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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前言 现实与神话（1）

- 前言 现实与神话（2）

- 前言 现实与神话（3）

- 前言 现实与神话（4）

- 前言 现实与神话（5）

- 前言 现实与神话（6）

- 前言 现实与神话（7）

- 前言 现实与神话（8）

- 前言 现实与神话（9）

- 前言 现实与神话（10）

- 前言 现实与神话（11）

- 前言 现实与神话（12）

- 前言 现实与神话（13）

- 前言 现实与神话（14）

- 引言（1）

- 引言（2）

- 引言（3）

- 迈耶•阿姆谢尔（1）

- 迈耶•阿姆谢尔（2）

- 迈耶•阿姆谢尔（3）

- 迈耶•阿姆谢尔（4）

- 双重革命（1）

- 双重革命（2）

- 双重革命（3）

- 双重革命（4）

- 双重革命（5）

- 双重革命（6）

前言 现实与神话（1）

现实与神话

Ⅰ

“银行业，”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代勋爵曾经这样评价说，“说到底就是让金钱流动得更为顺畅，使其从所在地A点便捷地流动到需要它的B点。”尽管这短短的一句话确实反映出维克托&#8226;罗斯柴尔德对金融不甚热情，但也道出了一定的真理。不过，如果他的高祖200年前创立公司的历史，其内容仅仅是把钱从A点弄到B点，那么它定然乏善可陈，读来味同嚼蜡，事实上它也不应是这样的。

所有银行都有各自的历史，尽管它们并非都有人研究或记文相传；不过，在这些银行中，只有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拥有一个神话。自19世纪20年代起，有关这个家族的神话就已开始流传：他们的财富起源以及规模，急速蹿升的社会地位，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不仅仅在设有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五国，而且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以及他们恪守的犹太主义。这一神话也已被证明几乎与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NMRothschild & Sons）一样历久不衰。

“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德文原意是“红盾”）在今天可能没有100年前那么广为人知。那时，就如契诃夫所写的那样，一个过时的俄罗斯棺材铺老板都会用这个名字作为绰号来嘲笑一个贫穷的犹太音乐家。不过，仅从它仍经常在媒体上“露面”这点来看，相信大多数读者对这个名字也已有所了解。

罗斯柴尔德银行可能不再是1815年之后那个世纪的“金融巨人”，这个家族的成员可能已如散沙般散落在世界各地，但是“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仍然吸引着世人的目光——其中一些人对它极为关注。即使那些对金融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人，一生中也可能遇到这个名字至少一次。因为，这个家族对动物学和园艺学的世代痴迷，使得自然界多达153种或次种类的昆虫顶上了“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此外还有58种鸟、18种哺乳动物（包括巴林戈长颈鹿），以及14种植物（包括一种罕见的拖鞋兰和一种火焰百合），当然了，还有3种鱼、3种蜘蛛和两种爬行动物也同样拥有这个名字。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对美食几乎同等热爱，也使得这个名字烙在一种苏芙喱（由蜜饯、白兰地和香草制成）和一种开胃酥（明虾、白兰地和奶酪放在面包上烤制而成）。而在以色列，以这个家族成员的名字命名的城镇和街道数不胜数；在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名下的武当王庄以及拉菲葡萄庄园所产名酒畅销全球；从英国的艾尔斯伯里谷到意大利的里维耶拉，罗斯柴尔德家族建造了无数栋房屋——在南极洲，甚至有一个岛也叫做“罗斯柴尔德”。

肖邦和罗西尼为这个家族谱写过乐曲，巴尔扎克和海涅为他们写过书。这个家族以它的众多收藏（其中一些可以从展览馆里看到）享誉艺术界，也以赛马的显赫“德比”战绩名震赛马圈。在写这本书期间，我几乎没碰到一个没听说过这个家族的逸闻的人——最常听到的是内森&#8226;迈耶&#8226;罗斯柴尔德投机滑铁卢战役获得巨额利润的神话，以及购买苏伊士运河股份的故事，英国作家迪斯雷利以自己的小说使之广为流传。对那些缺乏历史知识的人来说，不妨看看《犹太人幽默集》，书里面仍然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笑话。此外，还有两部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电影，一部话剧以及一部剧情怪诞、表演不怎么成功的百老汇音乐剧。

需要立刻说明的是，本书讲述的并不是长颈鹿、百合、苏芙喱、葡萄佳酿或南极洲岛屿的故事。它主要还是一部关于银行业方面的书，在这里特别解释一下，确保有些读者不至于产生错觉，因为这些读者对富豪家族如何挥霍财富的兴趣远大过他们如何积累财富。

实际上，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从技术上讲并不是一家银行——至少，根据维多利亚时代的金融记者沃尔特&#8226;巴杰特在其《伦巴德街》（Lombard Street）一书中的定义来看，它不能算是银行。巴杰特在书中写道，“如果被问到谁是银行家，一个外国人通常会认为他们（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是。但是这恰恰说明了我们英国对银行业的定义与欧洲大陆的定义存在差异”：

几位罗斯柴尔德先生都是大资本家，手中掌握着大量借入资本。但是他们不会接受100英镑的汇票，然后以5英镑一张的支票兑现，而这恰恰是我们英国的银行业务。他们掌握的借入资本数额庞大，归还的期限相对较长。英国银行家处理的都是小额资本，都是短期或随时需要归还的。两者在运用资金方面也存在差异：外国人认为“交易所业务”——即买卖外国债券——是银行业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但是绝大部分英国银行家不知道如何操作“交易所业务”……他们宁可想转变为丝绸商人。交易所交易掌控在很小而且很特别的外国债券经纪团体手中，在这些人中几位罗斯柴尔德先生是佼佼者——这个家族的成员不是英国的银行家，无论从他们借入资金的定义上来看，还是从他们利用资金的方式来看，都不符合英国银行家的定义。

内森&#8226;迈耶&#8226;罗斯柴尔德在英国的职业生涯起步于纺织品出口，因此他从技术上来说是一个商人，后来逐渐精通各种金融业务。他自己在1817年曾说过：“我的业务……由政府交易以及银行运作组成”——后者他可能是指与英格兰银行的业务往来，而不是存款之类的银行业务，这些业务被巴杰特称作是“我们英国的银行业务”，而且也是今天许多街头大银行的主要业务。

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当时也不能被看做是一个家族公司，直到1905～1909年之间的某个时刻，它才成为罗斯柴尔德“银行”集团中的一员，这个集团由几个家族成员掌控——其中，唯一经营到今天的只有伦敦分行（尽管法国目前也有罗斯柴尔德父子银行，但它不是由最初的巴黎分行直接衍生而来，1981年巴黎分行被法国收归国有）。在19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的鼎盛时期，这个集团拥有5个分设在各地的银行。除了内森在伦敦的分行，在德国法兰克福有最原始的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MARothschild & Sohne，1817年后改名为MAvon Rothschild & Sohne)，这家公司在老迈耶&#8226;阿姆谢尔&#8226;罗斯柴尔德死后，由长子阿姆谢尔接手；在法国巴黎，五子詹姆斯创立了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de Rothschild Frres）；此外还有法兰克福总行的两个分行，即四子卡尔掌管的意大利那不勒斯罗斯柴尔德银行（CMvon Rothschild）和次子萨洛蒙执掌的奥地利维也纳罗斯柴尔德银行（SMvon Rothschild）。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五家银行合作都非常紧密，因此讲述其中一家银行的历史必定要提及其余四家：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它们都是一个跨国银行的组成部分。甚至一直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这种合伙人体系仍在运转，“英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与巴黎分行有着休戚与共的金融联系，“法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与伦敦分行也是一样的关系。与现代的跨国公司不同的是，它一直是一个家族公司，所有经营决策都严格控制在合伙人的手里，而（一直到1960年）合伙人只能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男性成员担任。

要透彻理解这种跨国合伙人体系，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1815～1914年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家族公司非常轻易地占据了世界最大银行的宝座。以他们资金相互交错的情况来说，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罗斯柴尔德五兄弟一直生活在自己的联盟里。20世纪没有可以与之媲美的公司和人物：即便今天最大的银行业国际公司，也享受不到罗斯柴尔德公司鼎盛时的“霸权”；今天，也没有任何人拥有的资产占世界财富的份额能够与19世纪20年代中期到60年代的内森以及詹姆斯匹敌（见附录1）。

如果不研究罗斯柴尔德家族如何积聚起天文数字般的财富，那么资本主义的经济史就是不完整的。他们的空前成功有什么“秘密”吗？这个家族头上戴着无数个商业财富的光环：比如，掌握了证券业1/3的财富、房地产业1/3的财富，以及珠宝和艺术品业1/3的财富，将证券交易所当成“冷水浴”（快进，快出），或者说，只给别人留了10％的财富——不过所有这些都不足以解释他们为何成功。

罗斯柴尔德家族从事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意？他们是如何利用手中的经济杠杆的？要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一点19世纪的国家财政状况，因为正是借款给政府，或投机已有的政府债券，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了巨额利润，这也是他们庞大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前言 现实与神话（2）

Ⅱ

整个19世纪，所有国家都会偶尔出现财政赤字，一些国家几乎一直入不敷出——这就是说，它们的税收收入通常不足以应付所有开支。当然，这些国家的情况与18世纪时的情况差异不大。1800年之前，各国都处在战争之中或在为战争做准备，这自然带来了巨额的开支；而农产品歉收（或贸易锐减）也导致税收减少，从而使得国家收入大幅下跌。

尽管这些赤字的数额与国家收入比起来相对较小，但是却不容易在财政上实现填补。国内资本市场尚不发达，而国际资本市场的整合初见雏形，首次形成了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借贷代价昂贵——即它们为贷款所付的利息相对过高——因为它们被投资者认为是不可靠的债务人。因此，预算赤字通常以这样的方式填补：要么出售皇家资产（土地或办公场所），要么通过通货膨胀（国家贬值流通货币）来实现。当然，还有第三个可能的解决方法，就是征收新的税项，但是鉴于17世纪已发生，并将贯穿19世纪的事例来看，税收制度的重大变化通常需要通过代表机构做出某种政治承诺；法国大革命也正是因为如此才加速到来，当时为了从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中的权贵们手中获取新收入，国王做出了一定的承诺，但所有其他财政变革未能跟上国王的军事行动需求，因而引发了大革命。这条法则有一个例外，即当时的英国，它自17世纪晚期就形成了一套相对精密的公共借贷（国债）和货币管理（英格兰银行）体系。另外一个例外是德国的一个小公国黑森—卡塞尔（HesseKassel），它的统治者一直保持着一定的收入盈余，他雇用属地中的人给别国当雇佣兵获取收入。参与管理该国统治者的庞大投资组合，也是迈耶&#8226;阿姆谢尔&#8226;罗斯柴尔德从一个硬币交易商（他最初的业务）转变为一个银行家迈出的第一步。

1793～1815年期间，再次发生的战争主宰了一切，它对财政带来的副作用非常复杂。首先，所有参战国的经济都因为空前的开支而陷入通货膨胀的泥沼，最极端的例子是法国的纸币体系崩溃。欧洲的货币——包括1797年之后的英镑——均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其次，战争的破坏（比如，法国占领了阿姆斯特丹以及拿破仑的大陆经济封锁计划）带来了一些机会，一些商人可以通过高风险的交易获得巨额利润，比如走私纺织品、金银等以及帮助流亡的统治者管理已有的投资。第三，英国对欧洲大陆盟友的巨额经济援助推进了跨国界支付系统的变革，因为此前这个系统从未处理过数额如此庞大的款项。正是在这种动荡不堪的局势下，罗斯柴尔德家族实现了关键性的飞跃，他们从两家规模不大的公司——位于法兰克福的小型商业银行以及位于曼彻斯特的一个布料出口公司——一跃成为一个跨国金融合伙人公司。

拿破仑被打败以后，世界对国际金融服务的需求并没有终结；恰恰相反，战争带来的债务和赔款业务几乎一直贯穿着整个19世纪20年代。而且，新的财政体系需要快速摆脱政治危机。这段期间，西班牙以及奥斯曼帝国一直被这种危机困扰。与此同时，英国财政紧缩以及货币体系的稳定带来了一种新的投资需求，即那些在战争期间将资金投入到高收益英国债券上的人已适应高风险的考验，仍希望有类似的投资机会。这种需求在内森以及他的兄弟们那里得到了很好的满足。他们建立的体系能够让英国的投资者（以及西欧其他富有的“资本家”）通过购买具备国际兑换能力、固定利率的无记名债券（即可以转手），来实现对别国债券的投资。这种体系对19世纪历史的意义不能被过于强调。这个日益扩张的国际债券市场将欧洲真正的“资本家”聚集到了一起：那些身家足够显赫的人能够在这样的资产中“冻结”一部分财富，并足够精明地意识到这种资产相对于传统持有财富方式（土地，贪污受贿）所具备的优势。债券是流动的。它们一周内在欧洲证券交易所买卖的时间长达五天半（节假日除外），还可以在其他时间、其他地点私下交易。这些债券能够带来巨额的资本利润。当然，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们同时也会带来巨额损失。

什么决定了19世纪债券市场的涨落起伏？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理解罗斯柴尔德银行历史的关键所在。很显然，经济因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在短期贷款的条件以及可选私募证券的要求方面尤为突出。但是最重要的因素是政治信心：投资者（尤其是诸如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大型做市投资商）对发行债券的国家偿付能力的信心。实际上只有两个因素可能导致这些国家不再履行自己的义务：战争，这会导致其开支增加以及税收的减少；国内局势动荡，从政府更迭到全面爆发的革命，这不仅会导致收入锐减，而且还可能导致权力更迭，新的政府可能不会承认之前的债务。这些危机的任何一个迹象都是市场极为关注的，因为它们带来的可能是债务的终止，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比任何人都更关注这些迹象。

这也解释了他们每天总是密切关注政治和经济新闻的原因所在。三方面可以让一个投资者取得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接近政治生活以及消息来源的中心；得到各国消息的速度，无论这些国家离他多远；控制这些消息传给其他投资者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尽可能与当时上层政治人物维持紧密关系的原因。它同时也解释了他们为什么精心构建一个网络，在其他核心金融市场中安插代理人，并向其支付薪酬的原因，这些代理人的工作不仅仅是代表他们开展业务，同时还负责替他们收集最新的金融和政治消息。此外，它还解释了他们为什么想方设法地提升消息从代理人那里传递到他们手里的速度的原因。早期，他们依赖的是自己的信使系统，也享受到了超越欧洲外交机构的果实。他们有时也用信鸽在不同市场间传递最新的股票价格和汇率等信息。电报问世后，信息趋向“大众化”，能够迅速地传递到各个角落；而在电报（以及后来的电话）问世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信网络使得他们比对手拥有了更多优势。即便丧失了这些优势，他们仍然对金融媒体拥有一定的影响力，通过这些媒体，相关消息传递给了更多的受众。

前言 现实与神话（3）

有关国际或国内局势可能出现动荡的信息对债券市场的影响最为直接，它带动市场价格和投资收益的跌宕起伏，而这些又是投资者所密切关注的。但是，政治与债券市场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模式的关系。已有的政府证券——过去财政政策的产物的价格波动对现在以及将来的财政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简单地说，如果政府希望通过发行更多的债券来借入更多的资金，现有债券价格的下跌将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出于这样的原因，债券价格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历史学家很少提及。它们是对某一政权信心的一种表达方式，或者说是一种每日民意调查。当然，用现代、民主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它们确实是一种基于无代表性对象的民意调查。当时只有富裕阶层，即“资本家”拥有投票权。19世纪的政治生活本身并不是民主的。实际上，持有政府债券的人，非常粗略地说，都是有政治背景的人，即使那些传统富豪（即主要以土地房产为财富形式的人）与持有债券的资本家（即掌握纸质证券的人）不时会爆发一些小冲突，这些资本家当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欧洲的政治阶层，他们的观点在等级森严、不民主的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投资者抬升一个政府的证券价格，这个政府便会感到高枕无忧；而如果他们抛售股票，这个政府可能很快就会财源枯竭，根基受损。

债券市场这一独特的“美丽”之处，最终被每个国家（包括所有新兴国家和殖民地）所认识；绝大多数国家都有一定数量的可兑换债券在流通。政府债券带来的不同程度的财富为透视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它们也是理解诸如罗斯柴尔德这种银行的关键因素，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是此类债券的主要做市商。实际上，通过调整现有的政府借贷制度，让债券更便捷地流通，罗斯柴尔德家族等于是创立了现代形式的国际债券市场。早在1830年，一个德国作家就注意到，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从1818年引入了债券这种新发明，

每个持有国家债券的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方便程度在几个不同的地方，无须舟车劳顿就能就近收取利息。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可以在伦敦、那不勒斯或者巴黎支付奥地利金属货币的利息、法国的定期存款利息以及英法联盟的债务利息。

本书的核心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花费大量心血建立并发展的国际债券市场，尽管他们同时也在其他许多金融业务上投注了大量的精力：金银块交易中介和金银提炼，接收和贴现商业票据，直接买卖商品，国外交易所交易和套汇，甚至涉足了保险业务。这些活动无可避免地会出现存款和借贷业务，于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向一些经过选择的客户——通常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希望拉拢的皇室和贵族成员——提供一系列的“个人银行服务”，从大额个人贷款（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王子）到最高等级的私人邮递服务（如维多利亚女王）。与巴杰特的印象相反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有时也会接受这些独一无二的客户的存款。他们同时也是主要的工业投资商，虽然他们在这方面的重要性通常被低估了。

随着铁路的发展，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交通系统的转型成为可能，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是众多支持铁路修建的财团之一，当时的铁路从法国、奥地利和德国境内开始修建。实际上，到19世纪60年代，詹姆斯&#8226;罗斯柴尔德已经建成了泛欧铁路网，北至法国、比利时，南至西班牙，东到德国、瑞士、奥地利和意大利。从很早的时候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涉足了采矿业。从19世纪30年代兼并西班牙的阿尔马登汞矿开始，他们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又急速扩大了在矿业方面的产业规模，投资黄金、铜、钻石、宝石和石油矿业。与他们最初的金融业务一样，他们的矿业也是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从南非到缅甸，从蒙大拿（美国西北部一州）到巴库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产石油。——译者注。

本书的主要目的便是要阐述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最不寻常的一家企业的起源及其发展历程。不过，它并不仅局限于狭窄的经济史。因为，这个公司的历史与这个家族的历史是相互交织、难以分割的：之前的历史学家（以及电影制片人）经常使用“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词，也被许多与这个家族同时代的人使用，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本身，以彰显团结。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定期修改和更新合伙协议来掌控家族的商业活动以及日益庞大的利润分配；在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成功的秘密中，与合伙协议同等重要的便是它的婚姻协议，他们一直恪守“族内通婚”的规则——即罗斯柴尔德与罗斯柴尔德结合，这样就能保证整个家族资产的完整——也能够防止“外人”分占。当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性成员嫁给家族外的人时，她们的丈夫就被禁止直接参与家族业务，这些女性成员同样被剔除在外。家族合伙的理念也通过世代相传来?保家族企业的永存和增长。不可避免的是，家族的整体野心与“不幸”使罗斯柴尔德成员的个人意愿之间也存在着冲突。老迈耶&#8226;阿姆谢尔去世之前强势维持着整个家族，强调整体的野心，但他去世之后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却几乎没人具备这种奠基人对工作和利润无休止追求的热情。父亲们对儿子们失望之极，兄弟们相互憎恨；爱似乎并不需要，甚至是被禁止的。表亲通过婚姻强扭在一起，丈夫、妻子经常反目。所有这些，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那些享誉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的小说中描绘的大家族共通的地方；如萨克雷刻画的纽科姆家族、特罗洛普笔下的帕利泽家族、高尔斯华绥描写的福赛特家族、托尔斯泰呈现的罗斯托夫家族，以及托马斯&#8226;曼笔下的布登勃洛克家族（幸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家族不在此列）。当然，19世纪时的大家族比比皆是——出生率高，而且对于富人来说，死亡率又低——可能仅从这方面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不是一个“例外的家族”（海涅曾这样评价过这个家族）。

因为如此富裕，所以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轻易地得到与欧洲贵族同等的物质条件；他们在克服各种法律、文化阻碍，得到上层地位方面获得的成功，是19世纪社会历史研究中最受关注的课题之一。由于老迈耶&#8226;罗斯柴尔德被禁止拥有自己的住宅（现法兰克福犹太博物馆）以外的任何资产，所以很容易理解他的5个儿子对土地以及大房子的渴望；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宏伟“宫殿”和住宅是其第三代修筑的，这些也成为这个家族让人景仰的“纪念碑”。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在致力于追逐和获得名誉、头衔与其他荣耀，进而获得最终的“奖品”——1885年被授予英国贵族地位。这个家族的第三代还涉足了狩猎和赛马，这些都是典型的贵族消遣项目。他们在融入社会方面也有着相似的过程，这方面能够从他们在文化领域的活动中探寻到：詹姆斯和他的侄子们对艺术品、装饰品以及家具的收藏有着很大的热情，他们也将大部分收藏传给了自己的后代；他们还在自己的关系网中揽入了许多作家（本杰明&#8226;迪斯雷利、奥诺雷&#8226;德&#8226;巴尔扎克和海因里希&#8226;海涅）、音乐家（最著名的是弗雷德里克&#8226;肖邦和焦阿基诺&#8226;罗西尼），以及建筑师和艺术家。从很多方面看，罗斯柴尔德家族都是19世纪的“美第奇家族”Medicis，15世纪掌握整个佛罗伦萨的意大利贵族，家族成员多是实力强大的商人和银行家。——译者注。

前言 现实与神话（4）

但是如果你将他们视为“封建”中产阶级家庭的原型，代表的是以土地为资产的精英阶层，那就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带到贵族阶层中的许多行为方式的动机都是出于商业考虑。起初，他们购买土地用于投资，希望能借此获得经济回报；他们修建大房子，至少部分原因是出于运营考虑，作为向企业界展示自己好客作风的私人酒店；内森的儿子和孙子们甚至将购买赛马当做是一种有趣的投机性投资，他们赌马的方式与股票市场中的操作手法有许多相似的地方。直白地说，混杂在权贵阶层之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些人手握大权，掌控一切，而且从非正式社交场合获得的信息并不比与大臣们的正式会议获得的少。

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给人一种感觉，即他们比任何贵族或中产阶级家庭都更忠诚地团结在一起。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意识地维系自己头上的“王冠”。与那些走出众多欧洲国王的庞大家族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族内通婚的偏爱近乎极端。他们一直沉浸在一种自我感觉当中，即他们是“独一无二的”——至少在欧洲犹太精英阶层中是这样的。从这方面讲，同时期人们称呼他们的，诸如“犹太人之王”这样的词语包含着重要的真实成分。其实，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正是这样看待自己以及行事处世的——如他们的信中出现的“我们神圣的家族”，这也是许多没那么富裕的犹太人看待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方式。

与欧洲和中东犹太教以及犹太社区的这种关系，毫无疑问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最迷人的主题之一。对他们以及19世纪移民到西方社会的众多犹太家庭来说，融入定居国的社会生活为他们的信仰带来了挑战，尽管有关歧视的立法比较松散，使得他们不仅能获得大量金钱，而且也能用钱买到许多他们渴望的东西。不过，无论他们的房子如何奢华，他们的孩子接受多么好的教育，他们仍经常遇到排斥犹太人的现象——从法兰克福暴徒的攻击到贵族们不经意间的蔑视，以及异教徒银行家为“犹太佬”提供的服务。其他许多富庶的犹太家族迫于这些压力，改变了信仰，变成了基督徒。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却没有，他们仍然坚定地保持着自己的犹太教信仰，在自己所参加的犹太社团的各种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他们从很早的时候就寻求利用自己在各个国家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来改善这些国家中犹太人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他们不仅在自己的家乡法兰克福进行着这样的努力，而且还一直在许多他们有业务的国家以及没有经济利益存在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和叙利亚）中，为犹太人的权益奔走着。至少这个家族的一些成员认为这些无私的活动是与整个家族的成功密切相关的：坚持祖先的信仰，牢记自己“同一信仰的贫穷同胞”，罗斯柴尔德家族就不仅能证明自己对好运的感激之情，也能够确保这种好运持续下去。

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家族的历史既是政治史也是金融史：19世纪重要的政治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囊括在本书中。早期，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意识到接近政治家的重要性，那些人不仅仅能够决定预算赤字的额度，而且还能决定国内以及对外政策，而这些都是影响金融市场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政治家们也很快意识到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紧密关系的重要性，这个家族有时在增强国家的偿付能力方面举足轻重，而且政治家还可以一直依赖他们的情报系统，这些情报几乎每分钟就能更新一次。迈耶&#8226;阿姆谢尔与黑森-卡塞尔的首席财务顾问卡尔&#8226;布德鲁斯，以及后来的卡尔&#8226;泰奥多尔&#8226;安东&#8226;冯&#8226;达尔贝格（拿破仑莱茵同盟中的大主教）等人建立的紧密关系，是他的儿子们接近欧洲政治家的典范，他的5个儿子与全欧洲政坛人物的交往事例数不胜数。从1813年开始，内森与大英帝国的全权代表约翰&#8226;查尔斯&#8226;赫里斯确立了牢固的私人关系，后者资助了威灵顿当年入侵法国的行动。罗斯柴尔德家族早期在英国的另一个“朋友”是查尔斯&#8226;斯图尔特，他是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的一个兄弟，同时也是英国驻维也纳、特罗保（今捷克共和国奥帕瓦）、莱巴赫（今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以及维罗纳议会的代表。内森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与英国首相利物浦勋爵以及财政大臣尼古拉斯&#8226;万西塔特保持着直接联系；在1830～1832年的改革危机期间，还给威灵顿公爵提供了重要的财政建议。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也深入到了皇室内部。内森首先与英国皇室成员确立了直接联络的关系，这得归功于老迈耶精明的“投资”：他购买了摄政王乔治（后来成为了乔治四世国王）和他兄弟们的未偿债务。与英国皇室的这种紧密关系后来又通过与萨克森-科堡家族的交往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萨克森-科堡家族的利奥波德娶了乔治四世的女儿夏洛特，他后来成为统治比利时的利奥波德一世国王。而且，利奥波德的侄儿阿尔伯特成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之后，也向罗斯柴尔德家族寻求财政援助。作为回报，维多利亚的长子继承王位成为爱德华七世的前后，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许多成员都保持了友好的关系。维多利亚时代，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紧密关系的政治家名单极为冗长：19世纪四五十年代，列昂内尔&#8226;罗斯柴尔德竞选英国下院议员时，不仅获得了辉格党人约翰&#8226;罗素勋爵和庇尔党格拉德斯通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保守党人迪斯雷利和乔治&#8226;本廷克的支持。后来，列昂内尔的儿子们与格拉德斯通的关系变得疏远，但他们与迪斯雷利、伦道夫&#8226;丘吉尔勋爵以及约瑟夫&#8226;张伯伦和亚瑟&#8226;鲍尔弗却是越走越近。19世纪八九十年代，索尔兹伯里侯爵以及格拉德斯通的继任者、自由党首相罗斯贝里都在帝国事务方面向他们寻求建议。实际上，罗斯贝里的妻子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迈耶的女儿汉娜。

在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也直接参与了政治活动。19世纪20年代早期，他们与维莱尔伯爵建立了紧密的关系；19世纪30年代，他们又将自己的忠诚心转移到了路易&#8226;菲利普身上；1848年，通过接近共和党上层人士，他们成功地“熬过了”大革命；再后来，因为他们不喜欢拿破仑三世的对外冒险主义政策，又暗中与拿破仑三世进行了一番斗争。他们在第三共和国里也有一个坚定的盟友：莱昂&#8226;赛，他曾四次担任法国财政大臣。在德国和奥地利，萨洛蒙&#8226;罗斯柴尔德与梅特涅的紧密关系，在1818～1848年间极其重要，但是这远不是唯一的例子。复辟时代的其他朋友还包括奥地利驻巴黎大使奥波尼伯爵以及埃斯泰尔哈吉家族的成员；同时还有（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亲王，教育改革家、外交官威廉&#8226;冯&#8226;洪堡以及普鲁士皇家银行行长克里斯蒂安&#8226;罗特尔。与俾斯麦之间建立联系被证明是非常艰难的，尽管19世纪70年代时，迈耶&#8226;卡尔&#8226;罗斯柴尔德已能够充当“老俾”和伦敦、巴黎政府间的外交沟通渠道。威廉二世授予阿尔弗雷德&#8226;罗斯柴尔德一枚奖章，表彰他在外交方面的业绩，并视阿尔弗雷德的兄弟纳迪为“一个值得尊敬的老熟人”。

本书的中心目标之一便是要理清这些关系。弗里茨&#8226;斯特恩在针对俾斯麦与格尔松&#8226;布雷克劳德关系的开创性研究中指出，历史学家通常羞于承认金融因素在俾斯麦政策中扮演的角色，毕竟他是19世纪非常伟大的政治人物。奇怪的是，许多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一度影响力颇大的历史学家对于这点也几乎没采取任何行动来予以修正，他们更喜欢武断地认定而不是通过论证来证明统治阶级的利益本质上与“金融资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或是其附属物）。近年来，研究大英帝国的历史学家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改变了我们对于伦敦与帝国关系的认识。但是凯恩与霍普金斯改进的“绅士资本主义”理论模型，并不适用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而且，鉴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金融史中扮演着极罕见的重要角色，对于这个模型来说，这个家族是一个例外，其对历史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证明理论规则成立的范围。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代之后的成员，在西区剧院或在英国变得确实颇有绅士风度，但是在“账房”中，他们仍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他们所用的法则和戒律都发源自法兰克福的犹太街——他们的“老家”。

前言 现实与神话（5）

Ⅲ

上面提及的是这本书将要详述的内容，即可以称之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原貌”的东西。故事本身已经引人入胜，再加上这个家族本身与日俱增的神话般的传说，更加深了故事的吸引力，罗斯柴尔德家族头上的神秘光环自他们被同时代人看做是个“例外”的时候便已存在。

这个家族神话的起源——现存的已出版的史料中能够找到的——可以追溯到1813年，即老迈耶&#8226;罗斯柴尔德去世的那一年。尽管S&#8226;J&#8226;科恩的著作《不朽银行家迈耶&#8226;阿姆谢尔&#8226;罗斯柴尔德先生的杰出一生》从书名及语调来看，很像是老迈耶授权写成的传记，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过，这本书确定了描述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功的基准（如果不是官方的）语调，即这个家族是因道德高尚而获得财富的垂青。科恩认为，迈耶&#8226;阿姆谢尔不仅仅是位虔诚、精明的犹太人，而且他的一生“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一个犹太人既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同时也能够成为一位杰出的人和一个好市民”。与后来许多在书中表达敬意的作者一样，科恩对迈耶&#8226;阿姆谢尔的从业生涯评述甚少，但是他强烈地暗示：老迈耶作为银行家获得的成功是某种神圣的嘉奖。

13年后，另一本著作问世，它的解释更为准确，但仍未摆脱道德的框架，由莱比锡布罗克豪斯出版社出版的《受教育阶层的德意志百科全书》是毕德迈时代杰出著作的一个典范。它极受欢迎，卖出了大约8万本，但是，尽管其形式上与法国百科全书（内容涉及了启蒙运动之前的时代）相像，但它的内容仍受到了保守当局的严格审查。实际上，罗斯柴尔德词条首次出现是在1827年版的百科全书中，而撰写这个词条的是梅特涅的秘书弗里德里希&#8226;冯&#8226;根茨；词条内容的积极评述反映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奥地利出版业以及根茨本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个词条不仅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首肯的，而且还提供了报酬：在出版之前，根茨向罗斯柴尔德维也纳分行的高级秘书利奥波德&#8226;冯&#8226;魏瑟姆斯坦大声阅读了词条的内容。10天之后，他从萨洛蒙&#8226;冯&#8226;罗斯柴尔德那里得到了“实质性的回报”。

尽管根茨在布罗克豪斯出版的4卷百科全书中，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发迹于法兰克福犹太人聚居区的背景几乎只字未提——实际上，他根本没提及他们的宗教信仰——根茨暗示称，罗斯柴尔德家族最近才成为“所有商业公司的佼佼者”。他暗示道，这种成功根源于迈耶&#8226;阿姆谢尔的“辛劳工作和节俭……他的知识以及真诚”。同样，他的5个儿子“（各方面）要求合理……对待自己的职责时精心细致……他们的计划简单明确，他们也总是以聪明的方式来经营自己的业务”。除了五兄弟作为商人的技巧之外，根茨还着重强调了“他们各自的个人道德”是“他们事业获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一个人组建一个政党并不困难，只要这个人拥有足够的实力，能够吸引许多对他的想法感兴趣的人即可。但是团结所有政党并赢得各阶层的尊敬，需要的不仅仅是足够的物质资源，还需要精神品质，而后者通常并不会与财富与权力自然共存。各方面都乐善好施，从不拒绝向需要帮助的人施以援手；永远乐意满足祈求帮助的愿望，而不管这个人的出身如何；以最慷慨的方式提供最重要的服务。通过这些方式，这个家族的五个分支获得了应有的荣耀和支持，这些并不是通过精心计算来实现的，而且出于自然的善心和仁慈。

当然，这些评价自身带着一种微弱的标准化特质，即从远古时代开始，雇佣文人就一直以这种“谄媚的”笔触来刻画钱的“主人”。私下里，根茨其实很矛盾，他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一次评价与词条恰好相反。（1818年，他的朋友亚当&#8226;穆勒写的一篇有关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文章提出了一些想法，根茨针对这些想法作出了评价。）他赞成穆勒的说法，即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拥有自身特质的特有物种”，准确一点说，他们是“普通、无知的犹太人，他们做生意的方式颇为自然（也就是说，全凭直觉），对事物间的联系没有更深入的想法”。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具备了非凡的直觉，使得他们通常能够选择正确的东西或在两个正确的东西中选择更好的一个”。他们庞大的财富“全部是直觉的产物，人们习惯称之为运气”。在他去世后出版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传记性注释》的一章里，根茨以马基雅弗利式的Machiavellian，意即狡猾的。——译者注语调详尽地描述了能力（品德）与环境（运气）之间的关系。

有一个事实，它尽管并不新鲜，但通常被人们所误解。“运气”这个词通常被用在描述名人或著名家族的历史中，而如果我们将其与个人或情感因素割裂开，那么它就会失去所有的含义。在人的一生中，运气在一些环境和事件中或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它并?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唯一因素。但是，持续的成功和经常性的失败通常可归结于受人赞美的个人品德或遭人谴责的自身过失或缺点。无论如何，最优秀的个人品质有时可能需要特定的环境或通过世界性的事件来“开花结果”。也正是这样，我们看到了开疆拓土的帝王为自己争得了王冠，看到了罗斯柴尔德成为伟大的家族。

布罗克豪斯出版社出版的《百科全书》的读者，也会将这些看做某种谄媚的词句。但实际上，根茨的编辑在脚注中插入的一句话给我们提供了一段具体的、未公开过的故事，而这段故事恰好能够明确地表明根茨所说的品德与运气的关系：

1806年，当法国军队逼近黑森时，其统治者选帝侯威廉仓皇逃命，他的巨额私人财产眼看就要成为拿破仑的战利品。迈耶&#8226;阿姆谢尔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机智，保住了威廉大部分财产，并一直周全地照应着它们。

在1836年的版本中，这个故事的细节更为丰满。此时，故事是这样的：

选帝侯将保全自己财产的希望寄托在罗斯柴尔德身上，财产总值高达数百万古尔登gulden，古金币。——译者注。为了不负重托，罗斯柴尔德只有通过牺牲自己的财产并冒一定的风险保住这笔财产。外界所知的事实是罗斯柴尔德所有的财产均被法国人劫掠一空，这也让流亡的选帝侯认为自己的财产也已化为乌有。实际上，当他向罗斯柴尔德询问自己的财产时，他甚至都没估算过自己财产的价值。

但是他低估了品德高尚的迈耶&#8226;阿姆谢尔：

当局势再次平息后，罗斯柴尔德立刻用手里的财产重新开业，当选帝侯于1813年回到故土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立刻归还了他当年托付的所有资产，而且他们还以收到财产的日期算起，向他支付了利息。选帝侯被如此诚实、守信的举动惊呆了，他将自己所有的资产在罗斯柴尔德公司中继续存放了好几年，并拒绝接受前几年的利息，利息自他归国时算起，而且他将利率定得非常低。通过将罗斯柴尔德家族介绍给别人，尤其在维也纳议会中，选帝侯也帮助这个家族扩大了他们的关系网络。

前言 现实与神话（6）

这也是“（迈耶&#8226;阿姆谢尔的）生意取得重要进展的决定性因素”。金融史上几乎没有什么故事被反复传颂，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则通过口口相传，将自己的家族故事传播开来。1834年，内森在餐桌上，向英国自由党首相托马斯&#8226;福韦尔&#8226;巴克斯顿讲述了一个删节本的家族起源故事；卡尔&#8226;冯&#8226;罗斯柴尔德则阅读了布罗克豪斯出版社1836年版《百科全书》，而且词条的内容可能还由他儿子的导师施莱默博士进行了扩充；这个故事甚至还是莫里茨&#8226;丹尼尔&#8226;奥本海姆两幅小型画作的主题，1861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委托奥本海姆绘制了这两幅画。

不过，根茨并没有将选帝侯财富的故事刻画成罗斯柴尔德家族后来成功的核心要素：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成功）的经营方法还有一些别的见解。“所有重大交易中的成功，”他说，“并非纯粹依赖于选择和对有利时机的利用，更多的是靠利用谨慎选择的基本箴言。”除了他们“精明的管理和有利的周围环境”，帮助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绝大部分成功的还有一些“原则”。其中一条是：

五兄弟需在利益互通的氛围中开展自己的联合业务……任何动议，无论它来自哪个人，都需要经过集体讨论；每项业务活动，即使无足轻重，都必须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实施，并且需要每个人都出力参与；每项业务的成果由五兄弟平分。

在选帝侯的财富故事中，选帝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兄弟般的故事情节似乎正是受到了罗斯柴尔德五兄弟彼此关系的启发。1817年（即在奥地利国王授予他们爵位之后），他们公布了自己的家族盾徽，其中一个图案是一只手臂握着五支箭，象征着五兄弟的团结——N&#8226;M&#8226;罗斯柴尔德公司至今仍在其信纸上印有这个徽章。五兄弟后来采用的箴言——“和睦，团结，勤勉”——更精确地描述了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中罗列的品德。

根茨是众多作家中第一个用非常友好的（如果不是阿谀奉承的话）笔调描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而有关这个家族的更富感情色彩的故事能够在本杰明&#8226;迪斯雷利的小说中找到，他对这个家族非常熟悉（而且与根茨一样，对他们的财富也甚有兴趣）。例如，在迪斯雷利的《科宁斯比》（Coningsby，1844年）一书中，主角西多尼亚与列昂内尔&#8226;德&#8226;罗斯柴尔德非常像（尽管并非完全一致）。书中，西多尼亚的父亲在半岛战争中挣了一笔钱，然后他“决定移民英国，也将自己数年中形成的商界网络带去了哪里。他在巴黎恢复平静后抵达英国，一同抵达的还有他的巨额资产。他将所有的资金押在了滑铁卢贷款上，而这次战役让他变成欧洲最大的资本家之一”。战争结束后，他和他的弟兄们将自己的钱借给了欧洲诸国，他也因此“变成了世界资本市场的主人和大师”。年轻的西多尼亚也具备了作为银行家的一切技巧：他是一个善于社交的数学家，并且“娴熟地掌握了主要的欧洲语言”。在《坦克雷德》（Tancred，1847年）一书中，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人物为原型的犹太女孩埃娃问：“谁是巴黎最富有的人？”坦克雷德回答说：“我认为是伦敦最富有的那个人的兄弟。”当然，他们和埃娃拥有一样的“种族和信仰”。显然，迪斯雷利以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为原型的书中人物，经常充当了作者的传声筒，反映了迪斯雷利对犹太人在现代社会中所处地位的看法。我们不能将小说中的人物看做是“活生生”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不过，这些“模特儿”在书中留下了无数可以追寻的踪迹，也使得这些小说具备了历史学家梦寐以求的真实价值。

其他“正面的”小说式表述则不具备同样的重要性。比如，19世纪50年代，奥地利的一部小说将萨洛蒙&#8226;冯&#8226;罗斯柴尔德刻画成了维也纳版的“圣诞老人”。他非常仁慈地帮助一个木匠的女儿达成了自己的心愿，这个女孩希望嫁给她那富翁父亲的学徒，这个学徒天资聪明但家境贫寒。另一个相似的故事是奥斯卡&#8226;王尔德的短篇小说《穷模特儿与百万富翁，钦佩的注解》（1887年），故事描述了一个落魄的富家公子在一个名为“豪斯贝格男爵”的富翁的慷慨相助下，最终娶回了自己心爱的姑娘。在此类虚构故事中，以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为原型的主角通常被刻画成慷慨大方的救世主，这在20世纪有关这个家族的一些流行小说中也能见到，尤其是巴拉、罗斯、莫顿、考尔斯以及威尔逊的著作中更是常见。这类作品有意识的（有时让人生腻的）正面腔调甚至从其书名中就能看出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罗曼史》、《伟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个家族的画像》、《财富家族》以及《财富与权力的故事》。1969年上演的描写迈耶&#8226;阿姆谢尔和5个儿子的音乐剧间接地反映了这种阿谀风格的延续。在这些作品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早期的历史被描述成善良的犹太男孩反抗掠夺的故事，最终堕落成了南德意志版的《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些就是：庸俗。

不过，这种正面的描述在“罗斯柴尔德神话”中只占据了一小部分。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作家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功至少部分地归结为他们的高尚品德，就会有2～3个作家持相反的观点。

前言 现实与神话（7）

最初的时候，即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攻击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不像后来那么容易，尤其是在德国；弗里德里希&#8226;根茨为他的“朋友”做的另外一件事便是向诸如《汇报》这样的报社下达指令：不准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即使是在1843年，激进共和党人弗里德里希&#8226;施泰因曼仍然发现，找不到一家出版社来出版他的历史学著作《罗斯柴尔德家族，它的历史和交易》，因为这本书中描写的细节众多而且充斥着批评词句，又过了15年，它才得以问世。允许出版的最大尺度题材是1826年德国经济学家、记者弗里德里希&#8226;李斯特撰写的软性文章，他当时报道了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的一起偷窃案，在其中他有些“多余地”将詹姆斯&#8226;德&#8226;罗斯柴尔德形容成“万能的上帝和大师，掌握着东半球所有铸成钱币的白银和黄金，国王和帝王们需要谦卑地从他的钱箱里借钱，他是万能之王”。即使在相对自由的英格兰，早期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批评也只能以讽刺漫画的形式出现，比如克鲁克香克的《犹太人和医生》；或者在议会授予的特权保护下发表，比如1828年托马斯&#8226;邓库姆针砭时弊的发言：“一个新的、可怕的力量，直到今天仍不为欧洲所知，他是无限财富的主人，他吹嘘自己是战争与和平的决断人，而且国家信用都需要看他的脸色。”

这种方式并不罕见，在法国，最初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出版物也是以小说的形式出现的。巴尔扎克在小说《纽沁根银行》（The House of Nucingen，1837～1838年）中，讲述了一个无赖式的德国银行家的发迹史，纽沁根通过一系列的虚假破产积聚了自己的财富，迫使他的债权人接受贬值的纸币作为偿还的款项。纽沁根的蛮横、无情以及粗俗与詹姆斯&#8226;德&#8226;罗斯柴尔德有非常多的巧合之处；在另一部小说《情妇们的辉煌与哀伤》（Splendours and So rrows of Courtesans，1838～1847年）中，巴尔扎克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它不仅适用于纽沁根，按照巴尔扎克的暗示，也适用于詹姆斯：“所有迅速积聚起来的财富，要么是运气或偶然发现的产物，要么是‘合法’的偷窃。”

巴尔扎克的创作至少起到了散播作用，一则故事迅速成为反对罗斯柴尔德浪潮中最受欢迎的段子：在《纽沁根银行》中，巴尔扎克描写了纽沁根第二大商业阴谋便是利用滑铁卢战役的结果，进行大规模的投机活动。9年后这个故事在乔治斯&#8226;戴恩瓦尔的通俗小说《醒世离奇的历史：罗斯柴尔德一世，犹太人之王》（1846年）中再现，戴恩瓦尔称，凭借第一时间内得到的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的消息，内森在股票交易所通过投机捞取了大量金钱。在之后的版本中，内森被描述成目睹了战役的进行，冒着风暴，赶在威灵顿获胜的官方消息公布之前抵达伦敦，并以此将2 000万～135亿英镑的财富收入囊中。另外一些传说则称，内森贿赂了法军将领格鲁希，从而确保了威灵顿的胜利，然后在伦敦故意散播截然相反的战争消息，以便引发恐慌性的卖出浪潮。

当然，现代作家可以重新演绎有关滑铁卢战役的传说来作为内森商业嗅觉敏锐的证据之一——实际上，这似乎正是绝大多数人从奇闻轶事中推断出来的一个结论。而美国一个银行家伯纳德&#8226;巴鲁克甚至受这个传说的启发，赚到了第一笔百万美元的财富。但是，与内森同时代的许多人则认为，抢在战争结果公布之前进行巨额投机的想法让人非常震惊：实际上，这种行为当时被认为是“不道德”、“不健康的”，无论保守派还是激进派控制着股票交易所，都不喜欢看到这样的行为。在拒绝格拉德斯通授予列昂内尔&#8226;德&#8226;罗斯柴尔德爵位的请求时，维多利亚女王直截了当地问道：“是否某人拥有巨大的财富，能够与外国政府签订合约提供贷款，或成功地在股票交易所进行投机，就能申领一个英国爵位？”似乎对女王来说，“投机仍然是种赌博行为，它的规模极其巨大——而且离她乐意授勋的合法交易太远……”

当时有关滑铁卢战役的另外一种演绎则证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政治中立立场：如果拿破仑赢了，内森在英国债券上就会成为彻底的输家。一些作家将这次投机看做是内森对反法联盟积极支持的证据。法国的评论则认为，滑铁卢的故事标志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缺乏爱国热情（一时是德国人，一时又是英国人）。对此，戴恩瓦尔解释道：“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从我们的灾难中赚了一笔，但如果法国胜利了，他们就赔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拿破仑对手的财政资助，也可以被认为是他们保守政治立场的表现；他们向奥地利、普鲁士以及1815年之后波旁王族控制的法国提供贷款也可以作同样的解释。事实上，当奥地利正统王朝的激进反对派在国会中卷土重来时，罗斯柴尔德家族被冠上了“神圣同盟首要盟友”的骂名。而在德国作家路德维希&#8226;博恩看来，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国家最大的敌人。他们在破坏自由根基方面比任何人做的都多，如果他们没有向那些独裁者提供资金支持，毫无疑问，欧洲人民早享受到自由的欢乐了”。

但是，也不能轻易地坚持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政治上偏爱保守政权。早在1823年，拜伦在《唐璜》第12章问道：“谁左右着世界的平衡？谁控制了所有的议会，无论是保皇派还是自由派的议会？”答案是：“犹太人罗斯柴尔德，以及他的伙伴克里斯蒂安&#8226;巴林。”这里面关键的一点是，拜伦认为“罗斯柴尔德”对王族政权以及自由政权都拥有影响力，他的势力触角甚至伸到了拉丁美洲的共和国。即使在1830年革命之前，一些传言也已经流传开，即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仅资助王族政权，而且还有意无意地寻求属于自己的权力，这些权力能够与统治阶层和国王的权力相抗衡，甚至可以取而代之。1830年，查理十世从法国王位上被赶下台时，詹姆斯&#8226;德&#8226;罗斯柴尔德却毫发无伤，这似乎证明了新金融王朝的说法。“如果所有国王都被推翻，罗斯柴尔德家族取而代之戴上王冠，”博恩在1832年嘲讽地问道，“对全世界来说，它会不会是一个巨大的福音呢？”威廉&#8226;梅克皮斯&#8226;萨克雷戏谑地说：“内森&#8226;迈耶&#8226;罗斯柴尔德先生对待新国王，就如富家小姐对待自己的玩具娃娃一样。”海因里希&#8226;海涅形容内森坐下来就如坐在王位上一样，说话“像个国王，身边围满了官宦朝臣”。同样的观点也能在海涅的文章里看到，他当时描述了萨洛蒙举办的一个儿童化装舞会：

孩子们的着装非常可爱，他们表演的是如何贷款。他们穿得像国王，头上戴着王冠；其中一个大孩子的穿着几乎与内森&#8226;罗斯柴尔德一模一样。他表演得非常投入，双手插在裤兜里，拨弄着自己的钱，当一个小“国王”试图向他借钱时，他恶狠狠地摇头拒绝……

在另一些文章中，海涅更具体地分析了罗斯柴尔德权势自相矛盾的本质。他认为，从短期来看，这个家族充当了反动政权的“庇护人”角色，因为“革命通常是由于金钱匮乏而产生的”，而“罗斯柴尔德系统……弥补了金钱方面的不足”。但是，他也坚持认为罗斯柴尔德“系统”自身也蕴涵着可能进行的变革：

在推动革命进程方面，没有人比罗斯柴尔德家族做得更多……尽管这听起来比较奇怪。这个家族的成员都是国王的银行家，掌管国王财政的“要人”，如果欧洲帝制分崩离析，他们自身就可能被卷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但是尽管如此，他们的思想中，对自己革命任务仍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前言 现实与神话（8）

“我认为罗斯柴尔德，”海涅接着说，“是最伟大的革命者之一，是现代民主的奠基人之一”：

罗斯柴尔德通过将国家债券体系推至最高位，消灭了土地的统治地位，这样就赋予了财产与收入更多的流动性，同时也把之前土地的优势赋予了金钱。他也因此带来了一个新的权贵阶层，这是确凿的事实，但是这个阶层所依赖的一个基本要素是极不稳定的——金钱，因此绝不能像之前的权贵那样能够容忍退化和没落。

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取代了旧权贵阶层，他们还带来了一种新的拜物信仰。“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上帝，”海涅在1841年3月宣称，“而罗斯柴尔德则是他的先知。”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在开发铁路方面的成绩便是最好的证明。1843年，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财政支持、通往奥尔良和鲁昂的铁路开通时，海涅诧异地描述了这个让社会“震动”的事件，不过字里行间渗透着某种短视性的暗示。此时，从他的作品中能够发现他的一些疑虑，他暗示日益强大的“金钱统治阶层”与以前那些土地贵族在本质上有很多重合的地方。19世纪40年代，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越来越多的记者开始表现出比海涅更为明显的敌意——海涅据传受惠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而且希望将这种关系一直保持下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詹姆斯促成的连接巴黎与比利时的铁路协议遭到了“七月王朝”的猛烈抨击，而且带有非常强烈的种族色彩。阿方斯&#8226;图斯内尔的《犹太人，新时代的帝王：金融封建主义的历史》（1846年）一书主要针对的便是詹姆斯在金融方面的举措，这些举措保证了铁路协议的签署。

在某一层次上来讲，图斯内尔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认为法国铁路网应该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管理。但是，他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是“资本家”的同时，却没忘提及他们作为犹太人的种族背景——法国被“卖给了犹太人”，法国铁路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在“罗斯柴尔德男爵手里，（他是）金融之王，基督教国王授勋的犹太人”。也正是图斯内尔这本书的论点激发了诸多效仿言论。与图斯内尔相像的是，《针对罗斯柴尔德和乔治斯&#8226;戴恩韦尔》一书的匿名作者将犹太主义与资本主义画上等号：詹姆斯是“犹太人罗斯柴尔德，世界之王，因为今天整个世界都是犹太人的”。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代表了整个种族——它是一种权势的象征，这种权势已经笼罩着全欧洲”。与此同时，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方面，罗斯柴尔德家族则是“所有中产阶级以及商业阶层的典范”。此类言论之间的联系以及后来发展成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都为世人所熟知。1884年，卡尔&#8226;马克思在他著名的文章《针对犹太问题》中发表他对“真正犹太人”的看法，他所指的犹太人是指资本家，并不考虑宗教信仰背景。在1848～1849年的革命浪潮中，尽管大部分政权被短暂地推翻，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却依旧稳如泰山，这其中隐含的寓意对于马克思来说，再明显不过：“每个暴君背后都有一个犹太人，就如每个教皇背后都有一个犹太信徒一样。”

到19世纪50年代时，海涅的论断——即罗斯柴尔德某种意义上是革命的盟友，似乎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并被一种新的批判言论替代，即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是旧有体制的卫道士，还是原始资本家以及经济剥削者。19世纪40年代，更多的革命“左派”作家更倾向于将新的批判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犹太人身份等同起来——尽管这种论调从没有真正解释过为何在经济活动方面，犹太人应该拥有与异教徒不同的态度。（如果只是出于好奇和增添见识的原因需要一个更清晰的解释，说明罗斯柴尔德事业上的成功归功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与种族，我们需要再次翻翻迪斯雷利的《科宁斯比》以及《坦克雷德》。）

进一步的甄别是有可能的。在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人们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其他犹太人分离开——即上流银行，分别是以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为代表的“新兴”银行，以及以圣西蒙教派的佩雷尔兄弟为代表所创立的动产信托公司。这样一来，动产信托公司被许多作家刻画成法国财政方面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统治地位的“斗士”——即在拿破仑三世期望摆脱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方面，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权威。与大多数公开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种族言论不同的是，这次刻画的论据让人尊敬：动产信托公司今天有时仍被描绘成是一种革命性的新式银行，追求的是将工业化作为发展战略，这一点与那些“陈旧的”、以罗斯柴尔德银行为首的寄生式私人银行截然不同。但是当时许多人——最著名的是金融家胡莱斯&#8226;伊萨克&#8226;米雷利斯——有时将这种特色上的差异归结为两个家族不同的文化背景（佩雷尔家族是西班牙系犹太人，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阿什肯纳兹人，即中欧犹太人）。其他一些人则以更传统的政治术语来看待这种差异：罗斯柴尔德代表的是“金钱贵族”和“金融封建主义”，而他的对手代表的则是“金融民主”和经济界的“1789”（当年最大的事件是《人权宣言》的发表）。以这些观点来看，19世纪60年代动产信托公司的衰落似乎远不只是一个金融事件：它是第二帝国崩溃的预兆。即使在现代历史学中，詹姆斯著名的警句“国王，已是明日黄花”，也经常被引用为波拿巴政权的丧钟，以及彰显上流银行在法国优越政治地位的论断。

前言 现实与神话（9）

不过，1870年一个共和国的诞生与法国反罗斯柴尔德的文学潮流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此时，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批评声音更多的来自革命“右派”，而不是“左派”。对那些势利的学院派保守人士如龚古尔兄弟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似乎是“被放逐的国王……垂涎一切，控制着一切”。在共和的幌子下，专制主义卷土重来，不过与之前消亡的帝王和帝国版本的专制不同，这次是腐败的联合专制。1882年，联合银行倒闭，这一事件也成为另一批攻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出版物出现的导火索，联合银行的创始人尖刻地谴责了“犹太金融”和它的“政府共济会”盟友。在埃米尔&#8226;佐拉的小说《金钱》（LArgent）中，他将这起事件描述成贡德曼（以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为原型的书中人物）的一次大胜，“（他是）银行家之王，证券交易所和全世界的主宰……这个人了解所有秘密，市场涨跌依赖他的个人喜好，就如上帝摆弄电闪雷鸣一样……他是黄金之王”。但是佐拉至少承认，那些反犹太人的天主教徒曾经试图推翻贡德曼。而爱德华&#8226;德吕蒙在他的《犹太人法国》（1886年）一书中，表达了一种非常扭曲的想法，即联合银行本身也是犹太人建立起来劫掠天主教徒血汗钱的。“上帝罗斯柴尔德，”德吕蒙总结称，“是法国真正的‘主人’。”抛出类似言论的另一个人是奥古斯特&#8226;希拉克，他在《共和国的帝王们》（1883年）和《1870～1884年间的投机》（1887年）中，公开抨击共和国向“一个名叫罗斯柴尔德的国王”屈服，而且“这个国王带着一个名叫‘犹太金融’的情妇或女仆”。

这些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掌握的社会、政治权力的“论战”可能在法国出现的次数最为频繁，但在别的地方同样也不乏这样的情形。比如，在德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也遭到了许多著作的攻击，如1880年格马尼库斯出版社出版的《法兰克福犹太人和欺诈民众福利的行为》，马克斯&#8226;鲍尔粗鄙的种族主义著作《俾斯麦和罗斯柴尔德》（1891年）以及弗里德里希&#8226;冯&#8226;舍尔布1893年出版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史》。这类作品也找到了“志同道合”者，即那些排犹的“人民”党和“基督教社会”党，这些政党在德国以及奥地利的竞选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社会民主党人有时也会持有这种腔调。实际上，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影响力的思潮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学术上颇有地位的维尔纳&#8226;桑巴特也在他的《犹太人和现代资本主义》（1911年）一书中断定：“现代证券交易所是罗斯柴尔德的（也是犹太人的）。”

在英国，这方面的事例也能够找到。与欧洲大陆一样，英国“反罗斯柴尔德主义”来自于“左右”两派。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约翰&#8226;里夫斯在其《罗斯柴尔德家族：欧洲国家金融统治者》（The Rothschilds：The Financial Rulers of Nations，1887年）一书中，重现了一个经典的论断：“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归属于任何一个单一国家，他们是世界性的……也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他们准备踩着朋友和敌人积累自己的财富。”

里夫斯有关罗斯柴尔德家族掌握着国际、国内政治权力的论断并不新鲜。早在19世纪30年代，一家美国杂志就曾惊讶地说道：“没有一个内阁动议中没有他们的建议。他们非常自如地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从彼得堡到维也纳，从维也纳到巴黎，从巴黎到伦敦，从伦敦到华盛顿。”按照英国日记作家托马斯&#8226;雷克斯的说法，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欧洲至高无上的元首”。亚历山大&#8226;威尔的文章《罗斯柴尔德和欧洲金融》（1841年）在这方面渐行渐远（以下是里夫斯的译文）：

欧洲仅有的一个实权人物便是罗斯柴尔德。他身边围绕着数十个其他银行业公司；他的士兵和侍从都是赫赫有名的业界人士和商人；而他的剑则是投机。罗斯柴尔德是一个注定会出现的人物，如果没有他的出现，也会有别的某个人出现。但是，这并不是说他的出现是一个偶然事件，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必然的事件，也是1815年起主导欧洲诸国的法则带来的一个结果。罗斯柴尔德需要把这些国家变成一个“罗斯柴尔德国”，而诸国也需要罗斯柴尔德。现在，他不再需要这个国家了，但这个国家却仍然记挂着他。

1845年，一个匿名的德国漫画家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尽管更为生动），他画了一个怪诞的、名为“大水泵”的犹太人——很明显这是一个综合式的罗斯柴尔德——正以巨大的水泵驱动着全世界的金钱，它用巨大的触角控制着各国国王和大臣们，而且一直延伸到了西班牙和埃及。类似的风格也出现在威廉&#8226;马尔的画作中，1850年问世的《诱惑者》画中，“罗斯柴尔德”身边围满了欧洲国王，他们都伸出双手乞求金钱。同样，在1870年，列昂内尔在漫画《时代》中进行了类似的刻画。24年后，美国平民论者哈维将“罗斯柴尔德家族”想象成了一只巨大的黑章鱼，触须伸向全世界。法国漫画家莱昂德尔也将阿方斯&#8226;德&#8226;罗斯柴尔德描绘成了一个巨大的吸血鬼，将世界牢牢地抓在手里。

不过，最核心的问题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如何利用这种无处不在的金融霸权？它会因为病态地追逐利息和佣金让自己消亡吗？当时这个问题最常见的答案可能是，这种霸权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发动战争。早在1828年，皮克勒-穆斯考王子就曾说过，“除了罗斯柴尔德之外，当下欧洲再没有人能够制造战争”。3年后，路德维希&#8226;博恩明确地指出，罗斯柴尔德卖出奥地利政府债券，阻止了梅特涅干预意大利与比利时革命的计划。博恩还强烈地暗示，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希望法国对奥地利采取更为和平的政策。类似的言论也能从政府内部人士那里听到，比如1830年12月奥地利外交官格拉夫&#8226;普罗克施&#8226;冯&#8226;奥斯滕说：“问题的方法和罗斯柴尔德所说的话都具有决定性，而他不愿意为战争提供任何资助。”1863年的波兰危机之后，迪斯雷利称“世界和平得到了保证，不过这不是政治家的功劳，而是资本家的作用”。即使图斯内尔这样怀有敌意的作家也有相同的看法：“犹太人投机和平，这种行为还在增多，这也解释了为何欧洲的和平已经持续了15年的原因。”后来的作家们也不时地会发出此类言论。希拉克大略地引述罗斯柴尔德家族某位成员的说法：“不会有战争出现的，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希望它发生。”根据莫顿的说法，迈耶&#8226;阿姆谢尔的5个儿子是“有史以来最不好战的和平主义者。”几乎所有作家都没有遗漏有关居特林&#8226;罗斯柴尔德的逸闻：“不会爆发战争的，因为我的儿子们不会提供资金。”

对于现代读者来说，避免战争是件好事，这也是不言自明的；即使我们怀疑银行家是否有能力来做到这一点。不过，在那个以军事冲突为潮流的年代里——以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为起点，法国普鲁士战争（1870～1871年）为终点——经常有人怀疑罗斯柴尔德家族寻求维系和平的动机。意大利统一战争期间——这些战争被认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想竭力避免的——沙夫茨伯里伯爵发现了一个“奇怪、让人心惊、羞愧的”事实，即“这个国家的命运只是一个异教徒犹太人的娱乐活动”！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纽约的代理人奥古斯特&#8226;贝尔蒙特在美国“南北战争”中遭到了北方广泛的抨击，因为他希望与南方媾和，并且支持提名乔治&#8226;麦克莱伦将军为1864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与这些情形类似的是，普鲁士政府也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避免战争所做的努力感到苦恼，因为当时俾斯麦非常期望借助战争实现“统一”。类似这样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平主义”行为的言论也能在有关大国外交和政治的报道中被找到，这方面的报道多出现在世纪交替前后。举一个批评最为苛刻的例子，《泰晤士报》外交报道编辑亨利&#8226;威克汉姆&#8226;斯蒂德认为内森努力阻止1914年德国与英国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是“一个肮脏的德国犹太国际金融图谋，企图恐吓我们，让我们保持中立”。

前言 现实与神话（10）

另外一些评论家——“左右”两派都有——则经常持相反的观点：罗斯柴尔德家族积极地煽动战争。1891年，《工党领袖》抨击罗斯柴尔德家族是：

嗜血的一家人，他们是这个世纪中欧洲数不清的灾难和悲伤的源头，通过挑起各国之间的战争聚积起巨额财富，而这些国家之间本不会反目成仇。无论欧洲哪里出现问题，无论哪里出现战争以及人们担心动荡的言论出现，你几乎一定能看到一个长着鹰钩鼻子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在动荡区域的附近出没，玩弄着他的把戏。

“左倾”自由党人约翰&#8226;阿特金森&#8226;霍布森以更为精确的方式阐述了这一论点，与同时代许多激进作家一样，他在其经典著作《帝国主义研究》（Imperialism：A Study，1902年）中，认为布尔战争是由“一小撮国际金融家”引发的，这些人“从所在地域来讲是德国人，而从种族背景来讲则是犹太人”。在他看来，罗斯柴尔德家族是这个小团体的核心：“有人认真地考虑过，”他在《帝国主义研究》中问道，“如果罗斯柴尔德银行和它的关联机构持反对态度，欧洲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发动一场大战吗？或者说任何一笔巨额国家贷款能到位吗？”舍尔布从一个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角度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在其《历史》（History）中，他说：“罗斯柴尔德银行从各国之间的龃龉中崛起，在战争中变得富有强大，各个国家和人民的不幸恰恰是他们的财富来源。”

战争还是和平？不过，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罗斯柴尔德家族将自己的金融权势当做了提升犹太人利益的工具。对欧洲的贫穷犹太人来说，内森&#8226;罗斯柴尔德超乎寻常的发迹故事有着神秘的重要意义——“希伯来护身符”的传说似乎得到印证，它被认为是内森好运的神奇来源，也将内森与犹太传说联系在了一起。这个非同寻常的故事——其中一个版本在内森去世4年后，由一个匿名作者在伦敦出版——想象内森的成功根源是他拥有一个神奇的护身符。实际上他的财富还有一个更高远的用途：“为以色列王国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复仇”，“重建犹太王国——重建神塔耶路撒冷！”并“恢复我们古老种族的聚居地”。

有关罗斯柴尔德希望为犹太人讨回圣地的说法见诸多个场合，经常被人们以更为认真的方式谈论着。早在1830年，一家美国报纸就暗示，“土耳其国王财政上的窘迫”可能会使得他将耶路撒冷卖给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社会主义者夏尔&#8226;傅立叶在他的《虚假工业》（The False Industry，1836年）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1851年迪斯雷利也谈到犹太人在罗斯柴尔德金钱的资助下正在“重建他们自己的土地”。与此类似的想法还存在于栅栏区流行的故事里，比如“恺撒在罗斯柴尔德城堡里”。

另外一个可能性（同样在这个故事里提出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可能利用其金融实力迫使沙皇停止迫害俄罗斯犹太人。这也刻画出了东欧犹太人在整个19世纪中面对的一个抉择：是要移居到某个边远的划定地区，还是留下来通过法律争取平等权益？在19世纪早期，西欧犹太人也曾面临同样的两难处境。意味深长的是，《希伯来护身符》（Hebrew Talisman）的作者在故事末尾指责内森更乐意在英国享受社会同化的安逸，而不愿承担神圣任务的辛劳。实际上，作者声称，内森的死就是因为他决定在英国寻求政治解放——并为自己争取一个贵族地位——而不是继续为重掌耶路撒冷而拼搏。

前言 现实与神话（11）

罗斯柴尔德家族面对的核心两难处境已经显现了出来：由于他们的巨额财富，其他犹太人在争取合法的公民和政治权益时，便会将他们看做是领导者。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领导地位在非常早的时候便已经出现了，迈耶&#8226;阿姆谢尔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便开始为法兰克福犹太人争取公民权益，他的孙子列昂内尔沿着他的脚步，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为英国犹太人进入议会铺平了道路。这是非常适合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战略，使得他们能够追求自己的家庭目标：融入社会，跻身于精英阶层而无须改变自己的犹太教信仰，也使得他们能够为“共同信仰”的族人做一些善事，同时从其他犹太人那里收获近乎皇族地位的认同。不过，罗斯柴尔德家族越是将追求解放作为一个国际目标——代表叙利亚、罗马尼亚和俄罗斯的犹太社区以及他们所在国的犹太人介入——他们越能激起更多的排犹言论，这些言论认为犹太人是一个世界性种族，没有真正的国家归属感。与此同时，那些对融入社会感到无望的犹太人开始发出回归圣地的呼声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更为尴尬，他们无意放弃自己奢华的城市和乡村府宅前往贫瘠的巴勒斯坦。而这恰恰是他们的排犹敌人所希望的。19世纪40年和90年代，怀有敌意的漫画描述：罗斯柴尔德家族跟随离开德国前往圣地的犹太人流——尽管坐的是头等舱，但是还是离开了。在评价列昂内尔争取议会席位的运动时，托马斯&#8226;卡莱尔问道：“一个纯正的犹太人如何试图成为一个议员，或者成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呢？除了在可怜的巴勒斯坦，他才能这样做，因为他所有的思绪、步伐以及努力都指向那里。”

这也是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广为流传的想法（尽管不是其常用的语言），如特奥多尔&#8226;赫茨尔认为，对犹太人来说，“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离开欧洲，建立自己的“犹太国”。赫茨尔发起了一系列的努力试图赢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会利用庞大的资本来回应排犹行动。但是他准备提交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委员会”的66页演讲稿却一直未递送出去，就如他在第一次遭到断然拒绝后得出结论称，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粗俗、高傲而且自私自利”。他后来宣称，罗斯柴尔德家族“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国家的不幸”，他甚至威胁说，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反对他的话，他将“扫除”他们或“对其发动毫不留情的运动”。

如果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世纪90年代使用这样的语言，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活跃在战败的中欧诸国的排犹分子使用同样的言辞也就不奇怪了，尽管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实际上，早期国家“社会党”人或“人民”党人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宣传，最为有趣的一点就是非常缺乏创意。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迪特里希&#8226;埃卡特在1919年对“所有劳动阶层”发表的演讲：

罗斯柴尔德银行拥有400亿美元的资产……他们只需要管理自己的财富，只需要看着它得到妥善的处置，他们无须工作，至少不用从事我们所理解的工作。但是谁给他们以及与他们类似的人如此巨额的金钱呢……是谁？是你，不是别人就是你！这是确切无误的，那是你的钱，是你辛辛苦苦挣到的血汗钱，但却鬼使神差地跑到了这些贪得无厌的人的保险箱里。

这与19世纪40年代后法国、德国的激进分子一直鼓吹的言论没有什么不同。另外一个早期国家社会党人将罗斯柴尔德家族描述成是“犹太人问题”的典型，他呼吁解决这些问题，这个人便是阿道夫&#8226;希特勒。1921年5月，在纳粹报纸《民族观察员》（Volkische Beobachter）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希特勒将罗斯柴尔德家族视为犹太资本家团体中的一员，这些资本家控制了社会主义派别的媒体。1922年，他至少在两次演讲中提到了同一个问题，“（我们要弄清楚两种人之间的）重要区别，即伟人的业绩和罗斯柴尔德成员的贪婪。诸如阿尔弗雷德&#8226;克虏伯这样的人，通过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以倡导者的角色，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巨额的国家财富；而罗斯柴尔德家族资助了战争、革命，并通过贷款把人们变成了利息的奴仆。”阿尔弗雷德&#8226;罗森堡在他的《20世纪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希特勒在演讲中用了过去时态并非偶然，因为到20世纪20年代时，在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已不复存在，而且剩余的三家分行，即伦敦、巴黎和维也纳罗斯柴尔德银行也不再扮演德国经济的重要角色。不过这并没有阻止纳粹党人上台之后，一再利用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排犹宣传的一个主题：古老的传说再次传开，并且添油加醋地刻画了希特勒极为憎恶的各种族人物。例如，埃伯哈德&#8226;穆勒的话剧《罗斯柴尔德赢得滑铁卢战役》（Rothschild Wins at Waterloo，1936年）描绘了内森站在战场上，高声吟唱：“我的金钱无所不在，我的钱是友好的。它是世界上最友好的一支力量，它肥硕，圆得像颗子弹，还带着笑容。”“我的祖国是伦敦证券交易所。”“英国的财富都掌握在我的手里。”1938年5月，尤利乌斯&#8226;施特赖歇尔“反犹展览”赴维也纳展出时，与穆勒类似的论调再次出现，因为施特赖歇尔为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展品专门开辟了一个房间。后来在法兰克福展出时，还展出了一份伪造的“信笺复印件”，信笺是迈耶&#8226;阿姆谢尔寄给“一位英国银行家的”，内容似乎解释了老迈耶“如何计划将5个儿子派到欧洲各地，以控制所有异教徒的商业和金融”。

纳粹党人反对罗斯柴尔德宣传的高潮出现在1940年7月，当时埃里克&#8226;沃斯齐内克的电影《罗斯柴尔德家族》（Die Rothschilds）首次上映；一年后，经过进一步剪辑的版本上映，电影名加了一个副题：滑铁卢的红利。这是为蛊惑德国民众更为残酷地反对犹太人所拍摄的三部影片之一：其余两部是《一个犹太人的故事》以及臭名昭著的“纪录片”《外部的犹太人》（Der ewige Jude）。不过，在那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年代里，滑铁卢战役的传说给纳粹宣传部带来了不少难题，即对英国采取怎样的“正确路线”。电影中，一些英国角色（威灵顿以及“财政大臣”赫里斯）被刻画成贪污腐败、道德沦丧的形象，其他人——尤其是银行家“特纳”和他的爱尔兰妻子——则得到了同情，因为他们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阴谋的受害者。但是，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刻画则毫不含糊，盟军战后公布的纳粹电影脚本显示：

1806年，黑森公爵为逃避拿破仑的劫掠，将自己600万英镑的财产托付给了某人保管。他将自己的钱存在一个犹太银行家，即法兰克福的迈耶&#8226;阿姆谢尔&#8226;罗斯柴尔德那里。对公爵财产的挪用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兴起的基础。阿姆谢尔&#8226;罗斯柴尔德将钱寄给了儿子内森，当时内森并未被其竞争对手所重视。但是内森毫不留情地打败了所有对手，通过巴黎兄弟的帮助，内森在西班牙将钱送给了威灵顿——内森是第一个接到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脱消息的人，而且也是唯一以全部身家押注奥尔良的路易——将复辟的人。他当时成了一个笑话——没人认真地对待他，除了他的犹太雇员以及英国的财政大臣。威灵顿“勋爵”再次被派去与拿破仑作战。他几乎没有时间来进行战前准备——女人们让他分身乏术！不过他仍有足够的时间与罗斯柴尔德达成协议（就如富歇在巴黎所做的一样），罗斯柴尔德向威灵顿暗示，如果自己是第一个知道战争结果的人，那么威灵顿将得到丰厚的报酬。当罗斯柴尔德获悉拿破仑战败的消息后，他却散布了英国战败的消息。一场恐慌随即而至——每个人都卖出了政府债券——罗斯柴尔德则全部吃进。穷人们亏了大笔的钱；为数不多的体面而富有的英国人（其中被刻画得极为体面，因为他娶了一个爱尔兰妻子）输得倾家荡产。犹太人欺骗了全英国——欺骗了纳粹德国与之作战的所有地方。

前言 现实与神话（12）

纳粹排犹的所有主题全部呈现在这里。犹太人对他们所在的国家都没有归属感，他们只希望从其他人的痛苦中攫取利润：“你只有蹚着大量鲜血才能挣到大笔的钱！”迈耶&#8226;阿姆谢尔对内森说道。在他们的带领下，“全球犹太人”进行了“庞大的投机活动”，与此同时，“士兵们却在战场上流血身亡”。犹太人外形上与众不同，让人厌恶：迈耶&#8226;阿姆谢尔穿着土耳其长衫，卷头发；他的儿子则对一个北欧血统对手的妻子产生了兴趣——这是典型的戈培尔式电影。尽管纳粹宣传部似乎并不满意这部影片，它仍然获得了相对成功：在其首次在柏林及其周边地区上映时，秘密警察的报告里充满了喜悦；这部影片在被占领的法国也吸引了大量观众。当1945年1月一个英国战俘翻阅一份德国报纸时，他在封面看到了这个让他感到非常惊奇的故事，并将它翻译成英语，在战争结束后带回了英国。

将沃斯齐内克的电影与它的美国前辈以及人物原型进行比较是有教育意义的。达里尔&#8226;扎纳克1934年执导了影片《罗斯柴尔德家族》（The House of Rothschild），由乔治&#8226;阿利斯主演，他同时扮演了迈耶&#8226;阿姆谢尔和内森这两个角色。在这部影片中，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刻画赋予了更多的同情：他们从贫穷到富有的崛起历程是另一个版本的《美国梦》（更为圆满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女孩还与传达滑铁卢胜利消息的英国军官产生了浪漫的爱情），与此同时，电影也讲述了他们面临的障碍——残暴的普鲁士大臣巴龙&#8226;勒德朗茨（鲍里斯&#8226;卡洛夫饰）以及法兰克福横行的暴徒——暗示当时德国的局势发展状况。当然，即使美国版本的罗斯柴尔德故事，大部分也是神话，大部分可以用一种不被同情的方式来讲述。迈耶&#8226;阿姆谢尔可能是一个可爱的老头，眼里闪着光，受孩子们爱戴，但是他仍旧是那个希望控制世界的人。实际上，这两部电影像是彼此的镜子。在沃斯齐内克的版本中，内森画了一幅欧洲地图以显示罗斯柴尔德的力量中心，以及一棵家谱树，当这棵家谱树的分支连接起来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大卫王星Star of David，即犹太教的六芒星。——译者注，这颗闪耀的大卫王星接着叠加到一幅英国地图上，同时打出字幕：“当这部电影放映完毕时，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后一些成员将作为难民离开欧洲，逃到他们的盟友英国那里去。反对英国富豪统治集团的战斗仍在继续！”扎纳克的电影运用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画面：临终前，迈耶&#8226;阿姆谢尔让守在床边的5个儿子分散到欧洲各个城市去。随后用一幅地图描述了出来，大卫王星再次叠加出现。电影结尾重点关注了纳粹排犹政策以及1818年德国爆发的迫害法兰克福犹太人的暴乱事件，将两者联系在了一起。从本质上讲，两部电影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尽管两者的道德指向截然相反。

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早期历史截然相反的电影描述反映了一种更为普遍的模糊性。因为人们存在着一种感觉，认为所有罗斯柴尔德传说都能被认为是一个简单的神话——一个有关巨额财富的神话；一个有关昙花一现的上层社会地位的神话；一个有关无限政治和外交权势的神话；一个有关谜一样的最后目标的神话，这个目标与这个家族的宗教信仰交织在一起。通常，这个神话被一种较为鄙视的口吻讲述着：财富来路不明，社会地位的争取并不成功，权势建立在腐败之上，家族目标也是邪恶的。但是它同样也能用好莱坞的方式来讲述，那是一个有关超乎寻常的经济成就、社会成功、合法权利以及道德收尾的故事。当然，纳粹用来宣传的其他一些主题后来遭到了禁止——在一些国家甚至是非法的。但是有关罗斯柴尔德家族神话的两面性状况似乎使得这个神话不停地被复制、修改。这一点在法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小炮》杂志于1951年出版的部分特刊毫无疑问是排犹的，重新刊登了19世纪激进和右翼文学作品中的故事（以及漫画），但是杂志刊登的其他“贵族”并不是犹太人，所有文章的语调也是相对温和的。正如科斯东以及佩尔菲特这样的作家所做的工作表明，在第四共和国的大环境中，只要稍微改变一下语调，重新出版“统治法国的200个家族”这样的古老传说，而不用再作其他调整也是有可能的。尤为明显的是，当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主管乔治&#8226;蓬皮杜于1962年出任总理时（他于1969年获任总统），讽刺性周刊《鸭鸣报》简略地评论道：“RF=法国共和国＝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不过，有关罗斯柴尔德神话的类似评论也能从英国媒体那里听到。一些怀有敌意的推论不时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作出这些推论的背景是当时许多保守党政治家在从政之前或卸任之后，都在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里任职，而这个时期，这家公司恰好在处理许多重要的私有化项目。实际上，工党影子内阁首相罗伊&#8226;哈特斯利在罗斯柴尔德公司第一次私有化行动之后，甚至断定“保守党收到的政治捐款与（公司）从政府那里得到的业务之间有关联”——他后来被迫收回了这一论断。

在极端主义的立场上传播罗斯柴尔德神话这方面，没有别的作品比戴维&#8226;艾克的作品更明显了；艾克之前曾是环保主义者，后来转变成“新世纪”的福音传道者。按照他的说法，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全球精英协会或兄弟会”的成员——也被称做“透视眼祭仪”和“监狱看门人”——这个组织秘密地统治着全世界。从迈耶&#8226;阿姆谢尔那时起，他们就已经“控制政府，通过兄弟会网络制造战争和革命”。他们是控制其他著名银行，比如瓦尔堡银行、施罗德银行以及拉扎德银行的幕后力量，同时也是美国金融公司背后的“推手”，如摩根大通、洛克菲勒、库恩、洛布公司（“明显的罗斯柴尔德门面公司”）、斯派尔以及雷曼公司——更不用说英格兰银行以及联邦储备系统了。通过这个全球网络，他们还制造了许多其他重大事件：刺杀亚伯拉罕&#8226;林肯、布尔战争、以色列建国（控制中东石油的一着开局妙棋）、俄国革命（这是主要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的全球精英协会美国分会发动的一场阴谋）、资助希特勒，甚至还有尼克松总统浮动美元的举措。艾克断定，他们和他们在保守党以及媒体中的朋友现在正在谋划垄断世界能源供应——巩固他们在电力、煤炭以及天然气私有化方面的利益。

在互联网上粗略地搜索一下，就能发现大量类似的怪诞阴谋理论。唐&#8226;艾伦的“企业和银行业影响力研究”一文，主要内容便是向我们展示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英格兰银行以及联邦储备局之间的“线性联络”。詹姆斯&#8226;多尔蒂撰写的英格兰《每周研究》则声称已确定“世界上的‘金钱卡特尔’或‘伦敦市的帝王’通过英格兰银行的传奇银行家来争取‘皇冠’，这些银行家包括瓦尔堡、罗斯柴尔德和巴林三大家族”。《美国圣经》则提供了有关艾克&#8226;罗斯柴尔德支持社会主义理论的更详细版本，这一举动的“唯一目的”就是“确保对远东地区富饶的自然资源的长久控制”。舍曼&#8226;H&#8226;斯科尔尼克的《阴谋国家》一文也提出了类似的理论，他重申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策划刺杀了林肯总统”，因为他的“战后政策可能会危及他们的商品投机活动”。斯科尔尼克还再次提到“罗斯柴尔德家族资助了希特勒的崛起，将其作为对抗苏联的桥头堡”，还增加了一些相关“解释”，即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天主教教会暗中联系，并与黑手党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有瓜葛，并且与亲纳粹的梵蒂冈银行来往密切。

这些怪诞的理论不仅仅存在于网络之中。电视上的传道者以及共和党政客帕特&#8226;罗伯逊在他的《新世界秩序》（1991年）一书中声称，罗斯柴尔德家族“被共济会的神秘主义所毒害”，而“联邦储备系统之父保罗&#8226;沃伯格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代理人”。哈立德&#8226;穆罕默德则从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出发，重申“罗斯柴尔德家族……资助了希特勒”，并且是希特勒排犹政策的“帮凶”；以及——这无须多说——“控制”了英格兰银行和联邦储备系统。哈立德&#8226;穆罕默德是路易斯&#8226;法拉罕的前助手，后者是一个激进派团体“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非洲裔美国人）。一部严肃的银行业历史可能被认为应该避免参照这些荒谬的言论。但是如果某个人故作轻松地假装这类神话并不存在，那么也就不可能有阅读这个主题的学术性历史的需要。

前言 现实与神话（13）

Ⅳ

这本书的一部分目的是用历史事实去除罗斯柴尔德的神秘光环，这些事实只能在现存的记录证据中重新构建。可能你会质疑，这样的事情为何以前没有做过；为何只有一小部分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书籍据称是基于严肃的档案材料写就的。当然，部分答案是这个富有而又成功的家族雇用了不少作家，这些作家重新润色已经成文的神话以及逸闻就能够赚钱。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接触到相关记录材料并不容易，这点一直到最近也是一样。不幸的是，法兰克福银行的大量档案文件——其中还包括那不勒斯分行的记录文件——大部分在1912年遭到严重破坏，只有一小部分早期历史记录因为寄往巴黎而幸免于难。维也纳分行的部分档案文件在1938年被纳粹德国掠走，战争结束时，这些文件连同德国占领期间被捕的罗斯柴尔德家人的一些文件被前苏联截获。这些材料作为克格勃冷战期间的“战利品”深藏在莫斯科，只在1990年于历史文件保护中心向外部研究人员开放过。当康特&#8226;科尔蒂1927～1928年期间写作他的两卷有关罗斯柴尔德家族“崛起”和“霸权”的书籍时，他主要依靠的只有奥地利官方档案文件以及已经出版的报道、19世纪政治家的回忆录以及日记。伦敦分行的档案文件1978年之前一直不对学者开放，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以及“圈内”人士，如卢西恩&#8226;沃尔夫利用那些文档写出了众多重要论文。

另一方面，法国分行的档案文件随着罗斯柴尔德银行在1981年收归国有而成为国立档案馆的藏品，这些文件也是贝特朗&#8226;吉勒不朽著作的资料来源，他的两卷书籍于19世纪60年代出版。但是自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放松限制以后，宝贵的历史材料在巴黎和伦敦都已能够接触到，所以真正严谨的研究是多么稀有就非常明显了。一部主要关于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社会和政治史以及几篇主题非常狭窄的文章和论文，对于如此重要——实际上，从许多方面来说是绝无仅有的——文献收藏来说，成果相对少了些。即使一些文章结集出版，以配合1944～1945年在法兰克福犹太人博物馆成功举行的展览，其中基于最新档案研究的文章依旧相对较少。到目前为止，只有波林&#8226;普雷沃斯特-马西亚西有关罗斯柴尔德家族结构的著作利用了伦敦、巴黎和莫斯科馆藏的罗斯柴尔德文献。

此外，这种相对缺乏学术研究的现象还有一个进一步的解释，就是如此多的材料很难驾驭。档案文件的数量是极为庞大的。“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都是写信成癖的人，”夏洛特&#8226;罗斯柴尔德1874年给孩子们的信中写道，“如果不写信和收到信件，我们就活不下去了。”这是再真实不过的情节。伦敦档案文件中最重要的信件就是所谓的“私人信件”（XI/109系列），都是银行合伙人之间的信件，它跨越的时间为1812～1898年。所有信件装满了135个箱子。这些信件的内容，我在文中大概引用了5 000封。（为表明这一系列信件的相对重要性，我给大家列个数字，即我和我的研究人员从档案文件中完全或部分摘译的信件约有13 000封。）这种私人——指信件只有合伙人以及他们偶尔用到的书记员才能看到，当然也会有一些例外情况——之间的通信频率多种多样，根据业务量、政治消息、各分行的合伙人数量以及一年中时间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有时，巴黎的合伙人在平静的一周里只寄出两三封信；但在活动高峰期，3个合伙人一天内就可能写一到两封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848年3月，伦敦合伙人至少接到了欧洲大陆合伙人的6封重要的私人信件。这些信件内容通常十分冗长，尤其合伙人制度建立初期，阿姆谢尔和萨洛蒙通常会给兄弟们寄五六封信，信里掺杂了政治消息、金融信息、业务咨询和答案，以及家庭琐事和个人抱怨等。这些信件，可以这么说，就是19世纪相互联系的“电话”，信件包含了今天的生意人很少写到纸上的信息。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通讯方式按照19世纪的标准来衡量也不是典型的。首先，由于他们的合伙人所处的地区并不非常分散，如果罗斯柴尔德对手中的较少数人也以这种方式定期进行联络，那么在其他银行业档案文件中就不可能找不到类似的系列信件。第二，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的联络超乎寻常，他们信件中包含的政治情报通常具有极高的价值。当詹姆斯在19世纪40年代说，他“每天”都能够见到路易&#8226;菲利普国王并非夸大其词，政治危机期间，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他写给伦敦的信——我利用得最为充分的信件系列——是19世纪金融和外交史最重要的宝贵资源之一。

只有两个方面的因素让人感到遗憾。1854～1860年间的“XI/109信件”系列出现了大量的、难以解释的缺失，另外1879年之后信件量逐渐减少（尽管“XI/109”系列中巴黎方面寄出的信件一直持续到1914年）。更为严重的是，所有伦敦合伙人寄出信件的备份均在继任高级合伙人的要求下销毁。剩下来的就是8箱1906～1914年之间的信件。因此，我们只看到一点点内森所写的宝贵信件，与他兄弟数千封的信件相比，数量极少；他的长子列昂内尔的信件也只剩下了让人沮丧的几封；而他孙子在1906年写的书信几乎一封都没存下来。应该说明的是，合伙人所写的与业务无关的信件更是鲜有保存；实际上，第一位罗斯柴尔德勋爵坚持要求，他死后所有私人信件必须烧毁（尽管我在许多政治家的档案文件中找到许多他写给其他人的信）。如果有时你觉得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的历史似乎是按照他们在欧洲大陆的亲属的观点撰写的，这也是因为这种不对称的信息源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幸运的是，内森的儿子们（尤其是纳特）在欧洲大陆度过了大量时光，他们写给“家”里父母和兄弟的信件被保存了下来，但是这其中不包括从伦敦发出的信件。与这些家庭信件相比，我对那些来自罗斯柴尔德各地方代理人的信件几乎只能挑出一些作为样本来研究，那些来自大城市——马德里、布鲁塞尔、圣彼得堡、纽约、墨西哥和旧金山——代理机构的信件数量比家庭信件更为庞大。此外，来自不那么重要的、只充当“通讯员”的公司或只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偶尔有生意往来的公司信件数量也极为庞大：我对那些来自遥远的加尔各答、上海、墨尔本和瓦尔帕莱索的信件并不过多关注。

另一个困难就是，直到19世纪60年代晚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二代以及合伙人第三代中的许多关键人物（还有一些公司的代理人）相互通信时，主要用的都还是“犹太德文”：即用希伯来字符书写的德语。这样做的一部分原因是希伯来语是家族的第一语言；另一部分原因是确保“窥视的眼睛”不能够读懂公司的私人通信内容。它同时也解释了为何“XI/109文件”从没有被历史学家完全利用的原因。即使使用希伯来语的读者在翻译几兄弟所使用的相对古老的文字时也觉得颇为困难，这也使得早期的学者望而却步，因为他们习惯依赖那些摘译后形成的英文材料，这些材料是由19世纪50年代一些德国难民受雇翻译的，翻译得极为随意；此外，学者们更喜欢内森的孩子们用易读英语写就的信件。不过，莫迪凯&#8226;楚克尔开创性的工作为我扫清了障碍，他翻译了原始信件或在录音带上大声地朗读那些信件，这使得我能够第一次开发这些具有最高重要性的历史资源。

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件对外人来说极难读懂，所以这些信件最大的益处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相互之间通信时，或多或少地表现得更为坦诚。这样一来，他们的通信内容就呈现出独一无二的直率和私密特性。合伙人之间非常直率，有时甚至互相谩骂，而且毫不隐藏他们对那些做过交易的贵族以及大臣们的看法，当然这些看法很少谄媚拍马。他们所使用的语句非常口语化，有时甚至显得非常粗俗。与这些信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一个罗斯柴尔德分行寄往另一个分行的信件则使用了正式、商业实务文体；写信给政治界朋友或者合伙人以及家庭核心圈子以外的商业伙伴时，他们也会使用非常认真的手写体。当结合书目中所列的其他档案文件一起使用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件反映的现实从许多方面来看，甚至比最迷人的神话都要更吸引人。

前言 现实与神话（14）

Ⅴ

学院派历史学家喜欢参与编史争辩。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历史编纂中的许多争辩都有关联，如果只是简单地列出它们自然会枯燥无比，而这正是我现在全身心所做的事情。5个罗斯柴尔德银行构建了早期版本的“跨国公司”：研究商业的历史学家或许能发现它有助于了解更多的有关罗斯柴尔德公司作为国际化私有合伙人运作的方式。研究经济的历史学家数年来一直在寻求评估银行对于工业化的作用；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史中有大量这方面的材料，资料尤其多的是这个家族在欧洲大陆铁路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罗斯柴尔德家族史同时也有助于厘清争辩已久的一个话题，即英国、法国和德国银行的差异，最明显的一个原因是，各个罗斯柴尔德银行在各自国家中以相似的方式运作着，尽管不是完全一样的方式。此外，对于经常争辩的欧洲资本输出问题也带来了新的解决希望：那些仍然关注霍布森/列宁理论模型的人或许很乐意将其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史中的事实进行对照。我也想通过我的书为解决金融史中的一些争论作一点贡献，尽管并非直接的。恐怕我的书并不是银行史的“典范”。我清醒地意识到，我写的并不是有关“不对称信息”、“信用配给”以及“投资组合管理”这类东西，但是我希望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读者不至于对书中集中讲述利润、亏损以及资产负债表的章节完全失望。如果没有其他东西，这些数据现在就可以与其他已出版的银行史中的数据进行对照——这也是我唯一能够作为开始的任务。

我希望研究社会学的历史学家将发现罗斯柴尔德家族史不仅对解决久远的、有关阶级的争论有所裨益，对更为流行的、关于家庭结构以及富有阶层当中性别关系的争议也能有所作用。尽管银行合伙人清一色的是男性，但是大家并没有忽视他们的母亲、妻子和女儿，她们通常（正如米丽娅姆&#8226;罗斯柴尔德最近指出的那样）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男性一样能干，甚至能力在男性之上。

研究犹太人历史的专家可能对另一本有关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书心存疑虑，因为在他们的领域里，这个家庭通常被夸大地描述了；我只希望，作为一个拥有加尔文教徒身份的无神论者，我对这个“杰出家族”与他们“共同信仰的族人”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并未出现太大的偏差。我认为自己不会因为高估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现代犹太历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有负罪感。尽管写文学作品不是我的强项，但我还是竭力取悦研究文化的历史学家，主要是通过关注当时有关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各层次文学作品，同时尽我所能，总结这个家族在艺术品收藏方面的贡献，以及资助19世纪最为杰出的建筑师、作家和作曲家的情况。这部书对研究政治的历史学家也有用处，尤其那些对法国、英国和德国感兴趣的历史学家更是如此。我意识到我可能错误地解读了詹姆斯与侄子们信中有关19世纪法国高层政治的一些模糊猜测；但我希望法国历史学家通过他们对相关报道的研究来纠正我的错误。根据各方面反馈来看，这部书可能最能满足那些不赶时髦的学者，他们仍然痴迷外交史。书中有关比利时中立、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东方问题以及滑铁卢战役与马恩河战役的战争（发生或避免的）起源等方面的内容比我当初设想的要多。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自身认为重要的东西，紧跟金融的——或者与其离得比较远的——便是外交。

对所有读者，我要为我的疏漏之处道歉：因为这部书按照设想要在3年之内写完（实际花费了近5年），还有许多信件我没有阅读，一些书只是蜻蜓点水式地掠过，一些档案馆还没有造访。时间有限，在两相比较之下，我只能把优先权给予那些迄今为止仍然不为人知或知之甚少的档案文件。如果一个档案文件已经被之前的历史学家精心查阅过，我就会选择不再查阅，这其中可能就会有延续错误的风险。因此这部书应该被看做是抛砖引玉之作，看做是研究日历中的一页：伦敦的档案文件正在大声召唤进一步的挖掘，我也希望在今后看到有关论文陆续出现，修正我粗略的解读以及无数错漏的细节。

一部书至少能呈现与众多不同领域有关的事实，能保证非学术读者有阅读的兴趣。我希望这些读者能够原谅书中“背离”了作者专长领域的那些章节，就如那些自身就是银行家或犹太人的读者能够原谅书中肯定存在的错漏之处。如果这部书能够在重建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以及外交历史方面有所帮助，让19世纪的世界以及“杰出家族”变得更容易理解，那就是将作者从他开始的A点推动到了B点——他所希望的归宿。

引言（1）

是的，我亲爱的朋友，所有这一切蕴涵着这样一个道理：为了做某事你必须成为某人。我认为但丁伟大，但是他的背后是几个世纪的文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经过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积累起来的财富。这些事全部隐藏得比我们想象的要深。

——歌德，1828年10月

一位旅行者抵达18世纪的法兰克福，当他越过通往法赫特门的萨克森豪斯大桥时，几乎不可能错过反犹宣传画“Judensau”——该词意即“犹太人的母猪”（见图11）。画在墙上的这幅画内容猥亵，它描绘的是一群犹太人在一头凶恶的母猪面前——或身下和身后——做着污秽的事。其中一人吮吸着母猪的乳汁，另一个人（身着希伯来长袍）抓着母猪的尾巴，让第三个人（也是一个希伯来人）吃它的排泄物。“犹太恶魔”则在一旁满意地看着。如果旅行者再往上看，他还能看到第二幅更让人觉得反胃的图像：画面中，一个死婴张着双臂，身上布满了刀伤，身体下方是9支短剑。“在1475年濯足节星期四的这一天，”图上的文字说，“只有两岁的可怜小西蒙被犹太人杀害”——这是“特伦特的西蒙案件”的一个“解释”，西蒙据称死于“残忍的谋杀”；这一传说借此抨击犹太人谋杀异教徒的孩子只是为了将他们的鲜血放进未发酵的面包中。

这类带有反犹色彩的图画并不罕见：犹太人崇拜猪的情形能够在许多木雕以及印刷品中见到，而时间则可以追溯到14世纪，而残忍谋杀的故事在德国流传开来则是在15世纪。而让法兰克福的图画变得与众不同——至少在这个城市最杰出的人物约翰内斯&#8226;沃尔夫冈&#8226;歌德看来——是因为，它们“并不是个人仇恨的产物，而是作为一个公共纪念物出现的”。犹太人、母猪以及死婴都是官方核准的标志，它们由长久以来对城镇中犹太人的敌对传统积淀而成。

有关法兰克福第一个犹太人社区的首次历史记录出现在12世纪中叶，当时的人口在100～200人之间。它的历史也是一部蒙难史，犹太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受到异教徒迫害。1241年，法兰克福3/4的犹太人在所谓的“犹太战争”中被屠杀。在随后的数十年中，犹太社区凭借犹太人的努力得以重建，但是就在一个世纪之后，在1349年，同样的情形再次出现。在这两起事件中，谣言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在第一次“战役”中， 人们担心犹太人与蒙古人串通一气；第二次则是一些苦修者散布谣言称犹太人将会把瘟疫带进城里。

不过，犹太人仍然存在于世界范围内，也说明了为何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在1236年宣布犹太人“是我们忠实的佣人和奴仆”以及各市政厅倾向于鼓励犹太人定居下来的原因。因为犹太人是税收以及贷款的来源（犹太人当时可以不受禁止发放高利贷等法律规定的约束），官方向他们提供“保护”以及有限的优势来换取现金。不过，保护和限制一直是并存的。1458年，在腓特烈三世的命令下，犹太人被集中到一个特定的“犹太人聚居区”（ghetto，该词来自于意大利语中的borghetto一词，意即郊区）：这是城市东北边缘地区的一条狭长的街道，街道两边都建有大门。对于生活在这里的110名犹太人来说，在所谓“犹太街”里的监牢般的生活意味着一个“新埃及”。另一方面，外界一直存在的暴力威胁也让犹太人聚居区带有一点避难圣地的色彩。不过，1504年的残忍谋杀指责以及5年后试图宣布“犹太人为异教徒”的阴谋警示人们，犹太街的地位极其微弱；到1537年时，犹太街的人口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路德教徒占据了大多数人口，而他们对犹太人存在固有的敌意。犹太街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提供了某种形式的避难所；1542～1610年期间，它的人口数量增长为400～1 380之间（人口增长与荷兰的胡格诺教徒移居到法兰克福是相对应的）。这些新兴人口的流入所导致或与之相应的经济与社会紧张状态触发了公众反对犹太街的大规模暴力活动：“菲特米尔茨暴乱”，这场暴乱因其领导者文岑茨&#8226;菲特米尔茨而得名，菲特米尔茨当时是一个店主。不过这次暴乱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情形（犹太人被驱逐出城区），而且没过多久，帝国军队就平息了暴乱。菲特米尔茨和其他暴乱的领导人被处以绞刑，犹太人重返家园，他们是皇帝“庇护”的人，其地位得到了再次确认。

在实际生活中，与之前一样，“保护”意味着额外的铁腕管制，其管理细节由斯塔提格凯特议会设定，这部法规每年会在主要的犹太人教堂宣读。直到18世纪末期仍有法律效力，这期间，犹太人人口被严格限制在500个家庭；每年的婚礼数量只能有12个，结婚年龄固定为25岁。每年从外部进入犹太街定居的人不能超过两人。犹太人被禁止从事农场业或者交易武器、调味料、酒和谷物。他们被禁止在犹太街之外的地方生活，而且直到1726年，犹太人必须每时每刻都要佩戴区别身份的饰物（男人佩戴两个同心黄色戒指，女人佩戴有条纹的面纱）。犹太人每天晚上、星期天以及基督教节日期间，只能在自己的社区里活动；其他时间，他们被禁止两人以上结伴在城中行走。他们还不得进入公园、旅馆、咖啡店，同时也不得在城中风景秀丽的道路上散步，他们甚至不能接近城中古老的大教堂，进入官厅时也只能从后门进去。犹太人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才能被获准进入城里的市场，而且不得碰市场里的蔬菜和水果。如果一个犹太人出现在法庭，他需要宣读一份特别的誓言，誓言提醒在场的所有人“上帝对遭受诅咒的犹太人所施加的惩罚和咒骂”。如果一个犹太人在街上听到“犹太人，本分点！”，他必须——即使发号施令的只是一个孩子——脱下自己的帽子，然后站到一边。如果他偶尔去法兰克福城外，也需要一个特别通行证。进城时，他需要支付是异教徒两倍的费用。为了回报这些所谓的“保护”，每个犹太人还需要缴纳费用税（或者是人头税）。

引言（2）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法兰克福犹太人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是在高墙和大门之内的犹太街中度过的。今天，这个监狱般的街道已经不复存在。仅有的几所房子在19世纪中期被法兰克福政府拆除，剩下的一点点残迹也在1944年5月美军的轰炸中被夷平。不过，这条古老街道的一部分墙基最近被发掘出来，这些遗迹至少能让人联想到当时犹太街中极为局促的生活状况。从北部的博恩海姆门到南部的犹太人公墓，只有1/4英里长，宽度不超过12英尺——有些地方甚至少于10英尺。即使一开始这个地方划为犹太人居住区，相对于只有100人多一点点的犹太人群体，街道也显得非常拥挤了；而到1711年时，生活在这里的人数量不少于3 024人。在如此局促的地方安置所有人口，需要极为高超的建筑技巧：房屋只有8英尺宽，建为4层，在每一排房屋后面再盖另一排房屋。这样的建筑结构也使得火灾变得异常危险——实际上，整个犹太街曾经在1711年、1721年以及1774年毁于大火。这也意味着这里的生活既高贵又贫贱：高贵是因为对房屋的需求远远多过了供给，因此在犹太街北部的一个4居室房屋的价格与歌德父亲在格拉泽&#8226;希尔施格拉本有24个房间别墅的价格一样；贫贱是因为卫生设施、光线和新鲜空气的匮乏让生命的期望值缩减了很多。在18世纪80年代，据估计，犹太人的平均死亡率比异教徒要高出58％。1795年一个旅行者觉察到“法兰克福犹太人中的大部分人看起来像是行尸走肉，即使那些正处在青春年纪的人也不例外……他们面如土色的容貌也将他们与其他极为绝望的居民区别开来”。后来，在部分高墙被拆除后，一些诸如安东&#8226;博格这样的艺术家某种程度上浪漫化了犹太街；实际上，它变成了吸引维多利亚臣民旅游的一个地方（查尔斯&#8226;格雷维尔以及乔治&#8226;埃利奥特就是英国旅游者中的成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给年轻的歌德留下了极为震撼的印象，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地狱般的贫民窟：

空间狭窄，灰土飞扬，人群拥挤，各种刺耳的说话声音——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幅让人极不舒服的画面，即使对一个只是从大门旁路过、向里面扫了一眼的人来说，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我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敢独自一人进去那里，而且从汹涌人流中逃出来之后，我还没做好重返那里的准备；那里的所有人都会拉住你，不厌其烦地推销或求购东西。

对犹太街更为熟悉的一个人是诗人路德维格&#8226;伯尔纳，他就在那里长大，生活的时间是18世纪80～90年代，他当时的名字是尤达&#8226;勒夫&#8226;巴鲁赫。他回顾那段经历时，带有的不是一种怀旧的情感，而是非常愤怒的情绪，他记得：

那是一个狭长阴暗的监牢，18世纪最明亮的光线都不能够刺透它的黑暗……横亘在我们前面的是一条望不到头的长街，但我们身边有的只是一点点的空间，以保证希望降临时，我们能够转过身来。我们头顶上不再是太阳展现出无边力量的天空；人们看不到天空，只看到阳光。身边的每个地方都散发着一种极其难闻的气味，用来保护我们避免感染疾病的衣服同时也是赚取同情眼泪的道具，而且还能掩盖住围观的犹太人眼里的幽怨笑容。我们在污秽物中艰难跋涉，放慢了脚步，也使得自己有了环顾四周的时间。我们每走一步都非常轻而小心，以免踩到小朋友。在排水沟里玩耍、在污秽物中爬来爬去的孩子就像是粪堆上孵化的寄生虫一样。谁不愿意迁就这些只有一点点玩耍心愿的小孩子？如果一个人认为儿时的玩耍就是现实生活的写照，那么这些儿童的摇篮就一定是所有鼓励、所有健康、所有生命欢乐的坟墓。你担心这些塔一样的房子会倒下来砸着我们？哦，根本不用担心。它们经过了仔细的加固，就如关押叫声清脆的鸟儿的鸟笼，坐落在永恒咒怨的基石之上；它们由贪婪的勤奋之手建成，抹墙的白灰里掺杂着奴隶的汗水。别再担忧，它们非常结实，永远也不会倒。

就如伯尔纳评述的那样，即使在所谓的“开明”时期，当其他德国城市放松了对犹太人的限制时，法兰克福却依然我行我素，拒绝执行约瑟夫二世的“宽容公告”（1782年），并且查抄埃弗赖姆&#8226;莱辛同情犹太人的话剧《智者内森》。犹太社区1769年以及1784年发起请愿活动，希望被允许在星期天离开自己的社区，他们的要求遭到了拒绝，理由是“试图获得与基督教徒同等的地位”。与之前一样，此类政策某些程度上是异教徒城市居民向当地议会施加压力的结果。尤为典型的是，1788年，一个犹太数学教师获得允许，可以在犹太街外生活和教学。随即，要求撤回他执教资格的呼声甚嚣尘上。而1795年，一名犹太医生（在社区外执业）的请求则遭到了断然拒绝。这些基本上出于同样的原因——7个著名犹太商人在一封联名信中明确提到了这些原因——有关犹太人在节假日以及星期天在社区外行走的定在1787年并没有出现什么松动，甚至更为严格了，因为此时推出了一种极为复杂的身份证制度：

作为人类，每个犹太人拥有与别人相同的权利，要求其元首提供保护也是正当的。不幸的是，较低层次的阶层仍然束缚于他们父辈的偏见之中，即怀疑犹太人是否与他们一样是人类。他们用各种方法虐待犹太人，许多老年人似乎很乐意看到自己的儿子虐待犹太人。士兵们甚至也卷进了这种迫害潮流之中。他们会利用新制度作为各种迫害行动的手段吗？是的，他们以犹太人的衣着、发型、胡须等方面最为细小的差异为借口，在犹太街的大门口实行最为严厉的检查。只要发现最细小的差异，他们就逮捕这个犹太人，然后像对待窃贼一样把他押到兵营里去。

这种固执的歧视不仅仅是因为祖上的偏见。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异教徒的商业团体固有的担忧，他们害怕获得自由的犹太人会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挑战。像犹太街这样的贫民窟也能出现数学教师和医生的事实，揭示了犹太文化的一些重要事实：它并不像外界看起来那么封闭。歌德鼓起勇气进入犹太街时，他发现犹太人“也是人类，勤奋而且乐于助人，而且不得不崇敬有些看似顽固的习俗，通过这些将自己与传统联系在一起”。尽管——可能部分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艰难，但法兰克福犹太人从文化上来说根本不是一个低等阶层。

当然，犹太街的文化对于像歌德这样的异教徒来说是陌生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宗教文化，生活的节奏仍然由宗教法典《哈拉卡》主导着。每天早晨和傍晚，男人们都会在“敲门人”（他用一个锤子敲每家的门）的召集下在教堂里做祷告。根据一个英国旅行者回忆，安息日“在他们的祈祷书中是用非常美妙的词语描述的，‘一位新娘’以及她的欢迎方式，一周接着一周，这是种婚礼般的仪式。洁白的衣服铺在地上，灯也被一一点亮向她表示敬意。再破旧的住处也笼罩着一层节日的气氛”。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这条小巷中3个初级学校以及希伯来语大学的教育是比较保守的。孩子们学习阅读《圣经&#8226;旧约》的前五卷（Torah），这是摩西教育法的基础；然后学习赖希（Rashi）评论；最后是犹太法典，这是有关宗教仪式规则的希伯来语评论和辩论集。犹太街有自己的消防站和医院，有自己的墓地以及向穷人提供帮助的志愿机构。

引言（3）

尽管犹太街被高墙围困，尽管犹太启蒙运动对其产生的冲击有限（相对于柏林地区来说），但是它的文化远不是孤岛式的。尽管异教徒有时嘲笑他们说话的方式，海因里希&#8226;海涅后来坚称法兰克福的犹太人说的“不是别的，就是法兰克福当地语言，被围困的人讲起来与那些自由的人一样好”。这种说法有一点夸张，但是这种夸张能够被理解。那些犹太人确实努力保证自己获得相对好的宗教教育——如上面提到的医生——他们所讲、所读以及所写的是“高地德语”。但是，迈耶&#8226;阿姆谢尔&#8226;罗斯柴尔德残存的信件证实他是一个粗懂语法，而且经常不遵循语法的德国人，字里行间掺杂着希伯来语；他写信给几个儿子时，使用的是希伯来字母，几个兄弟之间通信时也是如此。不过，犹太街里的“犹太德语”并不是波兰以及俄罗斯犹太城镇的“亚地西语”（Yaddish，一种犹太语言）；而且法兰克福的许多异教徒商人写信时十有八九也不遵从语法要求。当法兰克福的犹太人离开犹太街做生意时——去那些最能够接纳他们的街道——他们与异教徒商人之间不存在难以克服的语言障碍。

与18世纪大多数德国城镇比起来，法兰克福更像是一个商人城市。它位于几条主要贸易路线的交汇处，即连接着南德意志（斯特拉斯堡、 乌尔姆、奥格斯堡以及纽伦堡）城镇与北德意志（汉堡、不来梅和吕贝克）汉撒港口的贸易路线；连接德国与大西洋沿岸、波罗的海沿岸以及近东经济实体的贸易路线。法兰克福的繁荣与每年两次的贸易会密切相关，即自中世纪以来便在此举行的春季和秋季贸易会。而且由于在欧洲流通着大量的货币（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期），这个城市的商业很自然地与银行业联系在一起，尤其是货币兑换以及票据经纪（由更为复杂的交易带来的借据买卖）。此外——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的是——法兰克福充当着王子、贵族以及德国各公国统治者的金融中心角色。他们的土地收入和其他收入（租金、税收等）以及他们的开支（豪华住宅、园艺以及娱乐）使得这些统治者成为工业化之前德国经济中最大的顾客，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比当时的英国统治阶层“穷”了不少。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支出通常超过其收入，这为德国银行家带来了利润丰厚但同时存在风险的赚钱机会。

1800年之前，在为统治阶层服务这个领域，最为成功的公司是西蒙&#8226;莫里茨以及约翰&#8226;菲利普&#8226;贝特曼创立的公司，他们从阿姆斯特丹引进了“次等债券”体系。按照这个制度，一笔大的贷款可以分割成更具管理性的小笔贷款，然后向更多的投资者发售。一宗典型的交易是1778年贝特曼兄弟公司提供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2万古尔登（约为2 000英镑）的贷款，他们以20份、每份1 000古尔登的债券形式出售给投资者，然后将出售债券获得的现金——扣除相应的手续费——提供给维也纳财政部，从而确保债券持有人从维也纳获得合理的利息。在1754～1778年间，贝特曼兄弟公司贷出的款项总额接近200万古尔登，而在随后的5年中，他们贷出了超过54笔贷款，总额接近3 000万古尔登。法兰克福其他银行家也参与到相同的行业当中，最著名的一个人便是雅各布&#8226;弗里德里希&#8226;贡塔德。

贝特曼与贡塔德都不是犹太人。不过，到18世纪末期，毫无疑问的，犹太人已被认为是最精明的生意人，尤其在钱币兑换和各种借贷业务领域更是如此。尽管对这一主题的学术研究已经超过了1个世纪，但是要明确地说明个中原因仍然很困难。犹太人相对于异教徒金融家的一个优势可能间接来源于他们的教育体系。

迈耶&#8226;阿姆谢尔&#8226;罗斯柴尔德曾经回忆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商人，但是我做生意没什么组织性，因为我还是一个学生（学习犹太法典），没学过任何（有关商业的）东西。”当需要创建信用网络时，一个结构严密的“外部”组织会员资格可能会带来帮助，而且可能存在着某种发源于犹太教的商业品德。不过这些也能够被与其他少数宗教族裔画上等号，就如马科斯&#8226;韦伯所做的那样，他牵强附会地将“新教道德”与犹太人“（凡事都以）政治和投机为起点……是贱民资本主义”进行了对比。犹太人为何精于金融这个问题，最不让人觉得反感的答案是：当时绝大多数经济领域是不对犹太人开放的，犹太人没有什么选择，只能专攻商业和金融。与此同时，这两个领域里的异教徒竞争对手似乎倾向于夸大自己生意面临的“犹太人威胁”。法兰克福非犹太银行家的抱怨最早可以追溯到1685年，他们声称“犹太人从他们手里抢走了票据交易”——这一声明直接导致了一项禁令的产生：犹太人被禁止进入股票交易所。12年后，法兰克福议会试图阻止犹太人在法赫大街上租用仓库，这也并不是议会的最后一次反犹尝试。

此类冲突?著名的一个事例是围绕约瑟夫&#8226;祖斯-奥本海姆的角色展开的，奥本海姆从符腾堡卡尔&#8226;亚历山大公爵的“现场犹太人”升到了权力更大的枢密顾问官。1733年，他成为驻法兰克福特使，他的特权地位使得他可以居住在犹太街以外的金天鹅旅馆里，那里非常舒服。4年后，奥本海姆被处死，罪名是攫取的政治权力过大，已威胁到了符腾堡权贵的地位。奥本海姆尽管成了后来反犹传说“犹太人祖斯”的原型，但是他仍旧是最著名的“宫廷犹太人”。到18世纪中叶，法兰克福的犹太人担当着诸多选邦国和机构的“代理人”：巴拉丁领地、美因茨选帝侯国、黑森-达姆施塔特公国、普鲁士王国、维也纳帝国法庭以及黑森-卡塞尔和萨克逊-魏玛。如洛&#8226;贝尔&#8226;伊萨克1755年当上拿骚-萨尔布鲁根王子的全权代理人，戴维&#8226;迈耶&#8226;卡普尔也在差不多在同时成为了帝国法庭的代理人并挑战卡恩家族的统治地位。这些人在犹太街里形成了一个富有、享有特权的精英阶层。

迈耶•阿姆谢尔（1）

就是这个部分（并非全部）与世隔绝的社区里，迈耶&#8226;阿姆谢尔&#8226;罗斯柴尔德于1743年或1744年来到这个世界。有关他父母、祖父母以及其他更远的先辈，我们掌握的情况很少。本杰明&#8226;富兰克林曾发现，人的一生中有两件事是难以避免的：缴税和死亡——这些差不多也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有关罗斯柴尔德家族早期成员的材料。值得说明的是，这个家族可能从没有被称为“罗斯柴尔德”——字面意义是“红盾”。我们知道，埃尔哈南的儿子伊萨克在16世纪60年代建了一栋叫做“红盾”的房子，名字可能来源于某种经常挂在房子正面的盾牌。这种情况在犹太社区中非常普遍，人们通常以彼此的住址来标志对方。但是，伊萨克的孙子纳夫塔利&#8226;赫茨（死于1685年）离开这栋挂着红盾的房子，移居到了另一栋叫做“辛特凡”（zur Hinterpfann，意为“温暖的平底锅”）的房子里。罗斯柴尔德家族从这个时候起被人称为“辛特凡家族”。事实上，尽管纳夫塔利&#8226;赫茨的儿子、孙子和曾孙继续沿用“罗斯柴尔德”这个姓，他们也用过“鲍尔”这个姓，但可能直到之后的一代人，即迈耶&#8226;阿姆谢尔这代，罗斯柴尔德才被确定为家族的姓氏，尽管阿姆谢尔本人移居到另一栋叫做“绿盾”房子里时，可能再次改过自己的姓。

对早期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我们能够做出的评价就是他们是虔诚的、相对成功的小商人，售卖布料和其他东西。伊萨克去世的前5年，也就是在1585年，他的纳税额为2 700古尔登。他死后，墓志铭中写道，他是一个“品德高尚”、“正直”、“诚实”的人。1个世纪后，他的曾孙卡尔曼的纳税额超过了他的两倍，卡尔曼经营的是钱币兑换生意，同时也卖毛线和丝绸；而且似乎他儿子——迈耶&#8226;阿姆谢尔的祖父摩西——成功地继承和光大了父亲的生意，他先后娶了一个收税官以及一个医生的女儿，从而延续了家族社会地位提升的过程。不幸的是，我们对阿姆谢尔父亲阿姆谢尔&#8226;摩西的经济成就近乎一无所知，尽管当时整个家族仍然居住在中等大小的“辛特凡”之中；这栋房屋的一楼是办公室，二楼是厨房，再上面是狭小的卧室。这似乎说明家族极为团结，但经济发展却陷于停滞。从他墓碑上冗长、过分的赞美之词可以判断出，阿姆谢尔&#8226;摩西死时，这个家族只是在犹太人社区里获得了广泛的尊敬。

阿姆谢尔&#8226;摩西很明显是一个喜好学问的人——根据他的墓志铭，确实如此，“他总是给自己留出时间来钻研犹太法典”。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何他在儿子迈耶&#8226;阿姆谢尔到法兰克福完成小学学业后，将他送去菲尔特的希伯来语学校学习。这并不是说迈耶&#8226;阿姆谢尔希望成为犹太法学博士，一些历史学家曾错误地认为他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迈耶&#8226;阿姆谢尔死后不久，科恩便写了一部简短、充满赞美之词的迈耶&#8226;阿姆谢尔传记，两人很可能认识；科恩在书中说，迈耶&#8226;阿姆谢尔“学习自己的宗教，只是为了成为一名好的犹太人”。不过，迈耶&#8226;阿姆谢尔的学业由于父母分别在1755年以及1756年去世而中断，两人都是死于某种瘟疫；直到今天，德国城镇里仍间歇性地爆发席卷全城的瘟疫。那年，迈耶&#8226;阿姆谢尔刚刚12岁。

按照常理，他应该回到家里，与姐姐古特尔歇以及两个弟弟摩西和卡尔曼团聚。但是，他却被送去汉诺威的沃尔夫&#8226;雅各布&#8226;奥本海姆公司（可能是他父亲生意上的一个客户）学习初级商业知识。这是一段难得的经历，因为它让他第一次直接触及了“宫廷犹太人”的特权世界。当然，迈耶&#8226;阿姆谢尔对这个世界也应该已经有所认识。毕竟，在他出生前6年，祖斯-奥本海姆才被处死。此外，我们知道祖斯至少与迈耶&#8226;阿姆谢尔的祖父有过一次票据交易。但是此时，这个男孩可以近距离地观察成为一个“宫廷犹太人”意味着什么，因为奥本海姆的祖父塞缪尔曾是奥地利国王的“代理人”，他的叔叔则是科隆大主教“代理人”。正是在汉诺威，迈耶&#8226;阿姆谢尔开始获得专业经验，这使他后来也得到了“权宦代理人”的身份。他开始从事珍稀钱币徽章买卖，这是个门槛颇高的行业，它的客户几乎都是贵族收藏者，而且必须了解塞缪尔&#8226;马代有关钱币徽章分级的复杂理论。

1764年，迈耶&#8226;阿姆谢尔回到法兰克福——按照居住地法的要求，他的学徒生活结束后，必须回到原住地；很快他就将自己的专业经验发挥了出来。他回到法兰克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成功地将一些珍稀徽章卖给了出身显赫的客户，这些人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后来的辉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迈耶&#8226;阿姆谢尔与黑森-卡塞尔威廉王储的第一次交易价值微不足道。1765年6月在威廉的私人买卖账户中，迈耶&#8226;阿姆谢尔被称为“犹太人迈耶”，交易金额不过是38古尔登30克罗伊茨（1古尔登≈75克罗伊茨）——少得可怜的金额，它只是1763年之后王储与许多交易者进行的小额交易中的一宗，当时威廉痴迷于徽章与钱币的收藏。不过，这次交易——以及另外无记录留存下来的“多宗交易”——使得迈耶&#8226;阿姆谢尔1769年能够提出获得“宫廷犹太人”头衔的要求，那年9月，他如愿以偿。一年后，他进一步巩固了这个新身份。1770年8月（当时他26岁），他娶了沃尔夫&#8226;萨洛蒙&#8226;施纳佩尔16岁的女儿居特林，施纳佩尔当时是萨克逊-梅宁根王储的“宫廷犹太人”。除了岳父社会地位带来的好处外，这次的结合还给迈耶&#8226;阿姆谢尔带来了一笔数目不菲的资金，总额达到了2 400古尔登。这应该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精心选择婚姻对象的第一个成功例子：奠定血缘富贵成色的基础，与奠定皇室庇护的基础同样重要。

迈耶•阿姆谢尔（2）

在这之后的岁月里，迈耶&#8226;阿姆谢尔成功地确立了法兰克福知名交易商的地位，最初他与兄弟卡尔曼合伙，但卡尔曼在1782年去世；此时的业务也不仅仅是买卖钱币和徽章，同时也买卖各种古董。从他精心绘制的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为逐日扩大的贵族客户提供服务的。到18世纪80年代，目录中的物品除了古希腊、罗马以及德国的钱币，还包括了其他各种古董以及富有收藏者喜欢的“奇怪”物品，他们会将这些东西与自己收藏的钱币陈列在一起，比如雕像、奇石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每个目录中的物品总价从2 500～5 000古尔登不等；但是，如果一个客户对某件东西感兴趣，迈耶&#8226;阿姆谢尔就会将它寄给客户细看，如果客户希望买下，双方就会商定一个价格，这个价格通常低于目录中的指导价。根据残存的威廉王储私人财产账户资料，威廉直到1790年之后才成为迈耶&#8226;阿姆谢尔的一个固定客户，在这之后，他几乎每年都会买一些东西。其他一些顾客包括歌德的资助人魏玛公爵。

罗斯柴尔德家族财富的根基竟然是以邮寄方式向贵族收藏者出售古董，这一点似乎有点让人吃惊，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迈耶&#8226;阿姆谢尔不是通过买卖古董积累资金，他可能就不会有转向银行业的资源。他作为一个古董商人究竟有多成功，我们还无法作出准确地判断：1773～1794年期间，他的财产税的估计数额一直是2 000古尔登。但是，他在账本中细心记录的慈善捐赠数额（按照犹太法律，需捐出年收入的10％），在他的自传作者伯格菲尔看来，等于是透露了他的年收入大概为2 400古尔登——差不多与歌德家的收入持平，比当时的地方官员，如税收官员的收入要多。根据这些资料以及其他一些有用的数字，伯格菲尔估计迈耶&#8226;阿姆谢尔在18世纪80年代中期的总资产大概为15万古尔登（约合15万英镑）。

我们还知道，迈耶&#8226;阿姆谢尔在1787年时已有足够的钱搬家。在他回到法兰克福后不久，他和两个兄弟就获得了“辛特凡”的所有权，他们买断了一些远亲的股份——“辛特凡”是他们的父母与远亲们合伙买的。在他回到法兰克福的20年后，他（以3 300古尔登的价格）将自己拥有的38％的“辛特凡”股份卖给了弟弟摩西，并且从1783年开始，他花费11万古尔登购买了一栋相对较大的房屋——“绿盾”。按照异教徒家族，如歌德家族的标准，“绿盾”居住起来依旧非常局促：只有14英尺宽，房间极其狭窄，床只能以一定的角度贴着靠街的墙放着。对于下一代罗斯柴尔德人来说，这栋房子同样太过狭小：迈耶&#8226;阿姆谢尔的儿子们回忆过去的岁月时，毫无眷念之意，“我们当时全部睡在一个狭小的阁楼里”。不过按照犹太街的标准，它已是一个非常惬意的安身之所。它坐落在整条街的中部——差不多正对着中部——它是1711年大火之后重新修建的，与众不同的是，它有自己的水泵。这栋房子上面的3层中，每层有一个朝街的小房间、一个烟囱和一个入墙壁橱——也有一个朝向后院类似的小房间。从后门出去是一个小院子，那里还有一个两层的建筑，其中建有整栋房子中唯一的洗手间。有些特别的（也非常有用的）是，这栋房子有两个地窖，其中一个的入口比较明显，就是门廊里一个活动门；另一个更大的地窖，是罗斯柴尔德与邻居共享的，入口非常隐蔽，藏在楼梯下，并且与另一个地窖互不相通。比起老房子，新家增加的空间是必需的，因为，即便按照18世纪晚期的标准，迈耶&#8226;阿姆谢尔和他的妻子也是一对多产的夫妇。居特林&#8226;罗斯柴尔德从1771年（结婚那年）到1792年期间，几乎每年生一个孩子。在19个孩子中，10个存活下来：舍恩歇（1771年）、阿姆谢尔&#8226;迈耶（1773年）、萨洛蒙&#8226;迈耶（1774年）、内森&#8226;迈耶（1777年）、伊莎贝拉或贝蒂（1781年）、布鲁尔或芭贝特（1784年）、卡尔曼或卡尔（1788年）、戈滕或朱莉（1790年）、杰特琛或亨丽埃塔（1791年）以及雅各布或詹姆斯（1792年）。

迈耶•阿姆谢尔（3）

在最小的孩子降生之后，迈耶&#8226;阿姆谢尔开始介入到能够被称为银行业的业务中。从某些方面来讲，这种转变是很自然的事。随着买卖圈子越做越大，货源和客户日益增加的时候，一个古董商人就会很自然地时不时允许一部分人赊欠自己一些钱。我们发现，早在1790年，迈耶&#8226;阿姆谢尔就是一个叫约瑟夫&#8226;卡塞尔的人的债主之一，卡塞尔住在附近的城镇多伊茨，欠款也只有365古尔登而已。与此类似的是，钱币以及徽章生意不可避免地让他与黑森铸币厂建立了联系，特别是胃口最大的客户威廉王储经常委托他打造新的徽章。例如，1794年，罗斯柴尔德被授意“以尽可能好的价格”向黑森战时财政部出售一批银币。

不过，18世纪90年代迈耶&#8226;阿姆谢尔财富的增长速度使他的生意与之前相比，实现了真正的突破。在18世纪90年代初，迈耶&#8226;阿姆谢尔&#8226;罗斯柴尔德不再仅仅是一个富有的古董商人。到1797年的时候，他已是法兰克福最富有的犹太人之一，他生意中的核心部分已经毫无疑问地转为银行业。他实现突破的证据也是非常清晰的。1795年，官方记录的迈耶&#8226;阿姆谢尔的财产税已经比以前翻了一番，达到了4 000古尔登；一年后，他就跨入了纳税大户的行列，缴税额达到了15万古尔登；在同一年，他以超过6万古尔登的应纳税财产成为犹太街第十大富豪。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迈耶&#8226;阿姆谢尔的努力，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了1800年犹太街11大富豪家族的一员。差不多在同一时段，他在犹太街外租了一座有4个房间的仓库。他还从宾根雇用了一个能干的簿记师，这个名叫泽利希曼&#8226;盖森海姆的簿记师懂多种语言。罗斯柴尔德家族财富增长的其他证据就是迈耶&#8226;阿姆谢尔送给孩子们的丰厚结婚礼物。1795年，大女儿嫁给贝内迪克特&#8226;摩西&#8226;沃尔姆时，她收到了5 000古尔登的嫁妆，而且在父母过世后，她还能得到1万古尔登的遗产。1796年，大儿子娶埃娃&#8226;哈瑙时，他得到的是家族生意的一份股权，价值3万古尔登。

这样一份股权意味着什么，你可以从最近开放的莫斯科博物馆档案文件中找到线索：那是迈耶&#8226;阿姆谢尔&#8226;罗斯柴尔德公司的一张资产负债表，它制于200多年前的1797年夏天。这张表上，当时罗斯柴尔德公司的总资产是471 221帝国元或843 485古尔登，总负债是734 981古尔登，盈余为108 504古尔登（约合1万英镑），用迈耶&#8226;阿姆谢尔自己的话说：“我的资金实现了平衡，感谢上帝。”这份重要的文件还提供了一个可以推敲的细节，它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迈耶&#8226;阿姆谢尔此时已远不是一个此前人们认为的国际商业银行家。资产负债表的“资产”一方并不包括迈耶&#8226;阿姆谢尔的个人财产，家族所拥有的房产并没有出现在表里：他所说的“我的资产”是指公司的资产。表里所列的大部分资产要么是各种类型的国家债券，要么是个人贷款和各种公司的欠款。另一方面，迈耶&#8226;阿姆谢尔的“债主”同样多种多样，从各种机构到私人都有。

事业早期的阶段，迈耶&#8226;阿姆谢尔的商业信用网络从地理层面上讲已经比较广阔了。资产负债表显示，他不仅与紧挨着法兰克福的公司（如卡塞尔和哈瑙的公司）有业务往来，还与更为遥远的德国其他城市的公司做生意，从汉堡、不来梅到雷根斯堡、奥格斯堡、莱比锡、柏林和维也纳，同时还包括阿姆斯特丹、巴黎和伦敦。此外，除了那些被认为必定会出现在借贷名单上的人物（如迈耶&#8226;阿姆谢尔的女婿沃尔姆以及后来的另一个女婿西歇尔），名单中还包括了一些杰出的异教徒公司，如贝特曼、德纳夫维尔以及布伦塔诺（这家公司欠迈耶&#8226;阿姆谢尔很多钱）。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约翰内斯&#8226;弗里德里希&#8226;施塔德尔也在罗斯柴尔德那里存了17 600古尔登。最后，资产负债表提供了迈耶&#8226;阿姆谢尔与黑森-卡塞尔政府的新型关系，后者欠他24 093古尔登。而且，两名黑森官员——路易斯&#8226;哈尼尔以及卡尔&#8226;布德鲁斯——作为债务人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中，自然也包含着重要的意义。

无论以哪种标准来说，这都标志着经济地位的飞速上升。实际上，迈耶&#8226;阿姆谢尔的成功来得如此迅速，如此巨大，以至于某种程度上超出了他自己的能力范围。1797年，他赫然发现，手下一个资历颇浅的员工——一个叫希尔舍&#8226;利布曼的青年——在他的鼻子底下，挪走了一笔非常可观的资金。犯罪调查随后进行，部分相关记录也得以保存下来，也让我们能够较好地透视当时迈耶&#8226;阿姆谢尔的急速扩张带来的混乱状况。根据迈耶&#8226;阿姆谢尔的记录，利布曼在公司里待了大约3年时间，从他办公室偷走了1 500～2 000金卡罗林（约合3万古尔登）。偷窃得以?行是由于3个原因。第一，迈耶&#8226;阿姆谢尔允许利布曼用自己的账户来买卖货物，以补贴他可怜的薪水——除去合租的房屋租金后，每个月只能余下15古尔登。实际上，因为他租房子，罗斯柴尔德还借了一小笔钱给他。因此，利布曼看似在补贴自己的工资，实际却在挪用公款，没人觉得诧异。第二，公司没有储藏贵重钱物的保险柜，甚至毫无安全可言：主要办公室的橱柜在工作时间内经常敞开，员工与客户随意进出，因此没人注意到硬币、支票以及其他贵重物品从办公室里一一消失。第三，迈耶&#8226;阿姆谢尔簿记体系极为粗糙：当他对利布曼提起诉讼时，他竟然拿不出文件来证明究竟损失了多少钱。利布曼偷窃行为开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公司的钱正被窃走。一个当地的交易商出现在办公室里，声称利布曼希望从他手里买些种子，这才使迈耶&#8226;阿姆谢尔起了疑心。在施加少许压力之后，这个交易商承认此举只是利布曼用来掩人耳目而编造的一个托词；实际上，交易商是前来购买一张价值1 220古尔登的奥地利支票，利布曼此前答应卖给他。迈耶&#8226;阿姆谢尔这时才明白利布曼购买金表和手制衬衣的钱来自何处。进一步的调查证实了他的怀疑：利布曼不仅自己大肆挥霍偷来的钱，还将其中一部分寄给了住在博肯海姆的父母，此前，他父母穷得叮当响，但突然间，他们却能够承担女儿价值500古尔登的嫁妆。利布曼被捕时，在他的个人物品中发现了8枚泰勒银币以及一张帝国财政部支票，此外还有一些银质汤匙、一个金质盐瓶、一个金杯以及7个徽章；这些物品的发现也让他自称无辜的辩解变得苍白无力。进一步的犯罪证据则是利布曼不谙世故的父亲提供的，他返还了儿子给他的1 000古尔登，并称如果罗斯柴尔德撤销控诉，将再支付500古尔登。最终，在遭遇了冗长的问讯后，利布曼坦白了一切。

迈耶•阿姆谢尔（4）

利布曼对盗窃案的陈述前后矛盾，他一会说自己是分多次，每次拿走小额钱财；一会说他是趁迈耶&#8226;阿姆谢尔的二儿子萨洛蒙与一些客户商谈事情时，从办公室里的橱柜里偷走了两袋硬币。无论他以何种方式行窃，都可以证明最晚在1797年，生意带来的巨额现金已经超出了罗斯柴尔德自我管理的范围：就如他在法庭上所说的那样，成袋的钱放在办公室里，一些在橱柜里，一些干脆就放在地上。他经常把大笔的现金放在家里，他说，因为他的“生意太过红火”。而随后的10年间，罗斯柴尔德的生意比之前更为火暴。

双重革命（1）

弗里德里希&#8226;冯&#8226;根茨在自己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自传注释》一书中，有些让人反感地颂扬了迈耶&#8226;阿姆谢尔的商业才能。“不过，”他也坦白地补充道，“最杰出的个人有时也许需要独一无二的环境以及世界级的事件来获得成功。”这毫无疑问是绝对正确的。

1789年，路易十六召集三级会议之后的划时代事件逐渐影响到德国犹太人，如迈耶&#8226;阿姆谢尔&#8226;罗斯柴尔德及其家庭的生活。但是当法国革命最终到达法兰克福时，它的影响变得十分复杂——实际上，影响是爆炸性的。法国革命的影响最早在1792年10月得以显现，当时法国军队短暂地占领了法兰克福；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弗兰西斯二世在这之前10周刚刚加冕。当然，我们不应夸大这种象征性政权变化的重要性。法兰克福之前一直被法国军队占领着（在七年战争期间），再次遭到法国入侵时，犹太社区与城里的其他居民相比，似乎并没有显露出欢愉的色彩。实际上，除了法国国民议会1791年通过的解放法国犹太人法令可能带来的益处外，法国人入侵带来的实际效果都是负面的。1796年6月，随着奥地利军队在洛迪的溃败，法兰克福遭到了法国军队狂轰滥炸，犹太街近半房屋毁于大火之中。

另一方面，剧烈的战争冲突也有它有益的一面。犹太街遭到破坏，迫使法兰克福议会放松了对犹太人的居住限制，同意2 000个左右无家可归的人居住在犹太街以外的地方（尽管只给了6个月的时间）。可能正是由于这种管制的放松，使得迈耶&#8226;阿姆谢尔能够在斯克诺尔街租用货仓。后来的法国入侵给犹太人的法律地位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益处（或许比较短暂），法国占领的莱茵兰地区犹太人获得了解放。（其中一个受益者便是迈耶&#8226;阿姆谢尔的会计师盖森海姆。）更具重要意义的是，战争给迈耶&#8226;阿姆谢尔提供了新的赚钱良机，他和两个合伙人沃尔夫&#8226;勒贝&#8226;肖特及贝尔&#8226;内姆&#8226;林德斯科普夫获得了一份合约，当奥地利军队在莱茵—缅因地区开展行动时，迈耶&#8226;阿姆谢尔的公司为军队提供粮食和现金。

法国革命并不是改变阿姆谢尔生活以及生意的唯一革命。18世纪80年代处于早期阶段的英国工业革命，也产生了同样重要的影响。尽管到18世纪90年代末，迈耶&#8226;阿姆谢尔已经开始构筑他的银行生意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要与之前的钱币生意告别；也不意味着不涉足其他更有利可图的业务。在18世纪晚期，没有任何行业能比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纺织业更能赚钱。尤其是在英国兰开夏，棉花抽纱、纺织以及染色工艺的急速机械化标志着经济生活即将发生空前、彻底的革命性变革。尽管这种工业化是区域性的，而且局限在某一个产业内——由于太过局限，现代经济史学家推算当时的国家收入时并没有将它考虑在内——但是，它的影响甚至到达了非洲，那里是棉花种植园奴隶的发源地；它的影响也到达了北美，棉花的生长地；同时也影响到了印度，本地的棉纺织业很快就将面临兰开夏以及拉纳克郡棉纺厂致命的竞争。这些工厂也对德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世纪90年代，德国对价廉物美的英国纺织品——围巾、手帕、方格花布、薄纱、平纹细布、间棉、凸花条纹布、棉绒、萨蓝波小彩格布以及薄棉布趋之若鹜。迈耶&#8226;阿姆谢尔只是嗅到这个独一无二、利润巨丰商机的德国商人之一。19世纪来临之际，仅在法兰克福，就有大约15家犹太公司从事进口英国纺织品生意，其中一些公司差不多于这个时期在英国设立了永久代理机构。1799～1803年期间，至少有8个德国商人出于这个目的在曼彻斯特定居。

因此，我们也必须在这种背景下看待派遣内森前往英国的决定，迈耶&#8226;阿姆谢尔的第三个儿子在19世纪初的某个时候抵达了英国。他从法兰克福出发的日期以及前往英国的目的一直是历史学家争论的焦点。尽管有关内森抵达英国的时间分别有1797年、1798年和1800年三种说法，但大部分人认为是1798年。不过几乎没有任何证据来证实这一点。我们从上述讨论的资产负债表中得知，迈耶&#8226;阿姆谢尔至少从1797年开始便与英国伦敦的公司有生意来往，但是业务规模相对较小。到1800年2月，他才开始扩展在英国的生意：他当月给英国银行家哈曼写去了第一封信，提出请求，希望通过哈曼进行结算方面的合作。内森在英国出现的第一份文档证据也来自1800年。沃尔夫引用了内森写于1800年5月29日的一封信，在其中，内森请求一个熟人为他以及他的业务经理“在一个体面的出租屋里预订一个有两张床的房间”。我们还发现了迈耶&#8226;阿姆谢尔写给哈曼的信，在这封写于1800年6月15日的信中，他提到，内森“很快就会到你那里”；此外还有一封内森从伦敦（康希尔37号）寄出的信，日期为1800年8月15日。通过这些，威廉?出结论称，内森实际上是在1800年到达英国的，在伦敦度过了夏天，然后去了曼彻斯特。但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不仅仅是因为内森写给哈曼的第一封信是从曼彻斯特寄出，我们还在随后的一些信件中发现，内森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是在前一年，即1799年首先抵达曼彻斯特的。这似乎也能解释为何内森没有在1799年之前到达曼彻斯特，因为他和父亲直到1800年才在英国开展大规模的业务。这就有了另一个可能性——尽管只是可能——即内森在1798年横渡海峡抵达英国，在伦敦住了几个月之后才去英国北部。

双重革命（2）

内森为何要去英国？由于缺乏最有力的证据，大多数历史学家采用了内森自己提供的解释——1834年他和下议院议员托马斯&#8226;福韦尔&#8226;巴克斯顿联系时提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离开的原因的：

那里（法兰克福）没有足够的房间供我们所有人居住。我买卖英国货物，一个大交易商就来自英国，他控制了大片的市场：他确实是个影响力巨大的人，只要他卖给我们货物，就相当于帮了我们一个大忙。但不知怎么，我冒犯了他，然后他拒绝给我看他的货样。在一个星期二，我对父亲说：“我要去英国。”我除了德语，什么语言都不会说。但星期四的时候，我踏上了去英国的旅程……

我们没理由怀疑这个版本的解释完全是虚构的。内森是一个事业心极强、极具竞争意识的人，在他的生意中受到冒犯或冒犯别人都是很容易的事，因此不难想象他处理供货商不合作这件事是多么的急切。但是，在许多方面，他这个解释有一定的误导性。他可能是想将自己白手起家的故事浪漫化；可能是迁就某位休戚相关人士的利益（后者更契合内森的性格）。无论如何，他父亲不太可能将一笔巨款——内森跟巴克斯顿提到的2万英镑，相当于1797年资产负债表净利润的两倍——仅仅因为一个年轻人的冲动就轻易托付给他。不论内森带了多少“启动”资金，认为他只不过是执行父亲指令的想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内森充当法兰克福代理人的身份必须很快被隐瞒，这也使得许多历史学家断定，内森一抵达英国即独立于父亲和几个兄弟之外，有效地建立了自己的业务网络。但是老迈耶的公司在这个时期留下的业绩证据却道出了不同的事实：一开始，内森接收从法兰克福发来的指令——实际上，他的哥哥萨洛蒙在1801年受委派前往英国协助他——他也是逐渐地才以自己的账户开展交易。内森早期从伦敦和曼彻斯特寄出的一些信件都签着“致父亲迈耶&#8226;阿姆谢尔&#8226;罗斯柴尔德”。父子之间的通信很明显比较频繁（尽管仅有极少数保存了下来），而且内森也经常以父亲的名义给萨洛蒙位于伦敦的公司写信，即萨洛蒙与哈曼有限公司，这个公司负责法兰克福公司在英国伦敦的保险以及银行业务。这个时期的通信通常以这样的词句开头，“父亲希望我写信给你”或“根据我刚刚从父亲那里接到的指示”。

有一次，一家公司让内森感到失望，结果被他警告说，如果他再遇到“类似的投诉……我肯定父亲会命令我找另一个能胜任业务的人”。另一次，他告知萨洛蒙：“今天早上我收到家里的来信，信中说父亲对你的打包工作非常不满，还要求我在你重视装运之前不得再往伦敦发送任何货物。”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内森运往欧洲大陆的布料货柜上都印着“MAR”几个字母，即“迈耶&#8226;阿姆谢尔&#8226;罗斯柴尔德”首字母的组合；印着这3个字母的货柜数量也日益增加。内森还向父亲隐瞒了自己在1802年夏季感染小病的情况，他不想让父亲觉得自己不能承担——或其他什么原因——处理公司业务的职责。在他痊愈后不久，在写给一个执拗的法国客户的信中，他给后人留下了对他父亲性格最坦诚的描述，他是这样写的：“你认为我父亲会在利润没有保证的前提下，承担风险卖出货物？你大错特错了，我父亲的烟囱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绝不会冒烟。”10天后，他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训斥他没有“定期”记账。

内森在文档工作方面的粗枝大叶很明显是诸多传说的素材库。3年后，还是在同一个话题上，迈耶&#8226;阿姆谢尔再次对内森提出了严重警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这对父子谁在掌权。这封罕见的信件——迈耶&#8226;阿姆谢尔留存的极少数信件中的一封——值得我们引述足够长的内容来领略一下罗斯柴尔德家族早期的家族通信情况：

首先，我们所有的联络人都在抱怨你，亲爱的内森，他们说你在发送委托时毫无章法可言。有时你写信说你已经发送了写着某个编号的货柜，但它到达时写的却是另外一个编号。你今天发出一个货柜，6个月后才将此事告知艾斯瑞尔&#8226;赖斯，赖斯的一个办事员跟我说，你做事真的太混乱了。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在发出货柜时不写下它们所有的编号，如果直到接到对方收到货物的感谢后才写下它们的编号，如果你不注意，如果你在没接到联络人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不去追问货柜去了什么地方，如果你仍旧如此没有章法或不找一个人或朋友跟着你，那么你就会被欺骗。这有什么好处呢？不论被谁逮到这个机会，他们都会成为百万富翁。在法兰克福的时候，我已经告诫过你有关开支过高和缺乏章法的问题，亲爱的内森，我不喜欢看到这些。

这种喋喋不休、循循善诱的写信方式使得信件内容在今天读起来并不容易，但这种风格被迈耶&#8226;阿姆谢尔较为年长的两个儿子阿姆谢尔和萨洛蒙所继承，当然这样的信给内森的感觉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他父亲决心以自己的方式培育儿子的做法，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来透视当时做生意的方法：

双重革命（3）

我见过赫克舍以及商人巴莱赫发送、回收货物时所采用的有条理的方法。他们设有专门的办事员来办理一切事务。他们说，没有好的条理，一个百万富翁生意做得越多越容易破产，因为整个世界是不诚实的，或不怎么诚实的。当人们看到你发送货物时缺乏条理，他们跟你做生意就可能欺骗你……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为了欺骗你，就会与你争吵，而且越发现你做事缺乏章法就越会与你争吵。总而言之，他们会为了利用你缺乏条理性的缺点与你做生意。在法兰克福，有一个叫埃卢泽&#8226;埃尔费尔特的人赚了很大一笔钱，但是全世界都从他身上捞钱，因为他做事毫无章法，最后他的结局非常悲惨。亲爱的内森，不要生你父亲的气。在处理文档方面，你并无长处。找一个办事员来管理货物的发送事宜，听从我的建议，在发送货物方面，自己要做到条理清晰，否则我不会给你太多的生意机会。如果你缺乏章法，卖的货物越多，收益越差。我亲爱的儿子，不要出现像我写的这种情况……你必须小心谨慎，阿姆谢尔说，他给你汇款时你没有做好相应的记录。这是不对的……你需要准确地记录你发给我们以及我们发给你的每一样东西，这是非常必要的；你必须合理有序地记账。如果你因为糟糕的记账而导致我们所有账户混乱不堪，写信回家，我们或许能给你提供一个计划……如果你做事有章有法，各种记录条理清晰，借出钱款时小心谨慎，我相信你会做得很好。

这封来自父亲的信件还没结束。迈耶&#8226;阿姆谢尔继续呵斥内森，因为他未能计算出他的净利润；与林德斯科普夫做宝石生意（“但你不是一个珠宝商”）以及未能处理好坏账：

我亲爱的儿子，你必须保持平和心态，当一个热爱所有孩子的父亲询问你实际财务状况的时候，你不能发怒，因为如果你有许多坏账，就是上帝所不能容忍的，必须把它们当做良好资产一样记录下来，这可以让你看起来很富有……我亲爱的儿子，你工作很努力。努力做个好孩子，除此之外我没要求你做什么。我只想鼓励你变得更有条理性……你真的很聪明，但是没有弄懂条理的重要性，我所认识的那些做事有章法的商人最后都变得非常富有，而那些做事混乱的人最后都破产了。因此，我亲爱的儿子，当我写信给你，跟你说我的观点时，你不要有抵触情绪。

这封信透露出的一个比较确凿的信息就是，在迈耶&#8226;阿姆谢尔的眼里，内森仍旧是由家长掌管的家族企业的五个组成部分之一。如果内森能够改进他做生意的方法，他就有望“和兄弟们一样得到生意的一部分”，只要他们的姐姐全部出嫁后，这就能实现。不过在这之前，迈耶&#8226;阿姆谢尔仍旧是发号施令的人。

内森离开法兰克福的另一个可能性就是逃避犹太社区的宗教限制。当时的一个真实情况是，19世纪初期，犹太人在英国确实比在德国享有更多自由——尽管犹太人也是在1656年才再次被英国人所接纳，在这之前是长达3个半世纪的排斥。这个时期，英国在经济方面对犹太人的限制非常少，尽管他们（通常与天主教徒、非国教教徒以及无信仰人士一起）仍然不得进入议会、地方政府以及大学，而且由于英法战事日趋紧张，新移民受到了越来越严厉的监管（在英国出生的犹太人自动获得英国国籍）。在伦敦，自信、富有的犹太社区在18世纪得到了长足发展，包括西班牙系犹太人家族，如莫卡塔家族以及东欧系犹太人家族，如商人莱维&#8226;巴伦特&#8226;科恩，他父亲是阿姆斯特丹一个非常成功的亚麻布交易商。18世纪90年代晚期，本杰明以及亚伯拉罕&#8226;戈德斯米德已经开始充当动态金融角色，这也是内森后来取得成功的领域；戈德斯米德的角色也向巴林兄弟以及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联络人霍普有限公司提出了挑战——从而导致了某种敌对情绪的产生，这种在法兰克福已经看到过的敌对情绪表面上是宗教层面上的，但实际上经济因素是主因。我们知道内森是通过他父亲的商业网络，并在萨洛蒙的协助下进入这个岛国的。但是，很明显他在伦敦只待了几个月，就北上了，曼彻斯特的社会环境比起伦敦要差很多。当地小型而且仍处于萌芽状态的犹太人社区绝大部分是由贫穷的店主组成——即那些买卖旧衣服、便宜珠宝、雨伞以及药品的小商人。尽管内森在曼彻斯特受到的歧视比起法兰克福要少了很多，但是依然很难认为曼彻斯特对他的吸引力除了生意外还有其他的东西。

内森在同时代人看不起的“服装业”里有多成功？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非常成功，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灵敏的商业嗅觉：

……离英国越近，货物越便宜。我一抵达曼彻斯特，就用上了所有的钱，东西太便宜了，我获利颇丰。我很快发现其中有3个盈利点——（布料）原材料、染色以及制造。我对生产商说：“我给你提供原材料和染料，你给我提供制成品。”3方面的盈利我全得到了，而不仅仅是买卖制成品这一个盈利点，我也能够以比其他任何人都便宜的价格卖货物。在很短的时间里，我的2万英镑就变成了6万。我的成功全部归功于一句箴言。我曾说过：我能够做其他人能做的事，因此我是带样品来的那个人的有力竞争者，也是其他所有人的竞争者。另一个优势是，我是一个当机立断的人，我能够立刻给出一个优惠价。

这是个颇为不错的内森生意模式小结，但是它再一次将事实大规模地简化了。内森带着父亲订购英国纺织品的指令抵达兰开夏，到达那里之后，仍通过邮件接收父亲的指令。断定市场在确定布料质量和价格方面可行时，内森随后把订单下发给制造商——不仅包括曼彻斯特附近的生产商，还包括远至诺丁汉、利兹、斯托克波特，甚至远至格拉斯哥的生产商。布料随之生产出来（通常由下一级分包商在作坊里织造），然后由曼彻斯特或附近的染色、印花厂加工为“成品”。为了降低自己所买货物的价格，内森尽可能地以现金购买货物，这意味着需要向伦敦的银行家借得为期3个月的贷款。他在1802年12月曾经描述过这一点：

在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离曼彻斯特20英里左右的纺织工会带着他们的货物聚集到这里，有些人带来了20或30匹布料，另外一些人要多些，还有一些人要少些；他们将布料卖给商人，货款则在2个月、3个月或6个月后收取。但是通常会有一些人希望拿到现金，他们愿意为此损失一些利润，以现金购买货物的人通常能得到15%～20%的优惠。

双重革命（4）

实际上，内森无须向大制造商支付现款，货款只有在货物到达欧洲大陆后才会支付。另一方面，从法兰克福那里得到货款，通常需要等两个月的时间。很显然，这种生意的利润一般是以一种简单的方式获取。但是，在那个纺织业利润可以高达20%的年代，内森的开价算是比较合理的了：在他的仓库用现金交易的货物按成本价优惠5%，运往欧洲的货物则优惠9%。这是吸引顾客、提升市场占有率的精明策略：在一封写给潜在买家的信中，内森一直强调自己的开价比他的竞争对手都要低。正如他在1802年9月给父亲的信中写道的：“在曼彻斯特，没有一家商行买货的价格比我们便宜，也没有一家把如此多的困难变成自己的优势。”“你不可能在曼彻斯特找到像我一样赚如此微薄的利润的商人了。”他对一个新客户保证道，“我很乐意非常坦白地告诉你这句话的意思：只要你跟我做过一单生意，你可能就会相信，我发送给你的货物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给你的货物都要便宜。”此外，当他的生意越做越大时，便开始向他父亲公司之外的公司出口货物，内森不仅以低价打开销路，而且还提供合理的定期贷款，他对老买家说，他看待对方的钱时，觉得“在你手里与在我的口袋里一样安全”。他在欧洲大陆的客户通常希望以3个月后到期的票据来支付货款——实际上，是在内森装运货物（并付款）后的5个月。内森能够支付的现款或“即时票据”越多，他能够支付给供货商的钱就越少；他给客户提供的贷款越多，被吸引来的客户就越多。这似乎一直是他最基本的原则。

这种体系的实际运用，正如这个时期信件所显示的那样颇伤脑筋。刚开始，内森必须亲自到各地奔走，建立供应商与客户网络。早在1800年11月，他从曼彻斯特出发前往苏格兰，在那里他似乎发现了更好的布料或更好的价格。随后他分别又在1801年和1805年去了那里。经常性的伦敦之行（如他在1800年或1801年夏天的那次旅行一样）对于维系与当地银行家的关系也是必需的，他必须依赖他们的透支技术。尽管一些买家在曼彻斯特派驻了代理人，内森还是更喜欢与欧洲大陆的公司直接交易，他组织了至少两次跨越英吉利海峡寻找新业务的“探险”活动。1802年春天，他出现在法国和荷兰，与巴黎、南锡、里昂、列日、梅斯、布鲁塞尔、马斯特里赫特、安特卫普以及阿姆斯特丹等地的公司建立了联系。在回英国前，他也去了德国和瑞士，确认了汉堡、纽伦堡、海德堡、科隆、慕尼黑、梅明根、萨尔茨堡、莱比锡、柯尼希斯贝格尔以及巴塞尔等地公司的订单。他的1803年的客户名单中甚至包括了一个远在莫斯科的公司。他在这些旅途中携带的一本目录——每页都粘满了小块布料——后来保存了下来，这本样品目录显示英国制造商当时能够制造的布料图案和质地种类是如此繁多。他不在英国的这些时间，反过来也意味着大量工作都托付给了他的手下完成，主要由约瑟夫&#8226;巴克完成，巴克是内森抵达曼彻斯特后不久便聘请的一位英国簿记师。

不过，再多的旅行也不能保证供货商能够准时地发送货物，或者说发送符合订单要求的货物。因此，内森的大部分联络人当时所做的工作便是确保制造商按照订单供货。与此同时，内森的努力也不能保证客户总是满意他们收到的货物，花在争执当初下单时的价格与质量上的时间差不多与供货商协调的时间一样多。他曾经跟盖森海姆诉苦说：“我发出货物后，两个月后才能得到一张在3个月后兑现的票据……我或许在五六个月后才能拿到我的钱……得到订单很容易，但是得到货款却并不那么容易。”内森也经常因为利息问题以及高额的保险费与伦敦的银行家发生争执。这三方面的压力最终导致了内森经营的多样化。大约在1801年，对供应商的不满促使内森决定自己生产布料——因此他从博尔顿和瓦特公司购买了一台纺织机。然后又在1805年，他与另一个来自法兰克福的移民合伙，这个人名为内姆&#8226;贝尔&#8226;林德斯科普夫（迈耶&#8226;阿姆谢尔商业伙伴贝尔&#8226;内姆的儿子）；内森让林德斯科普夫负责卖货事宜。林德斯科普夫很快将内森的生意进一步多样化，他不仅以内森的名义订购布料，而且还订购靛青，后来还买卖珍珠、玳瑁以及象牙（即所谓的殖民地货物，这些都是从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进口到英国的货物）。最终，内森开始集中精力，关注自己生意带来的各种信用交易。他经常一家银行一家银行地跑，以选择更好的贷款以及贴现率好的票据，他与众多伦敦银行家有生意上的往来，包括莱昂&#8226;德&#8226;西蒙，戈德斯米德和德&#8226;伊莱亚森以及丹尼尔&#8226;莫卡塔，同时与欧洲大陆的银行家也有来往，最著名的包括帕里什公司和施罗德兄弟。与他的父亲一样，他逐渐地从一个商人转变成一个商人银行家。

在那个什么都没有定型的年代里，狂热、喧嚣的气氛全部被内森捕捉到了自己的信件里。市场中充斥着无数小企业，价格和利率波动激烈，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监管措施，要在这样的市场中生存并发展，必须具备极高的热情以及冷静的计算力。内森&#8226;罗斯柴尔德这两方面全都具备，他也做好了准备，最初的时候，他出于讨好，还曾给萨洛蒙公司寄了一桶红酒，希望获得更好的保险价格。但是很快，傲慢甚至恐吓的口吻变成了他的主调，这些对他来说似乎是最自然的。早在1800年12月，他信心满满地给苏格兰一个制造商（内森在他那里下了订单）写信说：“如果你使出浑身解数取悦我，很快你就会放心，我会尽我所能定期给你提供订单。”两个星期后，他再次强调了这条信息：“我每天都有望接到来自欧洲大陆的订单。我肯定会给你优先权，但是希望在我交给你其他订单前，你应该先完成之前给你的订单。你要求再延长3周时间完成订单，但是你为我提供服务的速度越快，花费的成本越低，我给你的订单就会越多。”当对方未做任何反应时，内森变得愤怒不已：“我十分吃惊，在这之前我没接到你的任何信息。我在格拉斯哥的时候，你虔诚地向我许诺立刻处理我的订单，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么久，我却没收到你的只言片语。如果你能够在短时间内处理完订单，你就能够确保得到大订单；如果你不能在承诺的时间里完成订单，那么给你订单也没有任何意义。”另一个苏格兰的公司因为延误发送内森订购的货物，而遭到了他更为尖刻的指责：

我认为你们是把货物当做了筹码，等到我汇给你们大笔钱之后才会放手。这是一种非常不敬的行为……我想你们认为我再不会去格拉斯哥或者佩斯利，但是我很荣幸地告诉你，我会在两个月之内再次去那里，而且我相信以我支付货款的方式，我能够得到大量的货物。

一年之后，他又毫不犹豫地指责一名笨拙的法国买家为“骗子”。

双重革命（5）

有时，内森觉得自己与竞争对手简直是在打仗。他曾经“极度震惊地得知，我的敌人在法兰克福疯狂散播许多最为丑陋和莫须有的报告”。他曾告诉他父亲：“这个国家有许多人非常乐意通过破坏我的信用和个人形象来保持自己的信用和形象——但是感谢上帝，我的根基如此牢固，他们无法通过邪恶无力的伎俩实现他们的目标。”毫无疑问，他的竞争对手确实试图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好处。但是，我们也难以避免地得出结论，有时他是放纵了自己好斗的脾气。“你是一个大混蛋。”汉堡银行家贝伦斯在一次小口角中告诉他。

我……忍不住表达自己对（你信件中的）语调和内容感到的惊愕；非常明显，你希望让我相信你认为自己与凯图一样高尚，与雷古鲁斯一样执拗于自己的词句；但是，无论你这些方面的愿望是否打动过我，我仍然有一个问题一直放在心里，不过我没有闲暇或兴趣去调查……你经常是疯狂的，这就是我的想法。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因为你的钱而让我感到恐惧？我的钱并不比你少，而我甚至没有住在英国。

他的合伙人林德斯科普夫在他们合作的初期，有一次无意批评了内森。林德斯科普夫在这之后的一封信里透露，内森对他的言论感到不满：“我所说的话、我的思想对你都是开诚布公的，因为我以我们真正的友谊为出发点。如果任何无心的言论看起来带来了一时的不快，如果并非有心之失，那么在我看来，任何事都能被淡忘；我希望你也能有同样的想法，并想着是自己现在正在给我的老朋友林德斯科普夫写信。”当一个英国商人指责内森只跟“欺诈企业”做生意时，他暴跳如雷：

我可以向你保证，先生，我与之有交易的企业的社会地位以及实力都不比你差；伦敦、汉堡以及欧洲大陆其他地方最富有、最伟大的企业不是骗子，而他们就是我的生意伙伴……我可以向任何人证明，我从没有过任何一笔坏账，或在任何一位朋友破产时不再还他们的钱；如果我与骗子做生意，这些情形应该不会出现……没有人比我更厌恶和憎恨欺诈。

确实，在19世纪初期纺织业动荡的世界里，维持自己作为诚实商人的名声极其重要，因为在别人眼里这是此人商誉的根基所在。所以，另一个联络人表现出的同情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发现难以忍受内森极端好斗的性格：

最大的不幸在于，你一听到别人的回答，你旺盛的想象力就会让你觉得，如果有人认为除了无休止地追逐各种虚假占有之外，还有更好的事可以做，那么这个人一定厌恶跟随你在误解或错误言论的迷宫中前行；为了应付这些言论，你极度活跃的思想一直让你疲于奔命，而无暇顾及自己以及别人的不满。

唯一的问题是，这个好斗的年轻人在生意上有多成功。许多证据表明，内森实际上做得非常好。到1804年的时候，即他获得入籍证书的那年，他已在唐宁街的阿德维克拥有了一栋房子，房子所在地是城镇中繁华的区域，而且他在布朗街还拥有一个仓库。4年后，他在莫斯利街25号拥有了一个“巨大宽敞”的仓库，紧挨着仓库的是他“宽敞、现代且精心构筑”的住宅，莫斯利街当时也是曼彻斯特“最繁华的一条街”。鉴于内森在1800～1811年（这年他关闭了位于曼彻斯特的分部）之间的生意额，此类数字比较容易得到，他11年间的生意额加深了人们对他经济地位迅速提升的印象（见图12）。实际上，如果我们设想一下他仅以最保守的方式，以5％的比例赚取利润，那么11年间，他的80万英镑的销售额利润可想而知；后来巴克斯顿说的经营纺织品生意赚了4万英镑的事，看起来并无虚假。另一方面，他做生意的经历远没有他后来描述的那么顺利。正如图12显示的那样，从1804年初到1805年秋天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近两年的业绩低潮期。这种情形后来再次出现，尽管1808年以及1809年他的成交量飞速增长，但在1810年，这一过程却未能继续。

图12内森&#8226;罗斯柴尔德纺织品出口销售额，1801～1811年（英镑）

资料来源：发票册，第一卷/221/第19~26页。

双重革命（6）

这种忽涨忽落的情形不应该让我们觉得惊讶。内森所经营的业务完全是季节性的，业绩随着不同的时机循环起落；而且，内森还得应付断断续续的战争造成的影响，以及拿破仑时期英国与欧洲大陆贸易的各种限制。即使在1803年英法战争再次爆发前，他还一直收到警告称，跨海峡贸易可能被禁止。生意环境在1805年就已经开始恶化，因此正式的贸易封锁——柏林有一项法令禁止英国人从法国控制的区域进口货物（1806年11月）——只是给一场灾难性的生意锐减盖上了封印。早在1805年11月，一个联络人就哀叹道：“现在对欧洲大陆来说，是最为关键，也最为悲惨的时刻……任何种类的贸易都没有了，市场被各种货物挤得严严实实，没有一张订单进来。”至少3家与内森有生意来往的公司，包括汉堡的M&#8226;M&#8226;戴维公司，在1806年最初几个月里到在那年6月贸易禁令出台前就已相继倒闭。

在这之后，诸如内森的各公司的选择只能在休业与突破贸易禁令之间摇摆，后者则包含了无尽的风险。1806年5月，英国海军在赫尔没收了5艘船，并扣押了价值2万英镑的违禁品，这些物品是3个曼彻斯特犹太商人订购的。另外一个犹太人也在斯托克波特被捕，而他只是前往英国与内森结清账目。与此同时，法国也采取了相同的行动，逮捕了内森在汉堡的新代理人帕里什，他被迫以蒙受巨大损失的价格甩卖了自己的货物，以避免被没收充公。残存的信件副本集显示，这个时期对于内森来说是极为艰难的一段日子，他收到的支票也越来越让林德斯科普夫难以给予折扣优惠。早在1806年4月，帕里什就向迈耶&#8226;阿姆谢尔抱怨，内森已经从他的银行里超信用额度支取了2 000英镑。而到同年8月底，他似乎已经欠了林德斯科普夫28万英镑，这些钱他需要支付42％的年息。随着拿破仑与沙皇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形势有了转变，1807年7月，内森从哥哥阿姆谢尔那里听到了相关消息，但是跨越海峡的贸易仍然受到了严格限制。

在这种形势下，内森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非法从事他的出口业务——换句话说，他变成了一个走私犯。1807年10月，他利用一艘在美国注册的货船以及伪造的德国文件，经过阿姆斯特丹向瑞典运送了一宗订单所需的咖啡。运送违禁品其他受欢迎的路线是经德国赫尔葛兰港以及波罗的海沿岸港口。当然，这类海运都不受法律保护，因此风险自然非常高。但是，回报也是相当可观的。到1808年的时候，由于超群的“管理、判断、远见和关系网”，内森已经赢得了“总能把货物运到欧洲大陆的能人”的名声，尽管“没有人提及货物是如何运送的”。但是，他的生意在1808年以及1809年所得到的恢复也是非常短暂的。1809年9月，运往里加的一大批货物被扣押，只能通过“贿赂——实际上是一笔沉重的税收”来换回。另一艘货船在柯尼斯堡也遇到了相同的命运。

最沉重的打击出现在1810年10月，地点是法兰克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这天到来时，当年8月5日通过的特里阿农法令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对进口的限制，允许进口所谓的“殖民地物品”。但是，大多数法兰克福公司继续着走私行为，部分原因是为了逃避按照新法规征收的沉重的进口税，部分原因是可以继续买卖英国货。比如，迈耶&#8226;阿姆谢尔仅在1810年7月就收到了不少于7船的英国货物，总价超过了45万英镑。10月14日，枫丹白露诏令公布，下令没收所有走私进入法国控制地区的英国以及殖民地货物。当时法国两支步兵部队占领着法兰克福，根据一个名叫蒂亚尔的间谍的密报，法兰克福234家公司遭到了突然搜捕。迈耶&#8226;阿姆谢尔被发现手头拥有价值6万古尔登的违禁品，其中一半是靛青，可能是内森运来的。于是，迈耶&#8226;阿姆谢尔不仅要补缴特里阿农法令要求征收的赋税（迈耶&#8226;阿姆谢尔花费近2万法郎），而且所有被扣押的货物——总价在10万古尔登左右——全部被公开烧毁。正如一个观察家报告的那样：“形势的混乱程度已经超出了语言所能描述的范围。”尽管迈耶&#8226;阿姆谢尔相对容易地从这一事件中脱身——贝特曼家族支付的罚款超过36万法郎——但是，这场危机仍旧是个分水岭。在这之后，这类商品贸易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生意中的地位日益下降。

对内森而言，这种转变在1806年10月就已经开始，当时他娶了汉娜为妻，她父亲是伦敦一个成功商人莱维&#8226;巴伦特&#8226;科恩。这桩婚姻不仅增加了内森的资金——除了妻子的嫁妆3 238英镑，他从自己的父亲那里也得到了厚重的一笔资金；同时也让他成为伦敦犹太社区中最杰出人物的一个合作伙伴。1807年，内森携手科恩完成了大部分走私业务，与他之前的合作伙伴林德斯科普夫一样，科恩也鼓励女婿拓宽向欧洲大陆出口的货物范畴，除了英国纺织品，也要出口印度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品。但是，这仅仅是一块迈向成功的基石，此时，内森已经下定决心成为全职银行家。在曼彻斯特朋友的眼里，内森早在1808年就已经在这方面有所成就，尽管当时他在伦敦还不太为人所知，那年夏天他才在伦敦住了下来（圣海伦斯街12号）。尽管内森在伦敦最早的账本显示，他最迟在1810年就开始做银行业务，但是从曼彻斯特迁移业务的进程却要晚得多，直到1811年7月初，他才正式宣布：

之前以内森&#8226;迈耶&#8226;罗斯柴尔德以及“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名义在曼彻斯特进行的业务，从今天开始将停止，任何与该公司有业务来往的人需将他们要求付款的指令发送到伦敦圣斯威斯兰大街纽考特2号，N&#8226;M&#8226;罗斯柴尔德会计部。

内森自离开犹太街后，在前行的路上已走了很远的一段旅程，尽管离开局促的住所以及以“犹太母猪”为标志的歧视仅仅12年，但内森&#8226;罗斯柴尔德在一个再好不过的日子里获得了他在伦敦的新住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