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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引言

- 庞大的通讯网络

- 银行家的外交（1）

- 银行家的外交（2）

- 银行家的外交（3）

- 金融杠杆（1）

- 金融杠杆（2）

- 金融杠杆（3）

- 金融杠杆（4）

- 承销和平（1）

- 承销和平（2）

- 引言

- 内森的主导地位（1）

- 内森的主导地位（2）

- 罗斯柴尔德机制（1）

- 罗斯柴尔德机制（2）

- 罗斯柴尔德机制（3）

- 罗斯柴尔德机制（4）

- 罗斯柴尔德网络（1）

- 罗斯柴尔德网络（2）

- 罗斯柴尔德网络（3）

- 罗斯柴尔德网络（4）

- 交易商的主人（1）

- 交易商的主人（2）

引言

那些希望开战的人无疑会找别的银行家。

——弗里德里希&#8226;根茨，1830年

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轻易地“背弃”了波旁，转投奥尔良，从保守党转到了辉格党，但他们熬过1830年革命的“法宝”并不完全是紧跟国内政治变化。因为国内的威胁——尽管这种威胁迫使詹姆斯把自己的债券埋到了花园里——从许多方面来说，是当时革命带来的威胁比较小。从金融的角度看，更为严重的威胁是革命可能间接地导致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个时期的私人通讯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他们对战争的担忧，而且原因显而易见。一次革命——或即便是一次改革危机——影响的主要是国家债券。一场战争可能导致所有政府证券的价格暴跌。如果伦敦、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的经济保持稳定，那么在巴黎发生的国内危机，罗斯柴尔德或许能够经受得住。但是，一场欧洲战争影响的将是5家分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讯显示，这种担忧在1830～1832年达到了顶峰。“你不能想象，如果战争爆发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但愿不会如此!”詹姆斯1830年10月写道：“如果不幸成为事实，所有的证券价格都会下跌，根本不可能卖出任何东西。”一个月后，他试图量化风险：

我们手头上有90万公债（面值3 000万法郎），如果和平得以延续，它们能值75%；而战争爆发的话，它们将跌到45%……我认为如果和平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公债价格将在3个月内至少上涨10%……

这也解释了为何当时有如此多的人相信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热爱和平，而且还利用他们的金融杠杆维系和平的原因。比如，路德维希&#8226;博恩就明确地认为，罗斯柴尔德1831年卖出奥地利债券限制了梅特涅的军事外交空间，当时梅特涅急切地希望用武力防止革命扩散到意大利和比利时。同时他强烈地暗示罗斯柴尔德家族乐意看到法国对奥地利采取一种更为和平的政策：“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坐在法国王座之上，那么世界就不会经受法国与德国之间那么多的战争折磨。”类似的言论也能从政治圈里听到，比如奥地利外交家普罗克施&#8226;冯&#8226;奥斯滕伯爵在1830年12月说：“这只是方式方法的问题，不管罗斯柴尔德说了什么话都是决定性的，而且他不会给战争提供一分钱。”两年后，奥地利财政大臣库贝克将萨洛蒙与“和平”直接画上了等号。不仅仅是奥地利发现必须屈从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压力，梅特涅和奥地利驻法大使奥波尼声称法国政府比奥地利政府更依赖罗斯柴尔德家族。早在1828年，皮克勒王子便开始拿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发迹与拿破仑进行比较，“拿破仑悄无声息地出生在阿雅克肖，却震撼了地球上所有的国王……一只小小欧椋鸟的利爪却引起了一场巨大的雪崩，顷刻间吞没了一个村庄；而罗斯柴尔德，尽管他的父亲是卖绸缎的，但今天的欧洲如果没有他，任何国家都无力发动战争”。普鲁士外交家阿奇姆&#8226;冯&#8226;阿尼姆在19世纪40年代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发现没有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黄金锁链”束缚的政府非常之少。

这些论断很快便成为罗斯柴尔德神话的一个组成部分。阿方斯&#8226;图斯内尔在他的反犹小册子《犹太人——新时代的国王》（1846年）中，简洁明了地称：“犹太人投机和平，这种现象仍在上升，这也解释了和平能在欧洲持续了15年的原因。”此后的作家则以更为夸张的笔法描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和平的关系。卡普费格和希拉克据称均援引一个罗斯柴尔德成员的话说：“（欧洲）不会有战争爆发，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希望它发生。”莫顿的话则是，“罗斯柴尔德兄弟成为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和平主义者。”居特林&#8226;罗斯柴尔德经常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有战争的，（因为）我的儿子们不会提供金钱（资助）。”

在公开场合，罗斯柴尔德兄弟喜欢鼓励这类想法，因为这使得他们看起来既实力强劲又平易近人。“你知道谁是法国的总督，甚至国王吗？”内塞尔罗德伯爵夫人1840年12月问她丈夫，“是罗斯柴尔德。在他最近举办的晚宴上，我与他进行了深入交谈；我没有向他说任何我自己的观点，我让他畅所欲言。他已经厌倦了（法国首相）梯也尔和他的大臣们”：

“我非常了解他们，”他说，“我每天都见到他们，只要一发觉他们所走的路线与政府的利益背道而驰，我就‘召来’国王——我什么时候想见他都可以，我向他说明了我的想法。因为他知道我将蒙受大量损失，而且我想要的只是和平，因此他对我非常有信心，对我言听计从，我对他说过的话，他极为重视。”

究竟这种餐桌上的话吹嘘成分有多大——就如内森在19世纪20年代向皮克勒王子吹嘘的那样？兄弟几个的私人通讯中，是否包含了外界流行的说法：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维系了1829年之后的和?？

这里有必要将罗斯柴尔德对于金融杠杆的使用——主要是拒绝向那些筹划战争的政府提供贷款——与他们充当外交沟通渠道的角色区分开来，后者通常不易被人觉察。第二种功能，即外交渠道功能，在19世纪30年代，其重要性急速提升，尽管罗斯柴尔德的通讯系统是在此前10年已经成型。从根本上说，政客与外交人员开始使用罗斯柴尔德通讯系统是出于两个原因：它比官方用以传递外交信件的信使系统要快；非约束性信息能够通过兄弟几个彼此间的通讯，间接地从一个政府传递到另一个政府。罗斯柴尔德兄弟愿意提供这样的服务，其原因也不难发现：他们能够借此获得比正规渠道知悉的外交政策更多的信息，进而做出更好的投资决定。对于历史学家，难处就在于兄弟几个并不总是明确地区分自己的想法以及大臣们的观点：也是从这个时期起，他们开始在信中使用“我们”这个词，它所包含的并不仅仅是“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这层含义，同时还代表了“我们的政府”，意指5兄弟此时生活的5个不同的国家。此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影响政策方向，还是政策影响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很难区分。

庞大的通讯网络

因此，罗斯柴尔德兄弟沟通网络的发展和特性对于理解19世纪30年代的金融外交至关重要。与平常一样，一定数量的神话需要被剔除——人们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如迪斯雷利小说人物西多尼亚一样，是一种近乎超自然的情报部门的核心：“任何一个大臣都没有与秘密特工和政治间谍进行过如此的沟通……通过这些信息来源，他掌握的奇怪和隐藏的事情通常能吓到那些听他讲故事的人……世界历史的秘密是他的消遣内容。”确实，截至19世纪40年代末，罗斯柴尔德兄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代理人和定期通讯网络，其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让纽考特跟上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脚步。但是，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的20年里（战役结果的消息是罗斯柴尔德通讯渠道的第一个成果），他们的系统初见雏形。与任何一个希望进行国际通讯的人一样，他们的信件——有时甚至是他们的性命——完全依靠运气。1817年，萨洛蒙和他的妻子乘马车从巴黎前往鹿特丹，渡过一条河时遇上了大风暴，他们被认为“99%”淹死了。整个行程持续了72小时，不过这只是一种意外情况：1814年，信件从巴黎寄到法兰克福通常只需48小时；但是伦敦发出的信件需要一周才能到达法兰克福；1817年，信件从巴黎到柏林要花费9天时间。由于兄弟几个似乎都有“写信强迫症”——即便等候见大臣们时，他们也会在前厅草草地写一些信——所以他们一直想方设法加快邮递速度。我们已经看到，从1815年或更早的时候开始，内森便依靠他在多佛和加来的代理人，通过向负责邮件递送的船长支付额外费用的办法，加快他的信件传递速度。他有时似乎还采用多个路线寄信件复件的办法来避免延误造成的风险。1814年，阿姆谢尔提出了一个在法兰克福克服延误问题的聪明办法：如果汇率上升，他的弟弟们用蓝色信封（给他寄信）；如果跌了，则用红色信封，“届时，在邮局里的迈耶就能立刻让我知道收到的是红色信件还是蓝色信件，这能节省半天时间。”

但这并不能解决一个难题，即兄弟几个通过德国各个邮局寄出的信件都控制在奥地利秘密警察的手里，信件会被一一打开，如果发现似乎含有政治敏感信息或有用信息，信件内容将被复制。同样的保密性缺失也让几兄弟放弃了对外交“信袋”的使用，当时这种信袋由特定的信使从一个首都递送到另一个首都。因此，罗斯柴尔德兄弟别无选择，只能雇佣私人信使，他们最晚在1814年便开始了这样的做法。问题是信使的开销十分庞大，兄弟几个也经常因为值不值得使用信使的问题发生争执：如果信使使用过于频繁，运营成本便会上涨；如果不使用他们，重要的消息又会延误。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信使抵达也相当于警告竞争对手可能有重大消息出现，于是写给第三方的信件有时会倒签日期，信使也化装出行，避免引起对手的注意。到了19世纪20年代中期，成本不再是一个问题，信使的使用进入正常化：仅1825年12月这一个月，巴黎分行派遣了18个信使到加来（然后再到伦敦），3个去了萨尔布吕肯，一个去了布鲁塞尔，还有一个去了那不勒斯。对信使的使用似乎让罗斯柴尔德兄弟上了瘾：1827年，萨洛蒙因为无法找到一个愿意在圣诞节当天下午10点从维也纳前往斯特拉斯堡的信使而勃然大怒。

不幸的是，就如通讯领域的任何一种发明一样，没过多久，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也开始使用同样多的信使。此外，没有一个信使能足够快地达到目的地：詹姆斯1833年抱怨，一个从伦敦来的信使“竟然晚了一个小时”，这也是资本家对于更快速的通讯持久渴求的一个经典描述。从1824年起，信鸽也投入使用，尽管很明显，罗斯柴尔德兄弟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只用信鸽来定期传递密码：“信鸽传出去的信中，AB意指买进股票，消息利好。CD……则意味着抛出股票，消息利空。”直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铁路、电报和蒸汽船的发展开辟了通讯的新时代——这也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用信息优势“窃取”交易变得更为困难。在詹姆斯第一次提及“电报通讯”的信件里，他向内森抱怨说：“这里的人们信息非常灵通，因此没有任何机会做任何事。”到1840年时，卡尔建议巴黎不要再派信使前往那不勒斯，因为蒸汽轮船和信使一样快，而且只会让一些“小投机者”觉察到一些东西。另外重要的一点是，1830年之后，媒体的审查变得宽松了很多，无需再通过私人信件来传递如此详细的政治消息：到19世纪40年代，纳特例行地让他的兄弟留意法国报纸，而10年前，他的叔叔詹姆斯则要亲自写下刚刚发生的政治消息。

因此，实际上只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大约从1815～1835年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使对其他的通讯方式有真正的优势。在那些年里，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为那些他们希望拉拢的政治家和外交官提供非常出色的服务。他们不仅能为那些人提?私人银行服务；也能够比正常的邮递途径更快地投送信件。1822年，夏多布里昂在伦敦期间，收到了德&#8226;迪拉斯公爵夫人通过她“忠诚的罗斯柴尔德”寄来的“一封重要信件”。同年在维罗纳以及1825年在普雷斯堡，梅特涅使用了萨洛蒙派往维也纳和伦敦的信使，而且很明显信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使胜过他自己的信使。这种做法也随即风行。到1823年，“从罗斯柴尔德那里得到消息”是内塞尔罗德伯爵夫人的日常事务之一。1826年，有消息说：

罗斯柴尔德的办事员充当信使，每个月在那不勒斯与巴黎之间来回一到两次，递送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驻那不勒斯、罗马和佛罗伦萨等地各位大臣的信件。除了这些日常信件外，他们还负责传递那不勒斯王室与罗马以及与驻都灵、巴黎、伦敦、马德里和里斯本等地公使馆之间通讯；同时也负责重要的个人信件。

1826年，法国与奥地利之间的一个小危机爆发时，正是罗斯柴尔德的信使将维莱勒的劝慰信送给了梅特涅。1840年之后，罗斯柴尔德邮递服务最杰出甚至最有权势的忠诚“客户”，是年轻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和她的丈夫阿尔贝特王子。可能是后者——他的叔叔利奥波德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朋友——将罗斯柴尔德的信使服务介绍给了维多利亚。阿尔贝特登陆英国伊始，他就（通过他的心腹顾问克里斯蒂安&#8226;冯&#8226;斯托克马和他的英国秘书乔治&#8226;艾恩森）定期利用罗斯柴尔德的信使来处理他与欧洲大陆之间的通讯。不久，维多利亚也与他一样开始利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使，同时还托付罗斯柴尔德家族安排小型的银行服务甚至是预订旅馆。1841年6月，她向利奥波德保证，她“一直”通过罗斯柴尔德将“任何可能引发某种后果”的信件送到德国，因为“它非常安全而且快捷”。

所有这些意味着罗斯柴尔德家族当时所处的地位是：能够给欧洲上层社会提供独家的新闻服务。重要的政治事件以及机密信息可能赶在官方渠道之前，从一个城市传递到另一个城市。内森对于滑铁卢战役的结果先人一步获悉，这只是许多类似成功的第一例。早在1817年，詹姆斯接到了一个“任务”，将法国外交信件的细节从巴黎传递至伦敦，因此这些内容到达法国大使手上之前先到了内森那里。英国驻巴黎大使也开始依赖内森传递来自伦敦的消息。1818年，一个准备前往亚琛会议的英国外交官，被内森描述的一个宴会的“正确信息”震惊不已，“他对我们宴会的细节以及对出席嘉宾的了解非常准确，其中一些人的名字，我想连外交部都不知道。”1820年2月，贝里公爵被刺杀后，也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将这个消息传到了法兰克福和维也纳。与此类似，卡罗琳女王在1821年去世后，仍旧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将这个消息传播到了巴黎。我们也已看到，坎宁不喜欢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总是抢在英国大使馆之前公布了相关信息，但是他也不能无视如土耳其人在阿克曼投降的消息。到1830年时，正如塔列朗观察到的那样：“英国内阁总是在斯图尔特勋爵的信件到达之前的10个或12个小时，便从罗斯柴尔德那里获得了相关信息，而且这点也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因为搭乘罗斯柴尔德信使的马车没有其他乘客，而且随时出发……”维莱勒也被迫留意罗斯柴尔德的信息，即使他（与坎宁一样）严重怀疑几兄弟是利用消息来影响股市。

这当然是罗斯柴尔德通讯系统的大致功能，甚至是它的主要目标，通过第一时间获得政治消息，赶在消息影响整个市场前，买进或抛出证券。但是这一策略并不是总能奏效。

法国1830年7月革命的消息，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传给了伦敦的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同时（通过法兰克福）传给了当时在波希米亚的梅特涅；这一事实广为人知。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报告一开始并未得到采信。而且，我们也已看到，革命的爆发也让罗斯柴尔德家族自身感到非常吃惊，以至于让法国分行陷入了经济危机，只有通过非常艰难的拯救行动才得以存活。

银行家的外交（1）

罗斯柴尔德的信件揭示了在1830年7月之后的动荡岁月里，他们通讯系统的长处与不足。在巴黎，詹姆斯的政治影响力是独一无二的。“（国王与大臣们）经常事无巨细地咨询我的意见。”詹姆斯在1831年告诉内森，这一点也一直没改变过：就如他后来告诉内塞尔罗德伯爵夫人那样，他几乎每天都见到国王、大臣和主要的大使。内森似乎同样能够接触到政府的高级别人物，有名的有外交家弗雷德里克&#8226;拉姆，此外还有主要的驻伦敦大使，如塔列朗、艾什泰哈齐和比洛，但毫无疑问的是，他的影响力要比保守党当政时期要小。在维也纳，萨洛蒙继续享有与梅特涅直接接触的特权；而且，只要其他兄弟的信里含有重要的外交信息，他就会将信件的内容抄送给梅特涅。形成对比的是，法兰克福与那不勒斯分行某种程度上游离在权力圈之外。在其他主要首都——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和海牙的影响力归结到代理人（比如，加塞尔在俄罗斯，里希滕贝格在比利时）的活动能力或通过偶尔的个人访问。

1830年，通过罗斯柴尔德通讯进行讨论的第一个外交问题就是大国是真正承认路易&#8226;菲利普作为法国国王，还是采取干预行动，反对新政权。7月31日，詹姆斯写信给内森说：“我希望你的政府不要考虑干预活动，因为他们一旦这样做了，我们就将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列昂内尔两周后总结了围绕承认问题进行的争辩：

只有一件事是非常迫切的，那就是国王应该立刻得到承认，如果这一点不能很快实现，我们就很难预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只有国王得到承认，相邻的省份才愿意加入到这个政府……法国只希望得到和平，不想从别的国家得到任何东西，也深知只有培育自己的资源才能成为最伟大的国家之一。目前，法国国民近卫军有150万人，全部武装等待作战，除此之外还有一整支部队，其他考虑攻击法国的国家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詹姆斯叔叔今天见了国王，他和众人一起向国王表达了敬意；国王向他承诺一定会维持和平，国王也希望尽最大可能推进局势顺利发展。

路易&#8226;菲利普在那次会面透露给詹姆斯的信息——“我最急切的期望便是欧洲的和平，我希望各国将恢复之前与法国的良好关系”——很自然地通过奥地利大使奥波尼传给了梅特涅。

但是，正如列昂内尔所预期的那样，路易&#8226;菲利普被承认，并不能阻止革命在其他地方爆发。8月25日，从“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在布鲁塞尔爆发的消息抵达巴黎的那刻起，一个新的可能性浮现了：法国外围不断扩散的革命有可能让法国与一个或更多的保守国家，如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甚至英国爆发战争。相比起直接干预法国，这次的预期似乎颇受欢迎，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其他国家在比利时不仅有条约规定的义务（这要回溯到1814～1815年），同时也有自己的战略利益。第二，从外部干预比利时或爆发的其他任何地方，可能会导致法国政权“左倾”，因为共和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联系。梅特涅也并不是唯一记得法国当年“阴谋”的人：18世纪90年代，法国利用国内的“无政府状态”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张。

詹姆斯获悉比利时爆发革命的第一反应就是举行了一次会议，将法国外交大臣莫莱和普鲁士大使拉到一起，希望两国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他同时还敦促内森反对任何英国支持的、以荷兰国王名义进行的干预行动，他（与汉娜以及列昂内尔一起）得出结论认为，比利时宣布独立实际上是（可能主要也是）自卫性的。与此同时，由于担心革命的浪潮会扩散到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就像在19世纪20年代一样），詹姆斯将路易&#8226;菲利普的一个隐晦警告传递给了梅特涅，即“他会按照君主立宪制给予他的权限，反对各国爆发的革命……但他的地位迫使他必须对于自由派的期望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尊重”。因此，那不勒斯国王“为了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以及赶上思潮的发展”的需要做出“让步”。几天后，莫莱告诉詹姆斯，如果法国被“数量庞大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包围的话”，法国可能会被迫备战。对于“全面战争”的担忧也在许多外交官那里得到了回应，包括拉姆，他认为英国也可能介入。

不过，塔列朗与阿伯丁会谈之后，各国的担忧消除，比利时问题最终决定由大国在伦敦的代表仲裁解决。但是，在比利时与荷兰的仲裁尚未达成之前，又传来消息称华沙爆发反对俄国统治的革命。实际上，可能正是波兰局势的发展在最大限度上阻止了各国对于比利时的战争，因为华沙革命前，沙皇一直准备从波兰派遣军队支持荷兰。俄国军队从1831年2月直到同年10月才镇压了革命，这可能是全面战争未能爆发的主要原因。但与此同时，革命向东扩展的势头，似乎又增加了国际冲突的可能性。迟迟未决的比利时疆域、它的中立地位以及国王的人?问题，在1831年只是延续了之前的不确定性，罗斯柴尔德家族再次在巴黎和伦敦之间担当了信使的角色，传递各种建议和反对意见。就在这时，传来了意大利爆发叛乱的消息：不是发生在之前预期的那不勒斯，而是在摩德纳和帕尔马公国（1831年2月）以及教皇之下的公国（3月）。

1831年3月～1832年3月之间，欧洲大陆出现了一系列的“革命火花”，而一个或多个大国卷入战争似乎一触即发；每次，罗斯柴尔德家族都竭尽所能地消除各国之间的紧张状况。最先爆发的一起危机不仅让奥地利介入教皇公国成为可能，而法国则准备支持革命者。詹姆斯和萨洛蒙大量地介入巴黎和维也纳之间爆发的口水战。最终，奥地利采取了干预行动，不仅出兵摩德纳（法国默许），同时还应教皇格雷戈里十六世的请求进入博洛尼亚，这次行动或多或少地导致了法国政府面临的战争威胁——这个信息当然也是詹姆斯传递出来的。这可能是最接近于全面战争的时刻，毫无疑问，法国与英国的债券市场跌到了最低点。此时，罗斯柴尔德介入政府间通讯的证据尤为确凿，当时詹姆斯亲自参与起草了法国提交给奥地利的一份声明，呼吁进行国际调停（按照比利时模式）。到4月中，詹姆斯确信“意大利的危机已经结束了”，而且英法德团结起来避免了对比利时的战争。

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831年8月，仍旧在比利时。围绕选择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担任比利时国王的不确定性持续了数月之后（局势还因波兰持续的战争以及奥地利反报复意大利自由派的战争而恶化），荷兰入侵比利时再次使全面战争成为可能。但再一次，各国采取了克制态度。无论是普鲁士还是俄罗斯均不支持荷兰的举动，英国在经过紧张的磋商后，支持法国派遣远征军前往比利时的决定，但同时要求，一旦打败荷兰，法国就必须撤军。截至10月，比利时引发全面战争的危险逐渐消除；尽管比利时11月15日提出的“24条协议”远没有获得预期的突破，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一直到1832年5月才正式予以承认，而荷兰国王则仍然拒绝签字。

第三次战争威胁出现在1832年2月，由教皇公国的一起暴乱引发。奥地利军队再一次被要求介入，而法国也再一次寻求插上一脚。实际上，这次法国确实派军队占领了安科纳港口，这在詹姆斯看来是一次“严重的失策”举动。但是，这次与以往的危机相比还是要轻得多（市场对其毫无反应便是例证），巴黎与维也纳之间也从未出现真正严重的裂痕。

银行家的外交（2）

最后一次战争威胁出现在1832年秋天，当时法国再次威胁以军事干预的方式迫使荷兰接受“24条协议”。即便英国同意采取联合行动反对荷兰，这同样也会再次引发普鲁士或俄罗斯采取报复行动。1832年5月的《伦敦协定》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它让比利时人留在了卢森堡（除去它的要塞）和林堡（除去马斯特里赫特），这违背了24条协议。但它足以维系和平，一直到1839年出台决定性的国际解决方案。

在这些危机中，罗斯柴尔德的信件充当了沟通渠道，通过它们，国王、大臣和外交官的观点和想法得到了快速的交换。它们也让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能让彼此了解各自的观点，也使得自己的观点可以送达政治人物那里——他们将经过适当翻译的信件提供给这些政治人物。罗斯柴尔德兄弟的评论的中心思想就是他们对于国家和国内政治潜在冲突的警醒。这点在巴黎尤为突出，在那里，对于战争的担忧和对于法国国内政治激进倾向的担忧一直密不可分。“法国王朝完全赞同维持和平，”詹姆斯1830年9月29日警告说，“但如果他们受到的威胁太大，那么国王会说，他不再像是一家之主，人们也不愿被当成小孩子受到恐吓。”詹姆斯一直担心，如果其他国家在镇压比利时或其他地方的革命过于极端，更为好斗的政客就可能在法国登上政治舞台。困难在于，即便他和列昂内尔给予支持的那些大臣们，有时也会屈从于公众情绪，被迫用强硬的口吻发表言论，因此，詹姆斯一再重复地强调，这些言论只是出于国内需要，其他国家不应该按照其字面意思来解读。当塞巴斯蒂亚尼被任命为拉斐特新政府（1830年11月组建）的大臣时，詹姆斯立即见了他。实际上，他能够传递给伦敦和维也纳的信息与国王几周前发出的信息大致相同：“如果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对我们开战的借口，那么我们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但我们将尽一切可能阻止这样的情形发生。”但是，他乐观地得出结论说：“和平几乎可以肯定能延续下去。”由于俄罗斯并没有以支持荷兰的名义出兵干预，法国也将告知比利时人，“他们不得考虑推翻奥兰治家族，如果他们愚蠢行事，那么就得不到我们的支持”。但如詹姆斯承认的那样，困难在于法国王朝高呼“我们一心为了和平”的同时，又“征召8 000人入伍……军队已经出现了狂热的气氛和活动，似乎已经准备在14天内开战了。我们的报纸现在高呼战争，昨天整个世界都认为战争即将爆发”。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拉菲特是“支持和平的，他只是要求军队捍卫和平”。谈论战争只是“让公众不再想其他的事情”。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詹姆斯敦促法兰西银行避免拉菲特在1831年初破产。他认为，如果法国王朝发生变化，将提高战争的威胁。整个1月份，他一再向他的哥哥们保证法国政府对于和平的愿望，尽管当时巴黎狂躁的气氛越来越浓。

但詹姆斯很快也被迫承认，即便在法国王朝内部，围绕比利时事件的开战呼声也越来越高；而且在摩德纳和帕尔马爆发革命的消息传到巴黎之后，这种呼声更为高涨。詹姆斯采取了适当的应对措施。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告诉路易&#8226;菲利普：

你被推进了战争的境地，尽管你对比利时的任何疆土都毫无兴趣……法国采取如此高傲的姿态明智吗？现在你希望我们继续向前，然后对外国人宣战吗？殿下，你被蒙蔽了。你的大臣们对公众失去了信心。你应该任命佩里埃（掌权），届时所有的人，包括富有阶层都会支持他，而且这也将证明你是认真的。

他告诉他的哥哥，拉斐特完全屈从于“彻底的混乱”：

今天早上，我去了拉斐特的家里，他对我说：“如果法国不对奥地利宣战的话，那么3周之内，国王将不再是国王，而且将被推上断头台。”我对他说，他怎么能给国王提供如此糟糕的建议？他回答说，国王已经不再咨询他的意见了。简而言之，拉斐特认为局势已经失控……明天，我会问问国王，可能我今天就会去见他。

似乎詹姆斯“与国王的谈话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拉斐特一周之后便递交了辞呈。

詹姆斯对于佩里埃的支持与他的一个想法密不可分：即佩里埃将寻求一种和平的政策。同样地，詹姆斯知道只有其他国家做出一些妥协，佩里埃的位置才能坐稳。这也正是詹姆斯用以实现法国稳定的策略。在一封明显是写给梅特涅看的信里，詹姆斯敦促萨洛蒙，奥地利应该“支持”佩里埃担任法国总理，因为他是最不可能开战的政治家：

现在，我亲爱的萨洛蒙，你必须看到，如果我的朋友佩里埃组成政府，他就应该得到支持，因为3 200万人发动的革命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威胁。“而且，”佩里埃告诉我，“如果人们希望为国王做些事，他们应该将比利时的一块土地划给法国，那将真正地稳固国王的地位，但是他并不会以武力去夺取。”现在，我告诉你，佩里埃何时能掌权取决于其他国家是否开战……我告诉所有人，各国只期望和平……我们现在还不能判断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对佩里埃很有信心，因为如果我们进入了战争，他的财产和工厂也将蒙受损失；出于这样的原因，我对和平很有信心……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国外和平将持续的话，国内的和平就一定能够持续。

“佩里埃，”他向内森保证说，“是上帝带来的意外好运，因为他将维持和平，或至少我希望他能。”詹姆斯和列昂内尔甚至相信，“如果佩里埃当政，他的一个条件就是允许奥地利介入意大利事务，而法国对此不会有任何异议。”当佩里埃的任命获得通过后，詹姆斯再次发出了寻求奥地利支持的呼吁：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期望和平的政府，他们想做的只是尽自己所能来捍卫和平。但是如果其他国家希望和平能够延续，他们就应该巩固“和平政府”的地位，使其能够向（公众）表明，其他国家无意攻击法国。现在，如果俄罗斯和奥地利能够发表声明，表明自己愿意停留在国界线那边，不会攻击法国，那么这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支持作用，这样的举动也会平复人民的情绪，因为现在人们坚定地认为，一旦俄国人解决了波兰问题，他们就会转而攻击法国……我去见了国王，并向他指出，我的财富和家人全部在法国，因此我不想使他在其他国家开战，我误导他或哄骗他相信它们是想维持和平；再说了，这样的图谋谁能获益？如果他们选择佩里埃，他们的信誉将会提升，一切也会改善……现在一切依赖于外国（的举措），你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如果我们未能维持和平，那么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维持它的信用度。

5天后，他“急切地恳求”萨洛蒙继续让梅特涅相信“巩固这个政府以及维持和平的重要意义，欧洲急需和平，而王子（梅特涅）独自一人就有能力维系和平”。“所有的一切完全依赖于战争或和平的问题，”列昂内尔3月31日写道，“这个政府支持和平，但必须得到其他大国的支持，必须能够站到公众情绪的对立面，否则就会给反对派更多的力量，进而使我们立即进入战争。”

但即便佩里埃组成了政府，也没能减轻詹姆斯对法国激进因素的整体忧虑，尤其是奥地利不顾巴黎政府已经更替的事实，仍计划派兵进入教皇公国的消息公布后，詹姆斯更是焦躁不安。发生在意大利、比利时和波兰的事件间歇性地刺激了巴黎的自由派思潮，最终使得政府除了开战或倒台外别无选择。1831年夏天，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甚至有了经济方面的缘由，列昂内尔曾评论说：“法国太多的年轻人失业、缺钱，要除去他们，战争是必要的；如果不开战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国王被赶下台。”路易&#8226;菲利普似乎采纳了这个观点，詹姆斯惴惴不安地观察着局势的发展，当时佩里埃的地位似乎危在旦夕。当佩里埃8月初提出辞职后，詹姆斯预测如果一个“极端自由派”政府取而代之的话，“战争将在4天内爆发”。佩里埃在其他国家的默许下，对荷兰采取了有限的军事行动，最终保住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此后，各国与法国政府之间的默契情形屡屡出现。

银行家的外交（3）

相同的情形在1832年1月和2月或多或少地再次上演。詹姆斯先是警告如果比利时协议的最后条款未能满足法国要求的话，佩里埃将会辞职。之后，作为对奥地利军队再次进入教皇公国的回应，佩里埃派军队占领了安科纳港口。即便在佩里埃死后，这一模式仍被沿用。苏尔特在1832年10月再次匆忙地派兵对抗荷兰时，詹姆斯寻求获得英国的支持，他警告内森说：“如果这里的政府不能支撑下去，我们就会等来一个共和政府，届时我预料一切都将十分黑暗，但愿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形。这也是为何一切都有赖于比利时问题（的解决）的原因。如果英国决定不支持法国的话，我们将变得非常虚弱，因为整个世界都反对教条派。”

在英国，国内外政策同样存在类似的联系。保守党政府可能打破作壁上观的传统以及介入反对法国革命的可能性，尽管遥远但却一直没有完全消失。另一方面，当辉格党1830年上台后，詹姆斯立刻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警告：如果英国新政府被证明是“激进”的话，那么“我们的政府将不得不表现得更为自由，届时比利时问题将更难解决，英国可能会与法国达成一项协议，最后我们会发现自己得与欧洲的其他国家开战。”“现在的一切全部取决于英国，”詹姆斯1831年1月写信给内森，当时正在寻找合适的比利时国王，“其他国家没有英国作为盟国的话，就不可能发动战争……你看，亲爱的内森，你一直保持警惕是多么重要，因为我们是否进行战争，取决于英国是否愿意在比利时问题上作出让步。”但是内森的保守党朋友并没有采信詹姆斯的话，尤其是他支持佩里埃之后更是如此。在英国改革议案开始辩论后不久，内森写信给詹姆斯：

赫里斯说，皮尔肯定会被邀请入阁，威灵顿将成为外交大臣，而且除非法国愿意让步，否则他认为英国军队将前往德国……你最好告诉你的国王，他必须保持克制，不能与英国玩火，因为她（女王）不是一个可以戏弄的对象……英国对法国的大臣们没有信心，他们只想着革命。你的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只能表示他们不想开战：他们不得改变之前的腔调。去见国王，告诉他皮尔、巴麦尊和威灵顿即将上台。

这种“鸣枪示警”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后来从保守党向辉格党的转变（缘由）。辉格党的立场如内森在3月18日传达的那样，与詹姆斯的想法有很多重合的地方：“如果法国不能保持冷静，而是对其他三个国家采取行动的话，我们将站到三个国家那边；但是如果其他三个国家攻击法国的话，我们将站到法国那边。”因此，詹姆斯对于改革议案可能遭遇失败、保守党重夺政权的担忧，更多的是考虑国际形势，而不是他个人对这一议案的支持，因为“威灵顿政府会毫不犹豫地与法国开战”。列昂内尔1831年6月观察到，英国政治的混乱将减少比利时解决问题的希望，因为“荷兰国王一直期望（英国）政府有所改变”。詹姆斯4个月后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你们议案的通过正被紧密地注视着，因为人们认为政府将会辞职，我们将进入战争。”当俄罗斯对批准比利时的24条协议犹豫不决时，列昂内尔提出一个问题：“俄罗斯人能做什么？所有事情都取决于改革议案，如果它获得通过并且现任政府留任的话，英国和法国就足够强大，能够找其他国家的麻烦。”

这也说明了威灵顿在1832年5月出人意料地重新掌权时，内森决定不提供支持的原因。这不仅是因为内森害怕如果反对改革的政府掌权，将引发国内“暴乱”；还因为“外交大臣们”——他是指塔列朗、魏森布格尔和比洛——都“处于非常焦虑的状态，防止荷兰国王从新政府获得支持，从而可能导致战争”。这种分析在6个月后得到了响应，当时辉格党竞选获胜的消息受到了詹姆斯、列昂内尔和安东尼的热烈欢迎，他们认为它是“欧洲和平以及法国政府稳定的最好保证”。在比利时，危机即将平息，俄罗斯干预的可能性最后一次浮现时，内森在一封写给詹姆斯的信里道出了他政治立场改变的幅度和本质：

你必须写信给我们的萨洛蒙，告诉梅特涅不要被俄罗斯扯进战争中，因为波佐（俄罗斯驻巴黎大使）和国王站在一起，不怎么受人欢迎，他和列文（俄罗斯驻伦敦大使）正游说奥地利和普鲁士宣战。但是，我已经通过可靠途径（可能是比洛）获悉，普鲁士不会参战，他们正在犯一个大错误，因为英国和法国联手，能够做很多事。只要我们保持和平，就不会有战争……写信告诉萨洛蒙，诺伊曼（奥地利大使）一直与波佐交往密切，而且认为我们的政府将变得虚弱。这个人十之八九判断错误，现在波佐已经不受欢迎。国王邀请他前往布赖顿，他坐在离国王6个座位以外的地方。国王问他将在这里待多久，他回答说，“6个星期”。现在我们知道俄罗斯想发动战争，梅特涅正被这些人欺骗着。波佐和那些人变得十分荒唐，他们并不?解英国，因此要让萨洛蒙告诉梅特涅王子，不要让自己被俄罗斯蒙蔽。波佐来这里只是为了刺探情报，我确信英国现在比威灵顿时期更加强大。现在，我亲爱的弟弟，不要让你自己被任何人蒙蔽。如果英国和法国紧密地站在一起，那么谁也无法撼动他们。把这一点写信告诉萨洛蒙。

在维也纳，尽管没有革命威胁，但也存在着国内政治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带有重要的国际含义：因为它是国外干预行动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斗争。当萨洛蒙1830年10月初回到维也纳时，他是带着命令“让梅特涅王子知道现在维持和平是何等的重要，”因为“战争或和平完全依赖于他一个人”。这有点夸张，因为当时奥地利对于比利时问题的影响力有限；相反，如果维也纳领头的话，俄罗斯（可能还有普鲁士）或许更富侵略性——这也是1830年8月达成的卡尔斯巴德协定的寓意所在，这一协定重申了神圣同盟反对革命的立场。在意大利问题上，梅特涅的态度则毫不含糊。他在1830年11月告诉萨洛蒙，他准备“派遣军队……让这个国家保持平静”，我们看到，他也确实向摩德纳和博洛尼亚派了军队。直到1831年4月，萨洛蒙除了将奥地利的计划传达给巴黎外，其他什么都做不了（不过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的信到达詹姆斯手里时，总要比奥地利驻巴黎大使奥波尼的官方文件早到3天）。但是，当沙皇在波兰问题上寻求帮助时，萨洛蒙就能够发挥他的影响力了，他预先通报了梅特涅的竞争对手科洛弗拉特伯爵，后者“毫不迟疑地”介入，反对向沙皇提供这类支持。到7月时，他能够自信地向他的兄弟们保证：“我们内部对立严重，奥地利不可能参战，也不希望看到战争爆发，正在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事的到来……我确信即便英国和法国对俄罗斯宣战，对奥地利也没有影响，我们将保持……中立。”

即便不在维也纳，萨洛蒙也继续对梅特涅施压，使其避免陷入战争。1832年3月，他从巴黎给梅特涅写了一封冗长而且饱含感情的信，敦促他不要对佩里埃派兵占领安科纳的举动反应过激。11月，当法国军队突然出现在安特卫普时，库贝克抱怨说：“梅特涅王子很像一个钟摆，在塔提切夫（俄罗斯驻维也纳大使）的战争与萨洛蒙的和平之间摆来摆去。”

金融杠杆（1）

如果不是凭借他们的金融实力，我们很难评估罗斯柴尔德兄弟对于和平的持续游说能够获得多大的成功。如上文所述，罗斯柴尔德家族有两根“杠杆”可以使用：他们不仅从自己扮演的非正式外交沟通渠道的角色中施加影响力，同时还借助了实实在在的财政压力——如果一个政权准备开战，向他们寻求贷款，他们就能予以拒绝；相反，他们能够向一个有和平倾向的政权提供财政支持。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罗斯柴尔德影响力的有限性，不仅在那些在1830～1833年间没有大规模提升军费开支的国家（英国和普鲁士），就是在那些确实提升了军费从而有贷款需求的国家（法国、俄罗斯和奥地利），他们的影响力也同样有限。

罗斯柴尔德的金融杠杆在那些没有合伙人的首都，其作用最为有限。在柏林，罗斯柴尔德兄弟被1830年爆发的革命撞个正着，当时他们正在进行一次债券转换行动，目的是将他们此前借给普鲁士的英镑贷款对应的债券利率从5%转换为4%。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桩被看好的交易。萨洛蒙、安塞尔姆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朋友”克里斯蒂安&#8226;罗特尔进行多番讨价还价之后，终于在1830年2月达成协议，罗斯柴尔德家族将以98点的价格发行一批新的4%利率的债券，其收益用于赎回此前的5%利率债券。新发行的债券总额为380万英镑。此外，围绕1822年发行的一批债券，类似的转换行动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截至法国革命2月爆发时，仍有一半的4%利率债券没有卖出去。随着欧洲金融市场的暴跌，除了急剧打折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来处理这些债券：2月，新债券的交易价为795点；新的抛售无疑进一步挫低了价格。但罗斯柴尔德兄弟仍需按照合约的规定，以98点的承销价格向普鲁士支付现金。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承受履行合约必然产生的损失（据罗特尔估计超过了367万英镑）吗？可能，但由于此前在法国4%利率的债券上损失太多的钱，所以不难看出他们为何如此决断地想从这次巨亏交易里抽身。

安塞尔姆自然地被派回了柏林，进行一轮冗长而又格外艰难的谈判，普鲁士多名官员和大臣使出的计谋让谈判难上加难，这些官员和大臣因反对取消转换协议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最终，卡尔也被派去柏林协助安塞尔姆，双方才能够达成妥协。实际上，支付了大约14万英镑的罚金后（实际支付时，经过各种扣除只付了5万英镑），罗斯柴尔德被允许延期转换债券，直到欧洲金融市场恢复稳定。

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成功的行动，避免了遭受更多的损失，但是普鲁士官方为什么同意妥协？罗特尔对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8226;威廉三世的进言是基于个人利益的。“如果内森&#8226;迈耶&#8226;冯&#8226;罗斯柴尔德的公司被迫严格执行合约规定，”他指出，“不顾当下不利的情况，那么他们就可能在所有的市场里以任何价格抛售全部的4%利率债券，进而给我们的公共信誉带来严重打击。我们以往的经历告诉我们，冯&#8226;罗斯柴尔德公司涉及的金融交易中，如果它扮演的不是中间人，而是反对者的角色，那么这些交易肯定会失败……”换句话说，罗斯柴尔德的弱点同样会给普鲁士政府带来负面冲击，尽管迫使它履行合约，普鲁士能够在短期内获益：

最近的1830年1月的法国贷款以及转换普鲁士签约于1818年的债券（后者联合了多家其他银行业公司），使得他们遭受了大量损失，罗斯柴尔德银行在这类交易中已经完全丧失了信誉……尽管他们的财富仍然十分可观，但仍缺乏这类交易所需的现金，因为他们的财富大多由欧洲各国的债券组成，目前不能在任何一个交易所兑现。罗斯柴尔德银行因此拒绝为了赚取佣金而直接接手任何大额的贷款业务，而且他们在账目上的垫款还将增加，他们接下来就会寻求以极低的价格抛售新近发行的债券，这将损害相关的国家。

但这番话如果不是因为普鲁士自身也需要新的基金来应付备战所需的各项开支，也不会有任何作用。用詹姆斯的话说，普鲁士尽管“在所有大国之中，最不希望开战，最希望避免战争爆发”，但它仍然不能忽视1831～1832年间发生的重大战争威胁。罗特尔写给国王的信显示，他可能接受了阿姆谢尔的劝阻，取消了发行新债券的计划。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大量的短期现金垫付款，总额达到了500万泰勒元，以国库券作为抵押；他们还向一笔彩票贷款提供了支持。正是这些资金的提供，在延缓债券转换的谈判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双方决定在1833年恢复债券转换，而到这时，普鲁士的4%债券价格已经恢复到了92点，而且“目前的政治形势不再是引起严重关注的因素”。换句话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柏林仍拥有一些财政支配能力；但是它只能确保在债券转换问题上获得普鲁士方面的妥协。这个时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试图采取任何举?影响普鲁士的外交政策：罗斯柴尔德家族从弗雷德里克&#8226;威廉那里得到的只是一些瓷器以及（纳特的）私人商务政务员的头衔。

如果说他们在柏林的力量有限的话，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圣彼得堡的影响力几乎是不存在的。确实，俄罗斯在对付波兰人时比任何大国都需要金钱。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俄罗斯财政大臣坎克林的关系一直不好，因此即便是俄罗斯人1831年初直接联系了他们的代理人加塞尔寻求一笔贷款时，詹姆斯仍然十分谨慎。“（俄罗斯财政）大臣一定非常缺钱，”他说，“这意味着他将不能履行（偿还）义务，如果他不能支付利息的话，那我们届时就很难办了。”他认为任何贷款只以收取佣金的方式提供，而且以分期的方式一小笔一小笔地发放，他反对内森立刻提供40万英镑贷款的决定。“为了防止战争爆发，”他警告说，“无论是法国、俄罗斯还是普鲁士都难以履行支付利息的义务，他们将利用一切围绕战争的借口来为自己无法支付利息开脱。”另一方面，如安塞尔姆认为的那样，如果战争的危险消除——尤其是俄罗斯赢得了对波兰的决定性胜利后——这些政府将不再需要他们的服务。只要危机持续，继续用钱的政府会“接受任何条件”。实际上，詹姆斯真正的担忧是政治上的：他并不反对提供俄罗斯政府多达500万英镑的贷款，只要这一事实不被巴黎方面知晓即可，因为法国极为同情波兰。“可以预料的是，”他指出，

我们将遭到报纸的严厉批评，除此之外，在此基础上提供贷款，我没有任何异议……如果波兰人能够获得胜利的话，就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许多事情的紧张程度，因为我们必须尽一切所能与自由派合作。有没有可能声称（俄罗斯财政）大臣与加塞尔安排贷款并以加塞尔的名义提供？我建议我们应当非常谨慎地考虑，防止我们介入这件事的消息为公众所知。

他一周后重申了自己的疑虑：“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我们支持俄罗斯打击波兰的消息传出去，我不能确定自己会不会被乱棒打死，因为这里的公众极为同情波兰。”但是，他很显然准备冒触犯众怒的风险提供贷款，只要相关条件足够吸引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讨论发生于波兰在奥斯托卡彻底战败前。实际上，内森在这场战役后的几天中，成功地向俄罗斯政府兜售了一些枪支。詹姆斯对于收获的利润感到“异常开心”；再一次，他唯一担忧的就是被公众知悉已发生的交易：

以上帝的名义，我请求你不要提供你的名字，除非迫不得已，如果以“罗斯柴尔德”的名字登记卖了枪支，那么请将这一信息严格保密，否则我就可能被枪杀，因为人们会说是我卖出的枪屠杀了波兰人。昨天，我的一个朋友来看我，他是一家报纸的记者，他给我看了一则报道，说我们正向卢森堡提供资金以帮助他们镇压比利时人。他并没有写这样的文章，因为他相信我。亲爱的内森，由于公众的思想已经转向自由主义，我们必须更加小心谨慎。这就是你为何要尽一切可能防止卖枪的信息走漏给报纸的原因。

金融杠杆（2）

1832年年末，一笔100万英镑的贷款请求再次浮现。詹姆斯再一次感到忧心不已，他认为英国媒体“将把我们撕碎，会声称我们正向沙皇提供贷款，使得他能够发动战争”。但他再一次准备冒险。毕竟，“似乎没人能够用100万英镑来征服世界。”而且为了确保安全，列昂内尔认为“为了防止战争爆发……必须有条款规定……战争爆发后我们不一定要继续付款”（这一条款也用在了这一时期以及之后的罗斯柴尔德贷款中，我们在之后的章节里将看到）。但是，如詹姆斯预料的那样，坎克林再次“欺骗”了内森，他只是把罗斯柴尔德的贷款意向当做了一个筹码，来迫使俄罗斯政府的传统银行家霍普提供更好的条件。罗斯柴尔德家族竞争这笔贷款的传闻让那些法国流亡者——查理十世的支持者，他们为俄罗斯领头的反对革命的行动提供银行服务——感到吃惊不已，他们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革命的影响下，已经衰弱到令人吃惊的地步”，目前“在伦敦（内森）和塔列朗的领导下为革命运动”提供服务。毕竟，这是俄罗斯可能进行干预，从而让荷兰避免接受24条协议的最后机会。内森和詹姆斯可能本能地意识到，如果他们取代霍普处理这笔贷款，他们就能够向俄罗斯施加压力，迫使它不要采取干预行动。相反地，内森在成功取代霍普之后发出的俄罗斯将开战的警告是一个幌子。因为这让人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他准备对俄罗斯的军事干预行动视而不见，只要能够赢回他在圣彼得堡的影响力就行。

詹姆斯则认为他哥哥获得俄罗斯的业务过于艰难。“在我看来，俄罗斯可能会走向衰败，没有他们，我们能够更高兴地做生意，”1834年，他在另一笔贷款发放时写道：“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应该亲自写信给彼得堡，因为你被拒绝过太多次了。不要给他们另一个让你难堪的机会。”“你认为我们会与俄罗斯达成友好的条件吗？”他两年后又问。他显然认为不可能。这也再好不过地说明了罗斯柴尔德金融实力的局限性。

即便是合伙人居住的地方，同样有困难存在。在伦敦，保守党权势衰落——从天主教徒解放运动开始，1834～1835年的皮尔政府倒台宣告其彻底失势——毫无疑问削弱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金融政策的影响力。1830年12月内森试图讨好格雷的财政大臣奥尔索普时，后者对他几乎不屑一顾。“冗长的谈话结果，”奥尔索普提及，“就是我满意地看到，他一定认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蠢的一个傻瓜，否则他绝不会认为他能够如此轻率地骗我按他的意愿行事。”而且，不管内森对于格雷政府寄予了多大的同情，他从未得到过太多的政府内部信息：实际上，格雷在1834年的辞职让他大吃一惊。但是，内森政治影响力的下降与辉格党“将他拒之门外”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的原因是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财政政策让他变得相当多余。除了一个例外——1835年补偿奴隶主的1 500万英镑贷款——这个时期，英国政府再无其他大笔的借贷。政府开支逐渐下降，而收入则保持平稳，尽管间接税继续呈轻微下降趋势。出于这样的原因，内森在伦敦的影响力比詹姆斯在巴黎的影响力要小得多。尽管内森也愿意充当政府间的信息渠道，但是他很难影响信息的内容。辉格党政府希望避免比利时战争，更多是靠运气，而不是罗斯柴尔德的精心设计。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詹姆斯在巴黎很明显地成功利用金融杠杆打压了法国的激进政策，尽管他的实力不应该被夸大。革命让巴黎分行处在了一个极度脆弱的状态，背负着大量不断贬值的3%和5%利率的公债，以及为发行4%利率的波利尼亚克贷款而欠法国财政部的1 000万法郎。另一方面，新成立的法国政府被迫立刻开始借贷，发行大量的国库券。詹姆斯的第一反应带有他的鲜明特性：早在1830年他就告诉内森，“这里将有大买卖要做”，而且他打算参与其中。尽管他猛烈批评了拉菲特的外交政策，但是他在讨论资助政府财政方面一点也不迟疑。他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1831年向他的哥哥们解释说：“我认为，与现任政府做生意，将推高公债的价格。”而且，“商人们全都同意提供贷款，我应该加入他们的行列中，因为我不想被排除在外”。

问题在于，其中的一些钱显然是用于军事用途的（这也被“军队收受我贿赂的一个上校”证实）。实际上，詹姆斯和内森在这一时期，向法国政府兜售了大约28万支英国枪械和其他一些军事装备——一种值得注意的“对冲”举动，这主要是他们口头上一直宣扬和平主义。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保证称法国的军备完全是用于防御目的，更多的是因为战争的高昂费用难以承担。詹姆斯对这样一个想法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即“战争的爆发对于（法国政府）非常危险”，他还说，“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一笔又一笔地借贷，用新借来的钱偿还之前的利息”。当塞巴?蒂亚尼在1831年2月提到法国拒绝“听人使唤”时，詹姆斯表示怀疑：“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资金储备。他们拿什么发动战争？因此，我认为我们不会爆发战争，不管别人怎么说。”

这也解释了为何詹姆斯会支持佩里埃的原因，因为后者似乎认识到了财政对于法国政策的束缚：

佩里埃告诉我：“……如果我们选择战争，我们将难以承担我们的债务，因此我不希望加入政府的第二天，财政部就陷入破产状态……”简而言之，除非得到维持和平的保证，否则他不会组建政府……如果佩里埃不加入政府，那么我担心面临破产的财政部将被迫发行5%的债券。

这也解释了詹姆斯给佩里埃提供财政和道义支持的原因所在，它不仅仅是因为和平以及合适资助的贷款能够带来公债价格的上涨：

我将与佩里埃沟通一下，可能接受委托发行一笔贷款。财政部需要资金……我们必须提供资金协助政府，并确保银行家参与其中，给这些人提供资金符合我的利益，因此……我能够从这些事中抽身……我认为佩里埃将推高你的股市……我想告诉你，我们或许能够与佩里埃做生意。

但事实是，詹姆斯无力阻止通过发行债券筹得资金用于战争中。他只是缺少讨价还价的筹码来坚持内森建议的条款，“为防止战争爆发，这些协商好的款项支付……不能是强制性的”。他能够做的只是希望佩里埃“（对奥地利入侵博洛尼亚）不要摆出过于好战的姿态，因为我们必须牢记人们希望获得贷款。”确实有一些证据显示，这种财政上的考虑使得法国政府在教皇公国问题上避免了与奥地利开战。市场对于贷款将稳定财政状况的期望抵挡住了战争危险带来的悲观情绪。实际上，法国财政大臣路易利用4月市场的一次轻微上扬提出了对自己更为有利的贷款条件，这也被詹姆斯认为是政府期望和平的一个迹象。而潜在敌对国的大使，比如韦特（普鲁士）和波佐（俄罗斯）个人也对参与贷款业务感兴趣，也向列昂内尔暗示，和平将被维系。但是，詹姆斯在1831年春天体会到的一种感觉十分重要。“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他向内森坦白说，“今非昔比，以前，这样的贷款完全由我们自己包揽。”

金融杠杆（3）

实际上，1831年的贷款数额并不足以解决法国政府的财政问题，詹姆斯从一开始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此外，财政部同时进行的公众订购“国家贷款”的计划以失败收场：8 000万法郎的“国贷”只卖出去2 500万法郎，剩余的最后只得卖给银行财团。如果当政的是一个比佩里埃更为激进的政府，那么它肯定会效仿18世纪90年代的做法，通过印钞票来追求一种更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但是，只要佩里埃仍然在任，金融现实主义就一直占据着上风。8月，随着比利时危机逐渐缓和，詹姆斯很高兴地听到政府准备再筹集1亿法郎的贷款来减少流动债务。两个月后，他和列昂内尔再次确证，佩里埃说他“将实现维莱勒没能做到的事，他将发行5%利率的债券，然后再减少它们”，这是一个削减开支的明确信号。此外，维持偿债基金的决定也让詹姆斯和列昂内尔感到十分高兴。1832年，他们再次在法国金融市场上发力。5月，罗斯柴尔德为首的财团竞得了4 000万法郎的巴黎市的贷款。这为获得另一笔15亿法郎的政府贷款铺平了道路，同样也是由财团共同运作。重要的是，詹姆斯坚持等到荷兰放弃对于比利时的宗主权，然后再提供贷款。到这个时候，认为法国可以无须英国同意就能采取单边军事行动的想法并不被认同。詹姆斯在1833年初被要求考虑提供另一笔贷款时，外界对于法国的侵略性担忧已经消退，这一点可以从公债的价格走势上看出来，2月，3%利率的公债价格短暂地达到了80点。实际上，法国政府选择削减了军队规模，继而控制国防预算，而且，很快就开始讨论实行另一次债券转换计划，降低现存的债务成本。类似的事4年后仍在讨论。

简而言之，法国政府在财政上受限，但这种限制并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独自施加给它的，而是由巴黎所有的大银行联手施加的。最重要的一点是，19世纪30年代，不存在罗斯柴尔德垄断法国公共财政的现象了，因为这个时期的贷款都是由银行团体公共运作的；与此同时，国库券的售卖业务参与者更为众多。詹姆斯拜访佩里埃和其他大臣，更多的是为了获得敏感的财政消息，而非发挥自己的金融杠杆作用。他在1832年1月谈道：“与萨洛蒙一起去拜访佩里埃，打探他是否有什么消息，进而根据他提供给我的信息来决定我将来的行动，因为我们目前持有大量的公债，因此行事必须万分谨慎。”

因此，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普鲁士、俄罗斯和法国在19世纪30年代决心在比利时或波兰问题上开战，那么罗斯柴尔德家族根本无力阻止。不过，这也低估了这一时期梅特涅的奥地利在中欧以及东欧所扮演的领导角色：如果没有奥地利的参与，实际上更是领头，反对革命传播的保守远征是难以想象的。这点让我们关注到萨洛蒙在维也纳所扮演的角色，他有时被描绘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人物，避免了1830年7月之后爆发战争。

早在1830年11月，萨洛蒙便暗示根茨，罗斯柴尔德兄弟遭受重大损失之后，已经无力资助发动一场战争。类似的是，当梅特涅派奥地利军队进军博洛尼亚时，詹姆斯对佩里埃进行干预，他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财政疑问，在战争前夕，他问：“奥地利如何能够支付它的（债务）利息？最好不要拿自己的全部身家（去赌一场战争）。”与詹姆斯一样，萨洛蒙在维也纳也没有占据垄断的地位。1830年春天，当奥地利政府发行3 000万古尔登的4%利率公债时，萨洛蒙只是承销的4家银行之一，而且他也未能从贝特曼手里夺得5%利率债券的转换业务。革命之后，他与他的兄弟一样，无力去想政府贷款被他的竞争对手攫取这样的事情。梅特涅1831年3月要求发行3 600万古尔登的5%公债，以资助在意大利的干预行动时，萨洛蒙和其他3家维也纳的银行共同接下了这笔生意。此外，合约条款里有这样一条规定：如果爆发战争，贷款需要在3个月之内偿还。但是，萨洛蒙对于梅特涅秘密的借贷没有采取任何反对举措，当时梅特涅从法兰克福分行借了2 000万法郎，这些钱自1815年巴黎协定签订时便以日耳曼联邦的名义存在法兰克福分行。此外，他在1832年初，威胁梅特涅，如果他不批准比利时的24条协议，他将撤回财政支持，但此举似乎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殿下应该知道我们承接了上笔5 000万法郎贷款的四分之一，而且还在交易所买进了证券以支撑公债的价格，而且我们也正在进行其他的重要金融活动，也在谈判新的交易。而这些都会受到政治事件最直接的影响，我希望一身轻松地去看我的兄弟，我谦卑地恳求您，殿下，让我的经理……知道你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奥地利政府是否将承认比利时并批准声明。

梅特涅急忙向他保证“由于他非常清楚俄国沙皇的基本态度和意愿，他可以保证沙皇的态度与奥地利国王一样倾向和平”。但是这只是在打太极；奥地利又过了3个月才批准了协议。

萨洛蒙明确利用金融杠杆的举动出现在1832年6月，当时他在巴黎。他在一封特意写给梅特涅的信中，以前所未有的强硬口吻写道：“我不能装着漠不关心……听说奥地利政府将在1832年再发行一批公债，但愿不会如此。”

你知道，我们在法兰克福、巴黎、伦敦和维也纳所持有的奥地利公债，数量总额达到了数百万。现在，你不能脚踩两条船；如果我们公司被迫抛售……我们能期望得到什么样的价格呢？我们将被迫兑现我们的公债，不论我们是否愿意这样做。资本家以及商业世界对于一年内发行两批公债会作何反应？而且第一批公债的款项支付直到今年12月才完成？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导致公债价格的急剧下跌。政府就不可能以较低的利率来得到另一笔贷款，这样的打击继而会伤害奥地利的财政，而政府也将难以实现既定的目标……此外，公众又会如何评价新的贷款？“一定要打仗了，一定要打仗了，因为奥地利又筹集另一笔贷款了。”即便我们不会被迫抛售，我们目前也是这样做的，但价格仍然会骤然下挫，奥地利的信用将严重受损……这就是我对于今年筹集另一批贷款的看法，即便只透露出一点点风声，后果都可能不堪设想。

金融杠杆（4）

乍看起来，这番话似乎并不像是要施加财政压力，从而限制梅特涅采取激进的行动。但重要的是，这封信出现在国际形势相对平缓的时刻：奥地利已经批准了24条协议，围绕安科纳的争议也已经解决。仔细地分析，它更像是一个金融建议，以避免奥地利公债价格下跌，进而损害罗斯柴尔德维也纳分行的收益。萨洛蒙并不反对筹集贷款：纯粹出于技术原因，他坚持认为“如果确实需要钱，发行国库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进而为银行进账1 200万银币……这一过程几乎不用政府付出任何代价，而得到的资金能够使用6～8个月。”一年后，他和其他三家维也纳银行兴高采烈地参与了另一批公债的发行，总额达4 000万弗罗林；1834年又向一笔价值为2 500万古尔登的彩票贷款提供了支持。如果这些是和平的锁链，那么他们绑得并不紧。

承销和平（1）

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各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所使用的两个途径，其分量并不相等，拒绝提供贷款的情形与提供资金支持相比要少得多。最经典的例证就是他们对爆发革命的国家提出贷款请求的回应方式。

罗斯柴尔德家族自1827年开始，便与位于比利时的兴业银行有生意往来。布鲁塞尔爆发革命后的数天内，詹姆斯重新与兴业银行取得了联系，随后在超过1个月的时间里，提供了100多万法郎帮它抵挡革命的风暴。与此同时，他和内森讨论是否向荷兰提供贷款，可能是作为劝说荷兰国王接受比利时独立的“胡萝卜”；萨洛蒙将这类贷款看做有助于“控制我们的战争贩子”。但是内森同时也挥舞起一根大棒：当荷兰在1831年8月侵入比利时的时候，他立刻向布鲁塞尔政府出售了枪支。直到荷兰撤兵并且似乎准备接受失去比利时的事实，他和詹姆斯才准备向荷兰提供一笔利率为6%的贷款，“因为如果有了钱，他就不会再考虑任何类似于战争的行动”，当然不用说，“从荷兰政府那里能够赚很多钱”。

在比利时这边，尽管詹姆斯认为“那里有大笔钱可赚”，但兄弟几个直到24条协定得到利奥波德签署后才采取行动。1831年底，与比利时银行家厄希合伙，他们提供了一批总额为275万英镑的贷款——是前一年提供给荷兰的贷款数额的5倍。这或许被认为是一场“豪赌”，因为用外交途径来解决两方争议被认为不切实际。有趣的是，当时一幅英国漫画《协议——骚动的社会》显示，各国代表齐聚唐宁街，画面左方的内森抱怨说：“你们的协议没有任何用处；先生们，如果你们不替我争取好处，我就不再借钱给你们。”（见图11）同一时期的一幅版画描写内森正在猛拽一只比利时鹅，嘴里嘟哝着：“你和你的比利时债券见鬼去吧！我拿不出一便士买它们；在我看来，它们没有西班牙债券那么值钱。”（见图12）

安塞尔姆有一个担忧，“我认为比利时在许多年里都没有能力支付红利，这很让人担心”。另一方面，他又说：“那里确实有钱可赚……我们必须装着若无其事，然后从傻瓜身上赚取利润。”由于债券发售给投资者时，荷兰国王并没有重新对比利时采取敌对行动，作为债券承销商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赚了一些利润；如果荷兰再次入侵，按照“现有的一则条款，如果战争发生，我们无需再提供任何东西”。正如詹姆斯报告的那样，经纪人和银行家甚至在债券发售前“吞进（债券）就像是吃甜麦粗粮面包一样”，尽管债券发行时罗马动乱及比利时协议推迟签署的消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购买需求，迫使詹姆斯不得不回购托市。

到1832年春天，由于荷兰陷入了外交孤立状态，罗斯柴尔德兄弟准备（在比利时）做更多的生意。外交解决方案使得布鲁塞尔新政府背上了欠荷兰的债务的名声，这也浮现了一个明显的可能性。“那里有钱可赚，”詹姆斯写信给内森说，“只要你给塔列朗一点好处，我亲爱的内森，他将安排你担任处理这些债务的代理人，就像巴林在1815年充当法国与其他大国的中间人一样。”如果“我们将自己置于比利时和荷兰之间，就能赚到钱”——当然前提是两国之间不会再爆发战争。1832年8月，第二批190万英镑的贷款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中1/3的债券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黎发行——尽管当时法国政府发出了警告，“我们此刻给比利时人钱简直是疯了，这相当于给他们提供了开战的便利条件。”花花公子和日记作家托马斯&#8226;雷克斯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在9月12日写道：“比利时问题已经马上就要解决，局面就如12个月前一样。”

委任统治毫无用处，荷兰不会放弃一丁点儿要求。利奥波德希望屈服，但比利时人不愿这样做。他的国库空空如也，如果不能限制比利时人再次开战，罗斯柴尔德就不会提供贷款。但将会出现更多的投机行为，套利的行为必然盛行。欧洲所有的国家都需要钱，资金的缩减幅度超过了任何其他灾难。

但是，当法国军队在第二年11月开进比利时，迫使荷兰接受相关条约时，轮到詹姆斯有些迟疑了，当时比利时大臣希望他提供一笔1 000万法郎的短期贷款。“我们必须帮助这些人，”他有些焦虑地写道，“否则，他们就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只会再次采取愚蠢的行动……简而言之，这些人……没有钱，而且……也不会赚钱。”他满腹牢骚地说，比利时是“一个差劲的国家”。直到形势变得明朗——而且得到了路易&#8226;菲利普和梅特涅的双重保证——荷兰已处于外交孤立状态，并且默许比利时继续占领卢森堡和林堡，罗斯柴尔德家族才答应了比利时的借款请求。与兴业银行的合伙当中，巴黎分行获得了一半以上的新发行国库券。从许多方面来说，借贷给新成立的国家是一场赌博，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无从得知外交对立能够和平解决。但是这种“豪赌”收益颇丰，不仅仅是?为比利时被证明是欧洲工业化的发动机之一。

但是，在波兰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情形。尽管罗斯柴尔德在华沙的商业联系与在布鲁塞尔一样，但他们对波兰起义的胜利从没有认真地考虑过。除了同情——“可怜的波兰人，我怜惜他们。”夏洛特给她母亲写信说——他们没有给起义者提供任何帮助；相反，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们希望借钱给俄罗斯，并成功地向圣彼得堡兜售了枪支。

承销和平（2）

在意大利，支持革命也不是问题。即便在政治形势得到控制之前，罗斯柴尔德兄弟就与意大利银行家托洛尼亚合伙，安排了一笔40万英镑的贷款提供给教皇。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30年代的其他交易相比，这笔贷款更让当时的人们感兴趣，一个犹太银行借贷给天主教廷的事实让他们感到可笑或恐惧。比如，卡尔1832年1月听教皇布教引来了如潮的评论。“现在世界终于进入上帝造世的时候所期望的秩序。”博恩讥讽道：

一个贫穷的基督徒吻了教皇的双脚；一个富有的犹太人亲了他的手。如果罗斯柴尔德以60点的价格获得贷款，而不是65点，那么就能够给主教管家1万通用金币，那么他就可能被允许亲教皇的脖子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比他们的祖先犹大&#8226;伊斯卡里奥特高贵，他收了30枚小银币，就出卖了基督；如果他也拿来卖的话，罗斯柴尔德家族一定会把他买下来。

“与异教徒时期的罗马一样，基督徒的罗马也被攻克了，甚至还要被迫高唱赞歌。”更有同情心的海涅调侃道，他脑海里浮现的是一个胖胖的教皇特使，抵达罗斯柴尔德位于拉斐特街的办公室里，向“一个浅灰色头发的年轻人转达罗马的颂扬……这个年轻人比他看起来要年老一些，冷静坚定，他气定神闲的表情让人以为他的口袋里装着这个世界所有的钱。而实际上，他确实把全世界的钱装到了他的口袋里；他的名字叫詹姆斯&#8226;冯&#8226;罗斯柴尔德……那么，《犹太法典》进一步的要求是什么？”“犹太银行家说：‘上帝给了我对财富的忠诚以及对富有的理解，它是社会的权杖。’”阿尔弗雷德&#8226;德&#8226;维尼1837年写道：“现在，一个犹太人凌驾于教皇和基督徒之上。他为国王们提供‘薪酬’，用钱购买国家。”

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自身对于接近教皇持有怀疑态度。起先，詹姆斯倾向于让两家英国银行：威尔逊公司和赖特公司领头，他是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我们是犹太人，如果这个教皇是个邪恶的人，他将对自己说，可以拒绝付钱给犹太人以获得一张通往天堂的门票；第二，我认为教皇的财政状况是很糟糕的，与西班牙的情况类似，但如果他们决定不支付利息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直接介入贷款行动。

同时，他和列昂内尔又担心被英国银行发现很容易就能卖掉他们的债券份额，因为“他们能够让他们的天主教朋友购买他们的份额”，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网差异很大，而且不具备教皇朋友们的信心；要么不接这笔贷款，要么被迫投入我们自己的钱”。这也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提议分三期提供贷款的部分原因，而且第一批发出后，他们保留撤回的权利。另一方面，稳定教皇国财政至少能够提供短期的外交利益，因为（佩里埃、波佐和奥波尼全都同意）“教皇，如果他需要钱而且得到了满足，那么他将能保证和平将持续下去”。此外，公众对于贷款的需求远远超出了詹姆斯的预期，他连忙重新订立了合作条件，置威尔逊公司以及赖特公司于不利境地，两家公司发现自己相当于被赶出局。债券以70点的价格发行，很快升到79点，被认为是一次“最棒的小生意”，列昂内尔如释重负地报告说。尽管1832年2月再次出现的动乱使得价格出现了轻微下挫，但到了夏季，价格冲到了83点；到1835年，只差一点点就达到了面值。

乍看起来，这其中包含了某种自相矛盾的东西，海涅也指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革命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既给革命的国度，如比利时提供贷款；同时又给保守的教皇国提供资金。仔细分析，其基本原理是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向新国家提供资金，只要它们得到了5个大国的支持。正式或非正式的担保让贷款有了吸引力，无论它们是提供给独立的比利时还是给肤浅变革的教皇国。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只是运用了19世纪20年代便实行的政策，当时的人们将他们错误地解读为神圣同盟的银行家。他们支持比利时也有先例，那便是提供给希腊的贷款。早在1830年2月，当时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被当成了新王国（比利时）的国王人选，詹姆斯敦促内森：

拜访一下你的科堡朋友，那里有希腊的生意可做。英国已经同意，如果科堡准备好接受（王冠），那么他们将担保每个月向比利时提供等额贷款，就与法国以及俄罗斯一样；他也正在与他们谈判，争取让英国与法国、俄罗斯一起提供担保。

这有点言之过早。直到1832年5月，几国才签订一项条约，为一笔提供给新国王的贷款提供担保，而且新国王来自巴伐利亚，而不是来自科堡（更不是路德维希&#8226;博恩所预测的荷兰王子）。但是罗斯柴尔德仍然决定负责处理这笔贷款，并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赢得了对巴伐利亚银行家戴希塔尔以及西班牙银行家阿瓜多的竞争。希腊自身可能“没有价值”，但法国、英国和俄罗斯提供担保的6 000万法郎贷款看起来是板上钉钉的事。这种感觉也是相互的。奥波尼道出了所有外交官的心声，他说：“罗斯柴尔德先生，如果没有你的参与，这笔各国都感兴趣的巨额贷款将无法筹集。”形成对比的是，对各国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地方——比如葡萄牙，1830～1834年多姆&#8226;佩德罗从巴西回归并且成功地夺取了他兄弟多姆&#8226;米格尔的王位——罗斯柴尔德家族则敬而远之。

在一个多极的世界里，5个利益截然不同的大国寻求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危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确保和平方面所做的事，与他们兜售和平相比要少得多，因为他们的实力比人们认为的要有限得多。

引言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现代银行业的奇迹……我们看到，经过2 000年的迫害，犹太人的后代凌驾于国王之上，地位高过了帝王，他们将整个欧洲大陆攥在了自己的手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统治了一个基督徒的世界。任何一个内阁提出议案时都少不了他们的建议。他们轻松地伸出手，从彼得堡到维也纳，从维也纳到巴黎，从巴黎到伦敦，从伦敦到华盛顿。罗斯柴尔德男爵，这个家族的领头人，是真正的犹太人之王，是万能之王，人们一直期待的救世主。他掌握着战争与和平、祝福与诅咒的钥匙……他们是欧洲国王以及美洲共和国首脑的经纪人和顾问。他们还想要些什么？

——《奈尔斯每周纪事》，1835～1836年

1832年之后的岁月里，随着对于革命以及战争的担忧渐渐消散，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扩大了他们金融影响力的地理范围。上面引用的美国报刊的评论只是这种扩张带来的诸多评论中的一条。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托马斯&#8226;雷克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从曼彻斯特的一家店铺起步，成为欧洲的金钱帝王。通过位于巴黎、伦敦、维也纳、法兰克福、彼得堡和那不勒斯的分行，他们掌控了欧洲的汇率，此前任何人都没有实现过这一点；现在他们似乎掌握着大量的国库。当下，任何一个帝王如果少了他们的支持，都无法获得贷款。”皮克勒王子用一个德语双关词“Glaubiger”（信奉者或债权人）做了解释，“伟大的罗斯柴尔德可以与苏丹媲美，因为后者是所有信众的统治者，而前者则是所有统治者的债权人。”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8226;利斯特对此表示赞同：罗斯柴尔德是“以色列的骄傲、大财主，是旧世界金银币以及金块银块的主人，在他的钱箱前，国王和帝王们谦恭地低下了头”——简而言之，他是“万王之王”。威廉&#8226;梅克比斯&#8226;萨克雷在早期并不怎么出色的诗句里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些诗1833年发表在昙花一现的《国民旗帜报》上：

看，这是交易所的支柱！它是内森&#8226;罗斯柴尔德本人，

他的名声在天下所有的交易所里回荡；

借助钱财的荣耀，他成为第一个犹太人男爵，

他不是“犹太人之王”，而是“驾驭国王的犹太人”。

他是金钱和公债的伟大化身，

1/8，1/2和1/4，借据，选择权和份额；

他将新国王玩弄于股掌之中，就如年轻的小姐戏弄宠物一般；

国王将是无可置疑的公牛和熊。

漫画家响应甚至细化了这些评论。一幅可以追溯到1829年的漫画显示，内森变成了“嗡嗡作响的贷款陀螺”，国王在他们面前谦恭地低着头，他给他们分发着硬币（见图21）。

这类漫画中，可能最有力（轻蔑）的一幅画出自一个德国漫画家之手，时间大概为1840年。《大水泵》把一个怪异的犹太人——很明显是一个合成的罗斯柴尔德——描绘成了一个巨大的钱泵，作者借用了德语单词“pumpen”的双关含义，意指泵水或借贷（见图22）。画中人站在齐膝深的口袋里，口袋里装满了黄金；他膨胀的肚子是地球，一个路易金币（写着“地轴”）

代表北极或肚脐；头上戴着纸做的王冠，上面写着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罗斯柴尔德的主要贷款名称（提供给普鲁士、俄罗斯、那不勒斯、奥地利以及葡萄牙的贷款）。

根据他外套上的口袋数量来看，他简直是“世界所有王室的遗嘱执行人”。两只手分别有两个小人抓着手指，似乎正在操控水泵（尽管并不清楚他们实际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它的动作）。左边一个代表的是土耳其，右边其中一个是奥地利。下面全是罗斯柴尔德金钱的接受者，硬币正源源不断地流进他们的钱箱和帽子里。埃及统治者穆罕默特&#8226;阿里和他的儿子易卜拉欣&#8226;帕夏在画面左边，正在用勺喂苏丹；他们下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人，跟前趴着一条大头狗，可能是英国国库大臣（尽管站在他身后的两个人无法确定身份）。另一边，毫无疑问是路易&#8226;菲利普和法国政治家阿道夫&#8226;梯也尔；他们右边那个一眼很难看出来是谁的人，可能是西班牙将军巴尔多梅罗&#8226;埃斯帕特罗。但尽管这些人物都是罗斯柴尔德金钱的接受者，他们都痛苦地被带刺的藤蔓缠绕着，这些藤蔓根植于膨胀的钱袋。他们下面也有两个小一点的人物：站在已经关闭的海关的那个人，手里举着“禁止进口”的牌子，另一个从开放的海关通过的人手里举着“允许进口或新的收入”；士兵在莱茵河右岸集合；埃斯帕特罗下面的人则在哀求拿到他们“没有发放的薪水”。这幅漫画暗示，罗斯柴尔德不仅将金钱泵到全世界，而且还像一个巨大的心脏那样把它们吸回来。

内森的主导地位（1）

但是，这种壮丽的图画与内森&#8226;罗斯柴尔德以及他的兄弟们十分平凡的实际表现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真正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大水泵》中的人物没有多少重合的地方。曾经有许多好奇的访问者到过皇家交易所（伦敦股票交易所）看内森做生意，按照其中一个人的说法，他是“一个长相非常普通的人，面貌粗俗，松弛下垂的嘴唇以及突出的金鱼眼。他的体型肥胖，显得笨拙，穿一件翻领大衣”。我们现在有大量描绘内森这些特征的画像和漫画。比较早的一幅由理查德&#8226;戴顿绘制，标题为《皇家交易所一览》，1817年10月第一次出版（见图23）。这是一个穿着黑色外套、戴着高帽男人的侧影，挺着肚子，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拿着一张纸。这幅画被证明是众多插画家喜欢的一幅：内森以类似的姿势出现在乔治&#8226;克鲁克香克的《皇家交易所》（1821年），以及他的《布赖顿美人》（1826年）之中。但是，每次再版时，都会有一些精细的微调。托马斯&#8226;琼斯在他的1829年版本的《交易所之

柱》中增加了一个细节，这幅画将内森安排在了他最喜欢的交易所东南角的一根柱子前（见图24）。

两者编列起来有着特殊的含义：内森就如柱子一样坚硬、固执，但同时也暗示了两者之间的对比之处——柱子白色均匀，内森一身黑、肚子突出。

没那么“讲究”的艺术家更进一步，夸张表现了内森突出的下唇和肚子，这种方式无疑带有敌意。比如，法国艺术家让-皮埃尔&#8226;当唐在1832年制作了一尊内森陶瓦小雕像，它是当时嘲笑罗斯柴尔德艺术品中最怪异的一例。内森的嘴唇突出，与帽檐一般长，并且松垮地垂着，就像是鳕鱼的嘴；他的大肚子沉重地压在两条细腿之上。萨克雷在他的素描《N&#8226;M&#8226;罗斯柴尔德先生》，同时配了上文引用的诗句（见图25），忽略了内森的肚子，但是最后一节诗文毫无疑问地显示，作者发现内森的外形丑陋：

啊！财神！你的魅力奇妙地给予了我们！

否则，我们肯定会认为你有失体面，

当人们的好感增加后，它会给你带来上帝般欢乐，

混合了猪和猴子脸孔的脸上绽放出笑容。

就如他尖尖的脑袋那么明显，

亲爱的读者，我们详详细细地将他展现给了你们；

然后我们将把犹太人独自留在他的荣耀中。

内森死后，大量他的黑色半身侧面影——大多数使用“伟大人物的身影”字样作为标题——包含了比较多的同情意味，它们其实也不是献媚。即便罗斯柴尔德家族请人给内森画了大量的肖像，实际上也不是试图赋予其光辉的形象。在许多人眼里，内森的伟大本来就存在于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中。一些人看待工作中的内森时，觉得他周围笼罩着一种英雄般的光环。这篇开头引述的那个美国访者宣称：“他周围的气氛以及他的处事方式中，有一种统帅一切的感觉，那些接触他的人主动表现出的恭敬，显示出他并不是一个普通人。‘那是谁？’是自然而然的问题，‘犹太人之王’则是答案。”但是，尽管他的性情与拿破仑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金融界的帝王却从没有受到过英雄般的对待。当时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胖子在买卖一张张纸片：

人们挤在他的周围，举着各种汇票。他会扫一眼某张汇票，还给对方，然后肯定地点一下头；接着转向另一个寻求建议的人。两个俊朗时髦的年轻人站在他身边，做着记录。他们的讨价还价控制着当天整个欧洲大陆的汇率。

他的弟弟詹姆斯同样易于接触。1837年，一个巴黎的记者“要见冯&#8226;罗斯柴尔德先生本人……他是人人传颂的人物，公债的大东方组织（欧洲最老的共济会组织）以及欧洲安全的关键枢纽”。这个记者惊讶地发现，“国王”走进他的“首都”时是那么的普通：

冯&#8226;罗斯柴尔德先生只露面一小会，从下午3时到3时25分，这就是说，收市前5或10分钟……他通常由一个侄子陪着来到交易所，他的出现引起的骚动不是一般的猛烈。人们急切地围住他，尤其是那些纠缠不休的交易员，但这并没有干扰他倾听他们的声音，然后用他惯常的幽默回答。他自己会向一些关系紧密的银行家打招呼；他与别人的交谈从不冗长，说话时也没人交头接耳；当铃声响起时，人们四下散去；人们走后，他也如别人一样离去——没有到来时的那种仪式。

萨洛蒙在维也纳似乎更平易近人：“每天，从12点股市开盘到下午4点收市，他一直被交易员和投机者围绕着，他们向他焦急地报告着市场的走势，并急切地希望得到并执行他的交易委托。”

那些曾经进过罗斯柴尔德办公室的人也被他出乎意料的谦虚所震惊——尽管对外面的人来说有些不可思议。1826年，皮克勒王子第一次见内森时，吃惊地发现“伦敦城的统治者……实际上……待在一个毫不起?的地方……在他账房的小院子里，我见了这个神圣同盟中神通广大的人，狭小的院子里还摆放着一辆装着银锭的货车。”详细描述内森时代纽考特内部情况的文档无一留存下来，但我们或许可以从迪斯雷利的小说《坦克雷德》中找到一些相近的描述（尽管作者可能有所修饰）。与皮克勒当年一样，坦克雷德拜访时，发现与罗斯柴尔德相像的西多尼亚已经与一个外国大使在小房间里谈事：

坦克雷德进到斯金花园，巨大的台阶下停着一辆带有外国王室花冠的两轮马车。一个又高又胖的门房接待了他，门房看到这个年轻人停下来不再往前走，于是懒洋洋地从一个带有顶棚的椅子里站了起来，问这个刚进来的年轻人有什么事。

“我想见德&#8226;西多尼亚先生。”

“现在不能见，他正忙着。”

“我有一张便条要给他。”

“噢，给我吧，我会给你送进去。你可以坐在这里。”门房打开了一个接待室的门，但坦克雷德不愿意进去。“我在这里等就行了，谢谢你。”坦克雷德说，他环视着橡木做成的大厅，墙上挂着几幅肖像；一条楼梯蜿蜒而上，这种豪华的楼梯在现代的伦敦别墅中绝不会见到。

“（门房说）我现在不能打搅主人；西班牙大使正和他在一起，其他人还在等着。当大使离去时，一个秘书会把你的信以及其他信一起拿进去。”

此刻，坦克雷德仍在大厅里逗留，进来了好几个人，而且跟门房连招呼都没打，直接向房间里走去。

“那些人要去哪里？”坦克雷德问。

门房带着一丝不解和轻蔑的神情瞪了他一眼，然后有些自言自语地回答他说……“我想，一些人去账房，一些人去银行。”

这件事过后，年轻的造访者又被晾了一会，直到一声“驾”宣告西班牙大使终于离去：

“现在你的信将和其他信一起被送进去了。”（魁梧的门房）对坦克雷德说。

坦克雷德被带进一间宽敞而且相当长的房间，房间全部用老橡木装饰，散发着浓郁的奢华气息……土耳其地毯，深红色绸缎做成的窗帘，几张巨大的桌子上铺着纸，几张休闲椅。墙边有几个铁柜子，这些就是房间里的全部家具。房间的一角是一扇玻璃门，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用做账房的房间，里面挤满了办事员。平时门会用一块厚羊毛毯遮着。

这段描述让人感到怀疑的地方就是罗斯柴尔德其他分行的氛围与此完全不同。比如，詹姆斯的办公室通常能够轻易地进入。梅特涅的儿子维克多19世纪20年代末拜访詹姆斯时，他发现：

办公室就像是一个电影放映机，各种各样的人以及各种各样的声音不停地进来、出去。那天，这种来来往往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在交易所交易的证券价格剧烈地波动。这个大银行家本人也表现出了一丝焦虑，平时他总是保持着冷静。我们的谈话很快被一个向老板报告股价的职员打断。

根据当时人们极为稀少的描述，法兰克福分行在其设计上也是“开放式的”：

他坐在办公室里的职员之间，就像一位君王；他下面是他的秘书们，四周能看到一群来来往往的交易员。他会跟每个人说一两句话，他像是个商业天才，能够立刻知道如何回答每个问题，能够对任何放到他面前的生意做出决定……要跟他私下里说一些生意上的事几乎不可能；他在办公室里做的每件事都是公开的，就像是在法庭里。

换句话说，罗斯柴尔德各个办公室里发生的事与各个交易所的情形没有太大的差异：交易员来来去去，相互交换着各种纸张。

内森的主导地位（2）

因此，那些期望去他们办公室看到一些能够彰显他们权势东西的人，无疑会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只要看一眼交易员的日常工作，就能知道罗斯柴尔德几兄弟的工作情形了——不过这也是试图探寻罗斯柴尔德成功的无形动力的一个诱惑：比如，希伯来护身符，或像巴尔扎克小说主人翁纽沁根那样，靠精心编织的骗局发迹。当时的人们唯一能够发现、可以用来证明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凡成功的线索，就是内森进行复杂金融计算的速度和轻松度，他将这归功于他的记忆力。“即便没有儿子协助，”另一个作家评价说，“据说他也能够记住每一笔交易。”他的讣闻撰写人后来在《泰晤士报》上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

他在计算利率方面，无论是提取还是存入，都不会有丝毫的障碍；他的记忆力如此之好，以致不管每天经手多少交易，他从来不用记笔记，回家后能够丝毫不差地口述给办事员。

内森死后，另一个作家写道：“他的野心就是比别人更快、更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会以自己全部的能量勇往直前。到达终点后，目标对他而言已经失去了所有的魅力，于是他就会将自己永不知疲倦的头脑转向别的东西。”

对有些人来说，这种不知疲倦的才能甚至被认为有些诡异。一个看过内森工作的人发现：

他个性中的僵硬和紧绷会让你好奇地觉得似乎有人正努力地要将他挤到身后去，而他也不害怕或羞于承认这一点。眼睛通常是解读灵魂的窗口，但是在内森身上，你会得出结论：这扇窗开错了，或透过它们你看不到任何灵魂。眼睛里没有丝毫的光线透射出来，即便偶尔出现一点点闪烁，也是四下散射。给你的唯一感觉就是一张空空的皮囊，你会怀疑，里面什么都没有，它是怎么站立在那里的？其他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向它，它会向旁边移两步，瞬间固定的灰色眼睛里闪出你从未见过的光芒，就好像一个人从剑鞘里拔出一把剑一样。进来的人，可能只是偶然经过，只停留一两秒，但在这短暂的过程中，他脸上表情的变化（多种多样），尽管你不能用语言形容，但你能感觉到一定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切过后，他的两眼再次暗淡无光，他再次恢复了雕像一样的姿势。整个早上，大量的人来到这里，所有人受到了同样的接待，也以同样的方式离开；最后，这个人自己也消失在空荡荡的交易所里，留下你恍然若失地思索着。

尽管这番描述有些过头，但它捕捉到了当时的人们评价内森时经常提到的一点：内森集冷静与突发惊人行为于一身，两者能在瞬间实现转变。1821年，据说他接到有人要暗杀他的警告，当时他“带着一丝微笑，感谢了提供情报的人。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他没有对任何一个人做过错事，他不能接受有人会策划如此残忍的行为，因此他认为警告不值得关注”。但是，两年后，当他发现一个陌生人占据了自己在皇家交易所经常使用的位置后，他变得“如此激动，花了好些时间才恢复平静，并开始交易”。《给银行家的传单》指出，内森“坚强并且不受拘束的意志”以及“新的地位带给他的高傲，使得他对任何个人风险不屑一顾”。我们也提到，这种傲慢的品性经常渗透进他的信件里。一个显然目睹过内森发火的人回忆说：“罗斯柴尔德先生的愤怒盖过辨别力时，他所使用的语言仍不会超越赚钱所允许的范围……他的口述信件通篇渗透着赚钱的思想，即便他发现一张汇票出乎意料遭到拒收而让他勃然大怒，但在信件到达收件人那里时，其语言已经转化成了商业词句。”

但是，几个兄弟之间都是亲笔写信，其他四兄弟就没有商业伙伴那么幸运了。我们也看到内森在写给兄弟的信中是何等的粗暴；这一点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改观。1828年，萨洛蒙的儿子安塞尔姆写信给列昂内尔：“请告诉你的好父亲，以后不要写这么暴躁的信给阿姆谢尔大伯了。我可以向你保证，它们伤害了他的健康。出于什么原因？因为他写信给你父亲，说他希望拿一些钱，那是你们欠他的。考虑到大伯年纪已老，身体虚弱，如果你们不注意写信的措辞，他就不再收信了……”6年后，纳特报告说，阿姆谢尔的“健康状态让他非常担忧”并“非常强烈地”建议父亲“在你的信里哄他开心一些，不要斥责他，因为这对他的伤害超过你的想象”。内森与詹姆斯之间偶尔也会发生摩擦。比如，1832年，詹姆斯“非常强烈地反对”向希腊提供贷款，直到他接到纽考特寄来的信才最终同意，信里是这样说的：“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让这桩生意从你的手里溜走。”当内森改变主意时，詹姆斯欣喜若狂，内森给他寄了第二封信：“有关希腊的事，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两人在1835年的葡萄牙贷款的问题上也有类似的碰撞。

仅以内森的个性还不足以解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融方面的成功，尽管他的个性相当重要。19世纪30年代兄弟间逐渐增多的争吵并不是因为内森的主导地位。比如在1831年，列昂内尔转达了一条信息给他父亲：“詹姆斯叔叔希望爸爸不要仅为自己的利益在伦敦做法国公债方面的生意，因为这将破坏巴黎分行与伦敦分行之间的生意，到最后其他人将乘虚而入。”两年后，纳特从法兰克福写信说，他的阿姆谢尔大伯“抱怨爸爸跟他做的生意太少了……我能肯定，亲爱的爸爸，你会看到大伯想要什么，他特别希望你能像以前那样跟他做生意”。由于没有收到纽考特方面的任何回馈，纳特被迫再试一次：

他恳求爸爸你能够尽可能多地跟他做生意，那样会很好；他抱怨你给巴黎和维也纳太多的优先权了。我必须说，他是非常优秀的人，如果可能的话，和他做一笔生意吧，让他高兴一些……但是，不理会争执也是明智的。

除了争执，阿姆谢尔的抱怨里说出了一些事实。到19世纪30年代初，由于兄弟几个相互见面的次数变少，伦敦分行与法兰克福分行之间的金融联系似乎也松懈了不少。这也不是离心力起作用的唯一迹象。仅仅1年后，卡尔在那不勒斯向詹姆斯提出了非常类似的指责。这次，内森被迫充当两个弟弟之间的调停人。“亲爱的内森，关于我们的兄弟卡尔写信跟你说我没有定期给他写信的事，”詹姆斯在一封信里对卡尔的指责做了回应。

为了维持良好的关系并遵照你和萨洛蒙的期望，我实际上已给他写过5封信了，我也彻底忘记了他写给我的那些愚蠢的信……我当它们不存在。请让那不勒斯将我的信转寄给你，这样你就会了解我确实写信了，因为我想维持和睦的关系，不想发生任何争吵。我做到了一个诚实的人为他的兄弟所能做的一切。他们可以抱怨我，但是我不会再给他们写信，除非我收到他们的信，因为我仍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我对这一荣耀的坚持与我们的兄弟卡尔一样。

当然，兄弟之间发生争吵时都写信给内森的事实，也表明内森的“司令”地位是何等的牢固——他是整个罗斯柴尔德大厦所依赖的支柱，就如皇家交易所的柱子一样不可撼动。但是诸如这类的争论也表明，维持这座大厦的稳固，其他的墙壁也是必要的。

罗斯柴尔德机制（1）

如果罗斯柴尔德成功有一个“法宝”的话，那应该是他们5家分行之间的合作机制，这使得他们成为世界最大的银行（以整体来看），同时将自己的金融影响力通过5个主要金融中心扩散到全欧洲。这种跨国机制由合伙人协议监管着，这份协议每几年重新修改、签订一次，它实际上是一个金融联邦的宪章。我们知道，最早的这类协议起草于1810年，但这并不是协议范本，因为当时迈耶&#8226;阿姆谢尔还处于掌控地位，而且当时的战事也让内森没有签约。1815年签订的五兄弟间3年协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协议。这阶段最关键的事情是伦敦分行的庞大财富。根据协议的序言，五兄弟的“合伙财富为50万英镑左右”，但很显然，大多数钱是内森的。协议寻求重新定义五兄弟的财产总额，除去一些项目（可能是房产），然后以5万英镑本票的形式将内森给其他四个兄弟的20万英镑分配到位。结果，336万英镑的份额是内森的，占整体的27%；阿姆谢尔与萨洛蒙各自占20%；卡尔与詹姆斯分别占16%。此外，几人同意所有的开支用伦敦分行的收入来支付，每年年终的时候几方平均分配利润。

在协议有效的3年期间里，兄弟5人的资本以指数级增长，从336万英镑升至1772万英镑。如此大幅度的增长要归功于内森在同一公债方面的大量成功投机，尽管总体资金或多或少保持原状，但他的兄弟们此时同意在分配利润时偏向内森。正如卡尔所说的那样：

内森应该获得多于五分之一的利润。他有一个大家庭，他需要更多的钱。无论你们怎么安排，我都同意……你告诉我，你也认为内森应该给予一些特权。我们获得的一切，确实都归功于他。他拯救了我们。我们希望早一点抛售，但他阻止了我们。

此时，技术上已经有了“五个合伙人共同运作下的三家联合商业组织”：伦敦的N&#8226;M&#8226;罗斯柴尔德公司、法兰克福的M&#8226;A&#8226;冯&#8226;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以及詹姆斯在巴黎的新据点：冯&#8226;罗斯柴尔德兄弟银行。因此，伦敦分行的一半利润将归内森所有，他的兄弟每人得到利润的1/8；内森同时还会得到其他两家分行1/4的利润，其他兄弟每人分得3/16。1818年的协议同时还引入一个新的制度，即每个合伙人每年获得自己资金份额的4%，用来支付各种费用（生意和家庭开支）；任何用于遗产、房产或地产上的大额费用将从个人的资金份额中扣除。此外，“为保持账本和账目的规整……需要作出规定，尽管三家分行组成共同利益集团，但自定汇率、经纪费、邮资和邮票价格，三家分行相互间的利率定为5%”。为了增强集体身份的感觉，协议特别要求每家分行每周向其他分行通告自己的交易情况。

尽管这份协议最初只打算使用3年，但实际上它一直延续到1825年。但是，如果认为这份协议是兄弟和谐的一个标杆，那就错了。除了我们在前文叙述过的五兄弟在这段时期常见的争吵外，欧洲大陆的四兄弟曾另外订立一份协议，其内容反映了他们与内森之间严重的分歧。因此，1825年代协议恢复了1815年的机制：利润将平均分配，这反映法兰克福与巴黎分行的资金增长迅速，有望超过伦敦分行。另一方面，内森的个人份额仍然超过了联合资金的1/4，此时的数额超过了400万英镑。此外，尽管萨洛蒙和卡尔或多或少地定居在维也纳和那不勒斯，他们的分行并没有获得前三家的同等地位，继续被当成法兰克福的“分支机构”，1828年前没有任何独立的资金（这之后也只拥有相对较少的资金）。这可能阻止了上述的离心倾向。几个合伙人此时确保“知会彼此所有的交易，不管其内容是什么，过程和结果如何”，不过是每个月通知一次，不再是一周一次。

1825年的协议也第一次将第三代人吸纳进了公司，在萨洛蒙的儿子安塞尔姆与内森女儿夏洛特结婚后，他成为了合伙人之一。罗斯柴尔德兄弟第一次增加了道德方面的内容：1825年的文件包括了一项条款，允许安塞尔姆退出生意，如果“工作变得过于艰巨”；并且寻求遗产问题可能出现争执的解决办法，即规定每个合伙人的后代无论继承的资金份额是多少都必须接受，不能诉诸法律。协议特别声明，如果一个合伙人的后代起诉其他尚在人世的合伙人，这个后代继承的资金份额的1/3将被罚没，然后分发给法兰克福、伦敦和巴黎的穷人。

只描述他们所定的条件，很容易忽视这些协议所包含的秘密特性，保密做法也一直被流传了下来。当兄弟几个1828年8月在法兰克福会面，总结相对让人失望的3年时，内森的妻子汉娜和儿子们也一起去了那里，但他们全部被排除在协商会议之外，8年后依然是这样的情形。“爸爸和他的兄弟以及安塞尔姆几乎一直忙着商量安排他们所关心的事，”汉娜说，“会议在（阿姆谢尔的）花园的塔楼里秘密举行。”她能够说的就是“每件事似乎都一致通过”。这对她来说让她放心了不少，1828年的协议显示，尽管内森的个人资金份额维持不变，但伦敦分行的相对重要性继续下降。它所占总资金的比重只为27%多一点儿，而在1818年，这一数字是42%。这一份额在之后的8年里只上升了非常小的幅度，而且还是因为1836年法兰克福会议前的一件事发生才实现了这一改变——内森的意外去世。1828年的协议，由于伦敦主导地位相对降低，使得欧洲大陆的合伙人能够确立利润分配的有利方式：从那之后，内森可获得伦敦分行60%的利润，但只能获得法兰克福、那不勒斯和维也纳分行10%的利润，其余四个兄弟每人获得10%的伦敦分行利润，225%欧洲大陆分行的利润。这条法则——毫无疑问提高了伦敦分行的相对自主性——在内森死后也仍旧保留：他所有的权利全部转移给了他的4个儿子。

毋庸讳言，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融上是成功的。实际上，1850年前，他们资金的增长速率以及规模在银行业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表2-1总结了19世纪上半世纪各个分行的总资金数额：

表2-1：罗斯柴尔德总资金（1797～1844年，单位：千英镑）

罗斯柴尔德机制（2）

179718071810181518181825182818361844

法兰克福9950672768068001 45001 53432 12142 7500

巴黎55035001 24901 46641 77422 3146

伦敦90074201 14201 18331 79342 0051

维也纳68025011042500

那不勒斯550129626834625

总额9950672733601 77264 08204 33846 00777 77782

备注：1815年资本总额或许过低：关于资本总额是50万英镑还是336万英镑的协议并不明确。同时注意，1815年的数字是各个合伙人个人的份额，而不是分配给各个分行的份额。1807年的数字由古尔登转为英镑，当时1英镑兑换1016古尔登。1828年的数字也是由古尔登转换而得，当时1英镑兑换12古尔登。

数据来源：档案文件

罗斯柴尔德家族资源的庞大规模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就拿1825年来说，他们的资金总额是巴林兄弟资金总额的9倍，是詹姆斯在巴黎主要竞争对手拉斐特的11倍。他们的资金总额甚至超过了法兰西银行（此时大约为300万英镑）。记录1830年以前的各个分行资金数额的资料残缺不全。比如伦敦分行，1809年的总账保存了下来，但1828年之前的损益账目全部没有留存下来。图26给出了截至1850年的“结果”数据：每年年初的上年度利润占资金总额的比例。这些数字中表明了几点：第一，他们的业绩存在巨大的波动，有非常成功的年份（1834年），当时的利润接近资金总额的1/4；也有遭受严重挫折的年份（1847年），公司接近1/3的资金亏损了。平均下来，利润实际上并不可观，尽管这部分反映了计算净利润前扣除了各种开支的事实。利润（或亏损）的数额只是简单地加到前一年的资金总额里（或从中扣除）；这一机制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大的竞争对手巴林所采用的机制截然不同，巴林倾向于计算毛利润，并且将毛利润分配给各个合伙人。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他们竞争对手最大的不同可能是他们将利润重新投入了生意中，因此他们的资金总体上出现的是增加趋势，而巴林兄弟或多或少地保持资金稳定，寻求能够保证自己生存的最大化利润。1829～1846年，N&#8226;M&#8226;罗斯柴尔德公司的资金总额增加了90%，而巴林兄弟只增长了50%。

图26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年度利润占资金的百分比（1830～1849）

来源：附录2，表格b。

其他几家分行里，分类账目得以保存下来的是相对较小的那不勒斯分行。考虑到它的规模，那不勒斯分行的利润有些不可思议，尤其在它创立的头10年里。1825～1829年，它的平均年利润超过了3万英镑，当时它的资金总额还不到13万英镑；整个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它的年平均利润为2万英镑。与伦敦和巴黎分行不同的是，它似乎从没有出现过亏损的情况，即便遭遇了1825年、1830年和1836年的3次危机。卡尔可能被当时的人认为是5兄弟中天赋最差的一个，他的信也反映出他处事有些迟钝，但是毫无疑问，他在金融方面仍然十分精明。

不幸的是，没有这个时期的巴黎、法兰克福和维也纳分行利润的完整数据。巴黎分行唯一残存的是1824～1828年间的数据，它所告诉我们的，是1825年危机给詹姆斯造成的伤害程度（他的损失不少于356万英镑）以及他从挫折中恢复的速度（他的利润在随后两年里分别是44万英镑和124万英镑）。不过，我们可以从资金总额表上推断出每个分行的年度利润（见表2-2）。这些数字有些出人意料地显示，伦敦分行的盈利能力实际上比其他三家主要的罗斯柴尔德分行要低：1818～1844年间，法兰克福与巴黎分行的平均年利润都高过伦敦分行。内森的兄弟们，尤其是阿姆谢尔经常要忍受与他们认为的“司令”相比较的痛苦；但即便在内森占主导地位的那段时期，法兰克福也比伦敦更具盈利能力。维也纳，考虑到它较小的资金规模，其盈利能力也是相当高的。

表2-2：5家罗斯柴尔德银行年平均利润（1814～1844年，单位：千英镑）

1818～18251825～18281828～18361836～18641818～1844

法兰克福11028737980

巴黎163-8386775

伦敦5714693449

维也纳81117N/A

那不勒斯451724N/A

总计33085208221204

数据来源：档案文件

当然，问题是当5家分行仍被认为是不可分割的合伙人时，进行这样的比较是否准确。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讯表明，5个分行依靠一种集体策略获得了各自利润的一大部分，这种策略1836年之前的订立者是内森。如果没有这种有效获益的策略，兄弟之间就无须如此频繁地相互写信，信的内容也无须如此详细。如果各个合伙人不再觉得需要依靠别的合伙人，那么利润摊分的基本原则就不会持续如此之久。那不勒斯的资产负债表给出?很好的例证，说明了5家分行是如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1825～1850年间，它的资产中属于其他分行的资金很少低于18%的比例，有时甚至多达30%。这种情形在其他分行似乎也是一样。1828年，巴黎分行31%的资产是欠其他罗斯柴尔德分行的钱，主要是欠纽考特（伦敦分行）。

几兄弟究竟是怎么赚钱的？截至目前，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经营政府债券方面的生意，（从他们的信件内容来判断）这也是他们在1836年之前最感兴趣的活动；而且这一活动给当时的人留下的印象也最为深刻，因为它包含了明显的政治寓意。表2-3提供的数字是伦敦与法兰克福分行（其他分行的数据无法获得）在这一时期发行的贷款（债券）面值总额。

表2-3：伦敦与法兰克福分行发行的债券面值（1820～1859年，以每10年计，单位：英镑）

NMRMAR

1820～182958 715 3364 892 947

1830～183943 194 1503 599 512

1840～184935 169 6112 930 801

1850～185988 485 9007 373 825

数据来源：《金融世纪》第16～81页，艾尔著；《迈耶&#8226;阿姆谢尔》第29～42页及第206～228页，伯格菲尔著。

这些数据证实，罗斯柴尔德家族（尤其是伦敦分行）在这一时期是国际债券发行的主导力量。1815～1859年间，伦敦分行一共发行了50笔贷款，主要是提供给政府，面值总额约为25亿英镑，占到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海外资产的10%。形成对比的是，巴林兄弟在同一时期只发行了14笔，面值总额为6 600万英镑。表2-4提供的是1818～1846年间，伦敦分行贷款的流向地域——包括少量的大笔私人贷款。这些数据显示，当时人们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神圣同盟的银行家”的说法有些夸大；伦敦分行最大的客户是法国和英国，而普鲁士、俄罗斯和奥地利远远地排在后面。

表2-4：伦敦分行发出的贷款（1818～1846年，按照借贷者）

借贷者总额占贷款总额百分比

英国44 938 547292

法国27 700 000180

神圣同盟*29 029 566188

普鲁士[12 300 400][80]

俄罗斯[6 629 166][42]

奥地利[3 100 000][20]

那不勒斯[7 000 000][45]

葡萄牙5 500 00036

巴西4 486 20029

比利时11 681 06476

其他**5 843 75038

私人部分24 900 000162

总数154 079 1271000

*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与那不勒斯。**荷兰、希腊与丹麦。

罗斯柴尔德机制（3）

数据来源：《金融世纪》第14-42页，艾尔著。

阐明政府债券在罗斯柴尔德各个分行资产负债表中的重要性相对容易。伦敦分行现存最早的资产负债表（1818年）显示，它的资产中非常大的一部分——超过了1/4——投资在英国政府债券之中。如果算上它持有的丹麦政府债券，这一比例超过了37%。同年，法国分行35%的资产是3%利率的法国公债。“国家证券账户”在维也纳分行的资产中占据了同样的比例，这也显示了罗斯柴尔德大胆的策略：保持“最上等”的证券所占资产比例为1/3左右。但是，计算这些债券发行所产生的利润非常困难。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每一笔收取的佣金和其他费用都不相同；一些债券的发行实际上带来了重大的损失（比如1830年的法国贷款）。不管怎样，兄弟几个在债券市场挣到的大部分钱并不是来自于发行新债券，而是来自于对现有债券的投机。这其中，要找出精确的数据也非常困难。从现存的记录来判断，各分行账户的构成主要基于对各种业务或交易回报的计算，并且确保各个分行之间不存在差异。与大多数19世纪公司的总账一样，伦敦分行并没有按照种类来组合记录交易：各种买卖行为按照实际发生的时间相继记录，年底时再合计。理论上，计算买卖政府债券获得的利润是有可能的，但是这无疑要花费大量精力，总账也没有试图厘清这方面的数据。那不勒斯分行有一个“公债账户”，但是它也保持了其他政府证券，如那不勒斯、罗马政府债券的独立账户。由于它经常改变每半年的会计惯例，建立新的账户用于继续进行的交易，因此要对它的活动得出让人深刻印象的评价几乎不可能。最多可以说它绝大多数利润来自5～10个联合账户，有些是与其他罗斯柴尔德分行的联合账户，有些是与意大利银行的联合账户；利润也来自于为第三方进行交易收取的佣金，来自于各种没有列出明细的贷款利息。

当然，如果罗斯柴尔德只经营政府债券，那这就没什么问题，但他们在银行业里的活动实际上多种多样，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趋势更为明显。政府金融是他们的最爱。如果按照生意的成交量而不是利润来衡量，相对重要的是伦敦“商业银行家”的经典业务：接收商业票据或汇票。按照1882年《票据法》的规定——它给已有300多年历史的这种业务形式进行了精确的定义——汇票是“某个人（出票人）填写地址（并签名）后提供给另一个人（付款人）的无条件支付命令……要求……付款人（当他签署票据后变成了承兑人）在未来……确定的日期……支付给特定对象或持票人……确定数额的款项”。换句话说，某些货物的卖家可以向买家开出汇票，以便向他提供一段特定时间（通常是三或四个月）的赊账期，这样就能够让他在货物抵达并卖给制造商或零售者之后，再支付款项。商业银行扮演的角色是双重的：代表买家（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充当汇票的接受人或以一定的折扣（收取利息）从开票人手里买入汇票。贴现也可以再次打折将汇票卖给中央银行，在汇票上增加自己的签名或背书。承兑汇票的银行家是在有效地“兜售他的名声”，这也就是说，他的名声是有信贷价值的。

这类商业票据的买卖是内森&#8226;罗斯柴尔德主要的活动之一。它的重要性也能够从残存的资产负债表中推断出：1828年的“应收票据”占了伦敦分行资产的1/4；“应付票据”占了债务的5%。这类业务在欧洲大陆的罗斯柴尔德分行重要性要低一些，反映了19世纪大量国际贸易通过伦敦运作的事实。内森1832年在银行委员会作证时阐明了这一点，“从整体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是全世界的银行……在印度、中国、德国以及全世界进行的交易，都受这里的主导，并通过这个国家达成协议”。但是，内森也解释说，其他罗斯柴尔德分行在他的业务运作中仍然扮演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我买入伦敦银行家和商人手里从利物浦、曼彻斯特、纽卡斯尔以及其他地方开出的汇票，每周我会购买6 000或7 000英镑的汇票，有时会买1万英镑，然后将它们发送给欧洲大陆的分行；欧洲大陆分行用它们购买本国用于购买酒、毛纺品和其他商品的汇票……如果这个国家的国外汇票数量不足的话，我们就要被迫从巴黎、汉堡和其他地方运来黄金。

这对于当时进行的业务是一个合理的总结。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试图凭借收取票据手续费来赚钱（实际上，内森收取的费用一直比其他公司低05%）；他们的目的是利用欧洲各个市场之间的汇率差异获得利润。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讯经常提及此类套汇交易：“伦敦”（开给英国的汇票的简称）的价格高于巴黎或法兰克福的幅度足以让内森向詹姆斯或阿姆谢尔发送大量的汇票吗？“现在，亲爱的内森，”詹姆斯在1832年一封具有代表性的信中写道：

我再次忙于汇票业务了，请你准确地评估一下你发送给我们的（汇票）。我们在这里购买伦敦汇票的价格是2565法郎，加上3%的利息，相当于是25845法郎；你送过来21万英镑的巴黎汇票价格是26075法郎，加上4%的利息，相当于是2579法郎，即便不计算手续费也有20%的亏损。我将这一点告知你，唯一的目的就是我不想在处理汇票生意时蒙受损失。

这其中涉及了复杂的计算，兄弟几个试图利用的是非常微小的汇率差异。作为跨国的合伙人企业，他们在这类生意上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票据市场中的地位并不像他们在债券市场中那么有掌控力。沃尔特&#8226;巴杰特在名为《伦巴德街》(伦敦金融中心)的伦敦影响力调查中，称他们为“最伟大的……外汇交易商”；但是这一赞美用在巴林兄弟头上更合适。1825年，内森承兑的总金额为30万英镑，巴林兄弟则为52万英镑。25年后，纽考特的承兑额上升到54万英镑，但是巴林兄弟的数额则是190万英镑；而且19世纪下半叶，随着诸如克莱沃特这样的新来者加入竞争，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巴林兄弟之间的差距仍在拉大。除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将政府金融放在第一位的因素外，这主要反映了一个事实：票据生意很大一部分是由跨洋贸易带来的，而不是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交易带来的，后者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有优势。上文也提到，罗斯柴尔德也试图提高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但他们只刚刚站住脚；整个19世纪上半叶，巴林兄弟在那里一直占据上风。

票据交易很自然将大量活动联系到了一起。从非常早的时期开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交易便是国际金银市场。正如内森1832年作证时说的那样，对应英国进口的汇票与出口的汇票总额之间存在着差距；按照当时经典经济学的观点，贸易赤字或盈余自动地会带来金属货币流进或流出伦敦，只要这些货币的数量足够大，足以涵盖装运和保险费用，以及必要时的融化和重铸费用。当汇率达到所谓的“黄金点”时，就需花钱进口或出口黄金（在一些国家是白银）。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将黄金从英国运往欧洲大陆是1815年前直接参与英国战时金融活动的重要途径，兄弟几个也从没有失去对金银生意的兴趣，他们与英格兰银行以及法兰西银行进行了大量这方面的生意。这也是内森写信给一个汉堡银行并用傲慢的口吻提及的一点：“我的生意……完全由政府交易和银行业务组成。”这方面的业务也涉及了复杂的计算，尤其是硬币被融化成金条（银条），然后在另一个市场重铸时更是如此。“现在，亲爱的内森，”詹姆斯在另一封具有代表性的信中写道，“以1谷令（00648克）黄金的价格买入银币，其余的可以作为利润，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分析，因为05谷令等于1法郎的0875%。因此，59125谷令等于2582法郎，这其中，我们就有机会赚取利润。因此，我强烈地建议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挡住皮克勒王子前往纽考特去路的“装满银块的货车”并不是罕见的场景：从兄弟几个的信件来看，价值数以万计英镑的金银块定期在巴黎和伦敦之间运来送去。

罗斯柴尔德机制（4）

另一个相关的活动领域是直接参与商品贸易。当然，买卖货物与买卖证券相比，一直是迈耶&#8226;阿姆谢尔生意的一部分，内森自己的职业生涯也是从纺织品商人起步，后来又参与了“殖民地货物”的贸易业务。但是，从几个人的通信来看，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类生意的兴趣在19世纪20年代似乎有所减弱，直到1830年后，才慢慢转回来。与巴林兄弟买卖多种货物不同的是，

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喜欢专门化，希望在一些经过挑选的领域中确立主导地位。引起他们兴趣的主要商品是棉花、烟草、糖（主要来自与美国和加勒比海）、铜（来自俄罗斯）以及最为重要的水银（来自西班牙）。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予以更详细的阐述。他们偶尔也会接触一些其他的货物：比如铁、毛纺品和酒。怀有敌意的漫画家刻画了一个沿途叫卖的“布劳斯柴尔德”，他卖“各种东西”，但这其实是错误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没有大包大揽地做贸易生意（见图27）。举一个例子，尽管他们的亲戚沃姆斯兄弟在锡兰建立了一个茶叶种植园——这个种植园甚至以“罗斯柴尔德”命名——但是他们从没有真正地涉足茶叶生意。

罗斯柴尔德涉足的最后一个生意领域是保险业，这也是他们贸易活动带来的一个结果。19世纪上半叶，保险业开始繁荣，大量保险公司在伦敦和其他地方成立。内森参与了1824年联合保险公司的创立——他唯一感兴趣的合资公司——其原因多种多样，但没有一个能让人感到满意。根据该公司的历史记载，这是他与连襟摩西&#8226;蒙蒂菲奥里一次偶然碰面的结果；还有人认为他的主要目标是帮助他们的亲戚本杰明&#8226;冈珀茨获得公司精算师的职位。第三个假设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当时已有的保险公司歧视犹太商业人群。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保险业的兴趣已持续多年，因为1815年前为了确保运往欧洲的货物与金银块的安全，他们不得不提前支付高昂的保险费用。1823年，更进一步的推动力来自萨克逊-科堡公爵的帮助请求，他提出的一项新寿险条件遭到了两家伦敦保险公司的拒绝，包括当时新成立的卫士公司。最重要的是，内森似乎希望打破劳埃德在皇家交易所的位置刚好在内森的头上）的联合企业，伦敦保险公司和皇家交易所垄断了伦敦的海上保险业务。“英国与国外人身安全与火灾联合保险公司”以500万英镑的资金成立后几天，新公司的稽核员之一的托马斯&#8226;福韦尔&#8226;巴克斯顿议员就向下院提出了一项议案，寻求打破海上保险业务的垄断状态。与此同时，内森也希望得到老朋友赫里斯（此时是财政部的金融秘书）的支持。“这个公司的目标，”他用当时流行的炫耀口吻写道：

就是通过确保资金平稳流动，进而促进各种国家产业的发展，并通过向航运以及任何可能遭遇风险的财产提供保险，来保护商人以及商业社群。该公司还有其他有益的经营方向，将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同时吸引以及留住国外商业机构。

这是此刻整个欧洲大陆的政策：每一个地方，每一次努力都是要引进商业的精神，让贸易凋零的地方重新焕发生机，并发掘新的渠道……我请求你将这一主题提交给利物浦首相考虑，他毫无疑问会认为这些事实对于他的政府一直所坚持的自由原则是额外的支持，因为它们清除了开放、自由以及没有约束的贸易之路上的一切障碍。

这是提交给推行经济自由政府的一个判断正确的提议，但随后事情的关键时刻出现了。按照内森的说法，现存的海上保险公司缺乏：

活力以及那些必要的自由观点；在当下，为了保持优势，他们只能依靠继续垄断。我可以断定，如果保险业继续墨守成规，欧洲大陆任何一个角落的类似企业兴盛起来，并最终从它们手上夺去它们目前独家经营的业务。

显然，英国政府被说服了，因为议案6月在上院获得通过。但是，新公司的一个股东（同时也是劳埃德公司的一个保险商）成功地拿到了一个指令，限制联合公司参与海上保险业务，理由就是这超出了它最初确定的业务范围。结果，第二家公司被迫成立，即“

海上保险联合公司”，投资资金同样是500万英镑。

罗斯柴尔德家族担当保险人的新角色一开始就受到了公众的一些质疑。当时的一幅漫画（由名为“一个业务爱好者”的人所画的《纽考特的防火墙》）中，一辆驿站马车装载着一群乡下的投资者和他们装着钱的袋子，停在写有“虚伪同盟防火与人生安全办公室”字样的建筑物前（见图28）。办公室有3个入口：一个写着“德国门房的小屋”，一个写着“英国门房的小屋”，中间的那个，门前站着3个人（罗斯柴尔德&#8226;蒙蒂菲奥里和冈珀茨）用法语交谈着。内森说：“这次，我们从这里进去吧。”蒙蒂菲奥里回答说：“继父，你这样做太对了。”冈珀茨则嘟哝着说?“吃一堑长一智啊。”一个标志写道：“除了大热天和11月的第五天外都不休息。”另一个标志则写明办公时间为：“从太阳升起到月亮放光。”中间那扇门上方是一则启示：“禁止进入，除了那些头脑空空腰包鼓鼓的人。”英国门房对新来的投资者说：“不！我们全部要。”但是德国门房喊道：“不！不！你开门准备足够的地方招待我的贵族朋友。”

但是这种愤世嫉俗的评价是没有来由的。与当时诸多投机公司不同，联合保险公司不再是一个欺诈幼稚投资者的工具，而是一个踏实创立的企业，它有着长久、繁荣的前景。两年后，它搬到了巴赛洛缪巷，就在纽考特街4号，紧挨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公司。这也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涉足保险业的唯一事例。1839年，他们参与了（尽管不是直接参与）迅速发展的莱茵兰市场，向奥本海姆与其他人共同创立的科洛尼亚火险公司提供了支持。这种联系即便经历了19世纪40年代的动荡事件（尤其是1842年代汉堡大火，它差一点耗干了公司的全部资源）仍然维持了下来；此外，1852年，伦敦、法兰克福和巴黎分行共同成为了科隆再保险协会的股东。

罗斯柴尔德网络（1）

不断上升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业务量，金融活动的多样化以及生意利益在地域的扩展，不可避免地超出了五兄弟的能力范围。之前，谈判大笔政府贷款时，其中一个合伙人前往布鲁塞尔、布拉格、柏林或马德里通常是可行的。但是，如果他们希望在这些首都城市定期运作正常的生意，就需要做出其他的安排。同样地，如果在关键市场中没有可靠、有效的事物存在，买卖诸如棉花、烟草、糖、铜以及水银这些交易是不可能进行的，这些关键市场是指纽约、新奥尔良、哈瓦那、圣彼得堡和马德里。整个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不仅需要吸纳更多的新一代家族成员成为合伙人，加入5个分行的管理之中，而且也需要增加5个分行中办事员的数量，并建立一个经过挑选的付酬代理人团队，用以照顾5家银行在这些新市场中的利益。从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往外辐射，与这些代理人的通讯路线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新网络，大大提供了通讯的数量，同时也提高了以罗斯柴尔德的名义进行的生意数量。这个网络并不具备牵动全局的影响力；相对重要的是与其他银行、股票经纪商、中央银行和金融报纸形成的更为全面但更为松散的联系网络。如果每个人或公司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存在正常的通讯联系，就将其视为他们网络的一部分，那么这个网络无比庞大。

合伙人的扩充包括了萨洛蒙、内森和卡尔的儿子们，詹姆斯最终也稍加抗争，为自己的儿子争取到了资格。下一代中年纪最大的成员——安塞尔姆和列昂内尔——似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们世袭的职业，毫无抱怨地度过了一系列罗斯柴尔德学徒阶段：在父亲的银行工作，然后去叔叔的银行工作一段或几段时间，最后独自接受一项国外任务。安塞尔姆在1826年正式成为一名合伙人，但是一直到1830年，五兄弟才足够放心地让他参与柏林的敏感谈判，而且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事先仍要接受他父亲的仔细指导，萨洛蒙给了儿子最经典的罗斯柴尔德建议“多听少说”：

你现在是所有兄弟中享有全权的人了……所有兄弟将以相同的方式来证明自己，从根本上来说，做生意必须承受一定的风险，因此要多写信……努力工作，忙碌起来，将所有这些托付于万能的主，他能给你带来运气和祝福。

实际上，没过多久，安塞尔姆就具备了足够的自信来表现出一个合伙人应有的权威。不到一年，他就很自信地批评起叔叔们在七月革命之后的投资策略，詹姆斯很快就要求他前往巴黎协助他做事，因为“他真的很有个性”。这是一种先见之明：在下一次更为严重的革命危机横扫欧洲时，安塞尔姆在减少5家银行遭受的损失方面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即便这是以他父亲的感情为代价的。

内森最大的儿子列昂内尔也顺利通过了学徒生涯。1828年，他正式“加入生意”，当时内森带着列昂内尔前往法兰克福与其他几个兄弟见了面，列昂内尔被任命为“中将”。“现在你是指挥自己的将军了。”詹姆斯在信里给予了鼓励，“你毫无疑问能够非常好地参与生意。”“像一个男人一样，做几笔好的生意。”詹姆斯在几天后又说，“证明你是一个聪明的好商人。”3年后，当詹姆斯苦于应对1830年革命带来的冲击时，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之前似乎高高在上的语气：

亲爱的内森，你能否暂时让（列昂内尔）离开一段时间，你知道，如果你能够让他来这里帮我，那将是让人何等高兴的一件事。两人一起努力总要好过一人独自支撑。尽管我们这里很不幸，生意很少，但两个人共同运作还是大有裨益。如果让他来这里不是很方便的话，我将被迫请求你派另一个儿子过来，我一直把他们当做我自己的儿子看待。我希望列昂内尔对我不会抱怨什么，愿意回到我这里。

当列昂内尔被派往布鲁塞尔时，詹姆斯对“只留下我一个人”在巴黎感到了一丝不安。到1833年，列昂内尔在他姐姐眼里似乎成为了“一个彻底的生意人”：“他在早上过来问候，然后晚上7点吃晚餐时我们才能再次见到他。”他在1835年的马德里之旅被认为是成功的；他在1836年继承父亲担当大任显然也没有任何困难。

与此对比的是，列昂内尔的弟弟们对银行业则有些抵触。安东尼因为一段感情而被迫缩短了在法兰克福的第一段学徒生涯，而且他的父亲并不同意他所选择的姑娘，他由此对那个“让人讨厌的地方”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另外两个弟弟也有同感）。与巴黎以及伦敦相比，法兰克福并不提供奢侈的生活；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大伯阿姆谢尔比侄子们工作的时间还要长，这是常事，他从早上8点一直工作到下午7点，每周工作6天（内森并没有像要求自己那样鞭策自己的儿子）。即便在生活条件差不多的巴黎，安东尼仍然感到有所欠缺。詹姆斯曾机敏地解释道，尽管他“努力工作”，但他仍然不能“确保生意一直保留在将来的后代手里”。他的叔叔们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詹姆斯鼓励他参与谈判一宗大合约时，注意“观察所有的细节”；萨洛蒙寻求“灌输给他一定程度的坚定意识，但一方面不要动不动就吵架，另一方面脾气不要过于火暴”。但是安东尼一直没有抹去自己不可靠的名声：一直到1840年，他的哥哥纳特感到被迫要在心里用“非常粗俗的语言”来向他提出抗议。“我不喜欢他给我写信的方式，我就像他的仆人一样。”他向列昂内尔抱怨说。“我想我不是一个容易发怒的人，但是总是有那种容易冒犯人的说话方式，而我们的好兄弟比利（安东尼的昵称）有时就习惯用这种方式。”

总体上，纳特的脾气比安东尼要平和得多，但他似乎也对学徒生涯的约束感到苦恼不已。“你必须知道，”他向姐姐夏洛特坦白说，“我在伦敦待了差不多一个月，通常与爸爸一起待在账房里，并尽可能地多努力，争取成为一个合格的商人，但我发现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当他被派往那不勒斯的时候，他更不乐意，他向哥哥列昂内尔抱怨说：

罗斯柴尔德网络（2）

我现在要触及一个不成熟的主题，这就是我自己。我一直写信跟你说我对那不勒斯是如何厌恶，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种厌恶与日俱增；我也可以向你保证，无论我多么试图不要在意那些感觉，但是我害怕在这里做不好事，如果我留在伦敦做事的话，我肯定学习做生意的时间会是这里的二十分之一，而且要比这里好20倍……让最敬爱的拉比给爸爸写信，告诉他让我们回家。

最终，詹姆斯再次接管了这件事，让纳特接受了一整年的训练，“就像其他任何一个学徒一样，确保他学到如何做好账目的本领。”詹姆斯向内森保证说，纳特是“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这点我可以担保，如果他能够听进去，他会成为所有兄弟中技术最好的一个”。实际上，纳特似乎成为了詹姆斯最喜欢的侄子：他很快就谈论“把我知道的一切都教给这个好样的年轻人”。到1833年，詹姆斯感到这个“被保护人”做好了承担国外任务的准备，尽管目的地——君士坦丁堡，在希腊贷款问题的争吵期间——的选择可能并不明智。最终，纳特注定要在詹姆斯的阴影下生活以及工作大半生，他失落的心情也一直没有停息过，在巴黎，他就像是一个被流放的英国绅士，经常被法国的政治动乱弄得沮丧不已，以及经常要在“让人恶心的账房”里埋头待呆上数小时。

为何内森和他的兄弟们有如此多的儿子——一共有12个，他们却没有按照父亲的做法，至少让其中的一些孩子在新的金融中心开辟天地？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在他们的儿子还年轻时，五兄弟似乎考虑过在马德里或圣彼得堡设立新的分行。后来，他们断断续续地还提到了派一个年轻的成员前往美国。但是在大西洋彼岸开设“第六分行”的计划最多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对于这点，最好的解释就是他们认为其中的5个年轻人——安塞尔姆、列昂内尔、迈耶&#8226;卡尔、阿道夫和阿方斯——作为他们的继承人，足够让五家分行继续繁荣下去，但其余的几个的能力还不足以承担设立新分行的重大职责。因为，如果安东尼和纳特被叔叔们认为缺乏对金融的热情以及奉献精神，但他们相对于内森希望当乡绅的小儿子迈耶以及痴迷正统犹太教的威廉&#8226;卡尔来说，至少还有一点优势。另一个阻碍似乎是内森的遗孀汉娜，她坚决反对将年轻的儿子派到国外。

于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只能依靠少数付薪的代理人。当然，自犹太街时期起，他们就雇用了家庭成员以外的人担任办事员。我们对这些影像朦胧的信件书写员以及簿记员知之甚少，这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倾向于将他们排除在执行活动之外：他们被看做工蜂，辛勤地工作，得到良好的待遇——但也被牢牢地监控着。一些人的地位只比仆人好一点，就如雅各布，他的马车在1814年运送黄金前往华沙的途中遭遇事故，他受了伤但仍然十分高兴（“弄伤腿比损失黄金要好”，他开玩笑地说）。其他一些人是技术性的语言学家和会计师。1818年，法兰克福分行至少有9个办事员：拉迪乌斯和克雷姆，负责记账；贝伦茨，负责管理通讯和法兰克福所有交易的总账；盖格尔，同时处理法兰克福与息票有关的业务；盖格尔的父亲，负责现金账；汉堡，负责处理有头衔顾客的通讯；汉堡的兄弟处理外国信件；海斯勒，处理汇票；还有凯泽，负责处理国内事务。此外，在会计室还有一个办公室人员以及一个信件备份学徒。在卡尔那里，办事员“全部是年轻人”，当他计算办公室运营成本时（每年15万古尔登，约合14万英镑），他怀疑他们“欺诈”——毫无疑问，他想起了父亲在希尔舍&#8226;利布曼偷钱一事中的经历。巴黎分行的办公室规模更小（费用也更少）：差不多同一时期，詹姆斯估计每年支付给8个办事员，一个门房，一个信使，两个仆人以及一个车夫的所有费用为34万法郎（1 700英镑）。

通常，办事员都是从类似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分支中招募。在维也纳，一个关键的角色就由戈尔德施密特家族担当，这包括萨洛蒙的首席秘书莫里茨&#8226;戈尔德施密特，他在1803年与萨洛蒙一起从法兰克福搬到了维也纳；他的儿子尤利乌斯、雅各布和亚历山大分别在维也纳、法兰克福和巴黎工作。戈尔德施密特家族的亲属也被认为是值得信任的人选：莫里茨的一个侄子在阿姆斯特丹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工作，可惜早逝。另一个侄子（莫里茨）在伦敦分行工作了18年，另一个侄子（伊格纳茨&#8226;鲍尔）被派往西班牙协助威斯维勒。

不可避免地，为了跟上业务量的步伐，职员的数量必须增加，因此截至19世纪30年代，仅纽考特一个地方就雇用了30～40人，每年的薪酬从50～500英镑不等。但是合伙人“家长式”的态度流传了下来。“但愿让办事员们享用一顿好的晚餐，”列昂内尔在1836年的婚礼期间写道，“不醉不归，或者，如果他们喜欢的话……我想他们可以去格林尼治（内森的乡下别墅?举办一个舞会；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觉得不够尽兴的话，让他们办两次，让他们带上自己的另一半。”最接近鼓励的一个做法是“我们即将成为英国和国外两笔贷款的签约者，这使得办事员们能够享受到一些好处，这些应在近几年我们一直给他们的圣诞节赏钱之外另给。”当纳特和安东尼很明显将离开伦敦和巴黎前往法兰克福，照应临终前的父亲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浮出水面：第一次需要让两家分行的资深办事员担当起负责人的角色，这一职责之前一直由家族内部的人把持着。在伦敦，对于选择谁来临时接管产生了一些疑问，这反映了办公室里缺少一个正式的接班人。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内森在执行决策方面的垄断地位，让他的雇员产生了惰性，他们无须作出艰难的抉择，获得几乎是确定的收入。

这也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历的一个难题的原因所在，他们难以将遥远的城市，比如马德里、圣彼得堡的商业利益交给那些从办事员起步的人料理。因为，这些代理人不能仅仅被当成办公室职员对待，只听从合伙人每天发来的命令，不用承担任何真正的责任。不管纽考特寄去多少封信，代理人肯定更了解当地的情况。有时，他们需要快速地作出决定，因此咨询伦敦或巴黎只会延误时机。此外，无论他们如何频繁地强调自己只是伟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也很自然地会在当地获得有利于他们的地位。所有这一切，罗斯柴尔德家族发现都难以忍受。他们总是怀疑最有价值的代理人对自己不忠诚——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用自己的户头进行交易——并一再抱怨代理人的无礼、独立和不能胜任工作。“我注意到加塞尔（圣彼得堡代理人）对我们的生意毫无兴趣。”詹姆斯在1829年写信给内森，谈到了加塞尔对一大批白银要运往俄罗斯的反应：

换成另外一个人，意识到如此多的白银将要到达，肯定会说：“我会给你汇款。”但是没有，他什么都没说。他写信给我，询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建立一个为期3个月的联合账户，这样让他有更多的勇气运作生意。如此一来，我们将被迫要从这里派一个人过去，一个对我们公司非常忠诚的人。感谢上帝，你的儿子们很快就成人了。

罗斯柴尔德网络（3）

加塞尔不断地成为这类批评的靶子。1838年，詹姆斯威胁停止支付他的薪酬（每年14万卢比），他认为这一薪酬过高，而用另一种方式支付薪酬：“无论我们与他做了什么生意”，给加塞尔1/4的利润提成。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加塞尔最频繁的指责是他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公司利益之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哪怕你只写一个字给加塞尔，”暴怒的詹姆斯一年后写道，“那条呆板的狗，为你带来的伤害也肯定会多于好处。他只乐意把我们的钱据为己有，自己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即便拉扎尔——1832年被任命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个全职代理人——有时也被贬为“混蛋”，他竭力地讨好詹姆斯，詹姆斯的指示到达之前他就已经犯下了错误。

可能19世纪30年代最重要的罗斯柴尔德代理人应该是丹尼尔&#8226;威斯维勒了。威斯维勒当时是马德里的代理人，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考虑人选中是1834年。当时，威斯维勒显然已经在法兰克福分行赢得了作为一名“商人”的名声，但没过多久，他也被怀疑忽视了主人的利益。到1843年的时候，甚至出现了考虑替换他的想法：“那个年轻人，按照（安塞尔姆）的说法，一年比一年自负了”：

我真认为这个人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今天我会写信给父亲，让他做好前往马德里的准备……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能够或愿意前往马德里……但你可以信任我，我不会在信里提到迈耶，我知道你母亲希望他留在英国。我认为兰多在马德里熟悉环境之后会做得很好，他非常干净……而且出身于一个值得尊敬的家族，他绝不会表现出如此荒谬的自傲。威斯维勒不仅现在自傲，今后仍将如此。

这些威胁毫无作用。威斯维勒可能表现出“无比的虚荣”，但是他已经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罗斯柴尔德家族派迈耶前去马德里待几个月，只是因为威斯维勒要到国外结婚，对此，纳特曾说，“威斯维勒的离开迫使托普（迈耶的昵称）施展自己的能耐，能够立刻让他把自己变成那里的主人，但只要威斯维勒回来了，迈耶就会立刻感到难以找到合适的位置。”当安东尼试图推倒威斯维勒时，他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他一如既往地抱怨，仍旧如冰一样冷，直到我明确地告诉他，只要他在马德里为我们做的生意让我们满意，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如果他继续抱怨我们的给予不足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继续待在马德里，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将被迫去那里取代他……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代理人，要取代他十分困难，但是我很少或从没有见到比他更冷淡、更精于算计的代理人。他虚荣过了头。

相反，另一个派往美国的代理人哈瑙在那里立刻因为过于草率的交易引发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不满——尽管有人怀疑，如果他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有关事项，他可能又会被批评为懒惰。也只有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从一个“将他的大部分注意力倾注到为我们寻找生意的过程中”的代理人身上找到缺点。

为纠正一个长久以来的错误理解，将诸如威斯维勒的付薪代理人与那些跟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定期往来以及优先生意关系的伙伴银行区别开来非常重要。要将这些银行全部列出来将会十分枯燥：到19世纪40年代末，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与世界多个地方的银行建立了伙伴关系，我们只列一些比较重要的城市：阿姆斯特丹、巴尔的摩、柏林、科隆、君士坦丁堡、佛罗伦萨、汉堡、米兰、奥代萨、罗马和的里雅斯特。德国银行业中两个著名的名字在早期经常被错误地认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瓦尔堡和布雷克劳德。实际上，它们只是伙伴银行中的两家银行而已。1848年前，它们在银行网络中扮演的角色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这两家银行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是因为它们证明了小银行（尤其是德国的银行）通过与罗斯柴尔德建立某种联系为整个网络增加的价值，尽管它们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联系只有那么一点点。

瓦尔堡家族早在1814年就开始游说代理罗斯柴尔德在汉堡的生意，但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定期业务关系才真正建立；之后，这一偏好转给了卡尔&#8226;海涅（诗人海因里希&#8226;海涅的叔叔），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差不多以同样的方式，萨穆埃尔&#8226;布雷克劳德试图排挤掉门德尔松银行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柏林的首选银行家；再一次，尽管极尽谄媚，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他的儿子格尔松才获得了一定的特殊身份，而且主要还是因为他与俾斯麦走得很近，以及他所提供的高质量的政治消息。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仍受到蔑视：“布雷克劳德？”有人曾听到詹姆斯对赫伯特&#8226;俾斯麦大声说道，“什么布雷克劳德？布雷克劳德得到的都是我给他的，而且只占（全部利润）的1%。”许多其他银行在罗斯柴尔德注意的运作中扮演着相同的角色，他们参与了大额债券发行，对大量金银块的输送供了援手，有时还参与汇率套利交易：科隆的奥本海姆银行、伦敦的施罗德银行以及法国的波尔多银行，当然还有更多，我们只列3个出来。它们在这个阶段，都还是很小的玩家。

形成对比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那些大银行身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他们主要视这些银行为竞争对手，但是在进行一些非常大的业务时，他们也会寻求合作，这些大银行有：伦敦的巴林兄弟，托马斯&#8226;威尔逊和戈尔德施密特；巴黎的拉菲特，奥廷格和马莱；维也纳的盖米勒、希瑙和埃斯克尔，以及法兰克福的贝特曼和贡塔德。1814年之后的10年里，这些大银行之间爆发了你死我活的竞争，但罗斯柴尔德不希望这些竞争者出现不良的状况，他们越来越将这些对手看做自己生存的补充成分，当然，前提是自己的行业领袖地位不可撼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所有主要的金融中心，我们都能看到辛迪加组织以及银行间松散联合情形的出现。同时，通过扩展自己的规模，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自己承担着一定程度的职责来维护银行系统的总体稳定。这也解释了他们不希望竞争对手倒台的原因。在19世纪20年代，他们以一种近乎麻木的无情眼神看着帕里什破产。截然不同的是，在随后的数十年里，他们为了维持金融稳定，偶尔愿意拯救竞争对手，比如1831年以及1838年帮助拉斐特的举动。萨洛蒙在1841年帮助盖米勒的建议也说明：

我们作壁上观，看着一个65岁的人破产，他的银行存在了那么长的时间，也是这里第一流的银行——不能提供帮助……是不可能的……如果施泰纳和盖米勒确实停止支付款项，这将呈现何等的景象，这将给海外、法兰克福和其他德国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因为数百万——多达三四百万古尔登的承兑款和汇票将从这两家银行流失。

在这件事上，萨洛蒙提供帮助的建议最终被他的兄弟和侄子们否决。但是，他对于金融总体稳定的观点也影响了列昂内尔对英国货币政策争执的态度。1839年，他向叔叔报告说，“将制定为法令的举措应该考虑合股银行的利益”（罗斯柴尔德新一代从19世纪20年代起将合股银行发扬光大）以及它们“可能对我们内部资金的影响”。他解释说：“问题是如何让这些先生们在有足够的油水捞的同时让他们以及整个国家接受约束，避免流通出现阻滞。”

罗斯柴尔德网络（4）

综上所述，罗斯柴尔德家族思考问题的方式从本质上来说越来越像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和法国的央行仍旧是私营机构的一部分，尽管逐渐承担了法令监管的公共职责。从它们的资源方面来讲，它们也是唯一能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抗衡的银行，尽管它们是国家性的，而罗斯柴尔德银行则是跨国性质的，而且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各央行对于通货发行的垄断权毫无兴趣。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欧洲各央行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密，有时甚至是共生关系。我们已经看到内森如何在19世经20年代利用英格兰银行短期贷款的，以及作为回报，他是如何在1825年拯救英格兰银行的及英格兰银行如何在1830年提供了拯救詹姆斯所需的黄金。内森1832年向银行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如此正面也不足为奇：“我感觉到它（英格兰银行）的管理挺好。”1830～1832年危机过后，詹姆斯似乎与法兰西银行也建立了类似的关系，而萨洛蒙与奥地利国立银行的关系更为密切。

交易商的主人（1）

1836年，詹姆斯给他的侄子们提供了一些如何在巴黎股票交易所卖证券的建议：

当你买进或卖出公债时，不要想着赚取利润，你的目标应该是让那些交易商习惯于一个想法：即他们需要跟随你……这就需要在刚开始的时候做出一点牺牲，这样一来人们才会逐渐形成需要跟随你的观点，我亲爱的侄子们，这就像捕鸟一样，需要先撒些食物出去。

历史学家很容易忽视被罗斯柴尔德家族“食物”吸引的大量交易商，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他们进行的大多数交易都是口头达成的，而非通过信件。但是交易商是19世纪金融行业不可或缺的工蚁。与罗斯柴尔德有生意来往的银行中，有一些他们最喜欢的银行：比如伦敦的梅内特和卡齐诺夫银行，它仅在1834年一年就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卖出了200万英镑的外国股票，在随后的一年里卖出了140万英镑；此外，约翰&#8226;赫尔伯特&#8226;伊斯雷尔与他侄子约翰&#8226;瓦格建立的合伙人银行。但是，即便这些银行也只是被当成偶尔雇用的“打猎伙伴”：艾尔弗雷德&#8226;瓦格回忆说：“每两周一次的结算日期间，我祖父或父亲就会拿着流动情况表前往纽考特，列昂内尔男爵会给500英镑或1 000英镑的费用作为我们的固定报酬，数额则是以他的心情来定。”无论如何，与许多交易商的交易带有一种战术色彩，这主要是因为一些业务需要偷偷地进行。

当时的人们称内森是“交易商的主人”，他们并没有过分夸大他的地位：到19世纪20年代末，他所取得的地位被其他交易员密切地关注着，他们信任他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拥有超越常人的信息以及直觉。这意味着公开的罗斯柴尔德买卖行为将可能引发对某一只股票的抛售或抢购潮，这是罗斯柴尔德几兄弟不愿看到的连锁反应。有关内森隐藏技术的故事时有耳闻。“如果他得到消息称基金将会上涨，他就会委托交易商以他的名义先卖出50万。”“这个大投机家惯用的一个操作手法就是让一帮代理人卖出，另一帮人买进同样的股票，这样一来，他的真实动向就难以判断。”在维也纳，萨洛蒙将大多数股市业务托付给了一个投机者，他给这个“支付12万古尔登的固定薪水，此外还有大量的佣金”：

这个人通常每天一早就恭候着罗斯柴尔德，两人碰到一起时会讨论当天业务的计划。投机者不仅在交易所有他的代理人和客户，在“蓬杜尔小店”（非正式的交易所，位于一个咖啡馆里，交易所正常交易时间之外的交易能够在这里继续）同样存在，萨洛蒙与他推断出他的买卖数量。他雇用了许多传递消息的人，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在投机者与罗斯柴尔德之间来回传递价格波动的报告。

这个时期，作为金融信息（以及错误信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非独家来源当然是媒体。可能有人会认为，19世纪报纸的发展侵蚀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用自己的通讯网络获得的优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确是事实。另一方面，报纸金融版面的存在也提供了一个影响市场的新机会，罗斯柴尔德家族也迅速地抓住了这一点。这在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容易实现：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19世纪2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常是媒体攻击的靶子，而不是它们的操控者，而且一直存在着激进、反动的报纸对他们充满了敌意。但是，逐渐地，罗斯柴尔德银行对一些报纸至少能够施加一些影响力。我们之前也看到萨洛蒙如何通过根茨对德国《汇报》施加压力的；19世纪30年代，启用海因里希&#8226;海涅作为一名记者也保证了对詹姆斯活动报道的正面性（当然有时也会有些挖苦）。詹姆斯本人似乎也逐渐提升了对诸如《世界箴言报》以及《辩论日报》等报纸的影响力。“昨天，有一份报纸登了不利于我们的文章，”詹姆斯1832年写信给内森说，“如果这篇文章出现在一份大报上，我们就要在报纸上做出回应。”5年后，他在西班牙进行了敏感谈判之后，对侄子们说：“我正安排在报纸上发表几篇文章，这可以给马德里和伦敦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你们英国报纸经常跟随我们法国报纸的脚步。能够操控公共舆论真的很好。”1839年，他能够很自信地向侄子们保证说，如果法国政府贸然地反对他的铁路计划，那么“所有的报纸将群起攻之”。“如果一个人无法让自己受人爱戴，那么他只能让人敬畏。”他宣称，重申了他最欣赏的一句迈耶&#8226;阿姆谢尔箴言，“报纸能够带来强劲的冲击”。

内森应对早期媒体攻击的策略也是与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英国报纸《泰晤士报》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在19世纪20年代，他遭到了《晨报》大量的攻击：比如，该报在1829年声称它的对手《信使报》利用外交办公室有关法国政府更迭的内部信息作为基础，与内森一起进行了一次股市投机。《晨报》编辑声称“《信使报》（将消息）告诉了蒙蒂菲奥里，蒙蒂菲奥里又告诉了罗斯柴尔德，一个精密的投机阴谋以闪般的速度形成了”。实际上，其实是内森经常向报纸提供消息——尤其是他的兄弟从维也纳与巴黎传递过来的政治信息。事实上，正是双方对于高速通讯的共同兴趣让《泰晤士报》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走到了一起：到19世纪30年代末，他们有效地分享了布洛涅与伦敦之间的信鸽邮递服务。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内森与托马斯&#8226;马萨&#8226;艾尔萨格确立了友谊，后者1817年加入了《泰晤士报》，也是该报直至1846年的顶尖金融作者之一。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泰晤士报》之间的紧密程度不应被夸大（艾尔萨格有时会对英国资金输出的规模表示忧虑，而内森比任何人都鼓励资金输出），但是激进派和民权运动人士指责《泰晤士报》是“犹太人的竖琴”并不完全是凭空捏造的理由。1842年，安塞尔姆写信给他的堂兄弟，提及了“普鲁士政府将颁布的针对犹太人的新法令”：

普鲁士国王非常虚荣，很容易受到《辩论日报》或不认同他的政府的英国报纸影响。因此，非常需要这些报纸不时刊登有利于犹太人的文章。由于你十分熟悉《泰晤士报》的主导人物，你能够很容易让他们插入这些文章，我会发一些德语文章给你，你可以让人翻译一下。

当然，对媒体的这类控制与今天的模式大致相同，而且很难指责罗斯柴尔德家族寻求对那些敌意媒体施加影响力的做法。现代读者很难判断的一点就是当时的金融运作，因为那时几乎没有正式的监管措施，金融革新的快速步伐也让这方面的立法出现了滞后情况。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完全利用了金融环境的流动性，但是如果将他们的行为上升为“内部交易”或任何现代形式的欺诈，那就是一个时代性的错误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的纽沁根——以詹姆斯为原型的德国犹太银行家——通过一系列伪造的破产行为累积起了自己的财富。他把这些行动非常详尽有趣地描写了出来，但是它们在经济学上根本说不通，他们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实际运作也丝毫没有重合之处。实际上，似乎只有几起针对内森错误运作行为的法律指控，而且只有一起指控最终成立。比如，1823年，一个购买1822年那不勒斯债券的人声称内森试图扣留他的1 255英镑的存款：这个案子未被受理，而且似乎实际上是原告、一个名叫亨宁斯的伦敦玉米商人自己背信弃义（当法国入侵西班牙导致债券价格下跌时，他拒绝付款；在价格恢复后，他又试图补交款项）。

交易商的主人（2）

针对内森被立案的指控出现在1829年，原告是一个叫做布鲁克曼的人，他声称罗斯柴尔德家族存心给他提供一个糟糕的投资建议，然后收取买卖股票的费用，而事实上这些买卖根本没有发生。布鲁克曼声称，1818年，内森建议他卖出2万法郎的法国公债，投资由伦敦分行发行的普鲁士债券。这不仅是一个糟糕的建议——法国公债价格上涨了10%，而普鲁士债券则下跌了7%——这其中还包含了欺诈的因素，内森并没有将布鲁克曼的法国公债卖给第三方，而是自己保留了下来。随后，内森又采取了与布鲁克曼指令相反的行动，卖出普鲁士债券，重新买进了115法郎的法国公债。“与之前的情形一样，原告一买进某只股票，价格就会立刻下跌；然后原告被建议抛出……而原告的公债卖出后，市场则再次上扬。”布鲁克曼接着被要求将钱重新投进法国公债，但没过多久就再次接到抛出的建议。根据巴黎分行的账户记录，每笔交易都会从布鲁克曼的账户里扣除“交易、利息、中介费和佣金”等各种费用，但实际上，围绕法国公债并没有发生任何交易，它们一直停留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里。内森的律师试图证明布鲁克曼只是一个“老练的投机者”，受质疑的账户10年前就已经设立，其中的记录是伪造的，但法庭并未采信。

根据法院的严厉判决，内森“不合理声明”的罪名成立，他被勒令向布鲁克曼支付“损失的或应该得到的钱”，再加上5%的利息和各种支出费用。可以预料到的是，这起案件激发了另一幅漫画《知道如何讨价还价的人》的浮现，它描绘的内森穿着旧衣服，拿着一个写着“法国债2万公债”的袋子（见图29）。

但是，这种类似于纽沁根的行为得到重视，只是因为它似乎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段时间内，更多的是扮演了欺诈受害人的身份，更不用说那些堂而皇之的盗窃了。1824年，一个叫多洛雷的法国人——他也在那不勒斯债券问题上提出了针对内森的指控，但并不成功——从伦敦分行以欺诈手段获得了9 670英镑的汇票，然后在巴黎分行兑现。一年后，詹姆斯的一个办事员盗取了大量纸币（可能多达150万法郎），他将那些钱藏在一条特制的腰带里带出了办公室。类似的盗窃案于1838年在纽考特也发生过，一个名叫萨穆埃尔&#8226;格林的18岁办事员带着一张2 900英镑的支票逃之夭夭。1839年，巴黎分行再次遭遇这样的情形。6年后，马德里遭遇了更为严重的一次盗窃案，价值4万英镑的黄金和证券被盗。1845年，一个价值5 600英镑的装着西班牙金币的箱子在伦敦运往巴黎的途中被盗。而且，欺诈和盗窃并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必须面对的所有威胁。1863年，一个在交易所损失惨重的年轻人试图用威胁信敲诈詹姆斯10万法郎。这些罪行可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为自己的知名度必然付出的代价。因为在19世纪，还有比世界级银行家更有诱惑性的目标吗？

他无疑是熊和牛（指股市）的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