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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书原来也可以这样写

- 用细节整合历史与文化

- 引言

- 1缠足的起源与发展（1）

- 1缠足的起源与发展（2）

- 1缠足的起源与发展（3）

- 2反缠足与放足（1）

- 2反缠足与放足（2）

- 引言

- 1吃与养生（1）

- 1吃与养生（2）

- 1吃与养生（3）

- 2清代的敬老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一

- 二

- 三

- 1老夫娶少妻（1）

- 1老夫娶少妻（2）

- 1老夫娶少妻（3）

- 2典妻与共妻（1）

- 2典妻与共妻（2）

- 3娶同胞姐妹（1）

- 3娶同胞姐妹（2）

- 4婚姻重财（1）

- 4婚姻重财（2）

- 4婚姻重财（3）

- 5处女、闹房与性教育（1）

- 5处女、闹房与性教育（2）

- 5处女、闹房与性教育（3）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一

- 二

- 三

历史书原来也可以这样写

历史书原来也可以这样写

罗 岚

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历史学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不少历史书在深邃钩沉的同时，也难免有些枯燥难读。近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潘洪钢先生的新著《细说清人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却感到耳目一新，如沐春风。

本书虽然是研究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的严谨著作，但却不像一般专著那样通篇是抽象的理论和枯燥的论述，而是选取清代社会生活这个角度，以轻松闲适的笔调，细细地还原历史真相。讲述离我们的时代渐渐远去的清代风土人情，配上反映当时人们生活情景的生动图片，读起来轻松愉快。

翻开本书的目录，立刻被它丰富的内容所吸引。这里既有清人的吃饭、抽烟，也有称谓、社交；既有服饰演变，也有器物流变。清朝人们的生活细节，衣食住行，如在眼前。比如名片，我一直以为它是改革开放后从国外传入中国的新鲜事物，读了书中《清人的名片》一节，才知道，这东西原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与社交传统，到清代更成为普遍的社交工具，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交际手段。晚清时已有了象名将张国樑那样刻意修饰的名片：“此公从前为天地会头目，道光间降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曾屡立战功。张国樑的名字为咸丰帝钦赐，他的名片上，中央刻“国樑”两个大字，旁边有二条“螭龙”围绕，用来凸显御赐的大名，而他的姓氏，只是在角上刻了一个小小的“张”字。名片设计成这样，也算是用心良苦了。”至于名满天下的封疆大吏的名片，往往只印上姓名，“今天我们见到的李鸿章的名片，只印了李鸿章三个大字，别的什么也没写，因为他在晚清时期名气太大了，写什么都显得多余”。而清初就曾发生名片的精心设计被人仿冒的事，书中写道：“名士李渔就曾抱怨，他精心设计的名片纸，被一些人仿冒，大骂这些人自己不动脑子，抄袭别人的创意。可惜那时并无知识产权这类概念，李渔对这类抄袭行为也没什么办法，只好把自己设计的名片纸拿到庙会等处出卖，取得一点收入，心理上得到平衡。”不论写生活与社交，本书往往都能这样下笔成趣。如讲到清人的吃，乾隆时大贪官王亶望吃豆腐，就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家伙居然专门用坛子饲养肥鸭，把鸭子封闭于绍酒坛中，上面留出头来以便喂食，下面留一出口排便，用油脂喂养，七日可食。而吃时，用这样喂出来的两只鸭煮一锅汤来炖豆腐。贪官在吃方面的讲究与奢华，令人感慨。其他如慈禧太后的好吃，纪晓岚的抽烟，清朝人的各类轿子等等，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许是出于女性的敏感，书中关于清代妇女生活的描写，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夫娶少妻、典妻与共妻，婚姻重财，处女、闹房与性教育等，看看这些题目就叫人急于了解其中的内容。而“非死不可－－说清代的贞洁烈女”一节中，清代枉死于吃人礼教之下的烈女的故事，令人掩卷长叹。如一名节妇在水灾中被陌生男子拉了一下手臂，就夺刀断臂；而有的妇女，只是被人议论了几句，就羞愤不已，最后自杀而死；更有甚者，只是自己怀疑被人偷窥，并无确切证据，就绝食而去。可贵的是，本书于生动叙述这些历史故事时，并没有忘记了历史学术著作的责任与功能，进一步对这些历史上人们的生活事项，进行了理论分析与思考。

一书读罢，掩卷而思，获益良多。而留给我的另一种感慨是，原来历史书也可以这样写，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读。

（作者：罗岚：《武汉晨报》记者）

用细节整合历史与文化

用细节整合历史与文化

－－读《细说清人社会生活》

陈 智 愚

近读潘洪钢先生新著《细说清人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兴致盎然。

该书是一本图文并茂的社会史专著，内容涉及清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举凡吃饭穿衣、抽烟喝酒，社会交往、官场百态、婚姻礼俗、文化传承等等，纤毫毕现，尽收其中。图文配合，相映成趣，为人们展示了一幅清代社会生活的市井百态图。不少图片本身就出自《皇清礼器图》、《皇清职贡图》及清末《点石斋画报》等书籍，本身就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从宏观的角度看，所有的人类历史，不外乎是文化史和社会史。而社会生活史对历史细节的恢复与探究，可以在文化史与社会史二者之间起到一种整合作用。因为，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具体事项，静态地观察，它是对当时人们的生活情况的研究，如果把它放在一个时代范围中，它也可以成为一种“风俗”史；如果将其深入到文化传承与民族特性上来看，它也可能是一种文化；如果把它放在整个历史长河的视野下，它也是社会史。同时，还原历史原有的细节，也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本书正是着眼于这个角度，着力还原清人生活的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虽然是一部三十多万字的“正说”、“细说”历史的著作，该书却少有大段的理论分析与史事钩沉，作者另辟蹊径，用平和轻松的笔调，细细述说清人的生活，如同朋友之间在聊着记忆中的往事。每个章节的开篇，也往往以讲故事开头，如说清人的吃，先从名士纪晓岚的吃说起；讲清代的穿，先从孙之獬的故事和十从十不从的传说讲起。有的故事悽婉动人，有的故事深刻说理。如讲清人的名片及其使用，就讲到道光间浙江地方，一些豪绅把名片夹杂于诉讼卷宗内，鱼肉百姓的情况。在讲了当地劣绅只因轿夫当众讨要工钱，有伤脸面，就诬告轿夫奸拐其婢女，并把名片夹于案卷中，要求县官严惩轿夫的故事后，作者只说了一句：“社会的黑暗由此可见一斑”。言简意赅地对当时社会的不公作了总括性的评价。用这样的笔法写历史，是本书的基本风格。用“闲笔”、“细话”来写“正书”，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内容宏富却不繁杂，娓娓道来却不乏创见，是本书的又一特色。在深入把握清代社会生活变化脉络的基础上，作者对“细说”的内容进行一错落有致的安排。起首第一篇《番薯、满汉全席与清代社会》，说的是清代饮食文化的内容，却也是对整个清代社会的宏观鸟瞰：社会上层的穷奢极欲与下层人民靠番薯充饥的生活形成鲜明对照，其间也反映出清代民族与等级统治社会的基本情况。由此向下，说清人的吃、顺理成章地讲到清人的烟、酒、茶，说清人的穿，进而讲服饰的等级与变迁，说清代的轿子，由清代的等级制度讲到了各地的民风民俗。由民族讲到妇女，由妇女进而说到婚姻，进而讲到社会交往，官场百态，层层递进，不着痕迹地把一幅清人社会生活的画卷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于细说故事之中，也不乏学术创新，如对于满汉全席，作者于叙述中顺带梳理了相关资料，厘清了满全席真正的产生原因与过程；作者多次提到了清代名士纪昀，于讲故事之中，以可靠的资料为基础，提出了纪晓岚是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于细说故事的同时透露出对社会与文化的思考和学术创新。

近些年来，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交融不断扩展，史学工作者的眼界的大大拓宽，旧时风俗文化的传承与过去不入流的小人物、小事件，都进入了历史演变过程的研究视野。用细节整合历史与文化，潘洪钢先生的新著《细说清人社会生活》，在带领读者倘佯于历史故事之中的同时，也在学术创新和表述方法等方面进行的有益的尝试。

作者：陈智愚：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副社长

引言

在中国所有的传统与习俗中，大概最不能为外国人所理解的就是妇女缠足了。明代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猜想，可能是中国男人认为妇女“在街上走来走去很不雅观，可能他们有位圣人想到了这个主意，把她们关在家里”。清初来华的外国人也说：“所有的中国妇女都裹足，以为美。也有人说，这是遵循智者的劝导而实施的办法，以使妇女不得随意上街，只能留在家里操持家务，因双脚紧裹而致残。”不能不佩服这些外国人的观察力，的确，妇女缠足实际上是有限制妇女行动的因素。《清稗类钞》中说到全中国最具特色的风俗时，也把缠足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出：“女子多缠足，不轻外出。”在清代，缠足仍然是中国最具特色的文化与习俗。

1缠足的起源与发展（1）

缠足为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缠足与放足的历史过程本身也透露出中国妇女生活的历史发展轨迹。在清代，缠足成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区别的标志之一，我在研究清代的族群问题时发现，一般汉族以外的民族或族群，在说到他们与汉族的基本区别时，往往会提到汉族妇女的缠足，“他们的妇女是裹小脚的，而我们是没有这种现象的”，这类话语我在调查中常常会听到。

缠足起于何时，历来大约有这样几种说法：六朝说、唐代说、五代说。大体上每一种说法都是从前代的零星文献与诗词作品中，着意钩沉，每一种说法也都找到了一些根据，而每种说法的反对方也都找到了一些反对的论据。但大体上，此种风俗起于南唐而成于南宋，则为一般学者们所接受。

说到缠足起因，大概说来有四个方面：审美的要求、汉族历史上两性隔离制度发展的结果、宋明理学的推动、处女嗜好的促进等潘洪钢：《汉族妇女缠足起因新解》，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10期。。汉族人追求女子身材美感由来已久，古来就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说法，历朝历代歌颂美女们身材姣好、步履轻盈的诗句不胜枚举，白居易晚年以他自己的两个小妾名字入诗：“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这里用杨柳形容女性的身段，将古人欣赏女性身材姣好的审美观点展现得淋漓尽致。大概人们很早就发现了女性脚小更能展示身材，摇曳生姿。所以五代以前虽然妇女不缠足，却有不少歌颂小脚的诗。以女子娇弱、步履迟缓、摇曳生姿为高贵动人。缠足一出现，就受到很多文人的欢迎，它是长期以来人们审美倾向发展的结果。连苏轼、辛弃疾这样杰出的文豪都有歌咏和欣赏缠足的篇章。苏轼《菩萨蛮》词中有“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句，辛弃疾《菩萨蛮》有：“淡黄弓样鞋儿小，腰肢只怕风吹倒”句，常常为人们引用。林语堂先生曾描述过女子缠足后的步态：中国女子的缠足，完全地改变了女子的风采和步态，“其作用等于摩登姑娘穿高跟皮鞋，且产生了一种极拘谨纤婉的步态，使整个身躯形成弱不禁风，摇摇欲倒，以产生楚楚可怜的感觉”。而正是这种“可怜的感觉”，膨胀了封建士大夫的自身优越感，从而滋生出其“在性的理想上最高度的诡秘”。林语堂：《吾国吾民》，见《林语堂文集》第8卷，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审美情趣，而汉族追求女子窈窕曼妙身姿的传统，就是女子缠足习俗形成的最原始的动因。相传，南唐李后主的宫中，有一个叫窅娘的宫人，她用白色的绢帛裹住自己的脚来跳舞，有回旋凌云之态，引起一片赞誉。此后，社会上出现模仿她的裹脚的风气。这种风气适应了汉族人的审美要求，逐渐开始推广开来，这便是缠足的由来了。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定居农业发达的汉族很早就进入了男权社会，在私有制发展的情况下，男性为了保证财产的继承，必须有明确的属于自己的后代，因此产生了对女性行动的种种限制，周代以后就出现了对妇女的隔离制度的萌芽，即为保证妇女的贞洁，限制其与丈夫以外的男性的接触。贞洁观念是社会要求女子单方面实行性禁锢的一种道德观念，此种观念在宋代以后发展到了极致，而缠足对妇女的外出行动起到了很大的限制，刚好适应了这种要求，所以上层社会自觉不自觉地推广此种习俗，对缠足在汉族中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宋明理学的促进、上层社会的倡导及汉族对于处女的要求，都成为缠足发展的推动因素。

1缠足的起源与发展（2）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审美的要求是缠足现象最初产生的基本动因之一。由追求窈窕身材而转向使身姿“回旋有凌云之态”的小脚，进而转向“高度诡秘的”性心理，其间的轨迹是符合人类思维的逻辑的。到后世“三寸金莲”成为一条把精神的力量导入性领域的途径，成了男女情爱时的性感带，作为撩拨性情绪的源头，则是一种与当时文化环境相呼应的性刺激方式。至于妓鞋行觞，以三寸金莲载酒行令，如同清人袁枚《答人求妾书》中说的，“今人每入花丛，不仰观云鬟，先俯察裙下”，就多少有些变态了。那种认为缠足起初就是为满足男人们变态的性心理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因为那是后来才有的事。

明代，对妇女贞洁的要求发展到极致，妇女缠足成为汉族最普遍的习俗。清入关前，皇太极就曾下令，不准学习关内妇女缠足之习。入关后，顺治二年即下令，以严禁女子缠足并试图改变汉族妇女缠足之风。顺治到康熙时期，清廷曾多次发布禁令，不许妇女缠足，但汉民族强大的文化传统不是一时能够改变的，而清廷对风俗的此种干预也引起了汉族士大夫的极大反感。康熙七年（1668），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建议弛缠足之禁，王认为：康熙三年所定禁止缠足的法令，规定康熙元年以前所生女子缠足不再追究，元年以后生女，严禁缠足。违者严处，其父有官职者交吏兵二部处置，系平民则交刑部责打四十大板，并处“流徙十年”；家长有失察者，枷号一月，责四十板，官员失察，也要交吏部等部门处理。此种规定太过严厉，造成民间诬妄举报，牵连无辜。王的建议得到批准，“裹足自此弛”（清）钱泳：《履园丛话·杂忆》卷23，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1页。。此后，清廷虽然也时有颁布新法，禁止缠足，但在实际执行中，未再对汉族妇女的小脚认真干预，只是严令旗人妇女不得缠足。但流风所至，习俗难改，且旗人中也逐渐出现了个别缠足的现象，此种现象在嘉庆时遭到多次申斥。历史记载中就有旗籍女子用细布把脚裹成条状的，称为“刀条儿”脚，因为成年女子无法将脚裹成小脚，所以才有了这种办法。汉军旗人中的缠足现象更是难以禁绝，如广州的汉军旗人就长期保持了妇女缠足的习俗。不仅如此，有学者研究认为，其实旗人妇女的马蹄底鞋，也与汉族妇女缠足有异曲同工之妙，旗下妇女穿上这种古式的高跟鞋，既有汉族传统文化习俗的浸染影响，也有追踪社会时尚的心理原因。

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云：“明时浙东丐户，男不许读书，女不许裹足。”明确把裹足变成了高贵妇人专有的装饰，而对贱民阶级的女子，政府以法令禁止其实行。清代实际社会生活中，继承明以来的风俗，缠足成为女子身份高贵的象征，为上层社会所提倡，为普通人们所接受。女子裹足与男子读书一样，成为进入上层社会的必要条件。当时普遍认为，女子小脚是高贵的象征，是素质高的表现。清代的一首《鼓儿词》这样说：“小姐下楼格登登，丫头下楼扑通通。同是一般裙衩女，为何脚步两样声？”缠了足的是小姐，不缠足的是丫头，也说明了缠足是女子尊贵的象征。女子缠足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能否找到一个好婆家，影响其成人以后的生活。河南安阳的歌谣云：“裹小脚，嫁秀才，吃馍馍，就肉菜；裹大脚，嫁瞎子，吃糠菜，就辣子。”为了使女儿长大后能找个好婆家，做父母的也要狠心地、不顾女儿痛苦地硬是给她缠小脚。民间素有“娇男不娇学，娇女不娇脚”之说，对于男孩子来讲，尽管读书很苦，但它是进入上流社会的基本途径，所以再苦也要读；同样，女子缠足虽然是一种苦难，却是身份的象征。尽管缠足简直就是一种残酷的肉刑，可是越是慈爱的父母，越不能娇任儿女。“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缠足这个“肉刑”不管妇女是否接受，其所受的苦难是注定了的。

1缠足的起源与发展（3）

清廷虽然反对妇女缠足，但清代却是缠足风俗最为流行的时期。全国除了两广地区和江苏、安徽、云南、贵州等省，“外此各省无不缠足，山、陕、甘肃此风最盛”。流风所至，缠足成为妇女最为重要的事情，甚至超过了品德的修养，如果一个女人是天足，则父母以为耻，夫家以为辱，甚至亲友乡邻传为笑谈，女子本人也自惭形秽，相沿成习。除了最贫困的劳动妇女外，一般小康人家的女子都自幼开始裹足。全国以陕西和山西妇女裹足最为有名，有“从来小脚说山西”之誉，山西则以大同名气最大。山西大同偏僻农村有所谓“晾脚会”和“赛脚会”的比赛，每年春秋两季，小脚妇女们梳妆打扮，聚集在街头，展示她们的小脚，让来往人等“品脚”，引以为荣。直隶宣化也有“小脚会”，每年五月十三日在城隍庙会上举行。这天是关羽诞辰日，庙会上百戏竞集，游人如织，妇女们“大率列座门前，多或十余人，少亦五六人”，频繁换鞋，引得路人注目，“游人指视，赞其纤小，则以为荣”。有诗说：“惹得游人偷眼看，裙边一样露纤纤。”缠足女子，脚多致残，不良于行，在缠足盛行地区，往往要拄拐杖，最典型的如陕西，女子被称为“三足”，指的就是当地女子“行路无时可离木杖也”。即使是缠足之风不甚流行的广东地区，富贵人家女子也要以缠足来显示其出身为“巨室”。与陕、晋等地不同，广东缠足，崇尚“短圆”，以足长二三寸，横向也只二三寸许。传说广东最上品的缠足，能站立于小碟子之内。所以离开了别人的扶持，一步也不能走。嘉、道时，浙江临平有一姚姓妇女，脚小到只有一片树叶的样子，平日做鞋累了，鞋帮和线一起插在头上，小到人们无法看见。姚美人的名声很大，“闻名乡里”，当地有个美人埭的地名，就是由这个女子得名的。但这个姚美人脚太小，行动不便，后来被她的儿媳欺负致死。

缠足被视为富贵人家的象征，也是妇女品德的第一要务，风行草偃，成为人们普遍的追求。以清代的情况看，“实由富贵贫贱阶级之见深入人心”。《清稗类钞·容止类》。缠足也成为士人阶层普遍欣赏的事物，甚至也成了性的敏感区域，当时流行上品的缠足有“七字诀”，即：瘦、小、尖、弯、香、软、正。著名文人李渔认为最上品的莲足应该是“肥秀软”。有个叫方洵的文士写了《香莲品藻》的文章，专门研究小脚，分为五式九品十八种。而风流文士们把酒狂欢时，以所谓“香莲”载酒，更是在酒酣耳热之时，于席间注入了性的联想与意会。

清代不缠足的大体只有下层劳动妇女和少数民族妇女。如我们前面提到广西有女子以抬轿子为职业的，如果是缠足则不可想象了。

2反缠足与放足（1）

缠足作为对妇女的一种摧残与桎梏，历来就有人提出反对。如著名文人袁枚，好色而不好弓足，曾明确反对把缠足作为美女的标准。据载，杭州有个叫赵钧台的人到苏州买妾，媒人给他推荐了一位李姓女子，貌绝佳，但赵嫌这女孩是大脚。媒人说这女子能写诗，赵就以弓鞋为题叫女子写诗。女子当即写道：“三寸弓鞋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不知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赵读了诗后也感到惭愧。袁枚听说了此事，感叹说此人非真好色，并专门写信给赵说：“人的眉目发肤，是先天的，而小脚只不过是后天缠出来的。女子最贵姿态姣好，而不是缠足后站都站不稳，如果是缠了个三寸的小脚而缩颈粗腰，你能指望其凌波微步，姗姗来迟吗？”

到近代以后，反对缠足形成一种声浪、一种思潮，开启了妇女放足的先声。从社会总体情况看，缠足到晚清时已流行800年，积习所致，非一时一令所能废止。对于汉族士大夫来说，缠足一事，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男子的科举考试，严禁缠足也很容易激起汉族士大夫的敌对和反抗。光绪二十七年（1901），慈禧太后寿诞时，又颁懿旨：“汉人妇女率多缠足，行之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缙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不准官吏胥役借词禁令，扰累民间。如遴选秀女仍由旗人挑取，不得采及汉人以示限制。”这样一道谕旨，与其说是一种命令，不如说是一种温和的劝慰。如前所说，清统治者曾多次下令禁止缠足，但遭到汉族士人的强烈抵制，就清前期而言，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干预汉人家庭内部事务，也引起很大反感。所谓“男从女不从”，未必有根据，但却是有道理的。所以有清一代，男人的头剃了，女子的缠足却并未放开。

足虽未放，但清统治者反对或至少是不提倡缠足却是明确的。这使反对缠足者有恃无恐，放胆直言。最激烈的反对之声甚至把缠足与国家强弱与兴亡联系起来。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列举了历代裹足的王朝为不裹足的王朝所取代的史实后说：“盖妇女裹足，则两仪不完，两仪不完，所生男女必柔弱，男女一柔弱，而万事隳矣”。梁启超也论道：“且中国之积弱，至今日极矣，欲强国本，必储人才，欲植人才，必开幼学，欲端幼学，必禀母仪，欲正母仪，必由女教，人生六七年，入学之时也，今不务所以教之，而务所以刑戮之，倡优之，是率中国四万万之半，而纳诸罪人贱役之林，安所往而不为人弱也！”《饮冰室文集》卷1《戒缠足会叙》。妇女缠足之害，已被上升到国家兴亡与强弱的高度来认识。

近代社会反对缠足的实践，有三次高峰：太平天国时期、戊戌变法时期和清末新政时期（1901-1905）。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当然还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妇女解放者，看看天王至各路王侯们府中美女充牣的情况就能明白这一点。但他们都来自于缠足之风不甚流行的两广地方，从推翻大清王朝这一实践活动的需求出发，他们也确实采取了很多禁止缠足的行动。太平军起义初期，吸收了不少“赤足裹头”的劳动妇女。打到湖北后，妇女人数增加，又采取了“悉迫令解足”的措施。每到一地，太平军允许女子参军、参战、参加科考，任命了相当一批女官，并严禁娼妓、买卖奴婢及缠足。定都天京后，由于男子多赴前线作战，妇女承担了割稻、收麦、挑砖、负米等重体力劳动。太平天国曾经“令女馆妇女悉去脚缠”，“夜间女百长逐一查看，有未去脚缠者，轻则责打，重则折脚”（清）樗园退叟：《盾鼻随闻录》卷5《摭言纪略》。。太平天国时期的这些措施，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缠足的一次重要实践活动。

2反缠足与放足（2）

真正谈得上规模的不缠足运动，就是戊戌变法时期的不缠足运动，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在理论上大声疾呼，而且也付诸实际的行动。变法时期，广东、上海、武汉等地出现的“不缠足会”规模很大。“光绪戊戌，沪上有天足会之设，盖以劝导妇女使不缠足也。”有的组织，就是维新人士发起建立的，如1887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仿照传教士办的不缠足组织，与开明士绅区谔良共创“不缠足会”，由于族人、乡人强烈反对，失败了。1895年，康有为与康广仁再度于广东成立“粤中不缠足会”，康有为的女儿同薇、同璧带头不缠足以示范，使“粤风大移”。1897年后，不缠足运动迅速发展。这一年广东顺德组织不缠足会，入会者多至百人，梁启超撰《戒缠足会叙》为之张扬。上海不缠足会，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不缠足组织。1897年6月30日，上海不缠足总会正式成立，“入会者甚众”。影响所及，福州、天津、澳门等地也建立了戒缠足组织。

清末新政时期（1901-1905），不缠足运动再度出现高潮。在义和团运动失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背景下，清政府的新政包括了改革官制、兵制、学制和奖励工商，以及禁鸦片、禁缠足、废酷刑和允许满汉通婚等各方面的内容。这一时期的不缠足运动，再一次公开宣布，不缠足是政府支持的，合理合法的活动，使各地不缠足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渐成一种风气。在官方的推动下，不缠足的宣传开始深入到乡村，不缠足的人数也大大增加了。不缠足运动的声势、规模更大了。1905年1月10日，天足会在上海议事厅举行会议，与会者不下800人，3月25日召开天足会年会，来宾“摩肩擦踵”，“后至者乃无隙地”。1905年，仅天足会从上海、成都、西安发放的宣传品，即达10万余册。这时期不缠足运动的成果也颇为显著。运动发达省份，如“闽粤缙绅之家，妇女不缠足者，十已七八”。广州“放足者十有八九”。山东潍县，“放足者不下千人”。这些数字或有不甚精确之处，但女子相率放足者，“指不胜屈”的局面，确实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一些督抚大员，也以不缠足的积极倡导者自居。四川总督岑春煊刊印《不缠足官话浅说》5万本。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端方亲自撰文劝戒缠足。至1904年，大部分省贴出戒缠足告示。一些官员还令自己的妻女亲属率先放足。

总体来看，缠足本来是汉族妇女地位不断下降，参与社会事务权利逐渐被剥夺的表现，明代以后，形成一种牢不可破的风俗。清政府自入关时起就曾对破除这一风俗作过努力，这种努力的出发点当然只是想改变汉族文化，而不在于解放或提高妇女地位，但在强大的汉族习惯面前，他们的努力显得十分无力。不仅如此，汉族的习惯也影响到了旗人。晚清以后，在太平天国和此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新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发起并参与了反缠足运动。它实际上是以反缠足为切入点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真正意义上的废止缠足在这一时期还远没有到来，但这种强调妇女是中国重要的一部分、平等对待妇女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民国初以后，缠足现象才逐渐在城市中消灭。而真正意义上的放足，是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土改和民主运动中才得到实现的。缠足与放足，显示的是中国妇女社会生活的轨迹。

引言

中国人讲究吃，也讲究吃得健康，这就是所谓养生。清代养生理论和故事也很多，这里我们不谈养生的理论，只来说说养生与吃的一些故事。

清代，秉承中国人古代传统，对于饮食与健康的关系十分重视。如康熙帝不仅自己注意饮食问题，还经常关心亲信大臣的饮食。康熙四十四年（1705）七月，江宁巡抚宋荦在奏为老病乞休事折中说：“赋性迂执，凡事过于用心，不以年老为意。”康熙皇帝看到后朱批：“年老之人，饮食起居须要小心。”康熙五十年（1711）康熙帝得知大学士李光地疮毒复发，准备坐汤，用洗温泉的办法治疗，康熙同意他坐汤的办法，并且指出最好是春天去坐汤，并告诫李光地“但饮食中留心，生冷之物不可食”。显然，康熙认为，李光地发疮毒，特别要忌食生冷的食物，饮食好坏对保证身体健康和对疾病的医治是有很大关系的。

1吃与养生（1）

在前面“吃多与吃少的故事”一节中，我们讲了几个关于吃多与吃少的故事，如有的官员凌晨上早朝以前，要吃实心馒头50个、黄雀50只、鸡蛋50个、喝酒10壶，才能保证一天都不饿；有的人同样上朝，却只吃几片土豆、喝清水一碗，也能保持一天不饿。二人在当时的条件下，都算是高寿之人。是什么道理呢？当时也有人认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需求不同，习惯也不同，所以不在于吃的多与少，而在于按照个人的需要安排饮食。但就主流而言，清人仍然是崇尚“食勿过饱”这个孔夫子总结的饮食原则。

那么，怎样吃才算是健康的呢？关于饮食与养生，清初著名文人李渔在他的名篇《闲情偶寄》中，曾提出了几条基本原则，影响颇大：“爱食者多食、怕食者少食、太饥勿饱、太饱勿饥、怒时衰时勿食、倦时闷时勿食。”如爱食者多食，基本原则是“生平爱食之物，即可养身”。不必过于拘泥于《本草》等书所说的营养原理。“食色，性也，欲藉饮食养生，则不离乎性者近似。”就是说，人不能过分依赖养生理论，自己喜欢吃的不吃，不喜欢的因为有营养而多吃，如此，则“饮食之事亦太苦矣”。李渔：《闲情偶寄》，“饮馔部·调饮啜第三”，珠海出版社2002年版，第51-52页。

清代的主流思想还是中国传统的“食勿过饱”的原则。“养生不在安饱”，过饱和过于安逸，都对健康不利。清代有个当过御史的宗室叫达德的人，每天早餐吃饱以后，一天不再进食，每天行走十里至数十里，把个京城的大街小巷都走遍了，一生无病，到老了愈加健壮。御史程澄红，每天只吃几个馒头，喝几碗粥，几十年不吃米饭，年过七十，身体健康如同50岁的人。雍正时户部尚书德明，每晚绕宅千步而后就寝，愈老愈健。清人赵慎畛在《榆巢杂识》一书中记叙了这几则故事之后感慨说：“古人云：‘身要常劳。身愈劳愈强健。’又有云：‘食取补气，不饥即已。’”饱生众疾，“信乎养身之不在安饱也”。人要健康长寿，主要不在于安饱。清人陈康祺讲了他自身的亲身经历，当年避乱于山中时，偶然得一鱼一肉，如同“八珍”，甘美无比。后来到江南等地做官，僚友之间互相宴请，节日更是忙碌于餐桌之间，有时一天要赴宴四五处，每宴必然是山珍海味杂陈于前，但他却再也没有从前那个食欲了，每次听到有人请吃饭就皱眉头。为什么呢，他总结原因在于，吃得太多太饱，饮食健康的关键在于一个“少”字。“是以宋人治具宴客有三字诀：曰烂，曰热，曰少。烂则易于咀嚼，热则不失香味，少则俾不属餍而可饫。后品‘少’之一字，真妙诀也。”（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3，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9页。梁章钜总结了他几位老师长寿的原因后说：“今人以饱食安眠为有生乐事，不知多食则气滞，多睡则神昏，养生家所忌也。”他认为，真正的养生家是忌讳饱食安眠的。

1吃与养生（2）

晚清重臣李鸿章，上了年纪之后，每天以牛肉汁、葡萄酒为食，二者都是经过西医检查的。牛肉汁以温水冲服，热则无效。葡萄酒每餐后喝一杯，用以帮助消化。晚清川督刘秉璋，平生每餐只吃一碗饭，晚年所食更少，菜也吃得少，几乎只吃一样菜。偶然得病，则禁食，病好后“仍清斋数日”。虽然是这样个吃法，却精神健旺，步履如年轻人一般。到了80岁以后，眼能看极小的字，耳能听极细之声，牙能嚼坚硬之物，而且“声如洪钟”，可见少食者多长寿。著名文人袁枚是个好吃佬，“精于饮馔”，但晚年多病，从他的诗集来看，他的病往往要服用大黄一类去火的药，显见得他是吃得太多了，“为食所伤”。虽然袁枚也活了80多岁，但清代养生家认为，他若不是精食美馔，身体或可更好，如能节食，说不定可活到100岁呢。（清）刘声木：《苌楚斋五笔》卷2，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31页。

养生长寿，要顺其自然，清人对此也多有认识。乾隆五十一年夏，扬州北湖的街市上来了一顶小轿，坐着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还有个老人背着个袋子跟在轿子边，一群顽童挡住了轿子的去路，轿上老人训斥跟轿老人，跟轿者只能唯唯听命。后来轿子进了街市，老者下轿在街边吃饭，一口气吃了半斤肉。然后说了声“我不耐烦坐轿子了”，径直步行而去。那个伴轿的老人追之不及，汗流浃背。原来，这个坐轿子的老者名姚仁和，那天是他的100岁生日，伴轿的是他的儿子，也有80多岁了，抬轿子的则是他的两个孙子。姚仁和虽已百岁，到了期颐之年，头发却仍是黑色的，看上去不过像六十岁左右的人。官府准备把姚老人的情况上报朝廷，当地商人也准备大举宣扬此事。姚仁和知道后坚决推辞说，我不过是个农夫，生平就是自自在在做人，这事一旦宣扬起来，不适合我这个老农，会让我短寿的。后来，当地的文人们还为姚老人赋诗祝寿，结成诗集，这时老人已经103岁了，仍然健康无病。（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7，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79-780页。江苏松江府有个老人80岁了，仍能健步40余里。有人问以养生之道，回答说，人生七情中，只有怒最难克制，我也没什么，只是不怒罢了。还有个老人80岁了还能在灯下写小字，人们问他如何保养的，他说，也没什么，我50岁后就没性生活了，平日不让自己饿着了，常带着个袋子装点吃食，感到饿了就吃点。时人认为“此皆可为却老要诀”。(清)陆以湉：《冷庐杂识》卷3，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9-150页。

清人也重视食补与药补。《啸亭杂录》卷9中，说了这么一个故事：翰林学士兴安，是个满洲人，喜欢吃大蒜，认为此物可以祛病延年，这人不管吃什么都要加上大蒜，甚至烹茶煮药，都加上大蒜，被当时人称之为“蒜学士”。大蒜能杀菌祛病，已为今人所证实，可算是健康食品了。事实上清人除喜欢这类健康食品外，常常讲究有病没病适当辅以药补。

乾隆中有个姓曹的学士，认为宫中的皇子们身体柔弱，又读诗书，习弓骑马，身体太过劳累，应该服用一些补肾益气的药物，加以调养，于是写了折子递上去，结果受到皇帝的申斥。（清）昭梿：《啸亭杂录》卷9，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第308页。乾隆爷何以要训斥这位曹大学士呢，详情未见记载，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见天皇贵胄，身体不是靠锻炼，却要依赖药物，而且见于公开的奏章，传扬出去，皇家的脸面何存。这事从另一个侧面也体现出清人以药石补身，视为常理，深入观念之中，所以才会有人把这种事直接提出来报给皇帝。

1吃与养生（3）

以中药进行调理、健身或治疗，成为清人养生与长寿的方法之一。清代著名文人梁章钜，嘉、道间名流，官至巡抚、署理总督，一生著述颇丰。所著《归田琐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号称“百岁酒”的药方，梁氏对此方推崇备至，在广西巡抚任上，曾刊布推广此方，并称“僚属军民服者皆有效”。此方主治耳聋目衰，白发颜老，并能强身健体，益寿延年。其方及服法如下：

蜜炙芪二两，当归一两二钱，茯神二两，党参一两，麦冬一两，茯苓一两，白术一两，熟地一两二钱，生地一两二钱，肉桂六钱，五味八钱，枣皮一两，川芎一两，龟胶一两，羌活八钱，防风一两，枸杞一两，广皮一两，凡十八味，外加红枣二斤，泡高粱烧酒二十斤，煮一炷香时，或埋土中七日更好，随量饮之。

关于这个方子，梁氏讲了这么几个故事：有患疟者三年者，向他讨了此酒一小瓶，喝了以后，立即病愈，前后两人都是如此，可见此方有效。还有患“酒痨”（估计与今天的酒精中毒相类）者，颜色憔悴，骨立如柴，每日啜粥不过一勺，“医家皆望而却走”。服此方后，一月而愈。梁氏本人服此方，白了20多年的头发竟然开始变黑，而且老花已久的眼睛也好了许多。不过一个奇怪的事是，梁氏服用此酒，头发虽然变黑了，但白了很久的胡须却始终没有变黑，他也百思不得其解，只能是胡猜一气。据说创制此方的周某，服此方40年，寿愈百岁。而翁氏三代服此酒，皆长寿，没一个不是寿过七十的，这在那个年代也算是高寿了。这是一个典型的以中药调养及治病的例子。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记了这么一个方子，服之长寿，亦有奇效：用鲜白术40斤，切成片，加冰糖四斤，以瓦罐煮后晒干，“久蒸久晒”，得药片八斤，每天嚼几片，可服食一年（特别声明：本节所引几种清代验方，均未经今医生验证，慎勿轻用。本人引此类药方，仅在说明清人重视此类养生方法）。有人服用此方60余年，年至117岁，其子亦服此方，年已80余岁，也是身体健康。据说《神农本草经》中就有白术煎饵，久服健身长寿之说，可见此方也是有依据的。

当然，也有以今人所说的“气功”方法调养身体的例子。陈其元还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京师有个著名的围棋国手，人称秋帆和尚，虽是佛家弟子，饮酒食肉无异常人。与某知府同行，游历杭州西湖。同治中，年120岁，遍辞友人，说是自己将要归天，并要求朋友们为他饯行。朋友们果然为他设席，他畅饮饱食，与平常无异，并同友人弈棋。一局终了，对友人说，此会难再，此局也是绝著，说罢，安然逝去。有朋友说，他能长寿如此，是由于佛教中人，“坐功服气之术”。可见清代养生中也有此一法。

清人对于不良环境致人生病的情况也有一些认识。清人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有位叫崔默庵的名医遇到了这样一个病例，有个年轻人新婚得病，发疹，浑身都肿了，“头面如斗”，请了好多医生都没办法。崔默庵有一个习惯，诊治一症，若拿不准，往往要反复诊问，相对数日，沉思良久。这一次，又是一诊而不得要领，因为年轻人的脉象平和，只不过稍有一点虚而已。因为远道而来，感到饥饿，他就在病人床前吃起饭来。这时，他注意到，病人用手扒开肿了的眼睛来看他吃东西。崔问：“你也想吃东西吗？”回答说：“很想吃啊，就是前面几位医生都不让我吃啊。”崔说，这个病并不妨碍吃嘛。于是叫这个年轻人尽管吃就是了。发现这个年轻人吃东西很正常，食欲很好，愈发不能理解其病源所在。过了许久，崔发现，这个年轻人的新房中，床柜桌椅等所有家具都是新的，油漆味道极重，冲人至极。于是崔医生马上叫年轻人迁居另室，对症下药，不数日，年轻人的病就大好了。原来，这个新婚的年轻人是被新房中新油漆的家具的味道所伤，类似于今天人们所说的甲醛中毒现象。当时的医生对此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

2清代的敬老

说到高寿与养生，也要附带说一说清代的敬老政策。

古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一般不大容易准确统计，但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大体上在统一时期，寿命较高些，战乱年代则普遍较低，如汉、唐等时代人均寿命较高，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则较低。老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大体是有根据的。清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大约在33岁，也有学者统计，这个数字会更高一点，说汉、唐、明、清等朝代人们的平均寿命超过或接近70岁郑正、王兴平：《古代中国人寿命与人均粮食占有量》，载《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大体上，清人活到50岁时，就可以称得上是老人了。一个社会如果老人多，人均寿命较长，则是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一种标志，中国传统观念中的“五福”，就是以寿为第一的。所以清朝很重视敬老，认为老人多，是统治得较好、人民生活稳定、道德水平较高的表现。有人活到百岁（期颐之年），则称“人瑞”，是吉祥的表征。前面说到清朝数次大举“千叟宴”，就是想表现社会安定、一派祥和的气氛。大体上讲，清代自康熙中以后进入所谓盛世，对老年者的优礼形成一种定制，在康、雍、乾三朝，敬老政策执行最多。一般而言，对于寿民，只以年龄为旌表和赏赐的条件，不以出身和地位论高低。当然，在当时的信息传播条件下，官员和富贵之家的老人得到表彰的可能性更大些，所获之赏赐也会偏重些，也是正常现象。

清朝定制：凡高寿者，例有恩赏，不论男女及官民，尤其重视百岁以上者的恩赏。一地出现了寿者，由地方官或所在旗（八旗人口）的官员逐级上报，朝廷下旨，以给银、赏匾、建牌坊等方式予以表彰。有时，表现突出的60岁以上的老农，也会得到一顶“老农顶戴”，八十、百岁老人有的还能得到官员的品级顶戴，荣宠一时。康、乾时，皇帝还常为百岁之民御赐“福”字，御制诗赋，也算是一段人间佳话。如乾隆二十六年，广东南海县民杨启能，年100岁，其妻101岁，乾隆三十五年，安徽太湖县民朱宪章与其妻刘氏，俱100岁，等等，都曾得到御赐诗章等。此类事例极多，实际上清朝政府将此视为政绩的一种表现，作为社会升平的一个标志。赵翼《陔余丛考》、方濬师《蕉轩随录》等书所载，雍正以后，为了适应社会上老年人增多的情况，朝廷所颁历书，后附书页纪年，从原来的一甲子，经屡次增加，渐改为120年。清朝为寿民改颁历书，也曾有乾隆帝亲颁谕旨，可见清廷对老人的重视。直到晚清时，仍然有颁赐老人的事例，如同治十三年，以慈禧太后四旬万寿节，同治帝提前数月颁谕，京内外实任官员中，有父母等老亲年过八十者，为“人瑞”，将得优奖。当时吏部尚书毛昶熙之母姜氏，年八十二，得到御书“绛幔延晖”的匾额，并赐玉如意、“大江卷䌷丝缎袍褂料”等，一时称荣。

这里，我们不想细数清朝的敬老政策，还是来说几个民间的老人故事。乾隆三十六年，乾隆帝南巡，湖南老人汤云程前来接驾，年纪140岁。乾隆帝钦赐匾额“花甲重周”，再赐“古稀再庆”。老人的几个曾孙随同前来，也都是白发飘然的老人了。同年，乾隆帝到达无锡，驻跸秦氏寄畅园中，秦氏一族，九个老翁年龄相加超过了600岁，一时称为盛事。道光六年，举行会试，广东有位叫陆云从的老秀才前来京城应试，年龄已有103岁了，特赐国子监司业之衔。道光间，直隶蓟州郝氏，七世同堂，户口在千人以上，男耕女织，家法严整。家族中男子应科举，中了举人后不再入京参加会试，因为不愿做官，外出一般不出家20里之远，对待过境官民，往往具礼接待，又时常周济四边穷苦，一时传为美谈。以上均见（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各卷。有时候，民间老人也得以传名：道光十九年（1839），河道总督麟见亭接到报告，有个老水手，年纪132岁了，仍然在太仓帮的船上干活，他仔细核对老人的年龄真伪，这个老人有雍正七年国家颁给的水手册，还有嘉庆十二年河道总督发给的百岁银牌。召见时，老人“鹤发飘萧”，“精神强固，状若六七十许人”。问何名，答称“史浩然”。问何籍，回“山东汶上人”。问何年生，曰：“康熙戊子”［康熙四十七年(1708）］。问到养生之道，回答最为有趣：“小人蠢人也，饿了吃，困了睡，心不想事。”麟赏给“十千”钱，老人还能一手提五串。后来这位老人不知终于何年。（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卷5，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6页。清人刘声木在《苌楚斋续笔》中，统计清代有名有姓的百岁以上老人，有十人之多，乾隆时衡阳民汤云山寿至160余岁；嘉庆时，宜山蓝祥年142岁；道光时广东陆云从103岁；道士邢中山年百岁；张世恩年百岁；广东刘作菴百岁；有老人163岁，子130岁，孙九97岁，船上挂旗大书：“天下第一老人”；泾阳老人李半仙，年145岁；吴江沈寿康年百岁；甘肃固原州之西乡回民李生潮，年116岁。（清）刘声木：《苌楚斋续笔》卷5，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41页。

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之一，清代在社会安定的情况下，人们讲求饮食与养生，高寿者频出，其敬老政策也集历代之大成，成为社会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一项内容。

一

明清时代，对妇女的贞洁要求已臻于极致，不仅男性方面对妇女有愈益严格的要求，即使是女性自身，也往往以贞洁为自身道德品质的自觉要求。牌坊要大，金莲要小，成为社会的普遍追求。光绪十六年正月，浙江巡抚崧骏上奏，为了重修杭州府志，他们在地方采集所得贞洁妇女的事迹，自乾隆四十七年上次修志至光绪十四年止，统计贞洁妇女达5400余人，要求朝廷按例给予旌表。百余年时间，杭州一府，仅八县之地，竟有贞洁烈女如此之多，平均每年达50多人。（清）吴庆坻：《蕉廊脞录》卷1，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页。

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女子的贞洁成为极自然的事情。先来看看康熙中期，仁和县发生的林烈女的故事。

林烈女原姓曾，福建同乐县人，嫁给当地人林朝汉之子邦基。曾氏通文墨，能写诗，孝敬公婆，夫妻感情也不错。后随林家迁居杭州，入籍仁和县。结婚12年，曾氏没有生育。康熙中，不幸婆婆去世，丈夫林邦基悲伤成疾，临终时对曾氏说“我死了，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去？”曾氏含泪答应，但邦基仍睁眼不语，曾氏指天发誓，邦基才含笑而死。曾氏做了两副棺材，安置了邦基后，她几次上吊，都被家人救了下来。公公林朝汉劝她，不听，于是告到了县令那里。县令判令曾氏应该代夫行孝，并要求林家尽快为邦基立一个后人。林朝汉拿了县里的判词，劝曾氏勿再寻死。曾氏说，公公还有其他儿子、媳妇，何愁供养。她再次吞金自杀，又被救了下来。林朝汉赶紧把事情再次告到县官，免得日后出事，自己承担责任。县官令林家立即给林邦基立子嗣，并答应捐资抚恤，甚至要给匾预旌。林家将邦基兄子立为邦基之子，交给曾氏抚养。几天后，曾氏自己写了状词到县里，说明县官命令我养亲育子，本是节孝两全之道，但公公另有几个儿子供养，养子的生父尚在，不需我来抚养。我一生很重承诺，已经答应陪丈夫一起去，怎么能在这样的大事上失信呢？县令回复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守节难”，现在子嗣已立，不要因为小承诺废了大事，并捐资赠匾，大书“孝节双全”以彰其事。曾氏不得已，只得暂时答应。孝敬公公，善抚子嗣。五年后，林朝汉病逝，曾氏与伯叔妯娌一起经办了丧事。事后，曾氏说，这次我可以实践诺言了。焚烧诗文旧稿，绝食14天而死。（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2，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75-677页。

这个故事中，林烈女曾氏在丈夫死后欲以身殉夫，多次寻死未果，林家怕承担责任多次告到县里。这个县令看来也不是昏庸之辈，屡次劝诫，并为曾氏安排了“孝节两全”之法，但在公公死后，曾氏还是毅然决然地绝食而死。曾氏反复寻死，不管林家和官府采用了多少办法避免她的死亡，她总是抱定了必死的决心，简直就是非死不可。曾氏自己说，寻死是为了重承诺，要到地下去陪伴丈夫。夫死身殉的承诺本来就来自于当时普遍的贞洁观念，曾氏也以此种观念作为自己的自觉追求，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节烈是何等重要，妇女本人往往是自愿赴死。

二

从字面上看，贞洁二字的本意无非是“正当纯洁”的意思，贞操就是保持这种正当纯洁的一种行为。这个意义上的“贞洁”，既是一种自我保护措施，也是男女当事人双方的一种契约。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社会生活中，贞洁的基本含义是：女子未嫁之前，不得接触除父亲之外的任何男性，以保证其处女的纯洁；女子出嫁后不得与丈夫之外的任何男性有任何接触尤其是性关系，直至其生命终结，这就叫“贞洁”。在这个基本意义上，进一步衍生出这样的含义：出嫁或订婚后，如果丈夫去世，该女子不得再嫁，也不得与其他异性有性关系，能保持至死者，称“贞节”。在女子一生中，如果碰到性暴力，应立即以身殉节，如人死后身体未受“污染”，则为“节烈”或“贞烈”。同时，在女子的一生中，应随时警惕，抵制来自外部的种种诱惑和来自内心的种种欲望，应把上述几方面要求化为自己毕生的行为准则，是为“贞操”。当然，如果丈夫去世后，妻子能立即自杀殉葬，则是最高层次的“节烈”。故事中的林烈女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最高层次的节烈而义无反顾地以身殉夫的。

清代，虽然没有明确的如同明初那样，对贞洁烈女的家族实行赋税方面的优待，但贞洁已经成为普遍观念。统治者也把妇女的贞洁看得同男性的忠君一样重要。“君为臣纲”和“夫为妻纲”是纲常伦理的基本原则，女子对丈夫的贞洁，男子对君王的忠诚，是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基本原则。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所以，政府对于贞洁烈女的旌表，与明代一样的不遗余力，大肆宣扬。

此种社会氛围下，发生了许多今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典型的故事发生于道光十一年，这年因海水倒灌，江水泛滥，沿江各地洪灾多发。安徽桐城也发生了水灾。大水中，一女子躲避未及，水快要淹到腰部了，有一男子伸手救援，拉了一下女子的左臂。女子呼号大哭：“我几十年的贞节，怎么能让陌生男子污了我的左臂。”抢下一起逃难者带的菜刀，将左臂砍下。清人姚元之在记录这个故事时说，可惜不知道这女子的姓名，恐怕天下像这样“穷而贞者”还有很多。（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7，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2页。这个故事与元、明时期发生的贞女故事，颇有类似之处，都是在被男子偶然触碰一下后自杀的事情。

乾隆时，扬州还有一个因肩膀被男人碰了一下而自杀的故事。扬州东关街鞋工郭某之妻王氏，“美而贤”，同街富户子弟储某非常羡慕，于是借钱给郭某开了一间小店，想以此接近王氏。一天，储某乘王氏在店中，突然进店，用手拍了一下王氏的肩膀，问了声：“饭熟了吗？”王氏大呼“杀人啦”！有人告诉王氏，储某借钱给你家开店，就是为了接近你。王氏又回家把事情告诉丈夫，丈夫说，现在已经借了人家的钱开店，这事你就忍了吧。次日，王氏趁丈夫外出，闭门自缢而死。此事后来几经曲折，储某因调戏人妻被治罪，而王氏也被誉为烈女而葬于扬州五烈墓旁。（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6，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87-388页。这一类故事所遵守的观念，就是女子一生不得与丈夫以外任何男子有接触的贞洁理论。

三

如果说上述这些女子的死，也许还能找到些许理由的话，有一些女子为贞洁而轻生，则是没有什么理由可讲的。《清史稿·列女传四》卷510，讲了这么几个故事：

清初，寡妇李氏与家人避难后回到杭州，当时清军刚刚进入这一地区，检查很严，有车入城，男子须下车，女子也要打开帘子。李氏的车入城时，她有病初愈，守门的军卒远远地看见，“为嫚语”，李在车中也多少听到几句。回到家后，李恸哭，说自己不幸被几个门卒所辱，终日涕泣，二十多天不吃东西，绝食而死。此女只是被门卒远远看了几眼，大约说了几句不干不净的话，也就死了，可叹可悲！

更有可悲者，赵某妻王氏，丈夫出门，她一个人在家午睡，风吹门帘微动，仿佛是有人在偷窥一般，王氏愤不欲生。丈夫和公婆都劝她，只不过是风吹动了门帘，不必太在意，但她始终不能释疑。最后觉得，与其抱着怀疑而活着，不如带着怀疑去死，终于自缢而死。被男人接触到了或偷窥到了，自杀，本已十分可悲，而是女只是怀疑被人偷窥，没有任何佐证，就死了，是贞洁观念到了极致的情况下的一个典型个案，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悲的事。

安徽歙县有两个相邻的女子汪氏与贺氏，情同姐妹。某夜，当地发生火灾，汪氏未睡，急呼家人去救贺氏，到了贺的楼下，贺在楼上问，姐姐已逃出来了吗？汪氏回答，已出来了，所以来找你。过了一会儿，贺氏在楼上喊：我找不到外衣，不能出来了，谢谢姐姐来救我。一会儿，大火临近贺氏所住的小楼，汪家人想冲进去把贺氏救出来，但贺氏在内怒骂，于是只好退出来，贺氏就这样被困于大火之中。汪氏大哭，妹妹死，我怎么能独生，也跳进大火之中。就这样，两个女子都被大火吞噬了生命。这个故事也很可怕，只因找不到外衣，就这样死了两条人命。

这些女子被载入史册，表达了清末民初时，国史的修纂者对她们“贞洁”观念与行为的赞赏与表彰，其中体现的，是贞洁观念发展到极致之时，贞洁烈女们“非死不可”的举动。哪怕只是怀疑被人偷窥，也不能苟且偷生了！

遭遇战乱时，女子誓死捍卫贞操的故事在清代更多。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谈》卷7记载：康熙十五年，平定三藩之乱之时，甘肃巡抚报告，会宁县典史之妻陈氏，被敌军抓获，骂贼不辱，投井而死，堪称节烈。奉旨，给银三十两，立贞烈碑。安徽宣城生员妻孙氏，遇兵乱，与婆婆避山中松下。兵抓其婆婆，“将杀之”，危急之时，孙氏跑出，请求代替婆婆，乱兵准备把她带走，她死死抱定松树，大呼“死没什么了不起，但义不可辱”，结果被乱兵杀害。广州顺德县李氏有简姑、定姑、介姑、洁姑、寅姑、璇姑六女，遭遇三藩之乱，发誓同死，六人一同联臂投水而死。

四

在观念上，战乱之时妇女最容易受到伤害，而被敌所辱，是一种奇耻大辱，所以每逢战乱，此类以死御辱的贞烈故事，数不胜数。而最为虚伪的是，有时为了保障所谓大家的利益，正人君子们就不再想到妇女的节烈了，诚如鲁迅先生在《我的节烈观》中所说的，到了这样的时候，“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了。三藩之乱时，耿精忠的部下总兵徐尚朝攻陷浙江处州，兵锋兼及永康县。永康县教谕吴士骐有个女儿叫宗爱，字绛雪，能诗善画，是个有名的美女，不幸早寡。徐尚朝宣称，只要献出徐绛雪，就可以保永康一县的平安。县里的官员和士绅们商议的结果，决定牺牲这个寡妇的“贞洁”以保一地之平安。吴绛雪答应了众人，被作为礼物献给敌军，她在走到一个叫“三十里坑”的地方，跳崖而死，年仅24岁。（清）陆以湉：《冷庐杂识》卷7，第360-361页。《清稗类钞》载，太平天国时期，湖北武穴面临被太平军攻陷的危险，当地有个姓汪的人召集大户人家商议，大家都毫无办法，汪提出，挑选本地有姿色的妇女百余人，前去迎敌，他在城外数里大设行馆，请敌军下马休息。“寇大悦，遂各拥抱妇女，恣为欢乐，不复骚扰商肆，翌晨即去，全镇赖以无恙。”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它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清人所谓贞洁观的虚伪性。正因为如此，此事也为当时的正人君子所不齿，湖北巡抚胡林翼认为汪某的这个行为“有伤风化”，不但没有功劳而且有罪，把这个姓汪的家伙绳之以法。

战乱中以死御辱的女子，最为当时所称道，但制度上也有身份的限制。如康熙时南海县有个叫黄随香的女子，“骂贼捐躯”，被乱兵用火烧死，地方上按例上报，请求旌表，但礼部回复说，这女子的身份是奴仆，制度上没有旌表仆女的例子，所以这个身份低贱的女子虽然留下了美名，却无法得到朝廷的表彰。（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卷10，第240页。

在追求贞洁的社会氛围下，日常生活里，妇女遭遇性暴力，往往也要以死相抗。

雍正间，扬州孙大成妻裔氏，初到夫家，就发现婆婆、小姑行为不检点。归宁时对母亲说：“儿必不辱母家。”不久，婆婆的情夫就对她欲行不轨。她用青白二色线将衣服缝死，自缢身亡。（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6，第387页。乾隆时，湖州吴烈女，因家贫寄养于夫家。其夫与公公外出经商，她与婆婆在家。婆婆的情夫怕她告密，就要对她下手，婆婆也从旁劝说，他对你夫有恩，你好好对他，也算是报德。女子誓死不从，后终于从窗户跳出，投水而亡。

承平年代中，女子无论已嫁未嫁，崇尚贞洁为普遍观念。

未婚守贞有两种情况，一是在订婚后，未婚夫死了，女子就到夫家守贞一生；另一种是未婚夫死后，女子即赴夫家以未亡人的身份办理丧事，而后以身相殉，也有很多是闻未婚夫死讯后，即自杀相殉的。

五

清中叶，西湖昭庆寺有五百罗汉绣像，就是一位未嫁而夫死的贞女所绣。女子姓金，许配同乡黄氏，未婚而夫死。金氏奔丧，入夫家守节，除抚育嗣子，孝敬公婆以外，其余时间全部用于绣罗汉像，历经十余寒暑才得以完成。清人陆以湉称赞金氏“苦心坚操，弥足重也”。（清）陆以湉：《冷庐杂识》卷6，第327页。岂不知，金氏清灯孤守，借此聊以度日，内心何等凄苦。

安徽婺源（今属江西）县大畈汪氏家族中，有一座“节母楼”。这位节母，本姓程，许字汪氏，未嫁而夫死。程氏本欲以身相殉，经父母力劝，她请求至夫家守节。到汪家后，她独居楼上，40余年没下楼。太平天国时，养子带着她外逃，左宗棠率兵途经此地，手书“此杰千载”四个大字作为表彰。（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2，第354页。乾、嘉时，浙江台州府太平县李氏女，未嫁而夫死，入夫家守节，为公婆养老送终。以女红自养，节衣缩食，十数年间积攒下田产60亩，因无子嗣，她将田产捐给当地学官，讲明由每岁考试第一名主持，将此田收入分为四份，三份资助贫困文生，一份资助武生。（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6，第419页。

未婚守贞，极难之事。更多的一种情况是，女子在未婚夫死后，以身相殉，留得一世清名。康熙时，扬州“池烈女”，是个贫家女子，父亲把他许配给当地吴氏长子吴廷望，廷望从军，在广东打仗死了。吴氏想把池氏改配家中次子，池氏闻之，乘父亲外出之际，上吊自杀了。雍正时，扬州霍九女，许配李正荣，订婚不到十天，李就死了，霍九女闻讯，自杀以殉。二女子都是未嫁而死的例子。（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6，第386-387页。王士禛《池北偶谈》卷10：福州有个叫王慧贞的女子，许配儒士杨俨为妻后，未婚而杨死。女子想以身相殉，家人百般防范，她就前往夫家奔丧，自缢而亡。康熙时福建武平县女子林清玉，未婚夫在从京师回家的途中病亡，她闻讣痛哭，到夫家拜灵，安慰婆婆，待丧事完毕，吞金而亡。

已嫁妇女在丈夫亡故之后，孝敬公婆，抚养孩子，在夫家守贞一世，为当时观念中极正常的情况。近年来，学者们对清代妇女的改嫁问题多有研究，当时社会上寡妇由于种种原因而改嫁的例子并不少见，如夫家族人为了侵占亡者财产而逼令改嫁，由于当时很多地方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而导致妇女改嫁较易，夫死后夫家贪图改嫁的财礼而强令改嫁，还有贫困寡妇因生计问题不得已而改嫁等等，但就社会主流观念而言，寡妇守节乃是惟一正确的、不受非议的选择。

六

夫死即以身相殉，典型的情况如上而讲到的林烈女的故事，非死不可，想方设法要随亡夫而去。林烈女曾氏因为遇到公公及县官的阻止，没能立即寻死，只是一个特例；多数情况下，夫死之后，其妻（甚至于妾）的殉节是受到社会赞许的行为。乾隆时人李斗《扬州画舫录》载，当地有五烈女墓。五烈女各有各的悲惨遭遇，其中第五座墓本是一个外地寓居扬州人的妻子之墓。江宁人陈国材寓居扬州，死时仅26岁。其妻周氏，在他死后绝食二十余日，“从容就义”。因为陈国材是外地人，本来周氏不在旌表之列，后来地方官还是为她题请旌表。当地这才有了五烈女墓和五烈祠。历朝历代，此类事甚多，正史的列女传多有记载，而《清史稿》中列女传中此类事亦极多。社会生活中，也有丈夫因为妻子的节烈义行而“夫以妻荣”的事例：乾隆五十二年，军机章京、给事中刘谨之病故，其妻汤氏以身殉节，事情被报告到了朝堂之上，特命赏给刘“鸿胪寺卿”衔，赐银百两治丧事，汤氏“特旨旌表”。夫以妻荣，被称为京官中的特例（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8，第469-470页。。这就是所谓的盛世倡贞洁。

在清代普遍的贞洁观念下，即使是为人妾者，也有为夫殉节的故事。康熙时平定台湾的名将海兰察，于归途中在苏州娶了青楼女子阿芸为妾。阿芸深得这位超勇公的宠爱，她对丈夫的暴躁脾气和行为也多有规劝，对其子安禄的不检点也有抑制。海兰察死时，阿芸并不哭泣，规劝安禄说，作为功臣子弟极为不易，富贵家族门户不易保持，对安禄颇有触动。当晚，阿芸自缢而亡。（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3，第361-362页。另一个故事是康熙时文人嵇永仁被叛藩耿精忠所捕，其妾苏瑶青与之一同入狱，在狱中的三年里，苏氏为丈夫抄录书稿多部，今天流传下来的《西京杂语》、《东田医补》、《竹林集》、《葭秋堂诗》等书，都是出自苏氏狱中抄录的手稿。嵇永仁被害时，苏瑶青年仅17岁，与嵇同时取带，面对着嵇自缢而死。（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1，第664页。

寡妇因被逼改嫁而自杀的事情也很普遍。道光间，浙江仁和县王氏，嫁三月而寡，谨侍公婆。八年后，公婆因家贫，私下里收了别人的聘礼，准备将王氏外嫁，直到出嫁前一天才把事情告诉王氏。王氏不动声色地答应了婚事，当晚，她把仅有的一两件首饰交给婆婆，说这也可以用来过几天日子的啦。夜半，她悄悄地投河自尽。（清）陆以湉：《冷庐杂识》卷2，第74页。这当然还算比较好的情况，清代的记载中，婆家人为了夺取死者财产而逼令改嫁的事不少，闹上公堂的也不在少数。

至于寡妇守节，清苦难当。清人青城子《志异续编》卷3载：某节妇，少年矢志守节，每天晚上关门后，家人总能听到铜钱掉在地上的声音，天亮后，地上并不见钱。后来这女子年寿已高，临终时，从枕畔拿出百枚铜钱，“光亮如镜”。她指着钱对儿媳说，这就是助我一生守节的工具了。原来，她每于夜间熄灯后，将百枚铜钱撒于地上，一枚一枚地摸索寻找，直到全部找到，自己也已身心疲惫，这才上床休息。“历今六十余年，无愧于心，故为尔等言之。”这位节母，用劳累肌体的方法，打发漫漫长夜，最终得以安心辞世。这个故事与上面讲到的贞女绣五百罗汉像的故事极其相似，所不同的，只是这个节母有儿子，而绣佛像的贞女是未嫁守节。清人沈起凤《谐铎》卷9记载了一个守节的寡妇临终时对后辈的劝诫：如果不幸青年寡居，自己思量能守则守，否则干脆改嫁。她讲了自己年轻守寡的故事：我年轻守寡，那时还不到18岁，因为生于名门，嫁于官宦人家，又有了身孕，所以不敢有别的想法。但守节实在是“晨风夜雨，冷壁孤灯，颇难禁受”。一次，公公的一个表亲来访，我于屏后观其貌美，不觉心动。夜间，几次想要去与之相见，又犹犹豫豫地走了回来，欲念一动，则“心猿难制”。最后，下了决心去相见，走到中途，听到灶下婢女窃窃私语，赶紧屏气回房。把灯放在桌上，倦极而眠，梦见与那书生相见，各道衷曲，携手入帐，忽有一人跌坐帐中，“首蓬面血，拍枕大哭”，一看，乃是亡夫，吓得大喊而醒。此时桌上青灯荧荧，床上小儿索乳啼哭，不觉顿生悔意。洗心涤虑，成为良家节妇。若不是当时灶下有人声，后果则难想象了。我是此中过来人，深知守寡之难，故此劝人勿勉强为之。寡妇之难，于此可以略见一斑，诚如前人所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守节难！”清代著名文士洪亮吉，自幼由寡母带大，母亲教他读书时，每读至“夫者，妻之天”一句则悲苦难禁，大呼：“我的天何在呀”，以至于后来干脆不读这一句了。

在“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贞洁要求下，守节的妇女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人间苦难。

一

科举制度中对于考生年龄并无限制，清代科考中，高龄考生进场考试的情况不少，由于清代优礼老人，留下了很多老人参加科举的逸事。

83岁老童生进考场

康熙三十八年，京师顺天府举行乡试，在京的广东贡生黄章参加考试，时黄已届百岁高龄。进入考场时，叫他的孙子在前引导，灯笼上大书“百岁观场”四个大字，传为一时佳话。从灯笼所写的内容来看，这位百岁考生，志不在中不中举，而在于显示自己如此高龄尚能入试，来看看场子，倒也是别具一番情趣。与黄章意在观场不同的，是康熙间一位叫姜宸英的名士的遭遇。姜是浙江慈溪人，很早就已成名，清初，他以布衣的身份被推荐到国史馆参加修撰明史，却一直没有科名。康熙帝对姜的文章极为推崇，每次科举发榜时，总要问，这次姜宸英取中没有？直到康熙二十六年，姜宸英已经70岁了，终于得了个探花（第三名）。姜氏文章名满天下，屡试不第，算是个屡败屡战的典型，最后总算是博了个进士及第。

高龄考生往往成为考场逸事，甚至受到朝廷优礼。乾隆间，广东番禺有位老童生叫王健，已经99岁了，仍然能参加考试，握笔作文。曾有人专门为此写诗传诵，一时传为美谈。（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4，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5页。道光五年（1825）广东乡试，广州府三水县考生陆云从，年纪102岁，朝廷钦赐举人。赴宴时，考官问他，三场考试辛苦，还能挺得住吧。老考生回答：百岁蹉跎，内心惭愧耳。又问他是哪年入学的，回答说，本乡先贤庄有恭中状元那一年，我已应童子试两次了，但直到去年才入学。查广东著名才子庄有恭，是乾隆四年（1739）皇帝钦点的状元，距此时已有86年了，可推算那时陆应为16岁，他说那时已参加过两次童子试，当属可信。第二年，陆云从赴京参加会试，京师传遍，人们纷纷前往观看，只见陆云从相貌如60岁左右的人，“耳聪目明，步履甚疾”。（清）钱泳：《履园丛话·科第》卷13，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4页。道光帝钦赐陆“国子监司业衔”，时年已103岁了，当时朝臣，有很多人写诗传诵此事。

二

有时候，同一场考试中，同时考中的人年龄相差数十岁，一时传为美谈。乾隆间，广东生员谢启祚年九十八，仍参加乡试。按他的年龄，早就可以上报朝廷给予恩赐，但是官员们每次提出要为他请赐，他都竭力推辞，说：科举这事早已注定了的事，怎知此生我不能为老儒生争一口气呢？果然，这一年他得中举人。与他同一科参加乡试的有一位少年考生－－番禺刘彬华则以年仅十五而中式，老少同榜，年龄相距为83年。某巡抚为此赋诗，其中有“老人南极天边见，童子春风座上来”的句子。谢启祚中举后自己写了一首《老女出嫁》诗，亦颇有意味：“行年九十八，出嫁不胜羞。照镜花生靥，持梳雪满头。自知真处子，人号老风流。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次年，谢赴京参加会试，特授司业衔，两年后，赴京为乾隆帝祝寿，晋鸿胪卿，离京时还得到乾隆御赐诗和匾额，传为一时佳话。（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6，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页。与之类似的是，嘉庆间会试，山东年老诸生恩赐举人王服经中进士，年纪85岁，殿试时授庶吉士，特旨带职还乡。（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10，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8页。

更有奇者，道光时有位老童生朱彬，儿子早已进士及第，高官显位，他还在年年应考，进京会试那一年，儿子被任命为主考官，上报回避的折子中说，有应回避者亲生父亲一名，都中传为笑话，而士林中叹羡不已。（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10，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45页。

父子同场考试还有一个例子，嘉定名士王光禄成名前，每年参加岁、科试时，则与父亲一起参加考试，结果父亲屡列榜尾，而光禄总是名列前茅。一次，父亲对光禄说，这次我们把各自的考卷互换，试试考官的眼力如何。结果，光禄仍为前列。后来光禄已成高官，他的父亲还是个老秀才的身份，拄着拐杖前来应考。考官是王光禄的同年，劝他说：“老年伯正当颐养天年，不必来吃这份苦了。”他正色道：你错了，大丈夫奋志科名，应当自己取得，如果借着儿孙之福，自暴自弃，我深以为耻。

在科举时代，王光禄的父亲这番话确也道出了大批读书人的心声，读书的成与不成，能否通过科举，是当时人们心中的一个坐标。不能通过科举正途，即使一生为官，也总觉得是个遗憾。晚清时，上海有个叫潘襄的秀才，13岁就入学当了秀才，17岁就得到国家给予生员的生活费用。青年时，以贡生的身份入京，两次任教职，一次署县令。60岁以后，罢官归乡，家道贫困。70岁后，忽然改名应童子试。直到83岁，仍然手抄口诵，锐气不衰。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听说读书要靠慧根，我这辈子是不行了，要为下辈子打下基础，或许来生可以早些考上。话虽如此，一生读书的人，虽然以贡生的身份做了官，但没能考中举人、进士，总归觉得是个遗憾。晚清名臣曾国藩，28岁时以第三甲四十二名的成绩，“赐同进士出身”。从身份上讲，他与“进士出身”只多了一个“同”字，其他方面并无差别，但他直到晚年，对此仍然耿耿于怀，总觉得自己科举时的名次不够好，引为一生的憾事。

三

有些老秀才，读了一辈子，考了一辈子，也练就纯熟的书本知识。湖北有个老秀才，70岁了还来参加院试，考官想试试他的本事，随口出题道“大学之道，天命之谓性”，老秀才应声回答：“道本乎天，家修而廷献也。”学政大人也不得不佩服他对经书的熟悉程度。清人龚炜在《巢林笔谈》卷5中说到这些考了一辈子的老诸生时，禁不住有许多感叹：老秀才们终年读四书讲义，毕竟多读几年，所以文章往往细腻、有条理，但读了一辈子书，写了一生的时文，终究考不取功名，“不知费多少精神岁月，聚成一堆不值斤两故纸，亦是可叹”！嘉庆间，有个叫李贻德的举人，在京中参加会试，十年不归，屡试不第，年过五旬。这一年，他的一个同年中举的朋友死于京师，他赋诗曰：“故鬼未还新鬼续，怜人犹自恋长安。”可谓是道尽了科场辛酸。不久他也客死京城，闻者悲之。（清）陆以湉：《冷庐杂识》卷2，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2页。科举时代，不知有多少有才之士，在科场中消磨了一生，皓首穷经，一事无成。

在科场弊端丛生的时代，由于清廷对老年秀才往往给予优待，也不免有人钻这项政策的空子。晚清名臣张之洞曾论及此种现象，童试中有很多人年龄不过五六十岁，却报称八九十岁的。谎报年龄，不过是希图得到国家恩赏，坐得举人、进士之名，以此威吓百姓，为害乡里。这当然还是自己谎报年龄的，还有一种情况，是考官们为了滥施恩赏，往往为名落孙山的人谎报年龄，以图得到特恩，赐以举人头衔。（清）刘声木:《苌楚斋五笔》卷5，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91-992页。

科举成为一些读书人一生惟一寄托时，就不免会出现一些“范进”式的考生。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乾隆时，宁波有一名叫金法的考生，多次考试不成，得了疯病，被锁禁起来已多年了。乾隆三十年乡试时，忽然病好了，于是进场参加考试，竟然考中了举人。赴宴时，猛然想起考卷中有一个问题没答，深恐被发现会取消自己参加会试的资格，于是疯病突发，再次被家人禁锁起来，几年后不治而亡。（清）钱泳：《履园丛话·科第》卷13，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0页。科举时代，这类事件本身就多，而清代科举如儿戏，百弊丛生，这类范进式的考生的故事，屡见不鲜，也不知害了多少人的性命。

科举制度的弊端当然还不止于此。相传，有一位外国人来华，在京师书肆中买到一份当年状元的考试文章，看了之后，大为叹服，中国人的哲学、文学真是了不起，于是在京城住下来。次年，又买到一份状元的文章，发现与前一年所购的文章差不多，不免诧异。到了第三年，再买一份来看，与前两份还是没多大区别。其实这就是科举制度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八股作文，大多没有多少新意。《清稗类钞》载：光绪帝有一次阅朝考卷子，发现大多数考卷“意皆从同”，不禁感叹说：“以这种方式录用人才，也难怪学非所用。”在这处情况下，考中了的未必一定有才，没考中也不一定就真的学问不够。所以，皓首穷经的老秀才中也有不少有才学的人，也有一些死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也只有在科举时代才会出现百岁考生那样的事情。

1老夫娶少妻（1）

老年人亦有情感需求，有时因为身体的变化和生活的寂寞，此种要求甚至会变得更为强烈，实为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袁枚《随园诗话》引康节先生诗云：“花见白头花莫笑，白头人见好花多。”袁氏为清代著名才子，放纵不羁，认为：“风情之事，不宜于老；然借老解嘲，颇可强词夺理。”并仿邵氏诗曰：“若道风情老无分，夕阳不合照桃花。”（清）袁枚：《随园诗话》卷10，第77条。直接说明老人的感情需求，在那个时代，也算是无所顾忌的了。

咸同年间的妻妾与女儿

其实，老夫少妻之事古来有之。不过，在清代，既有娶而得福的故事，也有因义而不娶的佳话。当然，在很多时候，老人娶年轻女子，多半是纳妾，晚景自娱而已。

清代文人吴鼐于科举登第之前，续娶文人孙星衍的族妹。有人送一印章，文为“垂老遇仙”四字。吴入都参加科考，孙夫人送了一首小诗：“小语临歧记可真，回头仍怕阿兄嗔。看花迟早寻常事，莫做蓬莱第二人。”后来，吴与孙同科及第，孙为第二名进士，吴为第三名，传为一时佳话。还有一个故事，说袁枚有个好友叫陶镛，因为一个心爱的小妾被夫人赶走，郁郁不乐。袁枚有个婢女叫招儿，刚刚15岁，袁悄悄地问她愿不愿意跟着陶学士，招儿笑着答应了。于是袁枚将招儿嫁给了好友陶镛。十多年后，再次见面时，陶带着招儿一起来了，已经有了好几个儿女了，而且他们的儿子也善于写诗。这也是一段老夫少妻的佳话。（清）袁枚：《随园诗话》卷12，第32条。

康熙时，进士孙勷娶会写诗的女孩章秀的故事，在当时则更有点反潮流的意味。章秀是居住在开封的徐州人，这女孩有点文化，能写诗，最初嫁给了一个做小生意的，不久，嫌丈夫太粗俗，主动提出离异，自己独居。这样的事在今天看来算不得什么，但在那个时代，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在人们的一般概念中，妇女的离异，本身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何况是主动提出离异的。后来，孙勷到开封，与章秀结识。孙是康熙二十四年进士，博学多才，康熙四十四年被授官贵州学政。章秀与他结识时是康熙四十六年，这时孙已经65岁了。两人相见恨晚，以诗唱和，遂成佳偶。婚后，二人“倡随甚相得也”。以今人的观念来看，章秀也是一个追求理想婚姻的时尚青年了，因为觉得丈夫太俗而主动离婚，看中了有才学的老人，不顾一切地嫁给他，可谓敢爱敢恨了。可惜史书中关于这个故事，只有这一点简单的记载，更详细的情况，已经不得而知了。只知道，大约后来章秀与孙勷的感情很好，还有和大学士王士禛的三首绝句诗传世。（清）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5，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8页。

1老夫娶少妻（2）

老夫娶少妻在当时也有风光一时、盛况空前的。嘉庆、道光时的回族人萧福禄，出身行伍，积功至浙江狼山镇总兵官。他72岁时夫人去世，他想再娶，好些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事出凑巧，浙江嘉兴有一户姓马的人家，也是回族，家里有个闺女，已经38岁了，待字闺中，早就下决心一辈子不嫁人了。萧福禄听说后，就请人前去提亲。女子思忖，这个女婿虽然年纪大了一些，但不管怎样也是朝廷的二品官，嫁了他总比一辈子守空房强吧？于是欣然同意了这桩婚事。成婚不到一个月，萧福禄就升任浙江提督，成为一品大员。他携新婚夫人一同赴任，途经嘉兴，专程行归宁之礼，与夫人一起回娘家。这一下动静就大了，城中自副将以下营兵3000人“披甲挂刀，排列成行，跪迎于西城门外”，引得老百姓出城观看，万人空巷。这可算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回门礼了。

也有因故友之义而不娶的故事。康乾时代的封疆大吏、著名文人方观承，到了50岁时还没有儿子，托人从南京找来一女子，女子之兄也专程送妹到杭州完婚。已经定下完婚的日子了，方有一天偶然到女子兄长处，看到一本诗集，上面有自己老朋友的名字，询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是这女子带来的她祖父的诗集。方观承感叹说，我年轻时曾与这女子的祖父联诗社，怎么能娶朋友的孙女呢？于是出资令其还家，并送了一份丰厚的嫁妆。后来，方到61岁时，夫人居然生了一个儿子，这儿子后来也跟他一样，官至直隶总督。人们都说这是他不娶朋友孙女的义举感动了上天所致。（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2，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41页。

不过，也有因为一念之差不娶少妻而留下终身遗憾的故事。袁枚的小妾金姬有个妹妹叫凤龄，自幼卖给人家为婢，袁娶了金姬后就把凤龄从那家赎了回来。这时，凤龄已经14岁了，金姬劝袁枚把凤龄也收为妾室，凤龄也欣然应允。但袁枚觉得自己年龄已太大，应该给凤龄找个好人家，就把凤龄嫁到一个姓隋的大户人家。结果，凤龄因遭到隋家大太太的虐待，不久就死了。袁枚深有悔意，但也无可挽回，只有以诗相哭了。（清）袁枚：《随园诗话》卷14，第88条。

1老夫娶少妻（3）

在清代，老年人续娶也有为子嗣计的情况。乾、嘉时，江苏青浦有个姓徐的老翁，家道殷实，只有一子，娶妻吴氏。不想，不到一年，儿子忽然死了。宗族中也没有人能继嗣。一个月后，儿媳吴氏对老人说，我夫已亡，宗族也没人能继承，你忍心让宗族中这一支就这么断了吗？老翁说，这不也是没办法的事吗？吴氏说，我有办法，现在公公你还健壮，如能续娶，则宗族传承有望。老翁说自己年纪大了，恐怕不行。吴氏不征求老翁同意，就为他纳了一妾回来。三年之中，生育了两个儿子。老翁去世后，吴氏把两个孩子都带大成人，家族也终于得到延续。

老而能生育毕竟是个别情况，多数时候老人纳妾，主要还是为了老来有伴，自娱晚景。中国很早就进入男权社会了，《易经》中就有“枯杨生稊”一说，以老杨树生出新花来比喻老人得少妻。此外，清代官场黑暗，当官辛苦，从官场上退休的老人，往往有纳妾之举，也为一般观念所接受。有一位高官致仕后，一日连纳二妾，有人笑话这老人，也有说此事正合古礼。文士钱泳很羡慕地说，我要是有钱，也要学他纳两个妾来，娱乐晚年。

老夫少妻的事，所在多有。方贞观曾有一首《戏示小婢》诗，云：“可能便结垂檐子，自顾将为就木身。我已轻舟将出世，得卿来作挂帆人。”（清）刘声木：《苌楚斋续笔》卷7，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78页。说自己是行将就木的人啦，娶了一个年轻太太，好像是为自己去另一世界的小船来挂帆的人，虽系游戏之句，却也真实地反映了老夫娶少妻时的心态。

2典妻与共妻（1）

20世纪30年代，作家柔石曾写过一篇题为《为奴隶的母亲》的小说，其中情节已为人们所熟知了，秀才、地主妻子不能生育，租来穷苦人家的妻子“春宝娘”作为临时妻子，租期到为秀才生了儿子为止。作者以凄婉的笔调，从“春宝娘”的角度，写尽了人间的悲伤。

历史上，典妻并非是罕见的事情。清代，浙江宁波、绍兴、台州等地，就流行典妻这种风俗。其间的情况也较为复杂，有把妻子典与他人，取得约定的一笔款项，期满后还要拿出钱财来赎回的，有的期限长达五年、十年。有的女子在外生育儿女，以至于后来难以分辨哪是她原来的本夫了。也有如柔石所写的，短期出典，为人生育，到期领回的。

无独有偶，清代甘肃也有租妻之俗，有记载说清代雍、乾时期，就流行这种风俗了。其中有长期典租的，也有临时典租的。有的人家因贫无力娶妻而又希望有后代，于是向人租妻，租妻时立契约，写明期限，或二年、三年或以生育儿子为期。到期后，原夫家立即“促回，不能一日留也”。（清）赵翼：《簷曝杂记》卷4，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6-77页。短期典租的，则多半是临时性的，如外来的生意人、旅游、过路者，出资以后，就可以与租来的妻子同居了。在约定的期限内，多半是居住于原夫家中，客至，原夫要回避。一旦到了约定期限，原夫和女方就不会同意再与客人同居，即使是典租期间与客人感情很好的女性，也不会同意继续同居；如愿出资续租则又另当别论。这种情况与江苏等地的“赶店”之俗颇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赶店多是一次性交易，是交通要道地方，以家中妇女招待过往客商的办法，而甘肃等地的典妻则有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并订有契约。

甘肃等地还有一种兄弟合娶的“共妻”现象。当地婚俗，兄死弟妻其嫂，弟死兄娶弟媳，为常见现象，与少数民族中的“转房”制相似，其婚姻中惟同祖者不得婚，没有其他禁忌。如果弟弟不同意娶嫂子，嫂子还可以吞房灭伦之罪在宗族中控告他。另一种情况是，在家庭贫困的情况下，兄弟数人共娶一个妻子。兄弟们平等，都是这一女子的丈夫，轮流与女子共宿，如果白天与其共宿，则把一条裙子挂在门口，其他兄弟就知道回避了。所生的子女，大的作为长兄的后代，以后所生，依次归各兄弟。

甘、陕等地，还有一种“招夫养夫”风俗。多数情况下，由于女子的丈夫出现伤残，失去了劳动能力，其妻另外招一男子与其同居，所招男子要负责养家，包括赡养女子的丈夫及其子女。女子与新招男子所生子女，则有两种不同情况，有的地方，所生子女仍属女子原夫所有，有的地方也有归女子生父的。

2典妻与共妻（2）

至于有些地方，一女先后嫁于多家，然后逃跑回家的，当时就称为“放鸽”，实际上是一种以婚骗财的伎俩，与婚姻习俗本身已经没有多少关系了。放鸽子，上海称为“放鹁鸽”，也有放成黄鹤，一去不返的故事。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1载：上海北乡有黄姓，娶妻李氏颇有姿色，黄贫无以为生，与李氏合谋“放鹁鸽”，把李卖给了曹氏。第三日，黄到曹家，想携李氏逃走。结果李氏不仅不走，还声称要在曹家人面前揭穿他的阴谋。黄不得已，仓皇逃走。

这里所说的婚俗，都是典型的汉族地区发生的情况。有研究者认为，发生此类情况，多属清代移民较多的地区。由于新移民区条件艰苦，传统的约束较少，才发生了此种婚俗的变异。如东北地区的“拉帮套”，与上述招夫养夫情况基本一样，就是产生于移民社会中的。但是，浙江的宁、绍、台地区，陕西的汉中地区，及甘南地区有些地方，并非清代移民很多的地方，产生特殊婚俗当与移民问题关系不大。比如典妻，多数情况下还是为了要生育后代，它表明在所有中国传统社会的各项婚姻原则中，生育是一条最重要的原则，为了达成生育之目的，其他原则，如女子从一而终的原则等，都要让位于生育这一原则。例如，广东嘉应州有一种婚俗，叫做“等郎嫂”，指的是当地尚无儿子的人家，也娶个童养媳来养着，等待儿子的降生，有时甚至要等上十年八年家里才生了儿子，故有“等郎嫂”的称呼（清）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10，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06页。。此类婚俗也与当地人口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有关。

对于汉族历史上的此类婚俗变异，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3娶同胞姐妹（1）

娶同胞姐妹为妻的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虽无禁令，但也并不多见。清入关以前，满族对此类事了无禁忌，如著名的孝庄太后，就与她的姐姐同为皇太极的妻子。满族计算宗族世系，纯以男性方面计算，女方的血缘关系及辈分并不看重，所以当年努尔哈赤甚至与人互为翁婿，就是互相娶了对方的女儿，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清廷入关后，一般不再有此类事。我们这里所说的娶同胞姐妹，都是汉族中发生的事情。

嘉、道间湖北巡抚钱宝琛，初娶昆山陈世和的三女儿为妻，再娶陈氏第六女，又再娶陈氏第八女，前后三任妻子为同胞姐妹，都在几年中去世，为世间少见。清末，参加过《清史稿》纂修的朱彭寿，也是三娶同胞姐妹，元配为金氏次女，17年后妻亡故。续娶金氏四女，一年后又卒。后又娶金家第五女，结果不到一年又去世。朱彭寿因此感伤不已，说是有缘吧，都不能长久；说是无缘吧，又相继娶于一家。（清）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2，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7-188页。

这里所说的都不是同时娶一家姐妹的，而是妻子去世后续娶其妹的。记载中也偶有同娶同胞姐妹的。

广东香山有个郑家村，传说其始祖郑某，年七十而无子，只有一个女儿也已出嫁，他也把一生所积田产的契据都交给了女婿，依女婿家养老。已经几年了，一天，他与亲家翁一同散步，外孙来喊吃饭，他以为是喊他，就答应了一声，结果外孙说不是喊他而是喊爷爷。郑听了心中很不是滋味，下决心另寻出路。他找了个由头把田契从女儿那里骗到了手上，然后出走，夜宿于佃户家。晚上与佃户闲聊，反复说羡慕佃户家人口多，并不时拿眼睛看佃户的两个女儿。这佃户的两个女儿都已过了15岁，也还有几分姿色。佃户也明白了这老翁的意思，觉得这老人巨富而无子，也可以攀这门亲事。当晚，佃户就把两个女儿同时嫁给了他。一年后，两女各生一男孩。郑活到了90多岁，还看到了两个儿子结婚。后来子嗣繁衍，自成村落，被当地人称之为郑家村。

3娶同胞姐妹（2）

另一个娶同胞姐妹的事，却是一桩特殊故事。有个叫刘以平的士绅，聘定了关姓女子，不想还没迎娶女子就病了。可能因为病得很重，女家就以其妹代姐成婚。迎娶之日，刘观察到这女子并无病容，于是仔细查问，媒人无法，只得以实相告。刘以平怅然，心想，我所聘的是个病女，弃之不义，而且恐怕会加重病情而致死亡。但是她的妹妹已经到了我家，也没有退还的道理，只好叫这个妹妹嫁给我的弟弟了。于是，亲自迎娶了病女，当时女子果然痛哭求死，而迎亲后，其病渐愈。于是刘氏兄弟同一天完婚，娶了同胞姐妹。

不过，娶同胞姐妹的事，也有被当事人拒绝的。清人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4载：江苏高邮县某村农家有姐妹二人，姐姐去世，姐夫想娶妹妹为继室，父母都已经同意了，而这个妹妹就是不愿意。父母再三命令，就是不愿意。母亲悄悄地问她，她回答说：闺房之内，夫妇间的事是世上最丑的事，好在没有外人知道。如果我嫁给姐夫，那么姐姐的事情我就都知道了，这是加重姐姐的耻辱。父母也无法强迫她，事情只好不了了之。同样的事，明代也有，甚至写进了正史。《明史·列女传》载：有个叫虞凤娘的女子，姐姐病死，姐夫听说凤娘贤惠，想要娶她为继室。凤娘听说后，哭着对父亲说：兄弟没有同妻的事，姊妹怎么能同嫁一人呢？父亲不听，凤娘也不多说，找了个机会自缢而死。看来，汉族传统文化中，对于姐妹同嫁一人，即使不是同时嫁，也还是有些忌讳的。清人修《明史》，将虞凤娘写进了烈女传，也代表了某种观念。但俞樾对此另有一种看法，认为：二男同娶一女之事，无论是否兄弟，都是不可以的；但姐妹共嫁一人，古来有之，上古圣君尧把两个女儿都嫁给了舜，《春秋公羊传》也记载了姐姐出嫁携妹妹同往的事，应该说姐妹同嫁一人并不违背礼法。

民国以后，倒是有孪生兄弟娶孪生姐妹的事，不仅没有忌讳，还传为美谈。上海招商局有个林姓职员，养了一对孪生儿子，访得某家有孪生姐妹二人，年龄相仿，同时聘为儿媳，婚礼办得很是热闹，一时传为佳话。无为州医生李某，也为孪生儿子聘得某家孪生姐妹。人称为绝无仅有之事，一见再见。

4婚姻重财（1）

清代是一个婚姻重财的时代，如同我们前面提到的，有一定身份和经济实力的男性，一婚再婚，纳妾、买婢，都是十分容易的事情。比如上面的故事中，一个70多岁的老翁，因为巨富，同时娶了佃户的两个女儿，并不是很困难的事。

婚姻重财在清代成为一种社会风俗，清人龚炜在《巢林笔谈》中说，本来婚姻是“继祖宗之嗣，合二姓之好”，婚礼的原则是讲究门楣对称，男女以贤德为最重要，财富只是其次的东西。但江苏等地的风气，男方只看重嫁妆丰厚，女方只管索要聘财，至于男女双方的人品，往往就不管了。甚至有双方写定草帖，讲好条件，然后缔结婚姻，结婚的礼书竟成了商品交换的契约，“礼书竟同文券”，实在是秽亵太甚了。道光十九年，在当地当总督的裕谦发布了整顿风俗的“训俗条约”，专门提到了当地婚姻重财的恶习：婚姻双方“但以夸多斗靡为事”，男方务求女方妆奁丰厚，“金珠彩币必求充篚盈箱”。女方重彩礼，“花轿珠灯必欲填街塞巷”。“于是有索开门钱者，有索盘头费者，种种陋习，不可枚举。”有时男女双方为了面子，甚至约好了制造有大量彩礼与嫁妆的假象，“掩人耳目”。更有强抢硬娶、悔亲改适等案件发生。导致男女婚嫁不得其时，旷男怨女，成为一种社会问题。（清）余治：《得一录》卷15之四。

清人袁枚《随园诗话》中有这么一个故事。乾隆间浙江仁和县一户姓高人家的女儿，与邻居何某日久生情，但她的父母却把她另许了别家。到了快要迎娶的日子了，女孩找了个理由叫何某外出，自己在家中自缢而死。何某归来，痛不欲生，就用这女孩上吊的绳子自缢而亡。高、何两家都认为子女不肖，不肯收殓入土。县令唐某是个风雅之士，捐资安葬了两人。有人为这两个痴情的年轻人写诗，但袁枚觉得很难下笔，两人痴情可悯，但不服从父母之命却是越礼。袁枚的女弟子为之赋诗曰：

由来情种是情痴，匪石坚心两不移。

倘使化鱼应比目，就令成树也连枝。

红绡已结千秋恨，青史难教后代知。

赖有神君解怜惜，为营鸳冢播风诗。

4婚姻重财（2）

袁枚认为，后四句八面玲珑，很是得体，既保全了死者的名声，也赞扬了县令为之营葬的义举。可是又有谁知道，那时的这种婚姻制度拆散甚至戕害了多少多情的儿女呢？

上述是一桩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故事，也还有因未婚夫家贫而被逼改嫁他人的例子。清人陆以湉《冷庐杂识》中有这么一则故事：乾隆时嘉定有个叫秦大成的书生，奉母至孝，续娶某家的女孩，成婚之日，女子哭泣不止，秦就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女子以实相告，说自己已经许配了一家人，只是父母嫌男方家贫，逼迫她改嫁，这才被逼嫁到了秦家来了。秦是个好心的书生，闻听此事，对这女孩十分同情，急忙把女子的未婚夫找来，令其即日成婚，并赠送了一笔嫁妆给这女子。后来，由于秦大成的行孝和好心，他最后考中了进士。书中说秦大成“德行格天，有此美报”。故事中因嫌男方家贫而悔婚改嫁，正是婚姻重财的风俗之下的历史悲剧。

也有因悔婚而致死人命的事件。《巢林笔谈》的作者龚炜的家乡江苏昆山，曾有一女子，家里已经接受了男方的聘礼，但女子觉得对方是“人奴”，是给别人家当下人的，属于贱民之列，誓死不嫁。临嫁之期，剃发出家当了尼姑。结果，男方失了聘财，无力另娶，男方的父亲一气之下病死了。（清）龚炜：《巢林笔谈》卷4，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9页。当然，如果两家财力相当，即使是出现误娶，也不会成为大的问题。嘉定城有两户人家，同一晚上都举办婚礼，迎亲的轿夫等人喝醉了，路遇时因为争道发生纠纷，把迎亲的轿子停在路旁，争斗中把灯也弄灭了，仓促之中把轿子也抬错了。结果是甲家的新娘嫁到了乙家，乙家的新娘被送到了甲家。第二天两家人互相探信时才发现出了大错，告到县里。县官认为婚都已经结了，只能将错就错，各自认账，把出错的轿夫打了棍子了事。好在事后几家对比婚娶各家的聘财与嫁妆也差不多，就未再纠缠下去。这个故事颇能说明问题，婚姻只重家世钱财，也是案子能如此了结的原因之一。（清）龚炜：《巢林笔谈》卷3，第56页。龚炜认为，大量的贫寒人士难以成婚，主要原因就是人们过于重视财产。他说，太仓县有个叫张海山的人，为他的儿子聘苏氏之女，以白银二两、《大学衍义》一部为聘礼，是一个很好的做法，“贫士法此，便不难于婚娶”。（清）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第184页。但这种情况也只是个别事例，龚的说法也只表明了在婚姻重财背景下贫困士人的良好愿望罢了。

因无力婚娶而出现的强行抢亲的情况在各地也时有发生。一些地方，贫困娶不起妻子的人甚至联合起来，强抢刚死了丈夫的寡妇为妻，据说这寡妇如有儿子，则一般不会强抢，以免激起众怒。也有寡妇被贪图彩礼的夫家人强逼出嫁的情况，但这类事在当时都是不合礼法规范的，极易引发纠纷，造成社会问题。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两家都不富裕，为了避免高额的婚娶费用而实施假抢亲的事情。《清稗类钞》中有个假“抢亲”的故事：绍兴人张阿福寓居杭州，从小就聘定了王氏之女，但张很穷，到了30岁了，也没钱娶王氏之女成亲，女子也有27岁了。王氏的母亲屡次叫媒人催促他快些迎娶，媒人说，张阿福太穷，怎么办？王氏说，他穷我也穷，没办法就只有抢亲了。阿福听说后大喜，双方约好日子，阿福找了一帮人把女子抢了回家，王氏假装女儿被抢，慢慢地叫了一帮邻居去找，等赶到张阿福家时，婚礼都已经举办了。媒人还装模作样地劝解道，事已至此，也不好再说什么啦，叫他们明天来谢罪就是了。王氏也假装悻悻而归。此类抢亲实是在婚姻重财风俗下出现的啼笑皆非的故事。

4婚姻重财（3）

晚清时的小夫妻

有清一代，婚姻重财为普遍现象，不独江苏、浙江等地，其他地区亦所在多有，尤以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为甚。如广东“订婚，先议聘金，曰礼事，如礼饼若干斤、回门烧猪若干头是也”。而婚礼所用“仪仗之鲜明，灯彩之富丽，诚各省所不及也”。潮州人嫁女，以葛布办装，以家资的贫富来定布的多少。其中极精细的，称为“女儿布”，用来送给夫家。

嘉、道间，有一位地方大员甚至把嫁女做成了一种生意。此公作为地方上的高官，喜欢与富人交往，而后把族中亲戚的女儿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与富室联姻，大索聘金，动辄巨万。而富人则以与高官攀亲为荣，到处炫耀。

当然，事情也有另一面，洪洞县人韩承宠，娶了山西巨富亢氏之女，得嫁妆至数万两银元之多。后来韩还当了济南同知。

在婚姻重财的风气之下，发生了无数光怪陆离的故事。究其根源，是很早以来，中国农业社会的女性就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从属的地位。中国婚姻制度中，婚姻是两个家庭、两个宗族之间的事，有时甚至是两个邦国之间的事。男性婚姻的当事人对自己的婚姻本来也没有多大权力，更不用说女性了。

富裕人家的女性

其间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女性在婚姻中具有商品的性质，成为被买卖的对象。婚姻的最高原则是生育后代以继宗嗣，女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买来的生育工具。明清时代，礼教对女性的束缚不断加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婚姻重财的倾向更为严重了。清代婚姻重财的主要方面是女性成为一种商品，女方家庭索要高额聘礼，婚姻中女性被买卖的情况更为严重了。另一方面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男性家庭着重女方嫁妆的情况也有很大发展。婚姻双方成为买卖双方，女方往往希望男方饶于家资，首重一次性取得多年抚养女孩的报酬，然后才考虑女儿出嫁后的生活保障，至于婚姻当事人双方有没有感情，一般不在考虑之列；男方在付出高额聘礼代价时，也会考虑回报，如女方的家世对自己家族有没有帮助，女方的嫁妆会不会给自家带来一定的补偿乃至收益等。同样地，男方一般也不考虑婚姻当事人之间的情感问题。这在今天的人们也许难以理解，但在当时，却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之事。

清人李光庭《乡言解颐》卷3讲了这么一个笑话，颇有意味。说有一对夫妻，以卖烧饼为生，一天观看门口送嫁妆的人群路过。丈夫说：“这一副嫁妆肯定值五百两。”妻子不同意，说：“最多值三百两。”两人争执不下，当街打了起来。妻子打不赢，改口说，给他加上五十两。丈夫仍然不依，妻子又说，“就算他值四百两好了。”旁边有人劝解说，只顾打闹，看烧饼都焦了。丈夫的回答很有意思：“焦了一炉烧饼不算什么，埋没了人家一百两银子，情理难容。”这个故事于嬉笑之中，把当时人婚姻重财的情况表露无遗。

5处女、闹房与性教育（1）

清人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3讲到直隶永平府婚俗，女子出嫁之日，其家往往要派人到夫家打探消息，如果次日一早，夫家鼓乐喧天，宾客杂至，则大喜；否则“女家为之丧气”。何以如此？原来，当地风俗，新婚之夜，要查看新娘是不是处女，如果是，婚礼一切照常进行；否则，夫家动静杳然，新娘是不是为夫家所接受，女家不敢争，悉听夫家处置。一次，有王姓人家嫁女于李姓，李家以新娘相貌不好，很不满意。新婚次日，借口女子不是处女，不举乐，叫媒人把女子送回了娘家。这女子从小失去了母亲，与哥嫂同住，嫂子知道这女子肯定不曾与男子有过肌肤之亲，悄悄问明女子新婚之夜的情况，原来新郎并未与之同房。嫂子说，如此，怎么证明我们家小姑不贞呢。于是把此事告到了县里，县官派人验证，这女孩果然还是处女。于是判令李家鼓乐齐奏，把女子迎回家中，保全了这桩婚事。

曾国藩孙女的婚礼

纪晓岚讲了这么一件事：无锡地区有个焦氏女子，已聘于人，有人看上了她，想要娶她为妾，于是到聘她的夫婿家散布流言，说她不贞，在外面有相好的了。婿家于是提出毁婚，焦氏之父就告到了官府。无奈散布流言的人布了局，不仅有证人，而且有承认与女子相好的“奸夫”。焦氏见事急，请邻家老妪把她带到婿家，面见了未过门的婆婆。焦氏说，与其见官，在官媒面前出丑，不如就在您面前出丑吧，女子贞与不贞可以请您亲自来验证。于是关门脱衣，请婆婆亲验。果然，这女子还是处女，案子不审即明。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卷13，天津古籍书店1980年影印本，第1页。

这个故事今人看来或许有些奇怪，实际上它却是清代极普通的风俗，不独永平府与无锡，全国汉族地区普遍存在。那时人们倡导女子贞洁，要求女子婚前一定是处女，否则就是天大的丑闻，男方家族不仅可以不接受新娘，还可以索还聘礼，要求女方家族赔偿结婚花销及所有损失。

为什么中国人有如此严格的处女要求，并形成这样的社会风俗呢？这一切源于中国农业社会中对女子的贞洁的要求。此种观念发端于上古时期，在父系家长制的社会中，家长及其他男性家庭成员，为了保证家庭权力和财富能在自己的后代中继承，就必须确保其妻、妾所生养的孩子是自己的纯正血统。而为保证“种”的纯洁性，就必须杜绝妻、妾们的婚外性关系，要求女性在性生活上的“专一”守贞。于是，对女性提出了“从一而终”的贞节要求，并制定了一系列的隔离男女、封闭女性的隔离制度。这里实际上包含了这样的内容：女子婚前须与直系亲属以外的男性隔绝，婚后只能与丈夫一人有性关系，如果丈夫不幸亡故，则女子须守贞终生。这种贞洁观念是社会要求女子单方面实行性禁锢的一种道德观，是伴随着一夫一妻制的确立而渐次产生的。从中国封建社会贞操观念发展的过程来看，先秦是贞操观念的萌发时期，秦汉是贞操观念的倡导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是贞操观念的松弛时期，宋元明清是贞操观念日趋强化的时期。这种观念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保证男子对女子占有权的惟一性，无论婚前婚后还是死后。

5处女、闹房与性教育（2）

在此种社会观念之下，中国从汉代起就有了处女检查的事，人们很早就发明了对处女的检验方法。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养生方》中就有了关于“守宫砂”的记载：“取守宫置新瓮中，而置丹瓮中，令守宫食之。须死，即治，□轧画女子臂若身。即与男子戏，即不明。”此种方法，就是用丹砂喂养蜥蜴，然后把它捣烂，这就成为一种红色颜料，把它点在女子手臂上，终年不褪。如果她与男性有了亲密接触，这红色就会褪掉，所以蜥蜴又名守宫。这样，只要看女子手臂上有无“守宫砂”，就可以断定她是否是处女了。晋代张华所作的《博物志》中的记载，与上述《养生方》几乎完全一样。当然，如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这种做法是很值得怀疑的。

宋代理学倡明，对女子贞洁的要求达到了新的高度，人们对处女的崇尚也逐渐达到了高峰。那时，道教理论也有很大发展与传播，道教中的“房事”理论认为，男女性事，重要的在于采阴补阳，尤其重视男子在与处女的交合中，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这对人们的处女嗜好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陈东原先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说：“到了宋代，我发现对于妇女的贞节，另有一个要求，便所谓‘男性之处女的嗜好’了。古代的贞节观念，很是宽泛，渐收渐紧，到了宋代，贞节观念遂看中在一点－－性欲问题－－生殖器问题的上面。从此以后，女性的摧残，遂到了不可知的高深程度！”明清时代，处女要求已成时俗，不仅民间有多种检查处女的方法，官方也有专门负责此事的人员，这种检查的目的主要察视是否是处女。如在永平所发生的这个案子，县官就派人验证王家所嫁之女是否是处女，这个验证结果就成为了案件判决的最重要依据。官方负责这项工作的，有官媒、媒婆之类的人员，上面讲到无锡县的故事，就曾提到案子到官，要经过官媒来检验是否是处女，在民间则大多委托男方的女性亲属或媒婆去办理。据说明清时民间最常用的方法是，令被检查的女子坐于装有草木灰的便桶，设法让她发笑，然后看桶中的灰是否有被气吹动的迹象，如有，则女子已经不是处女了。

清代，处女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不独小康人家娶妻，富室纳妾、买婢也一般要求对方是处女，对处女的检查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当然人们认为，最靠得住的办法还是新婚时看女子是否有落红。实际上，不只是俞樾所说的永平地区，全国各地此类习俗极为普遍。新婚之夜检查新娘是否是处女就成了婚礼中不可少的仪式，贺客们都极关心男方在翌日清晨出示新娘“落红”的标志。若新娘果为处女，男方还要向女方送去上书“闺门有训，淑女可钦”的喜帖，而女家也以此夸耀邻里；若新娘已非完璧，则常会发生被男方所休的悲剧，而女家亦颜面尽失。为了保全颜面，有女之人家就要从小防范，尽力使女子不离闺门一步。

在广东一些地方，新婚之夜，新娘为新郎脱靴，新郎就交给新娘一幅白帕，用来保留新娘的“落红”。如果新娘当夜有落红，则合族大喜。三天后回门时，就要送烧猪到娘家，富贵人家甚至送烧猪达数十头之多。所以女家在嫁女之日，多惴惴不安，惟恐烧猪不至。如烧猪不来，家人对坐愁叹，引为大辱。烧猪一到，则举家欢庆，大张旗鼓迎接烧猪，认为是家里教养有方，不辱门户。把烧猪分送亲友，加上红色馒头若干，就是人们所称的“麻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新娘接到婆家后，先不举办任何庆典，直接送入洞房，即与新郎同寝。一家人和亲友都在新房外等候。不见到新娘的“喜帕”，人们概不道贺。如新娘不贞，不仅不是喜事，而且还是大辱。少顷，新郎从房中出来，手上捧着一个红盘子，上盖红布，里面装的就是保留有新娘落红的“喜帕”了。这时，新娘家里已备了一顶大轿在门外等候，新郎捧着喜帕直接登轿，去新娘家中报喜。如果新娘不贞，则二话不说，直接迫令其上轿回家，接下来就是双方打官司、索还聘礼之类的纠纷了。在这里，新婚夫妇的交拜成礼，都要等有了“喜帕”之后，可见处女问题是个至关重要的大事。

5处女、闹房与性教育（3）

嫁娶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所谓的“闹洞房”了。闹房之俗至今各地多有保留，许多地方仍保留有闹房时整治新娘、新郎乃至公婆的情况。清代，比较文雅的闹房如醴陵，“是夜，众宾集房中，歌诗赞烛，曰闹房”。很多地方，则多方戏谑，无所不至。江苏淮安闹房，把来宾分为儿童和成年两组，结婚之家请能言之人专门接待，儿童闹房者主要是唱“闹房歌”，歌词中涉及男女之事，“多不堪入耳之语”。成年组主要是针对新娘，“淫词戏语信口而出”，“任意调笑”，一般男家都会听之任之，无可奈何，有的地方甚至有越闹得欢越受男家欢迎的情况。福建石澳地区，男方请六名美少年前往迎亲，称之为“替新郎”，女方则请数名女伴，叫做“新阿姨”。新婚之夜，替新郎与新阿姨们聚齐欢饮，“谐谑嘲笑，罔有顾忌”。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各地的闹房习俗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人们的话题与行为，都与性有关，闹房的动作、歌词都有很多性的意味。最典型的如湖南衡州闹房，除了命令新郎新娘做一些类似男女交欢的动作之外，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打传堂卦”。主要是请出村中最能滑稽的人扮演堂官，这堂官把脸用墨汁涂黑，扮成丑角，礼服用荷叶，朝珠用算盘珠代替，大帽子顶上用红萝卜和大蒜做成顶戴花翎，旁边还站立着一班差役。一声令下，把新郎新娘和公公婆婆四人带上堂来跪下，堂官下令公婆二人当众教新人以房术，就是要讲明男女结婚要怎样性交。公婆二人讲完，还要叫两位新人复述一遍，如不听从，甚至可以用鞭子动刑。当地有时还在结婚之日请一两位容貌出众的“伴娘”、“喜娘”之类，吸引人们的注意，任来客随意调笑，甚至发生苟合，无所不至。

此类闹房习俗，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性的戏谑，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当然是极不文明、不雅观的。但其间有个内容却是应该说明的，那就是，这种闹房实际上也含有性教育的内容。中国古代，男性由于接触社会，性教育往往于自然而然之中完成，而对于女性就不那么容易了。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原则下，很多女孩子到了要结婚的年龄，对性的问题仍然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这种情况下，临近结婚的日子，在新娘这边，其母亲就要对她进行性问题的说明了；在新郎这边，由其父来承担这项任务。但在那个年代，即使是父母，有些话也是不好启齿的。于是就有了两种方式，一种是用“压箱底”的图画或雕刻、实物来对性事作说明，近年在江浙等地发现了不少此类实物，还有的人家藏有所谓的“春宫画”，也是起这个作用的。清人李渔写的情色小说《肉蒲团》中，铁扉道人的女儿“玉香”，“生得如花似玉，无人可比”，“又且读了一肚子书，凡诗词歌赋皆做得出”。但这女孩儿从未出过家门，对外面的事物一概只有书本知识，“他家的闺门严谨，又不走去烧香，又不出来看会，长了16岁不曾出头露面”。这样的女孩儿如何进行性教育呢？书中的主人公未央生娶了她后，就找些春宫画之类的东西来给她看，实际上也是一种性启发。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闹房”来解决了。旧时男女结婚之前往往连面也没见过，通过这种无所顾忌的“闹房”，使两个新人在入洞房之前，先多少有些熟悉。同时，也可以通过这一闹，来进行性的说明与教育了。如上面衡州的闹房，命令公婆二人当众教新人房术，并叫新人复述其所讲内容，虽属戏谑之甚，却也于喧闹中加入了性教育的内容。

一

名片作为社会交往的工具，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内容。了解名片在历史上的情况，对于我们研究民俗和社会生活史，均有意义，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清代的名片。

名片，古称谒、名刺、名帖、手本等，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在唐以前就很流行了。如果细细区分，早期的名刺、名帖等，有一些的内容更像今天人们所用“柬”，与后来的名片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清人说，像后世所用的这种写着姓名的小片，是从明末开始盛行的，在此之前，古人的片子，都是亲笔书写的，明清以后才开始“刻木印之耳”。以我们现在见到的资料，这一时期，中国的印刷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刻成一个小版来印刷，甚至如今天人们盖印章一样，盖到特定的纸张上，已经非常方便了。至于应用此种小名片的原因，记载中说是始于崇祯时期，因为官方对于互相“请托”，走门子，找关系进行控制，所以人们来往时常常使用这种小名片，投送起来比较方便罢了。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59-260页。但就其大体用途而论，早期名刺与帖子是可以视为名片的源头的，例如《后汉书·祢衡传》说祢衡“建安初，来游许下。始达颍川，乃阴怀一刺，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这里的“刺”，就是怀里揣着的一张名片，由于长时间没能结交到达官贵人，以至于刺上写的字都掉光了。早期的名片用木或竹制作，汉以后始改用纸。清人赵翼曾考证说：“古人通名，本用削木书字，汉时谓之谒，汉末谓之刺，汉以后则虽用纸，而仍相沿曰刺。”（清）赵翼：《陔余丛考》卷30，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27页。《汉书》中讲到郦食其见刘邦的故事中，郦手中拿的“谒”，实际上就是竹制的名片，上写主人的姓名、籍贯、官职等，甚至还写上要办的事情，应当说已经具备了名片的一般功能了。

以我们所见到的情况来看，明代名片已经风行，也讲究等级，至清则已成为上流社会约定俗成的交往方式与礼节了，广泛应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日常交往中成为一种常例，如，同治丁卯（1867）著名文人陈其元任上海厘金局提调，有同乡故友吴昌寿来访，因旅途匆忙，未带名片，与陈府下人在门前发生纠葛，陈将下人喊来查问，回报说：有一个武官模样的人，“衣服弊陋”，要来求见，找他要名片，又没有，只说与大人是几十年前的好友，又不肯说姓名。这个穿着有点糟糕的老友，因没有名片之类的东西，就是进不了门。见面后，吴又向陈解释，“本欲即行登舟，因知君在此，故特走访，带来三仆方打叠行李，不令随行，而忘持拜帖，乃致此窘。”（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2，中华书局1989年4月版，第21-22页。这里，老友前来拜会，门人不允进门，索要名帖之类，而老友相见后，也解释自己何以没有带拜帖，可见名帖在清代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必要礼节了。

二

名片也是清代官场交往的重要工具，朱克敬《暝庵二识》：新点翰林就职后，叫人拿着名片遍投于诸前辈，称之为“大拜”。随后还要亲自拿着三张名片，到前辈府上投递，叫做“求面”。投刺成为官场繁文缛节的一部分，“京署各官，最重资格，其中若翰林、若御史，以及内阁中书、军机章京、吏部、礼部司员，对于同僚之先进者，不论年齿，皆称前辈。初谒时，必具红白柬三份，登堂拜见，执礼惟谨”。（清）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1，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8页。

京中上流社会年节相贺，亦多用名片，此风起源于宋，但以清代为盛：按照惯例，初一这天，官场中人往往派一辆车子，叫人到官场来往人家投名片拜年，“京中士夫贺正，皆于初一元旦，例不亲往，以空车任载一代身，片子用流行的梅笺纸，裁成二三寸的小片，上面写明自己的姓名与职司和所住地址，不管平日里认识与否，各门遍投之。谓之片子。”这就是清人以名片代作拜贺工具情形。以至于有人戏作小令对此进行嘲讽：“是日也，片子飞，空车四出。”（清）翟灏：《通俗编》卷1，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页。节令时空车往返，片子满天飞的情况，实际上多是指泛泛之交，成为一种虚礼。至亲好友则不同，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大凡泛交，止雇人力投刺，名曰飞片”。而至亲好友，往往用大红名片，对于亲尊长辈，还是登门亲自拜贺。而且，也不限于北京，“大抵南方各省皆然”。

清末状元、

帝师陆润庠的

红色名片

名片在清代的使用也不限于年节相贺，如前述陈其元老友相访之类，日常交往中多有用之者。大学士徐乾学曾用名帖向人道歉。清龚炜《巢林笔谈》卷3载：徐乾学退休后居乡，对于乡间邻里十分谦下。有一次，他坐轿子出行，有一个老秀才从旁边经过，徐眼睛不好，一时没有看见，知道后就叫人拿了自己的名帖上门致歉。清人婚丧嫁娶中也常用到名片，如清末有丧家开追悼会，到会者使用名片，已成为丧礼中的一个环节：《清稗类钞》载“宾至时，必先投名柬也”。不过丧事时或丧家使用的名片，往往加以黑框，与平时所用略加区别。可见，名片在清代社会生活中应用极广，如拜见、道歉、道谢、请托、婚丧、道贺等均有使用。

三

名片作为等级社会的一个产物，也必然打上等级的烙印。明代亲王的名片，例不称名，有书王者，有书别号者，用以表现名片持有者地位的尊贵。清代虽未见到此类明确记载，今天我们见到的李鸿章的名片，只印了李鸿章三个大字，别的什么也没写，因为他在晚清时期名气太大了，写什么都显得多余。这与明代亲王名片的情况多少有些类似。清代名片对等级制度仍然有所反映，如学生拜见业师、下级拜见上级，常常要先投片等待接见，而上级则一般不会给下级名片。有个例子说武将不识上官，是因为从未接到过上官的名片。梁章钜《浪迹丛谈》卷3记载了有这么一个故事：

李鸿章的片子

只写了三个大字

嘉庆时，京口参将庄芳机进京觐见皇帝，皇帝问他，“你从江南来的时候可见过蒋攸铦，”庄的官职比蒋小，从未直呼过蒋的名字，一时想不起这个蒋攸铦是谁，回答说“没见过”。皇上连问了三次，他都回答说没见过，皇上不禁有些怒气：“你真太糊涂，作为江南武官来京，你难道没有向江南总督辞行？”庄这才想起这个蒋原来就是自己的上司江南总督。赶忙连声回答说“有，有，有”。皇上的脸色这才稍稍缓和了一些。庄芳机从皇上的内廷出来，浑身都已经汗透了。有朋友后来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庄道出了其中缘故：我平常只晓得江南总督，或蒋中堂，他从来没有给过我名片，我也没请他写过一联一扇，哪知他的大名叫什么蒋攸先蒋攸后乎？有时候，地位较低的人，要递一张名片到封疆重臣的手中，也要花费巨额的贿赂。乾隆时福康安征西藏归京，户部一书吏求见，递了一张名片上去，“贺喜求赏”。虽然这个书吏求见，本来就是别有所图，但这一张名片递上去，他前后也花费了十万两银子，“否则谈何容易得见一福公哉”！（清）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3-54页。由此亦可概见当时官场风气。

清初的名片，沿明末旧习，偶有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但很快就被禁止。明末社会上知识分子之间即使是从未见过面，投递名片时也互相“称盟称社”，表明是同党，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风气。清初时，人们互递名片，仍沿明末旧习，此种政治盟社的风气，虽与当时政治有关，主要的还是沿袭明末党争而形成的派别。顺治时即遭严厉禁止。

四

上流社会广泛使用名片，也会对一般下层社会造成影响。清人翟灏《通俗编》说，当时有的人访友“偶无名帖及纸笔”，就用土或石灰等在人家的壁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十分好笑。可见上层社会使用名片对一般民间的影响。以至于与上层社会交往较多的妓女也常常使用名片，如扬州的妓女，逢有招请，也会送来大名帖一张。下层社会贩夫走卒，于婚嫁时也使用名帖。《清稗类钞》中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在总督府负责扫地的人与别人结亲，下定时发的名片上大书：“钦命头品顶戴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某地方、节制军门提督军门门下扫地夫愚弟某顿首拜。”亲家看到这名片，张皇失措，拿去与当地士绅商量，士绅想了想说，你家住在关帝庙旁，我自有办法。于是回帖上书“敕封关圣帝君、汉寿亭侯隔壁愚弟某顿首拜”。虽然是下层民间幽默故事，却也反映出名片的使用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

康有为的名片

清初的名片名帖，沿明末之制，以二三寸者为多，清末则多六七寸长。特殊情况下也有长短过尺的大名片：“名片，向以新入翰林院之庶吉士为最

大，纸长恒径尺，书擘窠大字，无空隙。”（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19页。清初尚有人亲笔书写，清中叶以后，一般是请名人，书家写好，刻成印戳，盖于不同颜色的笺纸上。

名片上所书的内容与称呼，清初沿用明末习惯，而后历有变迁。明末士大夫之间投名片，往往上书“某某拜”，清初沿袭了这个字眼，但康熙以后，改为“某某顿首”。据说是康熙初鳌拜专权，朝臣献媚，避其名讳，引得社会上名片的称呼发生变化。也有传说是因为雍正间鄂尔泰当权时，鄂的父亲名字中有一“拜”字，人们为了避讳而改用了“顿首”二字。在下级给上级的名片中，常用“恭维大人”四字，后来乾隆时庄有恭名重一时，僚属递给上官的名片中就改用“仰维”或“辰维”等字眼。惯例称大学士曰中堂，后来晚清时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两省官吏避宗棠二字，名片中皆称“伯相”。一个“拜”字之变化如此，可见清代社交礼仪之繁琐。自从顺治间禁止士绅官员于名帖中用“社”、“盟”之类字眼后，就师名片上多用“年家眷”三字，也不管是不是同年科考登第的人员，以至于有个戏子拿这个事编成了歌谣：“也不论医官道官，也不论两广四川，但通名一概年家眷。”（清）王士禛：《分甘余话》卷2，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6-47页。与“社”、“盟”遭到禁止相类似，晚辈学子对于学官及科举考试中阅卷、录取等官员，自称“门生”，也被禁止，因为生员人等与老师之间关系亲密，很易于成为门派，为清朝统治者所忌讳。所以顺治后，无门生之称，后来改用“受业”、“侍生”、“晚生”、“同学”、“同学弟”等称呼。同学这一称呼，按清人王应奎《柳南续笔》卷2的考证，始于顺治时人黄太冲，他与当时名士沈寿民、文符等交往，名片中最早使用同学的称呼。

五

大体上，清初以降，名片上的称呼，用年家、世家、通家、眷弟、如弟等为普遍情形。后来亲戚称姻，世交称世，同年只称年愚弟，而去家字。老师与门生称通家生，也称同学弟等等。此外，子侄之师，则互称“通家弟”。同门友称“门愚弟”。督抚与司道名刺称“愚弟”，与府厅称“寅愚弟”，州县官与生监、盐商等商人，也称“年家”、“眷弟”等。

除了官场通用的名片外，也有人对名片认真地进行设计，比如纸张、着色、字体等。名士李渔就曾抱怨，他精心设计的名片纸，被一些人仿冒，大骂这些人自己不动脑子，抄袭别人的创意。可惜那时并无知识产权这类概念，李渔对这类抄袭行为也没什么办法，只好把自己设计的名片纸拿到庙会等处出卖，取得一点收入，心理上得到平衡。

李渔

晚清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将张国樑的名片十分特殊：此公从前为天地会头目，道光间降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曾屡立战功。张国樑的名字为咸丰帝钦赐，他的名片上，中央刻“国樑”两个大字，旁边有两条“螭龙”围绕，用来凸显御赐的大名，而他的姓氏，只是在角上刻了一个小小的“张”字。名片设计成这样，也算是用心良苦了。（清）丁柔克：《柳弧》卷3，中华书局2002年版，219页。

名片作为一种社交方式，不免成为钻营、请托的工具，甚而成为诉讼时的请托形式。以致有显贵、士绅的名片，被用来包揽词讼、鱼肉乡里，欺压良善。道光间，杭州等地，豪绅与显贵往往将名片作为打官司时的背景资料夹在案件的卷宗里，有时，显贵之本族、亲友也多借其名片夹于卷宗，地方官也往往要给这些人面子。道光时任县令的段光清初次审案时，见到卷宗里有一张当地乡绅的名片，就问衙役是怎么回事，那衙役的回答很有些像《红楼梦》中贾雨村审案时那个小衙役的回答，名片夹在卷中，无非是表明这是某老爷所托，或是某老爷的关系，叫县令在审案时给面子，相互照应。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中记载了他当时在杭州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

当地有个姓赵的士绅，与杭州知府等官员素有交往。有一次，他家里的一个轿夫因为强讨工钱，大概是当着外人的面找他要钱，他觉得“未存绅士体面”。于是诬告轿夫奸拐他家里的婢女，在状子中夹了张名片，送到了杭州府。府里将案子发到县里审，并交代一定要严惩这个轿夫，给足这个乡绅面子。段光清当时只是一个候补县令，当时县令认为这只是一桩不起眼的小事，只要严惩轿夫就可了事，所以请段光清来审案，想叫段对这个轿夫用刑，叫这个轿夫承认奸拐了人家婢女就可结案。段光清是个官场的新手，也不愿意不问情由就定案，于是将轿夫带了来。轿夫带上来时就已上了枷锁，一看就是个粗笨之人，根本不像个奸拐人家婢女的油滑之徒，段心里明白，这无非是乡绅的诬告。他问轿夫：“你来赵家干活多久了？”答：“今年才来的。”“赵家有几个婢女？”答：“小人很少进府，不知他家有几个婢女。”“赵家控告你奸拐他家婢女，你还说不知道他家有几个婢女？”下面的回答更让段觉得不该让他顶上奸拐重罪：“小人只是当面向赵大老爷要工钱，已被老爷责骂了几次，而且说要把小人送到衙门治重罪。现在老爷要责罚小人，小人也认了，情愿不要工钱了。”段光清觉得轿夫所说必是实话，交代轿夫以后如果是别的官来审你，你只要不承认奸拐，虽然也会受责，但不至于治罪。轿夫叩头而去。赵家听说此事，马上到杭州府那里告段光清，说这个官太“庸懦糊涂”。后来换了县官亲自审问，先用刑后审问，轿夫始终不承认有奸拐之情，只不过是讨工钱，不尊重赵大老爷。县官也无可奈何，最后只好把轿夫责打一顿了事。但此后，有卷宗夹了名片的案子，再也不叫段光清来审了。

这个审案的经过十分典型，地方劣绅仅仅因为轿夫当面向他讨要工钱，觉得丢了面子，就诬告轿夫奸拐其婢女，并于案卷中夹杂名片。而地方官按惯例也会重治轿夫，只是遇到了段光清这个不识官场惯例的新任候补官员，这个轿夫才逃过了一劫。而类似的审案情形，所在多有。乡绅乃至其亲属等人经常用他们的名片夹杂于案卷之中，包揽词讼，社会的黑暗由此可见一斑。

一

中国传统社会的礼法中，很早就规定了男子的一妻多妾制度。《礼记·昏义》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周代开始建立礼制，不仅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妻妾的数目，而且规定了同房的时间和顺序。等而下之，大夫只有一妻二妾，以三日为一轮；而士族只能有一妻一妾。与之相对应的是，女子须从一而终，谨守贞洁，对于男性的这种多妻制不仅要服从，而且不得有怨言，否则就是“妒妇”了。妒是女子的失德行为，是“七出”的条文之一。汉代以来的礼法中，七去、七弃、七出，指的是男子可以合理地休妻的理由，包括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七项内容。唐以后，七出进入法律层面，女子的妒忌是一项极严重的罪过，是可以被休弃的。总体的原则上，女人是没有离婚的权利的，男子却可以多种理由抛弃妻子，只有在离异引起争议时，七出才会在诉讼中被拿出来作为休妻的理由。宋元以后，七出之条被更严格地执行，离婚的书契（元以后称为休书）中要写明休妻的理由，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妒忌成为休妻的理由，可见它是多么大的罪过。

女性的妒忌也被称为河东狮吼，源于宋代陈慥的故事：陈慥字季常，喜好声色，其妻柳氏凶妒，陈颇惧之。苏东坡有诗：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河东是柳氏的发源郡地，以此指柳氏，狮子在佛家语境中指的威严，陈喜好谈佛，所以苏东坡以佛家语言戏之。后来以之比喻妒悍的妻子发怒并借以嘲笑惧内的人。

妒妇被人们视为罪孽之人，而惧内的原因，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士大夫自中古以后多惧内者，盖名宦已成，虑中愦有违言，损其誉望也。”就是说士大夫功成名就之后，往往怕家中的这些小事，影响到自己的声誉。其实也还有另一层因素，就是结发夫妻往往很多都是从困境共同走过来的，不愿意为妒忌这样一桩事而毁掉了多年的夫妻关系。

二

清代社会生活中，妒忌当然仍视为妇德的缺失，并且将此种现象妖魔化。著名文人王士禛以隋代独孤皇后的妒忌为例，把此事上升到影响到国家大政、祸国殃民的高度：据说独孤后性妒，不仅对于皇帝本人接近其他女性颇有限制，对其他人纳妾及好色亦多有干预。如皇太子杨勇多内宠，她就进言皇帝把杨勇废掉了（当然历史事实上杨勇之废未必完全由于这个原因）；宰相高颎有妾生子，她又进谗把高颎给杀了；其他如诸王和大臣，有妾怀孕、生子，她也往往劝皇帝把这些除去。王士禛说到这里，感慨道：“一妇人之妒，而其祸家国至此，异哉！”（清）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2，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9页。这实际上是从男权的角度把妒忌妖魔化的一种做法。

实际社会中，我们看到，女性对于丈夫纳妾之类的事，虽然心中也颇不满，但在那种社会氛围下，一般也还是容忍的。我们在记载中见到这样两个例子，小京官在缺钱时，不好向家中的妻子开口，就以纳妾为理由向家中要钱。乾隆时袁枚的堂弟袁龙文，得州同之职要去广西，但手上实在没钱，就写信给在家乡的妻子，说自己要纳妾，叫她寄钱来京。其妻黄桢回了一首诗给他：“郎君新得意，志气入云霄。未筑黄金屋，先谋贮阿娇。”广东人顾莘耕要去河间，也以纳妾为名向妻子要钱，其妻伊氏所答诗也有意味：“当年曾赋‘白头吟’，此去何妨别梦寻。郎欲藏娇侬敢妒，只愁筑屋少黄金。”（清）刘声木：《苌楚斋续笔》卷1，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41页。两首诗与元曲中“再塑一个你来再塑一个我”的句子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也有含酸意，但妒忌这个名声却不敢承担，对远在京城谋取功名的丈夫，讽刺是要给的，牢骚也是要发的，但钱也还是要给的，否则妒忌这个罪名也是承担不起的。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漂流在外的游子才会拿纳妾作幌子来要钱。可以从中看出纳妾与妒忌这事在实际生活中的状态。

无疑，生活中妒忌这事也是存在的。清人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4讲到一个穷家女子嫁到一富户，丈夫在外作狎邪之游并纳了一个娼妓为妾，女子告到公婆处，公婆却对她说：“汝小家女，眼孔浅耳。而夫大家子，东眠西宿，自是常事，岂如田舍儿止一妇哉！”有钱人家不会只有一个老婆，是当时一种观念，女子告状是得不到长辈的支持的。但另一方面，妒忌也是公开存在的：著名文士毛奇龄因为纳妾，他妻子就到处宣扬他的隐私，说他哪怕只是写几句小诗，也要找一大堆书来参考。毛奇龄擅长考证，每写一文或作一诗，资料“罗列满前，考核精细”。他妻子对外说，你们以为他很有学问，他写几句小诗还要考证半天。毛也没法子，只好自我解嘲说：“每动一次笔就展卷读一回书，才会典故纯熟嘛。”（清）陆以湉：《冷庐杂识》卷5，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8页。毛奇龄是与袁枚等人齐名的才子，据说能一心五用，一边给学生们讲课，一边与妒妻拌嘴，一边抱着孩子，一边算账，同时还能回答学生们的提问，交错进行，一丝不乱。其与妒妻的斗嘴故事，民间多有流传，与西方人讲的苏格拉底家有妒妻的故事，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

妒忌也有致死人命的事件。《右台仙馆笔记》卷3载，穷家女子阿保，被卖给某姓为妾，而正妻性妒，阿保常常被折磨得体无完肤，也只能暗自饮泣。一日，正妻趁丈夫外出，把女子赶回了养母处。阿保给丈夫写信说明情况，也得不到回复，养母又逼她改嫁他人，最后阿保只好服药自杀了。正妻不能反对丈夫纳妾，就折磨做妾的人，成为一种常见现象。最夸张的故事是康熙时太傅明珠的故事：明珠权重一时，但因为与其妻和舍里氏曾共患难，感情很好。和舍里氏最恨他与女人接近，甚至与哪个丫環接近也不行。一天，明珠偶然对妻子提到，某个丫環的眼睛很好看，第二天一早，夫人就叫人捧了个盒子到明珠面前，盒子里装的就是那丫環的眼珠。传说这丫環的父亲恨和舍里氏入骨，某日乘明珠外出，夫人一人在家的时候，用刀刺死了夫人，传为奴杀宰相妻的故事（清）昭梿：《啸亭续录》卷5，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19页。。

雍正时期，甚至有因为妻子妒忌而使丈夫丢了官的事情。钱塘人汪师韩为皇子的老师，赐居圆明园旁，离家很近。但汪管不住老婆，老婆性妒，把他的妾赶出了家门。有人把这事告到了皇上那里，结果汪被罢了官。此人倒真是很有学问，写过不少的著作，其中《辍学》一书，当时人评价就很高。但因家有妒妇这么一件事而丢了皇子老师这样的美差，而且从此未再被任用，被人认为是“士大夫生平之大不幸”。（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2，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72页。妒忌是女子的失德，而中国人讲究“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一个男人连家也管不好，被人们认为是没能力的表现，但汪师韩因此丢了官不说，从此未再起用，也算是够倒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