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引言

- 反犹太主义（1）

- 反犹太主义（2）

- 反犹太主义（3）

- 反犹太主义（4）

- 反犹太主义（5）

- 家族的回应（1）

- 家族的回应（2）

- 家族的回应（3）

- 家族的回应（4）

- 家族的回应（5）

- 引言（1）

- 引言（2）

- 引言（3）

- 引言（4）

- 引言（5）

- 帝国的金融政治：埃及（1）

- 帝国的金融政治：埃及（2）

- 帝国的金融政治：埃及（3）

- 其他的东方问题（1）

- 其他的东方问题（2）

- 其他的东方问题（3）

- 从投资到投兵（1）

- 从投资到投兵（2）

- 从投资到投兵（3）

- 从投资到投兵（4）

引言

先生们，如果你们不支持我们，我们将不得不放逐你们……如果你们支持我们，我们将让你们比你们家族那位老成持重的创始人更加伟大，或者事实上成为他最引以为傲的子孙，这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我们将会使你们变得高贵，因为我们将从你们的家族产生第一位选举出来的王子。

——西奥多&#8226;黑泽尔，《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委员会的讲话》，1895年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更为广泛的欧洲犹太人社区的关系，在进入到第四代的时候，总体来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对于前面提到的贵族通婚，我们必须强调那是属于特例事件。大多数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仍然还是与其他犹太人通婚。事实上，这一时期真正显著的变化是，婚姻另外一方的那些犹太人不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在第三代，这样的婚姻只有三例，其中的两例事实上还是与女性一脉的表亲。第一例真正的外面的犹太人加入到家族里来的是意大利实业家拉尔蒙多&#8226;弗兰凯蒂男爵，他在1858年娶了安瑟尔姆的女儿莎拉&#8226;路易丝；第二年，赛西莉&#8226;安斯帕希嫁给了古斯塔夫。贝蒂和她的儿媳妇阿德勒对赛西莉所怀有的憎恶，让我们了解了一个这样的外来者要赢得家族的承认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在1877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与其他犹太社会精英的婚姻迅速成为了一种常见的事情。在1878年，威尔海姆&#8226;卡尔的女儿米娜嫁给了马克斯&#8226;戈尔德施密特，她的姐妹是莫里斯&#8226;德&#8226;赫希的妻子。同族通婚仍然持续不断的一个例子，是米娜的儿子阿尔伯特在1910年娶了埃德蒙的女儿米瑞娅姆——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启用了冯&#8226;戈尔德施密特&#8226;罗斯柴尔德的名字，而且已经贵族化了。在这一时期与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了姻亲关系的另一个家族是阿尔芳：在1905年，阿尔方索的儿子爱德华娶了吉曼&#8226;阿尔芳，而在1909年，埃德蒙的儿子莫里斯又娶了她的妹妹诺艾米。

这种王朝式的联盟的最好例子出现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萨逊家族之间，这个家族在印度和远东地区发家，其中的部分人在这一时期定居到了英格兰。1881年，在一个有威尔士王子出席的仪式上——这个活动受到了报纸的广泛关注——里奥娶了玛丽&#8226;佩卢贾，她是特瑞斯特商人阿奇尔&#8226;佩鲁贾的女儿，而他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阿瑟&#8226;萨逊。另一个与萨逊家族的联系出现在1887年，当时古斯塔夫的女儿艾琳嫁给了爱德华&#8226;萨逊爵士，他是阿尔伯特&#8226;萨逊的儿子和继承人。然后在1907年，古斯塔夫的儿子罗伯特娶了奈丽&#8226;彼尔，新娘子的家族也是通过婚姻与萨逊家族搭上了关系。在这一代人中，所有其他人的婚姻都是与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富裕的犹太人之间发生的。这些标志着19世纪中叶的排外婚姻彻底结束，并且把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仍然起着带头作用——更广泛地融入到了与富裕的犹太人家族建立姑表亲关系的体系内。

因此，罗斯柴尔德仍然保持着值得信赖的犹太传统；事实上，通过这些通婚，他们变得不再拒犹太人社区于千里之外。确实，曾经出现过宗教信仰方面不够坚定的事情，而且还不只是在康斯坦丝的例子里。阿尔方索和莉奥诺拉刚出生的儿子勒内由于割礼后发生（丹毒）感染而惨死的悲剧，使夏洛特的灵魂深处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她也吃惊于威尔海姆&#8226;卡尔及其家庭遵守饮食戒律的严格。“像他们那样的吃法……”她评论道，“脸色惨白而虚弱，好像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吃，比那些苦修的人还要糟糕。”当他们长期分离后在法兰克福相遇时，纳蒂认为他的叔叔威尔海姆&#8226;卡尔“看起来很像高加索人，就是化妆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他的步态和表情以及说话的方式完全是犹太人的方式，没有任何他自己的特征”。然而，纳蒂自己对祖先宗教的忠诚也是不容置疑的。作为一名大学生，他非常反感帕雷的《基督的圣迹》那门课，认为是“我所看到过的最晦涩的文字的堆砌，因此根本不存在很多人所预言的我会被改变的事情”。里奥也被迫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上帕雷的课，但是他自己所描述的与他的叔叔安东尼和堂弟阿尔伯特在1869年参加维也纳犹太聚会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不会有假。当1877年在贝斯沃特的圣彼得堡区建立新的犹太会堂的时候，奠基的人就是里奥，这与他父亲在7年前修建中央会堂时几乎如出一辙。

和他们之前的祖父与父亲一样，纳蒂与他的兄弟们并不非常关注那些理论细节或者宗教仪式。例如，在1912年，有报告说纳蒂“不认为讨论犹太浴室的形状和大小是一个正统犹太人所必需的”。对于他们来说，宗教的意义在于犹太人社区的组织和功能；而作为罗斯柴尔德，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清楚自己在英格兰犹太人社区的世俗领袖地位。19世纪末期，他们在这个位置上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凡的。纳蒂从1879年起任联合公会总裁至他1915年去世（尽管他很少过问那些日常的事务）。在1868～1941年间，理事会财政负责人一直就是由罗斯柴尔德担任，从未间断过：第一任是费迪南德（1868～1874年），然后是纳蒂（至1879年），再就是里奥（至1917年），最后是列昂内尔。纳蒂同时还是公会联合会的名誉总裁、犹太人免费学校的总裁、英国犹太人协会的副总裁和贫民救济会卫生与法务委员会理事。里奥继任了免费学校的总裁，同时也是犹太穷人临时庇护所的副总裁。罗斯柴尔德同时还影响着《犹太新闻报》，当时由埃希尔&#8226;迈尔斯所拥有（后来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利奥波德&#8226;格林伯格在1907年收购后，罗斯柴尔德的影响力就不复存在了）。在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修建了几座新的犹太会堂，包括位于维克多大街的一座（1877年）以及其他由埃德蒙在1907～1913年间提供资助的三座。相比较而言，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较少与他们的犹太同胞交往。

可以肯定的是，罗斯柴尔德首要关注的并不仅局限于一个单独的社区，而不关注另外一个或者几个具有相对独特性的社区（除了联合公会，这个组织里也包括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籍的犹太人、改良派，以及由东欧移民建立的数量不断增长的东正教组织）。对于挑战纳蒂地位的情况，一个最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1887年成立的公会联合会，这个组织由贵金属商人兼政治家塞缪尔&#8226;蒙塔古提出，目的是为那些东正教组织提供庇护。纳蒂曾一度对他所见到的东伦敦的“精神匮乏”而忧虑，而且在联合会成立的时候，他被选为总裁。但是在1888年12月，在联合公会委员会上就是否接受联合会进入伦敦宰牲理事会（监管屠宰的机构）的问题上产生对抗后，他被迫把这个职位让给了蒙塔古。看起来他所希望实现的似乎是把联合公会的权利置于这些新成立的组织之上——因此，他原本在怀特契佩尔路上建立一个大犹太会堂的计划就与建一个“犹太人汤恩比大厅”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对于这件事意义的重要性也不应该过分夸大。事实上，纳蒂还保留了名誉总裁的头衔，而且甚至还主持了联合会1892年在新路上的第一个犹太会堂的开幕仪式。确实，他对团结各个不同的犹太组织所报以的期望，在联合公会中的所有理事中，最受蒙塔古的欢迎。在已经在位了很长时间的大拉比内森&#8226;马卡斯&#8226;阿德勒于1890年去世之后，尽管遭到了阿德勒的儿子和继任者赫尔曼的反对，纳蒂终于还是召集了各个公会的代表大会，他的理由是“时机已经成熟，就算是社区中最底层的人们……当然也是最正统的教徒，应该邀请社区的其他分支来加入我们，并把我们所有人都团结起来。我不敢说团结到某一个领导人之下，但是应该团结到一个精神领袖之下”。然而，事实证明根本无法把这些正在竭力竞争对不同社区的影响力的各种势力调和起来；1910年的一次类似的尝试再一次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告失败。不过纳蒂还是有足够的势力确保对约瑟夫&#8226;赫尔曼&#8226;赫兹在1912年继承阿德勒作为大拉比的任命能够顺利通过，这主要得益于（有这么一种说法）米尔纳勋爵的大力推荐，尽管更为可能的原因是他看到赫兹更能得到联合会和联合公会对于伦敦东区东正教和同化情况比较严重的伦敦西区的两部分势力的共同认可。

如果纳蒂的影响力在一个基本的宗教问题上都能有如此大的施展空间的话，那么对于与犹太社区有关的那些更偏重于政治方面的问题，纳蒂采用准君王的方式来处理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作为所有犹太家族中最富有的家族的继承人，一位在金融界响当当的人物，又是议会议员，而且后来又成为了贵族，而且还是一位可以直接见到当时最高层的政治家的非正式外交官，他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对手。或许要让不同的犹太人组织认同一个单独的精神“领袖”不大可能，但是很少有人怀疑纳蒂是他们事实上的世俗领袖。

要全面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必要先全面认清影响深远——而且令人震惊——的这一时期犹太人在欧洲的地位所引发的问题。当纳蒂成为贵族的时候，阿尔方索的反应是意味深长的。“这个消息将会在奥地利和德国引起极大的反响，”他写道，“那些地方的反犹太人气焰仍然相当嚣张。”19世纪末期出现了很多变化，先前曾经不是连续的而且只是政治上的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现在逐步变成了一种看上去更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反犹太主义”这个词形成于这个时期并不是巧合：种族理论研究提出的假说对于犹太人反社会行为的解释，更多是基于他们的基因，而不是他们的宗教。由于随着大众教育的发展和公民权利的更加广泛，政治生活变得更加民主，1877年以后的时间里出现了大量的反犹太人书刊、演讲和政策（在某些国家，比如俄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从东欧和中欧西进的犹太人之间除了共同的宗教信仰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相似之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属于富裕的社会精英，而且已经跨越了那些存在于西欧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障碍。然而，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就一直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政治攻击目标，而且无法避免地一再成为“犹太人问题”的人格化代表。这是作为“犹太人之王”的不好的地方。

反犹太主义（1）

20世纪中叶出现的事件经常会诱使我们夸大19世纪晚期出现的反犹太人浪潮的重要性。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记忆也总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最先引向德国去寻找反犹太人主义的种种证据。当然，那些地方确实存在一些这种类型的问题（奥地利要比德国更严重，在那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影响力日渐衰落）；英国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迹象，而俄国则是唯一从制度上歧视犹太人的大国。法国虽然是比所有地方都更能让犹太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国家，但同时也是出版反犹太人书刊最多的国家。

一个并非不重要的事实是，把反犹太人主义这个特别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词介绍给德国政治家的威尔海尔姆&#8226;马尔，年轻的时候曾经为威特姆斯坦家族工作过，而这个家族与维也纳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非常密切。根据一份未公开的备忘录的说法，马尔回忆了他是怎样在1841年被解雇的，尽管他在公司工作得比大多数犹太雇员更努力。他非常痛苦地说道：“应该承担经济危机后果的是犹太鬼。”这种看法似乎得到了很多在1873年经济崩溃后面临经济困难的德国人的共鸣。由马尔这样的作家煽动起来的反罗斯柴尔德声浪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法兰克福犹太人与对人民福利的掠夺》，该书于1880年由“日耳曼尼克斯”出版，书名就很说明问题。作者从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选帝侯的财富故事断章取义的版本入手，书中将德国在大繁荣时期及之后的经济困难与深受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他们豢养的金融与传媒界的走狗鼓励的资本输出（特别是输出到俄国）联系在一起。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消化这些指控的时候，黑森-德意志帝国议会代表奥托&#8226;波克尔在1890年又提出了一项指控，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用石油把世界市场逼上了绝路——这项指控5年后又在柏林被社会民主党的刊物再次引用（说明这套说辞随时都可以被左派随意使用）。弗雷德里克&#8226;冯&#8226;谢尔布1893年的《罗斯柴尔德商号历史》一书进一步把这个观点进行了细化，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巧取豪夺又有了一个新的目标：控制国家贷款，然后是铁路建设，现在他们开始寻求建立全球原材料的垄断。

到1911年，当维尔纳&#8226;桑巴特发表带有很强烈的倾向性但很有影响的《犹太人与经济生活》一书的时候，这样的声讨得到了来自知识界的一定程度的认同。对于桑巴特来说，“罗斯柴尔德的名字”所代表的“远远大于使用这个名字的那些公司”；也就是说，意思是指“所有那些活跃在交易所里的犹太人”：

因为只有在他们的帮助下，罗斯柴尔德家族才能够取得这种超级权势的地位——事实上，人们可以公正地说他们是债券市场上唯一的掌控人——这种地位我们已经看着他们拥有了半个世纪。过去有人说，一个财政部长如果疏远了这家世界性的企业，而且拒绝跟它合作的话，那么他就得考虑走人了，其实这种说法一点都不夸张……无论是从数量上考虑还是从质量上考虑，现代的交易所是罗斯柴尔德式的，而且因此也是犹太人式的。

但是也没有必要就此把反犹太人主义的根源确立在这类伪社会学的基础上，犹太人与日耳曼人的人种差异可以很容易地说明问题。马克斯&#8226;鲍尔的小册子《俾斯麦与罗斯柴尔德》（1891年）将俾斯麦这位日耳曼人的代表、拥有着农民美德的人与罗斯柴尔德这个俾斯麦的世界性对立面进行了对比：

他生存的原则不是建设性力量的稳定增长，而是大量被分割的资金急速而令人担忧的聚集……但是（俾斯麦认为）就让犹太人去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快乐；一旦50亿马克完全付清，那么就该轮到德国人用自己的方式让自己高兴了……俾斯麦的物质和精神的形式所有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实实在在……但是这个世界对于罗斯柴尔德的物质看法是什么样的呢？他们从来都是隐形的，就像绦虫一样永远附在你的身体里，但又无影无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是没有结构的、像寄生虫似的，形式上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从法兰克福和巴黎再到伦敦，遍布整个地球，就像一团缠在一起的电话线。它既没有结构也没有生命，是一种不在地球上生长的东西，一种不会朝向上帝的东西。俾斯麦的精神像一座歌德似的建筑……这是在我们现在的政治文化中两种完全相互敌对的力量：贪得无厌的犹太人，他们摧毁生命；亲和的德国精神，它创造生命。

在奥地利也有类似的出版物，但是在那里，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力量，因此，与德国的情况不完全一样，反犹太人主义更多的是以政治影响的方式出现。在1873年维也纳股票市场崩溃后，卡尔&#8226;鲁伊格策划了“基督徒社会”运动，来反对犹太人的金融势力。这次运动出现的一个转折点是鲁伊格在1884年呼吁对罗斯柴尔德拥有的凯萨&#8226;费迪南德&#8226;北方公司进行国有化，而当时政府正好提出重新延续1836年授予萨罗曼的特许权。鲁伊格提出的要政府“倾听一次人民的声音，而不要只听罗斯柴尔德家族一面之词”的要求，得到了乔治&#8226;施尼勒领导的日耳曼人全国理事会的积极响应，而当阿尔伯特由于在奥地利—匈牙利货币改革中所起的作用于1893年被授予铁十字勋章时，更像是往他们的怒火上又浇了一盆油。然而，当鲁伊格在1897年坐上了维也纳市长的宝座时，他马上发现想要抛开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多么困难。到19世纪90年代末，保守派批评家像卡尔&#8226;克劳斯（他自己本来是犹太人出身）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劳动新闻报》，都谴责鲁伊格“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交好”，甚至“与犹太人罗斯柴尔德携手工作”。与此同时，通过采用传统的哈斯堡方式，《犹太人杂志》又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雇用反犹太人主义人士多于雇用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势力依旧，甚至在那些没有把握政治之斧的人中也有足够的影响力。例如，泰罗尔诗人、地质学教授阿道尔夫&#8226;皮奇勒在1882年的评论中，说起“罗斯柴尔德”怎样使“奥地利政府债券的奥林匹亚山摇摇欲坠”。他嘲讽地补充道，这完全是“一次庄严的投机”。

但是法国才是反犹太人主义最为明确而且最广为泛滥的地区。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如潮水般涌现的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出版物的那种壮观景象，恐怕在整个19世纪的历史上很难再找出什么可以与之类比，甚至1846年北方铁路事故后出现的大规模的书籍大战所导致的巨大伤害也无法与之比肩。这一次，导致灾难的“事故”是有教会背景的大众联合银行（Union G＇en＇erale Bank）在1882年的倒闭。大众联合银行刚宣布清盘，它的创始人保罗&#8226;尤金&#8226;本图克斯就开始指责“犹太金融”及其“狼狈为奸的政府同盟”。这篇指责性的文章由报纸进行了连载，《里昂观察报》宣称是“由来自德国的犹太银行家集体主导的一次阴谋”，是一场“德国犹太人的阴谋”。

反犹太主义（2）

说起来也许有些矛盾，参考后来在德雷弗斯守卫者事件中的作用，没有任何一名作家比小说家埃米尔&#8226;左拉更适合让这种观点流传于世了。尽管身处第二帝国，他的小说《金钱》——他的鸿篇巨著《卢贡&#8226;马卡尔家族》系列的组成部分——很明显受到了大众联合银行倒闭的启发（有部分情节暗指地产信贷银行）。尽管主角甘德尔曼并不是以阿尔方索为原型，但毫无疑问的是，无论他以谁为原型，有很多方面均取材于阿尔方索已故的父亲詹姆斯。这个直白复原的角色有一种怪诞的性格，他缺乏巴尔扎克笔下纽沁根救赎的仁慈（纽沁根是以詹姆斯为原型创作的又一个伟大的文学人物）。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找到的最好的解释是左拉对詹姆斯的了解不如巴尔扎克；在他去世后10年，他的创作仍然在为其他人提供灵感，而事实上，《金钱》的有些段落摘自于费多。书中对早期的甘德尔曼是这样介绍的：

银行之王，交易所的主宰，也是世界的主宰……这个人知道所有的秘密，他可以随心所欲让这个市场上涨或是下跌，就像上帝那样翻云覆雨……黄金之王……甘德尔曼是真正的主宰，全能之王，整个巴黎、整个世界都敬畏他、服从他……人们已经看到甘德尔曼在巴黎的统治更加稳固，而且他的朝廷受到的尊重远甚于皇帝。

他是一位冷峻、精于算计、整天阴沉着脸（一个编造的特征）、生活严谨的工作狂。相反，萨卡德是一位冲动的一心想跻身金融界的年轻人，他像神职人员一样虔诚，梦想着能够接到巴尔干地区和中东地区的金融大单，让他赚到大钱后能够把耶路撒冷买下来，并在那里重建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为了取得甘德尔曼的支持，他满怀希望地去甘德尔曼“恢弘的公馆里”去拜见他，而这座公馆是他工作并与一大家子人共同生活的地方，跟他一起住在里面的有5个女儿、4个儿子和14个孙子。我们再一次进入了拉斐特大街上那王宫般的房子里，在里面一队队的经纪人依次走到冷漠的银行工作人员面前，银行人员对待他们的态度相当麻木，或者——如果他们胆敢来打搅——满脸不耐烦；在某处，那些艺术品商人使出浑身解数，想把他的注意力从那些外国大使身上引开。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五六岁的男孩突然闯入，骑着扫帚柄、吹着喇叭。这个古怪大堂在萨卡德的眼里活脱脱就是一个甘德尔曼的“世界朝廷”。

萨卡德希望得到甘德尔曼的支持——事实上是渴望能像他一样在交易所里赚到钱。然而，由于他一直认为“犹太人”本应该是“诚实的人，靠自己的汗水生活”，因而他被“无法压抑的仇恨”所击倒：

这个不再有自己的祖国，不再有自己的王子的民族，寄生在别人的国家，假装服从当地的法律，但是事实上他们只服从自己那位偷盗、嗜血、仇恨，而且使每个角落都弥漫着残暴的征服和厮杀的上帝……（他）在那里坐等掠夺，吸干所有人的血，牺牲别人的生命养肥自己。

在萨卡德看来，犹太人在金融方面的能力天生就比基督徒优越，而且他预见到——甚至在他进入到甘德尔曼办公室的时候——“犹太人将会征服全人类”。

当甘德尔曼没有任何悬念地回绝了他的计划的时候，萨卡德的憎恶变得非常强烈：“啊，肮脏的犹太人！一定会有人很高兴地用牙啃噬你，就像狗啃骨头，尽管这肯定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也非常难以下咽。”“帝国已经被卖给了犹太人，肮脏的犹太人。”他狂喊道：

我们所有的钱注定要落入他们丑陋的手掌。在他们的魔力面前，世界银行除了分崩离析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作为……他发泄着他那与生俱来的仇恨，反复谴责那些商人和高利贷者。他们在整个世纪都在与其他民族作对，而且从他们的身上吮血……对整个世界的某种方式的征服，这一天注定要到来，他们将用所向披靡的金钱的力量达成……啊！那个甘德尔曼！一个彻头彻尾的普鲁士人…… 他不敢在某天晚上的沙龙上说，如果普鲁士和法国之间爆发战争，那么法国注定是失败的！

最后，当然是甘德尔曼胜利了：世界银行倒闭了，而萨卡德在监狱里了此余生，一觉醒来之后，给他留下的只是一颗破碎的心和一只空空如也的荷包。

没有人会责怪左拉没有做足他的功课——不仅是没有按照实际认真描写詹姆斯的办公室，而且对大众联合银行的兴衰说得也不准确——狂卷教会和贵族的存款、哄抬自己的股价，直至最终导致崩盘。但是左拉从文字上为下面的两种说法增加了可信度：一是大众联合银行是被罗斯柴尔德搞垮的，二是法国罗斯柴尔德是亲德国的。这些说法在第三共和国的法国人中引起的共鸣是很表面化的。盖伊&#8226;德&#8226;卡奈斯的《吸血男爵》是一本影响力与《金钱》一样坏的书，它所传递的信息也没有太多的不同。书里的人物若布&#8226;希穆尔与甘德尔曼一样，也是一个德国籍犹太人，具备天生的?融操控天赋。他是一只“掠食的大鸟”，大发战争横财，然后摇身一变，成了拉孔尼兹男爵，并通过给那些身无分文的男爵夫人提供咨询来换取他们的社会承认。这些老套的故事在本图克斯于1888年发表了自己的自传后流传得更为广泛。尽管本图克斯没有提罗斯柴尔德的名字，但是当他提到“犹太人银行”时，几乎所有人对他指的是谁心知肚明，他说这家银行“不满足于50年来已经流入它的金库的几十亿元……不满足于对至少9成的欧洲金融事务的垄断”，因而谋划着毁灭大众联合银行。

然而，对法国反犹太人思潮做出最大的个人贡献的，或许是另一位郁郁不得志的人——爱德华&#8226;杜鲁蒙特。爱德华&#8226;杜鲁蒙特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地产信贷银行工作，并且花了很多年研究并撰写了大量冗杂的长篇大论，目的都在于全面完整地描写犹太人对法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统治地位。这本书在1886年首发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先后再版了200次，法国犹太人的称谓成为了一个有种族意义的，而且具有反法籍犹太人特点的概念，并逐渐发展成为了一套伪思想体系。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腰缠万贯，但看上去总像是卖二手衣服的旧货商人。他们的妻子尽管挂满了来自高尔康德的钻石，但看上去总像是他们家里清扫厕所的女工”。当话题转到珠宝上的时候，甚至连非常老辣的男爵夫人贝蒂都无法掩饰她作为“法兰克福犹太人”的本性。从有些方面看，杜鲁蒙特只是在19世纪40年代那些小册子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当时戴恩维勒是主要的煽动者），因此第一卷的主要内容集中反映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过分的政治权力的观点：对滑铁卢战役结果的投机、他们在北方铁路特许权上获取的巨额利润、他们对更具有公关精神的彼埃尔家族的仇恨。古德绍——一名犹太人——在1848年的时候把他们从破产的边缘上拉了回来，而且在1871年的纵火案中，是在公社里的犹太人保住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产。共和后的政治家们只是这个故事的延续：甘贝塔与犹太人和共济会有染，莱昂&#8226;塞——“犹太王的忠臣”——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而喀尹这位最高委员会主席只是北方公司这部犹太人—共济会巨型机器的一个很小的环节。甚至朱利斯&#8226;费瑞的衰落都可以归咎于罗斯柴尔德的邪恶影响。最为严重的是，杜鲁蒙特认为大众联合银行事实上是一个精心策划的犹太陷阱，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掠夺那些牧师们的积蓄。

反犹太主义（3）

杜鲁蒙特后来发表的《一位反犹太分子的证言》（1894年）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恶毒的观点，部分原因是为了解释这场反犹太人运动所产生的有限的政治成果。在这篇文章里，他采用了一种更为伪经验主义的风格，计算出他假定的罗斯柴尔德家族30亿法郎的财富可以换算成多少标准银子，需要多少人才能搬动它，并且比较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拥有的土地的数量与基督徒所拥有的数量；认为如果布朗热分子回避了反犹太主义，我们所能找到的唯一的原因只是因为“罗斯柴尔德为他们的市政选举提供了20万法郎，要求的条件是候选人不得采取反犹太人的行动”，而且因为布朗热分子领导人拉盖尔个人得到了5万法郎；如果法国经济出现萧条，原因只可能是因为“莱昂&#8226;塞……把法兰西银行拱手交给了德国犹太人”，允许罗斯柴尔德家族将它的黄金借给了英格兰银行；如果法国被国际社会孤立，只可能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将埃及让给了英国，并用法国的资金为意大利的军备提供了资助。最后这项缺乏爱国情操的指控在几年之后的《反对法国的犹太人》（1899年）一书中被再次提起。杜鲁蒙特这样总结道：“罗斯柴尔德神是法国真正的主人——既不是皇帝、不是沙皇、不是国王、不是苏丹，也不是共和国总统……他没有任何权力及优势，他为了自己的私利，废除了所有这些政府势力，废弃了法国的所有资源。”

杜鲁蒙特只是当时那些把火直接引向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反犹太写手中最为多产的一个。另一个类似的也是造谣中伤的写手是奥古斯特&#8226;希拉克（Auguste Chirac），他的《共和群王谱》（1883年）把那些老掉牙的陈腐故事，比如选帝侯的财富和滑铁卢等与新的关于北方铁路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与1848年以及1870～1871年的几次革命的关系搅和在一起；再一次在争论中引入了

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维度——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是犹太人，同时还是德国人，因此他们急迫地想通过为1815年和1871年的战争赔款进行融资，进而搞垮法国。希拉克后来的另一本书《1870～1884年间的投机》（1887年）是一本较为成熟的著作，它试图通过大众联合银行发生危机前后出现的债券价格波动的分析，来解释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一段时间的利润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大众联合银行本身就不是一个理性的企业，但是他再一次妥协了，又采用肆无忌惮而且毫无根据的理由，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莱昂&#8226;塞进行了指责。虽然是肤浅的经验主义之谈，但这事实上是又一次诽谤，他声称这是“金融封建主义的胜利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压迫”，而且是由“名叫罗斯柴尔德的国王与一位名叫犹太金融的妓女或者是女仆”联手对共和国进行的控制。这本书里所提出的主要指责内容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了英国的利益参与了破坏法国在埃及的影响力，作为他们通过经济手段“绞杀法国”的历史使命的一部分。表面上看起来毫不起眼的阿尔方索事实上是“摩罗克&#8226;巴尔，也就是所谓的黄金之神，他配合着对欧洲的征服——而且可能是世界的征服，躲在各种皇室的名字和政治外衣的后面，但是拥有真正的权力，一句话，就是他拿走了所有的利润，又逃避了全部的责任”。

可以想见，这样的诽谤一定伴随着大量充满仇恨的漫画，其中最有名的可能是林德雷的《上帝保护以色列》。在这幅漫画里，阿尔方索被描绘成一个虚弱的半睡半醒的巨人，他那爪子一样的手里抓着地球，而且在他的秃头上戴着一顶金牛头一样的皇冠（见图11）。

具有类似思想的是勒普纳沃的《百万富翁内森&#8226;梅耶》，这本书勾勒了一个满脸胡子、身体像狼一样爬在滑铁卢战场上堆满尸骨和硬币的床上的罗斯柴尔德形象（见图12）。更为粗俗的是另一幅卡通（可能出自政治左派之手），把“罗斯柴尔德”描绘成一头巨大肥硕的猪，放在一个车架上，由一群衣裳褴褛的工人用手拉着，并有一个标题——《多肥硕的一头猪啊，他长肥了，而我们却累瘦了》。

从根本上说，像杜鲁蒙特和希拉克这样的阴谋理论家和作家非常关注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法国文化和社会的高度渗透。在《法国犹太人》的第二卷中，杜鲁蒙特花了大量笔墨在费里耶尔的酒庄和庭院上。他承认，它们的艺术水准和装潢非同凡响，而让人觉得可悲的就是如此众多的作为法国文化遗产的瑰宝居然被犹太人所搜刮，而他们只会把它们当成“瓦砾一样胡乱堆放”。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购买的也不只是法国的文化遗产。“这个酒庄没有历史，”他评述道，“不会让人回忆过去那些伟大领主的生活方式。”然而，今天的参观者指南上包括了“法国贵族最杰出人物名单”。一位名叫德&#8226;久因维尔的王子——“身上流淌着路易十四血液的男子”，在一名卑微的“放贷者”面前降下了身段。在罗斯柴尔德的婚礼上，贵族来宾的名单是完整的：“（所有古老的）法国贵族族徽都汇集到一起对金牛顶礼膜拜，并且在整个欧洲面前宣布金钱是现在仅存的唯一王权。”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1885年由德&#8226;萨根公主举办的化装舞会上，“这个可怕的贵族”恬不知耻地与兰博特&#8226;罗斯柴尔德夫人、艾夫鲁茜夫人以及其他“犹太人”摩肩接踵。这位内心深处是浪漫的正统主义者的杜鲁蒙特认为波旁和奥尔良贵族是对他们高卢人种的背叛。这是他在自己的《证言》一书中重点论述的一个主题，他沮丧地注意到夏洛特购买了“一座由西蒙&#8226;德&#8226;蒙特福德创建的修道院”，爱德华被选进了皇家俱乐部，很多如雷贯耳的名字出现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花园聚会上。希拉克也酸涩地评论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法博格&#8226;圣&#8226;吉尔曼精英之间的关系，他们曾经对詹姆斯和贝蒂非常蔑视，但是现在则作为平等的社会人接受了其后代。

反犹太主义（4）

在第三共和国时期，一个有关犹太人经历的奇怪现象，是很高程度的社会同化现象恰巧与非常公开的反犹太主义的言论出现巧合。这不只是局外人比如像杜鲁蒙特在皇戚贵族们放弃歧视时的吹毛求疵，大多数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社会接触的人通常也都赞同杜鲁蒙特和希拉克提出的观点。在对待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态度上出现的那种几近于精神分裂的特质，可以通过两份在当时发表的重要的原始资料来说明：龚古尔兄弟的报刊和普劳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龚古尔兄弟不仅同意杜鲁蒙特的观点，他们对他还非常了解。在他们1870～1896年这段时间的期刊上，充满了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犹太”特质的别有用心的奇闻逸事——他们的享乐主义、他们的庸俗，诸如此类。然而龚古尔兄弟自己也非常乐意接受罗斯柴尔德的盛情招待：1874年和1887年与埃德蒙讨论法国雕刻，1885年与奈特的遗孀吃饭，1888年与莉奥诺拉吃饭，1889年与埃德蒙吃饭。这段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在他们对罗斯柴尔德的饭菜大加赞赏的那一年之后，龚古尔兄弟以赞许的态度引用杜鲁蒙特相关观点的情况开始大为减少。在1887年3月与杜鲁蒙特进餐，很高兴地听他把“罗斯柴尔德推到墙上”去的高谈阔论后，又在那年的12月与埃德蒙讨论雕刻；在1889年6月与埃德蒙进过餐后，又在1890年3月与杜鲁蒙特交流反犹太人过程中出现的奇闻逸事，而这距他在5月1日放弃呼吁军队介入反犹太运动仅隔一个月。

在巴黎的沙龙中，犹太人和反犹太人分子通常都混在一起，但是1894年，当一位供职于法国总参谋部的名叫艾尔弗雷德&#8226;德瑞夫斯的犹太军官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后，这些沙龙出现了急剧的两极分化，而他因为伪造文件在军事法庭上被控有罪，并被判处在魔鬼岛上终身监禁。阿尔方索对于对德瑞夫斯指控的反应一开始觉得非常震惊，担心一旦德瑞夫斯被判有罪，会对反犹太人情绪火上浇油；之后他变得非常愤怒，因为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德瑞夫斯是被陷害的。按照一位办事员的笔记看，阿尔方索“由于对德瑞夫斯的诬告以及法国贵族的麻木不仁而感到非常愤怒”。然而，家族里的其他成员都不太愿意被公开当成是“德瑞夫斯分子”，因而更愿意把这种分歧控制在他们自己的上层社会圈子里。

普劳斯特为这种氛围增加了谈资，德瑞夫斯的同情者所表达出来的同情被德&#8226;杰尔曼特斯公爵夫人周围那个非主流圈子里的成员有意识地掩盖了起来。对于普罗克这样一位出生相对低微的犹太人来说，罗斯柴尔德的名字足以让他肃然起敬。当他意识到他曾经在公爵夫人那里照顾过的那位英国老妇人是“阿尔方索&#8226;德&#8226;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时，他简直惊呆了：

那一刻，普罗克的血管里忽然流淌出太多关于财富和威望的想法……他的感觉就像遭到了猛烈的一击，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他不知不觉地在这位慈祥的老太太面前叫出声来：“要是我早知道是这样！”——这样愚蠢的失声让他连续8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相反，德&#8226;杰尔曼特斯王子甚至一眼都不愿看到罗斯柴尔德——事实上，他宁愿让自己的酒庄被大火烧掉半边，也不会向紧邻的罗斯柴尔德家借水泵。实际的情况是他试图掩盖自己德瑞夫斯分子倾向的秘密；而他之所以要把这些掩盖起来，是因为如果被当成德瑞夫斯分子，他要付出不小的社会代价。德&#8226;杰尔曼特斯公爵就付出了这种代价，当他参与赛马俱乐部的总裁竞选时遭遇了失败，原因就是他的妻子“是德瑞夫斯分子……接待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而且……有时候……会表示对那些有一半德国血统的国际大资本家的支持，而德&#8226;杰尔曼特斯公爵本身就是这样的资本家的一个代表”。这让公爵感到很无奈：

阿尔方索&#8226;罗斯柴尔德这些人尽管从来不谈这件令人讨厌的事情，但从他们内心深处来看，与所有的犹太人一样都是德瑞夫斯分子……如果一个法国人去偷盗或者谋杀，我不会仅仅因为他是法国人，就觉得有义务去为他洗脱罪名。但是犹太人从来不承认他们的一位同胞是一名卖国贼，尽管他们对此其实心知肚明，但他们对这种可怕的后果漠不关心（公爵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次可恶的选举）。

德瑞夫斯事件也暴露了政治左派的类似态度。当一位名叫伯纳德&#8226;拉扎雷的犹太记者出版了一本支持德瑞夫斯的小册子时，他立即遭到了亚历山大&#8226;泽夫斯在《共和先锋》上的反击，说他是“罗斯柴尔德陛下的一名忠实的仰慕者”。

这样的情况在英国也存在。1900年6月，戴维&#8226;林德赛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参加“由艾尔弗雷德&#8226;罗斯柴尔德和罗斯伯里共同为迎接威尔士王子而在赫特福德庄园举行的盛大聚会”。林德赛宣称：

在这座宫殿里的犹太人，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我曾经认真研究过反犹太人的问题，一直希望制止那种不光彩的运动：但是当遭遇一大堆的伊科海默尔、帕鹏伯格、拉斐尔、 萨逊以及这个民族中的其他人的时候，我的感情变得更加理智而且感觉不公，同时我觉得，顺便提一句，我对鲁格尔和杜鲁蒙特——约翰&#8226;伯恩斯（工人领袖及未来的自由党内阁部长）所说的犹太人就是附在我们文明中的绦虫这样的说法深表同情。

然而，林德赛继续接受去瓦德斯顿和特灵的邀请。金融界的非犹太银行家偶尔也会发出类似的感慨，尽管他们没有办法不与犹太人进行交易。在维多利亚晚期的小说里，有大量有关犹太金融恶棍的生动描写：特罗鲁普的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里粗俗的梅尔摩特不是以罗斯柴尔德为原型写的，但是格拉姆塔尔男爵肯定是不会错的——“伟大的法兰克福百万富翁”略带“一点点外国口音”；在查尔斯&#8226;勒维尔的《达文坡特&#8226;邓恩》里面的那家在政治上无所不能的“公司”也确定无疑。

英国和法国在反犹太人主义上的差异在于，英国似乎更多地给左派提供了政治上的发泄空间，而给右派的相对较少。当杜鲁蒙特还是一个屡遭挫折的正统宗教卫道士的时候，那些明确抨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英国作家大多是像约翰&#8226;伯因斯那样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似的新自由主义者。对这部分内容做了最好说明的是约翰&#8226;里夫斯的书《罗斯柴尔德家族：世界的金融统治者》（1887年），该书给出了一个典型的结论：“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属于哪一个固定的国家，他们是世界的……他们不属于哪一个党派，他们时刻准备着获取财富，不管是以朋友还是以敌人为代价。”4年之后，《工人领袖》宣称：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一群吸血的人，他们是在这个世纪以来欧洲所发生的数不胜数的麻烦和灾难的根本原因，而且主要是通过在那些从无过节的国家之间挑动战争来为自己积累大量的财富。无论在欧洲的什么地方出现麻烦，那里马上就会有战争的谣言四处流传，人们的心理就会因为对剧变和灾难的担心而发狂，这个时候，你可以肯定的是，一名长着鹰钩鼻的罗斯柴尔德就会在离骚乱不远的某个地方操纵他的把戏。

或许，这些事情中最吸引人的例子是偏左派的自由党人J&#8226;A&#8226;霍布森，他是经典著作《帝国主义：一项研究》（1902年）的作者。像那个时期很多的激进作家一样，霍布森认为波尔战争是由“一小撮国际金融炒家所引发，他们主要是德国籍的犹太人”，他们“随时都对全球的热点虎视眈眈……他们的收益不是来自于真实的产业成果，甚至也不是来自于其他的产业，而是来自于对相关公司的创立、推广和金融操纵。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这一小撮人的核心”。确实，在后来的日子里，霍布森的立场脱离了这种在论战中支持更为正统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反犹太人主义阵线。但是，他这种巧言令色的风格成为了爱德华式的激进主义政治语言。我们将会看到，是罗伊德&#8226;乔治这位最激进好战的财政部长在为他1909年预算的辩论中，把纳蒂作为目标进行了一场人身攻击，尽管乔治本人在玛尔科尼事件中由于卷入了犹太金融家（伊萨克斯兄弟）的旋涡而遭到了右派的谴责。

在美洲也存在反罗斯柴尔德主义的现象。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在美国的经济影响力有限，但一直是政治上的攻击目标。不过与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人民党全盛时期所受到的攻击比起来，他们在内战时期的遭遇简直就不值一提。人民党人从根本上反对美国进入金本位体系，以19世纪80年代的低谷物价格为借口煽动中西部地区农民的不满情绪。然而，他们对“欧洲和美洲的黄金赌徒”以及“国际黄金圈”的批评，不仅有很强烈的反犹太色彩，同时也有反英国的成分，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在协助美国向金本位转型的贷款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戈登&#8226;克拉克的著作《夏洛克：银行家、债券持有人、贿赂者、阴谋家》声称，在林肯和约翰逊时期的财政部长休&#8226;麦卡洛克和詹姆斯&#8226;德&#8226;罗斯柴尔德之间达成了一个交易：“在罗斯柴尔德和美国财政部之间的这项交易中最可怕的部分，不是金钱的损失（尽管金额高达数亿），而是这个国家把自己的命运交付在英国手上，而英国其实早就已经被英国的犹太人所掌控。”在《科因的金融学校》（1894年）一书中，哈维所描绘的世界被一条巨大的“英国章鱼”所缠绕，章鱼上面所写的名字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见图13）。在同一作者的小说《两个国家的故事》中，英国人策划的通过停止白银的货币流通功能来“摧毁美国”的主谋，是一位名叫“罗斯男爵”的银行家。当人民党的运动被民主党所接受的时候，这些指控成为了一堆烫手的山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姆&#8226;詹宁斯&#8226;布莱恩不得不对犹太民主党人解释说，在攻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时候，他和人民党领导人并没有攻击一个民族，“我们要攻击的是那些贪得无厌的人，而与他的民族和信仰无关”。

反犹太主义（5）

图13“科因”&#8226;哈维，《英国章鱼：它只吃黄金！》（1894年）

资料来源：哈维，《科因的金融学院》，第215页

有人可能会问，这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攻击到底能有多大的伤害，因为他们在那富丽堂皇的宫殿里其实毫发无伤。不过，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一个犹太资本主义体系的缔造者身份展开的阴谋，无可避免地激发了直接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暴力行动。其中程度最轻的，要算是对纳蒂的儿子沃尔特的野蛮攻击，他在特灵附近打猎的时候被几个失业的工匠从马上拽了下来，而这种类似的“猎犹行动”，他的兄弟查尔斯随后也亲历了一回。严重一些的是当时的两次暗杀未遂事件。在1895年8月，一个邮件炸弹被送到了阿尔方索在弗罗伦廷大街的寓所里；由于他不在家，又被转到拉斐特大街，并在那里发生了爆炸，把他的办公室主任炸成了重伤。《时报》这样评论道：“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一次无政府主义的暴行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惊讶。在法国与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他们是如此富有，地位又是如此显赫，因而很自然地会成为无政府主义者选择的袭击目标，而且当我们更加深入地考虑到在法国蔓延的那种强烈的反犹太人情绪时，我们感到惊奇的应该是他们怎么居然能幸免了这么长时间。”暗杀的威胁不仅存在于法国。1912年在伦敦，一个名叫威廉姆&#8226;特彼特的男子在里奥驱车离开纽科特的时候，用左轮手枪朝他连开了5枪，在他的车子上打了很多洞，并致使一名正在门口执勤的警察重伤。特彼特好像患有精神疾病（里奥显然对他也是手下留情了），不过这次事件也暴露了这个家族当时面对这种袭击时的无助与脆弱，因为新出现的手枪和手雷使暗杀变得比以前简单很多。

家族的回应（1）

因为他们独特的社会地位——处于犹太人社区的相对顶层，而且与欧洲贵族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罗斯柴尔德家族有时在谴责反犹太主义的时候并不只是谴责那些反犹太人的人，同时也谴责其他的犹太人。1875年，梅耶&#8226;卡尔告诉俾斯麦：“至于说反犹太人主义的思潮，犹太人自己也应该负有责任，对于现在这种混乱局面，完全归咎于他们的傲慢、虚荣和难以言说的无理。”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似乎是很让人吃惊的说法，它表达了一种对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犹太人社区的不忠诚，而这种情况初看起来似乎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犹太社区的世俗领袖的目标有着不小的冲突。而那名试图暗杀里奥的人（用纳蒂的话说）是“信仰跟我们一样的人”的这个事实，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个时期，犹太人内部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紧张。

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给予了很大关注的两大集团是“新富阶层”（那些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之后新富起来的犹太人银行家和商人）以及——可能更为重要的——“东方犹太人”（人数更为众多的东欧犹太人（主要但不完全是来自于俄国），其中的250万人是在1881年刺杀亚历山大二世所引发的屠犹运动以及次年颁布新的歧视法律后西迁的。按照过去的标准，格尔森&#8226;布雷希罗德被认为特别讨厌，尽管我们有理由认为梅耶&#8226;卡尔对布雷希罗德的不满起码有部分根源是由于他们在业务上不和。

在1880年11月转发的一封有关德国反犹太人主义的来自布雷希罗德的信函的时候，纳蒂告诉迪斯雷利：

毫无疑问，布雷希罗德本身就是引发犹太人迫害的原因之一，他那么频繁地为德国政府效力，以至于变得那么不知天高地厚，忘了自己其实只是“一颗被用来探路的石子”。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其中之一就是那些处于饥饿状态的波兰籍俄国和罗马尼亚犹太人的涌入。

犹太人同时还拥有半数的报纸，特别是那些反俄国立场的报纸……我还听说冯&#8226;布雷希罗德夫人也相当令人讨厌，而且表现得很傲慢。

按照这些评论的意思，这些新的穷人在引发麻烦方面与那些“新贵”不分伯仲。

罗斯柴尔德对反犹太人主义的回应不只是（像杜鲁蒙特所指责的那样）要求警方提高戒备水平，并对他们的各处宅院设防，尽管发生了上面所说的暗杀企图之后，他们这样的做法也无可厚非。对于怎样才是转移或者减少反犹太人情绪的最佳办法，家族内部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种观点。

早在梅耶&#8226;卡尔在世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已经开始了慈善捐款，不仅是捐给他们所属的犹太人社区，还捐给非犹太人的“善心组织”，作为赢得社会承认的一种有意识的安排。有些证据表明，第三代的有些成员在他们生命中的最后几十年间有忽略这种传统的倾向。然而，年青一代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意识地开始恢复这种做法，尽管在英国对公共服务和金融捐助并重；而且在所有的情况下，在传统的关注健康和教育之外，出现了新的为穷人提供住房的计划。

我们已经看到了费迪南德是怎样在他的妻子伊夫琳娜去世后以她的名义建立了一所医院。他的小舅子纳蒂也是身兼至少3家医院的总裁，爱德华国王七世医疗基金的财务部长和英国红十字会委员会的主席，同时还管理着在他的特灵土地上的，被他称为“两级健康服务”的计划。在法兰克福，梅耶&#8226;卡尔和路易丝在他们的长女科勒门汀去世后建立了科勒门汀共济女童医院，同时也为城里的公共浴室捐款。最终，他们未出嫁的女儿汉娜&#8226;路易丝管理了大量的公共基金，包括梅耶&#8226;卡尔&#8226;冯&#8226;罗斯柴尔德卡罗琳娜姆公共基金，一家专门的护牙医疗基金。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在这些领域做了大量的慈善捐赠：建造了一所综合医院、一座孤儿院、一所盲人学校以及一所聋哑人学校。内森尼尔留下了巨额的财富，在都柏林和罗森胡格尔为神经衰弱的病患者建立了疗养院，而且他在雷城垴的宅院变身成为了一家医院。而在法国，阿道夫在一名日内瓦的外科医生成功地从一名患者的眼部取出了一块被射进去的金属片后，在巴黎建立了一家眼科医院，而与此同时，亨利在马卡德特大街199号建立了一家诊所。教育也是捐助的重点之一（与在法兰克福为博爱所做的没有什么两样）。除了卡罗琳娜姆基金外，汉娜&#8226;路易丝还建立了卡尔&#8226;冯&#8226;罗斯柴尔德公共图书馆（这家图书馆后来占据了位于乌汶特门凯的罗斯柴尔德宅院）以及以宣传艺术为目的的安瑟尔姆&#8226;萨罗曼&#8226;冯&#8226;罗斯柴尔德基金。她的姐妹汉娜&#8226;马蒂尔德也是建立于1910年的新法兰克福大学的主要捐赠人。

另外，当时的另一个特点是，提供廉价住房变成了罗斯柴尔德博爱的另一个目标。在19世纪后期，出现了城市化进程提速的情况，其中整个?洲大陆几百万人离开乡村涌入城市找工作。伦敦、巴黎、维也纳和法兰克福都面临这样的困境，虽然程度略有差异。尽管私人在住房上面的投资很大，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无法不注意到那些遍布欧洲 “东区”的“贫民窟”的那种骇人的条件：房主人们都有把尽可能多的人塞进自己房子里的想法，但是几乎没有人会想到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卫生条件（这最起码需要找到让建筑商和地产拥有人共同行动的方法）。罗斯柴尔德对此做出的一个反应，是通过他们自己作为地主的模范作用来建立一个样板。纳蒂、里奥和费迪南德也有意把他们在白金汉郡的地产变成现代家庭式社区的样板，为住户们提供改善后的居所、自来水、会所以及其他设施。但是这些私人福利方面的试验（与同时期那些很大的德国工业康采恩所采用的方法比较类似）在那些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土地的贫民区没有真正的可推广性。

解决城市问题的第一步由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74年迈出，当时成立了一家名为租房基金（后来的罗斯柴尔德救济基金）的机构，每年拨出10万法郎给巴黎各区的区长，用以帮助那些无力支付房租的贫困家庭。30年后，另一个更大的“致力于改善工人物质生存条件”的基金以1 000万法郎的资本在第11区、第12区和第19区建设工薪阶层能够支付得起的居住区。这样的做法事实上是效法英国罗斯柴尔德的4%工业居住公司的模式，这个模式建立于19世纪80年代。

家族的回应（2）

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放到家族在犹太社区内以赞助人身份出现的开始做慈善事业的大背景下来看，尽管其间存在的差异并不总是很容易区分，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看到。在欧洲大陆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仍在继续建立专门的犹太慈善机构。例如1870年，詹姆斯&#8226;爱德华建立了伯克海滨医院，主要治疗骨科疾病。与此同时，埃德蒙重新改造了位于皮克帕斯大街的老犹太医院；除此之外，他和古斯塔夫各建立了一所新的犹太学校。在奥地利，安瑟尔姆于1870年在沃尔琳建立了一所犹太人医院。在法兰克福，不屈不挠的慈善家汉娜&#8226;马蒂尔德建立了一座犹太儿童之家，为患病的外国犹太人服务的乔金&#8226;萨拉&#8226;冯&#8226;罗斯柴尔德基金会，为犹太妇女服务的老年人之家（位于在热尔地区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宅），在巴德&#8226;诺海姆的犹太妇女之家，同时还有一座为犹太穷人服务的位于巴德索登的疗养院，这是她在科尼格斯坦的夏宫附近的一个水疗城。在伦敦，犹太免费学校依然是最受关注的机构，犹太学院也是（只是受关注的程度稍低）。

然而，东欧犹太人的涌入带来了新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那些老机构显得束手无策。不像大多数的非国教教徒，英国犹太人对于对非宗教教育的政府支持的覆盖没有太急迫的要求，原因是他们可以保持自己对宗教教育的公共控制。与此同时，纳蒂以及他的亲属抓住了对课外组织的需求。举个例子说，纳蒂的妻子艾玛为布雷迪街道青少年活动中心提供了年度经费的60%，而这个组织于1896年在怀特契佩尔建立，目的是让那些年轻的犹太男孩子不要去干坏事。她的儿子沃尔特为建立于1901年的海耶斯工读学校捐了5 000英镑，该校是为年轻的犹太罪犯所建，这笔钱差不多占了支出总额的1/3。两年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蒙特费奥家族联合建了一所类似的女子学校，并明确目标为改善处于工人阶级的女孩所受的宗教教育。这些努力所包含的精神实质可以从列昂内尔1905年6月28日在哈奇森工人子弟活动中心开幕仪式上的讲话看出来：

我们希望能照看隔壁邻居的年轻人，而且帮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健康成长，帮助他们避开那些在大街上所受到的诱惑、那些来自于音乐厅和酒吧的诱惑。我们想慢慢渗透到这些孩子们的野心中，让他们为自己身为犹太人而自豪，而且也为自己身为英国人而自豪。（欢呼声）我们想要教会他们那种坚韧的如运动员一般的精神。

很难为文化的融合想出一个更加理直气壮的理由。正如纳蒂在1891年对联合公会委员会发表的讲话中所宣称的，“发展犹太社区的第一要务”是“使生活在伦敦东区为数众多的那些外国同胞英国化”。马克斯&#8226;彼尔波姆的漫画《泰特艺术馆的一个静谧早晨》暗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理解“他们的外国同胞方面所遇到的困难”。画中的馆长“正在向一位委托人解释”一幅内容是关于身处一座犹太会堂内的一群东正教拉比的画所蕴含的“美好精神向往”。那名正在提问的委托人蓄着精心修剪的小胡子，头戴着高帽，手提文明棍，显然是艾尔弗雷德，他看上去似乎并没有被说服（见图14）。

住房问题也期待着新的资助方式。在1884年5月，纳蒂应邀加入了贫民救济卫生委员会的理事会，专门致力于寻求为人口不断增长的居住在伦敦东区的贫穷犹太人佃户提供改善住房条件的方法，而伦敦东区，像斯比特菲尔兹、怀特契佩尔和古德曼斯菲尔兹这些地方，早在出现1888年碎尸者杰克的案件之前，就是臭名昭著的犯罪和卖淫之地。那一年为移民解决住房问题所迈出的第一步是建立了贫困犹太人临时庇护所，这里可以为单身男人提供最长14天的食宿，同时帮助家庭寻找住处。而由纳蒂领导的一家新的东区调查委员会也提出了建造更多永久性住房的建议——“租金在穷人能够负担得起的范围内的设施完备的住房”——主要通过建立以此为目的的住房公司，而这类公司在19世纪60年代得到了大力发展，甚至还得到了理查德&#8226;克罗斯1875年提出的《技工和劳工住房改善法案》的支持。纳蒂显然是受到了他垂危的母亲对这个事情的鼓励，他曾试图动员其他有钱的犹太人——包括列昂内尔&#8226;科恩、贵金属经纪人F&#8226;D&#8226;莫卡塔、克劳德&#8226;蒙特费奥和塞缪尔&#8226;蒙塔古——的共同参与，但是到最后，成立于1885年3月的百分之四产业住房公司的4万英镑股本金中的1/4，还是不得不依靠罗斯柴尔德家族（另外一个主要的赞助者是由罗斯柴尔德支持的犹太人免费学校，这个学校在两年后借了8 000英镑给这个公司）。

百分之四产业住房公司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慈善组织：其公开宣称的目标是“用相当于每年所收资本4%的净红利的最少租金，提供尽可能多的住所”，而这种方式推出的公寓所表现出来的“骇人的功利主义”遭到了?代社会历史学家的谴责。然而，这种固定收益与那些纯商业性操作、以地主获取更高额回报为目的的做法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而且也可以看成是某种类型的补贴：这些公寓相对于它们所取代的那些贫民区毫无疑问是一种改善。在首批认购的消息公布后两个月，纳蒂在弗劳尔和丁街（位于斯比特菲尔中心区的商业街附近）以7 000英镑的价格从都市工厂委员会买了一块地。这座7层楼的简朴建筑由犹太建筑师N&#8226;S&#8226;约瑟夫设计，1887年4月正式建成投入使用，并且以夏洛特的名字命名。建筑内部的户型非常紧凑，可以提供给228个家庭使用（住房477间）。公司继续在布雷迪街建了一座类似的建筑，而且在弗劳尔和丁街又购入了第二块地，在1891～1892年间建起了“内森尼尔公寓”。

当然，如果把所有这一切都单单看成是对于日益高涨的反犹太人主义情绪所做出的反应，那就大错特错了：作为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家族将慈善工作看成是一种宗教义务，而且这种动力又由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风气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我们仅举安东尼的女儿康斯坦丝的例子来说，她是全国女工联合会的总裁、女士行为规范组织全英妇女戒酒协会的行政管理人员、制止虐待儿童协会的活跃的理事，以及内务办公室委任的监狱监督员；这些活动是所有的自由党国会议员的妻子都会很乐意参与的。无论如何，像她的婶娘夏洛特一样，她对这一类的工作也是乐此不疲。她对于犹太人组织的参与也同样积极，甚至更为积极，例如犹太妇女联合会、穷人救济会女士联合访查委员会，以及犹太妇女防范及拯救工作协会（后更名为犹太人保护女童及妇女协会，这个组织的宗旨是拯救“失足妇女”，比如未婚妈妈和半公开的妓女，并防止其他工人阶级的犹太女孩走上同样的道路）。这是夏洛特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已经建立起来的一种活动模式，而且这种活动显然给她和康斯坦丝带来了一种与他们的男性亲人从“账房”中或者政治上所获得的成就几乎一样的满足感。艾玛也是一位“身不由己”的慈善家：在1879年，她有记录的个人慈善捐赠就不下400次，而且还在特灵地区办了177件“好事”，包括参与教会女童联合会、青年女子基督教协会以及特灵少年禁酒联合会。

家族的回应（3）

当然，毫无疑问，这些工作存在某种“防御性”的考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表明可以依靠富有的银行家的自愿捐助来解决某些正在滋生蔓延的社会问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越来越多的在政治上左倾的政治家认为，政府应该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进行直接干预；尽管新自由党人在世纪之交的提议比较温和，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那时期的富人一样，普遍对任何直接税收的增加都表现出强烈的不满——特别是那些动机是针对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而提出的税收。罗斯柴尔德的论据是“资本”必须免除税收，以便能够得到积累；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增长，也才能期待更多的就业和更高的薪水。作为回报，可以依靠富人在自愿的基础上

对保护穷人的切实需要进行捐赠。我们觉得值得在此稍作停顿，来对这个捐赠到底有多大作用进行一个大致的评估。阿尔方索的遗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因为他做了一个很大金额的慈善遗赠，总值大约为635万法郎，然而，这只相当于他免税留给他的儿子爱德华的罗斯柴尔德合伙股份（135亿法郎）的不到05%。当然，这没有考虑阿尔方索生前捐给慈善事业的巨额捐款，因此对于他的收入在这方面的支出所占比例的确定，还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无论如何，这总是反对高税收的保守派的论据中一个明显的弱点，这种说法认为，总体来说，私人慈善捐款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达不到传统的10%的水平。

具体到犹太人慈善事业的情况，当然还存在更进一步的动机：他们意识到应该加速对新近到达的东欧犹太人的“英国化”步伐。当然，不会再有像罗斯柴尔德家族及他们的那些表亲们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所能得到的那种快速融入当地社会的那些机会。不管怎么说，他们到达英国的时候本身已经相对富裕，而且也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而在19世纪到来的东欧犹太人中，绝大多数都是贫穷的工匠。在这个背景下特别令人心惊胆战的时刻是1888年的东区裁缝大罢工。对于纳蒂这样强烈的反社会主义分子，这种在犹太人社区内部爆发的严重的行业纷争让他感觉非常不舒服。他和塞缪尔&#8226;蒙塔古两人都急急忙忙站出来进行调停，希望能够在两边弥合分歧；尽管我们很难想象纳蒂对东区工人内部之间的关系能有多少了解。他们的干预反映了犹太精英们对扼杀任何在东区内部冒头的激进思想的迫切要求：在他们的面前已经摆着俄国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在那里对犹太人的任何迫害通常都在革命运动中假借着无数被夸大的事实。

批评家们有时候提出来的一种对罗斯柴尔德的善举的批评是，百分之四产业居住公司根本没有促进融合，反而是在鼓励建立新的犹太人隔离区。因此，有人指出在夏洛特&#8226;德&#8226;罗斯柴尔德大楼里95%的租户是犹太人，但这其实是一种误导。在1890年2月18日的董事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在公司的布雷迪街住宅中，“力争达到基督徒租户对犹太人租户的比例实现33%～40%”。1899年，在公司的东汉姆项目中，预留了建造非犹太人礼拜场所的位置。“以使这个项目不再成为犹太聚居区”。根据1904年的数据统计，尽管夏洛特&#8226;德&#8226;罗斯柴尔德大楼居住的主要是犹太人家庭，但是位于斯托克纽温顿楼群中的那瓦林诺大厦1/3的租户却都是非犹太人。在1911年，公司的坎贝威尔项目（伊夫琳娜大厦）则根本就没有犹太人。

当然，解决移民引发的问题的另一个办法是停止移民。然而，当限制移民的这种想法首次在19世纪80年代浮出水面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他们的圈子立即就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了。用罗斯柴尔德的建筑师N&#8226;S&#8226;约瑟夫的说法，“那些提出不接收的说法与那些主张驱逐的说法其实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当反移民运动的倡导者阿诺德&#8226;怀特在1891年写信给纳蒂的时候，他对遭到立法院拒决（尽管不是没有资格）是这样说的：“我同意你的意见，外国人大量涌入，很有可能因为他们缺乏相应的能力和精神上的疾病的原因，使他们成为社会的负担，因此这种情况应该是最不受欢迎的，而且应该避免。我没有理由认为这些人大量来到这里就能够证明法律的公正。”无论如何，在世纪之交，保守党国会议员中认为需要对移民进行控制的人数越来越多，这种情况把纳蒂——已经是一位坚定的党员——置于了一个很艰难的境地。在1900年的选举中，纳蒂在他东区的机构支持两位候选人（代表斯特普尼的威廉姆&#8226;艾登&#8226;伊万斯&#8226;戈登爵士和代表怀特契佩尔的戴维&#8226;霍普&#8226;基德）的时候，就遭遇了很大的尴尬，因为这两人是限制移民理论的支持者。当肆无忌惮的攻击性竞选言论出现在《犹太新闻》上之后，他觉得有必要去东区的圣乔治地区打压一下联合党候选人托马斯&#8226;德沃尔。

在伊万斯&#8226;戈登的煽动下，移民问题被提到了皇室的一个委员会上，而纳蒂从来没有掩藏自己反对“拒收”的立场。作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当然是首当其冲被要求去作证的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包括阿诺德&#8226;怀特）特别提到说正是罗斯柴尔德的慈善行为像“磁石”一样吸引了移民，因此，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做出回应。纳蒂与委员会里的大多数人意见相左，他的报告提倡的是禁止“不受欢迎”的移民入境或者是将其驱逐，他对“不受欢迎”的移民的定义是：罪犯、心智残疾、传染病患者以及“臭名昭著的坏蛋”。在这份仅有少数人支持的报告中，纳蒂强烈地抗议说，这样的立法“会影响那些确实需要移民而且工作勤恳的人，他们刚到来时的贫穷的处境不应该作为他们没有能力获得自立的评判标准”。对于他来说，最理想的状况就是“在犹太人免费学校接受了初步教育的犹太小孩”在1908年成为了剑桥的数学优等生的案例的情况。“这位年轻的数学家的父亲早年从敖德萨逃了出来。我相信他过去通常都只能在很小的犹太人会堂里祈祷。他现在是一家小型裁缝店的领班，在那里他获得了较高的薪水，并且在一家小型的犹太人儿童学校任教。这样的一个孩子，”他评论道，“应该有可能为俄国做贡献，我希望他在这里也能做得很好。”

他的儿子沃尔特回应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大不列颠应该成为那些在其他国家受到压迫和不公正对待的人的庇护所，只要这些人仍然是正派的，而且勤奋工作。”但是，纳蒂对1904年提出的议案的反对，以及他对自由党在1905年的补选中对迈尔&#8226;恩德议案的批评倾注全力的支持，仍然无法阻止法案在那年的年末表决通过。他宣称，这个法案建立了“一个警察干预和监视的讨厌的体系，以及护照管理和专横的武力体系”。然而，他又不同意代表委员会里其他成员所希望的对废除这个法案所进行的诉求，他认为，重新开启的辩论可能会起反作用，因此，他寄希望于政府在实施的时候能够采取比较温和的手段。否则的话，阿诺德&#8226;怀特就不会针对《1905外国侨民法案》说“首相及英国内阁……看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脸色更改了他们的政策”。

家族的回应（4）

想让人倾向于接受移民问题还有两种其他的途径。一个是说服俄国政府停止他们对生活在俄国的犹太人所采取的歧视政策。这是大多数俄国犹太人所希望的，他们相信罗斯柴尔德家族凭借其金融杠杆，可以迫使沙皇政府修改他们的做法。事实上，从犹太人难民区里传出来的各种故事，比如像《沙皇在罗斯柴尔德的城堡》，使罗斯柴尔德在人们眼里有了超自然的能力，而且人们在文学作品里梦想着他能够教训一下沙皇。由于拥有“所罗门王的御玺戒指”，罗斯柴尔德变成了“一位可以控制各国国家命运的人”，他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宫殿里，“那里有数不清的黄金，由巨人战士守卫着”。如果沙皇接受邀请在罗斯柴尔德的城堡中过一夜，他将会看到犹太人的光辉历史。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有着希伯来法宝神话的痕迹。然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能就这个问题在圣彼得堡发挥杠杆作用的更多是金钱而不是魔法，但外交因素使得罗斯柴尔德很难做得比争取取消排犹政策更进一步。

另一个可能的做法是让尽可能多的新到达的人继续往前走。这实际上是犹太人社区很多年以来一直在实践的一个做法。在1867年，穷人救济委员会代表“海姆&#8226;科恩&#8226;哈海梅克”给纽科特写了一封信，说“这位非常值得帮助的”希腊商人遗失了8 000英镑，而且他希望回到希腊，罗斯柴尔德家族给了他100英镑。几乎与此同时，艾尔弗雷德建立了东区移民与救济基金。仅仅在1881～1885年间，大约有2 301个家庭在这个计划的资助下返回了东欧。在此期间，纳蒂资助了200个希望离开英国前往加拿大的家庭。1891年，他成了莫里斯&#8226;德&#8226;赫希在法国建立的犹太人殖民协会的8个创始股东之一，这个协会是一家帮助犹太人从俄国向阿根廷移民的机构；而且他个人提供“4万英镑前往南非的交通费，在那里选择适合进行农耕的土地，而且有优良的出海口。受资助人是在俄国犹太人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家庭数量为400～500个，而且是那些能证明他们在农业生产方面有成功经验并能吃苦耐劳的家庭”。“移民”转口的问题在1905年再度出现，当时来自俄国的移民家庭数量急剧上升。纳蒂在上一年对皇室调查委员会所做的评论指出，他将会支持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转口”移民。

但是，犹太人能否回到在《圣经》中提到的他们起源的地方去呢？罗斯柴尔德家族可能利用他们的财富在圣地上重建耶路撒冷犹太王国的想法早在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隔离区内也有这种想法：“罗斯柴尔德是否是一位合适的亲王……去重新召集四处散落的以色列人回到上帝对他们允诺过的土地上，继承大卫王的王庭？”然而，尽管这个家族自从大马士革事件后就开始关心中东地区的犹太人，并且持续不断地为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教育和其他机构捐款，但是在很久之后，罗斯柴尔德才开始严肃认真地考虑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殖民地的可能性。詹姆斯最小的儿子埃德蒙1882年在世界以色列人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扎多克&#8226;卡恩和迈克尔&#8226;艾兰格尔的影响下，也开始对这个想法表示出兴趣。这两个人把他介绍给了塞缪尔&#8226;莫希勒维尔，这位是一位流浪拉比（当时在俄国），他想把一队犹太农民从白俄国移民到巴勒斯坦去；而且侯赛夫&#8226;费恩伯格需要金钱资助已经建立起来的位于迦法以南的“锡安先锋”殖民地（现在的特拉维夫）。当埃德蒙给了费恩伯格25 000法郎在锡安先锋钻井找水的时候，在这个地区的其他居住者也受到了鼓励，都开始向他提出申请，包括居住在卡梅尔山附近的萨马琳（后来的热克然&#8226;亚阿科夫）的一队罗马尼亚犹太人，他们表示他们希望的不仅是来自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钱，还包括领导。

埃德蒙热情地做了回复。按照他告诉塞缪尔&#8226;赫希这位“密可维以色列

”农业学院院长的，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未来定居点的样板，有点像是一个居住点的核心区，围绕着它，可以逐步建立起其他的定居点”。所有新加入锡安先锋的新定居者必须签署一份申明，宣布“自己完全服从管理当局认为有必要以男爵先生的名义发布的有关土地开发及服务的所有命令，如果要对我采取任何行动，我自己均无权反对”。在这个显而易见的独裁基础上，埃德蒙命令莫希勒维尔的定居者在艾克然（后来重新命名为玛兹克雷特&#8226;贝蒂亚，用以纪念他的母亲贝蒂）进行葡萄种植。另外还有在罗西&#8226;品纳进行的丝绸生产试验，以及香水和玻璃生产，另外还有大量的犹太会堂、学校和医院——所有这一切都由男爵的“官员们”进行监管。尽管他始终坚持他所做的这一切不是慈善，而是建立一个在经济上可以自我持续发展的定居点。爱德蒙特高度家长式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现在所说的“依赖文化”。到1889年，尽管投资总额达到了160万英镑，还是出现了很多经济失灵的迹象。尽管他在1900年把管理权移交给了犹太人殖民协会，默认了需要在更大范围进行的地方自治，但他仍然继续在犹太人殖民协会巴勒斯坦委员会主席的职权范围内以他们的银行家的身份发挥影响。到1903年，28个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点中的19个都部分或者全部地接受他的补贴。完全算起来，他在定居点上总共花了有560万英镑。

埃德蒙的殖民冒险不应该等同于那种目标是建立犹太国家的具有犹太民族主义色彩的锡安主义，也不应该认为英国罗斯柴尔德在犹太殖民过程中有什么样的私人利益。在1890年，纳蒂（与伦敦社区其他的知名人士，比如塞缪尔和科恩一起）出席了英格兰科维维锡安协会的开幕大会，这个协会团结了在1883年针对俄国排犹浪潮在当地所形成的各家锡安信徒组织。里奥对以色列—赞格威尔的犹太疆界组织提供了支持，该组织试图在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和库尔德斯坦）建立犹太殖民点。但是这一代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中没有谁会真正支持在中东建立犹太国家的想法；事实上，埃德蒙

明白无误地告诫定居者，应该寻求土耳其的国籍。阿尔伯特更是表现得毫无兴趣，他在1895年接到了一份申请，毫无疑问来自一个异常啰嗦的笨蛋，提出的要求更是让人啼笑皆非——10亿法郎，而且还不能少。

到了1895年，维也纳的剧作家和记者希奥多&#8226;赫泽尔确信“犹太人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离开欧洲寻找他们自己的“犹太人乐土”，遵循希腊人、意大利人、日耳曼人以及其他民族在19世纪时所走过的道路，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找到赫希这位同情的听众后，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试图赢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因为他相信他们会考虑将他们那没有外人知道的巨额资产“变现”，作为对他们所遭遇的反犹太人思潮攻击的应对，而他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历史性的使命”供他们去投资。但是，尽管经过了维也纳总拉比伽德曼恩的居中协调，赫泽尔致“罗斯柴尔德家族委员会”的信还是一直没能发出。他甚至没有从阿尔伯特那里得到对他第一次尝试的任何答复，因此苦涩地总结说，他的信“不应该摆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面前，因为他们是粗鄙、傲慢而且自私自利的人”。相反，他应该通过动员犹太群众，发动“一场反对那些有权有势的犹太人的战斗”。

家族的回应（5）

这种从讨好到挑衅的转变，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些商务联系人中普遍存在的典型特点。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国王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拒绝了他为他那疯狂的童话城堡申请的贷款后的反应也是如此：他告诉他的仆从去抢劫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然而，赫泽尔从来没有放弃获得罗斯柴尔德支持的希望。在1896年的5月份，他想方设法试图通过巴黎的总拉比扎多克&#8226;卡恩以获得一次给埃德蒙陈述的机会，甚至提出如果埃德蒙能够同意出任领导，他将放弃他自己所创立的运动的领导权。但是当埃德蒙说他认为赫泽尔在土耳其领土上建立国家的想法对他自己的殖民计划是个威胁的时候，赫泽尔转变成了敌对的态度。一年之后，他宣称他们“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大不幸”。他在1896年8月试图获得一次与埃德蒙会谈的机会，然而结果只能是面临一次更大的失望。到1898年，他得出结论说，埃德蒙弱智，因此他应该去请求更有财力的阿尔方索——这个说法通过他在10月份对锡安信徒的访问得到了证实。

开始，他在伦敦没有获得任何进展。1901年时，纳蒂甚至都不愿意见他（尽管有他的表妹巴特锡夫人的求情），而且当赫泽尔在1902年就有关外侨移民的事宜在皇室调查委员会上作证时还发生了冲突。在那一次交锋之后，纳蒂清楚地说明他会“对建立简单纯粹的犹太殖民地的观点感到恐惧”。他宣称：“我弄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巴勒斯坦之梦是一个神话，而且虚无缥缈。”里奥也反对赫泽尔式的锡安主义。只是在赫泽尔改变了他的战略，认为在西奈的任何犹太人殖民地都可以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的时候，纳蒂才开始表现出了兴趣，把他介绍给了约瑟夫&#8226;张伯伦。他的支持在赫泽尔生命晚年时出现了显著的增长，尽管他们的英国犹太人在西奈的殖民计划由于外交障碍，最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为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赫泽尔提出的“犹太国家”的概念开始如此不当回事？部分原因是，尽管他信誓旦旦地说他们会从对他的支持中获得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好处——他甚至提出新国家的首任民选“王子”为一位罗斯柴尔德人——但赫泽尔的有乌托邦特征的银行体系很难对他们有什么吸引力。事实上，赫泽尔曾经有一种狠毒的倾向，如果他们反对他，他打算把对利他主义的声明与“清算罗斯柴尔德家族”或者“发动一场残酷的运动”结合起来。当然，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反对理由，而且赫泽尔自己公开地承认，如果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势必鼓励那些反犹太人的组织对现有的已经归化了的犹太人的国家身份认同问题提出质疑。纳蒂是一名英国犹太人，正如阿尔方索是一名法国犹太人，而阿尔伯特是一名奥地利犹太人一样。他们并不赞同赫泽尔的悲观和预言式的观点——受《新自由杂志》对德瑞夫斯事件的评论的启发——这样的公民权利可能会在某一天被反犹太人的政府取消。他们不仅没有把锡安主义看成是“对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个答案”，反而把它看成了对他们地位的威胁。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描述他们的漫画似乎更能说明问题——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作为离开德国的王廷的一部分，他们深受困扰，就算他们已经到达他们自己私人轮船的船坞边（见图15和图16）。

图15克里斯丁&#8226;肖勒，《犹太人在世界各地寻找合适的地方建立共和国》

资料来源：赫丁，《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插图26

这样一种大规模移民的景象，无论是朝向圣地或者（按照反犹太人的漫画中所幸灾乐祸地描绘的）朝向海底，所代表的不可能比否定他们家族自内森起在一个世纪以前以一名外国移民的身份进入英国以来所获得的社会地位更让人无法接受——那种在很多犹太人眼里看起来的王权、在大多数异教徒眼里看起来的贵族身份，但最根本的还是他们出生的国家所赋予他们的公民权利。就后来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赫泽尔是一个预言家。在他死后不到半个世纪，德国、奥地利和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全部都成为了他所预见到的反犹太人大屠杀的牺牲品。但是同样也很容易看出他的观点在当时看起来古怪而且危险的原因。

图16《犹太人滚出德意志！》《政治宣传画》第17卷（1895年）

资料来源：赫丁，《漫画中的罗思柴尔德家族》，插图27

引言（1）

如果投资者的特殊利益无法与公众利益调和，就会引发破坏性的政策，然而更加危险的是金融家们的那些特殊利益……这些重大的生意——银行、经纪、票据贴现、贷款的浮动利率、公司创办——形成了国际资本主义的核心部分。经营这些生意的机构坐落在每个国家的商业中心，通过最强大的组织联系紧密团结在一起，只要他们还对欧洲有兴趣，就总是能够通过最近的距离和最快的速度保持着相互之间的联系。这些业务主要通过一个人和一个奇特的家族进行操控，而他所代表的是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金融经验，他们居于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对国家的政策进行操纵……是否有人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未经罗斯柴尔德的银行及其关联的企业的同意，有哪个欧洲国家有能力发动一场大战，或者是进行一份巨额的国家贷款认购？

每一个大的政治行动都牵涉着新的资本流动，或者引起现有投资的价值出现波动，因此必须取得这一小部分金融之王的批准和实际的支持……作为投机者或者金融交易商，他们控制帝国主义经济体系中最关键的那些单个因素……他们那些很大的生意中的每一个条件……都把他们抛向帝国主义一边……没有哪一场战争、哪一次革命，甚至哪一次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活动或任何其他公共恐慌，没有让这些人赚得盆满钵满；他们贪婪而残酷，从每一次突然的公共信用的骚乱中充分地榨取他们的收益……这些银行的财富、他们的业务规模以及他们世界性的组织，使他们成为了经济政策最主要的制定者。他们在帝国主义世界里的生意拥有最大、最明确的赌注，把他们的意愿强加到国家政策之中的最合适的方式……金融是……帝国主义引擎的调节器，它引导着动力的方向，决定着工作……

——J&#8226;A&#8226;霍布森， 《帝国主义：一项研究》，1902年

衰退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1880年前在国际金融资本市场上的统治地位比起来，罗斯柴尔德家族无疑在此之后出现了衰退。与那些竞争的银行相比，他们的利润相对较低而且发展不够快。然而，如表2-1所示，罗斯柴尔德家族就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也是绝对的一支强大的金融力量。N&#8226;M&#8226;罗斯柴尔德公司从资本金方面看仍然是伦敦金融城里无可匹敌的最大的私人银行。如果人们能记得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只是四家罗斯柴尔德银行之一的话，那么对这种统治地位所留下的印象就应该更加深刻了。图21显示了罗斯柴尔德银行按照后续的合伙合同计算出的合并资本金。1874～1887年间，合并资本金从3 440万英镑上涨到了3 800万英镑，而在1899年则达到了最高峰时期的4 150万英镑。在1904年，合并数据取消的前一年，这个数字仍然高达3 710万英镑。如果资本金没有在1898年后被提走，总资本应该已经超过了4 500万英镑。这使得N&#8226;M&#8226;罗斯柴尔德公司不仅是伦敦最大的私人银行，而且也是世界上各类银行中的翘楚。在1881年，有71家不同的信托企业在巴黎交易所报价，总的实缴资本金为149亿法郎；合并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自己拥有的资本金差不多有10亿法郎，而且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59亿法郎的资本金——仍然是法国最大的银行之一。在1913年，5家德国最大金融机构（达姆斯塔德、贴现公司、德意志银行、德雷斯德纳尔银行以及柏林亨德尔银行）的总资本为8 700万马克（4 300万英镑）——并不比10年前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合并资本金多多少。

当然，罗斯柴尔德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值远远小于那些大型的股份合作制银行的报表。最大的英国清算银行米德兰银行拥有的存款总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为125亿英镑，而罗斯柴尔德银行的相应数据（资产减去资本）只是1 400万英镑。对于德意志银行——1914年时德国最大的银行来说，这个数字是7 400万英镑。但是这个数字其实比较缺乏可比性。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来没有对吸收存款表现过兴趣，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以他们的资本为基础承接大型的债券发行，以吸引外面的资金直接进入新的证券领域，而不是吸引存款。

引言（2）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其他竞争对手的另一个不太引人关注的差异，是他们的盈利水平相对来说显得较低。表2-2给出了金融城里5家主要银行数据的比较。结果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的平均盈利水平从19世纪70年代的98%下降到了1900～1909年的39%。罗斯柴尔德家族看上去经营得非常稳健：凭借他们从上一辈人手里继承下来的巨额资本积累，纳蒂和他的兄弟们显然没有感到有什么压力要去获取像巴林银行或者施罗德那样的高额利润，更不用说是像米德兰银行那样的股份合作制银行。1890～1914年之间承兑业务的数据也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落在了克林威兹、施罗德银行和摩根&#8226;格伦菲尔后面，而且，在1910年之后，甚至被布罗涅德兹和哈姆布罗斯赶超。1890～1914之间，N&#8226;M&#8226;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平均年承兑金额为270万英镑，而巴林银行是560万英镑，施罗德是720万英镑，克林威兹是市场的领导者——900万英镑。资产方面，目前可以找到的资产负债表的数据表明，巴林银行和施罗德在1914年前的10年间快速赶超了N&#8226;M&#8226;罗斯柴尔德公司。在1903年，纽科特的资产总额是2 500万英镑，而施罗德是1 030万英镑，巴林银行是990万英镑。10年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总资产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施罗德的资产负债表上增加到了1 910万英镑，巴林银行的数据也上升到了1 580万英镑。

说明出现相对衰落的另一个指标是这样一些事实：从个人财富的角度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不再是特例。纳蒂在他那一辈的英国罗斯柴尔德成员中是最富有的（在他于1915年去世后留下了250万英镑），但是在1890～1915年，至少有13名英国百万富翁留下的财富跟他一样多，甚至比他的还要多。在大洋的彼岸，小摩根在1890年去世的时候留下的财富已经达到了那个数字；当他的儿子皮尔庞特在1913年去世的时候，其资产的净值估计已经达到6 830万美元（1 400万英镑），这些还不包括他的艺术藏品，如果把这部分包括进去，其财富应该接近2 400万英镑。可以想象，在1901年的时候，摩根的合伙人克林顿&#8226;道金斯感觉有点不可想象：

老皮尔庞特&#8226;摩根及其公司在美国所处的位置远比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的位置更为突出……合并起来看，摩根在美国和伦敦的资本总和大概不会比罗斯柴尔德家族差太多，但是比后者更有扩张性，也更活跃，而且融入了这个世界的伟大发展进程之中。老摩根已经是60岁的高龄……他的后面有……年轻的摩根——还不到40岁，正在做着成为伟大人物的准备；还有我自己。罗斯柴尔德家族除了经验和老纳蒂的声望外，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因此，如果我们能继续保持并能有一到两名优秀的人才来帮助我们，在随后的20年间就有可能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陷入衰退，而摩根集团则鹤立鸡群。

然而，上面这种情况的出现需要有一些条件。首先，如果考虑1830～1869年间的数据，N&#8226;M&#8226;罗斯柴尔德公司1879年后的表现事实上并没有明显比之前的时期差。19世纪7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之前和之后的那段期间的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因此，通过跟过去的情况比较来说衰退就存在误导的嫌疑。第二，通过继续采用稳健的手段，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安全，而这段时间巴林的做法代表了完全不同的风格。表2-2的数据也反映了这个时期内由于1890年的危机导致的竞争对手的收缩情况。巴林的高利润部分原因是由于它那种高风险、相对狭窄的投资策略。

罗斯柴尔德合并后相对较低的利润率和它的经久不衰，让人不由得想到弗雷德里希&#8226;根兹早在1827年就给出的解释，他认为罗斯柴尔德经营理念中的两个根本原则是：

他们从不追求过分的利润，在所有业务中他们都限定了明确的范围，无论人们多么聪明和谨慎，他们从不心存侥幸。这其中深藏着他们力量的一个主要秘密。毫无疑问的是，在那些他们说了算的情况下，他们完全可以在这个或那个项目上获取远高于他们所获得的收益。而且，就算这样做不至于影响到他们业务的安全，他们也会通过把他们的资源分散到大量能持续进行的交易中使他们最后的所得减少，但是这些分散出去的交易无论在什么（经济）条件下都能够不断地重复。

另外，罗斯柴尔德在承兑市场上落后于施罗德和克林威兹这样的事情也不能说成是衰败的迹象：就算这些数据准确无误，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从来没有像其他的伦敦商业银行那样对承兑业务产生出的利润如此依赖。与过去的情况一样，他们把自己的资源主要集中于债券市场，而在这个领域他们依然无人可敌。最后，不应该孤立地看待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的利润，因为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要在各家合伙人之间分享。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合并利润并不容易计算，因为当某一个合?人死后，会有巨大的金额被提走，但是图22给出了一个合理的修正数据。我们再次说明，总的来说罗斯柴尔德银行并不是衰落：虽然1874～1879年中那些萧条的年份每年平均年利润都下滑——幅度大概达到一半（比1852～1874年多出了100万英镑），但是1879～1882年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上利润最为丰盈的时期（平均年利润达到了400万英镑），尽管这似乎不能持续，但是在1888年和1904年间的总体趋势是向上的（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每年785万英镑到1898～1904年间的160万英镑）。

图22罗斯柴尔德家族平均年利润（合并分行报表），选择性时段（单位：千英镑）

这在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英国的整体经济之间引出了一个有意义的类比。很多年以来，经济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大约在1870年以后，英国的经济遭遇了相对的衰退，主要的表现是这期间美国或者德国的经济出现了更快速的增长，而英国作为重要的产品出口国的统治地位在下降。当一部分人认为这个相对下降是因为“企业家的失败”，或者甚至是由文化决定的“产业精神的衰落”的时候，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伦敦金融界是一个集体罪人，他们在19世纪末期通过鼓励过度水平的资本输出阻碍了英国产业的现代化进程。在整个19世纪，罗斯柴尔德家族都在鼓励这种资本输出的过程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而且一直到1914年都还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因此，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纳蒂不仅应该为他自己的公司的衰落承担责任，还应该为英国的整体经济的衰落承担责任。

引言（3）

现实的情况是，英国经济的衰落，与1914年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衰落一样，被夸大了。如果能够证明出现了资本短缺造成英国公司无法对其生产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话，资本输出的本身也仅只是使英国的工业投入出现缺口的一个原因；而实际上，几乎找不到这样的证据来支持这样的说法。事实上，英国的高水平资本输出，是英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使然，英国是工业产品的出口者，食品和其他初级产品的进口者，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最终债主，技艺娴熟的殖民者输出国，适用于绝大部分海域及陆地（在1860年为950万平方英里，1909年为1 270万平方英里）的法律和法令的帝国捍卫者。如果太狭隘地来测算这个体系的成本和收益——只看那些仍然生活在英国本土的英国人的利益，就会看不到问题的根本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大约有444亿人生活在某种形式的英国统治之下：与那些反殖民统治时期的民族主义者的宣传相反，英国的政治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可能也不会只考虑那10%正好生活在联合王国里的人。当海外扩张的利润毋庸置疑地流入了相对较少的投资精英的口袋里时，英国投资的乘数效应和贸易就让人感觉不只是英国自己了。统治和保卫帝国的成本也不应该被夸大，由英国所导致的税收和债务的负担相对于英国统治的巨大范围和由稳定的、基本上能保证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和自由移民的强势英国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来说，事实上很小。

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海外投资总计已经达到了2亿英镑，而在19世纪的下半叶，出现了资本输出的三波浪潮。在1861～1872年间，对外投资的净额从占GNP的14%上升到77%，而1877年又下降到08%。之后，在1890年的时候稳固上升到了73%，但是1901年又再次降回到了一个百分点以下。在第三波升浪中，于1913年达到了最高峰的91%——这个水平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突破。按照绝对的条件看，这导致了巨额的海外资产累积，从1860年的37亿英镑上涨到了1913年的39亿英镑——大约是英国股票总市值的1/3，上涨了10倍还多。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外国投资能接近这个水平：最接近的法国，拥有的海外资产价值总额不到英国总额的一半，德国只是1/4强。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占了全部外国投资的差不多44%的份额。尽管在对外投资和国内固定投资之间存在负相关的情况，然而，这个高水平的资本输出不应该按简单的概念被理解为是把资本从英国经济中“抽掉”。把资本输出看成是某种“引发”英国贸易赤字扩大的原因也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这些投资中所赚取的收入远高于新增的资本输出，也就是（算上来自“隐形”收入的总收入）它总是高于贸易赤字。在19世纪90年代，国外投资净值达到了GNP的33%，而海外净资产收入达到了56%。在随后的10年中，这两组数据分别是51%和59%。

为什么英国的经济会有这种表现方式？海外投资从性质上来看，是“组合”而不是“直接投资”，换句话说，它是通过出售代表外国政府和公司发行债券和股份的方式进行的股票交易。按照艾德尔斯坦对外国证券的“拉动”作用的解释，尽管外国证券也许涉及更高程度的风险，但其收益比国内债券的收益更高（大约高15个百分点），这个结论来自对1870～1913年的数据进行平均后的结果。然而，这个平均的过程隐藏了巨大的波动。在对482家公司的报表进行分析后，戴维斯和哈藤拜克证明了美国国内债券的回报率有时候高于国外的——以19世纪90年代为代表。他们的工作也从定量分析的角度证明了帝国主义投资人眼里所看到的重要意义，因为在帝国内部投资的回报率与在英国有实际的政治控制以外的国外投资的回报率有明显的差异：在1884年之前的那段时期高于67%，但是之后低于40%。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因此说英国的海外投资是帝国主义经济方面的不理性产品——一个资本紧跟旗手，而不是利润最大化的案例？很多现代的史学家倾向于强调大英帝国快速扩张的非经济动机。从另一方面看，戴维斯和哈藤拜克证明，从英国投资的总体情况来看，帝国控制的领地并不是主要的目的地：因为在1865～1914年，只有大约25%的投资投向了帝国内部，而投向英国本土经济的占了30%，另外的45%投向了外国经济体。他们的努力方向是让已有的对帝国有着实际利益的投资精英成为稳定整个国际资本市场的中坚。19世纪晚期的帝国主义是伴随着一种类似20世纪末期的“全球化”经济进程的政治附庸。

作为帝国投资者精英俱乐部的领导成员，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英国帝国主义中的作用非常重要。1865～1914年在伦敦公开发行的外国债券总额为4082亿英镑。N&#8226;M&#8226;罗斯柴尔德公司以独家或者是合作的方式负责了总额的1/4还多（1085亿英镑）。没有任何其他的银行可以与之比肩，尽管巴林银行在1860～1890年期间做过尝试，而且皮尔庞特&#8226;摩根之后也逼近过这个目标。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塞利曼兄弟和厄内斯特&#8226;卡塞尔齐头并进，形成了非常强有力的竞争态势。表9-3给出了1852年之后那段时间罗斯柴尔德所发行的贷款的类型以及地理分布情况。

用戴维斯和哈藤拜克的资料（见表2-4）与罗斯柴尔德的数据进行比较后，我们会发现，N&#8226;M&#8226;罗斯柴尔德公司对政府财政的兴趣远胜于对私营部门事务的兴趣。1865～1914年，在所有的“募集”资本中只有大约36%为政府所用，而在同期由伦敦罗斯柴尔德银行提供的贷款（同样的数据，大约数）超过了90%为政府所用（余下部分几乎全部被外国铁路公司所占有）。罗斯柴尔德在政府债券发行中的支配地位是相当惊人的。对于整个伦敦市场来说，1865～1914 年所发行的外国公共部门债券总额为148亿英镑，其中接近3/4主要由罗斯柴尔德银行单独或者以合伙的方式负责。与伦敦的总体市场比起来，纽科特仍然是对欧洲非常感兴趣，而在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的债券发行方面没有能够充分表现。或许，所有情况之中的最大不同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相对来说基本没有涉及英国以外的帝国债券发行，这一块只占他们总体业务的6%，而在整体的英国资本市场占到了26%。考虑到纳蒂和艾尔弗雷德在帝国主义政治中的作用，这个发现让人高度惊奇，它说明他们在自己的私人金融活动中没有把英国以外的帝国放到一个相对重要的领域的位置。更准确一点说，他们对那些通过英国金融控制的国家（比如巴西）担保的国家（比如埃及）所发行的债券并不是很感兴趣，因为那些担保国家在政治上仍然是独立的。因此，像厄内斯特&#8226;卡塞尔说艾尔弗雷德的，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不会从事没有英国政府担保的任何业务”是十分错误的。

引言（4）

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在两方面“代表着整个”金融界。北美和南美的债券发行在其为整个市场所做的业务中占有几乎完全相同的比例。而且，罗斯柴尔德也同其他同仁一样对国内私营部门的金融相对来说缺乏兴趣，这部分只占所有罗斯柴尔德发行债券的1%多一点的份额（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有对国内产业缺乏热情的名声）。当爱德华&#8226;基尼斯爵士试图于1886年在股票市场发行他的爱尔兰酿酒公司股票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拒绝处理这项600万英镑的业务，后被巴林银行接了过去。这些股份和债券最终大受欢迎（认购数额超出了将近20倍），而巴林银行在这次发行中赚了大约50万英镑。然而，当纳蒂被一名记者问到他是否后悔回绝了这笔生意时，纳蒂回答说：“我并不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每天早上我去银行，当我对每一个提交给我的项目方案和计划说‘不’后，我晚上回到家里都非常轻松和满足。但是当我同意了任何建议之后，我马上就会陷入焦虑之中。说‘是’就像是把自己的手指放到了一台机器上，飞转的轮子可能会卷住你的手指，然后把你整个人都拽进去。”这通常被看成是第四代罗斯柴尔德小心谨慎的典型例子。因此，当其他人在为伦敦地铁网络的建设提供融资服务而大赚其钱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对此是敬而远之。甚至连海峡隧道的想法，由于可能提高北方铁路的通达能力而深受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青睐，也没有能让纳蒂动心。“你完全可以不用有什么顾虑，放心地从我这里拿走它。”他在1906年告诉他的堂兄弟们，“这个意见（海峡隧道提案）在上院将会遭到绝大多数的反对，因而，你根本不值得在这方面浪费你的时间和金钱。”

得承认，这种节制的规则也有一些例外。或许是有意与巴林银行和基尼斯的成功合作一比高下，纳蒂在1886～1891年间，先后四次为曼彻斯特轮船航道公司发行了股票和债券，总值达1 300万英镑。但是正如爱德华&#8226;汉密尔顿评论的，这种发行的首次失利导致金融城内出现了“罗斯柴尔德的水”与“巴林的啤酒”这样的“恶意对比”。甚至在有巴林银行的合作支持之下，也未能让第二次发行获得成功。类似的情况还有，由于成为了19世纪早期发展迅速的通信行业的先锋，罗斯柴尔德家族本应在抓住重要的创新方面（比如电话的推广等）有所作为。事实上，他们自己早在1891年就开始试验使用电话作为巴黎和伦敦之间的一种联系手段。但是在次年为新电话公司发行价值488万英镑的股票的工作在他们眼里却变成了一桩可有可无的小事，而且很让人诧异的是伦敦和巴黎合伙人之间的相互联络继续采用他们的父辈、祖父辈以及曾祖父辈那样的手写书信方式。

所有这一切都解释了为什么历史学家通常都认为这一代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对金融的认知相当“保守”的原因（明显的反面是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仍然是像北方铁路这样的铁路公司的大股东）。不过，这些批评家仍然停留在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运作模式以及他们在19世纪末期全球化进程的作用方面的错误理解上。举例来说，有一个国内的行业，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或许，大家可能会猜到这是一个与政府联系非常紧密的行业——国防。与参与到国内产业和运输业方面比较起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外的矿业、国际金属和宝石市场的兴趣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这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讨论）。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中的作用不应该被歪曲成含义更为广泛的衰败论的一部分。在很多方面，帝国主义并不代表与他们过去的辉煌成就一刀两断。外国公共部门的投资仍然是他们的首选，而“自家”政府的借贷位居其次，因为法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情况稍好的英国都不得不靠继续发行新的债券来资助自己不断攀升的保卫自己的帝国所需的费用。从这方面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际债券市场上即使不能说没有对手，起码也是少有对手。他们在外国私营领域的融资（特别是铁路方面）是比较适度的，在承兑业务方面的策略也差不多。而他们在国际矿业领域的兴趣，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相当的不同凡响。

与过去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致力于推动全球经济体系的持续扩张，使资本、货物和人员事实上能够以尽可能自由和安全的方式进行流动。如果可以不通过政治干预来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会非常满意。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到巴西事务中的长期历史表明，他们并没有把帝国对目标国的正式控制看成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输出的前提条件。只有在重要的债券面临由于贷款国政治不稳定导致的危险时，罗斯柴尔德家族才会支持直接的政治干预。他们在西班牙和墨西哥的矿业方面的兴趣不需要外国干预，尽管这些国家时常面临政治不稳定的情况；反之，很难想象他们在缅甸红宝石矿或者新苏格兰镍矿完全没有欧洲直接控制的情况下进行投资。南非的情况说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以塞西尔&#8226;罗德斯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的态度充满着矛盾：尽管黄金和钻石矿对他们充满了吸引力，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罗德斯更为广泛的将英国的政治影响力扩展到开普殖民地北部地区的计划。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对这些帝国领地上的铁路有什么兴趣。

引言（5）

一般说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只会在他们觉得这种做法肯定不会引发与欧洲其他大国的冲突，或者是（但不很常见）他们觉得如果英国不作为，另一个竞争对手会建立一个经济上限制更为严格的殖民地统治（人们通常认为法国和德国的政权比英国的更加趋于保护主义模式，尽管事实上法国和德国的关税并没有很明显地高过英国）的时候，才会支持英国的帝国建设。这种对避免国际争端的追求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偏向于被称为多国帝国主义的体系的原因，在这种体系下，经济方面的利益受到了一个以上的欧洲大国的保护。典型的例子是埃及的情况，在这里，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通过两个国家的债券持有人分享利益的方式来协调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利益冲突（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希腊和土耳其基本没有什么利益，但是类似的多国金融保护的模式也在这些地方采用）。在中国，他们也支持在欧洲各个大国之间进行合作。

应该强调的是，对于所有这一切来说，有某种程度的本能在里面，而当批评家（像霍布森）提出帝国主义理论的时候，帝国主义者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纳蒂在1906年5月写给巴黎的信中说，“如果他们生活在欧洲，这些投资人和资本家怎么具体考虑他们本国的股票？”他有一种模糊的概念，认为投资者被较高的收益所“迷惑”，因此，这说明海外投资风险较高，而他自己对具体地区和领域的偏好看起来也是基于大部分都无法言明的假设之上。然而，他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假设远不是用无法言明就可以解释的：在此之前以及自此之后，没有家族成员在政治上这么活跃过。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过去，罗斯柴尔德家族倾向于透过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来看待政治：詹姆斯对外交事务的所有干预几乎都是基于他的商业方面的算计。而这种说法无法适用于第四代成员。自身的经济利益仍然是第一位的，但是有时候纳蒂和艾尔弗雷德的立场是基于“纯粹”意识形态或者是政党政治的原因，与N&#8226;M&#8226;罗斯柴尔德公司的业务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就如在他们拥有私人利益的某些地区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帝国控制力的可能性一样。具体来说，纳蒂认为他自己“戴着不同的帽子”：一顶是为纽科特戴的，一顶是为威斯特敏斯特戴的；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一顶是为东区戴的，一顶是为西区戴的。那些职业政治家也倾向于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尽管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界限都能够进行完满的划分。

事实上，帝国主义的政治家对于经济的优先考虑通常还要胜过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所意识到的。尽管他们从高水平的资本输出获得利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具体的项目中，第四代通常都会让国家的政治考虑优先于罗斯柴尔德各银行之间集体的经济利益。事实是，英国金融重点不再放在欧洲的重新定位，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连接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网络在某种程度上被荒废了。同时，法国和英国之间出现的殖民地利益纷争使罗斯柴尔德家族面临两难的选择。正是在此期间，各家银行更加独立地各自为政。这些英—法之间的不和，以及奥地利对欧洲以外的世界所表现出来的麻木，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解答。

帝国的金融政治：埃及（1）

罗斯柴尔德家族卷入英国的帝国事业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埃及的例子。众所周知，是伦敦罗斯柴尔德银行在1875年给迪斯雷利政府提供了400万英镑的无抵押贷款，使英国皇室得以收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大量股票。撇开围绕着这场交易的那些罗曼蒂克的光辉，这件事通常被看做是1882年后迈向英国对这个国家的军事占领和经济控制的第一步，而整个过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也都提供了便利。然而，走向苏伊士股票购买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在很多方面，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埃及的作用都说明了在像“帝国主义”这样的历史概念后面所隐藏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为了能理解1875年那些狂热事件的重要意义，我们有必要对中东地区的金融情况做个大致的了解。在克里米亚战争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中，在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和在开罗的总督都开始欠下了巨额的而且可以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国内和国外债务。1855～1875年，土耳其债务从大约900万土耳其里拉上升到了大约251亿。考虑到土耳其政府的金融资源，这些债务是完全不可持续的：以现金收入来计算，债务负担从130%上升到了1 500%；以支出计算，利息和到期本金从1860年的15%上升到了1875年最高时的50%。埃及的情况也类似：在1862年借了第一批外国贷款之后，到1976年，总体的公共债务从330万埃及镑上升到7 600万，大概10倍于税收总收入；此外，伊斯迈尔总督的私人户头上还欠了大约1 100万镑。1876年的预算表明债务费用占了所有全部支出的一半还多（555%）。

很值得把这些数据进行某种程度的比较分析，我们只需要对那些在19世纪构成的可持续借款确定一个大概的概念。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到1873年），英国的国家债务一直都10倍于总的公共税收；与此同时，债务费用从1818年到1855年大约为总支出的50%。而从19世纪40年代起一直到1914年，英国债务总的趋势在持续不断地下降，以至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总债务只是总收入的3倍多一点，而债务支出只占总费用的10%。另外，英国经济以史无前例、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在增长。在土耳其和埃及，债务连续20年膨胀，到1875年几乎接近政府的预算，然而经济活动却几乎停滞了。与其他几个也在国际市场借钱的主要国家（比如巴西和俄国）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土耳其和埃及完全失控了。巴西和俄国的债务从来没有超出过总税收的3倍，而债务支出基本上也都在总费用支出的15%以下。与这个中东教训最接近的例子是西班牙，这个国家也在19世纪70年代面临破产（见表2-5和表2-6）。在1873年困扰所有欧洲市场的全面经济危机这个大背景下，中东债务危机已经不可避免。

从战略高度考虑，英国准备让负债这个球滚动起来。为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支持土耳其的军事地位，英国在1854年和1855年给坡特提供了首批英国贷款（这些贷款的第二批通过伦敦罗斯柴尔德银行来运作），而土耳其银行（土耳其帝国银行）在1856年设立。这两批贷款以土耳其政府从埃及获得的全部税收作为正式担保。然而，1860年以后欧洲贷给中东地区的款项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利益。在土耳其的这种局势下，欧洲的铁路推广者（由赫希率领）提出了一个奥地利铁路网的扩张计划，希望通过巴尔干连接到博斯普鲁斯，并因此为新型的欧洲商业打开土耳其市场。而当法国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费迪南德&#8226;德&#8226;勒塞普斯看到，如果实现连通地中海和红海的古老梦想，可以为国际贸易开辟出一条重要的交通生命线，使伦敦到孟买的海上运输距离缩短将近40%。美国内战对埃及棉花出口的人为刺激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苏伊士运河对英国与印度贸易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英国支持土耳其帝国也具有传统性的外交意义，然而，为土耳其和埃及的赤字提供资助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却并不是英国投资人。在土耳其，1875年以前的主要资助银行由法国人担当（著名的有国民银行）；在埃及，主要是法兰克福的金融家赫尔曼和亨利&#8226;欧彭海姆，以及法国兄弟爱都尔德和安德雷&#8226;德维沃。从短期来看，这项业务对发行的银行来说应该是利润不菲的业务。到1877年，土耳其的债务达到了251亿里拉，其中，扣除佣金和折扣后，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财政部仅拿到了135亿。然而，这不仅未能推动中东的经济发展，那些倒霉的债券持有人还只得年复一年地为这个挥霍无度的政府不断提供资金。阿普杜拉&#8226;阿齐兹苏丹在他1867年的欧洲之行中就挥霍了数百万；而他的继任者阿普杜拉&#8226;马吉德花得还更多，建造了新的朵尔玛巴赫宫，这是一座处于皇宫与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火车站之间的宫殿。而那些私人业务，比如赫希的铁路和勒塞普斯的运河，最终也没有达到先前所预计的那么好的效果。事实上，在授予赫希和勒塞普斯特许?的问题上，两个政府所付出的成本远远高于他们所获得的收益。

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55～1875年在参与中东地区事务中所表现出来的节制，看起来是一种谨慎的亡羊补牢行为。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勒塞普斯早在1854年6月，也就是在从总督处获得必要的特许权之前6个月，曾经找到詹姆斯寻求对运河项目的支持，但是被婉言谢绝。罗斯柴尔德在都灵的代理人朗道有一个兄弟在亚利桑德利亚，他与欧鹏海姆银行一唱一和，试图引诱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19世纪60年代中期给埃及政府筹款的活动，但是最终也没有得逞。尽管年迈的詹姆斯有些动心，但这次他的侄子奈特的风险意识取得了很少见的成功——而且，理由也很充分。尽管列昂内尔在1867年直接接见了一名带着礼物的埃及代表，他也很礼貌地回绝了。到1869年，甚至就在运河已经正式开通后，阿尔方索还在预言苏伊士运河公司将会倒闭，而且伦敦的推论是埃及政府将会紧随其后。伦敦和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都不看好土耳其的金融前景：安瑟尔姆想通过巴尔干扩展南线铁路的想法显然没有得到他的堂兄弟们的同意。当埃及财政部长伊斯迈尔&#8226;萨达克&#8226;帕萨在1874年寻求罗斯柴尔德财政支持的时候，他的请求被斩钉截铁地回绝了。他们能同意做的最多只是保证威尔第1871年在开罗歌剧院执导他的《阿依达》全球首演式的时候能够拿到他的报酬。

到1975年年初，仍然没有明显的理由让罗斯柴尔德改变他们的看法。勒塞普斯已经濒临破产，因此自1871年开始一直在想着把这条运河卖给一个或者多个欧洲大国，但是土耳其政府一直都在阻挠把任何有关的计划拿出来讨论。格莱德斯通政府也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因此，运河的未来变得扑朔迷离，因为关于它的通行费的收取涉及了复杂的法律争议。迪斯雷利在1874年2月回到权利中心是把罗斯柴尔德家族送上舞台的第一个关键的变化。由于迪斯雷利总是对东方的一切事物怀有罗曼蒂克的想法——但是又很现实地洞悉了新的“东方危机”的临近，以及埃及在未来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他要求列昂内尔重提英国购买运河的问题，而且纳蒂也因此目的被派往巴黎。对于自己在其中的作用，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敏锐，他们看到了在埃及运河上复制他们早先为欧洲铁路所开创的模式——也就是为大型资产的出售进行融资——的可能性。然而，正如古斯塔夫所报告的，法国政治上对英国购买想法的反对似乎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当迪斯雷利建议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购买总督在运河上的股份而避开直接购买的问题的时候，金融领域也表现出反对，这反映的是地产信贷银行、国民银行和英国—埃及银行之间的紧密联系。

帝国的金融政治：埃及（2）

由土耳其首相迈哈迈德&#8226;那蒂姆&#8226;帕萨在10月7日宣布了土耳其破产公告，通过削弱总督和他的法国银行家们的地位使局面出现了转机。随着土耳其的破产，埃及很难再借到什么钱，然而伊斯迈尔需要（他自己也是这样的）300万～400万镑来支付11月底到期的债务。法国银行和德维沃提出通过用总督的运河股份做担保给他提供短期贷款，但是他们不久就陷入了僵局，这给迪斯雷利提供了机会。11月10日，英国财政部请求帮助“重组并控制”埃及金融的说法，发出了总督已经准备转向英国进行最后一搏的信号。4天之后，《帕玛公告》的编辑雷德里奇&#8226;格林伍德从亨利 &#8226;欧鹏海姆处（他那时恰好身处伦敦）打听到了有关英国—埃及银行和德维沃进行谈判的消息，并且告诉外交部长德比爵士（不是十分准确）苏伊士运河股份将要转到法国人的手上。事实上，地产信贷银行当时确实建议以5 000万法郎（200万英镑）购买那些股份，并且确实已经获得了这样做的选择权。但是法国外交部长德&#8226;德卡泽斯公爵的决定是在没有得到德比的同意之前不做决定，因此就直截了当地否决了。总督因此基本上没有了其他的任何选择，只能卖给英国，在11月23日，他提出要400万英镑换取他的股份，用购买价款的5%作为抵押，直到被抵押的息券交还并且重新开始分红。德比和财政部长斯泰福德&#8226;诺斯科特爵士不同意这个报价，认为这个运河可以由一个国际委员会进行控制；而当这个议案在11月18日到24日的5次内阁会议上进行讨论之后，迪斯雷利最终如愿以偿了。

在1875年的时候，400万英镑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相当于整个英国预算债务费用净值的83%。另外，正如迪斯雷利在他11月18日给女皇的信中所写的，根本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因为总督要求在“这个月的30日”拿到钱。最大的问题是议会在休会期，因此不是很确定没有议会的授权，政府是否可以从英格兰银行里筹到这笔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11月24日（或者可能是前一天），迪斯雷利一得到内阁对购买股份的批准，就派他的首席私人秘书蒙塔古&#8226;科瑞去见列昂内尔的原因。科瑞后来在回忆中对他的主人生动描写道：

迪斯雷利安排他在内阁外面值班，当他的领导伸出头来说“行了”的时候，他应该马上采取行动。在收到这个信号后，他马上跑到纽科特，并且秘密告诉罗斯柴尔德“明天”首相要400万英镑。罗斯柴尔德拿起一粒葡萄，吃下，吐出了皮，经过深思熟虑后说：“你们用什么担保？”“英国政府。”“你们可以来拿。”

这个说法有部分的臆想成分。总的看起来，首相私下里应该已经与列昂内尔讨论过这个问题，因此，这个决定并不是在一瞬间做出的（迪斯雷利后来告诉威尔士王子，罗斯柴尔德银行花了“4～20个小时来下这个决心”）。达成的条件是，款项付给英国政府，由埃及政府支配（12月1日付100万英镑，余下的在来年1月份支付），作为回报，他们收取25%的佣金；政府另外在还回款项前，支付5%的年利息（尽管这笔费用全部转嫁给了总督，由他支付5%的年息，直到所购股份可以再次分发红利为止）。11月25日，合同由英国总领事斯丹顿将军与埃及财政部长共同签署；4天之后，列昂内尔电告埃及政府他手头已备好了200万英镑，自12月1日起，埃及政府就可以调配使用（这个金额比起初计划的多了一倍），12月15日开始可以安排另外100万英镑，而最后的100万英镑从1876年1月1日起可以使用。到1月5日，N&#8226;M&#8226;罗斯柴尔德公司付清了全部的应付款额（3 976 58226英镑），其中的大部分直接付给了埃及政府的债主。国会在2月21日投票同意支付408万英镑（这笔钱通过发行35%的财政债券筹集），而借款在3月份的时候从债券发行募集的款项中进行了赔付，同时还支付了99 414英镑的佣金，应付利息52 485英镑最终在6月2日支付。

对于这个非常出人意料的交易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迪斯雷利的说法，散见于他写给当时驻在波尔莫罗的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他告诉她，拥有这些股份“会给持有人带来巨大的——如果不是绝对的——对运河管理的影响力。在这样关键的时刻，这对陛下您的权威和势力都是至关重要的”。收购大获成功之后，他大喜过望，并且十分高兴地将这个荣耀与列昂内尔分享。在给女王的信中，他说道：

事情刚刚办妥，您做到了，夫人。法国政府被我们战胜了。他们做了很多的努力，提供了高利率的贷款，而且还附带有条件，实质上是要把埃及政府的权力拿过来。

总督在既绝望又厌恶的情况下，提出让陛下您的政府购买他的全部股份——以前他对这样的建议听都不爱听。

400万英镑！而且是马上就拿出来。也只有一家公司可以做得到——罗斯柴尔德。他们的做法很令人敬佩，并且以一个很低的利息借出了这笔钱（好像有“5%”的字样被划掉）。总督所有的利益都是您的了，夫人。

昨天，内阁对这个问题讨论了4个多小时，而且迪斯雷利今天没有得到一刻的休息；因此，此次汇报得请求您原谅，因为他的脑袋实在已经不听使唤了。他将在明天给您讲述这整个奇妙故事。

当陛下您今天的第二个电话打来的时候，他在内阁，他为当时他给您做的太过简单而且愚蠢的回答表示道歉——但是当时的情况确实很紧急。

政府和罗斯柴尔德同意保守秘密，但是我们担心明天会从开罗走漏风声。

他给布莱德福德夫人的报告就显得更加口无遮拦了：

我们已经掌握了全世界所有那些组织起来反对我们、掠夺我们的赌徒、资本家、金融家的情况，那些遍布世界各地的密探，已经使他们深受困扰，而且从来没有被怀疑。前天，勒塞普斯提出了一个诱人的报价，他公司拥有余下的那部分运河股票，而且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支持，他本人实际上就是法国政府的代理人。如果他成功了，整个苏伊士运河就会归法国所有，而他们或许就会关闭这条运河……女神（维多利亚女王）对运河非常着迷……

让人更加印象深刻的是这场外交胜利让法国所付出的代价。迪斯雷利后来告诉威尔士王子，列昂内尔不能“向他最强大的援军——他们在巴黎的家族求援，因为阿尔方索是非常法国化的人，他有可能马上就出卖整个计划”。按照约翰&#8226;曼耐斯爵士的说法，迪斯雷利对他的妙招“相当得意”，而且“期待着英国的海外影响力能因此获得伟大的复兴”。这也让俾斯麦得以描绘对法国的声望给予一击后可能出现的局面；而迪斯雷利利用罗斯柴尔德的支持骗过法国政府的这种说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后来由法国反犹太人士，比如希拉克等人所炒作出来的。

帝国的金融政治：埃及（3）

另外的相反说法——准确地说，是反对的说法——很让人疑惑，这种说法认为迪斯雷利最起码是欺骗了自由党人。格莱德斯通马上严阵以待。他给格兰威尔写信时说：“我找不到任何借口来为他开脱，除了有必要防止运河的关闭之外。而……关闭伦敦和西北（铁路）之间的可能性也存在。”甚至购买已经“在与其他大国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完成之后，也还被说成是“荒唐的举动，将来还会遭遇数不清的尴尬”。他所预见到的是“严重的后果”。按照格莱德斯通的看法，合理的行动过程必须经过议会的质询以及英格兰银行的参与。但是格兰威尔在11月28日给格莱德斯通的信中提到的只是一系列不很成熟的问题。“至于说我的第一印象，”他写道，“我怀疑，这看起来非常愚蠢。”但是他也不确定原因是什么。这个“没有先例……让政府成为一个私人企业的股东之一，而按通常的方式看，他们又没有办法控制这个企业”的做法能行吗？

采用政治手段去引导并调整其他国家采取预防措施还不够有效吗？

不可能是勒塞普斯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以法国资本家可能购买相威胁，来欺骗政府去做推高苏伊士运河价值的事吗？

政府是否打算在公开市场上以已经被推高的价格购买另外的10万股股份，以便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如果他们这样做，那些股东是否还会给他们惹来无尽的麻烦？

这是否将会引起各种国际麻烦和问题？

运河是否仍然受属于苏丹的那种自由意志所支配，而我们也是一直追求这个目的？

没有征得议会的同意，能否承担如此巨大的责任？

“我认为，”他在提出这些清楚明了的问题后这样总结道，“我们现在能让苏伊士运河越平静，对我们就越有利。”这种观点得到了哈亭顿爵士的附和，在格莱德斯通辞职后，他是自由党正式的领袖，而且他也意识到了迪斯雷利这招棋的深厚的群众基础。

因此，轮到前财政部长罗伯特&#8226;罗爵士来对格莱德斯通这种本能的反对寻找支持。在迪斯雷利嘲讽地预言“一场反对一个股票经纪政府的谩骂中”，罗认为罗斯柴尔德的总收入——15万英镑，对于一项三个月期的400万英镑的贷款来说，年息达到了15%，这个数字应该更适合给埃及政府，而不是英国政府（这种观点明显得到了部分财政部官员的认同，包括财政部长W&#8226;H&#8226;史密斯）。自由党批评家也拿出了格兰威尔的说法，对这些股票的购买行动引发了“对股票交易进行的赌博”——也就是那些知道内幕的人对埃及债券的投机，这些人具体说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之后迪斯雷利的律师菲利浦&#8226;罗斯的说法证实了这一点，他深信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利非常丰厚”，他们“购买了大量的埃及股票”。迪斯雷利自己也听到谣传，说他们“至少赚了25万”，尽管蒙塔古&#8226;科瑞听到另外的说法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点都没有利用这个情报，因为他们把自己放在了与政府站在一起的位置上”。另一个持反对态度的说法是一个老生常谈，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国会议员，纳蒂被禁止从政府的贷款里盈利；对这个说法的驳斥更容易，论据就是纳蒂并不是银行的完全合伙人，而列昂内尔在1874年就没有在议会里任职了。

真相其实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从政治上说，认为英国就此确保了控制权，而且阻止了法国的前进的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十分准确。按照沃尔夫的说法，法国政府反对任何法国人购买，因此他们对英国出手干预埃及危机是乐见其成的。持有运河公司44%的原始股份也没有让英国就能控制整条运河（特别是这些股份一直到1895年之前都没有投票权，而且之后也只有10票的表决权）。另一方面说，总督保证支付运河股份5%的红利让英国政府在埃及财政中拥有了新的直接的利益。迪斯雷利认为运河公司可能会对英国商船关闭大门的看法是错误的，从法律上说，情况根本就不会是这样。然而另一方面法律并不能保证运河一定对所有船只开放，而且法律规定也不可能随时都被遵守。正如迪斯雷利准确地说过的，拥有这些股份能让英国拥有额外的“杠杆”——对报复行为有更强的调节能力——如对其交通出现威胁的话。这个观点得到了《时报》以及其他银行家（包括欧维尔斯通爵士）的认同，而且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似乎也是正确的。如果法国政府对购买行为完全满意，那么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也就没有必要在11月23～25日之间如此严守秘密。古斯塔夫在12月31日的信中指出，最初想到英国可能接管埃及的时候，在巴黎引起了“恐慌”。两周之后，他的哥哥转达了来自法国政府非公开的警告：“如果英国政府现在通过另外方式的金融行动来拯救总督，进而控制这个国家的主要税收，以这样的方式来进一步加强对埃及事务的影响力的话，法官政府的地位将受到威胁……”

从经济上看，自由党人的批评家是?不住脚的。正如迪斯雷利在下院对格莱德斯通和罗一次不留情面的反驳中所指出的，罗的说法低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筹措如此巨额的资金所花费的机会成本，尽管这笔钱的使用时间或许只有3个月，特别是法国或者俄国政府采取外交行动的可能性还不可能完全排除（罗斯柴尔德从巴黎和法兰克福发出的信完全证实了这种外交行动的可能）。当听到股票经纪人阿瑟&#8226;瓦格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应该免费提供这笔钱的时候，列昂内尔只能苦笑。“阿瑟&#8226;瓦格，”他反驳道，“你太年轻了，以后你会明白的。从这项交易中我赚了10万英镑，我的希望是能赚20万英镑。”正如他在2月19日向科瑞指出的，这笔交易确确实实有风险：总督有可能坚持要用黄金支付；“不可预见的事件”有可能让市场上的资金面很紧张；另外，政府“之前很习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做生意，有可能会要求公司做一笔涉及大量备用付款的交易，如果发现罗斯柴尔德的公司无法达到要求，他们就可能会考虑把业务转到他人之手”。而且，如果没有预先的接触，没人敢保证英格兰银行能够提供这笔钱。正如科瑞在他面见列昂内尔之后告诉迪斯雷利的：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只有通过全体董事会议来决定，但这又明显达不到效率和保密的要求……罗斯柴尔德男爵想象，政府很有可能压着银行去找那400万（并且会要求付很低的佣金）。这必将是一件很激烈的事，在这件事情实施之前，他们必定得采用所有可能的手段去向各家公司筹钱。他也明确宣布，英格兰银行不把整个资金市场闹得人仰马翻，就不可能筹到所需的这个数目。

列昂内尔最后说道，“完全避开了这种对市场的干扰”这个理由对“所提出来的佣金是最好的解释”。

这些说法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狡辩。罗斯柴尔德的损益表也驳斥了格兰威尔和罗所提出的那种大规模投机埃及债券市场的说法：1875年的报表证明罗斯柴尔德出售了价值12 682英镑的1873年埃及债券，这些债券以55元的成本买进，而在11月26日以76元卖出，总利润只有3 505英镑。这次交易的财务意义应该是给了像地产信贷银行这样的法国银行以喘息之机，这些银行持有非常大量的埃及债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运河股份的购买根本就不能算是打击了法国的利益。最后，这些股份的购买最终证明是对英国纳税人非常有利的一个安排，这种有利的情况远远超出了批评家的预期。到1876年1月，股票价格就已经从22104镑上涨到了34126镑，差不多50%的涨幅。在1898年政府持有股票的市值是2 400万英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是4 000万英镑，而到1935年是9 300万英镑（大约每股合528英镑）。在1875～1895年间，政府每年从开罗获得了20万英镑；这之后，按正常分红，分红的金额从1895年的69万英镑上升到了1901年的88万英镑。

其他的东方问题（1）

正如欧维尔斯通和其他人所意识到的，运河股份的购买只是一幕英国大规模参与埃及金融事务（最根本的是参与政府事务）的序曲，它同时也发出了英国决定在东方的共性问题上重新发挥影响力的信号。早在1876年7月，柏林就到处盛传“英国政府已经用1 000万英镑购买了埃及的主权”。然而，如果将1875～1882年军事占领期间的道路描绘成一条直线的话，那就完全错了；而且如果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急不可耐地想走上这条道路，也同样是在误导。紧随苏伊士运河的这招妙棋之后，德比派出了斯蒂芬&#8226;凯伍前往埃及，作为对总督早些时候提出要求英国财政援助的回应。凯伍的首要目标是建立起对埃及经济进行某种控制的体系，至少要保证刚购买的运河股份5%的利息能够得到持续的支付。随之而来的是需要罗斯柴尔德家族帮助对埃及政府的多种债券进行清算和转换——这种观点得到了国债办公室的主审计长查尔斯&#8226;雷伍尔斯&#8226;威尔逊的支持，他当时是英国政府在苏伊士运河委员会里的代表，而他们私人间的通信证明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非常勉强的帝国主义者。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他们就明确反对公开发表凯伍的报告，并且向迪斯雷利强调“让我们自己处理这种大规模金融事务所面临的困难”。他们的勉强部分原因是基于狭隘的金融考虑：尽管对于小规模投机埃及债券非常乐意，但是列昂内尔和阿尔方索仍然觉得凯伍和雷伍尔斯&#8226;威尔逊低估了在伊斯迈尔仍然留在总督的位置上的时候想稳定埃及经济所面临的那些困难。

还有就是政治上的保守。列昂内尔和阿尔方索对维持大国间——在这个案例中是法国和英国——的和谐更为关注，而对埃及的金融控制则显得热情不高。事实上，正是通过阿尔方索，英国政府第一次了解了法国总统迈克马洪的妥协性提议：由一个多国委员会来监督埃及的经济情况，委员会由包括来自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代表平等组成。艾尔弗雷德从巴黎转达了德卡兹对德比那种支支吾吾的态度的“愤怒”，并且警告政府不要对法国的建议“泼冷水”。列昂内尔转达了迪斯雷利的回应：“他们希望法国政府能做一个很好的计划，而不是只做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却对总督没有任何好处的事。”困难的是在那些持有含息埃及债券的人与那些——主要是法国和埃及的银行——给总督提供了短期借款的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从本质上说，债券持有人不接受那些短期借款人有与他们同等的申索权，因此否决了对所有埃及债券总体减值20%的方案，然而这个减值方案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这次否决使5月份新建立的公共债务信托局陷入了瘫痪。如果英国和法国不能达成一致，罗斯柴尔德家族只可能拒绝重组埃及债务的任务，因此只能将待清算的大约为7 600万英镑的债务留给一个调查委员会去处理（这个数字不包括1 500万用总督的土地担保的私人债务，以及一份巨额的可能高达600万英镑浮动债务）。

在1878年之前，这些困难似乎都没有办法克服。在成立了一个由各家银行的代表、勒塞普斯、雷伍尔斯&#8226;威尔逊以及一名埃及人组成的委员会后，由他们推荐，委派了一个由努巴&#8226;帕萨领导的“国际政府”，雷伍尔斯&#8226;威尔逊出任财政部长，法国人尤金&#8226;德&#8226;布利格尼尔斯出任公共工程部部长。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意筹措850万英镑的贷款，以总督领地中的大部分土地作为担保。这次贷款筹措除了带给投资人极大的信心之外，其重要意义更在于它让人们觉得英国和法国之间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争鸣杂志》说得更夸张，把它描绘成“相当于在法国和英国之间结成了联盟”。这据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希望看到的局面。然而，这与投资人对埃及的信心一样，同样注定是短暂的。

英国和法国的埃及政策不应该孤立起来看，这只是土耳其债务危机这部长篇小说里的一小个章节，而这次债务危机是总督出售苏伊士运河股票的前提条件。土耳其债务危机也需要放到大国外交的背景下来看，这终归是由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保加利亚省发生的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所引发的。这是俄国外交官梦寐以求的用于对外政治理由的借口，而且也是英国自由党人非常需要用于国内政治的口实。如果说罗斯柴尔德在埃及的作用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那么他们在1875～1878年的巴尔干危机中的地位也基本上是这样的。他们对迪斯雷利的同情很自然地使他们倾向于支持他那本质上支持土耳其的政策，但是，他们对俄国的金融承诺直接与此相左。

从1870年10月开始，俄国就对土耳其施行了“进攻”政策，当时沙皇驳斥了1856年《巴黎协定》的《黑海条约》。确实，海峡结束中立状态后——海峡的中立是克里米亚战争为数不多的、实实在在的成果之一——应该在伦敦的国际会议上得到其他大国的同意。俾斯麦在“三大帝国”联盟的旗帜下联合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政策，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似乎限制了俄国的巴尔干政策。然而，发生在俄国与英国之间的针对土耳其事务的冲突极有可能实现迪斯雷利打破三大帝国联盟的梦想。1875年夏天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起义一爆发，迪斯雷利马上指责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煽动分裂土耳其帝国。事实上，无论是奥地利—匈牙利外交大臣安德拉希，还是其俄国的戈尔查科夫，都会满意于一个对土耳其采取“有效的手段”的六大国协议，而德比很可能会接受这个做法（与法国和意大利一致）。但是，迪斯雷利对此没有兴趣。

1876年5月26日，列昂内尔写信给迪斯雷利：“我希望很快能就一项达成的安排向您表示祝贺，这项安排将由于一项有力而坚定的政策，可以保证之后很多年的和平。”事实上，向贝斯卡湾派出舰队的举动，寻求分裂三大帝国联盟的“有力政策”的努力，几乎把英国引向了战争。苏丹在1876年5月退位，塞尔维亚和黑山随即在6月份加入到了反土耳其起义的阵营中，而“保加利亚暴行”——其间，据称有15 000名保加利亚基督徒被巴希-巴祖克斯的土耳其准军事组织杀害——给了格莱德斯通重新复出的非常完美的机会。当6月9日迪斯雷利在列昂内尔家的一次晚宴上碰到俄国大使苏瓦罗夫的时候，他对英国孤立的外交政策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事实上，当印度部长萨利斯伯利爵士到君士坦丁堡出席由德比召集的国际大会的时候，他倾向于同意俄国特命全权大使伊格奈特耶夫提出的土耳其应该授予被分割的保加利亚自治的权力。同时迪斯雷利很鲁莽地企图收买奥地利退出三大帝国联盟——“你开价多少”是他很生硬的问题——的企图无功而返。列昂内尔在9月8日给迪斯雷利的信——给首相提供鼓励和金融界情报的一系列的信中的一封——确认他正面临“一场非常困难的山头攻坚战”。如果英国和俄国之间在1877年6月发生战争，迪斯雷利和戈尔查科夫几乎应该负有同等的责任，或许还应该更多。因为事实上，他在这个问题上与两名资深的大臣（德比和卡纳万爵士）背道而驰。

其他的东方问题（2）

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这样一场战争的前景是非常堪忧的，尤其是在为了一个高尚的理由的时候。在1870～1875年之间，伦敦和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联手发行了总价值为6 200万英镑的俄国债券，最后终于圆了长期以来一直使他们耿耿于怀的影响俄国金融的梦想。这是一个盈利非常丰厚的生意：这只5%利率的俄国债券的价格从1870年3月的85，上涨到了1875年8月的106，上涨比例达到了24%。1875～1877年的东方危机不仅仅遏制了这个上涨的势头，而且引发了价格的节节下跌——1876年10月跌到了74，而当俄国在第二年4月向土耳其宣战的时候，又跌到了68。这种情况在所有欧洲主要市场的绝大多数政府债券上都有反映。纳蒂自己后来称这场1878年的金融危机为“有史以来英国金融史上”最大的危机，它以格拉斯哥城市银行的倒闭为开端，以英格兰西部银行的破产为顶点。列昂内尔和纳蒂（因为他正准备继承他那已经病痛缠身的父亲的财产和职责）所面临的困境是相当严峻的：他们应该支持俄国吗？眼睁睁看着土耳其帝国受辱甚至是灭亡，而所有这一切可能意味着将殃及埃及和英国本身也在所不惜？

他们选择了土耳其，把1877年的俄国贷款让给了由门德尔松率领的银团，而法国的那些股份合作制银行——著名的有贴现银行和里昂信贷——在一旁虎视眈眈。迪斯雷利可以在8月份拍着胸脯向女王担保，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俄国现在的政策极端讨厌，而且已经拒绝了帮助沙皇渡过目前的难关的请求”。这是一场真正的牺牲，因为这样的举动或多或少在随后的15年间将罗斯柴尔德家族排除在俄国的金融活动之外。这不能只用他们在土耳其帝国的经济利益来解释，因为在1877年的危机期间几乎就见不到什么利益。巴尔干地区主要的铁路特许权掌握在赫希的手里，他们仍然继续排斥来自君士坦丁堡寻求金融支持的请求，而且第一笔稍大的给埃及的贷款一年多以后才贷出来，唯一可信的解释应该是来自非经济方面的。

格莱德斯通和罗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苏伊士运河股份的购买过程中作用的攻击，极大地破坏了列昂内尔对政党政治的忠诚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一个斯拉夫民族主义在巴尔干地区的胜利从他们“宗教共存”的观点来看并没有什么必要。格莱德斯通自从1876年9月印发了他的小册子《保加利亚恐慌以及东方的问题》后，就发动了他反对迪斯雷利政策的一次宗教圣战运动。从其最根本的性质来看，这种站在巴尔干基督徒的立场上的诉求，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其他有钱的犹太人，像戈尔德施密特）的利益的影响有限，特别是投票人总是能记起迪斯雷利的犹太人血统——还有他的那些支持者。正如德比评论的：“格莱德斯通……指责‘犹太虔诚’的影响，并不仅限于那些自称是犹太人的人，关于东方的问题是否是指迪斯雷利，还是指那些明确的犹太人，抑或指罗斯柴尔德……所有这一切完全都是模糊的。”列昂内尔对那些攻击土耳其，而对于“起义和骚乱的原因”只字未提的“所有这些工作聚会”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所关心的与他们十分不同，这可以从他写给迪斯雷利的信中看出，这封信在柏林的议会大会上被大声地读了出来，是关于东欧（特别是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迫害的，他希望这种情况能引起大家的重视。阿尔方索也试图通过布雷希罗德对俾斯麦施加同样的压力。最终定案的《柏林协定》的第44款，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眼里明显要比七弯八扭的对于保加利亚的妥协有价值得多，而《柏林协定》目的就是保护巴尔干地区各种信仰相互依存的。

列昂内尔因此对迪斯雷利的政策给予了毫不含糊的支持。“我是多么高兴看到，”他在1877年3月底的时候写道，“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成功，而且只是通过政策的调整所取得的——由于您伟大的坚毅和政治家风度，使我们终于可以充满信心地期盼不久之后就可以为一个普天同庆的和平向您表示祝贺。”纳蒂也向蒙塔古&#8226;科瑞确认了他对土耳其毫不动摇的同情。在整个危机期间，他们定期地向迪斯雷利送交他们从欧洲大陆收集来的情报的汇编，并且也作为与维也纳联系的一个非官方渠道。例如在8月份，迪斯雷利向女王报告说，他已经“下定了决心，就这个问题秘密地去征询罗斯柴尔德先生的意见”，他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俄国有关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中立给奥地利的承诺。“他们正频繁地与奥地利皇室进行接触。罗斯柴尔德男爵同意给家族在维也纳的负责人发电报，而且我们要求他在做任何推进之前，在他们收到不同于当时通行的说法的信息回复两天后，他应该从安德拉希公爵处得到对有疑问的问题所做出的明确表示……”这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首相的亲密关系，这让其他关键的外交人物——包括俄国大使和英国外交部长——都确切地感觉到自己被边缘化了。“?瓦罗夫告诉德比夫人，他发现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所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德比在1877年12月抱怨道：

与那些大臣相比更是这样，他证实了他们每天都保持着与首相的联系，得到所有提交过去的信息并用于他们自己的目的。通过从其他途径得来的消息，我敢肯定，我们时常抱怨的内阁机密的泄漏，主要就是就是在这个环节，因为当贝肯斯菲尔德爵士出城的时候，通常很少有那一类的流言飞语……罗斯柴尔德家族毫无疑问是自己直接得到的消息。

迪斯雷利与罗斯柴尔德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没有引起自由党领导层的注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行为非常讨厌。”格兰威尔这样向格莱德斯通报告，时间是1877年8月，也就是格莱德斯通在下院提出了他的《女王陛下政府已公布政策的重大或者事实变更的决议案》之后3个月。4个月之后，当“N&#8226;罗斯柴尔德听到一个盛怒的土耳其人嘲弄迪斯雷利打算开战的说法”的时候，他愤怒了。“他说土耳其人把自己置于他的掌控之下（一个非常令人向往的信任），还说俄国人将会放弃。”按照纳蒂的说法，“迪斯雷利的意思并不是为反对将海峡向所有的战舰开放而发动战争”。这跟他后来告诉历史学家J&#8226;A&#8226;弗劳德的完全不一样。纳蒂曾经试图劝说J&#8226;A&#8226;弗劳德“按照他的观点”去写一本迪斯雷利的传记，但是没有说动。纳蒂后来在回忆中说“他（贝肯斯菲尔德勋爵）决定支持战争，这对于他的政策来说是必要的：这是女王强压着他这样做的……而他面临着他碰到的那些每天在内阁进进出出的反对党人的指责”。

其他的东方问题（3）

无论是否有诈，迪斯雷利都是幸运的。第一，俾斯麦选择的是不支持戈尔查科夫和伊格奈特耶夫，他担心俄国人太完美的成功可能会让奥地利—匈牙利从大国的位置上降级。第二，俄国人在1877年12月在普列文的进军被察觉的时候，他们开始在军事上显得非常踌躇。第三，他们在矢口否认他们以前让奥地利—匈牙利占有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保证的同时，试图通过《桑&#8226;斯特法诺协定》建立一个新的“大保加利亚”的做法上手伸得太长了。所有这些使萨利斯伯利在取代德比于1878年春出任外交部长后，肩上的担子变得比以前轻松了很多。在结束了一系列与俄国（得到了比萨拉比亚和巴图）、土耳其（把塞浦路斯让给英国以换取英国对它的亚洲领土的保护）以及奥地利（允许它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位于塞尔维亚和黑山之间的诺伍巴扎州）的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萨利斯伯利快步走向迪斯雷利在柏林的外交“胜利”。

柏林到底获得了多大的胜利？这个问题事实上也是见仁见智：把保加利亚分成了三份的瓜分方案——获得自治的保加利亚，仍然处于土耳其宗主国统治之下的东鲁梅利亚，以及仍然作为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的马其顿——看上去似乎并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而且土耳其对其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并没有打算完全放弃。可以肯定的是，俄国的军队到1879年底的时候已经从巴尔干地区撤出，而迪斯雷利毫无疑问地重新建立起了英国在东方问题上的外交主导地位。他也很满意地看到俄国与德国和奥地利—匈牙利之间产生了纷争。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迪斯雷利的热情赞扬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无论如何，这种可以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的处理方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得到了柏林国会的肯定。

在1879年4月，总督解散了“国际”政府，这个政府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埃及纳税人的抵触。解散政府导致罗斯柴尔德新发行的债券的价格一落千丈。而通常的看法是，从这一刻起，纳蒂开始对英国在埃及的军事干预产生了动摇。但这其实并不正确。纳蒂接受雷伍尔斯&#8226;威尔逊关于“政府一纸诏书，马上就废除了总督，这一行动得到了列强的支持，几乎与此同时任命了他的长子”图菲格的说法。但是他反对暂停1877年的贷款，这位前大臣相信，这会使这次解散“国际”政府的后果得到加强，他宣称他和他的法国堂兄“强烈反对威尔逊取消贷款的提议，他们认为这个建议所提出的做法非常卑劣”。再一次，他们的目标是格莱德斯通不大可能有理由反对的：一次与其他列强协商一致的行动，废黜伊斯迈尔，用图菲格取而代之。然而，过去那些在不同的债权人之间存在的纷争又再次浮出了水面。很自然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一要务是重建他们1877年债券的保障体系，而这个目标并不被持有早期埃及债券的投资人所认可。一直到1879年12月，他们才得到了奥地利和希腊政府的同意，并达成了一项妥协，确定了用于罗斯柴尔德贷款担保的土地范围，同时也没有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无论如何，新的政权——完全置于一个新建立的以英国和法国为主导的清算委员会的控制之下——与它的前任几乎同样短命。就在几个月之内，这种“双层控制”的体系分崩离析，再也没有恢复。

从投资到投兵（1）

格莱德斯通在赢得了1880年春季选举的胜利之后没有浪费一秒钟，让罗斯柴尔德家族马上就陷入了最糟糕的境遇之中。他紧随土耳其的另一次破产声明掌握权杖，而且几乎是马上就寻求代表规模庞大而又几乎互不相关的土耳其债权人组织某种形式的经济制裁，他自己作为这个组织的成员。除了按照在柏林达成的协议，从土耳其撤出英国的军事领事，并迫使土耳其政府对希腊和黑山做出让步外，他老谋深算地占领了斯迈尔纳港口。这个做法让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担忧，至少是因为像纳蒂对迪斯雷利指出的，斯迈尔纳的税收已经抵押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1855年贷款的担保。他提醒迪斯雷利，只有俄国或许还有意大利似乎会支持这个政策，纳蒂预言，格莱德斯通的“傲慢”将会导致很复杂的国际局势：“在股票交易所，人们都在说，欧洲音乐会的门票已经在广为发售。”“如果其他大国不同意，”他在10月8日告诉布雷希罗德。

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像格莱德斯通这样感情用事而又喜怒无常的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如果他继续独断专行地与俄国和意大利狼狈为奸，这将会给人造成最坏的印象，而且不会被大众所接受。只有一个人可以应付这种糟糕的局面——这个人就是俾斯麦亲王，他可以让埃及恢复秩序。因此，人们都在期待他能接手这个难题。

当格兰威尔在那天早上拜访德国大使曼斯特公爵的时候，他看到艾尔弗雷德已经在那里了。“当他和艾尔弗雷德&#8226;罗斯柴尔德看到对方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有一点尴尬。”格兰威尔这样告诉格莱德斯通，“我问罗斯柴尔德想知道什么。曼斯特说，他来告诉我，他知道那是斯迈尔纳。”纳蒂觉得很肯定“格莱德斯通会独断专行地继续走下去”，但是纳蒂也很有信心，认为他也做不到——“如果不征询其他公使（外国大使）的意见。英格兰没有德国的同意就不会行动，根本不会只跟俄国来往——我对我的看法有充分的理由。有最好的消息来源的人告诉过我，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前所未有的强硬”。

正如后来出现的情况，格莱德斯通不需要占领斯迈尔纳也能达到他的目的。1881年12月20日，苏丹颁布了《斋月敕令》，宣布削减土耳其的债务以及每年的收费，并且建立一个新的土耳其公共债务管理局，这是得到了债券持有人首肯的对防止列强以柏林大会上通过的决议案的相关条款为口实，进行直接干预的抢占先机的正式行动。实际运作过程中，在管理局中的不同国家的代表的任命都预先得到了政府的同意，而且管理局的最高职位由英国和法国的代表轮流担任，这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是埃及“双层控制”体系（尽管有例外，比如像烟草垄断分派给了一个由维也纳罗斯柴尔德家族、商工银行和布雷希罗德等共同组成的银团）。格莱德斯通又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而对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无法反对。尽管阿尔方索在保持土耳其经济的稳定问题上一直都保持着克制，但他们还是在获得了新的特许权后又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贷款，一次在1891年，金额是690万；另一次在3年之后，金额是900万（与土耳其银行合作）。很显著的特点是，与他们1855年的土耳其贷款一样，这两次也是用埃及的赋税作为担保。

为深刻理解《斋月敕令》，有必要分析一下这一时段内欧洲各个大国之间外交关系的变化。在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之后，俾斯麦曾经努力想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俄国之间恢复三大帝国联盟，这项努力以1879年10月与奥地利建立秘密共同防务联盟为起点。接下来就是俄国，他随后即鼓励俄国寻找与奥地利的某种形式的相互谅解，最终在1881年6月达成了第二次三帝国同盟。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份三国之中的任一国家与第四国交战时其他两国保持中立的协定，而它有关巴尔干地区的条款是它最为重要的方面。与土耳其的冲突不包括在联盟关系的规定里，但是奥地利—匈牙利实质上同意让俄国自由“团结”保加利亚，而与此同时，俄国接受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这个地方在柏林大会的时候就已经在它占领之下）。另外，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建立起了一个等同于保护国的体制，在1881年的时候承认了米兰国王，而在两年之后，得到了德国的承诺，保护鲁玛尼亚不受俄国的攻击。与此同时，一个十分独特的三国联盟于1881年5月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形成，部分原因是为了直接反对法国的地中海扩张战略（其信号是1881年占领了突尼斯），但是也获得了意大利在奥地利与俄国发生战争的时保持中立的承诺。在三大帝国和三国联盟之间很明显存在着矛盾，但是如果奥地利和俄国之间没有战争，这个矛盾就是隐性的，而且，三帝国同盟在1884年3月的修订也没有遇到多少困难。1878年在柏林签订的协议非常快速地解体了。

这给英国和法国留下了什么呢？答案是如果他们在埃及的关系恶化，他们之间就很有可能彼此孤立——除非是支持俄国的政策被某方或者双方所接受。英国与俄国相互谅解的机会在俄国的影响力从中亚向波斯、阿富汗和拉吉西北前线扩展的时候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尽管共和制与沙皇体制存在巨大的政治差异，法国—俄国的亲善关系更有现实的可能，而且对这样一种局面的担心在很多方面是了解俾斯麦精心布局的钥匙。从本质上说，他能够让德国在殖民地争端中不仅扮演经纪人的角色，甚至可能是潜在的同盟者。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显然被这种可能性所吸引。1880年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政策因此也变得越来越多地受俾斯麦的影响，布雷希罗德最终能够扮演中介的角色，而他的这种想法以前则一直遭到拒绝。俾斯麦这位曾经的经济稳定的毒药，在19世纪80年代显然成为了经济稳定的保护者。当英国大使艾姆梯尔爵士在1882年拜访过布雷希罗德后，他报告说他看到了一份来自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电报，想了解关于恺撒健康状况的最新消息。“我询问布雷希罗德，法国的金融家认为皇帝的辞世对巴黎交易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总体下跌10%～15%。’他回答道，‘因为在一个新的君主统治下，俾斯麦的任期很不确定。’”一年之后，纳蒂告诉德国驻伦敦大使，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相互谅解是“除了少数几个大臣外最有理智的英国人”所期待的。事实是在1881年之后，土耳其债务比例的上升被柏林的资本市场所吸收——由德意志银行扮演领导角色——为解释这种亲德国的浪潮的出现提供了答案。

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观点看，英国—德国的亲善关系不利的方面是，这似乎潜藏着损坏英国-法国关系的可能。事实上，当由阿拉比&#8226;帕萨领导的反对图菲格总督无能统治的爱国武装起义使埃及的“双层统治体制”陷入瘫痪后，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法国1880年在摩洛哥以及次年在突尼斯出现的威信扫地的情况，可以解释格莱德斯通政府为什么对启动英国—法国干预的政策不是太热心的原因。这与格莱德斯通式的关于对埃及事务干预本身的神经质基本没有关系，他曾经在非常短的时间范围内，命令放弃了亚利桑德利亚（1882年7月），又推翻了阿拉比（9月）。

从投资到投兵（2）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一系列的惊人事件中的作用，从根本上来说是在英国和法国政府之间做调停工作。在伦敦方面，这已经非常困难，因为纳蒂和格莱德斯通相互之间根本不信任；他们在法国的政治地位使这项工作更加困难，但是为大众联合银行的危机帮了个大忙。

大众联合银行的兴衰作为左拉小说《金钱》的原型在前文中已经有所提及。现在让我们把它与第三共和国和东方问题的复杂政治背景结合起来看，因为在这些问题中，它曾经在一定时间内扮演了几乎与苏伊士运河同等重要的角色。从根源上看，大众联合银行产生于由朗格朗德&#8226;杜蒙梭发起并由赫希在19世纪60年代末继续推进的，建立一条通过巴尔干地区联结君士坦丁堡的铁路连接线——东方铁路——这个宏伟计划之中，但是这个计划在土耳其破产以及《桑&#8226;斯特法诺协定》把这原本属于土耳其的特许权部分转给了新近独立的巴尔干国家之后，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保罗&#8226;尤金&#8226;邦图斯是一名名不见经传的法国铁路工程师，在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动手构筑自己的奥地利—匈牙利商业帝国之前，他曾经为帝国与皇家御准奥地利国家铁路公司和罗斯柴尔德拥有的南线铁路工作过。开始的时候，他希望把法国的资本引到中欧的业务中。然而，当他于1878年从南线铁路离开的时候，他非常清楚需要在维也纳建立一个新的金融机构来挑战罗斯柴尔德-商工银行集团的统治地位。如果说在1878年以2 500万法郎的资本金重新启动大众联合银行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就是在1880年建立奥地利土地银行。在奥地利财政部长塔夫的支持下，本图克斯购买了奥地利—匈牙利铁路和煤矿的股份，而且还试图在开发连接贝尔格莱德、君士坦丁堡和萨罗尼卡的铁路的时候取代赫希。后来他开始进行多元化投资，所以大众联合银行在整个欧洲大陆建立起了广泛的控股关系。

然而，大众联合银行基本上也就是按照地产信贷银行模式建立起来的另一家信托投资机构。与之前的朗格朗德&#8226;杜蒙梭一样，本图克斯采用教皇至上以及对抗罗斯柴尔德的借口来鼓动那些自我意识比较保守的天主教投资人到他那儿存款。卫道士德&#8226;恰姆博德伯爵是那些投资了大众联合银行股份的人之一。对这个企业的规模不应该被夸大：在其最顶峰的时候，其资产略高于

3 800万法郎。然而，本图克斯增加其名誉资本的做法远远超过了他所能募集的真实认购，这也就意味着大众联合银行是一家投机性的、不切实际的企业，其长期投资类的资本项下是赤字，而用来弥补资产负债表的是短期的存款。到1881年12月，面值为500法郎的股票站上了3 000法郎，但是银行的预计利润只是预估数，一点也不真实，而且尽管本图克斯自己不承认，大量的大众联合银行的股份（超过10 000，价值约1 700万法郎）由银行自己掌握。到1881年年底，由于法兰西银行开始推高利率，因此，其投机泡沫接近破灭。在1月4日后的两周之内，股价从3 005下跌到了1 300；而到了1月31日，大众联合银行不得不暂停支付。在他被判犯有金融行为不当罪，并且逃到西班牙后，本图克斯反复声称他是一个“犹太阴谋的牺牲品”，但是他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事实上，就是靠一笔来自主要的巴黎大银行的贷款——其中罗斯柴尔德家族贡献了1 000万法郎，才使巴黎的金融市场能够幸免于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金融倒闭风潮。（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形式的集体救援在8年后的巴林银行倒闭中再次在伦敦采用。）

大众联合银行倒闭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于其倒闭的时机选择上。因为在1881年11月，倒闭发生的前夜，莱昂&#8226;甘必大成为了法国总理，他施行（表面上看起来）对外冒险、对内激进的政策。尽管导致他在位仅两个月就下台的直接原因是选举改革的议案在国民大会遭到惨败，但是也有可能是1月份的金融危机真正地击垮了他，使他的大规模债务转换和铁路国有化的尝试遭遇失败。这些证据仍然是推断性的，但是毫无疑问，甘必大的倒台（以及莱昂&#8226;塞回归财政部）受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从国际观点的角度的欢迎。1月25日，阿尔方索写信给纳蒂，警告他甘必大不愿意与英国在埃及问题上按由英国大使莱翁斯爵士提出的方案进行合作，而且对正在讨论中的《英国—法国商务协定》也产生了怀疑。纳蒂将信转给了迪尔克（时任外务部的次长），同时附上了他含糊的评论：“无法令人满意。”紧接着第二天，甘必大被迫辞职。过了不到14天，阿尔方索在法国外交部遇到了莱翁斯并问他：“关于埃及问题，希望我对德&#8226;弗雷辛内特先生说什么？在认真想了好一会儿后，他回答，‘告诉他让商务协定生效。’”看起来纳蒂和阿尔方索似乎正在扮演他们的先辈们之前所扮演的角色。作为新上台的法国政府非官方的交流渠道，纳蒂“按照迪尔克指出的意思”写信给巴黎，阿尔方索很确定地回复“整个法国内阁没有人对英国商务协定的重要性认识得比莱昂&#8226;塞更清楚”。尽管他们都习惯性地怀疑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动机，格兰威尔和格莱德斯通也认为这个消息很“有意思”。

更有意思的是来自阿尔方索的强烈暗示，法国政府不大可能反对英国摆脱阿拉比&#8226;帕萨的行动。按照阿尔方索的说法，对于参与全面的“武装干预”，法国政府可能会在议会遭到太多的反对，他和莱昂&#8226;塞都明确希望英国能自行行动。这个消息传到伦敦的时候，格莱德斯通还正在期待着能在君士坦丁堡的一次国际大会上达成一个多边的决议，尽管面临着来自他的内阁成员（特别是哈亭顿）要求单边军事行动的压力。当英国舰队在7月炮击亚利桑德利亚的时候——城里发生骚乱似乎为军事行动提供了更多的借口——阿尔方索很高兴，他注意到“英国在法律和秩序重新在整个国家建立起来之前不再会撤出；这对于那些在埃及有法律利益的所有人来说，是最好的保障”。之后还不到两个月，沃尔斯雷将军在特尔&#8226;艾尔&#8226;克彼尔取得了大胜，消息传来，他感觉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很难绕过这样的结论，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怂恿英国政府跨越了格莱德斯通很负责任的谨慎，并且（根据内阁7月31日的会议记录所示）强制性地去“推翻阿拉比”。做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天正好是甘必大的继任者弗雷辛内特提出英国—法国联合占领运河区的建议被国会否决的日子。到9月7日，格兰威尔或多或少接受了纳蒂的观点，认为在埃及“不言而喻，英国将在以后保持领先优势”。如果没有法国很明显的默许迹象，这次的立场改变是否会有可能出现很令人怀疑，而法国方面的这些情况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乐意提供的。只有在一种情况下，阿尔方索和纳蒂会认为对埃及的占领存在困难：对于前者，是因为打算把这作为向俾斯麦发出英国—法国团结的信号，而对于后者，是想按与德国财政部长一致的步调行动。

从投资到投兵（3）

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希望给格莱德斯通设一个陷阱，可能找不出比引诱他占领埃及更好的办法了。格莱德斯通自己很准确地预言了这样一个行动可能产生的复杂情况；现在，他发现自己已经被这些问题给困住了。第一，怎样重组总督的政府根本就是一堆乱麻。第二，存在着那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金融问题，而债权人应该在这方面得到优先的考虑。第三，还存在国内政治困境，因为格莱德斯通通过如此勉强地采用帝国主义手段的方式为反对党谋得了很多的方便。第四，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是他给另一个欧洲大国送去了一根大棒，而这根大棒是用来打英国的。

法国居然默许英国占领一片法国在很久以前获得了很大经济利益的领土，总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这并没有持续太久，在沃尔斯雷取胜后不足一个月，按照古斯塔夫给纳蒂的报告，以及纳蒂给格兰威尔的报告，巴黎流言满天飞，说英国政府已经在尝试从公开市场上购买苏伊士运河的股份，目的是绝对控股这个公司。这似乎是纳蒂希望政府做的，但是格莱德斯通仍然对当初迪斯雷利在1875年购买原始股份的有关任何事情都存在着深深的戒备——他一直觉得当时交易的情况都在故意瞒他，而且在很多条件下都证明与勒塞普斯和在运河公司内的法国股东们根本不可能达成协议。

运河只是埃及问题的一部分。或许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我们下面将要讨论原因，格莱德斯通把埃及的金融看成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但是他仍然决定通过“欧洲的一致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在俾斯麦式的现实主义政治时代，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布雷希罗德不久转达了来自柏林的信号，似乎暗示德国对英国的埃及政策忽然转变了立场，而且伦敦大会上格莱德斯通提出了他希望在1884年夏天打破僵局的想法。由于受到孤立，格莱德斯通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把埃及的金融重组委托给金融城里罗斯柴尔德和巴林的经典组合。8月4日，海军大臣诺斯布鲁克爵士——巴林家族的成员，尽管从未做过银行的合伙人——被派往埃及去调查这个国家的金融情况。正如伦道尔夫&#8226;丘吉尔在下院里愤慨地指出的，他的堂兄弟伊维莱恩&#8226;巴林（后来的克罗梅尔勋爵）已经以总领事的身份出现在开罗。“因此，”丘吉尔大发雷霆，

伟大的巴林银行的两名成员都得到了委托，按照我所能够理解的，他们获得了几乎是无限的独自处置英国在埃及的政治和金融利益的权利……我希望指出，在这个关系中，实际上派两名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成员还是派两名巴林银行的成员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两家在规模和他们在东方的经济利益的程度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如果女王陛下的政府提出建议——提出了一名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成员，根据他自身的条件以及他的公共地位，适合执行这项任务——派遣这样一位成员，那么从下院和整个国家可能就会发出很大的嘘声。但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和巴林之间似乎不应该有什么不同……

考虑诺斯布鲁克过往的政治记录（他是前印度总督），丘吉尔的得分并不高，而且他声明说“这个国家的公共服务从此不再与伦敦城里的商业和金融私人企业有任何的联系”，这当然完全是一派胡言。但有意思的是，他相信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到埃及的政策制定中，会比巴林的参与引起更多公众的反对。

丘吉尔不知道的是，在诺斯布鲁克被派往埃及后的第二天，纳蒂给格兰威尔做了一个保证，他的公司会为弥补埃及当前的赤字提供100万英镑的短期贷款，尽管他明确地要求知道“政府会为他的贷款提供什么样的担保”。对更新这笔贷款的需要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对丘吉尔错误地依靠巴林家族的政策进行调整的杠杆：在很沮丧地讨论随时可能出现的埃及破产问题的时候，纳蒂在12月26日告诉格兰威尔，他能够同意的延长这笔贷款期限的时间只限于两周，目的主要是为了促进与其他大国进行的谈判。当纳蒂“上紧螺丝”的时候，他似乎很高兴用争论以及来自柏林和巴黎的那些矛盾的消息来折磨政府。“我们唯一的机会是同意俾斯麦的条件。”他在8月的时候的告诉汉密尔顿。9月1日，他警告格兰威尔说：“俾斯麦非常生气，而且说他要维护德国债券持有人的权利……因此他将反对对于埃及事务的任何非法行动，而且给了我们一个绝对的比率原文如此。，把欧洲的管辖权让给法国，在他看来，我们不会愿意面对这样的情况。”但是当他在3个月后与格莱德斯通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又“嘲笑法国对埃及土地税收的计算方法”，并且非常支持诺斯布鲁克在上一个月报告里的测算，这份报告提出由英国独家控制埃及财政。

从投资到投兵（4）

格莱德斯通心无旁骛地朝一个事实上的英国保护国方向进行推进的努力，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无处不在，因此他指责他们向法国政府泄露了关键的信息——在哈亭顿为纳蒂提供诺斯布鲁克报告以转给俾斯麦的那个时候。或许这里面有些问题：在10月份，法国总理朱利斯&#8226;费瑞告诉俾斯麦的儿子赫尔伯特“英国正在煽动那些大的金融企业，特别是罗斯柴尔德银行，而且让他们知道如果英国政府被迫走极端的话，埃及的贷款可能会变成一张废纸，债券持有人会一无所获……金融家们现在真的非常担心，而且都在试图影响法国政府的态度，朝英国的方向转变”。罗斯伯里对在这个关键时刻加入内阁非常犹豫：他很自然地想到了丘吉尔关于金融家族这个话题的另一次措辞激烈的讲话。就在这时，丘吉尔发表了口无遮拦的讲话，说“一伙伦敦和巴黎的犹太高利贷者诱使伊斯迈尔&#8226;帕萨落入了他们的网中”，而且声称“格莱德斯通把埃及人送回到了他们的犹太主人的罗网中”。

最后，也是最致命的，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英国新的管辖权应该怎么划定。埃及南部在迈赫迪的领导下，宗教叛乱在整个苏丹肆虐。罗斯柴尔德家族再一次鼓励英国进行干预，格莱德斯通再一次发现自己无法抵御这种国际国内交织在一起的帝国主义情绪与“骑虎难下”的过度的个人野心的混合势力。所有相关的人都过分地高估了英国的实力。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兴高采烈地重复着一个交易所的故事，说“戈登&#8226;帕萨带着10万英镑英格兰银行的纸币，这是平息暴乱最好的英国武器”。从苏丹撤军的后勤保障远不是报告中说的那样，由于接到了相关的命令，戈登试图进攻马赫迪。传到伦敦的消息说他可能战死于1885年2月5日。正是这个危机最终说服罗斯伯里加入了政府，这个决定得到了纳蒂的欢迎，他公开说：“您无与伦比的判断力和爱国热忱将会给政府以极大帮助，并拯救这个国家。我希望您关注已经派到尼罗河的援军。索丹的战役将会是一个辉煌的成功，而且肯定不会有错。”

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直接受益于英国对埃及的占领这样的说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正如古斯塔夫说过的，英国的控制对于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埃及债券的持有人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如果英国与埃及共同为埃及的对外义务负责，埃及的信用明显将会从中受益”。不仅如此，它还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发行新形式债券的机会：1884年之后，所有的埃及债券发行都将由英国认购。在1885～1893年之间，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银行联合负责了四次大型的价值将近5 000万英镑的埃及债券发行。这些发行由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布雷希罗德合作，其中一次与贴现公司合作，具有重要的外交意义。在1885年3月，大家一致同意这些贷款中的第一批应由所有有关的大国共同担保，但是俾斯麦批准这个协议的前提条件是德国的银行——意指布雷希罗德——要获得一定比例的份额。这就排除了通过英格兰银行发行债券的可能性（为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债券发行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使得罗斯柴尔德的操作成了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萨利斯伯利第一批在1885年夏天组建临时管理机构的任务之一，就是向英格兰银行发布消息，说他被“授权筹措贷款中的英国部分，由N&#8226;M&#8226;罗斯柴尔德公司作为代理，因为它在巴黎和法兰克福都拥有银行，而且与柏林的布雷希罗德银行关系很好”。

在所有担保中更为重要的，是伊维莱恩&#8226;巴林稳定埃及经济的努力取得的成功。1890年和1893年的贷款是转换贷款，发行的目的是调低埃及债券的利息。这也不应该按埃及民族主义者的说法说成是外国投资人为自己在埃及的利益上所取得的胜利：在巴林的管理下，出现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铁路以及最著名的在1898年到1904年间修建的阿斯旺大坝）；然而，绝对债务负担却从1891年最高峰时的106亿英镑下降到了1913年时的9 400万英镑，而且按人头征税。换个角度说，在这个时期一开始，债务负担是当时收入的10倍；到这个时期结束的时候，这个数字只是5倍。英国的金融控制是如此严格，以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马上就抱怨说他们在埃及业务上的佣金被压榨了。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林于1907年离开埃及后，将越来越多的领域放手给厄内斯特&#8226;卡塞尔的原因，尽管更为可靠的解释是纳蒂担心英国的控制力在面对埃及民族主义者的暴动时出现下滑。

这种向正式的英国控制转换的代价最惨重的部分不是由债券持有人或者纳税人来承担，而是由英国的外交政策来承担。1882～1922年，英国觉得有必要对其他大国承诺它将结束对埃及的占领，这样的承诺总计不少于66次，但是所有想从埃及脱身的努力均在面对其他大国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之中无功而返。在1885年9月，纳蒂被要求在柏林就关于杜鲁蒙德&#8226;沃尔夫提出的由土耳其军队在埃及替换英国军队的建议发表意见。俾斯麦的儿子赫尔伯特代表俾斯麦所做的回应是反对。由外交部在1887年提出的“在英国保护下埃及中立”的意见也同样注定不可行，法国坚持要苏丹反对。在实际的操作中，“一个垂帘听政的政体”（米尔纳的说法）建立起来了，而且开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先例——正好契合了购买苏伊士运河股份的时候格莱德斯通警告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最让人无法理喻的是这次行动中最主要的受益者之一不是别人，而正是格莱德斯通自己。1875年末——可能正是他竭力反对购买苏伊士运河股份之前——他购买了面值为45 000英镑的1871年土耳其埃及贡赋贷款券，价格只有38英镑。按照他的日记所证实的，到1878年（柏林大会召开的那一年），他又增购了5 000英镑（面值）；而且在1879又购买了另外15 000英镑的1854年土耳其贷款券，同样也是以埃及的赋税作担保。到1882年，这些债券占了他整个资产组合（面值51 500英镑）的37%。甚至在武装占领埃及之前——这是他自己下达的命令——这些投资看起来都非常不错：1871年债券的价格从38涨到了1882年夏天的57，事实上在上一年还涨到过62。英国的占领让首相获益更多：到1882年12月，1871年债券的价格涨到了82。到1891年，它们甚至摸高到97——仅资本收益率比他1875年购买的时候就多达130%。因此，当某一次听他把土耳其的政府破产描述为“所有政治犯罪之最”的时候，也就不会觉得太奇怪了。每当我们说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虚伪，常常让我们想起格莱德斯通对性所持的压抑态度；而他对待帝国经济的态度才是真正的虚伪。在他反对迪斯雷利代表政府购买苏伊士运河的同时，却在他所反对的行动的支持下做出了他个人生涯中最成功的一次个人投机，让我们不得不说他真是一个虚伪到极点的人。东方问题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格莱德斯通之间在这个时期分歧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格莱德斯通的双重标准——这与迪斯雷利充满浪漫色彩的夸张对比起来是如此强烈——是不和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