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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序

- 前记

- 李鸿章小像（1）

- 李鸿章小像（2）

- 李鸿章小像（3）

- 李鸿章小像（4）

- 李鸿章小像（5）

- 李鸿章小像（6）

- 李鸿章小像（7）

- 带血的黄马褂（1）

- 带血的黄马褂（2）

- 带血的黄马褂（3）

- 李鸿章杂碎（1）

- 李鸿章杂碎（2）

- 李鸿章杂碎（3）

- 庚子年李鸿章（1)

- 庚子年李鸿章（2)

- 庚子年李鸿章（3)

- 庚子年李鸿章（4)

- 庚子年李鸿章（5)

- 最后的归宿（1）

- 最后的归宿（2）

序

自从洋人敲开古中华的大门，在国人记忆里，耻辱之迹遍地，可记的片断多痛楚的行影。像李鸿章这样的人物，让人一言难尽，如今思之，不禁为之隐痛不已。我们过去只是从国人的视角看李氏的一生风云，史家的情感多少渗透在价值笔法里。其间也不免民族主义的成分渐多。但洋人怎样看这个历史人物，他们笔下的李氏的形象如何，却知之甚少。在真正通晓历史的人看来，李鸿章给世人呈现的往往是半个脸面。

终于在张社生的《绝版李鸿章》里，读到了那么多鲜为人知的图片和史料，才知道先前我们对洋人世界的模糊程度。书中的图片和绘画都有实录性，是西洋人为我们留下的中国印象记，这个大清王朝的风云人物的内心苦乐，文化冲突里的恩怨，总算有了另一种镜头。中土社会“被近代”的足迹，在根基上动摇着我们的旧有文明。作为这个文明的官僚使者，李鸿章唱的不过是日薄西山的凄凉之曲。

洋人文化的大规模入侵，对清朝的遗老遗少而言，没有精神的准备。专制社会下的愚民对此也只是阿Q般地呆看着。张社生借着大量的史料图片还原着当年的形影，像一部电影，婉转起伏之间，散落着人间的旧事。但我们的作者不像以往的谈史的文人那么严肃的道学气，他的轻松的笔触下自嘲的调子，把我们内心的沉重转换成智慧的内省。只有自信的读书人才会有类似的笔法，也只是自今天这个语境里，我们看人看事，比前辈多了一种洒脱，虽然其间也不免淡淡的忧戚。毕竟，我们的前人在巨变之际，还没有一个多维的语境。也恰恰是那时种下的苦果，在后人的咀嚼里，才有了摆脱旧梦的挣扎，这挣扎直到现在，还在延续着。

李鸿章一生难以用一个尺子衡量，从不同角度看他，结论自然不同。他走了那么多国家，视野要比国内的官僚开阔得多，也因此搞起洋务运动，派遣留学人员出国，改造旧的外交路线，都是中国现代意识的萌动。只可惜他不能像日本的启蒙前辈从制度结构的层面深入思之，加之在官僚社会久浸，思想自然是笼子里的东西。先前学界争论，近代中国的开化是“被近代”还是“自改革”呢？如果是“自改革”，那么李鸿章是个代表无疑。不过就我看来，“近代化”是被迫的结果。你看，李中堂与洋人谈判，一步步退让，一步步妥协，又一点点讨价还价，还不是被迫的时候居多？因为是“被近代”，就一面是保守地面对世界，一面为了江山社稷而做小规模的修补，根底还是孔孟的旧梦，大清政权问题远比民生与文化复兴更重要。官僚下的走卒，能做的事情，毕竟有限的。

在剧变的时代，国人能应对棘手的国际纠纷者不多。李鸿章是个渐渐掌握通变本领的人，他知道，皇宫的那套思路不行，民间的义和团也是胡闹，至于孔老夫子的遗训也是失灵的。他身上的江湖气与痞子气，加上官僚相，在此杂然相交，于是形成了特有的智慧。在良知与世故之间，他选择了另外一种道路，二者虽不能得兼，可是却应对了一个大的变局。荣辱一身，善恶相兼，这在此后的官僚世界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传统。面对现代西方强势文化，想要使中华古国有点面子地斡旋，李鸿章对人的警示作用在正反两方面都是不能忽视的。

讲近代中国的变迁，日本、俄国是很好的参照。可是我们对此的深入打量，还不太够。同样是被近代，日、俄的路就与我们不同，大概是深层的文化起了作用也未可知。李鸿章是一个失败的群落里在安顿自我，及重建他人关系的象征性的人物。他走过世界许多地方，内心的体味一定复杂是无疑的了。他知道大清帝国衰微的结局，但一面又在修补着那个世界，竭力挣扎在东西方文化之间。他在受辱和自尊间的平衡点里，重复了古中国庙台文化与市井文化的精巧的东西。但那些还没有现代意味的闪光所在。所以梁启超对他的微词也是自然的了。不过他的价值也许在另一个层面更有引力。那就是在读书人看来，改良与革命是必然发生的事，因为重复李鸿章模式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这一本书的图录对读者是个刺激。那个大变动的图景不幸多是洋人记录着。那些铜版画的韵味，都暗示着人的命运。可惜我们看不到中国的画家对那个时代的描绘，那时候中国的文人还睡着，对不幸的国运似乎没有应对的力量。借着外人的图片，我们不仅感到精神的隐痛，还有审美的自责。直到现在，我们的画家对域外的事件很少反映，还囚禁在自己的天地。可是那时候日本的浮世绘对李鸿章世界的描摹，已透出研究异类存在的好奇心。当今天我们看到前辈被漫画地呈现出来的时候，才知道我们许久是没有“他人的自我”的概念的。这不仅是李鸿章那代人的悲剧，也是今天许多人的悲剧。李鸿章还不能说是过时的人物，现在人们常常谈及于他，变成不衰的话题，是因为我们还在历史之中，“被近代”还没有化为句号的缘故。

前记

前记 张社生

这叫什么，错？

去夏，本拟为中央电视台制作一部纪录片《李鸿章出洋记》。谁知，一头扎入文字和画面资料收集中，掉了七斤肉，聋了半个耳朵，动用了美国读书期间积累的一些人脉关系，最后居然收集来1000多个G的珍贵历史资料（光百年以上的晚清画面资料就有数万张）。正准备坐下来写纪录片剧本，央视的马导带来一位出版界的朋友上门看图。这么着就“错”出一个“绝版晚清系列”出版计划。《绝版李鸿章》是其中之一。

说是书，其实是“图”书。我本是沪上一好“色”之“图”，属“图”登子之流。这10年来，几乎很少有勇气读大部头的纯文字“砖头”。窃以为，好的书应该半图半文：文给人以间接的启迪，属于作者的强项；图给人以直接的视觉冲击，可由读者参与再创作。两者相加才能珠联璧合。

少时听人讲道理，感到都是至理名言，还娘娘腔地抄了一些唬邻桌的女同学。后来，大概是抄多了撑的，审美疲劳起来，常常把名言颠三倒四乱用，发现“至理名言”这样用过之后居然还是至理名言！比如大学时总喜欢装哲学家引用萨特名言“存在有其合理性”。一日，不小心说成“不存在的也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不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发现都可成名句供入庙堂之上。依此类推竟然发现大半名言都可随意组装！从此就不大相信文字这个“二手货”的描述性工具了。

“图”不然，对视一张历史图片三十秒，你往往会有一部自己的历史。有些历史人物，你可以通过读脸就能判断个大概。相信你自己的读脸功能吧，那是娘胎里带来的，是经过千千万万代的进化才得来的一种高级遗传特质。相比较，文字算什么，百年瞬间就几乎把字面的意思换了个遍。文字并不是什么“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东西。而且，文字记录从来就没有100％的真实，大多是一时一地压力下的“委屈小媳妇”。

《绝版李鸿章》有图近500幅，85％来自百年以上的英、德、俄、日和法文报刊杂志。一不小心就有“1856年”、“1872年”字样出现。想想心冷，中国人的历史影像，需借麻省理工、康奈尔大学和东洋文库才得以保存，这是不是另一种错？

李鸿章的话题眼下有点儿“显学”的味道，冠以“李鸿章”三字的书不在百本以下。《绝版李鸿章》以什么为“撒手锏”，堂而皇之地屹立于我中华书林？又何敢掀起你历史情感的七天涟漪？……谓独家绝版的历史珍贵图片，谓独家绝版的历史史实（一些直接来自于国外事发当天的报刊报道），谓换位重看这段被电视剧糟蹋了的历史，将李鸿章从“一国的审视”提升到“多国的审视”中去。为你着想，这回作者决不装思想家、文学家或历史学家，绝不用“至理名言”蒙你，决不用书袋“吊”你，决不用“老段子”昏你，决不用伪情操“拔高”你。如果看了还算满意，不要忘了支持一下不日拍摄的本书电视纪录片版本。

《绝版李鸿章》不是一个人的产物，助理刘园园为这本书抛洒了两月汗水。美国LEHIGH大学商学院的Arthur Zhang为本书多段百年前的“古英文”提供语言翻译帮助。央视《探索·发现》制片人盛振华为李鸿章题材的深度挖掘提供了方向性的意见。央视的马伟平导演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上海证券报王鸣铎先生不仅为本书的创意提供了建设性建议，而且还提出了15处图文修改意见。

本书特别感谢美国宾西法尼亚州克拉克思莎玛的玛琳太太多年来的帮助和支持，感谢美国国会图书馆资料中心等35家欧、美、日、澳大学提供的资料帮助。

2008年7月3日于北京朗琴园

李鸿章小像（1）

第一章

李鸿章小像

李鸿章小像题跋

李鸿章叱咤晚清风云三十多年，是是非非一世纪。这小像绝不是中国画几笔能勾勒出的，必加之西洋画法、浮世绘画法才能写其真之一二。

李鸿章档案

照片上的李鸿章孙子

李鸿章的儿子不多，但是孙子辈人数不少（国字辈）。从右页这张李鸿章“全家福”照片看，光二儿子李经述就有大儿李国杰、二子李国燕、三子李国煦和四子李国熊。

李鸿章将爵位传给亲生儿子李经述，后由李国杰袭爵。李国杰18岁，以弱冠之年晋封二品大员，并以诰封通议大夫、建威将军、一等肃毅侯充钦差大臣出使比利时，后做了轮船招商局的董事长。

李国煦从小患眼疾，故戴墨镜。有人说张爱玲《金锁记》写的其实是李国煦家里的事，书中“长白”即是李国煦的儿子李家瑾，“长安”则是女儿李家瑜。《金锁记》里的曹七巧丈夫姜二爷就是以李国煦为原型创作的。

李国熊小时候长得可爱乖巧，这里的几张李鸿章和孙辈合影的照片里都有他的身影。张爱玲《金锁记》故事中的三爷姜季泽的原型即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的干爹李国熊。李鸿章有一枚德皇颁发的“红鹰大十字头等宝星”勋章，后来传给了李国熊，李国熊1952年去世前，又传给了他的大儿子李家珑，一直到“文革”爆发。“文革”中古代的东西都被视为 “四旧”，何况是外国人发的。那时李家珑一家住在北京后海后河沿，在抄家风刮起来的时候，为确保一家安全，在一个漆黑之夜，像避瘟神一样把它扔到什刹海里去了。

李鸿章素描

鸿章者，一江淮儒生也，十年修成封疆大吏之身。朝廷倚为“中流砥柱”，西人奉为“当世三杰”，日人称之“世界五伟人之三”。可谓八面威风，十分成功。然，组成李鸿章之成分终究和他人无甚两样，为：一分痞气，二分底子，三分运气，四分才智，五分努力，六分热忱，七分悟性，八分应酬，九分忍耐，十分做事。

鸿章者，一汉员是也。二十年为满清朝廷办外交，成了“国人皆曰可杀，万口一词”，成了“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其实这个“杀”，那个“奸”的，李鸿章还不配享用。因为晚清走到这一步，整个国家都在患十种病：一曰惰性，二曰愚昧，三曰封闭，四曰固执，五曰败俗，六曰迟钝，七曰自大，八曰锁国，九曰落后，十曰贫穷。

骂也好，赞也好，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本没有什么“大奸”、“大忠”之说。大多是三七开、四六开的“中间人物”。后人的“大奸”、“大忠”观，其实是诸多因素影响的产物：一曰：史官不直笔。往往将个人的好恶掺了进去。张三已经不是那个张三，李四也不是那个李四了。二曰：文学性的添油加醋。经过演义的历史人物都是假人物，《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就是半个神仙，最后蜀国还不是第一个灭亡？三曰：教科书式的“简约历史”。真实的历史人物往往有无数个细节构成，但是教科书那种黑白分明的定论，虽然应付了考试，却难免会流于武断，害人不浅。四曰：人的好恶不是永恒的，今天对的，明天可能是错的。拿一时一地的标准去套几千年的历史，一定可笑。所以说到底，“大奸”、“大忠”之说都是书本闯的祸。

给李鸿章画素描就不能简单地套“大奸”、“大忠”。这张素描一定是写实风格的，我们给你的只会是李鸿章的几个角度，几个细节，几笔速写。结论由你自己得出。

李大架子1米83

首先咱们从外形上来观察李鸿章：

李鸿章身高至少是1米83。何以见得？西人书上大多说他“6英尺以上”。6英尺换算为米是1.8288米。有人还说他“6.4英尺”，1米95！这有点不可能。

纵观李鸿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青壮年时带有五分江淮“武气”，人到中年微显三分劳累状，60岁后有点发福。晚年为多颗右牙掉落所困，面颊呈左满右陷状。而且他老年喜戴老花眼镜，可能和青壮年时用眼过度有关（此公年轻时是个职业写奏折的秘书型人才）。生命的最后六年，左颊眼睛下方一寸处又添大日本帝国的浪人所赠之“礼物”——一处枪伤的疤痕。疤痕略出，因为子弹尚遗留在皮下。枪击后，他的身体状况一日不如一日。“云中鹤”腰也弯了，气也泄了，眉骨也突出了，眼袋也大了，头发稀疏了，胡子全白了。壮士暮年，人比黄花瘦。

1米83的身高在当时普遍缺少营养的大清国里算是鹤立鸡群。中部地区走出来的李鸿章即使在北国满人中也是“云中鹤”。以前总以为关外满人人高马大，其实不然。查满清贵族和洋人站在一起的照片，传说中的满人大汉其实大多呈“矮胖型”，不信请看下页两张亲王照片。

1米83的个子，站在国际舞台上给清国人的形象加分不少。观察当时的西人漫画，中国人普遍被画得高一些，日本人?多“倭”点。这其中难道没有在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的李鸿章的功劳？人这个生物大概还没有完全进化好，看人还是以生理上的尺寸论英雄狗熊。也许视觉上的“伟岸”就是能震人。日本人就深受这种“视觉论英雄”的影响，人家也将自己画成李鸿章似的1米8。不信请看18页日本的一张浮士绘。

当时大清国在国际上并不“高大”，但是有着高大身躯的李鸿章却能给傲慢的英国人一个先“身”夺人的印象。濮兰德在《李鸿章》里记载了74岁的李鸿章在一个英国人眼里的形象：“我从议院出来时，突然与李鸿章打了个照面，他正被人领入听取辩论。他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仁慈的异乡人。他的蓝色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他看到的每个人投以感激优雅的微笑。从容貌来看，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李鸿章小像（2）

1892年，英国一位青年政治家寇松勋爵曾来华旅行。他在两年后出版的《远东问题：日本、朝鲜和中国》一书中，记述了会见李鸿章的场景，并称这是他“毕生最美好的回忆”。寇松近距离观察了李鸿章。看到他“有六英尺多高，身着灰色丝长袍，戴黑丝帽，很有威仪”，“唇上的大胡子将嘴巴遮住一半，下巴上也留着中国式胡须。头发是正在变白的深灰色”。

何天爵是一个美国传教士，也是一个驻华外交官，1895年何天爵写了一本《中国人本色》（The Real Chinaman）。在书中他对李鸿章是这样评价的：“……他的仪态举止和思维方式更像一名战士，而不是政治家。他的身材要比一般的中国人高大，声音粗哑而充满饱满的精神，给人的感觉非常平民化，易于接近。”

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对李鸿章无甚好感。他给当时76岁的李鸿章画了张素描：“他看上去就是个伪善的家伙，穿着一双厚底缎面朝靴，站着的时候，身高在6英尺4英寸以上。他中过一次风，这使他的脸有一部分不能动弹，于是看上去总是面带微笑——一个危险的男人却有着一张纯洁的笑脸。因为这时候已经很热，李鸿章戴着一顶篾底纱面的帽子，颇似灯罩，一只孔雀翎被一根缅甸翡翠做的管子紧紧扣住。他的袍子外面罩着一件丝绸补褂，朝服的两侧各开着一个口子，这样以便于骑马，前后补子则依照他的官品而绣着白鹤，这是文一品的标志。补褂的外面，齐腰系着一根皮制腰带，上面挂着钱包和一些小袋，袋子里装着他的扇子、鼻烟，以及诸如此类。”

通过这几位英美人的话，可以看到李鸿章的“大架子”之一端，而且这“大架子”的确为他赢得了“威仪”、“威严”的感觉。

李鸿章的喜好

李鸿章爱抽烟。有人说他爱抽水烟。但是从他在天津拍的照片来看，他茶几上放的是旱烟。有照为证。

李鸿章喜欢抽烟，痰就多。“地球人都知道”他的这个毛病。他每到一个国家，人家就为他特别准备一个痰盂。马关谈判时伊藤博文就想到了这个细节。有图为证。

他一直为“多痰”所困。仔细观察李鸿章的服饰，你会发现在他的腰部有一个小锦袋。那是锦囊妙计袋吗？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揭穿了这个秘密：（李鸿章的）“补褂外面，齐腰系着一根皮制腰带，上面挂着钱包和一些小袋，袋子里装着他的扇子、鼻烟，以及诸如此类。有一只袋子装的是一个袖珍痰罐，他不时地伸手取过来向里面吐痰（总督大人清理喉咙和鼻窦时所发出的叽里咕噜的声音，闻之者无不后脊梁发冷）。”都怪那时候科学不发达，我们的总督大人不知道“抽烟危害健康”。

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在正式场合，特别是有女宾在场的情况下是不抽烟的。李鸿章不管，这个老烟枪到哪儿都爱吞云吐雾。精明的比利时国王讨厌他抽烟，但是为了“销售”比利时枪炮，人家灵机一动说：“李总督不在此列”。说的时候，国王脸不红心不跳。俄国人就没有这么好的修养，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看到李鸿章抽烟吐痰，当时不便发作，晚上回来全记了下来。后来，这个俄国的“中国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狠狠地“直笔”了一下李鸿章这个恶习：“用过茶点，我问李鸿章是否想吸烟。他于是喊了一声，颇有点像马的嘶叫。两个中国人立刻从隔壁屋子里跑来，一个拿着一个水烟袋，另一个拿着烟草，于是开始吸烟的仪式。李鸿章静坐着吞云吐雾，他的侍者们很肃敬地替他点烟，端着烟袋，从他的口里拿出来，又放回去。很显然，李鸿章是想拿这种种隆重的排场来使我对他的尊严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不过在我这方面，我也使他相信，我对于所有这些排场丝毫没有在意。”

李鸿章虽然抽烟，但是他对鸦片十分不感冒。据说咱们的翻译家严复不知道回避，他在北洋水师学堂教书的时候经常吸食鸦片，搞得这个文职军官萎靡不振，为此他经常受到李鸿章的痛斥。

于私于公，他都反对鸦片。《伦敦每日新闻》曾有报道：李鸿章1894年8月27日会见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亚历山大时：“……他以最强劲的语言声称，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鸦片贸易。这种贸易是列强通过战争强加给中国的，中国政府根据条约不得以允许印度鸦片进入大陆。……李总督最后明确宣称：‘你们也许明白，如果你们停止毒害我的人民，我们就会立即禁止他们获得鸦片。’我（约瑟夫）告诉他，英国议会已经通过投票，将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华调查鸦片是否真的像有人指控的那样有害时，他气愤地回答：‘荒谬绝伦！’似乎十分的愤怒和蔑视，缓和了一下语气又说：‘任何人都知道，鸦片是有害的。’当我起身告辞时，他仍很善意地用热情的语言赞扬了英国公民为使中国摆脱鸦片所表现出来的仁慈。”

除抽旱烟外，李鸿章还喜欢喝点红酒，特别在就餐时喜欢喝上两杯。1896年8月29日的《纽约时报》就三次讲到他的喝酒：晚上李“饮了少量的酒后，早早就歇息了。”接着在另外一段报道中写了记者的提问：“他喝什么呢？”（李的随从说）“他只在饭后饮一点葡萄酒，是产于法国的红葡萄酒。”然后又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提到：李的饮食中“还有一杯淡葡萄酒。”（瞧，《纽约时报》一天之内有如此多的李鸿章报道，都快成了“专刊”了。）“会吃的老寿星李总督”一下子享誉美国，于是有保健品商人便想到将李鸿章包装成自己商品的代言人。无意间，李鸿章这会儿又成了中国第一个商品代言人。

因为牙齿不好，年迈的李鸿章饮食多以“炖菜”为主。《纽约时报》报道中透露说：“李吃了燕窝、鱼翅、烤鸡、炒饭。”“当他被问及：‘你所称的适量饮食对一位清国的政治家意味着什么呢？’这位发言人说：‘是指鱼翅、燕窝、烤鸡和炒饭，这也是今晚总督所吃的。他每顿饭几乎都这么吃，他的生活极为简单。’”

李鸿章小像（3）

除了饮食外，李鸿章的个人爱好是对“新玩意”极其感兴趣，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个“科技迷”。哈佛大学学术泰斗费正清主编的《剑桥晚清史》说：当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乘着从英国商行租来的轮船通过太平军控制区沿长江顺流而下时，他在船上待了三天，因而有机会思考西方技术的价值。李鸿章从上海不断地写信给曾国藩，赞扬外国军队遵守纪律和外国枪炮的巨大破坏力。他在评论一次战役时说，“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

他迷“高新科技”可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穷其一生的爱好。如果有心之人对他的奏折稍加整理，那就是一篇科技论文。李鸿章曾写过一份中国最早的科普文章——“蒸汽动力运转奏折”：“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在那个“科盲”时代，这样的“科普”奏折算是凤毛麟角了。

李鸿章的这个爱好，一定为他赢得不少“实利”。当时朝廷因为知道他“识货”、“懂行”，很多公务采购大单都让他经手办理。据说他在天津的住处周围就像一个喧闹的万国商会，各色人等都来推销：比国的枪、德国的炮、英国的船、美国的西洋参、意国的洋布、法国的圣经以及荷兰的船运等等。如果真像某些人说的，他的财产等于现在的10亿人民币，那么，这中间有不少应该来自于这些“交易中介费”。他不收有人也会代收，此事古难全。

李鸿章爱好“科技产品”的故事一箩筐，如某年某月李到英国，对英国的一架缝纫机看呆了，李老不惜重金，给老太后购回一台！某年某月李老坐到刚发明的X光机上拍了张照片，成了中国第一个使用X光设备的人。

1887年香港西医书院筹建，邀请李鸿章做“名誉赞助人”，李鸿章欣然接受并亲笔回信（信的内容载于1887年香港《德臣西报》），清国第一篇“在职干部”医学博士论文诞生了：“我认为，医学同化学是姊妹科学，应给以同样的重视，不但应该了解它们的组合，而且必须明了该如何分析，因为不这样，就不能在诊断和治疗上发挥精确的作用。永远关注于科学原理以行诊断的收获，能够补救在解剖学及化学的理论上的不足，而其最终的结果，是将智识由黑暗变为光明。天津医学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他们把先进的西方科学，运用到中国医学的实践里。”

这段话出自一个封闭的年代，出自于一个民智不开的社会里，真乃不可思议。西太后当时真该让他去管“中科院”或“社科院”，可惜那会儿还没有。

“科技迷”李鸿章还是个“克虏伯大炮迷”。1866年7月27日，中国代表团参观了克虏伯。李鸿章接到报告：“他（克虏伯的创始人阿尔费雷德·克虏伯）热情、好客，不像英国人、法国人那样藐视我们的长衫、马褂和长辫，他彬彬有礼地用盛宴款待我们这些中国人！”

1871年，李鸿章一口气向克虏伯买下了328门各种口径的大炮，布防在大沽口、北塘、山海关等炮台，首先稳固北京城的防务安全。

看他1874年的奏折，这个“克虏伯大炮迷”对克虏伯后膛炮相当精到：“后膛装药枪炮最为近时利器。查格林炮一宗不能及远，仅可为守营墙护大炮之用。惟德国克虏伯四磅钢炮可以命中致远，质坚体轻，用马拖拉，行走如飞，现在俄德英法各国平地战阵皆以此器为最利，陆军炮队专用此种，所需子弹之价格与炮价相等。”对克虏伯大炮的偏爱，使李鸿章在1877年率先于淮军中装备了19个炮营，共有克虏伯大炮114门。每营有正勇144名，有克虏伯四磅后膛钢炮6门、马150匹、车19辆。一不小心，李鸿章又成了中国炮兵的鼻祖。

1877年春，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同意了李鸿章的要求，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卞长胜、查连标等七人到德国埃森接受免费培训。

在克虏伯的暗示下，中国军事代表团与德国甫自德军舰厂家签了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济远”舰的建造合同。之所以选择这家军舰厂，主要原因是李鸿章认为该厂生产的军舰配有克虏伯的龙骨、护甲钢板厚度和舰面的30.5毫米的克虏伯双管巨炮。

1886年8月，“定远”、“镇远”、“济远”从德国千里迢迢远航归队威海卫。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海军正式成立。在成立庆典上，李鸿章和前来祝贺的克虏伯特使一起走向战舰旁，指着“定一”、“定二”等鱼雷艇说：“结识克虏伯先生是我一生莫大的荣幸，十二年前他赠送我多个火车模型，今天，又是他帮我们的驻德公使（李凤苞）和留学生得到鱼雷德磷铜秘炼之法，使我北洋的军力大增啊！”克虏伯在1877年到1896年之间共得到了清政府约2000门大炮的订单。

1896年，李鸿章到了德国克虏伯炮厂。克虏伯人热情地接待了这个公司几十年的大主顾，还为他专门出了一套纪念册。第二天，克虏伯亲自陪着李鸿章去梅喷射击场看望中国留学生。李鸿章对留学生们说：“克虏伯新式大炮最为精奥，只要苦心研究，操练、演放、修整诸事赶紧苦学，必得其秘。中国沿海南至琼州，北至营口，具有建置御敌之炮台。我之老矣，不能效力国家，将来伐谋制敌、御侮保国之重任皆落诸位双肩！”

爱沾个洋气儿

李鸿章小像（4）

李鸿章的这个“科技迷”特质又引出了他的另外一个特征：爱沾个洋气。

晚清时代，皇家贵族爱沾个仙气，大臣清流们爱沾个清气，李鸿章不！这人眼睛向外看，做事儿爱沾个洋气：人家让子女学八股文，他却在家里请来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毕德格在家教儿子习洋文：“公子伯行（李经方）从之习英文，”“季皋（李经迈）朝夕与游，亦从问学。”不但孩子学，他自己也学。《李鸿章家族》里说：（毕德格）“还为他（李鸿章）用中文朗读了不下八百部英文、法文和德文的书籍，使李鸿章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不再生疏。很难设想，当时中国还有哪一位高官像李鸿章这样，用这样的方式读了如此丰富的外国书籍！”这是大事儿，小事上，就连女儿孩子的喂奶问题，李鸿章也在信中这样吩咐：“乳姆既可，啜食一年后，照西法喂牛乳。”

最有意思的是李鸿章办西医院：1878年的冬天，他的夫人突发病症，郎中说是中风，外邪入侵导致半身不遂。吃了不知多少服药，然病就是不见好。无奈之下，李鸿章让英国传教士马根济博士来府一试。六天中，马根济大夫采用了“手摇电机诊治法”，终于挽回了李夫人的性命。李鸿章从此开始相信西医，由兴趣竟引申出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在天津建一所西医医院？他开始做天津的官僚士绅工作，甚至安排了一场由马大夫操刀的“手术秀”。当一个比拳头还大的颈部肿瘤被马大夫顺利摘除时，官绅们都啧啧称奇。在李的积极倡导下，社会人士募集了六千银两，再加上他亲自捐赠的四千两，共计一万两银子。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一日，新建医院正式落成，即后来的马大夫纪念医院。《天津通志》有这样的记录：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规模完整的私立西医医院。

这样的事儿还有很多：李鸿章在江南制造总局里办“翻译处”，送幼童进美国学校，在自己的身边安排数十位洋员，重用三个“海归派”：马建忠、罗丰禄和伍廷芳。聘用外国人作幕友，任用外国人作顾问、教习、海军军官、舰长、仓库管理员、制造局帮办、军事教习，甚至他的外交谈判代表。李鸿章的幕僚里有大量的洋员。其中最突出的有两人：德国人德璀琳和美国人毕德格，德璀琳是工商企业中的外国人联络官。毕德格则负责管理在北洋海军任职的外国人员并总管外国人。以地域和语言为基准，他们两人之间还有一个不太严格的分工：德璀琳支配着在李鸿章手下任职的欧洲人，毕德格则吸引着美国人，有时还有英国人。

李鸿章还爱交洋朋友，有时在家里和他们高谈阔论，晚了就留他们下来一同吃饭。何天爵说：“除了身为高官，李鸿章身上带有东方式的架子和仪容外，他非常容易接触。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可以通过他的幕僚，求见这位总督。许多人见过这位看似粗鲁的老总督，都从其身上得出了他知书达礼的印象。我们的一位前州长就受到过李鸿章极其客气的接待。当时这位州长和总督、翻译相距不远。州长事后告诉美国的朋友说：“好样的，我根本不认为这位总督是那种不开化的老顽固。”

不同于他的同僚“怕和洋人打交道”的自卑心理，李鸿章的天津北洋通商大臣衙门就像个小联合国，中外宾客日日盈门。何天爵自己就在1879年5月28日陪同美国前总统、南北战争英雄格兰特陆军上将去天津见了李鸿章。他当时充当两人的翻译。这段李格神交的故事，让李鸿章彻底征服了美国读者的心。

据记载，格兰特卸任离职后，携妻子周游世界。1879年5月28日格兰特到达天津之日，李鸿章曾予接待，两人一见如故。李格此番会面并非寻常应酬，其时正好发生日本吞灭琉球、置为冲绳县的重大事件，中国力争不成，清政府与李鸿章于是希望格兰特劝说日本放弃前议。格兰特的调停自然毫无结果，琉球并入日本版图已是无可挽回。

据说李鸿章在会面时看到格兰特的名贵手杖后，反复赏玩，爱不释手。格兰特见此情此景，知道李鸿章的心意，就说：“中堂既然喜欢这根手杖，我本当奉送。但这根手杖是我卸任时，全国工商界赠给我的，这代表着国民的公意，我不便私自转赠。等我回国，征得大家同意后，才奉寄致赠。”李鸿章立即致谢道：“不必不必，我不过随便玩玩而已。”

1896年，李鸿章在纽约访问时，格兰特过世已经十年了。他特地探望了格兰特的遗孀朱莉娅。朱莉娅设宴款待李鸿章。朱莉娅即把丈夫的手杖立于台上，向出席者讲述了丈夫与李鸿章的交往和友谊，也和盘托出这根手杖的故事。然后，朱莉娅面向大家说：“今天适逢李先生来访，故特恳问大家：诸位是否同意把这根手杖转赠给李先生？”她说罢，满堂的出席者一致鼓掌赞同。于是，朱莉娅当众双手举杖，奉赠给李鸿章。李鸿章深受感动，回国后，视同至宝，须臾不离身。

关于手杖相赠的事，对李鸿章来访事无巨细都报道的?纽约时报》上并没有明说。但是我们却在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的照片中，看到了一根李鸿章拿在手里的手杖。

而《纽约时报》描述是，拜谒陵后，李鸿章才第一次见到格兰特夫人，相见时才相互赠送礼物。《纽约时报》说：“当尊贵的清国宾客进入将军安息地时，场面非常感人。……他很虔诚地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17年前与将军亲切会晤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

“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然而这却是饱含敬意的最真诚的悼词和最意味深长的告别：‘别了，我的兄弟！’”

“结束这天的国务活动后，这位清国使臣造访了格兰特的寓所，在那里他见到了这位卓越将军的遗孀，这是他到美后第一次带有社交性质的活动。”

“专程从乔治湖赶来的格兰特夫人见到李总督非常高兴。他向她充分表达了问候之情。离别时留下了纪念品，并接受了夫人回赠的珍贵礼物。”

“这是李总督访问纽约期间最引人注目的一天，有50万纽约人目睹了他身着长袍代表国家尊严的形象。”

优点就是“不学无术”

人人都说李鸿章“少文”。其实有关李鸿章的很多“坏事”大多有两个消息来源：一个是保守派的“清流”。“清流”实际是“不流”，大多思想僵化，食古不化，喜欢卖弄过时的“大道理”，空话连篇，在朝廷上又不具体负责实际工作，早就脱离了社会，成了死水一潭的“大儒”。这些人攻击李鸿章：上不守祖制，下不厚文。还有一个来源是“康党”，“康党”放出的消息大多攻击的是“后党腐败”。“康党”一支笔梁启超虽然心里“敬”着李鸿章，无奈李鸿章是“后党要员”，而且手握大权。屁股决定脑袋，“党性”很强的梁启超曾经写出很多“后党传奇故事”。

比如1898年10月20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了标题为《李鸿章结婚了吗？》的报道称：“来自香港、横滨的‘日本皇后’号邮轮，带回了一批东方的报纸，说李鸿章与慈禧太后已秘密结婚。”虽然第二天《纽约时报》又辟谣：“这是一则东方玩笑。”但是还忍不住在细节上描绘了一番，说：“据《中国邮报》（China Mail）报道，西太后与李鸿章在9月22日上午在一个叫“Sinfa”庙的地方成婚。随后，这对新婚夫妻乘火车前往天津，为了防止他人尾随，他们还将经过的铁路予以拆除。新婚夫妇将到旅顺港欢度蜜月。光绪皇帝为此暴怒不已。”这类有关“后党”“伤风败俗”的新闻来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后话。

“清流”骂李鸿章“少文”还情有可原，梁启超也说：李鸿章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为19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学无术”？梁启超自己就反对“食古不化”，他这么说就有点不厚道了。

不错，李鸿章是“不学无术”，他带淮军入上海，提拔人的标准是“会抓老鼠就是好猫。”这又怎么啦？依“八股文”取来的士，“学问”很高，带兵打仗却屡战屡败。

“不学无术”的李鸿章是真的“不学无术”，这在他不太迷信风水上可见一斑。这在当时的官场，是很罕见的“晦气”。那一年李鸿章为自己选百年后的墓地，在给哥哥李鹤章的家信中说“弟本不知堪舆，亦不甚信风水，但喜邻近包公坟，又滨大河”。后李鸿章的墓在大跃进时代给挖了，接着又被捆在拖拉机后拖撒一地，100年后的后人想必定会因此叹息：“李鸿章终为风水所害。”呜呼！人和人，这差距怎么这么大呢！100年都没长进！

“不学无术”不坏，因为这个“术”是没用的“术”，是和当时的世界脱节的“术”，甚至还有点“巫术”之感。这个“术”听上去头头是道，其实是似是而非之道。

李鸿章小像（5）

说到底，李鸿章是个实用主义者。“实用主义”历朝历代都不是一个褒义词，独独晚清。为什么？因为晚清遇上了“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本本主义用了三千年，一朝面对开放的外部世界，“洪水猛兽”早将这最后一根中国稻草冲得体无完肤。在这个大破大立当口，实用主义就是“和国际接轨”，就是“与时俱进”。

其实实用主义就是没有主义，李鸿章这人就是没主义。没主义也不错，连胡适都呼吁：少一点主义。“少文”就是少吊书袋。李鸿章痛恨“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

这么说“不学无术”真是他的优点。后来，李鸿章的“不学无术”又繁衍出另外一个“毛病”：“痞子气”。

“痞子气”还真管用

李鸿章的痞子气传说久矣，然打开历史一看，无非是一些谈判策略一类的小动作：比如某年某日李某对某洋大人持“不理不采状”。和洋人打马虎眼，用拖延术，施搪塞法，使挂羊头卖狗肉伎俩，装糊涂，这恰恰是弱势晚清一代为官的精明之处。试想，洋人强势，如果不用“蘑菇法”和他们“捣浆糊”，捣到哪儿算哪儿，那不是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体无完肤吗？！李鸿章也有不“痞子气”的时候，当我大清比日本强大的1871年6月，李鸿章仔细看了日本带来的草案后立刻拉下脸来说：“此次章约，全改为一面之辞，而且综合西方各个条约择优采用。这岂非自相矛盾，将前稿作为废纸不成？未订交先失信，以后的事怎么办呢？”瞧，人家该说的一个字儿不落，全说透了。

外交讲的就是后面的软硬实力。痞子外交说白了就是弱势者的外交，就是“第三世界”和强人打交道时的一种武器。下面选了几张李鸿章接手外交前后的西人图片，看看中国那时候到底处在何等窘迫的境地。

“清流”的危害处就在这里，只谈自己的“立身”，不说江山社稷的“安危”。“清流”高歌的曾国藩一生光明磊落，却在“天津教案”处理上两面不讨巧。最后只好招来学生李鸿章三下五除二，施点“痞子气”，用点掉包计就把本案搞得八面玲珑。你说这件事上，是曾国藩对朝廷贡献大还是李鸿章大？有人说李鸿章手段卑鄙，洋人跑到人家地盘上喧宾夺主，这已经没什么好讲的，这时还和人家讲宋襄公的“仁慈”就是对“江山社稷”的不仁。

李鸿章最“痞子气”的就是签订《烟台条约》。这事儿堪称晚清弱势外交上的杰作，前前后后充满着赏心悦目的“痞子气”，读来让人在总体痛心疾首下产生局部扬眉吐气：1874年2月21日“马嘉理事件”发生。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官马嘉理进入云南后被当地人杀了，英国公使威妥玛大闹起来。其时，英国人的军舰开入烟台，日本军队开始向朝鲜武装挑衅，这些都对大清国构成战争威胁。醇亲王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的思路是：大清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贯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朝廷把这个难题推给李鸿章去处理。李鸿章就请所有的大使携夫人到山东烟台去避暑，让威妥玛也到烟台去谈判。他每天晚上宴请驻华公使和夫人吃饭跳舞，让他们非常满意。白天，李鸿章一面和威妥玛谈判，一面将消息通报给所有的驻华公使。慢慢地，那些公使和夫人都认为威妥玛没有绅士风度，说他得理不让人。夫人们产生了怜悯之心，就做威妥玛的工作，使他不得不做出让步。

1876年9月，《烟台条约》签订。明里看，这个条约是个不平等的条约，但是英国人事后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不错，李鸿章着实地和洋人“腐败”了一回，用掉了一些交际费，却办成了一件让对手哑巴吃黄连，“好看不中用”的事儿，这就是李鸿章“痞子气”的可爱。

李鸿章的这个“痞子气”让他受益无穷。后来，慈禧太后知道他有办法，就把一件“烫山芋”的事儿交他办。这又是一件“痞子”外交的范例。

蚕池口教堂，俗称北堂。它位于北京皇城西安门内的蚕池口，靠近中南海。这座教堂高达八丈四尺，规模宏大，归巴黎天主教会管理。中法战争爆发之后，慈禧老觉得这个教堂可以直接窥视到皇宫内院，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慈禧就把这个难办的差事交给了李鸿章。

李鸿章首先任命了一个英籍传教士敦约翰为特别代表前往罗马和巴黎处理此事，并再三强调不要让法国政府知道。因为当时法国在中国享有特殊的“保教权”，李鸿章暗示罗马教皇可以商讨互派使者问题。敦约翰和教皇见面之后，教皇对派人驻华很感兴趣，他同意迁移教堂，要往中国派驻公使，并派人专门去巴黎协调此事。

法国政府表示反对。其他列强本来就不满法国在中国的“保教权”，得知此事后纷纷对法国政府的做法进行抨击，并支持教皇往中国派驻使者。法国政府不甘心失败，提出停发对国内教士的俸银50万兆法郎并撕毁法国和教皇的条约。教皇迫于经济压力，停止了派驻华使者的事儿。他们那里吵成一团，但是迁移教堂一事已经成为定局。9月，法国教会正式同意迁移教堂到皇城西北角的西什库。这就是现在北京的西什库教堂的来历。慈禧得知此事后，笑逐颜开，感叹这样的事情只有李鸿章才能办好。

其实，所谓“痞子气”就是一个政治家处理各种关系的老到和圆滑。用“清流”的理论套，李鸿章什么都不是，棋路没出处，但他能在不利的棋局中将你一军。慈禧能用“痞子气”的李鸿章，说明她不似“康党”说的那么蠢。

后来，这个集“不学无术”和“痞子气”为一身的李鸿章差点当了中国的首任总统。

“总统”李鸿章

李鸿章是想报答慈禧知遇之恩的，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一片丹心向“明月”的李鸿章差点当了照“沟渠”的“总统”。

北国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一闹，慈禧抽风了，山东抽风了，直隶抽风了，山西抽风了，半个中国都抽风了。但是南国的鱼米之乡却出奇的平静。封疆大吏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以及两广总督李鸿章等搞了个“东南互保”，公开地不执行“乱命”。

随着事情的越发不可收拾，暗地里冒出个“李鸿章大总统”的策划方案。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方案是，一旦北京不保，太后与皇上死于非命，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

李鸿章如果想当这个首任大总统是有他的实力的。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都是手握兵权、坐镇一方的实权人物。可是洋人呢？洋人可是当时中国的“隐形执政党”啊。据说李鸿章以北上议和经过香港的机会，还向英国港督卜力打探。他问道：“我听说如果义和团把北京的所有公使全杀了，那么列强就有权进行合法的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如果是这样，你们将会选择谁？”他推测列强将选择“一个汉族人”。在这里，李鸿章暗示，如果列强决定用一个汉族统治者来代替满族统治者，他本人是愿意的。卜力回答说，列强“大概会征询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看怎样做最好”。

到了上海，李鸿章不走了，这一个多月里，前来拜访的人，上帖子的人很多。各种观点的都有。每天的电报多得来不及翻译。李鸿章的亲信翻译马建忠这天收到一封来自英国政府背景人士的来电，主张李鸿章不要失去此千载良机，拥兵自立。李鸿章置之不理，急忙让马建忠把那电文烧掉。

李鸿章小像（6）

李鸿章这时的心理活动谁也不知道，或许他动了心，甚至他可能想到1863年洋枪队首领戈登说过的话（注：这个故事来自于梁启超，可能也属于“后党传奇故事”一类的。）：“中国今日这个样子，不可能在世界上成气候。除非您自己来做，掌握全权可以对中国的事情大加整顿之。您如有意，我当执鞭效犬马之劳。”当时的李鸿章只是一个江苏巡抚，听了觉得不着边际，没有言语。现在想想这不是“受制于人”的自己日日所思的吗？由此他又想到了1896年和德国前首相俾斯麦在密室里诉苦的话：“与（慈禧）妇人（光绪）小孩子共事，亦是不得已啊。”

“总统”、“皇帝”对寄生于政治的人来说，的确是如雷贯耳的词。但李鸿章老矣，想想自己夜夜咳嗽，痰堵时气都上不来，夏天怕冷，冬天离不开火炉。这么一想，他的“总统”欲火便败了五分，再想想慈禧太后将自己从一个“苦大仇深”的江淮李小二子一路扶摇，提到一品大员，顶戴三眼花翎，赏黄马褂。有清一朝有哪个汉员有此殊荣？不仅这样，连老母李氏也被追赐一品夫人，晋封为一品伯夫人，晋赠一品侯夫人。皇恩浩荡，李某何德何才，还敢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李总统”可能就在这一念之差下给“差”没了。

是个干事儿的主

为官之道，就是无道可循：有明哲保身者，有八面玲珑者，有不出事就是最好之事者，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者，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者，等等。

李鸿章的官其实并不大，连个军机处都没进，其实严格说来都不能称他“李相”，老外开口闭口“总理”、“首相”和“副国王”，那是根本没谱的事儿。甚至他想当个总考官都那么遥不可及。可是他这个官，干的事儿多，伸的手长，揽的事儿不少，居然成绩也多，坏事儿的绝对数也大。他的“政绩”就是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还让你我争得脸红脖子粗。

这个人其实是个劳碌命，只要有事儿做就心满意足，往好的说是勇于任事，从不挑剔，知难而上；往坏里说就是曾国藩的话：“李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1895年，只在贤良寺里闲了八个月，他就浑身不自在。写的诗里不是“秋风”就是“孤臣泪”，看什么都是灰的。还说：“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看他这个时候的照片，珠也黄了，人都老多了。一旦让他坐上面对11国的谈判桌，他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容光焕发。一会儿去俄国公使馆，一会儿上英国公使馆。两场世界上最复杂的谈判他同时担着（另外一场和俄国谈），有了病还不让人知道。他这是为谁而战？其实是为他自己。道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有事干就是最大的乐儿。其实人家老佛爷那儿什么也没许愿给他，只说了“朝廷不为遥制”六个字，就能让他“蜡炬成灰泪始干”。

带着棺材满世界跑

访问欧美八国时，李鸿章其实一身的病。传闻他老不声不响地带着口棺材满世界地“误国”，让人家看了还以为我中华四万万里无人。前面的那张参观访问克虏伯埃森梅喷射击场的照片，我们看到这位老人是坐着轮椅披着厚呢披风去的。（天不冷，披什么厚呢披风？只能解释此翁病了。）可是人家乐意。74岁的年龄如今算不了什么，当时可是“古来稀”啊，相当于现在94岁的年龄吧。“百岁”老人还满世界地跑，到处展望“愿景”，说回来以后要这样那样干，这般那般地学，权当自己54，真乃返老还童是也。在俄国，他秘密签了《中俄密约》，虽然结果不佳，可是“联俄抗日”，那是满朝文武达成共识的事儿。有人说，他这么卖力是因为有“回扣”。这“回扣”的事儿，查当事人俄国财政大臣的书，是一口否定，只说给了张荫桓一些关节钱。

到德国，他会见了德皇威廉二世，跑老远去视察克虏伯大炮，交通不便的年代这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儿。他还去了德国前首相、赫赫有名的俾斯麦家乡，东西两个“俾斯麦”进行了一次交心密谈。

李鸿章说：“在我们那里，政府、国家都在给我制造困难，制造障碍，我不知该怎么办。”

俾斯麦回答说：“反朝廷是不行的。如果最高层完全站在您这一方，有许多事情您就可以放手去做。如果不是这样，那您就无能为力了。任何臣子都很难反抗统治者的意愿。”

李鸿章问：“如果皇帝一直受其他人影响，接受他人的意见，那我怎么办？每天都有一些麻烦，让做臣子的很难开展工作。”

俾斯麦伯爵忽然用了一句法文：“Toutcom-mecheznous（跟我们这里一样）。”接着又用德语说：“在我当首相的时候，也常遇到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来自女人方面……”

李鸿章小像（7）

李鸿章笑笑说：“但您有一个坚强的性格，难道都能够平和地化解这些矛盾吗？”

俾斯麦说：“对贵妇们我一直是很有礼貌的……怎样能够把上面的旨意贯彻到下面，而让下面服从呢？军队决定一切，只要有军队就行。”“兵不在多，哪怕只有5万人，但要精。”

李鸿章回答说：“我们有的是人，就是缺少受过训练的部队。现在我终于看到了德国优秀的部队。即使以后我不在任上，我仍将在能力范围之内根据阁下的建议施加影响。我们需要聘用普鲁士军官，以普鲁士军队为榜样来训练我们的军队。”

俾斯麦说：“问题不在于把军队分散在全国各地，而在于你是否能把这个部队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如地调动他们，使他们很快地从一地到另一地。”

离开德国，李鸿章又上路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这里暂且不说，接着老人又横渡英吉利海峡去英国，谈了对中国至关重要的海关加税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国家都说听英国的，英国人坚决不答应（可悲啊，一个主权国家想加点海关税都要去和别人商量）。然后横渡大西洋去了美国。

老人家在美国倒是风光了一回，人家把他看成是“地球上的老大哥来看地球上最年轻的小弟弟”。他像个电影明星一样。50万纽约人上街看他那“著名的黄马褂”。他对西方报纸大谈“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呼吁废除排华法案”。他说：“你们不像英国，他们只是世界的作坊。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李鸿章这一拍一拉，骂得美国人舒舒服服，服服帖帖。姜还是老的辣啊。

接着李鸿章说了一段超前了100年的话，他说：“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李鸿章一不小心又创了一个中国第一——“招商引资”。然后他从加拿大回国，在日本过界时，这个老头相当倔，为了履行自己的誓言“终生不履日本”领土，老人冒着生命危险让人在两只摇摇摆摆的船之间，颠颠簸簸地抱他过了踏板，这样他的脚就没有碰过日本陆地。

这次，李鸿章全程万里，一气呵成，并没有马革裹尸而归。早过了离休年龄的他，如果没有一个工作狂的心是挺不过这次远行的。

为官之道在于“拼”

大家都说李鸿章会做官，还说他能把官位来坐穿。实际上他的为官成功之道非常简单，就是拼命地干，拼命地提新建议，拼命地提拔人（当然是他欣赏的人），拼命地储备各色人才“为我所用”，拼命地写信与同僚沟通，拼命地巴结对他工作前途十分重要的人物。

首先是拼命地干：大概是大器晚成吧，李鸿章40岁才真正地干实事，所以他特别珍惜干事情的机会。《剑桥晚清史》说：“从1870年随着李鸿章成为北洋通商大臣以来，自强新政的领导权就被这个强有力的人物所掌握。”

这人什么瓷器活儿都敢揽，听不得朝廷说声“这件事儿满朝只有您老能干，”再苦他都认了。您说这义和团的事儿和您这78岁行将就木的两广总督有何相干？可是人家荣禄推脱了的事儿，他半推半就的就接了，死之前还“呕心沥血”地签了一个晚清赔款数目最大的条约，事后被荣禄痛心疾首地骂为“误国”。

这个人从没成功地推托过一件棘手的事。查他的记录，似乎只有《马关条约》签字后，去台湾和日本人交割一事让他以“枪伤未愈”成功地金蝉脱壳了（但是还是他的大儿子去了）。大多数情况下，朝廷最后说：世沐恩泽，不得推脱！他便乖乖地去了。你可以说他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也可以说他是“聪明一时，糊涂一世”。可人家要的只是干事儿的快感！

接着是拼命地提新建议：查该大学士的奏折，很少搬弄是非的参奏，也没有空洞乏味的讲经，大多为一些积极“进言”的“肺腑之言”，多为“自强”、“洋务”之事，尤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进言最精到。这些内参式的“进言”有些思想超前得连恭亲王和文祥都拍案叫绝。他办了一系列的新式实业，这是大家看得见的，属表层的东西，还有大量看不见的“进言”被两宫“含泪”扔到垃圾箱里。这些“醒世恒言式”的“进言”往往花去了他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属于吃力不讨好的折子。“进言”难过办实业，主要的难点是很难“说服”朝廷的那些榆木疙瘩，他们是道坎儿，明知对牛弹琴你也得弹，谁叫人家是?管事儿的榆木疙瘩”？

其实戊戌变法的很多条目，李鸿章早在20年前就上专折提倡变了，比如设立讲授西学的学堂，毕业生授予文职官衔；废科举、修铁路、架电报线……结果如何？大凡要动制度的就有人反对，办实业的便好事多磨。但是居然让这个工作狂给大声疾呼成了一些，北洋海军就是一例。

还有就是拼命地提拔人：他揽的活儿多，用人也多。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用人特别有自我意识，不看人家的学历，什么进士、翰林啊他不管，只认工作能力。“海归派”严复，英国文凭硬是没用，李鸿章照样要考他英语能力。他手下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很多不是“贩私盐的”就是“团练”的主儿，“根红苗正”没几个。但是他照样上折子，拼命为他们说好话。有心人做过统计：“李鸿章手下的人被李鸿章推荐给朝廷任命做到督抚以上官员的有25人。李鸿章操纵着当时中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很大一个面，靠什么来影响？就是靠这帮人。”这大概也是他的门生幕僚特别多的原因之一吧。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多跟他的人，会一辈子跟他，很少有分道扬镳的事儿出现，这大概因为他一“放手发动群众”（甚至于放手让人发财），二他对下不吹胡子瞪眼，最恨袁世凯时，他还一口一个“慰庭”、“慰庭”的。

最后是拼命地巴结对他工作前途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人物：李鸿章这个人为了干事儿顺当，拼命地巴结重要的人物，拼命地写信与同僚沟通。别看他私下嫌张之洞啰嗦，浪费拍电报的银子，可他却能常和张之洞沟通，共同完成“东南协保”的事儿。他和翁同龢不对眼，却一口一个翁师父，让子女暗地里和翁家走动联络感情。和对口味的同僚，他在信中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喜欢和他们掏心窝子说话。这都是他拉人缘减少摩擦的为官手段。

对上呢？他和恭亲王以及文祥的关系是晚清时代最好的工作伙伴关系，但没有甜如蜜的私交，只有淡如水的公办。大多数情况下，他和他们甚至是话不投机三句多。可是李鸿章却能屈能伸，忍性特好。他的名言是：“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有论者说，他“事事曲承太后与军机王公大臣，不惜损海军以媚上”。是的，他就是这种人。他骨子里看不起老糊涂醇亲王，但是人家是光绪亲爹，李鸿章就竭力打报告，要人家来领导海军。果然，关系理顺了，李鸿章还是实际上的海军司令，醇亲王只不过合着慈禧太后常来刷一下海军的信用卡。大家是“共创双赢”。

他到底刮了多少钱

早就听说李鸿章有钱，他到底有多少钱？

李鸿章有钱，但是现钞不多，浮财甚少，大多为不动产和股票土地等。李鸿章生前家人谁也不提钱这个敏感的话题。死后，子孙打开《分家合同》一看，傻了眼：

（一）庄田12块、坟田1块、堰堤1道，安徽桐城县城内产业4处，另加省城安庆房地产14处，均留作李鸿章发妻周氏祠堂开销之用。由李经方经管。

（二）合肥县撮城庄田1处留作祭祀葬于该处之李鸿章两妾及李经方发妻开销之用，由李经方掌管。

（三）合肥县庄田两处为李经述之祭田（他葬在其中1处），由李经述之子李国杰经营。

（四）合肥县田产两处，庄田3处，墓地1处，留与经迈为其殁后之祭田及墓地，由李经迈本人掌管。

（五）李鸿章在合肥县、巢县、六安州、霍山县之其余田产及其在庐州府、巢县、柘皂村、六安州及霍山县之房产，均为李鸿章祭田及恒产。上述田产房产永不分割、抵押或出售，其岁入用于祭祀和维修庐州府城祠堂之外，所余部分用于扩置房地产。由李国杰经管。

（六）合同签订之日起10年后，若李鸿章祭田及恒产岁入逾2万担，除上述开销外，所有盈余部分由三位继承人平分，本规定永不变更。

（七）合肥县东乡李文安之墓地及祭田继续保留，不得分割、抵押或出售。

（八）上海一价值4万5千两白银之中西合璧式房产出售，其中2万两用于上海李氏祠堂之开销，其余2万5千两用于在上海外国租界买地建屋，该幢房屋为三位继承人之公有居处，归三人共同拥有、共同管理。

（九）江苏扬州府一当铺之收入用于省城江宁李鸿章祠堂之开销。

（十）分别位于江宁（南京）、扬州之两处房产出售，卖房所得用于扩建上海之公有居处。

（十一）根据李鸿章生前指示，江宁学馆分与孙子李国杰作宅邸，扬州一处房产分与李经迈作宅邸。

这份《分家合同》，如今在合肥大兴集李鸿章享堂的陈列栏展出。它不包括金银财宝等动产，只涉及到分布在安徽、江苏、上海市的土地、房屋和一处当铺等不动产，又没有注明这些不动产的规模、价值，因而难以估计李鸿章遗产的总值。

李鸿章有钱是毋须赘言的，他经营中国数十年，不可能不经营自家一辈子，他洋务中国一代人，不可能不帮着五个兄弟“脱贫致富”。实际上就连跟他一辈子的几个洋务大员，洗一下身子都能洗出八两油来。

可是他到底有多少钱就众说不一了。梁启超说：“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好事者用PPP（购买力平价）方法一算，说是几百万两白银，大约合今天人民币10亿元左右。

好像真凭实据的“硬指标”?多。倒是听说李鸿章在离开直隶总督之任时，将其带兵数十年所存之“小金库”八百余万两白银全部移交给后任王文韶。据说这笔巨款，后来落入袁世凯之手。

再一想，查它做甚？人家李鸿章又不是道德楷模，也不标榜为圣人立言，更不以清官留名。既然“痞子李”、“李二先生是汉奸”都叫了，还管他这等事儿。再说上至慈禧下至九品芝麻官，哪个敢说自己比荣国府的石狮子干净？连皇上都把A钱的“火耗”拿到台面上发“红头文件”了，“官位”都可以称斤论两地卖了，为什么要和李鸿章一人过不去？就此打住。

至此，李鸿章的素描稿子打好了，至于上什么

带血的黄马褂（1）

第三章

带血的黄马褂

历史，距离我们越远，有的会越来越模糊，有的却越来越清晰，而李鸿章就属于后者。一件黄马褂，血染东瀛，让50万纽约人追捧，也让百年后的我们看清了李鸿章的真实面影。

黄马褂与三眼花翎

黄马褂本来只是清代官服的一种。清昭连《啸亭续录·黄马褂定制》中说：“凡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侍卫，乾清门侍卫，外班侍卫，班领，护军统领，前引十大臣，皆服黄马褂。”为什么侍卫穿马褂？因为马褂衣长只及股，袖长至肘。行动起来利索。为什么后来唯独清朝能将“黄马褂”这个符号普及到“文武百官”？是因为满清好这个。说到底清朝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根据清官规定，三类人可以穿黄马褂:

第一类是皇帝出行时，各内大臣、御前大臣、御前侍卫等随从，必须穿着黄色的马褂以壮行色。这种黄马褂称之为“行职褂子”，没有花纹及图案。因为是因职而穿，所以离开工作岗位，或者不与皇帝同行时便不能穿。

第二类是皇帝狩猎校射时所赏赐的。这种黄马褂称之为“行围褂子”，按规定只有跟随皇帝狩猎时才可以穿。平时无故穿上属于犯禁，是可以被治罪的。

最后一种黄马褂是因特殊功勋而得到的奖赏。这种赏赐又称“武功褂子”，得赏的人可以在任何隆重的场合穿。这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赐穿黄马褂”。据考证，这种赏赐方式在清初并不盛行，大概是在道光或咸丰以后才开始出现。特别在对太平军作战时候，赏赐了不少黄马褂给那些镇压太平天国的有功者。后来慈禧太后把规矩给坏了。一次，慈禧太后一高兴，生生地将一件黄马褂赏赐给了为她开火车的司机。

李鸿章的这件黄马褂和这根三眼孔雀花翎故事非常多。当李鸿章过七十大寿时，“两宫赐寿，赏戴三眼花翎”。《异辞录》有一段话说:“同光以来，每逢庆典，李文忠常得异数。紫缰三眼翎，本朝赐近支八分，今以当古之九锡，人臣所不能有。”七十大寿这个时候，是李鸿章事业的颠峰，朝廷给他的荣誉和实惠，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他的老师曾国藩。

但是这一切因为一场战争刹那间被“拔去”和“褫去”了。

一枪等于打掉了日本一个师

1894年9月16日平壤失守，次日翁同龢抨击：“合肥（李鸿章）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光绪皇帝一气之下，给李鸿章予以“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处分。这相当于现在的“行政记大过”、“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戴罪立功”的李鸿章后来还是没打赢仗，黄海海战爆发后，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让人家从海陆两路夹击攻占了辽东，威胁京畿。

甲午战败后，清朝政府派代表赴日本谈判，日本不予接待。1895年2月12日慈禧看了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转来的东京来信，说：“所指自是李某，即著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2月13日，光绪谕令李鸿章“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留处分”。

《纽约时报》1894年8月6日有一篇报道叫《李鸿章黄马褂被清廷褫夺，带罪领军》说的就是这件事情。报道说：“李鸿章黄马褂被褫夺，算不上什么划时代的事件。然而引人注目的是，这可被视为大清朝廷力图以加强法纪来整合民心所用权术的一个范例。对西方观察家来说，本想弄明白如下事实，即为什么李鸿章在头天被任命为清军最高统帅，而次日甚至同日又被褫夺清国贵族的最高荣誉？这项荣誉赋予清国臣民身着‘黄马褂’的权力，而这种‘黄马褂’据说是大清皇族专用服装，禁止非皇族人员穿用。这个矛盾的结果令人感到啼笑皆非！”

熟悉清国人传统习惯和思维方式的人指出，“虽然朝廷颁布了禁止李鸿章再穿黄马褂的命令，但并没有同时撤销任命他为帝国军队统帅的圣旨。虽然李只能穿他的普通官服，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做清军统帅。如此看来，黄马褂的回收只不过是个警戒，希望这位帝国司令警惕，在抗击日本军队时必须有上好的表现。如果成功了，他可以指望重获黄马褂的殊荣，这无疑将是对他丰功伟绩的最高奖赏；但如果失败了，等待着他的可能是割掉他的马尾辫子甚至砍掉脑袋。”

差一点掉脑袋的败将李鸿章来到日本马关的春帆楼和伊藤博文“媾和”谈判。1895年3月24日下午4时，第三轮谈判结束过后，满腹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坐轿子返回驿馆。谁知，就在李鸿章乘坐的轿子快到驿馆时，人群中突然窜出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朝李鸿章脸上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黄马褂，倒在血泊之中。迷迷糊糊中，他还不忘叮嘱随员，将换下来的黄马褂血衣保存下来，要求不要洗掉血迹。然后一声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今天，在合肥大兴集李鸿章享堂的正殿内，有一个紫檀木制成的玻璃橱，玻璃橱中陈列着一件染满暗黑血迹的李鸿章黄马褂，应该就是马关的这件。

带血的黄马褂（2）

小山丰太郎用的可能是土枪吧，威力不够大。李鸿章中的这一枪，子弹正好嵌在左眼下方一寸的位置。子弹虽然留在了体内，但并没有伤及眼睛。李鸿章不让取出来，俄国医生也坚持不取。一是老先生时年七十三，一动不如一静。二是老先生可能希望留下这个让伊藤博文揪心的“罪证”，和日本人做“有理、有节的斗争”。果然，一颗子弹换回一万万两白银，最后理亏的日本人要价从三万万两降到两万万两。这“一枪”甚至还引来了俄罗斯、法国、德国对日本掠夺辽东的联合干预。在他们的压力下，特别是俄罗斯有意无意地在远东作调兵姿态，吓得日本不得不接受中国三千万两白银的“补偿”，放弃了辽东。毕竟日本打败清国后，自己也累得只剩一口气了。

纽约50万人争睹黄马褂

李鸿章血染风采的这档子事儿，欧美的报纸都有实时的详细报道。李鸿章和“yellow jacket”（黄马褂）多次上了他们的版面。

他的黄马褂、三眼花翎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而且还有一股子血腥味，这些让西方读者浮想联翩：原来，在那个遥远的东方国家，一个将军打败了，只要脱去他的黄马褂，就等于责罚了他。当黄马褂被重新还回，就意味着一个官员重新被信任。原来血袍可以“报国”。他们马上联想到《灰姑娘》童话中的水晶鞋，魔力无限。

美国记者在莫斯科报道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的时候，特别指出，“中国皇帝的特使穿着满人的黄马褂，头上插着美丽的孔雀羽毛，给热闹的大街增添了令人难忘的画面。”

如今穿黄马褂的人要来他们这里访问了。

《纽约时报》1896年8月23日从英国发回的新闻中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李鸿章已经起航了！”（也就是说“终于等到了！”就这几个字把美国人等不急了的心态全表达出来了。）报道的副题是：“这位伟大的中国政治家现在正在去美国的路上！”新闻报道中也提到了“那件著名的黄马褂”。

黄马褂本身比李鸿章还要出风头，所以，1896年8月28日，当李鸿章踏上纽约时，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走上街头欢迎他。纽约警方说当天欢迎人数在50万左右。估计相当大一部分人是来看“那件著名的黄马褂”。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辑的《美国故事》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当李鸿章1896年8月到美国访问时，美国人列队街头，欢呼声一片，大家都希望能一窥这个重要访客和他那件著名的黄马褂。儿童们用黄色丝带将自己的自行车打扮得漂漂亮亮，以期引起这位贵客的注意。”

每当有客人到，孩子最激动，纽约街头孩子激动的场面这里没有，费城的欢迎场面倒有一张。

李鸿章的黄马褂《纽约时报》说得最仔细。《纽约时报》在1896年8月29日的报道中称：“卢杰将军与李总督通过翻译在作寒暄的时间，是仔细研究总督外表服饰的绝好时机。李穿着著名的黄马褂，这种马褂有点像披肩，看不出有什么实际的用途。马褂里面是深蓝色的织锦软绸外套，再里面穿着深红色的袍服，上面凹印着许多暗花的纹饰。他穿了一双白色厚底靴，把人的个子垫高了许多，戴的帽子是现已不再时兴的满清官帽，从上到下往里收束，露出刮得光亮的头皮，只剩下黑色的一小片，帽子后面垂吊着用丝带束编至膝的长辫。帽檐是黑色的，帽冠镶着金边，用灯芯绒制作的软织物从顶戴内向外披散出来。顶戴的正中有一个宝石纽扣，顶戴上还斜插了一根三眼花翎，在他的右手小指上戴了一颗光彩耀眼的钻戒。”

“其他成员由于官阶不同，他们服饰的花色也不同，穿戴各异。有的人顶戴上斜插一眼花翎，有的则什么也没插。”

感谢《纽约时报》这种近似于小说的描写。不说别的，这至少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史料。按照咱们专家的话说：为我国清代纺织史、织造史、绣花史、印染史和服装史留下了颇有价值的史料。再者，美国记者的观察力不错，细节处经得起岁月的推敲。而且视角独特：看到李鸿章的黄马褂首先想到的是实用性。另外，弱弱地问一句，中堂大人也不怕热？8月下旬，纽约有时会达到华氏近百度（摄氏38—39度，大约相当于同时间的北京天气）。老先生黄马褂里穿得不少，仅记者看到的就有两套，而且是密不透风的长袍，里面应该还有呢。总之，那会儿一没有电风扇，二没有空调，想来也没有一个像埃及那样扇扇子的侍从。否则，这位爱细节描写的记者，一定会写上。查了一下清朝黄马褂的着装规定，发现李鸿章的的这身穿着打扮和朝廷的要求，竟没差多少！能不能这样看，李鸿章怕不怕热？怕热，但是人家讲职业道德。为了大清国的“风度”人家不要温度。战高温斗寒暑，心中只有一句话：“外事无小事，事事是大事”。难怪人家说他是“中国外交第一人”。

说到李鸿章是专业外交家，这话一点儿也不假。《纽约时报》说他是一位“面容慈祥的总?”：

带血的黄马褂（3）

“李总督脸上的表情，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目光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芒，眼睛里饱含了幽默和机智，鼻梁上架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皮肤黝黑却看上去显得很健康，显而易见，他过着悠闲和舒适的生活。”

“总督对正在举行的水上表演仿佛视而不见，甚至没透过舷窗向外看一看，一举一动都是那样怡然自得，使旁边的人习惯于服从，而他本人又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人士。他很能轻松地与人交谈，而不使对方感到紧张。”

《纽约时报》记者从邮轮进纽约海域的时候就上了船，邮船还要一个小时才能真正的靠上纽约港口的岸。这时候，美国政府代表已经先期上了船。记者站在旁边，开始观察“李总督”和美国代表的交谈：“宾主之间的谈话在漫不经心地进行，‘圣路易斯’号邮轮拉响气笛，慢慢驶进港口。谈话主要以总督发问的方式进行，他提问的方式是如此的随意，使人容易忘记他的身份和声誉，就像是老熟人之间的聊天，而不是这个特殊人物在提问。他的问题在舱房内不时激起一阵温文尔雅的欢笑，交谈的气氛平静、融洽。”

老外也看上黄马褂

黄马褂在“文明社会”出了名，这里有来自“半开化地区”李鸿章的功劳。黄马褂享誉海内外，以至于后来老外到了中国，总想方设法要求赏赐件黄马褂过过瘾。瞧，这位着黄马褂的“洋大人”多得意啊。

英国退役海军少将贝思福爵士（Lord Charles Beresford）来中国，不知走了谁的后门，弄了件黄马褂，还让人给画了张像。

他1898年9月30日抵达香港，到1899年1月9日离开上海，3个多月里在中国走南闯北，不但访问了包括北京、天津、汉口、广州、厦门、上海等城市，也视察了一些中国军队，到过所有的主要海防要塞，去了7个主要兵工厂中的6个，并访问了恭亲王、李鸿章以及8个总督中的6个。回国后出版了他的报告《细述中国》。

贝思福通过考察发现，中国商务存在许多问题：中国政府极其腐败、贫弱，朝令无常，不遵守条约税则。各地税务繁杂，内地关卡林立，关税、子口税、厘金等等，名目繁多，无章可循，外国商人尽受其累。他最精到的还是军事。他说：“汉阳这个兵工厂由湖广总督管辖。工厂的设备是第一流的各种德制机器。我特别注意到许多现代化的铣床。非常好的步枪厂，每年可以出产现代化毛瑟步枪8000支。还有一个很大的炮厂，现在每年可以生产前面提到过的1磅炮大约20尊。这个厂的生产情况，是又一个资源浪费在无用军械的例子。在厂内我看到到处都是昂贵的重机械，打算用来制造12寸口径50吨重的克鲁伯大炮。可是没有一部机器是装设完整的。我又目睹了大量制造火药的机器，也没有装设起来。”

这样的言论在他的《细述中国》里比比皆是。清国老打败仗，怪东怪西就是不怪自己的脑子。这只是冰山的一角。贝思福把这个疤一下子揭开了。就凭这，贝思福应该被赏赐黄马褂。

李鸿章杂碎（1）

第五章

“李鸿章杂碎”

杂碎被冠以一个异国他乡的人名，并能红遍一个国家，此乃美国传奇也。奇怪的是一个战争失败者的名字也能启动一个市场，这美国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

名画诉说一段历史

这张水彩画颇为有名，每每说到“李鸿章杂碎”这道菜时，它一定要出现。作品叫《杂碎》。它是美国著名画家、雕塑家爱德华·霍珀（1882—1967）的作品。瞧，餐馆的牌子也是“杂碎”的英文名字Chop Suey（窗外的牌子上）。

注意，这里没有说中餐馆，只说餐馆。因为关于杂碎（Chop Suey）是中国菜还是美国菜，美国人自己都分两派。干脆，大多数人采折中主义，叫中美混合菜。这幅画画于1929年，那会儿正是“李鸿章杂碎”大红大紫的日子，全美少说也有三四千家杂碎店。据说，二战时，美国大兵在重庆穿街走巷，要找“道地旧金山杂碎”呢。上世纪40年代后的上海，还有一家饭馆的霓虹灯招牌是：本店供应正宗美国杂碎。

“李鸿章杂碎”的诞生

“李鸿章杂碎”的产生据说完全出自偶然。但是就是这个偶然的即兴创作也产生了中美两个版本。

中国人的版本是这样的：李鸿章到了纽约，吃腻了美国菜，一天，他在住处招待美国客人吃晚饭，大概是中国的饭菜香吧，客人很快就把桌子上的菜一扫而空。厨师急了，准备的菜都上完了，而客人根本就没有走的意思。李鸿章急中生智，便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地和厨师咬了一阵儿耳朵。不一会儿，厨师端上了一盆五颜六色、五花八门的什锦大烩菜来。客人一尝，高兴得开起了玩笑：总督大人，你这个时候才上这么美味的菜，是不是不想让我们吃得舒服啊？李鸿章笑着说：“哈哈，咱们中国人喜欢将最好的东西放在最后。”客人问叫什么菜，李鸿章大概没有听明白，说了一句牛头不对马嘴的话：好吃，好吃！没想歪打正着，这“好吃，好吃！”和英语“杂碎”的“Hotch-potch”发音差不多。李鸿章就在这一刻获得了“李鸿章杂碎”的冠名权。正在门后的厨师听了，不禁哑然失笑。只有他知道，刚才中堂大人吩咐他将厨房里的下脚料“乱炖”了一大盆，权当解燃眉之急，没想到……

这些美国客人吃饱了，喝足了，打着饱嗝千谢万谢地告别回家，谁料到，一出李鸿章下榻的华尔道夫饭店就被等在门外的“娱记”们逮个正着。这些免费的“中华文化传播使者们”便添油加醋地海吹了一番。就这么着，“李鸿章杂碎”便一鸣惊人地唱响美国，成了一道海外创研、市场在外的“两头在外”中国产品，完全知识产权当然应该归我们的中堂大人。但是李鸿章却没拿到一分钱的专利权费，而且利润100％留在了美国。最可气的是，“李鸿章杂碎”还外转内销，抢占了中国市场。嘿，不说也罢！

美国人的“李鸿章杂碎·创世纪篇”简单多了：“李鸿章到了纽约后，8月29日晚上，他宴请美国客人，李鸿章试图创造良好的中美关系，他知道我们美国有一句名言‘要想获取一个人的心，最好的方式就是先获取他的胃’。席间李鸿章上了道由芹菜、豆芽、肉和美味中国酱组成的菜，以满足中国主人和美国客人的双重口味。但这个传说是否属实？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译自《美国故事》杂志）

中美版本各有各的优点，中国版发扬了《史记》的优良传统，以春秋笔法弘扬了中华饮食文化，而且还带点“演义”的“戏说”成分。美国版的地点、时间和人物“三要素”俱全，而且也知道从“中美友谊”的大处着笔，值得赞许。

李鸿章的厨师成了神秘人物

这个传说的后面真正吊起美国人胃口的是“李总督庞大的厨师团”。李鸿章还没有下船，关于李鸿章厨师的故事已经赫然登在《纽约时报》上了。《纽约时报》1896年8月29日的报道是这样写的：“代表团里有十几个厨师，首席厨师是个高个子、年纪不详、毫无表情的男子。身穿深色长袍，一举一动就像是总督的下级正式官员。大概是因为主人身居要职吧，这位厨师长也一本正经地不和饭店的人说话……然后上楼，等候着他主人的吩咐。”

寥寥数笔就把个中华饮食文化代表人物的专业面孔勾勒出来了：“沉着”、“冷静”以及“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接着这些老记们又写道：“厨师的厨具和总督的专用座椅也很快到了（华尔道夫饭店）……总督回房歇息。大家都走了，除了厨师们，他们得留下来加紧安装厨具并马上着手为总督准备晚餐。”

李鸿章杂碎（2）

昨晚当李总督准备进晚餐时，清国大厨走进华尔道夫饭店的厨房，他带了两名助手和许多厨具，还有很多从天津带来的奇特食物。厨师们准备着晚餐，并把做好的饭菜送进李的卧房。晚餐有燕窝汤、烤鸡、鱼翅和米饭，还有一杯淡葡萄酒。李的私人医生总建议他要少吃正餐。他在美国第一个晚上做的事使人感到怪异，这也使他的名声大增。”

读了这段报道，美国读者会想：一个74岁的“糟老头”要“十几个厨师”伺候，而且带来了大量的专业厨房用具！更加吊胃口的是那些天津带来的“奇特食物”。这对一个每晚面对一只烤土豆，两勺煮豌豆，三片硬面包的美国读者来说，有了点神秘“异国贵族”的感觉。

当细心的美国读者读到燕窝和鱼翅时纳闷了：燕窝？燕窝是什么？燕窝就是燕子唾液的凝固物体。鱼翅？鱼翅为何物？鱼翅就是美国人处理生鱼时一扔了之的那些鱼脊梁上的划水软组织。当美国人了解了这些天方夜谭式的吃法时，不禁好奇心大发。

这就是美式新闻的写作法，叫“农村包围城市”：以厨师为敷料来陪衬李鸿章这个“火锅底料”的主料。这样，“李鸿章饮食将是什么”便成了读者兴趣进一步的自然延伸。

关于李鸿章的饮食，《纽约时报》的八卦文章不厌其烦地细节描写：“……昨晚，李吃了些燕窝、鱼翅、烤鸡和炒饭后又喝了点酒，然后上床休息。”

当李鸿章的发言人被问及：“你称的适量饮食对一位清国的政治家意味着什么呢？”

他说：“是指鱼翅、燕窝、烤鸡和米饭，这也是今晚总督所吃的。他每顿饭几乎都这么吃，他的生活极为简单。”

“他喝什么呢？”

“他只在饭后饮一点葡萄酒，是产于法国的红葡萄酒。”

老记们在“长他人的威风”时，不忘照顾一下美国读者的“爱国主义情操”。《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继续写道：“华商们将在‘多米尼科’酒店为总督举行盛大的晚宴。准备的菜肴将是美国风味的，但如果他需要，也可请他的随身家厨来为他准备特殊饭菜。商人们说，如今李鸿章无疑已习惯了西式烹调，而且懂得怎样欣赏。李将由他的清国和英国医生一起陪同出席晚宴。”

李鸿章去美国访问的那个时代，也就是112年前，美国人吃饭是讲规矩的。基督教徒要在饭前做“感谢上帝恩赐”的祷告。特别是晚餐，在美国这可是正经八百的“正餐”啊，来不得半点“随随便便”！

李鸿章不然。《纽约时报》说到李总督海上旅行趣闻时有这么一段描写：“李鸿章在轮船二层有一个四间房的豪华客舱，两间舱房面向前方，另两间朝后。他的一些随从住在下层。他在自己的舱房内吃饭，由他带的厨师准备饭菜。这些厨子们在轮船的厨房大舱内自由进出。鱼翅、燕窝是美味佳肴，他从清国带了许多。他的一个儿子与他共同进餐，而其他随从则在轮船的餐厅内分桌用餐。总督到甲板上来得不多，仅有一天晚上出现在餐厅里，那是观看星期三小周末进行的娱乐表演。”

“其他乘客吃饭时他四处溜达，他一天要吃好几顿，有四个厨师为他准备饭食。厨师们凌晨2点就得起床，要使他们的主人早晨8点能吃上早饭，他们不到晚上9点或9点半不能歇息，因为总督总是会要一些‘热菜热饭’什么的。”

“……史迪威·贝尔在航行中曾与总督交谈。当问及为什么随从为他提供在自己舱房内进餐的服务时，总督答道：‘我高兴在哪里吃就在哪里吃。’”

瞧，李鸿章发火了，是啊，你问什么都可以，为什么问人家在哪儿吃饭？这是李鸿章痞子腔的又一表现。恰恰是这种“自然流露”的“痞子腔”，成了纽约记者追踪的“热点新闻”。美国人骨子里喜欢“坏男人”由来已久了，君不见，小布什战胜戈尔的那次选举，就是因为小布什有点“痞子腔”，说话干事不按常理出牌，撩拨起美国选民的“兴奋点”。反观戈尔，一本正经的，哈佛大学科班出身，为官一身清廉，坏事“不粘锅”，环保理念无可挑剔，但是就是不可爱。100多年来美国人没有变。真正应了那句——“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李鸿章成了当时国际流行色

说到现在，“李鸿章杂碎”是什么内容还没有涉及到呢？其实这个谁也说不清，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李鸿章杂碎”菜谱，印度人、菲律宾人都有一个“李鸿章杂碎”的自己的版本。“李鸿章杂碎”大抵是什么？只能泛泛地说，应该是什锦的，炖烩的，肉啊蛋啊这些高蛋白的原料全往里扔。可谓“杂七杂八的大总汇”是也。

高蛋白三字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就成了一个贬义词，所以“李鸿章杂碎”如今在美国已经销声匿迹了。

“李鸿章杂碎”走红应该在李鸿章走后。美国主流社会文学中最早说到“李鸿章杂碎”这个词是在美国作家刘易斯的作品里。在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1914年小说里这样写道：?对，到七花王国李鸿章杂碎店和美国点心店去，那里有5美元一位的茶座。”

“李鸿章杂碎”盛行美国时，《杂碎》还成了一个重金属乐队的当红歌曲，连百老汇都有一部音乐剧叫《杂碎》，是为了庆祝美国大熔炉文化而写的。

李鸿章杂碎（3）

李鸿章成了当时国际流行色

说到现在，“李鸿章杂碎”是什么内容还没有涉及到呢？其实这个谁也说不清，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李鸿章杂碎”菜谱，印度人、菲律宾人都有一个“李鸿章杂碎”的自己的版本。“李鸿章杂碎”大抵是什么？只能泛泛地说，应该是什锦的，炖烩的，肉啊蛋啊这些高蛋白的原料全往里扔。可谓“杂七杂八的大总汇”是也。

高蛋白三字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就成了一个贬义词，所以“李鸿章杂碎”如今在美国已经销声匿迹了。

“李鸿章杂碎”走红应该在李鸿章走后。美国主流社会文学中最早说到“李鸿章杂碎”这个词是在美国作家刘易斯的作品里。在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1914年小说里这样写道：“对，到七花王国李鸿章杂碎店和美国点心店去，那里有5美元一位的茶座。”

“李鸿章杂碎”盛行美国时，《杂碎》还成了一个重金属乐队的当红歌曲，连百老汇都有一部音乐剧叫《杂碎》，是为了庆祝美国大熔炉文化而写的。

电影也没落下。2001年美国出了部电影就叫《杂碎》，是电影摄影师布鲁斯韦伯根据其1999年的《杂碎俱乐部》一书改编而成的。2005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撞车》里还有一个情节，安东尼给街上一个中国人40美元，要他去给大家“买一些李鸿章杂碎来”。

说李鸿章杂碎在美国销声匿迹也是过头话。瞧，就是现在，在加州洛杉矶小东京地区还有一家远东杂碎馆呢！

这是说的美国主流社会，对咱们中国人来说，“李鸿章杂碎”不管怎么着都是“为国争光”的好事。就连曾经想暗杀李鸿章的“康党要员”梁启超也免不了俗。李鸿章离开美国七年后，梁启超也来到了纽约。他两只眼睛一下子被纽约街上的“李鸿章杂碎”招牌吸引住了。他在《新大陆游记·由加拿大至纽约》中写道：“杂碎馆自李合肥游美后始发生。前此西人足迹不履唐人埠，自合肥至后一到游历，此后来者如鲫……合肥在美思中国饮食，属唐人埠之酒食店进馔数次。西人问其名，华人难于具对，统名之曰杂碎。自此杂碎之名大噪，仅纽约一隅，杂碎馆三四百家，遍于全市。”

哈哈，原来“李鸿章杂碎”传奇故事的中国版知识产权还得归这位对李鸿章爱恨交加的梁启超所有。不过梁启超慕名吃了一碗后，对美国“李鸿章杂碎”不敢恭维。他说：“其所谓杂碎者烹饪殊劣，中国人从无就食者。”其实梁启超只说对一半，因为给“李鸿章杂碎”买单的是美国人，这道菜已经是“具有美国特色的”菜了，当然不合我们这位来自于美食之乡广东的老小先生口味。

梁启超文章写得好，但是如果说办中餐馆，我看他一定办不过那些普普通通的老华侨。人家知道把美国的中餐分成了三个市场。在犹太人多的纽约，一些中餐是用羊油烧的。这个犹太中餐市场大约只占1％左右。在羊油中餐馆梁启超一定闻“味”而逃。

另外一种是针对美国普通人的口味，这个市场大约占整个中餐市场的90％以上。所谓美国普通人的口味就是咱们眼下中国孩子喜欢的那种口味：酸酸的、辣辣的、蒜蒜的，最好是油炸的，还要带点脆脆的。这么一来“左宗棠将军鸡”就大行其道。“左宗棠将军鸡”说白了就是中国人的“古老鸡”。这又是一个借“异国皇家品位”提升品牌的实例。美国人叫它“左将军鸡”，80％的美国中餐爱好者好这口。梁启超尝了，一定会嗤之以鼻。

第三种中餐才是咱们中国人想吃的那种。美国人称之为“real Chinese”，即地道中国菜。说这话的时候，他们一定是一脸茫然，潜台词是：“放着这么好吃的中国菜不吃，他们却原来偏偏爱吃那种……！”

美国人爱吃“李鸿章杂碎”，按照美国人自己的说法是因为：“美国人迷恋这个来自亚洲的皇家游客和他的团队。”其实说句良心话公道话，在世界上所有的菜肴中，中国菜的确是最合人类所有人的口味。这话不是我总结的，旁观者清，我至少问了百多位老外，大家都这么认为。

“美食中国”好的地方我就不说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劣势是我们的“恩格尔指数”老是低不下来，食品消费占整个消费的比例就是比欧美国家高。都是“中华美食”闯的祸。

庚子年李鸿章（1)

第六章

庚子年李鸿章

庚子年的事儿于李鸿章何干？他搅和进去了，还义无反顾。一天两场谈判，一人和两方对谈，他搭上了名，还搭上了命。

十张“洋片”说庚子

1900年，农历庚子年，在京城北京周围的华北地区，兴起了义和团运动。

自打义和团起事，慈禧的名字经常上西人的报纸杂志，遗憾的是，就是没有这位“痛恨基督教世界”的老妇人的真容见报。唯利是图的出版商一拍脑门，凭想象画出了一个慈禧太后。瞧，他们画了一个年龄在三四十岁，模样像典型岭南女性的慈禧像，其实1900年，慈禧老佛爷贵庚65，是个如假保换的满州贵族老妇。由此可以看到，西人对我们的了解少得可怜。而我们自己呢？义和团那种黑白两分法不也是一种愚昧？这么说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似乎还有一定的道理。

晚清那会儿，真正震撼了西方社会的就是1900年大清国的这场疾风暴雨的义和团运动。西方国家直至今天仍然以“拳乱”（Boxer Rebellion）称呼整个庚子事变。他们当时出了很多印刷品：报纸天天上头版，杂志月月有专题。西人从他们的立场和思维逻辑出发，有意无意地“妖魔化”义和团。关于义和团，我们无意评判先人，但从换位思考的角度，不妨看看人家是怎么“糟蹋”我们的。这里编排出的是一组德国人的“拳乱明信片”，是一套西人演义式的“系列年画”。

“拳匪”乎？“团民”乎？

1900年北方发生义和团反洋人是有背景的。随着基督教传教士和外国商人在中国活动的日益频繁，据清廷统计，八国联军侵华前，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在华的外籍传教士已有3200多人，入教的中国人达80余万，教堂遍布全国城乡。

“洋教”进入中国，一直遭到民间的抵抗，华北、山东一带最甚。当时，教案频发，遇有民教涉讼事件，“洋教”人员往往出面干预，胁迫地方官“袒教抑民”，作出不公正的判决。人们的情绪从不满渐渐上升到反抗，加之北方的山东、天津一带民间早已活动着一些义和拳组织，形势如薪上浇油，迅速蔓延开来。

以义和拳、大刀会为首的诸多民间组织开始在山东、直隶等地率领百姓攻打教堂，驱逐传教士和惩处不法教民。这一类活动被清政府称为“教案”，八国联军侵华前的40年间，全国共发生了各类教案800多起。

1900年春开始，“灭洋”的活动在慈禧等一帮“后党”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量下被利用来反外。义和团从直隶、天津一带陆续进入北京。他们焚烧教堂，打杀教民，冲击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馆。中外矛盾十分尖锐。

4月5日京城出现了义和团坛口和大量揭帖，声称“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

4月10日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

5月19日天主教大主教樊国梁致书法国公使，速召海军入京防卫。

5月24日各国公使照会清廷，将在使馆驻军。

6月6日慈禧决定利用义和团抵御洋人。

6月7日义和团纷纷涌入京城。

以下的一组图片均采自1900年至1901年法国《Le Petit Parisien》杂志。

“联合起来打到清国去”

再回顾一下1900年6月以后的形势发展：

6月10日，西摩尔率英、美、奥、意、俄、法、德、日八国联军2000人，向北京进发。

6月13日，八国联军在廊坊遭义和团袭击。

6月16日，慈禧向列强各国宣战。

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

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清军开枪打死。

7月6日，清廷重用义和团，慈禧赏天津义和团白银10万两。

7月6日，聂士成军在天津小西门击退联军。

7月7日—13日，清兵日夜炮击京使馆。

7月8日，清军与联军战于天津八里台，聂士成阵亡。

7月14日，八国联军从大沽口进攻天津后，血洗天津。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兵力人数：

日本21634人，亡349人，占1.61％；俄国15570人，亡160人，占1.03％；

英国10653人，亡64人，占0.6％；法国7080人，亡50人，占0.71％；

德国8401人，亡60人，占0.71％；美国5608人，亡48人，占0.86％；

奥地利429人，亡8人，占1.86％；意大利2545人，亡18人，占0.71％。

合计71920人，亡757人，占1.05％。

北京遭殃了0

庚子年李鸿章（2)

利用义和团泄私愤，而且还得到身边王公近臣的叫好，说明慈禧多恨光绪，多恨洋人，多么爱权又多么无知！当联军的炮声传进宫的时候，慈禧这才急了，她一日之内连续五次召见军机大臣开“御前会议”。慈禧在大殿上哭着问那些“慷慨激昂”的“刚毅”之辈：“我们母子怎么办？”“刚毅”们没有一个说得出话来，大家只能相顾愕然。1900年8月14日，慈禧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大家早已作鸟兽散，无一人应召。天安门和西长安门已相继失守，慈禧只好对载澜说：“事已至此，惟有走了，你们还能为我护卫吗？”曾经“神勇”的载澜自知无兵，不敢应承。

15日凌晨，载澜飞奔入宫，告东华门已被攻陷，慈禧竟要跳水自杀。载澜拉着她的衣服说：“不如先避一阵，再图。”慈禧慌忙换上农妇的装束，头发都来不及梳，簪子也忘了带，急慌慌如丧家之犬登上载漪的车子，胁持光绪“西狩”去了。

1900年8月20日，八国联军基本占领了整个北京城，北京人遭殃了。俄国《新边疆报》记者扬契维茨基描述了他所看见的情景：“傍晚，万籁俱寂，枪声早已停止，我重新登上城墙，眺望城市。在这个古城的上空，曾经从夜里两点到下午两点，到处纷飞着令人生畏的弹药：燃红的铅弹，钢铸的榴弹，甚至还有中国人民用生铁制成的古老的炮弹。在这寂静的古老城墙上和在这神圣京都的城墙下，人们的鲜血一直流淌了十二个小时”。

法国《费加罗报》特派记者罗蒂到北京。虽然，在北京沦陷两个月后来这里，但是出现在他眼前的仍是一片废墟。他在文章中写道：几个褴褛的乞丐，战栗在蓝色的破衣之下；几条瘦狗，食着死尸，如我们在路上领教过的一样……经炮弹、机关枪光临过的北京，留下的仅有颓垣败瓦而已……一切皆颓坍了，但欧洲人的国旗，飘扬在各处墙上。

他来到天坛，看到：这个往昔庄严肃穆的地方，现在任由野蛮人的马队驰骋。英国人派来的攻打中国的上万名印度兵，在那里扎营。他们的马蹂躏着一切，草地上全是马粪。一个大理石的香炉，往昔是祭神时烧香用的，现在被英国人当作烧瘟牛之处……

令人困惑的一些照片

老狐狸悲壮出山

当义和团在北方如火如荼时，东南地区的封疆大吏们却正在和各国共同酝酿一个互相保护的条约。这次是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挑头，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具体联络，他分别致电东南各省督抚，请他们参加。

两广总督李鸿章，在广州也有自己的一手。坊间传说他的幕僚刘学询及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爵士穿针引线，企图讨论让李鸿章和孙中山宣布“两广独立”。

李鸿章在对义和团是招抚还是围剿的选择中一直是旗帜鲜明的围剿派。美国1913年出了本《李鸿章回忆录》里面有一段李鸿章的话，翻译在这里，供参考：“据李鸿章说，他当时是两广总督，1900年初他已经预见到中国将有一段时期因为义和团同外国的矛盾而成为社会主要问题，或者说北方将主要以拳头来对话。1900年2月在他的手记中记载：‘我记忆中这已经是第三次朝廷让义和团来践踏国家，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制止这个无法无天的组织。由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结束这一组织的无法无天，我预期朝廷会很少关注我后来写的那些奏折。义和团反对的所谓洋鬼子，这种行为对中国无一利而有百害，我的这个观点几乎没有给太后留下多少深刻印象。赶洋人出去是不可能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因为洋人撤资却在许多方面更加贫穷。我最后一次在北京时，一直努力地对朝廷说这些观点。太后显然有时倾向这些。”李鸿章虽然人在广州，却对千里之外朝廷里的事儿，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有他自己的耳目。美国作家曼勒克斯写的《李鸿章回忆录》中进一步引用李鸿章手记里的话说：

“我私底下知道端郡王暗地里支持义和团，他会利用各种手段去说服太后：如果洋人不干预，反洋人不会出事。端王有一大批有权有势的追随者，我最担心慈禧太后相信他们的好斗言行。”

李鸿章认为这是“群小把持，慈意回护，必酿大变”。他在两广的任上曾经多次冒死电奏朝廷，反对慈禧的“联拳灭洋”政策，当朝廷向洋人宣战的消息传到广东，李鸿章立即公开了“粤不奉诏”的立场。由此义和团明确提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光绪皇帝，“二虎”即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三百羊”是朝廷中支持对洋人主和的官员。

这要是在平时，慈禧一定要“办”了李鸿章了，但当时形势一天不如一天，自身都难保的她还想着岭南那边？而且，留着李鸿章就像利用义和团一样，是软硬两手中软的一面。

形势比人强，当各国摆出架势要进京保护“侨民”时，朝廷不得不起用软的一面——李鸿章。清廷在6月15日先命令李鸿章“迅速来京”。这时，李鸿章满腹狐疑。朝廷催他迅速进京，却未言何事，更未授新职。

朝廷的电报一封急似一封：

7月3日，电报到：“懔尊前旨，迅速来京，毋稍刻延。”

7月7日，电报又到：“前迭经谕令李鸿章迅速来京，尚未奏报启程。如海道难行，即由陆路兼程北上，并将启程日期先行电奏。”

7月8日，朝廷急电：“命直隶总督由李鸿章调补，兼充北洋大臣。”这是慈禧太后根据荣禄的建议调他为直隶总督、议和全权大臣，以期催促李鸿章上路。

庚子年李鸿章（3)

7月9日，电报又到：“如能借到俄国信船由海道星夜北上，尤为殷盼，否则即由陆路兼程前来，勿稍刻延，是为至要。”

7月12日，朝廷的电报急了：“无分水陆兼程来京。”

这样，李鸿章才匆匆上船，踏上了北上之路。

李鸿章有野心？

7月17日李鸿章乘招商局“安平”轮离广州北上。李鸿章密友南海知县裴景福和李鸿章在熙熙南风下有一场少有的“深入交谈”。李倚在小藤榻上说：“广东斗大城中，缓急可恃者几人？尔能任事，取信于民，为地方弭患，督抚不若州县也。能遏内乱，何至招外侮，勉之！”裴氏就目前的局势请教李，他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朝厚德，人心未失，京师难作，虽根本动摇，幸袁慰庭搘拄山东，香涛、岘庄向有定识，必能联络，保全上海，不至一蹶不振。”裴氏问：“万一都城不守，公入京如何办法？”答曰：“必有三大问题，剿拳匪以示威，纠首祸以洩忿，先以此要我而后索兵费赔款，势所必至也。”裴氏问：“兵费赔款大约数目？”答曰：“我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作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

李鸿章遥望北方，心情久久不平，在场听者无不动容。李鸿章借此又开始发挥了：“事定后中外局面又一变，我国惟有专心财政，偿款不清无以为国，若求治太急，反以自困。中国地大物博，岁入尚不及泰西大国之半，将来理财须另筹办法。”话题由此转到中国之根本问题究竟在哪儿。裴氏先说：“窃有一言为公陈之，中国之弱弱于人，非弱于法也。人有得失，法无新旧，果得其人，因时损益，法虽旧亦新也，不得其人，虽博采古今，组织中外，适以滋弊。”李鸿章听了笑而讥之曰：“八股旧也，策论为新，策论得也，八股为失，我与尔皆八股匠，故说旧话。”这一番妙语，又让众人暂时忘记了天上的愁云，众听者哄堂大笑起来。

海风瑟瑟，白浪涟涟，李鸿章踏上了他人生的不归路。

这个躲在南国成一统，观察局势数月的老狐狸，终于悲壮地出洞了。直隶、北京，虽然眼下混沌不开，那毕竟是他这只江淮老狐驰骋多年的疆场啊！

轮船经过香港时，李鸿章在盛大的仪仗队和礼炮17响声中登陆，拜会了香港总督及各国驻港领事。

香港总督卜力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一直在观察李鸿章，说李“正在向这个（两广独立）运动卖弄风情，谣传他想自立为王或是总统”。卜力给伦敦的建议是：为了保证“南方的安定”，“如果赞同孙中山和李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于英国的利益将是最好不过的。”孙中山早已经看穿李鸿章。他谓李鸿章“既无主义上的信念，又甚缺乏洞察大局的见识，并且年已老迈，对功名事业早已看透”。

果然如孙中山所言，当得知李鸿章决意遵旨北上的消息后，港督卜力劝告李鸿章重新考虑北上的决定，认为“李鸿章留在广州，对和平事业最为相宜”，李鸿章客气地拒绝了。

这次会见，李鸿章了解了英国人对未来中国最高级别人事安排的意见。他目的达到了，卜力给伦敦的报告说李鸿章“不是不乐意当皇帝”。

这次香港停留，李鸿章没有见孙中山，也绝口不提“两广独立”。他从没有想把根扎在广东，也不相信孙中山能成大事。他所有的履历都建立在体制内运作的基础上，历来对“革命”二字深恶痛绝。他善于在各方势力中寻找最大的公约数。对此，他有几十年的“斗争经验”。

结束会谈时，李鸿章还请求联军占领北京后一定要宽宏大量，不要采取报复措施。他告诫卜力说，报复只会激起中国人更普遍的仇外情绪。

7月18日，李鸿章自香港启程北上，“平安”轮三天后到达上海。李鸿章要在这里观望再观望，这些天形势的变化是他始料未及的。

7月13日，八国联军分两路向天津城内发起总攻。

7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天津。

7月17日，俄军屠灭江东六十四屯居民。

在上海，他的儿子李经述发来急电：载漪、荣禄之辈“党拳煽乱”，慈禧“力不能制”，“围城西幸势所必然”，切勿“轻身赴召，自蹈危机。”“天津失守，北京将不保，万勿冒险北上，切切。”7月21日李鸿章便以健康为由要慈禧赏假20日：“连日盛暑驰驱，感冒腹泻，衰年孱躯，眠食俱废，奋飞不能，徒增惶急。”朝廷的回电催他：“现在事机甚紧，着仍遵前旨迅速北来，毋再借延。”但是，李鸿章在上海还是采取观望态度。

上海这一个多月里，前来拜访的人，上帖子的人很多，各种观点都有，每天的电报多得来不及翻译。李鸿章的亲信翻译马建忠还收到一封来自英国政府背景人士的来电，主张李鸿章不要失去此千载良机，拥兵自立。李鸿章置之不理，急忙让马建忠把那电文烧掉。

李鸿章对慈禧并没有完全丧失信?。当荷兰公使克罗伯来沪告知各国公使拟让慈禧归政光绪时，李鸿章表示反对，说“太后训政两朝，削平大难，臣民爱戴，此次拳匪发难，只恐祸起腋肘，不得已徐图挽救。”

北京那里，慈禧太后完全乱了阵脚，她一方面急盼李鸿章和洋人求和交涉，另一方面又听信载勋、载漪和刚毅等顽固派大臣的话摆出决战的架势。

7月28日，慈禧杀主和派大臣许景澄、袁昶。

8月3日，俄军大举入侵东北。

8月4日，八国联军由天津向北京进犯。

8月7日，朝廷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负责与各国外交部门电商“停战”。

8月11日，慈禧又处死反对开战的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五大臣。

李鸿章在上海看到这血淋淋的一幕，大表不满。荣禄说“其苦口力谏之言，竟不能胜太后一念报复之心！”李鸿章在给慈禧的信里伤心地说：“每读诏书，则国是未定，认贼作子，则人心未安。而臣客寄江南，手无一兵一旅，即使奔命赴阙，道途险阻，徒为乱臣贼子作菹醢之资，是以小作盘桓。”

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帝等离京西逃。

8月16日，八国联军在北京公开抢劫三日。

8月19日，俄军抢先占领颐和园，将珍宝窃掳殆尽。

8月20日，朝廷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罪己诏”，向列强政府赔礼致歉。

这个时候，列强们以胜利者的姿态根本不考虑李鸿章暗中发出的和谈请求。甚至除俄国外，大家都不考虑由李鸿章出面进行和谈。

赫德是个关键人物

正当这个时候，一位躲在幕后的关键人物出场了，他就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赫德说：“瓜分、改朝换代或修补满洲人的统治——在这三种行动方针之间要有所选择”。赫德反对瓜分。

至于“改朝换代”，赫德认为：“建立一个新朝代——却没有一个全中国愿意接受的有名望的人。这个计划会把中国投入多年的无政府状态中，并且由外国列强一致同意所设立起来的朝代，以后将永远带有软弱和耻辱的标记”。

赫德赞成“修补满洲人的统治”，他把“现存的朝代当作一个开着的商店或公司接受下来，简而言之，就是尽量利用它”。因为“它的命令通行于全中国，承认它会是所有的列强都默许的最容易的解决办法，支持它比起任何其他的行动来都会更迅速、更有效地恢复普遍的平静”。

赫德的话，列强是要听的。他被认为“在关于中国的一切事情上，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比赫德爵士更有权威，他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已经有三十七年以上”。实际上，写这段历史时是不能不说出赫德这个名字的。因为他掌握了中外议和的全局。是的，他没有亲自参加议和，因为“那样将造成一种英国在谈判里操纵的气氛，而且容易引起反对，不过会议进行的一切情况，和中国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应让我知道”。

赫德出来说话，加上俄国准备“坚决把赌注下在李鸿章身上”，列强的态度开始有所松动。鉴于以往的经验，李鸿章8月25日电请在和谈中加派奕劻、荣禄、刘坤一、张之洞为全权大臣。让大家共同承担“误国”骂名。8月27日，清廷让庆亲王奕劻回京，会同李鸿章妥商办理谈判事宜。

9月7日朝廷发布剿灭义和团的谕旨：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非痛加铲除不可”。

9月8日朝廷再次表示“罪在朕躬，悔何可及”，要求李鸿章“即日进京，会商各使，迅速开议”，说什么“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乾转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从中可以看出朝廷已经在求李鸿章了。

9月15日李鸿章在上海逗留50天后，又上了船，离开上海北上了。

旗人骂李鸿章，现在又盼他来！

庚子年李鸿章（4)

李鸿章北上的消息传到北京，全城轰动。那会儿不但慈禧急，留京的官员急，就连旗人和百姓也急。与梅兰芳合作的戏曲作家齐如山曾讲到那会儿北京人的心绪：“当义和团正盛、西后最得意的时候，合肥（李鸿章）正在广东，旗人们有的说他能勾结外国人，太监们说得更厉害，所以想着把他调进京来杀了他。……各国军队进京后，……从前虽骂他，但现在已知道非他不可，所以大家都盼他来，因他来得慢，大家又怨恨他。……他来的那两天，北京所有的人，可以说是狂欢。尤其旗人，自西后光绪走后，他们每月的钱粮，谁也得不到。可是旗人又专靠钱粮吃饭，所以几个月以来，都跟没有娘的孩子一样。听说李鸿章要来，总以为他是跟外国人有勾手的，他来了一定有办法。……东四牌楼一带，旗人吃饭的很多，正喝着酒，忽提李鸿章来了，便高兴地说，再来一壶，盼他来的程度，就如是之高。我问他们，你们向来很讨厌李鸿章，为什么现在这样欢迎呢？他们的回答是：说人家是汉奸，没人家又不成，就是里勾外联的这么个人。……彼时许多人对李鸿章都是这样的批评。”

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天津已经被战争破坏得不成样子。李鸿章还特地去了一下他住了二十多年的北洋通商大臣衙门。此时此刻办公地已是破败不堪。

千呼万唤后，李鸿章进京了。这时的他已经不是“千刀万剐”的“二虎”了，舆论已经发生了变化，北京人希望他来“拯救”他们。

联军抢够了，被围的人也解救了，他们的后勤给养还指着“地方”解决呢。万众都指着李鸿章。

10月11日，李鸿章由俄军百人护卫队开道到达北京。“全权大臣”住进了北京贤良寺，外面日夜有俄军士兵守卫着。联军立刻宣布贤良寺为联军承认的清国之地。

这时的李鸿章虽然是人近黄昏，却感到夕阳无限好：正式场合，庆亲王奕劻以亲王之尊，名字排在李鸿章的前面。私下亲王却对李言听计从，甚至有点学生看老师的味道。细节都由李鸿章敲定，而且慈禧已经说过：“朝廷不为遥制”，就是说这回干事儿少了很多牵绊。

李鸿章这个人一生最担心一个“权”字旁落，因为“有权”就“有事”，就可以让他忙碌起来，他信奉忙碌是美丽的。他也永远不会忘记5年前在贤良寺里，那180天坐以待毙的感觉。他的忙碌哲学是这样的彻底，他不但自己忙碌，而且还要后继有人，让大儿子李经方从小习三国语言，和他在谈判桌上共同忙碌。这要特别加以突出，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搞夷务”是下三滥，为人所不齿。李鸿章办了一个同文馆，几次招聘都没几个人来。李鸿章后来给考生一个政策，让其以后享受“进士”同等待遇，这才勉勉强强有些报名的。他能让儿子搞夷务，没有点儿愚公移山、“子子孙孙挖山不止”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他不是思想家，甚至有点守旧，他不属于开天辟地的人物，却能将每件事情尽量做好。他的谈判技巧是一流的，而且总知道运用人家的短处，各个击破，这点瓦德西最恨他。天津教案，他一鸣惊人，他的老师曾国藩去处理，结果外人和国人都不满意。李鸿章用了点儿“痞子手段”就顺利化解危机，让老师自叹不如，他也一下子成为有清一朝外交第一人。马关谈判，他挨了一枪，却为慈禧省下了一万万两银子并换来了列强的干预。这就是他的本钱，慈禧知道，光绪知道，恭亲王奕、醇亲王奕以及马上就要和他同桌的庆亲王奕劻都对此赞叹不已。局外人最纳闷的就是这点：为什么每次谈判，李鸿章总谈出一大堆“赔款”，而老佛爷却非他莫属？这就是慈禧的高明处：输了的一方总能谈出一个“意外”的价格，还帮她担着骂名。而具体执行者李鸿章却只要一个做事儿的机会。为了做事，李鸿章进京给太监送红包，每每出手大方，曾国藩送小红包，左宗棠不但不送红包而且还到慈禧那里告状。正应了小品中的一句话：我就纳闷了，同样是人，这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这就是李鸿章。

瓦德西最恨李鸿章

9月底，在英、法、美、俄承认由奕劻、李鸿章来担任中方的议和人选后，其他国家也先后表示了认可。谈判开场比较顺利，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谈判会旷日持久地持续了1年。

法国出面代表11个参加谈判的国家提出6条意见包括：

1.惩处各国公使指定的罪犯；

2.禁止军火进口；

3.赔款；

4.建立永久性的使馆卫队；

5.拆毁大沽炮台；

6.允许各国在大沽至北京一线驻兵。

几天后，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联合照会各国，提出了5条议和纲领：

1.承认围攻使馆违反国际公法，保证今后不再出现类似事件；

2.愿意协商赔款问题；

3.同意修改有关条约，侧重中外商务；

4.收回被占衙署，与各国分别缔约；

5.先行停战。

仔细琢磨这两个谈判纲领，一个要驻军长留，一个想赔钱走人；一个妄想解除人家的武装，一个希望商业上给对方些便宜；一个要治罪，一个避重就轻，王顾左右而言它。李鸿章甚至大剌剌地提出要一一个别对谈，以期各个击破。

中方提出议和大纲2天后，联军最高统帅瓦德西终于赶到北京，对李鸿章提出的议和大纲，这个武夫却比什么人都精明，瓦德西的态度是“不给予任何的理睬”。

慈禧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为了确保慈禧不被判罪，李鸿章坚持要在条款上写明“懿亲不加重刑”。这时候“中国国情”四个字起了作用。李鸿章让对方明白，中国人以孝为本，以忠治国，太后为一国之母，千万要尊重。

谈判双方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对不上眼。

李鸿章要先停火后议和，联军是先议和再停火。

联军开出一长串人名要求杀、关、流放和没收财产。李鸿章认为应该严格区分，尽量按太后懿旨加以保护。

谈判不欢而散，联军继续西进，并派兵进犯了清西陵和东陵，直逼张家口，向慈禧施加压力。联军司令瓦德西说，如果中国再不提出令各国满意的决定，联军就要进攻陕西，去捉拿真正的祸首！

接下来就是打心理战，慈禧在西安天天心惊肉跳等消息，“以首祸当议己，常悁慄不自安”。她“一日不见京电，便觉无措。然每一见电，喜少惊多，实令胆怯”。11月21日，她电问李鸿章：“列强所索各条是何端倪，曾否见询，有无万不能行之事，……应据实密奏”。她对和谈的态度非常坚决：“大局攸关，款议可成不可败，两害取轻”。

李鸿章玩的是各个击破，11个国家组成的谈判方，看似阵容强大，其实这次搭的是“草头班”，个个心里都有小九九。俄国想的是东北的肥肉，日、英、美等国对此心生嫉恨。法国关心的是天主教的顺利传播，德国想的是在中国插进一只脚。李鸿章看出他们的同床异梦，在得到荣禄转达的只要保住慈禧什么都可以商量的“示意”后，便积极地贿赂俄国出面斡旋此事。不久，英首相索尔兹伯里就对首先提出惩凶作为议和先决条件的德国人说：“绝对不否认，如果把皇太后牵入这件事情以内，人们将冒着废弃中国整个国家组织的危险，这也是对于欧洲不利的。”

这里联军刚有一点松动，李鸿章赶快给慈禧去电，要求朝廷“丢车保帅，把载漪他们抛出去”。接着，各国公使一致要求，只有中国的皇帝和太后回到北京后才可以开始谈判。而慈禧压根就没有此时回京的想法。

谈判又陷入僵局后，李鸿章惯用的策略是“以拖待变”，这一招已经屡试不爽。首先就是“李鸿章病了”。李鸿章的确病了，78岁的老人，又在1895年受过枪击，子弹残留物至今还在眼睛下部留着，又加上连日的劳累，病是肯定的，但是还没有到病倒的地步。

久拖以后，转机来了。俄国人在东北准备监理东三省，这引起日、英、美等国极大的不安，他们不再坚持把“严惩祸首”和“两宫回銮”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而是转向急于开始讨论议和的具体内容。

在1900年西方圣诞节的前一天，英国、美国、法国、俄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比利时和荷兰11国公使将《议和大纲》交给了庆亲王奕劻，并且要求迅速答复。

这份《议和大纲》是《辛丑条约》的蓝本：

1.中国派亲王专使就克林德被杀一事前往德国谢罪，并在遇害之处树立铭志的牌坊；

2.严惩祸首，杀害凌辱外国人的城镇停止科考5年；

3.中国必须用优荣之典就日本书记官被害一事向日本政府谢罪；

4.中国必须在各国人民坟墓遭到亵渎之处建立墓碑；

5.军火及制造军火的器材不准运入中国；

6.公平补偿外国人身价财产损失；

7.各国驻兵护卫使馆并划定使馆区；

8.削平大沽炮台；

9.京师至海边由各国留兵驻守；

10.永远禁止军民等加入仇视各国的团体；

11.修改通商行船各条约；

12.改革总理衙门和各国公使觐见礼节。

看过条款后的李鸿章连连叹息，他吩咐立即原文电奏西安，并告诉发电报的人叮嘱对方，一定要用重笔写成电报稿呈送慈禧。

电文传到西安后，引起大哗。所有人都感到条件极端苛刻，无法接受。

与此同时，瓦德西也向李鸿章施加压力。

最终，由于《大纲》中既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又没有让她交出权力，所以慈禧还是批准了《议和大纲》。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奕劻遵旨在《议和大纲》上签

庚子年李鸿章（5)

。

1900年，八国联军出兵中国，俄国沙皇以镇压东北义和团为名，大举入侵东北地区。沙皇尼古拉二世亲任总司令，以库罗巴特金为参谋长，调集了17万大军和各种作战物资，分五路向中国东北进军。

在俄五路大军大举入侵之下，东北清军一溃千里，俄军仅用两个月的时间便占领了整个东北。

从1900年10月俄国对东三省实行军事占领开始，到1902年4月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之签订，中间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的时间中，中俄双方在圣彼得堡，在北京进行了一系列非常曲折、极端复杂的谈判。

只因俄国决意要占据东三省，坚持要同清廷进行单独的交涉。俄军在1900年10月1日占据奉天，然后诱逼盛京将军增棋签字批准明显破坏了“清国的‘独立’与中国中央政府的主权”的章程。这个章程内容被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揭露，引起了其他列强的强烈反响和责难。英、德两国经过紧急磋商达成了一个原则协议：第一，各国不得瓜分中国的领土；第二，中国的沿海、沿岸全部向各国的贸易和经济活动自由开放。由于感到自己不具备瓜分中国的实力，法国、日本、美国等国均附和了英、德两国的建议。俄国一方面公开否认，当面撒谎；一方面则胁迫清廷全权大臣杨儒签字，以便造成既成事实。杨儒拒绝后，俄国就向李鸿章施压：如果中国“听各国谗言，不愿立约，则东三省必永为俄有”。

李鸿章已经开始咳血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李鸿章已没有精力面对面与洋人再论短长了。李鸿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挥着下级官员把损失降到最低点———从一开始提出的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4亿5000万两，是对4亿5000万中国人所定的数字，“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李鸿章接受了这个侮辱。

5月1日，列强们发表了一个报告，各国要求的赔款总数为“六千七百五十万镑，或四亿五千万两左右的银子”。所有国家的最终报价都远远超过了他们实际的花费和损失。5月11日，奕劻、李鸿章“接受四亿五千万两为赔款总额”。5月26日，清廷电告奕、李二人说：“各国赔款共四百五十兆，四厘息，著即照准，以便迅速撤兵。”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与11国代表正式签订了《议和大纲》的“最后议定书”，简称《辛丑条约》。

在9月7日《辛丑和约》签订前后，李鸿章与俄使及维特代表波兹德涅耶夫进行了频繁的接触。11月7日，李鸿章在俄人的“恫吓催促”下病死，“闻薨之前一点钟，俄使尚来催促画押”。李的病逝，对俄国财政大臣，负责俄国远东铁路建设的维特来说，颇有兔死狐悲之感。他“这时才发现，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因为随着失掉了李鸿章与许景澄，不仅我们一派已经完全没有台柱子了，而且在中央的最高当局中，看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勇敢地负责与外国人办理交涉”。

大清重臣李鸿章油尽灯枯，走了。这一天是1901年11月7日。

北京就像没事儿了一般

两个月后，从保定开来的列车车厢里充满了笑声，久违的喜庆终于来了。逃离紫禁城600天左右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带着太监宫女们回銮了。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一路上尽心地护着驾，不敢有丝毫的马虎。

这以前，为迎接喜事，北京精心地装扮粉刷了一番，被烧毁的前门楼子很快被整修如新。

去年此时的景象已经成为历史。北京人该干什么干什么，市场又热闹起来，吆喝声嘎嘣嘣脆，还带着些许二簧的长调。

这一次，中国人长记性了吗？

鸦片战争到现在60年了，洋人的炮声就没断过，可是大炮听多了也不觉得炸耳。倒是隔壁的邻居——日本吓了一身汗。他们以“支那”为鉴，迅速行动起来：该改的改，该换的换，没几年，人家也人模人样地混在队伍里进城了。

60年的光阴换来的只是一声长叹：唉——！

60年的时光，却让外人知道：龙看起来挺可怕的，实际上也挺老态龙钟的！

最后的归宿（1）

第七章

最后的归宿

李鸿章是1901年11月7日在北京贤良寺死于钦差大臣任上的，这天正好离他签订《辛丑条约》两个月。

李鸿章的死代表着“同光中兴”时代的过去。哪有什么“同光中兴”？这是大臣为老佛爷慈禧贴金。

死后的荣耀

李鸿章的死，慈禧最伤心。一是他们同为“同光中兴”的核心人物，属于“同志”。二是李鸿章是“后党”，而且“党性强”，经过实践的检验。三是李鸿章会做事：军事上创淮军，败太平军，剿捻军；实业上开办一系列新式工厂；外交上，以弱国之身搞起了“以夷制夷”。最后可能还有感情上，《纽约时报》曾经煞有其事地问：太后已经和李鸿章秘密结婚了吗。这显然是假新闻，但是当时的确流传着一句为官之道：不要和李鸿章作对，“今上甚从其言也”。

慈禧太后对李鸿章好，这是路人皆知的事。《清史稿》说：李鸿章死后，“事闻，两宫震悼，赐祭葬；赠太傅，晋封一等侯，谥‘文忠’；入祀贤良祠，安徽、浙江、江苏、上海、江宁、天津各建祠以祀，并命於京师特建专祠。汉臣祀京师，盖异数也。”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汉族大臣入祀京师，是少有的。

“赐祭葬”，朝廷当时赏银五千两为李鸿章治丧。慈禧太后派恭亲王溥伟前往祭奠，还派专使护送灵柩运回合肥老家安葬，这是有据可查的。但是现在没有找到相关祭葬的资料，只找到了李鸿章“祭葬”的一张画。可以看到“祭葬”的场面很大。

谥“文忠”，谥号，是朝廷对一个人死后的终生评语，“文”，是经纬天地的褒扬，“忠”是一生品德高尚的褒扬。按制，这个“文忠”低于曾国藩的“文正”却高于左宗棠的“文襄”谥号。

“安徽、浙江、江苏、上海、江宁、天津各建祠以祀，并命於京师特建专祠。”这个待遇比他的老师曾国藩还高，也是汉臣中第一人。这些专祠一共建了十所。北洋完全的统计如下：

保定李公祠：淮军公所街

南京李公祠：白下区四条巷77号、五福巷

北京李公祠：东城区西总布胡同27号

上海李公祠：华山路1626号复旦中学内

天津李公祠：河北区天纬路李公祠东箭道，西箭道。现为五十七中校址，主体建筑已被拆毁，仅存附属两个小四合院

李鸿章为“大跃进”做贡献

李鸿章的墓地在安徽合肥东乡夏小影，也就是现在的合肥大兴集。这个墓整整修了十六个月。据传，其墓地的墓道用从英国进口的耐火砖砌成。1903年初春，李鸿章的灵柩被运回合肥，葬于东郊大兴集。

李鸿章享堂原占地面积1万余平方米，共建有大大小小房屋99间。取久久之意，碑额中间刻有“清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太傅一等侯李文忠公神道碑”24个字。

李鸿章墓地在合肥城东十五里的大兴集。当时大兴集只是附近几座小村落的商品集散地，据说早先还是太平天国设在合肥城外的买卖街。看来李鸿章真是生生世世和太平军对上了。

合肥大兴集不是李鸿章出生的地方，也不是他家祖坟所在地。李鸿章将自己的墓地选在这里，是因为他平生崇仰包拯。1882年他还解囊白银二千八百两建包拯祠，且自撰碑记。当时包拯葬地就是在大兴集，所以李鸿章墓址就在离包拯墓约300米的小夏郢村。由此，本地民众通称它、包拯墓以及贴近的朱元璋开国功臣蔡国公张德胜墓（1950年代初，修筑铁路被毁）为“一里三公”。而李鸿章的墓因兴修年代未久，又官位最高，规模更为宏大。

李鸿章下葬后的1955年，1958年，当地人民为了迎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到来，兴办钢铁厂，他的遗骸被从墓地掘出。“卖国贼”李鸿章的坟墓，很多人对他早已窥觑已久，听到指示后，当地高级生产合作社抽调了32个生产队的队长对李鸿章墓进行发掘。墓室非常坚固，一铁锤砸下去，没有丝毫反应。人们想用炸药将墓室炸开，但是炸药对墓室也不起作用。最后，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从几十米以外的地方，挖了一条地道，从下面钻进了墓室，才把棺材给拖了出来。

墓室里并排着两口棺材，分别是李鸿章和夫人赵小莲的。赵夫人的遗体依然保存完好，她身着华贵的衣服，就像睡着了一样。棺材里的那条慈禧太后特赐陪葬的陀罗经被还是好好的，被人拿回去洗洗后盖了。赵夫人棺柩旁的一个小箱子里还有一个精致的木盒子。打开木盒，里面放着两块金灿灿的“金砖”，有人用秤称了一下，近30斤重。大家都认为这两块“金砖”一定是金子做成的，但经过银行鉴定，却发现是铜制成的。

最后的归宿（2）

李鸿章尸体因为层层棉絮包扎，保存尚属完好，他所枕的金元宝下还有一本册子，是他亲笔所写的自传。这是不是美国人1913年发表的那本《李鸿章回忆录》就不得而知了。李鸿章的身旁放着一副眼镜、一块怀表、一个拐杖，身下垫着七枚金币，按照北斗七星的形状摆放着。陪葬品中有一把宝剑，最后被省剧团借去充当道具。

当时挖墓的人如今回忆说：“李鸿章穿着黄马褂的遗体保存完好。狂热的人们用绳子拴着遗体，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

李鸿章墓被挖以后，上面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只有享堂的几间房子，面积大约900平米，因为做了钢厂的仓库才得以保存下来。

现在，旅游热了，人家又想到了李鸿章。家乡的人还指着李鸿章“致富”呢。于是一个崭新的李鸿章享堂在重金打造下诞生了。

100年，只有100年。人的变化咋就这么大呢。

时间，只有时间将一切怪诞渐变成合理，将一切合理渐变成怪诞。这点，李鸿章也只有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