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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十大发现 中国仅占一席(1)

- 世界十大发现 中国仅占一席(2)

- 挖出来的中国

- 2006殷墟年(1)

- 2006殷墟年(2)

- 2006殷墟年(3)

- 2006殷墟年(4)

- 2006殷墟年(5)

- 三大文物发现百年祭(1)

- 三大文物发现百年祭(2)

- 推土机在前 考古学在后

- 偶然发现之一：马王堆汉墓

- 偶然发现之二：满城汉墓

- 偶然发现之三：法门寺地宫

- 偶然发现之四：何尊上的铭文

- 偶然发现之五：眉县青铜器窖藏

- 偶然发现之六：秦始皇陵兵马俑

- 敦煌石窟算不算考古发现(1)

- 敦煌石窟算不算考古发现(2)

- 敦煌石窟算不算考古发现(3)

- 有多少发现纯属偶然

- 秦陵乾陵 挖与不挖(1)

- 秦陵乾陵 挖与不挖(2)

- 秦陵乾陵 挖与不挖(3)

- 开启秦陵的成本与代价

- 一 是能不能建造一个跨度500米以上的大棚？

- 二 是挖掉了封土会使秦陵地面景观消失

- 三 是地宫深深，如何上下？

- 四 是要用多长时间才能挖完秦陵？

- 五 是投资多大？

- 六 是发掘技术行不行？

- 兵马俑的“发现权”(1)

- 兵马俑的“发现权”(2)

- 兵马俑的“发现权”(3)

世界十大发现 中国仅占一席(1)

1973年7月，晚年的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南书房接见了美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博士。谈话中，作陪的周恩来总理请杨振宁博士想个好办法，激励一下中国科学的发展。杨振宁博士便推荐了一本美国综合性科学月刊《科学美国人》建议将其译成中文。

杨振宁博士当年介绍的这个杂志，据说早到爱迪生，近到比尔&#8226;盖茨都喜欢翻阅。迄今已有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至少一百二十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在上面发表了大约两百篇文章。这本杂志强调科学与人文精神并举，内容几乎涉及所有重大科学主题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并密切关注它们对人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影响。就是这份已创刊一百五十多年，月发行量逾百万，拥有中、英、法、德、日等十多种版本的杂志，在20世纪末又组织专家，权威性地评选了20世纪全世界十项最伟大的考古发现。入选的名单结果如下：

1. 死海古卷：1947年起发现写在羊皮纸和皮革上的《旧约全书》的最早抄本。

2. 图坦卡蒙法老墓：1922年在埃及帝王谷发现的唯一未遭盗掘的年轻法老王陵。

3. 最早的美洲人类：1908年起美国新墨西哥州发现1万年前人类已到达美洲的证据。

4. 乌尔遗址：1922年起在伊拉克发现的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城市，距今5500年。

5. 地中海沉船：土耳其南部水下发现公元前14世纪装载大量货物的不明国籍沉船。

6. 阿尔卑斯山冰人：1991年在意大利和比利时国境线发现公元前3300年的冰冻人。

7. 解读玛雅象形文字：记录公元200—1500年玛雅文明的象形文字有80%释读成功。

8. 利基家族在非洲寻找人类起源：该家族用了一个世纪在非洲找到了人类起源的证据。

9. 拉斯科史前壁画：1940年在法国多尔多涅省拉斯科洞穴发现了1.7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壁画和雕塑。

10. 秦始皇兵马俑：1974年在中国发现秦始皇陵兵马俑陪葬坑。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评选结果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我们没找到直接的资料，难以了解《科学美国人》评选的标准是什么。没有标准，就先凭直觉吧。直觉告诉我们，这是一份遗憾色彩颇浓的名单。这组令人感慨的评选结果，把考古精华浓缩得有点叫人窒息。在考古学诞生以来的近二百年里，堪称伟大的考古发现难以数计，即便是起步不早的中国考古，也有了将近百年的发现历程，这一切岂能是这组区区十个数字所能概括和凝练的么？如果我们照此推想下去，搞个“十进五”、“五进三”甚至“三进一”之类的评选，那么谁能胜出？哪个该淘汰？

世界十大发现 中国仅占一席(2)

评选总是伴随着欢喜和悲伤，荣誉和失落。这进十的名单，其实并无输家，更无胜者。更何况考古是发现出来的，岂是评选出来的？这是后话。而在英国考古学家巴恩博士的《考古的故事——世界100次考古大发现》一书中所罗列的远东地区著名的考古发现有：

北京人与爪哇人；中国和印度的岩画；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器；布满东方壁画的墓穴；安阳；远东青铜器；东方皇陵兵马俑；远东的雕像。

在这份名单里，与中国有关的考古发现在总数上有所上升，看上去养眼多了——因为一串总比一个好。可仔细揣摩过后，发现这只不过是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而已。因为在巴恩所列举的全世界100个考古发现里，中国的考古发现所占比例还不到1/10，何况有些发现还是和别的国家“捆绑式”出现的。这给人的感觉，如果用近几年已经被年轻人用滥了的字眼儿来形容，就是“郁闷”二字，而且郁闷得很。

所以，数字这东西，感性了不行，理性了也不好，但这不是数字的错，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100项世界考古大发现中，欧洲有41项，占了近一半；亚洲有20项，非洲有15项，澳洲有5项，美洲有19项。由此看来，世界考古大发现主要集中在欧洲，这是既正常又不太正常的事情。

所谓正常，是因为现代考古学诞生在欧洲，在那里已经有了将近二百年的发展历史。欧洲一直是考古活动开展得最集中的地区，发现的数量自然不会少。说不太正常，一是由于考古学传到其他各大洲的时间都相对较晚，也就百八十年多一点的历史，发现的数量自然要少，像中国有考古活动的历史还不到一百年。在亚洲，日本比我们开放得早，1877年就发掘了东京郊区的新石器时代绳纹文化的大森贝冢遗址，而我们到1921年才有被正式承认的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考古发掘，晚了近五十年。二是从各大洲历史文化发展看，欧洲并非古老文明诞生发展的唯一区域。大家耳熟能详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也不过是两三千年前发达过一阵子，后又偃旗息鼓了。世界上公认的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四大文明古国，欧洲都沾不上边。当然，不少从事中西文化比较分析的学者也许会说，欧洲遗传下来了最重要的人人平等的人文精神遗产，崇尚的是“为求知而求知”的求真传统，而不是我们那种注重“运用”的智慧和“经世致用”的价值观之类。话又说回来，这是涉及功利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的另外一个话题了，在此不予讨论。

所以，中国在20世纪100次世界考古大发现中，连10次都没轮上，虽是实情，却是不太公正的。好在这只是上个世纪的状况而已，如果21世纪末再评选世界100次考古大发现，即便是保守的估计，中国起码会占到1/4或1/5。首先，世界上似乎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人文历史方面拥有无比丰富的资源，何况中国还是世界上唯一具有5000年连续不断发展历史的文明古国。其次，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正处于腾飞阶段，配合基本建设的大规模考古活动正在或已经把中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考古工地”。例如，众所周知的三峡考古和正在进行的南水北调考古，集中了几乎全国的考古大军，其发掘点之多，发掘面积之大，出土成果之丰富，堪称旷古未有。所以，面对西方评选标准的不足，我们尽可以感性地放达一下，并借用当年闻一多先生《一句话》的诗来表达：“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

因此，到21世纪末的时候，无论世界上哪个组织再评选世界考古大发现，都不会再忽视中国考古的价值；不管哪种主流文化意识和何种传统力量当道，也都不会再忽视中国考古的成就了。那种20世纪末中国在世界考古中所占数字比例的窘况，以及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郁闷，肯定不会再在我们的子孙身上发生。那时，人们对考古的热爱和关注一定比我们现在高涨，会有更多的地下宝藏为人所道，他们感到由衷自豪的一定是：那些数量众多、熠熠生辉的中国考古大发现，不仅是中国考古黄金时代浓缩出的精华，还是中国考古理应为世界考古所作的巨大贡献。

挖出来的中国

数字这东西是实实在在的，并非只有枯燥的统计学价值，它是质量的刻度计，是收获的测量仪，是考古进程的计时器。这就让人对数字有了好感，就叫我们对考古数据不再兴味索然，就使我们有底气称道中国自己的考古评比——没洋人来矫情，没外国来掺和，实打实是由中国人自己评选出来的考古大发现。

中国评选出来的考古大发现有两类，一类是1991年开始的年度十大考古发现，还有一类是20世纪里的100项考古大发现。正像评审者说的那样：“100项考古发现虽然仅是中国20世纪考古发现的一部分，但它们集中反映了中国百年考古的概况，是中国考古学的缩影。”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的评选，将1990年以前的中国重要考古发现都囊括其中，弥补了从1990年起每年评选十大考古发现的不足，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中国考古的全貌。

友情提醒的是，本书列出的100项中国20世纪考古大发现清单①，建议你最好不要一掠而过，也不要对角线式地阅读，那样做，信息溜掉太快。因为这些发现也许就在你的家乡；如果不在你的家乡，可能就是你的籍贯地；如果不是你的籍贯地，可能就在你现在生活和工作的省区。这些考古大发现的发现者中，兴许就有你的亲戚、家人、长辈或后辈，你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同学或同学的同学，老乡或老乡的老乡。你和他们不但相识，还可能相知，更可能相爱相亲，一个锅里搅过马勺。即使你与他们素昧平生，隔行隔山，也可能在电视里看到过他们，还可能坐同一趟火车与他们侃过，你甚至还可能冒雨去听过他们的讲座，讲我们的祖先，讲我们的民族，讲我们血脉相通，谱系相连，讲我们基因中都有遗传自中华远祖的精气神儿，讲我们各有源流但又多元一体。

这些考古大发现，大致按时代先后排列，与评选的得票数多少无关。但印象性的关键词是：时间、地点、史前至明代、墓葬、遗址、发现、调查、发掘。没有渲染或煽情的形容词和修饰语，只有实实在在的名词和动词。学术不打折，科学无诳语，考古就是这样向我们展现她的面容、身段和心怀，很炫，很阳光。

专家常讲，这些年的中国真是进入了考古发现的黄金时代。据统计，平均每年有500个考古发掘项目经国家文物局审核批准可以开挖。这就是说，中国每年有500个考古队在野外工作，有500个地点在动土，有500个考古发现面世。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考古工地无论如何也不过分，说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考古发现怎么也不夸张，说中国的考古发现也许能忙坏统计人员也不是扯淡，说中国的考古发现远不是几台电脑的内存可以容纳更不是妄语，说中国的考古库房一直需要加速增建，指定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实情。中国人有比其他国家的人能在第一时间和第一地点感受这些伟大的发现，其条件是得天独厚。

前头提到的从1990年开始的一年一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和《文物天地》杂志社主办，而今已快二十年了。100项大发现名单中实际上还没有包括21世纪以来这几年里的80项年度发现。年度考古新发现的诞生，已经成为海内外关注的中国考古界的一项重要活动。每次评选结果揭晓以后，参与报道的中外媒体都在四五十家以上，一些报刊甚至推出专刊特稿，足见社会各界特别是新闻媒体的关注程度之大。令我们欣喜的还不止这些，那些入选十大发现的考古遗址，随即得到相关方面应有的关注，很多遗址很快被公布为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前面临的破坏和各种威胁得到遏制，科研和保护条件得到改观，甚至予以合理的开发和展示，成为拉动当地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从这个角度说，全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①的评选活动，已经成为人们考察中国考古学和文物工作新进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尺了。

2006殷墟年(1)

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是在2001年，先由权威学术杂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刊《考古》组织全国各地一百多位专家和学者对170项参评候选项目进行初评，再由在京的24位专家学者终评。其中得票数最高的，不是被外国人看中的秦始皇兵马俑，而是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都城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还是中国的评委们识货，他们一致看好殷墟，这不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有充分理由的：

首先，没有哪个考古发现有这样的历史价值。

公元前1300年，商王朝在迁都十几次后，终于不再迁徙，在今安阳一带定都，开始了长约二百五十年的商后期，史称“殷商”，成为第一个在文献上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被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一个长期稳定的都城”，并提议其成为中国第七大古都。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考古发掘，证实了中国商王朝的存在，重新构建了中国古代早期历史的框架，使传统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成为信史。公元前1046年，商王朝被周武王击败。殷墟见证了商的灭亡，商都城从此逐渐废弃成为殷墟。

如果不是浸染着历史真相的考古发现，我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在河南北部这块跨越二十多个现代自然村，东西长6公里，南北长5公里，面积只有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然会演绎一个古代王朝的半个兴衰，宛如中国古乐的恢宏前奏，回响至今。

公元前207年的秦二世三年，项羽在巨鹿之战取得胜利后，率军驻扎在“洹水南殷墟上”，并与秦将章邯会盟，接受秦军投降。这位古今中国人心目中的悲剧英雄，为什么要选择七百多年前的商代废都来受降？是他有意重演那段兴衰更替的历史，还是一种巧合？项羽是否还会料到，自他这次来过以后，在两千年里殷墟再无历史性的大事件发生，直到1908年被确认为甲骨文出土地，殷墟才又一次引起世人关注？

其次，没有哪个考古发现有这样的文化价值。

不知项羽受降用了多长时间，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两千多年后脚下这个曾经让他威震八方的地方，会成为全世界的焦点。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将殷墟纳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殷墟成为中国的文化遗产。2006年7月13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上，殷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殷墟成为世界的文化遗产。大会上有这样一个细节：安阳殷墟被21个成员国代表一致表决通过，整个过程只用了6分钟，是各国申报项目中最顺利的一项。

商朝已亡，霸王不再，发现甲骨文的王懿荣和找到殷墟的罗振玉皆已作古，连当年的发掘者李济和董作宾等人也都驾鹤西去。但今天，历史再一次“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文化已成为全世界共同的文化遗产。

如果项羽知道殷墟埋葬着一位著名的女将妇好的话，他会如何向他的虞姬倾述感言？如果项羽知道卜辞中记载着妇好多次带兵出征，有一次攻打西部羌方时率军万人以上，他会不会自叹弗如？1976年发现的妇好墓是殷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因为自从1928年开始殷墟发掘的半个世纪以来，在已发掘的六千多座各类大小墓葬中，只有妇好墓能与甲骨文相印证，是能够确定墓主身份和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不少学者认为，妇好是商代第二十三王武丁的配偶。也有研究说，她不仅仅只是一代商王的女人。巧合的是，这座著名女性墓葬的发掘者是位声名赫赫的女考古学家，名叫郑振香。

2006殷墟年(2)

作为保存完整并且没有被盗掘的王室墓，妇好墓在结构上呈竖井形状，未见墓道，墓底深8米，发掘至6米以下时开始出水，发掘工作异常艰辛。考古学家们用汗水换来的是1800多件随葬品，几乎件件都是精品，其中青铜器总计468件，总重1600公斤左右，带有“妇好”或“好”字铭文的青铜礼器则有109件。证明妇好将军身份的器物也被发现，那就是铸有“妇好”铭文并象征着军权的4件青铜钺。为什么不挖代表等级地位的墓道？那么多的器物是如何随葬到那么深的地底下去的？沉重而巨大的棺椁又是怎么放下去的？这一切我们无从知晓。我们只知道，是女人墓就有女人味，妇好墓随葬了499枚骨笄，雕刻形式多样，与其说这是女性墓的一大特点，还不如说妇好其实并非“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强人。另外，我们发现，这一传统好像一直延续到了明代甚至清代，因为考古学家在开启了明定陵后，发现与万历皇帝合葬的两位皇后身旁陪葬了约200件金簪，这是后话。

其实，妇好墓不过是殷墟无数发掘中的一个典型发现而已。在这里，近百年来，先后发现了110多座商代宫殿宗庙建筑基址、12座王陵大墓、洹北商城、2500多个祭祀坑和众多的族邑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手工业作坊遗址、甲骨窖穴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精美遗存，完整地展现出几千年前中国商代都城的风貌；以宫殿宗庙建筑和大型王陵为代表的商代建筑，树立了中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和王室墓葬的典范；在出土的15万片甲骨上，发现了至今仍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使用的中国文字体系目前最早的证据；以青铜器、玉器为代表的殷墟文物和以人祭、人殉、车马殉葬、兽祭等为代表的殷墟丧葬习俗，为商代晚期文化传统提供了独特的证据……可以说，文字、城市、金属、礼制、精神世界、伟大的艺术品等所有中外学术界框定的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性元素符号，殷墟几乎无一不备。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带有某种偏见和寡闻的西方学者，一直以为中国古代文明仅仅肇始于殷墟。

再次，没有哪个考古发现有这样的学术价值。

殷墟是中国考古学的摇篮，殷墟遗址发掘培育了几代中国考古学家。自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发掘，是由中国国家学术机构第一次全面负责、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当时我国著名的考古专家几乎全部参与其中①。这些前辈考古学家们大多不会想到，2005年，更大的考古发掘以远远超过他们当年的规模又在殷墟展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一年内发掘了5万平方米，发掘面积之大，参加人员之多，在殷墟考古史上前所未有。光专业人员就将近百名，动用民工四百余人，一个工地同时有近五百人作业，阵容之庞大，在中国考古史上也极为罕见。

2006殷墟年(3)

享誉中外的美籍华人学者张光直先生生前曾经作过一个非常精辟的学术评论，他说，如果中国考古学从西方引进伊始，不是在殷墟这样有文献记载的地点进行，中国考古学很可能不会成为历史学的附庸，很可能不会产生现在这样浓郁的编史倾向，很可能向西方人类学靠拢，走上独立而纯粹的考古学之路，拥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话语权。从学科本身讲，张先生之言不无道理。但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想，中国的文献传统并不会让考古独善其身，走西方人类学之路。因为正是中国的历史给了中国考古学这样的机缘，才使中国考古学从呱呱落地时起就步入了中国自己的轨道，寻找和摸索中国自己的考古方式，解决中国自己的国史问题，构建中国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创立中国自己的考古学派，为世界考古大家庭贡献出中国模式，为世界史增添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由此发展出世界考古多极化和世界历史多样化，而殷墟功不可没。记得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们并不要求玫瑰与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芬芳。”对殷墟考古的历史功能，我们可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让有兴趣的读者们自己去作选择。可是，殷墟的发现让我们看到的还不仅是考古发现，它还使考古学家们懂得了研究既要明辨是非，又要宽容待人。考古这门学科的长处之一，就是容许相互对立的学说同时并存，充分尊重发表不同见解的正当权利。因为只有思想兼容、百家争鸣的开明精神，才能保证各种假说互相撞击，形成科学的新理论和学术的新方法。

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哪个考古遗址能像殷墟这样价值连城，不但成为中国连续发掘时间最长的考古圣地，还是中国考古学得以自立于世界考古之林的摇篮。前中国考古学会第一任理事长夏鼐曾担纲殷墟早期发掘工作，他有一个非常带有前瞻性的著名论断：“殷墟不仅文物丰富，而且学术价值很高，它蕴藏的宝物，还远未磬竭。”是的，殷墟考古潜力巨大，没有尽头；殷墟考古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精彩华章，才刚刚开始上演。

最后，没有哪个考古发现有这样的社会价值。

2005年3月16日，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重点建设工程——殷墟博物馆的奠基暨开工仪式在殷墟博物苑举行，并于当年开馆。毫无疑问，这是向社会展示殷墟文化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殷墟博物苑你会发现：殷墟发现的墓葬和宗教礼制、宫殿建筑风格影响深远，符合世界遗产“至今还在使用”的承传原则；青铜器铸造术影响后世几千年；以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建筑风格，在今天的许多建筑中仍有诸多体现；至今仍被人们用以破解历史的甲骨文，作为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中国古汉字体系的代表，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而承续至今，书写出了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对此，旅美学者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中说过一段极为精辟的话：“商周时代的中国文字一系相承。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交会时，南方可能并无自己的文字，于是接受了北方的文字，以致后世楚国文献，均用中原文字书写。战国的列国体制，是政治上的多元，各地出土的战国文书，其实都用同一系统的文字书写，虽有一些字形歧异，大体相同。中国地区只有单一书写系统，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有密切的关系。”实际上，又何止文脉传承华统，如若走遍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虽然方言相异，难以交流，但一目了然的方块汉字，顿时会让人消除隔阂，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

2006殷墟年(4)

目前，殷墟共出土甲骨15万片，单字约4500个，其中约有1500个单字已被释读。几千年以来，甲骨文虽然经过了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书体的变化，但是以形、音、义为特征的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至今，成为今天约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仍在使用的方块字，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中国书法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客观地说，殷墟还有很多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一是周边环境尤其是几个工厂的存在严重影响了遗址周围环境的完整性，难以全面保护；二是殷墟作为考古遗址，地表展示性不是很强，不具备优势，像殷墟的祭祀坑等都在地下，不像明清皇家陵寝、故宫等文化遗产那样，耸然在目；三是出土的可移动遗物大都没有保存在殷墟本地，有的被搬运到了台湾，有的流失到了海外。据初步估计，20世纪初以来的百余年间，外国传教士、探险家等从安阳小屯附近居民手中廉价骗购大量殷墟文物，将其偷运回自己的国家。在历次外来侵略战争中，殷墟文物更是大规模流失，保守地估计，也有五万余件文物通过骗购和劫掠等渠道离开了祖国。目前，海外至少有八十多家博物馆、基金会、拍卖行和私人机构藏有殷墟文物。藏有殷墟文物最多的国家有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瑞典等。换个角度说，殷墟的器物能被这么多国家珍贵收藏，有的甚至被当作镇馆之宝，殷墟文化的重要性由此显现，已无需讨论。

殷墟是中国第一个考古遗址类的世界文化遗产，它亮给世界的是一张文化名片。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单的意义，从考古的角度看，恐怕还不完全是它成了至2008年为止的中国37处世界遗产之一，也不仅仅标志着我国又一处古代重要遗址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也不纯粹是由考古发掘揭示了一个集历史、文化、学术、社会价值于一体的古代都城遗址；它还在于，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是让我们真正懂得：什么才是世界历史文化游戏的规则和如何参与游戏——以考古甚至考古以外的一切方式。

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后的庆祝会议此起彼伏。即便是2006年7月举办的第12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也有这样一道试题：“2006年7月1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将我国的‘殷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请说出殷墟是哪个朝代的都城遗址，它位于现在的哪个省？”在歌手回答完毕后，一位评委发表了下述评语：“19世纪的中国受尽了苦难，但就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研究甲骨文的中国学者发现了‘殷墟’，现实的苦难和地下的辉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评语是评委自己即兴的感言，还是评委会事先撰就的词句，不得而知。可是这四句话里的当中两句，好像说走板了，不是“软肋”，属于“硬伤”，既缺乏甲骨学发展史常识，也误解了殷墟遗址的发现史。

大家都知道，王懿荣1899年发现“龙骨”上有甲骨文字时，根本不知道它出自何方。实际上王懿荣也不可能在第一时间里就把甲骨文与殷墟挂起钩来。了解一点点这段发现史的人可能都知道，从发现甲骨文到找到甲骨文的“产地”，着实让当年那些文人学者费尽了艰辛，几乎用了整整十年的工夫。

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李季曾详细记叙了甲骨文从发现到找到殷墟的整个过程：“甲骨文的发现，磁石般吸引着许多精通上古典籍和金石文字的饱学之士。他们全力查证带字甲骨究竟出自何方，而知道来历的商贾们为了垄断财源自然守口如瓶。终究纸里包不住火。收藏甲骨的学者先是探访到出自河南，又听说出自河南汤阴，再紧追不舍，顺藤摸瓜，终于查明是河南省西北约三公里处的小屯乡的农民从地里挖出来卖的。”其中提到的学者便是后来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先生，他找到甲骨出土地后又考证出小屯为殷墟的时间，已经是十多年后的1908至1910年，时代早进入了20世纪，早没有评委表述的19世纪什么事儿了。

2006殷墟年(5)

也许，评委或评委会是，根据巴恩《考古的故事》一书得出的结论，因为该书“安阳”一节中说过这样一段话：“19世纪末，刻有汉字的甲骨开始出现在药店并被用以研制中药。追踪其来源，人们在1899年终于发现了殷墟。”如果评委或评委会真是参考了该书，那就是在没有考证这段发现史的情况下以讹传讹了。

显然，评委或评委会在这里可能更想表达的是对历史事件的跨世纪文化思考，追求立意高卓，增强对比效果。遗憾的是有点时间错位，以论带史，以史佐文，关公战了秦琼，拿破仑掀翻了萨达姆。较真点说，历史之所以叫做历史，关键在于“历”，就是在于时间秩序的准确性。如果说文学允许艺术加工和再创造，可电视转播毕竟面向全国亿万公众，这类误解着实误导了一大片。史实毕竟不是文学，它是曾经发生的客观存在。

其实，这里并不是想针对评委或评委会说三道四，人无完人，谁又能句句真理？问题在于，近年不少专业人士弃业从文，或学文并举，交叉换位，身兼多能，以胸怀天下为己任，针砭时政，放言乾坤，常拿本不是自己专长的文物考古遗产说事儿。他们彻悟古往今来，镜鉴治乱兴衰，期望通过科学、文化甚至历史，影响现行公共政策和公共资源的制定与分配，本也无可厚非。但他们毕竟不是各个领域的行家，把常识说漏，把戏演砸，时有所见，已成现象。这里只是想善意地提醒一下，如果摆弄本门之外的活计，最好事前温习功课，再发震耳之音，否则偶然多了自成必然，砸了牌子事小，误了国史体大，涮了公众更糟。尤其对考古之类难以自修成才的专学，它虽说不是考古学家的自留地，却也不像一般的人文社会科学那么容易拿捏把玩。考古是易碎品，要小心轻放。这就像文物鉴定圈内说的行话那样：“先看形，再看花，拿到手里看底下，紧睁眼，慢开口，铭文要细察。”一句话，拿考古学说文化事，想法挺好，但悠着点没错。

话又说回来，殷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事情，被选为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试题，实实在在反映出这是中国当年的一件文化大事，2006年也的的确确可以看作中国考古史上的殷墟年。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2008年还是近代学者们发现殷墟100年。换句话说，这巧合像是世界为殷墟迎接百年发现献上的厚礼，这份厚礼上还附有世界遗产大会各国代表对殷墟的高度评价：

殷墟以其甲骨文、青铜文化、玉器、天文历法、丧葬制度及相关理念习俗、王陵、城址等，乃至中国考古学摇篮闻名于世，文化影响广大而久远，真实性、完整性强，具全球的普遍价值，有良好的管理与展示，可以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媲美。

三大文物发现百年祭(1)

前面讲过，19世纪末的1899年，一位拿着清廷俸禄的抱病官员王懿荣，偶然间从一味叫做“龙骨” 的中药里，发现了中国的甲骨文字，一下子震惊了世界。这个偶然发现的故事，现在早已经成为公众常识，很少有人不知道。

这里要说的是，偶然，从此就成了一个抹杀不去的文物考古发现主题。偶然发现的结果，成就了一代又一代文物学家、考古学家、学者、大师。偶然发现的魅力，吸引着难以数计的年轻一代加入进来，续承前贤，创建新说。偶然发现的机会，还让那些原本默默无名的发现者，因此名垂史册，不论他的出身、信仰、操行如何。如果没有他或他们，历史还会在地下沉睡，甚至已经腐烂糟朽；如果没有他或他们，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不会像今天这样丰富而详细。

其实，19世纪最后一年的文物大发现只是个开头。谁能料到，一个又一个震惊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发现事件接踵而至。除了甲骨文，灾难深重却又转机无限的中国在20世纪最初两年，还有两次文物大发现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一个令后人感到可恶更可怜的王道士，在偶然清扫时发现了藏经洞，震惊了全世界；时过一年，从1901年起，在新疆罗布泊楼兰和民丰尼雅、甘肃、内蒙的居延等遗址相继发现汉晋简牍①。它们加在一起，至今仍被学术界津津乐道为“三大文物发现”。巧合的是，它们也都是偶然被发现的。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尽管中国文化遗产的处境多灾多难，但在跨世纪的前后三年里，积弱的中国却一年一个文物大发现，三年三个文物大发现。这不能说绝后，却是旷古空前的，说它难以轮回，无法重演，估计也不会有谁投反对票。因为在这些发现之前的漫长的两千年里，古代中国记录在案的，只有两次堪称文物大发现的事件：一次是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武帝初年，鲁恭王刘余为了扩建自己的宫殿，拆了孔子家的老宅，谁料想在被毁的墙壁中发现了数十篇古书。还有一次是河南汲郡一个叫不准的人，在西晋初年盗掘了魏王的墓冢，没想到发现了10万字的魏国竹简，后来被整理成《竹书纪年》，也叫《汲冢竹书》。我们现在使用的历史年表，远的不说，就是前几年刚刚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①，也是把《竹书纪年》作为重点文献依据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重点工程使用了古代盗墓者的偶然发现，这话说起来不中听，却是实情，这是因为经过历代专家整理考证后的《竹书纪年》实在太重要了。

偶然的发现能改写或补写历史，如此才能还原历史的真相。正如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所说：“的确，好多改变历史的发现，虽有一半来自人们有意的寻找与搜寻，却有一半就开始于这些偶然的事件。如果没有拿破仑的部下无意中撞着的那块石碑②，如果石碑上没有那一半古希腊文，埃及的早期历史仍然可能在一片雾霭烟尘之中；如果没有安阳的农民卖可以包治百病的龙骨，如果这些甲骨没有被王懿荣发现，人们可能至今还看不到《史记》没有记载下来的殷商社会生活，也可能看不到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的早期形态；也许还应该谈到的是，无论我们怎样讨厌敦煌那个贪财的王道士，但你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事实，是他无意中叩了叩背后的墙，几万卷中古时期的写卷就重写了中国乃至于中亚的历史。”就学术发展观而言，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文中说得更为贴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三大文物发现百年祭(2)

这些偶然的发现如何了得，学术大家们的评价俯拾即是。20世纪30年代曾师事徐志摩和闻一多的新月派诗人陈梦家，后来对古文字发生兴趣，并由此转入古史和考古研究，成果斐然。他曾说过：“在汲郡所出的《竹书纪年》，乃纪元前297至296年所作魏国的史记。汲冢竹简的发现，和安阳甲骨的发现，就古史的材料而说，有着几乎同等的重要性。”如果说陈梦家的评价还略嫌保守或谨慎，那么1925年7月，身为清华大学著名导师的王国维，有过一次被后人认为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演讲。在这个名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的演讲中，他谈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最大之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朝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

陈梦家和王国维先生如此兴致勃勃，更多的是从学术角度揭示了这些发现的重要性。可是放眼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我们就会痛心地看到，与这三大发现须臾不分的还有毁坏、劫掠和残破。其中敦煌藏经洞还与火烧圆明园、清东陵乾隆慈禧墓被盗、溥仪偷盗故宫藏画和善本古籍一道，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文化遗产所遭遇的四大劫难。在那个时代，发现总是伴随着泯灭，惊喜总是浸染着悲痛，国厦倾覆之际，便是文脉断绝之时。

可不论何等的痛心与惋惜，毕竟三大文物大发现还是带给苦难的国人以杯觥之畅和击节之快。事隔百年，我们已经能够更理性地观察这些文物大发现的共同特点了：

一是发现的遗物都是带文字的。甲骨文是距今约3500年前刻写在龟甲、牛胛骨和人头骨上的；孔子壁中书、汲冢竹书和西域汉晋简牍都是距今两千年前后写在竹、木材料上的；敦煌千佛洞的经卷是千八百年前书写在纸本上的。我们的先人开始在竹木，后来是纸张的载体上写下的文献和描绘的书画，原本汗牛充栋，可到我们后人去发现它们时，却已是朽去大半，少得可怜。如果孔子壁中书和汲冢竹书不在一二千年前被发现，恐怕能不能保存到今天都是个问题；即便能保留到今天，能不能被我们发现同样是个问题。所以，当20世纪前后的这三次文物大发现，发现了足以改写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和中亚历史的文字性文物时，想要世界不受震动已不可能。古今中外文物考古发现的结果，有充分的理由辅证这种震动——那就是大概不少于95%的古代遗存发现是没有文字的，这是后话。

二是这些发现属于文物发现而不是考古发现。最简明直接的证据，就是它们被发现时，中国还没有考古这档子事。众所周知，考古学是在19世纪的欧洲出现的，到了20世纪20年代才传入我国，这是三大文物发现20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学术界把它们定义为文物大发现，原则上没错。如果从专业上讲，考古发现就是用科学的手段获取古代实物资料的田野工作。再说得全面些，就是在获得资料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对获取的资料进行整理和解读。换言之，文物发现基本上不是用科学的田野发掘手段获得资料的，像上面几个文物大发现中的破墙、盗掘、挖龙骨、劫掠等活动，最糟糕的就是把文物原来存放的状态破坏了，古人编缀的可顺序读通的竹简被搞得散乱了，古人放置在坑中的甲骨也被不少一心想找龙骨卖钱的人挖得七零八落。

所以，文物发现和考古发现是两码事，这种例子随便找找还有不少。像前些年被北京中国保利博物馆收购回来的圆明园大水法上的猴首、马首、虎首、猪首、牛首铜像，在那些外国人的书房或博物馆里，仅仅是作为艺术品摆放的。离开了圆明园建筑本体的这些铜兽首，无论其藏主如何视之为家珍馆宝，其原生的历史文化信息已难以再现；而用一个国家的国耻来点缀的所谓文化品位，更是现代人类社会的一种悲哀。稍微能抚慰我们心灵创伤的，是三大文物发现后的百年中，它们陆续成为了国际性的三大显学——甲骨学、敦煌学和简帛学

推土机在前 考古学在后

不管文物发现和考古发现有什么区别，可有一点是一样的：偶然发现超过有目的的发现。

偶然的文物发现，实在太多太多；偶然的考古发现，数量也惊人。下面看看几个全国100项考古大发现中的偶然例子——也就是“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实例：

偶然发现之一：马王堆汉墓

1951年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在长沙东郊马王堆，发现了两个东西相连的大土冢，他判定为汉墓。1970年，湖南军区的医院选定在两个大土冢下挖掘地下工事，建造地下病房。就在一个巷道口掘进数米后，施工的工人发现塌方严重，便找来铁棒探查。谁知底下竟冒出气体，他们以为是空洞，就赶紧舀水往里面浇灌，但一股强大的气压却把水喷上来。有人提议再用火试点一下，道口竟冒出了蓝色火苗。人们大为惊疑，立即向湖南军区作了报告。

电话几经辗转，三天后，湖南省博物馆才接到报告。第一时间赶往现场的专家侯良先生等人毫不知情，他们在路上还估计着是否是汉墓遭到了破坏。到达现场，发现果如所料，他们看到有许多人还在墓上点火抽烟。考古专家根据经验推断，凡是有气体冒出来的墓葬，地下文物就保存完好。这显然与密封有关，密封也就意味着墓葬没有遭到破坏。

其实，马王堆汉墓并不是偶然发现的，而是军队当时“违法”作业，导致了偶然的考古发掘。马王堆汉墓早在1961年就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竖立了文物保护标志。可在那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特殊年代，文物保护也得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路，无人能挡也无人

偶然发现之二：满城汉墓

下面说的这个偶然发现，也与军队施工有关。

1968年5月，解放军某部官兵正在河北省满城县的陵山上进行一项军事工程施工，不料碰到了破碎带。施工点只好避开破碎带，另寻新的作业地点。可就在重新选定的地点，放炮炸掉的石头竟然眼瞅着就不见了。官兵们很奇怪，过去一看，发现了一个大洞。

战士们从洞口下去，发现洞穴里面有很多东西。他们拿出了几件，一看是文物，就不敢再动。工程立即停工，马上向省里报告，省里再报中央，周恩来总理责成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负责办理。在北京军区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组成联合考古队，拉开了考古发现的序幕。结果更出人意外，战士们发现的洞只是“凿山为陵”的第一个墓，编为1号墓。就在清理这个墓时，又发现北边约六十米处的山石岩层有被扰乱的迹象，果然那里还有一座墓，定为2号墓。

这两座墓葬所在的河北省中部偏西的满城一带，在汉代属于中山国境内。陵山不高，海拔只有两百多米，却面朝地势宽阔的大平原，背靠峰峦起伏的太行山，实为风水宝地。1号墓的主人是西汉景帝刘启的皇子、中山靖王刘胜，汉武帝刘彻的庶兄。2号墓的主人是刘胜的妻子窦绾。《三国演义》中刘备自称为汉中山靖王的后人，如果属实，那刘备就是此处满城汉墓的主人刘胜夫妇的后代。

这座“凿山为陵”的并穴合葬墓，开凿在山岩中，墓道口用土坯或砖砌筑成门，再用铁水浇灌，与山石融为一体，防盗性能很好。满城汉墓是一座未遭盗掘的汉代诸侯王陵，陵中还首次发现了完整的金缕玉衣①，而且是有准确年代可考的最早的金缕玉衣。为保护尸体不腐，刘胜夫妇都用金缕玉衣敛尸，其中，用于穿系裹尸玉片的金丝分别为1.1公斤和0.7公斤；刘胜所用玉片是2498块，窦绾是2160块。只可惜金玉仍在，尸骨已朽，玉片金丝散乱一地，使复原工作费尽了气力。

除了玉衣，窦绾墓里随葬的一座长信宫通体鎏金铜灯，也是这两座墓中近万件随葬品中的佼佼者。灯体为造型生动的宫女跪坐双手持灯状，内体实际是空腔。全器的制作，是由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六部分分铸、拼合组装而成，非常便于拆卸和清洗。最精巧之处在于，宫女长袖高举的右臂被做成一根排烟管道，燃灯时灯烟经过右臂进入中空的躯体内，可以保持室内环境清洁。

有人说长信宫灯是中国最早的环保文物之一，也不全是戏言。这件器物上的宫女袖口顺势形成灯罩，灯罩又由内外两片弧形屏板组成，并镶嵌在灯盘的凹槽里，可以左右推动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照射的方向和亮度。该器物在满城汉墓发现二十多年后，被定为具有独特超凡艺术价值的一级青铜器，专家给出的评语是“优美动人，制作工艺高超”。 此时，专家们可能已经不在意，它的发现竟是来自于上面所说的那次偶然的军事施工。

偶然发现之三：法门寺地宫

考古发现的偶然性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的，如果真的被某位专业学生写成学年或毕业文章，也许还是不错的选题，因为其中确实有着千变万化的事例，可拿来作为论证考古偶然与必然之间关系的论据。像上面两个实例，说的都是人为作用导致的偶然发现或偶然发掘。下面要介绍的偶然发现，起因于1984年8月间陕西省扶风县一带的连绵淫雨，纯属自然动力所致。

陕西省扶风县的法门寺，是唐代著名的皇家寺院，因供奉佛骨舍利，声名卓著。以后各代历经毁塌，也历经修葺，1956年被列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就是1984年8月间的这场雨水，使寺内的八角砖塔突然崩塌，塔体大半倾塌，藏于塔上的宋元刻本佛经和唐代以来的大量造像面世。古建筑倾塌，令人惋惜，但却使稀世珍宝重见天日，可谓福兮祸之所伏。为重建倾倒的佛塔，1987年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开始对塔基和地宫进行发掘，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们几如神话般地发现了四枚佛指舍利，一百二十多件金银器，还有丝织品、玻璃器、秘色瓷、珠宝玉器、石刻等大量皇室和佛徒献供之物，规格等级之高，无与伦比。

这次偶然发现的舍利，传说是公元前485年佛祖释迦牟尼涅后，其遗骨火化结晶而成，是佛家圣物。相传后来被统一印度的阿育王分成8.4万份，分送世界各地建塔供奉，以供各地佛教信徒膜拜。法门寺就是唐代安放释迦牟尼指骨舍利的中国四大名寺之一，唐代皇帝曾先后七次开启地宫，迎佛骨进京供奉。而今，其他三刹的舍利皆已无存，法门寺佛指舍利成为国内唯一幸存之物。这次发现的藏于秘龛中的四枚舍利，有一枚是释迦牟尼的真身遗骨，另三枚是僧尼为了避免舍利遭到损毁而仿制的影骨。还有资料显示，经过两千多年的光阴，留传在世的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已经异常稀少，除了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佛指舍利外，在我国北京的灵光寺，还供奉着据说是世上仅存两枚的其中一枚佛牙舍利。

偶然发现之四：何尊上的铭文

偶然的发现除了不可移动的遗迹，还包括遗迹内的遗物。像著名的人面方鼎的发现，就偶然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

众所周知，商代铜器上的纹饰多为饕餮纹，但有一件人面方鼎以正面写实人像为主要纹饰，实属罕见。它是1959年湖南省博物馆在长沙废铜仓库中拣选到的，当时已残为九块，后经修复，发现竟是一件罕见的商代晚期方鼎，但已只剩三个足了。

无巧不成书，1960年，另一只残足竟然在长沙以外的一个城市——株洲的冶炼厂废铜中被发现。这样的偶然事例不能算是考古发现，只能说是文物发现，因为这类传世品的出土地点是不确定的。尽管它屡屡被人提及，常常出现在图书的封面或书内插图中，但其学术价值早已大打折扣了。

在这里还要说说另一个偶然发现——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

1975年，为纪念中日建交，国家文物局要在日本举办中国出土文物精品展，王冶秋局长聘请青铜器专家、就是后来的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赴京组织筹备。经审核后，马承源很快从全国各地调集了100件一级品文物，其中就有宝鸡出土的一件饕餮纹铜尊。

马承源过去只听说过但没有见过这件铜尊，他在故宫武英殿见到实物后，反复看了好几遍，心中一直纳闷，这么大造型的器物为什么没有铭文？随即他用手在铜尊内壁底部反复摩挲，感觉底部某个地方似乎刻有文字。他大为振奋，随即让人送去除锈。经过清除泥土和锈迹，果然在铜尊底部发现了长篇铭文。马承源高兴至极，马上做了拓片，经研究，隶定出的铭文有122字，内容大意为：周成王五年，一位叫何的周王室重臣，在刚建成的洛邑成周，受到新居那里的王的训诰和赏赐。何用得到的赏赐，铸成这件铜尊，记载这一重大殊荣。

就这样，铜尊被定名为何尊。也因为这一重大发现，国家文物局取消了何尊赴日本展出的安排。1980年，国家文物局又请马承源组织筹备“伟大的中国青铜器”展，以赴美国进行友好交流。马承源提出申请，要把何尊定为参展的主要文物，后得到批准。因为有这样一件青铜重宝参展，这次外展文物的保险费就高达三亿多元。

何尊是因为马承源偶然发现了它的铭文以后才身价倍增，后来被定级为具有综合价值的“国宝级”青铜器。专家对它的定级评价是：“方形圆口，器身铸大扉棱，开铜尊造型的新风格；铭文所记营建成周洛邑之事，可与古籍相参证。”

专家们一致认为，何尊的史料价值极高：一是证实了周武王灭商后，就产生了在伊洛这个天下中心建立都城、一统天下的战略意图；二是此器作于周成王五年，作为实物证据，为解决周公摄政的七年是否包括周成王在位年数之内的历史课题，提供了直接资料；三是证实了周成王要迁居成周并付诸行动这样一个史料不详的重大事件；四是铭文中“中”、“国”两字作为一个词组第一次出现，尽管它与现在的“中国”一词不是同一个地理概念，但其意义十分重大；同时铭文述及周初重要史事，与成周（洛邑）兴建有关，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与河南地方史、城市建设史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基于以上重要内容，1988年马承源到新落成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参观时，听讲解员介绍何尊为镇馆之宝时，他当即指出：“它应是镇国之宝，不仅仅是你们的镇馆之宝。”

偶然发现之五：眉县青铜器窖藏

2003年1月19日，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五位村民像往常一样，在村北砖厂取土劳作。村民王拉乾一头挖下去，竟然挖出个大洞来。他很吃惊，忙唤大伙过来探望，原来洞里面是一个土窖，窖里还埋藏着不少露出半截的器物。在场的村民立即联想到此地曾多次出土过窖藏宝物，他们赶紧向政府报告，于是，发现窖藏宝物的电话打到了宝鸡市文物局。

经发掘，在这个偶然发现的西周青铜器窖藏出土了27件造型精美、保存完好的青铜器：鼎12件，鬲9件，壶2件，盘、、、盂各1件。最令人们兴奋不已的是，件件青铜器上都有遒劲古朴的述事铭文。经过著名青铜器专家李学勤、李伯谦、马承源等反复释读，共发现铭文4048字，为历代出土青铜器铭文最多的一次发现。陕西省宝鸡文物局长张润堂这样形容他的工作：“为此我数了不下50遍。”

偶然发现之六：秦始皇陵兵马俑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所有关于秦始皇陵的推测都只是停留在文献记载与传闻上，但1974年几位农民打井时的偶然发现，让秦始皇陵一夜之间家喻户晓。可如果你看过当年主持发掘工作的秦兵马俑考古队第一任队长、兵马俑博物馆首任馆长袁仲一在《秦兵马俑》一书中的回忆，你就会注意到他还讲了一个发现过程的细节，其偶然性几乎叫人难以置信。这里的引文比原著略有删节，转述如下：

1973年底，陕西省临潼县骊山脚下西杨村生产队长杨培彦和副队长杨文学二人带人一连打了二十多口井后，只有一口井水较旺，远远满足不了灌田的需要。

1974年3月24日下午，他俩又带几位社员来到村南满地砂石的柿子树林东端，这里有条古河道正对着山谷口。他们认为下大雨时山水从谷口下流，地下水必定丰富，于是他们就决定在这里再挖一个大水井。

杨培彦用尺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作为井址后，杨文学心里仍惴惴不安。端详了一会儿后说：“我看井址最好再往西移动一点。你们看那里的一棵大柿子树长得枝叶茂盛，地下水一定丰富，地势也较高，抽水灌溉北边的农田较方便。”于是把井址向西移动了一下，移至大柿子树南边约十米处。

事后才知，这个井址恰好位于一号兵马俑坑的东南角。井的一半位于俑坑内，另一半位于俑坑外，真是鬼使神差，促使兵马俑光耀天日。

袁仲一记载的这个农民打井时的偶然发现，颇富传奇色彩，但我们无法不相信它的真实性。我们可以想象，假使杨文学没有惴惴不安地建议移动一下井位，假使井址再错位一米或两米，恐怕我们不知何时才能见到地下三米多深的世界第八大奇迹；那里可能至今还是砂石累累，一片荒凉，伴随着夜晚依稀可闻的狼嚎；那附近可能至今也不会为参观兵马俑而修建一座宽敞便捷的飞机场。尽管这里早已被划定为秦始皇陵保护区范围，可这里毕竟距离秦始皇陵有1.5公里的距离，即使专家们在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么远的地方会有如此重要的陪葬坑，而且还不止一个。但让专家们始料未及的是，30年后，几位打井的农民会对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权”提出要求，几乎上升到法律程度，这就不知道应该叫做偶然，还是看作必然了。这在后面的“兵马俑的发现权”一节中，将为大家详细介绍。

敦煌石窟算不算考古发现(1)

甘肃敦煌藏经洞是偶然被一个道士发现的，按说属于文物发现，但在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的榜单上，这一发现却赫然在目。有人问，这能否算作考古发现？

首先要说，这个问题问得好。但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让我们讨论一下评选的规则。由最著名的考古学家组成评委会的中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可能是中国目前没有介入商业元素，以科学水平为唯一标准，有极大社会效益的纯专业评选活动之一。评选一直坚持三个基本原则：发掘是否经过国家文物局审批；田野考古是否严格坚持了专业操作规程；考古发现是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然而这样的评选标准科学与否，评选的结果客观公正与否，是否会助长专业人员的挖宝思想和浮躁心态，实至名归还是名不副实……质疑者并非没有，并且是“柿子专拣硬的捏”，“胡须就挑老虎的拔”，直指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榜单中的第83项——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甘肃敦煌石窟的发现”。

常言道，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看质疑者下面的质疑，着实叫人觉得这项发现入选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名单，的确有那么点蹊跷。

第一，敦煌石窟原本就是从一千多年前就开始不断凿刻于山体上的佛教洞窟，按现在学术界或文物法规的说法，叫地面文物，也就是既看得见又摸得着的古代遗迹。既然能看得见又能摸得着，还要你考古去发现什么？这就像明代长城，早就醒目地横亘了好几百年，顶多是因为时代久远了，有些残垣断壁，然后你去挖了一挖，可你总不能就大言不惭地说“考古发现了明长城”吧？

第二，再说那个著名的藏经洞的发现。但凡知道点那段历史的人都晓得，它是一个叫王圆的道士无意中找出来的，与考古学家何干？当然这类考古发现的权属争议不小，在后文中还会说到，暂时不表。

第三，让敦煌古写本经卷名扬天下的，是斯坦因、伯希和等探险家和汉学家，干的又基本是盗掘和掠夺的勾当，显然与科学考古无关。后来成为国际显学的敦煌学，也不是因为我们成立了敦煌研究院才名扬世界的。更何况敦煌研究院也不是以考古为专职的考古机构，它的前身是1951年更名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再前身是1944年建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是与考古没有干系了。

第四，中国的考古学是上个世纪20年代才从国外引进的，到现在还不足90年，而著名的藏经洞的发现是1900年，距今已110年，这不硬是让考古学隔着锅台上炕，赶鸭子上架么？

第五，后来在敦煌石窟进行过考古工作没有？肯定是有的。但入选100项考古大发现是因为这后来的工作么？那要看看是什么工作。1951年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专家全面勘察敦煌石窟，提出保护、维修方案。1965年前后对它进行了大规模的危崖加固工程，对近四百个洞窟作了加固，修了桥廊栈道。1980年前后，考古发掘了一些窟前建筑遗址和洞窟。明眼人一看都知道，这些工作是保护文化遗产为主，既没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物大发现，也不是叫人闻之一振的重大考古事件。

由此，按质疑者的这些说法，看来把敦煌石窟作为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还真是值得商榷的事；弄得不好，还会影响到评选的学术性和权威性。林语堂说过：“人们公认，自我认识是极难的事，尤其是需要对自己进行大量健康而又清醒的批判时更是如此。”那么，这个敦煌石窟的发现到底算不算考古大发现呢？

敦煌石窟算不算考古发现(2)

这个问题应该一分为二地看，既不能全算，也不能完全不算。

说不能全算，是因为列入评选时的用词挺讲究，既没有叫考古，也没有叫发掘，既没有用“调查”，也没有用“勘探”之类的考古专用词语，而是叫做“甘肃敦煌石窟的发现”。那么，这里讲的“发现”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显得老套却又无法规开的概念问题，需要名正言顺地给“发现”一个定义。如果不弄清楚这个概念，你就可以这样解释，我也能够那般理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都难以说服对方。

《辞海》上对于“发现”的定义是这么说的：“本有的事物或规律，经过探索、研究，才开始知道，叫做发现。”按这个说法比照一下，敦煌石窟是原来就存在的事物，但是属于自在的存在，在人们发现它以前，只有宗教意义或文化意义之类，而没有在科学研究中发挥什么作用，更没有因研究成果为世人所知所用。问题在于，敦煌石窟是怎么被发现的？被王道士无意中找出来和被洋人野蛮地劫掠，恐怕就不能算发现，起码不能算科学的探索和研究。所以“甘肃敦煌石窟的发现”前面就不能冠以“考古”两个字。没有“考古”两个字，就只能算非科学的发现了。科学和非科学，一字之差，千里之遥。所以别小看“考古发现”这几个字，好像挺简单，可琢磨起来又有点专业，说术即术，曰俗亦俗，远不是那么纯粹。这就是之所以说不能全算的道理。

说不能完全不算，也有“法”可依，因为任何行业的评优选秀都有一套规则。有了规则，才有资格，才能参加“游戏”，才能分出等第高低。在评审20世纪全国100项考古大发现时，评委会“量身定做”的三项评选原则，与每年年度评选考古十大发现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在国内外产生过重大的社会影响；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这三项基本原则，不仅是硬道理，而且是有弹性的硬道理。起码甘肃敦煌石窟的发现就符合前面两条。这项发现具有的不是一个道理，而是两个道理。如果从更专业的角度看，我们还能找出第三个道理：

首先，考古学的研究过程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是收集和发现遗存，这主要是野外干的活儿；二是整理和分析遗存；三是解释遗存。这后两个过程多在室内完成，犹如前面提到的“沙发考古”。很显然，考古是个过程，是一条程序链，发现只不过是过程中之一环，是一个结点。何况，这个过程也有区别。因为有些发现是一次性的，比如清理大中小型的古墓，基本是立竿见影就地解决，像几十年前发掘十三陵中的定陵就是一鼓作气拿下的。可有些发现却没完没了，是反复性和连续性的。以发掘古人居住的遗址来说，世界上时间最长的考古过程，要数意大利的庞培古城了，大约已经陆陆续续地干了一二百年。中国的考古发现也有不少是常年进行的，比如曾发现甲骨文的商代都城殷墟考古，自1928年起，也已经时断时续干了七八十年。其中有考古学家从青年干到中年，从中年干到盛年，从盛年干到了退休，几乎把一生都献给了殷墟。中国考古学诞生到现在，已有四代考古人在殷墟奋斗过①，代代相传，马上就接力到第五代了。再如秦始皇陵兵马俑，从1974年被发现起，到现在还在工作，还不断有新发现。

敦煌石窟算不算考古发现(3)

即使说敦煌石窟，实际上也没有结束考古发掘。1988—1995年期间，考古学家历经7年6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已经把一般人不知道的北区洞窟基本清理出来，将向游人开放。这样一来，我们通常看到的南区487个洞窟，加上这次发掘的北区的248个洞窟，总共735个洞窟，大体上恢复了唐代碑刻中记载的莫高窟“窟室一千余龛”的原始面貌。所以，尽管莫高窟等耸立在地表以上，属于地面文物范畴，一样还有未被发现的龛壁，还有被沙土掩埋的洞穴，这都是需要考古清理的。

再往深了说，发掘有连续性，研究也有反复性，并不是什么东西一发现、一挖出来，研究结论也就同步出来了。有多少考古发掘，现场没注意到的遗存所含信息，在几天十几天后被发现；又有多少考古发现，当时没有注意到它的价值，几年十几年后才逐渐认识到。这就是说，有的考古发现是立刻知晓了重要性的，可有的考古发现是后来才知道有“名堂经”的。因此，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遗存是静态的，但考古发现和认知则是动态的。可以说，历史是与考古学一起成长的，考古学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的认识就能深入到什么程度，古人就会鲜活到什么程度，历史就会丰富和深刻到什么程度，就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立体化。这就是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先生一直讲的“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代死人说话，将死人说活”。特别是历史作为现代人的认识对象，和我们现代人所拥有的技术手段、知识、观念、情感等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甚至于和我们未来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怎样期盼未来，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如何对待过去。换言之，我们如何认识过去，就意味着我们怎样走向未来。

考古学是一门学科，但考古学更重要的是一种方法。发现既是过程的开始，又是过程本身，这个过程还有循环反复的套路：从野外发掘出土阶段，到室内整理研究阶段，再回到野外发掘阶段，再返到室内研究阶段。所以，在考古界，甚至说在学术界，最常见也是最科学的表述，多是“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这类话语。看似保守，但谁也不能否定，这才是科学研究中的“实话实说”。

回来再看敦煌石窟，它实在是太特殊了。它在学术界的研究层次，早已位居显学之尊；它在国民中的神圣地位，连接着民族情感的神经。它若不入选，那100项考古大发现的评选还有什么权威性和民族性可言？哪怕百中取十，十中取三，那也非它莫属。所以可想而知，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的评委们是在如何的为难中，在怎样的情与理的权衡中才没有剔除它，这需要学术勇气，而且超越了学术本身。我们最好接受，当然能理解更好，尽管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尽管在感性和理性的取舍之间难以中庸，但谁能说我们的文化心理不能从中体会到宽容？

有多少发现纯属偶然

以《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中国十年百大考古发现（1990—1999）》等权威性资料为依据，我们发现，书中所记载的种种发现当中，约有半数根本不是出于国家文物局或地方文物部门的科学规划，而是在工程施工、农民耕作甚至是盗墓中暴露出来的，然后考古学家闻讯接报，迅速赶到，实施了补救式的清理工作。这种被动的做法，用专业的术语叫“抢救式发掘”。这种发掘，大都是突发性的，所以有人说考古学家就像救火队员，考古队就像消防队，这比喻可是半点不假。

失火的废墟是什么样？无论你是在现场还是在电视里看过，留有的印象就四个字：一片狼藉。那抢救性的考古现场如何？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遇到国家或省市一级的重点建设项目或政府特别工程，这火更要救得急，救得有质量，顺带还要宣传保护国家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一般人难以想象，考古抢救所遇到的麻烦往往是“情势猛于虎”。消防救火，帮者众，没谁阻拦。可考古就不同，前去抢救首先遇到的不是“战天斗地”的发掘，而是“与人奋斗”的思想政治工作：第一时间既要保证文物安全，又得协调好各方的利益和关系，其乐无穷谈不上，其苦无比多多。所以考古出身的著名作家张承志说：“中国考古队员工作时难以想象的劳累和底层化，成全了这个领域中培养出这种人的可能性。”中国乃至全世界有四类知识分子是和社会底层有过节的，一类是地质学家，一类是农学家，一类是医生，还有一类就是考古学家。不客气地说，考古学家恐怕“最不是玩意儿”。因为同样与底层打交道，可其他学者是送福荫给老百姓的，找矿能创收富国，粮食增产能提高大众温饱度；医生更不用说了，祛病免灾，救人积德。考古学家做的是什么？是掘人家祖坟，挖人家苦心经营的高产田，耽误迫在眉睫的施工工期，难免民怨村怒，如此等等。所以考古学家往往会和老百姓发生直接冲突，会与施工队产生矛盾，遇到的笑脸不多，见到的怒目不少。

尽管考古学家是我们这个时代派往古代的亲善大使，但他们永远不是一线明星，也没有行政官员的权利，即无法令行禁止，也没有号召力，更不是好莱坞甜心。考古学家的表情可能是科学家中最丰富的，他们的面部肌肉已经职业化的发达，他们的心脏不同于其他科学家的律动特点。这些年三峡和南水北调等国家重点工程中的文物抢救，实实在在地让考古学家们体会了无数相争的苦恼，相识的快乐，相知的欢笑和相融的效率。“抢救式发掘”遇到某些城市的“政绩”工程，其实麻烦最大。嘴皮磨破是小事一桩，不被打伤赶走已属万幸。所以不论美国还是中国，在考古学家的职业要求里，除了专业上必须达标的技能、方法和理论等各项外，具有行政领导和协调能力也被写进规则里。

“抢救式发掘”不是考古发现的全部，还有一些发现是考古学家带有某个研究目标主动进行的，这个概念用专业术语叫“课题式发掘”。然而在中国，“课题式发掘”很少，“抢救式发掘”很多。比如2004年国家文物局批准的600余项考古发掘项目中，配合基本建设的近80%，仅有120项左右不属于“抢救式发掘”。而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正式立项的考古发掘项目，平均有80%是出于配合基本建设的目的。因此人们常说，考古发现有很大的偶然性，要靠运气灵，机遇好，手气旺。这虽然不是事实的全部，但的确包含相当部分的事实。

有多少考古是偶然发生的，已经难以统计。但不论你相不相信，大部分的考古发现纯属偶然，并且偶然得几乎你能相信你自己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开玩笑地说，在你不经意伸出一脚或跌了一跤后，就有可能踢出来或摔出来一个改变人类历史的惊世大发现，以至于在考古界流传着不同版本的故事：考古队员在调查时小解而尿出地下的陶片，引发了某某重大考古发现……你可能还不了解的是，这些偶然的发现，后来有不少竟都成了国际显学，像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以及正在成为显学的秦俑学等等。另外还要顺便说的是，1921年，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聘请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先生在进行矿业资源调查的时候，在北京的周口店发现了古人类的化石——北京猿人化石。也许是受到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感召，安特生一生的兴趣从此由地质学转向了考古学，转向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现代意义下的考古学传入中国由此带有了一定的偶然性，考古学家们甚至也受到了偶然发现的感染，把自己的人生也偶然化了。正如北京大学教授、考古学家齐东方在他撰写的《走进死亡之海》一书开头写的一首诗一样：

不知为什么？

历史迷失了你；

在古老的梦里，

我见到了你；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认识了你。

秦陵乾陵 挖与不挖(1)

中国有两个帝王陵墓很受世人瞩目，一个是秦始皇陵，一个是乾陵，后者是武则天和她丈夫唐高宗李治的合葬陵寝。

古往今来，知名度高的皇帝，多是生前自己折腾，死后被人折腾。自己折腾，也就是生前做了不少和别的皇帝不一样的事，谜团太多，盖得了棺，定不了论。于是后人跟随，破解谜团。不客气地说，就是接着折腾他们，让他们死后都不得安宁。后人折腾的最大特点，过去是贬褒功罪，评判得失；现在流行避虚就实，也就是挖坟掘墓。往客气了说，这叫关注，但关注的问题点，各有不同。

平民百姓关注秦陵和乾陵，集中在一个疑惑上：为什么不挖？感性色彩比较多。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是，挖和不挖哪个更重要？学理成分更大。这些年情况又变了，好像各级政府也开始掺和进来，仿佛辩论赛上的辩手，成了正方反方，正方肯定挖掘效益，反方强调保护功德，一个说YES，一个说NO。

秦始皇和武则天老是被后人这样折腾得死去活来，其实也怪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实在是生前太“出格”，死后也太另类了。要不然，和武则天同葬一个寝宫的李治，怎么不太被人提及，也不太被人折腾呢？原因就是人家李治生前没太折腾，属于常态国君，寿终正寝时，也按皇室礼数大殓入葬，一切都中规中矩。

秦始皇和武则天可不同了，都另类得很。一位是第一个在中国称皇称帝的男皇帝，一位是中国第一个名正言顺的女皇帝，于是，他们就一下子成了和别的皇帝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很不一样的皇帝了。

秦始皇另类到什么程度人人都知道，他把先秦泛用的“朕”字据为己有，成了皇帝专称；还放出话说：“朕始为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武则天好像比秦始皇还要另类，她干不成秦始皇统一文字那样的旷古大事，就干脆自己造了19个字，其中还给自己造了个名字“”，谁也不能用。

秦始皇那会儿，大开刻石纪功和树立碑碣风气，自己陵前却没留下只石片碣，这事好像没有多少人关心，可武则天树起的无字碑①却是世人皆知。一个不留碑，一个留了碑，碑面又不着只言片语，这都给我们留下无尽的揣测和联想，激起专家无数的研究和争执，成了报刊传媒的头条稿源，成了人们茶前饭后的谈资。不留名句，没有恒言，二人身后都没有什么能传咏的名篇诗句在世。秦始皇曾东临碣石，求仙问神，但后人吟咏的却是“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曹操，让一代枭雄曹操风光无限，名垂汗青。

让人更不可思议的还有，武则天作为正式登基过的中国皇帝，在位15年却没为自己单独建造陵墓，而是在死后打开已经埋葬了22年的李治陵寝，与李治合葬一处。乾陵并不是人们常说的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皇家夫妇合葬墓①，可是作为不同年号的两朝皇帝合葬一墓，倒真是中国旷古未有。一个女人先当皇后，再做皇帝，临死前留下遗言去帝号，重回皇后身份，世所罕见，是那些临朝称制的吕后、慈禧太后们比之不足的。即便到现代，中国这位一千多年前的女皇帝还叫百姓、专家、政府惦记着。一般的墓葬考古到国家文物局即可能获得审批，可这位女皇陵墓的考古报审程序，却要拿到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讨论，让国家领导人轻易不能放言表态。要是哪一天乾陵像秦始皇陵那样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单，那外国人和世界组织还得掺和进来。所以，动不动就提议要挖这两个皇陵的人，不知道是否想过，秦陵和乾陵早在1961年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怎能轻易挖得？秦陵在1987年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真的要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不同意还是个事儿呢。

秦陵乾陵 挖与不挖(2)

反正这么说吧，世上总有这样一类与众不同的女人，她们得到常人得不到的，却失去常人所拥有的。武则天就是这样的女人，但凡常人做不到的事情她做了，没有资格做的事她也做了，有资格做的事她未必有兴趣去做，男性皇帝们不做或不能做的事，她没少做，最后做到了她丈夫李治也没有她名气大的地步。结果是，她的历史功过知者寡，她的历史故事闻者众。关于武则天的热闹不仅仅只是她生前82年里的那些事，大热闹还在后头。那就是哪天有要挖她的陵墓的动议了，之前就要热炒起来；哪天真的开挖她的陵墓了，更要热得发烧；到哪天挖完她的陵墓，热度依然难退，依旧不会太平。等猴年马月折腾完了她生前死后那些事，兴许才能消停一点。中国人常说，人死后才能盖棺定论，那说的都是一般的皇帝和文臣武将，放在武则天身上不太管用，对她还必须得开棺解密，方能罢休。而且这还要赶早不赶晚，要下手快，起码要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乾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前。

但不管怎么讲，一个皇帝能另类到生前一生事，死后千古事，另类到他们的陵墓里埋藏着中国的文化秘密，埋藏着中国人的好奇心，埋藏着政府官员的经济发展规划，埋藏着专家学者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底线，恐怕也只有秦陵和乾陵可以比照了。

说实话，不少人对评价秦始皇与武则天的历史功过已经提不起太大的兴趣，那是专家学者们的事情。明眼人都知道，现代人关注的是如何古为今用，为我所用，还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实际得多，也现实得多。急性子的人早就顾不上澄清历史事实，寻找历史规律，叩问文明兴衰了，而是来他个“梦想照进现实”，干他个考古大揭密才爽快。历史事实被研究了多少年了，谁也没说出普适性的结论，总是这样悬着，叫人闹心，挖个真实出来不就完事了么？而且还有视觉，有触觉，有效益，有业绩。即便是考古人也被“忽悠”得心里痒痒的——哪个不想在自己辛辛苦苦从业的一生里，赶上挖皇家帝陵的机遇，抱个大金娃娃，哪怕过过发掘的瘾也不枉为考古呢？尽管他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别说普通的考古人了，即便大专家也不例外。上世纪60年代陕西方面曾经打算发掘乾陵，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听说消息后，特别兴奋，盼望在有生之年能亲眼目睹传说保存在地宫内的《兰亭序》手迹。可周恩来总理却批示道：“我们不能把好事做完，此可以留作后人来完成。”这种善意的劝阻，对乾陵起到的保护作用不可低估。好像郭老在失落之余还写下了“待到幽宫重启日，延期翻案续新篇”的诗句。

该不该惊醒那几位在地下沉睡的帝王？几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动议不绝，提案不断。据上海《东方早报》记载， 在2007年西安召开的“纪念武则天入葬乾陵130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有专家再次提出发掘乾陵的建议，也有不少专家持反对态度。正如陕西省考古学会会长石兴邦所说，这一争议有代表性地显示了当代语境下，关于文物价值和保护的不同理念。

在搜狐网站上曾有过《当前该不该挖掘武则天墓？》的帖子，正方的命题是：该。若能打开，乾陵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具观赏性的博物馆。放在那里不挖掘，也要花费人力物力保护，挖掘有利于考古发现，是一大收获，有利于提升国家形象，从实物上丰富中华文明内涵。反方的命题是：不该。对祖先留下的东西要慎重。当前在科学技术条件还有局限的情况下，不挖掘要比挖掘好。考古工作者，首先要做的是如何更好、更完整地保存历史，掌握或者恢复历史的原貌，而不是到处挖人祖坟，掘人坟墓，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这其中大多数网友是站在反方的。

秦陵乾陵 挖与不挖(3)

羡慕陕西，羡慕生妒，嫉妒到想把它最小化，可最小化的结果，还是很大。这就是文物大省的体量，这就是文物大省的厚度，这就是文物大省的气派。仿佛想要挖个谁，都是大动作，都得惊动国人和世人；仿佛讨论挖个谁，都不能局限在省内业内，必须扩大到国内；仿佛哪里有个发现，都不再是地方性的而是国家级的发现。在中国文明兴起后的5000年里，一个陕西就占去了至少一千多年的辉煌；一个西安，就囊括了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汉、唐两朝盛世，没有哪个古都堪与比肩。陕西，应当比其他省的人走在文物保护的前列；拥有自豪的同时，也比其他文物小省肩负着更大的责任。

陕西的皇气，还凝聚在皇陵上。连中国最另类的一男一女两位皇帝，也都安身三秦，这还没算介于他们两人之间那位撑起大汉雄峰的汉武帝。毛泽东用诗词概括中国古代英雄时，都要提到秦皇、汉武、唐宗三位，能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只剩下宋太祖和成吉思汗二人了。在世界100项考古大发现中，秦始皇陵名列其中；在世界范围的人类十大考古发现评选中，中国唯一入围的就是秦始皇陵兵马俑。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知道，兵马俑坑只不过是秦始皇陵园五十多平方公里范围的一小部分；我们大多数人还可能不知道，2004年前后秦陵也面临过被摘牌的危机，差点被列为濒危世界遗产。据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对秦陵进行实地调查后，发出了保护状况不乐观的函告，要求进一步履行保护世界遗产的公约。所以，国家早就开始了对秦兵马俑及秦始皇陵的彻底的保护与整治，投资5.2亿元的秦始皇陵遗址公园和秦兵马俑周边环境改造工程正在实施过程中。秦始皇陵属于陵墓、墓葬类大遗址，由于在城市附近，可视性又较强，建设遗址公园的方式可以把文物发掘、保护的科学研究与旅游观光相结合，是对大遗址保护的一种探索。像秦始皇陵这样的大型遗址，挖到什么就保护什么的做法是不够的。划定保护范围有利于全方位保护和研究，也可以限制不合理的、可能给文物带来破坏的工程建设。

开启秦陵的成本与代价

秦陵也好，乾陵也罢，中国数以百计的帝王陵墓挖与不挖，其实早都套牢了“紧箍咒”，这就是国家制定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可谓文物工作的天条。再细点，还有1997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完善文物工作的通知》中强调的“考古发掘坚持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对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不过这是国家政策，不是具体抓手，服理难服人。于是，政府官员和专家们还时常用一个理由来加以诠释：“保护出土文物的技术不成熟。”这个理由对不对呢？对，这的确毋庸质疑，可千篇一律，已毫无新异之处。几十年诠释下来，硬邦邦的理由变成软绵绵的套话了，听得人们耳朵都起了老茧。如果按毛泽东“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的名言为基准，对于秦陵，还可以再找出许多难以发掘的理由来：

一 是能不能建造一个跨度500米以上的大棚？

秦始皇陵的规模决定了考古设施的规模，考古设施的保障不到位，想要挖秦陵简直难以想象。

说到秦陵的规模，那首先得看看秦陵地面的封土①有多大规模。

《汉书&#8226;楚元王列传》上说：“其高五十丈，周回五里有余。”秦时一尺约为23厘米，五十丈即约115米，秦时一里为414米，五里约为2070米，这大概就是秦始皇陵当初的规模。可是经过两千多年的自然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现存的封土比原来的封土缩小了许多。秦俑考古队为了了解原来封土堆积的实际大小，进行过钻探，发现原来的封土基础部分近似方形，周长与《汉书》说的“周回五里有余”的数据相近，为2000米，南北长515米，东西宽485米。

这样的话，我们在发掘前首先应当建造一个跨度不能小于500米的保护大棚，否则，挖掘秦陵简直就是不可能的。

道理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秦陵的结构由两部分建构而成，一个是地表下面的地宫，一个是地表上面的封土。人们最关注的当然是地宫，最想看到里面的遗存和司马迁说的一样不一样，能不能出土连司马迁也没有记载的遗迹和遗物。可挖出地宫，先得挖掉南北长515米、东西宽485米的封土。甭说这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帝王陵墓，就是一般的坟墓，按考古发掘的规矩，既不能用炸药炸，也不能用推土机推，更不能用挖掘机掏，一句话，就是不能快挖，只能慢慢挖，也就是一点一点地发掘。而一点一点发掘，就需要漫长的时间，就要历经春夏秋冬，就要面临风霜雨雪，如此，就要像挖兵马俑坑那样，先搭个大棚，既有利发掘，又可以保护出土文物。否则，即便人能够在露天作业，可以战天斗地，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可挖出的地宫怎么办？总不能让它风吹雨淋吧？

那大棚搭建得小点行不行？可不可以在封土上立几根柱子支架，缩小技术上无法解决的跨径难题呢？回答是否定的。柱子立在封土上，怎么去掉封土？即便退一万步可以立柱，那地宫挖出来后周围都竖着桥墩一样的柱子，成何体统？地宫完整的平面景观如何保证？如果柱子下面有文物怎么办？更何况，地宫周围的土质状况是不是符合立柱子的条件？所以，这就一定要建造一个跨径500米以上的大棚了。目前世界上能不能建造500米跨径的梁架？问题已经不是太大。例如单跨超过500米的桥梁，都已不在少数，像上海卢浦大桥和重庆朝天门大桥都有550米左右，好像日本明石大桥的桥墩间距还达到了2000米，等等。这都表明，现代技术已经具备建造大跨径梁架的能力。

如果真能建造这样的大棚，封土就要被遮封到大棚里去，这等于是把秦陵“包”起来。秦始皇陵露天的封土已经与周围方圆50平方公里的陵园景观以及山峦融为一体，建成大棚后，如何让大棚的风格与周边景观相协调，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二 是挖掉了封土会使秦陵地面景观消失

搭建大棚存在问题，那不搭大棚，干脆挖掉秦陵封土行不行？

挖掉秦陵封土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秦陵的地面景观会消失。只有地宫景观，而失去与封土规模相结合的场面，如何能让人感受到秦陵全景的恢宏与壮丽？如何让人领略古人建造如此庞大工程的艰辛与伟大？显然也不能通过。

有人说，既然在封土上搭建大棚有难度，又不能挖掉封土，那就在陵上找到墓门，往下挖一个洞，一直挖到地宫不就得了？问题是，地宫在哪？地宫又有多大呢？

前两年，我国首次将考古工作纳入国家“863计划”，进行了有史以来对秦陵资金投入最大、技术水平最高的地下考古探测，主要采用遥感和地球物理探测技术。结果发现，规模宏大的地宫位于封土堆顶台及其周围以下，距离地平面约35米深，东西长约170米，南北宽约145米；地宫主体和墓室均呈矩形状；地宫中央的墓室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50米，高15米，大小相当于一个足球场。

先不说这个探测是否就是秦陵地宫的实际情况，就算是实际如此，地宫的位置是不是就位于已经探测出来的地方？如果错位了怎么办？史料《汉旧仪》一书中有一段关于秦始皇陵地宫深度的介绍，大意是说公元前210年，丞相李斯向秦始皇报告，说他带了72万人修筑骊山陵墓，已经挖得很深了，好像到了地底一样。秦始皇听后，下令“再旁行三百丈乃至”。抛开“旁行三百丈”这段史料的真假或换算尺度的准确率不说，我们是否有心理准备，能够承受万一挖下去的结果与探测情况不一样？因为地宫位置的扑朔迷离程度，丝毫不亚于秦始皇在我们心中的模糊印象。

三 是地宫深深，如何上下？

如果地宫距离现在的地表35米深，那就相当于15层左右的高楼，这样的立壁，如果是石头或哪怕是土石结合的还算牢固，如果像兵马俑坑那样只是板壁和土壁，会不会导致塌方？退一步说如果加固，那不是改变了立壁本身的原生形态，变成了现代人工制品？再退一步，如果不是直上直下的立壁，而是阶梯状的立壁——这可能也是实际的情况——兴许能避免塌方或容易避免塌方，可怎么构建下去的通道？兵马俑坑离地表3—5米深，在旁边围上围栏，不用下去也能看个清楚。可地宫比兵马俑坑深了10倍以上，在上面围个围栏不让下去，难道要游客用望远镜看不成？如果构建可以走下去的通道，那岂不是又会破坏地宫的结构景观？

四 是要用多长时间才能挖完秦陵？

如果我们用几乎可以说是笑话的最机械的算法，既不计算时间成本，也不考虑实际埋藏状况，更不考虑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只算发掘面积的话，我们可以大致算一下：陕西凤翔秦景公一号大墓是我国目前已发掘的最大的先秦墓葬，总面积5334平方米，深24米。秦陵面积25万平方米，比它大约50倍。秦公大墓从1976年被发现，到1986年清理完成，挖了整整10年。照此推理，秦陵岂不是要挖400—500年？

秦景公一号大墓的墓主秦景公，系秦穆公四世孙、秦始皇十四代先祖。大墓的墓室像一座嵌入地下的倒金字塔，由上到下有三层台阶，台阶环绕墓壁，宽2—6米。墓室顶部长59.4米，宽38.8米，底部长40米，宽20米，面积有两个国际标准篮球场大。墓道平缓呈斜坡状通向墓室，连接墓室两端。墓道和墓室连成“中”字形，总长300米，墓底距地平线24米，相当于8层楼高。墓的总体积比先秦所见最大的国王墓——河南安阳侯家庄商代王陵大10倍以上。在大墓主椁室，规整有序地排列着殉葬者166人，有男有女，分别葬在箱匣之中，另外在填土中还发现20具尸骨，这是我国自西周以来发现殉人最多的墓葬。秦公大墓屡经汉、唐、宋历代盗扰，发现盗洞多达247个，不少金银珠宝、青铜鼎彝被盗墓者窃取。但陆续发掘出的铜、铁、金、陶、石、玉、漆器和纺织品等3500多件文物，仍为不可多得的珍宝。

2001年曾有记者慕名来到这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采访。记者发现，虽然头顶阳光灿烂，空气清新，但秦景公一号大墓的露天墓坑现场却杂草丛生，污迹斑斑。原来，由于各种原因，大墓发掘后的十多年，保护工作严重滞后，巨大露天墓坑任凭风吹、雨淋、日晒，墓坑四侧被雨水、污水肆意冲刷，留下累累斑痕，几乎成了臭水坑和垃圾站。记者还在墓坑现场看到，墓坑东侧的坑底燃起了几十米高的火焰，原来是四个农民正在用最原始的火烧办法清除杂草。

此前，大墓所在地的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南指挥村的七十多户村民，曾自发筹集资金一百多万元，新建了我国首家由农民创建的秦公一号大墓遗址博物馆。但对于需要投资数百万元才能修建起来的墓坑大型拱棚，南指挥村这个人均纯收入仅一千多元的偏僻小村就再也无力承担了。在二十多米深的墓坑坑底，记者发现，由于长期被雨水浸泡，南侧墓壁出现了明显的大面积滑坡痕迹，墓坑底部的主棺室因长期积水被泡塌，金字塔墓框的形状正逐渐消失。该馆馆长说，若再不采取保护性措施，用不了十几年，“东方倒金字塔”将不复存在。

我们再来算一下：秦始皇兵马俑坑总面积约两万平方米，秦陵面积是兵马俑坑总面积的13倍，深度是6—7倍。兵马俑坑经过陆续30年的发掘，实际发掘面积并不大，一号坑发掘计4000平方米，占一号坑遗址总面积的28%；二号坑发掘了200多平方米，占二号坑总面积的3.4%；三号坑520平方米遗址已全部发掘完毕；总的发掘面积约占整个遗址总面积的1/5，即30年里一共挖了4500多平方米。照此类推，秦陵面积是已经挖掘的兵马俑坑总面积的50倍，那要挖多少年呢？

再换一个也可笑至极却可能有点靠谱的算法。如果不管封土，不计深度，仅秦陵的地宫面积而言，它是秦公大墓面积的4倍多，要挖40年；是兵马俑坑实际挖掘面积的5倍多，也要挖150年。

还有两个参考数据：专家们估计，兵马俑三个俑坑全部发掘完后将出土陶俑、陶马8000件，出土各类青铜兵器数万件；其中最著名的一号坑约有陶俑、陶马6000多件，陶俑身高平均1.8米，陶马平均身高1.7米、身长2米。三个俑坑目前出土陶俑、陶马2000多件，约占总数的1/4；修复完好的陶俑、陶马1000多件，约占总数的1/7。

这些数据看似枯燥，如果在未来的一天条件真的成熟了，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真要开启秦始皇陵，这些数据绝对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尽管有关这些数据的说法很多，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可信的统计结论，但却非常清楚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秦兵马俑坑的考古发掘还有大量需要进行的工作，大量的遗物和遗迹都还埋藏在地下，更何况兵马俑坑的规模、体量等远远不足以与秦始皇陵相比。

兵马俑坑的规模、体量与秦始皇陵的比较表

比较内容 地上高度 地下深度 总面积 发掘难度

兵马俑坑 无 约5ｍ 约2万 已知，遗物种类相对比较简单

秦始皇陵 高约70ｍ 约35ｍ 约25万 未知，遗物种类可能非常复杂

兵马俑坑经过30年工作仅发掘了1/3，秦始皇陵园的面积大约为56.25平方公里，已进行过详细钻探的部分仅占总面积的1/10。陵园中心部分面积约2平方公里，对其地下埋藏情况比较清楚的部分，也只占中心区的1/3。在陵园内现已发现的500多座各种各样的陪葬坑和各种墓葬，以及数百万平方米的宫殿建筑基址，基本上都还没有进行正式的发掘。秦俑考古队自组建以来已经历了两三代人，老考古队员大多已经退休，有的已经不在人世。对此，已经退休的考古队首任队长袁仲一说：“兵马俑和秦始皇陵园的考古工作仍任重道远，考古任务十分艰巨，需要几代人几百年坚持不懈地努力。”

五 是投资多大？

投资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三个最主要的要素，其他的暂时不计。以一、二号坑为例，二号坑平面呈曲尺形，东西长124米，南北宽98米；其保护大厅为钢网架式结构，平面尺寸为长134.2，宽106.25米，高14.5米。一号坑更大，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保护大厅几乎都是宽出坑外边沿10米建造，厅顶用的是落地式三铰钢拱架结构，拱架弧长80米，弦长67米，总重量306吨，投资245万元。让考古学家最感遗憾的是，1975年前后建大厅时，正当“文化大革命”末期，当时国家经济困难，为了节省每10万元一个的钢拱架，少建了三个拱架，把一号俑坑两端计约45米长的坡道舍在了大厅外面，虽节约了30万元，却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使人们无法再看到俑坑完整的结构。

如此大规模的发掘，资金需求巨大，没有充足的经费支持，发掘工作根本无法启动。现今在国内兴建一个省级博物馆，不包括土地和搬迁费用，按现行的馆舍造价至少也得上亿元。眼前的一个实例是苏州博物馆，由贝聿铭先生设计，建筑面积只相当于秦陵地宫的1/10左右，总投资高达3.39亿元。挖秦陵要多少投资？挖好了后建造秦陵博物馆又要投资多少？造好了博物馆日常的维护和保护又要多少投资？这恐怕不是本书所能预算的了。

再说人力和物力，就更难以预料了。在三峡工程文物工作抢救最紧张的关头，曾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支考古队同时作业。秦陵考古是凭借陕西自己的力量干，还是募集全国甚至外国的考古人员，这都不好说。加上成百上千人的考古规模和相关间接人员的配合，几乎可以创造出无数就业机会的“大会战”了。现在已经规划在建的秦始皇陵遗址公园也是国家重点工程，投资5 亿多元，占地规模56.25平方公里，相当于七八十个故宫，几乎是一个城市的规模了。三峡工程的成果之一是成立了重庆直辖市，秦陵动工的结果会不会出个西安或咸阳直辖市呢？所以，我们实在得佩服秦始皇，当年有70万人参与修建他的陵墓，他是如何调度和协调千军万马的呢？时至今日，我们还在为如何保护他的陵墓犯愁，这个始皇帝真是另类到家了。

六 是发掘技术行不行？

地宫中的文物如果没有被盗掘或破坏，肯定会极为丰富。但彩绘、帛画、壁画、漆器、竹简、陶器、木器的保护将随之成为令人头痛的问题，地宫本身的维护也马上会变成巨大的难题。除此以外，秦始皇陵的发掘还有一个很少有人注意到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发掘之后能不能保护，也不是发掘之前具不具备充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是发掘本身会不会有重大失误？我们有没有研究它的能力？

地宫的发掘涉及一系列勘测、钻探、发掘、修复技术，我们没有科学揭露土木建筑陵寝的先例，缺乏直接发掘的经验，谁能保证来自考古学家的工作失误不可能发生？现在所说的不能挖的理由几乎都是保护技术不过硬，千篇一律地讲什么丝织品可能硬结，器物可能变色等，给人的感觉仿佛是这几个技术保护难题一旦克服，就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从考古学角度看，推动考古学进步的是发现本身和发现的方法——错失了发现，可以把机会留给技术能力肯定更强的后人，但由于我们现今所用方法或研究能力的失误和局限，却是历史性的罪过和遗憾。面对这种不可再生的资源，谁敢轻描淡写地说句“付学费”了事？谁来埋单？向谁问责？

话说回来，如果发掘后，真的出土了种类繁多的遗物——不仅仅是兵马俑那样的陶质文物的话，那修复的工作量又有多大？又有多复杂？又有多少技术难关需要攻克？也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系列问题。看看下面这个慎之又慎修复兵马俑的例子，我们就能知道守江山难于打江山，即便发掘容易，但保护是何等的困难——秦兵马俑曾遭到过人为破坏及火焚，再经过两千多年覆土重压，均已残破不堪，每件陶俑、陶马都得由几十片和百余片破碎陶片粘接起来。

在修复前，首先要记录每个陶片的出土地点、现状、坐标，以及它与周围文物的相互关系，同时辅以必要的照相、绘图，为后期研究和修复提供可靠数据与实物资料，也便于今后文物复位。

其次，在修复前还要对修复对象进行全面观察和分析，了解其结构关系及其附件情况；并根据前期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制定出一套完整的修复方案。

在修复时，先仔细地除去粘在陶片及茬口上的泥土，接着用清水清洗，然后晾晒或者烘干，再根据陶片出土时的编号进行拼对。残片拼对结束后，要把陶片顺其茬口由下向上逐步粘接，在粘接过程中要把俑体分成若干部分进行加固，以防胶体脱落。陶俑双腿断茬处用钢筋作暗支撑。陶俑体腔及脚踏板，用切成小块的涂上胶的裱布平展地贴于接茬处，待胶干后，再修补俑体表面的裂缝，最后再进行作旧处理。

可见，每件秦兵马俑都必须经过以上许多道工序的严格操作才能修复完成。另外，2006年《中国文物报》还曾报道说，为了治理兵马俑生出的几十种病菌，科技人员连续攻克技术难关，费尽了心力，这里就不多说了。

七是世界相关组织同不同意挖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会不会干预秦陵的发掘？怎么干预？都是未知数。即便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人家最后同意了，那会不会也像当年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坝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拯救努比亚遗址国际行动”那样，先后组织22个国家参与进来，从1960年起干预了整整20年呢？如果国际化了，那外国的发掘——我们只讲这一项——是不是和我们现有的考古发掘标准有冲突呢？比如他们要一点一点地挖，一寸一寸地下，速度极慢无比，规矩极多无比，那得挖到猴年马月？当年进行三峡工程的文物抢救工作时也不是没有外国人想投资参加进来，还好我们中国人“多快好省”地自己干了，否则三峡大坝什么时候能蓄水可就难说了。

看来，秦陵也好，乾陵也罢，都还没有到非抢救不可的地步，是否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把所有的地下文物都挖完，还是留给我们未来的子孙，这是感性和理性的较量，是本位与全局的抗衡，是业绩与政绩的对决。秦陵和乾陵等中国皇陵所面临的真正的危机，不仅仅是游客的攀爬和刻画，盗墓人觊觎宝藏的贼心，以及地震、渗水、风化、霉菌，而是我们文化观念的危机。我们总是习惯于把自己的智能最大化，总是对自己能力的时代局限性缺乏清醒的自省。

由此可见，不挖王陵的理由，不仅仅在于我们有多大的技术保护能力，重要的还在于我们有多少挖掘能力和认知能力，这才是事物的关键或实质。前者是技术，后者则涉及我们的文化成熟度。换句话说，如果技术达到了难道就可以挖了么？如果我们的考古学家没有能力适应人类认识的进程，落后于现在考古学的普遍认知阶段，向古代提不出更多更深入的问题，我们的技术再好，哪怕是世界一流，也还是不挖的好。

话说到这里，我们的共识差不多已经达成：发掘帝王陵墓?要有技术条件，还要有考古研究能力，更要有人类和历史文化的科学发展观。三者都未达标，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把陵墓留给子孙。但不挖又不能一刀切，不能因为考古学强调尽量把文物留给我们的后人去挖，就认为这样的保护便是科学的保护了。留到什么时候呢？如果地下的文物遭遇了自身的和外来的侵蚀，那还是先挖出来给我们研究岂不是更为科学的保护么？所以，一味地强调挖是不对的，但绝对不挖也不见得就是科学的保护。换句话说，不是所有的文物都要留给后人，有些容易腐蚀的应该先挖出来，那些容易保存的应该留给我们的后人。

遥想未来，我们的子孙在感谢我们留给他们的物质遗产时，会更珍爱我们传递给他们的精神遗产，这会让他们更加受用并为之感动。我们真正要核算的成本与代价，实际上可以借用商周青铜器上经常镌刻的那句铭文来体现：“子子孙孙，永宝用享。”这也如同当今西方政客或普通百姓提出政治主张、公益建议时常会说的那样：“为了我们的孩子和孙辈。”

兵马俑的“发现权”(1)

如果说一个国家的最大危机不是技术，也不是制度，而是文化观念，关于这一点，很多人未必同意，这也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话题。下面所介绍的兵马俑发现权之争与陕西眉县青铜器窖藏发现者之间的境遇反差，却能让我们从中体验到一种文物保护观念的时代变迁，以及我们文化思想的进步。

不少介绍兵马俑①的书刊上都说，最早发现秦兵马俑时，当地的村民以为挖到了“瓦神爷”。后来，鉴于几个陪葬坑内出土的都是带有军事性质的陶人和陶马，考古人员就定名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坑。随后大家都叫开了“秦兵马俑”，或径直就叫“兵马俑”了。仔细想想，当初的这个叫法其实是不太准确的，也可以说不太科学。

一是，俑指的是那些专门代替活人陪葬用的以陶、木等材料做成的偶人。在《孟子&#8226;梁惠王上》中，孟子引用孔子的话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其中“始作俑者”，即以土偶象征活人埋进死人墓中，以致后来形成以活人殉葬的风气。孟子还说“为其象人而用之也”，指出俑就是人形的土偶，所以，人以外的动物像马、牛、羊之类不应该叫做俑。仅从这一点上说，早期发现的似乎叫兵俑或兵俑坑才是，把马也叫俑不太靠谱。

二是，在越来越多令人意外的发现中，除了兵马俑坑，还有文官俑坑、百戏俑坑、铜车马坑、马厩坑、珍禽异兽坑、动物坑、青铜水禽坑、石铠甲坑等。既然有文官俑、百戏俑，将来哪一天再发现其他什么人物的俑坑，恐怕也就是个时间问题，仅称其为兵俑有点以偏概全了。所以，应该像后来学术界开秦俑学讨论会时提倡的那样，叫“秦俑”才较为合适。如果说凡事总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舍不得放弃“秦兵马俑”、“兵马俑”的叫法，那最多也就是秦俑的俗称而已；如果不登学术地界的话，在民间也没有不能叫的道理。

2003年年底，于1974年在打井时发现了兵马俑的九位当地农民，将“关于《秦兵马俑发现人》资格认定的申请报告”交给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要求该馆颁发证书，确认他们的发现权；还要求该馆把一号坑文字介绍中所写的“当地农民打井并发现”中的“农民”二字，全部换成他们的真实姓名。媒体在配发这个新闻时，提出了令人反思的问题：“到底什么才是发现？是不是只有发现了兵马俑的价值，才算是发现，才能被称作发现人？”为此，报刊网站开辟论坛，一时众说纷纭，支持几位农民者有之，就此引申到农民社会地位者也不乏其人，综合其说法有四：

第一种说法认为，在施工中发现文物后，向文物部门报告是公民的法定义务。所谓义务，是必须无条件履行的，否则要受罚；但履行得好，要给予奖励。关于一号坑的介绍文字中写的“当地农民打井并发现”，已经具有表彰的性质。

再有一种说法强调，秦始皇陵是国务院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农民打井的位置是在不允许进行工程建设的秦始皇陵重点保护区内。如此说来，农民在这里打井的行为就是非法的了，而法律不支持建立在违法基础上的权益。

还有一种说法基于学术逻辑。在生产和施工中发现文物，实为“碰到”、“遇见”文物之意，并非科学意义上的“发现”。科学发现和一般的发现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事物或规律是原本就客观存在的，只知其然不叫发现，知其所以然才叫发现。同一切科学发现一样，正常情况下考古发现往往也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工作过程，才能完整和准确地认识文物的性质。从开始不知道哪儿有文物，到主要通过调查、勘探、发掘等手段，确认某地有什么性质、哪个时代、多大规模的文物，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人通过长期、艰苦的劳动才能取得，非专业人士凭零碎资料短时间难能所为。三十多年过去了，人们至今还没有完全弄清兵马俑所含的所有信息，这个发现过程尚未结束。那几位农民只是报告了一个埋藏有重要文物的地方，提供了文物线索，发现了陶片或陶人，这与他们今天主张的权利客体——“秦兵马俑发现人”相去甚远。

兵马俑的“发现权”(2)

也有一种说法比较中立，认为调查也是发现的过程，必须得到肯定。现行考古发现的奖励办法，有不尊重前人劳动的情况，把发现的成果全部给了发掘者，使发掘者独享荣誉和与之俱来的经济利益，这是极不公平的。所以，如何建立科学、正规、权威的奖励办法，把考古发现各个环节的贡献搞清楚，公正、公开地奖励公民进行的具有科学意义的考古发现，才合乎民意民心。

看来，在偶然间发现的兵马俑的发现权之争，一时还难以彻底解决。上海《新民晚报》1996年元月2日刊登过一个报道，讲的是记者对兵马俑发现者杨志发的采访，特录于下，仅供参考：

发现秦兵马俑的陕西临潼县农民杨志发昨天在上海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年说他发现秦兵马俑曾得到10元奖金的报道其实是误传，他的奖金只有1角3分钱。现在，他更希望得到的不是奖金，而是一份能够证明他这一切功绩的荣誉证书。

杨志发说，1974年3月，他在打水井时首先发现了兵马俑碎片，有的像脑袋，有的像手足，他立即报告了县博物馆，并带着几位妇女拉了几大车碎片前去检验。县里当即奖励了他30元，他不敢拿，上交生产队，生产队算了他5个工分。当时，壮劳力一天10个工分才2角6分，5个工分只有1角3分。

以后，有个日本记者前来采访，生产队长怕说1角3分不好听，随口说出了10元钱，从此就这样传开了。杨志发说，目前，秦兵马俑博物馆解说词中，依然只写有个农民挖井时发现了兵马俑，却无名无姓。他的名字湮没了21年，近半年来由于传媒广泛报道，才为世人所知。

应当相信这篇报道的大部分内容还是基本属实的。在袁仲一先生《秦兵马俑》一书里，作者没有像媒体记者那样热衷于花费笔墨描绘奖金的细节，而是更详细地记录了发现后第一时间的处理过程，可以作为参照，摘要如下：

县文化馆的文物干部赵康民等人得到消息，火速骑自行车去西杨村。

他们来到打井处，看到几个比较完整的无头陶俑的躯体及遍地的残陶片，十分震惊，初步推断这可能是大型陶俑。不过这里距秦始皇陵太远，是不是秦陵陪葬品一时还不易判断。他们决定先让农民停工，并把已出土的文物集中一起保管。

最后把收集来的残陶片装了满满的三平板车，由杨志发、任彩兰、陈菊梅、陈菊兰、任菊琴等人拉到县文化馆，放进库房内。赵康民给了他们 30 元人民币。回到生产队后，他们把钱如数上交，队里给每人记了5个工分。

顺带说一下，本书前面提到的前几年偶然发现眉县青铜器窖藏的五位村民，他们所受到的待遇，远远不是30年前发现兵马俑的那些农民所能比的，可谓天壤之别。即便是同样发现青铜器窖藏，在有名在册的近百年来的三四十位窖藏发现者中，也从没有哪一位像这五位村民那样一发而成天下名。但在陈述前，有一个时间细节，特别提请注意。即1974年在打井中发现了兵马俑的九位当地农民，提交“关于《秦兵马俑发现人》资格认定的申请报告”的时间是2003年12月10日。眉县五位农民偶然发现青铜器窖藏的时间是2003年1月19日，随后引起轰动，并于2004年2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得到中国“2003年度杰出文化人物”的奖励。对此，来自各大媒体的报道，据说仅《宝鸡日报》一家就刊发了四十多篇，实实在在记录了21世纪初的一个文化实况，甚至我们仅从各家媒体的题目上就足以看出时代的变化：《陕西农民一镢头挖出27件青铜器，被奖出国观光》、《京城媒体聚焦眉县五护宝农民》、《荣誉&#8226;英雄&#8226;新体制》、《文明时代的荣耀》。

兵马俑的“发现权”(3)

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广场，一幅巨大的张贴画耸立在门前，画上是以窖藏为背景的五位村民的巨幅半身彩照，旁边并排竖立着的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来馆参观的纪实照片。普通村民与国家主席在一起，这是1974年挖到兵马俑的村民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难以想象的荣誉。在博物馆里，还出乎意料地陈列着五位村民当时使用的镢头，这件镢头已然成为了值得珍藏的物件。

同样是偶然的发现，但2003年这五位村民挖到窖藏后的第一反应是：“文物是国家的，赶快向上面报告！”而30年前的农民以为挖到的是“瓦神爷”；有的农民还以为挖到的是瘟神，说多年来我们贫穷，就是因为这些不祥之物兴妖作怪，并举起镢头把本来已肢体不全的“瓦神爷”砸了个粉碎；还有的农民认为，挖到的大瓮可以拿回家用来放鸡蛋或盛柿子；也有的说，发现的青铜兵器能熔化了做许多旱烟袋；再有的说挖到的砖可以用来做枕头，冬暖夏凉，能治疗失眠和高血压病；也有人把拣到的青铜器拿到废品站卖了14.4元钱……那个时代的农民们几乎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这是文物。要不是当时一位负责水利的公社干部房树民同志来村里了解打井情况，觉得可能是文物，否则这些兵马俑的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上报到县文化馆……

其实，发现眉县青铜器窖藏的五位村民受到奖励，只是近年来政府重视文物保护中的事例之一。像2006年底去世的司母戊鼎的发现和保护者吴培文老人，早在1950年就曾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安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此后还获得过河南省唯一的文物保护特殊贡献奖，2006年还被推举为安阳市政协委员。对他和村民冒死保护国宝的功绩，政府的评价很高：“吴培文老人的一生是简朴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体现民族气节的一生，也是宣传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生。”这在本书下文中还有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