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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记

- 代再版序

- 文学王族 曹操 曹丕 曹植（1）

- 文学王族 曹操 曹丕 曹植（2）

- 俗 人 白居易（1）

- 俗 人 白居易（2）

- 不朽的方法 李 煜（1）

- 不朽的方法 李 煜（2）

- 半山情结 王安石（1）

- 半山情结 王安石（2）

- 半山情结 王安石（3）

- 流放者的归来 苏 轼（1）

- 流放者的归来 苏 轼（2）

- 流放者的归来 苏 轼（3）

- 千般焙炼一种风情 西厢记（1）

- 千般焙炼一种风情 西厢记（2）

- 谁家的散曲 全元散曲简编（1）

- 谁家的散曲 全元散曲简编（2）

- 谁家的散曲 全元散曲简编（3）

- 李瓶儿与庞春梅 金瓶梅（1）

- 李瓶儿与庞春梅 金瓶梅（2）

- 李瓶儿与庞春梅 金瓶梅（3）

- 都是过来人 陶庵梦忆（1）

- 都是过来人 陶庵梦忆（2）

- 香艳与俚俗 牡丹亭（1）

- 香艳与俚俗 牡丹亭（2）

- 香艳与俚俗 牡丹亭（3）

- 上等文字是什么为什么 浮生六记（1）

- 上等文字是什么为什么 浮生六记（2）

- 花落知多少 海上花列传（1）

- 花落知多少 海上花列传（2）

- 伟大也要有人懂 鲁 迅（1）

- 伟大也要有人懂 鲁 迅（2）

- 全集读不得 郁达夫（1）

- 全集读不得 郁达夫（2）

- 全集读不得 郁达夫（3）

- 不合时宜 梁实秋（1）

- 不合时宜 梁实秋（2）

- 耐得细碎 丰子恺（1）

- 耐得细碎 丰子恺（2）

- 浮世绘 张恨水（1）

- 浮世绘 张恨水（2）

- 希腊小庙 沈从文（1）

- 希腊小庙 沈从文（2）

- 钱杨双峰（1）

- 钱杨双峰（2）

前记

诺贝尔文学奖的十四位终身评委，一年一度地，定时定量地，向我们推荐一位上榜明星。某些时候，他们也挑中了一些真正的不朽者。但根本的，他们的工作只是挑选获奖者。经典不是这样子选举出来的，经典的筛选要复杂得多。

经过无数双眼睛无数双手的拨弄，经过漫长的时光的打量，被挑拣出来的，才是经典。并且被更多的手眼抚摩，绵延更长的时间。

经典不朽如纪念碑。

纪念碑让我们望而生畏。这真是悖论。前代的人们挑经典出来，是要我们热爱而不是冷落它们，靠近它们而不是敬而远之。一个手脚冰凉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追求者永远得不到他所爱的。所以经典要躺着读。想怎样读就怎样读，读进去了再生敬爱之心，读不进去，且放一放再说。对待中国经典，尤其需要这种满不在乎。它们被供奉得太久了，满是香熏火燎之迹，非有一些破门而入的放肆，和拍拍打打的随便，才可以读出意思读出兴致来。

虽然招呼这样的读法，我本人也并不能时时贯彻执行，所以手底下码出的这些文字，有些就比较地疙里疙瘩。好在，我是一个一点点主义者，如某读者读了本书，对其中议论的人和作品，有一点点了解，发生一点点兴趣，我就功德圆满了。

依照策划者的想法，这书是要有一些导读的意思。这首先是要求介绍。所以但凡能够找到有趣的材料，我就撮要地多交代几句。其次是要求评点，那么，但凡能够翻出个人意见，我就自以为是地议论议论。就这样作出一本小册子出来。如果不令人满意，那不是因为我的个人意见多了，一定是我的意见太少了。经典随便看，今天归我看。我看出好来了，那是经典的成绩；我看不出好，那是我的不是，连带着这书的读者也不是了。这其中，有写得好的部分，有写得不好的部分。好的，是因为我先行把自己的意见整理清楚了，才动手写的，所以好。不好的，是因为汲汲地去交代，我自己还“酱”着呢，所以不好。

以上是谦虚的大实话，以下是不谦虚的大实话。导读一类书，应该是学者、至少也是老师们做的事。这两行，我都未曾做过。但书，乱七八糟地，确是读了不少。思想立场上便一贯地站在读者这条线上，所以不会也不想写高头讲章。说得出的，才写得出。好读，是这书的特色。对读者，这是个好消息。此其一。

读者尽可以躺着读，读经典之前先读这书。我却是弯腰屈背，老老实实坐着写的，而且是把自己关在监狱式的孤居房子里，将书本子堆得满坑满谷，昏天黑地一往情深地写它出来的。对我，是无愧的。对读者，这也是个好消息罢。此其二。

书中每一个单独的题目都是大题小做，但整合全书，却有一部小文学史的规模，从《诗经》到《围城》，跨度有三千年。这是我的一点得意。此其三。

不过，全书写完了，我才觉得自己有了写它的准备，就如每一单篇写完，我才觉得有资格谈论它。总之，下一回，我会写得更好一些，如果有许多读者抢先来读它，我便有下一回了——再版的机会。

代再版序

“拿起来读”，是有典故的。出自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在米兰的一棵无花果树下痛苦的奥古斯丁，突然听到一个孩子的声音，他不知道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那声音说：拿起来读吧。因为这一神秘声音，异教徒奥古斯丁成了坚定的基督徒和日后的《圣经》专家和著名的教父。我用它来做题目，毫无传教的意思，起意乃是为了讲一个俗理儿。

读书这等事情，根本不必要谁来指教，拿起来读，也就是了。从你身边第一本书抄起来，读下去就是。书会带着你找到下一本书，下一本书找到再下一本书再下一堆书，子子孙孙，没有穷尽。读得多了，自然有了逻辑，有了次序，有了高下分别。什么是美食家？无非就是多吃多占，吃得多了，品位就差不了。

话说到这儿了，我添什么乱呐。我无非就是架秧子起哄，凑一个热闹。就像看球，忍不住惊声尖叫、抚掌大笑、跌足捶胸、口沫横飞，看的兴起、说得口滑。读经典说闲话，就如同借刀杀人的勾当，图的是一个快活。

读书这事，是个好玩的事情。世界上好玩的事情多了去了，但是性价比最高的还真是莫如读书。读的时候高兴；读过了，回头想想，还高兴，觉得自己赚了；越赚越想赚，越赚越贪，没完没了。

可读的书里头，性价比最高的莫如经典。经典怎么来的，票选出来的，千百年来，你一票他一票，有些书就排到前头居高不下了。有些书，一度挤到前头，你一刷他一刷，终于又跌到看不见了。时间是最伟大的修正主义者。

这本书是十年前说出来的。十年后再看，该修正的意思很有一些。只是读书可以躺着来，说书却要站着说，说一遍是乘兴而来，说两遍就需要勇敢了。我是无拳无勇。做了十年闲慢差事，没有精力来改正过去的轻薄之谈，只好随它去吧。偷懒的办法就是，在书页的边上添一些意思，小意思。虽然东拉西扯，用心却是要株连九族，为读它的人多一点界面的贡献。

这书最初约定是给青少年看的，出来之后，却有青少年的老爸老妈喜欢看，添的一点意思还是有讨好他们的成分。这书最初说起来也是半推半就，东边一嘴，西边一舌，有的认真，有的来不及认真，所以添的意思也有亡羊补羊的成分。

这一册读书笔记因为要貌似公共，所以没有充满我的偏见。这是一个遗憾。我的遗憾还包括，没有时间坐下来，把鲁迅通体再读几遍，把红楼通体再读几遍，一一加上自私的批点。如果可以，是多么好玩的事情啊。作为调剂，把三国水浒也一一批他一遍，也很好玩。

拿起来读是一大快乐；拿起来批，也是一大快乐。

现在是网络时代，却也是有字时代以来最繁华的时代，活在视频音频里的人固然前所未有的多，活在文字世界的人也是前所未有的多。从逻辑上说，写字的人多，读书的人必然也多。但是看网络上无知无畏的字那么多，又觉得真理未必是公理。但是读书的人多了，写得体面的人一定是多的。这道理用世故人情世道人心来推究，一定是说得通，行得了的。

依照出版者的意思这书应该叫“一生必读”书目。我以为可以叫“不必不读”书目。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非他不可的事情，但是也没有一定不可以做的事情。读漫画固然很时尚，但是读经典也不那么恐怖。不是必须，却是应该和值得。经典到底是好看的书，不读白不读，读了不吃亏。

文学王族 曹操 曹丕 曹植（1）

在政治上，曹丕赢了兄弟曹植，由太子而皇帝；在文学上，就整体水平而言，曹丕要输给曹植。但是，在一些单项上，曹丕创造了纪录。他是中国第一篇专业文学论文的作者，又是中国第一首完整形态的七言诗的作者，而且，还是将书信引入文学领域的先锋作家。曹丕无可置疑地同时拥有文学批评家、诗人和散文作家三重身份。

曹丕原本有理由得到一个文学博士的学位，他的《典论》是一部学术专著，可惜，全书已经佚失，保留的只有一篇《论文》。这大概只够领取一个学士学位。《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列文学与传统经典相等同，是文学的高举派。

曹丕的书信《与吴质书》共两札，是两篇率先将抒情写景笔墨引入书信的散文杰作，文字清丽动人，又很简约，颇有日后东坡小品的风味。打他这里起始，开文人将书信作文学来写的风气。曹丕的《燕歌行》亦有两篇，其一，写一位秋夜思妇的口吻，用笔委婉细腻，又摇曳多姿。“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最精美的两句是“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东汉张衡的《四愁诗》是最早的七言诗，但首句有“兮”字，尚留有骚体的痕迹。因此曹丕的《燕歌行》是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是汉代乐府民歌的古题，但已经没有相应的古作保存下来，所以曹丕的《燕歌行》便是这一古题的第一作。

文学王族曹丕的诗多写游子思乡、妇人思夫，颇能设身处地体察入微，有清新流丽的风格。在题材的宽度和气魄的大度方面，比较弱，与他的父亲比，就更是不堪了。

曹操在现代中国，所受到的热爱比敌视要多得多。在曹操成为一个著名的政治家之前，有一度，他的理想是“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即使在他卷入政治中心之初，最高理想也只是死后有一块“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野心并不很大。不过，他终究挟天子以令诸侯，统一北中国，封魏王，并网罗诸多文人，开创一个相对繁荣的文学时代，集武功文略于一身。建安时期，北方中国的文学复兴，确系曹氏父子之功。后人说：“曹氏父子笃好斯文”，所以造就文坛的“彬彬之盛”。

作为文坛领袖，曹操本人的文章也写得好。鲁迅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爷。魏晋文章尚清峻通脱，以他为代表。清峻，就是简约严明，通脱就是随便不拘束。实际上，这是所有优秀政治家的文章风格。他们关心的是说什么，而不是怎么说，总是把意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才不会迂回绕腾。有什么说什么，越是如此这般，越有力量。比方曹操敢于在文章里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听起来无耻无畏，在他，不过是大实话而已。

曹操名下的文章，一向不被文学史认真看待，是认为不够文学吧。被善待的是他的诗。曹操诗至今尚存的不过二十三篇，也并不都是好诗。游仙诗和部分政治诗，简直可以说是拙劣、枯涩、沉闷。可是那些能够称为好诗的作品，的确太杰出了，沉郁苍凉，令人难忘。《蒿里行》记十八路诸侯起兵讨董卓那段史实，其中的名句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短歌行》、《步出夏门行》都是普及中学语文课本的名作。

文学王族 曹操 曹丕 曹植（2）

曹操以四言诗见长，一反汉代诗坛不脱《诗经》旧习陈套的风气，独领风骚。但自他而后，四言诗还是衰微了，此后，是五、七言(诗)的时代了。

如曹氏父子这般，在政治与文学两界都有大成就的，几千年中国史中，再无他例。

一部《三国》为曹氏父子造像塑型。毫无疑问，它比较简化比较漫画，但都勾画得有来历有些道理。著名的七步成诗的故事是关于曹植与曹丕弟兄相逼的故事。这故事戏剧性太强，正史没有记载，视之为传说罢。“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样的句子，形象生动，立意沉痛，很感人的。同是五言诗，同样相关的主题，曹植真正的杰作是《赠白马王彪》。

黄初四年，曹丕做皇帝的第四年，各诸侯王奉旨进京，算得上家族大聚会，但任城王曹彰却在京城突然暴毙。曹彰被曹操爱称为“黄须儿”，是一位骁勇善战的猛将，竟然这般不明不白地死了。曹植等黯然离京。曹植欲同白马王曹彪结伴同行，监督的使者却勒令他们分道而行。曹植愤而作诗，并把这缘由写在诗序里。《赠白马王彪》共七章，全篇八十句一气呵成。章与章之间，末句与首句呼应相连。比方第二章末句为“我马玄以黄”，第三章首句为“玄黄犹能进”；第三章末句为“揽辔止踟蹰”，第四章首句则是“踟蹰亦何留”。环环相连，又层层不同，写旅途的艰辛，写分离的悲伤，有诅咒，“苍蝇间黑白，谗巧会亲疏”；有太息：“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有强作的壮语：“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有无奈的赠别：“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虽然满怀着悲愤，写出来却并不一泄无余，而于顿挫中放射感人的力量。是一篇伟大之作。

曹植的写作，分明地以曹操之死曹丕即位为一个界线。此前是风流自赏的翩翩贵公子，此后虽贵而封王，却形同囚徒。此前是激情的少年，此后一落为苍凉的中年。他最杰出的作品多写于后期。前期的杰作《白马篇》有一个少年形象，是白马游侠，是征战沙场的英雄。后期的佳作《野田黄雀行》，亦有一个少年形象，却只能“拔剑捎罗网”，救一只误入网中的黄雀，“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曹植长于文学，却志不在此，追求的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极欲东灭“不臣之吴”，西吞“违命之蜀”，“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但是家族的现实不允许他如此，而且从根本上说，他实在也不具备一个政治家的素质，终究是以文学家著称于世。

晋之谢灵运有一段著名的评语歌颂曹植：“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独得八斗”。《诗品》说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最能直接体现曹植才气、词采华茂的，当是《洛神赋》。《洛神赋》的背后亦有一个故事，其生动性和写意性，与七步成诗的故事一样著名，是一个畸恋的故事。《洛神赋》据说原名《感甄赋》。甄是甄夫人，她原本是军阀袁绍的儿媳妇，后来成为曹操军队的战利品。曹操将她给了大儿子曹丕，这使得小儿子曹植耿耿于怀。甄夫人死后，曹丕以其枕赐给曹植，曹植见而泪下，于是甄夫人的灵魂便来与曹植相会于洛水上。这故事只有一点根据，《洛神赋》作于甄夫人死后第二年。但它的不可信也是显而易见的，甄夫人嫁给曹丕是二十三岁，是年，曹植仅十三岁。不过，后人为作品附会故事，无疑要基于一个前提，那作品非常的动人。《洛神赋》是动人之作。写了一个人神相恋的悲剧，极写诗人的爱慕之情和洛神的惊艳之美。其想象的丰富，描写的细腻，文辞的华美，都非同凡响。“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这样的成语，即出自其中描摹神女的句子。

辞赋最讲究铺陈词采，词采富丽易达到，但同时又不堆砌，又创造生动形象，就非常之难了，非要有高达八斗的才气和功力了。曹植的成就不仅在此，他还将辞赋写作中的华丽又爽朗的功夫，挪用到诗的写作上，开一代新风。

汉代以来的文人写作，均以辞赋为正经体裁，诗，只是用来酬唱应和，是社交形式的一种。由曹植为代表，文人写作则一变以诗的写作为正经了。不仅如此，曹植的优秀创作，还使汉代文人仿乐府民歌的诗作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曹植是第一个有意将辞赋的对仗形式引入诗歌的，并将炼字的功夫用于诗创作。他创造了许多被后代诗人所留意和学习的名句，比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凝霜依玉除，清风飘飞阁”，其中的动词，都经过精心的锤炼。由此，曹植也开了后代诗人们在诗词上苦心推敲、精心雕琢的先河。

曹植之诗，现存的只有八十余首，大半是乐府诗，也是最优秀的部分，还有部分是游仙诗、祝颂诗，意义都不大。曹植的诗作，如果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华丽、精美。这一点合乎其兄长曹丕的文学主张：“诗赋欲丽”。

俗 人 白居易（1）

一个流传久远的故事，虽然它根本没有发生过，但因为它与白居易的名字和诗作结合得如此生动和紧密，所以仍然会流传下去。故事说，少年诗人白居易初入长安，向前辈诗人大名士顾况投呈自己的诗卷。这种行为在唐代非常盛行，被称为干谒，是一种迅速建立知名度跻身文坛和官场的有效方式。顾况听到白居易的名字，便玩笑说：长安米价很贵，居之不易呵。但是，看到白诗中有“野火烧不尽”的句子，便大为叹服，改口说：写得出这种诗文的人，居长安也容易呵，刚才不过戏言耳。后人已经考证总结，顾况与白居易没有见面的机会。就这首诗而言，虽然著名，却并不尽美。全诗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凄凄满别情。”五六两句是同义反复，犯了“合掌”的毛病。七八两句是点出送别的主题，单取前四句，应该是一首极好的五绝。以后面的意思推断，“枯荣”“野火“春风”是安慰鼓励，被送的或者是个不第的文人不如意的公子。但是，因为“野火”“春风”两句本身具有的广大的包容性，蕴涵顽强生机、坚韧意志，等等象征意义，便具独立的超越性的传诵价值。

使白居易确立其文学史地位的，是他的诗歌理念和诗歌实践上的通俗与艳丽。

白居易分自己的诗为四大类：讽喻诗、闲适诗和感伤诗，以及杂律诗。杂律诗是以体裁分，依照诗作的内容，完全可以纳入到前三类中间去。讽喻诗，是批判现实的社会题材的诗，是表达他的“兼济之志”的，是期望干预生活的作品，最能体现白居易的诗歌理想。总括他的文学思想，就是他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讽喻诗代表作有《秦中吟》十首一组，和《新乐府》五十首更大一组。“新乐府”以杜甫为渊源，以中唐诗人张籍、王建为先声，因李绅作《新题乐府二十首》而命名。白居易最要好的诗友元稹步李绅的韵唱和二十首，白居易又响应元稹作五十首，李绅之作已失传，元稹之作眼高手低，而以白居易的诗作最为成熟，所以白居易便是这场运动的统领者。白自称他的《新乐府》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五十首诗作，一首批判一事物，展现了广大的现实，痛诋贫富不均和诸般社会不公。唯恐人们不明晰其诗的用意，白居易务必在每首诗中点明主题，“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其中的名作，中学课本必选的《卖炭翁》是“苦宫市也”；《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红线毯》，是“忧农桑之费”，讥讽地方官横掠民脂进奉皇帝，“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这样的批判尚属温和，《杜陵叟》中就比较激烈了：“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白居易现存诗有近三千首，为唐代第一高产诗人。但其中，他最为看重的讽喻诗不过一百七十余首，比较集中地写于唐宪宗元和初年(公元805至815年之间)。其时他刚刚在中央政府任职，怀有高涨的政治热情，曾一度写下七十五篇政治议论文(《策林》)，畅论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元和十年，某节度使遣贼刺杀宰相，白居易以为是有书籍以来之“国辱”，上书请求捕贼，朝内大臣告他越职行事，白居易被贬官江州司马。事件本身只是表面的理由，其实的祸根源于白居易的讽喻诗，那些诗早已触怒朝中权贵。被贬官的白居易，由此便熄灭了他的政治热情，虽然此后，他还写有《与元九书》总结他的文学理念，在杭州太守任上修西湖大堤，在苏州赢得“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的人民热爱，在洛阳不免作“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的兴叹，但讽喻诗是不大写了。后来，虽然有机会回到中央任职，他也宁愿做地方官，把这种路向作为一条隐逸之路贯彻下去，直到晚年与香山僧人结香火社，出钱修寺，以佛了了。于是闲适诗成为其诗作的最大宗。

俗 人 白居易（2）

闲适诗，白居易定义为“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这种表达“独善其身”主题的诗，是除讽喻诗之外白居易自我肯定的另一类。白居易平生很推崇陶潜，在江州做官时曾专门访问过陶的故居，有《访陶公旧宅》等诗，曾作《效陶潜体诗十六首》。《钱塘湖春行》是其中被经常引诵的一种。“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东湖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浅切平易的句子，轻松地勾出一个清新的春天。“迷”“没”这样的字汇虽直白，却显然经过锻炼。“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问刘十九》)，末两句脱口而来，与“新醅”“火炉”相映衬，暖意洋洋。白居易许多有情趣的小诗，都在闲适诗一档里头。但闲适诗里，好诗与平庸之作不成比例，泥沙多而珠玉少。一味的淡雅，一味的自我孤高，一味的佛老，相同的主题相类的意象，重叠复出，未免乏味。

白居易之为白居易，令他身前畅销身后不朽的，更多的是他自己不以为然的感伤诗。讽喻诗固然体现着白的追求，但其中的好诗如上面列举的也不会超过十篇。白居易很少按捺得住议论的欲望。像《卖炭翁》中将议论藏在叙事描写中，像《轻肥》以十四句写权贵的豪侈，仅以末二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作一个有力的结束。这样把握得住的时候太少了，以至在杰作《新丰折臂翁》结尾添一段主题总结，成了蛇足。更不消说许多通篇议论的用力太过之作了。白居易也知道自己毛病所在：“理太周”“意在切”。其感伤诗杰作，如《长恨歌》《琵琶行》则另是一番风光了。

《新乐府》中的名作《上阳白发人》，写宫女的哀怨。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似乎就暗示了写有关于杨妃的前篇。《长恨歌》写于白居易三十五岁时，大致在《新乐府》创作稍前一点。

后世对《长恨歌》的批评焦点之一就是作者在主题上的游移，在讽刺与同情之间，在重色误国与其真挚爱情之间，的确难以取舍。最终的结果是作者从批判倾向于歌颂，从政治家倾向于人性观察家的立场。对于现代读者来说，我们欢迎作者这种取向。这种艺术取向使作品闪烁着永恒的魅力。

白居易很早就知道自己是一个畅销诗人，知道其畅销的盛况：“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无不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令他很有些哭笑不得的，居然有妓女以能背诵《长恨歌》而索要高价的事情。在人民中间流传的，不是他的讽喻诗和闲适诗，“悉不过杂诗与《长恨歌》已下耳”。白居易不知道的，是他在海外的畅销，在日本，他是最流行的中国诗人，日本的《红楼梦》——11世纪的《源氏物语》中就找得到白诗的印迹。即使在英语世界，他也比李白还要受推崇，他的晓畅明白的诗歌语汇，是造成这种风行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可以让白居易觉得安慰吧。

如果仅以通俗论，白居易还俗不过他传说中的老师顾况。顾况的《杜秀才画立走水牛歌》，有“昆仑儿，骑白象，时时锁着狮子项”、“八十老婆拍手笑，妒他织女嫁牵牛”的大白话。

不过“元浅白俗”的帽子，还是落在他头上。毕竟他是更著名的通俗诗人。

不朽的方法 李 煜（1）

唐朝覆亡到宋朝立国的半个多世纪，被称为五代十国时期。五代是北方五个交替出现的短命朝代，十国则是南方十个交错或并存的小国。这时期的两个文学中心都在南方，分别是四川蜀国的花间词派作家们和江南唐国的两代国主及其一位宰相创造形成的。而后者的成就更加辉煌和不朽。

南唐王国，从立国到灭亡不过三十八年，三代国主执政。第一代李昪、二代李璟，末代李煜。就政治成绩而言，是一代不如一代，就文学成绩而言，是一代更比一代强。李昪算是开国皇帝。李璟在位一十九年，即位之初，尚有拓土的政绩，国土由二十八州扩大为三十五州，但到了９５５年，却迫于后周帝国的侵蚀，丢失江北土地并向周世宗（柴荣）称臣，自动取消了帝号，称南唐国主。李煜时，更是年年向宋王朝交钱纳贡，听任宋朝压制，降称江南国主，改变朝服，降封子弟。终于到宋将曹彬攻陷江陵，李煜率臣子肉袒出降。９７６年，李煜白衣纱帽抵达东京，受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改封他为陇西郡公。978年，赵光义赐牵机药毒毙李煜。是年，李煜四十二岁。

李璟本是一个“天性儒雅，素昧威武”但“多才多艺，好读书”“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风骚”的人。现留存的作品有一首七律，一首不完整的七古和一些断句以及最重要的四首词，仅仅依靠这么一点文字，就足以使他在文学史上占一不朽的位子。李煜流传下来的诗见于《全唐诗》中有十八首，并断句三十二句，留下来的词有四十余首，较为可靠的有三十多首。依靠这三十多首词，李煜成为中国词史上的第一座高峰。

冯延已存世的作品比较可靠的也有近百首词，比李璟、李煜加在一起还要多。冯是南唐另一位优秀作家，李璟的宰相。冯的作品也大多写男女之情，但比花间词派作家写得疏朗清丽一些，并且发现了一些超越于艳情之上的永恒的人生感伤，写法也偏于凄清雅美，异于花间诗人的浓艳温软。王国维说他“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晏殊、张先、欧阳修都学过冯词。欧阳修的《浣溪沙》有名句“绿杨楼外出秋千”，“出”字犹妙，出处即是冯的“柳外秋千出画墙”，欧句更工丽罢了。冯还有一句名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李璟曾与之调侃道：“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冯回答：“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小楼”语出自李璟的《浣溪沙》，是其词作中最出色的一首。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鸡塞”是鸡鹿塞，即今陕西横山县西，见于《汉书·匈奴传》，在这里代表边塞、远方。“细雨”“小楼”一联，写出了离人的绵绵愁思，一派凄冷幽美，历来为人传诵。王国维独断起首二句更佳，并感叹“解人正不易得”。“菡萏”即是荷花。荷花香尽，绿波中荷叶凋残，所以“西风愁起”，无香可吹拂发散。这是将“情语”熔到“景语”中的写法。接下来便是“韶光憔悴不堪看”，这种关于时光不再的悲叹是更永恒的人生感伤，所以境界深远得多。

如果说李璟对时光流逝的感叹还比较宽泛和淡远，那么李煜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则寄托着更深刻更直接更浓重的国家兴亡的悲怆。李璟虽然有“不堪看”的心态，到底还是看着时光在感叹。李煜已经不敢面对，时时逃避却又无从逃避，因为时光的消息总是不依不饶地拥入他眼中心中。李璟尚为中主，李煜却终于是亡国之君无以自拔了。李煜心里已拿定了“独自莫凭栏”的主意，因为“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可是“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他闭上眼睛也听得见。可是“小楼昨夜又东风”，东风照样送来时光的消息。李煜恨不得要时光作一个立定，但是，“春花秋月何时了”终究不了，所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些沉痛，我们根本不必拟入一个亡国之君的圈套也有会心会意的感动，因为怀恋昔日美好时光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不同的是，通常我们的怀旧是执著于一段较平凡的温暖时光，我们的怀旧是系于一片较具体较狭窄的土地，李煜的怀乡和怀旧，却是一团非凡的繁华光景，一片偌大的土地。“四十年家国，三千里江山”毕竟是不容易放得下的。李煜的沧桑之大，所以感慨遂深，所以才有“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的不朽成绩。

不朽的方法 李 煜（2）

王国维说，“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这种长处，大概就在于“深宫之中”“妇人之手”这样的环境，营养出李煜的细腻敏感，即思维的敏锐度。后来由帝王陡降为囚徒的巨大落差，又为李煜提供了思维的厚度。思想感受的锐度和厚度的累积，才终于成就了一个杰出的作家。这一切，还不是全部的答案所在。

并不是所有经历亡国之痛的帝王都可以有这样杰出的文学成就。另一个后主，刘备的傻兮兮的儿子刘禅刘阿斗，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乐不思蜀”的令人笑骂的故事。不过，刘后主是一位精明过人的现实主义者也说不定，否则怎么居然可以苟全性命于乱世。陈朝后主陈叔宝、北宋的徽宗赵佶，都兼有亡国之恨和文学素养之精深，却都没有这样的文学成绩。宋徽宗有一篇《燕山亭·北行见杏花》写被掳北去之路的遥迢之苦。描画并不精彩，意脉尤不连贯，在杏花之美到风雨凋零的愁苦之间生硬组接，甚至句式都有些拗折。放过这些不提，也如王国维先生所说“不过自道身世之戚耳”，没有向大处落墨的手眼。总之，要紧的还在于才性禀赋和心中的境界。

一个作家所以成为他本人，我们永远无法作出最彻底的解读，只有他的作品，可以由得我们拆解分析。李煜的《一斛珠》写他的正妻大周后，《菩萨蛮》写小周后，《玉楼春》写年轻的帝皇李煜，《破阵子》写中年亡国的李煜。通常我们熟悉的李煜之词都是直吐兴亡之叹，景语被情语笼罩，景物不过为抒情做一点依托，感情的奔泄才是光彩之处。比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不过铺垫着“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如许深愁。这几首词则可以看出李煜的另一种白描功夫。

《一斛珠》从晨妆写起，伊人涂了口红，轻露舌尖润了嘴唇，张开小口唱歌，唱完了歌喝了酒，酒沾了罗袖污了口，酒喝多了就娇困地靠在绣床上，“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绒，笑向檀郎唾”。笔墨很经济，集中特写女性唇吻的动作，便勾画出调情撒娇的闺房之乐。《菩萨蛮》写大周后的妹妹小周后，与李煜的幽会。“花明月黯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淡月迷雾之夜，一个赤脚跑出来偷情的少女，她的羞怯和火热，全在白描中出来了。《玉楼春》写宫娥鱼贯，凤箫吹，霓裳舞，甚至风飘香屑，都不过渲染了通常的宫中风景，独有末两句“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描写之中透出少年皇帝风流清雅的情趣，于浓艳中另外枝生一种格局。李煜不仅为骑马踏月，不准点燃红烛，而且亲自设计，以销金红罗罩壁，绿钿刷隔眼，外种梅花，内悬大宝珠之类，是一个格外留心居室环境讲究情调氛围的雅人。雅人也难免有狼狈时刻：“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这是将亡国之慨隐藏在一副画面之后了。这首《破阵子》的收束是在一个特写镜头里，起首却是从广角镜开始的：“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琼枝玉树作烟萝。”这是大场面大手笔，但是“几曾识干戈”？到底是一个文弱君王。所以，苏轼批评李煜不该挥泪对宫娥，听教坊离曲，“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这样正大凛然的要求，也太难为李煜了。至少李煜没有伪装自己，他尚有一个“真”。

因为李煜擅用白描，后人觉得李煜词近于赋体，长于直陈其事，不用比兴。实际上，比兴亦是李煜之长。“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是暗比，“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是明喻。“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是烦乱心绪的象征，也是“兴”。李煜的文学技术成熟，思想经历沧桑，加上帝皇的格局和文学天才的手眼，终于成就了一个不灭的亡国之君。李清照说李煜词是“亡国之言哀以思”，这一点尚不足以不朽，是亡国之思深且长，才所以不朽。

半山情结 王安石（1）

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所以称为王临川。但自他十六岁起随父亲赴任江宁，江宁便成为第二故乡。王的父亲与王本人都数次居官江宁，并且均终老江宁。江宁即南京。王安石晚年退居南京钟山的谢公墩，该地距钟山和南京城各半，所以又称为半山。考究一番王安石的生平，“半山”似乎是一种隐喻和象征。一端是王曾达到的政治巅峰，一端是王筑垒的文学之城。半山老人在中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学历史中都有非凡的烙印。

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同时拥有政治热情和文学热情，所谓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达，便要去做官，去从政，治国平天下；退，则要修身齐家，著书立说。相形之下，政治冲动要比文学冲动更充沛更强烈。王安石自不例外，而且因为个性的倔强执著，坚毅果敢，政治第一的色彩尤其浓重。三十岁时，他过绍兴登飞来山古塔，曾赋诗抒怀，诗云“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与总是徒怀壮志的其他中国文人不同，他最终达到了官僚政制中的最高阶级，数度出任通常称为宰相、宋朝名为同平章事的政府最高行政长官，并且主持设计国家的政制特别是财政金融制度。早年，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曾赠诗比拟他为李白、韩愈，他则答诗：“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他死二十年后，竟然真为朝廷追赠，配享孔庙，与孔子、孟子一并被祭祀。他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治设计，成为北宋中后期搅动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的风波中心，并且成为今天历史学家纷争不休的重要话题。

但是，概括来说，他个人的政治生涯是以失败至少是严重受挫而告终的。他曾被罢免宰相职务，虽在不到一年内又复出，但经过一年又九个月的任职后，他最终辞去这个高位，彻底离开了中枢机构，以外任地方官而退居二线。在晚年生活中，他曾再次拒绝了宰相的任命。他的政治改革方案也数起数落，在1085年被彻底废除，忧愤成疾的王安石于第二年含恨以殁。像中国官僚政治无数次挫败文人的政治冲动并由此推动着文学杰作的诞生一样，失败的政治生涯也为王安石创造了文学良机。王安石晚年退居江宁的文学创造特别是诗歌创造，这其中又以绝句创造为主，诞生了一批精美的篇章。

在王的早年，甚至在他出任宰相许多年前，担任地方官时，文学成绩和名气就已经很盛大了，受过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梅尧臣等高官文人的宣扬和推荐。王的《明妃曲二首》曾在文坛制造了轰动，引起了许多文化名人的唱和之诗。欧阳修一人就有《明妃曲和王介甫》《再和明妃曲》两篇。王安石有一批回顾历史人物的诗作，如《范增》、《张良》、《商鞅》、《杜甫画像》，总是独具手眼，总是有个人意见去笼罩往古关怀今生，立意高远而新鲜。《明妃曲》亦是，录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角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著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这首诗的新鲜，至少有两点：一、佳人之美，是丹青手无从描画的，虽然惹得“君王不自持”，但是确实“枉杀毛延寿”；二、昭君固然凄然出塞，怀念故国是注定的，但并不留恋汉帝的君恩。汉武帝就有过冷落幽闭阿娇的先例，所以“人生失意无南北”。特别是第二点，一扫历代文人对昭君心态的想当然，自有创见。王本人怀才不遇的意态也自然浮出字面。全诗有形象的细部描画，但诗眼所在却是议论点染出来的。说到宋诗，通常少不了编派“议论”的不是。但“议论”本身并无是非，关键还要看具体的议论是否自然而然，是否新鲜洋溢。所谓境由心生，诗情也罢画意也罢，都取决于心，心中的“思”和“想”。“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议论，又是诗之绝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全篇都是议论，也是古今绝响。“用典”也是一样的道理。

半山情结 王安石（2）

宋朝前后三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比较奇特的大时代。大宋以重文轻武著称，武人会夺权覆国，所以莫须有之罪也可以杀头。文人只是议论，纸上谈兵，虽然犯上也要发配充军，但杀头的事是罕有的。宋三百年是文人阶级的理想年代，至少是相对得意得很的时代。官方也提倡议论，文官考试极重视“策论”，议论得好，便可以做官。文人们便议论不休，顺便也议论到诗里头。议论还要有本钱，本钱一是才气，二是学识。才气何时何代不有，学识，在宋代是尤其普遍的发达。教育体系的健全，出版业的兴旺，都在造就博识。王安石又是极其博识的一个，连他的敌人都承认他“博极群书”。他也自负“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他和儿子及门人专意修订整理过《诗》、《书》、《周礼》的经文和《老子注》等先秦典籍的注疏，并将这些新版“圣经贤传”作为新学推行全国，所以，王安石有资格骂人“君辈坐不读书耳”。所以，王安石在诗中挪用典故也不可避免。

用典，至少有两种用法。搬过来生硬地用直统统地用，典故只是一词一事的代用品，这是一种。挪过来，但是按照自己的意见嵌到诗中，构成是新的，意思也是新的，这又是一种。王安石称前者为“编事”，后者为“用事”。说：“若能自出其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毕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他本人在创作中大致是做到了这个程度。

王著名的《书湖阴先生壁》是传诵得极广的一篇。“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王本人对后一联尤为得意，曾指点给来访的黄庭坚看。但这两行名句都是化用前人的句子而来。五代沈彬有“地隈一水巡城转，天约群山附郭来”，唐代许浑有“山形朝阙去，河势抱关来”。王诗将水的“抱吴来”“巡城转”改成“将绿绕”，不仅多了一层色彩的悦目，而且“绕”字更有水性，更切合水的天然意态。山的“附郭来”“朝阙去”都是臣服之态，不免猥琐，改成“送青来”则凛然堂皇，正气得多。“护田”“排闼”都取自古籍。“护田”见《汉书·西域传》的注疏，“统领保护营田”之意；“排闼”见于《汉书·樊哙传》：“先黥布反时，高帝尝病，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余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排闼”有“破门而入”的意思。我们不必知道典故的出处，却一样陶醉于山水活泼泼的动态和情态中。这便是推陈出新的好处。

“春风又绿江南岸”也是王精心锤炼的例子。在“绿”圈定之前，王尝试过“到”“过”“入”“满”等十几个字。“春风”“江南岸”之间只合一个“绿”来勾连。“绿”的活用并非自王安石起始，李白就有“东风又绿瀛洲草”的先例，但王肯向前人认输，肯终于“绿”，还是大器，而且另有创意。李白的“绿”，受者是“草”，王的“绿”，受者是“江南岸”。这一个“绿”中已含了“春草”“垂柳”在里头。因此，王的“绿”要比李白有一个跳跃。色彩字汇里含景物代景物，是王屡用的方法。如“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鸭绿”代春水，“鹅黄”代嫩柳。“春草”这一形象，在历代诗歌中总是惜别的代辞。《楚辞·招隐》“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算是开头，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是“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王维《送别》是“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等等。所以“春风又绿江南岸”接下来，便是“明月何时照我还”。明月又是旅人思乡的象征。别情这一题目，就是这样顺着意识的流动合力完成的。

半山情结 王安石（3）

这首《泊京口瓜洲》是早年的即景诗。但王早年还是以怀古诗、即事诗（如《河北生民》、《叹息行》、《收盐》、《感事》）等政治性社会性题材的诗为多，晚年所写，才多是即景诗。这自然与他跟社会政治拉开一些距离有关。不过，即景未必全然是风景，时不时地，王安石的情怀也闪烁出来跳荡出来。比方《北陂杏花》：“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又是“论”在其中了。所以，后人在欣赏其“意蕴幽远”“雅丽精绝”“舒闲容与”一面，也留意到其“覃深精奥”“深婉不迫”的一面，留意到他的“拂云豪逸之气，屏荡老健之节”。王到底不脱政治家的意气。

王的晚年之作，在诗界影响最为深远。后人称为“王荆公体”、“半山诗”。半山诗都是绝句。绝句可以不讲对仗，但半山老人却有许多对仗精妙的句子，如“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背人照影无穷柳，隔屋吹香并是梅”、“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等。他在绝句上的锻炼之功，很像杜甫晚年在绝句上的用力。王安石是宋代第一个大力弘扬杜甫的人，他编过《四家诗选》，以杜甫为第一，李白置末。编过《老杜诗后集》。杜甫的“读书破万卷”的修养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刻意，文学家的王安石都有深度的继承和发扬，杜甫对民生疾苦国家政治的汲汲关切，不用说，政治家的王安石也是光大着的。

流放者的归来 苏 轼（1）

清理清理中国文学家的阶级成分，会发现，充满了政治失意分子。或者是流配的罪犯，或者是罢官的退休者、辞官的隐居者，或者是从政根本就不遂者，或者是亡国之君，或者是下层社会的漂泊者。其中，流放者是比较集中的一支，屈原、柳宗元、刘禹锡、苏东坡，等等，都是在此一编的。苏东坡是最著名的流放者，创造了不少纪录：他是宋代第一个被流放到大庾岭以南的配犯，更不用说最后远至海南岛的遥迢了；他是宋代第一桩文字狱的受害者，作为“乌台诗案”的主犯，是因诗中触犯“新法”而被囚禁和流放。

苏轼总结自己的一生，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两度发配三地流徙的流放生涯，前后加起来有近十年之久。苏轼一直是一个以达观超脱著称的人物，但这么长久的流放无疑仍在他的思想和文学中刻下了许多永远的印记。流放期作品，大多可列入最优秀的苏轼之作行列里。《东坡海外集》收录了苏轼在广东(惠州)和海南(儋州)两地的流放之作，其诗达到了圆熟的境地，其精神最为温暖平和，一百二十四首唱和陶潜诗可以列为代表。湖北黄州时期，诞生了最著名的词《浪淘沙·大江东去》，最著名的小品《记承天寺夜游》，最著名的抒情短赋《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

苏轼陪客两游赤壁，前后不过三个月，有“前赋”有“后赋”，同题之下并为名篇，其中确是各有千秋。前赋写初秋之境，“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波接天”；后赋写晚秋之景，“霜露既降，木叶尽脱”“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前赋之游，以咏诗吹箫为内容；后赋之游，以登山为始以放舟为终。前赋以议论为文中主体，后赋以画景为主体。后赋画景，写苏轼独自登山长啸，感觉“悄然而悲”“肃然而悲”，三人同舟，感觉江流的寂寥，思情都在景物中。前赋议论则意气风发。客人怅然于天地不变，长江无穷，人生短暂。东坡虽在流放中却能从大处看世界，说：以变化看世界，天地万物一瞬间都不同；以不变看世界，明月还是那明月，江流还是那江流。万物各自有主，唯山间明月江上清风，我们可以共享，而且，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这种恢弘的人生感想最能感动人。以个人偏好论，我宁取前赋为上选。两篇都有感伤情调，后赋的感伤只能以孤鹤入梦的缥缈来冲淡，前赋的感伤则为放达的思想所化解，一变为真心欢笑。“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籍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这样的结尾何等天然和绝妙，写出了人在山水中的恣肆和放松，写出了山水本色和人的本色。《记承天寺夜游》虽短，也是同样姿色。先记年月日，欲睡见月，起身到承天寺找朋友散步。正文不过三十余字：“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就此打住。真正应了东坡自我的总结，他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如是而已。苏文，尤其是他的小品，那些题跋、札记、尺牍，都是这样简约从容，颇类《世说新语》的文风。看起来都是片断，没有天头地尾的端正，却是天然的完整。这部分的苏东坡，其后影响了明代的公安竟陵两派，影响了张岱、袁枚、郑板桥。袁宏道说：“东坡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这是深知东坡者的说法，小文的好处，就在辞达而已。

辞达，在孔子那里是一个基本的文学标准，在苏轼这里则是最高准则。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辞达，不是简陋，干巴巴，有可达之意，自然有能达之辞(表述清晰的文章)。文采之类，都在你要表述的意思里，用不着额外用力。苏轼本人有这份自信，也确有实绩摆在那里。

流放者的归来 苏 轼（2）

所谓“韩潮苏海”，是说韩愈文章像大潮，苏轼文章如大海。苏文当然并不都是恬淡小品，也有高头讲章。东坡做过“翰林学士知制诰”，一个草拟圣旨的工作。苏文全集中收了东坡拟就的八百道圣旨，这些东西虽有可观的研究价值，到底是政府文件一类。东坡另有一类属于传统散文范畴，这里面包括策论、史论。议论政治和议论历史基本上是一回事，只是前者有一些针对性，靠现实近一些，后者距现实稍远一些。苏轼搬弄历史很有个人技巧，不乏真知灼见，也不乏书生之见。比方《商鞅论》中以为商鞅变法祸国殃民，比方《武侯论》建议孔明出资数万金离间魏国君臣，准可以大功告成。东坡很能在史论中随机生发，翻案出新，这一点对于应付科举考试很有帮助。宋代考生中已经流传这样的口号：“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肉羹”。苏东坡与吃似乎有莫大联系。

苏东坡在黄州流放期间，功绩之一是兴办了东坡农场，有十亩地。东坡在黄州的职位是团练副使，无权签署公事，不能在文件上签字，官卑职小薪水少，种地是养家糊口。黄州时期虽然艰辛，也不到饥寒交迫的地步。黄州猪肉奇贱，东坡乘机发明了“东坡肉”之烹调术，是他流芳百世的又一项成就。东坡诗中，总有一些从旁人不经意处转到吃这一题目的段子。《游博罗香积寺》一诗，他从山下溪水想到水力转动碓磨，由碓磨想到雪一般飘落的面粉，由面粉想到有十字裂纹的蒸饼的芳香。《惠崇春江晓景》一诗，由赏画可以跳到品吃。“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除一个“暖”字是个人发现，其余尚属于看图说话的写实。“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便是美食家的嘴脸了，是由写实到写意了。画上有蒌蒿和芦荻，而据《本草纲目》“河豚宜与蒌蒿芦笋同煮”，东坡便“想落天外”了。其他诸如“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春畦雨过罗纨腻，夏垅风来饼饵香”，“吃句”颇不少矣。这都是东坡想象丰富的一类例证，是其天赋诗才的一解。

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东坡诗的大特色就是善喻，以至博喻。《百步洪》一诗中四句连用七种形象比喻水势飞溅之态，是最著名的例子。“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是又一例。东坡本人也很得意于这一意绪的首创，曾再三使用，如“西湖真西子”(《次韵刘景文登介亭》)，“只有西湖似西子”(《次韵答马中玉》)，“西湖虽小亦西子”(《再次韵德麟新开西湖》)，都不如前篇好。因为这一妙喻之好，精神全在“浓妆淡抹总相宜”的发挥上。这一佳句，是起于形象过渡于议论又终于形象的妙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则是起于形象，终于议论的妙理。同样是写意的句子，后者却在总揽庐山形象之上，额外多一层人生义理，意思更阔大，适用更普泛，已经积淀为成语之一种。“雪泥鸿爪”也是东坡诗贡献的成语，蓝本见《和子由渑池怀书》，“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写出了人生的来去无定不由自主，却用一种超脱的意识去总揽和提升。到黄州时期的“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则更加达观，更加意境恣放，更加“撒手游行”。

东坡的又一文学公式，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本人确是经常做到了，用“新意”来激荡法度，用“妙理”来统率豪放。有新意即因为有妙理，有妙理必然出新意。妙理附着于形象，便是妙喻。妙喻可以超越形象，便是妙理。所以，议论于诗并不可怕，要紧的是看你如何议论。

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正是欧阳修在当年的进士考试中录取了他。苏轼又是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苏门弟子是当时文坛的中坚力量。黄庭坚开创的江西诗派是整个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同样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以其感伤凄清的词作自成一家，在中国词史上占据重要一席。但是，他们的文学成就终究无法与苏轼相比。这一点上，苏轼比照欧阳修稍逊一筹，欧阳修拥有一个他这样的伟大学生，而苏轼没有。

流放者的归来 苏 轼（3）

以个人创作成就而言，苏轼的影响比欧阳修更深厚更广大，无论诗、书、画、文、词，均在生前就创造了巨大的成功和轰动影响。苏词，是其中最不可慢待的一个项目。

东坡是词史上划时代的人物，“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东坡把花间派词人和柳永都变成跟班走卒了。是赞语难免就高亢一些。不过，词到了东坡手里确是面目一新。首先是题材的拓展，东坡是无事不可以入诗无事不可以入文，同样无事不可以入词，无论山水田园、怀古感今、咏物纪事，尽挪入词中畅达之，绝不拘束在男女情离别苦的传统题目里。其次还是境界和气象的开阔。这还是手眼问题。是胸有朝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是思想的追光，光芒所及，精神毕现。

东坡也写艳词。“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敧枕钗横鬓乱。”写五代后蜀后主孟昶与妃子花蕊夫人事，写浓情却不用浓艳笔墨。下阕从房内转入庭院，写偕行纳凉，看满天星河。结尾却是，“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归结到感叹时光流逝上来，从情理跳到哲理上了。这又是一个文人最常感怀的题目，东坡最能看得开，“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种达观，不是强作出来的自我安慰，而是将感伤的情思和解脱的快乐一并在心间放得下的从容。苏轼作密州太守时，同期写过两篇《江城子》，一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是悼念亡妻之作。一是记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刚大之气和缠绵之情，都可以在一个东坡胸中酿就，奔涌出来。

东坡一生起伏跌宕之大，是有理由无比愁苦痛不欲生的，但他却能够“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流放黄州，在最具代表性的《念奴娇》中也保持了“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的洒脱。困居海南之岛，他也有“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的放达。

东坡，不仅在文学表现中，而且在身体力行中，打通了儒、释、道三家门户，成为中国文化的典范形象，因而受到了历代几乎全体中国人的衷心热爱。他的著作，也受到爱不释手的广泛阅读。

1101年，这个著名的流放者于重归大陆后的第二年病逝于常州。

千般焙炼一种风情 西厢记（1）

元稹是白居易最要好的文学同志，同是“新乐府”运动的发起人和通俗诗派的代表。但是，在诗歌实践中，元稹的表现却不那么令人满意。无论是社会性的讽喻诗，还是个人感伤性的长篇排律，他的艺术水准都较白居易差了一个半个等级。为他制造名气的是他的言情诗。他的艳丽小诗不仅在民间流传，而且被宫廷内传唱，令他有“元才子”的称号。最令我们感动的是他的悼亡诗，在《元氏长庆集》中有一卷之多。其中《遣悲怀三首》最缠绵哀婉，之一云：“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此诗伤悼的是他第一位夫人韦氏。韦夫人与元稹共度他未入官场前的艰难岁月，是一位东方色彩的糟糠之妻，但是富才思。第二位元夫人裴柔之，也是同样的聪明能诗文。但是在元稹心目中最萦怀不去的，恐怕还是崔莺莺小姐。他写有一篇三千字的散文《会真记》，记述一位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奇遇。张生有一首《会真诗》抒写自己的艳情，元稹于是和了一篇《续会真诗》。实际上，《续会真诗》就是《会真诗》，因为张生就是元稹本人，旁人及后人找到了许多证据证实了这一点。元稹的许多诗行中有西厢情怀，《春晓》是其中一首，诗云：“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娃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

元稹由此为中国文学史作出了一份巨大的贡献，向言情经典《西厢记》提供了最原始的蓝本。

《莺莺传》之后，宋代的秦观、毛滂用《调笑令》、赵令畤用《商调·蝶恋花》鼓子词，都歌咏过崔张故事，但在内容上基本没有发展。以赵的鼓子词为例，赵只是将元稹的散文截为十章，每章之下，配合以唱词。词只是对本章情节发一点感慨咏叹，创作表演的重心都在曲词的“唱”上，散文故事是“说”出来的，只是唱的背景资料，所以鼓子词对故事没有贡献。金代董解元的《诸宫调西厢记》则猛进了一大步。

《莺莺传》三千余字，董《西厢》则扩充至五万余字。人物、情节都发展得很充分了。

“诸宫调”的“诸”字，是指用了多种曲调来联合咏唱一个故事。《诸宫调西厢记》用了十四种宫调的一百九十三套组曲。诸宫调相传是北宋民间艺人孔三传所创。在他之前的一般说唱，都限制在一种宫调之内，有人打破了这种限制，逐渐吸收了唐宋词、唐宋大曲，宋初赚词的“缠令”和当时流行的俗曲，组成套曲，用多种宫调演唱。孔三传是最早说唱“诸宫调”的著名艺人，这份发明创造的荣誉，便归在他名下了。“诸宫调”产生于北方，随宋室南渡，也传到了南方，所以有南北“诸宫调”之分。南调以笛子伴奏，北调则是琵琶和筝。董《西厢》是北诸宫调，所以又称《西厢■弹词》或《弦索西厢》。

王实甫的《西厢记》承袭《弦索西厢》，是对这个经典故事的总结和完成。王《西厢》曲文之美是众所周知的，读起来余香满口。但是在《弦索西厢》里已经有许多甚至更美更入情入理的曲文。如《长亭送别》一折，董词是“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王词是“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霜林是红色的，“血”自然比“泪”更贴切也更有力些。董词有“且休上马，苦无多泪与君垂，此际情绪你争知”；王词是“阁泪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欲哭无泪，要比不敢落泪深刻得多。不过，就全本而言，王《西厢》还是更工稳华丽一些。故事的情节，董《西厢》也都完成了，但是有些枝蔓，张生两度自杀两度做梦，厮杀场面过重、过长。王《西厢》有删减，也有增加，尤其是增加了红娘的戏份。红娘在董《西厢》尚不够活跃，在王《西厢》中成了戏胆。王《西厢》还有统一之功，将人物的言行为性格完全统一，比方董《西厢》中，张生赶考不是因老夫人的逼迫，是张生本人原有的生活计划，不得不行；张生听说郑恒骗婚，忽而要自杀，忽而又不忍：与故相之子“争一妇人，似涉非礼”；莺莺又曾骂张生“淫滥如猪狗”。这些情节和细节均大失分寸，有悖人物身份性格。当然，最根本的区别，“王《西厢》”是代言体杂剧，“董《西厢》”是叙述体，人物说话前还缀着“道”的提示。人物说话是叙述者(演唱者)叙述出来的说话，到底不是戏剧。

千般焙炼一种风情 西厢记（2）

《西厢》一剧十来个人物，人人都对西厢爱情有所贡献，长老法本、莽和尚惠明(《弦索西厢》的法聪)、白马将军都放过不必说，叛乱将军孙飞虎也有贡献，正因为他的叛乱和抢劫，才为崔张的姻缘提供了大好机会；老夫人固然是爱情敌人，也有贡献，恰因为“赖婚”之后允诺张生搬入居住，才为张生与莺莺小姐的最终合好创造了实地环境。张生、莺莺、红娘是主要当事人，他们交错推动着爱情的进程。张生对莺莺一见钟情，口不择言，首先遭到红娘的抢白；张生吟诗，莺莺隔墙唱和；老夫人赖婚之后，红娘便是最积极的爱情推动者；莺莺先是酬简与张生相约，然后又“赖简”批判张生；张生于绝望中染病。山穷水尽之时，莺莺又来赴约，成为爱情的最终完成者。在崔张爱情历程中，每当无力发展时，便有人有事来推动，每当爱情将趋合好时，又会有人有事来打断。于是，这出戏波澜起伏，迂回曲折，煞是好看。

《西厢》的故事并不复杂，能够成为一大经典，关键是全剧能够深入体察把握人物心理，特别是莺莺的感情脉络变化。由此将内在心理冲突与外在事件冲突结合起来，制造了有力的戏剧冲突和戏剧情境，由此才达至不朽。

作为言情经典的《西厢》，其影响力贯穿此后的中国人文历史，至少成为《牡丹亭》中杜丽娘、柳梦梅和《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参考范本。宝黛不留神之间就会把“西厢”中的美文当作语录使用起来。

在《西厢》创作体系中，还有宋官本杂剧《莺莺六幺》、金院本《红娘子》、南戏《张珙西厢记》，可惜，至今已经看不到除题目之外的全貌了。

《会真记》，写于公元9世纪，王《西厢》作于公元14世纪，经过近五百年的许多次焙炼，才有一部完美的《西厢》，歌唱着“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谁家的散曲 全元散曲简编（1）

《全唐诗》是清康熙时彭定求等编纂，出版于18世纪初。《全宋词》是今人唐圭璋先生编纂的，初版于民国时期的1940年，二版修订于1965年，三版续订于1979年。《全元散曲》则是今人隋树森先生编纂，初版于1964年。就规模而言，《全唐诗》收诗人二千二百余人，收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全宋词》收词人一千三百三十余家，词作一万九千九百余首，残篇五百三十余首；《全元散曲》则收作家二百一十三人，无名氏若干人，小令收三千八百三十五首，散套四百五十七篇，规模小多了。不过唐有二百七十六年历史，宋亦有三百二十年，元一代不过八十七年。这算是一个理由。而且，即使这样一个规模，对于普通的读者，《全元散曲》也很可观了。比较理想的读本是隋先生另行编订的《全元散曲简编》，收小令一千零八十首，散套一百二十四篇。从这里已经足以一览元人散曲的风貌。《全唐诗》《全宋词》亦只是研究者的资料库，不是正常的阅读文本。

在中国，元曲虽然也是一代里程碑式的诗体，但其阅读率绝对地比唐诗、宋词要低得多。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一部分在元曲本身的创作实绩，一部分在元曲的传播流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和干扰。元曲很少有专门的创作家，它的创作集团，部分是官宦阶级，部分是杂剧作家，散曲或是他们的业余制作，或是附带创作。由是，就很少有专门的散曲个人专集出来。元后期散曲作家张可久(字小山)算是专业化最强的一个，全力创作散曲，著有《今乐府》、《苏堤渔唱》、《吴盐》、《新乐府》四种，近人辑为《小山乐府》六卷，收小令七百五十一首，套数七套，是元曲第一高产作家。与他同期的作家，成绩比较接近的是乔吉，有《梦符散曲》，收小令二百零九首，套数十一套。前期作家，作品存量最多的是马致远，后人为他辑过一本《东篱乐府》，收小令一百零四首，套数十七套。

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是元曲中传播率最惊人的一篇，受过文字启蒙教育的中国人大致都熟悉它。“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确如王国维先生所说，“深得唐人绝句妙境”。它更类似诗中的绝句，与元曲流溢鲜活泼辣的口语、常添加额外衬字等质朴的民间风格，已经有所不同。关于《秋思》的著作权还有一点争议，元代盛如梓在其《庶斋老学丛谈》中说《秋思》是无名氏“沙漠小词”三阕之一；同是元代的周德清则在《中原音韵》中肯定是马致远所作，并誉为“秋思之祖”。放过这篇有一点小小疑问的短章不说，马致远还有许多杰出的曲作，他另有一首《秋思》，不过采用的曲牌是《双调·夜行船》，上引的《秋思》用的是《越调》，是一篇小令。《夜行船·秋思》则是一篇套曲，用同一宫调的六支曲子连缀而成，洋洋洒洒地抒写隐逸山林、诗酒啸傲的情趣，嘲弄名利纷争的无聊。其中第六支曲文最精彩最为人传诵。“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与名利场这种可憎可厌画面相对应的，则是一派悠然怡人的金秋妙境：“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时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人问我，顽童记者：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北海乃孔家子孙，东汉孔融。“东篱”是马致远的号，他是陶渊明的崇拜者。上面的篇章虽好，还尽是文人嘴脸，马致远还有一篇《般涉调·耍孩儿·借马》，写一个爱马若狂的乡农，纯用这个吝啬者的口吻，写他不肯借马出去又不得不借，于是只好再三再四地叮咛嘱咐，从马的吃喝拉撒用一路絮叨下来，直到“两泪双垂”，极是诙谐生动。与这篇风格相近可以媲美的是睢景臣的套曲《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扬州人睢景臣是张可久、乔吉时代的作家，《高祖还乡》是参加一次沙龙比赛的成果。钟嗣成在其记录元一代杂剧散曲家事迹的《录鬼簿》上说：“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唯公(睢景臣)《哨遍》制作新奇，诸公皆出其下。”它的新奇，就在于别出心裁地选取了一个乡农的视角来写威加海内的汉高祖衣锦还乡的盛典，就如同用一个孩子的眼睛看皇帝的新衣，自然就不同凡响。先写社长挨门告示、乡邻里乱忙，再写皇帝的仪仗：“……一面旗鸡学舞(这应该是凤)，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葫芦(这应该是龙)。”“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蹬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衣服!”皇帝的车来了，“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终于抬头看清了那大汉，“险些气破我胸脯”，“你须身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还“少我的钱”“欠我的粟”，“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作汉高祖!”至此作了精彩的喜剧性结束。真是妙想天成。

谁家的散曲 全元散曲简编（2）

要论曲文的滑稽佻达，一定要说道王鼎王和卿，他是关汉卿的要好朋友。虽然官做到学士，但是生性无忌，作品俳谐俚俗，玩世不恭，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白发三千丈”已经够惊人的了，王学士的《仙吕·醉中天·咏大蝴蝶》则更加大胆，“弹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一个空。难道风流种?吓杀寻芳的蜜蜂。轻轻地飞动，把卖花人搧过桥东。”除了咏蝴蝶本身，这支曲还有调侃风流浪子的意思。在元曲中，男女风情和山林隐逸是突出的两大题材。

关汉卿是一位写情圣手，在杂剧上是，在散曲上亦是。“自送别，心难舍，一点相思几时绝?凭栏袖拂杨花雪。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南吕四块玉·别情》) 。这是凄婉的幽怨；“碧纱窗外静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骂了个负心回转身。虽是我话儿嗔，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一半儿·题情》) 。这是鲜活的俏骂。写过《墙头马上》和《梧桐雨》的杂剧家白朴，自然也颇得言情之真谛。看他的小令《阳春曲·题情》：“笑将红袖遮银烛，不放才郎夜看书，相偎相抱取欢娱。只不过迭应举，及第待何如?”有意放了社会性的丝缕在情场里，反写出爱情第一主义。马致远的言情曲也写得精巧本色，可惜没有篇幅再称引他的这一面作品。

后期元曲要以曾瑞为第一言情高手。曾瑞是北京大兴人，却南游江浙，移家杭州，淡泊功名不愿出仕。《录鬼簿》说他“神采卓异，衣冠整肃，洒然如神仙中人”，而且，“江淮之达者，岁时馈送不绝”，享有盛名。他的言情散曲以大胆奔放为显著特点，在他的作品中找得到“得遇知心，私情机密，有风声我怕谁”、“会云雨风也教休透，闲是非屁也似休偢”、“待私奔至死心无憾”这样人性猎猎的辣曲。《南吕·骂玉郎过感皇采茶歌·闺中闻杜鹃》是一篇温婉一些的杰作，写一个在“帘幕低垂，重门深闭。曲栏边，雕檐外，画楼西”的闺中少妇，恼恨“声声聒”“不如归”的杜鹃，她斥骂道：“我几曾离这绣罗帏，没来由劝道不如归!狂客江南正着迷，这声儿好去对俺那人啼!”将少妇对丈夫的怨恨和思念含蓄而活泼地尽透示了出来。

维吾尔人贯云石也如曾瑞一样，是个思慕江南风物的文人，以至不惜称病辞官浪迹江浙。他的祖父阿里海涯是元朝的名臣，他本人荫袭过父职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又做过翰林侍读学士。在他的作品中已经找不出塞外西域的痕迹，却有北方豪士的飒爽英风和江南文人的飘逸之气，以爽朗见长。引他一篇小令：“新秋至，人乍别，顺长江水流残月。悠悠画船东去也，这思量起头儿一夜。”贯云石号“醉斋”，另有一位号“甜斋”的徐再思，作品比贯云石更考究。他的《水仙子·夜雨》是一篇名作。“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棋未收，叹新丰逆旅淹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写困于旅途的游子在秋夜思念父母追忆往事，将愁怀之长之深，通过雨打树叶、滴漏更声，用几个叠续的数字，渲染出来了，已经接近于词了。

张可久与乔吉并称为元散曲两大家，不仅在数量上，质量上也有很大的成绩，他们的创作体现着散曲创作的一种走向：由本色质朴日趋工整清丽。

乔吉自称“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称自己的落拓漂泊生涯为“批风抹月四十年”。他的散曲形式整饬、节奏明快，在语言上着力锤炼，有“蕉撕故纸，柳死荒丝”这种有尖新感的句子。他有清雅终篇的作品，但更善于将工丽的雅语和俚语俗语捶打成一片。如《水仙子·忆情》：“担着天来大一担愁，说相思难拨回头。夜月鸡儿巷，春风燕子楼，一日三秋。”再如《满庭芳·渔父词》：“秋江暮景，胭脂林障，翡翠山屏。几年罢却青云兴，直泛沧溟。卧御榻弯的腿疼，坐羊皮惯得身轻，风初定，丝纶慢整，牵动一潭星。”满篇是雅词勾出的美景，中间两句“卧御榻”“坐羊皮”的嬉笑褒贬，一扫可能的板滞，使全篇皆活，这是他不掩江湖气才营造出的“奇丽”。张可久则更有意地以词为曲，除少数作品外，他一般力避俚俗语汇，更多地化用诗词语境，追求清雅和蕴藉。

谁家的散曲 全元散曲简编（3）

张可久有许多佳构，有的像诗，如“猿啸黄昏后，人行画卷中”、“雪岭谁家店，山深河处钟”，颇像五律。更多的像词，如“云冉冉，草纤纤，谁家隐居山半掩?水烟寒，溪路险，半幅青帘，五里桃花店”，萧疏自然。再如，“老梅边，孤山下。晴桥螮蝀，小舫琵琶。春残杜宇声，香冷荼蘼架。淡抹浓妆山如画，酒旗儿三两人家。斜阳落霞，娇云嫩水，剩柳残花”，都是借洒洒落落几笔，涂抹出一幅如同时代倪瓒、王蒙等画家的“文人画”，意境悠远，意趣盎然。

除开山水和风情，元曲里也有触及甚至直击社会和现实的，只是比重小一些。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是经常被称引的短篇，写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能够将王朝的兴亡与百姓痛苦相关这一处把握得到，立场是相当的高远了。对于做过高官的张养浩(他做过监察御史、礼部尚书)有这样手眼，也是难得了。刘时中有两部长篇套曲，题目用曲均相同：《端正好·上高监司》。一套用十五支曲组成，写饥荒之惨，一套由三十四支曲组成，写币制之乱，都是用口语完成的社会性的画卷，但作者把它作为“说帖”“条陈”来写，如前一套立意歌颂官方救灾之“德政”，后一套列举了许多改革方略，词汇过于直白，粗糙堆砌，艺术性较弱。

唐诗宋词让我们敬仰的，首先是李杜、苏辛这样的大家，他们以其作品创造了诗体和词体的巅峰。在元曲这一幕里，恐怕只能排出一个集体阵容来展示。以量而言，马致远、张可久、乔吉是三大家，张、乔甚至被明人称为散曲中的李、杜，以质的丰厚深刻论，他们担当不起这种荣光。他们之所以获得这样的美誉，是因为他们的创作比较的精致比较地逼近于诗词逼近主流文学，而这种趋向却恰恰背离了具有浓烈民歌风的元曲本色。张、乔在创作中为了追求精致采用的手段之一，是化用诗词的字汇和意境，这种趋向不可避免地滑向袭用挪用，这使他们愈精致愈甘于“词余”的地位，愈益背离创造性大师的可能。以精神气势和才情论，最有可能成为大师是马致远、关汉卿，但他们却始终未能把散曲创作作为一项主业来用力。终元一代没有诞生一位可以其个人创作之丰饶深厚而成就的散曲大师，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永远遗憾了。到了明代，散曲虽然仍是诗坛的霸主文体，却更加远离元曲的爽朗活泼而没落了。散曲，便终于成为一种缺少大师的文体。

不过，大师的全集不可能尽是杰作，由许多杰作聚成的合集却可以闪烁大师般的永恒光焰。

李瓶儿与庞春梅 金瓶梅（1）

我最早读到的《金瓶梅》，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三卷删节本；尔后读到台湾影印的六卷词话本。手头唯有的一套《金瓶梅》，是香港出的小字删节本，三卷一函。这回，为了议论这个话题，去买了齐鲁书社的张竹坡评注本《金瓶梅》，盗印的版本，所以半价三十四元即购得。

人文版的《金瓶梅》由戴鸿森先生校点，1985年出版。齐鲁版《金瓶梅》由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先生校点，1986年出版。人文版共删去一万九千一百六十一字，齐鲁版则删去一万零三百八十五字。删去的自然是罪大恶极不堪入目的性描写。

性描写在《金瓶梅》，应该说，是必要的一部分。因为千奇百怪的性活动，原本就是书中那个恶俗污烂市井画卷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书中人物嘴脸性情的表现基础的一部分。还有，性描写既是书中世界的一种构成元素，也是那个被影射时代(以宋代影射明代)世风的构成元素。那一时代上至皇帝内宫，下到市井平民，流行病一般漫衍着性放肆。所以，首先是现实的骇人听闻，才有书中的骇人听闻。我们不必一定要置这部分《金瓶梅》于死地。不过，即使摘除这部分文字，《金瓶梅》仍然不失为相当完整的文学巨构。

直截了当的性描写在全书所占比重，不到百分之二。也就是这百分之二弱的文字，给《金瓶梅》制造了可怕的和诱惑性的声名，使这部奇书成为中国几大古典杰作中，最众所周知，又最少被阅读的一种。说部之中，《水浒》、《三国》都算不得奇书。因为在长期的讲史、说话传统的演变之中，这样的或不这样的类似的杰作必定会在古代中国出现。《水浒》、《三国》是中国人注定拥有甚至不得不拥有的光荣成就。《金瓶梅》不是，在它出现之前，我们根本无法预料它的诞生，在它之后，我们也无法肯定有必然的后续者。不过，至少为它，我们对伟大的《红楼》的出现有了心理的准备。

第一批读到《金瓶梅》的人，都用惊奇的语言表述他们的热衷和喜欢。这里头，包括著名的公安派主将袁宏道(中郎)、袁中道(小修)，包括稍前一些的复古派首领、文坛领袖王世贞，以及汤显祖、董其昌、冯梦龙等为我们熟知的诗人作家。董其昌是目前尚存有据可查的《金瓶梅》的第一个读者。时任吴县县令的袁中郎即是从他那里借得手抄本的。在致董的尺牍中，袁写道：“《金瓶梅》从何处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西汉枚乘的《七发》是有讽劝之意的赋体散文，中郎此处的比拟可能是着眼于讽世一点上，在我们看来却不甚切题，颇不类也。中郎对《金》的热衷是无疑的，而且转抄在手。此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即1596年。十年后，1606年，他给一位士大夫，也是袁氏兄弟所办蒲桃(葡萄)诗社的诗友谢肇淛去信。信中有“《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之句，玩笑中藏着认真的追讨。同一年，刚刚写成掌故笔记《万历野获编》初稿的沈德符，寻问中郎《金瓶梅》“曾有全帙否”，中郎说(湖北)麻城刘承禧家有全本。又据谢肇淛跋《金瓶梅》时说，“此书向无镂版，钞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弇州(王世贞)家藏者最为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诚(志充)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厥所未备，以俟他日”。可见还在汲汲以求全本。冯梦龙后来从沈德符处看到全本，便“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野获编》)。

李瓶儿与庞春梅 金瓶梅（2）

目前所知的最早版本是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的刻本。书名《金瓶梅词话》，1931年在山西介休县被发现，由北京文友堂太原分号购得，后归北平图书馆收藏，现为台北外双溪故宫博物院典藏。1933年孔德学校图书馆主任马廉先生集资，以古佚小说刊行会名义影印了一百部该刻本。1949年后首次印行的1957年毛泽东批准版，即是影印1933年版，以文学古籍刊行社名义印了二千部，只供省军级干部阅览，连学者教授亦难问津。《金瓶梅》现有的另一版本系统，是崇祯刻本，书名《原本金瓶梅》。张竹坡评点本依据的，就是这一版本。崇祯本是万历本的修改本。所谓修改，主要是大量删减了词话本中的曲词，使之更靠近散文本小说。情节上，词话本第一回《景阳冈武松打虎 潘金莲卖弄风月》，散文改成《西门庆热结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让西门庆抢先上场；八十四回中删去吴月娘遭劫被宋江所救一段，删得都有道理。五十三回、五十四回亦不同。回目都改得工整了，方言也改得通行了。也有误改之处。张评本对崇祯本也有小改动，另添有《竹坡闲话》、《金瓶梅寓言说》、《苦孝说》、《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冷热金针》等总评文字，每一回之前有回评，文内有眉批、旁批、夹批。张评本《金瓶梅》的影响和流行，就如金(圣叹)批《水浒》和毛(宗冈)批《三国》。

张批，有胡批乱批迂腐之批，也有很新鲜很现代之批。比方，他以为不必着意追问作者出处，说“何不留此闲工，多曲折于其文之起尽哉”？属于文本研读派。

《金瓶梅》的作者，至今亦无定论。最早便有“嘉靖年间大名士”、“世庙时一巨公”、“绍兴老儒”等说法，统一之点就是非大手笔不足以完成这一部巨作。“绍兴老儒”是袁小修在其日记《游居柿录》贡献的说法，说“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馀影其诸姬。琐碎中亦自有烟波，亦非慧人不能”。指出《金》有所摹本。虽然尚不能找到更确切的证据，但这样一部大书，这样丰富的事迹人物，这样细碎不苟的笔墨，应该是有相当的原型参照的。否则凭空捏造出一个偌大的家族故事，近于神话了。既有摹本，“亦非慧人不能”，这里不存在冲突。曹雪芹有家族真迹参照，并不影响其绝世本领。

《金瓶梅》抄袭了不少曲词、戏剧、话本，但都是枝叶的，主干的故事却是自创。主脑人物中，当然有借自《水浒》的。《金瓶梅》是从《水浒》横生枝节，另行编撰。

《水浒》是男性的世界，女人尽无光彩。梁山几员女将均乏女性本色，而且一种嘴脸。梁山之外的女人，皆邪恶刁钻淫荡，如阎婆惜、白秀英、潘巧云、潘金莲等。对女人，《水浒》似乎深恶痛绝，《金瓶梅》又将这一形势推向极端，女人大世界，那许多女人竟无一个好的。男人虽多是坏臭之蛋，到底也有几个好人。张竹坡总结说：“有一个李安，是个孝子；却还有一个王吉庵，是个义士；安童是个义仆，黄通判是个益友，曾御史是个忠臣，武二郎是个豪杰悌弟。”

《金瓶梅》所写固然都是不好女人，却能写出上下左右高低，尽写出她们各自的不好来，真是了不起。《金瓶梅》于杜撰对话一项最有本事，尽用女人的自家口吻来交代呈示她们的各自禀性，她们的各怀心事、心口不一。语言之泼辣鲜活，潜台词之层次丰富，是戏剧大师才写得出来的。而且，尽用白描和对话，写尽诸色，却尽可能不另加褒贬，这份自信和耐心，也令我们吃惊。

李瓶儿与庞春梅 金瓶梅（3）

脂粉堆中，自然还以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最为要紧，《金瓶梅》如此这般：全书一百回，一至九回，算是序幕，到武松误杀李员外，西门庆跳窗逃走为止。这一跳，跳出《水浒传》；十至七十九回，才是正文，到西门庆之死为止；八十至一百回，算是大结局。潘金莲是无可争议的女一号，在序幕中的戏份就很重，到正文更是无以复加，举手投足直延续到大结局，八十七回被武松杀死，才告了断，却还时时受到陈敬济、庞春梅的缅怀追忆。

有潘金莲，必有一个李瓶儿。潘李恰成反照，互相映衬，才个个跃然纸上。两人都是先奸后嫁，都害了亲夫，潘只坏了武大郎一个，李却毁了花子虚、蒋竹山两位；潘多才多艺，善唱歌、刺绣、弹琵琶，李只有烹制一道酥油泡螺儿吃食的看家本领；潘肤色黑，李肤色白；潘“会放刁”，李“温克性儿”；潘争风吃醋，李虚己待人。为历来批评家不满的，是李瓶儿嫁西门庆前后的性格变化，据说有天地之别。进西门府之前，李对丈夫大不耐烦，刻薄狠毒不下于潘金莲。入得西门之门来，则忍气吞声，处处小心，直至被潘惊杀儿子，染病身亡。这种起伏颇类似“红楼”的尤二姐入宁国府前后的变化。乍看是不对，但仔细以人情世理琢磨，却尽在情理之中。之前是心不在焉，无所拘束，破罐子破摔，之后，有了真心依傍，虽然这依靠是浮浪之人西门庆，毕竟是倾心选择，自然就一心一意，轻拿轻放了。潘李也并不一味冲突，在李生儿子前，也有很久的和平共处友好往来。李生了儿子后，才风云再起，终成敌人和对手，你死我活了。

李瓶儿是潘的对手，庞春梅则是潘的副手。有一个金莲，必有一个春梅，为之附属配合，才有过渡、有变化、有照应。潘与西门庆的场面，包括性场面，总少不了春梅的穿梭、点缀。直到后二十回，春梅才作了大结局的女一号。关于春梅，也有性格、气质前后不统一的说法，至少见于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的《中国文学史》卷中。说是前边奴才气十足，后边却是贵妇气十足。这议论不免书生气十足。春梅固然是奴才，却是奴才中的上上之选，很有些自以为是的高级奴才嘴脸，所谓心高气傲与普通奴才不同。比方过节时可以争得与西门大姐一样的待遇，穿“新白绫袄子、大红遍地金比甲”；比方被吴月娘六十两银子发卖时，硬是不掉一滴泪。自打做了周守备的妾，又升了夫人之后，神色也是夫人了，却又仍然保持着奴才根性。比方在永福寺见到家室败落的吴月娘、孟玉楼，就“插烛也似磕下头去”，说是“尊卑上下，自然之理”、“奴那里出身”。

《金瓶梅》浩浩荡荡，矛盾之处破绽之处，的确不少，上述两处却不是。而且，总起来说，全书的结构是相当严整的，“如脉络贯通，如万丝迎风而不乱”(张竹坡)。全书涉及的人物之多、场景之多、行业之多、节日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而规模之大，又是通过琐碎之细来填充完成的，甚至于有自然主义的评语给它。以西门庆遗嘱为例，这位天字号大恶人，死前一五一十细数他的债务人及所欠数额，真是一丝不苟。所以这一部大书，既有大骨架，又有真肌肉、真毛发，才造出了一尊活像来。《金瓶梅》是大手笔，却是“极细的心思做出来者”(张批)。

人的最日常之道最根本之道，就是饮食男女。《三国》《水浒》《西游》三大说部，都在英雄豪杰神魔身上用力，独有《金瓶梅》专在饮食男女上在最通俗的市井人物上用心，经营出一方烟火气十足的人间世，为中国文学的写实主义做了光辉榜样。《金瓶梅》固然写色情，其用意绝不在此一端。费却百万言，意在房事的一二万字，也未免蛋头了。读它的人，如果为了这一二万字，竟废却百万言，就尤其蛋头。张竹坡两段话说得好，录在这里煞尾。他说：“《金瓶梅》倘他当日发心不做此一篇市井的文字，他必能另出韵笔，作花娇月媚如《西厢》等文字也。”还说，“真正和尚方许他读《金瓶梅》”，“真正读书者，方能看《金瓶梅》”。

都是过来人 陶庵梦忆（1）

我收的第一本张岱著作是《夜航船》，读罢的第一本张岱著作却是《陶庵梦忆》。浙江古籍1987版的《夜航船》，原价仅五元二角五分，我1990年在乌鲁木齐的书市居然以半价购入。因《夜航船·序》才有此一买，也由此对张岱心仪神往。读罢《陶庵梦忆》的结果，就是更坚实了我对张著的欢喜热爱之心。

《夜航船》是张岱编撰辑录的著作，一部掌故典汇、百科辞书，分天文、地理、人物、考古等二十部(类)，计一百二十个子目、四千多个条目，二十五六万字。尽是古典常识，又是异闻轶事。不作工具之用，随手翻阅也颇有趣味。浙江古籍出版社是根据天一阁抄稿本排印的，此前他们还出过张岱的《四书遇》。该书是张岱读四书的多年札记，迄未读到，但想来以张岱活泛精深的手眼，此书一定颇为可观。张岱著作中最具分量的是《石匮书》，一部记录明代洪武至天启二百六十年史实的大书。明亡之后，张岱“披发入山，■■为野人”，曾痛感世态炎凉，“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颇类似司马迁式的悲凉和坚韧。为编著《石匮书》，张岱利用家藏资料，前后费时二十七年之久。全书二百二十卷，是第一部丰富完整的纪传体明史。清人谷应泰主撰《明史纪事本末》即得益此书许多。一说谷曾以五百金购求此书，张岱允之；一说是延揽张岱参与《本末》的撰著。《本末》也比正史的《明史》早了八十年。张岱又另撰有《石匮后集》，补叙崇祯一朝及南明史。

史学之外，张岱在文学上有《琅嬛文集》，但最大成绩还是“二梦”，《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梦忆》比《梦寻》更精美，代表着晚明散文的最高成就。

张岱《序梦忆》，说“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入清后，他曾至于“瓶粟屡罄，不能举火”的地步，便以为昔日“颇事豪华”才有今日饥饿的果报。但忏悔云云，还是序跋之说，当不得真。至少从书中看不出这层意思。追忆旧事时，笔底下偶尔渗出沧桑之叹倒是有的。如果真成了忏悔录，未免太煞风景。

《梦忆》在体例上，是“不次岁月，异年谱也；不分门类，异志林也”，比较随便，没有刻意结构，只是“偶拾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追忆流年，随忆随记，内容包括山水园林、茶楼酒肆、歌馆舞榭、说书唱戏、放灯迎神、养鸟斗鸡、打猎阅武、古董古迹、工艺书画，诸般琐碎，都是很可观很可读的题目。张岱自撰墓志铭，承认自己“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诗魔”。他在这些项目上浸淫既久，孜孜不倦，所以在缅怀起来时，就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而且有一种现场感。亲闻亲见亲历的话题，说起来，自然容易亲切、生动。以山水园林为例，竟陵派的杰作《帝京景物略》就写得比较的冷隽、幽深，《梦忆》则比较活泼、平易；《帝京》是旁观者的工笔描画，《梦忆》则是当局者的丹青点染；《帝京》是冷静的山水，《梦忆》则是温情的山水；《梦忆》的山水园林都经张岱反复摩挲过，被人气呵过，所以就格外声色鲜活。

周作人说张岱是个都会诗人，“他所注意的是人事而非天然，山水不过是他所写的生活背景”。很有道理，只是绝对了一些。张岱也“注意的”写天然，却是张岱眼中胸间的天然。袁小修说中郎之后，“天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对各显其奇，而互究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褚墨之间”。张岱兼袭公安、竟陵两家传统，但得益于中郎的多一些罢。所以文字清丽，不掩性灵，自家真面目时时从诸般题目中浮凸出来，不仅在象征意义上，在具体的文字中，“余”“余思之”“余昔日”也刻刻地闪现。处处有我，正是上乘文章的第一要义。

都是过来人 陶庵梦忆（2）

还以山水为例。张岱于山水独有领会，《梦寻》总记一篇是《明圣二湖》，对西湖颇有异见，说“西湖则为曲中名妓，声色俱丽，然倚门献笑，人人得而媟亵之矣。人人得而媟亵，故人人得而艳羡，人人得而艳羡，故人人得而轻慢，在春夏则热闹之，至秋冬则冷落矣，在花朝则喧哄之，至月夕则星散矣”。张岱于是建议取三余，岁之余的冬季，月之余的雨雪天，日之余的夜晚，去游历西湖。《梦忆》中两篇著名美文即由此一路得来：《西湖七月半》写夜游，《湖心亭看雪》写雪游。“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尔后分别勾出五类之人，张岱自居第五类，尔后写前四类的喧嚣和摩肩、撞面、蒿击蒿、舟触舟的拥挤，四类分子均星散之后，才是“吾辈始舣舟近岸，断桥石磴始凉，席其上，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出复整妆，湖复颒面，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座。韵友来，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

游记向来是小品之大宗，但这般怡情游记文字也不多见。《湖心亭看雪》则更其精洁。大雪三日，人鸟声俱绝的西湖，“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汤，炉下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杯而别”。简直就是《世说》文字一般。再如《金山夜戏》一则。张岱舟行江口，见月白如昼，便大惊喜，呼小仆携戏具，盛张灯火于金山寺大殿，锣鼓喧天，自唱自娱，一寺人皆起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此种响动，与苏轼《承天寺夜游》的幽静，恰成一对反照。《世说新语》与苏东坡小品正是晚明小品的两大榜样。

小品是佛家用语，原本指简本佛经，对应于大部佛经。晚明人拿过来用在文体上，区别于高文大册。无论游记、传记、日记、尺牍、序跋，都可以是小品。小品的第一胜义，恐怕就在“小”字上，短小。短小即容不得“大道”压迫。第二胜义就在“品”字。品味，恐怕就是对山水、人情、世态咂摸出的意见。那么小品就是讲简短的意见，那么即可以不论格套，劈头便讲，用不着承题、破题地迂回罗嗦。《梦忆》有《报恩塔》一篇，开门就说“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则报恩塔是也”；《柳敬亭说书》，起首即是“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疤瘤，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说书”；《蟹会》开篇就是“食品不加盐醋而五味全者，为蚶，为河蟹”，何其爽快直接。再说结束，也是接口即收。比方《花石纲遗石》，说那块奇石“变幻百出，无可名状，大约如吴天奇游黄山，见一怪石辄目瞋叫曰‘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正是有理，理在趣中。

文章的好坏一时真也说不清楚。《梦忆》有一篇《张东谷好酒》，可以摘出一段文学理论。张岱父亲和叔父不能饮，但留心烹饪，家中庖厨颇精。酒徒张东谷总结说：“尔兄弟奇矣!肉只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会吃不会吃。”好事者载入《舌华录》，却成了：“张氏兄弟赋性奇哉!肉不论美恶，只是吃!酒不论美恶，只是不吃!”点金成铁，韵味全失。这便是本色与粉饰的区别罢。张岱文章好，就在本色比较多，但本色，也要才、情、学、识来分等级。

《梦忆》分八卷一百二十三篇。《梦寻》分五卷七十二则，按北路、西路、南路、中路、外景五部，分记西湖各处胜景，体例全仿《帝京景物略》。张岱的札记是作为每一景观的小序，序后则缀录历代有关诗文，是风物志一类。也有上好的白描文字，有如数家珍的掌故，但因为志在介绍，有我之色大减，《梦寻》较之《梦忆》就弱了许多。

陆游之后鲁迅之前，张岱是比较著名的绍兴人。同代另有一位绍兴作家王思任，号谑庵，文章诙谐百出，雅俗并陈，“牙室利灵，笔颠老秀”，所著《游唤》、《历游记》两种游记也相当可观。

香艳与俚俗 牡丹亭（1）

汤显祖的诞生，比莎士比亚早十四年，逝世，比莎士比亚晚一年，将汤氏与莎氏并置在一起议论，是一道让人激动不已的话题，我能够按捺得住，忍痛绕开这个快乐的题目，是因为在这两位巨匠的可比性与不可比性之间犹疑不定，单是爱情一项，他们二位所面对的材料就何等异样呵。

中国古代的青年男女，实在很少有机会发生婚前恋，根本就缺乏相识的机会，或者在平民百姓市井人家，机会多一些，在书香门第官宦之家，机会就少得多了。西厢幽会，女扮男装的同行，旅途中的偷情，墙头马上的惊鸿一瞥一见钟情，这一类或真或假的故事都极其珍稀。中国最好的言情诗，多是丈夫追悼亡妻或者妇人思念远行的丈夫，抒写的都是婚后恋情。婚前男人的爱情通常都发生在青楼女子身上，婚前女人的爱情通常是无处可以放送的。那么一个青春期的女子，一个生活在官衙之中绣房之内连后花园都没去过的小姐，在春天里在花柳之畔，在梦想中与一个男子幽会，几乎就是无可避免的。有一些不同寻常的是，她为这个梦一往情深，伤感、迷乱、缠绵，以致一病不起；尤其不同寻常的是，她的梦中情人确有其人，而且，她的魂灵能够与情人幽会；最最神奇的是，由于她的死不甘心，她与情人的共同努力，使她死而复活。最后，这一对情人的阴阳姻缘顺理成章地公然于青天白日之下。这就是《牡丹亭慕色还魂记》的核心故事。

这部戏的蓝本，是一篇不到三千字的话本小说。原题最早见于嘉靖年间的《宝文堂书目》所列《杜丽娘》。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小说文本同时载于明代何大抡的《燕居笔记》卷九，题为《杜丽娘慕色还魂》，和余公仁的《燕居笔记》卷八，题为《杜丽娘牡丹亭还魂记》。汤显祖将这么一个短篇，敷衍出来，却是长达五十五出的洋洋洒洒的传奇大戏。

与杂剧(又称北曲)四五本一折的通例不同，作为南曲的传奇，通常都由三四十出构成。传奇更能发扬中国叙事文学的传统，就是无论前因后果都要交代个清楚，这种交代还不是由事后的追述来一带而过，是从头道来事无巨细地完完整整地搬演出来。打个比方，传奇就像现代的电视连续剧，而不像电影和我们通常以为的戏剧。所以，传奇虽然比过于简单的杂剧要丰富得多，但往往包裹了许多过渡性的和旁枝末节的片断，显得冗赘、重复、拖泥带水。《牡丹亭》也不例外。传奇一体，要到几百年后的《桃花扇》，才呈现出严整结实的风貌来。

《牡丹亭》的泥沙，主要是杜丽娘父亲杜宝及其有关的戏，包括他镇边的敌人叛将李全的有关情节。李全这个金人旗下的伪军首领，他对于主线故事作用远远不及《西厢记》中的孙飞虎叛乱和《长生殿》中的安禄山叛乱那么要紧和相关，直到全剧临近结尾，这部分戏才真正波动了爱情主线。

《牡丹亭》自问世以来，很少全本搬演过。今年，公元1998年，全部五十五出的《牡丹亭》将在美国林肯中心完整地上演，导演是一位旅美华人，演出者是二十几位中国昆剧演员，出资者是美国人。该剧组，目前已同时接到了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戏剧机构的邀请，这将是一场大规模环球巡演。但是，除开它的文物展览效果，大部分观众会对其中部分情节深感不耐烦，对于其余美不胜收意趣飞扬的部分，恐怕也摸不着头脑。

香艳与俚俗 牡丹亭（2）

先说剧中的曲词，林黛玉会觉得“词句警人、余香满口”，西方观众会怎样感动，要打一个问号。有关《牡丹亭》的优雅华美，为人议论得特别多，可以略过不提。《牡丹亭》还有幽默调侃极通俗的部分，恐怕也不是老外们可以会心一笑的。而正是这些喜剧色彩的内容，使该剧不仅是浓艳华丽的言情读本，而且是生动活泼的戏剧台本。某些游戏笔墨，使用的是文学上的典故，比方一位韩姓的香火秀才，是韩愈、韩湘子的后代；柳梦梅便是柳宗元的后代；杜宝则是杜甫的后代；杜夫人姓甄，便是甄夫人的后代，甄夫人是袁绍的儿媳和曹丕的夫人，据说还是曹植的梦中恋人，以至因她而有《洛神赋》。这是玩弄文字的调侃。第七出《闺塾》，陈老秀才讲《诗经》要春香取笔墨纸砚，结果春香拿来的，笔是画眉笔，纸是薛涛笺，砚是鸳鸯砚，惹得老秀才好大脾气。这是细节上的玩笑。杜丽娘因情而病，医生还是六十岁了从不晓得“说个春游个园”的陈老秀才，请来的巫师是因过不得性生活而入道的石女石道姑，当然医也医不得，救也救不了。杜丽娘死后，看护这位痴情女墓地的，还是这两位远离情场的老爷爷老奶奶，这是情节中的嘲弄。《冥判》一出是地狱里的场景，原本该是阴气森森的戏，却也满是笑谑。因为宋金交战生灵大减，以至阎罗十殿也裁减了一位阎王，第十殿便由一位胡判官代行职权。胡判官见到美丽的女鬼杜丽娘也怦然心跳，只是记起天条才作罢，又生生想不通会有赏花而死的事。拘来花神审问，花神一口气报了三十八种花名，胡判官一一判定它们关涉男女风化的罪，花神只好说，今后再不开花。胡判官到底开明，放杜丽娘出了枉死城，随风游戏，跟寻梦中情人，又叮咛花神“休坏了她的肉身”，吩咐功曹给一纸游魂路引(通行证)。

杜丽娘在鬼界虽不被理解，却赢得了支持和帮助，所以顺风顺水地与柳梦梅幽会结合。这番私情幽期，“除是人不知，鬼都知道”。复活的《回生》是第三十五出，距终场尚有二十出的篇幅，笼统地说，都是大收煞。蓝本小说里，复活之后就一无阻碍，虽然也有科举中榜的事，婚姻则获双方父母的全票通过。传奇里，汤显祖却格外变幻出许多波折之后，才还杜柳一个圆满姻缘。人间的曲折，恰与阴间的平顺成一个反照。这种处理，不仅煞是好看，而且更加合乎世理人情，连至情至性的杜丽娘都以为在鬼界可以随便，在人间不得马虎，要照着礼法规矩行事。

揪动大收煞波澜的又是老儒陈最良。汤显祖平生最蔑视的便是“老儒”，“世间唯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未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在《牡丹亭》中便不惜工本捏造出一个老生陈最良，作为剧中第一笑料，调笑最重，使用最重。陈老生讲授“关关雎鸠”才引出杜丽娘伤时感春游园惊梦；陈老生救起落水的柳梦梅，才引出杜柳相会。大收煞阶段，陈老生千里告状，向杜父误报：杜墓被盗棺木被毁。按大明律，开棺见尸乃是杀头之罪。剧中石道姑开柳的玩笑，“你宋书生是看不着皇明例”，是跳出圈外的调侃。因为本是宋代故事。杜家女婿柳梦梅兴冲冲闯进杜衙时却已是死罪重犯，于是被收拷吊打。

大收煞有许多好看的关目，不仅因为许多阴差阳错，也因为柳生是个可人儿。不像《西厢》之张生一般一味斯文。话本中，杜是旧太守之女，柳是新太守之子。传奇中，柳生父母双亡，在广州守着自家果园种树，是江湖秀才，早早就致力于打秋风，自称“现世宝”，打动了看宝使臣苗舜宾，赢得赞助旅费，才千里赶考，途中才有机会缔结阴阳情缘。到临安自然误了考期，幸运的是再遇苗大人。苗主考颇不正经，就报上了柳状元。因为边境起战事，发榜延后，才使柳状元被杜老丈人抽了三百藤条。最热闹的是第五十五出《圆驾》。女婿与岳丈在朝堂继续吵闹，柳生清理出杜大人三条大罪：其一，纵女游春；其二，女死不奔丧，私建庵观；其三，嫌贫逐婿，吊打钦赐状元。杜老顽固不认女婿，也不认复活的女儿，以为是花妖狐媚，于是在皇帝面前当场测试，镜中有像，阳光下有影，所以杜丽娘终于是人。皇帝发布最高指示，于是皆大欢喜。

香艳与俚俗 牡丹亭（3）

清人议论《长生殿》是一部“闹热《牡丹亭》”，实则《牡丹亭》原比《长》剧热闹。《长》剧更是正剧，《牡丹亭》可列为喜剧。《牡》剧中，贯彻感伤、哀婉、情意绵绵的段落不满十出，包括杜丽娘生前的《肃苑》、《惊梦》、《寻梦》、《写真》，死后的《玩真》、《魂游》、《幽媾》、《冥誓》等，全剧更多地充溢着世俗性的喜剧精神。这情形恰与《西厢记》相反。《西》前四本是情深意长的正剧，所以第五本出现郑恒骗婚的段子，便显得不和谐，以致金圣叹判定第五本是伪作，是“狗尾”。

《牡丹亭》问世，“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其中的原因，应该包括：《牡丹亭》比《西厢记》更丰富、更闹热，有更多的“意、趣、神、色”。但是，在长期流传中，尤其在舞台上，《牡丹亭》往往被简化成《游园惊梦》，真是冤案。在这个角度上，全本《牡丹亭》被搬演是大功德之事。

《牡丹亭》固然有许多香艳典雅之词，还有更多活泼俚俗的曲词与宾白。这就如莎翁诗剧中有哈姆雷特式的哲学沉思，也有福斯塔夫式的插科打诨一样正常合理。恐怕也唯其如此，才更人性，更合乎观众包括现代观众的胃口。

汤显祖本人，也不是只会沉溺文学咿咿呀呀的书生，是个入世很深的社会型人物。因为持身正直，两次拒绝首相张居正的拉拢，以至十年不中进士；一次拒绝首相申时行的抬举，以至被外派南京做七品小官；一次上疏批评朝政，以至被贬到雷州半岛做典史。在浙江遂昌县作过五年知县，政绩包括驱除虎害、弹压豪强，包括除夕之夜放囚犯回家团圆。有如此阅历的人不会满足于勾画单一的言情故事，剧中必定注入多种社会成分。写于弃官第三年的《邯郸梦》仅三十出，就是更加尖锐老辣的社会喜剧。

《牡丹亭》作于弃官第一年，《南柯梦》作于次年，《紫钗记》则先作于南京太常寺博士任上。四剧合称《玉茗堂四梦》，又称《临川四梦》。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宋代王临川王安石，籍贯临川，却半辈子在南京(江宁)，并且终老南京。汤临川虽然在南京做官七年，却乡居更久，终老临川。

上等文字是什么为什么 浮生六记（1）

按照理想的逻辑，是好文字就会永远流传。实态生活往往并不如此。晚明小品是好文字，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由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翻拣出来大肆鼓吹，虽遭到不太公平的攻击嘲骂，到底还是引人注目并一度盛行。又因为大时代的种种政治的文化的波动，所以被覆埋了，间歇了半个多世纪，到近些年才又被热衷而畅销起来。概括地说，在文学的流传史中，有许多不以文学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在起作用。《浮生六记》的流传之起伏颇类似晚明小品，比照起来，运气还要差一些。

这本由清代一介无名寒士沈复所记自述性作品，完成于1810年前后，1810年至1830年间曾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于姑苏。1877年由杨引传偶然于书摊上发现其手稿并予刊行。1924年由俞平伯等人推介并主持重刊。1935年，世界书局以“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名义，将《浮》与《影梅庵忆语》、《秋灯琐忆》、《香畹楼忆语》等一并结集印行。我手头这本小书，亦是《浮》、《影》、《秋》、《香》四篇合集，不过是岳麓书社1980年重新标点整理的版本。

《浮生六记》，作为散文看，是极好的随笔，作小说看，是极好的笔记小说。根本上，它是一册自传性的言情的上等文字。全书六记，存留至今的只有四记，即《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它的好，第一是贡献了一位动人的女性——芸娘。林语堂认为她是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因为实有其人)中最可爱的女人之一。林曾专门将《浮》译成英文出版。

芸娘几乎就是男人(无论中国或外国)梦想中的妻子，接近完美。她善于打理生活，“芸善不费之烹庖，瓜蔬鱼虾一经芸手，便有意外味。”这算是基础性的功夫。她有审美力想象力，懂乡居之美，识园林之妙。她曾经女扮男装逛灯会看花照，伴邻舍翁柳下垂钓，陪丈夫饮酒赏月，诸如此类。男人最值得骄傲的，是妻子有耐心有本事善待他的朋友，使他有面子有风光。元稹追悼亡妻歌颂其美德的名句之一就是“泥他沽酒拔金钗”，妻子为了丈夫及其朋友的快乐，肯于卖了金钗去买酒。芸娘不仅有此等精神，还有相关本事，能够为丈夫及其朋友们的雅集创造条件和情调。沈复和朋友们计划到郊外对花饮酒，又不肯冷饮，踌躇之间，芸娘能灵机妙想，雇了卖馄饨的挑担，使锅灶俱往，不仅热酒菜，又烹茶煮粥。于是一举之下，精神物质双丰收，男人们皆大欢喜，活动圆满成功。芸娘还有一件大不易的事迹，她痴心地为沈复寻觅一位“美而韵”的歌妓作妾，这种不嫉不妒的襟怀，不在道德议论范畴，完全是美学上的理想主义行径。

这样子转译出来，似乎芸娘是浪漫小说里捏造的角色，实际上，她是一个普通中国式大家庭中的贤妻良母孝顺媳妇，她的言行时时受到大家庭上下左右的挤兑和攻击，她为丈夫招妾的行为，就是最终招至公公赶其出门的直接诱因，于是夫妻两个不得不抛家别子，远寄他乡。芸娘即病亡于流离中。

大观园的韵事都是被写实的人间环境包裹着，芸娘沈复的文人情趣植根于非贵族式的写实生活中，更有一种真真正正结结实实的美。全然是闲情逸事的生活，至少听起来便不可靠不可信，只有掺杂着愁苦的生活，才是真的实的，才更让我们感动。所以“浮生四记”中，“记愁”一篇是顶顶重要不可缺少的。同样的，也正因为有“记乐”“记趣”“记快”，我们才能硬起心肠读完“记愁”。

上等文字是什么为什么 浮生六记（2）

《浮生六记》是芸娘死后沈复才动手写的追忆文字。中国文人在追悼亡妻的题目之下贡献了许多杰作。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江城子》)是词章；冒辟疆忆念亡妾董小宛的《影梅庵忆语》是文章，几乎与《浮生六记》一样哀婉动人。冒辟疆是明末四公子之一，他与董小宛的故事，同侯方域与李香君、钱牧斋与柳如是的故事一样著名。《影》是清初的作品，时间上在《浮》之前，在文学水准上，稍弱于《浮》，一是因为它的记事断续不紧凑，二是因为所记人的行动多而言语少，尤其是董小宛入嫁之后，所以还欠生动。

冒辟疆是大名士，沈复则是无名寒士。沈一生所从事的职业，无非是坐馆入幕，还短期经过两回商，都不曾有起色。沈的作品却比冒的作品更文学更杰出。老话儿说，是真名士自风流，但不名士也可以风流，也许更有文学风光。

冒、董只有九年同行，沈、芸则有二十三年相伴，那么，沈从回忆中拈得出更多事迹来讲述。《浮》的好，似乎是先天的，素材之外，单以文字论，沈复亦不凡。《浪游记快》是四记中篇幅最长，记芸娘最少的，同样写得好。记游是历来文人常作的旧题，沈也作得不让先贤和名士，这其中的胜负，首先不在文字的锻炼，还在心胸见识。沈说：“余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即论诗品画，莫不存人珍我弃，人弃我取之意，故名胜所在贵乎心得，有名胜而不觉其佳者，有非名胜而自以为妙者。”这种擅持异见的精神，他能够坚守和贯彻。比方他总结苏州风景，说“吾苏虎丘之胜，余取后山之千顷云一处，次则剑池而已，余皆半藉人工，且为脂粉所污，已失山林本相”。“城中最著名之狮子林，虽曰云林手笔，且石质玲珑，中多古木，然以大势观之，竟同乱堆煤渣，积以苔藓，穿以蚁穴，全无山林气势。”这种议论，先甭管对也不对，起码是自家心得，就好。记游文字最忌堆砌山水。沈能于山水间时有新发现，比方于名胜之外另探新路另觅新景，又能于风景之中切入人事言行，便格外生动有趣。比方记游“火云洞天”在寺庙就宴一段，“席中有肉馒头，小沙弥眈眈旁视，授以四枚。临行以番银二圆为酬。山僧不识，推不受。告以一枚可易青钱七百余文，僧以近无易处，仍不受。乃攒凑青蚨六百文付之，始欣然作谢。他日，余邀同人携榼再往，老僧嘱曰：‘曩者小徒不知食何物而腹泻，今勿再与’”。常人或以为这类事情不便入记游文字，恐怕煞风景，不想这种闲话却是状风景，使其难忘的妙方之一。再如，文中记岭南风俗，用大段文字写其行商时与船娘的故事，起伏转折，颇为生动，状情写人如历历在目，有镜头感，名士大概是不肯写这一类事，写也不会如此坦白。这又是非名士的好处。

上等文字是什么?首先不是文字本身，而是胸怀见识，有所闻有所见有所感有所思，所以有自己的话要说。其次才是文字功夫。所谓功夫也不过简练流利，就是少说废话；还有就是要生动，在有趣的细处，肯耐心地描写。前者要留心避免苍白枯涩，后者要注意不繁琐。如何平衡这一对矛盾，就只能看各人的本事了。沈复的本事就是不论记乐还是记愁，都不刻意渲染，多用白描，写对话，虽用文言却逼近爽利的白话。仅凭着一册残缺不全的小品，沈复亦有资格占据文学史一席之地。

岳麓书社所集四部言情文字，《浮》自然最好，《影梅庵忆语》次之，《秋灯琐忆》又次之，《香畹楼忆语》最次之。《香》的作者陈小云，其父是名士，本人亦有声名，但《香》一卷，太执迷于诗文类的韵事，是诗词加记事的汇编，行文又喜用旧典和套语，韵则韵矣，不生活。把一个女子写得不鲜活，真是罪过。

花落知多少 海上花列传（1）

着手撰写本书时，我早早就把张爱玲打发了。回过头去看，颇有些草率了。张爱玲是被我熟读的作家，所以批评就比较简短。核心结论就是，在初登文坛的几年间(特别是1943、1944两年)，张爱玲已经完成了她平生最优秀的创作，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是她最精华的产品。张爱玲《秧歌》，在大陆被定为反共小说，我至今尚未看到，胡适、龙应台都很赞赏它，尤其是其中描写的技术和对话的处理。胡适在美国寄信给在香港的张爱玲，肯定张“写人情，也很细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又说“‘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难得一般读者的赏识的。《海上花列传》就是一个久被埋没的好例子”。

“平淡而近自然”，是鲁迅对《海上花列传》很干脆的总结，的确是难得的境界，是写实主义的高级阶段。它意味着，首先，对人物的命运走向不横加干涉，其次，对语言的处理不虚张声势，总之，要作者隐藏很深，按捺得住，听任人物说自己的话做自己的事走不得不走的路。对写男女故事的《海上花》来说，这是相当苛刻的尺度。

《海上花》是一部专写妓院生活的小说。它写丑恶写欺骗，也写爱情。妓院固然是买卖声色的场所，是社交娱乐的场所，也是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爱情发生地，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发生地。检索一下文学史，找得出许多与妓女有关的诗词、话本、剧曲。在有关的叙事体文学中，其故事结局，要么大悲，要么大喜。《海上花》中的男女，也悲也喜，也有哭天抢地的热闹，但是，这种种起伏都是控制在可想而知的写实范畴之内。书中相好的男女们，无疑有金钱交易，但是，在他们往往长达一两年甚至四五年的交往史中，也的确盘桓着相当热度的感情。不过，即使在感情最炽热的男女中，也几乎没有一对最终获得美满或近似美满的结局。陶玉甫与茶花女似的李漱芳的故事，以李的病亡和陶的长时间不能自拔告终；朱淑人与周双玉的故事，以半殉情的闹剧和一万元的慰安费了结；罗子富终于落入了个性泼辣的黄翠凤的圈套，被敲了竹杠；沈小红私通戏子，王莲生一怒娶了张惠贞，沈终于落魄，王也不曾幸福，怅望着沈的下场而黯然神伤凄然泪下。这些结局本身并不能抹煞此前的感情和眷恋，就如同相依相爱并不能导致美满结局一样逼真和现实。作者的这番忍心和冷酷，正是文学魄力的所在。

在语言处理上，《海上花》相当极端，过程的叙述和动作的描写都节俭到了不可再节俭的地步。充溢全书的最大量的就是人物对话，人物基本上是靠说来表现和完成自己，人物的个性和心理，都在他(她)的道白和潜台词里。体式上颇接近剧本，需要相当深厚的功力和传神的本领。摹写对话，一向是中国叙事体文学中最成熟的技术，《海上花》算是发扬得淋漓尽致。作者刻意坚持用吴语方言写作，显然是为了保存对话中的本真和原生态。这番苦心，却又为阅读制造了最直接的障碍。1926年，胡适刘半农作序的亚东版《海上花》附了几张方言辞解作为桥梁，但效果并不理想，直到几十年后，张爱玲的白话译注本问世，才普渡了更多的读者。我手边的上海古籍版的《海上花》，下部《海上花落》是第二次印刷，印数为三万零五百册；上部《海上花开》是第三次印刷，已达五万一千册。当然翻译，对语言原味的减损也是不可避免无可奈何的。

花落知多少 海上花列传（2）

《海上花》的作者，在文学的形式方面有执著的想法和追求，无论成功与否，都是可堪歌颂的。方言是一例，结构上又是一例，结构上的“穿插、藏闪”之法是作者引以为得意的试验。古典小说在结构上大都经营不力，《儒林外史》、《水浒传》、《西游记》基本上都是单个故事的串联，后两部因为有主干人物贯穿，还近似现代长篇，《外史》则基本是硬性拼接的短篇集，一个故事完了再接另一个故事，一组人物完成再接另一组人物。同样是面对多数人物和故事，《海上花》采取的方法，却是将它们打散开来重新组织，讲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读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现在看来，这种组合方式并不完全成功。关键所在，是它缺少有力的主干人物来支撑和统领。书中虽然有几个牵线人物，上半部是圆滑世故的商人洪善卿，下半部是拥有一笠园的“风流广大教主”齐韵叟，从头至尾闪现的有卑琐人物赵朴斋，都不是真正的主脑人物。合格的主脑人物，应该不仅是大多数事件的观察者，而且是参与介入者，而且他本人的形象和故事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如果不能唤起同情和热爱，至少能唤起和保持读者的关注。《海上花》本来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就是华铁眉。

据张爱玲考证，“华”就是“花”，华铁眉就是作者“花也怜侬”，就是韩邦庆本人。华的“不喜热闹”，酒食“征逐狎昵皆所不喜”，都是作者的自画像。华的形象不很抢眼，令人有印象的是他一次送相好孙素兰的礼物——一箱十二瓶香槟酒；再就是孙对他的概括：“他这人做一百桩事情总有九十九桩不成功，有点干系的事，他自然不肯做；就叫他做桩小事，他也要四面八方统统想到家，是不要紧的，这才做；倘若有个把闲人说了一声不好，就不做的了。”一个优柔寡断思想细密冷静内向的人，合适写小说。

韩邦庆长年旅居上海，与沪上名士经常诗酬唱和之外，还为《申报》撰稿。出入青楼，也是其主要生活内容，据同代人回忆，他“与某校书(妓女代称)最昵，常日匿其妆阁中，兴之所至，拾残纸秃笔，一挥万言。盖是书即属稿于此时。”《海上花》这部妓院题材小说，居然就是在一位妓女的寓邸里完成的。需要强调的是，这部直写妓院的小说，除几首双关的诗词之外，绝无猥亵色情的笔墨，这自然也使它缺少卖点。就如同它言情，却不香艳浓腻，不作天真烂漫态，专取平实一路，都是其文学优胜之处。

《海上花》问世，初登在韩本人创办的个人刊物《海上奇书》上，该刊由《申报》馆代售，先是半月刊，尔后是月刊。屡屡拖期，销售不佳。《海上奇书》除连载《海上花》之外，还登载韩的另一部创作，文言短篇集《太仙漫稿》，一部类似《聊斋》的著作。

1892年，《红楼梦》问世一百零一年后，《海上花》单行本面世。20世纪20年代，胡适的考证发表，张爱玲的父亲因而购买这部“微妙无奇……使人淡出鸟来”(张爱玲语)的著作。张爱玲在十三岁上阅读该书，受益匪浅。半个世纪之后，她将它先后译成白话文本和英文本。

《海上花》以花也怜侬失足花海之梦起，以赵二宝血泪幻梦作结。赵是赵朴斋的妹妹，因受史三公子的迎娶之骗，停业数月，以至入不敷出，无奈之中，再操旧业，却无端遭到赖公子的殴辱，沉沉睡去，却梦见史公子迎亲来也。忠厚美丽的赵二宝便急急叮咛母亲：妈，我们到了三公子家里，起先的事不要提起。

戛然便止。

韩邦庆另作了《跋余》，交代各色人物下落，并承诺要作续书。未果，韩即病亡，寿仅三十有九。

伟大也要有人懂 鲁 迅（1）

一种很泼皮的说法：经典，是那些人人都想读却不去读它的书。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有道理的。在我，有两种态度，全世界都以为是经典而我以为不是的，绝对不读，此其一；我也以为是经典，我也读，但不热衷读的，少读，此其二。但是鲁迅的著作，绝对不在其中。鲁迅的著作，特别是他的杂文集，是我平生读得最津津有味最爱不释手最上瘾的图书之一，在复读的次数，在阅读的快感方面，或者只有金庸的小说可以作为比照。

全世界只有两种人有理由不热爱鲁迅，不认识汉字的人，没有完整读过鲁迅的人。通读过鲁迅而不热爱鲁迅，这种情形几乎不可能出现。如果居然有这样的人，那一定是这人本身有问题。

我不曾因为鲁迅伟大而去读他，而是因为他可读好读耐读才去读他。在我将近三十岁的某一年的某一天，我随手抓过一本鲁迅小册子来读。那是70年代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又由各省人民出版社分别印行的鲁迅单行本，包括小说、散文、杂文、书信。每一本的定价只有二三角钱。我太太却是以每本七分八分的价格在大学校园的书摊上买得的。这样的小册子，家里的书架上至少有一打。在这某一天之前，我也曾断断续续地翻过，却没有特别投入地读，也没有特别激动的收获。但是，从这某一天开始，我却一口气读下来了。我不仅一口气读完了家里的全部鲁迅小册子，而且跑到单位的资料室借阅剩余的鲁迅著作，包括序跋、日记，统统补遗了。一向以来，我的读书原则是，不读作家的全集，一个再杰出的作家，他最杰出的作品也只有那么一两部，而其余的部分，仅仅是其杰作的准备，或杰作的余绪。除非你打定主意要彻底了解一个作家，否则你没必要读他的全集。他经不起通读。鲁迅是个例外，他的几乎全部作品都经得起复读。鲁迅是多么生动和有趣，多么深厚和丰富呵。

近些年来最有成绩的鲁迅研究者、新的权威性的年轻学者王晓明，在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时，说最有可能成为伟大作家的是鲁迅。他的意思是，鲁迅几乎就是了，却终于不是。我不清楚，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伟大和作家这两个词汇。我毫不犹疑地认为，不仅在现代中国文学史，而且在三千年的全部中国文学史中间，鲁迅是仅有的两位当得起伟大这一名号的作家之一，另一个是曹雪芹。其余的所有杰出的中国作家和诗人们与“伟大”之间，都或多或少地有些距离。

王晓明写出了有史以来最逼近鲁迅本人的《鲁迅传》，但是，甚至是他也有这样的疑问，那么一定是存在一个影响广泛的理念的误区。

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否定鲁迅在思想上的深刻和犀利，连他的敌人也做不到。能够言之成理(似乎)的反对意见是，鲁迅不是一个体系完整的思想家。这真是呆气十足的混帐话。鲁迅何尝打算创建某种完整的思想体系，这种外在的任务有什么理由指派给鲁迅呢?我们需要留意的是，鲁迅的虽然有起伏和变化却长期据有的思想上的总体倾向，或者说思想准则，那准则，是鲁迅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中提炼出来，又据此出发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进行也许并不永远正确却犀利和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无论其锐度和厚度，都是空前的，足以令我们敬爱和热爱。

最容易生发也最可笑的对鲁迅的苛求，就是从数量和形式感方面进行的攻击。

鲁迅不是伟大的小说家，因为他小说的数量太少了，而且他最杰出的小说比方《阿Q正传》在形式上不统一，诸如此类。且不说最杰出的作家也只有一两部代表作，且不说形式感完美的小说只存在于观念中(而且还是硬死的观念)，且不说鲁迅几乎在每一篇小说都作着相当成功的形式感方面的尝试，就算鲁迅在小说这个单项上应该做得更多更好而没有做到又如何呢?鲁迅是在多种项目上都有伟大表现的作家。比方散文和杂文。虽然在广义上，杂文是散文内部的一种体式，但在狭义上，我们说到散文，是指那些带有抒情性的传统意义上的美文、杂文，则是具有时事性的比较理性的随笔和杂感。

伟大也要有人懂 鲁 迅（2）

即使在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鲁迅的散文，包括怀旧的《朝花夕拾》，散文诗《野草》以及杂文集中的部分篇章，仍然散发着亲切的逼人的诗性的纯美的光芒。实际上，鲁迅的小说集中某些篇章也是这个范畴之内的，比方《鸭的喜剧》、《故乡》等。擅长作诗性的描叙的沈从文，非常佩服鲁迅的抒情本领，专门写过一篇《向鲁迅学习抒情》。沈从文的学生，文字精简的汪曾祺，也非常佩服鲁迅文字上的精简有力和传神。关于鲁迅在文字上的精粹功夫，可以举一个旁证：周作人早期的文字，包括译稿、讲义、随感录，总是经过鲁迅的修改，才送出印发。鲁迅和周作人，在郁达夫、胡适眼中，是代表新文学散文最高成就的人。

杂文是否文学，这个问题被不断提起。这个愚蠢的问题居然关系到鲁迅是否一个伟大的文学作家。三百多年以前，蒙田就发明了“随笔”这个概念。精深的思辨和智慧的观察充斥着他的文字，没有人说它们不是文学。培根的理性文字，兰姆的感性文字，没有人说它们不是文学，鲁迅的杂文何以会不是?鲁迅的杂文，的确有许多是由时事性的话题引发出来的，但是，它们的意义和力量是时事拘缚不住的，是超越时事的。它们的意义和力量，是由智性的张力、理性的深度和感性的锐度完成的，是由犀利的思想、精简的文字和辛辣的讽刺、深刻的幽默风格构成的，它们是最文学的文学。

鲁迅在议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时感叹到“伟大也要有人懂”。懂得伟大的最直接方式就是去接近它阅读它，伟大不应成为我们拒绝和远离鲁迅的理由，我想再次强调鲁迅的可读性，我是在最基本最纯粹的意义上使用“可读性”这一概念。

鲁迅著作是极具可读性的，其次，它们是伟大的。

全集读不得 郁达夫（1）

郁达夫三十岁时即着手编定出版《达夫全集》，真是空前绝后。依老例，《全集》总是盖棺之后的清理，至少也要垂垂老矣才可以做的事。在郁达夫，却一边慨叹“男子的三十岁，是一个最危险的年龄。大抵的有心人，他的自杀，总在这前后实行的。而更有痛于自杀者，就是‘心死’”，一边“把过去的生活结一个总账”。所谓“过去的生活”即是从他1921年以来的创作。

《全集》的一、二、三集都是在1927年出版的。《寒灰集》、《鸡肋集》均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第三集《过去集》则改由上海北新书局印行，因为8月15日上海的《申报》和《民国日报》同时刊登了郁达夫的《启事》，《启事》声明退出创造社。此前一天，郁达夫编定了他的《日记九种》，并写下一篇颇为沉痛的《后叙》，痛惜与十数年老友的分手，又说“文人卖到日记和书函，是走到末路时的行为”。新文学作家出版日记，郁达夫是第一个。

《日记九种》的销行成绩非常好，甚至超过了《沉沦》。上海泰东书局1921年10月15日出版的《沉沦》，是郁达夫的第一本创作集，也是新文学的第一部小说集。《狂人日记》虽是第一篇白话小说，《呐喊》的结集却是到1923年才出来。含了三个短篇的《沉沦》，制造了暴风雨似的轰动，销售了两万多册。周作人的批评是权威性和结论性的：《沉沦》是一件艺术品，是“受戒者文学”。周作人反对“人家凭了道德的名来批判文艺”，但《沉沦》的成功恰恰是因为唤起了道德范畴内的文化共鸣，即坦言的性要求的新道德之声，《沉沦》应和了反封建的时代主潮。但是以今天的眼光去看，《沉沦》就是自然主义地写了一个青春期少年的性苦闷心理和性变态行为，包括因为是“支那”人而受到日本女人歧视的“异乡屈辱”也尽在性苦闷范畴内。手淫、窥浴、山间野合、妓院，这些直率的场景给那一代新兴读者以惊骇和震撼。性主题，也是新文学接受的新主题之一，这些，都保证了《沉沦》在文学史上的永远的席位。

郁达夫曾经提出一个“时间试练”的概念，他说：“凡作品之被视为伟大的，大抵总要经过一百年或五十年的试练之后，才能成立。”经过大半个世纪的“试练”，郁达夫本人的小说都不够伟大甚至杰出，它曾有过的光辉已经渐次黯淡下去了。七十年前，陈西滢在列举十部新文学名著时，在小说中拈出《沉沦》和《呐喊》。他说：“郁先生的作品，严格地说起来，简直是生活的片断，并没有多少短篇小说的格式。里面的主人，大都是一个放浪的，牢骚的，富于感情的，常常是堕落的青年。一篇文字开始时，我们往往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时才开始，收束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到那时就结束，因为在开始以先，在结束以后，我们知道还是有许多同样的情调，只要作者继续写下去，几乎可以永远不绝的。”结构本身，并不是郁达夫小说的致命伤，结构上比较完整的中篇《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均被认为是写坏了的小说。《迷羊》第一次着力正面写女性形象，并且具有写实主义的色彩，但终于被早先的感伤主义复发所冲抵了。一对恋人(大学生和女戏子)在情感高烧之后跌入常温，跌入日常的琐碎和经济上的困顿，女方出走。在可能达到写实的高度之前，男方却得知女人是为了不影响他的身体而离去。没有了早先震撼性的主题，又没有新的意义诞生，使这部小说几乎接近了通俗文学的边缘。《她是一个弱女子》关于性和暴力的骇人描写，只是将先前的性变态故事换了女性为主角。几个可以一读的短篇如《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过去》，用灵的要求平衡和化解了肉的要求，使作品有一层温情的笼罩。

全集读不得 郁达夫（2）

郁达夫小说只成功地写出了一个人物，就是他本人，颓废的、病态的、感伤的、易哭的青年。如果说，小说中的郁达夫不免感伤过度、夸大其词、冗赘絮叨、难以自拔地矫情，那么，日记中的郁达夫要精简得多真实得多，即使感伤、颓废，也是真实的精简的感伤和颓废。《日记九种》记录了他1926年11月至1927年7月，九个月的生活历程，可能是郁达夫最优秀的散文作品之一。

在这部畅销的日记写作即将结束之前，郁达夫多少已经有意公开它，当时他专门写过一篇文论《日记文学》，他说：“日记文学，是文学里的一个核心，是正统文学以外的一个宝藏。”认为日记不仅是考据作家作品的资料，本身就是文学。还说：“文学家的作品，多少总带有自传的色彩。”这是他第一次谈起“文学作品，都是自叙传”，以后又曾数次修正性地坚持这个论题。几年之后，他谈到传记文学，说到“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与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哭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

《日记九种》便“见得真，说得像”，不避琐碎地记录了郁达夫本人的“外面的起伏事实”和“内心的变革过程”。他的本阶段“公生活”，包括如何自粤返沪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其时他是出版部的“总务理事”。日记记录了他的编稿写稿，理账追账，以及与老友部下的纠葛恩怨；“私生活”更繁琐细碎一些，包括大量买书、读书，看电影、搓麻将、吸鸦片、上妓院、饮酒、喝茶、听戏，最完整的主线，是他对王映霞女士的追求、挫折和终遂其愿。郁王之恋，是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

即使单单将《日记九种》作为资料，它也使我们大有收获。中国作家，除了其作品，我们几乎完全没有进入其内心世界观察了解的机会，他的感情经历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是中国文学史最空白的地带，也是最有必要进行深入发掘的领域。现代作家中，只有鲁迅、徐志摩公开过他们的情感记录。《两地书》和《爱眉小札》、《眉轩琐语》，对比《日记九种》，是何其不同。《两地书》中偶尔闪露的热情，真让我们为鲁迅鼓掌，但总体太冷静太理性。《爱眉小札》、《眉轩琐语》，包括徐志摩致陆小曼的几十封书信，都太写意，浓腻得有些化不开，还是看不清他们的内心。《日记九种》就敞开得多，写实得多。率直的自我披露是郁达夫一贯的特色和优长之处。如果《日记》情感部分还略嫌单薄的话，同期郁达夫致王映霞的情书是极好的补充，郁达夫始终如一的长处与短处，都信手摊给我们了。包括他在原配孙荃与王映霞之间的犹疑、彷徨、痛苦、忏悔，高烧似的热爱激情，垂死般的绝望沮丧，都给我们清楚地看在眼里，所以也肯给予他理解和同情。郁达夫始终如一的不加遮掩，注定了他的为文风格和为人风格，使所有的人都容易亲近他，包括漂泊北京的文学青年沈从文和伟大的鲁迅。虽然，这风格推向极致时有暴露狂似的病态，十几年后他曾大量发表诗文，公布他的婚变。

鲁迅一向以为郁达夫的脸上最少“创造气”。在创造社成员中间，郁达夫是文人气和书生气最重的一个，却也不乏对社会时事的锐敏。1927年2月，他在《洪水》上发表《广州事情》，是他与创造社老友分裂的导火索。文中以为，广东的革命“仍复是去我们的理想很远”，说“要尽我们的力量作第二次工作的预备，务必使目下的这种畸形的过渡现象，早日消灭才对”。郭沫若从北伐军中来信指责“倾向太坏”，成仿吾在《洪水》也发文批评。4月8日，“四·一二”前四天，郁达夫发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引发它的是郁达夫一些朋友的被拘捕。此文比郭沫若著名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早出一些日子。后来广州有署名孔圣裔者作《郁达夫先生休矣!》，总结说：“我意料不到，万万意料不到郁达夫先生的论调，就是中国共产党攻击我们劳苦功高的蒋介石同志的论调，什么英雄主义、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郁达夫不仅受到文学批判，而且在拒绝以“委员”换取创造社“不封”之后，果真导致创造社被搜查和封门。

全集读不得 郁达夫（3）

郁达夫在时论上的犀利，反映在文论上就是批评的中肯，感性的细密和理性上的准确，还要加上才华的飞扬。比方他对林语堂的评价就十分地有预见性。他说林语堂，“他的幽默，是有牛油气的，并不是中国向来所固有的《笑林广记》”。说“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假令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学上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事业也可以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林语堂虽然不曾气吞谁，但尔后确是在美国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和成功。这段“妄评”见于《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该文是十集大系中最精确的一篇导言，其中对鲁迅、周作人散文异同的分析更是影响鲁学至今。他对鲁迅的热烈评价更是众所周知的，且不说他于鲁迅身后的系列震撼性的发言，早在1928年他就断言：“我总以为就作品的深刻老练而论，他总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者，我从前是这样想，现在也这样想，将来总也是不会变的。”他的长篇《回忆鲁迅》，是所有忆鲁文字中最深切动人，或者只有萧红的一篇可以与之并美。他的记人散文，除这一篇之外，就数八篇系列自传最精美了，是最炉火纯青的文字，可惜只写到留日之初就断落了。不过，这种文字在他多年小说创作之后是可以预料的，我还是更推崇他的文学批评部分。大概，是因为中国太少优秀的批评家的缘故。

郁达夫曾经有一段极其透彻的议论批评家的文字，他说“率直、宽容、同情、学识，为批评家之四德。此外则人生的经验，与想象力审美力的具备，亦为好批评家之必须条件。批评家同时亦创作家也，因批评文学，不得不清晰美丽，有力动人”。宽容与同情，大致可叠为一个元素。郁达夫兼备上述三项大德，可以引他与梁实秋就卢梭一题之论争为例子。单说学识，可以找到他读书之丰来证明。入东京帝大之前，他就读高等学校，四年间读过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上下。帝大的图书管理员后来也回忆，郁先生借书，从不查目录，只在架上从头一栏一栏一架一架地成批借阅。他在杭州自建的风雨茅庐所藏中国书籍有八九千卷，英德法日文书更有两万余册。后来在南洋他曾列这批书的丧失与老母的饿死、胞兄的被暗杀，同为战争带给他的大劫。这种书海畅行之后，才可能建设一个他所谓“比较深思与活用的头脑”。

郁达夫在日记中坦白，在批评上中肯，在忆人时深情，那么在游记里，就是名士风流，清爽怡人了。他的流畅隽永不造作的散文风，在游记中有更纯粹的表现。他给自己的第一部游记起名《屐痕处处》，“一个既不僭，又不雅，但也不俗的名字”。

郁达夫文集的名字，很值得留意。《茑萝集》、《薇蕨集》，茑萝、薇蕨都是很柔弱卑微的植物；《奇灵集》、《敝帚集》、《断残集》、《忏余集》，都是很习惯的很强烈的自谦自贱的意思。抛除文人常例的姿态性这一点，他的书题还是多少反映他心底里自卑的作怪。鲁迅书题是讽刺性的挑战性的，郁达夫的书题却是感伤性的内敛性的。郁达夫移家杭州后，心态中病的部分稀弱了，更趋平和正常，甚至优雅，有名士气。

名士气，是易受攻击的，但在郁达夫身上出现，应该为他感到高兴，包括他生前手编的最后一集散文，叫《闲书》，都很可以理解和被喜欢。

本书坚持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反对读作家全集，几乎没有一个作家的全集值得完整地读下来(研究是另一个范畴了)，对郁达夫尤其不例外。《达夫全集》只出到第七集《断残集》，实际只是系列文集的形式，这种规范形式可以集中收录各期作品，方便读者系统地阅读作家的全史，比当今作家乱出集子，叠叠重重的，要合理多了。

不合时宜 梁实秋（1）

梁实秋从来不曾在红色中国的文学史上消失过，他一直在鲁迅文章的正文里被批判着，在鲁迅文章的注释里被读解着。资本家的乏走狗，反动文人，这便是他的职业和出身。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说法显然不够公正，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他是一位不合时宜的文人。

不合时宜的人，是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方说了错误的话做了错误的事情的人；或者，是在错误的时间和地方说了正确的话做了正确的事的人。总之，是和时空错位的不合拍的人。

梁实秋在成为一个小品作家之前，一直是不创作的文学家，虽然写过一点诗和散文；是一位批评家，虽然徐志摩以为他是不容忽略的批评家，实则是一位立论粗糙、自以为是、书生气十足的批评家。所以在批评别人的时候，也不断受着批评和批判。两次大的批判，一次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关于文学、革命、阶级性，受到左翼文坛的批判。且放下不提。另一次，是抗战时期他的“抗战无关”文学论，这一回，批判他的队伍更广大一些。事情的起因是梁实秋在接编《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写在《编者的话》中的一段文字。他说：“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载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这未必就错，但的确就不合时宜。引一段老舍1941年的文章，他说：“在太平年月可以‘莫谈国事’，不论什么一点点细微的感情与趣味，都能引起读者的欣赏。及至到了战时，即使批评者高抬贵手，一声不响，即使有些个读者还需要那细微的感情与趣味，作为一种无害的消遣，可是作者这颗心不能真像以前那样安坦闲适了。炮火和血肉使他愤怒，使他要挺起脊骨，喊出更重大的粗壮的声音，他必须写战争。”这又是一种态度和精神，是应该倡导的态度和精神。

打一个比方：一个人家死了人，亲朋好友来送葬。你或者不哭，并不是人人都要在致丧时痛哭，但你还偏偏要宣扬你不哭的精神和主张，说你的不哭也是真实的，这就比较地讨厌和愚蠢了。后来梁实秋终于不张扬了，静悄悄写开了《雅舍小品》。这是知行合一，由知向行的靠拢，而不是“知”了“知”了的絮叨。

《雅舍小品》是1940年起，梁实秋用“子佳”笔名在《星期评论》上开的专栏。后来，受友人怂恿，他将1939年至1947年的散文三十四篇汇成集，仍以《雅舍小品》为题，成为他的第一部散文著作，也是他最畅销著作。早在1928年，梁实秋就在《新月》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上发表了纲领式的论文《论散文》，迄无作品的实践，抗战时才终于有了一个交代。

“雅舍”只是建在重庆北碚山半腰的六间简易房屋，梁实秋仅居其二。战时的陪都，许多文化人都是住在类似的甚至更差的房子里度过来的，多多少少后来都有些追忆，似乎只有梁实秋的雅舍身居其时便为之命名立传以至闻名了。雅舍“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平白如话的散文中，偶尔有一些这类讲究排偶声韵的比较整齐的句子，读起来上口。后来梁文中连这种讲究也免掉了，那是更上一个境界了。《雅舍小品》这一篇讲的就是房子里的细事，老鼠蚊子如何骚扰，雨天塌壁的狼狈，方便望月的好处，把家具在屋子里摆来摆去的习惯。至少没有“斯是陋室，唯吾德馨”的标榜，只是说了些自得其乐的情趣，是东坡(小品)风的文字。这材料是梁与人争论时就想好的题目，两年后便以此作了开栏语。引出了“随想随写，不拘篇章”的原则。集中的其他题目，诸如音乐、孩子、男人、女人、谦让、理发、下棋、写字，等等，都是很琐碎很闲散的话题，性灵派一类路子走下来的文章。讲了一些人生哲学的小道理，扫视了诸般生活常态，散发了一些零碎知识，都是信手拈来式、涉笔成趣式，不深刻却丰富，不足以令我们敬爱，却亲切可喜，都是梁四十岁前后的写作。不似他二十多岁主持《新月》抢着议论时的少不更事，是“洞明”、“练达”之后的结晶。

不合时宜 梁实秋（2）

梁实秋说：“散文的美妙多端，然而最高的理想也不过是‘简单’二字而已。”(《论散文》)这个道理当然不是梁实秋独有的发现，但至少在个人实践中，他是比较彻底地信守了这个原则，达到了这一标准。他还将这个道理翻译成这样两句话，“尽芟枝节、少说废话”。在写作习惯上，他把功夫尽量用在腹稿阶段，推敲斟酌，圆熟利落了，再一气录到纸上，所以手稿上绝少涂改。我们读起来也轻松。这便是所谓灿烂之极归于平淡境界给我们的好处吧。

本书的议论止于《围城》，这个时间段内的梁实秋只有薄薄的一册《雅舍小品》，虽然一版再版至于五六十版，到底单薄了一些。所以索性跨过自筑篱笆，说一说后来的梁实秋。梁实秋于70年代才开始写他的《雅舍小品》二集，以至80年代的三集、四集，和《雅舍散文》、《雅舍散文》二集，话题还是从前一类，但更宽泛一些，更议论风生，更恬淡有滋味。就个人嗜好而言，我最喜欢他的《雅舍谈吃》，见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梁实秋散文》第四集，是我收购的第一本梁著。尔后才陆续购齐了全四集及《梁实秋读书札记》，这一套是大陆出版的最齐全的梁著散文。收录的除“雅舍”系列外，还有追忆怀旧的独立篇章，如《秋室杂文》、《清华八年》、《怀老舍》、《冰心》、《谈徐志摩》、《谈闻一多》——插一句《谈闻一多》，这篇怀念同窗同事好友的文章篇末，有这样一段，说到闻一多居昆明为生计所迫治印以售。最后说：“本人不得已鬻印，亦可慨已!然而一多的脊背弯了，手指破了，内心闷积一股怨气，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因素，以至于成了‘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怪谁?”他不理解闻一多何以成为民主斗士，尽可以闪过去不说，却拽出这么一段不着调的议论，似乎闻一多仅因为穷才做斗士似的，颇令人生憎。

梁实秋散文中还包括至情至性悼念发妻的长篇《槐园梦忆》，引许多人泪下。但几个月后，他即着手写情书，追求×××，这自然也是至情至性合情合理的事。但不合通俗之情通常之理，于是惹来议论纷纷，又演出一通不合时宜。不过，最终是有情的终成了眷属，是人间好事。梁的情书集，在梁实秋身后，大陆也有出版，销得也好。

朱光潜曾说，梁的《雅舍小品》比梁译莎士比亚更重要，这有些强分孰轻孰重的意思。“雅舍”系列有它不可磨灭的位置，似可比拟于兰姆散文。

耐得细碎 丰子恺（1）

在时间这个话题里，朱自清拈出一个“匆匆”，作成一篇好文章，丰子恺则拈出一个“渐”字，作成一篇好文章。《渐》是《缘缘堂随笔》的开卷首篇，在所有的丰子恺散文选本中都是必录的首选。就是在这第一篇里，丰子恺业已为自己平生的文章定下了调子，入渐知微，这便是丰子恺全部文字的品貌和格调。

“渐”是时间上的“微”，“微”是空间上的“渐”，都是点滴细碎之意。但是，“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莫如‘渐’”。“‘渐’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极微极缓的方法来隐蔽时间的过去与事物的变迁的痕迹，使人误认其为恒久不变。”抓住了“渐”就抓住了时间，抓住了“微”就抓住了空间。他说“故佛家能纳须弥于芥子”，引用英国诗人的话，说“一粒沙里见世界，一朵花里见天国；手掌里盛住无限，一刹那便是永劫”。丰子恺在谈论哲学命题，不期然地，有意无意地，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文学态度、文学精神和文学内容。终其一生，丰子恺都在用力用心表现细碎的东西，却正是在细碎中传达了人生的社会的意义，或者说“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丰子恺比较喜用的概念。

不曾在致力细碎事物上取得成功的作家，不外犯了三种错误。其一，他不曾留心细碎的事物，没有认真摩挲过咀嚼过它们，所以无法表现它们的生动；其二，他不会挑拣细碎的事物，误把浮屑当作细碎，所以没有省略的功夫；其三，他没有发现细碎事物中藏着的意蕴，却喜欢硬将一些额外的道理指派给它们，强迫它们负载。那么，一个着力于细碎事物而成就为被人难忘的作家，一定有三大本领：一、他能够在举手间将细碎事物的生动活画出来；二、他有挑拣的功夫和省略的本事；三、他能够表现细碎事物本身的意蕴，是道理，便讲道理，是意趣，只说意趣。而最重要的，却是要耐得住细碎。有些题目，别的作家是不会着手的，哪怕心中有感兴，也会觉得它的不雅不文学不足道。丰子恺却能将这些被漠视的细碎题目写出来，鲜活生动而富含意蕴。如果其中有道理，他也会先静下心来描写、叙述，再顺水推舟式地点示它的意义，点到为止，并不没完没了地大发议论。如果只有意趣，那么他会任意趣自己细碎地透示出来，绝不另外发言。《吃瓜子》一篇，丰子恺用了那么多的细密的功夫描写、叙述，说掌故似的娓娓道来，最后才议论到中国人用吃瓜子打发时光的可怕来，以致我们耳边果真有不绝的“格、呸”“的、的”之声，比高论有力得多，将无聊的事物用有趣的文字指示出来，真是好手段。《湖畔夜饮》写丰与郑振铎老友重聚畅饮老酒，写得那么天然，那么生活，没有一点多余的浮屑，也没有加进一点额外的议论。有一些怀旧的丝缕，却没有通常的文学感伤，以记事写情谊，那么温良和煦的干净文字。类似篇目，还有《野外理发处》、《半篇莫干山游记》、《作客者言》、《山中避雨》，都是耐读的名篇。

丰子恺因为喜欢数学家苏步青的一首诗，品咂不已，所以引出下面一段话：“别的事都可有专家，而诗不可有专家。因为做诗就是做人。人做得好，诗也做得好。倘说做诗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诗，就好比说做人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人，岂不可笑?”是一段妙论，但如果把“诗”换成“散文、随笔”，可能更恰当更成立。散文是最少形式感的东西，写得不好，或者我们还有闲话去批评它，写得好，除了说好，之外的拆解分析议论，都会显得多余和无聊，合理的，只有说他人做得好。丰子恺的人做得很好。

丰氏三十二岁那年写出一篇《秋》，说自己在立秋之后过了两年，“心境完全转成一个方向，变成秋天了”。同年，他开始蓄须，从面相上看，丰有一张娃娃脸，蓄须之后，添了一些老人气。他自己也说有二重人格，一方面是虚伪的、冷酷的、实利的老人，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言语中，他是偏向儿童，排斥老人的，但我以为，做人似乎不妨兼备这两种本色和气质。一味儿童气，会过于烂漫，滑向可笑；一味老人气，也会过于苍凉，滑向可悲。互相修正，倒可以成就长久一些的赤子本色，至少，文章会更成立一些。

耐得细碎 丰子恺（2）

丰子恺擅画儿童、擅写儿童，是大家都知道的。天下人没有不喜欢儿童的，但丰却能由热爱、亲近而理解，以致把比成人世界更广大自由的儿童世界摹写出来。他又能用余墨写到成年世界的必然降临和儿童黄金时代的必然终止，这种老人气也很必要，至少是文章避免了通常的矫情。比方《忆儿时》，他摹写自己儿时的快乐，养蚕、吃蟹、钓鱼，却又“老人气”地说那不幸都是杀生之取，要永远忏悔。我以为，这种怀恋和这种不忍，都是真实的，它们的并置更调和更人性，缺少某一环，便不是丰子恺了。

丰子恺的随笔，通常都比较短，有时就觉着不过瘾。《辞缘缘堂》比较长，有一万多字，可以弥补这种遗憾。两篇同题的，《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都比较短。丰子恺为“缘缘堂”作传，是在它被战火毁灭之后了。“缘缘堂”得名于1926年，挂牌于上海江湾永义里丰宅，真正的“缘缘堂”落成于1933年，在丰的故乡嘉兴石门湾。“合体正直，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的缘缘堂，尽出于丰本人的设计。丰氏的忆堂文章，两处细碎最感动我，一段是，“冬天，屋子里一天到晚晒着太阳，炭炉上时闻普洱茶香。坐在太阳旁边吃冬舂米饭，吃到后来都要出汗解衣裳。廊下晒着一堆芋头，屋角里藏着两瓮新米酒，菜橱里还有自制的臭豆腐干和霉千张。星期六的晚上，儿童们伴着坐到深夜，大家在火炉上烘年糕，煨白果，直到北斗星转向”。这一段，要比天井里的芭蕉、樱桃、蔷薇，屋里四壁的书卷，院外的叫卖，还要令人难忘，这是家常的味道；还有，“儿女们曾统计过，我家共有一百二十五只抽斗”，这么细碎的一句，便递出了怀恋之深切之绵长。

《辞》是《避难五记之一》，“之二”的《桐庐负暄》亦长亦好。丰的战时好文字，还包括一卷《教师日记》，1938年10月起，迄止1939年6月，细碎之外又添种种风趣。建国后，经得起重读的散文比较稀少，丰子恺却一如既往地留心细碎，不过，到《阿咪》出来，终于受到批判了。如果是“小资情调”一类帽子，还说得过去，却说它影射毛泽东。因为文中有一只猫，名“猫伯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那是1962年的事。再经过“文革”的牛棚和更严厉的专政，1972年，丰子恺却在私底下写出并编订他的怀旧的《缘缘堂再笔》。《再笔》是丰氏平生最炉火纯青的文字，可与鲁迅的《朝花夕拾》比美。《朝》还有诗意的笔墨，《再笔》却是很纯粹的纪事，那内容在他胸间沉淀了近半个世纪，历练了近半个世纪，翻出来，清淡又浓烈。《再笔》的发表，则要到十多年后。

丰子恺的文章，还包括他的谈音乐、美术的随笔风的著作，还包括他自日本古文译的《源氏物语》、由俄文译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柯罗连科的《我的同时代人》，都是上好的丰氏文字。

浮世绘 张恨水（1）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的发表，是一件轰动山城的事，曾引来众多社会名流的纷纷唱和。最先发表这首伟词的媒体，不是共产党人自己的《新华日报》，而是中间派的民营报纸——重庆《新民报》。词作登载在1945年11月4日《新民报晚刊》的《西方夜谈》栏里，署作者的名字是毛润芝。主持这次发表的，就是《新民报》的主笔张恨水。

张恨水是著名的报人，此时已经在报界从业二十余年，先后供职于《益世报》、《世界晚报》、《世界日报》，自办的有《南京人报》和《新民报》。他曾经是上海《新闻报》和《申报》在北平的特约通讯员，因其新闻稿质量高，频频被采用，而收获颇丰，千字十元，每月一二百大洋的收入在当时是很惊人的数字。不过，他在报纸上，作得最多的是编副刊和写连载小说。小说家，才是张恨水本色的身份。他写于抗战期间的两部小说，销量最大的《八十一梦》和在上海最叫座的《水浒新传》，红都延安曾经都翻印过。《新华日报》在为他贺五十寿专稿中，谕扬说“他的小说与旧型章回小说显然有一个分水界，那就是他的现实主义道路”。周恩来高度肯定《八十一梦》；毛泽东议论过《水浒新传》，重庆谈判期间单独接见过他，并送红枣、小米和延安的呢料。但新文学的批评家曾将张恨水划入鸳鸯蝴蝶派，张最著名的《啼笑姻缘》确是一部写三角恋爱故事的言情之作，因为明星电影公司和大华电影社争夺其改编拍摄权，曾大打官司，闹得上海滩沸沸扬扬。

如《啼笑姻缘》一样，《水浒新传》登在销行最广的上海《新闻报》上，从1940年2月11日起，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英美租界)彻底沦陷，书写了四十多回。1944年，为出版单行本，张恨水又补写了二十多回，全部六十多万字，是抗战期间最长的张恨水小说。在文字上，张极力模仿老《水浒》，故事写梁山好汉受招安后，跟随张叔夜去打金兵。汴京失守后，一百零八条好汉，大半战死，时迁这路小兄弟成为张用力描写的英雄，用意“是以愧士大夫阶级”。上海人是把抗金当作抗日来读，自然有一番痛快在其中。

《八十一梦》亦是痛快之作，从1939年12月1日起在重庆《新民报》上连载。梦之题，取自传统文学所谓“寓言十九托之于梦”。该作对战时陪都的腐败和黑暗，给予了不由分说的讽刺。第三十六梦《天堂之游》、第七十二梦《我是孙悟空》的影射最是直接。孙悟空斗不过满身黄金白金钻石宝石的通天大仙，西门庆是天国十家大银行和一百二十家公司的老板；潘金莲穿袒胸露背的巴黎时装，打了维护交通的警察一个耳光；通天路尽头之门是枚大金钱，上写“孔道通天”，诸如此类都是影射孔家一门(孔祥熙，孔二小姐)。大后方读者喜欢这样的笑骂，但是干涉也就来了。官方的“某君”，请张到一个很好的居处，酒肉招待，劝了一宿，最后问是否要到贵州息烽去休息两年，张只好苦笑说算了。息烽有军统的集中营而著名，张不得不结束了《八十一梦》。单行本印行时便额外加了一个“楔子”《鼠齿下的剩余》，说：“本是八十一梦，写的也是八十一梦，不幸被耗子咬残了，不能全部拿出来。”全书终于只有十几个梦，在报纸上也载了一年多。

浮世绘 张恨水（2）

现在的读者听起来会觉得不可思议，一部小说可以连载几年。张的成名作《春明外史》，在北平的《世界晚报》上，从1924年4月16日登载至1929年1月24日，历时五十七个月，近五年。另一部《金粉世家》更连载了六年，从1927年起在《世界日报》登载，到1932年才告结束。这两部作品都是长达百万言的巨篇。张恨水笔耕四十年，著作一百一十部以上，总计在三千万言以上，大都是巨构长篇。即使如此，《春明外史》、《金粉世家》也是其中之最巨。

“春明”，原是唐代京城东面三门之一，后世将“春明”作为北京的别称。张恨水的大部分小说都是以北京的人情世故为背景。《春明外史》的主角杨杏园，是一位寓居北京的报人，籍贯安徽，这两点与张本人相同，便有人认为《外史》是张本人自述，虽然，杨在小说终卷时病亡。杨爱恋的两位女性，一是妓女梨云，一是才女李冬青。这三个人的爱情故事显然不足以充满百万言的架构，全书八十五个回目中，梨云只占了十回，到第二十回，梨云便夭亡。李冬青在第二十回才出现，在全书中也时隐时现。作者虽着力写他们，但基本的考虑却是要他们串联全书。大量的内容是取材现实的故事，诸如豪门巨宅的荒唐，军阀总长们的糜烂，是社会生活的长卷，走的是晚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一类社会谴责小说社会黑幕小说的路子。张本人的总结则是，“用作《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他不满于社会小说共同的毛病：如同短篇的拼接，说完一事，又递入一事，缺乏骨干的组织。他就“先安排下一个主角，并安排下几个陪客。这样说些社会现象，又归到主角的故事，同时，也把主角的故事，发展到社会的现象上去。杨杏园的报人身份，也方便串联社会故事。这种结构安排在《春明外史》中还比较松散，到《金粉世家》就紧凑得多了。如李冬青一样，《金》中的女主角飘茵阁主冷清秋是书香门第的布衣才女，她与国务总理的小儿子金燕西，从恋爱、结婚到被遗弃和自我隐去，也是全书的贯穿故事。但全书的重点却是金家一门的家族兴衰起伏，所以曾经被称为“民国的《红楼梦》”。全书格局比较完整，是架子规划好才动手写的，但还是比较庞杂。《啼笑姻缘》则由博而约了，全书二十二回，一气呵成。故事和中心人物围绕很紧，“平民化的大少爷”樊家树与说鼓书的沈凤喜、富家才女何丽娜、侠女关秀姑，先后交错的爱与被爱的故事，起伏有致，跌宕得法。张一直在力图用西洋小说技巧来写章回小说，那么这一回得到一个圆满的果实。这部书的约稿者，《新闻报》主笔严独鹤后来总结说：“《啼笑姻缘》是于描写的艺术方面和著作方面的操练纯熟，而博得了一般读者的共鸣。”共鸣不仅在旧派章回小说的老读者群中，也使新文艺界惊异不止。《啼笑姻缘》不仅言情，还有武侠，这是出于严独鹤的要求，以满足上海市民读者的习惯。当时流行上海的通俗小说，无非两类，一是肉感的，一是武侠的。所以张恨水又贡献了关氏父女两位的侠客行。张曾自述，平生作小说，没有其他的长处，就是不作淫声，也不作飞剑斩人头的事。张的小说虽然言情，都弃绝色情，写武侠，却不追求神奇，总是保持在叙述人生的范畴内。张分出两种小说境界，一是叙述人生，一是幻想人生。张的小说虽不足以划入写实主义一类，到底也不是无端幻想一类，表现的终究是世态人生、人间声色。读《啼笑姻缘》的，有党国要人，有风尘少女。鲁迅虽然不读张的小说，却陆续地买下寄给北平的母亲。鲁老太太曾议论过，说大先生(鲁迅)怎么不写这样的小说。

《新闻报》是全国销量第一的老牌报纸，向来并不指望连载小说增加订数。《啼笑姻缘》的发表，却不仅招来订户，还招来广告客户。向来“名家”分享的《新闻报》“连载小说”栏，此后便由张恨水独家包办了。《啼笑姻缘》之后是《太平花》、《现代青年》、《燕归来》、《夜深沉》、《秦淮世家》直到《水浒新传》为止。打官司赢得拍摄权的明星电影公司，将一部《姻缘》拍成六部电影，还有戏剧、评弹、鼓书，等等。严与两位报社同人专门开了一家“三友书社”，优先取得版权，出版《啼笑姻缘》的单行本，初版一万部，二版一万五千部，以后各版三、四、五千部不等，到1949年总计超过二十版。

现代中国，真正可以列为职业畅销作家的，林语堂是一个，张恨水是一个。林语堂在海外创造畅销纪录，张恨水在国内制造销售轰动。无论就销量的广大，还是写作水准文学意义，张恨水小说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都有其非常的一席。

张恨水小说是平民的经典，读北京的风俗志，不可以不读张恨水；读民国社会史，不可以不读张恨水；读言情小说，不可以不读张恨水。张恨水至少比琼瑶丰富深厚得多。张恨水从传统小说中继?发扬了许多功夫，一部分功夫是浪费，比如在章回的回目上很用力，既要提炼本回故事中心，又要对仗工整，是本末倒置的努力；更大部分是锻炼的好笔墨，写景、造境、写人物对话，都显出旧学功底的好来。语言凝练、晓畅，而且京味十足，是京味小说一位大家。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有张恨水小说，从《春明外史》到1949年后创作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秋红》、《白蛇传》等，有二十八种。

希腊小庙 沈从文（1）

一个作家的情感经历，必定会影响到他的创作态势，这种影响多半在创作中会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比方沈从文，他的几乎全部的优秀作品，都是在其情感生活的铺展和渐趋成熟终至圆满的历程之中之后，才陆续出台的。这里头包括1931年的《从文自传》，1933年的《阿黑小史》，1934年的《边城》和《湘行散记》，1938年的《湘西》和1942年的《长河》。

研究者曾经以为1931年6月沈从文致张兆和女士的信是他的第一封情书，实际上，这只是沈第一封公开发表的情书。信于当月刊布于《文艺月刊》第二卷5—6期，当然是略去了收信者的名姓。题目是《废邮存底(一)》，是沈的系列性书信体散文的第一篇。据新近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从文家书》推算起来，中国公学教师沈从文对他的女学生的追求，自1930年初就开始了。开局是极其的不顺利，这种不顺利至少延续了近一年，张女士不仅坚决地拒绝了这种追求，而且引以为大伤脑筋的事，甚至连胡适的介入都无济于事。胡适其时是中国公学的校长，他向张女士指出，沈是天才，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沈从文当时已经是一个知名的小说家，但他写的自叙性的从军故事，张女士并不欣赏。他在课堂上的腼腆表现，虽然一多半要归咎于他的湘西方言，张女士也认为实在不令人喜欢。沈从文最终能赢得这场几乎无望的感情追逐，多半要归功于他的锲而不舍。1931年，由徐志摩介绍赴青岛大学任教后，他继续一厢情愿坚持不懈地努力。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1932年、1933年他两度去苏州与张家人融洽相处，已经是标志性的胜利。1933年9月，沈从文、张兆和终于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水榭，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此后又相伴一生。

著名的短篇《丈夫》，就是在沈张感情纠葛之初完成的。沈从文一边发狂地写情书，“一面却在苦恼中写出了这样一篇文章”。他承认，“一面胡涂处，倒使别人生气，一面清明处，却似乎比平时更适宜于做我自己的事”。上面的交代均见于《废邮存底(一)》。《丈夫》的主角是一位忠厚的农民，被迫打发妻子到水码头去作接客生意。过年节时，男人带着土产去看望妻子“老七”，“老七”对男人还有怜爱，买来胡琴，夫奏妇唱。为了不影响“老七”的生意，男人独宿船尾。度过屈辱的一夜之后，上路前，男人把“老七”的钱扔到了船头。这是一个沈从文所谓“抹布阶级”的人性故事。

公认的沈从文杰作是中篇小说《边城》和未完成长篇《长河》。要读解它们，应该从另一杰作《阿黑小史》开始着手。阿黑，就是《边城》中的翠翠。翠翠，就是《长河》中的夭夭，是沈从文“湘西情结”茹养出来的挂着露珠的乡村少女，黑而俏，是她们共同的外形特点。这一形态与张兆和多少有些关系，张肤色黑，而且，沈坦白张是翠翠的模特之一，“一面就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朴素样式”。阿黑是“一双小小的脚，一个长长的腰，一张黑黑的脸同一个红红的嘴”，翠翠是“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双眸子清明如水晶”；夭夭是“腿子长长的，嘴小牙齿白，鼻梁完整匀称，眉眼秀拔而略带野性，一个人脸庞手脚特别黑，神气风度都是个‘黑中俏’”。她们的感情经历好像是倒叙的：阿黑在热恋中，翠翠刚步入初恋，夭夭定了婚却情窦未开；阿黑的热情中已经有妇人的温暖，翠翠则在感情中朦胧而迷离，夭夭完全天然一派，只有淡淡的一层羞涩在心中。每个故事还必配合一个(不止一个)关爱少女的老人，《阿黑》中最生动的是老巫师，便是《边城》中的老船夫，便是《长河》中的老水手。明慧温柔的少女、古朴苍厚的老人，湘西风物一般生长在沈从文的世界里。

希腊小庙 沈从文（2）

《阿黑》的自然性爱的故事拖沓重复，手段上还粗糙；《边城》中纯净的爱情故事已经很精美和完整，含蓄而意蕴深长；《长河》在语言上已经炉火纯青，而且写实性大增。虽然遭到检查官的查扣删减，却一定使批评家们有所满意。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表达了对批评家的不满，他声明自己选定的读者是“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之外的人们。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非常讲求功利性，或是社会的政治的或是商业的，总之在功利性一点上是统一的。沈从文的小说便是一种异端，《边城》就是这异端的一个范本。

沈自以为的文学理想，是建筑一所“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既经济而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采用了一些写实主义的手段，所完成的都是一个非写实的田园世界。所谓写实主义的手段，根本的就是语言上的节制和情绪上的节制，就是不在文字表面表现过多的“热情”。热恋中的沈从文曾经在一篇谈论小说的书信中写道：“这种热情除了使自己头晕以外，没有一点好处可以使你作品高于一切作品。在男女事上热情过分的人，除了自己全身发烧做出一些很孩子气可笑的行为外，并不会使女人得到什么，也不能得到女人什么。”这完全是过来人的口吻。不发烧的《边城》在形式上就表现出简洁和锻炼的功夫，是一部精致之作。所谓非写实的世界，意味着它是自给自足的，不需要也不应该要求它与外在现实世界作直接的对应，它在它的内部自建了一套构架和秩序，那就是人性的纯净的爱的关系。这可能使它不真实，却格外生动。“‘似真’‘逼真’都不是艺术的最高成就”，沈从文这样说。它生动，不全在于人性的温暖和完美，尤其在于人性所造成的缺失和遗憾。天保、傩送兄弟都爱上了翠翠，翠翠喜欢傩送。天保自动离乡，却在途中落水身亡。傩送不敢面对爱情和婚姻了，也出走。翠翠孤独地在渡口守望。“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牧歌世界因为有它自造的伤害和破损，所以才格外有力和动人。沈从文不回避追求散文诗的效果，也不排除“偶然”和“情感”对命运的更改，这便使他的人物命运有起伏有转折，进而使作品有深度而不平面。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还是参照现实来自拟的。

1934年1月，新婚不久的沈从文告别新娘返回湘西老家一行，发现故乡原有的正直朴素美已所剩无几，回来后的成绩便是《边城》和《湘行散记》。《湘行散记》虽是散文集，却可以当小说来读，因为是一组写人事的短篇。就个人偏好而言，我喜读《湘行散记》甚于《边城》。《湘西》和《长河》则是1938年沈从文第二次返乡后的收获。《湘西》是比较纯粹的散文，沈是当它作风物志来写的。

《长河》写出的是社会风俗史，是沈从文最杰出的作品，语言上边说到了，此其一。其二，是人物嘴脸清晰。夭夭要比阿黑、翠翠更见个性。《边城》中除翠翠、老船夫之外，其他人物便嘴脸模糊，只看得到他们的一点行为状态。《长河》但凡上场的有名姓人物都有清楚的正面的刻画，这是因为用力的写实的缘故罢。虽然如作者所说“加上一点牧歌的潜趣，取得人事的调和”，却并不写意式随便涂抹人物。第三个杰出，便是规模大，人物多，场景多。沈向来只筑“小庙”，求一个“用料少、占地小”，局面不大，《长河》开场就甚宽阔，一改旧貌，可惜有始无终，三卷只完成一卷。

沈从文未完成的计划还包括九篇类似《边城》的中篇，废却了一个总题目《十城》。《月下小景》原计划写一百个佛经故事，也只完成十则，原拟的题目《新天方夜谭》只好改为《新十日谈》。即使如此，从总量上，沈从文小说也足够惊人了。研究者中间有人说，沈的作品叠起来有两个等身高。斯诺称其为中国的大仲马。大仲马没有作过文体试验，沈从文则反反复复地从事他所谓的“情感体操”，“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这与他在大学教小说习作有关，因为要为学生作不同体例的示范。他平生总是固执地称自己的作品为“习作”。虽然，他的习作失败的有许多，但仅仅成功的那部分，也足以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与众不同的作家。他说过：“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独断!”坚守这种理念，使他长期受到批评界的敌视，但最后是他赢得了最终胜利，这种光荣不次于赢得他的新娘。

二十岁的沈从文告别湘西，奔赴北京，曾经有两种准备，读书是一种，“读书不成便做一个警察；做警察也?成，那就认了输，不再作别的好打算了”。他到底还是作了别的打算。

钱杨双峰（1）

张爱玲改了自己的《倾城之恋》作话剧，1944年12月在上海的新光大戏院上演，连演了八十场。同年夏天，杨绛的《游戏人间》在上海巴黎大戏院由苦干剧团上演，是她的第三部话剧。第一部是《称心如意》，第二部是《弄真成假》，第四部是《风絮》。《风絮》是钱锺书起的名字。前三部都是喜剧，唯有这部是悲剧，完成于1945年，苦干剧团决定搬上舞台，未及上演，抗战胜利了，戏也就搁下了。剧本在1946年刚刚创办的《文艺复兴》第一卷第三、四期连载。未完稿的《围城》亦是在同年的《文艺复兴》连载。杨绛说，抗战胜利后，钱锺书扬眉吐气又成了钱锺书，杨绛的变化则是回任钱锺书夫人。原因自然是《围城》。

1944年，钱锺书去看了《弄真成假》，回来对杨绛说，我也要写，写一部长篇。发愿的结果就是《围城》。1947年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单行本，1948年再版，1949年三版。《围城》之后，钱锺书有一部写了两万字的《百合心》。在由上海迁移北京中间丢失了手稿之后再无下文。杨绛1988年出版的《洗澡》，如果作为《围城》的后集看，当是颇可玩味的。一个是描摹抗战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个是记叙“改造”时期的知识分子，再加上一个写文革时代的《干校六记》，俨然是知识分子的长卷。虽然后者是纪实。不过这样罗织就有点越轨了，按照预设，本书是以1949为界限的。

杨绛在1949年之前最后一篇小说是《小阳春》，写一桩没有结果的恋爱。一位做家教的女学生与一位40岁的教授一霎而过的感情故事。钱锺书的《纪念》可以拿来对读。《纪念》收在1946年出版的《人&#8226;兽&#8226;鬼》小说集子里。

《纪念》写男女故事，同样细腻，但是在人情之外多了一层“世态”，在家庭之外多了一点外景。故事发生地在日机威胁之下的内地小城。曼倩与丈夫才叔的表弟天健渐生暧昧，她原本以为在可以控制的范畴之内。却在唯一的一次幽会中出了状况。几天后作为飞行员的天健在空战中牺牲，曼倩却已经怀了他的孩子。这个简短的故事中的一波三折跌宕冲突，都在体贴入微的笔墨之中自然呈现。钱锺书式的隽语偶尔有之，却不影响通体写实的力量。

《围城》的隽语是顶抢眼的。看上去，满眼都是“聪明话儿”，随便翻开一页就是：“说女人有才学，就仿佛赞美一朵花，说它在天平上称起来有白菜番薯的斤两”；形容女人眉目纤小，就像“一把热手巾可以抹之而去”。但有些比喻，初读时觉得是好，再读时可能就觉得有些书生气的造作了。

完整地看，“留学生外传”段落的刻意喜剧仅仅有趣而已，方鸿渐刻骨铭心的唐晓芙段落也只平常，但是第五章开始三闾大学之行，世态人情的力量才真正释放出来，一直到结尾的方鸿渐孙柔嘉家常事故，“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确乎深于一切啼笑。议论风生的钱锺书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叙事家的钱锺书，特别是对话摹写家的钱锺书更加能够唤起感动。

钱锺书的名字，是他本人“抓周”抓出来的。中国的孩子满周岁，照例是要抓周。一堆东西摊在面前任选，选中的东西会预示将来的命运。贾宝玉抓了一只胭脂盒，所以被判定为“没出息”，注定在女儿国里混。钱老先生，那时候胡乱抓了一本书，注定了要同书打一辈子交道，所以名字也叫了“锺书”。此外，他还另有一个名字，叫“默存”，意思是少说话，是他的父亲为他的爱“胡说乱道”专门起给他的。

钟情于书的钱锺书，写《谈艺录》《管锥编》，著《宋诗选注》《七缀集》，是好学深思的学者。“爱胡说乱道”不“默存”的钱钟书，写《围城》、《人&#8226;兽&#8226;鬼》、《写在人生边上》，是作家。实际地说，《宋诗选注》的注文，《七缀集》的文论，大可以当文学来读。

钱杨双峰（2）

且看这样的段落：

“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儿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在中国诗里算是‘浪漫’的，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仍然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的。我们以为词华够鲜艳了，看惯了纷红骇绿的他们还欣赏它的素淡；我们以为‘直恁响喉咙’了，听惯了大声高唱的他们只觉得是低声软语。同样，束缚在中国旧诗传统里的读者看来，西洋诗里空灵的终嫌着痕迹、费力气，淡远的终嫌有烟火气、荤腥味，简洁的终嫌不够惜墨如金。这仿佛国际货币有兑换率，甲国的两毛零钱折合乙国的一块大洋。”

奇文共欣赏，抄了这一大截子。你道这《围城》也似的段子源自哪里，《七缀集》。初版于1979年9月，再版于1984年，距《围城》问世近半个世纪了，还是这等泼辣活泼的句子。

平生在读书的人，尽可以读得慧眼灼灼，用了这等法眼去看世间看众生，难免就看出许多围城似的尴尬，看出许多荒唐嘴脸，可噱者噱之，可笑者笑之。反过来，也是这样。能够从生活里找出笑谑人事物，自然是因为擅将此一种人生境况与彼一种彼几种人生境况比照着参透的。有了这副本事的人，把功夫放到书上，难免就东参西照、旁征博引，想人所未想，发人所未见，让人耳目一新。

网络上的轻薄子抹杀钱锺书学问的说法是，以今天的网络搜索技术，《谈艺录》《管锥编》的价值即使不是荡然无存也是可怜可叹。这等判词，只须他去古狗古狗就知道轻重了。且不说录、编牵涉中文西文文学哲学艺术宗教诸般杂学，单是引注背后的鉴识就无从搜索而不得。

已然集大成的浩浩荡荡的两部著作中的任何一则摆在眼前，没有个准备，也要望洋兴叹罢。

钱锺书191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岁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即任教上海光华大学，一年后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牛津大学留学。与方鸿渐不同，钱锺书以两年读到副博士学位，又游学巴黎一年。1938年回国，先后执教于昆明西南联大和湖南宝庆的蓝田师范学院(即《围城》中的三闾大学)。1941年返沪度假时，沦陷在“孤岛”法租界。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除法租界之外的所有租界。钱锺书的三部文学著作和一部学术论著(《谈艺录》)全部出版于1941年到1948年之间的岁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