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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世家·结义·翰林（1）

- 第一章 世家·结义·翰林（2）

- 第一章 世家·结义·翰林（3）

- 第一章 世家·结义·翰林（4）

- 第一章 世家·结义·翰林（5）

- 第一章 世家·结义·翰林（6）

- 第一章 世家·结义·翰林（7）

- 第一章 世家·结义·翰林（8）

- 第一章 世家·结义·翰林（9）

- 第二章 危机·立断·应变（1）

- 第二章 危机·立断·应变（2）

- 第二章 危机·立断·应变（3）

- 第二章 危机·立断·应变（4）

- 第二章 危机·立断·应变（5）

- 第二章 危机·立断·应变（6）

- 第二章 危机·立断·应变（7）

- 第三章 主幕·一流·搭档（1）

- 第三章 主幕·一流·搭档（2）

- 第三章 主幕·一流·搭档（3）

- 第三章 主幕·一流·搭档（4）

- 第三章 主幕·一流·搭档（5）

- 第三章 主幕·一流·搭档（6）

- 第三章 主幕·一流·搭档（7）

-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1）

-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2）

-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3）

-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4）

-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5）

-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6）

-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7）

-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8）

-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9）

-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10）

-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11）

-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12）

-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13）

-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14）

-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15）

-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16）

-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17）

-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18）

-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19）

第一章 世家·结义·翰林（1）

第一章世家&#8226;结义&#8226;翰林

整整十代显宦家族一脉相承的聪明青少年，科场中举人、进士，连胜得意；“双桂承欢”、“三喜临门”，陈州结义袁世凯，获得政治军事资本；长期幕府涉世，具备国家基层县级单位治理、策划的全面工作经验，从青年时期就造端了超人的周旋官场的全才以及办事练达的特殊能力。其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外交事业发达及行政工作才能提高，处处得手，引人注目。

【引子】传主在青少年时期便具备得天独厚的家庭教养环境与传统文化学问，忘年交友袁世凯；又在乱世时代——中国近代一方面面临着内部社会矛盾激化的冲击，另一方面又面对着先前从未遇到的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冲击，徐世昌青少年时光生活的艰辛和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促使与袁世凯的共同奋斗中形成新的觉醒与动力。主观上废寝忘食学习，功名欲的强烈驱动使其努力学习与勤奋工作，攻读英语，翻译西书。上述主客观条件，在新崛起的工业文明、精神文明和市场经济憧憬基础上，开始向追求现代生活方式转变而磨炼陶冶成才。他虽有梦幻中的祥云怪兆，传说里的奇貌异相，但绝非因此而成了惊天动地的历史大人物——中华民国元首、正式大总统。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的一切，使之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经久不衰的话题。作为一个时代的历史大人物，经历过两个朝代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后人对他们褒贬不一亦不足为奇。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各抒己见，正所谓“尘埃尚未落定，盖棺犹难定论”戴逸：《中国历史学如何走向二十一世纪》，《光明日报》，1996年12月31日。盖棺未必论定。历史，在他眼前和手中悄悄地转了一个大弯——后人似不应忘记他或者他们（袁世凯）！如忘记他、他们，就是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能以史为鉴或知兴替。

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生于十代显宦家族，博闻强识，通古今中外，学贯中西，堪称绝顶聪明的全才。世昌字卜五，号菊存，一号菊人，晚号弢斋、水竹邨人、石门山人、弢斋主人、东海居士，自号退耕老人、东海老人、东海先生、徐东海，别号“东海相国”、“东海世家”或“天津徐世昌”，天津古称东海，直隶天津府天津县监生。李宗一在《民国人物传》第一卷中指出：徐生于河南汲县；而张达骧在《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中则说：徐生于开封城内双龙巷；贺培新撰《徐世长年谱》却说徐生于河南卫辉城内曹营街。实则生于天津东门里二道街路南一处平房内。徐世昌曾说过：“高祖以前俱葬浙江，高祖北迁始祖（徐钟麟）始葬于京师只广宇门外西北白云观之侧，曾祖而下遂葬天津。”大约在清代乾隆年间，徐家移迁天津。天津东郊葛沽荆条洼，便是徐家世祖的第二处茔葬之地，这里埋葬有曾祖徐亭玉、世伯祖徐肤功、徐源长等。卫辉县水竹邨是徐氏北迁、建有房屋的第二故乡。这里是徐世昌的生长地，也是徐世昌高祖父徐印川、曾祖父徐新菴、祖父徐思穆、父亲徐嘉贤归隐家乡的安息之所。徐世昌的高祖父徐印川大约在清道光年间任河南省南阳知县时，才举家迁至此处的。徐世昌家族可以追溯到整整十代均是显宦达官要人。徐世昌家族，因存有徐世昌、徐世光应试之“朱卷”、所建宗祠、“续修天津徐氏家谱”及“徐氏著述及刊刻书籍”清末民初，津门私刻书发达。以周氏“师古堂”、金氏“屏庐”和徐氏“退耕堂”最有名。可谓“三家并雄”、“各具特色”也。周氏以课艺时文为主；金氏以家集、乡邦文献为先；而徐氏则以大部头、高品位、多门类为特色。等，源远流长，有史可查，其世世代代官高爵显，相沿不衰，清晰可见：

一世祖北迁始祖为徐钟麟，诏命文林郎，晋赠武功将军。配室始祖母为杨氏，敕赠孺人（明清七品以上的母亲或妻子封孺人），晋赠夫人；二、三姨太宋氏、吴氏，亦如此。

二世祖徐孙森，字玉亭，康熙十九年选任山东长青县知县，江南河道同知，自此累叶科第仕宦，名著声绩，敕授文林郎，诰赠武功将军，晋赠资政大夫、振武将军、山西巡抚、提督军门，著有《摇边草诗集》一卷。二世祖母魏氏，敕封孺人，诰赠夫人，晋赠一品夫人；二姨太吴氏，“科第仕宦，名著声绩”。

三世祖徐学渊，字源长，敕赠文林郎，诰赠朝议大夫，晋赠资政大夫，振武将军，山西巡抚，提督军门。三世祖母赘天津张氏，敕赠孺人，诰赠恭人，晋赠一品夫人。她们在津另立门户焉，世称“天津徐氏”，为著籍天津之始。（大体看来，徐氏三世之前多以武功著称于世，兼营地方；而三世之后则基本上转为“文士鹊起，不绝于缕”之局——著者。）

第一章 世家·结义·翰林（2）

四世祖徐金楷，字端叔，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戊午科副榜，诰封奉直大夫，著有《步青堂余草》（今未见传本）。四世祖母李氏，诰赠宜人。

五世祖徐辉，字午园，乾隆甲午科举人，历任江西新昌庐陵县、山东宁阳县知县，乾隆壬子科江西乡试同考官，敕授文林郎，诰赠奉直大夫。世祖母查氏，敕封孺人，诰赠宜人。五世伯祖徐学洙，福建、台湾协副将，功加左都督，诰封武功将军。

六世祖徐城，字印川，历任河南光山、南阳县署新安、武陟、汤阴、荥泽、汲县知县，特用知直隶州，敕授文林郎，诰授奉政大夫，晋赠朝议大夫。六世祖母朱氏，敕封孺人，诰封宜人，晋封恭人。

七世祖徐士銮，字苑卿，一作沅清，官浙江台州府知府，著有《敬乡笔述》八卷，《鸥戏墨》二卷，辑有《医方丛话》八卷，《宋绝》十二卷，《古泉丛考》四卷，《读晋书绝句》一卷，以及《水道提纲》《治学一得》《明刑管见》《蝶仙阁咏》二卷，《皇朝谥法考续补编》《酒筹谱》《迩言杂记》等，著述甚丰。

八世曾祖徐廉锷，字新庵，道光壬辰科举人，丙申恩科进士，即用湖南即用知县，署晃州直隶州通判，履任道卒，敕授文林郎，诰赠朝议大夫，振威将军，著有《会心堂诗》《文集》。八世祖母余氏，天津本邑人，另有柴氏，累赠一品夫人。

九世祖（祖父）徐思穆，字笔珊，一字质夫，原任河南中河通判，历署卫粮、商虞通判，运同衔补用府候补直隶知州，河防出力，赏戴花翎，诰授朝议大夫，敕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九世祖母陈氏，浙江秀水县人，累赠一品夫人。《清代朱卷集成》，《徐世昌、世光应试朱卷》，台湾版。

父徐嘉贤，字少珊，太学生，为国学生候选主簿，著有《治蔷书屋诗草》，敕授登仕郎。母黎氏，顺天大兴县人，是河南桐陵县知县黎文楷之长女，敕封孺人；母刘氏，安徽桐城县人，廪贡生刘敦元之次女，敕封孺人。《清代朱卷集成》，《徐世昌、世光应试朱卷》，台湾版。

徐氏“家谱”命名派字：“思、嘉、世、绪、延五字又续订八字，曰：保、定、安、和、温、恭、宽、惠，以为云礽之辨。”贺培新辑：《水竹邨人年谱》，吴恩鸥整理改名为《徐世昌年谱》，《近代史资料》，总第70号，第29页。

由上可见，乾隆年间，徐世昌二、三世祖父子两代任山西巡抚，传为佳话。徐家十代多为文官，且世代多有遗著传世，世昌官大遗著更丰，实为少见。提起徐家，津门与开封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莫不颔首。徐世昌七岁丧父，青少年家境变得寒微，从小寄人篱下，饱受清贫。其世代按规定异地做官清廉，家族历代既为达官要人，他的家教、师教甚严，而“祖训”、“庭训”、“慈训”及“胞叔父训”之类，样样须严格遵守，事事须身体力行，并得其长叔辈的收养，夸奖他“办事干练、机敏”，从青少年开始培养为从政心想事成的才干。徐世昌家族宦海沉浮，源远流长，受到影响，可见一斑。而徐世昌就出生在中国近代史上坎坷不平常的岁月里。他的人生道路亦由时代一派苍凉悲壮的景象而定终生。当时的中国（徐世昌时代），一方面是外敌入侵、内忧外患，另一方面是中华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化进程发生发展的时代。1853年，太平军建都南京城。其义旗所到之地，农民纷纷响应，南中国完全沸腾在一片反清怒潮中；他的东征、北伐又使北部中国顿时陷入了石破天惊的大动荡时代。

是年（1853年），徐世昌的祖父徐思穆，以文员从军。时历官河南中河通判，候补直隶州知州，补用知府衔，赏戴花翎，诰授朝议大夫。他随清廷督师大臣讷尔经额镇压太平军办理粮台，治军于河南怀庆，时“粤匪北窜”。其子嘉贤（世昌父亲）同行于黄河岸边，同太平军交战，“结筏渡兵，贼对岸施枪炮，众怯欲退”，嘉贤则“奋然率之以进，——贼已遁矣，时年甫十七”《徐世昌年谱》，上卷，见《近代史资料》，总第69号，第3页。。他单骑闯入太平军营中侦探军情，颇得讷尔经额的赏识。

第一章 世家·结义·翰林（3）

1855年（清咸丰五年）10月23日徐世昌出生时，高祖母朱太夫人在堂，而其曾祖父母均已逝世。祖父母得孙甚喜，有五代同堂之庆。其高祖母命名曰增福，伯曾祖兰生公为命今名，字以卜五。1857年4月，其弟世光生。然其父25岁即一病身亡，徐家亦由此中落。虽然家道中落，家无余财，其母仍然督子力学，不稍予宽假。年方七岁的徐世昌，“因家况清贫，徐母乃携其兄弟二人（弟名世光，年龄小世昌二岁），投靠徐四叔生活。其四叔历充河南汲县（今卫辉市）、开封等县署县吏多年，有子四人，即世芳、世良、世襄、世璋，有的较徐氏兄弟年幼。徐家母子三人寄食叔家，依赖他人生活，心颇不安，故自幼“发奋攻读，期能自立”。李宝忱：《我所知道的徐世昌》，北京《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30页。

徐家、袁家相似之处甚多，他们成为结拜兄弟并非偶然。袁世凯的祖父袁三甲，亦在1853年奉曾国藩之命驻兵临淮（今安徽凤阳临淮关），视师淮上，担任皖、豫、苏三省军务，是为“帮办团练大臣”。徐、袁的先辈均同时参与了镇压太平军、捻军起义，且立下“赫赫军功”，皇上“赏戴花翎，穿黄麻褂”。两门、两族结交，同时簪缨，出人头地，实在亘古少见。

徐、袁所出生的年代，正处在中国遭受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军、捻军的反清起义，外患内忧，由闭关自守到门户开放的转型点上，古老的堡垒城堞，迅速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所轰毁，炎黄子孙的民族灾难立刻开始，中国近代史上坎坷岁月降临了。这个时代，中国的军事、政治发生了空前的变化，教育与科学文化方面亦复如是。而中西文化、思想的撞击，使多少有思想、有理想、有才华的青年人在政治、军事、学术、艺术上孜孜追求，为中华民族的前途殚精竭虑地寻找着新的出路。“中西文化的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辩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派杂陈，莫衷一是，这一切的一切，仿佛都与徐世昌、袁世凯有一点关系。

徐嘉贤的继配刘夫人，是安徽桐城派古文家刘大魁之女。刘氏幼从家学，旌表节孝，笃守中国传统的妇道，勤俭持家，靠“针黹纺绩度日，仍请诸父延贤师教公兄弟”。两个孩子从私塾归家，“必令温习史书，学有进，乃色喜；否则，以夏楚送塾，请师严责”《徐世昌年谱》，卷上，第5页。。刘夫人望子成龙。她不顾家境日渐贫困，屋漏粮尽，典钗卖物，仍请贤师教子。徐世昌4岁时即在开封双龙巷开蒙，“从祥符王介卿先生宫午”，接受严格的孔孟道统教育。少年时期的徐世昌便打下了坚实而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根基。1861年，徐世昌七岁从祥符常鹤亭先生读书。是年，其父徐嘉贤病故，早年丧父，人生一劫。徐家兄弟渐长，刘太夫人督课益严，每寒夜不寐，辄为讲家道、世道盛衰之故，乃古今忠孝故事，俾知所勉。每谕之曰：

汝祖宅心厚，居家必先忍让，报国不避艰险。公悚然志之，终身不敢忘。汝父至孝，要像其父那样尽忠尽孝。少有高志，英果严毅，不苟言笑，虽至亲无私语，郁郁以终。其所以振家声绍先业者，唯尔等是望。《徐世昌年谱》，卷上，第5页。

徐世昌听完这些谆谆教诲，“愤然志之，终身不敢忘”。为振兴徐家门庭而豪气冲天，壮志堪式，为中华男儿树立了一个小有大志、庄严尊贵的榜样。刘氏还特别留心在一些小事情上对孩子随时加以正道教育，注重培养他们的优良品德，尤其要宽厚待人。“私心高照”的人成不了大事。据徐世昌回忆说：

在孩童之时，若摆有三份食物，自己便想得到其中的两份，母亲即严予斥责道：“汝等今日即如此，以后当如何呢？”母亲宁可将食物扔掉也不让他吃，以免养成他贪小利而忘大义的恶习，败坏了祖训、家风，使其深知“居家必先忍让，报国不避艰险”，做国家有用之人的大道理，心灵深处留下了烙印。徐家兄弟稍长，每交一友，刘太夫人必细细询问其人的品德诚信情况，使他们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果是贤德之人，则款以美食，殷勤招待；否则立予斥绝，断其往来。以致后来徐世昌与世光为官时，刘太夫人对他们二人的往来好友，仍时予过问。其教育孩子择友处世之道，坚信“跟着好人学好人”、“言行一致、严于律己”的道理。为了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家族与国家的利益，可谓用心良苦。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位知书达理、能看到远处的严母督教，徐家兄弟二人品学兼优，日有进步，以德会友，知交满天下；为日后成就大业奠定了坚实的人际关系基础。

1862年，徐世昌八岁再从祥符张荆璞先生读书。次年又从大儒江苏李厚耔先生读书。1866年，徐世昌的叔曾祖徐士醇时任鄢陵知县，见他们孤儿寡母，实在难以度日，主动提出“全眷移往依之”，以便就近接济。但是，刘太夫人“力持不可，婉言谢绝?谓恐家世极衰之后，托人余荫，从小受人帮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罔知艰苦，无复有克己振兴之日可期”，于是作罢。士醇感叹曰：“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徐世昌年谱》，卷上，第6页。

第一章 世家·结义·翰林（4）

传主时年12岁。1868年，14岁的徐世昌因为“大雨弥月，屋漏粮尽，太夫人以湿薪自执饮爨。书屋墙圯，辍读累月”。此时用他反复读过的《资治通鉴》《近思录》《朱子全书》《求阙斋弟子记》等知识、思想开始学习作八股文章，由表叔陈季舫评改，并在陈家设馆，指导自己的表弟援读。

1871年，年方17岁的徐世昌一面设馆课诸表弟读书，从此开始了经营薪米，过着读书人艰辛难熬的日子，一面一边课读，一边自课，刻苦读书，以求功名。这是那个时代一般贫寒士子所走过的共同道路，而成功者凤毛麟角。

1872年，徐世昌因为自己“学富五车”及小楷字用细笔书，写得均匀有致，行款周密，劲挺爽利，结体优美，颇有讲求而受到其叔祖父的器重，推荐其先后到开封、沁阳、太康、淮宁诸县给县令好友充当“幕府”文书，治理文案或者兼教家馆教师，徐世昌：《续修天津徐氏家谱》，1928年养善堂印本，第72页；“幕”者，军中所用，建牙吹角，随军筹划之行府也。《史记》、《汉书》均有记载。“古之出征为将帅，军还则罢。理无常处，以幕席为府署，故曰幕府。”可见，幕僚班子、智囊团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延续至今。有时还代人撰写文稿，每年可得几十两银子借以养家糊口，借补家给，这使他有“乐不思蜀”之感，而其幕府经历对其一生至关重要。因为这种制度，在中国古代成为名门贵族、将相公卿，纵横捭阖政坛的支柱；在近代则成为知识分子出人头地的终南捷径或升官发迹的唯一选择。

次年，“近邻张秩卿太守与公祖质夫公至契，延公治函札兼会计诸务，公弟世光附读其家”。19岁的徐世昌虽仍寄人篱下，居西宾席，但除得温饱外还在此期间以文会友，遍访中州各地贤士益友，切磋文艺，研讨军事、政治，交流心得，学业益进。县级幕府狭术怀策、参与政事是全面的，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司法、文化等各方面，主要是考察下属官吏与民情按月送报、清理刑名案件、完备章程等。行政工作能力得到磨炼、大大增强，这是他爱做官、能做官的原因之一。

这时，河南巡抚衙门的一位刑监师爷，名席锦全，河南辉县人，极为赏识徐的文才，于是请人撮合，将其妹配徐为妻。怎奈徐家徒四壁，生计艰难，席妹嫁后，甚以为苦；每次归宁，屡向乃兄哭诉苦情，席对其妹百般劝慰，并时加资助，使得温饱终有回报。徐世昌以家计所累，一度无意科举上进。从青年时期即就业糊口了，所以连个秀才也不曾中过。席锦全屡劝徐世昌求取功名，并出资代徐家兄弟捐了监生；不料三年乡试中，徐氏兄弟竟双双中了举人。这件事，可说是徐世昌政治生活史上的一大转折。张达骧：《我所知道的徐世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876年，22岁的徐世昌入闱协助大儒路渔宾阅卷。次年，随路渔宾至省城开封办事。后又随其调署安阳县帮办文牍诸务更加见多识广。

1878年，徐世昌随三叔至鲁山县巡检署任文案。后又回省城，代其弟世光至项子才家中教馆，并在大梁书院代课。次年，25岁的徐世昌应川人李觐候所邀至淮宁县县知事署“治文牍”，在此期间，闲暇无事到袁世凯家园走走，得识袁世凯，使他终身受益。徐世昌还在洛阳设馆两年，结识了潘鼎甫、谢仲琴、王五美、孙景菘、倪宽夫等人，皆读书、作文、立身、涉世的益友。他认为：“人生如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仍然一边设馆当教师，一边自课图功名，每天写作一文、一篇日记、二首诗，始终不倦，几十年如一日，有守有恒，同人中无有能及他做学问的毅力。徐世昌还携其弟世光游学，对他关怀备至。世光亦“馆项子才大令家”，因患疥疾，由世昌代馆，“兼应考大梁、游梁两书院”。兄弟二人互相尊重，学业共进，三年乡试中，终于同科双双中举，传为一时一方士林佳话，也成为他们一生政治生涯的一大转折点。

1873年，徐世昌到沁阳、太康、淮宁诸县分别充当该三县县令之幕友，治理文案或为家馆教师，幸运来了，近代大人物袁世凯遂成徐世昌的总角之交。

袁世凯，字慰庭，号容庵，公元1859年9月16日（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出生于河南省东部一块贫瘠多难的土地——中州——居天下之中的项城县（世人因而称之“袁项城”）北之张营，旋迁入城东袁寨，这里壅塞封闭，灾难频仍。

第一章 世家·结义·翰林（5）

徐世昌出生于九河要津，通七省舟车，畿辅首邑，蓟北繁华第一城——人杰地灵的天津东门里二道街路南之一处平房内（一般论著误为“河南卫辉府城内曹营街”或“汲县”）。豫津结缘，袁、徐二人联手影响中国深远。袁同徐一样出身名门，官高爵显，幼读史书。其远祖据说可以追溯到东汉之袁绍、袁术兄弟，与徐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徐世昌与袁保中的长子袁世昌仅一姓之差，堪称巧合和有缘。世昌结拜世凯自为兄长，有似天意。徐、袁结义在中国历史上也真是不可多得。袁保恒久历戎机，审于世变，向清廷率先提出的严防日俄有侵占我台湾和东北的领土野心的建议，未雨绸缪，屯田养兵，设立巡抚，不仅为清廷所采纳，而且被世昌所实施，开发东三省，更富戏剧性。徐、袁合议，办理东三省改革、发展和防务事宜，原来是继承保恒洞察力长远之遗愿，事出有因，并非偶然。

同徐世昌家族一样，袁家族代代均有较为强烈的功名欲和办事无不精心力果的家世背景与传统，这对袁世凯、徐世昌二人为什么具有自信、自强、自立的“三自”性格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遗传使他们严谨守住自己命运的每一天，就可以不在命运挑战的关键时刻失败。

1876年，袁世凯科场不第，似不是以往论著所说的“不学无术”，更多的因素是晚清科场的腐败河南学政翟鸿为报复陈州知府吴重熹而取消了项城第一名袁世凯录取资格。见刘成禺：《世载堂杂记》，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3页。。他19岁闲居陈州，过着诗酒文人生活，在波平浪静中努力寻找安身与出头的一天。此地乃豫东要冲，为舟车骈会之区，商旅济济，冠盖如云。袁乘其先辈丰厚家产的余荫，有钱有闲，自立门户，慷慨好施，成为文人墨客众望所归的人物。由他解囊捐资而设立了两个文社——“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自任该两山房“主事”《容庵弟子记》，第一卷，台湾文海出版社，第4、第6页。，“供给食用”，使陈州一带寒士“多依为生”张一麟：《心太平室集》，第8卷，第37页。，而“奔走其门者如过江之鲫”张一麟：《心太平室集》，第8卷，第37页。。同时，这也是他读书致用的好机会。

1878年，一代枭雄袁世凯闲居陈州（今河南淮阳），开始了他诗酒文人生活。而中州大地人杰地灵，文人学士不乏其人，而文雅客士，不时在袁“山房”会聚，海阔天空，吟诗作赋，谈古论今，社会动荡，难以平定。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切磋时事，关心国家大事，风流一时，极为热闹，传为佳话。袁因此声名大振，陈州太守吴重熹常约为诗友。他们心有所感，意有所适，便吟诗作赋，浅唱低吟，高声朗诵，袁能将《五经》《四书》背得滚瓜烂熟，令人咋舌之对联曰：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

1879年3月，川人李觐候太令署淮宁县知事，慕名特邀徐世昌至署为幕府，治理文案。而徐到任听说：“郡城袁端敏公（袁三甲）祠中有园，暇往游，适巧袁世凯慰廷读书园中，见公（徐世昌）状貌伟然，殷勤按晤，纵谈当世之务，惊以为奇，互相倾服，因委心纳交《徐世昌年谱》，卷上，《近代史资料》，总69号。。”

徐因家道落拓潦倒，不修边幅。但眉清目秀，神采飞扬，满腹经纶，因早闻袁的大名，慕名专程寻友而来。“正逢看门人外出，袁公正在仰山堂静心读书，徐公也不招呼主人”，“青衣敝屣，排闼而入，径呼山堂主人姓名”。袁公一见来人落魄但不凡，以为必成大器，“急切起身相迎，延请上座，揖谈，互相倾服，遂定交”。徐虽一般幕僚，“束金”很少，但大家族出身、苦读古书时文以及官场生活的耳濡目染和全面的工作经验，更给了他一种实际生活教育，徐见多识广，腹藏锦绣，所以谈吐间雄心勃勃，通古达今，二人声应乞求，十分相得。

徐不可能与一个按一般说法“没有一点真才实学”的袁世凯“秉烛夜谈，抵足而眠”，遂发誓“永不相负”的换帖兄弟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一卷，台湾文海出版社，第6页。，彼此愿联手开创共同大局面。徐年长四岁是为兄，袁为弟。二人立志活在世上就要有大作为，在他们的生命线上由此出现一道亮光！

第一章 世家·结义·翰林（6）

青年时代的袁世凯。袁世凯与徐世昌喜结金兰之好，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不平常的事件，它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大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几十年之久。袁世凯与徐世昌于陈州喜结金兰之好，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不平常的事件，他们生平跨越了两个时代，其事功所显英雄本色，影响或左右中国近代社会、大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几十年之久。“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因为徐结义袁，就像源头活水一样不断地涌来，徐世昌方得日后如此的波光潋滟；同样地，袁由晚清重臣而到荣任北洋政府大总统，其结义徐至关重要，而徐亦方能在事业上如此登峰造极，被国会选为北洋政府第四任正式大总统，双方实践了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赋王权”的时代，转型到“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时代的逐步过渡。他们二人结义陈州，在清末民初之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及外交诸方面影响巨大、作用无与伦比。二人一文一武（或亦文亦武），如虎添翼，他们大刀阔斧，改革社会，创造新生活。他们在时局主张、君主立宪、地方自治、政治改革风格和个人性格方面，亦颇有互补之处：一纨绔子弟一书香门第；一刚韧一柔顺；一机智多变一稳健中庸；一重利轻义一重义轻利，而他们在义利之辨上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而且，他们彼此的丰富生活经历和坎坷的人生道路，也形成了他们各自的或共同的特殊风貌，可谓绝无仅有，颇收互补相济之效，这是后话。

徐从仕途，袁则弃科场，走一条“投笔从戎”，以军功而发迹的道路，应招“往学军旅”袁保龄：《阁学公集》，1911年版，“书札”卷四，第16页。，入其嗣父挚友吴长庆之幕府，10月随军自登州再渡海赴朝鲜“平乱”，并以其“精练通达”屡获升迁。他们一在国内，一在国外，里应外合，关心政局。

袁、徐在三十多年的宦海沉浮生涯中，相互提携，谋臣和挚友交情不同寻常。正可谓“有志者事竟成”，“时势造就英雄”。袁、徐二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历史急剧变迁的大动荡中，风云际会，折中尊俎，纵横捭阖，在政治、军事激烈斗争的旋涡中所获得的机遇与挑战、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其所起的历史作用有目共睹。李鸿章对袁的才学的考语是：“精明干练，权变机智，胆略兼优，实属人才难得。”《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五十五卷。袁待人“煦煦和易”，“人人皆如意而去，故各方人才奔走其门”。而《名人小传》的作者则认为：“徐世昌深沉过于袁世凯，而机智不逮。”沃丘仲子：《当代名人小传》，上卷，第13页。可以这样说，徐的精力与精神、气度与能力、学识与人缘，均不在袁之下。徐平易近人，中庸可亲，广交朋友，较早成就了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宏大事业。但绝妙的是徐追随袁始终不变之初衷，且在袁周围集聚了超级雄厚的“徐公”势力。人们甚至认为，袁的大事没有一处不经徐善察天下的变势着想而成，最后出总主意的人往往是徐而绝非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页。。刘垣在《张謇传记》中认为：“徐世昌是晚清末年及民国初期最漂亮的府僚。假如在我国历史中，要找出与徐世昌同类的人物，只有五代时的冯道，似乎有点相像。”

评价之高，简直成了“或曹操”或“神诸葛”了。

在长期合作中，徐与袁既一致又分歧；袁既“言听计从”，但又不尽相从；既密切联系但又彼此分离；既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又颇能妥协、取长补短。在清末民初政局急剧转型、动荡的政治、军事旋涡中，徐袁结合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视。“袁世凯一生中的重大举动，从晚清重臣到民初总统，每一件大事几乎无一不是与这位军师合计过的。”此言似不是夸大其词。

1879年袁乡试失利，名落孙山，原想经过科举“正途”而谋进身道路无望，使其似已看破“红尘”，焚烧了诗稿文章，以自己的见多识广、干事练达以及广泛涉猎的“三韬六略”、“兵符相斫”而愤叹“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遂步东汉班超的后尘，“投笔从戎”，走一条近代军事、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曾国藩、李鸿章走过的发迹道路，以谋取个人的事业、前程，报效于国家、民族。前此，袁曾玩物丧志，任性挥霍，吃喝、玩乐、赌博；赴京“捐官”，谋一官半职不成，连返乡的盘缠都花得精光。此时反过来得到了“菊人大哥”的川资才返回了项城。

有了这次教训，感受到世态炎凉，袁从此严于律己，并严禁其家人及后代赌博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见《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御人必先自御，为命运和前途冷静地现实起来；不过，袁、徐彼此均做到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他们是患难与共的真朋友，均希望自己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第一章 世家·结义·翰林（7）

任两个山房主事期间，是袁一生中唯一一段可贵的自由读书的好时光。袁并非如一般著作所描绘的那样：“他在读书方面缺少聪明智慧”，“很笨”，而是聪明和智慧大有过人处。袁保恒的早逝和科举取士、考场制度的腐败，使其一度灰心丧气，完全没有兴趣在传统知识分子必走的科举“正途”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中国古代有“狡兔三窟”的说法，袁、徐办事情也要多路奔走，凡事留有回旋的余地。袁世凯要走按自己的意志所要走的道路，并作诗言志曰：

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千云霄。

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作者口气之大，心志之广，挽狂澜之既倒，似非袁莫属了！读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为之咋舌！《袁世凯秩事》，台湾文海出版社，第166页。袁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时代走向，奉行文武“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广泛地涉猎古今中外知识，其中尤以兵书为主要内容，“昼习辞章，夜究兵书”，在“山房”里的书架上随处可见“三韬六略”、“兵符相斫”的新旧版本，无不收藏罗致。他喜读“左传”、“春秋”、“孙子兵法”，“夜究兵书”，“每寝不及二三时”，并将攻战杀伐、机变权谋的战例、事例记录下来，把现代与古典兵书相印证比较，其练兵、领兵的天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把酒论兵，侃侃而谈，宣称：“畀我精兵十万，便可横行一世，”沈祖宪、吴闓生：《容庵弟子记》，卷一，第2页。有精兵才能“安内攘外”《袁世凯秩事》，台湾文海出版社，第166页。，这是徐、袁从所走的不同道路中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成功之诡，也是他们爱国情怀溢于言表的人生态度。

1885年，李鸿章荐袁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视为文员知兵的栋梁之才，绝非偶然。而徐世昌则以“沉思过人”、“文章魁首”，继续走传统科举取士、京官发达的传统道路。一路走下来，二人殊途同归，均亦文亦武，在清末民初政坛上，他们创建的北洋系崛起，呼风唤雨，纵横捭阖，执政坛牛耳数十年之久。

1882年6月，正值顺天乡试，徐欲应试，怎奈家道中落，贫困潦倒，囊中羞涩，苦于盘缠无着，不能成行。袁闻言感叹称赞徐雄心勃勃而确实经纶满腹，远非寻常一般腐儒可比，“菊人，妙才也！”陈赣一：《新语林》，第一卷，第2页。，当即慷慨解囊，赠纹银百两，作为“川资”，北上应试，不啻雪中送炭，始克成行，徐永报这一知遇之恩。28岁的徐收下银子，躬身一揖，感谢老弟帮忙，返身扬长而去，偕弟世光入京应顺天乡试。正是因为得到袁的资助，徐两试连捷。袁是豪门巨族之纨绔子弟，嗜酒骑马，日饮数斗，驰骋郊野；其生性仗义任侠，爱才甚笃，并喜欢为他人鸣不平，一向慷慨大方，乐善好施。中州寒士多依之为生，士绅亦为此而拥戴他。故袁与众不同，负一郡之清望。袁确乎大有与众不同之处，关键是思想进取，志向广大。所以，负一郡之清望，恰缘于真才实学，抱负远大！怎么在史学家的笔下“成了个大草包”？

1882年6月，壬午科，28岁的徐世昌携弟世光及席镜潭、朱晓初、王诚斋、萧雪蕉等人，得世凯资助纹银百两为“川资”，入都应顺天乡试。“寓南横街园通观”，以近代教育大家严修为邻。试毕，回汴，徐中一百五十四名举人，弟世光中七十五名，“刊同怀朱卷，太夫人甚喜”；而严修则因“题字误写，理应被贴而未贴”《严修年谱》（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25页。。日后，严深佩徐和袁均有大才及“强兵御侮的大志”。而他们“主倡新学，于是引为知己”严仁赓：《祖父严修旧事数则》，《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第149页。。严与袁、徐结为挚友，堪称徐、严、袁“新桃园三结义”。

1882年12月初八日，徐母刘氏50岁大寿，亲友前来致贺者甚多。提起徐家，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河南开封府城内莫不颔首，南门内小纸坊街一片欢腾，亲朋好友满座，觥筹交错；徐家苦尽甘来，这时候最激动的莫过于含辛茹苦操持徐家的刘夫人了。徐世昌兄弟二人在阶前打躬作揖，应酬着四方来往穿梭祝贺的宾朋好友。兄弟同榜得中，人才出一街一家，使祖宗增光而子孙得荫，且锋芒初露显峥嵘，自然流露出大有行将显其身手于峥嵘岁月的雄心壮志，在科举取士的年代，徐家兄弟之形貌与风范，使人欣羡不已，在当地引起很大轰动。最令人激动不已的是：忽然之间，街头巷尾一阵骚动，人报：“项城袁公子驾到！”只见一位五短身材、气宇轩昂之青年，身披红色斗篷，骑一匹快马飞驰而来，并远远拱手高声喊道：“两位仁兄，才气不凡，今日得中红榜，双喜临门，小弟特来恭贺——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

第一章 世家·结义·翰林（8）

袁世凯的话音未落，又见随从们抬出一方巨匾，足有一米多高，二米多长，上面书着“双桂承欢”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可见袁对徐家的了解非同一般。世昌兄弟赶忙迎上前去，拉住马缰绳，三人就像亲兄弟一般在一起嘘寒问暖。原来，12月8日，雪花悄然无声地飘落着，这是开封府徐世昌家族“三喜临门”之大吉大祥的日子。是日又为刘太夫人“五秩正寿”之日，“承觞称祝，亲友致送屏障者颇众，慈心欢悦”，所以称“三喜临门”徐家。而袁则是得徐母“恩准”交结的好友。袁世凯特请大书法家路渔宾先生幛书“双桂承欢”四个大字匾额。这是因为徐家常客的袁世凯了解到“太夫人昔年尝梦阶前有两棵桂树藩盛，花开正繁，三喜临门，此其验也”《徐世昌年谱》，上卷，第9页。，即所谓验证了徐母“梦兆之说”，故送“双桂承欢”巨匾。

占梦吉凶祸福、生老病死、社稷兴衰安危，是古代人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传统习俗。但现代科学家也发现，病态的人常做稀奇古怪的噩梦，以预感提示人体内存在某些隐匿性疾病。医学家可根据梦境所预兆将要或已经发病的部位、性质和轻重程度而作进一步的体验，制订治疗方案。正常人在睡眠时，大脑充分休息，而小脑便胡思乱想起来，所以出现光怪陆离的梦境。不是徐母等“女人天生爱做梦”，而是人人有梦，夜夜做梦，男人自然不会例外。这是常事，不足为奇。然而，在某种特定条件下，梦境及“释梦”又往往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些似是而非的“征兆”，有很大的神秘感，甚至影响一个人（如徐世昌）的一生。

徐家兄弟在京城与严修同居“圆通观”寓室，不晓得自己能否考中，心中忐忑不安。二兄弟听好友严修等人说，北京前门外琉璃厂吕祖庙的签最为灵验，能够卜出吉凶祸福，二人故而由仁兄柯劭忞引路特地前往求签，以卜问此次应试的成败、科举的前程。徐家兄弟二人在吕祖像前虔诚地跪下，从竹筒中抽得一签，上面写着“光前裕后，昌大门庭”八个玄奥的大字，算得吉利的“上签”。他们高兴地等待榜发，世光排前而世昌排后，所以世昌认定：签中之“光前”二字，正是指其弟，而“昌”字恰指自己，这不正是二人将来要“光大门庭”之预兆吗？从此，徐世昌对吕祖之神通广大信而不疑，每天都在吕祖像前叩头一百下，迷信不已，此举动直至他谢世前，从未间断，终生顶礼膜拜吕祖的塑像。同时，人们从袁世凯以“双桂承欢”为题送的匾额中也可以看到袁与徐家来往之密、互信之笃、心精之诚，连刘太夫人的“梦兆”亦了如指掌。其识才、爱才是多么贴切，而其眼光又是何等远大。二人相处甚好，遂终身结为金兰之好、总角之交。

在徐世昌看来，袁老弟并非“游惰冶荡”之凡夫俗子，而是博闻强记、汪洋恣肆、抱负远大的乱世英雄，建树或有大过人处、或没有人能比得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因此对袁十分看好，并终生甘居辅弼之位，以“辅”为主，做好自己的事情。在约三十余年的宦海沉浮中，徐与袁总是知己知彼，互为提携，成为莫逆之交的典范。袁对徐不只十分敬重、钦佩，甚而达到言听计从的地步。这一点，使得非常念旧、知恩图报、注重友情的徐世昌终身不忘。只要有用得着他的地方，总是慨然应允不吝，守住“不越贰法”。

1883年（光绪九年）正月，29岁的徐世昌稍作休整后，再次偕弟入都应礼部会试，但“赴保和殿参加复试未中”。虽落第，而从此更加刻苦读书无间，废寝忘食，冥思苦想。其读书内容尤以《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近思录》《朱子全书》《求阙斋弟子记》等为常课。除子书之外，还涉猎“志异”、“怪谈”及翻译的西书之类的书，以求知识面广阔。他喜读时文，注意当时已经流入的西洋文化，十分难能可贵的是，不为考试而考试，决心精通一门外语——英语，对人、对事、对时必多豁然贯通而后已。他剖析社会人间，研究时事现象，利用县级幕府之便，实际到各地农村考察了解社会与民情，不断对现实社会和国际形势增长憧憬力和想象力，后来并在国内外作实际之考察，了解人间烟火和世界大事，为跻身政坛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和社会知识经验。

第一章 世家·结义·翰林（9）

仍然得到袁氏的资助，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32岁的徐世昌再次偕弟世光赴京应礼部会试。四月十三日会试结果公布，徐世昌中试第一百七十六名，而世光未第。他在保和殿复试，朝考列第一等，殿试列二甲，五月初七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武英殿协修。此乃小小七品官，供职九年，俸银较少，因有“八黑”清例翰林以放差之多寡迟速分红与黑。徐任翰林时有所谓八红八黑之称，徐即八黑之一人。之称，但对于他而言，又是他啃书本、善结关系和联络上层关键的一步。十一月，专程至鄢陵拜谢恩师吴月浦。

徐世昌到翰林院课馆，居闲曹九年，读书甚多，学富五车，仅一个穷酸翰林竟未曾外放过一届学差或任乡试同考官，任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之类无利无名的差事。但他虚怀若谷，坚持读书以增广见识、了解世界以变化气质、疏通皇族与汉族大员，适应时局以赢得人心。他特别注重人际关系、国际潮流及中国社会上的事物变迁，并力争交往中外各阶层人士，积极靠近上流，安心等待着机遇，并以此职上通下达，结交满汉权贵，为前程铺平必要道路。他所结成的关系网，也许是近代以来最大的。徐世昌谦冲自牧，凡举国家大事，报界的中外新闻，文坛动态，名人趣事之类，他均爱读、爱听、爱讲，自诩“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他每天都要抽出一段时间读书读报，以增广见识，变不利为有利，以适应时局。他特别注意人际关系及事事物物，力争交往各阶层人士。他博闻强识，堪称通古今中外、学贯中西、绝顶精明的“全才”。

徐世昌少年时在严母督课下，即养成“博闻强记”学风，中年则“由博返约”。前者要广泛阅读，认真吸收书本知识，充分积累人类的经验知识；后者是反复思考，仔细推敲，细心取舍，“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舍之”，穷尽已读的书本知识，指导自己的实践。得以其九年的翰林职守和刻苦读书与实践及其博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阅读严译之《天演论》等）的功力，无疑奠定了他在清末民初社会特殊地位的基础。他曾特请两位堂叔（嘉禾、嘉霖，知县）帮其拿主意外放州县官，以免长期在京做官受贫。因外官薪俸“含银量大”，愿降格以改善经济收入，均被堂叔劝阻作罢。他们认为，京官易于升迁，应等待机会为上策。

果然，三年考满，1889年徐世昌实授翰林院编修。而此时的李鸿藻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张之洞为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此二人均系徐的师长。徐世昌善结了内官关系，尤其信任张之洞，并已成为上流社会“清流派”重要成员，期待袁从朝鲜归来，共展宏图，坚信人际关系力量的强大。

第二章 危机·立断·应变（1）

第二章

第二章危机&#8226;立断&#8226;应变

为保家卫国，同挚友袁世凯早年的内外与明暗结合，受益匪浅；单独与联署弹劾甲午败将李鸿章，初显其铮铮佼佼者的仕途与爱国心诚形象。

【引子】革命者必然是爱国者，而爱国者则未必是革命者。绝不是除了革命者世上就根本不存在爱国者，这已被历史上无数英烈人物的表现所验证。一方面，民族问题说到底是国家主权、领土问题；另一方面，领土主权事关国家民族生存的空间，属于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利益。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与该国最高利益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分割的。在中国近代史上，凡反对列强的侵略、压迫、奴役的殖民统治，站出来捍卫国家安全、领土主权完整、维护民族国家最高利益者，诸如鸦片战争时的林则徐、甲午战争时的徐世昌以及五四和抗日战争时的吴佩孚等人的表现就是爱国者，他们具有共同的最本质的中华伟大民族精神——“领土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虽然他们都不是革命者。晚清重臣李鸿章关于对立面之一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时的表现，算不算罪不可赦的“卖国者”？史学界迄今未有定论。如果拿徐与李二人作比较的话，笔者认为，此时的前者面对的不仅是日本“天皇”一小撮战争狂人，而是整体日本民族一直死心塌地要走大英帝国等对外扩张侵略老路，并更加张牙舞爪地掠夺我领土主权，徐主张积极防御、敢于献身地弹劾李和支持袁抗击日寇，显然是爱国者；而李既不积极防御，又未拼命抗击，外交方针软弱、妥协，有失大节，对中国造成灾难性后果，可谓“不忠不诚”。但若从他的全部历史与活动看，从参军参政、睁眼看世界、开放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到在中华掀起大兴洋务之风，创建近代新式军事与民用工业、海军与陆军等，走防御性和平发展道路，其大中华民族爱国心还是有的，似不宜以“卖国者”盖棺论定。不过从本章本书看徐的一生，二人相差甚远矣！正是由于徐在外交政策主张及其处理国内外危机，当机立断、应变能力的杰出奉献，折射到国内政治、军事发展的正确走向。甲午战争后，随袁小站练兵走力争收回主权、防御性和平发展道路，为自己降格加盟小站班底顺风成功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氛围。

甲午战争前，徐、袁一在国内，一在国外，里应外合，反日倒李。正如徐、袁所预料的那样，“关系中国亚洲全局，大可闷耳”天津历史博物馆：《本馆所藏袁世凯部分家信摘录》，第19页。之事，先于1884年（清光绪十年）春天在中国腹地西南边陲爆发。法国侵略者悍然踏破藩篱，深入堂奥，直接从越南把侵略战火引向中国。

这一年，在中国东北部又是朝鲜“开化党”人发动的“甲申政变”年，而袁世凯在朝鲜用武力一鼓荡平了该国内部的亲日势力，中国的纪年法正式为朝鲜官方文书所采用，朝中统一了纪年，两国友邦关系更密，声势甚大，日寇势削。第二年，徐世昌授翰林院庶吉，用心结纳翁同和，以巩固在翰林院的地位，留心经策，与扬名朝鲜的袁世凯内外结合保国并进而升迁。

实际上，在朝鲜不是袁世凯怕日人，而是日人怕袁世凯；清廷与李鸿章怕日人，袁被迫急流勇退。袁世凯在朝鲜英勇善战，被朝人尊称为“救命恩公”、“袁司马”，汉城建有“生祠、瞻拜”；他同时亦为中国官员大加称颂，丁汝昌盛赞袁“功成退归，君舍得开，走得出，伟人也”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一卷，第15页。。然而，袁世凯既处变不惊，又清醒应变：日本人决不甘心在朝的失败，并缮卒治兵，对朝鲜势在必夺。袁再次与徐商定企图说服李鸿章并朝廷，于12月15日呈文给李，意欲解决令他们“关系中国亚洲全局，大可闷耳”的事，写道：“示人以必战，则和局可成；示人以必和，则战声必开。日人狡猾，想在洞察。”《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9-10页。

但李见文则主张：“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竭力图维。《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6册，第455页。”

袁、徐则驳这种只“维”不妨论：“——自中法兵端既开，人心渐歧，举止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日夕焦灼，寝兴俱废——近闻福州、台湾同时告警，东洋讹传最多，韩人不久必有新闻，鬼蜮之谋，益难设想——《袁世凯来禀》，《中日战争》丛刊，第2册，第23页。。”

第二章 危机·立断·应变（2）

徐世昌出谋划策，袁世凯苦口婆心，结果却是对牛弹琴，石沉大海，这为徐在国内单独或联署弹劾李埋下伏笔。归根结底，李鸿章怕日人而奉行传统的“以夷治夷”的中国不成熟软弱、妥协外交，只看国力不足不能改变国际地位，不看得力战将、人心所向、正义战争而对徐世昌、袁世凯的建议断难苟同；不管是派遣重兵入朝，还是向日人炫以武力后盾；或者是在朝鲜设立监国大臣，以扩大中国在朝势力，他认为一切方针似均会极大地刺激日人，造成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和决裂，“后果何堪设想”！

袁世凯在朝军事行动一举成功，战场上打败来势汹汹的日人，但在李鸿章看来只是侥幸与偶然的胜利，李绝不愿袁世凯再惹出什么无法收拾的残局，甚至不惜牺牲朝鲜，同日人维持一种所谓的暂时“和局”。侵略成性、蔑视中国的日本政府见中国最高决策者步步退让，其外相陆奥宗光即下令军部“促日清冲突”，“为断然行事，可采取任何手段”。于是，日本压迫朝鲜强行所谓的“内政改革”，对中国宣布所谓的“独立”，并终止正常应送中国使馆之文书、公函。日人已将大炮瞄准了中国驻朝大使馆。袁世凯见战事难免，连电李鸿章，请求回国，这不是退缩而是实际上表示了对李鸿章朝鲜政策的极大失望、不满和抗议。袁世凯在关键时刻，总是要先写信给“菊人大哥”，商榷大计策，称：“弟迭发急电，乞派得力重兵，但或杳无消息，或石沉大海。以我三千疲弱之兵，当彼数万勇敢之卒，胜负之分，无待耆龟。”《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9-10页。

徐世昌出谋定策袁同李的关系仍为“合则留，不合则去”规则，袁世凯遂决定了“道不同，志不合，乘桴浮于海，整装返航回国。”7月18日“即回津”《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6册，第455页。，另图挽救。这不能说袁世凯是“仓皇逃归”吧？！归国后，袁世凯再次请徐世昌向李鸿章献《朝鲜善后策略》，陈述己见道：“——今之论者，曰省事，曰费夫。今不治，待事发，必倾中国之全力而后可图。今日多事，即异日之省事也，今日多费，即异日之省费也。《容庵弟子记》，第一卷，台湾文海出版社，第31页。”

但此“大策略”到李的手中，同样如泥牛入海。这使袁、徐深深感到：看来李相心思已铁，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1885年4月18日，中日签订《天津条约》。按规定，中国驻朝庆军撤防，回到旅顺口。清政府为了稳定边防和阻止朝鲜亲俄势力与俄结合，决定护送朝鲜大院君李昱应返国。而此项重任又落在“厥功甚伟”《李鸿章致总署函》，《中俄战争》丛刊，第1册，第549页。的袁世凯身上。是年9月，李鸿章毕竟善于任人，即他所谓“利己利人，达己达人”，仍不计龃龉举荐袁世凯因有“应变之才”，送李昱应回到朝鲜。10月28日，李鸿章向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进一步正式奏请奖励袁世凯称：“袁世凯胆略兼优，能持大体。——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作为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略示豫闻外交之意，并请超擢衔阶，以重体制而资震摄。《李文忠公全集&#8226;奏稿》，第五卷，第2页。”

李鸿章以袁世凯“才能见识突出，精明敏捷，血性忠诚，独为其难”的考语，奏请加26岁的袁世凯三品衔，再次超擢。10月30日，上谕称：“袁世凯著以知府分发，——以道员升用，并尝加三品衔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凯履历单》，见《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第28页。

1894年中日甲午战起。7月1日，对日应战后，李鸿章统领的清军，因不听徐所劝，毫无作战准备，造成陆军大败于平壤，海军则受重挫于大东沟。而坚决主战的袁世凯，以李鸿章的妥协、事急而不可筹，不留战败骂名，奉旨匆匆再由朝鲜返国后，徐世昌带领他在京、津地区与王公大臣多方奔走，共同谋划下一步救亡图存良策，袁世凯与“菊人大哥计议复出之门与治国安邦之方”。

中国战败，责任在清廷，李鸿章亦难辞其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谈判，李鸿章以泱泱大国战败者的身份同蔓尔小国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全国震惊。徐世昌又见甲午战败，时局变化，时机成熟，即迎头机警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徐世昌以小小翰林的资格联络前辈执友、新科状元张謇及名人梁士诒等人参与国事，向清廷提出重新起用恭亲王奕和张之洞“出赞机务”的大计策请愿活动。

第二章 危机·立断·应变（3）

9月，徐世昌又以国事紧急，偕同署57人集会于松筠庵，并以徐世昌、张百熙、李文田为首领人物，合疏奏请恭亲王奕秉政，出赞军机，代替李鸿章，以图挽救；后再与35人合疏指名弹劾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玩忽职守而不奋战日寇，甲午之役致遭惨败。领衔者不是别人，就是徐世昌和张謇，而袁暂居幕后。这是因为李鸿章对袁世凯有知遇之恩，知遇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春帆楼的谈判，使袁世凯得到了始料不及的特大收获。在告别酒会上，伊藤对李鸿章道：“贵国前任朝鲜总理大臣袁世凯现在何处？”“正在辽东督办转运。”李回答。“我有一言，幸中堂大人恕我冒昧，此人乃贵国有数之人物，吾观此人，他日必不在中堂之下，中堂若爱之，则加以重用，否则，——”伊藤说完，用手作了个砍头的姿势。“承蒙赐教。”李冷静地点了点头。

真可谓：仇人片言褒奖，身价顿增百倍。李鸿章几乎一字不漏地对袁世凯全盘托出了伊藤的意思，并明白表示：“通品之才难求。彼以为我是心地狭窄，嫉才妒能之人，必会以商鞅待老弟；我偏专折奏保，破格录用你。《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袁世凯既“得到保奏”又以李鸿章的衣钵传人自居，还要接班北洋洋务，实在不好意思公开露面弹劾对其确有知遇之恩的李鸿章，曾以班超异域立功的英雄视之，但又敏感地意识到李鸿章必遭失宠、下台肯定无疑。

鉴于形势所迫和时局代言人徐世昌的鼓动等因素，军机大臣李鸿藻、荣禄等人均对李鸿章软弱外交公开表示强烈不满，这是奕重新出任管理总署事务、会办军务大臣的由来，但他虽系亲贵而才智有限，顽固势力太强大，他亦无力回天。

1894年，40岁的徐世昌为支持袁世凯意见，并敢于“单衔具疏”，请掌院代奏，直谏请：“召张之洞咨询大计”，与恭亲王相较，“张之才能任大事”。徐世昌主张起用张之洞与奕，很明显地是反对以慈禧、李鸿章为首的后党势力，这种为国事勇于抗争的精神令人敬佩。徐世昌身居翰林，迫切希望出仕任职，故而在甲午战争造成民族危亡的危急形势下，他忠心恳切上言，反映了其急于出仕的心志以及爱国的热情。

清政府割地赔款主和路线已决，言官的一篇奏章当然无济于事。但徐世昌此时在京城官场上已小有名气，而翰林院也是一个可进可退之地。世昌据此上通下达，广交满汉权贵名士。《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公车上书”，倡言拒签和约，迁都再战，朝野为之轰动，并于嵩云草堂议开书局。

在官场上，徐有袁世凯暗中支持，又与侍读学士文廷式领衔联络57人具疏：《密联英、德以御倭人折》以为救亡应变大计，指出：

近闻倭人将以倾国之兵，尽出黄海。此时李鸿章已暮气沉沉，其所调集的将兵，或为新募，或不成军。况且听说倭人所用的军械船只，多由西贡拨来，那么他借力于法人，已是众所周知，共见共闻。彼既已私与他国合力谋我，我怎能以一国独受攻击呢？当前的形势是：——倭人得志，势必对英国不利；法人参与兵事，为德国所忌。所以听说英国人颇有借机与倭人开衅的想法，其兵船五十余艘，已尽集南海。德国人也待我特厚，其将士在中国效力的，德主奖赏有加。——臣等愚以为，应借此机会，特派亲信忠臣，与其商议，提出兵费给他们，使其出兵伐倭，与其议和而被迫赔款，何如战胜用于犒赏三军？得失分明，毋庸置疑。虽然英、德二国异日或有恃功之意，就如同回人需悖于唐朝，但两祸相权，其必然与受祸于倭人，轻出许多。故宫博物院编：《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奏折篇”，第二十一卷，第24-25页。

徐世昌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出于爱国之情开出的治国药方虽仍然是李鸿章“以夷治夷”的旧式传统、软弱的外交方针，借英、德西方势力而伐日，不免有“引狼入室”之嫌，且有悖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外交团治华”的外交格局，列强侵华有共同的侵略者利益。

第二章 危机·立断·应变（4）

但是，事物总有两面，另一方面的实际情况则是，时过不久，世界上即发生了列强分赃“不公”，使德、法、俄三国干涉日本还辽事件。这又说明了徐世昌等估计列强间为了他们各自的国家私利，相互关系必然地会发生利害矛盾可供我利用。无视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这一点，对现实政治家来说，只有原则性的教条而没有灵活性的手段是很不明智的。所以又是作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近代政治家所必须充分注目、详细考虑和主动运用的国际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

我们从这一奏折和其他奏议中均可以清楚地看到：徐世昌前此和以后所一贯奉行独树一帜的外交政策，不是晚清和李鸿章简单的闭关自守或“以夷治夷”的被动挨打策略，而是主动性、开放性、抗争性和独立自主、平等自由、不断推进的积极的外交方针。这表现在他们虽接受了美国的所谓“门户开放”的口号，但又主张不依赖外援，甚至不承受种种不合理、不平等的“国际义务”诸方面，并为争回已失主权而主动奋斗、抗争，直至收回国家、民族的主权。

例如，徐后来为袁世凯起草的民初大总统就职演说词写道：“输入外国文明与资本，是国家主义，而实为世界主义。世界文明，无非是以己之有余，济人之不足，使社会各得其所，几乎无国界可言。孔子喜言大同，吾国现行共和，至于闭关时代的旧思想，理当扫除净尽。程道德：《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一），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页。”

这一公开宣言，白纸黑字，从理念的高度摈弃了“闭关”，充分体现了徐世昌外交方针战略奉行的主动性、开放性和独立、自主、和平世界文明姿态。而开放对于闭关、排外、“以夷治夷”来说，无疑是一种历史性进步。

诚然，大凡历史性进步，往往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徐在清末民初实行开放、独立、防御、自主、和平、文明外交，自有他的战略目标，实行北洋“新政”要引进大量外国资本，极大地发展中国的工农商业、金融银行业、交通通信业等，而外国商品的源源流入肯定有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一面；因为在他看来，引进外国的科学技术，更加直接地促进了北洋军事、经济近代化进程，同时也输入了西方文化，“援西入儒”与中国文化又融合又撞击，在相互比较、借鉴中发展自己。国际列强的“追呼日迫，案牍俱在，所欠各款均有抵押，破产之祸即在目前”《财政部布告》，《中国善后借款合同案据汇编》，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只有“援西入儒”才能树立“北洋根基”等。徐世昌认为：“项城自小站练兵，即树立北洋根基。——在君主专制下，稍萌异志，辄（就）有杀身之祸。以项城之精明德练，宁肯出此！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3页。”

高度评价小站练兵、不避“杀身之祸”的开放、改革、创新理想、抱负远大。“在君主专制之下”如何应变、立断、渡过危机而建立北洋新建陆军、北洋常备军6镇，并以此为资本，在清末民初这一特定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舞台上，其功利主义思想在他们的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取向，早萌“异志”，废除君主专制，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趋向。

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徐世昌本人的历史局限性，在较大程度上，他无力解决或处理好那么多重大复杂转型的社会历史和现实问题，如政局失控、内讧等。

在这里，仅举徐世昌运筹帷幄危机、应变、立断暗箭伤人成功的一小例：

1896年4月，即在小站练兵之初、徐入幕前，一件因袁世凯突然崛起，引起御使胡景桂等人一帮守旧势力的仇恨说他：“浪费国帑”，参奏练兵罪状，实则办事果断，整顿军纪，这一关系整个北洋系生死存亡的不大不小的案件发生了。

第二章 危机·立断·应变（5）

事情是这样的：袁世凯小站练兵数月后，办事没留回旋余地，缺乏“狡兔三窟”之计，遭受到为顽固派所暗中唆使胡景桂被弹劾案，罪名还有“专横独断”、“总揽一切”而招来“津门官绅，喷有烦言”；人们“倾言苛责”、“怨声载道”，风言风语散布袁“办事操切，嗜杀擅权，不受北洋大臣（荣禄）节制”等。

这既针对小站练兵关乎国家头等大事，也是新事，就所谓“中国的事，好人不能办，办有烦言”。是官场闲人对干事忙人的一次典型倾轧案。这背后一刀、社会舆论的力量大无比，将要扼杀练兵强国的新事物。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即在徐世昌尚未到达小站辅佐袁世凯练兵之前，有御使名叫胡景桂者采取“舆论”，没有调查，缺乏证据地以袁练兵“克扣军饷”、“诛杀无辜”等罪名上奏弹劾之，所谓“徒尚虚文，营私蚀饷，性情谬妄，扰害一方”《德宗实录》，卷三百八十九。。给袁世凯带来命运挑战，全靠“菊人大哥”的果断应变了。

5月27日，清廷见胡景桂“拾多款参奏”，遂准其奏，并令北洋大臣荣禄前往查办此案。兵部司员陈夔龙——徐世昌同榜进士，后入伙北洋（二人密商应对方略）——偕同前往查办。

陈夔龙有机会到小站视察袁世凯练兵，返京却惊喜地发现：

该军仅七八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部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军，壁垒一新。文忠（荣禄）默识之。谓余曰：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如何？余谓素不知兵，何能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毋庸置疑。——迨参款查竣，即以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已予严谴。其余各条，亦有轻重出入。余拟复奏稿，请下部议。文忠谓一经部议，至轻亦应撤差。此军甫经成立，难易生手，不如乞恩姑从宽议，仍严饬认真操练，以励将来。复奏上，奉旨俞允。《近代稗海》，第1辑，第373页。

其实，按照清制，大臣被参，一经部议，轻者也必撤差。但荣禄的奏折是陈手稿的，“请下部议”是假，“姑从宽议”、“毋庸置疑”才是真。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督办军务大臣荣禄也经过实地考察权威地认为，袁世凯难得人才，新军初建，难易生手，决定保全。这一徐、陈推敲的“查办”结论妙就妙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徐世昌利用私人关系活动同窗陈夔龙笔下留情，结论绝合乎情理，使袁世凯渡过了一场“轻亦应撤差”，彻底毁掉北洋又“断不能为之曲宥”的大祸，平息了完全没有预料的为人背后一刀的灭顶之灾，应该说，保存并发展了北洋，“徐居首功”。这也是徐世昌处世藏而不露型方式成功的范例。“北洋之业”实成自徐，初见端倪。

好不容易躲过一劫，袁世凯当然颇感“委屈”。光绪帝高兴之余教训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他对此案耿耿于怀。1896年7月10日，他在写给“菊人大哥”徐世昌的一封密信中求教说：“菊人大哥大人赐鉴：春间两奉手书，拜聆感甚。仲夏赴都，方期把晤畅叙。适值归省，尚欲稍待，又为人一棒呵出。未得一晤，怅不可言。出京后即忙大差，差后又抱久病。始则头眩心跳，继则感撄时疫。两旬来心神恍惚，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军事实无心详述。吾哥势难自便，已闻巽之详告。唯不得时承教益，怅感交深，姑待时会。——如弟凯顿首。《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北洋军阀史料&#8226;袁世凯卷》，（一），天津古籍出版社，第289页。”

袁清楚地了解内幕，正是在紧急关头，“徐大哥”实难自便、幕后帮助、利用“能通”“翰林”的人际关系利器，起了关键性作用，才使他轻松地摆脱掉一场大祸，而且从此在北洋站稳了脚跟，实现了夙愿，青云直上，官运亨通，所以袁对徐“甚感交深”！为了答谢徐，1901年4月，袁丞疏荐人才，称赞徐世昌：“公正笃诚，才识明练。前在臣军办理营务，遇事能持大体，不避劳怨。调和将士，抚驭得宜，全军翕然悦服。尤与时局要政潜心考究，志切澄清，故以儒臣而畅晓军情，洞达时务。迹其神明内敛，局干隐然，洵称远到之器。《徐世昌年谱》，卷上，见《近代史资料》，总69号，第24页。”

第二章 危机·立断·应变（6）

1897年7月，光绪下旨补授袁世凯为直隶按察使（或称“臬司”、“臬台”）。同时，徐世昌正式入伙北洋，才使得袁、徐为首的北洋系军事、政治、经济集团势力日渐庞大，如日中天，日后直接掌握了国家政权，袁成为“真龙天子”。其全过程，是与徐世昌居间应变、立断、运筹帷幄，特别是乘机维系内部团结和联络外部天地关系极大。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无独有偶，人们不禁要问：堂堂五品翰林，为什么要入伙北洋，直投袁某？早在北洋兴起四十多年以前，湘系鼻祖曾国藩奉旨回原籍编练湘勇起家而成“中兴之业”，湘系集团对清王朝逐渐形成尾大不掉之局。徐世昌从前辈身上得出结论：“中兴”诸名臣，“谓能师营葛者必有功于世”。

但是，无论是当时人，还是后人，除少数深知内幕的历史学家外，一般只知道曾国藩乃湘系集团唯一的创始人，很少有人知晓胡林翼其人则是实实在在的维系湘系湘军内部团结、粮台供给和使湘军由败转胜的关键性创始灵魂人物。还是充任曾国藩幕僚的史学家王闿运了解湘系内幕，他指出：“中兴之业，实成自胡。”胡是湘系湘军的灵魂人物、鼻祖之一。曾国藩则是善于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人，他本人也颇有自知之明，对胡林翼的考语是：“好贤之笃”、“爱国之诚”、“治事之敏”、“用兵之精”、“进德之猛”、“立功之大”、“理财之密”、“局量之宏”——“不特为同时流辈所不逮，即求之古人，实亦不可多得。”

胡林翼对曾国藩“效愚忠之忧”，是湘系、湘军“立言、立德、立功”“三不朽”的全才和“伟人”。作用之大、地位与评价之高几达极点。

不难发现，胡林翼与徐世昌有着惊人的共同之处。在被曾国藩“奏调”赴湘加入湘系集团之前，胡在边远贫困的贵州黎平任官，其功名比曾国藩早，亦属降格从人，并心甘情愿地接受曾国藩的节制调遣，愚忠曾国藩，而报知遇之恩。

徐世昌对袁世凯的“忠”达不到“效愚忠之忧”的地步，但他对北洋集团的奉献，非常类似胡林翼在湘系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袁世凯每遇大事，必首先就商于徐，请其“事先关照，时常承教，拜聆一切”《袁世凯致徐世昌书》，见《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但他做不到以徐之长补己之短。袁只是一个劲儿地不断向朝廷保荐他：“学粹品优，才智敏锐，尤能留心兵事，谙习戎机，洵为体用兼备。两年来，资深得力，诸将均甚翕服。”《编修徐世昌请办营务折》（1899年4月21日），见《袁世凯奏议》，上，第22页。

袁亦同曾一样，自认为自己是“大才”，能成就大事业。徐世昌也与胡相同，为人处世亦有大过于袁处，驾驭各种权力，含而不露，随机应变，隐身玄秘，堪称全才、奇才。徐严守中国传统孔孟之“中庸之道”，凡事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过分也无不及；遇事以调和、折中、沉稳、柔韧为最大原则；同时，“深明时务”，“兴学变法”，“多设报馆”，“广开铁路”，“评论中西学术及西政”，由传统而及现代；袁世凯则惯用政治家的铁的手腕，当机立断，甚而逆天而行，不计成败后果；“视人双目炯炯，不怒而威，人多惮之”。张一麟：《心太平室集》，卷八，第37页。二人联手，取长补短。

徐世昌一生仿佛就是在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他除奉行传统儒学道德文化之外，又积极吸收了某些西方文化，身膺大总统，具有一些民主、人权观念，力求处处依法行政，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统一。

徐与胡大不相同之处还在于：近代从湘、淮开始实行督抚专政、地方主义，乡土、家族观念日盛一日。督抚集政权、军权、财权、人事权于一身；而在京城之权贵多以同乡为旗号结合团体，联合组成“会馆”、“乡会”；地方每以“某省人治某省”为号召。

徐世昌试图力纠曾、胡之弊，其本人出生地横跨三省区，本可以与老部下冯国璋、曹锟等北洋大帅论直隶天津同乡；与孙宝琦、钱能训等清末民初要人论浙江同乡；与袁世凯、王英楷等北洋元老论河南同乡，大搞督抚专政、地方主义与乡土家族观念。

第二章 危机·立断·应变（7）

但他并不以为然。总是利用各种办法和各种人际关系广结友谊而不问乡亲近舍与否。他说服袁世凯，北洋新军多不在上述的之豫、直省区招募。

因为在他看来，曾、左的湘系集团非亲即故，多为湘人，已分裂出楚勇、平江勇、老湘勇、新湘勇多种派系势力；李鸿章的淮系集团不是乡党亲故，即系家族父子兄弟，皖人占绝对优势。这种由一群家族死党组织，拥护一个帮主，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从湘系、淮系开始的，而不是从袁世凯、徐世昌的北洋系开始的。

这种现象延至民国、蒋家王朝，大大加剧了中国社会内部的派系势力斗争愈演愈烈趋势。

所以，徐世昌建议袁世凯北洋系应以“天下为己任”，吸取湘、淮的历史教训，打破家族乡土观念、地方主义，在政治运作上，尽可能打破“老北洋班底四海之内皆兄弟”以此维护中华民族大一统。

一般情况下，北洋系不像湘、淮系或其他地方武装那样，首领高喊“拥护一个帮主的帮派”、“本省人治本省”。豫人、津人在北洋系中的“高级死党”并不占主导地位，试图摆脱湘、淮“兵为将有”的封建传统观念，治军讲纪律严明而不讲家族乡土“血性”。

然而，由于历史的、社会的、传统的转型社会和外人“分而治之”的多种复杂原因，袁故去之后，给徐世昌留下的仍然是北洋系内部核心势力基本按地域观念分裂为直、皖、奉三大派系势力鼎足而立之局。西南地区尚有以云南为主要地盘的滇系；以广西为主要地盘的桂系；以山西为主要地盘的晋系，以及数省、一省或一省中的某一地区（如四川辖区、陕西等）的割据派系等。

中国近代帮派势力的兴起，不像有的学者所说，是从袁、徐北洋势力开始的。严格地说，应该是从曾、李湘、淮势力开始的。徐世昌虽竭力调和、折中，居高控扼，以中华民族“和”为贵、大一统、安定、团结为职志，但因在国家制度未定型，政府运作无法制的国情的大前提之下，一切靠的是个人、派系或党派、团体，他们无一不因利益的取舍而斗争，内战、混战必然爆发。这是历史的大悲剧，也是北洋系的大悲剧。

第三章 主幕·一流·搭档（1）

第三章

第三章主幕&#8226;一流&#8226;搭档

主幕同心地利用所拥有的军队资本与由此而奠定、开通的人际关系网络，疏通上层，联络四方，调和内部而为自己构建起北洋灵魂角色；主导时代潮流维新，主张变法渐进；“北洋之业，实成自徐”。

【引子】本章关注传主发迹的关键性因素是交友袁世凯，入其幕府。在袁数百人庞大幕府（秘书）班子里，徐世昌是领班人，被幕主尊之为“菊人大哥”挂在嘴边叫个不停、是德才兼备的特殊人物，徐反倒成为江湖场上的“帮主”，似乎不合情理。幕府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一种遗传政治现象，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多挟术怀策，游说列国贵族、公卿、将相，为求一官半职或“竞争”权位而被幕主罗致，干一番事业。“幕”者，“军中所用，建牙吹角，随军筹划之行府也。”《史记》《汉书》均有记载。“古之出征为将帅，军还则罢，理无常处，以幕为府，故曰幕府。”近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吴佩孚等，均因他们拥有一支强大军队和尾大不掉权力，并为创建、训练、管理、指挥他们的军队，以及适应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全方位开放——“洋务”、“新政”诸多方面的功能，大力罗致庞大幕府班底，这些权倾一时的大人物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法延揽了国内外各式各样的人才，形成一个十分庞大的幕府智囊班底。而幕府队伍的大小、多寡一般象征着幕主权势的轻重高低。但幕主文化较低下如段祺瑞、曹锟、张作霖、黎元洪等幕府人员较有限。中国的幕府制，古代与近代的特点，在形式与内容上有所不同。但总的游戏过程、基本规则实质上都只有“七个大字”——“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内涵反映了主与幕不是主仆关系而是人身相对独立、平等、自由的关系，徐与袁的关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人们从北洋系的兴衰史看得很清楚，从小站练兵始，徐是袁的最佳搭档。徐世昌不仅主持袁世凯数百人庞杂的幕府班子，总揽了整个北洋集团上奏下达的全部文书，而联络各省督抚、内部以及外部官场官僚体系和左右的人际关系网络，由徐世昌出面得力甚多，他并经营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同时，“练兵倚为策士，——参与机密，助己驱逐朝士”《赵柏岩集&#8226;宣统大事鉴》，卷一，第6页。。其能量之大，可见一斑。徐世昌不仅为袁世凯、北洋布局“新政”忙于内政、外交、发展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外交及其他北洋事业，而且单就军事上说，他也进行了卓有成效、不可或缺的近代军事理论的翻译和研究、军事制度的变革与创新，并直接参与了实际上的军事技术训练的方方面面，运筹帷幄着小站练兵全部重大事宜，亦文亦武，不愧为北洋系军事、政治、经济集团的创始人、元勋和灵魂人物。

翁同和1895年5月7日，曾以袁世凯为总理朝鲜通商交涉事务大臣名义向总理衙门大臣奕、翁同和、李鸿藻等报告军情：“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靡费，退庸将，以肃军政。极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支），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是统将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升阶，数年成业，即检派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习学习，归来分殿最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

徐世昌不是凭“阴谋权术”起家，而是小站练兵起家。他练兵既是一个全面翻译西书、仿照西法，根本改革军事制度、军队、招募、装备、编制和训练的全盘西化过程，同时又是紧密结合中国传统的兵法、法令、法规编练近代化部队的过程。这场练兵事业就在天津新农镇小站起步了。“报告”精辟绝纶地提出了根本改革军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新军建设的方案、步骤、方法，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纲领性文件，决定他们命运的一步妙棋。李鸿藻认为：“大有可取之处。”而光绪特发上谕：“交吏部带领引见。”于是，1895年12月21日，袁世凯走马上任，赴小站编练北洋新建陆军。而1897年8月，即袁世凯小站练兵的第二个夏季，“应袁慰廷之聘”《徐世昌年谱》，《近代史资料》，总69号，第19页。，从官道上走过一队身着戎装的北洋新军官兵，他们簇拥着一位而立之年、豪气冲天的奇才人物放马而行。此人身着青藏色的朝服，头戴五品翰林的正冠，庄严稳重，豁达恢廓。他正是袁世凯特意从京官中“奏调”、“聘请”而来充任新建陆军“总理本军参谋营务处”的参赞徐世昌。他并负责“新式的练兵律条”、“考阅各学堂文卷”、“考核兵目操法”、“校订行军攻守阵式图说”、“改订讲训各兵官功课”、“翻译和自学英文”，即新式军事制度与技术的设计与指挥，相当于今天的参谋总长，月支薪160两银子，是为厚饷。

第三章 主幕·一流·搭档（2）

小站——举世闻名的北洋政治、军事、经济集团的发祥地，距天津市区七十华里。天津南郊新农镇，原本一片破壁残垣，周围丛生的荆棘和遍地的断砖碎瓦，透出一派荒凉和萧条原为晚清天津总兵淮系周盛波的驻军地——青县马厂至海口城铺垫一条大道，作为传递军报之用，沿途设驿站，每40里设一大站，10里设一小站，故得“小站”名。其周围之村店均以“营”定名者居多，村口一般设有碑石，记载村名的由来，诸如“传字营”、“盛字营”、“前营”、“后营”、“中营”、“正营”、“东右营”、“西右营”、“大营盘”、“小营盘”等北洋新建陆军驻军的营房。“北洋”一词，原本绝无贬义，用它称呼清末民初北洋政治、军事、经济集团之表现，含义比较明确。。堂堂五品京官，而居小小营务处参赞，其地位更是无足轻重、何足挂齿。但挚友严修“知菊人现在天津军营参赞事体”说，“颇可”。因为作为国家的新式武装力量的“总参谋长”，权势甚大，袁又给他一个“咨谋”的头衔，换句话说，帮主不在军营，徐可代行一切军务。

天津新农镇在明、清时已得到开发。其周围的咸水沽、葛沽、双巷、白塘口、小南河、独流等地人烟稠密，村镇繁荣。在近代，北洋更是中国一个瑰丽、美好、辉煌、开放的代名词，系指清末民初中国沿海各省，江苏以南各省称为南洋；以北之山东、河北、辽宁等省则称北洋，天津即北洋的中心，洋务运动和北洋“新政”变革中心在天津，是中国对外最大窗口城市。1870年，烟台、天津、大连三口通商大臣称为北洋通商大臣，督署设于直隶省府保定。此次，即1897年徐世昌小站练兵归北洋大臣节制。1902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徐世昌任政务处兼财务处处长，直接指挥操练的新军称“北洋新建陆军”。天津具有特殊的国际、国内地位。在中国历史上是漕运中心，盐销枢纽，渤海之滨，五河下梢，三北腹地，能通五洲、贯四海，并于清末北洋新政时期发生了急剧发展变化，在全国独占鳌头。一大批近代工业企业、商业、学校、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且多冠以“北洋”二字，诸如“北洋劝业铁工厂”、“北洋银元局”（银行）、“北洋政法学堂”（李大钊的母校）、“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等。1912—1928年的北京中华民国政府，命名“北洋政府”，对外代表中国，名正言顺，天经地义。所以，徐世昌排列“北洋”副帮主，并非以往论著所诬蔑的那样，北洋是一个“污垢”、“臭名昭著”的名字，使不了解这段历史真相的人谈其色变或对其讳莫如深，似有不正视或不尊重历史之嫌。它在清末民初是中国走向近代化变革、现代化试验区，天津的辉煌——近代中国商业中心、工业中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地位正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令人骄傲与自豪！徐世昌位居营务处参赞似无实权，但作为中国近代新式武装力量的军师，地位的重要又可以想象。袁世凯给徐世昌“咨谋”的名义以示不同于一般的高参。就是说，当袁世凯不懂时可以咨询，不在军营时，徐世昌可代行处理军营一切军务，除“每日治牍外，阅各种操法，演试各种武器，考校各学堂，——研究戎略”《徐世昌年谱》，卷上，《近代史资料》，总69号，第20页。。袁是一号帮主，徐是二号副帮主。而在实际工作中，大主意则往往是后者这位高参敲定的。堪称“参谋专政”，他不是配角或者宰相。

人们不禁要问：袁世凯仅以“拔贡生”虚名被清廷破格任命为北洋练兵大臣，而徐世昌竟以五品翰林弃文修武，不求官职尊卑和实际参谋指挥权，屈从袁世凯幕府充当挟术怀策的智囊，径入天津新农镇、小站练兵，徐世昌为什么选择“弃文修武”，把袁世凯作为自己的终身最佳搭档呢？徐世昌看好袁世凯世代“高官显爵”、“娴熟兵略”、“智商甚高”、一副“绿林气派”等各方面的条件与才能，将来必有一番令人心动的了不得的大事业，这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内涵则是：晚清以降，中国近代已经形成了“内轻外重”、“督抚专政”、“尾大不掉”的政治格局，投入袁幕成为徐世昌升官发迹的唯一选择。生来所好、“拼命学习、做官”、“勇于任事”而又自信、实际经验具备周旋官场的特殊本领，而京官则不如外官发达得快，文官不如武官红火得大，这种从湘系、淮系以降的事实，楚楚在人耳目。曾国藩、胡林翼等的湘系集团；李鸿章、张树声等的淮系集团控制大清地方政权、左右中央政局，在晚清已成先例。用他自己的话说“世昌学习先辈，负爱国大任，死而后已”。

第三章 主幕·一流·搭档（3）

挚友袁世凯心怀大志，慷慨待人，有眼光与胆量。既“家世将才”、出身淮系，又得李鸿章知遇之恩，联手打开局面，为何不能作为湘、淮即曾、李的传承接班人，建立起一个同湘、淮有着深远历史渊源的北洋系集团呢？袁有智、才、德诸方面的主、客观条件，建立“北洋团体”、“北洋袍泽”班底无一不具备，为什么不能登上中国近代最高的政治、军事、经济大舞台？！为什么不“有智有势，度势察变，相激相荡，因势利导，为天下法，为百世师”呢？！

“能通翰林”的徐世昌顿悟了：“论文则谓立身必先有守（指‘守业’），乃能有为，以显英雄本色。因推论中兴诸名臣（指号称‘同治中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四大名将名臣——引者），谓能师管、葛者必有功于世。”《徐世昌年谱》，卷上，《近代史资料》，总69号，第20页。世人希望国家“中兴”、变得强盛起来，而“中兴之业，实成自胡”，他以“胡林翼”自居。徐世昌虽不能预测中华民族下一个官治或民治阶段在未来的具体形态，但他知道必然要经过一定程序慢慢磨炼，寻找出路，定可窥其端倪。张之洞“轻薄”袁世凯，但却“厚爱”徐世昌。所以，徐世昌练兵初1897年的8月，曾前往武昌与自成一系的自由主义“自强派”张之洞“晤谈极欢”，并参观了织布厂、缫丝厂、银元局、铁厂、枪炮厂、武备学堂等处，与张“屡次详细讨论实行新政方略”，尤其是：

“制军常共夜谈，看出大清王朝死气沉沉的病症，所言挽回大局首要为变科举、立学堂、多设报馆、广开铁路，而尤主士农工商兵，即西人征兵之制也，又详论中西学术及西政、西学与儒学之分，而痛恨八股文束缚人才”。同前引书。

徐世昌经过一番考察与论证，完全如同禅宗得道一样，拨去云翳，直指本源。徐从这位风云一时的“第一等人物”身上，见到了雏形，为了子孙万代的福祉，他必须苦学英文，研究“中西学术及西政、西学之分，要在近代政治、军事与经济一体化的征途上因势利导，来展露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服务于伟大的时代，这才是正途”。而帮助袁世凯小站练兵，用“练兵”与“新政”两条腿走路的行动证明一切，就成为徐世昌的最佳抉择了。真可谓“方塘一泓，照彻云影天光”。徐世昌径入袁幕小站指挥练兵“必有功于世”、“受国大任”，有智又乘势，必得日后风风光光，被动等待的时候已过，现有出头一天，通过军功而获得政治上、经济上、吏治上的运动裕如，这是徐与袁彼此寻找最佳搭档、最深层次的思想动机，也是他们追求个人前途名利及服务于社会民族振兴、双赢发达的真实目的所在。

徐世昌虽未能在“养生、慰死、乐生、乐群”诸方面大彻大悟，但他却亲眼看到前辈曾、胡、左、李等湘、淮集团势力及自强系的兴起，“督抚专政”使中国近代社会受到了空前的震动与冲击，他们以天津为中心举办的全国洋务运动盛极一时；湘、淮名将权倾一时和中外，这是前面的人刚刚走过的路程，应当后继有人，开创人生大局面。可是，中国的变革遭到清政府中顽固保守势力的竭力反对，当局仍然着意于培养重文轻武“八股取士”的腐儒人才，沉醉于“天朝上国”的文弱委靡境地。但徐世昌作为博古达今的时务人才，从中华民族的兴衰，特别是湘、淮发展的史实中，审查充分的可信史料与活生生的现实，头脑中有了概念化而逐渐推演出结论，用来诠释相关的历史与现实，他贯通古今与中外。发现既然曾、胡、左、李、张从大处着眼，练兵与办洋务而成“中兴之业”，确实使湘、淮、自强系洋务派官僚集团势力大显了英雄本色，有智有势地得到了极大扩张，他们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任意“奏调”京官和外官为我聘用，拉帮、保荐为自己的幕友，整顿吏治，开府一方，掌管地方财政权，发展本派系的集团势力，并在咸同之际完全左右了国家最根本的权力——朝廷的用人吏治大权，而且这种特权一直延续到光绪年间，许多仍然是他们幕府人员中保荐为国家重臣，即结为“誓不相弃之死党”。可以说，曾、胡、左、李、张简直是笼络或培养了一代人，影响了几代人。“一代养成，荫泽数代。”这一点，不仅为精明的袁世凯、城府的徐世昌所效法，而且也为孙中山、蒋介石所借鉴。中国源远流长的幕府制就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特色用人吏治制度之一，幕府人员多寡、智能高低，反映权力的大小。当时的中国，凡“鹜于功名”而又了解“西政、西学”者，为曾、胡、左、李、张所“包揽把持”；而因有军功被破格选拔者，各省军营里在20年间保荐的武职人员三品以上者不下数万人，而三品以下者不可胜数。据统计：从1861—1890年的30年里，清政府任命的44个总督中，汉族占34个，其中绝大多数为曾国藩幕府人员。同一时期挑选的巡抚有117?，而汉族占104个席位，其中绝大多数仍然是曾氏幕中人。（美）拉尔夫.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0页。

第三章 主幕·一流·搭档（4）

督抚以下的道、州、县不可胜计，“名臣能吏，半出其门”。拉派结帮，必然营私。但话又说回来了，天下势关系到天下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如果徐不拉帮结派，靠个人单干，在近代中国处于转型时期，面对死气沉沉的大清王朝，没有“团队”，干什么事能行得通呢？不联手打天下，又怎样坐天下呢？北洋如此，湘系、淮系、自强系集团如此，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亦类此。他们以军、以文、以学兄学弟、以全家从军，然后再从政、从商，使军、政、商一体，而且用人与财政独立于清政府之外。所以完全独揽了地方行政、军政、财政大权。他们高喊：“拨乱反正，拯斯民于水火。”乱世枭雄无一不集上述三大生杀大权于一身，徐世昌的这一理念原无可厚非。他与湘淮大有不同之处，在于：练兵由国库拨款而非自筹，而“新政”也由国家银行与地方银行筹集资金，故军权与财权不属私有性质。他们的共同点是在中央有相当的发言权，或间接掌握了中央政权，不越名分只是形式。地方乃至中央的经济、教育、文化、外交等方面实际上也在其掌握之中，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施政。中国近代史长期形成的这种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外交的整个社会转型及尾大不掉新格局要害在人事制度，为着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乃至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向往与欣羡。他在行动时注意联手打天下，其中包括革命党和立宪党人。但是，从根本上说，决定徐与袁做搭档练兵的最直接动力和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中日甲午战争惨败这一血淋淋的民族大悲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爱国者身上是高于一切的。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两千年大梦初醒，实是起自甲午战败，割让台湾，偿付二亿两白银之时。”《清史稿》，“德宗本纪”，（二），第2页。为着北洋帮创建的利益，为着整个华夏的生存，是包括徐、北洋集团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赤子爱国之心使然，决心要共同构筑中国的近代化自强蓝图，徐、袁并称为“北洋领袖”由此而生。

徐世昌是当时中国两千年大梦初醒之小当权人物的代表之一。而编练北洋新建陆军，正是他以时代要求和社会转型为契机，并努力以“新政”的面貌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建设和社会变革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由单纯引进西方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发展到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实行全方位、完全近代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与经济制度，从而使中国军事率先走向近代化迈出新的一步，以“强兵”、“御侮”、推动“新政”社会前进、“富国”作为他们“挽回大局之要”，而推动“新政”的“动机”更加名正言顺地为北洋集团的形成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徐世昌1907年7月天津小站营务处参谋原本是一个虚衔，月支数百元薪水而已。这对徐世昌其人来说，实有“两袖清风”、“捉襟见肘”的感慨。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兵营里，他又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性人物。徐世昌是小站北洋新建陆军指挥员中学历最高、资格最老、精通传统文化而又吸收西洋文化的人，也是民初大总统群体中文化层次最高的人。在小站督练北洋新军的过程中，北洋诸将领有诸多人物成长为清末民初的封疆大吏、各部总长、督军、国务总理、大总统等，他们与徐世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实际上形成了当时“文武双全”的新军事权威者。诸如淮军夙将姜桂题、杨荣泰、吴长纯、徐邦杰、张勋、梁华殿诸将，皆隶麾下；北洋老将冯国璋、段祺瑞、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何宗莲、马龙标、雷振春、王英楷、吴凤岭、赵国贤、田中玉、孟思远、陆建章、曹锟、段芝贵等，均属偏裨。徐世昌实际成为北洋系的灵魂人物，“北洋之业，实成自徐”由此可见一斑。北洋诸将和小站幕僚诸贤均与徐世昌结下了深厚友谊，无不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敬佩之情，专门投帖拜为徐的门生，对其执弟子礼。遇有大事，必然先就商于徐，“事先关照，时常承教，科聆一切”。北洋班子上下均称之为“徐相爷”决定了新军走向，堪称“北洋系之灵魂”。《袁世凯致徐世昌书》，见《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如日后出任苏皖赣巡阅使的北洋大将李纯此时为北洋第二镇（师）的队官。徐世昌曾以北洋总办身份阅兵督操，见其所部士兵在严肃的训练场上“交头接耳、嬉闹非常，令徐气结，严责李纯一定要严肃、认真地训练军队，要严明军纪，一定要杜绝军纪散漫松弛的湘、淮、八旗、绿营等旧军习气”。李奉命尽速集结部队，厉声斥道：“一方面奉总办条谕，再则是总办素重纪律，今日训练增加一小时。”全体官兵肃然而立，大有凛然不可侵犯之势。徐见此，为之动容，后在袁世凯面前盛赞李纯练兵不苟，而全军官兵上下从此全都有定式可遵。

第三章 主幕·一流·搭档（5）

徐世昌在翰林院整整干了5年，毫无建树，但他太会交往了，不仅结识了朝廷王公大臣，而且接触洋人记者、政要，现有天赐良机赞襄戎幕，总要在小站干出一番事业来。他除了依靠超人刻苦的毅力和智力在小站总揽一切上奏下达文书之外，对于督操阵法、行军驻防、夜间作战、打靶演习、军械使用保养、军容风纪、违纪稽查、按册发饷等几乎所有具体训练新军事宜，亦必躬行其事，可谓“事事躬亲赢人心”，“处处成规矩见方圆”，是其非常精到、老练行动的指挥员。

诸如募兵格式，严订募兵资格，一旦选中，厚给饷银，制定洋员应遵守的条规；简明军律等法令法规；演试新购各种新炮效能以及研究各种戎略，严肃认真筛选，等等。他能做到亲自主持并身先士卒地彻夜不眠训练，应用规则指挥裕如，这与他鞠躬尽瘁的办事原则相关。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变革旧军制和研究近代军事科学理论的需要，同时为了真正了解和熟悉西操、军械技术性能，徐世昌除了依赖译学馆和翻译人员进行翻译外，还以特别惊人的毅力和责任感，以他43岁的年纪攻读英语，特请老师唐绍仪教他过关，从而直接、准确地了解和研究中国军事近代化和科学化理论的进程，应用在自己的练兵实践问题上。徐世昌学习西方而对英语重视的程度非同一般，经常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视察，该馆设英、法、俄、德、日五科，而其军营中日文、德文翻译力量相当雄厚。

正因如此，袁世凯小站练兵得徐世昌的襄助机宜，如虎添翼。袁、徐一刚一柔、相济相扶、相得益彰，使小站练兵起高点进展十分顺利，成果令清廷赞不绝口。徐为“投笔从戎”、“以文修武”或“亦文亦武”的人才。但他“日与士卒共奔走”《袁世凯致盛宣怀书》，见王尔敏等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9），第4243页。，拼命不懈地“阅各种操法，演试各种新炮，考校各学堂，事繁不及习英语，仍乘间看书，研求戎略”《徐世昌年谱》，卷上，《近代史资料》，总69号，第20页。。徐是北洋系灵魂人物并非虚言。1899年6月，徐世昌在小站“营中自学英文，设局编纂各书的成果遵旨进呈《新建陆军操法详晰图说》，计阵图一本，图说清折一件，操法图记十二本”，奉朱批：“留览。”《徐世昌年谱》，卷上，第21页。这使徐练兵进一步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按章、依法建军有了名正言顺的根本保证。

此前，《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全书成《徐世昌年谱》，卷上，第21页。，徐并作《兵略录存后序》。这两部兵书，是将德国和日本陆军操典和制度巧妙地结合中国国情而融为一体，对当时东西方最先进的军事制度和战略战术原则有了相当深刻的理解和解读，无疑把西方近代军事理论融入了中国军事学，堪称一流兵学力作。其中对新建陆军的章程、法典、军规、条令和近代战略战术等都作出了明确的理论规定，章法是徐世昌练兵大事的条理化的过程，在中国近代军事学术上独树一帜，并特别顺利，作出了开创性的最新示范，记入了中国近代军事史理论史册。具体地说，徐世昌北洋新建陆军的军队建设，将德国的一套均按照中国传统的军事学术理论高度精辟地概括为两项最核心内容：“道”与“法”，仅仅两个字，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道必师古，法必因时，二者交资，而后弊无。”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徐世昌否定了有人在练兵问题上的“全盘西化”，必须把中国传统经典的“道”与西方的民主法制建军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两者“权其轻重”，“训为最要”。但又必须遵守“以练为战”，“循序渐进”的科学方法见刘子明：《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十分精到又显得游刃有余地解读了“训”与“练”的辩证法，总结出了行之有效的中国练兵招法，何等高明？绝顶聪明！徐世昌的诠释、解读及其练兵的指导方针，笔者认为，这不仅是研究中国近代军制变化的重要突破，而且实际实践上已经“超前”地达到了现代军事科学近似实战对抗演习的练兵方法，是比较先进和科学的，似不是“拔高”、“溢美”之谈吧！

第三章 主幕·一流·搭档（6）

1902年，徐世昌再与袁世凯其他幕僚诸贤——阮中枢、沈祖宪、言敦源等人编著、奏准出版了《军政司试办章程折》，进一步提出了设立军政司参谋、教练、兵备三处的军事制度大变革意见或规划。徐世昌认为，要创建一支近代化的新建陆军，没有一大批熟悉和掌握西方近代军事知识与技能的新式军事人才是行不通的。而提高新军军官的军事素质的同时，又必须着力于士兵军事素质的提高。所以在他的提议、主持和影响之下，袁世凯赞同翻译西方的近代军事理论著作，其中偏重介绍和研究德、日两国的近代军事理论。诸如《战法学》《战略学》《陆战新法》《德国军政要义》《日本陆军大学战术讲义》等，这些军事技术和理论在中国的实行，代表着中国近代军事制度和理论的新发展、新突破。徐世昌为了把学习西方军事科学落到实处，要求在京师大学堂（1898年成立）内增设“译学馆”，设英、法、德、俄、日文五科，学制五年，为中国军队近代化建设和北洋新建陆军的建设，提供了支撑和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该馆除主攻外语外，为适应近代中国社会需要，学员兼学数学、博物、理化、法律、交涉、中外历史等课，并由外员教习分授各国语言和文学。学员毕业分授贡生、举人、进士出身功名，选派充任清政府的外交机构和北洋政府外事工作人员及北洋新建陆军军官及军政司的译员、各地学堂的外语教习等。徐世昌同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大臣张百熙、监督朱启钤友谊甚笃，徐、朱又是儿女亲家。他常去视察该馆，以示对翻译人才的高度重视和中国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坚定决心和迫切愿望。该馆还负责选派人员出国留学，学习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外交等。徐世昌稍后翻译出版的《大战学理》，是近代最权威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在我国最早的译本，其问世对中国近代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今天信息战时代的军事指挥员及军事研究者，亦必读的经典力作。《战争论》说明徐世昌追踪当代最先进的军事理论是何等努力、有价值、有成效！

在对士兵的训练与教育方面，他制定和颁布了数十种章程、法规，诸如《操场暂行章程》《行军暂行章程》《兵丁驻扎营内章程》《夜战章程》及《续订夜战章程》《马队操练各法》《马队操练应改各法》《改正行军未能合法各条》《训练操法详细图说》《简明军律二十条》等。徐世昌主持翻译出版的上述兵书，在当时的朝野上下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以致“人皆诧为未见，目为奇书”《容庵弟子记》，第二卷，第62页。。既为袁世凯争得了“知兵”的荣誉，而使徐成为“幕后英雄”。人们由此联系到中日甲午开战以来，“凡所建白，均料事如神”《容庵弟子记》，第二卷，第62页。，不是偶然现象了。袁一时成为众人瞩目的军界奇才，不是别的，正是由于他在徐的运筹下干事业的场面广大，不遗余力；网罗的人才众多（以徐为首的十分庞大的智囊班子），用心叫绝、出手有序。

徐世昌在北洋新建陆军中实行的军制改革最具理论与实践意义，革新是大胆、有眼光而具创造性的。众所周知，中国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鉴于传统冷兵器时代的弓箭、刀矛、鸟枪、抬炮“已断不能抵制洋人，灭土寇”，以曾、胡、李、左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对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实际上他们以仿制和引进西方火器为主要内容的军事工业、军事装备、军事技术现代化等军事自强运动也曾经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是，他们却在“中体西用”这个根本原则的指导下对西方的军事制度的根本问题表现了十分顽固的排斥性，这恰与徐根本区别开来。洋务派普遍的看法和结论是：西方国家除火器技术先进之外，别无所长，而“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超出于西人之上”《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二十五卷。。中国“法制之精良，万世不易”，而“武备修明，兵制已臻尽善，唯在遵循旧制，岂容妄议更张”刘锦藻：《大清续文献通考》，第二百零四卷，兵三，第206、第9544页。。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无此为甚！湘军兴起，“大官高爵冠冕全国”，“先后殆四十年”，“淮军于其时，沾焉亦过半”，“国体变更”，湘淮无章无法，一切杂乱顿落，而“北洋系者，遂蝉蜕于甲午战后，而为淮军之代”。《张謇存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7页。正因如此，直至甲午战争时期，清军的军制改革一直无法进行，其军制基本上承袭了旧式湘、淮兵制。

但传统而封建腐朽落后的兵制在甲午战争中遭到彻底的失败，正如徐所总结而尖锐指出的那样：营制不一，操法不齐，器械参差，号令歧异，为将者不习谋略，为兵者半属游惰，平时而心志不相符，临阵而臂指不相使。聚为乌合，散如瓦解。《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籍1983?出版，第536页。

第三章 主幕·一流·搭档（7）

战后，徐为袁起草的很多呈文均指出军制方面的严重问题：

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徒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转引自刘凤翰：《新建陆军》，第42页。

此次军兴，往往易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新建陆军兵略录存》，第一卷，第1页。

痛愤亦无可说——堂堂之大国，束手为小国所困，距非天乎？然亦由谋之不臧，平时不能绸缪也。《项城袁总统家书》，袁写给其弟世彤的信，见台湾版《袁世凯传记资料》，第9册，第672页。

正如香港《每日新闻》1875年10月2日所批评的那样：“以国家规模和资源情况评价，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像大清国。拥有巨大人力资源的大清国，其士兵数量相对来说少之又少，并且这些所谓的士兵，其中大部分都名不副实。他们装备极差，而且几乎全军都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在军容严整的欧洲军队面前恐怕抵抗不了五分钟。”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第215-216页。

徐世昌充分看到了大清帝国的所谓“兵”、国家柱石，大部名不副实。全军装备极差而几乎缺乏严格的训练；纪律恶劣而兵丁通常是社会上一些举止粗野和品行不端的人渣，在哪里驻扎，哪里的民众就恐惧万分。徐世昌正是基于这种非从根本上变革落后的清军现状和军制不可的远见卓识，在小站练兵伊始，为重振帝国军威，即全盘“仿德国营制”，对北洋新建陆军的理论指导、领导体制、组织建设、招募格式、将士标准、训练方法、教育制度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根本性的改革：“力惩前非，汰冗兵，节靡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认真整励。延聘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中日战争》，上，第217-220页。。

徐世昌具有前瞻性筚路蓝缕的开拓、创造精神，值得大力弘扬，以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能不敢做大的后人借鉴之。与此同时，《马关条约》的签订，割地赔款，中国政局陷入石破天惊的大变动时代，全国哗然。康、梁遂联合会试千余学子公车上万言书。袁世凯以浙江温处道留京充督办军务处差委，绝非所愿，而是隐忍待机；而徐居翰林院闲曹日久，无所发抒。他们俱处于“大丈夫抑郁不得志”之秋，力图有所作为。而世界列强正虎视眈眈地准备瓜分中国。民族危亡空前严重，俄、德、法掀起掠夺中国财富的狂潮，1896年6月3日，沙俄强行秘密签订了《中俄密约》；1898年3月6日，德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了《胶澳租界条约》；1899年11月6日，法国与清廷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约》；英国逼迫清廷签订了《订租威海卫专条》及宣布长江沿岸各省不得让与或租给他国；美国则发出“门户开放”宣言，大叫“利益均等”。清政府一筹莫展，亡在旦夕。时事造成袁、徐最佳搭档应运而生。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1）

第四章军事&#8226;变革&#8226;元勋

绝不是一般论著所谓的“玩弄阴谋权术”起家，而是甲午战败义愤填膺、救国第一要举在练兵，文武双全地以筚路蓝缕精神苦练北洋新建陆军，并不亚于当时的日军，首创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精兵强将，全部创新了中国军事近代化新军训练、军队建设与新军事科学理论，从而占有了将来登峰造极的必备资源。

【引子】本章是从历史和发展趋势看，小站练兵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必然的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近代中国面临着列强侵入、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变革根本制度的选择。徐世昌既是当时历史的亲历者、制度设计者、甚至掌权指挥者，又是一位学者型高级官吏、记述那段历史的有心机的智慧者；诸如《东三省攻略》《退耕堂政书》，尤其是一系列的军事制度与技术变革的力作，把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放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德国军事（含日本）背景下深入考量，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相互借鉴，抽丝剥茧，取其所长，为中国变革军事制度的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他把中国甲午战败所积累笼罩在心中的戾气一下喷发出来，变曾国藩、李鸿章“技术不如人”而坚信“制度不如人”，要用新军事理论、新军事著作、新军事制度、新军事练兵方法而力行编练中国式北洋新建陆军。与此同时，他总结联系近代湘军、淮军失败的经验教训，创新特点具有现实的说服力。他亲眼看到并亲手描绘了中国中国近代军事制度与技术变革发展的三大阶段：湘系、淮系、北洋系。湘系纯冷兵器，而淮系则部分备有“洋枪洋炮”，北洋系装备近代化；湘、淮将领非亲即故，“兵为将有”，而北洋系将领则来自五湖四海，兵为国家常备军；湘、淮兵费自筹，“保卫乡梓”而不顾国家，北洋系军费则来源于国库，保卫国家。这就告诉我们，徐世昌亲身经历了中国近代由封建军事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型与过渡。他才是近代中国军事变革的元勋。

1895年5月7日，徐在京为袁起草一封致李鸿藻改革军制的信。

1895年11月，徐世昌再与“同署六人联名奏请论证练习将才，增练新军，由掌院代递”《徐世昌年谱》，见《近代史资料》，总69号，第17页。。12月8日，督办军务处王大臣联名会奏，称：

中国自粤、捻削平以后，相沿旧法，习气渐深，百弊丛生，多难得力。现欲讲求自强之道，固必首重练兵，而欲迅期兵力之强，尤必更革旧制。臣等于去岁冬月军事方殷之际，曾请速练洋队，仰蒙简派广西臬司胡燏棻、会同洋员汉纳根，在津招募开办。嗣以该洋员拟办各节，事多窒碍，旋即中止，另由胡燏棻请练定武十营，参用西法，步伐号令，均极整齐，虽未尽西国之长，实足为前路之导。今胡燏棻奉命督造津芦铁路，而定武一军，接统乏人，臣等公同商酌，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旋据拟呈现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军营制饷章，臣等复加详核，甚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五），第34-35页。

同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

此次所练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著照拟支发。该道当恩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之核实，倘仍蹈勇营积习，唯该道是问，懔之、慎之！钦此。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一），第5页。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2）

徐世昌同科进士陈夔龙所著《梦蕉亭杂记》亦说徐的作用至关重要说：

甲午中日之役失败后，军务处王大臣鉴淮军不足恃，改练新军，项城袁君世凯以温处道充新建陆军督办。——当奏派时，常熟（翁同和）不甚谓然，高阳（李鸿藻）主之。

袁世凯经徐世昌介绍于李鸿藻后，袁就对李拜门，并和李鸿藻之子煜瀛往来极密，通过种种关系使李逐渐相信袁知兵。所以他首先推荐袁督练新建陆军，这完全出于爱才之意。荣禄则是另有野心，更有宫廷后援，所以力量超过李之上，他赞成袁世凯督练，附和李的主张，实欲借机培养自己实力。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甲午战败给徐心理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他亲眼目睹了湘、淮军统兵将帅的昏聩无指挥才能，以及中国落后的军事体制、武器装备和士兵素质诸方面与日军的巨大差异，极大地刺痛了他的爱国心，透过这支已腐朽不堪的国家柱石，他仿佛看到了支撑于其上的古老大帝国的摇摇欲坠的暗淡前景和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可悲命运。徐世昌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从整体上超越了李鸿章，将清军与日军作了深刻比较：“寇练兵纯用西法，能竞西式武器用；又内外协同，赏罚明，号令严，事权一，不惜费；我皆反之——各军不知枪炮，乍听必谓过言，——何能御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中日战争》，上，第325-327页。

徐世昌坚决认为：“欲使中国变弱为强，练兵为第一件事。”在僦居嵩云草堂的日日夜夜里，徐纵论当今时务和军事，摒却了一切杂事，邀集了大批幕友，日夕潜心搜集、整理和翻译各类有关西方练兵的书籍，并结合中国国情，认真深刻地总结了甲午战争以来在湘、淮军队身上所出现的问题，向督办政务大臣呼吁以西法练兵和整顿中国旧军队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行性，表现了梦想要做头等人物的大气魄和大处胜人的大才智。

徐世昌主持翻译的这些西方军备兵书的大体内容，是以引进当时最先进的德国和日本陆军操典、制度和法令为主，辅之以中国传统的兵书。虽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不够中国化，但对西方的军事制度和战略战术原则已有了相当的了解，无疑是把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兵学引进中国并与中国传统兵学相结合的经典之作，徐世昌把它用在小站练兵实践的行动上，则博得了深厚的军事科学功底。

徐聘请的洋人军事顾问汉纳根从德国购入的大批新式武器为新军提供了优良的装备。当时曾经参观过新建陆军的英国海军少将查尔斯&#8226;贝思福称：“按西方的标准来看，袁世凯的部队是整个帝国中唯一装备完善的军队。”转引自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事实上，这样精良的装备，不但当时仍以冷兵器为主的李鸿章的淮、练各军无法望其项背，即使和同时代的西方和日本一流军队相比，也毫不逊色。

徐世昌亲手制定严格的招募制度确保了新军士兵非常整齐和精壮。中国原旧式军队因游勇革卒、老弱病残充斥而造成的散漫和种种恶习在徐世昌新军中得到了有效的防杜。在新军组建之初，徐即“派委员赴风气刚劲各处，厚给口食，逐细挑选”，派副将关长纯往淮、徐、鲁、豫各地；都司魏承清赴东北等地，其挑选标准是：年限20岁到25岁之间，力限平托100斛以外，步行限每小时20里以外。新兵入伍规定：曾吸食洋烟者不收；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五官不全，手足软弱无力者不收——。《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第20-23页。

当然，这些被按照徐世昌的严格标准征募来的士兵也享有颇为优厚的饷项：营长（统带）月可支白银100两，外加公费银300两；班长（头目）月支银五两五钱——以当时的米价每担米值银一两五钱计，仅征兵的月薪每月就可以买米三担。这样高的薪饷叫做“厚给饷糈”，自然使新建陆军成了一个使人羡慕的地方。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3）

徐世昌还要求，倘若文化人从军，还能够享受到更为优厚的政策。他们不但平时在饷项上受到更为优惠的待遇，而且和新军的其他士兵相比，他们将有更多的提拔和升迁机会——新军对于文化士兵的特别优待和招来，显然是为了适应国家现代化的装备条件和现代战争新的军事训练的需要。在徐世昌新军的编练和新式将弁培训相结合的思想推动下，徐世昌在北洋新军中逐步建立了一个以“随营学堂”为核心的军事教育体系。在新军开设的“随营武备学堂”里，徐世昌特设有德文、炮、步、骑四班，所招的学生均由兵弁中择优、后从学校中而来。这些普通的士兵或者学生，在入营后经过两年的训练即取得了充任士官和军官的资格，“如营内副将以下遇有调补，必须就新设的实缺人员及武备学堂出生者考验选拔”《容庵弟子记》，卷三，第301页。。一有实缺，可以随时补拨。徐世昌同时规定：这些由学堂出生的下层将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任职后，还可以通过考试而晋级。德文班的学生在数年之后，还可以出国深造。很显然，在这种新的军事制度下，已经拥有一定文化、掌握近代先进军事知识与技术的军佐、士兵，就具有特别的竞争优势了。

北洋新军就是靠着这种优厚的待遇、严格挑选与训练和充满希望的前程吸引了大批的青年人，尤其是一些长期淹滞于科举八股的读书人，他们终于又找到了一条可以出人头地的新的终南捷径，渐渐地离开了冷板凳，开始投笔从戎，报效于新军与国家。

从另一方面看，一定数量的文化人的投军也使得新军将弁的文化层次有了极大的提高。从而有效地提高了他们对于现代化装备的掌握和对于现代化训练、作战与指挥的适应性。这也是新军和清政府传统的八旗兵、绿营兵、制兵以及湘、淮勇营制相比的一个截然不同的现代化特点。

徐世昌对于将弁以及士兵文化层次的高度重视，为这支军队能够在日后迅速地发展和壮大奠定了良好的近代军事人才基础。新军的规模和实力有了文化的依靠，也就在新的军事制度下得到了迅速的膨胀，发展是颇为一帆风顺的。

在徐世昌任职练兵近两年后起草的一封报告里，他向皇帝声称，新建陆军已经组建了一个整师（镇），下辖左右两旅（翼），其中包括8个步兵营（8000人），2个炮兵营（2000人），2个骑兵营和一个工兵营（1000人）——这个数字已经比他接练新建陆军时整整扩大了一倍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徐世昌北洋新建陆军的建立，标志着影响中国政局几十年的北洋军事政治经济集团开始萌芽。该军事政治经济集团在后来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争雄逐鹿的几乎所有军政核心人物，差不多在这个时期都已经聚集到了小站，投到了徐世昌的麾下，成为北洋系的骨干力量。后来人们所说的北洋系集团，也正是以这个小站班底为核心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军事政治经济集团。从当时的将弁构成来看，这个小站班底大约是徐世昌通过这样的几个渠道逐步罗致、聚合起来的：

其一，北洋武备派。1885年（光绪十一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仿西洋陆军学堂，在天津设立武备学堂。聘德国军官教练，学习天文、舆地、格致、测绘、算、物、化诸学及炮台、营垒、操习马队、步队、攻防、守卫等各门军事教程。不过这些人因李氏的保守，在淮军中多数并未受到重用。

十年后，1895年甲午战败，割地赔款，李鸿章政治地位陡变。这些出生于武备学堂的学生于是便纷纷地转投到徐新建陆军，充任帮办、统领、营官、哨长以及督操、营务处、稽查、先锋官及教习诸职，并迅速地得到徐世昌重用，成为新军的骨干力量。这一类将领中有鼎鼎大名的代表人物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张怀芝、段芝贵、杨善德、王占元、田文烈等计有130余人。其中以段祺瑞（德国炮兵专业）、冯国璋（赴日考察工作并著述研究日本军制）、王士珍在武备学堂时尤为出名，后人所称北洋龙、虎、豹三杰（一说为北洋龙、虎、狗），指的就是他们三人，徐世昌视之为“鸿宝”。武备派是北洋集团中最大的核心势力，也是这个集团中后来对于中国政治局势影响最大的一支力量。北洋政府中的大总统、副总统、临时执政、国务总理多人，都是出生于这个系列——老北洋系。而该派更多的人则在北洋政府时代充当过巡阅使、护军使，以及各省的督军、省长这样一些炙手可热的地方实力派。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4）

其二，家兵家将派。这些人大多因与袁世凯的个人私谊应招或自投加入小站帮，并成为袁的得力助手。这其中，徐世昌是袁世凯特从京官中“奏调”的多年老友、半个同乡；刘永庆、吴凤岭则是袁的亲戚家人；雷震春、江朝宗、唐天喜等人，多是袁世凯在朝鲜统兵时的部属。就数量和地位而言，“家兵家将”派在北洋新军中比例并不是很大。张一麟说袁世凯“所用无私人，族戚来求食者悉以己俸食给月廪，不假事权……”张一麟：《古红梅阁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有一定道理，袁世凯幕府中亲戚不多，这同湘、淮有天壤之别。

但是，他们都与袁世凯有着相当特别的关系。很显然，当后来的个人效忠帮主体系在北洋集团中逐步确立，以及整个北洋集团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私属倾向时，这个势力便成了对于袁世凯影响最大的力量。而且，直至袁世凯时代的北洋政府中，他们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影响政局的力量。一方面，北洋集团中的这股势力也是一个处于不断扩展中的力量。随着北洋势力的壮大，袁世凯多方收罗文臣谋士、幕僚食客，使他们加入北洋集团；另一方面，袁世凯又大力笼络，以恩威并重的手段，使这些新加盟者对其感恩戴德，同为死党。使他们成为袁帮主个人效忠体系中最为核心的部分。

这些人物有随后入盟的唐绍仪、周学熙、赵秉钧、梁士诒、张镇芳、孙宝琦、朱家宝、胡惟德、杨士琦等。袁世凯正是通过由这些核心人物结成的帮系网络，将北洋派人物和北洋新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无论是在其政治上春风得意、如日中天的时候，还是在其被逐出政坛、息影林泉的时候，他们都虔诚地将徐世昌、袁世凯当做两位北洋核心和灵魂人物。

其三，淮系旧将派。袁世凯到小站接收的就是淮军将领胡燏棻定武军十营，它是北洋新军的基础。这其中的将领如龚友元、孟恩远、姜桂题、倪嗣冲、张勋、阮忠枢、王怀庆等人。徐对于淮军旧将的延纳和使用，反映了北洋集团与淮系集团的历史渊源关系及徐世昌讲究宽容大度、开阔心怀的用人之道。后人论及近代中国的军事制度形成时，称北洋军为“淮系余孽”，说的也正是这个问题。王德亮：《曾国藩之民族思想》，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33页。但是新军中这一势力的存在对于徐世昌及其统辖下的北洋集团和北洋政府的产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使这个集团密切地保持与李鸿章及其淮系残余势力延续和特殊联系，器量与胸襟大使他们练兵功成名就。当甲午战后不久，李鸿章在中国的政治舞台重新崛起的时候，这种联系对于袁世凯、徐世昌和北洋集团的进一步发展几显得特别的有意义了——在北洋集团形成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徐世昌和他们的势力都被李鸿章作为淮系集团的后继力量、接班人，并因此得到了李鸿章的大力扶持。1902年，《辛丑条约》既定之后，李鸿章病死于北京，正是靠着李鸿章的推荐，袁世凯接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了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获得此职位的第三个位极人臣的汉人大员。

其四，北洋依附派。非小站出身而以北洋袍泽自居的势力也是北洋集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徐世昌一手提携起来的、来自东北的张作霖和来自西北的冯玉祥便是这一势力的代表。尽管他们处处也以北洋正统和袍泽自居，但事实上，在这个以袁世凯、徐世昌为帮主和副帮主的北洋体系中，他们仅仅处于最外围，他们对于北洋的依附显然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一旦整个北洋集团失去了凝聚和向心的力量时，他们便会最早地成为这个集团中的离心力量，善于倒戈、“倒戈将军”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与“绰号”。这一势力的加盟，曾经使北洋集团的势力得到了很大的补充。但从后来的结果看，他们也都是促使这个集团分化和瓦解的重要因素。当整个北洋集团趋于没落和解体时，他们成了对于北洋政府的影响最大的势力。在1920—1924年，随着直系、皖系在南北、内外的大混战中相继失败，冯玉祥和张作霖就一度成为操纵和控制北洋政府的两支最具实力的力量，直到1928年，国民军才将奉张驱出北京。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5）

新建陆军只是北洋军事政治经济集团形成的萌芽。但是，徐世昌练兵的小站班底帮派构成体系已经基本上奠定了这个集团的结构基础。尽管在后来的历史条件下，这个集团得到了不断的扩充和发展，但是自此形成的构成模式却几乎没有受到太大的改变——这是一个由袁世凯以恩威并重的手段和徐世昌心比大海开阔这一对矛盾体建立起来的、两个帮主和副帮主的效忠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袁世凯始终处于绝对权力核心地位，而徐世昌次之、重之，以下各将弁依照他们各自与袁世凯、徐世昌关系的远近，以袁、徐为中心，以不同的半径画出一个个同心圆。处于这个同心圆最内层的是袁、徐的嫡系系列，以外依次便是北洋武备派、日本士官派和淮系旧人派。而处于最外层的是附于北洋派的非北洋势力张作霖、冯玉祥等人。整个北洋集团中，尤其是对于袁世凯、徐世昌两人的效忠程度以及他们对于整个集团的向心力，当然也就是由他们在这个同心圆组成中所处的位置及其与袁世凯、徐世昌的距离决定的。

个人帮主效忠体系是近代自开山祖曾国藩湘系集团兴起以来，在“兵为将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起来的怪胎。在这个体系下形成的集团，内部各成山头，派系林立，派中有系，系中有派，形形色色，不断分化与重新组合的帮派，也就成了近代军事政治集团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一旦这个集团的权力中心丧失之后，这个集团将在多元的效忠体系下另立门户，立即转化为公开的分化和斗争，窝里反、倒戈成风，徐世昌的严重失误就在于没有坚决打击自立门户，瓦解了自己，断送了自己事业的扩大，这几乎是那个历史时期无法避免的死结或规律。

自小站练兵开始，徐世昌等便精心地培植了这个北洋集团，并大力提倡忠于北洋团体及其个人。但实际上，这种建立在多层次基础上的个人帮主效忠体系，同湘系、淮系一样，从一开始便潜藏着分裂队伍的危机。因此，在袁世凯的统治崩溃之后，北洋集团实际上并未延续效忠新帮主徐世昌，而分裂则立即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了。其时“皖系以段祺瑞为首，皖系军人只忠于段；直系以冯国璋为首，直系军人只服从冯；奉系则效忠张作霖；晋系则效忠于阎锡山”李新等：《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一卷，第6页。等，同徐世昌倡导的“利己利人”、“达己达人”背道而驰。徐世昌因不直接领兵、不组织政党，成了光杆司令，纯文职人员，终究难成理想大事业。就这样，当民国五年的护国运动推翻了一个袁世凯之后，中国便继之而起无数个新的大大小小的袁世凯。来自北洋集团内部的不断倒戈反目，不但使中国陷入了无休止的派系大混战之中，而且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北洋政府也因此政潮迭起，政争频繁；同时，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势力，一开始就彻头彻尾地全盘继承了袁世凯北洋集团的衣钵。新、老北洋系、直系、皖系、安福系、奉系、政学系及汪系、胡系、西山系、黄埔、桂系……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徐世昌北洋集团的第二次大扩充是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1898年的戊戌政变期间，由时尚所趋而善观风向的徐世昌始而参加强学会，支持维新变法；徐继而又谨慎地游离于新旧两党争之外；终而从政治上离开了新党人物，不得不倒向了当时在清政府中最具实力的荣禄一党，这与该集团能挑大梁的徐世昌的运筹帷幄有关。

此次事变，不但对于徐世昌个人的发迹有着特别的影响，也使刚刚诞生不久的北洋集团获得了一个新的发展机会——事变后不久，被编为“武卫右军”的北洋新建陆军，又因义和团事件被调入山东（戊戌政变后，清政府为加强对军队控制，遂命荣禄节制京畿一带的毅、甘、武毅、新建陆军诸军合编为武卫军。以聂士成武毅军为武卫前军，屯芦台；董福祥所统甘勇为武卫后军，屯蓟州；宋庆统领毅军为武卫左军，屯山海关；徐世昌所率新建陆军为武卫右军，屯津南小站；荣禄自率武卫中军，屯北京郊区南苑），袁世凯受命为地方大员山东署理巡抚，而徐世昌奉命随行。他们充分利用了这次机会充分地发展自己的北洋力量。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6）

1901年3月，在清政府的同意下，徐世昌对山东原有勇营三十四营进行裁并训练。改编成步、骑、炮兵二十营，称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养寿园奏议辑要》，卷三。，共一万余人。再加上其对于山东其他地区旧营的改编，北洋新军骤然成了一个拥兵二万之众，且具有高度独立性和自主性的近代化军事集团。这一时期，因华北地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原屯扎于京畿一带的武卫各军纷纷瓦解。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为首的清政府已成为流亡之中苟延残喘的偏安朝廷，不但没有能力对袁世凯、徐世昌日益膨胀的北洋实力进行有效的遏制，而且在此次大冲击中几乎丝毫未损北洋集团。因其地当南北要冲，且北洋实力雄厚，此时已成了清政府赖以生存的唯一救星了。

就这样，庚辛之交的华北局势不但为北洋集团势力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良好的气候和环境，而且，袁世凯、徐世昌的北洋集团势力也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特别的发展。最显然的标志就是，原由张之洞编练的“自强军”——另一支属于南洋系列的近代化军队，被饬调往山东，正式并入“新建陆军”，归袁、徐节制、调遣。1901年11月，李鸿章病逝于北京。此前，在其保举下，清廷明令提拔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于次年6月实授），并赏嘉太子少保衔，形成尾大不掉之局。整个北洋集团随着袁世凯个人地位的改变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02年，由徐世昌直接收容、编练的华北武卫各军溃勇散兵而成的警察（巡警）队伍雄赳赳地开进天津城及其城厢地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警察队伍就这样出现了根据《辛丑和议大纲十二条》规定，列强要求归还中国天津后，中国政府不得在天津城厢20里内驻扎军队。袁世凯接任直督后，为了对付列强的限制，遂在京畿一带召集溃勇散兵，训练成警察。因按国际惯例，警察并不属于正式军队之列，故不与《辛丑条约》相抵触，中国的警察队伍也由此而生。。

1901—1906年，是徐世昌所练北洋新军发展的大迈进时期。这一时期，袁、徐利用清廷推行新政的机会，也利用他们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特殊地位，对北洋新军进行了大力的整合与扩充。

徐世昌在当时还有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军制度的宏伟计划，这个计划包括在全国范围内，仿北洋新军编练三十六镇新军；由各地选派将弁入北洋和湖北两处学习新军操法；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常备、续备和后备兵役制度建设，并建立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类军事学堂教育系统：诸如步、炮、马及德、日文武备学堂、将弁学堂、陆军军官学堂、测绘学堂、参谋学堂（造就幕府人物），同时有计划地派遣以军事学习为目的的留学生和聘请外国的教练和军事顾问进入中国军校或部队；大量地引进、翻译西方最新的军事技术、军事制度和军事理论、指导全国普练新军等。

我们认为，1903年，清廷中央练兵处的设立曾经对北洋军事集团势力的进一步发展起到过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应徐世昌的奏请设立的一个全国性的军事管理领导机构。庆亲王奕劻是这个机构的荣誉负责人。练兵处的设立，在形式上使皇族掌握中央兵权，从台面上避免因北洋集团发展壮大给清政府带来的不越君臣名分的顾忌。

但事实上，徐世昌却成功地利用这个机构为北洋集团的发展找到了一个新的契机。在清皇族中，奕劻是一个贪鄙无能、唯财是贪的贵胄老朽，也是袁、徐的好友和死党。利用金钱运动的关系，他们成功地俘获了这个人，北洋势力也因此成功地进入了这个掌握全国新军编练机构的统帅权。在这个机构里，奕劻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练兵大臣，实际上却是只收银两，不管政务。

北洋灵魂徐世昌是这个处的总提调，只有袁世凯能控制住“重要人物”，练兵处下设三司：刘永庆掌握着军政司；段祺瑞掌握着军令司；王士珍掌握着军学司。整个练兵处几乎全是徐世昌小站班底和北洋人物。但班子里成员与袁、徐之间，似并不是有的学者所说“双方相依为命，共存共荣”的关系，而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的，具备了一定规模，可自立于世的时候，便可自谋发展了。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7）

然而，练兵处的设立不但使徐世昌成功地避过了清政府因其兵权过重而产生的猜忌，而且他们利用了这个中央练兵处的设立，控制了全国新军的编练，从而为北洋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到全国各省区创造了更好的条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徐世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北洋模式的近代军事体系的计划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到1906年底，他们却率先在直隶练成了北洋常备军六镇，建成了全国第一支新式模范军队。清廷之“一切要政，唯袁（含徐氏）之建言是听”《怪杰袁世凯》，第10章，第212页。。“朝有大政，每有军机处问诸北洋。”张一麟：《心太平室集》，卷八，第36页。他们“拥重兵，做权臣，成为满清的曹操、司马懿”《项城县志》，第2页。。20世纪最初的10年间，徐世昌及其北洋系已逐渐形成了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于一体的全方位实力集团，该集团声势煊赫，盘根错节，不但控制着清政府的各个要害部门，而且也为这个集团在后来与革命党人斗争、竞争政权中的胜利，以及以袁世凯、徐世昌为核心的北洋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光绪二十九年有御史王乃征的一封弹劾袁世凯的奏章中，称其：“爪牙布于肘腋，腹心置于朝列，党援置于枢要”，“欲举吏、户、兵、工四部之权一人总揽，群情骇异，谓拟于帝制自为，倚信至斯，可谓古无今有”《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一九，第9659-9600页。。这里较为可靠地揭示了这一时期袁世凯、徐世昌所领导下的北洋集团的势力对于当时政局的左右情况。自甲午战争开始后的新军编练，是徐世昌政治势力发展以及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与曾国藩、李鸿章湘、淮军事政治集团形成的背景是不同的。他们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的国内形势的。而北洋集团则成为民国初年葬送清王朝和力争收回主权的直接力量之一。

北洋集团不但是徐世昌等在辛亥革命后挫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建立北洋政府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基础，而且，从整体上看，在袁世凯死后、徐世昌传承的很长一个时期内，这一集团的纷争和混战也决定了整个北洋政府权力结构、政治决策、革新、开放和组织的变迁——也是造成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动荡、经济发展凋敝的主要力量。

总而言之，北洋政治集团的形成、发展、变化和消亡，深刻地决定着以此为基础的北洋政府的形成、发展、变化和消亡。因此，在探讨整个北洋政府的形成和发展史时，必须对这个政府赖以存在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有全面、准确的了解。有必要指出：如果仅仅从中国的军事发展近代化的角度来看，自甲午战后开始的北洋新军的编练过程，也是中国军事逐步走向近代化并开始走向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从其服务的阶级及其所赖以存在的基础来看，我们无法否认北洋新军仍然是一支带有一定封建性的军队。但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军事制度的引进，军事科学带动科学技术，它已经不可避免地容纳了相当多的资本主义的因素，从而成为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教育与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的过渡环节。

徐世昌以一个久历行伍熟谙军旅者的身份在小站练兵，在冬日的早晨会操，站在朔风里就跟木头墩子一样。他把两只大手一挥，带头唱起由自己编订的《劝兵歌》，这支歌也是中国军队在近代的第一支流行歌：

论尔兵，仔细听——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徐世昌北洋新军多聘洋教官，培养自己的教官军事改革的成功，是中国军事近代化过程的一次飞跃。在这一时期，徐世昌和北洋新军的一些主要人物，能够力脱士大夫的沉习，集中国前人的经验和西方的军事思想于一体，主持了这次近代化的军事革新，从总体上说，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对于中国军事近代化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是值得肯定的。在清末民初复杂的政治角逐中，北洋集团终于能够渐成气候，绝非偶然，上述情况就是其中因素之一。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8）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是，这场新军编练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潜在影响，随着西方军事制度的引进以及近代化科学技术的传播，资本主义民主和革命思想也逐渐地在新军中开始渗透和传播。相当一部分热血青年在接受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开始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其对于清政府的专制政治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态度也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尽管这一现象在各个地区的表现程度有所差别，而以京、津和两湖最为突出，但这却是在当时的南北各地新军中都普遍存在着的事实。北洋新军编练所造成的上述两个方面的正面影响，是当时主持这场编练的始作俑者——清政府所未曾料及的。在北洋集团的发展过程中，这个集团内部所存在的新与旧的矛盾，也对后来以此为基础的北洋政府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见郭剑林主编：《北洋政府简史》，纪能文：《袁世凯与北洋系的形成》，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8页。

1899年1月12日，徐世昌胸怀民族爱国精神而奏请《慎守国权》，提出国家主权不能授之予人。指出：“敌情无厌，得步进步，一经假借，即援引为例，将来纵有强力，亦必不易收回。且国不振，则奸宄生心，尤恐潜滋内患。”袁世凯：《袁世凯奏议》，上，第14页。

徐世昌北洋新军的建设宗旨“强兵御侮”似无问题。新建陆军赴山东布防主要是针对盘踞在此地的德国侵略者的。

德人见我节节布置，直窥胶澳，断不敢分胶澳之兵轻图进兵，即使分兵另据他口，而我之大队直趋胶澳，正可覆其巢穴，自足以不战而屈之兵也。《袁世凯奏议》，上，第119-120页。

可见，北洋新建陆军布防之真枪实弹的武力威慑，起到了制止德国侵略和反对外敌的作用，你硬敌人就软，事情就是这样。

徐世昌在清末民初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事实是：即掌握了军权，在政治上呼风唤雨，主张中央实行君主立宪，地方实行自治，左右和改造时局；在经济上实行“新政”，大力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厚储国力；在教育上“无地不学，无人不学”全力发展资本主义文化教育，培养近代实用人才；在外交上力争收回主权，参与国际事务，等等，这些并非完全是为了个人和集团、帮派的利益与权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编练和拥有了一支在当时中国最具战斗力的、矛头向外的近代化武装力量，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北洋政治、军事、经济集团对中国近代差不多半个世纪（共32年）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绝不是偶然的。

徐世昌正是凭能力与小站业绩地位似迅速蹿升。1904年4月，署兵部左侍郎，1905年5月奉旨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两日后又奉旨派充政务处大臣，会办练兵大臣。11月，又奉旨署满兵部尚书，以汉员署满缺，这还是清代开国以来的第一次；12月，补授军机大臣，兼署兵部汉尚书。1907年3月，清廷任命徐世昌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袁世凯趁机又保荐私人亲信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分别为奉天、吉林、黑龙江巡抚。1909年2月9日授巡警部尚书。这样一来，东三省又成了徐世昌北洋派的势力范围。在短短的五六年间，徐世昌从一个“八黑”翰林扶摇直上，一路蹿升到军机大臣、尚书、总督、钦差大臣。升迁之快，在清代历史上也堪称“破格”。警民指出：“自编修七品至尚书仅四年，为有清一代汉大臣所未有。”警民：《徐世昌》，第15页。

1904年春，徐世昌以“北洋常备军”各镇已遵章先后练成，规模初具而特咨请练兵处奏请朝廷简派大员前往检阅、考察，此乃获得上述升迁、手握要害权力的基础。但徐世昌聪明反被聪明误。兵权太重，虚望太隆，未能把“脸”和“心”藏在面具里伪装自我，玄秘流露。

准奏，并特派兵部尚书长庚和徐世昌（时任该部左侍郎）为检察“北洋常备军”大臣。

2月，该大臣赴永平、天津、保定分驻之北洋三镇新建陆军检阅。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9）

3月，检阅完毕，返京奏称：三镇训练之法，编制之宜，体大兹深，洵非他省可及。而诸军之进步，尤在将领之得人。三镇中贤能卓著。

以上考验各事，迁安县（属永平府）一镇，成军最早，程度亦最优；马厂（天津）、保定两镇，同时成军，各有所长……均一律合格。至兵丁性质，朴实坚强，能耐劳苦，无向昔勇营旧习，三镇如一。而迁安一镇，皆系本省乡民，尤有谨厚之风，纯净之气，又专考选土著之明效。徐世昌：《退耕堂政书》“奏议”，第1册，第68页。

徐世昌主稿的这份奏折，虽不免有“自练自检”、“自卖自夸”之嫌，但因不是“个人私恩的军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正在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军事近代化建设“宏伟”事业。徐极力地褒美他的老搭档袁世凯在自己的运筹帷幄之下治军练兵的天才和事功“伟业”，而军事变革成功后，顺理成章地请旨进行政治改革。

朝廷见此检阅奏稿遂下令对徐世昌编练“北洋常备军”的成绩予以“深堪嘉赏”的肯定与表彰。袁当然更加以心腹干将视徐，反过来他所得到的回报就是袁奏称：“徐世昌久历戎行，声望素著，堪以管理京畿陆军事宜”而当之无愧。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三），第二百一十九卷，考965。

由文官“久历戎行”，一跃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管理军事的军事家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徐世昌的日记和年谱中看到，他亲自练兵的日程表中是何等尽心尽力，“恒有考操、考补兵目”；“日则料量宫门营中之事，夜则查察巡哨、站岗诸务”《徐世昌年谱》，卷上，《近代史资料》，总69号，第25页。。他并亲自进行“习射”练习。

徐世昌在晚清政治上和军事上与袁世凯紧密联手，一唱一和，互为奥援，这就为行将实现立宪政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地取代清王朝的统治深深地埋下了伏笔。

但是，1905—1906年间，北洋新建常备军连续在直隶河间和河南彰德两地举行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现代化正规秋操、野战演习，却过早地暴露了北洋集团的权势最大和实力最大。这次大型演习是近十年来北洋集团力量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也是袁、徐的一次踌躇满志的北洋家底的大炫耀和中国军事近代化的第一次大检阅，盛况与麻烦均是空前的。

1905年9月26日，北洋新建常备军分为南北两军在河南彰德举行大规模实战演习。南军统领王英楷和北军统领段祺瑞作为对抗两军指挥官。徐世昌、袁世凯和兵部尚书铁良同为阅兵大臣。各省各地代表180人前来观操；各国武官及驻华大使、记者共500余人齐集彰德观战。被袁、徐精选出来的北洋新建常备军参加演习者4万多人，一律精壮肃整，武装划一，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同时参加演习的还有5000匹战马，1500辆大车，演习纵深300余里，阵容相当可观。

上午9时，随着统帅袁世凯的一声令下，长达20多里的主战场战线上顿时间炮声隆隆，硝烟弥漫，车轮滚滚，万马奔腾，南北两军仿佛蛟龙出海，或起或伏，各依号令，有条不紊，“厮杀在一起”。整个北洋新建常备军精干严谨的军容风貌，排山倒海的军威气势，令观看者大开了眼界；观操者“俱甚称赞”，“器械精利”、“士马纠雄”。见郭剑林、纪能文：《瑰异总统——袁世凯》，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再版，第188-189页。

徐世昌自吹自擂地说：“常备军”“仿列国之成规，创中国所未有”，风声所树，耸动环球；而慈禧“意甚注重”，“垂问阅兵诸事并致奖勉”。《徐世昌年谱》，《近代史资料》，总第69号，第29页。

“两军官兵均属健壮、耐劳、谨守军纪。内外宾均极惊讶、称赞。唯官长中间有未甚熟习之员，指挥稍迟缓”天津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徐世昌卷）》，卷1，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42页。。阅兵式结束后，袁世凯设宴招待了中外宾客。“到者计千余人，举杯相赠，用志不忘，济济跄跄，宾僚欢洽”。《北洋军阀》，（一），第568页。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10）

两次会操充分地显示出了北洋新建常备军的雄厚实力，徐世昌的军权已达极点，章程宗旨故“忠君爱国”、“光明正大”，但由此也更加激起了满族皇室亲贵的极大恐惧和对他们掌握军权的满腔仇恨，演习结束后，御史王乃徵即纠弹袁、徐称：“古今中外，不闻举国兵柄权利器而授予一人之理。——今宫廷之前皆列该督练军，是其爪牙布于肘腋也。——杨士琦授参议，徐世昌擢阁学，皆奔走于该督而由所荐举，是其心腹置于朝列也。——欲举吏、户、兵、工四部之权，一人总摄。群情骇异，谓疑于帝制自为，——可谓古无今有。——所谓司马氏之心，路人皆知。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三），考965。”

这必然在满族亲贵中引起了强烈共鸣，而从反对立宪政治为入手办法。一股誓将袁世凯逐出政坛和军界的势力逐渐形成了，为首者乃瞿鸿其人也。他联络朝中以清流派自居的御史及一班王公贝勒如醇亲王载沣等人，拉开了与袁、徐及其后台——奕劻在政治上一决雌雄的架势，阅兵引起了仇恨。

1905年10月8日，清廷设立巡警部（次年易名为民政部），设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下设民治（地方行政）、警政、疆理、营缮、卫生五司；辖内外城巡警总厅、巡警学堂、教养局、习艺所、消防队等。中国正式确立了近代警察制度，并逐步与国际警察制度接轨。10天后，中国巡警部成立。

中国巡警部之前身是京师内外城工巡局，由那桐主其事。此人昏庸无比，一味地“调和新旧，少所建树，而任用之人，率多不称其职，遂为人所趁”。其时巡警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很低，使警兵既不能养家糊口，而社会上一些人又视之为“马弁”之流。

1905年，清廷设巡警部，徐世昌为尚书。前排右起为右参议吴廷燮、右侍郎赵秉钧、兼尚书那桐、尚书徐世昌、左侍郎毓朗、尚书耆善。清廷改定官制时，有人仍坚持使用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文官体制，并以六级为极。但1905年10月，徐世昌出任巡警部尚书时，即以原任工巡局总监之内阁学士朗、主办北洋警察之直隶候补赵秉钧充任左、右侍郎；其各省巡警并著督饬办理。

徐世昌坚决改革旧体制，主张并实行“文官阶级”，同国际巡警制度一致，不重蹈步军统领衙门之覆辙。

徐世昌在考察历代“中外官制”史后，认为，“应多设专理之官，不宜多设总辖之官”，力求“各司其职”，不致“牵难于整理”。他特别规定，警官最高职位为四品，从而大大提高了巡警的社会地位，正所谓：“厚巡警之俸给，尊其身份，有自薄者惩之；言出法随，从无反复，一洗往日徇情枉法之习。”真正改善了警察的形象，整顿和维护了社会治安，致使社会上的大批知识青年纷纷入巡警学堂，诸如后来刺杀皖抚之徐锡麟竟曾是巡警巡长。

早在1901年11月徐世昌任职北洋政务处总办，即仿行八国联军天津“都统衙门”的“巡警办法，奏定章程”，以法治警。开始于保定办理巡警制，首创警务总局与分局，称：“窃维备军所以御外侮，警兵所以清内匪。保甲流弊——，不得不改弦更张，转而从事于巡警。值此伏莽未靖之际，创立巡警，实内政之要图。《创设保定警务局并添设学堂拟定章程折》，《养寿园奏议辑要》，第十八卷。”

徐建常备军制度的目的是“以御外侮”，而创办巡警制度的目的，显然具有镇压国内造反者和维护社会秩序、治安的双重目的和作用。只强调前者——所谓“反革命镇压机关”，而否定后者——“志在以法解民志民情而通国家政令”，就不能称其为一个时代的国家社会统治者了，一个城镇没有巡警的社会，绝不会是一个安定的社会、发展的社会，也绝对办不成任何好事情。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11）

此项制度，因中国无先例可资借鉴，而且警察人才难得，徐直接聘用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为中国警务顾问，委派幕友、酷吏式人物赵秉钧主其事，“遇事匡襄”，“参照东西成法”，“拟定中国的警务章程”。

至1905年5月，徐世昌挑选500名现役北洋新军组成第一批巡警队，任赵秉钧为警务总办，张元奇、钱能训、朱启钤、荣勋、王治磬等一批人才为协办。下设五个分局，东、南、西、北、中，四关按地段划分，分布津门城厢内外。

8月8日，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巡警素质，徐世昌联名为袁世凯拟定了《创设保定警务局并添设学堂拟定章程呈览折》，朝廷立予“朱批”道：“著即认真举办，逐渐推行。”《袁世凯奏议》，中，第605页。章程说，保定警务学堂是专为培养直省警察而设，实为全省警务基础。学堂分设警官班和警兵班。警官班以培养全省警务官长为手段与目的。毕业后派往各局、所充当官长。普通班以培养警兵为手段与方向，首批招收巡兵420名，分为5个班级授业。课程分为三等：初等课程设警务须知、警务要则、管理外国人须知、警察章程、大清律例摘要、礼节、徒手教练、执枪教练、操刀法等。中等课程设监督要义、警察法大意、大清律例择要、警察章程、打靶法、教练散兵法、小队散开法、小队靠拢法等。高等课程设高等警察法、交涉公法大意、各国警察规则、各国法律大意、打准枪法、中队散开法、中队靠拢法等。

上述各节课程浓缩了西方警察教育大纲的基本内容和程序，对迅速提高中国警察的职业素质和树立有法度国家形象起到了促进作用。

同时，徐世昌将保定巡警由原来的500人陆续编练至2000人，为接收天津创造了条件、作好了准备。8月15日，袁世凯至津门，正式接收列强六国都统衙门。将天津“如期归还”中国，徐世昌的2000名警察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两宫尚流亡西安，八国联军仍盘踞京、津及东北，侵略者死也不愿撤军，全国形势动荡不安。其实，中国最高统治者清廷根本不知现代巡警制度为何物，全国其他督臣亦坐井观天，无所作为，上谕设巡警在全国范围遂成为一纸空文。该制度经徐世昌的手曾在北京试办，但成效见拙，后由保定起步、天津发展，全国推广。

1904年8月，徐世昌赴保定检阅京旗常备军，年底再赴保定阅兵后认为，天津是北京的门户，“南北通衢”，“地处海滨”，“尤虑华洋交替之际，情形较内地尤为紧要，是非举办巡警无以靖地面而清盗源”；无以“禁暴”而“安民”；无以解“民志”、“民情”而通“国家政令”。所以，他们特别要求在尚未废除列强所谓“天津二十华里之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的外敌殖民政策规定的情况下，而巡警不在限制之列的时机，为了维护津门社会秩序，并给津门得天独厚的发展经济社会的政策，这确有了十分鲜明、强烈的御侮作用与意义了。徐世昌奏称：“盖必奸宄不兴，而后民安其业，国本既固而后外患潜销。且国家政令所颁，于民志之从违，可以验治理之得失，而官府所资为耳目，借以考察舆情者，亦唯警察所赖。《袁世凯奏议》，中，第604页。”

他的外患潜销认识高人一筹，深刻、全面，创办巡警制度的见解与指导方针，与其说被攻击为“工于心计”、“沟通反动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意向机构”，毋宁谓是通晓世界之潮流，开放、变革、发展与国际巡警制度接轨创新的佼佼者，是大大高于时人见识的举措。它是一个近代化的专政机构、国家安全的柱石，是维护人权与文明并为近代化建设服务的“巩固国本”、“民安其业”、“析津繁盛，几乎道不拾遗”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上，第23-24页。的民心治安机关，毋庸全盘否定。1905年10日，清廷在立宪运动和革命党造反的巨大压力下，特派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泽、徐世昌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其诏宣称：“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指新政），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镇国公载泽、户部右侍郎戴鸿慈、兵部左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而往，——悉心体查，用备甄采，毋负委任。《光绪朝东华录》。”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12）

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消息传出，革命党人吴樾采取恐怖手段怀揣炸弹进入北京火车站，和五大臣拼一死命。但一上火车，因人多拥挤，炸弹即爆炸，五大臣中有两人受伤，吴当场被炸死。清廷责成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工巡局等机关，严切查拿，彻底根究。徐世昌遂指派津海关道梁敦彦、天津巡警总办道员赵秉钧、北洋警政总办道员徐华清等赴出事地点勘察。一种说法是并未查出吴樾其人正是革命党人。另一种说法则为：徐世昌登车出洋时，“系徐世昌之随仆王四侍奉左右，待徐登车，王四见吴樾面目可疑，用手推之下车，因以触动炸弹导火线，引发爆炸，王亦受重伤。”李宗侗：《五大臣出洋与北京第一颗炸弹》，见《传记文学》，第四卷，第4期。

无论何种说法，是吴樾的一颗炸弹，使清廷悚然感到治安堪虑，革命可畏，并认为徐世昌小站练兵身边有能人，乃于9月10日“下旨设立巡警部，以徐（世昌）为尚书”《徐世昌年谱》，卷上，第30页。，官阶为从一品大员，以防范暗杀大臣事件再度发生。

我国之有警察，始自庚子拳乱之役，八国联军入据京师，街市皆置巡捕，由日人桥口勇马、川岛浪速先后任管理。——迨《辛丑条约》成，慈禧及清帝载湉将自西安返京，需先期收回京津各地，袁世凯即以武卫左军聂士成部溃兵编为巡警，以赵秉钧主其事，力任恢复天津秩序，而京师警权日人亦有交还之意，乃设内外城工巡局，推肃亲王善耆管理。后改派那桐兼管。见《徐世昌评传》，卷上，第24页。

贝勒毓朗的胞弟毓长所著《述德笔记》中，称赞徐世昌这位巡警部新尚书道：“徐君雄才大略，刚毅有为，内城事，仍诧之余兄；外城事，则诧之于赵君秉钧，以张元奇、钱能训、延鸿、吴廷燮等充丞参，规划天下警务，议设警官。以文员充之，厚其俸给，尊其身份，保持人格，不同流俗。”

事实上，徐世昌对警察制度和军事制度同样本是外行，但他善于接纳内行的意见，用他人之长变自己之长，总结出了行之有效的办事招法：“严督僚属，妥定章程，倍励精勤，益加奋勉。”认为“绥俗当先弭盗，下戢闾阎”天津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徐世昌卷》，卷5，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87-688页。。

有章法才能条理化。甚至自己不熟悉或难以招架的内外事务中，因有章法，才显得游刃有余。警局设官为（左、右丞，左、右参议）封职合理（分设警政、警法、警保、警校、警务），以5司16科办事，集公安、民政和司法三大职权于一身，得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又增设协巡、探访各队，划区为防。这样，章法成了条理化的过程，使中国的警察制度一步到位、面目一新。

20日，徐世昌上任巡警部尚书。21日，“巡警部奏事，上《接收京城内外工巡局暨京师习艺所大概情形疏》自是就以工巡总局为巡警部公所”。接着，他又拟定：《本部暨内外城警察厅官制疏》《部厅权限章程疏》《请饬各省将绿营兵弁挑改巡警疏》《清查京城户籍大概办法疏》，以及《开办高等巡警学堂疏》等，按章法而日理部务万机。《徐世昌年谱》，卷上，第30-31页。

徐世昌身居要职，兼任公事繁多，且干一行专一行，首重法治，办事特别顺，以法治警，巡警制推行全国各省。奏准各省得以饷项充警费之用，将绿营兵改为巡警，变无用为有用，并于省城及重要商埠设立巡警学堂，施以专门训练，普及县市乡镇，以保全国上下治安。

徐世昌办任何事情均有法可依，他依法治警，所制定的警务章程，一曰招募；二曰局制；三曰职守；四曰办法；五曰尝罚。其中规定：

（1）天津巡兵为管理与服务人民而设，以之防患未然，排难解纷，必须性情和平、朴实、耐劳者始可胜任。

（2）挑选巡兵格式：粗知文字者为优先上等。五官整齐，言语清楚，身体强壮，无残废暗疾，身材限4.8尺以上，20—25岁以下。

（3）曾犯案被刑责者；充当兵役革退及吸食洋烟或嗜酒滋事者；性情暴强者，不准充当。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13）

（4）选充巡兵以后，其家属人等，地方官应妥为爱护，勿任土豪、痞棍任意欺凌。倘家属有涉讼案者，准其按照生衿一律遣抱，以示优异。《袁世凯奏议》，中，第605-606页。

其他诸如局制、职守、准则、办法、赏罚等项法制规定得与正规军相同，异常具体、可行可查。徐世昌要求警员素质必须提高，举止一定端方，做事应该严正，为民尽心尽力而不得索谢。

徐世昌的巡警教育亦形成制度，宗旨为社会安定与发展经济谋利益。《警务章程》促进了我国警察制度的正规化、近代化建设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堪称中国第一部警察法，意义十分重大，而非传统观点意义中所说的“张牙舞爪”、“反革命专政的衙门巡警制度”，以

保定北洋警务学堂为中心并归天津，改称“北洋巡警学堂”，纪律十分严明，讲授警务知识，培养巡警官弁，管理实现了近代化，堪称世界一流，似无可指责之处。徐世昌作为中国近代巡警制度的创始人，原预筹建设天津巡警四五千人之多，但因《辛丑条约》之后饷项不支，即“密饬所部营队3000人，授以巡警管理各法”，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四卷，第4页。组成十个巡警分局。

与此同时，徐世昌又从八国联军手中收回天津“华巡捕”850人合组成天津沿海之巡警网络——西沽、塘沽、山海关、秦皇岛、北塘等处设立了巡警分局，并参练了马巡、水巡、暗巡和消防等队，以及相继成立了拘留所、备差所、消防队、军乐队和探访队以及铁路巡警等。派巡警管理铁路界内弹压、看守之事，仅京奉路即有北洋巡警1000多名。徐氏认为“与其惩治于事后，不如防护于事先，得失相权，其理甚显”。（《退耕堂政书》），（三），第1602页。直隶天津的巡警制度遍及全省各府州县及铁路沿线，形成了巡警网，这在全国独一无二，并为接管八国抢占的天津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中国巡警部之前身是京师内外城工巡局，由那桐主其事。但此人昏庸无比，一味地“调和新旧，少所建树，而任用之人，率多不称其职，遂为人所乘”。《记允升巡警部侍郎事》，《述德笔记》，卷二。在当时，巡警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很低，警兵既不能养家糊口，而社会上一般人又视之为“马弁”之流。

徐世昌在警制改革中，对巡警有人坚持使用诸如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文官体制，并以六级为极限。

徐世昌于1905年10月出任巡警部尚书时，即以原任二巡局总监的内阁学士毓朗、主办北洋警察的直隶候补赵秉钧（被张謇称之为“警察天才”）充任左、右两侍郎，所有京畿内外一切工巡事务均归徐世昌一人管理，以责专成，其全国各省巡警的一切事务均著督饬在徐世昌指导下办理，以示责成。徐世昌、赵秉钧绝不是被一般论著攻击为：“成为袁世凯最得力的帮凶、北洋集团的两大特务头子”，而是反对外国占领、保卫国家政权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柱石力量。徐世昌在吴樾暗杀事件中，虚惊一场，幸免于难，且反获升擢。

徐世昌出任该部尚书，“有旨着在西苑门内骑马”《徐世昌年谱》，《近代史资料》，总第69号，第30页。。他不仅恪尽职守，在中央上层有了相当的发言权，而且力主变革旧制度，主张推行“文官阶级”同国际巡警制度一致，不重蹈步军统领衙门“马弁”的覆辙，完全是从西方引进的维护转型社会稳定发展的先进力量。

徐世昌在考察了历代“中外管制”巡警之后，从中国实际出发，认为，“应多设专理之官，不宜多设总辖之官”，力求“嫠各司其责”，而不至“牵掣难于整理”。他特地规定，警官最高职位为四品，这就大大提高了巡警的待遇与社会地位，正所谓：“厚巡警之俸给，尊其身份，有自薄者惩之；言出法随，从无反复，一洗往日徇情枉法之习。”总办月薪100两，提调月支银40两，收支委员月支银24两，正医官月薪30两，考工委员月支银24两，卫生委员月支薪24两，巡官月支薪36两，巡弁月薪24两，巡长月薪10.5两，正巡目月薪5.4两，副巡目月薪4.8两，巡兵月薪4.2两。《拟定巡警部内外城警察厅管制折》，《退耕堂政书》，第1册，第136页。

徐世昌的做法，不是“纵警扰民、屠民”，而是认真改善警察的形象，保国为民，“治乱世，用重典”，从而整顿和维护了正在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治安秩序，致使人民公众以为“大德”，而大批知识青年纷纷入巡警学堂，如后来刺杀皖抚的徐锡麟就是巡警巡长，更不是什么“假公济私，借以欺压乡民”的“匪徒”。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14）

徐系一介文人，练兵、练警并非所长。而用人之道，选才之方，各行各业的大道理都一样。但他还多一手办事的准则，为御他人而率先自行，以身作则，先行于前，说到做到。只要知人善任，唯才是举，善于接纳专长者的意见，在上用人者，化众人之所长而避自己之所短，再加上勇于任事，不怕艰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具有“雄才大度”、“刚毅有为”、“学贯中西”的素质，必然的结果就是：他及其追随的团队，“好将手下无弱兵”，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成绩卓著，“民赖以安”。

徐世昌创建巡警制对素以干练机敏著称的赵秉钧“遇事匡襄”，凡外城搜捕巡查之重要案件均委托于赵；内城治安则由毓朗主持；张元奇、钱能训、朱启钤、荣勋等人办理京城地面事务；王治磬为协巡。均划区为防，专司侦察，所用皆才，成效显著，“奸宄不行，闾阎安诸，成效昭然，中外翕服”；申令警官不得兼任衙门差委，“俾专责任”，改善警风；“先查户口而不计口，令挨户列号钉牌，按号登册”，以加强户籍管理，办法得力有效，为后世所沿用。《容庵弟子记》，第四卷，第4页。

徐世昌身边的首都北京一直是“被外人描绘成世界上拥有最好警察制度的城市之一”。（美）戴维斯&#8226;德兰德：《20年代的北京：政治秩序与公众抗议》，第43页。天津有3000巡警，治安状况更加良好。而警察制度在中国、天津的创立，也正是天津成为近代北方工商业中心、对外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和有力保证。

徐世昌北洋集团在津创立中国近代巡警制度的法治文件除上述之外，主要还有《本部暨内外城警察厅管制疏》《部厅权限章程疏》《清查京城户籍大概办法疏》及《开办高等巡警学堂疏》等，其目的是但求以法治警，以法治安。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北洋社会一片繁荣发达景象。

1902—1904年，徐世昌建设“北洋常备军”作为“北洋新政”的第一要义。经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清廷原有军队湘军、淮军、练军等已腐朽不堪，绝无战斗力，不仅“捍外侮不足”，而且“恐内患亦不易平，届时再谋振顿，嗟何及乎？”《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634页。清廷更加必须裁减旧军，编练新军。这一时期，是徐世昌北洋新建陆军大发展时期。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慈禧实行新政之机，办巡警部队，又进行北洋“常备军”建设工程，扩充自己的两大军事实力。徐世昌“参用西国军制”，在全国范围内以师（镇）为最大战术单位，下分旅、团、营、连、排、班6级建制，有利于军队管理的标准化和现代化，每镇形成兵种齐全、建制完整、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合成部队。徐世昌能亲手编练这两支部队，是他人生的一大机遇与奇迹。从此，经过艰苦的努力，学贯中西的“能通”三才徐世昌，如鱼得水，充分发挥他以法治国、办事的本领。1901年9月11日，清廷令河南、山东、山西各省“选将弁头目赴北洋学习操练”；令江苏、安徽、江西、湖南等省“选派将弁头目赴湖北（时张之洞在鄂练自强军）学习操练”。紧接着又归并北洋，与此同时，还要求各地仿北洋，两江筹设武备学堂，培养新的近代军事人才，并将原有的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后备、巡警各军，一律装备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一成劲旅，《西巡大事记》，卷十，第1页。与国际军事编制相一致。慈禧把此举看成关系到清朝存亡的大事，因此不惜投入巨大财力和人力。

这是全国范围内普练新军和建设“北洋常备军”的开始，也是北洋集团正式形成的标志。徐世昌认为，中国军政之弊，在于营制不一，操法不齐，纪律不严，器械参差，号令歧异，募兵落后，等等。他提出，中国要建设一支近代化的常备军队，必须首先解决领导体制问题，即设立一个军务总汇之所。经徐世昌起草、袁世凯署名奏准设立编练“北洋常备军”的筹统总汇机关——军政司——后改为练兵处，该司下设参谋、教训（练）、兵备三处。参谋处专司谋略、调派、测绘；教训处管理学务、阅兵；兵备处负责考功、执法及筹备粮饷、医务等后勤供给事项。以王英楷、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先后分任该三处的总办，由徐世昌参谋全军，而袁世凯则总制之。这一练兵和建设“北洋常备军”的领导机关核心人物共约300余人，是清一色的“北洋袍泽”、“北洋团体”；同时也是全国各省区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军事机构的蓝本，徐世昌为统一全国军权于北洋作了组织上的干部队伍准备。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15）

徐世昌虽在商部兼职任左丞，但不任总务主管，便以京畿营务处事繁，不常到部办事，“以内阁学士候补充练兵提调，并尝副都统衔设计总管在北京东安门外北洋公所设练兵处公所办公”，所以，是徐全力以赴参考西法练“常备军”而制定了“北洋常备军”建设之营制。他将北洋新军分为常备兵、续备兵和后备兵三种兵制。服现役的军队为常备兵，当差、服役期限为三年，支全饷、厚饷（哨长20两、正兵4.5两银）；袁、徐上奏：非厚饷不足以练精兵；慈禧“因筹款事几至寝食皆废”。见《盛宣怀档案资料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2页。三年期满退伍还乡，列为续备兵，月支饷银一两；再三年退为后备兵，月饷减半，“以五千人之饷，可养两万候调之兵”。续、后备兵平时在家各就其业。冬季农闲时，操练一个月，在操练时期仍给全饷。后备军四年期满，无常饷，退为平民。但遇有战事，仍得征续后备兵入伍，“可骤增两倍之力”，为保卫国家效力。

显然，徐世昌把北洋新军分为现役和预备役，是从外国引进过来的义务兵制，与国际接轨，并首次在全中国推行公民服兵役为应尽义务的近代化的先进军事制度。这种制度，“于军政良有裨益”《袁世凯奏议》，中，第510页。，军队为国家所有而不是私人所有。

我们再从《北洋募练新军章程》上看，徐世昌的“北洋常备军”建设，至1905年的兵力达25000人之数，基本上是一种仿照西方先进国家的近代征义务兵军制。它的士兵不再带有过去八旗、绿营、湘军、淮军、练军雇佣兵为将有的性质，含有近代义务兵的特点，这在中国实属首创。他制定的募兵章程明确规定：兵必合格，人必土著，州县应查明各村庄户口，责令庄长、首事、地保公举数人当兵，必须确系土著，均有家属，系溃勇、游民不得举充；地方官应妥为保护士兵家属，勿任土豪痞棍肆意欺凌；家属遇有涉讼案件，一律遣抱，以示优待；每名士兵准免差徭30亩，以示体恤；兵丁潜逃，应严密查拿，一个月仍无下落，追究家属的责任。《袁世凯奏议》，上，第436页。

由此可见，募兵章程较充分地体现了国家、社会对军人的重视，军人家属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而军人家属的经济负担也有明显的减轻，这使军人及其家属享有某种“光荣感”，大大加深了国家的当权者对军人的控制力（三级担保、追究家属责任，等等）和军人的爱国保家之国家民族观念。

1902年夏即练成一镇，约12500余名。至1904年春练成“北洋常备军”三镇。次年编成“北洋新建陆军”六镇（其中包括一个“京旗常备军”）。除第一镇京旗常备军之外，其余五镇全是徐世昌嫡子部队，构成了北洋系集团的基础和他们个人的政治资本，无可否认，也是国家军事近代化的武装力量，其管理层次已达到西方正规化制度水准。是年，徐世昌与北洋幕府诸贤——严复、阮忠枢、沈祖宪、言敦源等人，为了编练常备新军的需要和军事学堂教材的需要和完善依法治军，主持、翻译、编撰并奏准出版了《军政司试办章程》《练兵要则》《陆军训练简易章程》《训将要言》《训哨弁要言》《训学堂学生要言》《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夜战防守暂行章程》以及续订“章程”、《战法教程》《测绘教程》等一大批军事理论与训练教材，章法仍然成为他编练北洋常备军条理化的过程。

这些，既为北洋新建陆军领率机关——督练处、粮饷局、军械局与军医局的健全和“北洋常备军”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军队建设的理论基础，提供了管理原则和法律保障，又为北洋新建陆军的训练和军事人才素质的培养，提供了宝贵的实践依据；既充分地吸收了西方和日本的军事科学的最新成果，又大量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孙子兵法，把吸收与改造结合在一起，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军事创新，令人耳目一新。

徐世昌进行的“北洋常备军”的建设工程，取得了建成北洋新建陆军六镇的辉煌成就，使清廷为之鼓舞，“上意甚注重”，“各省皆应如此办理”《徐世昌年谱》，卷上，《近代史资料》，总第69号，第29页。。慈禧于1903年底设立练兵处，任光绪的叔父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襄办大臣。“二满一汉”，军权似仍在清廷手中。但实际上，徐世昌以练兵著效，袁自任直督后，徐世昌屡请慈禧将练兵由北洋扩及全国，以事国防，并尽筹饷之责。慈禧以为然，遂从其议，特设全国练兵的总机关——练兵处。奕劻恋权与荣禄同，而能力远不及荣禄。铁良更是庸才。这已说明晚清亲贵彻底腐败，实无能干将吏人才，“大清帝国将不保”了。该练兵处的总提调不是别人，正是“文武全才”的徐世昌，他并兼领商部左丞、政务处和财政处各项大权如故。后虽“开去商部左丞缺”，可却以“内阁学士候补充?兵处提调，尝副都统衙”。该处不设在保定或天津，而偏偏又设于首都东安门外之“北洋公所”。《徐世昌年谱》，卷上，第26-27页。徐世昌负责主持练兵处的日常事务、用人、政务、财务各项实权，坐第二把交椅而实为第一等人物。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16）

总提调下设三大司：军政司正使为刘永庆，后为王英楷；军令司正使为段祺瑞、副使为冯国璋；军学司正使为王士珍、副使为陆建章，均为袁、徐派出的北洋嫡系人物，并赏给副都统衔。就是说，凡小站班底的北洋新建陆军、常备军军佐，至此转移为练兵处的领导核心人物，无一不是徐世昌一手选拔任用而俸国禄的。

练兵处的军事实权操于徐世昌之手。“会办”、“提调”是其名，而真正的“总理”乃是其实。慈禧降旨设练兵处的本来意义是企图将北洋新建陆军、常备军收归大清中央控制，逐步以铁良代替徐世昌，集中兵权于清廷皇室的重大战略决策。但她没有想到，结果却是徐世昌巧妙地把全国的兵权——扩编成了六镇常备军的庞大计划先集中于练兵处，然后再将练兵处的实权牢牢地操在“北洋公所”——徐世昌北洋集团之手。练兵处成立后，全国普练新军的热潮迅速兴起。其练兵制度始归于一。各省得设督练新军公所，而徐之军政司亦随之改名为督练新军公所。练兵处所拟定的新军营制饷章、募兵章程和条件，以及各省军事机构的建立和管理、职权范围、中央与地方权限的划分，还有各类学堂章程，等等，均出自徐世昌及其领率下的幕府人员之手笔，集中、统一、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各省区的练兵热潮。全国普练新军的人数、成镇的时间及规格，也基本上是徐世昌等人制定的，以仿北洋新建陆军、常备军的定制。

徐世昌于1904—1905年，用一年多的时间，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集中与统一全国的兵权。徐世昌《练兵处办事简要章程》明确而具体地规定了权限：

凡各地提、镇以下武官，遇有顽抗军令，训练不力或狃于积习，纪律不严者，由督练公所惩办、治罪；

各地方官及督抚以下各文员，凡对练兵遇事掣肘，迁延贻误，或别存意见，有意阻挠者，由督练公所奏参、惩办；

遇有才具出众者，须由督练公所不拘阶途地破格擢用；

各省练兵所需之军饷统筹、督催经理，均由各省烟酒土膏及铜圆之盈余拨给，需知非厚饷不足以练精兵；

各省原设各局厂，由督练公所督查妥办；

各省新练各军成绩如何，最后由该所派员前往考察，合格、验收。《东方杂志》，第1册，第4期，第200-201页。

徐还拟定了一整套陆军训练、常备军建设的简易章程及续订章程，一切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其内容包括：立军、督练、设官、募兵、军令、训练、校阅、奖惩、恤赏、薪饷、营舍、军器、军医等，既吸收了西方和日本的军事科学，又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兵法，令人感觉“奇观”，依法治军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

5月，徐世昌“奉旨署理兵部左侍郎”《徐世昌年谱》，卷上，第27页。，而“北洋常备军”六镇使北洋集团的武装力量由原来的七千余人猛增到八九万人马，形成清王朝最强大的国家主力军，北洋集团势力至此大体形成。它不仅是徐世昌个人角逐政治权力的资本，同时也是他们借此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教育、文化以及外交近代化的先导和后盾，并“成为潜移晚清政柄的工具”。徐世昌以练兵处的名义发布将北洋常备军改为北洋陆军，六镇分别是：

原京旗常备军改为北洋陆军第一镇，以铁良、凤山为统制，曹锟、李奎元、何宗莲、朱泮藻等人先后为统制，驻北京仰山洼；

原北洋常备军第一镇改为北洋陆军第二镇，由王英楷、马龙标、张怀芝等统制，王占元、鲍贵卿、王怀庆等人先后为统领，驻永平及山海关一带；

原北洋常备军第三镇改为北洋陆军第三镇，由段祺瑞、段芝贵等人任统制（后由曹锟继任），雷震春、徐占凤、卢永祥、张永成、万鑫、陈文运等人先后为统领，驻保定及奉天锦州一带；

原北洋常备军第二镇改为北洋陆军第四镇，由吴长纯、吴凤岭任统制（后由段祺瑞、陈光远等人继任），杨善德、王迂甲等人先后为统领，驻天津马厂；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17）

原北洋常备军第五镇改为北洋陆军第五镇，张怀芝、张永成、张树元等人为统制，驻山东济南、潍县；

原北洋常备军第四镇改为北洋陆军第六镇，以王士珍为统制，陆建章、李纯、吴鸿昌、姜桂题等先后为协统，驻北京南苑、海淀。参阅《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科院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48页。

辛亥前，清廷花在全编练陆军14个镇、18个混成旅和1支禁卫军，而徐世昌得益于六镇北洋陆军，则近10万全副近代化的军事实力，使清廷之“一切要政”唯其“所言是听”；《怪杰袁世凯》，第10章，第212页。形成“朝有大政，每有军机处问诸北洋”张一麟：《心太平室集》，卷八，第36页。的格局。慈禧指望徐等表率群僚而直隶、天津地区成为各地的模范，她不自觉地为徐世昌权力“尾大不掉”的北洋集团建立政权奠定了组织基础。据统计：北洋集团的班底里，出了4位民国大总统、6位内阁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省长更是不乏小站人物。

徐世昌曾经采取“将不专兵”以防“兵为将有”、尾大不掉的局面发生。他在中央另设“将军府”，专门管理全国军队，饵以高官厚禄而豢养之；并另设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由徐世昌总揽以统一全国军权。但权太重，位太高，望太隆，而自己尚未“悚惶之至”，待袁死后心腹爱将段祺瑞突破了袁世凯“兵权独有”，毅然形成了“兵为将有”之天下大乱的局面。世界之复杂，远远超过了一般人的想象，人心难测，真假、虚实难分。

徐世昌在巡警、常备军两大政治权力的建设中，政绩斐然、十分突出。由军机大臣而兼署兵部尚书、巡警部尚书的国家柱石，权重一朝，成为晚清特大重臣，其官运的亨通，作为汉人最为世人格外注目。

这里，我们可以小结一下：

徐世昌对中国军事理论的创造及近代军事制度的变革经验，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有若干突破，是宝贵的历史财富，必须加以基本肯定。其中指挥作战与后勤保障两大体系的初步建立与健全，为突破之一。

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徐看透了湘、淮各军因其指挥系统和后勤供给系统的极端紊乱，给战局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灾难性后果。徐追踪世界大国近代化的军事训练和沙场战斗，在客观上要求军事指挥和后勤供给两大系统的进一步职能化和专业化。因此，北洋新建陆军从建军初始，徐世昌就对此项改革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积极成果。诸如他与其他幕府诸贤拟定以军法的形式拟定的《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募订洋员合同》等明确规定，北洋新建陆军全军以督练处为领导机关之中枢，由袁世凯（含徐参谋长）总摄其成，下辖稽查、执法、督练、参谋四大营务处；另设粮饷、军械、转运、洋务、军医各局，负责军事技术及军事外交；战时另设侦察局负责战时的军事信息、情报工作。这就基本包括并涵盖了近代西方陆军司令部的所有指挥作战职能。《新军管制》明确规定了军官资格、官职、考试、晋升等各项制度的具体内容，培养与引导新军军官迅速成长。徐世昌率一批精英翻译西方军事科学，并充分发挥他善啃书本的特长，通过边翻译边练兵的实践，如鱼得水，创造出指导练兵的理论。

以上各处、各局均在督练处（所）统一领导下分工协作，职责分明，统属有序，基本上具备了近代化战争统一的指挥体系和后勤保障体系及其规模。北洋新建陆军这一重大变革，恰恰证明了马克思的著名军事论断：“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定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487页。徐世昌不自觉地顺应了这种军队建设整个内部组织的必然改变，对中国现正进行的军队建设来说，其意义确乎是划时代的。

组织营制的革新变化与多兵种协同部队的初步建立、形成，是其突破之二。

徐世昌敢于创新在中国大胆采用“西洋操法”和西洋军制。认为北洋新建陆军在实际训练中，必须抛弃传统军队中原来的旧组织结构和营制。因为传统的湘、淮军的组织结构、营制——每营五百人，按五五制建成，采取营、哨、棚三级编制。这种组织营制如不创新，若完全采用西洋操，分为四队，再递分为大小排，则其“官弁头目，各失其伍，平时仅可饰观，战时最易溃乱”。《清代档案史料汇编》，卷十，第241页，第233页。徐世昌认识的深刻，高常人一筹，不同凡响。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18）

因此，徐世昌为适应近代资本主义军队营制结构转型，在北洋新建陆军中引进“参用西国军制”《清代档案史料汇编》，卷十，第241页，第233页。，对中国传统组织营制必须坚决进行根本性改革。北洋新建陆军是以“镇”（师）为最大战术单位的，各镇分为左右两翼，下设协、标、营、哨、排、棚六级建制，步兵营以864人为足额。其兵种则设步、骑、炮、工、辎各营，作为基层战术单位，增加分工层次，明确作战职责。这种组织内部结构编制所定的名称，虽然形式上仍沿袭湘、淮军之营、哨、棚的旧名、旧制，但其各级组织的人数和建制结构以及兵种的变化，已同湘、淮军营制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了。它大体上与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军队——师、旅、团、营、连、排、班建制相吻合，比较接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军队建制的标准与规范，也同现代我国人民军队建制亦基本相同。

每镇（师）都可以是一个兵种齐全、建制完整、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多兵种联合作战单位，部队在战斗中高度的灵活性、机动性，杀伤性大大增强了，这具有多么深远的启迪意义。

因为多兵种协同作战，使职能不同的作战单位互相配合，彼此支援，既独立又协作，既机动、灵活，又集中、统一，形成一个有机的作战整体，以达有效地歼灭敌人和保护自己的目的，可应付近代化、大规模、多变化的复杂的作战局面，这是近代战争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现代各国军演的主要作战样式。

炮兵自17世纪在欧洲出现并在实践中显示出巨大威力后，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已在欧洲渐次推广。至19世纪初，这一战术在欧洲已相当流行。

但直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的陆军，主要是淮军，仍采取单一的步骑兵混合编制。不仅各军职责不明，而且部队的整体机动灵活性也极差，缺乏炮兵，战斗力受到很大限制，是造成败局的原因之一。

在徐世昌的新建陆军中，炮兵和工程兵都已与国际接轨，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从步骑兵混合编制中分离出来，在训练和作战中，不同兵种各施专长——“步兵以起伏分合为主；炮队以攻坚挫锐为期；马队以出奇驰骤为能；工程队以尽地利、备军资为事”。《袁世凯奏议》，上，第34页。临阵以步兵为主，炮队辅之，马队巡护之，工程队、辎重队供杂役，各施其长，互相配合，布置既可周密，临阵亦鲜致贻误，中国陆军的发展在徐世昌手中已达前所未有的先进水平，甚至超过了当时的日本，堪称奇迹。

北洋新建陆军按徐世昌编纂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中关于战法、战规、行军、攻守、驻扎等步、炮、骑、工的操法、战法，把四个兵种编在一个较小的单位里，使复合兵种间的互相配合达到最大限度；再加上三种战术形式——散开队形、横队形、纵队形根据临战多变情况而配合使用，就显示了近代化军队立体战态势的巨大优越性了。

大批新式近代军事人才被沿用和大力发展最新军事科学教育，是其突破之三。

具有近代军事科学知识的军队指挥员是组成一支近代化军队，指挥近代战争的必要、必备因素，“千军易得，一将难寻”。

这是徐高出曾、李等人一筹之处的深刻军事思想、理念与实践。曾、李都是依军功提拔湘、淮各级军官的，“将弁半起于卒伍”，从未进过军校，按资排辈提升，因循守旧；他们“但凭忠义血性”、“简默朴实”、“绝少谋略才识”，更谈不上近代新式军事理论及知识了。

淮军中也有一些新式学堂的毕业生，但李鸿章对他们“多淹滞侘傺久之始任用，既任用亦不称其才”张一麟：《心太平室集》，第4卷。。如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号称“北洋三杰”者，均未被李鸿章委以重任，“无指挥军队之权，仅充当军营教习，赏罚不属”，袁、徐则不次破格擢用，认定“将才难寻”。

徐反曾、李旧道而行之。在训练北洋新军一开始，就特别注意大力罗致、储备、培养近代新式军事人才，一大批武备学堂毕业生和日本士官毕业生脱颖而出，被不拘一格地委以重任，授予训练指挥实权。

截至到1896年4月，北洋新军中武备生和士官生充任统带、帮带、领官、哨官、教习者已有一百三十余人，已隶属于徐的北洋新军军佐麾下了。

重要的是，这些知识型、专业型、熟悉和掌握西方近代军事知识和技术的新式军官，不是作为袁、徐的私人班底，而是作为北洋新军的近代化建设提供了人力资源的保证；同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19）

为了保证北洋新军人才上的要求，徐学习西方“各国将弁，全都自幼学习武备，由学堂考试升任职务”《北洋军阀》，（一），第38页。这一大原则，以大办近代军事学堂“为练兵第一要义”。他们利用“新政”的五六年时间，创办军校20多所，课程有军制学、战术学、兵器学、地形学、测绘学、筑垒学、交通学、卫生学、马学、剑术学等，把设立军事学堂作为“练兵第一要义”。新建陆军内设立随营武备学堂——炮兵学堂、步兵学堂、骑兵学堂和德文学堂，北洋从军事大学堂到中小学堂，参谋、测绘、师范、军医、马医、军械、经理、宪兵、电信、军官学堂，应有尽有，所招学生或由兵弁中择优而来，或由普通学堂罗致，经过两年的培训和学习，营内副将以下，由国内武备学堂和日本士官出身者考验选拔。他们再经过一段时间考验，通过考试而晋级，德文班学员在数年之后还可以被派出国深造。徐世昌在《新军管制》中，对军官资格、官阶、考核、晋升等均作了制度上的明确规定，这是大批有为有志青年参加北洋新军的由来，其所办各类军校的规模，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从根本上保证了按照自己的意志大规模进行军队建设的人才需求。

这样，大量懂军事理论与技术的、军事学堂出身与毕业的将官被任用，使北洋新建陆军军官群体的近代军事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均发生了重大而实质性的变化。徐世昌对中国陆军的现代化的最大贡献，“或许在于建立了多种多样的军事学堂，保定军官学堂驰名中外。这不仅仅由于中国许多重要的军事人才都进过这些学堂，也由于他们安排的技术学堂至少要使官佐与弁兵都学到近代战争高度专业化技艺的基本原理”。（美）拉尔夫&#8226;L&#8226;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页。

与此同时，徐世昌为了提高士兵的军事素质，对士兵也进行了短期轮训，每期三个月，普遍提高部队素质。为此，每月还从月薪中拿出200两作为奖学金，以奖励学习优秀者。并使他们粗通文字，以便掌握与操作新式武器装备。他所编制的《操场暂行章程》《行军暂行章程》《兵丁驻扎营内章程》《简明军律二十条》《行军歌》《劝兵歌》等，通俗、易懂、易记，将军规、军令、军纪、操典均积极输入“保家卫国”思想，使其融于一体，对士兵潜移默化地进行文化素质教育，如《劝兵歌》道：

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

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四莫奸淫人妇女，那个不是父母生。

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究有报应。

六要尊重朝廷官，越分违令罪不轻。

七莫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新建陆军兵略录存》，第四卷，光绪二十四年（1898）版，第5页。

此歌在部队中高声唱，体现了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与人性人情，渗透了西方近代军事思想——铁血主义，对北洋新建陆军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铁的纪律的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简明军纪》22条中，死刑就有18条，其他款处罚无一不苛刻，如严守律令规定：“强奸民女者斩”、“擅取民物者斩”、“聚众哄斗为首者斩”、“沿途逃亡者斩”、“强买民物者插耳箭”等。针对湘、淮恶习，他反复强调：“有兵不练，等于无兵；练不得法，等于不练。”

改革原士兵招募规则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征兵制度，是其突破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