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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序（1）

- 序（2）

- 序（3）

- 序（4）

- 序（5）

- 引言（1）

- 引言（2）

- 引言（3）

- 引言（4）

- 引言（5）

- 引言（6）

- 守旧与改良（1）

- 守旧与改良（2）

- 守旧与改良（3）

- 争取政治权利（1）

- 争取政治权利（2）

- 争取政治权利（3）

- 争取政治权利（4）

- 盟友的支持（1）

- 盟友的支持（2）

- 盟友的支持（3）

- 批判“风暴”（1）

- 批判“风暴”（2）

- 批判“风暴”（3）

- 进入国会（1）

- 进入国会（2）

序（1）

如果我们把1789～1848年间看成是“大革命时代”的话，那么，罗斯柴尔德家族毫无疑问是大革命最大的受益者。而1848～1849年间发生的政治剧变，则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时的政治巨变有点像1830年的情形，但规模远比1830年的要大，革命使得受到影响的那些政府所发行的债券的价值成自由落体式下跌。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在他们所拥有的巨额财富里，这种债券占了很大的比例，发生这种情况也就意味着巨大的资本损失。雪上加霜的是，大革命将他们设在维也纳和巴黎的银行带向了破产的边缘，迫使他们其他地方的银行——比如设在伦敦、法兰克福和那不勒斯的银行——进行救援。罗斯柴尔德家族总是大难不死，并成功地挺过了1815～1914年间所有重大的金融危机以及其间所爆发的革命。事实上，如果他们没能挺过来，那真是一个让人感觉奇怪的嘲讽：因为要是没有发生革命，他们也就不会有什么可以损失的东西。

最初发端于1796年的法国大革命真正地拆除了法兰克福犹太人聚居区的藩篱，使罗斯柴尔德家族得以开始他们那非凡的、史无前例的，而且空前绝后的经济起飞。在1789年之前，梅耶&#8226;A&#8226;罗斯柴尔德以及整个家族的生活受到了种族歧视法律的重重限制。犹太人被禁止从事农耕以及武器、香料、酒类和粮食的交易。他们被禁止在犹太聚居区以外的地方居住，而且在夜晚、星期天以及基督徒的节庆日不得离开聚居区。此外，他们还受到了税收歧视。无论梅耶怎样努力工作，他起初作为金银币经销商之后又成为纸币经纪人和商业银行家所能取得的成就，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当法国向德国南部输出革命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有了犹太人街，对法兰克福犹太人的法律限制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消了——这主要得益于梅耶对拿破仑在莱茵地区的追随者卡尔-冯-达尔伯格的经济影响力。在法国人及其支持者被驱逐之后，无论法兰克福的非犹太人怎样努力，过去种族隔离式的居住和社会限制体系不再可能被完全恢复。

另外，这些革命战争把连做梦都想象不到的机会呈现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面前。由于法国与欧洲其他地区出现冲突的规模以及军费开支呈节节上升的趋势，交战各国的借款需求也随之上升。同时，战争对过去建立起来的贸易及银行格局的破坏也给野心勃勃的冒险家们提供了很多发挥空间。就这样，拿破仑驱逐赫思-凯瑟威廉王子家族的决定，使梅耶（自1769年起出任威廉王子指定代理人）成为了威廉王子的资金管理人，负责替他收取那些瞒过了法国人的资产所赚取的收益，并用这些钱进行再投资。这可是一个风险很大的工作：法国警察对梅耶的活动保持着相当的警惕，曾多次审问他和他的家人，但是他最终也没有遭到起诉。利润和风险是对等的，而且罗斯柴尔德家族很快就掌握了保守秘密的艺术。

同时，革命和战争也给了梅耶专横跋扈的儿子内森崭露头角的机会，他整天忙于从曼切斯特出口英国纺织品到为英国的战争准备提供资金的伦敦金融城。要是在平常的情况下，内森无疑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布匹商人：他通过压低价格来扩大销量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他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旺盛精力、远大志向以及极强的能力无一不是惊人的。（“我不看书，”他在1816年告诉他的兄弟们，“我不玩牌，我也不去戏院，我唯一的兴趣是我的生意。”）英国与法国之间发生的战争所带来的环境，特别有利于那些勇敢而富有创新精神的新生力量。拿破仑在1806年对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出口所进行的封锁，在增加了贸易风险的同时，也为像内森这样愿意去突破禁运的人，提供了潜在的高额回报的可能。法国当局允许英国金条通过英吉利海峡的天真想法给予了内森更多有利可图的生意机会。在1808年，他从曼彻斯特搬到了伦敦，因为在阿姆斯特丹被拿破仑占领后，当时的伦敦已经确立了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让内森能跨越式地跻身于商业银行家第一集团军的“妙招”，是使用威廉王子在英国的投资来支撑他自己的生意。在1809年，内森获得了授权，可以用威廉王子现有资产组合所获取的收益购买新的英国债券。在此后的4年中，他所购买的债券总值超过60万英镑。要是在正常的时期，这可能已经使内森变成有名的基金经理人。在战时的动荡时期，内森可以将威廉王子的债券当成是自己的资本。不知不觉间，这位被放逐的威廉王子成为了一家新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匿名股东。（而他的大臣布德鲁斯则是法兰克福银行的自愿投资人）。因此，在1813年的时候，内森有能力在英国政府倾囊相助威灵顿抵抗拿破仑的倒数第二次战役时，向英国政府提供服务。这就是卡尔在后面说到的“这位老人”——指的是威廉王子——“给我们带来了富贵”的真实含义。

实际上，他们或许更应该感激这个行业以及他们自己 “老人”的聪明才智。是梅耶&#8226;A&#8226;罗斯柴尔德在1810年设计的合伙制，将家族的男性谱系结合在了一起，长达4代，同时又严格地将女性及其配偶排除在外，使家族企业保持了几近一个世纪的活力。这个制度虽然在执行过程中几经修改，但其精神实质得到了保留。还是梅耶&#8226;A&#8226;罗斯柴尔德教会了他的儿子们这些精明实用的生意信条，例如，“最好的生意伙伴是陷入困境中的政府，而不是被幸运眷顾着的政府”；“如果你不能够被人爱戴，就要让人畏惧”；“如果一个高层人士与犹太人成为（金融）伙伴，他就属于犹太人”。最后这条来自于几兄弟长期以来通过送礼、贷款、投资红利及毫不掩饰的贿赂与政治实权人物保持交往的实践。最为关键的是，梅耶教会了他的儿子们团结的价值：“阿姆斯洛”，他在1812年临终前告诉守在床边的长子，“只要你能让你的兄弟们不分开，你们就会成为德国最富有的人。”30年后，他的儿子们仍然在重复着这句箴言，而此时，他们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事实上，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家族。

序（2）

发生在1814年和1815年的那些军事行动，把我们带入了金融史和政治史的新时代，而在这期间，内森和他的兄弟们不仅为威灵顿，同时还为英国的大陆盟友们筹措了数额巨大的金条。罗斯柴尔德家族把他们的信用用到了极致，有时候甚至完全忽视了他们的资产和负债的关系，为了获取政府的佣金、利息收入，为了从汇率和公债红利的波动中获取投机收益，而把全家的身家性命都搭了上去。仅在1815年，内森与英国政府的来往账目就接近1 000万英镑，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当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称内森为“一个非常有用的朋友”时，他采用的是一种史诗般的低调陈述修辞手法。正如其他同时代的人所评述的，这是一种拿破仑式的金融手段，如果没有这些手段，拿破仑的军事统治就不会被推翻。路德维希&#8226;伯尔内(Ludwig Borne)很客观地把这几兄弟称为“理财能手”；而内森被所罗门（Salomon）称为几兄弟的“总司令”。尽管当法国人在滑铁卢遭到惨败时——战争结束得远比内森当初预见的要快很多——他们已经濒临破产，但在1815年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了货真价实的百万富翁。几乎是与此同时，内森开始着手一项也许算得上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交易：大量投资于英国政府债券指永续公债，一种由英国政府发行的无到期日的永续年金式债券。——译者注。由此，他搭上了政府战后稳定经济政策所带来的高速增长快车，而且恰好在市场见顶之前收获了自己的利润。这是内森的超级商业杰作，这样一买一卖之间就获利超过25万英镑。

19世纪20年代是美国政治和经济双重复辟的时期。在整个欧洲大陆，被废黜的王室几乎全部返回重掌王权。在梅特涅王子（Prince Metternich）的领导下，欧洲大陆的几大势力联合起来镇压任何可能出现的革命萌芽。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家族为复辟提供了经济支持。他们的资助使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这些神圣同盟的成员国，也包括在法国复辟的波旁王朝，可以以先前只有英国和荷兰可以享受的利率水平发行债券。有了这些基础，梅特涅王子“维护欧洲治安”就变得更加容易——最有名的要数奥地利和法国在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恢复波旁王朝统治遇阻的事件，有人曾开玩笑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神圣同盟最主要的盟友”，事实确实也是如此。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贷款还支持了那个时期很多上层人士的私人财务，包括梅特涅本人、乔治王四世及其女婿萨克森-科堡领主利奥波德（Leopold of SaxeCoburg），他后来成为了比利时国王。正如路德维希&#8226;伯尔内所抱怨的，“罗斯柴尔德”是“这样一个人，他赋予了贵族们践踏自由并剥夺人们抵御暴力的勇气和力量……是恐惧的大祭师……在他的神坛上，自由、爱国、荣耀及所有其他的人类美德都成为祭品”。

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复辟的态度，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而且自相矛盾的情况。他们基本上不愿意看到权力重新回到那些试图把犹太人变为二等公民的保守派精英手中——最明显的当然是德国。另一方面，内森不是那种仅因为意识形态问题就放弃千载难逢的商业机会的人。神圣同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对革命运动的干预对生意来说不见得是好事，最主要的原因是战争对各国国家预算的破坏性影响。在西班牙、巴西和希腊等国出现的新政权也是潜在的新客户。过去的经营似乎表明，君主立宪制与集权制相比，前者是更好的债务人。颇令人玩味的是，费尔南德七世复辟成为集权体制后，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倾向于借钱给西班牙解放者，而拒绝继续资助费尔南德七世。正如拜伦在《唐璜》(Don Juan)中所描绘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保皇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海恩里希&#8226;海涅走得更远，他称罗斯柴尔德在革命和罗伯斯庇尔之间是半斤对八两的关系，因为：

罗斯柴尔德……使土地丧失了固有的优势，把国家债券体系的作用提高到了极致，因此让资产和收入能够流动起来，与此同时，还把以前土地所拥有的特权赋予了货币。

同时，还是海恩里希历史性地断言：“货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而罗斯柴尔德是神的先知。”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经济史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建立起了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债券市场。当然，以前也存在资本的跨境流动：18世纪时，荷兰曾经投资于英国政府债券，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贝斯曼家族也大量买卖奥地利债券。但以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债券能同时在数个市场按照（以1818年的普鲁士债券为例）以标准银计价、在发行地付息而且还是偿债基金这样一些颇具吸引力的条件来发行。

债券发行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唯一的业务。他们也做商业票据的贴现、贵金属的经纪业务、国际汇兑业务、直接参与商品贸易、涉足保险业务，甚至还为个人精英客户提供私人银行服?。他们在贵金属市场上的作用举足轻重：罗斯柴尔德家族起到了“最终贷款人对最终借款人”的作用，从而帮助英格兰银行在1852年的时候避免了可能被迫暂停交易的危机。但他们最先进入的还是债券市场。另外，在不同的二级市场间买卖债券几乎是与发行债券同等重要的利润来源：这种方式是几兄弟乐此不疲的主要的投机手段。罗斯柴尔德家族明显区别于其他竞争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业务的跨国特点。当内森的长兄阿姆斯洛在法兰克福继续家族原有业务的同时，他最小的兄弟詹姆斯自己在巴黎开始创业。在稍后的19世纪20年代，萨洛蒙和卡尔在维也纳和那不勒斯建立了法兰克福银行的分行。这五家机构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合伙体制，联手进行大宗交易，分享利润并分摊成本。经常性的事无巨细的通信联络克服了地理分割的障碍。合伙人之间只有在环境变化需要对他们之间的合伙条约进行修改时，大家才会聚首，而这种情况也是很多年才会出现一次。

这种跨国的结构给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几方面特别重要的优势。首先，这种结构使他们可以进行套利操作，充分利用市场间——比如说伦敦市场和巴黎市场的价格差异。其次，他们相互间可以在某一机构出现资金困难及偿付压力时进行相互救助。金融危机从来就没有以同等的严重性在欧洲各地同时出现过，就连1848年的时候也没有。当英国在1825年遭受严重危机时，詹姆斯可以援助内森。而1830年巴黎市场出现暴跌时，内森有了报答的机会。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如果维也纳的银行是一个独立实体的话，它在1848年的时候就已经破产。只有在其他银行愿意勾销掉巨额欠债的情况下，萨洛蒙的儿子安瑟尔姆才有可能重建它。

通过快速的资本积累——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分配利润，只是以他们各自的合伙股份为基数收取很低的利息——他们很快就有能力操作那些规模空前的业务，并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到1825年的时候，他们的银行规模已经10倍于与他们差距最小的竞争对手——巴林兄弟的银行。反过来，这又使他们开始修正他们的经营战略。在经过早年的高风险高收益的经营后，他们现在可以在不危及他们的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从事利润摊薄的业务。事实上，这个从追求利润最大化上退下来的转变，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罗斯柴尔德合伙制作为企业能做到基业常青的原因。在他们的发展道路上曾经反反复复遭遇过很多对手——雅克&#8226;拉斐特是在复辟时期的一个经典例子，他在市场上涨时通过高风险交易已经超过了他们，但在跌落周期出现时，他只是保全了自身。

序（3）

贵随富来。在同时代人的眼里，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新金融的化身：他们出生于犹太家庭，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很粗俗——但只是数年的时间，他们积蓄的账面财富已经远远多于大多数贵族的资产。从表面上看，这些暴发户都渴求那些原有精英们的接纳。似乎是为了抹去那些过去（像卡尔所说的）“我们都挤在一个小小的阁楼间里睡觉”的记忆，他们购买了繁华大街上雅致的联排别墅，比如皮卡迪利大街、拉斐特大道，不久之后，他们在加奈斯贝里、弗里耶尔和希勒斯多夫等地购买了第一批乡村别墅。他们用17世纪的荷兰油画和18世纪的法国家具装饰这些房子。他们举办奢华的宴会和珠光宝气的舞会。他们追寻名衔和其他荣誉：平民雅各布&#8226;罗斯柴尔德摇身一变，成为了詹姆斯&#8226;德&#8226;罗斯柴尔德男爵阁下、奥地利驻巴黎总领事、荣誉军团骑士。他们把自己的儿子作为绅士来培养，为他们提供在犹太聚居区闻所未闻的休闲活动：骑马、打猎和艺术欣赏。他们的女儿上肖邦的钢琴课。那些知名的人物——最有影响的，比如迪斯雷利、海涅、巴尔扎克都从这些新的“美第奇家族”寻求赞助，对这些新贵的讥讽，只会偶尔出现在他们的作品里。

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私底下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急剧上升却常常自嘲。头衔和荣誉称号只是“社交的一部分”，可以为这几兄弟进入权势的中心提供帮助。做东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结果却都是大同小异：大多数情况都是工作应酬，这与我们今天的说法几乎一模一样。他们对下一代的绅士化教育也很肤浅：他们的儿子真正的教育课堂还是在“账房”。

罗斯柴尔德家族最重要的社会认同传统是宗教。他们不像很多其他富裕的欧洲犹太人那样在19世纪20年代改为信奉基督教，而是一直坚定不移地信奉着他们祖宗的信仰。尽管他们每个人对信仰的虔诚度不一——阿姆斯洛严格遵守各种教规，而詹姆斯却相对懈怠，但几兄弟却都认同这个观点，即他们能取得这种世界性的成功与他们的犹太信仰密不可分。正像詹姆斯所说，宗教就是“一切，我们的好运和我们的祝福都依赖于它”。当内森的女儿汉娜&#8226;梅耶为了能与亨利&#8226;菲茨罗伊结婚而在1839年改信奉基督教时，她所有的亲戚，包括她自己的母亲，几乎都与她断绝了关系。

罗斯柴尔德家族坚信他们对犹太教忠贞不渝的信仰与他们取得的全球性成功密不可分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他们对那些“穷困的同教兄弟姐妹”命运的关注。他们把自己对更广大的犹太社区所肩负的这项使命的范围，从传统的慈善捐助扩展到了为犹太人的完全解放进行系统的政治游说。由梅耶&#8226;A&#8226;罗斯柴尔德在拿破仑时代所采取的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钱保卫犹太人的公民及政治权利的做法，几乎通行无阻地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当1840年犹太人在大马士革被错误地指控“宗教谋杀”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指挥了一场非常成功的运动，结束了对他们的指控，这只是众多成功案例中的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给天主教大主教的贷款也被用来作为改善那些天主教国家中犹太人地位的手段。但很有意思的是，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家门口的努力却很不成功。内森和他的妻子汉娜早在1829年时就开始参与了结束国会排斥犹太人的运动。但一直到内森死了7年之后，事情仍然毫无起色。这就留给他的儿子列昂内尔一个领导盎格鲁——犹太人争取解放的机会：这就是本集开篇的事件。

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更广大的犹太社区的认同感并不是绝对的。这不仅是由于他们的富有，也因他们的家族谱系把他们与其他欧洲犹太人割裂了。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推崇同族通婚——婚配不仅限于他们的共同信仰，甚至只限于自己最近的血亲家庭。当时的情况似乎是只有罗斯柴尔德家的人可以娶罗斯柴尔德家的人：在1824～1877年间，梅耶&#8226;A&#8226;罗斯柴尔德的后代有21桩婚事，其中不少于15桩出现在他的直系后人中。最典型的要数内森的儿子列昂内尔和卡尔的女儿夏洛特在1836年的婚姻，这是一桩包办的并不太幸福的婚姻。这种做法背后最主要的考虑是加强经济合伙制的凝聚力。尽管用现代的眼光来看，那一阶段的家族树看起来充满了遗传风险，但他们的这个目的还是达到了。堂表亲间的婚姻确保了家族的资本不会被分散。与被奉为圣典的不准女儿和女婿参与合伙的严格规定，以及梅耶&#8226;A&#8226;罗斯柴尔德要求兄弟间保持团结的不厌其烦的交代一样，血缘婚姻也是防止罗斯柴尔德家族重蹈托马斯&#8226;曼所描写的布登勃洛克家族（Buddenbrooks）覆辙的一项重要策略。当然，其他的王朝家族也采用类似的做法。堂表亲婚姻在犹太商业家族里相对比较常见。其实这种情况也不仅限于犹太人：英国的贵格会教友之间也有类似的习俗。事实上，甚至欧洲的皇室家?也都采用堂表亲婚姻来加强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血亲婚姻推崇的程度，连萨克森-科堡美国王室（1901～1910）。——译者注皇族都难望其项背。正是这个原因使海恩里希&#8226;海涅把他们称为“异乎寻常的家族”。确实，其他的犹太人基本上都把罗斯柴尔德家族看成是某种类型的希伯来皇族：既是“犹太人的王者”，同时也是“王者的犹太人”。

1830年的革命揭示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跟神圣同盟狼狈为奸，而是完全愿意对解放者甚至是革命政权提供他们的金融服务。要是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就是在被革命的第一声春雷吓得魂飞魄散之后回过神来，詹姆斯发现与路易&#8226;菲利浦这样的“资产阶级领主”做生意要更容易。与这种情况完全一致的还有新的比利时政府，特别是当它（像希腊一样）接受了一位“听话的”日耳曼王子作为他们的领主（这位新领主早已经是罗斯柴尔德的客户）并屈从于这些大国制定的共同国际准则时。第二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这些大国达成这种局面持乐观的态度，并且深信在这种局面下，金融的杠杆作用可以得到尽情发挥。

革命的爆发一度引发了法国的长期公债暴跌（法国的永续债券就相当于英国的永续公债）。这场灾难几乎让詹姆斯在惊恐中陷入了灭顶之灾，他的账面出现了巨额的赤字。但是，造成欧洲金融市场在19世纪30年代出现如此巨额缩水的原因——甚至还推延了长期公债在相对稳定的君主立宪体制确立后的恢复——是担心像18世纪90年代那样，由法国革命引发欧洲大陆的战争。正是这种担心与那些引发当时金融市场恶化的所有其他原因一起推高了公债的利息，连那些没有受到革命波及的国家也未能幸免。

在19世纪30年代，比利时、波兰和意大利多次面临战争一触即发的险境。这期间，每一次危机出现时，罗斯柴尔德家族都很好地联合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他们独特的高速通信网络——主要依靠私人信使带着信件穿梭往返——直到现在都还被欧洲大陆的主要政治人物用来作为特快邮件服务。这给了这个家族另外一种权势：知识。詹姆斯面见路易&#8226;菲利浦，聆听他的意见，之后把他的这些意见写在他给萨洛蒙的信里；萨洛蒙去拜会梅特涅，把这些意见传过去。这个过程然后又反向重复，当梅特涅的回复抵达路易&#8226;菲利浦时至少经过了两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我们这里不需要点明，信使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很巧妙地改变信函的内容；或者，在信函被送达之前，相关的消息已经在股票交易中发挥了作用。

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国家债券市场的控制又赋予了他们另外一种权势。因为任何一个图谋发动战争的国家都需要借钱来做军备，一旦罗斯柴尔德家族洞悉了这种可能性，他们可以行使否决权：不和平，不借钱。或者是像奥地利外交官普鲁克西&#8226;冯&#8226;奥斯登在1830年12月时所说的：“这完全是一个方法和手段的问题，而且罗斯柴尔德的意见是决定性的，他不会为战争提供一分钱。”

事情并不是如此单纯。尽管他们同时期的人都被这种观点所迷惑，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只要通过威胁调整贷款就可以保持欧洲的和平，但实际的情况是，在19世纪30年代，之所以没有爆发战争还有其他的原因。在某些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操纵政治势力。在萨洛蒙于1832年明确地拒绝提供新的贷款后，梅特涅的好战即使不能说是被阻止，起码也是被压制了。而希腊和比利时建立新的国家确实是得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金融支持的书面承诺，以一种由几个大国提供担保，罗斯柴尔德家族发放贷款的方式才得以确立。

序（4）

到内森在1836年令人遗憾而且在巨大的痛苦中去世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建立起了让人叹为观止的巨大商业帝国，控制了无人可敌的巨额资源，横跨广大的地理区域。通过代理和建立分行的方式，覆盖的地区还可以进一步延展到欧洲其他的市场，甚至整个世界——从马德里的威斯威勒尔到圣彼得堡的盖塞尔，再到纽约的贝尔蒙特。他们的权势之所以让同时代的人如此着迷，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发家来得如此迅猛，而起点又是如此之低。一位美国的观察家是这样描绘这五兄弟的：“他们傲视群王，居于众王之上，将整个大陆掌控于他们的掌股之间”。“罗斯柴尔德家族统治了基督徒的世界……没有他们的同意，没有一个内阁敢越雷池一步……罗斯柴尔德男爵手里掌握着选择战争还是和平的钥匙。”这种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却并非无根无据。这个庞大而且强大的组织一直保持着家族企业的内核。它一直以私营——事实上是特别神秘的合伙制方式运营，主要的业务是经营家族的自有资本。

当第三代加入到这个合伙制中的时候，依然保持了创业者的精神，尽管五个机构之间出现了稍许的联盟倾向。在某种程度上，詹姆斯继承了内森的遗志，担负起了“盟主”的责任。他也是一个专横跋扈的人，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意中，既沉迷于那些票据经纪和套利的吃饭生意，也不放过那些利润丰厚的大额债券发行业务。他的长寿使法兰克福犹太聚居区的民族特质一直到了19世纪60年代都还保持得相当完好。然而，詹姆斯不再可能像内森一样去操控其他的四家机构。尽管内森的儿子之一纳特成为了他在巴黎的传声筒，但其他人却从没有受制于他。特别是列昂内尔证明了自己在商业上的辉煌足以与其父比肩，但他的性格和行事风格却不像内森那样火暴，反而是相当低调。萨洛蒙的儿子安瑟尔姆也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詹姆斯也无法真正控制他的兄长们：特别是萨洛蒙，他明显更多地关注与奥地利政府和其他维也纳银行，而他的其他合伙人却并不喜欢这种做法。

从某些方面看，家族中出现的这种从独裁向寡头垄断的转变是有益的：这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应对世纪中叶出现的新的金融机会时可以脱离内森以前的那种严密控制，从而变得更加灵活。举个例子说，萨洛蒙、詹姆斯和阿姆斯洛可以在奥地利、法国和德国的铁路融资活动中起主导作用，而他们在英格兰的兄弟却很显然忽略了这件事情。

内森把19世纪20年代的习惯延续到了19世纪30年代。由于主要欧洲国家的金融状况很稳定，他便把眼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去寻找新的客户：西班牙、葡萄牙和美国。但是，成为比利时的“金融之主”是一回事，在伊比利亚和美国复制这种方式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由于政治的动荡使罗斯柴尔德家族发行的债券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失败。在美国，所遇到的问题是财政和货币体制的权力下放。罗斯柴尔德家族希望联邦政府能成为一个优良的业务源泉，但联邦政府则倾向于把对外国举债的权利留给各州。同样，他们希望美国银行能发展成为一家英格兰美洲银行。但情况恰恰相反，由于政治上的阻挠，加上金融上的经营失误，这家银行在1839年倒闭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建立稳固基地计划的失败——他们对自己委派的在华尔街的代理没有信心——成为了他们家族历史上犯下的最大的战略性决策错误。

在熟悉的政府金融市场方面的这些挫折使多元化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因此，收购控制欧洲水银市场的决策就是应对政府拖欠风险的部分尝试。通过拥有像艾尔梅登矿山——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矿山——这样的有形资产，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可以通过水银寄售预支现金的方式，以最小的风险为西班牙提供金融支持。参与水银开采获得了双重的收益，因为水银被用于白银的精炼生产。由于1815年前就参与了贵金属的经纪业务，罗斯柴尔德家族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了铸币领域。

铁路融资是最有意思的新的业务线。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政府在铁路建设中或多或少都起着一定作用，有的是直接融资建设（比如俄国和比利时），有的是进行补贴（比如在法国和一些日耳曼小国）。这就意味着为铁路公司发行股票或者债券与发行政府债券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除了铁路股票的波动区间要比政府债券大很多。起初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只想扮演单纯的融资角色。但从铁路公司成立到铁路线真正运营需要漫长的时间，不可避免地使他们深陷其中，更不用说股票红利的支付。到19世纪40年代，列昂内尔的兄弟安东尼和纳特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料理他们的叔叔詹姆斯在法国铁路的投资上。这是第三代不喜欢风险的一个明显的证据，纳特严厉批评了詹姆斯对像北方和隆巴德这样的铁路线的“挚爱”，当事故不断发生（比如1846年在凡勃发生的事故）时，纳特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担心的事情终于降临了。但是詹姆斯的做法仍然可以说是对的：在整个19世纪期间，对大陆铁路的投资收益是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发展速度超过英国银行的主要原因。到了19世纪中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着手准备修建高盈利的泛欧洲大陆铁路网了。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纳特的忧虑是有道理的。与国债的经营管理不同，铁路的营运对普通人的生活有着直接而且切实的影响。因此，由于参与到铁路的建设管理事务中，罗斯柴尔德家族将自己彻底暴露在公众面前，并受到了空前的批评。那些激进的（首次出现的）社会主义作家开始用一种全新而且耸人听闻的笔触来描绘他们：人民大众的剥削者，通过增加纳税人和普通乘客的负担来获取资本收益和利润。罗斯柴尔德家族之前也曾经受到过口诛笔伐，但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时候，他们所受到的批评主要是支持政治反对派和（被商业对手批评为）过激的商业行为。在19世纪40年代，对富人的仇视与对犹太人的仇视被搅和在一起：反资本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互相支持。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了这种思潮运动完美的靶子。

伴随着这些具有煽动性的辩论，19世纪40年代中期萧条的经济情况预示着政治动荡即将来临。与1830年不同，1848年的革命在爆发之前很早就可以看到革命的脚步正在逼近。对这些情况，罗斯柴尔德家族并非视而不见，然而他们低估了危机的程度。现实的问题是经济萧条减少了政府的税收收入，增加了政府的赤字。这种情况从短期看，意味着罗斯柴尔德家族新的商业机会，他们无法抵御这种机会的诱惑。萨洛蒙和詹姆斯两人在起义爆发前的前夜都承销了大量的贷款。随着革命从巴黎向东一直延伸，萨洛蒙的工业和铁路债券以及股票已经不可能再销售，他对奥地利政府的合同业务因此也不可能再履行。詹姆斯也只能通过与这些新的在财政方面还比较稚嫩的政府进行谈判，对最新签订的贷款合同的主要条款进行修改来熬过这场风暴。

借助于其跨越多国的结构、手中掌控的大量资源以及完善的政治合同，罗斯柴尔德家族得以在1848～1849年的巨变中独善其身。在遭受了接近天文数字的损失后，他们相应的地位却比之前稍稍得到了加强。然而，欧洲经济的复苏（绝非巧合）和政治重新归于稳定又带来了新的挑战。

序（5）

首先，革命所带来的一个并不太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弱化了政府官僚主义对成立合股和有限责任企业这种观点的阻碍。一旦成立公司变得容易，进入金融领域的新竞争者的数量就会增加。佩雷尔兄弟开始时以铁路狂热分子的面目示人，他们有很好的技术构想，但苦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实现——因而在19世纪30年代投靠到罗斯柴尔德家族门下。在19世纪50年代，他们开始独立出来，将无数的小投资者结合起来筹集到了“地产信贷银行”（Credit Mobilier）的资本金。与这个以佩雷尔家族为标志的挑战相关的是政府财政与债券市场之间关系出现的变化。19世纪50年代出现了第一次通过公众认购方式销售债券的尝试，这种方式不再使用银行作为中介，或者说是银行不再全部包销，而只是以认购人的方式出现。最起码来说，政府开始利用私营及合股银行间不断增加的竞争来压低手续费。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在债券市场占有支配地位，但他们的垄断地位已经大不如前。电报的普及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掌控，终结了他们的信使能带给他们在竞争中领先别人一步的市场敏感信息的时代。

但是，对罗斯柴尔德家族金融霸权的最大威胁或许还是来自政治方面。路易&#8226;拿破仑&#8226;波拿巴在法国的胜利给欧洲外交带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一直到1870年，他效仿他叔父的可能性从来就没有完全消失。与此同时，国际游戏规则也由于各地不断涌现的政治家——比较著名的有帕默斯顿、凯沃尔和俾斯麦——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国际利益，而且对大炮的信任与对国际会议的信任几乎是一样的。与1815年开始到1848年结束的相对平静的35年相比，接下来的35年的基本特点就是欧洲大陆延绵不断的战争（先不说美洲）：对于这些战事，罗斯柴尔德家族无奈地发现，虽然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们已经无力阻止。

在1848年5月，夏洛特&#8226;德&#8226;罗斯柴尔德声称，她确信“欧洲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将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她的信心在法国大革命出现衰落的时候得到了验证。在19世纪下半叶，威胁帝王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危险确实在减少。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光明未来取决于家族所具备的迎接新挑战的能力。当然，民族主义以及那个时代风行的社会主义思想将会成为必须面对的最大挑战——特别是在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引言（1）

我5点睡着，但6点就醒来了。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巨大的吸血鬼正在贪婪地吮吸我的鲜血……很显然，当投票的结果公布出来的时候，震耳欲聋的疯狂欢呼声回荡在整个上议院的上空……我们没有道理遭受到如此大的憎恨。

——夏洛特&#8226;德&#8226;罗斯柴尔德，1849年5月

尽管他们设法控制住了金融领域的风暴，但1848年还是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命运的转折点——不过原因与经济和政治都没有关系。在大革命刚刚结束后的那些年里，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公司的结构出现了很多问题。在翻阅他们的往来信函时，人们很容易会忽视掉老梅耶当时仍然健在的4个儿子其实都已经进入垂暮之年的事实。在1850年的时候，阿姆斯洛77岁，萨洛蒙76岁，卡尔62岁，而且身体状况都不好。只有詹姆斯还处于精力充沛的56岁年龄段。

从另一个方面说，长寿是这个家族的特点：尽管他们的父亲在68岁时去世，但他们出生于1753年的母亲，亲身经历了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在她的家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并给一位普鲁士国王加冕，使他成为一位统治整个德国的新国王的历史时刻。事实上，古特尔&#8226;罗斯柴尔德在19世纪40年代时成为很多幽默的代名词，比如《时代》的一篇报道中描述的：

德高望重的罗斯柴尔德夫人来自法兰克福，现在很快就要成为一位百岁老人，在她上周身体略感不适接受过治疗后，她非常友善地向她的医生指出给她开的药没有什么效果。“夫人，我还能怎么做呢？”医生说，“很遗憾我不能让您返老还童。”“你错了，医生，”这位诙谐的女士反驳道，“我并没有要求您让我返老还童，我所希望的是长命百岁。”

关于这个故事的漫画很多，其中一幅名为《老奶奶的99岁生日》，画面上是詹姆斯对来祝寿的众人说：“先生们，等她的身体恢复了，我将给国家捐赠10万基尔德荷兰货币单位。——译者注，一点小钱，聊表心意。”画的背景处是古特尔（见图11）。同样的笑话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一名医生保证她“活到一百岁”。“你在说什么呢？” 她很坚决地打断他的话，“如果上帝让我活过了81岁，他就不会在100岁的时候叫我去！”

图11佚名，《老奶奶的99岁大寿》，（大约1848年）

资料来源：富西斯，《犹太人讽刺画》，第146页

她拒绝搬离位于过去犹太老街的那所“绿色盾牌”老宅的固执，也引发了与她同时代人的很多遐想，它总是让人不自觉地将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凡的经济成就与某些犹太戒律联系在一起。路德维希&#8226;伯尔内早在1827年就为此替她谱写了颂歌：“看，这就是她的居所，一所如此狭小的旧屋…… 她无欲无求，尽管广大的帝国由她的儿孙们掌管，留给她的也只是祖先留在犹太老街的这所小屋。”当查尔斯&#8226;格雷威尔16年后到访法兰克福时，他惊奇地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太太”出现在“昏暗、破旧的楼里……（这座楼）一点都不比”这条“犹太街道”上“其他的房子好”：在这条狭窄、昏暗的街上，在这所破旧的老房子前面，站着一位身披绿色丝巾的精干的老太太，一名身着蓝色制服的男仆守在门边。现在，门是打开的，只见这位老太太正从昏暗、狭窄的楼梯上走下来，搀扶她的是她的孙女查尔斯&#8226;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男爵夫人的马车正等在街头。两名男仆和一些女仆负责帮助老太太坐进马车，很多住在同一条街道的人聚集在对面看着她坐进去的这一幕。我以前从未见过如此让人迷惑和震惊的反差：这些女士，无论是老的还是少的，她们身上的服装以及车上的配饰，甚至包括仆人的制服，是如此的光彩夺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位老人坚持不愿搬离的这条街道是如此破败。按照格雷威尔的说法，古特尔经常有这样的出行，而且“长期坚持不懈地去看歌剧或者其他演出”。很显然，他并不像伯尔内和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清心寡欲。

1849年的5月7日，古特尔在她还健在的儿子们的守护之下，最终还是去世了，享年96岁。

这只是这个家族的辞世大潮中的一件。在此一年之前，阿姆斯洛的妻子埃娃辞世。在1850年，内森的寡妻汉娜走了，与此同时，她的孙子——纳特的二儿子——梅耶&#8226;阿尔伯特也走了，这件事让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深受打击。卡尔的妻子阿德尔海德卒于1853年，一年后，萨洛蒙的妻子卡罗琳也相继去世。这些事件对第二代那些年迈的家族成员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容易预见的。梅耶&#8226;卡尔注意到他母亲的去世怎样“深深地影响了”阿姆斯洛。“这件事对他来说是一件重大的损失……我无法告诉你我们后来熬过了多少悲惨的时光……阿姆斯洛叔叔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过在真的令人非常恐惧的第一波悲恸过后，感觉上好了很多。”事实上，当全家人集中到法兰克福为古特尔举行葬礼的时候，阿姆斯洛也仅只是略微镇定了?点点。他和他的兄弟萨洛蒙在他们的风烛残年中忍受了很多孤独凄凉，他们花在账房的时间越来越少，而花在花园里的时间越来越多。

引言（2）

在刚刚恢复日耳曼联邦议会新普鲁士代表身份，名叫奥托&#8226;冯&#8226;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年， 德国政治家， 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译者注的奸雄式、超级保守的容客意为地主之子， 原为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 19 世纪后开始资本主义化， 成为半封建型的贵族地主。这里泛指年轻的德国贵族。——译者注眼里，阿姆斯洛是一位可怜的老人。在到达法兰克福不久后，俾斯麦在给他妻子的信中说道，“在货币领域”罗斯柴尔德在法兰克福的社会中理所当然地是“最杰出”的人。但“如果把钱和薪金从他们身上拿开，你就会看到”他和其他的法兰克福人一样，其实是“多么平凡无奇。”当阿姆斯洛提前10天（主要是为了确定他能接受邀请）邀请俾斯麦参加晚宴时，他这个新面孔令人讨厌的性格特征表现得一览无余——他回答说他应该会到场，“如果届时他还活着”。这个回复“使他大为震惊，以至于他对所有人都重复这句话‘天哪，他怎么会提到死活这样的问题呢？这个人是这样年轻、这样强壮’。”以俾斯麦的有限的收入和微薄的薪水来说，他肯定会对阿姆斯洛宴会上呈现在他面前的银质餐具、金质刀叉和汤匙、新鲜的蜜桃和葡萄以及琼浆美酒的盛况印象深刻并心生厌恶。当这位老人在餐后骄傲地对俾斯麦炫耀他最心爱的花园的时候，俾斯麦再也掩饰不住他内心的蔑视：

我喜欢他，是因为他是一位真正不择手段的老犹太人，而且他并不试图掩饰自己的出身；他严格遵守他们的教规，吃饭时除了教规中认为清洁的食物外不碰任何其他东西。“约翰，带点面薄（包）给小鹿。”当他带我去观赏他养有鹿的花园的时候，他这样对他的佣人说。“兰（男）爵先生，这棵树花了我两欠（千）基尔德，老实说，是两欠（千）基尔德闲（现）金。您要的话，一欠（千）块拿去；干脆，您要喜欢的话，我就党（当）礼物送给您，他会给您松（送）到家里。尚（上）帝知道我是多么得尊敬您，兰（男）爵，您真的是一表任（人）才，一位优秀的人。”他个子不高，很瘦小，头发已经花白。他是他们那一辈人里的老大，但在他的宫殿里他却是一个可怜的人，一个绝后的鳏夫。很多事情他都被他的仆人蒙在鼓里，而且还被他的那些法国化或者英国化的侄子侄女们所鄙视，这些人在等着继承他的财富的同时，对他却没有任何的爱戴和感激。随后，阿姆斯洛提出将他在黑森州的房子租给俾斯麦，但俾斯麦拒绝了，因为他感觉这是企图讨好他的一个试探。按照其他的主要敌视者汉挪威国王的说法，“每当外国王子或者部长，也或者是其他的大人物来到法兰克福的时候”，阿姆斯洛都要做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他的晚宴上总是“通过炫耀金银餐具和奢侈品来显示其无比的华贵和奢华，他总是通过告诉来宾他去哪买来的鱼和肉，以及他为这次聚会所耗费的巨资来给大家取乐……每时每刻都尽显暴发户的本色以及高利贷者和票据交易贴现商人的狭隘心理”。

正像俾斯麦的精明预言一样，最后的问题来了——财富由谁来继承——这些财富占据了老罗斯柴尔德家族财富的绝大部分，他们因此花费了很长时间对他们的遗嘱进行了左修右补。在多年以前的1814年，阿姆斯洛曾经开玩笑说，一个富裕的德国犹太人和一个富裕的波兰犹太人之间的差别是后者会“在他刚开始失败的时候死去，而富裕的德国犹太人只会在拥有了巨额财富后才死去”。40年后，阿姆斯洛成为了他自己说法的典型例子，他在家族企业所拥有的股份价值近200万英镑。但是谁将继承这些财富？在长期以来祈求生个儿子的愿望没能实现之后，阿姆斯洛开始认真考虑他12个侄子中每个人的优劣，特别是那几个定居在法兰克福的侄子（首当其冲的是卡尔的儿子梅耶&#8226;卡尔和威廉&#8226;卡尔。最后，他将自己在家族生意中的股份按下面这种形式进行分配：詹姆斯得到了1/4，安瑟尔姆1/4，内森的四个儿子均分1/4，卡尔的三个儿子均分最后的1/4。

萨洛蒙有一个继承人，而且在巴黎还有一个女儿。但或许是因为和安瑟尔姆在维也纳时，对于革命危机可能出现的高潮的认识话不投机，而且说过重话，所罗门力图不把安瑟尔姆列为唯一的继承人。他设计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方案，把自己名下的绝大部分财富直接转给了自己的孙辈。起初，他似乎考虑把几乎全部的财产（175万英镑）留给他女儿贝蒂的孩子（男孩每人425万英镑，而夏洛特只有5万英镑，但在她与纳特结婚的时候已经给过她5万英镑），只把他的三所房子留给了安瑟尔姆和他的儿子，而留给他们已经出嫁的姐妹汉娜&#8226;玛蒂尔德的只有8 000英镑。他告诉安瑟尔姆说，至于他的巴黎饭店将留给“你和你的儿子们……我重复一遍，是给你和你的儿子们。我已经认真考虑过，增加了一个条款（来确保它可以一直作为他们的财产）百?不变——女婿或者是女儿都没有任何权利来主张这份财产”。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在身后发挥最大影响力的策略，与他父亲梅耶&#8226;罗斯柴尔德在1812年时的所作所为颇为类似；事实上，把女性从家族产业中排除是他从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观念。但与他父亲不同的是，萨洛蒙决定他的孙子中最终只有一人可以从安瑟尔姆处继承他在家族生意中的股份——这是在几乎一直平均对待所有男性继承人的家族中是一个新出现的情况。在萨洛蒙于1853年最后确定的遗嘱附件中，他废除了将继承人的选择权留给安瑟尔姆的条款，指定了（但最终没有实现）他的长孙纳撒尼尔。但最终，萨洛蒙的所有计划全部泡汤，最后的实际情况是继承他财产的是安瑟尔姆，同时也由安瑟尔姆来决定谁做其继承人。另外，俾斯麦也说对了，年青一代的罗斯柴尔德们都嘲笑他们的老叔叔。拜访总是“一脸苦相而且总是郁郁寡欢”的卡尔叔叔，是一件特别令人痛苦的事情。如果1855年注定要有一件悲痛事件发生的话，那么，不会有什么事能比萨洛蒙、卡尔和阿姆斯洛在仅仅9个月之内就相继撒手人寰更令人欷歔了。

这次死神的突袭发生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业务出现剧烈震荡的时期。正如我们已经讲到的，不得不被销账的在维也纳机构发生的巨额亏损很难以让人释怀，特别是伦敦的合伙人，他们对叔辈们那种鲁莽的业务方式可能出现的最坏可能性的担心，看起来已经被证实了。遗憾的是，公司的结构意味着由萨洛蒙造成的损失必须由大家来共同承担；而且他的个人股份在公司总股本中所占的比例也不会相应减少。这种情况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紧接着革命结束后的那段时间，由梅耶&#8226;A&#8226;罗斯柴尔德在差不多40年前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把儿子和孙子融合在一起的这种血缘联系，会面临如此巨大的分离压力。具体来说，伦敦方面寻求能把他们自己从对四个大陆银行的承诺义务中“解放”出来，因为这四个银行由于欧洲大陆发生革命而遭遇了惨重的损失。正如纳特在1848年7月时所说，他和他的兄弟们希望能够“做某种安排，以便每家银行都可以有相对独立的位置”。当“商业和金融大会”的想法首次在1848年8月提出来的时候，对这个会议前景的忧虑笼罩着夏洛特：“阿姆斯洛叔叔正遭受着丧妻之痛，这使他看上去很虚弱，也很痛苦；萨洛蒙叔叔正遭受着失财之痛；詹姆斯叔叔正为法国局势的不确定而头痛；我的父亲（卡尔）也很焦虑，尽管我的丈夫状态非常不错，但是也一旦得理，决不让人。”

引言（3）

当詹姆斯在1849年出发前往法兰克福去探望他的兄弟和侄子们的时候，贝蒂满心希望大会能“改变我们各家银行之间的基础，跟随伦敦银行，让大家都能从目前这种不能适应政治发展状况的限制中脱离出来”。在同一年中稍晚的时候，巴黎和伦敦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成为争吵，因为詹姆斯听说梅耶&#8226;卡尔已经“命令”戴维森兄弟“不要再给巴黎发送任何黄金”——这可是英国方面最高层领导的指令——这让詹姆斯觉得再也无法忍受。而在巴黎银行自身内部，纳特和詹姆斯的摩擦也是由来已久。前者由于比他的叔叔表现得更谨慎，因而生意一直都比较顺手，但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革命几乎摧毁了他作为商人的神经。“我建议你们在正常的商业交往中一定要加倍小心。”他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所写的一封典型的信件中这样劝告他的兄弟们。

对于我来说，我现在对生意是如此厌恶，不想再接手任何类型、任何性质的业务……整个世界局势的现状是革命每时每刻都在蔓延，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跃入齐颈的烫水中只是为了寻求赚一点小钱的机会，那简直就是完完全全地疯了。我们的好叔叔们是如此可笑地着迷于为生意而生意，而且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不想让别人做任何他们发现别人想做而又不能放任让别人去做的事情。从我的角度说，我十分确信巴林银行再怎么努力进军西班牙水银市场对我们也没有任何威胁，如果他们选择这样做，就让他们去做，我们自己应该知足常乐，并以平常心对待。

贝蒂也看到了这种情况。她曾经评论道：“我们的好叔叔（阿姆斯洛）无法接受我们的财富缩水的现实，他急切地希望将它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为此，他会毫不犹豫地将我们重新抛回危险业务的折磨中。” 但是，詹姆斯对纳特的这种怯懦越来越不耐烦。夏洛特猜想詹姆斯应该肯定会欢迎他的侄子从生意中撤出，因为这使得他年龄稍长的两个儿子阿尔方索和古斯塔夫（他们的第一次露面出现在1846年的函件中）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业务中。正如贝蒂所指出的，这种长期以来的“兄弟团结的老传统”似乎“已经接近分崩离析的边缘”。

这些还不是家庭失和的唯一原因。甚至早在1848年革命爆发之前，法兰克福银行就对伦敦方面的态度有很多怨言。安瑟尔姆抱怨道：“做最卑微的仆人是一件非常不舒服的事情，在执行您的指令时甚至都无法通过西班牙的信使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准确地说，是我们根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很久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这个由不同的公司所组成的群体中被归类为二等公民。”正如这段话所暗示的，安瑟尔姆认为，作为下一辈人中的长子，他应该成为阿姆斯洛在法兰克福的继承人。然而，维也纳分部所受到的打击改变了所有这一切，因为这个变故促使他继承了他父亲在奥地利的位置。也是基于同样的想法，卡尔希望他的长子梅耶&#8226;卡尔到意大利继承他的事业。然而，没有子嗣的阿姆斯洛更坚决地认为梅耶&#8226;卡尔应该在法兰克福接替他，让他能力稍逊的弟弟阿道夫去那不勒斯。就像詹姆斯所看到的，这样的争论不仅发生在这几个年迈的兄弟之间，也同时发生在他们的儿子和侄子之间，原因很明显，他们都觊觎着法兰克福银行，因为它仍然主宰着维也纳和那不勒斯分部的业务：“安瑟尔姆在和梅耶&#8226;卡尔较劲。梅耶&#8226;卡尔在和阿道夫较劲。”尽管夏洛特很明显与她的哥哥一个鼻孔出气，但她在日记里还是详细描绘了这种竞争所产生的那种不和谐气氛：

梅耶&#8226;卡尔很成熟，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杰出的人士，一个国际公民。他正值盛年，处于无可置疑的权力巅峰。他通过他迷人的举止、活泼的天性以及睿智的谈吐为他自己赢得了比安瑟尔姆要多得多的支持率。事实上，他在法兰克福是一位广受欢迎而且深受喜爱的人物，他受欢迎的程度使我的姐夫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望尘莫及。我深信他所掌握的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绝不亚于安瑟尔姆，我无法评价他是否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生意人，他对重要事件的判断能力是否正确，他是否是一名出色的作家或者是演讲家…… 安瑟尔姆总是在我哥哥面前表现优越感，这种情况是非常没有道理的，因为要想找我哥哥这么一位有才华的人，您可能得搜遍整个帝国。或许他的天资达不到追求人文思想的科学机构所要求的全面的研究能力和长期的学习能力。然而，作为一个银行家和世界杰出人士，作为一位欧洲社会中举止优雅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员（因为他在所有国家及阶层中都能游刃有余），在我看来他没有任何对手。安瑟尔姆用这种轻侮的态度对待我哥哥是很不公平的，而且有些卑鄙。

最后，我们应该牢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在1848年的大动荡后，伦敦和巴黎对维也纳银行的愤怒和不满。曾经有很多次，詹姆斯的言辞中都表露出连他都很想切断与维也?的联系。“我对维也纳没有兴趣。”他在1849年给纽科特写的信中这样说，“当其他人都在那儿对政府进行投机的时候，我们在维也纳的人却一点儿都不聪明，而且很遗憾，他们都是一群差劲的生意人。他们只会一根筋地认为他们做生意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合伙制度在1852年的时候终于进行了更新，对1844年确立的体系进行了一些调整，并在随后的20多年中取得了不亚于之前体系的辉煌成绩。原因是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公司作为跨国合伙制企业能存活至今的最好解释，在于詹姆斯在化解代沟，并把家族中分歧日益增大的各个分支机构再次重新绑在一起的整个过程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夏洛特1849年在法兰克福看她的叔叔时说的一样，詹姆斯从1848年的危机中重新崛起，而且他对生活和生意的欲望丝毫没有减弱：

我以前很少能见到如此精明能干的人，如此具有国际意识又如此谨慎，无论是思维还是身体都是如此积极主动，不知疲倦。当我想到他成长于法兰克福的犹太街，在他的孩提和青年时代从来没有享受过高雅文化的熏陶时，我就更加惊奇，对他的仰慕根本无法用言语表达。无论是任何事情，他都能从中找到乐趣并且自得其乐。他每天写两到三封信，口述至少六封，阅读所有的法文、德文和英文的报纸，冲澡，睡一小时的回笼觉，玩三到四个小时的扑克牌。

引言（4）

这就是詹姆斯离开巴黎后每天的日程安排。年轻的股票经纪人费多在拉斐特大街上遇到的詹姆斯仍然具有海涅在诗篇中所描绘的他在青春全盛时期所洋溢的自然魅力，如果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只能说年龄只是增加了詹姆斯的威严。

尽管詹姆斯年轻时精力充沛，但他当时深深地浸润在他父亲那个时代所形成的家族特质里。在1848年以前，他一直忧心忡忡地关注着5家公司相互间发生争执的各种迹象。他在1847年4月警告列昂内尔，有关账目的纷争将会引发“这样的事态，最终结果是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这样会产生大量的不愉快”。“深藏在我心中的只有家族的声誉、幸福和团结的。”在回复父亲梅耶老生常谈般的警告时，他这样写道：“作为商业交往的一个成果，我们保持着团结。如果大家每天都分享并且能接收到同样的账目，那么所有的一切都将按照上帝的愿望继续保持着团结。”正是秉承着这样的理念，詹姆斯在1850年的夏天回来了，随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满腔的热情和急迫的心情——下面所抄录的是一封充分说明这种重要意义的函件：

打破一样东西要比将它再次聚合起来更容易。我们已经有足够多的子嗣将我们的生意延续百年，因此，我们不应该相互为敌……我们不应该自欺欺人：当（单独的）公司不再存在——那时我们已经没有了团结，也没有了业务合作，然而所有这些在世人眼里是我们真正的力量之所在——那一天，就是我们的生存面临危机，而且每个人都得自寻出路之时。善良的老阿姆斯洛会说：“在家族的生意里我有200英镑，但是现在我打算取出来。”我们有什么办法来阻止他？一旦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方式，他可以娶戈尔德施密特（Goldschmidt），而且说：“我可以按照我的意愿把我的钱投到任何行业。”那时，我们的余生将会在永远无法摆脱的自责中度过。亲爱的列昂内尔，我相信我们是能在法兰克福发挥影响力的仅有的两个人，我们必须将我们的目标确定为在所有合伙人之间恢复和平……如果我们不留神，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高达300万英镑的资本可能会落入外人之手，而不是传给我们的孩子。我想问你，难道我们发疯了吗？你可能会说我老了，而且我的目的是想提高我的资本的权益。但首先感谢上帝，我们所有人的资本储备都要远胜于我们上一次签署合伙合同时的情况；其次，就像我刚到这里的那天跟你说的，你将会在我的身上看到一个全心全意的叔叔，他会以他所有的能力来达成必要的妥协。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理清楚这些争论的思路，并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让两方都做出一些牺牲来保持团结，感谢上帝的恩惠，团结保护我们度过了最近发生的所有这些灾难，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去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来为实现这个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些就是詹姆斯在1850～1851年间经常重复的理念。“我向你保证”他告诉列昂内尔的妻子夏洛特（他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同盟者），“家族就是一切：它是在上帝的仁慈帮助下，我们所拥有的幸福的唯一源泉，它维系着我们（相互间）的依恋，它是我们团结的纽带。”

由于詹姆斯为维系团结所付出的努力，1852年的合伙合同因此也是顺理成章的——不是弱化各公司间的联系，而是通过妥协保留这种联系。妥协的主要内容是英国合伙人放弃他们完全独立的主张，作为交换，他们得到了较高的资本回报率。早在1850年，詹姆斯就提出了这种妥协的框架：用纳特的话说，建议“对于我们的资本回报率应该提高”，前提是英国银行总能比其他银行获得更多的盈利。这是我们上面抄录的他给列昂内尔的那封信中的主要要点，同时也是大家最终在1852年所同意的新的体系的基础。英国合伙人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好处：他们的退股部分不仅可以得到26025万英镑补偿，他们股份（此时占总股份的20%）的利息也增加到35%，而詹姆斯的是3%，卡尔的是2625%，阿姆斯洛和萨洛蒙则是25%。另外，业务管理联合行动的规定也有所松动：从今往后，合伙人不再需要因为多数人要求就必须得进行商务旅行，在对地产投资时也不需要再使用集体基金进行融资。为了回应这些让步，英国合伙人接受新的合作体系。协议第12条中说，“为保证一种公开的、兄弟般的合作，并发展大家共同互惠的商业利益”，应该向其他所有合伙人通报任何超过1 000万基尔德（约合83万英镑）的交易，并在互惠的基础上提供最高10%的参与机会给其他合伙人。老协议中的那些没有被新协议条款修订过的所有条款仍然保持效力，比如共同账目的操作程序。这些措施毫无疑问代表了一种分权的做法。但考虑到另一种选择（在随后的一年中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讨论）是对家族集体企业的全面清算，因此对詹姆斯来说，这个成果的取得代表了一场新的胜利。

1852年协议中没有解决的是决定法兰克福?继承人（除了排除了阿道夫的备选资格外）：从此之后，安瑟尔姆、梅耶&#8226;卡尔、威廉&#8226;卡尔都在竞争法兰克福银行的这个职位。（同时，也给阿尔方索和古斯塔夫提供了竞争巴黎公司位置的机会。）当詹姆斯的几个兄弟在1855年辞世后，新的公司结构才最终尘埃落定（参见表1-1）。尽管萨洛蒙在遗嘱中做了明确的规定，但是他在集体资本中的所有股份还是转给了安瑟尔姆（这是詹姆斯在代表他的妻子提出异议的时候显得不是很坚决所产生的结果，而对于詹姆斯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不详）。卡尔的股份在减掉给女儿夏洛特的1/7后，在他的儿子间平分。最后的决定是，阿姆斯洛的股份按下面这种方案进行了分配：詹姆斯和安瑟尔姆每人得到1/4，内森的几个儿子和卡尔的几个儿子也各得1/4。所有这些变故的最后结果就是，安瑟尔姆、詹姆斯与英国出生的合伙人之间的实力基本均衡，而卡尔几个儿子的影响力大大削弱。在决定将阿道夫派去负责那不勒斯公司的业务，而将法兰克福留给梅耶&#8226;卡尔和他那对宗教十分虔诚的兄弟威廉后，他们的影响力被进一步削弱了。

这就是在现实中所达成的妥协。在1852年之后，詹姆斯准备提出一项与他的侄子们的想法相差更大的史无前例的改革，但新的董事会不再听候詹姆斯的指令——这可以很容易地从他给伦敦的信在1848年后篇幅大幅缩水的情况中推断出来。他在给纳特的信件中出现“又及”内容的情况越来越多，而且在他对业务的建议中，最后常以这样的话语结尾——就好像是在提醒自己和他们之间不再有主次之分：“亲爱的侄子，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这毫无疑问极大地满足了列昂内尔的虚荣心。1852年的妥协意味着1848年以前那种业已存在于5个公司之间的合作体系得以恢复，只是做了适度的分权。巴黎和伦敦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表明相互间的依存度确实比19世纪20年代的时候要小一些，但总体来说还是非常大。例如，巴黎公司在1851年12月资产中的174%是其他的罗斯柴尔德公司欠它的钱，而其中主要又是伦敦所欠。

表1-1合并后罗斯柴尔德资本中的个人占股情况，1852年和1855年

引言（5）

1852年

英镑

英镑

百分比（%）

1855年

英镑

英镑

百分比（%）

列昂内尔

安东尼

纳特

梅耶

464 77075

464 77075

464 77075

464 77075

1 859 08300

2005

列昂内尔

安东尼

纳特

梅耶

685 53686

685 53686

685 53686

685 53686

2 742 14744

258

阿姆斯洛

萨洛蒙

詹姆斯

卡尔

1 859 08300

1 859 08300

1 847 08300

1 847 08300

2005

2005

1992

1992

安瑟尔姆

詹姆斯

梅耶&#8226;卡尔

阿道夫

威廉&#8226;卡尔

805 54066

805 54066

805 54066

2 742 14744

2 727 98743

2 416 62199

258

2567

2274

合计

9 271 41500

100

10 628 90428

100

说明：1855年的数据根据那不勒斯和伦敦的数据（没有法兰克福、维也纳和巴黎公司的文字资料）进行估算。在1852和1855年间，那不勒斯公司的资本增长了135%，伦敦公司增长了228%；我在表中采用了这两个数据的均值18%

资料来源：由阿姆斯洛、萨洛蒙、卡尔、詹姆斯、列昂内尔、安东尼、纳特、梅耶于1852年10月31日共同签署的SocietatsUbereinkunft，CPHDCM，637/1/7/115～120；1855年12月重新分配阿姆斯洛和卡尔股份未标明日期的文件，N，132 AQ 3/1

另外，伦敦的合伙人认为他们的公司比其他公司盈利水平高，最终被证明是过分自信了。尽管那不勒斯和法兰克福公司出现了萧条的迹象（主要的原因都超出了阿道夫和梅耶&#8226;卡尔所能控制的范围），但詹姆斯承担起了1852年后的大多数业务，他的大陆铁路业务扩展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到他生命的暮年，巴黎银行的资本已经远远超出了其他合伙公司。安瑟尔姆在重建千疮百孔的维也纳公司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商业天才，也让大家大感意外。在让伦敦合伙人来分享大陆的这些胜利果实方面，没有任何人表现出任何的不情愿。因此，新的体系开创了一个伦敦和巴黎银行间平等状态的新时代，而在法兰克福和那不勒斯银行的影响力走下坡路的时候，维也纳又重新崛起了。

与过去的情况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不只是靠合伙协议和遗嘱来维护家族企业的团结。同族婚配继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1848～1877年的这段时间内，我们可以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不少于9桩婚事显而易见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不同支系之间的联系。在1849年，卡尔的三儿子威廉&#8226;卡尔娶了他的堂兄安瑟尔姆的二女儿汉娜&#8226;玛蒂尔德；一年后，他的兄弟阿道夫娶了她的妹妹朱莉；在1857年，詹姆斯的长子阿尔方索在加奈斯贝里娶了他的堂兄列昂内尔的女儿莉奥诺拉。在这里把这些例子一一列举出来是一件非常乏味的事情。在1826年詹姆斯的儿子萨洛蒙娶了梅耶&#8226;卡尔的女儿阿德蕾。1865年，安瑟尔姆的儿子费迪南德娶了列昂内尔的女儿艾福林娜。1867年，列昂内尔的儿子纳桑尼尔娶了梅耶&#8226;卡尔的女儿爱玛。1871年，纳特的儿子詹姆斯艾德华娶了梅耶&#8226;卡尔的女儿劳拉&#8226;德赫瑟。1876年，安瑟尔姆的小儿子萨洛蒙&#8226;阿尔伯特娶了阿尔方索的女儿贝迪娜。最后。在1877年，詹姆斯的小儿子艾德蒙娶了威廉&#8226;卡尔的女儿阿德蕾德。在1873年之前仅有一个例外，但就是这些没有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通婚的，也没有脱离犹太人“表亲关系”的传统太远。例外是安瑟尔姆的女儿萨拉&#8226;露易丝，她在1858年嫁给了托斯卡纳贵族拜伦&#8226;莱蒙多&#8226;富兰奇迪。1850年，梅耶娶了朱利安娜&#8226;科恩——击败了竞争对手约塞夫&#8226;蒙蒂菲奥里——而他的侄子古斯塔夫在1859年娶了塞西尔&#8226;安斯波。要是威廉&#8226;卡尔没有娶到姓罗斯柴尔德的妻子，他可能会娶施纳佩尔——他的祖母古特尔家族的成员。

在将近两代人的时间里，为这些联姻牵线搭桥一直是家族女性成员的主要工作。夏洛特对这一点没有任何的怀疑。当她听到她的兄弟威廉&#8226;卡尔与汉娜&#8226;玛蒂尔德订婚的消息时，表现得非常热情：“我敬爱的双亲当然会非常高兴，因为他终于没有选择一个外人。对我们犹太人来说，特别是对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最好不要与其他的家族有什么瓜葛，因为这种事情总是会带来不愉快、而且还要耗费很多金钱。”在这种情况下，什么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全都变成了一派胡言。夏洛特的表姐贝蒂用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这种婚姻，她告诉她的儿子说，“可怜的玛蒂尔德只能带着无法释怀的遗憾嫁给威廉”，现在她正“用真正天使般的顺从来说服自己奉献出她年轻心灵里的那些烂漫憧憬。我们不得不说，做威廉的终身伴侣对生长在她这种家庭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子来说，根本不具有任何吸引力”。现在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贝蒂的儿子阿尔方索和古斯塔夫应该娶谁。当时的情况似乎是汉娜&#8226;玛蒂尔德对后者比较倾心，而她的姐姐朱莉则希望嫁给阿尔方索。但在就这件事情对她的儿子做了一番调侃之后，贝蒂这样写道：

爸爸是如此直率而实在……他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根本没做任何考虑。他把他所有的悔恨一股脑地告诉了这个可怜的母亲……他使她从幻想中醒悟过来，认识到对成功的渴望最终可能会适得其反，他要求她按自己的想法，但同时也要考虑到女儿的幸福，做决定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三思而后行。

这对夏洛特来说是个好消息，她也正谋划着在贝蒂的两儿子和她的女儿莉奥诺拉和埃维莉娜之间的一举两得的类似的婚姻安排。在她的日记中，她客观地对她的这两名想象中的女婿各自的优点进行了分析：

古斯塔夫是一名优秀的青年。他有一颗最善良也最热诚的心，并且全身心地奉献给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人。他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的任劳任怨可以作为他那一代人的榜样。但无论他是否是天才，我其实都无法做出完全公正的评价。他享有良好教育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和优势，但他却声称自己很笨，很容易紧张，而且在有陌生人的场合甚至都不能把十个单词说连贯。他们说他在数学方面具备很高的技能，但我对这门学科一无所知，因此也无法做出判断。

引言（6）

他的哥哥阿尔方索则将我们叔叔詹姆斯超凡的精力和活力与贝蒂的语言天赋完美结合在一起。他是一个很好的读者、听者和观察者，他能记住他所接触过的所有事情。他可以用一种很简单的方式谈论任何热点话题，不故弄玄虚，并总是以一种直接、深刻而且轻松的氛围，以最舒服的方式处理各种问题。不过，要是需要什么建议的话，对他可别有什么指望，因为他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议，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建议可以提。但听他谈话总是一件乐事，因为他说话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而且总是以一种迷人的、生动的语调来讲。

迪斯雷利太太说古斯塔夫英俊，我不知道我是否同意她的说法。他是雅各宾一系中唯一能以其炯炯有神的、柔和的、湛蓝色的大眼睛来夸这个口的人。在他幼年的时候，他的眼睛长得并不特别漂亮，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中其他人的眼睛没有什么不同，而现在他的眼睛已经看不到儿时的任何痕迹，除了一种人们或许可能会叫做忧郁的气质外。他的眉毛长得很精致，眉形很好，淡淡的很清爽；他有一头深棕色的缎子般的头发；他的鼻子不是鹰钩鼻；他的嘴巴很大，然而并不能以能言善辩来赞誉它，最多只能说它温和敦厚，而且它既不暴露对感情的理解，也不显示感情的深度。古斯塔夫人显得精瘦，他风度翩翩，举手投足间透着高贵的气息。我希望能在神龛上看到他的画像暗指结婚。——译者注。

她的愿望只实现了一半：9年后，她看到立在神龛上的是阿尔方索的画像，摆在了她女儿莉奥诺拉画像的旁边。在那个时候，她早已经改变了她对新郎的看法。现在的阿尔方索似乎是“一个10～15年来操纵着世界运转的男子汉，他已经完全厌倦了那种花天酒地般的生活，他不会尊重，也不会爱他的妻子，而是要求妻子全身心地去服侍他，像奴仆一样地去服侍他”。然而，她的结论是，这样可能“更好——一个已经没有了激情的男人，感觉上已经没有任何好奇，也没有任何深沉，应该更会是一位安全的丈夫，而妻子更有可能在履行她做妻子责任的过程中感受到幸福。她醒悟到这一点的时候会很痛苦，但这种痛苦不会持久”。无论如何，她的女儿“攀上了世界上的某个重要的位置，应该不会想要从自己梦寐以求的罗氏朝廷走下来，而去当一个卑微的普通人的妻子”。她的这种担心从这对小夫妻草草了事的蜜月中得到了证明，这个事情还引起了媒体的负面评论。这番感慨毫无疑问基于夏洛特自己的经历，它向我们揭示了这样婚姻安排的根本特质。

以“父母之命”作为决定性因素这样一种原则当然还是不应该太过分。夏洛特没有能为她的另一个女儿留住阿尔方索的兄弟一事表明，父母在孩子们的配偶选择方面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安瑟尔姆的女儿朱莉也拒绝了她的堂兄威廉&#8226;卡尔的求婚，以及那些亲缘关系更远一点的亲戚，比如纳撒尼尔&#8226;蒙蒂菲奥里的求婚。另一方面，她最终“选择”的阿道夫又完全是由他的父亲以及未来岳父所主导，他们花费了数月来起草这份婚姻契约；尽管这其中的谈判主要涉及单列给新娘的资产数目，以便给她某种方式的财务独立，但这不应该被错误地看成是某种形式的女权至上倾向。因此，纳特和他的妻子希望在安瑟尔姆的女儿汉娜&#8226;玛蒂尔德与威廉&#8226;卡尔结婚的时候，为汉娜&#8226;玛尔德购买1万英镑的公债。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自己女儿的这种折磨也不是没有节制，当老阿姆斯洛在妻子去世后不久即宣布他想与自己的孙侄女、人见人爱的朱莉（当时还不到20岁）再婚时，这种情况就显而易见了。家族里的其他人在医生们的支持下团结一致，反对他的这个图谋。不过我们现在无法弄清楚的是，他们的这种反对态度到底有多少是由于担心他的健康，又有多少是考虑到这件事中这位年轻女士的幸福，比如詹姆斯所担心的就是，如果对阿姆斯洛所提要求的拒绝太生硬，他有可能会从公司里退出他的资金，并娶一个外人。

守旧与改良（1）

正如夏洛特所强调的，近亲婚配仍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犹太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家族的政策仍然是儿子和女儿不得和信仰不同的人通婚（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远远高于他们的教友，但还是不能与家族以外的人通婚）。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此期间对其教会所做奉献的程度不应该被低估：无论从哪方面说，它都远胜于19世纪20年代和19世纪30年代时的情况，这也是1848年后那段时间内家族和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詹姆斯仍然是最不遵守清规戒律的人。“我衷心希望你们都能度过一个没有一丝遗憾的安息日。”他在1847年给他的侄子和儿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希望你们过得愉快，而且打猎能够满载而归。你们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吗？这可是深爱着你们的叔叔和我的殷切希望。”这样一封信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他根本不认为在安息日坐到他的办公桌前有什么不妥。他和卡尔在出席犹太聚会时总是会有一些惹人侧目的古怪举止（而他们的妻子则都能中规中矩）。

然而，詹姆斯一直不遗余力地坚守着家族的犹太传统，与他在汉娜&#8226;梅耶叛教那些日子里的表现别无二致。尽管他几乎忘掉了1850年的逾越节那天，他非常不情愿地取消了到伦敦的商务旅行，以便研读《哈加达》 载有故事《出埃及记》和逾越节家宴仪式的书，在逾越节家宴时阅读。——译者注。1860年，他收到法兰克福拉比利奥波德&#8226;斯坦的新作时很是高兴（尽管他捐助的规模没有记录下来）。他的妻子贝蒂与丈夫一样以一种世俗的心态待人接物，但她同时有一个很强烈的意识，认为遵守教规就算不是一种道义责任，也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准则。当她听说她的儿子阿尔方索参加了纽约的犹太聚会后，她宣称自己“（高兴得）好像跳到了月亮上面”，并继续写道：

这是一件大好事，我的好儿子，不仅是出于宗教的情感，也是一种民族情感。以我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你的举动对那些可能淡忘掉这些传统的人来说是一个提醒，对那些一直坚守这个传统的人来说是一个鼓励。通过这种方式，你让那些试图责备我们的人能够与我们重归于好，你一定要高度尊重那些具有不同信仰的人。

这说明阿尔方索按自己的意愿去参加犹太人聚会明显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威廉&#8226;卡尔在此期间仍然是年青一代中难得一见的正统犹太教徒。他继承了他的叔叔阿姆斯洛反对法兰克福犹太人社区的改良运动，他支持为正统的犹太教徒建立以色列宗教社区，并把基金中的大部分捐出来，在舒泽大街新建了一座犹太教堂。但他反对由新的社区拉比萨姆森&#8226;拉斐尔&#8226;赫西所提倡的公然的分裂，他要求他的跟随者全部撤出法兰克福的主流社区。作为正统的犹太教徒，威廉&#8226;卡尔秉承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原则，认为实践过程中的多样化不应该威胁到犹太教社区的团结。

他的英国堂兄弟们也把自己当成是“以色列好人”，一直遵守神圣日子的要求，避免在安息日工作。詹姆斯有一次在访问巴黎时揶揄安东尼，说他总是在看祈祷书，这个代表着虔诚的印象来自于他的侄子在1849年的赎罪日一丝不苟地斋戒，尽管大家都担心当时正在席卷巴黎的霍乱传染会使斋戒从医学的角度考虑，成为一种非常不明智的举动。如果逾越节期间纳特在巴黎，安东尼和列昂内尔就会给他提供逾越节薄饼。就算是在英国度假期间，列昂内尔和他的家庭也都过赎罪日，斋戒并做赎罪日祷告。但这四个出生在伦敦的兄弟并不像威廉&#8226;卡尔那样守旧。1851年，迪斯雷利很无心地给夏洛特和列昂内尔送来了一大块波兰公爵送给他的鹿肉：

我不知道怎么处置它，这违反了我们的规矩，我认为我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好办法，将它送给罗斯柴尔德夫人（因为我们在那吃饭的时候实在太多了，但是一直没有见到过这道菜），我根本没有想到过这是不洁的肉，不过我担心它是。不过，由于我提到了赠送人也热爱上帝，我想他们会吃掉它。鹿肉可能是允许食用的，但如果是在打猎时射杀的则不行，而送来的这块肉则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猎杀的。

他似乎做对了，尽管这并不是爱戴贵族的反映。实际的情况是列昂内尔的家庭与詹姆斯家的一样，并不严格遵守饮食戒律。事实上，梅耶对鹿肉是如此着迷，他于1866年在福克斯通的政治演讲中竭力为牡鹿狩猎活动进行了辩护！1859年马考雷在列昂内尔家用过餐后写道：“无论是什么形式的猪肉，一律没有；蒿雀肉馅……配约汉尼斯堡上等葡萄酒，真是一种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的美味”。

对于更大范围的宗教问题，这几个英国兄弟比较倾向于支持改革运动，这与整个英国的大气候有关。当（1853年）倾向改革的西伦敦教会的代表与总拉比发生了矛盾，从而有人试图将他们从教区代表理事会中驱逐出去的时候，列昂内尔公开声明反对这种他称之为 “教皇独裁”的做法。“他拥有所有方面的神职权利，但他不应该像天主教牧师一样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他们可能是，而且毫无疑问应该是一些知识渊博的人，但他们没有权利来质问他过节是过了一天还是过了两天”——这是守旧派和改革派在实际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区别。这样的说法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兰克福的改革派教区在上一年与主流的守旧派进行斗争的时候会向列昂内尔寻求帮助。

朝向改革的这种趋势在与他们的妻子有关的事情上就更加明显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传统犹太教的宗教活动一直是以男性为主导的：我们有一些证据表明罗斯柴尔德家的女人几乎没有什么希伯来语知识。以安东尼的妻子路易莎为例，她参与了改革运动的进程，使犹太教的礼拜形式更加现代，而且更加精确，而之前的礼拜堂仪式与教堂仪式比起来显得比较落伍。“如果一个人无法到教堂去聆听一场优秀的布道是多么遗憾的事情。”她在1847年大声疾呼，由于不懂希伯来语使她非常沮丧、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有任何背叛的企图。她决心要让她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指导，而且可以加入到兄弟们公共礼拜的队伍中”。因此，她的女儿康斯坦丝和安妮的成长过程混合了犹太教义与圣公会的形式。安息日在家里进行简短的家庭礼拜后，路易莎给她的女儿们上《圣经》课，当天余下的时间里阅读犹太教和非犹太教的宗教文学，他们涉及的课程包括《以色列历史与文学》。赎罪日的戒律被很严格地遵守着，康斯坦丝在她1861年的日记中做了记录。她的母亲路易莎在1857年发表的安息日演讲，比如有关诚实、家庭和睦、和慈善等内容，很多都包括在当代的圣公会布道书里：

主啊，您让我感到如此幸福，您在您的成千上万的生灵中如此宠爱于我，赐予了我如此多的祝福，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足以表达我对您的感激之情。我只能祈求您使我乐善好施，对那些遭受痛苦的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充满怜悯之心，使我远离自私自利，使我不会只考虑自己的好恶。主啊，请您让我永远不要忘记，给饥饿的人以食物、衣不蔽体的人以衣物、痛苦的人以慰藉，只要我还有能力和办法去这样做，否则我将不配享受您对我如此慷慨大方的仁慈，不值得您对我如此的厚爱和呵护。荣耀归于我的上帝，阿门。

守旧与改良（2）

由于在这样的一种宗教氛围中成长，因此路易莎的女儿们像她们的母亲一样喜欢去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做礼拜也就不足为奇了。更加不同寻常的是，夏洛特成长于法兰克福那种非常守旧的氛围中，居然也有类似的倾向。在她给儿子利奥的信里显示，她经常参加非犹太人的宗教仪式和活动。作为地主，她认为她没有理由不参与到自己地区圣公会教堂的事务里。她在1866年聆听了牛津主教在艾克顿教堂（靠近加奈斯贝）里典礼上的布道，她坦承她被他的弥撒给迷住了，但伦敦主教在伊令的一座教堂里所做的同样的事情就没有给她留下太深的印象。在这方面，她并没有显得太独特：梅耶的妻子朱利安娜在捐赠蒙特莫尔地产时对牧师的任免进行了直接的干预，促使一名牧师离职。“我希望”夏洛特说道，“差异可以得以解决，因为在宗教活动活跃的时候，基督教牧师与犹太人捐助者间的争吵总是让人感到不快。”夏洛特被英国天主教的时尚世界所吸引，鉴证了（时间跨度正好一年的时间）一场天主教义卖活动，由曼宁大主教主持拿撒勒教堂典礼，在肯辛顿的加尔默罗修道会礼拜堂以及在慈善修女会教堂举行两仪式。在每次活动中，她都要回请这些天主教朋友，比如洛西恩夫人和林德赫斯特夫人。

夏洛特总是把她在这些场合中的所见所闻与犹太人聚会礼拜的情况做比较，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并不总是有利于她自己的信仰，因而她会出现比较强烈的批评倾向。在出席犹太免费学校的颁奖仪式时，她觉得：

我被那些参加典礼的各色人等之间的反差所深深地刺痛，这些人有犹太学生、主教、资助人、朋友和来宾，他们也参加过（天主教）慈善会的类似活动……艾德雷博士（可能是总拉比的儿子赫尔曼，贝斯瓦特犹太教堂的首席牧师）简单讲了几句话后就匆匆离去，就好像房间里面有什么瘟疫在流行似的，而格林先生（中央犹太教堂的A&#8226; L&#8226; 格林拉比，他同时还是替她颁奖的人）从侧门逃也似的离开，没对任何人说半句话。没有一个来宾，一个很大的空间里摆满了空椅子。我一个人就霸占了如此大的地方，让我感觉无地自容，我宁愿退到唱诗班附近的一个角落里。天主教的跪拜及表现的礼仪、绚丽的仪式，他们的各种做法、各种优秀的做法是那么高贵和庄重，而我们，则根本没有人来费这番心思。

按照这个说法，一切都变得十分明了了，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基督教组织曾经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申请过经济资助。这些申请中有些是成功的，比如1871年，一位天主教牧师就说服夏洛特为他在布罗涅特福德的学校捐出了50英镑。

这同时也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主要还是通过慈善工作来保持他们对宗教事务的影响力，男性为主的慈善形式一直以非常明显的方式长期存在着。在维也纳，安瑟尔姆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30分从浏览那些申请资助函开始每天的工作，他自己决定给每个申请人的资助金额；甚至在他每天到香布路恩动物园散步的时候，都有一名银行的职员跟随，给那些他遇到的乞丐分发硬币。在法兰克福，雅各布&#8226;罗森海姆是威廉&#8226;卡尔的“乞丐事务秘书”，但威廉&#8226;卡尔仍然自己对资助事宜做决定。他的儿子这样写道：

每天晚上，通常是20点或是21点，我父亲都会到位于法尔伽斯的办公大楼去面见男爵，有时候是去格鲁内博格，亲自将一份由我母亲认真起草的，平均20～30人的申请资助人名单交给男爵。这些申请来自整个犹太人圈子，由每个国家最受尊重的拉比，以及来自东西方的福利组织推荐。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由男爵亲自决定他认为合适的金额。偶尔，他还会很惬意地阅读收到的每一封感谢信。在提交给男爵之前，对每份申请的所有信息都必须通过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某一位男爵信得过的拉比进行调查，每条信息都要进行登记，并逐字逐句地抄录到一本书里。

对每份申请都如此谨小慎微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当申请资助的量大到用这种传统方式根本无法管理的时候，特别是当从东欧移民过来的穷困犹太人的数量大量增加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对像列昂内尔这种处理几百万业务的人，期望他亲自去处理那些像他在1850年给“为贫困的外国人建立救济所基金”捐赠几百英镑，或者两年后他的叔叔阿姆斯洛让他捐给法兰克福犹太人女子学校的类似金额这样的事情，就显得有点荒唐了。因此，大量的这类工作开始被委托出去。在伦敦，阿希尔——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博士，1866年后当选为大犹太教会的秘书长——按照当时某媒体的说法，成为了列昂内尔的义务“私人慈善代表”，虚拟的“纽科特‘慈善部’经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巴黎，费多回忆起了“一间特别的办公室，有几名雇员在那里专门记录资助申请，对申请进行研究，收集这些申请资助人的真实情况”。慈善变成了?难从更单调乏味的银行事务中分离出来的一堆繁杂事务。1859年之后，这项工作的某些部分转交给了新成立的“贫困犹太人救济理事会”，或者说至少是由“贫困犹太人救济理事会”进行协调。比如说在1868年，有一位名叫易曼纽尔&#8226;斯贝林的人——他是4个孩子的父亲，“一位高度令人尊敬而且很值得推荐”的人，“非常渴望开一家小店，并为此目的自己筹措了很小的一笔钱”；索菲&#8226;本德海姆是戴维森家族一位远亲的女儿，她需要钱为她的女儿准备嫁妆。然而，这些事情从来也没有取代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公司中的慈善活动。

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的女人所处的位置使她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这类活动中，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慈善变成了她们的工作，她们对待这项工作与她们的丈夫在银行工作一样的勤勉。犹太人免费学校从内森的时代起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行善的一个重点；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间，他们所投入的不仅是金钱，还包括夏洛特和路易莎（她的丈夫安东尼在1847年成为了该校管理委员会的总裁）对其事务性工作的参与。当路易莎在1848年首次到校参观的时候，她认为它是“一个优秀的机构”，为“大约900名从最底层家庭选拔出来的贫困儿童”提供“免费的教育”，但它的教育水准很低。她的小姑子夏洛特却对这些“在贝尔街的小学生”很失望，她向她的儿子描述他们“无法形容的邋遢和肮脏——而且粗俗”。“永久地致力于改善这些高加索夏洛特经常用“高加索”我个词来形容犹太人是她的信件里很不寻常的一个特点。这个词在这种用法是由18世纪的解剖学家约翰&#8226;弗雷德里希&#8226;布鲁门巴赫生造出来用以描述五个人种类型其中的一种，这五个种类是他通过测量头骨形状区分出来的。另外的四种是蒙古人、埃塞俄比亚人、美洲人和马来西亚人，很显然他是想为包括所有欧洲人和中东人在内的人种进行分类。人是一件很让人沮丧的事。”她在1865年时宣称，“一直没有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她每周一次的贝尔街之行“根本谈不上愉快”，因为“在我们社会里的这些卑微阶层非常肮脏，天气不好时就裹在破毯子里”。另外，她发现“要是不对他们的进步和总体的提高非常感兴趣的话，根本就不可能走进这些贫穷、肮脏的小孩子中间”。到了19世纪70年代，通过她的努力——其中包括安排了一次马修&#8226;阿诺德英国诗人、文艺评论家，曾任英国督学。——译者注的视察——以及她的小叔子安东尼的努力，使局面有所好转，学生人数增加了3倍，年度预算增加了20倍，教师数量增加了25倍。

守旧与改良（3）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人参与过的其他教育机构还包括建立于1855年的犹太学院，宗教知识传播协会的安息日学校，以及由梅耶的妻子朱利安娜于1867年在南伦敦创立的博拉犹太人学校。与以前一样，还有救助病人的善举。在成为犹太妇女慈善贷款会和妇女慈善协会成员的同时，路易莎还建立了一个犹太人康复之家，供应由夏洛特资助的位于阿替雷利街的特别厨房烹调出来的食物。此外，夏洛特建立了一个老年人临终关怀之家，重组了伦敦慈善产房，出任妇女慈善贷款会以及东区母亲之家缝纫协会的总裁。另外还有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创立的位于怀特齐普尔的犹太婴儿白天看护所，以及位于诺丁西尔地区沃尔枚路的犹太聋哑人之家。最后，夏洛特还积极参与了新改选后的救济理事会（Board of Guardians）的各种活动。例如，在1861年的时候，她帮助格林拉比向理事会提供了10台缝纫机，这些机器用于出租或者出售给那些希望通过做针线活挣钱的贫困的移民妇女。之后，她每年捐助100～200英镑给由格林创建的“女孩车间”。

在1884年对夏洛特的追思弥撒上，赫尔曼&#8226;阿德雷回忆说，夏洛特出版《祷告与默念》和《致孩童》（最初是为女孩免费学校而作）的最主要的主题是“那些正遭受苦难、处于困境中的人，应该靠近我们和我们的怜悯之心……富人应该接济穷人，‘给他们的不仅是金钱，还要包括时间，因为这意味着生命’”。她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告诉与会者，夏洛特的临终遗言是“心怀穷人”——这里所指的穷人中，排在首位的是犹太穷人。然而，阿德雷没有谈到夏洛特整个人生在慈善“给予”和具体的宗教特征的捐助之间存在着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在1864年，她曾经与格林拉比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当时他为他的教区向我申请一套新的法律丛书。他说，以前确实有一些信仰虔诚的慷慨大方之人，而那些迷信之人，尽管并不很富有，也并不慷慨，可还是会出于敬畏和恐惧的心理给寺庙捐献；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迷信被文明消灭了，信仰虔诚的犹太人也不再慷慨了，而慷慨的以色列人又让他们的善举流入了世俗的渠道。我敢说他是对的——毫无疑问，我宁愿把20英镑给一个学校，也不愿给一个虚幻的理念……

换句话说，对犹太人社区物质需要的真切关注一定程度上在于将犹太教作为一个有组织宗教的关键性的立场。同时值得关注的还有在犹太人精英内部开始出现了对东欧移民比例上升的忧虑。1856年，夏洛特组织了一场“支持犹太人移民贷款协会资助基金业余音乐会”，由她的孩子埃维莉娜和艾尔福雷德表演，而路易莎是协会理事会的成员。这个组织的宗旨可以很容易推测出来。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越多贫穷犹太人从东欧和中欧移居到英国，就会有越多的犹太人精英分子希望看到到处都涌现移民潮。

或许，罗斯柴尔德家族中这个时期对于慈善的态度改变得最明显的，要算是詹姆斯了。这或许是对19世纪40年代发生的事件所做出的反映，它表明了两件事：一件是整个法国社会的反犹太人情绪，另一件是他自己在巴黎穷人中间的口碑不太好。在1848年以前，詹姆斯尽量不让梅耶&#8226;A&#8226;罗斯柴尔德的5个儿子参与到犹太人的社会生活中。尽管他在1840年与梯也尔的战争中竭尽全力捍卫了大马士革犹太人的利益，但对巴黎的犹太人来说，他相应的贡献就显得太少了。革命发生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在1850年，詹姆斯通知巴黎宗教法院，他决定在匹克布斯大街76号新建一所医院，代替那座建于1841年的、已经难以为继的“巴黎以色列贫民救治中心大楼”。两年后的1852年12月20日，医院——一座由让&#8226;亚历山大&#8226;蒂埃里设计的宏伟的新建筑——在被《环球以色列人报》描述为“犹太人前所未有的一次宏大的庆典”中正式起用了，出席庆典的有公共事务部部长、宗教局局长和塞纳河地区的行政长官。在同一时期，詹姆斯还为由蒂埃里为拿撒勒圣母大街的宗教法院新修建的罗曼诺&#8226;拜占庭礼拜堂捐出了巨资。同时还为在罗斯耶大街和兰布拉第大街建立的两座孤儿院做了巨额捐赠（后者以萨洛蒙和卡罗琳命名）。

这些捐赠恰巧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多地参与法国犹太人组织活动中的情况同步。1850年，阿尔方索成为了中区教会的委员；两年后，古斯塔夫被选入巴黎教区委员会并在1856年成为了教区的总裁。1858年后，教区将它的资金存放在罗斯柴尔德兄弟银行。这更像是詹姆斯在拿破仑三世政权下有意识地将自己定位在“政治局外人”的策略给了他担当起犹太人社区领导者角色的信心，而这个角色，他的兄弟和侄子在其他地方早已经驾轻就熟了。然而，他对没有考虑宗教戒律，花钱在黑武里大街建立起几乎是永久性的救济站这样的事情，表现得还是很谨慎。

或许，再没有其他任何的办法?用他们家族捐巨资在耶路撒冷新建医院这件事情更能说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他们贫穷的犹太兄弟所做的努力了，这家医院在19世纪50年代由阿尔伯特&#8226;科恩主持建成。至少不下11位姓罗斯柴尔德的人出现在当时对医院及其相关设施的捐助者名单上：夏洛特在那里建立了“一家产业培训学院”，并且每年都派人去视察；安瑟尔姆在那里设立了一家小型银行；贝蒂为孕妇提供衣物，而阿尔方索和古斯塔夫为40个年轻人提供了手工技术培训。这个家族还支付了总共122 850皮阿斯特埃及等国的货币名称。——译者注的“自愿捐款”。几乎家族所有支系的成员都出现在了行善名单上这个事实向我们说明，尽管他们的慈善活动一般以全国性——而且主要是在城市的形式出现，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觉得他们对更广泛的“世界性的”犹太人群体负有责任。这些努力并没有获得世界性的认可。

争取政治权利（1）

如果不提列昂内尔为确保犹太人在国会下院中的席位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话，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历史是不可能完整的。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把这个具体的问题与英国宪政进程中的“辉格党人”历史截然割离开来。犹太人被选举为下院国会议员的宪法障碍——就职誓词里包含有这样的句子“按照一个基督徒的诚挚信念”——只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40年代和19世纪50年代所面对的几个重大挑战之一。1707年通过的一个法案要求投票人也发同样的誓言，但这不是严格强制执行的。对于他们具有类似重要意义的另一个障碍，是牛津大学的入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

另外，还有一些社会机构，尽管之前并没有正式排挤犹太人，但从来就没有允许过犹太人介入。能够进入到这些机构，其重要性与正式推翻这些法律歧视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按照英国19世纪时的法律，下院席位本身的价值有限；地区性的政治势力基本上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有些方面甚至是能够进入国会陈述的先决条件。另外，以城市选民为基础的地方势力与植根于乡村选民的地方势力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差异。因为很多关键性的政治决策并不是在于威斯特敏斯特，而在于“乡村”——那些贵族的乡村别墅所形成的复杂圈子，这些贵族在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都会在这些地方度过。就算是在城里，国会也不是主要的政治论坛：那些没有成为一个或多个分布在匹克迪利大街和帕玛街的伦敦俱乐部会员的国会议员，政治生涯不会长久。当然，获得进入下院的资格并不会为犹太人自动打开进入上院的大门。

为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想要推进他们进入这些英国政府机构的步伐？那种认为他们希望借以增加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以便使他们对政府的杠杆作用最大化的功能性解释根本说不通。可以肯定的是，很多非犹太人城市平民家族在这一时期出现在了下院（比较知名的有巴林）。到19世纪4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了城市里最优秀的私人银行；尽管在内森死后，他们与英格兰银行的关系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局面，但人们没有理由怀疑，当出现英国政府需要借钱的这种难得一遇的情况时，它会很自然地想到纽科特。另外，就在他们得到了进入下院的机会以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没有使用过它所带来的便利——最多也只是把下院作为辩解的场所。我们认为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由于受到了母亲的影响，列昂内尔希望赢得的是一种犹太人被剥夺了的根本性的权利。他在欧洲大陆上的亲属一直没有停止为他确保进入国会所做的努力加油打气：对詹姆斯来说，他的侄子是在代表所有的犹太人打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战争，一场继续了梅耶&#8226;A&#8226;罗斯柴尔德40年前在法兰克福所进行的战争。也就是说，列昂内尔在追求自由的现实意义，尽管当时大多数政治家（包括约翰&#8226;罗素爵士）更倾向于给他贴上辉格党人的标签。促使他和他的兄弟们远离托利党人的原因不只是“犹太人问题”，还包括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的更重要的原因——自由贸易，在托利党1846年反抗皮尔的斗争中逐渐发现了自由党的这个企图。

在1848年还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矛盾：罗斯柴尔德家族正被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者骂成是反动派的支持者的时候，他们正在英国领导着一场典型的争取法律平等的自由战争。总的来说，犹太人的解放是法兰克福议会的一项成果，尽管随后在1852年，又在法兰克福被废除。就连贝蒂这种坚定的反对革命的奥尔良派人士都不得不承认：“我们犹太人不应该……抱怨这个伟大的运动以及对利益的重新分配。每一个地方的解放都打碎了中世纪的枷锁，把人权和平等的权利还给了那些盲从、浮躁的流氓无产者。我们应该对此为自己举杯庆贺……”

然而，对此我们也还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首先，在革命运动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反犹太人的元素；事实上，针对犹太人的暴力现象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1848～1849年革命最反感的地方。第二，在某些方面看，实际的情况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被限制在了英国犹太人社区里。与其他犹太人精英家族——比较有名的是戴维&#8226;萨洛蒙——之间的竞争毫无疑问是一个很强的动力。事实上，对于大多数生活在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情况可能更严重）的贫穷犹太人来说，能在国会露脸就与能够到剑桥上学一样稀罕。在这些为犹太人权利所做的集体抗争的所有说法中，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某种程度上看一直坚持着他们作为一个家族的利益——具体来说，就是他们希望成为犹太人“皇族”。

根据随后所发生的事件，特别要提到的是在1839年《犹太人综合日报》发起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无情抨击，指责他们破坏了犹太人解放的进程：

我们很伤心地看到德国出现的排斥犹太人的态度，这种情况在自由战争期间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现在却随着?斯柴尔德家族企业的发展而不断恶化；而且后者的巨额财富以及他们的合伙企业已经对犹太人的奋斗目标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以至于前者的增长导致了后者更为严重的恶化……我们必须将犹太人的奋斗目标与罗斯柴尔德的家族企业及其合作伙伴彻彻底底地划清界限。

当时的确出现了这个家族对更广泛意义上的欧洲犹太人利益关注不够的情况。例如，最先为犹太人在英国的政治权利赢得胜利的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而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伦敦与威斯特敏斯特银行的戴维&#8226;萨洛蒙，他在1835年当选为伦敦金融城行政长官，为英国的犹太人在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中取得了早期的胜利。在选举的过程中，他和他的辉格党支持者共同努力，最终使他们提出的废除要求当选行政长官签署有“以一个真正基督徒信念”等字句的声明条款的提案获得了通过。不是罗斯柴尔德而是费朗西斯&#8226;亨利&#8226;戈尔德施密特，成为了第一个被律师行业接受的犹太人。同样，不是罗斯柴尔德而是他们的一位名叫摩西&#8226;蒙蒂菲奥里的女婿，被授予了骑士称号并被封为男爵，因此，正如詹姆斯所说，“提升了犹太人在英国地位”的不是罗斯柴尔德，而是伊萨克&#8226;莱恩&#8226;戈尔德施密特领导的犹太人争取公民权利及基本人权协会。

争取政治权利（2）

然而在1840年的大马士革事件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有关犹太人解放的问题上改变了自己的立场，首开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应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力，改善欧洲大陆那些对犹太人不很宽容的国家的犹太人地位的先河。在1842年，詹姆斯去拜见基佐时“对波兰犹太人的情况表示关切”，而安瑟尔姆正在协调各种媒体反对当时普鲁士提出的新的反犹太人规定。在1844年，由尼古拉一世提出的进一步减少犹太人聚居区的“令人作呕”的措施，以及将俄国的犹太人学校和社区直接置于政府控制的计划，促使列昂内尔在沙皇到访伦敦前频繁拜访阿伯丁爵士和皮尔。当蒙蒂菲奥里准备到俄罗斯去抗议政府对犹太人的不公平对待时，列昂内尔再次去拜见皮尔，请求为他去见内斯尔罗德伯爵写封介绍信。按照同样的脉络，我们看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怎样利用1848～1849年的罗马政治危机，迫使教皇对梵蒂冈城里的犹太人做出了让步。

就是在英国这样一个以宗教刻板闻名的国家里，罗斯柴尔德家族进行了为争取犹太人权利而进行的最为著名的斗争，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期间英国犹太人的地位在很多方面看都是不平常的，按中欧的标准看，这说明那里的犹太人社区规模非常小。生活在不列颠群岛的犹太人总人数在1828年的时候是27 000人；32年后（经过几十年空前的全国性的人口高速增长后），犹太人的总数也只是40 000人——大约占总人口的02%，其中半数生活在伦敦。在欧洲大陆，当时对待天主教的态度（特别是爱尔兰的天主教）已有所改变，而对犹太人的敌视已经听不到了。但是在法律上，尽管大多已经形同虚设，但仍然存在各种权利方面的限制，包括禁止犹太人拥有地产和捐赠学校。最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很多的公共机构里——其中最关键的是国会——都要求按基督教徒的方式起誓。废除这个誓言成为了罗斯柴尔德在此期间政治活动的最主要目标。

在妻子汉娜的影响下，内森在1829～1830年《天主教解放法案》成功通过后，提出了犹太人的政治权利问题。罗斯柴尔德对托利党的彻底失望可以上溯到这个时期，因为很明显的是辉格党人更有可能支持犹太人获得相应的权利。这种政治调整在内森死后也一直在继续，其直接表现形式为罗伯特&#8226;格兰特在下院面对托利党人的强烈反对，提出了一系列的解放法案。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引起众多研究者重视的记录显示，纳特在1841年为那些当选为地区性政府议员的犹太人争取采用萨洛蒙当选伦敦金融城行政长官时使用的经过修改的誓词的运动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只可惜运动没有取得成功。托利党人在参议院对这个议案的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此非常在意——对改善与这一方的关系没有任何作用。在保守党赢得1841年选举后的第一时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朋友赫里斯就警告新上任的内政大臣亨利&#8226;古尔本，他可能得面对金融城里“犹太人和经纪人”的反对：

你应该时刻牢记，所谓的贵族对你的态度不会像过去那么友善。琼斯&#8226;劳埃德、萨姆&#8226;格尼和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些人在金融城选举中的倾向，表明他们对保守党没有好感。但他们不会太感情用事，去为自己的利益设置障碍，尽管他们永远不会原谅否决了为犹太人当选下院议员扫清障碍的提案。那些资本市场的巨鳄比其他领域的任何人对财政手段的支持或是阻碍都更有力量，就算那些人的资本比他们的还大也无济于事。

一封来自于一名当时的积极分子的信证实了梅耶确实参与到了金融城里的选战，他组织人为自由党投票。很重要的一点是梅耶在1841年的时候被选为了布鲁克斯俱乐部的理事。一直到了1852年，他的弟弟安东尼也成为了一名理事。兄弟俩同时还是另外一家公开的政治改革俱乐部成员。同样的，在1852年的时候，阿尔方索成为了一家高级赛马俱乐部的会员，同时还是团结之家（Cercle de IUnian）的成员。

当皮尔要求威灵顿为支持他的政府擂鼓助威的时候，这位公爵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悲观。他警告皮尔：“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政治目标，特别是老夫人（汉娜）和列昂内尔先生。他们一直都渴望着得到对犹太人政治权利诉求的支持。”尽管他“现在比在伦敦的时候更像是一个托利党人”， 纳特强调说他对皮尔的支持是在严格的条件基础上的：“我相信他对我们可怜的犹太人是有同情倾向的，如果他能还给我们相应的权利，他就会得到我的支持。”对于纳特来说，使罗斯柴尔德家族疏远了保守主义的原因，仅仅只是出于犹太人利益的考虑。就像他在1842年的时候，用半真半假的口吻写道：

你们应该知道，尽管我在英格兰是一名坚定的辉格党人，在这里又是狂热的保守主义者，但我认为如果那不是从身体的某个部位移除一小部分，而且也不是比利（安东尼）一直认为的最具重要性的那一部分，如果它使我们不能行使那些根本不了解我们艰难处境的那些人同样的政治权利和基本人权的话，我想你们应该也得采用后面的那种思维方式。

尽管外表看起来总体上更像是自由党人，但安东尼很乐意看到皮尔与他的党派在下院遭遇到麻烦，他认为——看起来似乎是正确的——这可能会使他“向自由理念的方向上转变一点，如果罗伯特爵士能为可怜的犹太人做点什么的话，我就信任他”。至于列昂内尔，他在1843年10月的城市补选中毫不犹疑地支持自由党候选人詹姆斯&#8226;帕蒂森，为了投票，他竟然号召犹太人选民们打破安息日的规矩。这些选票对选举的最终结果是决定性的，因为帕蒂森仅以非常微弱的优势击败了他的托利党人对手——也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对手托马斯&#8226;巴林。

然而，列昂内尔对学戴维&#8226;萨洛蒙的样子直接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一直表现得迟疑不决。对他的这种迟疑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纯粹行为上的问题：政治可能占用掉一个像N&#8226;M&#8226;罗斯柴尔德公司这样如此规模宏大的高级银行的合伙人的宝贵时间。或许列昂内尔同意詹姆斯的观点——这个观点早在1816年的时就提出来了——“一旦一个商人参与了太多的公共事务，他很难再继续他的银行业务”。另一方面，来自家庭成员的压力——包括詹姆斯——要求他做些工作来提高家族成员在英国的地位，也是相当大的。詹姆斯对政治活动的概念还停留在19世纪20年代那些已经过时的经验里，当时，他和他的哥哥们通过迎合与他们有业务往来的各个地区的封建领主而精神抖擞地去领受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勋章。

他试图在1838年鼓励他在英国的侄子去做同样的努力，他告诫列昂内尔说：

我已经与比利时国王进行了长谈，他向我们承诺同意给英格兰女皇写封信，他还安排他的妻子写信给他们，要求你应该应邀参加所有的舞会……国王给四兄弟下了一道谕旨……如果你，我亲爱的侄子，喜欢这些绶带，那么我保证下次你就是受勋的人，只要条件允许，尽管在英国并不佩戴这些东西。

不太过时的是安瑟尔姆 “在一两年之内能够来为你们中的一个人庆贺坐上了国会的席位，并聆听你们的精彩演讲”的期望。当伊萨克&#8226;莱恩&#8226;戈尔德施密特在1841年成为第一位犹太人准男爵时，安东尼从巴黎写来的信上说：“我已经喜欢上了列昂内尔&#8226;德&#8226;罗斯柴尔德爵士，他是可靠的。”类似的，当萨洛蒙在1843年被授予维也纳“荣誉市民”时，安东尼明确地希望这件事能“在古老的英格兰产生反响”。

压力在1845年时急剧加大，因为戴维&#8226;萨洛蒙又得到了很重要的一分。在赢得了泊特苏肯市参议院的城市选举后，萨洛蒙面临着“以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信念”的誓词问题。在他拒绝起这个誓后，阿尔德门法庭宣布他的当选无效。萨洛蒙向皮尔抱怨，与安东尼所预测的一样，皮尔对犹太人给予了更多的同情，他通知大法官林德赫斯特起草一个法案，废除了所有遗留下来的影响犹太人权利的地方性歧视性规定。该法案于1845年7月31日生效。同年，禁止犹太人拥有不动产的老法律也取消了。列昂内尔事实上在确保这份议案的通过方面也很尽力，他作为由仲裁委员会派出的5人小组的成员，为这件事去游说皮尔。但萨洛蒙获得的荣誉却引发了列昂内尔那些充满竞争精神的亲戚们的不满。“我本来应该很高兴看到您成为伦敦的勋爵，而且是代表金融城的国会议员。”列昂内尔的兄弟纳特写道，“你应该去游说东印度公司，我亲爱的列昂内尔。”一年后，纳特还是在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内容：“我们的法国老顽固……全都在说你不久就会进入下院，而且你现在正在做着准备。”当萨洛蒙在获胜后不久访问巴黎时，汉娜很冷淡。她在给夏洛特信中说：“我们应该允许他去享受（这种出于良好动机的）成功所带来的满足感，我们自己应该全心全意地参加，满怀着美好的意愿，这是我们真心希望和相信会对我们所属的群体带来益处的意愿，从这个角度看，我不怀疑个人的荣誉和影响将会受到适当的重视。”萨洛蒙再次当选为市议员，时间是1847年12月。在1855年的时候，他继任伦敦市长勋爵。摩西&#8226;蒙蒂菲奥里在1846年获得的准男爵爵位使安东尼满心希望“当辉格党人来到的时候……他们会想到应该给你一些什么荣誉”。皮尔的政府一倒台，纳特立刻就敦促他的兄弟“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或者明确地声明你代表金融城”，建议他“约一些聪明的朋友过来，在晚上的聚会一个小时左右，一起读一些东西，对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能更多些把握”。

争取政治权利（3）

敦促列昂内尔在政治上更积极一些的不只是他自己的家族。1841年，爱尔兰领导人丹尼尔&#8226;奥康奈尔的一个政治协会邀请他“作为贵民族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代表”，出席一个公共集会（在安客客栈），他提议讨论“犹太人的政治地位”。两年后，基于他自己希望参与伦敦市大选的假设，有人主动提出为他助选。

列昂内尔仍然很勉强。当其他人——其中包括他的弟弟梅耶，他在2月份时当上了白金汉郡的高级行政长官他马上在怀特&#8226;哈特酒店在摆了一个星期的盛宴，由法国厨师按照以他的乡下邻居的饭量计算的需求临时制作菜品。当地的报纸抄录了菜谱，以崇敬的口吻称赞“所上菜品的味道已经到了极致”。——争先恐后地涌入萨洛蒙打开的这个缺口的时候，列昂内尔却一事无成。甚至在新任的首相约翰&#8226;罗素勋爵授予他准男爵荣誉的时候，他还很固执地拒绝接受，这让他的亲戚非常意外。他是罗素提交给女王的三人名单中的一位：按照女王的日记，另外的人是弗格森上校，还有一人，“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说明维多利亚对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在心。实际上，这个人是弗雷德里克&#8226;居里，孟加拉政府的秘书。列昂内尔可能觉得不值得为皇室的这种小恩小惠太多的精神。列昂内尔为他这样做所给出的理由充分证明了他具有意气用事的性格特点：他不情愿接受已经授予过另外两个犹太人的荣誉，如果不能获得贵族的身份，任何称号都不会让他满意。阿尔伯特王子在报告中说他这样问：“没有更高点的荣誉授予我吗？”这种率直比较符合他父亲的口味，但是他的母亲汉娜生气了：

我认为拒绝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好处，正如你那位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朋友（据推测应该是罗素）所说的，她还能授予你什么更好的？目前还不可能不宣誓就直接给你封爵，而宣这个誓恐怕你也不会愿意。从王室得到的个人荣耀应该珍惜，它可能带来其他的利益，如果拒绝它则可能让人恼怒——而且你接受它也并不意味着你放弃了你本来的地位。这可能会光耀你的门庭。之前对其他两位绅士的封赏我想跟你这次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会使授予你的荣耀失去任何光芒——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请原谅我的直率。

他兄弟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接受这个封赏，面对现在的局面他们全都大惑不解。纳特用轻松的笔触写道：“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接受英国的准男爵爵位，这比做德国的男爵好多了——老比利认为安东尼爵士听起来非常悦耳，就算你自己不想要，你也应该为了他而接受它——我们所有人都得到了非常漂亮的名字，门特摩尔的梅耶爵士这个称号甚至闪耀在一场罗曼史里。” 詹姆斯也加入进来了：

我祝福你，我亲爱的列昂内尔，你是如此幸运，尊贵的女王竟然这样眷顾你，真是谢天谢地。你一定得小心，你的阿尔伯特王子说不定会嫉妒你。因此，我要敦促你接受它，因为我们从来都不应该拒绝这样的荣耀，而且任何人也不应该坐失这样的机会。以前我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然而现在已经没有可能了。

但列昂内尔依然不为所动。最后，打破这个僵局的唯一办法是由安东尼来接受了这个封号。不同寻常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规定，如果安东尼没有男性子嗣，则这个封号将传给列昂内尔的长子。甚至他的最终让步——他终于同意以自由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1847年的大选——也都是在“犹犹豫豫”中做出的。

列昂内尔参加国会竞选的决定——他在1847年6月29日被自由党伦敦注册委员会接受为候选人——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历史上是一个分水岭。他这个决定所导致的结果是，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从此与争取犹太人政治权利的运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接下来的10年中，他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选战和国会论战中。为什么这个公众人物中最勉强的一位在完全可以轻易地将这个战场留给萨洛蒙——或者也可以让给梅耶（他不遵从他长兄的意愿正在为海斯做同样的事）时，会这样投入？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来自家庭的压力最终使他无法抗拒。第二种可能性是说服他参选的不是他的亲属，而是约翰&#8226;罗素爵士，他自己是在任的金融城下院议员，他希望确保自己来自犹太人的选票。第三种可能性是列昂内尔并不希望能胜出，只是以一个“著名的新闻事件”的形式收场，做出一个象征性的姿态。至少有一名与他同时代的人认为他会失败，而且他只是被辉格党人设计，拖进来为“他们承担他们所有的开销”。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的犹太人候选人无一例外地落选了：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角逐，要是托利党人不分裂，那么辉格党和改革派就只会在下院取得简单多数。

维多利亚时期，伦敦市复杂的政治选情使人们对胜利丧失了信心。向东远至哈姆雷特塔的选区是比较大的一个（1847年投出了接近50 000张选票），有4个下院议员席位。这一次，总共有9位候选人——自由党人4名，皮尔派保守党人1名，保守党人3名，自由候选人1名，竞争非常激烈，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举行了大约12场公众聚会。列昂内尔的参选纲领给人的第一印象并没有什么特别：除了显而易见的“信仰自由”的宗教纲领外，他宣布他支持自由贸易。很明显，他并没有遵从纳特的建议“走得比约翰爵士稍远一点”并“尽量地朝自由的方向走”。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他所采取的立场甚至有可能伤害到他自己：他提倡降低烟草和茶叶的进口税，推行财产税，这种立场广受没有投票权的穷人欢迎，但很难想象能在有钱人的选举中胜出。尽管得到了一位名叫劳齐的富有远见的天主教牧师的明确支持——而且看起来列昂内尔接受了他的支持——但列昂内尔宣布他本人反对增加给梅努斯天主教学院的捐款（尽管他回避了政府对教会学校资助这个更为广泛的原则问题）。犹太人的选票也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重要：当时还没有太多的犹太人获得投票的资格，而且去登记投票的人也不多。列昂内尔得到了至少一个犹太人保守团体的支持而且得到了他母亲的保证，“犹太人……将会组织起来，身着盛装去为你投票，”皮尔派保守党马斯特曼尽管宣称反对犹太人的解放，但他也在设法保证选举的顺利进行。

从另一方面看，列昂内尔具有两种优势。在伦敦，报纸所起的作用要比在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大很多，而他与新闻界人士的联系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可以肯定，当时犹太人出版事业尚在襁褓之中。1841年，他与其他人一起投资了雅各布&#8226;富兰克林的《雅各布之声》，之后不久改版为《犹太新闻》（Jewish Chronicle）。但列昂内尔对《时报》29岁的编辑约翰&#8226;萨杜&#8226;德兰来说是一位非常有影响的赞助人，而约翰&#8226;萨杜&#8226;德兰则成功地为他起草了他的竞选演讲。站在德兰的角度，他相信是他保证了列昂内尔的胜利：他发现结果公布后，夏洛特“处于一种欣喜若狂的兴奋及满心感激的状态之中”，而他被纳特和安东尼铺天盖地的感谢所淹没。《经济学人》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另一方面，对犹太人的解放持反对态度的人，只是通过站在他们立场上的记者进行辩论。历史学家J&#8226;A&#8226;弗劳德回忆当他们站在匹克迪利148号前时，托马斯&#8226;卡莱尔的感慨：

争取政治权利（4）

我并不是说我希望约翰王再回来，但是如果你要问我用哪种方式对待这些人更接近全能的上帝的意愿的话——是为他们建立像这样的宫殿，还是带给他们钳子——我选择钳子……“阁下，现在政府需要你与你的金融机构所聚敛的数百万英镑中的一部分，你不给？很好”——说话的人用他的手腕紧一下旋钮——“现在给了吗？”——再紧一下，一直到拿光这几百万元。

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卡莱尔声称，如果他写一本支持废除限制人身权利的小册子的话，列昂内尔就会给他一笔很慷慨的润笔费。卡莱尔大概是这样回复他的：“这不大可能……我也发现我无法想象为什么他和他的朋友们应该正在等待着希洛，到来的时候，还要寻求在外邦人的立法机构中的席位。”他在给下院议员蒙克顿&#8226;米尔尼斯的信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犹太人很坏，而一个假犹太人、一个骗子犹太人又怎么样？而且，不管他所有的思想、行动和努力的方向如何，一个真正的犹太人又怎么可能企图成为一名参议员，尤其是作为破落的巴勒斯坦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公民？”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卡莱尔正处于与亚历山大&#8226;巴林的妻子哈蕾&#8226;阿西布坦夫人的三角恋中。不过，卡莱尔没有把对列昂内尔的抵制公开化，并没有像《先驱晨报》那样称列昂内尔为“外国人”，也没有像一位托利党候选人那样说列昂内尔的最适合的地方是“作为犹太的王子之一，在犹太的王国”。卡莱尔的态度明显地站到了萨凯雷的对立面，萨凯雷在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交往之后，经历了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转变过程。具体来说，他表现出了对安东尼的妻子路易莎的好感，他为在1848年时对她的攻击做了道歉。他在1850年2月参加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宴会（发现这家的女人“都很不错”），在1856～1857年间，与路易莎偶尔有友好的书信来往。她出现在《潘登尼斯》上的表象是“一位犹太女士……腿上坐着一个孩子，她面对孩子的脸上闪耀着甜美的天使般的光芒，似乎是一种圣洁的光辉环绕着两人。我承认，我应该会跪倒在她的面前”。

对卡莱尔说法的一种回应，通过列昂内尔所拥有的第二种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优势财力表现出来。根据辉格党战争部部长格雷爵士的说法，他“毫不掩饰他做出的使用金钱来帮助选举的决定”。 纳特在随后从巴黎给他写来的信中，说明他的哥哥确实“付出了……很大的金额”。最后，这些付出改变了选举的天平。列昂内尔在投票中获得了6 792票，位列第三；其他几位分别是罗素7 137票，帕蒂森7 030票，马斯特曼6 772票。他以3票之差击败了另一位自由党候选人拉朋特。他的天主教代理人劳齐相信，是他在那一天拯救了列昂内尔，而他支持列昂内尔的动机则是赤裸裸的唯利是图。劳齐的信很值得一读，它散发着那段时期特有的政治气息：“坦率地说”——我完全同意大家都在讲的，也就是，您，尊敬的男爵，得到了天主教徒的报答，他们对您正义理想的认同决定了您的胜利……对您来讲，这是什么样的远见卓识啊，两个月前，您派人找到我，不顾自己的尊严，谦恭地请求我在即将到来的选战中给予您帮助！我做到了——尽管你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为我的都会组织提供帮助，我还是诚心诚意而且热诚地帮助您——让您看到了我作为天主教牧师的素质……从一开始，我的伟大计划就是决定让天主教选民以团体的形式为您投票——您根本无法想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经受了什么样的痛苦和磨难，我总是通过不同的机构对他们做工作，几乎不能使用这个影响，这主要是为了防止他们被什么偏见控制。正当我们开始陷入绝望的时候——因为我们面临着巨大的阻力，无法克服或者是绕过——我们成功了……而在做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我时时刻刻面临着因为债务被逮捕或者是眼睁睁看着教会组织的财产执行的危险：同样，我在此函中所写下的每一个字是完全的而且神圣的事实……现在我对您说的所有这一切只是想强调：您没有欠我什么，我不想从您那儿要求什么，天主教各教会不想从您那儿要求什么，我自己会承担所有的开销……而且以名誉发誓，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任何时候，我什么要求都不会向您提，但是从现在算起，一年以前我向您提出的关照，当时我们俩谁到没想到会有一场选战——我为您尽了我的努力……我的心里没有半分钟的怀疑，您会对我尽您的责任。”列昂内尔似乎没有完全满足劳齐的愿望——尽管地安排他与被放逐的梅特涅进行过接触。

对于家族中的其他人来说，这是他们长期以来所期待的政治胜利。纳特写道，“这是家族中一个最大的胜利，同时也是对身处德国以及全世界可怜的犹太人最大的喜讯。”他的妻子称“拥有像你这样最杰出的战士，是犹太民族新纪元的曙光”。“缺口已经打开，” 贝蒂欢呼道，“诽谤、偏见与狭隘的障碍显然正在消?。”甚至梅特涅（他似乎没有想到自由党人的一场胜利会在一年之后使他被放逐）都发来了贺信。然而，所有这些令人愉快的祝贺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如果列昂内尔想要坐到下院议员的位置上，他还必须宣誓“以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信念”——当然，除非政府能通过那项11年前已经证明不可能被通过的议案，也就是废除这个誓词的法案。罗素早就已经提出过一个类似的提案。事实上，列昂内尔的胜利只有当这种提案在国会的两院投票中都获得多数支持时才有可能最终得以实现。

盟友的支持（1）

列昂内尔的选举所引发的问题随着对这个可预见的结果是感兴趣还是敬而远之，把英国的政治精英们分成两派。出乎人们预料的情况是，罗素废除国会剥夺人权的提案所受到的支持不仅来自议院里他的盟友，还得到了来自两派分裂了的托利党人的支持。当他在1847年正式提出这份法案的时候，主流皮尔派保守党成员格莱德斯东和保守党领导人乔治&#8226;本丁克爵士和迪斯雷利都表示了支持。当然，迪斯雷利是对此最感兴趣的人，尽管他的动机和行动非常复杂——复杂的程度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到那时为止，迪斯雷利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相识已经接近10年了。他与这个家族有记录的最早交往是在1838年，此时，他们已经非常熟悉，足以保证当他在1842年访问巴黎时可以享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友好接待。到了1844～1845年，他和他妻子玛丽&#8226;安娜常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吃饭：1844年5月、1845年6月两次，那年夏季的晚些时候在布莱顿还有一次。1846年的时候，列昂内尔帮助迪斯雷利在法国铁路上进行投机，稍晚，又帮助迪斯雷利处理他的债务纠纷（当时的金额超过了5 000英镑）。这份友谊超出了迪斯雷利对他们金钱的欣赏，而他们也很欣赏迪斯雷利的智慧。这是迪斯雷利作为小说家最为高产的时期：1844年有《科宁斯比》和《年青一代》，1845年有《女巫》和《两个国家》，1847年有《唐克雷德》与《新十字军》。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些著作所提供的帮助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这种认同的程度还远远不够。

大概是由于他曾经受过洗，而退教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父亲依萨克与其犹太教会闹翻，同时他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乡绅的原因，迪斯雷利一生都对犹太教充满了兴趣。他的政敌试图用他的血统来攻击他，但迪斯雷利勇敢地把别人看成是弱点的东西变成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小说中，他把自己的犹太人“种族”与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相调和，有力地说明他享受着这两个世界中最好的东西。毫无疑问，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交往对他的犹太主义特征有很大的影响。列昂内尔和夏洛特是很有吸引力的一对，列昂内尔富有而又有影响力，夏洛特聪明而又美丽；但他们身上最吸引迪斯雷利的——实际上还包括他的妻子——是他们浑身上下的犹太气息。另外，对没有子嗣的迪斯雷利夫妇更具吸引力的是他们的5个子女。迪斯雷利写道（1845年6月邀请他们到格罗夫纳门观看海德公园里的游行），他们是“美妙的精灵”。

3个月后，这个家庭接待了歇斯底里的玛丽&#8226;安娜的一次奇异造访，她让自己倒在了夏洛特的怀里。在发作过后，她和迪斯雷利都进入了精疲力竭的状态（“我一直忙于校清样，出版商是那么讨厌……可怜的迪斯一直坐在那儿写了一整夜”），因此他们准备动身前往巴黎，玛丽&#8226;安娜做出的举动让夏洛特吓了一跳，玛丽&#8226;安娜宣布她希望把夏洛特6岁大的女儿埃维莉娜指定为她遗嘱里的唯一受益人：

迪斯雷利太太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我这是来告别的，我也许再也见不到你们了——生命是这么无常……迪斯和我可能会在火车或者轮船上丧命，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爱我的人，除了我尊敬的丈夫，这个星球上也再没有我关心的人，但是我喜欢你们这个家庭……”

“……我使出浑身解数安抚我的客人。”夏洛特写道，“她在对我细数完她的细软和财产后，从她的口袋里取出一张纸，‘这是我的遗嘱，您一定得看看，把这个事告诉尊敬的男爵，而且您要替我保管好它’。”

当夏洛特轻声告诉玛丽&#8226;安娜，她“无法承受如此重大的责任”时，玛丽&#8226;安娜翻开那张纸，大声地读道：“‘万一我心爱的丈夫先我升天，我将我个人的所有财产全部留给并赠予埃维莉娜&#8226;德&#8226;罗斯柴尔德。’‘我爱犹太人，’她继续道，‘我已经把自己与您的孩子们联系在了一起，她是我的最爱，她应该也必须戴上蝴蝶（玛丽&#8226;安娜一件珠宝的名称）。’”

这份遗嘱在迪斯雷利和他妻子之间发生了“一个事件，一个非常令人不快的事件”之后，在第二天早上被退了回来。然而，这对夫妻对家庭生活的兴趣却丝毫没有任何减退的迹象。当利奥在1845年出生的时候，迪斯雷利（在写自巴黎的一封信里）表达了他的期望：“他将证明自己无愧于自己纯正和神圣的民族，也不逊于他那些漂亮的兄弟姐妹。”“我的天啊，”玛丽&#8226;安娜在见到这个孩子时惊呼道，“这个漂亮的孩子可能会是我们正在等待的未来的弥赛亚——天晓得！而你将会是最幸福的女人。”

在迪斯雷利与夏洛特的关系中，总是存在着一种失落的仰慕情愫，同时又夹杂着对他妻子玛丽&#8226;安娜难以掩藏的嫉妒。对于这种仰慕，迪斯雷利没有否认。“在我一生的奋斗过程中，”他在1867年3月对她坦白，“来自于那些我们所爱的人的关怀是一种慰藉，我对您的爱无人可敌。”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说法并非仅仅是迪斯雷利式的修辞手法。有一次，当夏洛特造访迪斯雷利家时，很显然有某件事情牵涉到了玛丽&#8226;安娜，迪斯雷利赶忙道歉：

我认为……我对给您造成的麻烦深感内疚，总体说来，昨天您要是没碰上是最好的，因为错过了睡觉的时间以及其他原因，她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因此我现在再也不在晚上见她。

她……希望将她对您的爱带给您，我也将把我的爱带给您，而且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经把我的爱给您了。

所有这一切中最奇怪的是玛丽&#8226;安娜对夏洛特有确凿证据的深厚的友情——或许是对她可能感觉到的那些嫉妒的补偿。当迪斯雷利夫人在1860年病倒的时候，“她有气无力地让我写信给您”，迪斯雷利信手在一张便条上写给夏洛特。作为回应，罗斯柴尔德家族从匹克迪利的餐厅送病号饭。（玛丽&#8226;安娜病逝后，轮到夏洛特来嫉妒了，因为迪斯雷利“跪倒在布莱德福德夫人脚下的时间越来越多”。她做出的回应是给他送去了6大筐英国草莓、200把巨型的巴黎圣水刷，以及人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最好的斯特拉斯堡肥肝。这只是一个聪明的提醒，让他不要忘记她的资源总是要远胜那些“有钱的老妇人”）。

盟友的支持（2）

或许他们之间的关系中最独特的方面在于信仰模糊。按照夏洛特的回忆，迪斯雷利对待自己犹太人的根总是很矛盾。“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在1866年写道，“当我斗胆宣称，蒙蒂菲奥里家族、莫卡塔家族和林多家族的亲缘关系，路易莎&#8226;德&#8226;罗斯柴尔德夫人非常荣幸地成为他的表亲时，他居然被惊吓得茫然失措；但是连老天都搞不明白的是，不知道迪斯雷利想的是什么，尽管伦敦到处都是他的亲戚，但他对他们的存在根本毫不在意。”但当他们讨论宗教问题时，两人发现了太多的共同点。在1863年，他送给了她一本欧内斯特&#8226;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年，法国文献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写有系列著作基督教起源史。——译者注最新出版的，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的《耶稣生平》（Life of Jesus）。她觉得勒南在剔除基督神话色彩方面的尝试“很精彩”，但她对他的犹太背景的描绘持保留态度：

读起来就像是由一位热情洋溢的诗人写出来的美丽诗篇，诗人受到鼓舞去揭示真理，用满腔的柔情、无限的敬仰以及炽热的情怀来揭示它。对于那些有知识的犹太人来说，我相信他们不会对书中主要人物——这个创造了统治世界长达1 800年的基督教的伟大宗教缔造者——的处理觉得有任何新意；但很多我们的教友对于被勒南描写成这种刻板、令人厌恶的形象深感痛心。当偏见最终开始消散的时候，看到一个长期遭受迫害的民族正在忍受着那些冷静的读者和诚实的思想者将我们嘲笑为不可救药的肮脏、冷漠、狡诈，甚至是顽固、铁石心肠又小肚鸡肠的时候，更是让我们无法释怀。一个伟大的作家表现得如此公平和公正，特别是在表达他的见解方面——他的判断是如此准确、他的感情似乎是如此纯粹和高贵，不应该通过介绍如此极端的阴暗面来拔高他的伟大形象——就好像是他觉得需要通过诽谤犹太人来弥补宗教世界中从全人类利益的全部主体中最伟大、最至高无上的部分所拿掉的那部分特权。

10年以后，迪斯雷利非常感谢她送给了他一本她写的《致辞》。“我读了您写的书，感同身受而且充满了敬佩。”他写道，“弥漫在全书中的那种柔情，以及那些虔诚和令人振作的情感，肯定能触动所有信徒的心灵。昨天晚上（在安息日的圣洁气氛中）我有幸朗读了一篇，它表现出来的虔诚及深远意境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听众……”

迪斯雷利所有的小说都应该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在《科宁斯比》中，希东尼亚的性格特点按照布莱克爵士的说法，是列昂内尔和迪斯雷利本人的交融。说得更准确点，他具备了列昂内尔的背景、专业技能、宗教、性情，甚至也许是外貌（“面色苍白，眉毛浓密，深邃的眼眸里写满了睿智”），但他的政治理念和哲学观点则是迪斯雷利的。因此，他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在半岛战争中发了财，然后 “决定移民到英格兰，经过几年的努力，形成了很多商业网络。他在巴黎和会后到达这里，随身带来的是他的巨额资本。他把所有的资产押在了滑铁卢贷款上，这个举动使他变成了欧洲最大的资本家”。战争结束后，他和他的兄弟们将他们的钱借给了欧洲国家——“法国想要一些，奥地利更多一些，普鲁士要一小点，俄罗斯要几百万”——他“成为了世界金融市场的主宰和领袖”。年轻时候的希东尼亚具备了一个银行家的所有技能：他是一位非常有造诣的数学家，而且“完全掌握了主要的欧洲语言”，这些技能通过到德国、巴黎和那不勒斯的旅行而得以磨炼。他冷静得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对这种品质的描写花了很大的篇幅（例如“他对感性的东西总是缩手缩脚，而且常常用一些尖刻的话语来搪塞”）。我们甚至读到了“他对室外体育运动的热爱……是他的精力的安全阀”。还有一段细节的描写，而这些细节只可能出现在巴黎的某一家罗斯柴尔德酒店。很有意思的是，希东尼亚也是小说主人公的情敌：主人公错误地怀疑他深爱的艾迪丝是希东尼亚追求的目标，尽管最后披露出来的结局是冷血的希东尼亚自己本身是另外的人所暗恋的目标。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科宁斯比》中最令人玩味的段落是那些有关希东尼亚信仰的内容。关于这个问题，前面所说的是他信奉 “使徒们在跟随他们的主人之前所传扬的信仰”，而在后面所说的是他“对伟大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典表现出了的忠贞，与号声一直响彻西奈半岛的时候别无二致”。他“为自己的血统感到骄傲，对自己族人的未来充满信心”。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希东尼亚与迪斯雷利的相像程度远甚于列昂内尔，因为他说他出生于西班牙的马拉诺——西班牙系的犹太人，他们表面上改信基督教，而暗地依然信奉原来的宗教——而且迪斯雷利喜欢幻想自己的家族是西班牙系的犹太人。但余下的绝大部分很显然来自罗斯柴尔德的启发。因此，年轻时候的希东尼亚被“关在了?学和学校的大门之外，这些大学和学校对于学习以及先人的事业来说缺乏古代哲学的最初知识”。另外，“他的信仰使他不可能追求成为一个公民的理想”。然而，“在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想法可以诱使他伤害自己种族的纯洁，因为他一直为此而备感自豪”而去与外族通婚。只有当希东尼亚阐述对自己种族的看法时，迪斯雷利才接替了列昂内尔：

希伯来人是一个没有被混杂的种族……组织没有被混杂的种族是大自然的贵族……在广泛的旅行中，希东尼亚拜访而且检视了整个世界上的希伯来人社区。他发现，总体上看，较下等的阶层情况比较差，而上层人士沉浸在对肮脏事物的追求中；但他发现知识的发展没有受到破坏，这给了他希望。他被说服相信组织能经受住迫害的考验。当他反省他们所经受的那些磨难的时候，发现种族居然能够幸存下来，这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管过了多少个世纪，遭受了多少个世纪的谪贬，犹太人的思想对欧洲事务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不用提他们的法律，这些法律你们还在遵守；不说他们的文学，这些文学滋润着你们的思想；我只说说活生生的希伯来人的才智。

然而，就算在这里，罗斯柴尔德的影响也是清晰可见的。当迪斯雷利想办法说明他关于犹太人影响力程度的观点时，他非同一般地直接取材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最近的历史，他通过希东尼亚的口说：

我刚才告诉你说我明天准备去金融城里，因为我一直遵守这样的规矩，当国家事务还在考虑的过程当中时，我会积极介入。否则的话，我从不干预。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很多战争与和平，但是我从来不会惊慌失措，除非有人通知我，统治者想要更多的财富……

返回到几年以前，俄国向我们提出过要求。现在圣彼得堡朝廷和我们家族之间已经没有友谊可言。他们有荷兰的关系，这些关系基本上可以为他们提供这些服务。我们对波兰希伯来人这个人口众多，但遭受的苦难和屈辱也是所有部族中最多的民族的支持举动，对于沙皇来说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是与罗曼诺夫家族的关系出现了好的转机。我因此决定亲自去一趟圣彼得堡。抵达后，我与俄罗斯财政部长康可林伯爵举行了一次会谈；我见到的是一位立陶宛犹太人的儿子。我们所讨论的贷款与西班牙的事务有关，我决定从俄罗斯到西班牙去着手解决。我与西班牙部长塞诺尔&#8226;门迪萨伯尔（Senor Mendizable）原文如此。一到就马上有了一名听众，我见到的是一位像我一样属于新教教徒的阿拉贡犹太人的儿子。在马德里做完这一切之后，我直奔巴黎，拜会法国国会的议长，我见到的是一位法国犹太人的儿子（据推测是苏尔特）。

……因此，您看，我亲爱的科宁斯比，真正主宰这个世界的那些人士与那些不了解实际幕后真相的人所想象的完全不是一伙人。

撇开迪斯雷利认为所有这些显赫人物都是像他们一样的犹太人的臆想不谈，一个确凿无误的事实是这段描写的灵感来自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事迹。

盟友的支持（3）

他还明确提及犹太人在政治上被“当成平等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而列入了同样的阶层，随时准备支持甚至有可能危及生命和财产的政策，而不是驯服地在一个试图降低他的人格的制度下苟延残喘。托利党人在关键的时刻失去了一场重要的选举，出来投票反对他们的正是犹太人……然而犹太人科宁斯比从本质上说是托利党人。托利主义事实上只是抄袭了那些把欧洲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强大的势力”。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汉娜喜欢这本书。正像她在写给夏洛特的信中说的：“经过对希东尼亚身上所具有的民族高尚品质的认真研究，经过使用很多支持他们解放的论述，他很聪明地描写了众多我们似曾相识的事件，人物的刻画也很到位……我已经给他写了张便条，表达我们对他的精神产品的赞赏。”

如果《科宁斯比》暗藏着对列昂内尔的歌颂，那么《唐克雷德》（Tancred）就是在歌颂他的妻子。对伦敦景物的描写再一次充满着对罗斯柴尔德的隐喻。我们参观了一次“西昆大院”，还去了希东尼亚豪华装修的房子。另外，还有一个明确的影射是希东尼亚为获得一条被称为“伟大北方”的法国铁路所做的努力。再一次，希东尼亚成了迪斯雷利理论的代言人——这个理论现在被用来重新定义基督教本质上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犹太教的发展：

我相信（希东尼亚宣称）上帝在何烈山对摩西说过，而且你们相信他以耶稣的身躯在卡瓦利山上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至少在世俗的观念上看，两者都是以色列的子孙，他们用希伯来话对希伯来人讲。先知只有希伯来人，使徒也只有希伯来人。亚洲现在已经消失的众多教堂由一位土生土长的希伯来人建立；罗马的据说要与世长存，而且现在改为信奉摩西和基督的教义的教堂……也是由一位土生土长的希伯来人建立起来的。

然而，是埃娃这个人物按照这些线索发表了最勇敢的宣言。作为一位叙利亚犹太人的公主，表面上看她的身上很难找到夏洛特的影子；然而，对她的外貌的描述显示她给迪斯雷利提供了某些模型。同样，尽管夏洛特的观点似乎不大可能带有埃娃的影子，但我们也无法排除这一点。比如，她具有罗斯柴尔德式的对异族通婚和变更信仰的深深的厌恶。“希伯来人从来没有与他的征服者融合，”她大声地说道，“不，我永远也不会成为基督徒！”相似的，迪斯雷利所喜爱的主题——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共同本原——也在她的书信中有所表达。“你是那些崇拜犹太女人的法兰克人中的一员吗？”埃娃第一次（在圣地的一片绿洲中）碰到唐克雷德时问道，“或者是那些辱骂她的人中的一员……？”她提醒他，耶稣“是一位伟大的人，但他是一名犹太人，而你崇拜他。”因此“基督教界一半的人崇拜一位犹太女人，另一半崇拜一位犹太人”。埃娃用另一个罗斯柴尔德式的句子询问唐克雷德：

“欧洲最伟大的城市是哪一座？”

“毫无疑问，我的祖国的首都伦敦。”

“那里最有名望的人是多么富有，告诉我，他是基督徒吗？”

“我相信他是一位跟您有着共同种族和信仰的人。”

“那么，巴黎呢？谁是巴黎最富有的人？”

“我想是伦敦最富有的人的兄弟。”

“我对维也纳非常熟悉，”这位女士说，脸上带着微笑，“恺撒给我们的同胞封了帝国的爵位，因为，公正地说，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帝国用不了一个星期就会分崩离析。”

迪斯雷利没有考虑夏洛特的地方是他设计好的（对于他同时代的人来说显得很过分）辩论，说在“基督受难时提供牺牲和祭礼”方面，犹太人“完成了上帝仁慈的意愿”，而且“拯救了全人类”。她也没有接受他的说法（通过女巫的口）：“基督教是完善后的犹太教，或者什么也不是……要是没有基督教，犹太教也就不完整。”

在迪斯雷利的小说中提出的这些争论，表明了迪斯雷利对罗素的限制权利法案的态度。他在第一次辩论前两周，告诉列昂内尔、安东尼以及他们的妻子，他准备好了要支持这个法案，但是对托利派的条款，“我们必须主张我们的权利，不是为了什么特权，而是为了良心的解放”。这使得围坐桌前的自由派人士不知所措：路易莎描写迪斯雷利用“他那奇特的唐克雷德似的条理”侃侃而谈，而且 “怀疑他是否有勇气以同样的方式对议会这样说”。他确实说了。夏洛特起初对此相当热心。“没有谁可以，”她在1848年3月告诉德莱恩，“在用伟大的机智……权利、智慧或创造性来表达自己的方面超过我们的朋友迪斯雷利。”

批判“风暴”（1）

迪斯雷利面临的问题是小说的销售情况相当糟糕，几乎是个灾难，而现实的政治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就在差不多一年以前，他和保守党领导人本庭克分道扬镳，并取代皮尔成为了托利党的领导人；然而在支持罗素法案的过程中，他们又面临前后排议席分裂的危险英国议会中的惯例：前排议席为反对党领导人的专座，而后排议席为普通议员席。——译者注。开始时他们似乎谁也没有预料到他们陷入的麻烦程度会有多大。本庭克特别漫不经心，他在1847年9月告诉克罗克尔：

我相信我在投票时一直都站在犹太人一边。我说我相信，是因为我自己从来都不会费心去关心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没有价值的事，而且很少关心我是怎样投的。我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看得与罗马天主教的问题有多大不同，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当成是国家应该关心的大事……我把犹太人事务看成是个人的事务，就像是巨额的个人财产或者是离婚法案……像影响罗马天主教的问题，对于保守党来说，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可能会投弃权票，保持我自己一贯的支持犹太人的立场，但又不得罪党内的大多数人，我猜想这些人将会站在对立面。迪斯雷利当然将会热诚地支持犹太人，首先是由于以前先入为主的支持他们的印象，其次是因为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伟大的盟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所有人在个人特点方面都很高调，而且伦敦市已经选举列昂内尔&#8226;罗斯柴尔德作为它的代表之一，在公众声音方面是这样一种情况，因此我认为党作为一个党派继续与犹太人作对，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至于说迪斯雷利，他在11月16日信心满满地向本庭克和约翰&#8226;曼奈斯保证：“风险不是很大，而且在明年之前也不会交锋。”

两人都抱有很大的希望。事实上，只有另外两名保守党人在提案投票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米尔尼斯&#8226;加斯克尔和——很可能是一名转变了信仰的人——托马斯&#8226;巴林）。以那些顽固的守旧分子为首，比如罗伯特&#8226;英格里斯爵士，投反对票的不少于138人，使该党又陷入了新的混乱之中。“当迪斯雷利宣称那些用十字架钉死耶稣的人和在耶稣被钉死前跪在他面前的人之间没有差异的时候，我是否应该为他欢呼？”奥加斯塔&#8226;斯戴福特要求进行澄清。本庭克辞职，把他现在称之为“没有罗马天主教、没有犹太人党”的领导职位留给了史丹利爵士。这就很好地理解了为什么迪斯雷利随后在下院辩论时调整了自己的态度的原因：最重要的事情是，当时受到如此广泛关注的一位人物从此以后好像“良心被狗吃了”，并没有悄悄地放弃他对恢复犹太人人权的全部支持。对于他的行为最常见的那些批评——特别是来自于夏洛特和路易莎的那些批评——是不公平的，因为迪斯雷利继续投票并偶尔还会站在他1847年时候的立场上发表讲话。一个无法宽恕的情况当然是他那段时间对列昂内尔的经济依赖避免了出现180度转变的情况，这是夏洛特一直都心存疑虑的。1848年5月还出现了另外一次她与玛丽&#8226;安娜之间的尴尬情况，因为玛丽&#8226;安娜谴责列昂内尔不回复迪斯雷利的信函。这些情况暴露了“她的丈夫还深陷在债务之中，正被放债人拼命追讨，哀求我的丈夫给予帮助和支持”。在两位女人再一次交锋之后，列昂内尔决定另外再借给迪斯雷利1 000英镑。

皮尔派保守党阵营也出现了分裂。当罗素在1847年12月提出他的提案时，另一位表示支持的是皮尔派的一位刻板的高教会派被保护人格莱德斯通，他以前曾经是恢复犹太人人生权利的反对者。尽管他发现这个决定“很痛苦”（并且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了这个事件可能迫使他离开国会的想法），格莱德斯通的逻辑还是相当严谨：下院已经接受了天主教、贵格教会、摩拉维亚人、独立派、一神教，地方政府已经接受了犹太人，因此，继续对犹太教国会议员进行限制就显得自相矛盾了。皮尔后来在1848年2月的辩论中也表示支持，在“表决”时，其他的9位支持者也加入了进来。但是，他们的同僚古尔本——以前做过皮尔的秘书——发言表示反对，因为他把选举一名没有资格的候选人看成是对国会一次革命性的挑战，得到了另外40名皮尔派议员的附议。在二读的时候，皮尔派再次分化，29人赞成，43人反对。然而，托利党人和皮尔派的反对票没有达到阻止罗素提案的目的：在一读前就以67票的多数获得了预审通过；二读又以73票的多数得以确保；三读得到61票。

但真正的挑战是在上院。在进行了比较缓和的劝说后，一部分辉格党人表示支持。然而，与考茨这样的银行不一样，相对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的贵族债务人很少——爱利丝贝瑞夫人是一个少见的例外，因此，他们在这个领域里能够采用的手段受到了限制。像德万希尔公爵和蓝斯丹尼侯爵这样的辉格党显贵可以算上?而伦敦德瑞侯爵在1848年初的时候也被争取了过来，但奥尔福德伯爵已经在于贝德福德公爵家里见到汉娜时，告诉过她自己反对这个提案（尽管他向她保证列昂内尔最后会“赢得”胜利）。阿希利勋爵——未来的萨夫兹伯里伯爵——在当时主要负责那些最重要的社会立法工作——是另一位反对者。在那些主教中，完全可以预见到会有强大的阻力。当罗素的提案在1848年5月进行辩论的时候，遭到了牛津主教威尔贝福斯的强烈反对，而且他获得了坎特贝雷和阿玛格大主教以及16位主教的支持。只有约克大主教和四位辉格党人主教投了赞成票。列昂内尔、安东尼、梅耶、汉娜和她的妹妹蒙蒂菲奥里在走廊上眼睁睁地看着提案被35票的多数否决。

夏洛特的日记生动地记录了辩论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给家族带来的后果。她和路易莎在凌晨3时30分，还在翘首等待他们的丈夫从威斯特敏斯特归来：

男人们走进屋子，列昂内尔面带微笑——他一直都能如此坚强和自控——安东尼和梅耶的脸涨得通红……他们说那些发言全是造谣中伤，建议我一个字都不要去读它。我5点钟上的床，6点又再次醒来；我梦到一个巨大的吸血鬼正贪婪地吮吸着我的血……很显然，当投票的结果宣布时，震耳欲聋的狂热欢呼声在回荡……充斥着整个议会。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不应该遭到如此强烈的憎恨。星期五整整一天，我都因为过度激动而哽咽和哭泣。

批判“风暴”（2）

这些世俗的达观贵人反对恢复人权的一些论据的真实想法，可以从皇后的叔叔康柏兰德公爵——现在的汉诺威国王——有关这件事的信函中找到。从某种程度上看，他同意教会方面的观点，“接纳那些否认我们的救世主存在的人”是“可怕的想法”。但他的有些担忧从本质上说是出于社会方面的考虑，他预言“这个国家的全部财富将会逐渐地流入犹太人、工厂主和生产印花布的那些人的手中”，并引用阿姆斯洛在法兰克福对他的一次款待来说明犹太人的骄傲自大。他非常清楚自己几年前在汉娜家里吃饭时曾经说过些什么。这个两面派的势利小人的看法和那个时期与这个事件有关的拙劣漫画表达的一样。《犹太人解放的受益者之一》讲述的是一个老棉布经销商带一只乳猪回家给他的妻子，并且兴高采烈地说：“我的小亲亲，看看我给你麦（买）了桑（什）么！真得刚（感）谢罗（罗）斯柴尔德囊（男）爵和皮二（尔）。”（参看图12）

因此，列昂内尔似乎下定决心，采用老一辈罗斯柴尔德人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屡试不爽的一种手段（出于一种并不十分光彩的目的）。1846年12月23日，纳特给他哥哥写了一封信，所谈的内容明白无误：

知道你觉得有必要采用某种方式来保证参议院的某些选票，我觉得很遗憾，这样做并不是十分得体，我得说，要不是因为我们刚在这里目睹了一场腐败丑闻，有人正试图摆脱与此类事情为伍而羞愧难当的尴尬，我当然会很赞同你那么做。然而，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杰出的叔叔和您谦卑的仆人都同意这种说法，我们没有必要太过于谨慎，如果有必要确保这种方式能成功，我们就不应该顾虑牺牲——我们无法锁定金额，你肯定比我们更清楚需要多少，我希望按你说的所需金额的一半就足够了，我们的好叔叔已经授权给我，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将自己承担一切，来满足家族的所有需要，无论你做什么都是为了得到最好的结果，因此，你可以把这笔开支记到公司的名下——当然，在上院通过这个法案之前你不要付清，也不必跟他们讨价还价，也不必关心是谁收了——关键是按照你的想法，你对处置那些对提案通过可能存在问题的个人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对此你也很难再了解更多——我不会出钱支持那些与我们没有很密切的关系的提案，也不会为其他任何目的破费——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在目的达到后把钱付给相应的运作人——我认为你对处理这件事不是很有经验，因此，我想不出来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向你的朋友提出你捐赠的想法——以什么样的借口？你认为他们会怎么回报？如果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太不值了，如果从另一方面讲，他们要付钱又没有提具体的要求，我当然会要他们的钱，就当是他们已经像我们一样得到了利益。

简单来说，就是列昂内尔建议在上院出钱买选票。令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的是，有人披露他居然试图采用类似的方式寻求阿尔伯特王子的支持（他在上院的影响举足轻重）。当然，阿尔伯特可能已经有了恻隐之心。列昂内尔从1847年步入政坛一开始就与他有联系，到1848年，纳特能够记录下他的“高兴……埃尔伯特王子是如此关照你，而且他将支持我们的提案”。

但他同时又告诫列昂内尔“要时不时地去拜访一下他，想办法逗他开心”。“你现在应该去做一下议会党团的工作，”他在2月14日写道，“让你的朋友阿尔伯特王子应用他的影响力，那么或许（提案）就能通过。”实际上，这段话暗藏着的是整个关于犹太人解放的故事里最有意思，但迄今为止一直被忽略掉的那一段。

至此，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阿尔伯特王子早期的联系——用他们的能力作为他与欧洲精英人士联系的纽带——已经发展成为了更加正式的金融交往。举例来说，1842年，詹姆斯替阿尔伯特的顾问斯托克玛男爵在北方股份上投资了10万法郎。3年后，当阿尔伯特计划与他的兄弟讨论金融问题时，斯托克玛转达了列昂内尔“希望罗斯柴尔德的银行能有幸为殿下此行可能在德国境内用得着的所有金融需求提供服务”的请求。1847年，罗斯柴尔德给阿尔伯特一文不名的巴伐利亚亲戚路德维西&#8226;冯&#8226;欧廷根&#8226;华莱斯登王子提供了3 000英镑的贷款，由阿尔伯特作为担保；当欧廷根王子在一年后破产，只留下一堆卖不掉的艺术品收藏作为抵押品时，阿尔伯特就成为了债务人。这就解释了纳特与他的叔叔为什么在巴黎爆发革命后非常强烈地反对——从金融的角度——支付任何的款项，而是希望他的兄弟“付清”，以便确保阿尔伯特的支持。5月，阿尔伯特把安东尼招进宫里去“为他的兄弟科布兰兹（应该是科伯）公爵要求贷款，（给他自己）贷款金额13 000或者是12 000（英镑）”。（后来增加到15 000英镑。）纳特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的反对态度：

你问?关于给阿尔伯特王子贷款15 000英镑的意见，我认为找不到丝毫理由同意这个要求，你会发现你与他之间的情形与我们与路易&#8226;菲利普的情形完全一样——要是我没猜错的话，我亲爱的兄弟，他已经欠你5 000英镑了，这笔钱是我们这边付给巴伐利亚大臣（欧廷根王子）的，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真的不认为你可以放出这么大数目的款项，我的意见是你应该这样告诉他——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去为他破费，而且我已经看到，无论你是否给他这笔钱，犹太提案的命运都不会有任何不同——我只能重复我反对付这笔款，而且在目前的形式下，你并没有得到对于这笔借款的任何授权。

批判“风暴”（3）

现在不清楚列昂内尔是否违背了他兄弟的意见。我们知道阿尔伯特在纳特写了这封信10天之后，以20 000英镑买下了巴尔莫罗城堡及其10 000英亩的土地，不过我们在皇家档案中没有发现罗斯柴尔德卷入这次交易的任何迹象。另一方面，列昂内尔确实在1849年1月到温莎拜会了阿尔伯特和斯托克玛。可以让人产生联想的是在1850年7月——列昂内尔为获取席位用修改后的誓言起誓的有名的努力之前11天——他捐出了50 000英镑用于补贴阿尔伯特的最爱，一个资金长期处于匮乏状态的“万国工业博览会”项目。3年后，很明显受到来自于“宫廷”的压力——也就是阿尔伯特和斯托克玛——导致阿伯丁爵士放弃了对解放犹太人的反对立场，形成了皮尔派和辉格党人的联合。相关的证据非常丰富，但似乎并没有理由去推断列昂内尔确实做了些什么事情去“让阿尔伯特使用了他的影响力”。

然而，无论列昂内尔在这个方面做了多少努力，结果证明还是远远不够的：想象一下，上院议员的反对可以通过给“宫中人物”意思一下后就得以化解，是一点都不现实的想法。正如罗素十分无奈地说：“你有一个如此令人讨厌的习惯，把任何事情都赋予一个货币价值，你好像认为甚至原则都可以买到。现在全国上下反对你的提案的是以高教会派（High Church Party）和低教会派(Low Church Party)中的大多数人对一个人的方式。现在，如果你能做到，你就让他们中的一个机构来为你出战，因为他们的反对是最有原则性的。”罗素认为，说服而不是行贿才是唯一可以推进整个事件的办法。尽管罗素在1849年夏天又提出了另一个提案，并在下院获得通过，但同样（跟他事前预计的一模一样）在上院以95票对25票被否决。

这激励列昂内尔最终“接受奇尔特恩英皇直属领地总管的职务”——强行在金融城里进行一次递补选举——这是他发表在《时报》上声明中宣布的“致伦敦市的选举人”行动：“现在是一场在上院议员与你们之间的战争。他们试图维护最后残留的宗教歧视，而你们希望推翻它……我相信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发动一场摆在你们面前的维护《宪法》的斗争。” 实际上，他的那些更为激进朋友——比较著名的有下院议员J&#8226;阿贝尔&#8226;史密斯和约翰&#8226;路巴克——在一年前罗素的提案第一次被否决后就要求他进行一次强制补选，因此，这次运动本身并不令人意外。是列昂内尔讲话中的那些火暴语言挑起了夏洛特描述的那些批判“风暴”。

要想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心里牢记当时在更广大的欧洲范围内的历史背景，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在那样的环境状况下产生的。1848年1月1日，阿尔方索给列昂内尔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在新年的时候见证“超越迷信和偏见原则的宗教平等的胜利”的期待。毋庸讳言，最后他所见证的远远超过了这个期待。然而，虽然1848年的革命确实在某些欧洲国家给予了犹太人政治平等（尽管只是暂时性的），但是这场革命对于解放运动在英国的净效应基本上是负的。正如来自巴黎、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信中所表达的，突如其来的革命对大规模反犹太人暴力行动产生了隔离作用，而且也发出了可能爆发这种问题的警告，例如在德国的农村地区和匈牙利的部分地区。然而，与此同时，很多自认为是革命领袖的更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自己本身就是犹太人——就像梅耶&#8226;卡尔所认为的“犹太人自己挑起了反犹浪潮”。犹太人的解放思潮与欧洲大陆的革命胶合在一起，因此也就具有双倍的破坏性。列昂内尔的讲话向很多支持他的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在加入到他们的激进主义阵营——甚至宪章运动——而当时这些激进分子正在谴责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镇压匈牙利革命提供金融支持。

不论列昂内尔在他的支持者中唤醒了什么样的意识，他的策略只是选举的开局。他战胜了他的托利党对手约翰&#8226;玛耐斯，最后得票是6 017票对2 814票。由于把自己放到了激进分子阵营中，列昂内尔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听从他们的下一步战术安排：现身下院去主张自己的席位。这基本上是在学天主教的欧&#8226;科奈尔和贵格教友会的皮斯，然而也代表着列昂内尔走出了最咄咄逼人的一步；皮尔很直率地提醒过列昂内尔不要接受。列昂内尔略显踌躇，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试图说服罗素提出另一个提案。但是在1850年7月在伦敦客栈举行的一次狂躁喧闹的金融城自由党人聚会上，他公开攻击政府“没有拿出什么改革和发展的措施”，也没有提出“进一步推进社会和宗教自由进程”的办法。第二天的12点20，根据会上一致通过的决议，他出现在喧闹的下院会议桌旁，而且在回答工作人员关于他是希望选择新教还是天主教的誓词时，他回答道：“我要凭着《旧约》宣誓。” 由于托利党人中的顽固分子罗伯特&#8226;?吉利斯爵士站起来反对，会议主席命令列昂内尔退出，随后发生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一开始关注的焦点是程序。过了一个周末后，大家决定直接去问列昂内尔为什么他希望凭着《旧约》宣誓，对于这个问题，列昂内尔的回答是：“因为那是一种对我的道德最有约束力的起誓方式。”他再一次被要求退出，然后，在激烈的辩论之后，最终（113票对59票）列昂内尔被允许按照他的要求宣誓。第二天（7月30日），列昂内尔再次出现在议会，有人适时交给了他一本《旧约》。誓词中的效忠和至高无上的内容已经进行了处理。但当工作人员读到“以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信仰”的字句时：

男爵停了下来，过了一两秒后说：“我省略这些词句，因为这些对我的道德没有约束力。”然后他把帽子戴到头上，亲吻了《旧约》，加上了“请帮助我吧，上帝”。这个举动获得了议院内自由党人的喝彩。他取出了钢笔，在反对声中——我们猜想——准备在国会的测试卷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但弗雷德里克&#8226;特西格爵士迅速站起来，激动的情绪开始在所有的党派中蔓延，其中夹杂着会议主席呼吁他放弃。（有人大喊“反对，反对”；有人大喊“坐下”；还有人喊“主持人”，“秩序”。）男爵（列昂内尔）最终放弃了。

尽管与当时的气氛不相称，但这也许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僵持下去，结果只会导致失败。当8月5日辩论重新恢复的时候，会议通过了一个行政决定，如果列昂内尔不完整地宣誓誓词，就不能取得他的席位，而政府如果要通过一个能达到要求的经过修改的誓词提案，为时需一年左右。当戴维&#8226;萨洛蒙赢得格林尼治补选的胜利后，曾经试图加快这个进程，但并没取得更多的进展，只是留下了一个更有失身份的形象。萨洛蒙没有完整地起完那三段誓言就坐到了他的席位上， 被会议主席命令退出，但他予以拒绝；当要求他退出的动议通过后，他还是拒绝，并且又是发言，又是投票，反对这个动议；当主席要求议会警卫驱逐他后，他最终还是离开了下院。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经过新一轮的投票确认，无论是他还是列昂内尔，在起完誓言之前都不能获得自己的席位。萨洛蒙唯一的成果是1852年6月的一次举动废除了一个古老的刑罚，从理论上说，由于议会成功通过了针对他的议案，而他做出了不合法的反应，他应该接受这个刑罚。选区对他的这些做法进行了判决，他在1852年的大选中被彻底打败；相反，列昂内尔再次赢得了胜利。守株待兔的游戏重新开始，因为没过多久事情就变得明朗起来，跟以前一样，犹太人解放运动在下院仍是争执不下，而在上院则明显不受欢迎。事实上，列昂内尔就像是没有席位的议员，国会有与犹太人有关的事项时（比如1851～1852年政府资助犹太人学校和1857年免除民事离婚法院对按犹太法典离婚的司法管辖权），他在室外对议员进行游说。但从法理上看，这还是一个僵局。然而，又一个提案在上院遭到了否决；在185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对手托马斯&#8226;邓库姆（Thomas Duncombe）甚至非常有创意地试图促成另一次金融城补选，理由是由于为政府的克里米亚战争提供金融服务，列昂内尔已经“获得了提供公共服务的合同”。

进入国会（1）

1857年大选（列昂内尔再次当选为代表金融城的议员，这次的得票甚至领先于罗素，因为后者与自由党的核心小组吵翻了）之后，国会里的战火重燃。由于身后有多数人支持，帕默斯顿觉得由于“伦敦金融城选举了列昂内尔&#8226;德&#8226;罗斯柴尔德，在本届国会一开始的时候就给国会一个再次考虑接受犹太人的机会，而且这样一个提案由政府来提，获得通过的机会是最大的”。于是，一份提案不失时机地在5月15日推出，在三读的时候获得了绝对的大多数支持，得票123票。为了取悦支持者，为数不少的托利党高层发出了改变立场的信号，例如著名的约翰&#8226;帕金敦爵士、菲茨罗伊&#8226;凯利爵士，以及最重要的人物德比伯爵的儿子，领袖史丹利勋爵。在上院，新当选的伦敦主教表示了支持，总共有139位上院议员投了赞成票。再一次——让列昂内尔大失所望——他们只是少数。当政府从用单边决议否决上院的立场上退缩，而不是提出新的《誓词有效性法案修正案》的时候，列昂内尔决定再一次放弃自己的席位，并就此事宜进行了一次补选。选举中他没有遭遇到任何对手，顺利地重新当选，并展开了一次强烈反击，针对“那些去了，但是很少出现在人民中，根本不了解人民愿望的人（这些人事实上除了自己的喜好之外，对其他的事情漠不关心）”。

并不是这次针对贵族问题对人民重新发出的呼吁最终打破了僵局，而是——说起来很荒谬——少数派保守党政府的出现。因为此时，迪斯雷利作为财政大臣和下院的政党领袖，至少有能力对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债了，他可以说服德比，而那些上院的议员也不得不做出妥协。他通过在下院给反对党完全的权利达到了这个目的。1858年4月27日，罗素的《誓词修正提案》在委员会上遭到了上院议员的痛斥，关键的第5条被否定。两周后，由罗素提出的“不同意”上院议员的动议以113票的多数获得通过。更令人吃惊的是，议会还通过了（以55票）由怪僻的邓库姆提出的动议，列昂内尔被任命为下院为解释它不同意的“理由”而设立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然后，罗素正式提出议案，所有的理由通过与上院共同举行的大会进行解释。取得上院的认同是决定性的转折点。5月31日，路肯伯爵提出了决议案的内容：下院可以以决议的方式修改自己的入职誓言，条件是必须先得到国会法案的同意。这使得上院可以清楚说明为什么自己不同意下院和德比——尽管“满脸不高兴而且很勉强”，但还是在7月1日宣布支持这个提案。23日，妥协方案最终以两个法案的形式成为法律，一个是将效忠、至尊和归顺三段誓言合并成一段，并适用于所有需要起誓的机构；另一个是允许犹太人省略“以一个基督徒的真正信仰”等词句，但是要取得他们将要进入的团体的同意。7月26日星期一，列昂内尔再次出现在下院。这是最后一次，他再次很不情愿地退出，因为议会在辩论让他能够用缩减后的誓言起誓的两个决议案时他必须回避——原则上说，这是像塞缪尔&#8226;华伦和史宾塞&#8226;瓦尔坡尔这样的顽固分子表达他们反对“亵渎上帝者的入侵”的最后机会。关键的决议以32票胜出，列昂内尔最后通过使用新的誓词以及《旧约》宣誓后成为了议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尽管这种手段他以前使用过，但他成为议员后即刻参与表决的第一份法规却是《防范腐败法案延期提案》。

列昂内尔进入国会，正像詹姆斯所写下的：“对整个家族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在第二年所举行的大选中，他的兄弟梅耶&#8226;卡尔与他一起进入了下院（另外还有戴维&#8226;萨洛蒙）；在1865年，他的儿子纳蒂也被选入。正如夏洛特满心欢喜地指出的，在刚结束的投票中（好像是在1864年7月），帕默斯顿的政府被“犹太人拯救”，列昂内尔的选举同时也在整个广大的犹太社区引发了共鸣：代理人理事会（Board of Deputies）公布的决议表达了他们“最诚挚的心愿……尊敬和感激”，而且从今以后，每年列昂内尔进入下院的日期就是犹太人免费学校的颁奖日——而列昂内尔直截了当地强调他对宗教的义务，捐赠给伦敦城市学校“其最有价值的（开放式）的奖学金以纪念他取得他的席位”。

但这场胜利的政治意义一直没有得到恰当的认识。列昂内尔以自由党人的身份获胜，而长期的运动已经让他与自由党的一个很小但很有影响力的小组结成了政治和社会的紧密联系。根据他的日记上的记录，在1856～1864年之间，格莱德斯通跟他或者他的兄弟梅耶一起吃过四次饭，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其他成员的通信或者是会面起码有四次。其他出现在夏洛特19世纪60年代信函中的皮卡迪利大街148号的自由党人经常性访客中，包括代表武乌维汉普顿的国会议员查尔斯&#8226;维利耶，他是1859～1866年间济贫法律理事会的总裁；罗伯特&#8226;罗，格莱德斯通第一届政府?财政大臣。列昂内尔在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并与会议主席握过手后第一个与迪斯雷利握手这一举动并非没有意义，迪斯雷利在战争最后阶段的贡献应该是决定性的。迪斯雷利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从19世纪50年代初以来一直稳定发展，列昂内尔事实上在1858年决定性的那几个星期里一直与迪斯雷利保持着紧密的联系。1月份，他们在加奈斯贝里吃饭（同行的有外斯曼红衣主教和被流放的奥尔良派成员的接待人）。5月份，在政府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其印度政策后，迪斯雷利这样说道：“男爵对这件事是怎么说的？他知道大多数的情况！”两个月后的7月15日，列昂内尔去迪斯雷利办公室拜见他，“自从我们的提案到了下院后，就一直没有见过他”。列昂内尔发现：

他精神状态非常好，说是所有的事情都顺利得不能再顺利了……我告诉他我希望我们的提案能在下周一通过，希望他们尽可能马上取得女王的同意。我无法让他按他说的去……①主要取决于其他人，如果他们不等到……所有提案都走完程序，或者他们能安排一个委员会，使我能够在议院通过之前就得到我的席位。我敢说我能够做到……迪齐今天又说，我们有很大的机会通过，我们已经……②原件看不清楚。他们在我们的提案二读时不再反对我们，而是支持我们，他已经近了他的全力——他是这样说的。

列昂内尔对这个说法的反应是，询问迪斯雷利“他是否可以跟约翰尼（罗素）和柯吃饭”，但是：

进入国会（2）

他很明智地拒绝了，说他以部长的身份出席会破坏聚会的气氛。我很高兴我问过他，他怎么也不能说我们轻待了他。我告诉他，我们非常渴望能及时让皇室批准我们的提案，以便我能够在今年内获得我的席位，但是你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骗子。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没有承诺任何具体的事情……迪齐太太在梅耶家吃饭，又重复了一遍老掉牙的故事，说迪齐为我们做了多少事，而且因为我们不相信他说的这些，他有一次发了很大的火。

列昂内尔叙说这些遭遇时所持怀疑态度的弦外之音，不应该被看成是指迪斯雷利在1858年的时候没有尽全力。恰恰相反，必须考虑德比开出的苛刻条件。在列昂内尔进入国会后，他们两个人表现出的亲密关系证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再有任何理由怀疑迪斯雷利的真诚。尽管他不得不在如此恐怖的政治限制下工作，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