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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盗走了“北京人”(1)

- 谁盗走了“北京人”(2)

- 谁盗走了“北京人”(3)

- 谁盗走了“北京人”(4)

- 谁盗走了“北京人”(5)

- 谁盗走了“北京人”(6)

- 谁盗走了“北京人”(7)

- 谁盗走了“北京人”(8)

- 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档案(1)

- 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档案(2)

- 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档案(3)

- 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档案(4)

- 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档案(5)

- 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档案(6)

- 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档案(7)

- 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档案(8)

- 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档案(9)

- 长江. 炮战之谜(1)

- 长江. 炮战之谜(2)

- 长江. 炮战之谜(3)

- 长江. 炮战之谜(4)

- 长江. 炮战之谜(5)

- 长江. 炮战之谜(6)

- 长江. 炮战之谜(7)

- 长江. 炮战之谜(8)

- 长江. 炮战之谜(9)

- 长江. 炮战之谜(10)

- 长江. 炮战之谜(11)

- 1949香山密档(1)

- 1949香山密档(2)

- 1949香山密档(3)

- 1949香山密档(4)

- 1949香山密档(5)

- 1949香山密档(6)

- 1949香山密档(7)

谁盗走了“北京人”(1)

80年前，全球第一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惊世而出，沉睡在地下50万年的人类祖先，从此被唤醒。但仅仅过了12年，这件承载着人类生命烙印的证物，神秘丢失，至今下落不明！我们的祖先遗迹，到底在哪里？

人类是从哪里来的？从古至今，人们从来没有停止对自身的探索……1929年12月2日，人类重新认识自身历史的大门，被悄然推开……

就在这一天，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上，挖掘出了第一块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当时年轻的中国学者裴文中手捧刚刚挖出的头盖骨化石，被后来考古学中将这种古人类正式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人”。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为进化论学说，提供了最直接、最坚实的根据。同时它也将人类自身历史整整提前了50万年。

1936年，在中国考古学家贾兰坡的主持下，另外三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和一个完整的人类下颌骨，又相继在周口店被挖掘出来。一时间，相关的国内国际电讯报道，多达两千多条。周口店的惊人发现，震动了全世界。

就在周口店考古发掘工作进入黄金时期的时候，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考古工作被迫停止。5个出土的北京猿人头骨化石，被存放进了美属北京协和医院，由中美学者共同创建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负责保管。四年之后，包括这5个“北京人”头骨化石在内的全部人类学研究资料，在转移到美国的运送途中，神秘失踪。

如此国宝，何以要转移出国？移送途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谁？是最后一个见过北京人头盖骨的人？

“鉴于美日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正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共同抗日，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安全问题。……我们准备同意将它们用船运往美国，委托某个学术研究机关，在中国抗战期间替我们暂为保管。”

谁盗走了“北京人”(2)

——这是一封求助信，信件的日期是1941年1月10日，写这封信的人是时任国民党中央行政秘书长的翁文灏，这封信被同时发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以及美国驻中国大使詹森。信中所提到的“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正是当时保存在协和医院的北京人头盖骨。

北京人头盖骨堪称国宝，中国国宝出境，这可是非同小可啊，各方面都不敢贸然行事。然而，随着战事越来越激烈，蔓延的硝烟，对于文物的威胁已经越来越明显。在经过将近一年的反复考虑之后，到1941年年底，重庆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方面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头盖骨化石由美国领事馆安排，带出中国，暂存美国。

当时的北平，早已沦陷。日寇铁蹄之下，危机四伏。想把如此珍贵的文物带出北京，远渡重洋，谁来带？怎么带？

这就不能不提到今年已经91岁的胡承志老人。1941年，胡承志时年24岁，是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的助手，同时也是专门制作化石模型的技师。当时在转移头盖骨之前，魏敦瑞特别授意胡承志给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制作了相同大小的模型，后来寄去了美国。

现有资料表明，胡承志就是最后一个见到和摸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转移前的全部装箱工作，就是由他来亲手完成的。

根据胡承志的回忆，“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绵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莲纸包上，然后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有具有弹性之黄色瓦楞纸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

对于头盖骨的丢失，胡承志非常痛心，直到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所有的细节。在胡承志当年向国民政府提交的这份遗失报告中，他详尽描述了装载化石的经过，包括装化石所用的两只大箱子的形态：2006年，胡承志向北京周口店遗址工作人员又一次回忆了当时的装箱情况，这位当年的技师还凭记忆画出了清晰的箱子草图。

根据胡承志的描述：“（该）二木箱均为白木箱，一为四十八寸长、十一寸高、廿二寸宽，一为四十五寸长、十一寸高、二十寸宽。（也就是说两个箱子，一个是130厘米长，90厘米宽，40厘米高，另一个是120厘米长，85厘米宽，40厘米高）。为了避免照人耳目，两只箱子上只是做了简单记号：Case 1 和Case 2。”

按照中美协商和美国公使馆的安排，这两只箱子会被标上美军军医威廉?弗利的名字，以私人行李的名义，从前门火车站装车，直发秦皇岛，之后搭载计划于12月11日停靠进港的中美间定期航班：“哈里逊总统号”，前往美国。

1941年12月5日清晨，两只木箱由专人护送，跟随美国海军陆战队登上了开赴秦皇岛的专列。8日上午，列车按计划抵达目的地。但“哈里逊总统号”，却根本没能靠港。因为就在这一天，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作为袭击美国战斗的一部分，驻扎华北的日军也迅速地占领了京津和秦皇岛一带的美国机构和设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列车和军事人员，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了日军的俘虏。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物资和行李，一并成为了日军的战利品。珍贵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此不翼而飞！

战火纷飞的岁月，两只装有中国国宝的木箱，就这样神秘地失踪了。所有相关人士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落在了日本侵略者手中。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日本人也同样在寻找着这两只箱子。

谁盗走了“北京人”(3)

日本，早就对名扬四海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垂涎三尺，据说日本天皇本人就是一位超级的古生物化石迷。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方面就曾经派人到北京打探过相关的情报。

曾经发现过一张秘密草图，在这张图上，不仅列出了和北京人头盖骨有关的关键地点，还分析了头盖骨可能的去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张图上还用英文标出了几个关键人物，其中就包括裴文中和胡承志。这张中英文草图究竟是何人绘制，目前已经不可考，但证据表明当时日本密探就是根据这张草图来搜查“北京人”的去向的。

日本密探锭者繁晴能够说流利的中文和英语，可以同时和中国人和美国人打交道。1942年、1943年之交，锭者繁晴从满洲悄悄来到北京进行调查。根据线索，他首先找到了裴文中。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盗窃者是美国人，他们转移和运走了这些珍贵化石。我只是想听一听裴先生您，作为化石的发现者和令人尊敬的科学家，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

“我在西城的兵马司上班，协和在东城。两者相距甚远，那时发生了什么无从知道，何况细节！”

“北京人标本到底存放在什么地方？”

“应该在协和解剖系的地下室。”

“具体负责的是谁？”

“掌管在美国人手里，具体是谁，怎样保管，我不清楚。”

“是谁最后看到了化石？”

“应该是美国人和包装它的人。”

“您最后看到是什么时候？”

“大约是美日开战前的一个月，我因为要找一块标本研究，到过地下室。”

没有从裴文中嘴里得到任何信息，锭者繁晴马不停蹄，在几天之内，走访调查了协和医学院几十个和“北京人”化石的研究、保存相关的人员。在天津的瑞士仓库，他翻开了全部可以检查的箱子、行李，核查了能够找到的全部疑点，结果还是一无所得。1943年，无颜回国的锭者繁晴，在北京的一间小公寓里剖腹自杀！

这可奇怪了，锭者繁晴是日本方面派出的王牌侦探，因为完不成上级交代的任务，竟然不惜走上黄泉路，莫非，日本人真的不知道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还是，日本上演了一出“贼喊捉贼”的闹剧？

中国人在找，日本人在找，美国人也在找，自从北京人头盖骨神秘丢失的那一刻起，有关头盖骨下落的线索就层出不穷。每一条线索，都在事件历史的回溯中，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作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以及保管、丢失事件的重要知情人——裴文中在二战结束后，立刻写出了一份详细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裴文中提供了这些信息：（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社东京专电：“盟军最高总部称：前为日军窃夺并运至东京之北京人骨骼现已发现。”（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一日，北平《英文时事新闻》载有路透社电：“东京帝国大学已将此无价之骨骼标本运赴盟军总部。”

从这些当时的英文报摘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战争中北京人头盖骨的确被带往日本，存放在东京帝国大学，而战后，这些标本已经由日本交给了美国人。各大通讯社发出的言之凿凿的新闻，让人们不难看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北京人头盖骨的确是被日本侵略者劫走了；二、日本方面已经将头盖骨上交盟军。

1945年，日本战败。作为战胜国，中国在战后迅速派出使团赴日本，参与受降等有关事宜，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作为使团高级顾问，负责在日本考察和索回被掠走的中国文物，而重中之重，就是查询和找回“北京人”头盖骨。

1946年3月，在东京，李济见到了驻日美国海军司令斯脱特。但是，斯脱特司令的回答却使李济十分失望：盟军司令部已经就中国政府此前的要求，根据报端的信息查问过东京帝国大学。回答是，没有任何根据证明“北京人”在东京或者在日本!

原本白纸黑字的官方通讯社电讯，到了日本却变成了一团迷雾。这是日本人在捣鬼，还是美国人在掩盖？

谁盗走了“北京人”(4)

从李济向盟军提交调查报告整整两年之后，盟军才给出了回复。

日本外务省民间财产局，是二战后归还被侵略国物资的执行部门。在这份发给盟军总部民间财产管理组的报告上，日本外务省民间财产局表示，头盖骨化石并没有在日本被发现。他们同时还表示，1941年12月在秦皇岛及其周围驻扎的日本部队的相关资料已经丢失，该部队人员姓名和现在的地址不详。这样一来，中国方面通过调查驻扎部队来寻找北京人头盖骨的线索，就此中断了。

盟军总部随即向中国使团发出了公函，告知了这一情况。还作出了“一旦得到有关北京人化石的新情况，立即转告”的承诺。

从1946年4月30日，中国驻日代表团向盟军提交寻找申请算起，到1948年9月18日，盟军总部返回官方权威的调查备忘录，经历了整整两年半的时间，但一无所获。在备忘录中，美军做出的追查北京人化石的承诺，也再也没有下文。

如果北京人头盖骨没有进入日本本土，莫非，它丢在了中国？

装载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军用提箱，上面写着美军军医的名字。

威廉?弗利，二战时期美国的军医，头盖骨出境的押运人，他是整个事件链条中最关键的人物。但他在哪儿？1941年12月8日之后，这个美国人就音信皆无。30年后的1971年，一个叫威廉?弗利的人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是这样写的：“12月8日，我在秦皇岛被日军逮捕，一周后被释放回天津租界，之后，我收到了从秦皇岛战俘营寄回的行李，以及应该装着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军用提箱。我打开自己的行李，发现被人动过。这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第二天，我就把其中的两只箱子送到天津的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而另两只则交给我平时最信任的两位中国人。”

据弗利回忆，后来他很快就又被日军逮捕，所幸箱子已经都转移出去了。弗利的回忆中有两条线索，头盖骨可能有两个去向，一个是在天津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另一个是在两位中国人手里。

根据弗利提供的这些线索，天津市公安局等有关部门在第一时间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询问了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和巴斯德研究所的所有老职员，得到的回答却惊人的一致：“提箱？什么提箱？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美国军医。”

而至于弗利所提到的那两位朋友，专案组也找到了——两人本是夫妻，之后劳燕分飞。女的去了上海，男的去了四川，几十年天各一方，断了来往，但两人的叙述倒是相当吻合：当年，弗利是托付给了他们两个箱子，其中一箱是医疗器械，另一箱是私人衣物和一些古董瓷器，外加500美元。绝没有任何和化石，乃至骨头相似的东西。在当时不可能互相通气的情况下，两个人叙说一致，可靠性应该不容怀疑，结论是：箱子里装的根本不是“北京人”头盖骨。

虽然从弗利的回忆中，并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但得出的一个推论却令人兴奋。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会不会根本就没去秦皇岛。

这样的推论绝非空穴来风。因为在民间早就有过传闻：美国公使馆跟日本人玩了一出“调包计”，表面上，所有的化石被送上专列押往秦皇岛，但暗地里，北京人头盖骨却被秘密送往天津，准备从天津出海。

1980年秋季，美国人类学家夏皮罗博士踏上了中国大地，在北京稍作停留，就直奔天津，因为他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档案库中查到：北京人头盖骨，当年的确曾经在天津的美军兵营中停放过。

谁盗走了“北京人”(5)

在天津博物馆负责人陪同下，夏皮罗来到军营旧址，夏博士拿出随身携带的照片仔细辨认，验证了所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营。

然而，40年过去，天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的军营已经成为了医科大学的卫生学校。夏皮罗认为当年有可能存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六号楼，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坍塌，之后被夷为平地改成操场。据陆战队员回忆说，六号楼的地下室是“木板地面”，但是学校负责人介绍，在清理大楼废墟时连地基都挖开了，根本没有木板结构。

天津没有，那北京呢？一旦有了调包计的推论，那各种情况就都有可能。

多年来，学者们寻访过当年设在北京的美国公使馆旧址、协和医院，甚至周口店龙骨山原址，但都没有什么发现。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名当年参加了侵华战争的老兵，在弥留之际，透露出了一段神秘的忏悔：头盖骨化石，就藏在北京城的中心。

老兵不敢讲出自己的名字，只是说他当年是日本“731”部队的上尉军医，在中国期间奉命在协和医学院进行细菌武器的秘密研究。日军侵占北平不久，就已经截获了“北京人”化石，并决定：将化石继续放在协和医学院保存和进行研究，这位老兵，被指定为护卫保管“北京人”头盖骨的负责人。

老兵说，1945年日本失败后，他奉命迅速转移“北京人”，由于形势紧迫，这些东西已经没有运往日本的可能。仓皇之间，老兵决定在北平找一个僻静之处，先将化石掩埋，留待日后再作打算。

据这位老兵讲述，在秋天的一个沉沉黑夜，他把“北京人”化石掩埋在了协和医学院正东、大约两公里，一个有着许多松柏古树的地方，为了日后识别，他还在埋藏地点旁的一棵松树干上，用军刀刮下一块长约1米、宽约20厘米的树皮。

根据这名老兵的回忆进行勘测定位，在广阔的北京东部，只有日坛公园符合“僻静、有许多古树”的条件特征。而更令人兴奋的是：在日坛神道北侧不远的地方，人们的确找到了一棵被刮过树皮的松树，而且痕迹老旧。中科院立刻动用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现代科技手段——电震探测进行地表测量，居然发现那棵古松树周围信号“异常”！

经过协商，中科院最终与北京日坛公园管理处达成了协议——在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挖掘过程非常低调，现场四周都用塑料布围裹起来。但是，挖掘成果令人失望：下挖近三米，没有发现任何埋藏物，现场专家由此判断，当时物探异常，应该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钙质结核层所引起的，所以决定停止发掘寻找。

时光飞逝，裴文中去世了，魏敦瑞去世了，贾兰坡去世了，日本侦探神秘自杀，侵华老兵撒手人寰，几十年中，与北京人头盖骨相关的人士相继辞世，多次调查无功而返，种种线索戛然而止。追寻国宝的下落，希望在哪里？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华，开启了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除了在政治方面表示友好，经济层面寻求沟通以外，尼克松一行还向中方提供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阿波丸”号沉没在中国海域的具体方位和装载货物清单。美方还表示，希望和中国政府合作打捞“阿波丸”号。

谁盗走了“北京人”(6)

在关于阿波丸号的档案中，有这样一这张于1977年分发的内部油印资料，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资料上记载着：“据确实报告反映，阿波丸号里面装有工艺品、艺术制品和贵重物品，这些都是在战争期间，日本占领中国之后，从中国偷运出去的……”

根据专家对以上情报的考证与推测，已经神秘失踪达68年之久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有可能就在这艘叫做“阿波丸”的船上！

阿波丸号沉没的地点在中国福建海域的牛山岛海面，北纬25°26′01″，东经120°08′01″的海上，击沉时间为1945年4月1日23时。

查理?拉福林——“皇后鱼”号潜艇艇长，就是他下令击沉“阿波丸”号的。然而就在下达攻击命令后的半个月，他就被送上了军事法庭，接受最严厉的审判。因为“阿波丸”号，是一艘标示有绿色十字的，获准在东南亚海域运载民用救援物资和非战斗人员的船只。根据战时各方达成的协议，不得对此类船只进行军事攻击。

这是一场离奇而又空前的海难，随同船只一起葬身海底的，还有2008条生命。那么在这场空前海难的背后，是否另有隐情呢？

拉福林的航海日志是这样写的：

4月1日夜间，海上浓雾弥漫。

22时00分

雷达显示：在离“皇后鱼”约17000码的东南方向出现一艘战舰，目标以17至18节的速度行驶，并持续了一段时间。

23时00分

“皇后鱼”与目标舰艇的距离约为1200码，使用雷达确定深度为3英尺。“皇后鱼”发射4发鱼雷。3分钟后，看到第一发鱼雷爆炸的火光并听到了爆炸声，接着后发鱼雷接连爆炸，爆炸的火光在雾中清晰可见。

23时05分

雷达所显示的敌船信号声消失，意味着敌舰在第一发水雷命中3分钟后沉没。

根据拉福林艇长的航海日志显示：在22点发现目标至23点攻击目标的这一个小时时间里，“皇后鱼”号曾数次向目标发出警告，但对方不予理睬，仍旧以18节左右的高航速逃窜。而更让人大惑不解的是：在4发鱼雷的攻击下，万吨级轮船“阿波丸”在片刻时间沉没，前后历时不过3分钟，甚至连“SOS”的紧急呼号都没有来得及发出；2009人中，只有1人生还，相当数量的落水人员竟然拒绝救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阿波丸”共有6个船舱。在从东南亚返回日本的航行中，在雅加达、新加坡等每个港口都装了货。

这次沉船事件中唯一的幸存者叫下田勘太郎，是“阿波丸”号上的酒吧管理员，有他获救后接受问讯的一段录音记录。

谁盗走了“北京人”(7)

“我在甲板上一直看着士兵的装运。当时的气氛是异常紧张，严密防备。最不可思议的是，4个士兵费力地抬一个木条封死的捆包，那捆包1米见方。起重机在吊装了4个木箱之后，机器竟发出不堪负重的‘吱吱’声，不知是怎么回事。装货直到天亮才结束。满载货物的‘阿波丸’的吃水线大大下降，看上去就像驱逐舰一样。我想这也是‘阿波丸’被美国潜水艇击沉的一个原因。”

“阿波丸”号上到底装了什么？根据美方在1972年送出的档案，以及日本官方和民间友好人士提供的资料显示，“阿波丸”号上装载的物资竟然是：黄金40吨，价值10344万美元；白金 12吨，约合5700万美元，工业钻石15万克拉，约3000万美元；还有各种纸币，宝石，工艺品等，价值难以估量！

这是传说中当代世界上最大的一笔海底财富！那么，在这笔财富当中，会不会包括日军从中国掳掠去的旷世珍奇呢？

1977年，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一项后来被确定为代号“77?13工程”正式启动。工程目标：打捞“阿波丸”号，揭示历史之谜。

同年5月1日，打捞组在福建平潭牛山海域70米水深的地方，确定并找到了“阿波丸”，初步打捞出的物品就很出人意外。除了资料记载的橡胶、锡锭等物品准确相符外，人们发现了伪满洲国内阁总理大臣郑孝胥去世时，分赠给后人的文物——圆砚，以及郑孝胥之子郑禹的印鉴。郑禹，是郑孝胥的次子，伪满时期曾担任沈阳市市长。根据情报记载，登上“阿波丸”的2009名乘客都是日本人。也就是说，携带了郑家的文物、密件上了船的只能是日本人。

从这一点可以推论，中国北方的文物，确确实实在战时流落到了日本人手中，最后上了日本的船只。那么，经过层层保护装箱后的国宝、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会不会也在这些文物当中呢？

如果当时船上当真装载有如此众多的财富和秘密，那么日本人是决不会让它落在美国人手里的。“阿波丸”号在受到攻击仅三分钟后就告沉没，而且没有发出任何求救信号，为了掩饰惊天的秘密，“阿波丸”号的沉没是否另有蹊跷？“阿波丸”号到底是怎么沉没的？

在中国交通部门和海军潜水员对“阿波丸”反复探摸之后，一致的猜测是：“阿波丸”沉没的原因，“除了鱼雷击中外，应该还有其他的因素。”

根据实地探摸，美军的两枚鱼雷击中的地方在船体的后半段，爆炸点的创口显而易见。依照常理，“阿波丸”应该在此处断裂；然而事实上，“阿波丸”是在船首处断开的，而且整整齐齐地断为两截，令人费解。举例来说，一座桥梁，炸弹只有放置在桥体受力最集中的部位，此处爆炸才能引得整体断裂。“阿波丸”的情形正是如此。这样看来，“阿波丸”一定是在船首处受到爆炸力，而事实表明，鱼类并没有击中船首。那么，只能大胆推测，在“阿波丸”上，事先就放置了炸弹，而且炸弹的位置是经过高级技术人员精心测算确定的。

“阿波丸”号在试图隐藏什么秘密？以至于破釜沉舟？

谁盗走了“北京人”(8)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阿波丸”号的死难者家属同样探求了半个多世纪。1949年4月7日，在日本的众议院会议上，执政的自民党议员，竟然提出了《关于日本放弃要求对阿波丸事件赔偿的决议案》，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议案马上就获得了通过。

不惜2008条生命的代价，日本，在试图掩盖些什么？

从事件发生至今，对于“阿波丸”号往返航程中装载的货物清单、乘务员和乘客名单，日本政府从未提供过任何信息。为此，调查人员曾经走访过日本几个相关政府部门，但所得到的答复都是：这是绝密文件，谁也不能查看。种种做法让人不得不怀疑，“阿波丸”号在运送救援物资的归途中，确实装了不可公开的东西。

只可惜，在中国方面进行的“77?13”号工程，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潜水员的体能所限，于1980年停止。在打捞上来的物品中，没有发现与北京人头盖骨相关的任何线索。不过，据打捞组的成员表示，捞上来的，应该只是沉船物品中的一小部分。

至此，我们可以归纳一下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前后可能的全部路线图。头盖骨最初从协和医学院B楼魏敦瑞办公室的保险柜中被取出，被装在两个木箱中，送到协和医学院博文办公室，随后被暂存在协和医学院F楼4号保管室，然后被送往美海军陆战队专列离开北京。随后这里的路线就有了分叉，在美国军医弗利一方的线索有三个可能的去向：瑞士人在天津开的仓库，法租界上的巴斯德研究所，或者是弗利的中国朋友处。在另一个分叉上，都和日本人有关，第一个是装有头盖骨的箱子上了日本驳船，之后沉没，第二个是上了日军“阿波丸”号，也随着沉没，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头盖骨现在还藏在日本某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可能性被否定，然而，人们也期待着更多新的可能。

幸运的是，当年胡承志制作的北京人头盖骨模型在战争年代被辗转寄往美国，根据这些逼真的模型，有关北京猿人的研究得以继续，并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让今天的人们得以了解原始祖先的面貌模样。

为了揭开我们最古老的祖先的生活景象，一代又一代的人类学家们在不懈地努力，而那些能够为我们破译更多人类密码的北京人遗骨，仍然在茫茫世间等待我们的追寻。

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档案(1)

“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在这里，我还有很多话要对同志们说，可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们。”

——白求恩临终前写给聂荣臻司令员的信

这是1939年11月2日，河北武安摩天岭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一个临时搭建的手术室中正在进行着的一场手术。被抢救的是一个八路军战士，做手术的是一个外国人，这个人在中国妇孺皆知，他就是诺尔曼?白求恩。

白求恩给八路军战士做手术的这个画面被永远的定格在了很多中国人的记忆中，这段珍贵的影像是中国著名摄影家吴印咸用手摇摄影机拍摄的。而这也成为了白求恩生命中的最后几十个小时。

在离开世界的40天之后，白求恩的形象又通过一篇著名的短文深入中国人的心目中，这就是《毛泽东选集》中有篇最著名的“老三篇”之一《纪念白求恩》。文章发表于1939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书中是这样评价白求恩的“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很长时间以来，白求恩在我们心中，就是这样的形象。随着这几年，一些有关白求恩的更丰富的档案资料被逐步发掘和披露出来，白求恩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更加清晰和丰满起来了。

这张照片发表于1942年版的《晋察冀画报》上（可配照片），很多人认识白求恩都是通过这张照片，拍摄这张照片的人是中国著名摄影家吴印咸，这也是吴印咸闻名国内外的杰作。

令吴印咸遗憾的是，白求恩在生前并没有看到这张照片。

最近，一套珍贵的白求恩的生活照片在广州被发现，上面所展示的照片全部出自一人之手，这个人就是白求恩生前的好友著名的战地摄影家沙飞。沙飞是白求恩生前的战友，两人曾经一起千方百计的将拍到的照片向外发稿，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八路军的顽强抗战。

沙飞的摄影集里面有不少鲜为人知的画面。如，闲暇时的白求恩，在太行山上晒着日光浴，白求恩在河里裸泳。这组照片是1945年4月，《晋察冀画报》第八期登出的，这里，看到白求恩在其他照片上难得一见的笑容。

这些照片记录了白求恩在中国的不同阶段，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败血病在河北唐县逝世，沙飞当时拍摄了白求恩的遗容。

我们还在相关档案中找到了一张白求恩年轻时候的照片，是白求恩1916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时所拍的毕业照。距离1939年白求恩逝世有23年的时间。

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档案(2)

23年后的白求恩已经是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可以想象他在有生之年里是在怎样燃烧和奉献着自己的生命。

从1938年3月31日到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生前在中国活动了将近两年时间，而就是这两年不到的活动，却让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他，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人生档案又是怎么样的呢？

白求恩的故居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Gravenhurst)。白求恩1939年在中国去世后不久，故居就转卖给了别人。

20世纪70年代初，白求恩的故居曾是私人住宅。自1971年开始，常常会有络绎不绝的中国人慕名来到这所房子前参观。在1973年，加拿大政府就从房主的手里买下此处，改为白求恩纪念馆，于1976年正式对外开放。

这里所有的解说都是英、法、中3种文字，现在，一般到多伦多来的中国人，很多都要去看看白求恩纪念馆。

故居的二层楼上有加拿大人制作的白求恩生平展览，展览中这样记载白求恩的生平：白求恩出生于1890年3月4日，他的祖先来自苏格兰，祖父是有名的外科医生，父亲是虔诚的基督牧师。白求恩在8岁的时候，强烈要求家人将他的本名亨利改为祖父的名字诺尔曼，因为他已经立下大志做外科医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做担架员负伤后，白求恩便回国开始了漫长而完好的医科训练。加拿大、英国、美国的学习把他的医术培养得炉火纯青，使他最终成为蒙特利尔收入最高的胸外科主治医生。

8岁的白求恩当时就立下了长大要做外科医生的志向，可见他从小就对医学事业有着极强的向往和追求，也许谁都没有想到过，就是这样一个小小孩子的梦想却对他今后的一生造成了重大的影响。白求恩的好友泰德?阿兰他在后来回忆，当时，白求恩是蒙特利尔北部不远的卡第维尔(Cartierville)圣心医院胸外科兼支气管科主任，擅长绘画，对艺术品的鉴赏力也非比寻常。

更难能可贵的是，白求恩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购买当地艺术家的作品上，以此保证这批潦倒艺术家的生计。

阿兰在一次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曾这样描述和白求恩的初次见面：

“白求恩在比弗山(Beaver Hall Hill)上的公寓有三层。墙上挂满了孩子们的绘画作品(他在蒙特利尔开办了一所儿童美术学院)……他带我穿过走廊来到浴室，浴室内的一面墙上挂着他的各种文凭，另一面墙上是配有各种签名的众多手印，旁边放着一碟蓝色颜料。他让我把手按在颜料里，摁在墙上，并留下签名。然后他说‘现在你是我特殊朋友了’……”

蒙特利尔的名医、艺术品收藏家、上流社会的有钱人，这样一个白求恩又如何成为了一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

白求恩1924年来到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成为正式的执业医生。在底特律的诊所里，他发现这个工商业突飞猛进的城市里居然有那么多的底层穷人付不起医疗费。

白求恩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最需要医疗的人，正是出不起医疗费的人，这些人往往等到病得积重难返的时候才来看病！

这一时期，白求恩在他的日记中留下这样一段文字：

“我发觉自己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严密的制度的俘虏，这是一个‘大家互相照顾的制度’，普通医生给我送病人来，我给他们送回扣去。专科医生要按这些病人的力量尽量多收费，然后把‘利润’分出去，这样‘敲’病人来维护这个制度。”

背诵着希波克拉底誓言开始行医的白求恩深感不安，他有时会到贫民区去免费治病，按他自己说，是为了“找回被玷污了的医生理想”。

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档案(3)

两年后，也就是1926年，白求恩得了肺结核，在疗养院靠气胸疗法死而复生，由此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他又写下这样的文字：

“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复原而穷人死亡。穷人是因为活不起而死亡的。作为医生，在我的手术刀下，决不会再有任何病人被认为是一个漠不关心的生物，一个单纯的技术上的问题。人有肉体也有理想；我的刀要救肉体，也要救理想。”

就在白求恩政治思想发生变化的同时，白求恩的家庭生活也在发生变化。

1922年初，32岁的白求恩到英国爱丁堡参加外科医学会会员考试，结识了21岁的弗朗西丝。

尽管两人相差11岁，具有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但白求恩对弗朗西丝一见钟情。考试一结束，两人就结伴赴西欧旅游。1923年8月13日，两人在英国伦敦举行了婚礼。

除了白求恩的工作资料之外，当时没有人用影像记录他的感情生活，1990年由中、加、法3国合拍了一部电影《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成长》，这部电影中对白求恩的夫妻生活有所展示。

婚后，两人的生活非常甜蜜，他们到欧洲各著名城市游览，度过了一生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光。白求恩性格豪爽，不拘小节，喜欢冒险；而弗朗西丝个性恬静，内向而羞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开始产生隔膜，使彼此间的敬爱受到了损伤。结婚一年后，白求恩夫妇离开英国，到了美国底特律正式挂牌行医。白求恩一生没有孩子，他一天到晚忙于工作，而弗朗西丝则一人整天待在家里，十分孤独苦闷。

1926年夏天，白求恩被确诊为肺结核，那时得了肺结核就等于接到了死亡的判决书。一天他对妻子说：“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谈谈，我不知道医生对你说了些什么，不过我快要死了，而你才25岁，前面还有整整的一生。我要你跟我离婚，走你自己的路。”

“不！诺尔曼，我不离开你，尤其是现在。”弗朗西丝真挚地说，“不管我们中间发生什么，现在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跟你在一起。”

“这样没有什么意义。我决不再浪费你的生命。除非你同意跟我离婚，否则我决不到疗养院去治疗。”

于是两人离婚了，但白求恩与弗朗西丝的爱情并没有因此而画上句号。

在特鲁多疗养院里，白求恩使用代气胸疗法，终于使自己的病情有了转机，一年后，病愈出院的白求恩被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乐麦吉尔大学聘去任教，他在火车站急切地给弗朗西丝发了一封电报：“病愈，今日离特鲁多，对你感情如旧。”弗朗西丝自离婚后也一直牵挂着白求恩。她来信说：“亲爱的，既然我们都还相爱，为什么要分呢？”两人于是复婚，那年白求恩39岁，弗朗西丝28岁。

两人欢度了一段胜似新婚的甜蜜岁月后，感情再度出现危机。一天早晨上班时，弗朗西丝关照丈夫买些肉、菜，晚上要为丈夫烧几个好菜。下午，她兴致勃勃地回到家。进门见丈夫正坐在地板上专心致志地研究一副骷髅。她问：

“肉、菜买了吗？”

“在冰箱里。”

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档案(4)

她打开冰箱，只见一段肠子。她皱起眉头捏起肠子说：

“就买这段破肠子？”

“别动，那是人的肠子！”

弗朗西丝吓得“哎呀”大叫一声，慌忙扔下：“死人肠子怎么能和食物放在一块？”白求恩却头也不抬地说：“这有什么呀？你吃的牛、羊、猪肉还不都是动物死了的器官？”

这样的事出现了几次，弗朗西丝实在忍受不了。两人友好协商后，于1933年3月，43岁的白求恩与弗朗西丝再次离婚。白求恩唯一一次婚姻的失败，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离婚后的白求恩一直想离开加拿大，3年后，他终于离开了。

1936年，一位名叫弗朗哥的西班牙将军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强力支持下，对民主选举的左倾政府发起了军事叛变。

当年7月，叛乱起于西属摩洛哥，随后扩及西班牙本土。但是，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人民都起而反抗。结果，大约有4万名来自各国的志愿者，其中包括1600名加拿大人，一起涌向西班牙，为支持西班牙政府而战，一时间，马德里成了世界性的志愿者圣地。

“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请求白求恩去领导马德里的加拿大医疗队。白求恩当时是世界最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也是加拿大年薪最高的医生之一，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请求太不现实了。但白求恩却出乎大家的意料，他决定去。1936年11月3日，白求恩出发奔赴马德里。

在枪林弹雨的前线战场，流血过多的伤员急需输血，但是在当时的年代，需要输血的伤员得等上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才能登上崎岖的道路，被送往远离前线的医院，经常在途中失血死去。

于是白求恩便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流动血库和输血技术，并大规模的给伤员输血，挽救了许多伤员的性命。

有一份当年西班牙出版的刊物，上面有白求恩在马德里的报道，其中有这样一段：

“2月10日，一辆救护车逆着人群行驶，车上印有输血服务的字样，车里前排座位坐着三个人，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他的助手和司机。这三个人是第一批前去救助从马拉加和从阿尔梅里亚到首都的路上的村庄抬出来的病人，孩子、妇女和伤员的。三个英雄，三个伟大的人物。白求恩医生和他的助手的名字代表着无私和牺牲，值得永垂不朽。”

当时加拿大人在国内报刊上读到白求恩的业绩，都为之陶醉。这是他们的同胞，一个浪漫的胸外科大夫，在被围攻的马德里城奔波送血，送血汽车上赫然标着“加拿大”的字样。解囊相助者数以万计。

白求恩名满天下，可正当他的输血队如火如荼的时候，白求恩却突然离开了西班牙，而且之后他多次要求回去，都没有得到西班牙政府的批准，是什么原因导致白求恩的离开？这其中有什么秘密吗？

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档案(5)

这个藏了几十多年的谜，就封存在苏维埃共产国际的秘密档案里。通过解密档案，人们了解到他离开的原因。白求恩的离开，因为一个名叫“卡莎”的瑞典女记者。

揭露这一秘密的还有一个名叫迈克尔?彼得罗的加拿大人，他曾在《Renegades：Canadian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这本书上披露说：卡沙的全名卡莎?赫琳?罗斯曼，瑞典记者，在一次采访中和白求恩一见钟情。他们是在1937年初认识的，正当西班牙内战在被围困的马德里城展开的时候，这位卡莎要求采访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

卡莎的名字同时也出现在了一份共产国际解密的档案文献里。一个西班牙官员在报告中暗示说，卡莎可能是间谍，因为她有几次未经批准就跑到前线上去，在那儿还收集过类似军用地图的详图资料。于是白求恩在西班牙政府的强迫下离开了。

事实上，卡莎的身份已得到证实，她不是间谍，她是位艺人，是个舞蹈家。她曾经在欧洲巡回演出，直到她的经理人卷款潜逃，害得她一文不名。战事爆发时，她在西班牙当旅游经纪，后来转行作了记者。

且不管卡莎到底是什么身份，白求恩却实实在在的因为卡莎而被迫离开了西班牙，直到离开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敌人”已陷入重围，无法脱身。除了在国民党收复的地区进行“清剿”以外，每天还在空中进行轰炸和扫射，消灭的农民当千千万万……

世界上很多人了解中国都是通过《西行漫记》这本书，作者埃德加?斯诺。

从西班牙离开后，白求恩极度苦闷，他需要用新的政治来点燃他生命的激情。这时候，《西行漫记》将他的注意力引向了世界上一个陌生的角落。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追求都在那个地方。白求恩深信那个可以让他放弃一切的地方，就是中国。

1937年10月，以纽约为基地的“中国援助基金会”和宋庆龄筹办的“保卫中国同盟”正在世界各地寻找志愿医务人员，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白求恩得知后，他将自己要去中国的想法通知了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负责人。两党经过谨慎考虑，同意派遣他组织医疗队前往中国。

组建加拿大—美国联合医疗队困难重重，考虑到路途遥远且危险重重，报名者寥寥无几。加美医疗队最初只由白求恩大夫、美国的法拉特大夫和伊文护士3人组成。法拉特一直犹豫不决，最后没有到医疗队报到。临行时，美国外科医生帕森斯大夫加入了医疗队。

1938年1月8日，加美医疗队购买了充足的药品和器材，乘日本“皇后”号海轮从温哥华港启程去中国。

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档案(6)

白求恩在临行前写给他前妻弗朗西丝一封告别信：

“我面前的路陌生而又危险。你不能跟我走。在我的生活——和我的余生——当中，我不想再尝试任何认真的恋情。这类事对我来说已经完结。现在你尽可以亲切甜蜜地想念我。就这样想吧。我爱过你。我对你的情义仍然深重绵长。记着我，就像我会记着你——带着平和与珍视。”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封信却成为了一封诀别信。

1938年1月20日，白求恩的医疗小组在船上度过了13个昼夜后，终于到达香港。在当地办事处的安排下，他们到旺角，然后转乘飞机到达汉口，2月22日，医疗队离开汉口前往西安。

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和敌军的进攻，白求恩和他的医疗小组从临汾、潼关等地绕道而行，穿越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横穿豫晋陕三省，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经过一个月的颠簸跋涉，终于来到了西安。

在八路军办事处，白求恩等人见到了中共领导成员朱德，并一起筹划在五台山开办医院的事宜。略作休整后，医疗队积极准备北上。经过70多天数千里的旅程，1938年3月31日，医疗队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亲切接见了白求恩一行。

在当时的情况下，延安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白求恩来到延安后，有关部门为了照顾他曾作过详细安排：白求恩每天可以吃到三顿小米干饭，每周可以保持吃到一盘肉或者一盘炒鸡蛋。但是，白求恩在检查伤员和中央首长的伙食卫生时，发现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不仅穿的是打补丁的衣服，而且每天吃的竟是几分钱的伙食，连青菜也吃不到，他主动要求取消中央机关对自己的照顾。

白求恩曾经生气地对有关领导说，“你们不要这样看待我！的确，我在加拿大有充足的面包、牛奶，优厚的待遇。可是现在仍然有人吃不上面包，喝不上牛奶，过不上优裕的生活。我不是来享清福的，如果为这，我来中国干什么？来延安干什么？享受对我来讲至少目前是陌生的！”

他的话使中央军委的领导深受感动。于是，在当天对白求恩的“特殊”待遇就取消了。

在延安，白求恩处于极度的兴奋中，从他留下的笔记、书信和发表的文章中，现在还能感觉到他的激动，白求恩是1938年3月31日到达延安的，这是他当天深夜在油灯下写下的日记：

“在延安，我见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虽然延安是中国革命最古老的城市，但我立刻觉出它是管理得最好的一个城市。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是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为什么目的而奔忙……这里有一个大学，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学生；还有一个新成立的卫生学校。”

1938年5月，在自己多次要求和坚持之下，白求恩乘坐一辆装满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汽车离开了延安，奔赴抗日前线。1962年吴印咸根据他拍摄的素材制作了一部纪录片《纪念白求恩》。

在抗日前线，他出没在枪林弹雨里，奔波在炮火连天的烟雾中，把生命置之度外，不分昼夜地抢救伤员。他曾为重伤员献过血，曾在自己身上做过试验，并创造出许多新的治疗方法。他以精湛的医术，使许多八路军战士恢复健康，重返前线。他还创办了前线医院和学校，将自己的知识无私地奉献给中国军民，为人民军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医务人才。

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档案(7)

1938年6月中旬，白求恩从延安到达晋察冀军区。8月，他倡议在山西五台县松岩口村的一个大庙里建立模范医院，9月15日，医院落成，并举行了开幕典礼，白求恩在当时的演讲中，有这样一段感人肺腑的话：

“我要对八路军和游击队的伤员的勇敢以及他们从无怨言的精神表示敬佩。对于这些人，我们只有用我们最大的体贴、爱护和技术，才能报答他们为了我们而受到的痛苦和牺牲。

因为他们打仗，不仅是为了挽救今日的中国，而且是为了实现明天的伟大、自由、没有阶级的、民主的中国。

同志们，我们向你们致敬! ”

在八路军中，白求恩成了真正的神医，他的医术和医德受到所有人的尊敬，虽然缺少药品、器械和各种条件，可白求恩本人已经成了伤患的信心、成了八路军心中的天使，可是这个天使心中，却有旁人难以了解的痛苦，这痛苦就是孤独。

白求恩不懂汉语，周围只有一个翻译大概听得懂他说什么。

他想与人交流，更多的只能通过书信，可战争年代的通信又如此困难。毛主席说过，白求恩给他写过很多信，他只回过一封，还不知收到了没有。在中国，主要与他通信的朋友是在延安工作的马海德。

马海德是个美国医生，比他先来延安，在白求恩写给马海德的信中，我们能感觉到他的情绪。

这是1938年12月8日白求恩写给马海德的信件：

“我已经习惯了得不到你的消息。天啊，我不得不习惯。又是两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回信。”

进入1939年，在写给马海德的信中，白求恩“想知道”的还只是这样一些重大的“事实”：“罗斯福还是美国总统吗？谁是现在的英国首相？法国共产党当政了吗？”

在1939年8月15日寄往加拿大的最后一封信里，他的孤独已经扩散到了他细微的感觉之中：

“我梦想咖啡，烤肉，苹果派和冰激凌。美妙的食物的蜃景！还有书籍……书还在写吗？音乐还在演奏吗？你们还跳舞，喝啤酒和看照片吗？软床上干净的白色床单是什么感觉？女人们是否仍然爱自己被爱？”

白求恩自己估计，这封信至少要5个月才能到加拿大。就在这时他提出要回国一趟。

我的小马

是我手心的一只小鸟，

振翅轻拍，

不想被捉住

我的小马

是风中的一棵小树，

迎风摇曳，

不愿被折损

我的小马

是大海中的一朵浪花，

荡涤污浊

不会被阻挡

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档案(8)

——这是白求恩年轻时候写的一首小诗。到了1939年，在晋察冀军分区，白求恩与别人提起这首诗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外国老头想家了，而且此时白求恩带来的药品也快用完了。1939年夏天，白求恩提出要回国一趟，去争取更多援助和组织更多药品，但他并没有走成。1939年10月底，日军突然出动了5万兵力猛攻晋察冀，并且配备了自从战争在边区开始以来数量最多的坦克和飞机。

聂荣臻司令员通知他们，这次攻击是敌人企图消灭整个晋察冀的中国抵抗力量的一次大规模“扫荡”。八路军的冀西司令员吕正操将军请求战地医疗队到他的首当其冲的部队那儿去。

按原计划，白求恩应该在这个时候启程回国。但在得知日军侵略晋察冀的计划后，他毅然决然的推迟了回乡的计划，并表示如果晋察冀沦陷的话，他这次回国就毫无意义。等目前的战斗结束以后他再启程。

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战地医疗队出发到北线去。11月2日，他们到达摩天岭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在一个位于一条长长的山谷的南端的村子里安顿了下来，白求恩在这里搭了一个临时的医院，为伤员做手术。

没想到日军炸毁医院，白求恩医疗队只能被迫转移，就在这个转移途中，白求恩始终坚持为伤员做手术，一次手术时的一个小小的意外，将他带向了死亡。

临时搭建的手术台就设在村中的一块空地中。伤员们被临时拿门板做的担架从摩天岭抬来，然后放在泥地上，等待治疗。经过了一昼夜的行军，白求恩一行人到达了甘河净后方医院一所，这时他的手指开始肿胀，但他顾不上休息，第一天就检查了200多名伤员，第二天，他给13人做了手术。

就在这里，白求恩为一位头部严重感染的伤员实施排脓手术时，他受伤的手指被感染，致命的病毒侵入了他的血液。

11月上旬，黄土岭战斗打响了，白求恩坚决要求上前线，他说：你们不要拿我当明朝的花瓶，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

一周以后，白求恩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持续高烧，经常陷入昏迷。

11月12日，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聂荣臻司令员收到一封信。

一向有“钢铁将军”之称聂荣臻司令员在读这封信的时候止不住热泪纵横。

读完信后他跟大家说，这是白求恩的遗书，诺尔曼?白求恩已经于今天凌晨，1939年11月12日，5点20分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

几年以后，白求恩的遗著《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组织和技术》一书出版，聂荣臻在序言中这样描述白求恩最后的时刻：

“当他最后为抢救伤员而不幸中毒溘逝前的一刹那，在山村陋室的卧榻上，关切叮咛后死者的周详备至，有他的一纸遗书和二三传语中，寄托着人间至上的真情和热爱，在战斗的人心里更留下了无穷的感痛。”

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档案(9)

白求恩给聂荣臻的这封信，在70年前，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今天读来，依然饱含深情：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身体非常不好，也许我要和你们永别了！请你给加拿大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十号。同时，抄送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联盟会。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做贡献。

也要写信给美国总书记白劳德，并寄上一把缴获的战刀。这些信可以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随信把我的照片、日记、文件寄过去，由蒂姆?布克处置。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用林赛先生送给我的那18美金作寄费。这个箱子必须很坚固，用皮带捆住锁好，外加三条绳子。将我永世不变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款子，分期给也可以。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决不能因为没钱而把她遗弃了。还要告诉她，我是十分内疚的，并且曾经是快乐的。

两张行军床、两双英国皮鞋，你和聂夫人留用吧。

马靴、马裤，请转交吕司令。

贺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两个箱子，给叶部长；18种器械，给游副部长；15种器械，给杜医生；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挑选两种物品作纪念。

打字机和绷带给郎同志。

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

一箱子食品和文学书籍送给董同志，算我对他和他的夫人、孩子们的新年礼物。

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

照相机给沙飞。

贮水池等给摄影队。

医学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用来治疗疟疾患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在这里，我还有很多话要对同志们说，可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们。”

长江. 炮战之谜(1)

这次炮战，还留下一桩纷扰几十年的公案，那就是，到底谁先开的火？解放军前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是“伦敦”号先开火的，而英国人始终坚持是中方先开火，双方各执一词，究竟真相是什么？

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云集长江北岸。长江对岸，国民党部队沿江设防，构筑立体防线，国共双方隔江对峙，大战一触即发。

当时，国共和谈正在进行着，国民党希望划江而治，这在当时的实力对比下根本是不切实际的，蒋介石自己也知道，早已经准备着逃往台湾，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最后期限是4月20日，不签字，就打。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陈兵长江北岸，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一千多华里的战线上严阵以待，积极准备渡江作战。而战备精良的国民党列兵南岸，双方互相对峙。

4月20日清晨，长江之上雾气弥漫，漫漫江水缓缓东去，显得特别的平静。此时，距离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只剩下一天的时间。长江北岸，解放军渡江作战部队已经做好战斗准备，只见在一张张伪装网下，一门门大炮直指长江南岸，等待着总攻时刻的到来。设在各个前沿阵地的解放军观察哨所高度戒备，透过望远镜，密切监视着对岸国民党阵地的一举一动。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分钟之后，一场震惊世界的长江事件即将发生，由此引发了一场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外交较量。

4月20日上午８点30分，江面上的雾气还没有完全散去，这时候，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炮兵三团位于镇江以东45公里的三江营阵地观察所突然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这两军阵前，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异常情况”呢？

焦山下游约500米处，从薄雾中渐渐露出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一艘军舰在晨雾笼罩中，若隐若现。观察所炮兵从望远镜中看到，这艘不明军舰自上海方向，由东向西缓缓驶来，若无其事地闯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区，并且朝着解放军阵地的方向开了过来。

这两军对峙阵前，怎么会突然冒出一艘不明军舰？这到底是哪国的军舰呢？观察所立即把这个情况向团指挥所报告。随后，炮兵3团奉命鸣炮，向军舰发出警告，命令其停止前进。然而，军舰竟然置解放军的炮火警告于不顾，继续开足马力溯江而上，离解放军的阵地越来越近。透过晨雾，观察所炮兵已经清晰看到，这艘军舰悬挂着英国米字旗，编号是F116。

这显然是一艘英国军舰，英国军舰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突然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区，在国共两军对峙的时候出现？

长江. 炮战之谜(2)

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100年前的1840年，一段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漫长而屈辱的历史。

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这就是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南京条约》签订后的100年间，外国兵舰在中国内河可以说是横行无忌，直到中英1943年签订《中英新约》，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才被废除。

既然已经废除了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为什么这艘英国军舰还会在这个时候进入长江呢？这艘编号F116的英国军舰究竟是一艘怎样的军舰呢？经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仔细辨认，这艘军舰是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号快速护卫舰。改进型黑天鹅级轻型护卫舰“紫石英”号，由斯蒂芬斯船厂建造，1943年11月2日建成下水，该舰排水量1475吨，长91.3米，宽11.6米，吃水2.9米，主机功率4300马力，航速20节，额定官兵192人。武器装备为双联102毫米高平两用炮3座、双联20毫米厄利孔机炮4座、单管20毫米厄利孔机炮4座、深弹投掷器8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紫石英”号在大西洋中为盟军的商船护航。二战结束前夕，“紫石英”号开始直接参与对德国海军的作战行动。欧洲战场的战役结束后，“紫石英”号又被派往远东地区。

那么，“紫石英”号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刻出现在国共两军阵前呢？

1948年末，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岌岌可危。英国政府见国民党大势已去，要求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拉福?斯玳文逊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如下请求：由于中国国内政局动荡，请求实施英国在长江上海至南京段江面上的航行权，并在首都南京停泊一艘皇家海军护卫舰或驱逐舰。

表面上，英国政府是为了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救助大使馆及英联邦国家侨民，但实际上，英国政府有着这样几个目的。首先，当时与南京地区的电报联系不仅慢，而且经常出错，因此，在一个港口停泊一艘配有先进通讯设备的军舰，有利于南京的英国大使馆与外界的直接联络。其次在南京停泊的军舰，可以凭借英国非常先进的无线电窃侦听技术，监听国民党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电报波长，帮助英国远东海军获取急需的情报。

长江. 炮战之谜(3)

1948年11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同意由英国远东舰队派一艘军舰停泊在南京附近水面，军舰每月轮换一次。当时英国军舰停泊的位置，位于焦山附近，距离上海200公里航程。

1949年3月停泊在南京的英舰，名为“伴侣”号。到了1949年4月，这艘军舰就该换防了，而即将和它换防的，正是“紫石英”号。

英国驻华大使拉福?斯玳文逊知道长江水域国共军队即将发生大规模战役，或许感到了不安。根据档案记载，4月7日，斯玳文逊致电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请他不要在这个危险的时刻派舰来南京轮换“伴侣”号。但梅登不以为然，解放军的炮兵在他眼里只是小米加步枪，是不会主动对英舰开炮的，即使开炮也不会对英舰的强大火力构成威胁。1949年4月16日，梅登决定仍派“紫石英”号前往南京，19日早上8时，“紫石英”号从上海前往南京。

就这样，1949年4月20日，经过一天的航行，“紫石英”号出现在长江上。此时距离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定的渡江日，不到24小时。

面对这突然出现的“紫石英”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官兵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呢？根据我们找到的外交部解密档案记载，在渡江战役前，中共中央有命令：如果和帝国主义军事力量发生冲突，我们不要打第一炮、第一枪，不要挑起冲突。如果他们敢于先打第一炮、第一枪，就要坚决予以回击。那么，解放军对于“紫石英”号，是听之任之，还是应该有所反应呢？

当时“紫石英”号所在的位置——三江营非常重要，它距扬州东南20公里，距镇江东北30公里，与江中沙洲扬中岛隔江相望。“紫石英”号所处的三江营水面沿岸是长江附近水域的要点，地处长江、大运河和淮河的交汇处，这里地势高于周围，从这里向南眺望，运河里的舟楫，周围的港汊，都可收入眼帘。通过望远镜，南岸的田野、茅舍，国民党军炮兵，都历历在目。这里江面较窄，是很好的进攻出发地，便于步兵从这里扬帆起航，而对岸扬中岛平缓、开阔的沙洲无疑又是一片很理想的登陆场。可以看出，这个位置，是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的关键位置，“紫石英”号的航线直接威胁到了解放军渡江路线。

解放军前线指战员决定，向“紫石英”号鸣炮警告，迫使其撤离。早8时30分，解放军北岸炮1团向“紫石英”号发炮警告，为了防止击中英舰，弹着点选择在英舰左前方；但是英舰显然不为所动，于是解放军炮兵第二次向英舰鸣炮警告。

对于解放军的警告，“紫石英”号不予理睬，继续前进，仅仅在后主炮塔侧面展开大幅英国国旗以表明身份，但同时又命令各炮塔开始转向我方炮兵阵地。

根据档案记载，从8时30分，解放军对英国军舰进行了警告后，整整过了一个小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紫石英”号之间终于发生了交火。

1949年4月20日，上午8点30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贸然闯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对峙的江面水域，9点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紫石英”号之间发生交火。

当时，究竟是怎么开起火来的呢？双方交战的过程大致如下：

1949年4月20日的那个清晨，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警告，“紫石英”号非但置之不理，反而向解放军开炮，军舰上数炮齐鸣，向解放军阵地飞去。“紫石英”号继续全速前进，解放军沿江部队决定予以反击，解放军的炮火向“紫石英”号打去。第一发炮弹从“紫石英”号上方飞过，落入江中。第二发炮弹——一枚75毫米的穿甲弹，直接打中“紫石英”号旗甲板上方4英尺的地方，把舵手室穿了一个直径3英寸的洞，舵手当场炸死，舵手倒下时，将舵卡死，“紫石英”号一时失去了控制。

长江. 炮战之谜(4)

“紫石英”号舰长受了伤，副舰长接过指挥权，赶紧下达全速后退的命令，但军舰似乎没有反应，仍然在前进。原来，右舷的电报设备已被震坏，因此无法得到指令，依然全速向前。9点35分，“紫石英”号搁浅在玫瑰岛以西大约150码的泥滩上，动弹不得。“紫石英”号从被炮火击中到陷于瘫痪状态，前后只用了5分钟时间。

上午10点，中国人民解放军看到“紫石英”号上升起了白旗，立即停止了射击。不过，后来英国人说那不是白旗，那是印有英国国徽的旗帜，只是国徽比较小，他们没看见而已。究竟事实如何，不得而知。如果英国人刻意隐瞒，那恐怕是与大英帝国的“面子”有关吧。

“紫石英”号事件引起了人们的疑问，中英双方究竟是怎么开起火来的呢？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首先发表了一个十分简短的声明，称英国军舰在中国扬子江上遭到“敌对”部队炮火的攻击，英舰“紫石英”号被炮火击伤。声明含糊其辞，不但没提人民解放军，甚至连炮火来自长江的哪一边也没说清楚。

为了更好地了解当时双方交手的经过，我们从外交部解密档案中，找到了相关文件。

我们来看这份档案文件：“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入侵我内河及我军还击后其受伤的经过报告”。这份文件写于1949年4月26日，陈述人就是当时的我军炮三团政委康矛召。康矛召在成为炮三团政委之前，曾担任新华社华东野战军前线分社社长，是一位战地新闻记者出身的军人。

在文件中，康矛召详细讲述了当时的作战经过：

“四月廿日上午九时卅十分，位于三江营阵地的炮三团七连视察所发现悬挂英国旗的军舰一艘，由口岸（东）方向驶向我军阵地，团部接到报告后，立即命令各连待命实弹射击，并指示：如英舰不向我射击，我们亦不向其射击，如英舰竟敢向我挑衅，立即坚决还击。”

文件中描述，紫石英号军舰通过七连第三炮位后，发现北岸我炮兵阵地，并首先向我开炮射击，我兵立予还击。

长江. 炮战之谜(5)

文件中有一段描述颇有意思，是这样写的：“英舰现有华工八名，其任通译之毕世田，证明英舰首先炮击我军，但云或系操演，旋又自问，‘当时不是操演的时间与地点’。我一笑应之并告之，‘国人不应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了，为什么人家打了我们嘴巴还说是摸脸呢？’毕某立即向英军官称，‘我知道确系英舰首先攻击了’。”

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交战中受伤搁浅，这只是整个“紫石英”号事件的开端，随后又有多艘英国军舰牵连近来，军事纷争越演越烈。

除了“紫石英”号搁浅，还有被换防的“伴侣”号。“伴侣”号为CO级驱逐舰，由斯蒂芬斯船厂建造，排水量2530吨，长110.5米，宽10.9米，吃水3米，主机功率4300马力。还有郡级重巡洋舰“伦敦”号，排水量9750吨，长192米，宽20.8米，吃水5米，主机功率8万马力。还有黑天鹅级轻型护卫舰“黑天鹅”号，排水量1300吨，长91.3米，宽11.6米，吃水2.6米，主机功率3300马力。

四艘英国军舰总吨位达1.5万吨，除“伴侣”号驱逐舰外，均参加过二战，实战经验丰富，火力非常强大，仅102毫米以上火炮就有32门，另外还有中小口径火炮38门。那么，究竟事件是怎样发展的，这几艘英国重量级军舰又是怎样卷入了这场事件呢？几艘英国军舰在哪儿？从哪儿赶来的呢？

它们都是收到紧急电报赶来的。1949年4月20日上午9点46分，距离“紫石英”号搁浅后仅11分钟，和解放军交战后受重创的“紫石英”号就发出了这封紧急电报，电报称，“紫石英”号有严重伤亡，向停泊在上游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请求支援。离“紫石英”号距离最近的“伴侣”号接收到了这封电报后，在三个小时后赶来了。“伴侣”号是一艘驱逐舰，吨位比“紫石英”号大得多，火力装备也更强。

“伴侣”号加速向“紫石英”号驶来，同时将所有炮塔转向了人民解放军阵地。

当天下午13时半，“伴侣”号驱逐舰疾驶三江营，试图对“紫石英”号加以援手。它来势汹汹，一边开炮，一边以每小时26海里（相当于时速50公里）的速度顺流而下，企图一举冲过解放军炮火的控制区，接近“紫石英”号。

挨过打的“紫石英”号知道，在解放军的密集炮火下，“伴侣”号这样做只能是自讨苦吃，毫无意义，于是连忙通过无线电让“伴侣”号赶快撤退，免得跟“紫石英”号一样被解放军炮火击中。

然而，“紫石英”号的劝告已经晚了，“伴侣”号在靠近“紫石英”号时再次遭到解放军炮3团7连的射击，中弹五发。此后，这艘英舰便利用解放军火炮射界有限的弱点，躲进解放军射击死角猛烈还击，英舰上配备有八门114毫米主炮，加之舰炮射速较快，因此面对解放军的三门75毫米野战炮优势异常明显，给解放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和损失。随后，“伴侣”号便企图靠近“紫石英”号并试图将该舰从泥滩中拖走。此时，解放军炮3团1连的三门日制105毫米榴弹炮与附近步兵部队的37毫米反坦克炮先后开火。激战中，“伴侣”号失去了战斗能力，两个炮塔被击毁，舰桥也被击中，航向一度失控，炮战前后持续了约两个小时，弹痕累累的“伴侣”号，冲出火力网，顺流而下。

长江. 炮战之谜(6)

“伴侣”号一路仓皇逃窜，直到在上海附近水域与英国远东舰队的“伦敦”号重巡洋舰会合之后才停止了自己的步伐。根据我们查到的英国海军方面留存的档案，“伴侣”号上的《航海日志》记载，当时他们的航速是29节，大约相当于时速54公里，据说创造了当时在长江上航行的最高纪录，真应了英国谚语所说：逃跑的人总是跑得最快。“伴侣”号在当天晚上还给“紫石英”号拍来电报说“早上我们会回来的”。

在夜幕里，为了配合营救，“紫石英”号加紧抢修，自行浮起，重新驶入了长江，但因损坏严重，只能在原地等待救援。

4月20日的激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获全胜，但问题是，解放军与英国海军发生炮战这一突发事件，对我军渡江战役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渡江前夕，中共中央对外国势力的武装干涉是有思想准备的，在渡江战役的部署上，特意将二野紧靠三野，渡江后二野沿浙赣路进军，四野迅速南下，以备不测。突破敌人长江防线后，三野十兵团占领江阴、无锡、苏州；九兵团主力迂回到南京以南，指向上海；七兵团沿京杭公路，直插杭州，完成对南京的包围。二野三兵团出徽州，沿浙赣路前进，保障三野侧翼，其余部队摆在浙赣路沿线。这样部署，用意很明显：万一美国出兵干涉，解放军有足够的兵力应对。

当时主要防备的是美国人，谁曾想最后却跟英国人打起来了，而且在炮打“紫石英”号之后，针对增援的英国军舰，冲突一再展开。

1949年4月20日下午17点，英国驻华大使斯玳文逊给英国驻北平领事包士敦发了一封紧急电文，我们从外交部解密档案中，找到了这封电文，这封英文电文主要强调了两点：

第一，斯玳文逊希望包士敦采取任何可能步骤，将此不幸消息告诉最高当局，并要求即下令其沿江军队，以保证此三舰之安全，并给予援救工作的充分便利，第二，他希望包士敦向当局强调这三舰之人道主义的及和平的任务，其任务是在秩序混乱时能撤退外国侨民。

就在英国方面仍在担心所有英舰安全的时候，前方军情又有了发展。到底是怎样发展的呢？我们可以从这份档案中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前委粟张致八兵团电

（转中央指示四月二十二日）

遭我炮击之悬英国旗兵舰为英舰，现南京英大使馆邀北平领事向我提出要求予以保护并允其营救被击毁之兵舰，现向你们立即查明以下诸事：

一、被我击沉之F116号舰是否确系国民党舰？

二、作战时的确实情况如何？是否该两舰先向我开炮？

三、英“黑天鹅”号“伦敦”号现到何处？是否有报复行动，是否有帮助国民党阻我渡江之阴谋？

这份电报的时间是四月二十二日，从这份电报中可以看到，前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似乎是把“紫石英”号当作国民党的军舰痛打了一顿的。在这份电报中还提到了两艘英国军舰，“黑天鹅”号和“伦敦”号。也就是说，长江之上中英之间的冲突已经扩大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长江. 炮战之谜(7)

原来英国远东舰队1949年4月22日发出一份紧急命令，三艘英国舰队被先后派出去救援“紫石英”号。英方派出的是：前面说过的“伴侣”号驱逐舰，“伦敦”号万吨级重巡洋舰和“黑天鹅”号护卫舰，“伦敦”号有八门八英寸重炮，八英寸，20公分！那是当时解放军根本没见过的重武器。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计划用重炮压制解放军炮兵阵地，掩护“紫石英”号撤退。那么，这次两军交手结局又如何呢？

21日上午，英舰两艘，即“伦敦”号、“黑天鹅”号，一为巡舰，一为炮舰，由嘉兴向西行至七圩港以东时，速度减慢，沿途以望远镜观察北岸，在该段停留约两小时后，继续向西行，并将炮渐移向北岸，我亦通知炮兵准备应付。经七圩港时，该舰即向我阵地发射猛烈排炮，我即予以还击，该舰旋即西去，驶至泰兴以西江面时，复遭我炮击，复东返。沿途不断向我炮击，我亦不断还击，下午该舰即向江阴方向逃窜。据观察，该舰中炮九发，有炮两门为我击毁。我阵地被轰毁一部，并有68师202团团长邓若波、参谋长王保哲中弹阵亡，团政委侯葵负伤，共伤亡40余名，打坏民房多间，群众亦有伤亡。

粟4月26日9时。

在整个炮战中，英方统计，“伦敦”号共发射八英寸炮弹155发，4英寸炮弹449发，阵亡13人，伤54人。解放军方面统计最后伤亡252人。但经过这场激战，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武力解决“紫石英”号事件的计划彻底破产。两艘英国军舰带着累累弹痕脱离战斗，朝下游上海方向逃去。

而这次炮战，还留下一桩纷扰几十年的公案，那就是，到底谁先开的火？解放军前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是“伦敦”号先开火的，而英国人始终坚持是中方先开火，双方各执一词，究竟真相是什么？

几十年后，当年任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将军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当天的情况，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1949年4月21日清晨，在发现英舰之后，23军阵地前沿的炮兵进入临战状态。虽然并未下令装弹也未下达射击诸元，但实际上各炮均已自行装定了射击诸元，也已装填完毕，只要一拉火索，炮弹就会朝着英舰而去。10点左右，1排2炮炮长梁学路见英舰即将从自己的火炮射界内驶出，也可能是过于紧张，便一声令下“放！”，炮手闻声手动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的拉动火索，第一发炮弹呼啸出膛。炮声一响，其他各炮乃至附近阵地上的友邻部队误以为上级已下令开火，于是也纷纷开火，一场空前激烈的炮战就此爆发。

长江. 炮战之谜(8)

叶飞将军在回忆录中记载：

野司（就是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来电话查询：“你们怎么同英国军舰打起来？谁先开的炮？”我立即回答：“英国军舰先开的炮。”电话搁下后，我马上摇通了陶勇同志的电话。我说：“江面上的军舰是英国军舰，我们把英国军舰打伤了，上面来查情况哩。”陶勇同志气冲冲地说：“有什么好查的！我最好的团长都给他们打死了！文武双全的人才哪……”他说不下去了。于是我和陶勇订好了“攻守同盟”，不论谁问，都说是英国人先开的炮。

当时解放军渡江战役中的五位总前委成员是：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和谭震林。那位擅自开炮引发了与“伦敦”号军舰炮战的1排2炮炮长梁学成，据说他后来被关了5天禁闭，还得到了“梁前委”的外号。这是大家对他的戏称，因为在当时，只有总前委才能够下令对英军开炮。

而当时的23军军长陶勇，得到了毛主席的一句评语，毛主席说“那么喜欢打军舰，就去海军吧”，陶勇后来调到海军，任东海舰队司令，1955年被授予海军中将头衔。

关于这段掌故，叶飞将军在回忆录中最后写道：

“解放后我和陶勇同志谈起这段往事时，只有一笑了之。如今，这件事已经成了历史事件了，我想，不妨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众吧，不知陶勇在天之灵以为如何？”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4月23日，解放南京。此时，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仍然搁浅在长江之上。

“紫石英”号事件令英国朝野乃至世界都感到十分震惊。一时间，纽约、伦敦、巴黎、日内瓦等地的报纸媒体纷纷在各自显要位置刊登相关报道。世界舆论在感到震惊的同时，对英国人在此时此刻闯入待命渡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火控区域，并与之发生武装冲突的做法感到困惑不解。

长江. 炮战之谜(9)

下面是档案中记载的当时英、美等国媒体的有关报道：

1949年4月21日，伦敦自由党《新时报》称：英国人要问为什么在昨天与扬子江上被炮轰之英国船只，要恰在这个时候向上流航行呢？

纽约《先驱论坛报》(巴黎版)军事记者撰文，认为英舰事件属“强有力英舰队的失败”，认为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真正战斗力的一个“清楚的指标”。该文称，西方军事领袖必须完全重新评估远东军事局势，事实上是必须估计全世界的军事局势。

在媒体的一片喧嚣声中，英国官方对事件的反应比较复杂。扬子江上的炮声震动了英国朝野，一时议论纷纷，其中以保守党议员、前英国首相丘吉尔最为激进，他质询政府为什么不向中国派遣航空母舰武力解决，但更多的意见还是比较务实，英国政府开始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关于“紫石英”号，艰难的接触和谈判开始了。

解放军渡江以后，“紫石英”号虽然经过修理可以恢复航行，但处于两岸炮火的监视之下，不敢有丝毫动弹。

被困的“紫石英”号官兵供应短缺，英方十分焦急，希望早日与中共高层直接会谈，但由于双方没有外交关系，中方不承认英方外交人员的身份。英方通过各种渠道与解放军高层接触，均未成功。

1949年4月27日凌晨，康矛召收到了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不想为“紫石英”号的滞留问题花费太多精力，对第三野战军作了如下指示：为创造和谈气氛，早日解决问题，以利日后中英友好，对“紫石英”号只采取监视措施，不准缴其武装、集中其人员、断其燃料，要协助其医治伤员，供给其生活用品。

根据“紫石英”号代理舰长克仁斯的回忆，1949年5月2日下午，炮三团政治部宣传股股长戴国良带着两名战士，乘坐舢板登上了“紫石英”号，同舰长克仁斯进行了简短的会谈。戴国良向克仁斯转达来自南京刘伯承将军的信函，信函中表示，只要“紫石英”号待在原地不移动，他可以保证“紫石英”号的安全。克仁斯非常高兴这次会谈的结果，当晚，他就把谈判的结果电告了梅登。

在这次谈判中，克仁斯还向戴国良提出了请解放军帮助购买蔬菜的问题。三天后的5月5日下午，一名当地商人，用小船载着65磅马铃薯靠上了“紫石英”号。这名商人名叫倪金才，他还给卡伦斯顺便带来了一封写给船上华工的信，邀请他们参加在镇江警备司令部举办的免费招待会。

根据档案记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紫石英”号上的英国官兵曾进行过多次近距离接触。在外交部解密档案中我们找到了这份材料，这里记录了在1949年5月24日至7月22日期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部，中方和英方共进行了11次有关“紫石英”号的谈判。

这里有谈判记录的对话：

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员袁仲贤：英国军舰侵犯中国内河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阵地，这显然是一种侵略行为，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原谅的。

克仁斯：请允我陈述：我无权讨论该事件之责任问题，我可否与袁将军讨论使“紫石英”舰安全驶离长江问题。

长江. 炮战之谜(10)

从谈判记录中可以看出，双方关心的问题完全不同。中方希望英方就原则问题道歉，而英方则避重就轻，希望中方先放走军舰。也正因为此，从5月到7月底的三个月期间，双方谈判一直僵持没有任何结果。

中方因为掌握主动，显得并不着急，而英方则十分焦急，难道“紫石英”号就要这么永远的留在长江之上了？

这几个月期间“紫石英”号上船员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从外交部解密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对此也作了指示：“对‘紫石英’号燃料粮食问题，许其向市上购买；并允许其晚间点灯及派人进城买报纸。”

在外交部解密档案中我们找到了一封“紫石英”号军舰受伤水兵写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的信。写信的英国士兵名叫班纳斯特，在信中他向照顾他的解放军表示了感谢和惜别之情：

“我要感谢你对我们所表示的好意，以及你们每一位给我们的待遇和关切，使得我们感到如同在家里一样，感到在离开时的难过。在我们与你们共处的短时间中，你和你们的士兵使我们非常快乐，我们还得到了很多朋友。”

信中还写道：“我们但愿你和你们的人民能够有一天来看我们，让我们酬答一部分你们曾对我们表示的好意。我乐于说，我和我的同伴都信仰你和你们的人民所信仰的、为之战斗并获得成功的事业。我希望我的国家也将跟上新中国的步伐。”

1949年5月18日下午，康矛召等三名解放军指挥官乘坐小船登上了英国军舰。康矛召受命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炮兵第三团政治委员的身份，照会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号舰长卡伦斯，关于“紫石英”号的接触和谈判艰难地展开。在谈判中，英方要求释放“紫石英”号，而中方要求英国政府对“紫石英”号擅自闯入中国内河做出道歉，而这一点涉及大英帝国脸面，英国人无论如何不愿意答应。谈判毫无进展，双方在许多技术细节上不断纠缠，转眼间，三个月过去了，谈判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一直到7月底，一个意外的发生，突然结束了“紫石英”号事件。究竟是什么事件呢？

7月30日夜，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结束了“紫石英”号三个月的被困生涯，究竟这一事件是怎样结束的呢？海军对气象最为敏感，台风来袭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沿江许多炮兵阵地纷纷调整部署，疏忽了对“紫石英”号的防范，“紫石英”号乘月黑风高之夜潜逃，沿途只遭到解放军零星炮火的袭击，7月31日凌晨5时许，“紫石英”号终于逃到了长江外宽阔的海面，结束了它长达101天的被困生涯。

“紫石英”号逃出长江以后，给英国拍发了这样一份电报：“重返舰队，天佑吾皇。”受到了英雄般的接待，以后一直成为皇家海军得意扬扬吹嘘了多年的一次成功突围。

然而，英国官方却明确表示，“紫石英”号的逃跑未经政府批准，英国外交部对“紫石英”号擅自行动极为不满。

长江. 炮战之谜(11)

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位官员听说“紫石英”号事件后，不由得连说了三个“愚”字：

人家打仗时你把军舰开进去，是第一愚；

受了伤又要派军舰去增援，和中世纪英国人在刚果河上打土著人一样，是第二愚；

救不出有吃有喝就留在那里好了，而又要逃跑，是第三愚。

而中方对此又是怎样的反应呢？经过我们认真研究当年的档案材料，又发现一些这次“突围”后面的秘密。

在这份中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委的电令中写道：

如果英舰接应“紫石英”号或“紫石英”号擅自逃跑，则给予坚决打击，但在打击“紫石英”号时不要将其击沉。

我们来看一下前线指战员是如何理解中央指示的。“在打击‘紫石英’号时不要将其击沉。”看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战员对中央的指示是心领神会了。有史学专家分析，事实上，在无法获得英国政府的认错和道歉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不愿因此耗费过多的精力，面对“紫石英”号的逃跑，持默许态度。而在事后，中方除了发表一个声明予以谴责外，再无进一步反应，英国外交部对“紫石英”号的逃跑却大为恼火。……

可以看出，从“紫石英”号的顺利逃脱中，也显示了当时中方灵活的外交政策。

一场震动世界的外交事件，就这样结束了。与此同时结束的，是外国兵舰在中国内河横行的历史，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的炮舰政策，是上百年来“弱国无外交”的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6月17日，英国成为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大国。1972年3月13日，中英发表联合公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最后，介绍一下“紫石英”号的下落，在英国导演Michael Anderson1957年拍摄的电影《扬子江事件》中，有一件道具非常真实，那就是这部电影里最大的道具，“紫石英”号。据说为了拍这部电影，英国皇家海军慷慨地把“紫石英”号提供给剧组随便折腾，军舰在拍摄爆炸场面的过程中受到严重损伤，不得不在拍摄结束后，被解体回炉。而我们今天在节目里看到的许多“紫石英”号的画面，就来自于这部电影，那不是道具，真的就是“紫石英”号本身。

1949香山密档(1)

西苑机场阅兵仪式结束后，在暮色中，毛泽东等五大书记来到了中共中央的新址——香山。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度过了在北平的第一个夜晚。经常爬香山的人都知道，“双清别墅”位于香山寺东南的半山坡上。就在60年前，中共中央入驻香山后，以“双清别墅”为中心的“劳动大学”也开学了。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结束，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等人出席会议，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作了报告。

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中共中央接下来的工作重心要开始转移了，由乡村转向城市。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明确提出，将定都北平。就是说，要进城了。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共中央要搬家了。这个“家”，是个什么规模？上至中央领导下到机关工作人员，涉及到的人数先后就有5000多人，还有大量办公设备、文书档案、后勤器材等，要用近百辆卡车来运输。

在短期内将整个队伍迁驻敌情复杂的北平，对中共中央来说是一件相当有难度的事情，警卫怎么安排？防空怎么部署？敌情怎么消除？什么样地方才能同时满足5000多人的工作和吃住呢？

其实，早在1949年年初，毛泽东就已经开始考虑建国和定都的问题，他考虑过好几个别的城市如西安、南京、哈尔滨等等，但都没有定夺。

一天，有一个人和毛泽东谈到这个话题。这次谈话后，毛泽东最终敲定了北平，什么样的人能给毛泽东这么大的决心呢？

此人是王稼祥。元旦刚过，时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王稼祥来看望毛泽东，二人交情很深，无所不谈。

交谈中，毛泽东突然问道：“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王稼祥听后先是一愣，随后他笑了，因为这个问题他早就考虑过，有了想法；他说：北平，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国界虽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安全问题；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在这几大备选城市中，北平最为适合。

对于这个回答，毛泽东颇有同感。就这样，北平，这个千年古都，在一次看似不经意的交谈中，恢复了都城的地位。但是进驻北平后，中央机关落脚何处呢？

中共中央当时共有几处备选：颐和园、香山、八大处和新北京。这几个地方主要集中在北平的西郊。1949年1月19日，中央授命直属机关供给部副部长范离和他的同事们，第一次前往北平考察。

范离一行到了北平之后，直奔北平的西郊（当时的西郊已经解放），并在西郊开始进行周密的调查。经实地考察，范离发现颐和园是旅游景点，如果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居住地，就得封园，这不太现实。而八大处和万寿路因为房屋不足，最终也被放弃了。

最后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了香山，并将这个情况向当时的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汇报了。汇报以后，叶剑英就给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范离、刘达二同志侦察和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地区的选择，以香山为适当，只需牵动一家就可基本解决。”

信里所说的“一家”，就是指当时的香山慈幼院。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范离等人最终选择香山呢？

1949香山密档(2)

香山林木繁茂、地理位置十分隐秘，而最高峰鬼见愁557米的海拔高度，也非常适合警卫部队安排防空部署。

中共中央迁驻北平后，工作重心也由乡村转向了城市，选择香山，可以说是中共中央由乡村到城市的一个标志。

叶剑英信中提到的香山慈幼院，是北洋政府时期开办的一所用来收养孤儿的学校，所以留有3000多间房屋。这样的条件非常适合中共中央庞大队伍的临时居住和办公。

1949年1月底，范离带着叶剑英的这封亲笔信离开北平，回到西柏坡向中共中央汇报。

1949年1月14日，经过29个小时激战，天津解放。天津解放后，一场和平谈判也在北平秘密开始。1月22日，这场秘密谈判有了结果，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签署了。

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1949年2月3日，正是农历的大年初六，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平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部队分别从永定门和西直门进入北平城，整整走了六个小时。

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央迁平工作迫在眉睫，这时范离带着他在北平的调查结果回到了西柏坡，中共中央看了叶剑英的信后，并没有做出最后决定。

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又派出了一个14人的行动小组再次赶往北平，此行小组肩负着一个重要而绝密的任务，负责此次行动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中共中央举足轻重，这个人到底是谁？

他就是有着“中共特工王”称号的李克农，当时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毛泽东曾笑称李克农为“共产党的大特务”，美国中情局也把他看作中国共产党内最强有力的对手。早在1931年4月26日，钱壮飞送出的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就是通过他及时的传递，才使得中共中央免遭一劫。这么重量级的人物，此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2月7日，李克农开始在香山进行全方位的勘察，并对中共中央迁平驻地细节上的规划和设计逐一勘查和落实。李克农在调查中证实了，范离和刘达提到的香山慈幼院确实有一批现成房屋，只要稍加修缮，便可提供给中央机关的5000多人居住和办公。

1920年，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在香山开办了慈幼院，专门用来收容孤儿，在那儿他还同时修建了一座别墅，因为有两股清泉从山石中潺潺流下，所以把它取名为“双清别墅”。

李克农看到双清别墅之后，便觉得这里非常适合做毛泽东迁平后的工作和居住地点。待所有问题都落实之后，2月8日，李克农给杨尚昆写信，汇报说，“昨日去香山一带看住址，已决定住该地”。

1949香山密档(3)

就这样，1949年2月初，李克农的这次秘密任务正式开始了。

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及毛泽东等迁驻北平，这可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2月初，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杨尚昆等人负责。

当时，由于处在即将建国的特殊历史时期，香山这块地方，在被确定为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第一站之后，为了保密，对外有另一个说法：“劳动大学”。

李克农此次进入北平的秘密任务就是全权负责在北平打前站的工作，按照李克农的设计，进北平打前站需设三个站点：

第一站称“劳动大学”筹备处，设在东城区的弓弦胡同15号，这弓弦胡同是个小胡同，就在沙滩附近的东皇城根北街附近；任务是办理对外交涉，备置办公、住宿用具等事宜；

第二站称“劳动大学”收发处，设在颐和园西北的青龙桥，任务是负责中央驻地的社会调查、整顿和清理驻地周围环境、布置警卫，并办理中央机关来人的住宿手续等事宜；

第三站称“劳动大学”招待所，就设在香山，任务是负责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办公、住宿用房的布置、修缮等事宜。

把这么重要的党中央驻地叫做“大学”，当然是为了保密，这种做法其实在西柏坡时就有了先例，那时中共中央的驻地被称作“工校”，刘少奇被称为“校长”。一些人不知内情，以为真是学校，跑来投考。这也难怪，你既然是学校，当然就会有人想上学啊。

香山的“劳动大学”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一些人找到这里，要进去报名，弄得警卫人员左右为难，搞得人家小战士有点紧张。不过， 单从这一点就看得出来，“劳动大学”这块牌子，对中共中央机关隐身，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保密的作用。

在环境和站点确定之后，接下来要面临的就是警卫和安全问题，当时的“北平”并不太平，反革命活动，打暗枪、放信号弹、抢劫、盗窃等破坏活动时有发生。

在这样的局势和社会治安状况下，要保卫“劳动大学”的安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承担这么一个重大任务，仅仅靠原来的中央警备团和北平市纠察总队已经远远不能胜任了。怎么办呢？增调援兵。

1949香山密档(4)

吴烈，是当时第45军第133师师长

邹衍，是当时第47军第160师政委。

1949年2月中旬，正当部队准备南下时，二人突然接到上级指示，由于第160师参加过一些战斗，有一定的战斗经验，而且队伍中还有一批骨干，绝大多数是翻身农民，政治上可靠。因此决定将这个师留下改为第207师，由吴烈担任师长，邹衍任政委，负责保卫中共中央机关、保卫毛泽东等领导人，同时还负责北平市的卫戍任务。

这是很大的转折。任务变了，斗争形式也由与公开的敌人作战转变为与暗藏的敌人进行斗争。部队不但面临着思想上的大转弯，而且在斗争手段上也必须从头学起。经过短暂的培训，3月初，这支秘密警卫部队悄然由河北固安县开进北平。

这支警卫队的组建对当时北平的安保工作，无疑是雪中送炭，但这远远不够。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一批批特务分子也分别从华北、西北、东北逃亡到北平，北平敌情形势异常严峻。

相关资料显示，当时的北平仅国民党特务组织就有114个，职业特务达8500多人，他们无时不在伺机破坏。

眼看距离中共中央迁平的日期越来越近，而此时敌特和间谍组织却还没有肃清，怎么办？

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就在会议召开后的第3天，也就是1949年3月8日清晨，又有一支特殊队伍从西柏坡附近的西黄泥村向北平方向进发了。

上面提到的警卫部队207师已经在三月初出发去了北平，那么，这支队伍又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

这是一支小队伍，只有150个人，但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好手，队长叫高富有。高富有在接任队长职务前，担任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是出了名的神枪手，有百步穿杨的本领。

这些队员都是从中央社会部、中央警备团和华北军政大学精心挑选的，1948年11月，他们陆续集中到黄泥村，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支负有特殊使命的便衣队。当时他们穿着军装，后来给他们每人都发了便衣，用来工作时的乔装打扮。

队员中有许多长期在根据地从事保卫工作，他们经验丰富，身手不凡，遇事不慌，胆大心细。

可是，虽然他们都有着丰富的反特经验，但这次的任务却和以前不一样：工作地点是在北平，队员们大多都没有来过北平，北平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怎么办呢？赶紧补课啊。他们用了3个月的时间进行突击培训，恶补城市知识，比如怎么用马桶、怎么用水龙头、怎么打电话，以及怎么在大城市当好便衣。

1949香山密档(5)

3月10日，便衣队到达北平，李克农立即就给高富有安排了任务。用三天时间熟悉地形，三天后发枪，以前便衣队员用的都是步枪，这次为了保证做好保密安全工作，上级部门特意为便衣队队员们每人配了一支美制左轮手枪，这种枪体积小，便于携带。

用惯了长枪的队员们别说用，见都没见过这种手枪，一个队员在摆弄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枪走火了，而且枪口正好冲着队长高富有。

千幸万幸，正因为不会用，子弹上错了，上的子弹和枪不是一个型号，子弹才没出口，只把枪筒给震裂了，子弹还在枪管里，没有出膛。 高富有算是捡了一条命。

发了枪，便衣队立即开始执行第一次任务：负责从西直门到香山这条路的安全保卫。

从香山到西直门大约十九公里，化装后的便衣队，把整条路线给控制了，一路上那些蹬三轮的、修皮鞋的、卖糖葫芦的，都是高富有的人。长袍马褂、帽子、秤等等，都是当时便衣队员们乔装打扮掩饰身份用的，但谁都没想到在便衣队执行任务第一天遇到的最大难题，不是抓敌特，是什么呢？是他们自己。

当时的西直门还有城门，城门附近拐弯死角很多，是特务频繁串连碰头的地方，还曾经发生过暗杀的事件，便衣队就在那儿设立了一个卖香烟花生的摊位。没想到第一天出摊，他们就遇到了麻烦，2008年采访高富有时，90多岁的他还清晰的记着当时地情景：

“摆上摊摊以后，不认识秤，他进了三斤花生，来一个买花生的，他给放到秤盘上，（人家）说不够不够，他把三斤都给人家放上去，说不够还差一点，算了吧，他回来说我不认识秤，我买了三斤花生全给人家了，人家还说差一点，我不干这个。”

这个装扮小贩的便衣其实就是穿帮了，露馅儿了。你一个摆摊儿的连秤都不认识，这戏还怎么演哪？幸好那买主不是特务，要不然可真是麻烦了。除了摆摊，有的队员还要扮成商人，扮商人可是要穿上长袍马褂的。

1949香山密档(6)

穿长袍马褂可是有讲究的，比如说，上台阶呀上楼梯的时候要把前摆提起来，落座的时候要把后摆撩起来，等等。有的便衣队员没穿过，不知道，结果常常就踩到衣角，啪嗒一下摔出去，出了不少洋相。

第一天的教训，让便衣队的队员们开始意识到，干什么得像什么，要不然就不仅仅是出洋相，那是要暴露身份的。于是开始认真观察、学习，摆小摊的学习认秤算账，修自行车的开始学修车，就这样，慢慢地，他们根据工作需要，像模像样地扮成了工人、商人、店员和学徒。

便衣队经过近10天的建站、学习和实地演练，很快熟悉了新的工作方式，投入到设点、布防、侦破中，对一些重大案件的侦破起了关键的作用。而此时北平公安局展开的肃清反革命特务的工作也有了进展，先后破获了9个国民党特务潜伏小组，很多特务头子和特务分子秘密坦白自首，秘密登记。

比如说，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在北平解放前就已经和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1949年2月，他配合北平市公安局，动员了一大批敌特骨干登记自首，使敌特组织的破坏计划遭到了致命打击。

城内相对安全了，沿途的警卫工作有了明里的207师、暗里的便衣队，应该不成问题了。那么，中央领导人将采用什么方式进入北平呢？1949年3月21日，叶剑英、李克农就进平的沿途工作部署给周恩来发去了请示密电，在中央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保存着当时的密电：绝密，今晨9时……大家认为路途太长，乘汽车连续三天，而下车又要阅兵等，恐太疲劳，不如从涿州或高碑店，改乘火车，人既舒适。

周恩来的复电：

“绝密，同意来电所提各项布置，但不要鸣炮以军乐队代之，我们预定24晚宿涿州，请派一负责干部到涿州等候我们，由涿州到平的专车可以准备，究竟坐汽车或乘火车等我们到涿州后再作决定。”

路线、交通工具、保卫工作都落实了，就等大队出发了。

1949香山密档(7)

1949年3月23日，100辆大卡车和20辆中小吉普车停在了西柏坡的小村庄外，这是为迁移工作特殊准备的。我们可以来算一下，一辆卡车大概长五六米，100辆就是五六千米，小吉普车一辆大概3米，20辆就是60米，再加上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整个队伍估算下来也得有一二十公里。大白天，如此浩荡的车队太显眼了，沿途的警卫如何部署呢？

上午11点，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的车队从西柏坡出发了，毛泽东乘坐的吉普车排在第二辆，前面有先导车。第三辆车还是一辆警卫车，紧跟在毛泽东的车后，一直保持很近的距离，中央警卫团的手枪连和一个步兵排分别坐在５辆大卡车上，沿途护卫。

车队经灵寿、行唐、曲阳一路北上，晚上到达了唐县城东的淑闾村，为了保证安全，毛泽东当夜没有住在县城，而是住在一个事先安排好的村民家中，第二天早上9点毛泽东和车队告别淑闾村继续北上，在傍晚时分抵达了涿州。

3月25日凌晨三点，按照原计划毛泽东等中央五大书记在涿州登上了开往北平的专列。从涿州到清华园，共有12个车站，约60多公里，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为了保证安全，每站都派专门负责人员两名，一个守电话，一个盯道岔并监督车辆通过。然而，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究竟在哪一站下车，只有几个人知道这个秘密。

中央首长从涿州换乘火车进北平时，编了3个列车。为了保密安全工作，三列车分别从不同的车站停靠，第一列车到西直门车站下车，第二列直奔清华园，第三列车开往前门车站。

在北平城内为了确保中共中央绝对安全的抵达，便衣队、警卫队以及市公安局等部门也部署了严密的保卫工作。3月25日凌晨，前门、西直门、清华园三个火车站上，都布控了周密的警卫任务，内部警卫由便衣保卫队负责，外部警卫由四野207师担任。

毛泽东等人究竟在哪列车上呢？按照原计划向外散布的消息，很多群众以为毛泽东是从前门火车站下车，于是街上锣鼓喧天，行人们拿着传单去前门火车站迎接。可是跑回来的人都说，前门火车站没有中央领导。

那么毛泽东等人到底会在哪站下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