，离及格还差一点点。幸亏这次考选出洋的有七十个名额，考得好的不多，胡适总算侥幸，考取了第55名。

发榜那天，胡适去看榜，还有一段趣事：

宣统二年(1910)七月，我到北京考留美官费。那一天，有人来说，发榜了。我坐了人力车去看榜，到史家胡同，天已黑了。我拿了车上的灯，从榜尾倒看上去。

(因为我自信我考的很不好)看完了一张榜，没有我的名字，我很失望。看过头上，才知道那一张是“备取”的榜。我再拿灯照读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读上去。看到我的名字了!仔细一看，却是“胡达”，不是“胡适”。我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我的姓名了。我抽了一口气，放下灯，仍坐原车回去了，心里却想着，“那个胡达不知是谁，几乎害我空高兴一场!”

这个胡达，便是胡明复，后来和胡适同船赴美，同进了康奈尔大学，成了胡适的好朋友。

放洋赴美的时间，是政府规定的。胡适来不及回绩溪去拜别他的母亲。8月16日，便在黄浦江码头登上了开赴美国的远洋巨轮。

站在这远洋巨轮的甲板上，望着滔滔流泻的黄浦江水，胡适也禁不住心绪翻腾：

依恋，惆怅，渴望，追求，……交织混合成一种说不清的滋味。他挥一挥手，告别送行的亲人和师友，也告别他学习生活了六年的大上海。这十里洋场的大都会，是那样新鲜，却又那么污浊；促人长进，也诱人堕落。你在这个青年人的心田种下了欢乐，还是烦忧?

现在，这一切都逝去了。脚下的巨轮将带着他去蔚蓝的大海，辽阔无垠的太平洋，大洋彼岸的新国家。那里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他踌躇而又迷茫。然而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将开始以“胡适”为正式标记的新的人生历程。

①　《四十自述》“我怎样到外国去”，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82页。

②　《藏晖室日记》，收入《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版上册。原系自订毛边纸本，封面有胡适自题的“藏晖室日记己酉第五册，庚戌第一册合本”。所存日记起自己酉十二月十四日(1910年1月24日)，迄庚戌二月十三日(1910年3月23日)。

下文中统计数字初版有错。当年赶写文稿，仓促行事，边数边写在纸上，后来细细统计，才纠正了。（三版补注）

③　见《胡适的日记》所收《藏晖室日记》，北京中华书局版，上册，第8页。

④　参看上书，上册，第1、8～10页。

⑤　见上书，上册，第13页。

⑥　《藏晖室日记》庚戌二月十二日，记有“是夜唐君国华招饮于迎春坊，大醉，独以车归。归途已不省人事矣。”这一天公历是1910年3月22日。次日又有在巡捕房及会审公堂受讯的记载，似未完。

⑦　同注①，第84～85页。

⑧　《我的信仰》，原为英文，载美国《论坛报》(Forum)1931年1、2月号。此?引文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所附中译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第560页。

⑨　许怡荪，名棣常，安徽省绩溪县十五都?馔啡恕：?适在《许怡荪传》中说：

己酉庚戌两年我在上海做了许多无意识的事，后来一次大醉，几乎死了。那时幸有怡荪极力劝我应留美考试，又帮我筹款做路费。我到美国之后，他给我的第一封信就说：“足下此行，问学之外，必须祓除旧染，砥砺廉隅，致力省察之功，修养之用。必如是持之有素，庶将来涉世，不致为习俗所靡，允为名父之子。”

浪荡子痛改前非(3)

(庚戌十一月十七日信。)自此以后，九年之中，几乎没有一封信里没有规劝我，勉励我的话。……(见《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四，第205页。)

⑩　程乐亭，名干丰，安徽省绩溪县人，为十一都仁里巨富程松堂之子。“其先代以服贾致富，甲于一邑”。(胡适《程乐亭小传》。载《藏晖室札记》卷一，1911年7月12日日记，上海亚东版，第56～58页)

乐亭于辛亥(1911)3月26日病死。胡适当时在美国留学，作有《辛亥五月海外哭乐亭》诗(载《留美学生年报》第三年即民国元年号“新大陆诗选”)，中说：

去年之今日，我方苦忧患。酒家争索逋，盛夏贫无幔。已分长沦落，寂寞老斥燕。君独相怜惜，行装助我办。资我去京国，就我游汗漫。

竺可桢先生曾保存有“第二次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学生榜(宣统二年)”，系油印榜文。后来，胡适从竺可桢处得到榜文抄本，赵元任保存有胡适藏抄本榜文照片。同榜共70人，赵为第2名，竺为第28名，胡适为第55名。李敖《胡适评传》卷首，印有赵藏榜文照片，共五张；第四至五张上，有胡适在1934年3月27日手写的跋，开头一段说：

民国廿三年二月我在南京竺可桢先生家中看见他保存的这张油印榜文，我托他抄一份寄给我。寄来之后，我又托章希吕先生重抄一份保存在我的日记里。中国政府最早派遣留学美国的学生四批，其姓名履历都保存在徐雨之的年谱里。我盼望这张榜也可以长久保存，为后人留作一种教育史料。

《回想明复》，原载《科学》第13卷第6期，1928年6月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改题《追想胡明复》。此处引文，见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九，第1211页。据赵元任藏“第二次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学生榜”照片，胡达是第57名，与胡适只隔一个名字。

弃农学文(1)

在太平洋上航行了半个多月，胡适等70个留学生于9月9日在旧金山登上新大陆。

①随后胡适便改乘火车，横穿美国国土，来到纽约州南部的绮色佳城(Ithaca)，走进了康奈尔大学的校园。

时当清朝末年，灾难深重的祖国，处在极度衰败、腐朽、贫穷落后的黑暗年代。

炎黄子孙的一些先进分子便纷纷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派往国外的留学生，也多有血性的爱国青年。胡适赴美留学，一方面是寻求个人的出路。他在辛亥年元旦作的小诗中曾自述说：“可怜逢令节，辛苦尚争名。”②说的正是真心话。但另一方面，胡适也怀抱着“愿得西乞医国术”和“执笔报国”的爱国主义目的。他在日记中曾写道：

连日日所思惟，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夜中时失眠，知“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是人情天理中事也。③

这种身旅异域，眷怀祖国的感情，在他的《藏晖室札记》中常有流露。

胡适曾经写过一首《睡美人歌》，最足以代表他“西乞医国术”的愿望和爱国主义精神。诗是因为法国拿破仑皇帝的一句话引起的。拿破仑曾说中国像一头睡狮，将来睡狮醒时，世界都会为之震悚。后来世界上许多人都跟着这样说。胡适却认为“以睡狮喻吾国，不如以睡美人比之之切也”，因为我们是东方的文明古国，将来强盛了，能有所贡献于世界，应该在文物风教方面，而不应在武力方面。

所以，他便写了《睡美人歌》，来“祝吾祖国之前途”。全诗如下：

“东方绝代姿，百年久浓睡。一朝西风起，穿帏侵玉臂。碧海扬洪波，红楼醒佳丽。昔年时世装，长袖高螺髻。可怜梦回日，一一与世戾。画眉异深浅，出门受讪刺。殷勤遣群侍，买珠入城市；东市易宫衣，西市问新制。归来奉佳人，百倍旧姝媚。装成齐起舞，“主君寿百岁!”④诗虽然不怎么高明，但寓意却非常明白，胡适希望学习西方的“新制”，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华民族振兴富强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专业的选择上，也反映出胡适当时所怀抱的爱国主义目的。当他准备在上海乘船赴美的时候，他的二哥特地从东三省赶来送行，并对他说，因为家道中落，去美国应选学铁路工程，或矿冶工程，学了这些回来，可以复兴家业，并替国家振兴实业；特别叮嘱胡适不要学文学、哲学，也不要学做官的政治、法律，这些都没有用。胡适到了美国，同许多人谈论专业选择问题，都对路矿不感兴趣；他又不能辜负兄长的期望，便采取折中办法，选读农科，进了康奈尔大学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想做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⑤

但是，胡适对农学院的课程实在没有兴趣。特别是一门“果树学”的课程，每周有实习，要求每个学生每次将几十个苹果分类填表。例如茎的长短，果脐大小，果上棱角和圆形的特征，果皮的颜色，果肉的韧度，酸甜的尝试，肥瘦的记录……等等，项目分得很细。美国那时有四百多种苹果，都要一一细分。中国学生对这许多苹果不了解，填起表来便觉十分枯燥，令人头痛，结果却还是错误百出，成绩甚差。胡适觉得学农实在违背了个人的兴趣。原来在中国古典文史方面，胡适已有较好的基础；留学以来，对英国文学又有了浓厚的兴趣，也涉猎了德国和法国的文学。加上当时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建立了民国，美国各界人士希望了解中国新政府的情况，胡适被邀请去作了几回有关中国问题的讲演。这样就促使他去研究辛亥革命的背景及革命领袖人物的生平，因而对政治史也发生了兴趣。这种种原因，便促成胡适于1912年春天放弃农科，转入康大文学院，改学哲学和文学。⑥

改习文科，虽是由兴趣所致，却也含有他“执笔报国”的心愿。就在转习文科的这年9月，胡适把法国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第一次译为中文，改名《割地》，登在《大共和日报》上。后来五四文学革命时，又恢复《最后一课》原名，收入他译的《短篇小说》第一集，列为首篇。从此，这脍炙人口的爱国名篇，因胡适用白话译出，便影响特大，在中国传诵数十年而不衰。稍后，他又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歌》，其词慷慨哀怨，也是激励希人爱国之心的名篇。这些表明胡适爱好文学，他从事外国优秀文学的翻译介绍，为的正是要“以此报国”，以此来激励中华儿女的爱国之心。

康奈尔大学设有“卜朗吟征文奖”，以纪念英国19世纪诗人罗伯特?卜朗吟(Robert Browning 1812―1889)。1914年春天，胡适写了一篇论文《论英诗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作为应此奖的征文。5月7日揭晓，胡适竟得了奖，获奖金50美元。他以一个外国留学生获得这项卜朗吟征文奖，在学校是少有的，因而各方面人士都有些出乎意料，报纸也作了报道和评论，各大城市报纸又加以转载，甚至登在著名的《纽约时报》上。于是，影响便相当大了，一些相识的人都先后来祝贺。胡适也出乎意外的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

此区区五十金固不足齿数，然此等荣誉，果足为吾国学生界争一毫面子，则亦“执笔报国”之一端也。⑦

显然，胡适是把个人争得的荣誉，同为祖国争荣誉联在一起了。

弃农学文(2)

①　胡适在1938年9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看此行〔按日记本此页上印着‘Admission Day (in California)’〕，始记起1910年此日到美国，在金山上岸，恰逢California加入联邦50年庆典。如今28年了!”（三版注）

②　见《藏晖室札记》卷一，1911年1月30日为辛亥年元旦，作小诗云：“永夜寒如故，朝来岁已更。层冰埋大道，积雪压孤城。往事潮心上，奇书照眼明。可怜逢令节，辛苦尚争名。”奇书，指是日所送来的《五尺丛书》(Five Foot Shelf)，又名《哈佛丛书》(Harvard Classics)，是哈佛大学校长伊里鹗(Eliot)主编之丛书，收集古今名著，印成50巨册，长约五英尺，故有“五尺”之名。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1页。

③　《藏晖室札记》卷一，1911年3月24日。所引“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

，见《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嫠，寡妇。纬，织布用的纬纱。谓寡妇不忧其纬少，而恐国家灭亡。后因用作忧国忘家之喻，亦简称“嫠纬之忧”。

④　《藏晖室札记》卷九，1914年12月作，1915年3月15日追记。上海亚东版，第587～589页。

⑤　参看胡适1952年12月27日在台东县的演说《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见《胡适言论集》(甲编)，1953年台北自由中国社编辑，华国出版社出版。

⑥　参看《胡适口述自传》第3章“放弃农科，转习哲学”一节。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

⑦　《藏晖室札记》卷四，“一一　得卜朗吟征文奖金”(1914年5月9日)，上海亚东版，第230页。

几乎做了基督徒(1)

胡适去国赴美，虽是浪子回头，抱有很大的决心和希望；但毕竟又是摔过跤的人，意气仍旧相当颓唐悲观，旧染一时也难以尽除。酒虽然一口也不喝了，却还时常打牌，纸烟也屡戒屡抽；偶然在《小说月报》上看到旧日上海相好妓女的小影，犹割不断怀恋之情。胡适自己也慨叹说：“吾年来意志力薄弱极矣，即戒纸烟一事，屡戒屡复为之，真是懦夫无志之为!”①为此，他下过多回决心，写过多回“自誓”与“座右铭”；又逐渐接受了西方人道主义和伦理道德的影响，专门写了“提倡禁嫖”一则札记，其中说：

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先造成一种新舆论，令人人皆知皮肉生涯为人类大耻，令人人皆知女子堕落为天下最可怜之事，令人人皆知卖良为娼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为人道大恶，为社会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亦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赎罪，记此以记吾悔。②

胡适改过的决心是大的；然而洗心革面，改造恶习，又是多么不容易啊!

为了改过，胡适也开始接触西方的基督教，读《圣经》，常出入于美国基督教家庭，对基督教竟大感兴趣。

1911年夏天，学年大考结束，基督教学生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孛可诺松林区(Pocono Pines)举办夏令会。中国学生到会者35人，美国学生约200人。胡适虽不是基督教徒，也应邀参加了这一活动。连日听耶教会的名人演说，讲《马太福音》，并开讨论会。同来的留美学生中有一位陈绍唐君，是胡适在中国公学时的同班同学，后来受洗为基督徒。他们分别三年了，这次在孛可诺山相见，自然格外亲热。这位陈君笃信教义，令人可惊，学问见识也很不错。胡适觉得他简直“如程朱学者，令人望而敬爱”。一天下午，他对胡适大谈耶教教义，谈了三个多小时，胡适大为感动，竟决心要做耶教信徒了。他在6月17日给朋友章希吕的信中写道：

连日聆诸名人演说，又观旧日友人受耶教感化，其变化气质之功，真令人可惊。

适亦有奉行耶氏之意，现尚未能真心奉行，惟日读Bible(按，即《圣经》)，冀有所得耳。

当时的胡适，远在异乡，第一学年课程结束，终日无事，又得知好友程乐亭病故，思想正处在一种愁苦悲观的境地。他这次到孛可诺山来参加夏令会，正是想“借彼中宗教之力，稍杀吾悲怀耳”。因此，胡适便很容易被耶教的宣传所打动，希望从中获得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

这天晚上，耶教会又安排了一个美国教徒名叫梅西(Mercer)的为中国留学生演讲，述说他一生的经历。梅氏在大学时曾染有种种恶习，无所不为，被父亲逐出家门，从此流落在外，身无分文，无以为生，便投河自尽，被水上巡警救起。后来当了基督教徒，从此改恶从善。数年之后，他又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经历，宣传耶教教义，事迹登在报纸上。他的父亲看到报纸，知道儿子果然能改过，便恢复了父子关系，和好如初。梅西的演说很会以感情打动人。当讲到他们父子重见时，更大加渲染，父子如何抱头痛哭。讲演者声泪俱下，胡适这些青年人听了，也都被感动得流下泪来。当场即有七个中国留学生感情冲动，站起来说自己愿意当耶教信徒，其中之一就是胡适。6月21日，他写信告诉他的好友许怡荪，说“昨日之夜，弟遂为耶氏之徒矣”!

然而，胡适并没有成为“耶氏之徒”。他后来冷静了，觉悟了，看透了耶教会用“感情的”手段俘虏青年人，“深恨其玩这种‘把戏’，故起一种反动”，对耶教会很反感，当然就不会再上当，不再信洋迷信，当耶教徒了。③

胡适虽然没有当基督教徒，但基督教的“圣经”却对他的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个极端的和平主义者和不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

原来，胡适早年就已经深受老子“不争”哲学的影响。这位中国古代哲学家一生主张不争，认为弱能胜强，柔能克刚。这些思想对胡适影响很深。前面说过，1907年，他曾作过一首小诗，题为《秋柳》，便正是老子“弱能胜强，柔能克刚”

的写照。④

到美国以后，胡适仍念念不忘老子的教训，常常引述老子的一些名言，来宣传他的不抵抗主义，例如：

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22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78章)

上述《秋柳》诗，也曾抄赠给他的美国女友韦莲司及其他友人。后来读了《圣经》，胡适觉得耶稣宣传的教义，如对邪恶魔鬼不抵抗；人家打你的右脸，你再把左脸转过去让人家打，等等，与我国老子“不争”的理论极为相似，因而使他对不抵抗主义的信仰更加深入，更加坚定了。

1914年七八月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胡适的和平主义迷梦受到冲击。他感到十分惊诧。不久，他的一位美国朋友讷司密斯(George W?Nasmyth)从欧洲归来。

这讷氏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与胡适谈起他在欧洲大陆的闻见，乃大谈不抵抗主义。他说卢森堡不抵抗德国侵略而得以保全，比利时抗拒德国侵略便遭到残破；

而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市长，不抵抗德军，率全城军民投降了德国，便使城市得以“岿然独存”，这正是“不争不抗之惠”。胡适深表赞同，并认为讷氏这种主张投降求全而不抵抗的见解，“老子闻之，必曰是也。耶稣释迦闻之，亦必曰是也”!⑤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世界大战的机会，强占我青岛。并企图独霸中国。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条；袁氏丧心病狂想做皇帝，亟欲取得日本支持，便公然加以承认。袁氏的卖国罪行和日本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中国留美学生也人人义愤填膺，主张对日作战，抵抗日本的侵略。这时，胡适的不抵抗主义发作了，他十分担心纸上谈兵的留学生们跟日本打起来，便写了一封英文的《致留学界的公开信》(An open letter to all chinese students)，寄给《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劝大家处之以温和，持之以冷静，反对抵抗日本的主张。信中说：

在我个人看来，我辈留学生如今与祖国远隔重洋；值此时机，我们的当务之急，实在应该是保持冷静。让我们各就本份，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我们不要让报章上所传的纠纷，耽误了我们神圣的任务。我们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的继续我们的学业。……我要说对日用兵论是胡说和愚昧。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

几乎做了基督徒(2)

这封信一登出来，便遭到留学生们的严厉批评和谴责，《留美学生月报》的主编邝煦也写了文章，指出胡适写这样的公开信，是“木石心肠不爱国”。在60多年之后，胡适的晚辈和朋友，帮他整理“口述自传”并译为中文的唐德刚君，也禁不住批评说：

胡氏在1915年3月19日夜所写的“致留学界公函”，辞义皆差。英文不像英文，意思尤不足取。一个国家如果在像“二十一条要求”那种可耻的紧急情况之下，她的青年学生还能“安心读书”，无动于衷，那这国家还有希望吗?不过胡适之先生是个冷静到毫无火气的白面书生。他是不会搞革命的；抛头颅、洒热血是永远没有他的份的，所以他这些话对热血青年是不足为训的。⑥

这一批评比较公允。人是有感情的高等动物。而“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胡适口口声声“不屑为感情的‘爱国者’”，主张“理智的爱国主义”；然而当民族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当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神圣祖国国土的时候，谁如果还像胡适那样冷静，无动于衷，静坐读书而听任祖国灭亡，那么只能说他真是“木石心肠”，还谈得上什么爱国主义呢?

①　《藏晖室札记》卷五，“一九　戒纸烟”(1914年7月18日)，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310页。

②　《藏晖室札记》卷四，上海亚东版，第267～268页。

③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一，1911年6月18日日记及附记。上海亚东版，第44～50页。

④　《秋柳》一诗见第2章第9节。此诗原载《竞业旬报》第33期，题为《秋柳并序》，署名溟游。后收入《尝试集》所附《去国集》，有1916年7月所作的跋，曰：

年来颇历世故，亦稍稍读书，益知老氏柔弱胜刚强之说，证以天行人事，实具妙理。近人争言“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彼所谓适，所谓优，未必即在强暴武力。盖物类处境不齐，但有适不适，不在强不强也。两年以来，兵祸之烈，亘古未有。试问以如许武力，其所成就，究竟何在?又如比利时以弹丸之地，拒无敌之德意志，岂徒无济于事，又大苦彼无罪之民。虽螳臂当车，浅人或慕其能怒，而弱卵击石，仁者必谓为至愚矣。此岂独大违老子齿亡舌存之喻，抑亦孔子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者欤。以是之故，两年以来余往往念及此诗，有时亦为人诵之。

以为庚戌以前所作诗词，一一都宜删弃，独此28字，或不无可存之价值。遂为改易数字，附写于此，虽谓为去国后所作，可也。

⑤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七“一五　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1914年10月26日)

，上海亚东版，第431～437页。

⑥　《胡适口述自传》“第四章　青年期的政治训练”注9。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79页。

对美国生活和政治的兴趣(1)

胡适那个时代的庚款留学生，费用颇为充裕。除学杂费之外，每人每月生活费80美元，约合当时中国银圆200左右。这实在是一个了不得的大数目，差不多等于国内40个工人的收入。这样的留学生，生活也就相当优裕。

以住所为例。胡适原住世界学生会，后来迁居橡街120号。一个人的居室，长13尺，宽9尺，有成套的家具设备。风景也颇好。据胡适自己描写说：窗外临小溪，“溪两岸多大树，窗上所见清之柏，温柔之柳，苍古之橡。林隙中可见清溪，清浅见底，而上下流皆为急湍”，故水声奔腾，日夜不绝。住在这样窗明几净，风景幽美的地方，胡适颇为得意，夜半睡醒，竟做起诗来：

窗下山溪不住鸣，中宵到枕更分明。

梦回午夜频猜问，知是泉声是雨声?①生活这般优裕的留学生，接触的也大多是美国上层社会的生活。胡适所出入的，多是康大校园内知名教授学者的家庭，接触的是一些基督教领袖及他们的活动，参加过在教堂里举行的隆重婚礼……胡适虽然也当过少爷，后来却颇为困窘，思想上不仅有中国旧式读书人少年老成的毛病，又背着忏悔放浪恶习的沉重包袱，满怀悲观。如今走进这美国上层社会的生活圈子，受美国基督教文明的感染，就难免自惭形秽，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羡慕，对一切都极感兴趣。他觉得美国人有一种“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以致“不能避免这种对于人生持有喜气的眼光的传染”，而渐渐治疗了他少年老成的态度。

有一天，胡适跟随同学们去看足球比赛。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起初，他正襟危坐，用读哲学课本的眼光来看球赛，自然看不出什么门道；而且，运动员们那么粗野的拼抢，观众那样拼命的欢呼与狂叫，他看着总有些不顺眼，觉得有失大学生的尊严和体面。但是，随着竞争的愈趋激烈，胡适也渐受感染，渐渐领会到观众的热心。随后，他偶然回过头去，看到他认识的一位白发苍苍的植物学教授，也像青年人一样，在看台上手舞足蹈，诚心诚意地欢呼狂叫。胡适很受感动，觉得惭愧，不再正襟危坐了。不久，他也不知不觉地加入了那热心欢呼的行列。②

在美国不到三年，胡适的悲观思想情绪就有了很大转变。与朋友通讯，每以“乐观”相劝勉；又喜爱卜朗吟的乐观主义诗歌，他获得卜朗吟征文奖金的论文，题目就是“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他自己觉得，去国数年，最大的收获便是这种乐观主义的人生哲学。这对他的一生都有重大影响，后来他甚至自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胡适对美国的政治生活有更浓厚的兴趣。从清王朝帝制统治下的中国，初到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美国，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组织、政党、选举及法律制度，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却又事事新奇，令人神往。他最初读到美国的《独立宣言》，便大为惊叹，说：

昨日读美国独立檄文，细细读之，觉一字一句皆扪之有棱，且处处为民请命，义正辞严，真千古至文。吾国陈骆何足语此!③他到华盛顿去，常到国会去旁听。在绮色佳，也常去市议会旁听。有一次市议会到会者八人。朋友告诉他，这八人中一个是大学教员，其余都是本市商人，有雪茄烟商、牛乳店主、煤商、杂货店书记生和建筑工师，市长是大学女子宿舍的执事人。前市长是洗衣工，不当市长以后便当了洗衣店老板。胡适对这一切都很钦佩，觉得其中的“共和平权之精神”特别值得学习。④

留美期间，胡适经历了两次美国大选。第一次是在1912年，正当我国辛亥革命推翻了长期的帝制统治，中华民国正式诞生的这一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是威尔逊，共和党是塔夫脱，从共和党分化出来的进步党是老罗斯福。三党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竞争相当激烈。因此，连外国留学生也都很关注，对胡适更有巨大的吸引力。

为了了解美国的选举，胡适特意选修了奥兹(Samuel )教授开设的专题课“美国政府和政党”。这是与美国现实政治结合最紧，直接为政治服务的一门课程。据胡适回忆，奥氏第一堂课的开场白，说得就非常明白而有趣。他说的大意是：

今年是大选之年。我要本班每个学生都订三份日报――三份纽约出版的报纸，不是当地的小报――《纽约时报》是支持威尔逊的；《纽约论坛报》(The New York Tribune)是托虎托的；《纽约晚报》(The New York Evening Journal)〔我不知道该报是否属“赫斯特系”(Hearst family)的新闻系统。但是该报不是个主要报纸。〕是支持罗斯福的。诸位把每份订它三个月，将来会收获无量。在这三个月内，把每日每条新闻都读一遍。细读各条大选消息之后，要做个摘要；再根据这摘要作出读报报告交给我。报纸算是本课目的必需参考书，报告便是课务作业。还有，你们也要把联邦48州之中，违法乱纪的竞选事迹作一番比较研究，交上来算是期终作业!⑤同时，奥兹教授要求学生注视?选的经过，认定一个候选人作为自己支持的对象。胡适自然都照办，选择支持进步党魁老罗斯福。他胸前佩戴着象征支持罗氏的大角野牛象襟章，参加各种政治###，听演讲，听辩论，夜里到市中心去看选举，跑来跑去，兴奋的了不得。

对美国生活和政治的兴趣(2)

当时，胡适正担任世界学生会康奈尔分会的会长。10月30日，他便在世界学生会餐厅里，发起举行“游戏投票”，“选举”美国总统。参加投票的各国学生共53人，其结果如下表：

虽然是游戏投票，胡适对投票结果还是一一作了认真的分析。第二天，康大的《大学日报》又组织游戏选举，有教师、学生和职工二千多人参加。胡适也津津有味地跑去投了老罗斯福一票。这两次游戏选举的结果，都使胡适很失望，他所支持的罗斯福“落选”了，威尔逊得票都占第一位。而令人奇怪的是，游戏投票的结果居然同后来实际选举的结果完全一致。

威尔逊当选了美国总统。1914年，胡适去华盛顿参加一次世界学生会议。威尔逊总统和国务卿白来恩亲自接见了与会的代表，并发表演说。胡适对威尔逊已经产生了极深的信仰。因此，到1916年的大选时，他便改为支持威尔逊了。他和几个中国同学，在投票的高潮时，跑到“纽约时报广场”去看大选结果。接连的消息似乎都对威尔逊不利，他们很失望。一直等到午夜才步行回校。第二天清晨，爬起来又看报上的选举消息。买不到《纽约时报》，竟步行好几条街才买到一份。

《时报》头条标题是“威尔逊可能险胜”，一行大字跳入胡适的眼里，他高兴极了，这时才记起回学校吃早饭。真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啊!⑥经过这两次美国大选的实地观察和研究，胡适对美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极大兴趣，通过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他对美国的政治组织、政党、选举、宪法及法律制度等等，都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

在美国生活和政治的熏陶下，胡适开阔了眼界，振奋了精神，深刻地接受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思想。这对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和生活道路，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①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七“二　迁居”(1914年9月25日)，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第418～419页。

②　参看胡适《我的信仰》，《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一版，第561～562页。

③　《藏晖室札记》卷一，1911年3月9日日记。上海亚东版，第13页。

④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三“四四　绮色佳城公民议会旁听记”(1914年2月4日)，上海亚东版，第196～198页。其中“公民议会”，原文为Common Council，译“市议会”较切。

⑤　《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32页。

⑥　参看胡适《我的信仰》及《藏晖室札记》卷二，1912年10月30日及31日日记(上海亚东版，第111～116页)。

共和与帝制问题(1)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近二千年的君主专制，创建了中华民国，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胡适对此，起初也不甚了了。他在海外得知武昌首义的消息，自然也非常关注；并曾讥刺受命于清廷的袁世凯，“真是蠢物可鄙”。然而，他最关心的还是在汉口的大哥与明侄，以及自家在汉口的店业①。待到辛亥革命的周年纪念日，绮色佳天雨朦胧，秋风萧瑟。这时胡适经过美国民主共和政治生活的陶冶，对已建立的民国，便油然而生“悠悠之思”了。这一年，胡适致胡绍庭信中说：

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首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己耶!

欢欣鼓舞之情跃然纸上，且表示“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②

然而，胡适却把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功劳，全记在坚持改良主义的保皇派梁启超名下!他认为梁启超是“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思想界。15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并说：

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③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梁启超逃亡日本，致力于“新民”的思想启蒙事业，加上他“笔锋常带情感”的文字，在青年知识者中间影响确实很大，其思想启蒙宣传之功应予适当肯定。然而梁氏仍坚持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道路，反对孙中山一派的革命道路。而胡适如此夸大保皇派梁启超的思想启蒙作用，又如此贬低革命派孙中山黄克强领导革命的功绩，却是明显背离实际的偏私之见，而从中也可看出胡适受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有多么深。

对于新建的中华民国，胡适还是爱护的。对种种损害民国的行径，他都不能容忍。

当时，有一个叫布朗德()的英国人，从伦敦到美国来，四处游说，诋毁中华民国。布氏曾经在中国海关做过事，他的演说登在报上甚有欺骗煽动作用。胡适读了很气愤，当即写信给《纽约时报》，驳斥布氏的谰言。有一天晚上，布氏在绮色佳演讲，讲题是《中国的动荡局势》，胡适也去听。布氏反对美国人承认中华民国，他说列强不能承认民国，因为民国还未为中国自己的人民所承认。胡适听了这话，站起来用英文质问布氏，有什么根据?布氏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只好改口，说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对于布朗德诋毁民国的言论，中国留美学生都愤激不平，波士顿、纽约与绮色佳的留学生，多有书信往来，商议抵制的办法。11月22日，中国留美学生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胡适在会上提出一项建议：

在学生会设一通信部，专门翻译英美各国反对我国的言论，给国内各报纸刊登，“以警吾国人士，冀可稍除党见之争，利禄之私，而为国家作救亡之计”。④由此可见他维护民国的诚心。

窃国大盗袁世凯，窃踞了民国总统的宝座以后，仍不满足，又做起皇帝梦来。他首先把孔夫子抬出来，演出了一场尊圣祭孔的丑剧。1913至1914年间，袁氏先后颁布了几个尊孔祭圣的命令和条例。胡适在美国看到，曾大加嘲讽，指斥袁氏“此种命令真可笑，所谓非驴非马也”；又揭举袁氏尊孔之令有七大谬误，一一加以驳斥，说它是“一片空言，全无意义，口头谰言，可笑可叹”。当时，胡适虽然未必看到了袁世凯颠覆共和、恢复帝制的野心，却也指出袁氏尊孔令中把“纲常沦，人欲横流”，归咎于国体变更以后自由平等之流祸，是一大谬误。⑤这不也可以说是在为民主共和而辩护吗?

到1915年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袁的美国顾问古德诺(Frank )，在美国各地演说，并发表了《共和与君主》一文，为袁氏复辟帝制大造舆论。杨度、孙毓筠等紧跟着发起组织筹安会，按照古德诺的调子，加紧鼓吹帝制。胡适从报上得知消息以后，认为“古氏在此邦演说作文，均言中国无共和之程度，其说甚辩，足以欺世。……于我国共和前途殊有影响，不可不辩”。于是，写了《中国与民主》及《古德诺与中国之顽固反动》两篇英文文章，分别寄给纽约《望》月刊和《新共和国》周报。文章针对古德诺的谬论驳斥说：

古德诺教授及其他一些好心的立宪权威们认为，东方人不适合于民主的政府形式，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过民主政府。恰恰相反，年青的中国相信，正是因为中国过去没有民主，现在就必须有民主。年轻的中国又相信，如果第一个中华民国民主的生命较长，到那时候就会在中国建立起相当有力的控制，并且有了四年民主政体的政治经验，尽管这个经验还是不完善的，而到时候就可以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了解，什么是共和政体的真正的意义。⑥

这时候的胡适，已经是公开为捍卫民主共和而辩护的斗士了。

袁世凯终于下令改元登极。然而，这个背叛民国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立即陷入了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狂潮之中。他的83天皇帝梦也终于破灭了；而且众叛亲离，楚歌四起，终于成了独夫民贼，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忧惧而死。住在美国的华人也都手舞足蹈，额手称庆。胡适说这真可谓是“千夫所指，无病自死”；并且指出，袁氏之死，是死有余辜!因为：

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20年之进步。今日其一身之身败名裂，何足以赎其蔽天之辜乎?⑦

共和与帝制问题(2)

袁世凯的窃国、称帝、破产、死亡，是中国近代史上君主专制制度的一次垂死挣扎。它给人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沉痛的历史教训。袁氏倒行逆施，居然有那么多吹鼓手，有那么多人为他抬轿子，有那么多人上表劝进，这就向人民昭示，专制主义在一些人当中还是有市场的，不可能一时消除干净。然而，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是民主共和；逆历史潮流搞专制主义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袁世凯便是活的和死的见证!

胡适也通过袁氏之死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他犹念念不忘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认为“袁氏之卖康梁，其罪真不可胜诛”。如果当年袁氏不向慈禧太后、荣禄告密，戊戌政变不致推翻，“则20年之新政，或已致中国于富强”了。

正是因为这一点，胡适方说“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20年之进步”。然而，胡适这时眼界比过去开阔了，美国的政治生活给他脑子里灌输的民主共和思想更多了。他想到，20年前的戊戌维新即使成功，也只是君主立宪，不能有“根本的解决”；必然保留清朝帝室、贵族及官僚政治，结果必然是“一种皮毛的新政，暂时的治安，而共和之运动反为阻滞”，革命终不可避免。20年来国内历史的进程，又使胡适看到：

徒以戊戌失败之故，此20年中中国之进步，皆起于下而非出于上。其结果乃有辛亥之革命及今日之革命，遂令数千年之帝制一旦推翻，三百年之满清亦同归于尽，今之官僚派余孽似亦有摧灭之势；则虽谓吾国政体问题已有几分根本的解决可也。而此几分根本的解决，皆戊戌失败之赐也。⑧

这“根本的解决”，说明胡适的思想认识有了一点进步，他不再把辛亥革命的成功，全记在梁启超名下了，他似乎从康梁的改良主义藩篱###腿脚，向革命迈出了小半步。

①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一，1911年10月12日至30日日记。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81～86页。

②　见《胡适研究丛录》，颜振吾编，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第225页。

③　《藏晖室札记》卷一，1912年11月10日日记。上海亚东版，第122页。

④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二，1912年11月19日、21日、22日日记。上海亚东版，第120～127页。

⑤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三“二六　非驴非马之大总统命令”(1914年1月23日)，上海亚东版，第162至163页；卷七“三八　袁氏尊孔令”(1914年11月16日)，上海亚东版，第468～470页。

⑥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十一“六　论袁世凯将称帝”及“二O　辟古德诺谬论”，见上海东亚版，第741～748页、768页。《望》月刊(The Outlook)，胡适原译纽约《外观报》。此处引文见“六　论袁世凯将称帝”所附之《China and Demecracy》(《中国与民主》)，中译文曾得武汉大学英文系李子彬教授校订。

⑦　《藏晖室札记》卷十三“十三　死矣袁世凯”(1916年6月7日)，上海亚东版，第926～927页。

⑧　《藏晖室札记》卷十三“十四　论戊戌维新之失败于中国不为无利”(1916年6月7日)，上海亚东版，第928页。

从杜威攻实用主义哲学(1)

1914年6月，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毕业，随即入研究院学习。次年9月，离绮色佳赴纽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主攻哲学，受业于杜威门下。

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在学术界声望颇高。尤以招收外国留学生，为第三世界国家制造官僚和学阀而著名。中国在哥大留学的经常有三百人之多；①当时的留学生，除胡适之外，还有宋子文、张奚若、孙科、蒋梦麟等。学成归国之后，他们都抖了起来，成了中国政界和学界的知名人物。

哥大的哲学系，有许多名教授，有的对胡适影响很大。例如一位讲授伦理学的厄德诺(Felix Adler)教授，是美国“伦理文化学会”的发起人。他所主张的以道德为基础的无神宗教，曾使胡适十分折服，因为胡适也是一个无神论者。在《藏晖室札记》中，曾译记了厄德诺的一些语录，有的颇有意趣，例如：

道德的责任并不是那外来的命令；只是必须要怎样做才可以引出别人――例如所爱之人――的最好部分。

要这样影响别人：要使他们不再菲薄自己。②

从这些语录里，可以明显看到康德哲学的至高无上的道德规律的影响。而厄德诺也成了对胡适生平“有极大影响”的一个人。

与胡适关系很深很熟的，还有一位夏德()教授。他是德籍汉学家，任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这“丁龙讲座”，是美洲大陆用特别基金设立的第一个汉学讲座，其来由是一个相当感人的故事。早期旅美的一位华工，名字叫丁龙，在美国卡本迪(Horace W. Carpentier)将军家里当佣人多年，深得主人的信任。退休时，卡氏赠送巨资(据说是两万美元)给他作退休金。丁龙再三辞让后才接受，随即全数转赠哥大，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资金。卡氏得知丁龙的高尚举动，深受感动，便加捐巨款，凑成十万美金，为哥大特设一“丁龙讲座”

，以纪念这位平凡而高尚的旅美华工。但是，那时西方的汉学还未达到启蒙阶段，美国正刮排华之风，青年学生对汉学有兴趣的简直是凤毛麟角。因此，夏德担任丁龙讲座教授之后，没有一个学生，主修、副修都没有。他非常苦闷。胡适来到哥大，夏氏便提议邀请胡适以汉学为副修。他领着胡适去参观哥大的小型中文图书馆，介绍了清政府赠送的《古今图书集成》那部大书，又把自己丰富的中文藏书供胡适使用，有时还邀请胡适到他的公寓里去会见他的朋友。因此，胡适同这位老先生混得很熟。这一点对于胡适的中西兼学，并以“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作他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③应该说都是有相当影响的。

对胡适影响最大的教授，是杜威(John Dewey)。据胡适自己回忆，他当年之所以转学哥大，便是因为对杜威和实用主义哲学发生了兴趣。他说：

康奈尔的塞基派的哲学动不动就批评“实验主义”。他们在讨论班上总要找出一位重要的对象来批评。杜威便是被他们经常提出的批判对象。皮尔士和詹姆士在他们看来简直是自郐以下，不值一驳。不过他们虽然和杜威唱反调，但他们对杜威却十分敬重。在聆听这些批杜的讨论和为着参加康大批杜的讨论而潜心阅读些杜派之书以后，我对杜威和杜派哲学渐渐的发生了兴趣，因而我尽可能多读实验主义的书籍，在1915年的暑假，我对实验主义作了一番有系统的阅读和研究之后，我决定转学哥大去向杜威学习哲学。④

对胡适有如此巨大吸引力的杜威，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杜威比胡适大32岁。胡适进哥大时，杜氏已经是快60岁的老头了，高高的个儿，腰板仍挺得很直，很有精神，虽不须髯飘飘，却也颇具学者风度，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流派里影响最大的一位哲学家。

杜威还是教育学家，哥大哲学系的首席教授，却不善辞令。他讲课慢吞吞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说，似乎每一个动词、形容词、介词，都得慢慢想出，再讲下去。许多学生都觉得他的课枯燥无味。胡适是慕名而来，选了杜威的两门课，硬着头皮听了几个星期，不仅听懂了他所讲的课程，而且说他用字选词严肃慎重，大加推崇。

那时，杜威一家人住在纽约河边大道和西一一六街南角的一所公寓里。杜威夫人每月都要举行家庭茶会，邀集一些朋友和学生参加。聚集在这个杜氏家庭招待会里的，多有纽约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也有一些阴阳怪气的角色，长发的男人和短发的女人们。胡适作为留学生，也和其他学生一样，怀着极大的兴趣，把被邀请参加杜氏家庭这样的招待会，看作是最难得的机会和光荣。

胡适最崇拜的，还是杜威的思想，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那么，实用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思潮呢?

世界上任何一种哲学思潮的产生，都离不开它的时代环境和文化传统。实用主义，胡适译为实验主义，它是在美国工业社会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一种哲学思潮，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美国经过南北战争之后，北方工业资本集团控制了联邦政府，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资本势力获得了广大的活动区域，技术水平空前提高，经济迅猛增长。到20世纪，美国成为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列强之一。这是一个充满机会、奋斗、创业与冒险的世界，成功伴随着失败，富裕与异化同行，人们在开拓进取中又普遍存在一种不稳定感。正如詹姆士(William James)借上帝之口所说：“我给你一个机会，请你加入这个世界。你知道我不担保这世界平安无事的。这个世界是一种真正冒险事业，危险很多，但是也许有最后的胜利。”詹姆士自己的回答是：“我是愿意承认这个世界是真正危险的，必须要冒险的；我决不退缩，我决不说‘我不干了!’”⑤在这种美国土壤中产生的实用主义，用罗素的话来说，是一种“美国工业社会的哲学”。作为美国式实践的理论概括，实用主义强调从人的“经验”出发，主张用行为效果来证明思维的合理性，根据事实效果来判定或修正信念，“要把注意之点从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后的物事；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Categories)移到效果”，⑥带有强烈的反教条主义和反思辩哲学的色彩，反映了美国创业时期求实与创新的精神，体现出一种开拓、进取、行动和成功超过一切的美国风格。实用主义把“人的问题”引入现代西方哲学，在哲学领域实现一番大改造，杜威说：

如果哲学不弄那些“哲学家的问题”了，如果哲学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哲学方法了，那时候便是哲学光复的日子到了。⑦

从杜威攻实用主义哲学(2)

这样以“人的问题”取代“哲学家的问题”，抓住了人的实践活动这一中心环节，用实践主体取代了传统哲学中唯理的抽象的认识主体，推动了哲学主体观、实在论、真理论和认识论等方面的变革，提出了一系列反传统的见解，从而在唯科学主义和现代人文主义之间另辟蹊径，使实用主义哲学显示出一种既注重科学方法，又富于人文精神的特色；在社会生活中则表现为既崇尚科学，又张扬民主自由的文化姿态。因而受到正在奋斗开拓而又遭受异化和文化冲突的美国社会的普遍欢迎。总之，实用主义是“美国的工具主义”(杜威)，是一种反映美国社会时代精神，强调独立自由的主体――人的实践活动和成效的带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的哲学。

胡适从杜威专攻实用主义哲学，受这位当代“实验主义领袖”的影响至深。他自己说：

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⑧胡适接受的实用主义影响，主要是在真理论和方法论方面。这对他后来倡导文学革命，倡导白话诗文，考证古史和传统小说，研究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以及政治和生活诸方面，都有重要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⑨而杜威则是对他“有终身影响的学者”，对他一生的文化生命“有决定性的影响”。

①　据陈鹤琴先生在江苏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说，中国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经常有三百人之多”，从辛亥革命起一直到解放以前，这30多年来，在哥大毕业的有“上万的中国留学生”。陈的讲话曾摘要刊载于1955年2月28日的《文汇报》，该报编者所加的题目是《我控诉杜威这个大骗子》，见《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5辑，第213～218页。

②　《藏晖室札记》卷十二“一○　Adler先生语录”(1916年1月11日)，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820页。

③　胡适的博士论文“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胡氏自译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见《藏晖室札记》卷十六“一六　我之博士论文”，上海亚东版，第1133页)。1922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英文本)，中译名为“先秦名学史”；直至1983年12月，才有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先秦名学史》，由翻译组多人译，李匡武校。

④　《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中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91～92页。

⑤　詹姆士：《实验主义》(Pragmatism)，参看《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二，第109页。

⑥　詹姆士：《实验主义》，参看《胡适文存》卷二，第95页。

⑦　杜威：《创造的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参看《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270页。

⑧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卷五，第630页。

⑨　胡适：《藏晖室札记?自序》，上海亚东版卷首第5页。

真博士，还是假博士?(1)

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经过一年的学习，加上他在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学的一部分课程，便达到了当时哥大研究生的规定学分。1916年11月，他考过哲学和哲学史的初级口试和笔试，成绩及格，取得了“博士候选人”资格。同年8月初，便开始写“博士论文”了。论文题目是：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

一连写了近九个月才写成，全文约九万字，打印稿多达243页，真是皇皇大文!

1917年5月22日，胡适参加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他走进考场抬眼一望，上面坐着六位大主考：五个洋教授，一个洋博士。他的导师杜威和夏德两个老头，昂昂地坐在当中。①这六位主考，只有夏德是懂汉文的汉学家，但也读不懂先秦典籍；

其他五位洋学者，汉文一字不识，他们的中国学问实在可怜巴巴，对这些人谈先秦名学，简直可以说是对牛弹琴。胡适叽哩咕噜报告了论文要旨之后，他们便七嘴八舌地提问、诘难，问答往复，直考了两个半小时。口试考过，结果是很不理想；②然而七年的留学生活总算结束了。

当时国内，新文化运动正迅猛展开。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倡导文学革命，一时名声大噪，以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慕名聘请他当教授。胡适得此美差，便匆匆忙忙告别杜威，离开纽约，经温哥华乘船返国，以洋翰林(博士)的身份出现在国内文化界和北京大学的讲坛上。

1919年2月，胡适的博士论文，经过扩充修改，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版封面上竟赫赫印着“胡适博士著”五个大字。各种报章杂志上，“胡博士”的头衔更是满天飞。“博士”简直成了胡适的专称，大有非胡适莫属之概!

“胡博士”在近代中国文化学术界风风火火数十年，谁也没有怀疑过他的博士学位，谁会不相信胡适是真博士呢?

可是，事隔三十多年之后，胡适的博士学位竟引起问题了。1952年，哥大东亚图书馆馆长林顿先生，为庆祝1954年哥大二百周年纪念，着手编一本《哥伦比亚大学有关亚洲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1957年出版，③却没有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林氏是根据校方正式纪录编纂的，难道这些正式纪录里竟没有胡适论文的纪录?这不就成问题了吗?

后来，袁同礼先生编《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④据哥大所提供的正式名单，胡适是1927年的博士，晚了10年，自然又是一个疑问。袁君便托当年在哥大留学的唐德刚先生复查。唐君为好奇心所驱使，乃去哥大校史图书馆及其他有关部门“彻底清查一遍”，查得胡适的“正式学位纪录确是1927而非1917”。于是袁同礼只好将胡适得博士学位的年份同时列入1917年和1927年，含混过去了。

这两份目录，都是英文的，又专业性很强，流传不广，因而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没有引起外间人士的注意。倒是去哥大“彻底清查”过有关文件纪录的唐德刚，曾经“慢慢委婉地”向当年流亡在纽约的胡适透露了这个学位的问题。胡适便也逐渐地向唐君“说明其中原委”。而每次解释时，他都免不了“有点苦笑的表情”，并为此“而感到尴尬了”。⑤胡适尽管尴尬，但那时仅有他的“小朋友”唐德刚君知情，外人并未与闻，也没有人怀疑胡适是真博士。他仍然顶着博士头衔，在太平洋两岸飞来飞去，最后飞回台湾省，出掌台北的“中央研究院”。

胡适的“博士问题”公诸于世，引起风波，并大开笔战，是在他逝世15年之后。

1977年，台北《传记文学》连续刊出唐德刚的《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三篇，⑥“之三”题为《七分传统，三分洋货》，其中说：

胡先生在哥大当学生时，……按理他那时应该规规矩矩搞“哲学”，把个“哲学博士”读完再说。他不此之图，却丢下正当“庄稼”不搞，而去和陈独秀、蔡元培“捞鱼摸虾”。捞得热闹了，他就甩下哥大这个烂摊子不要，跑回北大做教授去了。一时名声赫赫，《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的封面上也印出了“胡适博士著”的头衔。其实那时他在哥大的注册记录上仍然只是个“博士候选人”，或如今日很多人的名片上所用的“待赠博士”(Ph. D. candidate)，离正式学位尚差一大截。胡先生这个“待赠”阶段一直维持了十年。到1927年他再到纽约时才携来一百本1922年在上海印刷出版的博士论文，由杜威玉成，经过补交手续，始由校方正式颁予“哲学博士”学位的。胡氏原先在哥大注册时的英文名字是Shu Hu，拿学位的名字则是Hu Shih，二名分用，在哥大校史上可能也是没有前例的。

这篇文章是第一次在刊物上公开披露胡适的学位问题，宣布胡适到1927年才拿到博士学位!文章里有不少闪烁其辞的话，不免令人疑窦丛生。消息传出，便成了大新闻，并引起疑胡和卫胡两派的一场笔战。纽约的中文报纸《星岛日报》(后改称《北美日报》)，首先发表潘维疆、胡祖强的三篇文章，并用特大字体标题：“胡适非真博士”，作头条新闻刊出，说胡适冒称博士，且“冒称一生”云云。于是系铃人唐德刚不得不出而解铃，投书该报，提出批评，谓“胡适乃真博士”!⑦接着，台北的《传记文学》也发表了汤晏、夏志清等人的文章，起而卫胡。⑧其中夏志清的文章主要还是针对唐德刚、汤晏二人，批驳他们所谓胡适晚十年才拿到学位，是考试“砸锅”，是“规定住校年限不足”，或“捞鱼摸虾”搞文学革命，或“谈恋爱”，不务正业，等等说法。夏君认为只是个“手续问题”，并请已退休的哥大丁龙讲座教授富路得先生出来作证。富氏在答复夏志清的信中说：

事实很简单。数日前我已将全部事实真相提供给唐德刚。缘于胡适攻读博士学位时，曾有一项规定，要求每位博士候选人要向学校当局呈送论文副本一百份。我想胡适当时认为，对他来说，在中国同侪中展露才华，远比集中精力去出版他的论文更重要。因之，1919年他撰写并出版了他的第一卷《中国哲学史大纲》。至1922年，他又出版了《先秦名学史》(上海亚东图书公司出版)，但他当时没有想到将副本呈送给哥大当局。迨至英国政府聘他和丁文江博士担任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工作时，他又要去美国。于是，他电请他的出版商将他所需要的论文副本一百份寄往哥大。

真博士，还是假博士?(2)

当我获悉胡适将返美时，即征得教务长武德布立奇的同意，约请他在哥大作九次演讲(六次对中文系，三次对一般听众)，他接受了约请。到那年毕业典礼时，他顺理成章的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我也有幸，陪他一同走上讲台。当时我认为，迄今我仍如此认为，胡适觉得哥大这项规定至为幼稚，他毕竟已经展露了才华，何必为此而烦心呢。不过，后来当他晓得他要返回母校时，他又改变了他的想法。

富路得于1978年8月15日⑨1927年，富路得先生是胡适取得学位，领取文凭，接受加带的见证人，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从我们现在的和旁观的人看来，所谓“胡适的博士问题”，并不是什么“真假”

的问题，只是晚了10年才拿到。不论1927年胡适取得学位，是“拍拍肩膀，握握手”，或由“杜威玉成”，总是由校方正式授予的博士，怎么假得了呢?在西方今日多如牛毛的博士队伍中，胡适的博士头衔难道比谁逊色吗?更何况他一生还获得那么多的名誉博士学位，他的学术成就是得到世界承认了的!⑩然而，胡适的博士学位毕竟又早用了10年。即使是由于夏、富二氏所说的“手续问题”，胡适本人也应该明白。明知博士尚未到手，不加澄清，反而自称博士，并且白纸黑字印在书上，就涉及读书人的“诚实”品格了。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有人要作《西江月》词，讥笑他“哥伦比亚读未终，先把博士使用”，怎奈他何!有人要说他“难免有‘欺世盗名’10年之‘罪’”，也不能指为诬蔑。这博士学位问题之所以成为话柄，不是也可以见出胡适青年时期性格的某一侧面吗?

①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十六，“二六　博士考试”(1917年5月27日追记)，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143页。其中记主试者六人：

Professor John Dewey (杜威)

Professor D. S. MillerProfessor W. P. MontagueProfessor W. T. BushProfessor Frederich Hirth (夏德)

Dr.W. F. Cooley②　胡适自己在《藏晖室札记》卷十六“二六　博士考试”中，记为“考过”，而不是“通过”。1919年9月7日，仍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的好友朱经农致信胡适，说：

今有一件无味的事体不得不告诉你。近来一班与足下素不相识的留美学生听了一位与足下“昔为好友，今为雠仇”的先生的胡说，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

的神气，说“老胡冒充博士”，说“老胡口试没有Pass”，说老胡这样那样。我想“博士”不“博士”本没有关系，只是“冒充”两字决不能承受的。我本不应该把这无聊的话传给你听，使你心中不快。但因“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种谣言甚为可恶，所以以直言奉告，我兄也应设法“自卫”才是。凡是足下的朋友，自然无人相信这种说法。但是足下的朋友不多，现在“口众我寡”，辩不胜辩。只有请你把论文赶紧印出，谣言就没有传布的方法了。

胡适没有采取自卫手段刊布论文。1920年8月9日，朱经农致胡适信中又提起这件事，说：“你的博士论文应当设法刊布，此间对于这件事，闹的谣言不少，我真听厌了，请你早早刊布罢”(以上两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一版，上册，第67页、110页)。对于这等关系个人名誉的大事，朋友如此着急，而胡适却不能自卫，可以推断“昔为好友，今为雠仇”的人说的话，“口试没有Pass”云云，大约是言之有据，而胡适却有难言之隐。

③　Howard P. Linton， Comp， Columbia Vniversity Masters’ and Doctoral Dissertation on Asia， 1875―195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ies， 1957.④　Tung-li Yuan， Comp，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1905―1960， Washington， D. C. 1961.⑤　参看唐德刚文：《七分传统，三分洋货――回忆胡适之先生口述历史之三》，载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4期。

⑥　唐德刚的《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之一至之三，原载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2至4期，后来续至10篇，集为《胡适杂忆》一书，1981年11月，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有周策纵、夏志清二先生序，附录周策纵致唐氏信，即《论胡适的诗――论诗小札之一》。

⑦　纽约《星岛日报》所刊的三篇文章是：潘维疆的《胡适的博士头衔索隐》，胡祖强的《从胡适博士头衔被考据说起》，潘维疆的《胡适博士头衔索隐补述》，分别见1978年4月17日、5月13日、5月29日该报。唐德刚信载该报同年6月7日。

真博士，还是假博士?(3)

⑧　汤晏的《胡适博士的学位的风波》，载《传记文学》第33卷第1期，并附录了唐德刚致《星岛日报》主编信《胡适乃真博士》。夏志清的《胡适博士学位考证》，载《传记文学》第33卷第5期。

⑨　富路得(Luther Currington Goodrich)先生这封信的原件曾影印制版，附印于台北《传记文学》第33卷第5期所刊夏志清文，并由夏氏中译。(原件尚有一行：Subject Dr. HuShih’s ph. D. degree. 中译为：关于胡适博士的哲学博士学位问题)

⑩ 胡适一生所得荣誉博士学位，据胡颂平先生所作《适之先生的博士学位及其他》、《适之先生博士学位补遗》(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卷第3期及第3卷第2期)，共35个，按年代先后排列如下：

1935年 香港大学 法学博士

1936年　美国哈佛大学 文学博士

美国南加州大学 文学博士

1939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芝加哥大学 法学博士

1940年　美国韦斯尔阳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杜克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克拉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卜隆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耶鲁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柏令马学院 博士美国宾州大学 法学博士

1941年　美国加州大学 法学博士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文学博士

美国森林湖学院 法学博士

美国狄克森学院 法学博士

美国密达伯瑞学院 法学博士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佛蒙特州大学 博士

1942年　美国达脱茅斯学院 文学博士

美国第纳逊大学 文学博士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文学博士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罗却斯德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奥白林学院 法学博士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妥尔陀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东北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法学博士

1943年　美国伯克纳尔大学 文学博士

1945年　英国牛津大学 法学博士

1949年　美国柯鲁开特大学 文学博士

1950年　美国克莱蒙研究院 文学博士

1959年　美国夏威夷大学 人文学博士

《西江月》词，系张子英作，转引自《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本第五章注九。说“胡适难免有‘欺世盗名’十年之罪”的，是“庸椽楼主”，他在1979年5月4日《中国时报》上发表《胡适的博士问题》一文，对夏志清的文章有所批评。

《新青年》、北大、陈胡(1)

当袁世凯请出孔子的幽灵，准备窃国称帝的时候，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2卷改称《新青年》。创刊号卷首发表陈氏的《敬告青年》一文，便向全国青年“谨陈六义”，倡导科学与民主，①反对宗法传统旧文化，举起了新文化的旗帜。

胡适当时尚在美国，即与陈独秀书信往还，并向《新青年》杂志投稿。1916年9月，第2卷第1号《新青年》上便登载了胡适的第一篇文字，是用白话翻译的俄国泰来夏浦的小说《决斗》，这是《新青年》上的第一篇白话文。不久，胡适又陆续发表倡导文学革命的一系列文章和通信，成了《新青年》有影响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与陈独秀虽未谋面，却志同道合，成为神交了。

这年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先生虽是科举出身，点过翰林，却是革命元勋，且思想上能毅然冲决樊篱，接纳新潮。民国元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便明令停止祭孔尊孔。接掌北大以后，又锐意改革，采取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并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来校任教，掌管校务，力约当时著名的新人物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

1917年1月，陈独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也把《新青年》从上海迁来北京编辑。他把主编《新青年》与改革北大结合起来，并帮助蔡先生罗致人才。在给胡适的信中，陈独秀写道：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按，此系“北大校长”之误)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均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②

这年7月，胡适返抵国门，8月即北上，也进北大当了教授。

当年的北大，还在景山东街，即是马神庙的“四公主府”。第一院沙滩的红楼尚在建造中，第三院的译学馆是大学预科。文理本科全在这马神庙的“四公主府”。

这里的正门尚未落成，平常总是从西头的便门出进。进门往北一带是讲堂；往东一带平房是教员休息室，每人一间，人们叫它做“卯字号”。卯字号里聚集着陆续进入文科的许多名人。其中有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的故事。前者指的是陈独秀和朱希祖，他们二人是己卯年(1879)生的“老兔子”；后者指胡适和刘半农、刘文典三人，是辛卯年(1891)生的“小兔子”。③胡适当年还不满26岁，真是翩翩年少的教授哩。

胡适进了北大，便直接参与《新青年》的编务活动，与陈独秀一起倡导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也向蔡先生推荐人才。蔡元培曾说：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④

与胡适、陈独秀同年进北大的，有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先后进北大的还有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陈大齐、朱希祖、刘文典、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等许多人；稍后，鲁迅也来北大兼课。真是新人荟萃，北大气象为之大变。他们都为《新青年》撰稿，使《新青年》阵容也更加雄厚强大，新文化潮流更加汹涌澎湃，不可遏挡。

1918年，《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扩大编辑部，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等六人轮流编辑。同年底，陈独秀又邀集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商议，另创一个《每周评论》，仍由《新青年》同人主持，以便及时发抒议论，抨击黑暗，鼓吹新思潮。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也组织新潮社，第二年1月创办《新潮》月刊，响应《新青年》，作新文化的有力宣传。于是，形成了一个围绕《新青年》的新文化团体，成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这《新青年》团体，事实上又与北京大学密不可分，北大也就成为新思想的大本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了。

不久，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亲日派，震悚全国。新文化运动，也因政治的助力，而涛起风从，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地，汇集成了全国规模的伟大文化革命的洪流。陈独秀和胡适是当时运动的最有力的倡导者，他们两人齐名，时人称之为“陈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五四”时期的陈胡，虽是志同道合，却也各有长短。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员，但比起李大钊、陈独秀来，他较为温和，不怎么坚决，却也不武断。胡适自己承认，陈独秀当年确是“一个坚强的革命家”，他的主张和言论，总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⑤有时他不免偏激，对顽固势力却决不妥协。1919年1月，陈独秀为了回击顽固派各方面对《新青年》的非难与谩骂，写了著名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我们不妨抄录几段精彩的在下面：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新青年》、北大、陈胡(2)

……西洋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⑥

这样的答复，旗帜鲜明，态度决断，毫不妥协退让，不是胡适所能写得出来的。

不妨再做一次“文抄公”，把当年钱玄同批评胡适思想的信，抄录一段来作证：

老兄(按，指胡适)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却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可知道外面骂胡适之的人很多吗?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很骂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们的气呢?我这是对于同志的真心话，不知道老兄以为怎样?⑦

胡适就是这么一个与人周旋，调和妥协气味较浓的人，跟陈独秀恰成对照。

但是，胡适与陈独秀那时毕竟是共同奋斗的同志。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因在北京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北洋政府的密探逮捕，住宅亦被查抄。⑧胡适于当晚即写了《“威权”》一诗：

“威权”坐在山顶上，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

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头颈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我们要造反了!”

奴隶们同心合力，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⑨这么激烈地抨击专制统治的诗，是《尝试集》里所罕见的。陈独秀留下的《每周评论》，也由胡适接过来继续编辑，一直出到这一年8月30日，印刷第37号时，被军阀政府封禁才停刊。

①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文中所陈“六义”是：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实行的而非虚文的。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在逐项解释这“六义”时，鼓吹“人权平等之说”，并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因而“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人权平等说，即是民主。见《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出版。

②　此信约写于1917年1月，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6页。

③　参看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二一　卯字号的名人(一)”。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出版。

④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1日出版。

⑤　胡适《逼上梁山》(1933年12月3日)，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出版。

⑥　见《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出版。

⑦　此信约写于1918年2月，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5～26页。

⑧　陈独秀这次被捕的事，可参看毛泽东写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载《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陈氏所散发的传单，为《北京市民宣言》，据当时北京警视厅、署的档案所存，原件有16开纸大小，分上下两半排印，上半中文竖排，连标题共16行；下半英文横排，连标题共13行。中文全文如下：

北京市民宣言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

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二、免除徐树铮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总司令两机关。

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五、市民须有绝对###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以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⑨　《“威权”》一诗，原载《新青年》第6卷第6号，篇末注“八年六月十一夜”。后《尝试集》增订四版，增“是夜陈独秀在北京被捕；半夜后，某报馆电话来，说日本东京有大罢工举动”的跋语。

娶了一位小脚夫人(1)

胡适不满26岁，就当了北京大学教授，可算是少年得志。半年之后，他便回绩溪上庄老家办喜事，与江冬秀女士完婚。

江冬秀也是安徽人，家住绩溪县北的旌德县江村，与上庄相距约40里。①早在1904年，即胡适去上海进梅溪学堂的那年春天，便由胡母作主，订下了他们两人的终身大事。到1908年秋天，江家办了嫁妆，胡家备了新房，写信叫胡适回家成亲。胡适因家道中落，店业破产，自己学业未成，难于养家活口，故“力阻之”。

后来去美国留学，婚事一拖就拖了十几年。

他们这桩婚事，也曾经发生过一点波折。江冬秀虽系名门女儿，但因父亲早逝，旧家庭重男轻女，仅随胞兄在私塾读了一两年书，后多荒疏，识字无多，又从小缠足，完全是一位旧式乡村女子。她与自称“新人物”，且在同学中小有名气的胡适，本不般配。到胡适放洋留学，得了洋功名，村里更是纷纷传言，说胡适在外国娶了亲，生了孩子，要与江冬秀解除婚约。胡适的母亲起初并不相信，但传说多了，也难免疑心忧虑，便去请胡适幼时好友胡近仁代写家书，叫儿子勿违母命。

胡适自己呢，心里原也十分矛盾。江冬秀没有文化，不会写情书，又缠一双小脚。胡适自然很不满意，在家书中也曾有所流露。②而在美国生活的自由气氛感染之下，他也曾发生一点越轨行为，谈起恋爱来了。有一位美国女郎，名叫韦莲司(Edith Williams)，大学教授的女儿，学问很好，而且思想很放任，与胡适接触甚多，思想感情很投合。胡适遇此妙龄女子，也难逃情网，曾经朝朝暮暮与韦女士湖滨散步，月下谈心，两年间给她写了一百多封情书。③对同在美国留学的中国才女陈衡哲(莎菲)，胡适也怀着很深的情意；他们亲密而谐趣的通信中，分明流露出彼此倾慕之情。④但胡适毕竟是一个“胆小君子”，受旧礼教传统的束缚，终不敢接受韦莲司的爱情，对陈衡哲也不过私心怀慕而已。胡适对母亲又特别孝顺，自己多年游学在外，不能奉养母亲，归期一再延误；加上家庭经济拮据，母亲甚至“以首饰抵借过年”。这些都使胡适愧疚不已，他怎么敢在婚姻问题上，再违抗寡母之命，而有负于母亲所喜欢的江冬秀呢?何况旧式婚约，“名分”已定，使胡适对江冬秀也“由分生情意”，产生了一种责任感和同情心。他曾在日记中写道：

冬秀长于余数月，与余订婚九年矣，人事卒卒，轩车之期，终未能践。冬秀时往来吾家，为吾母分任家事，吾母倚闾之思，因以少慰。古诗十九首云：“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兰蕙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终随秋草萎。”吾每诵此诗，未尝不自责也。⑤

因此，当他接到家中照片，见冬秀也站在母亲身旁，便在照片上题诗。诗的后半专写江冬秀道：

图左立冬秀，朴素真吾妇。轩车来何迟，劳君相待久。十载远行役，遂令此意负。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筑室杨林桥，背山开户牖。辟园可十丈，种菜亦种韭。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何须赵女瑟，勿用秦人缶。此中有真趣，可以寿吾母。⑥

胡适信誓旦旦，表示要与冬秀同老畦亩，同偕到老。并且设想他们婚后的生活：

在杨林桥边盖房，辟园种菜，他教冬秀读书，冬秀为他具酒，夫妇耕读和乐，不必赵女鼓瑟，秦人击缶的音乐歌吹，也可使他的母亲高兴，延年益寿。这是胡适关于他们爱情生活的颇具浪漫情调的一曲畅想曲。于是，胡适一方面写信给冬秀，勉励她多读书识字。另一方面，也找些别的理由，来自我宽解，以为旧婚约“名分”已定，“亦往往能长成真实之爱情”。他在《病中得冬秀书》诗中写道：

岂不爱自由?

此意无人晓：

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⑦

这可以说十分准确地抒写出了他徘徊于西方自由与东方礼教之间的极其矛盾与无可奈何的心境。1914年11月，胡适与同居的法学助教卜葛特讨论“择偶之道”，卜氏认为找对象应以“智识平等”作标准。胡适则认为：

择妇之道，除智识外，尚有多数问题，如身体之健康，容貌之不陋恶，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独重智识一方面也。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友朋。此吾所以不反对吾之婚事也。以吾所见此间人士家庭，其真能夫妇智识相匹者，虽大学名教师中亦不可多得。⑧

这见解自然也有道理；而“犹可得之友朋”，却未免有些无可奈何了。但江冬秀只要有尺寸的进步，也真使胡适高兴。他接家书，中说“冬秀已不缠足”，便立即写信鼓励，希望她“在家乡提倡放足，为一乡除此恶习”。⑨可惜江氏年已20，足骨早已裹得变了形，放得太晚，已无法改变小脚的模样了。这是旧习俗旧礼教的罪恶，江冬秀也是千百万妇女无辜的受害者之一。后来胡适一生抨击中国旧文化，对“小脚”尤其痛恶，攻击唯恐不力，大约与江冬秀直接受害的经历也不无关系罢。

胡适在结婚前，除了照片，从未见过江冬秀。1917年夏天回国，曾去江村，想见冬秀一面。由于旧家风俗作梗，冬秀躲在蚊帐里不肯见。胡适后来回想，说“那时确是危机一发之时”，幸亏他善于体谅人，心想“此必非冬秀之过，乃旧家庭与旧习惯之过。我又何必争此一点最低限度的面子?我若闹起来，他们固然可以强迫他见我，但我的面子有了，人家的面子何在?”因此，胡适还写信劝慰冬秀，说自己决不介意，她也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并约定这年寒假回来结婚。⑩

娶了一位小脚夫人(2)

果然，胡适如期回家了。婚期定在12月30日，正逢农历十一月十七日，是胡适27岁(实足年龄为26岁)的生日。这天，胡家宾客如云，喜气盈门。胡适是个新人物，要改革旧婚礼，在乡间举行文明结婚，来看热闹的人也就非常多。大门两边，贴着胡适自己写的大红喜联，词云：

三十夜大月亮，念七岁老新郎。

其实新娘比新郎还大一岁，在当年更算是个老新娘了。故胡适的《新婚杂诗》五首之四又写道：

记得那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了新房，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换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兴亡，锈了你嫁奁中的刀剪，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陈的爆竹，越陈偏越响!

在爆竹声中，新郎新娘拜见母亲，对胡母行三鞠躬礼，代替叩头。这时，冯顺弟乐得合不拢嘴，眼看着佳儿佳媳双双站立堂前，10年的宿愿成了现实，心中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她如今只盼着抱孙子了。

婚后，胡适在家里住了不到一个月。1918年1月11日，曾与一班朋友去游上庄西面的上溪山口，凭吊明末遗民“采薇子”墓。胡适作了一首五言诗，云：

野竹遮荒冢，残碑认故臣。

前年亡虏日，几个采薇人?

1月下旬，胡适留冬秀在家奉侍母亲，独自一人回北京去了。

这年夏天，江冬秀也到了北京。冬天，胡适的母亲便去世了。胡适与江冬秀又匆匆赶回上庄奔丧。这时江冬秀已怀孕，胡母虽然未抱到孙子，但第二年3月，长孙便出世了。胡适给儿子取名“祖望”，即祖母望孙之意，表达了他对母亲的纪念和孝心。

胡适与江冬秀，全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地地道道的旧式婚姻。作为五四时代名噪一时的新人物，胡适不背弃旧婚约，其实内心也决非平静。近年来发现他婚后不久写给好友胡近仁的信中，便吐露了一点真情：

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

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

正因为对母亲的一片孝心，使胡适婚前十多年间，虽有挣扎，却终于不毁旧约；

婚后又“力求迁就”，极力表现闺房之爱，强以快乐欢爱的外表，来掩饰无爱的内心，他的心境该是何等矛盾，何等凄苦!后来竟维持40多年，相伴相依，过了一辈子。其中甘苦，胡适既“不足为外人言”，外人见仁见智，谁又能猜得透呢。

然而，不论出于对母亲的孝心也罢，对冬秀的同情也罢，胡适毕竟没有背弃文化不高而又是小脚的江冬秀。他们的婚事，在五四时期，曾经获得社会上各种人物的赞许，特别得到许多旧人物的恭维。当时传说陈独秀个人行为不检，他以北大文科学长之尊，竟在北京寻花问柳，且因争风在妓院抓伤某妓下体。这种事情适为旧派攻击的口实。而胡适却与陈氏成了鲜明对照，不仅言论态度较陈独秀温和，尤其不背旧婚约一事，更占了许多意外的便宜。因此，旧派人物，不论真道学假道学，都鄙薄陈独秀而恭维胡适之。即如蔡元培、高梦旦等一些正派文人，也多推崇胡适，而不满于陈独秀。陈氏也终因私行不检点遭人攻击而被迫离开北大；甚至被人造作谣言，用以反衬胡适的不背旧婚约。胡适在日记里曾记有这样一件事：

最可怪的，人家竟传说独秀曾劝我离婚，甚至拍桌骂我，而我终不肯。此真厚诬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大概人情爱抑彼扬此，他们欲骂独秀，故不知不觉的造此大诳。

由这一件事，也可以窥见五四时期新旧思想和新旧伦理道德冲突的某些特点。当时的胡适正青年得志，名噪一时，是全国景仰的新文化代表人物。特别爱惜名誉的胡适，当此新旧思想和新旧道德冲突的时代，怎么会以自己的婚事去违忤社会舆论而损害自己已经获得的盛誉呢?

胡适自己说：“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这本身便是一个矛盾。深受西方民主、自由文化滋养的胡适，于家庭之事“岂不爱自由”?他对这桩地道的旧婚事，对这位颇为粗俗的小脚太太，本来是内心十分矛盾，绝不心甘情愿的。但他生平颇能克制，善于掩饰和隐藏，即如上述致胡近仁的吐露真情的信，他也担心泄漏天机，一再叮嘱近仁：“阅此书后，乞拉烧之，亦望勿为外人道，切盼，切盼!”如果近仁果然将此信拉烧，亦不为外人道，则外人怎么能知道胡适内心的矛盾与凄苦、挣扎和呻吟呢?

然而，对母亲的孝心也罢，对冬秀的理解同情也罢，以及对自己名誉的爱惜也罢，都不是爱情。胡适作为西化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已经认识到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曾经正确指出：“没有爱情的夫妇关系都不是正当的夫妇关系，只可说是异性的强迫同居。”他与江冬秀的婚姻，不正是在母亲所代表的旧礼教及传统习俗强迫之下的异性同居吗?为了母亲，胡适只能容忍迁就，情愿不自由；母亲去世后，便又难免挣扎和反抗。他写的惟一剧本《终身大事》，主旨便是反抗旧式包办婚姻，最后喊出：“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这是“五四”觉醒青年的呼声，也正是胡适自己隐痛难言的心声。在《别赋》一诗里，他情意绵绵地歌唱：

我们蜜也似的相爱，心里很满足了。

娶了一位小脚夫人(3)

一想到，一提及离别，我们便偎着脸哭了。

这般“情痴”情愫，与“情愿不自由”那种无爱的心境，形成何等鲜明的对照!

面对与江冬秀的无爱的婚姻，胡适只好在诗文中去追求那自己作主的“蜜也似的相爱”，抒写内心的苦闷与希求，倾诉心灵深处的哀怨与相思。然而“过屠门而大嚼”，毕竟难以消解无爱的苦痛。于是，在胡适感情饥渴的天地里，撞进来一位曹?紊?女士。1923年夏秋之间，胡适到杭州烟霞洞养病。当时已婚的曹?紊?(名诚英)表妹正在浙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他们同住旅舍，每日里不是泛舟西湖，便去游山赏桂，有时登南高峰看日出，有时赴海宁观钱塘江潮，或品藻诗文，或赏月下棋。胡适沉浸在热烈的恋情之中。三个月很快过去了，曹?紊?要回女师去了，临别前的一个夜晚，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

不久，?紊?与丈夫离了婚，胡适却因顾忌江冬秀及儿女、事业的牵系，不敢再追求这种“神仙生活”了，致令?紊?独居终生，“末路病呻吟，没半点生存活计”

；胡适也只好怀着无限的感伤与哀怨，吟唱“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罢了。

从此以后，胡适虽然仍有感情的丝丝牵系，却大致趋向平静，与江冬秀白首相依40年。在他们俩人40多个春秋的家庭生活中，甜酸苦辣，外人很少知道。但江冬秀自始至终是忠于她的博士丈夫的，因受胡适的感染与鼓励，她曾经努力学习文化，自修到可以读金庸小说，能写半通半不通的书信；管理家务也很有才能，很有魄力，是一位很能干的内助；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没有多少文化，更不懂学术为何物的江冬秀，竟也颇能信任并支持胡适选择的学术道路，对腐浊不堪的政界有相当明白的认识，并不希望胡适做官走上政治的路上去。然而冬秀的文化毕竟太低，在他们的共同生活中总难免这条鸿沟的隔膜。冬秀往往抓住胡适爱惜名誉这个弱点，“遇事不是乞怜，而是大吵大闹，逼得胡适不得不步步退却，迫使他与曹?紊?断绝关系”。也因文化的关系限制，冬秀不信新医术，也欠缺现代医药知识，胡家有病人，非胡适在家“不能有新式的治疗”。教育孩子，冬秀也多采用乡间传统模式，“对儿子总是责备”，“总是骂他”，胡适曾多次劝导她，说：

以后我和你都得改变态度，都应该把儿子看作朋友。他们都大了，不是骂得好的了。你想想看，我这话对不对?

他们两人的不同态度，正是旧式传统的家庭教育与新式民主的家庭教育的根本差别所在，也反映出两人思想、文化以致生活方式上的难以弥合的差距。

这些都是后话。胡适终于没有背弃他的小脚夫人江冬秀，并且互敬互爱，即使表面佯装也罢，内心无爱也罢，毕竟是白首相依，终其一生。在江冬秀一面，也许是“幸运”的，然而在她“大吵大闹”之中却也透露出多多少少的不平与怨恨；

而对于胡适，则更是甜酸苦辣，充满矛盾、挣扎、容忍、迁就，以及满腹难言的隐痛与辛酸。这一对“五四”时代新旧思想文化和新旧道德冲突下的畸形婚配，究竟应如何评价，笔者在此如何能够简单作答呢?

①　江冬秀，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庚寅)农历十一月初八日生。安徽省旌德县江村人。据石原皋《闲话胡适》中说：“江村是旌德县的巨族，为全县之霸，她也是名门女儿。父名世贤，早逝。母吕氏，名贤英，亦系出名门，是旌德庙首吕探花的后裔。吕朝瑞探花是冬秀的曾外祖父，吕佩芳翰林是她的外祖父。江冬秀的舅母是胡适的姑婆，原来有亲戚关系。”(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一版，第45页)婚后生有二男一女。长子祖望，现在美国；次子思杜，留在大陆，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自杀，1980年平反；女素斐，早殇。1949年胡适逃亡美国后，江冬秀随后于1950年6月到纽约。1961年10月回到台湾省。1975年8月22日去世。终年86岁。与胡适合葬于台北南港旧庄墓园。

②　《藏晖室札记》卷九“五八　第九号家书”(1915年5月19日)云：

第三号信内所言冬秀之教育各节，乃儿一时感触而发之言，并无责备冬秀之意，尤不敢归咎吾母。儿对儿之婚事并无一毫怨望之意。盖儿深知吾母为儿婚姻一事，实已竭尽心力，为儿谋美满之家庭幸福；儿若犹存怨望之心，则真成不识事势，不明人情，不分好歹之妄人矣。……以上各节，以母书中有“时势使然，惟望尔曲谅此中苦心而已”，故书近年来阅历所得之言，以释吾母之疑虑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第647～648页)

可见第三号家书中必流露有不满意情绪，才引起胡母的疑虑，以致胡适又要在九号家书中加以解释。第三号家书不见于《藏晖室札记》。

③　《藏晖室札记》卷十六“一八　读致韦女士旧函”(1917年5月4日)云：“昨在韦女士处见吾两三年来寄彼之书一大束，借回重检读之，乃如读小说书，竟不肯放手。此中大率皆1915与1916两年之书为多，而尤以1915年之书为最要。吾此两年中之思想感情之变迁多具于此百余书中，他处决不能得此真我之真相也。”

娶了一位小脚夫人(4)

(上海亚东版，第1137页)

④　《藏晖室札记》中记胡适与陈衡哲通信会面情形多处，摘引数则，以见其亲密谐趣之一斑。

1916年10月23日记“答陈衡哲女士”一则，云：

女士答吾征文书曰：“‘我诗君文两无敌’(此适赠叔永诗中语)，岂可舍无敌者而他求乎?”吾答书有“细读来书颇有酸味”之语。女士答云，“请先生此后勿再‘细读来书’，否则‘发明品’将日新月盛也，一笑。”吾因以此寄之。

不“细读来书”，怕失书中味。

若“细读来书”，怕故入人罪。

得罪寄信人，真不得开交。

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声明读几遭?(上海亚东版，第1037～1038页)

同年11月1日，因彼此称呼问题，又“寄陈衡哲女士”，云：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

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11月3日，记“陈女士答书”曰：

所谓“先生”者，密斯特云也。

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

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

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申明”要何称。

胡适答云：

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

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猫阿狗，有何分别哉?

我戏言，本不该。

“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

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再驳回。(上海亚东版，第1045～1046页。

)

1917年4月11日，追记与陈衡哲初次见面情形：

4月7日与叔永去普济布施村(Poughkeepsie)访陈衡哲女士，吾于去年10月始与女士通信，5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40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可谓不常见者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访女士，始得见之。(上海亚东版，第1125页。)

1934年4月20日出版的《十日谈》第26期上，有一“文坛画虎录”专栏，发表“象恭”写的《陈衡哲与胡适》一文，中说：

当陈女士留学美国时，我们五四运动的健将胡适先生同时在美国留学，彼此以都是中国留学生，相见的机会甚多，胡更年少英俊，竟给这位女作家看中了，要求彼此结为永久伴侣，但是胡适始终没有答应她的请求。在我们旁观者看来，对于自投送门的海外艳遇，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拒绝人家的好意，不是太不识趣吗?但是我们那里知道胡先生是还另有一番苦衷。(中叙胡适已订婚事，略)……所以把陈女士“负责”介绍给“他的朋友”任叔永了。

任叔永与陈衡哲读了这篇文章，很生气，拿了去找胡适；胡适读了也很生气，便写了一封信给《十日谈》编辑先生，提出抗议，并要求“向原文中被攻讦诬枉的各人负责道歉”。胡适的这封信，是8月13日写的，信稿草就以后，又送给任陈二位看过，经研究并“添注”了意见，再送回胡适“亲笔抄写”过，又送任陈“再读一遍”，方才寄出，载《十日谈》第39期(1934年8月30日出版)。信中批驳“象恭”文章，第三项说：

(三)“象恭”君此文中最荒谬的，是说陈女士曾要求与我“结为永久伴侣”，我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君。事实上是，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沌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结婚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

《十日谈》虽然登载了《胡适之来函抗议》的信，在“编者案”中也向任、陈、胡三人“告罪”了，但断然否认有“恶意的挑拨与攻讦”，而且用“没有这种事实，也是可能的”这样含胡语气，言外之意，好像仍不能信其无。以后，关于胡适与陈衡哲的故事，便成为文坛好事者传说猜测的一件“疑案”。

陈衡哲(1893―1976)，笔名莎菲，江苏武进人，留美攻历史，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四川大学教授。著有《西洋史》、《文艺复兴小史》、《小雨点》、《衡哲散文集》等。

⑤　《藏晖室札记》卷四“三二　题室中读书图寄禹臣近仁冬秀”(1914年6月6日)，上海亚东版，第249页。

⑥　《藏晖室札记》卷四“三三　得家中照片题诗”(1914年6月6日)。上海亚东版，第249～250页。此诗又载《留美学生年报》第三年(民元号)“新大陆诗选”

栏，题为“出门一首”。

赵女瑟，秦人缶，事见汉杨恽《报孙会宗书》：“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呜呜。”后世借以写田家之乐。

⑦　见《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3月初版；所引为该诗第3节。（三版注）

娶了一位小脚夫人(5)

⑧　《藏晖室札记》卷七“四三　择耦之道”(1914年11月22日)，上海亚东版，第471～472页。

⑨　《藏晖室札记》卷五“三　勉冬秀”(1914年7月8日)，上海亚东版，第290页。

⑩　见《胡适的日记》1921年8月30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第1版，上册，第199～201页。

《新婚杂诗》共五首，原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后收入《尝试集》初版；

1922年10月增订四版删去第二至五首。此处所录是第四首。

此诗初录入1918年1月12日致钱玄同信，原注云：“墓上有碑‘明采薇子之墓’。此人清初来吾乡，不言姓名，自称‘采薇子’，遗墨颇多，洪杨乱后多散失。

”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10～11页。

关于“采薇子”，《绩溪县志》有传，见“人物志?流寓”，可以参看。

胡适1918年5月2日致胡近仁信。原信存绩溪上庄胡近仁的孙辈手中，石原皋先生曾抄出，附录在所撰《闲话胡适》中，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1版，第15～16页。

同注⑩。

《藏晖室札记》卷七“二二　‘容忍迁就’与‘各行其是’”(1914年11月3日)。上海亚东版，第443页。

《论贞操问题――答蓝志先》，见《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四，第81页。（此下皆三版注）

见《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1版，所收《尝试后集》未收诗稿，1923年1月1日作。

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12月初版，第4册，1923年10月3日。该日记1923年5月至8月多有关于与曹?紊?书信往还及诗作日记；9月9日起至11月4日的《山中日记》及《山中杂记》中，均有关于与曹?紊?(小名“娟”)共同生活的记载及有关诗作，可以参看。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4册，1940年2月25日有如下一段记载：

吴健雄女士来信，友人传来消息，?紊?到峨眉山去做尼姑了。这话使我感伤。?紊?去年旧历七夕寄一词云：

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末路病呻吟，没有半点生存话计。

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眉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

此外无一字，亦无住址，故我不能回信。邮印有“西川，万年寺，新开寺”八个字可认。

《秘魔崖月夜》(诗)，见《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版所收《尝试后集》。1923年12月22日作，所引为该诗最后二行。

石原皋：《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49页。该书第39页，作者又记江冬秀为胡适与曹?紊?的关系，“经常同胡适吵闹，有一次大吵大闹，她拿起裁纸刀向胡适的脸上掷去，幸未掷中，我将他俩拉开，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参看胡适《致傅斯年》(1928年7月14日)和《致朱家骅?傅斯年》(1928年10月23日)，均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第311期灵作《胡适来校之期》一文中。

《胡适致江冬秀函》(1939年9月21日)，见《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所载《胡适家书选》。

关于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有的学者称之为“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奇”就奇在一位新人物与一位“小脚太太”的结合。其实这是“五四”时代相当普遍的现象。在新文化的许多先驱者中，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朱自清、徐志摩以及梁宗岱等，都是旧式婚姻，夫人也都一致小脚，胡适仅是其中一例而已。然而他们各自情况也并非完全相同，有的包办婚姻“碰得不坏”，和睦幸福，同偕到老；有的反抗挣扎，追求自由爱情和婚姻。这两类情况似乎比较少有。第三类占多数，是在忍受包办婚姻的同时，内心充满矛盾，行动上多有挣扎以致反抗，自然挣扎与反抗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胡适实际上属于这第三类。他与江冬秀的婚姻，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十分幸福”，并非是“和和平平40年”，“始终一对好姻缘”。在他们白首相依的40年间，实在是充满了甜酸苦辣。笔者著有《胡适?江冬秀》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作了较为全面的叙评，可以参看。

打孔家店(1)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是影响最长远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学说，直至今天仍值得人们去研究。我们不准备在这一节里做关于孔子的专论，只想指出，长期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几经加工改造，被专制统治阶级用作麻痹和禁锢人民思想的工具，孔丘也被统治者们捧为至高无上的“圣人”，成了愚弄和欺骗人民的偶像。民元革命以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仍都抬出孔丘来做招牌，提倡“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陈独秀语)。1916年，康有为公然上书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并列入宪法。因此，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青年》，不得不对孔子和儒家学说进行重新评估，“打孔家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战斗内容。新文化的先驱者们“打孔家店”，并“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①他们完全是为了反对宗法专制，维护民主共和，打破以孔孟儒家之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束缚与蔽锢，解放人们的思想，是从中华民族的现实危机和发展需要所作出的选择与评估，表现的是对孔教和传统“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科学理性精神。因而反孔与尊孔成了新旧文化斗争的一个焦点。

易白沙一马当先，在《新青年》上发表《孔子平议》，指出孔子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原只是“九家之一”，到汉武帝时才定于一尊，后来又为历代君王所利用，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其原因即在于“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②陈独秀也连续推出《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等一系列文章，重炮猛轰孔教与孔学。陈氏着重阐述的，是“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并且指出：

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③

此外，还有吴虞、李大钊、鲁迅等许多人，也相继投入战斗，抨击宗法礼教和孔孟之道，展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广泛最深入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胡适小时候，也拜过孔夫子，是孔孟儒家的一个虔诚小信徒。留美期间，他受了西方民主新思潮的启迪，对孔圣人已经不那么盲目崇敬了，并且嘲笑过袁大总统尊孔祭圣的丑剧。回国以后，置身在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受了《新青年》同人反孔斗争的激励，便也一反少年时代的尊孔崇儒，而以打孔家店的战士姿态，出现在新文化的战阵上。

胡适攻击孔教，矛头首先指向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旧伦理旧道德，批判专制主义的“节烈”和“孝道”。当年的中国，帝制颠覆不久，所谓“三纲五常”一套宗法伦理道德，仍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贞节牌坊”和“孝子牌坊”仍到处可见。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共和政府，居然在正式颁布的《褒扬条例》中，明文规定表彰“节烈”的条款。民国治下，寡妇守节，烈女殉夫的怪事，屡见不鲜。1918年7月，胡适发表《贞操问题》一文，④即披露了报纸上宣扬的两起这样的怪事。一起是北京《中华新报》登的《会葬唐烈妇记》。文章说唐烈妇在丈夫死后，自杀过九次，经过“灰水，钱卤，投河，雉经(按，即上吊)者五，前后绝食者三；又益之以砒霜”，方才做成烈妇。更奇怪的是，那文章还写到一个姓俞的女子，年方19，尚未出嫁，未婚夫就死了，她竟也寻死觅活，绝食七日，被家人劝着吃了稀粥，但还表示要服丧守节三年，然后再自杀，非做烈女不可!而此文的作者还说，三年有一千零八十多天，如果俞家防范严，俞氏女找不到自杀机会，“可奈何?”为了维持风化，作者竟忍心害理的巴望那位唐烈妇的阴魂显灵，来帮助俞氏女赶快死了，“岂不甚幸”!胡适叙说到此，严厉斥责说：“这种议论简直是全无心肝的贞操论”!

另一起是上海报载的“陈烈女殉夫”的事。说家住上海的陈宛珍，年17，许配给王菁士，尚未过门，连未婚夫的面也没见过。王病死后三时，陈氏女便也服毒自尽，做了烈女。这已经很愚昧了，而过了两天，上海县知事竟给江苏省长送一个“呈文”，请予褒扬。此种妙文，今日的青年万难见到的了，故节略奇文，以供赏析：

呈为陈烈女行实可风，造册具书证明，请予按例褒扬事。……(事实略)知事复查无异。除先给予“贞烈可风”匾额，以资旌表外，谨援《褒扬条例》之规定，造具清册，并附证明书，连同褒扬费，一并备文呈送，仰祈鉴核，俯赐咨行内务部，将陈烈女按例褒扬，实为德便。

这与前清封建时代完全一模一样，由官府提倡，有法律“条例”规定，奖励少女少妇自杀。用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这“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这种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胡适在文章中指出：

我以为我们今日若要作具体的贞操论，第一步就该反对这种忍心害理的烈女论，要渐渐养成一种舆论，不但永远不把这种行为看作“猗欤盛矣”可旌表褒扬的事，还要公认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恶；还要公认劝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杀人。

对“节烈”的攻击，可算是抓住本质，冲击了要害。胡适还写有《美国的妇人》、《论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等几篇文章，⑤也批判“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学谬论及“良妻贤母”主义，宣传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在当时都颇有影响。

打孔家店(2)

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夫人江冬秀生下一个男孩。胡适做了父亲，喜不自胜，为儿子取名“祖望”，行名“思祖”，包含着胡适对逝世不久的母亲的一片孝心与纪念。到了7月，却又以“我的儿子”为题，写了一首白话诗，抨击“孝道”；登在《每周评论》上，诗末写着他对儿子的教训道：

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⑥

诗一登出，有位叫汪长禄的看了很不高兴，他认为“儿子孝顺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种信条”，因此写信责问胡适，为什么“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胡适便写了《再论“我的儿子”》，答复汪长禄，说：

我的意思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至于做打爹骂娘的事，决不至于对他的父母毫无感情。

但是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把我的儿子应得的遗产都拿去赌输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卖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⑦

由此可见，胡适攻击的是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那种腐朽的伦理观念，否定那种盲目而又虚伪的“孝道”。

这里有一点有趣的联系，与胡适这几篇文章大致同时，鲁迅也发表了著名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而且论旨也大致相同或相近。试看下表：

如果我们再细细读一读他们两人的这几篇文章，就不难看出，他们当时攻击的目标完全一致，论文的见解相近，发表的时间大致相同，而且也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配合。因此也有力地证明，胡适与鲁迅，在五四时期，确是站在同一战阵里，向着共同的论敌，进行过共同的战斗。⑧

胡适对孔丘，也作过直接的激烈攻击。当时四川省有一位反孔的知名人物吴虞，非孝非孔，文章尖锐泼辣，很有火力。他自己编成《爱智庐文录》二卷，带到北京来，请胡适作序。⑨胡适欣然允诺，在序言中，对吴氏反孔的精神和业绩作了高度的评价，说他打扫“孔渣孔滓尘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并且尖锐抨击孔丘，指出：

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⑩胡适已经明确认识到，孔丘和他的儒家教条，正是几千年来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的“招牌”；因此，要从根本上扫除吃人的礼教、法律、制度、风俗，就必须把孔丘这块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这种决断的态度，不容商量的气概，正表现出了五四时代“打孔家店”的战斗精神。

这篇《吴虞文录序》，是胡适的重要反孔文字。在文末，胡适还热情地赞誉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推崇备至，无以复加。而据现在所见的材料，胡适这篇文章，大约是在文字中提出“打孔家店”口号的最早纪录。胡适为什么在这时候提出“打孔家店”呢?吴虞曾经作过说明：

我的文录……本一无系统之作，来京时友人为录成一册。胡适之先生为撰序，介绍付印。时适之先生方阅《水浒》，故有打孔家店之戏言。其实我并未尝自居于打孔家店者。

他说的确是实情。胡适爱读小说，原是从读《水浒传》开始的。1920年7月，他做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水浒传考证》。第二年又作了《水浒传各本回目对照表》，并着手写《水浒传后考》。他对《水浒传》里那些毛家庄、蒋家店，什么“宋公明三打祝家庄”，“时迁火烧祝家店”，自然都烂熟于心了。恰巧这时吴虞带着文集来请胡适作序。胡氏妙手偶得，造出“打孔家店”的妙语，正好体现了五四时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基本精神。以致十多年之后，国民党政府的“湖南省主席兼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致广东当局的“佳电”中，对胡适“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的“罪责”，仍汹汹詈骂，大张挞伐呢!

①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载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后收入《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三版注）

②　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上下，连载于《新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出版)及第2卷第1号(同年9月1日出版)。

③　陈独秀的这几篇文章，分别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3号、4号及第3卷第6号。另有《袁世凯复活》及《再论孔教问题》二文，也是批判孔教的，载《新青年》第2卷第4号和第5号。此处引文见《复辟与尊孔》一文。

④　《贞操问题》发表在《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下面所引北京、上海报载的烈妇烈女事均见胡适此文。

⑤　《美国的妇人》载《新青年》第5卷第3号；《论贞操问题》，载《新青年》第6卷第4号；《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系书信，当时未发表。后来三篇一并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三版注）

⑥　《我的儿子》一诗，原载《每周评论》第33号，“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

打孔家店(3)

一句，原作“这是我所期望于你”；后收入《尝试集》1920年3月初版，1922年10月增订4版全诗删。

⑦　《汪长禄致适之先生》及胡适的《再论“我的儿子”》，均载《每周评论》第35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改题《“我的儿子”》，中收“汪长禄先生来信”和“我答汪先生的信”。

⑧　近年有人认为，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是批判“胡适鼓吹的实用主义的‘顺应社会’的谬论”，并且“明确地与胡适划清了界限”。(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辑所载《鲁迅与进化论》。)这种说法似乎不切合鲁迅文章及当时鲁迅与胡适关系的实际情形。不仅鲁迅此文所攻击的对象，正面主张父母于子女无恩，只有抚养教育的责任，多与胡适文章相近或相同；即所引的材料，如孔融的话，易卜生《群鬼》剧中阿尔文的话，等等，也都相同。自然，我们读鲁迅的文章，感到他博大的襟怀，非胡适所能及；但胡适的文章发表在先，对同在《新青年》团体的鲁迅也大概不无影响罢。见到鲁迅文章中一个“实用主义”(分明说的是“数年前”的)，就贸然肯定是批判胡适，而且是“明确地划清了界限”，似乎根据太不够了。

⑨　据《胡适的日记》，1921年5月23日：“又陵来谈，他把他的《爱智庐文录》二卷的抄本给我看，要我做序。他是近年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人，《文录》中这一类的文章最多。我允为作一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上册，第63页。

⑩　见《吴虞文录序》，原载1921年6月21日《晨报》副刊，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吴虞的文集，原抄录本称《爱智庐文录》，1921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时，仿《胡适文存》例，改题《吴虞文录》，有胡适之序。

见1924年5月2日《晨报副镌》第95号所载《吴虞先生的来信》。

何键的“佳电”，是1935年2月9日致广东当局的电报。原载同年2月14日香港《循环日报》；《独立评论》第149号所刊胡适的《杂碎录》转载。实在是一篇尊孔卫道的妙文，特录其全文如下：

顷读余子敬诸先生《孔子教化与最近二十年的关系之窥测》一文，深切严明，狂澜砥柱，敬?###录?!孔子集列圣之大成，数千年来，礼教人伦，诗书典则，赖以不坠，教化所被，如日月丽天，无远弗届，有识同钦。虽后儒穿凿附会，学昧本源，究无损于大道之光明。自胡适之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煽惑无知青年，而共产党乘之，毁纲灭纪，率兽食人，民族美德，始扫地荡尽。

我政府惩前毖后，近特隆重礼孔，用端趋向。举国上下，莫不翕然景从。独胡氏惧其新文化领袖头衔不保，复于《独立评论》撰文，极词丑诋，公然为###张目，谓其慷慨献身，超越岳飞文天祥及东林诸君子之上。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可胜浩叹!据闻胡氏生平言论矛盾，教他人以废弃文言，而其子弟，仍然读经。如果属实，则居心更不堪问。键身膺剿匪重任，深恐邪说披猖，动摇国本，故敢略抒所感，以为同声之应。甚愿二三卫道君子，扶持正义，转移劫运，无任祷企。何键叩，佳印。

教“中国哲学史”(1)

打孔家店，倡新文化，在当时有《新青年》团体结成阵线，因而声势不凡，影响及于全国。而要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站住脚根，却全靠每个人的学问本事。

胡适1917年到北京大学，9月开学后，即教授“中国哲学史”及“英国文学”等几门功课，开始自编“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

原来北大教中国哲学史的，是一位陈姓的老先生。他是一位博洽的学者，课堂上旁征博引，资料很丰富，但十分守旧。他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有的学生问他，照这样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回答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这就是当年教授讲课的风气。

现在，一个新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要在北大教课，而且教中国哲学史这样的重头课，能行吗?学生们有些怀疑，守旧的学生说“胡适胆大脸厚”；教师中间就更不待讲，有的干脆等着看胡适的笑话。

果然，讲义一发下来，名称是“中国哲学史大纲”，那位陈老先生看了，便笑不可抑地对学生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其实这位陈老先生倒是真的不通，哲学史是史，怎么会是“哲学的大纲”呢?①胡适开始讲课了。当年听课的学生顾颉刚记述道：

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②

不以为然的学生，在私下纷纷议论，说胡适居然大胆，想绞断中国哲学史，简直是“思想造反”!他们想，赶走他罢，但又拿不定把握。于是，去找当时在同学中颇有声望的傅斯年，请他来听胡适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傅斯年来听了几次，听出了一点门道，就对同学们说：

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③

傅君几句话，果然保护胡适过了关。

那么，胡适教中国哲学史，走的“这一条路”是什么样的路呢?他走的是一条新路，一条开拓性的新路。原来教这门课的教授们，都基本上没有超出传统哲学史家的范围。从三皇五帝讲起，大量的经典注疏，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资料，漫无际涯，使学生如堕五里雾中，看不清道路，摸不着头绪。胡适第一次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删去那些神话传说的三皇五帝，直从老子孔子讲起，并尽力找出中国古代哲学家著作思想的一点系统，及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些线索。因此，他教的课，发的讲义，都让学生耳目一新。当年北大哲学系三年级学生，现今已是著名哲学史学者的冯友兰老先生，最近回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并评价说：

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④

于是，选修胡适功课的学生渐渐多起来了；北大学生之外，其他大学的学生也多来旁听。后来竟改在第一院的大教室里上课了。

教完一年的课，《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讲义也编印出来了。这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加以增改扩充而成。全书共12篇，10余万字。1918年7月，经过整理；8月，蔡元培先生为作序；1919年2月，便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胡适的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甚至在各种专史以至通史的研究方面，都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书，一部划时代的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⑤蔡元培先生在序文中说：

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蔡先生给胡适这部著作以很高的评价，指出它有四种特长：第一是证明的方法，即是说他的《大纲》用汉学家的方法，考实哲学家生存的时代，遗著的真伪，及所用的辩证的方法，“为后来学者开无数法门”。第二是扼要的手段，即是所谓“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即摒除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既不是儒非墨，也不是墨非儒，而认为“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第四是系统的方法，即是用发展的观点，系统的方法，研究哲学流派，使其“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

不久，在《答林君琴南函》里，蔡先生又说：

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⑦

教“中国哲学史”(2)

蔡元培这样高度赞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当时学术界的情况来看，决非溢美之辞。而蔡氏以前清翰林出身和北大校长的地位，对胡适著作的这种热情肯定和赞扬，无疑是对胡适的极大支持，也是对学术界新思想和新成果的极大支持。

据冯友兰先生回忆，胡适的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当时看来，还有很特别的一点：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无论有没有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这也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⑧

蔡元培、冯友兰两位先生的见解，自然都很有道理。除此之外，我认为《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本书全用白话”，并采用新式的“句读符号和他种文字符号”，即新式标点符号。这在我国学术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创举。⑨当时又正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守旧的人们以为，提倡白话者，大约都是不会写文言文，不能读古书的人，故要借白话以藏拙。不料《中国哲学史大纲》竟全用白话和新式标点，提倡白话的胡适竟能读古书，而且“了解古书的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这不啻是对守旧派国故家们的一种示威，增强了白话文运动的声势。

《中国哲学史大纲》一出版，便不胫而走，轰动一时，不过两月就再版了。随着这部书的问世，胡适真是“暴得大名”，不仅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站稳了脚根，而且在中国学术史上也占得了一个位置。

年轻的胡适教授，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于是也更大了。1918年12月3日，北大学生成立“新潮社”，便约请胡适为顾问。第二年1月，即刊出《新潮》杂志，成为《新青年》的一个得力助手。新潮社的主干，便是前面提到的傅斯年。

他原来也是“黄门侍郎”，即是守旧的国故大师黄侃(季刚)先生的得意门生。胡适也承认他学问根柢不错。后来傅氏倾向于新思潮，到1919年，便完全转变到新文化阵营一边来了。当时陈独秀还有些怀疑，曾向周作人说：“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后来的事实证明，不仅不是“细作”，而且正说明新文化及倡导者们的思想、学问、文章，对有志青年的巨大吸引力，且为新文化营垒增添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生力军。⑩傅斯年从那时起，便投效胡适门下。1920年初，便因胡适之力，官费出洋，留学于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得到了深造的机会。傅斯年到英国后，曾给胡适写信，中说：

先生自提倡白话文以来，事业之成就，自别人看之实在可惊，然若自己觉得可惊，则人之天性，本是以成就而自喜，以自喜而忽于未来之大业。所以兴致高与思想深每每为敌。人性最宜于因迫而进，而惯怠于实至名归之时。……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响最多，因此感极，所念甚多。愿先生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

这样的直言规谏，也可以见出他们师生相契，真成了莫逆的朋友。

后来，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一班人，在政治见解与学术思想上都追踪胡氏，亦步亦趋，是所谓“胡适派系”的中坚；又终于都在大陆解放前夕，逃亡海外，埋骨在台湾孤岛上。这都不是偶然的，然而是后话了。

①　参看冯友兰著《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12月1版，第200页。

②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北京朴社1926年9月再版，第36页。

③　见胡适1952年12月20日在傅斯年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载《胡适言论集》甲编，台北华国出版社1953年4月版，第95～96页。他在这次讲话中，还充满感情地说道：

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④　同注①第215页。

⑤　1978年以来，笔者曾经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谈到胡适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的问题，肯定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用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来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本著作，筚路蓝缕，与《白话文学史》同样具有开创的意义；而在今天看来，又同样难免幼稚之处，并且同样是未完待续的“半部书”。

近年读到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自序》，其中评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说：

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出版了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那就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于1917年到北京大学，暑假后开学，他就担任了哲学系一年级的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当时印发讲义，到1919年2月，就正式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这部书前面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中略)蔡元培给这部书以这样高的评价，就当时学术界的水平来说，并非溢美。(第213～214页)

教“中国哲学史”(3)

冯先生是我国哲学界的著名学者，他如此批评，使笔者得了一个有力的支持。冯先生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许多精辟的分析与评论，读者可参看《三松堂自序》第213～217页。

⑥　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见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2月版，卷首。现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1版，第187～189页。

⑦　蔡元培《答林君琴南函》，作于1919年3月18日，载同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第338号；3月18日及4月1日《公言报》；《新潮》杂志第1卷第4期，1919年4月1日出版。现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此处引文见第271页。

⑧　同注①第215～216页。

⑨　胡适之前，有梁启超先生用“新文体”写作政论和学术文章，但那只是浅近文言，或介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改良体。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才是正式用白话和新式标点写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1918年7月15日，胡适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凡例”，共四条。第三条说“本书全用白话，但引用古书，还用原文”。第四条是“本书所用的句读符号和他种文字符号，列表如下”。共列符号12种，并有说明及例句，基本上与今日所用的标点符号无大的差别了。

⑩　参看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二八　每周评论(上)”。

《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106页。

赞扬毛泽东和孙中山(1)

五四运动，开始是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6月3日以后，上海工人罢工，商界罢市，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发展成为中国各阶层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

经过这场政治运动的推进，新文化统一战线迅速扩展，新文化运动的声势更加壮大。新的社团，新的报刊，不断涌现。胡适曾经在《每周评论》上兴高采烈地介绍说：

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①

《湘江评论》，是毛泽东所创办的著名刊物。1919年7月14日创刊。它与上海的《星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一样，都是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影响下办起来的。不仅形式上完全仿照《每周评论》；在宣传新思想，抨击黑暗方面，也取一致态度。所以胡适称它们是《每周评论》的“小兄弟”。《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五期，就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没收了，但影响所及，成了五四时期全国著名的周刊之一。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经崇拜过康有为和梁启超。到长沙以后，读了《新青年》，就转而钦佩胡适和陈独秀了。他曾回忆说：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②

1918年9月，毛泽东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过助理员，见过陈独秀，很受他思想的影响；也去拜访过胡适，希望胡适能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③1919年5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就领导学生运动，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了《湘江评论》。毛泽东回湖南以后，曾经给胡适写过几封信，现存的一信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省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④他编的《湘江评论》这个刊物出版不久，胡适便注意到了，并热情地给予介绍和支持。胡适肯定“《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又特别赞扬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指出：

《湘江评论》第2、3、4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⑤

由此可见，当年毛泽东曾把胡适当“楷模”，胡适也很看得起毛泽东。而后来两人却走了根本相对的两条路。历史就是这样地不讲情面!

对于孙中山先生领导创办的《建设》杂志，胡适也很重视，也在《每周评论》上作了介绍。

《建设》杂志，是1919年8月在上海创办的。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揭橥杂志的宗旨是：

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此“建设杂志”之目的也。⑥

胡适觉得《建设》的宗旨是很好的；而对照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山先生的《发展中国实业计划》，认为“《建设》的前途是一定很能满足我们的期望的”，因而赞扬说：

在这个“盲人瞎马”的时代，而有这种远大的计划和主张，可算是国内最可使人满意的事。⑦

当时孙中山正在倒霉的时候。他“护法”不成，反而被南北军阀赶得无地容身，⑧只好躲在上海，潜心著作他的《建国方略》。《建设》杂志上发表的《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便是这《建国方略》的物质建设部分，表现了他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工业化强国的伟大理想。尽管其中不无空想及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却诚如胡适所说，是一个“远大的计划”。⑨但是，统治国家的军阀官僚们，只把胡混当作实行，而把计划当作无用。他们攻击孙中山是空谈的“理想家”，甚至“党人亦起异议”，说孙先生的主张“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⑩众口铄金，一时风靡，都反对孙中山的实业计划。真是一个“盲人瞎马”的时代!就在这个时候，胡适站出来称赞孙中山的计划和主张，他的识见是多么难得!而孙中山及其党人又该多么感激啊!

此前不久，《孙文学说》由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中山先生曾命廖仲恺寄五本书给胡适。请胡适在《新青年》或《每周评论》上，“对此书内容一为批评”。胡适膺命写了一篇书评，详细介绍《孙文学说》的要旨和内容，指出“这部书是有正当作用的书，不可把他看作仅仅有政党作用的书”。他又称赞中山先生说：

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

赞扬毛泽东和孙中山(2)

孙中山的这本《学说》，正是担心他的《建国方略》大计划，“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而写的。胡适如此称赞他为“实行家”，“有理想的实行家”，自然正中下怀，因而视为知音，十分感激。廖仲恺在致胡适的信中转达说：

中山先生在《每周评论》上读尊著对他学说的批评，以为在北京地方得这种精神上的响应，将来这书在中国若有影响，就是先生的力量。

孙中山对胡适也很关心。这年6月，陈独秀被捕；秋天，《每周评论》被封，传说胡适也被北洋政府拘捕了。当时有人再三要求孙先生打电报营救陈胡。孙中山没法答应，说“你们要我发电报给谁?”恰巧这时候，徐世昌、段祺瑞派许世英作代表，到上海见孙先生。孙就乘机提起胡适和陈独秀被捕的事，对许说：

独秀我没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但是你们也不敢把来杀死；身体不好的，或许弄出点病来，只是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

据说许世英听了，口口声声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果然过不几天，陈独秀就出狱了。由此一端，可见孙中山对陈独秀，特别对胡适，是何等关心，体贴和赞许。

然而，当孙中山再次被南方军阀赶出广州，亡命上海，以及他逝世之后，胡适却又对孙中山有许多非难与批评。这种反复，已是后话，到后面再说罢。

①　胡适的《介绍新出版物》一文，载《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出版。

②　(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

)，董乐山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12月1版，第125页。

③　同注②，第130页。

④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494页。编者有注云：“此信系明信片，原文未署寄信人和写信时间，信片正面写有‘北京南池子缎库后胡同　胡适之先生收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七?九’等字样，并盖有‘九年七月九日长沙’和‘九年七月十四日北京’两邮戳。”（三版注）

⑤　同注①。

⑥　《建设》杂志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出版。

⑦　同注①。

⑧　1916年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以国务总理掌管着北京政府的大权。他对外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对内承袭了袁世凯的全部反动政策，顽固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即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于1917年7月间，偕同部分国会议员，率领起义的海军两舰，由上海去广州，联合西南滇桂等省的军阀，于9月10日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反对北方政府，孙中山被举为海陆军大元帅。但“护法”不是一面鲜明的旗帜，不能起到动员人民革命的作用。而当时的西南局势又非常复杂和混乱，南方军阀与北方的直系军阀亦有勾结，他们用各种手段打击护法运动，排挤孙中山，不容许他掌握武装力量。1918年4月，桂系军阀改组军政府，废大元帅制为大总裁合议制，进一步排除孙中山。孙中山极为愤慨，却又无力反击，被迫于5月间辞职，离开广州，再赴上海。他后来回忆护法政府的情形说：“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孑然无助，徒为亲厚所痛，仇雠所快，终至于解职以去。”(《复港商陈赓如函》，见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册“函札”，成都近芬书屋1944年版，第176页)然而也因此认识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

南与北如一丘之貉。”(1918年5月4日《辞大元帅职通电》，见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85页)

⑨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作于1919年，由六种计划组成，包括交通、商港、铁路、城市、水力、钢铁、矿业、农业、灌溉、森林、移民等多方面的系统的庞大计划。但篇首即是“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把希望建立在国际帝国主义对华投资的基础上。孙中山幻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不再打仗，而以其剩余的资金、物资、工业人才和技术，向华投资，以共同发展中国的实业，使中国外国利益均沾。这纯粹是一种幻想 。故他在1921年10月10日所写的《自序》中，感叹帝国主义不听信他的美妙计划，“大势所趋，无可如何，故虽有三数之明达政治家，欲赞成吾之计划，亦无从保留其战时之工业，以为中国效劳也”。(见《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6页)

⑩　孙中山《建国方略》第一部分“心理建设(孙文学说)”《自序》，见《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04页。

《孙文学说》，作于1918年，1919年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据《自序》说，他着手写《建国方略》(实业计划)时，因“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犹是七年前之党人社会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大敌横梗于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亦若是而已矣。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见《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06页)全书主旨，即在于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迷信，并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的新信仰，即“知难行易”说。本篇后即编入《建国方略》，为第一部分“心理建设”。

廖仲恺1919年7月11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64页。

见《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出版。

廖仲恺1919年8月2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6页。

参看沈定一1919年12月13至16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77页。

林纾笔下的"狄莫"与"秦二世"(1)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新思潮的影响不断扩大，白话文顺利推行，守旧的文人们便坐不住了。他们视新文化如洪水猛兽，感到了一种灭顶之灾即将来临的惶恐。他们要保存国粹，便要反对新思潮，抵制新文化运动。1919年3月，北京大学的旧派文人刘师培、黄侃等，继《新潮》之后，也组织一个刊物，名叫《国故》，标榜“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为宗旨，企图与《新青年》、《新潮》抗衡。

他们骂新文化，自然也骂胡适。胡适做过一首白话诗《蝴蝶》，开头两句是：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据说黄侃先生痛恶白话文，尤痛恨白话诗，便叫胡适为“黄蝴蝶”，而不称他的名字，以表示轻蔑。这不仅刻薄，也有些失德了。

那时，攻击新文化最激烈的，是一个自称“清室举人”，以卫道自任的林纾。他字琴南，福建人，是桐城派古文家。林氏不懂外文，却与别人合作，用古文翻译过一百多种外国文学作品，在清末有很大影响，号称“林译小说”。①但到1919年二三月间，林纾竟以文化的卫道者自居，跳出来兴风作浪，反对新文化运动。

他首先在《新申报》上发表《蠡叟丛谈》，用短篇小说的形式，辱骂和攻击《新青年》团体的人们，胡适自然也是他攻击的主要对象之一。

林纾的小说，一篇叫《荆生》。②其中写三个书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

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能哲学，便是隐指胡适。三人聚于北京陶然亭畔，饮酒歌呼，放言高论，掊孔孟，毁伦常，攻击古文。忽然，隔壁一声巨响，――

一伟丈夫(按，即荆生)足，超过破壁，指三人曰：“汝适何言?……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

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留尔以俟鬼诛。”

完全是汹汹的骂詈与仇恨，正如胡适所说，“这种话很可以把当时的卫道先生们的心理和盘托出”。③

另一篇小说叫《妖梦》④，写某人梦游阴曹地府，见一所“白话学堂”，门外大书一联云：

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

校中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元绪，明显是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则又是指胡适。某人进得学堂，至第二门，匾上大书“毙孔堂”，也有一联：

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

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对鬼中三杰，骂得比《荆生》更粗鄙，更刻薄无聊。最后请出“罗罗阿修罗王”

，将他们吃掉。林纾评论说，吃了这些“无五伦之禽兽”，“化之为粪，宜矣”

!

从这两篇小说可以看出，林纾对新文化真是切齿痛恨，他幻想有“罗罗王”或“伟丈夫”荆生出来，用武力消灭新文化人士。林氏写的荆生，乃是暗指当时安福系的军阀徐树铮。徐是段祺瑞手下顶得力的一个武人，却又能写几句文章，尝以桐城派文人自居。他办了一所成达中学，拉拢一些文人学士，林纾即是其中的一个。林氏因为在成达中学教过书，与徐树铮有些瓜葛，便想借军阀的武力干涉，把新文化的倡导者一个个赶尽杀绝。文人笔下竟含如许杀机，封建复古派对新文化的深仇大恨，由此可见一斑。

胡适在叙述这段经历时，曾分析《荆生》小说，指出：

这篇小说的末尾有林纾的附论，说“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这话说的很可怜。当日古文家很盼望有人出来作荆生，但荆生究竟不可多得。⑤

军阀虽然拥有武力，却忙于自己派系之间的争斗，也害怕民众，故不敢贸然出来充当荆生。林纾们也只好哀叹了。

林纾写这几篇小说，是有北###科的一个学生张子做内线。张子(厚载)原是徐树铮的成达中学毕业，林纾在那里教过的学生。他平日向林通风报信，报告北大的一些内情。林氏的这两篇小说稿，也是由张代为寄给《新申报》发表的。当时蔡元培曾有复张子的信，对他作了虽然温和却很严厉的批评。⑥

而胡适却拉张子为《新青年》做文章。⑦以致连钱玄同也看不惯，扬言要脱离《新青年》。钱在给胡适的信中，曾明白批评胡适说：

至于张厚载，则吾期期以为他的文章实在不足以污我《新青年》(如其通信，却是可以)；并且我还要奉劝老兄一句话：老兄对于中国旧戏，很可以拿他和林琴南的文章、南社的诗一样看待。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却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⑧

对钱玄同的批评，胡适曾加以辩解，说拉张做文章，是想挽救他，“转为吾辈所用”；?为自己做文章找材料，并说“这种材料，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⑨后来，在他轮流编辑的一期《新青年》上，坚持发表了张子的文章。然而张子并不感恩图报，仍照样给林纾做内应，自然也报告了不少有关胡适的事情。林纾在小说中骂“狄莫”，骂“秦二世”，也毫不留情面，甚至还骂得更刻薄。这不是与旧势力妥协周旋的报应吗?

林纾笔下的"狄莫"与"秦二世"(2)

①　林纾(1852―1924)译外国文学作品，自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开始，1898年他与人合译为《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年出版。以后陆续译出各国作品共184种，计英美116种，法23种，俄10种，希腊、德、日、比、瑞士、挪威、西班牙等国7种，佚名5种，未刊23种。(据马泰来《林纾翻译作品全目》，载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之《林纾翻译》一书)“林译小说”已经成为晚清文学中的一个专门术语，可见他的翻译影响之大。特别是他译的“《巴黎茶花女》小说行世，中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本”。(陈衍《林纾传》，见《福建通志》)故当时有人赞叹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荡子肠。”(严复留别诗，1904年出都时作。

)又有“译才并世数严林”之誉。(康有为《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载《庸言》一卷七号)林纾翻译作品影响所及，使中国人开始了解到西方文学的杰出作品和长处，不再故步自封，并且大大提高了小说在中国社会及文学中的地位。

严复和林纾，分别是中国译介西方近代思想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第一人。虽然他们都是桐城派古文家，后来在文学革命中又都反对白话文和新文学，成了守旧派；

但他们的翻译、输入西方新思想和西方文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启蒙作用，对文学界的冲击和促进作用，却是不能抹煞的。

②　《荆生》载1919年2月17日至18日上海《新申报》“蠡叟丛谈”之13、14。

③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202页。

④　《妖梦》载1919年3月18日至22日上海《新申报》“蠡叟丛谈”之44至46。

⑤　同注③。

⑥　蔡元培1919年3月19日复张厚载函，载同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第338号，并附有张厚载致蔡元培函。(今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1版，第278～279页。)张函承认“《新申报》所登林琴南先生小说稿，悉由鄙处转寄”。故蔡元培复信中说：

得书，知林琴南君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均由兄转寄《新申报》。在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

⑦　张子曾因胡适的关系，在《新青年》第5卷第4号上发表《我的中国旧剧观》和《“脸谱”――“打把子”》(致记者的通信)；又在《新潮》第1卷第4号上发表《生活独立》一文，均署张厚载。

⑧　参看《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24～27页，胡适与钱玄同往来的三封信。

⑨　同注⑧。（三版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