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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第一章 纽交所之王（1）

- 第一章 纽交所之王（2）

- 第一章 纽交所之王（3）

- 第一章 纽交所之王（4）

- 第一章 纽交所之王（5）

- 第一章 纽交所之王（6）

- 第二章 失之交臂的警察职业（1）

- 第二章 失之交臂的警察职业（2）

- 第二章 失之交臂的警察职业（3）

- 第二章 失之交臂的警察职业（4）

- 第二章 失之交臂的警察职业（5）

- 第二章 失之交臂的警察职业（6）

- 第二章 失之交臂的警察职业（7）

- 第二章 失之交臂的警察职业（8）

- 第二章 失之交臂的警察职业（9）

- 第二章 失之交臂的警察职业（10）

- 第二章 失之交臂的警察职业（11）

- 第二章 失之交臂的警察职业（12）

- 第二章 失之交臂的警察职业（13）

- 第三章 通向巅峰之路（1）

- 第三章 通向巅峰之路（2）

- 第三章 通向巅峰之路（3）

- 第三章 通向巅峰之路（4）

- 第三章 通向巅峰之路（5）

- 第三章 通向巅峰之路（6）

- 第三章 通向巅峰之路（7）

- 第三章 通向巅峰之路（8）

- 第三章 通向巅峰之路（9）

- 第三章 通向巅峰之路（10）

- 第三章 通向巅峰之路（11）

前言

“市长先生，朱利安尼合伙人投资集团有什么职位招人吗？”理查德&#8226;格拉索拿起电话开玩笑地问道。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刚从秘书李素姬那里得知，纽约市前市长鲁道夫&#8226;朱利安尼正打电话找他。朱利安尼是格拉索的老友，但有时却又是对手。

这是2003年9月17日的清晨。迪克（昵称）&#8226;格拉索差不多7点就到了办公室，这也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浏览报纸并吃早餐。这天本应该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两年前的同一天，格拉索与朱利安尼像英雄一样站在台上，携手重新开启了纽交所。那天，“9&#8226;11”事件刚发生还不到一周。

时间回到了两年后的2003年9月，格拉索也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依然兢兢业业。就在几天前，纽交所刚为哈雷–戴维森投资集团（Harley Davidson，著名摩托车汽车制造投资集团）庆祝了它成立100周年的“生日”。格拉索按照自己的风格操办了这次盛会，他在交易大厅里举行了一个巨大的庆祝仪式：哈雷投资集团官员统一穿着投资集团皮夹克，共同敲响开市钟；格拉索则主演了一出特技表演，他驾驶着一辆特别设计的动力摩托，沿纽交所门前的百老汇街呼啸驶来，后座坐的是哈雷投资集团CEO的夫人。“纽交所的主席换了一个又一个，”他后来对一个助手说，“但百年庆典每一百年才能有一次。”他说这句话时，脸上挂着微笑。

但是今天，格拉索脸上却没有了笑容。实际上，即使他在办公室里看着记录着他最成功时刻的那张照片时，他也始终面色平静。照片中，他和朱利安尼笑着鼓掌，那是他们在“9&#8226;11”之后共同宣布纽交所重新开放。朱利安尼现在是一名私人安全顾问，继续从他在“9&#8226;11”事件中竖立的形象中获利。朱利安尼在各方面都一帆风顺，实际上，他正考虑竞选总统（后在党内初选中选情不佳，退出竞选）。

朱利安尼曾给格拉索提供过一个机会：为他的投资集团工作，但这一邀请是在格拉索因丑闻下台前发出的。朱利安尼仍然是格拉索的朋友，也是后者目前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朱利安尼在电话中询问老友最近过得如何。格拉索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也只得听天由命。

“我是唯一未利用‘9&#8226;11’事件中的英雄身份牟利的人。”格拉索坐在办公室里，小声地念叨着。他注视着那些证明自己成功的“证据”：与世界各国领导人、政要以及各界名流的合影，橱柜中陈放的各式各样纪念品，它们是那些经由他说服在纽交所挂牌的投资集团送的。

最让格拉索感到困惑的是，自己的倒台发生得如此之快。格拉索办公室里的纪念品琳琅满目，它们记录了他空前的领导业绩。当他带领政要和世界各大投资集团CEO们参观时，他也把自己的办公室称作是“纽交所博物馆”。实际上，这是格拉索的私人博物馆：每一寸空间都挤满了证明他地位的东西。

他，是俱乐部之王！

但是数月来一系列的过失，使得“9月17日”这个纪念日竟然变成了迪克&#8226;格拉索下台的日子，这是任何对手或恐怖分子都难以完成的任务。格拉索的一些举措导致自己下台，这也让这一事件的悲剧色彩显得更为浓烈。2003年夏天，美国还依然陷在一系列涉及高管的投资集团丑闻中：安然（Enron）、世通投资集团（WorldCom）以及泰科国际（Tyco International）等，这些名字还只是冰山一角。但是有关这些投资集团高层的不法行为、无能或贪婪的长篇故事却在另一个内幕面前黯然失色：格拉索希望获得总额近1.4亿美元的退休薪酬，其中包括在“9&#8226;11”期间的“加班奖金”500万美元，这一扎眼的“奖金”被媒体证实是确实存在的。格拉索并不是在窃取投资集团财产，实际上，前一年他也获得了相同的“特殊奖金”。不过这一内幕的曝光，也让格拉索从一个英雄变成了一个薪酬过高的“高管代表人物”。董事会现在要求他退出，而就在几周前，他们还同意他拿走所有的钱，包括“9&#8226;11”期间的奖金。

那天早上，第一个见到格拉索的人是罗伯特&#8226;齐托，他是效力格拉索多年的公关要员以及市场主管。齐托到达时，一切似乎如平常一样。双K甜甜圈连锁投资集团（Krispy Kreme）两年前挂牌时送的氖气灯依然明亮。但是当齐托迈进如平常一样闷热的办公室时—格拉索夏天也开着加热器—他立刻感觉到空气中有一丝寒意。

“感觉它像是一个太平间。”齐托回想道。而格拉索看起来也像是死了一样。两眼下面挂着黑眼圈，在齐托报告坏消息前，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整个人沉浸在伤痛之中。俱乐部管理委员会，即纽交所的董事会已经准备给格拉索最后一击：他们计划剥夺他一直梦想，也是他曾经拥有的职位。

格拉索面临的问题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他面对的不仅仅是“毒蛇”汉克&#8226;保尔森，高盛投资集团CEO—这几周他一直在呼?赶格拉索下台；也不仅仅是一直以来批评他的迈克尔&#8226;拉布兰奇—他旗下的特许交易商投资集团串联了纽交所内部的交易员，结成了反对格拉索的联盟；格拉索面对的甚至不仅仅是他曾经的支持者拉里&#8226;芬克—这位黑石投资集团（BlackStone）的总裁在紧急关头“投奔敌营”。格拉索要面对的，是他认为牢不可破的一个盟友—这个人最近也对他的主席职位有了新的想法，格拉索简单地称这个人为“律师”。

华尔街超级律师马丁（马蒂）&#8226;利普顿自薪酬事件成为媒体热炒新闻以来，一直是格拉索的重要顾问。他当时的建议很简单：只要董事会通过了薪酬动议，那么拿钱就没有不合适的地方，而董事会确实也同意给予格拉索巨额退休薪酬。在利普顿的支持下，格拉索认为自己是坚不可摧的。但是齐托担心利普顿言行不一—这名律师做过太多的内部交易，在华尔街也与格拉索的敌人交往了太长时间，格拉索不应对他抱有十足的信任。格拉索没有在意齐托的警告，现在他后悔莫及。

据齐托的回忆，格拉索当时黑着脸说：“我想，你当时对律师的评价是正确的。”齐托怔了一下，但随即明白了格拉索谈论的是谁，因为利普顿预约了在几分钟之后与格拉索会面。

利普顿走进办公室，少了往日的幽默寒暄。他在格拉索对面坐下后便宣布，在他和保尔森以及纽交所董事会一些董事商谈后，他的建议是格拉索应该考虑辞职。这也就是说，董事会希望他出局。带着一丝鄙夷的神情，格拉索昂起头回答道：“我会遵照董事会的决定行事。”

不一会儿，董事会就决定在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召开紧急会议。而格拉索能够想的就只是“这一切怎么会变成这样？”

当天下午，格拉索将正式辞任纽交所主席及首席执行官等职，结束自己在这一机构—内部人称之为“俱乐部”—长达35年的职业生涯。如果你阅读过媒体有关格拉索职场沉浮的报道，你就很难对他有什么好感。他被描述为专横、贪婪、睚眦必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把他比做是美国早期的“选区头头”，因为他为纽交所订立的规则蛮横而自大。另外一篇报道把他比做传奇大盗杰西&#8226;詹姆斯，因为他“抢劫般地”拿走了巨额薪酬。

与所有故事一样，这些报道也包含了一部分事实。格拉索是一个强硬、专横的老板。他将自己的巨额退休薪酬掩盖起来，不为公众所知；甚至连纽交所技术上的所有者—1 366名有权在交易大厅买卖股票的股票交易员—也毫不知情。由于担心民众知道真相后造成的冲击，格拉索竭尽所能赶在董事会受到外界压力改变初衷之前获得薪酬。格拉索对敌人的成见有时接近于妄想症，那些没有完全效忠于他以及未能遵从他订立的规则的人被一一放逐；而那些公开反对他的人的遭遇则更为悲惨。

不过如果把关注点放在他的这些缺点上，那么我们就会错过这个华尔街乃至美国社会最著名人物精彩的沉浮经历。在过去几年中，我曾有幸采访了数十位投资集团高管，其中包括华尔街几家大投资集团的CEO。他们都喜欢对我讲述自己从赤贫到暴富的故事。但实际上，他们中几乎没有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与霍雷肖&#8226;阿尔杰（美国著名童话作家）描写的故事相像。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入读顶尖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大投资集团工作。

不过，格拉索在事业到达纽交所以及华尔街的巅峰之前，却是从最底层一步一步走上来的。他出身贫寒，几乎没受过大学教育，本来希望当一名警察来实现自己中产阶级生活的梦想，但却被视力测验拒之门外。当警察的梦想破灭之后，他在交易所找到了一份入门级的工作，自此开始了华尔街的一段传奇，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甚至将纽约所主席这个曾经被认为类似于政府职位的工作成功转变为薪水足以媲美企业界权贵的“美差”。

这也把我们带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话题面前：纽约证券交易所—格拉索统治了几十年的机构。它是美国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代表着美国的金融成功和社会奇迹；它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使得无数的“美国梦”成为可能。但是几乎没人真正了解它的内部运作情况，尤其从那些掌控它的人的视角来看，比如从迪克&#8226;格拉索以及那些把他赶出金融界的人的角度来看。

第一章 纽交所之王（1）

袭击来临

2001年9月11日，纽约，夏末的一天早晨，和以前没什么两样。35万多人在这个清新、明朗的早晨拥入下曼哈顿的金融区；谁都没想到悲剧即将来临。像平常一样，格拉索7点到了办公室，准备与来自伯根－布鲁斯威格投资集团（Bergen Brunswig，在纽交所挂牌的一家制药投资集团）的经理们一起敲响开市钟，不过他仍旧照常先翻翻报纸，同时收看CNBC（美国NBC环球集团下属的全球性财经有线电视台）的报道。伯根－布鲁斯威格投资集团的官员们此时也已抵达交易所，聚集在餐厅里。格拉索为所有他说服的投资集团确立了一套“规矩”，这些投资集团要在纽交所挂牌交易就需交纳50万美元的年费；伯根－布鲁斯威格投资集团官员和交易所的高级职员将享用一顿丰盛的早餐，格拉索也会在早餐会上宣扬这个世界上顶尖股票市场的价值所在。这之后便敲响开市钟，在交易所挂牌的投资集团将在这里接受美国最伟大公关技巧的洗礼。

上午8时50分左右，接到执法部副主任戴维&#8226;多尔蒂的电话时，格拉索有些滞后于日程安排，他专心于整理办公室并收看CNBC的早间报道节目“财经论谈”。多尔蒂是他属下的高级官员之一，主要负责监督、检查并保证所有交易的合法性。格拉索喜欢雇佣有政府执法部门工作背景的员工：他的司机以前是一名警察；他的保镖之前是纽约警察局武装警察；多尔蒂之前供职于中央情报局，几年前进入交易所，在执法部主管埃德&#8226;克瓦尔瓦塞手下工作，而克瓦尔瓦塞本人之前则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名律师。

格拉索最近与纽约市政厅进行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同意拨款扩建位于华尔街和百老汇大街交界处的纽交所总部，以容纳5?000名雇员和股票交易者。

两人在“交锋”过程中不乏激烈的交火情节。朱利安尼就差指着格拉索鼻子指责他贪婪了，而格拉索则反过来指责朱利安尼，认为他对待下曼哈顿地区经济支柱的态度过于冷淡漠然。格拉索最终赢得了市长的让步，他筹划着在华尔街33号新建一座大厦。与此同时，多尔蒂和执法部门的职员正分散在曼哈顿城区的各个角落执勤，其中包括世贸中心北塔。在这里多尔蒂听到了一起怪事：双子塔所有者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对租用办公室的投资集团发出警告称，一架小飞机撞进了北塔的顶部楼层。

多尔蒂称他当时并未特别在意这起事故。实际上，港务局在警告中也是要求人们保持镇定，没提到要疏散人群。此刻格拉索从CNBC的报道中也发现了这起事件。这家电视台有一台跨越哈德孙河的远程摄像机，镜头锁定在飞机撞击的区域。从电视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座110层高的大厦顶部楼层冒出巨大的黑色烟团以及火焰。格拉索并不是飞机事故方面的专家，但他知道这远不是一架滑翔机所能造成的破坏。他即刻通知多尔蒂：“戴维，这不是一架小飞机，赶紧把他们带出来。”通话过程中，格拉索双眼片刻未离电视屏幕。

纽交所在北塔4楼有140名雇员。所有人都有序地离开了大厦，除了一位名叫奥利弗&#8226;史密斯的警卫，他想确认一名四肢瘫痪的执法律师也安全撤离了。此时，格拉索取消了日程上的早餐会，并告知职员他将走到世贸中心，查看发生了什么事。

在华尔街和百老汇大街的交界处，格拉索发现天空中弥漫着白色的灰粒、浓烟以及火光。他没能再往前走，因为他的安全主管詹姆斯&#8226;埃斯波西托从身后抱住了他。埃斯波西托对格拉索说：“嘿，你可不能去那边。”埃斯波西托戴着金丝眼镜，让人印象深刻，他在FBI（联邦调查局）度过了大部分职业生涯—超过25年。埃斯波西托刚刚接到报告称，第二架飞机撞进了南塔。根据他接到的报告，事态已然恶化。这些不是偶然事故，它们是恐怖分子精心策划的阴谋。

格拉索此刻看清楚了世贸中心的状况，它就像是一棵遭利斧砍伤的大树。双塔四周均被滚滚浓烟和火焰所笼罩。“这不是小飞机。”他对埃斯波西托重复道。

埃斯波西托回应称：“我们必须把你带离这里。”

这时，格拉索和埃斯波西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穿着西服、高跟鞋的男男女女四下飞奔寻找蔽体。他们两人也赶紧跑回交易所。55岁的格拉索全速奔跑，好像是个25岁的年轻人。截至此刻，有关传言已经开始散播，大型客机撞进了世贸中心，这是恐怖分子发动的袭击，很可能是穆斯林极端分子。百老汇大街上挤满了人，其中大部分为交易所的职员和交易者，人们盯着世贸的方向，注视着杀戮惨剧的发生。

那天早上，当袭击事件发生后，交易所内以及下曼哈顿大街上一片混乱。人们颤栗地注视着从双塔上坠落的人体。大多数人，跟格拉索一样，四下逃命，躲进店铺里或藏在汽车卡车下面，以躲避飞落的碎片。但仍有一些人试图借机赚钱。

“这些混蛋在轰炸我们，卖出S&P（标准普尔指数期货）！卖出S&P！”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后，传奇交易员约翰&#8226;墨尔海伦大声喊道。墨尔海伦是个大块头，脾气火暴，性子急躁，但在挣钱方面反应迅速。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名声在外，当时他是一名顶尖交易员，后来在与华尔街骗子伊万&#8226;博伊斯基争吵时试图枪击对方，因为博伊斯基影射他参与内部交易。墨尔海伦最终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他最近通过入伙贝尔斯登投资集团以及运作一家大型、高回报的经纪投资集团重振雄风，他的投资集团在纽交所获利颇丰。

第一章 纽交所之王（2）

谨慎的正确决定

第一起袭击事件发生时，墨尔海伦正在自己办公室的会议厅里；他的办公室位于华尔街40号，能俯视世贸中心并且纵览整个下曼哈顿。与大多数华尔街人一样，他知道自己所在的地区是恐怖分子的首选袭击目标，尤其是在1993年的那起袭击事件之后。但是，当墨尔海伦透过窗口看到火焰和浓烟时，他确信这次袭击的规模比1993年那次要大得多。如果袭击规模变大，那么它对市场造成的伤害也会变大。这也是为何他要做空市场的原因，“做空”是一个交易术语，意指“在股市走低时收获利润”。恐怖分子发动大规模袭击后，几乎肯定会造成标准普尔指数中的大投资集团股票价格出现下滑。

尽管纽交所还没开市，但墨尔海伦手下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场外市场做空了一些期货合约。墨尔海伦是一个精明的交易员，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极为情绪化的人，常常因为股市的表现忽好忽坏而情绪紧张。在他建仓后不久，他从电视上得知袭击可能并不严重—可能只是一架小飞机撞到了世贸中心—于是他又开始恐慌起来。“买进S&P！买进S&P！”他大声尖叫着，开始反方向建仓。

墨尔海伦听到下面报告第二批交易已经落实之后，松了一口气，这时他从电视上听到另一则报道：第二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而且这些不是小型滑翔机，而是满载燃油的大型客机。这两起袭击后来被证明是恐怖分子奥萨马&#8226;本&#8226;拉登精心策划的。不久墨尔海伦手下的交易员和秘书们开始尖叫起来，因为他们能从窗口看到有人从世贸中心的顶部楼层往下跳。

此刻，尽管期货市场已经关闭，但进行交易似乎仍是墨尔海伦头脑中唯一想的事情，不过他下达了当天最后一条命令：“好了，大家立刻离开这个鬼地方！”

格拉索现在安全地躲在大厦之内，至少看起来很安全。不过有传言说，世贸南塔正在倒塌，而且是朝着纽交所这边倒下来。格拉索向来引以自傲的是，不管发生了多么糟糕的事，他总是能让纽交所开市营业，每天敲响开市钟，启动繁忙的一个个交易日。纽交所历史上，开市遭遇过暴风雪、自然灾害、战争等等障碍，还曾出现过技术故障，不过也只是把开市时间延迟了几个小时。

但这次的情形完全不同—他亲眼目睹了恐怖袭击的发生以及大街上极度恐慌的人们。格拉索刚刚才平息呼吸，他站在交易大厅的控制中心里，惊魂未定，身边站着几名高级职员：公关官员齐托、联席执行总裁凯萨琳&#8226;金尼和罗伯特&#8226;布里茨，还有埃斯波西托。他们身处的地点也被称做“枢纽坡道”，因为它接近一条连接主交易厅和交易大厅其他4个房间的坡道。那里设有格拉索用于宣布重要事项的广播系统，还设有供他与重要人物联系的专用电话线。这些大人物包括刚上任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哈维&#8226;皮特、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8226;格林斯潘、美国财政部长保罗&#8226;奥尼尔以及纽约市市长鲁迪（昵称）&#8226;朱利安尼。

格拉索通知手下职员他将关闭交易所，没人表示反对。他通过广播系统要求这座23层大厦内的全体员工离开办公室，集中到一楼，以防世贸南塔直接倒向交易所。格拉索随后给皮特打了电话，说明要停市一天。皮特说，根据他目前听到的一切，这是一项谨慎的正确决定。格拉索随后给自己的安全主管埃斯波西托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

差不多2 000名交易所职员陆续聚到5个交易厅里，当时交易所里还有2?000多名没有撤离的交易员。格拉索要求埃斯波西托关闭交易所，执行一项被称为“针眼”的计划—不准任何人离开交易所。他还要求埃斯波西托命令正在交易所周边的围观人员，不管是交易员还是市民，都要躲进建筑物内部。

后来，世贸南塔没有像人们担心的那样倒向纽交所，9点59分，它向内倒塌下来。但格拉索以及身处交易所之内的人们也只放松了一小会儿；纽交所尽管没有遭受南塔倒塌的直接冲击，但交易大厅还是很快被传言和恐惧所笼罩。世贸南塔倒塌产生的灰尘云团直冲交易所而来，随之而来的还有潮水般的人群，人们绝望地跑进交易大厅，以躲避街上的混乱。

格拉索早已习惯平日交易大厅中的恐慌和激情，但他此时面对的焦虑却是他从没遇到过的，即使在最动荡的交易日，他也从没看到过。当浓烟和灰尘笼罩整个曼哈顿时，灯光开始闪烁，整个交易所暗了下来。交易大厅里一片死寂，人们静静地站着，盯着CNBC电视台的现场报道，惊恐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电视报道说，两起袭击都是由恐怖分子发动的。

很快，更具震撼性的流言在交易员中传播开来，有人说灰尘团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火团，在它经过的地方，吞噬了所有来不及逃走的人。另有一些人说他们听到世贸中心周围汽车发出的爆炸声，那是恐怖分子在车内放置的炸弹引发的，这也造成了更多伤亡。在纽交所内部，一些交易员正和安全人员争吵，要求获准离开交易所。其中一些人突破了埃斯波西托手下安全人员的封锁，溜出门外，沿着百老汇大街和百老汇大道飞速逃离，他们希望离世贸中心越远越好。随后，有消息传来，五角大楼也遭遇一架飞机撞击，人们的恐惧达到了极点。与此同时，另一条传言开始散播，据说一些武装团伙袭击了下曼哈顿地区。场内交易员中的许多人曾在海军服役，有些人则是越战退伍兵，这些人自发组织起来，发誓要同恐怖分子开战。

在一片焦虑和恐慌的气氛中，格拉索抓过广播系统的麦克风。“大家好”格拉索发出他的第一个呼吁，“请大家冷静。”

格拉索又说：“一切都正常。”

但实际上，一切都不正常。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冲进交易所里，一副中东人的长相，身上满是灰尘，身后背着一个背包。在他挤进交易大厅的那一刻，有人尖叫道，“他身上有炸弹！”于是，人们开始四散逃命。在混乱中，一个交易员走近这个年轻人，大声喝问：“包里装的是什么？”年轻人被弄糊涂了，嘴里叽里咕噜说了一通，听起来像是阿拉伯语。交易员再次问包里装了什么，不过这次他大声叫道：“把包放下来！”当遭到年轻人拒绝之后，交易员猛地给了他一拳：右直拳直接击中年轻人的下颚。

这个不幸的孩子蹲了下去，一群人围了上来，尖叫着踢打他。

埃斯波西托赶到骚乱现场，他制止了攻击。交易所的安全人员让年轻人趴到墙上，从背后铐住了他。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格拉索走过来问道。安全人员解释了事情的经过并开始检查年轻人的背包。格拉索问了年轻人的名字以及他在这个地方做什么。原来，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大学生，在一家通讯服务投资集团兼职。背包里装的都是课本。格拉索松了一口气并向年轻人道歉。

“打开手铐，”格拉索命令道，“他只是一个普通市民。”年轻人被带离交易大厅，工作人员给他拿来了一杯水，把他安置在安全的地方，远离狂躁的人群。

与此同时，格拉索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起草下一个动议。就在此时，他接到了萨尔瓦多&#8226;索达诺的电话。索达诺是纽交所竞争对手美国证券交易所的主席及CEO，美交所就坐落在纽交所南面，距离只有几个街区，美交所也在这次灾难的“火线”上。索达诺告诉格拉索，他即将“弃船”逃生。

第一章 纽交所之王（3）

紧急应对

在没有与好朋友—市长鲁迪&#8226;朱利安尼磋商之前，格拉索还不打算让手下的员工逃散到大街上。格拉索与朱利安尼曾因为纽交所新大厦一事产生龃龉，不过后来通过午餐会面消除了隔阂，修补了两人的关系。袭击发生时，朱利安尼并不在市政厅—他被堵在曼哈顿下城区，离世贸中心只有几个街区，能够清晰地看到发生的一切。他身边还跟随着一些他的亲信：副市长约瑟夫&#8226;洛塔、警察局长伯纳德&#8226;克里克、负责经济发展的副市长罗伯特&#8226;哈丁，以及哈丁的首席顾问丹尼斯&#8226;扬。

朱利安尼为何去那个地方？这本身也是一个故事。当袭击开始时，他在上城区吃早餐。当他接到第一份粗略报告，称一架小飞机撞进了世贸中心，他立刻命令司机带他去事发地点，越近越好。得以近距离地观察正在发生的惨剧后，朱利安尼意识到整个事件比当初报告的要严重得多。巨大的火团从世贸中心的四周冒出，朱利安尼目睹了死亡的发生：人们从窗口纵身跳下，街上散落着人体碎片和残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纽约市紧急指挥中心就设在世贸中心7号楼内，这座楼与世贸双塔相连。警察局长克里克在离世贸不远的巴克利大街75号设立了临时指挥中心，它也在几个小时内充当了市政厅的角色。一进临时指挥中心，克里克就证实了朱利安尼已经知道的事实：纽约市遭到了恐怖分子袭击。

就在此刻，朱利安尼接到了格拉索打来的电话。在格拉索打来电话前，洛塔已经拟订了一份简短的紧急联络人员的名单，洛塔之前曾是华尔街的一名投资银行家。格拉索位于这份名单的前列，原因很简单：在过去的8年中，金融系统是纽约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它为朱利安尼的预算带来了数十亿美元，雇用了20多万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供职于下城区的金融区。尽管许多投资集团搬到上城区，下曼哈顿地区依然保留着纽约金融中心的地位，因为它拥有纽交所。朱利安尼和他的官员们知道纽交所—甚至是纽约市和整个美国的经济—是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纽交所。

格拉索打给朱利安尼的电话很简短，直击重点：事态全面恶化。他旗下的投资集团，华尔街最大的交易场所现在也已经混乱不堪。他已接到报告称，电话交易服务以及电子交易服务时好时坏，一些情况下根本无法使用。情况不妙。

朱利安尼告诉格拉索，他应该制订疏散计划。格拉索称需要市长下令并且需要市政厅制订计划，指定将人群疏散到何处。毕竟，他不能把几千名惶恐不堪的人疏散到大街上，让其自行逃生。朱利安尼允诺20分钟后答复格拉索。

第一个20分钟很快过去，格拉索接到局势的更新报告，进一步确认这次灾难是恐怖分子发动的袭击。格拉索已经取消了日常的开市仪式，并且宣布即将发布疏散计划。他的妻子洛丽给他打来电话，她被堵在进城的乔治&#8226;华盛顿大桥上，有关袭击的报道播出时，她急忙从车里给格拉索打来电话，不过格拉索在电话里说他没时间跟她说话。他称当天会晚些回家，也可能回不了家。他们挂断电话后，格拉索还不知道已经有报道称纽交所可能也是袭击目标。当洛丽听到这个消息后，她知道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确定孩子们在什么地方，告知他们发生了什么事，让他们祈祷。

交易大厅的气氛同样紧张。又有一些交易员突破安全人员的封锁，跑到大街上寻求安全。朱利安尼仍然没有打电话过来，埃斯波西托似乎得到了一些坏消息：他在警察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整个城市实施了“信号静默”，即意味着他们与市长失去了所有的联系。这是官方语言，埃斯波西托解释说。

而大街上的传言则是市长和他的随行人员在世贸南塔倒塌时遇难。格拉索的心情跌落到谷底。

朱利安尼对待对手时可能很险恶、残忍。他的民众支持率正在急剧下跌，他的私人和政治财富也已经山穷水尽。他被指与女发言人关系暧昧，与第二任妻子的离婚闹得满城风雨；之后的一系列警察野蛮执法的案件表明，他在遏制犯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却不公地把矛头指向了少数族裔。

但是朱利安尼有一样东西谁也不能否认，那就是他的管理才能。他当年接手纽约时，整个城市处于财政赤字中，犯罪率居高不下，在差不多8年的时间里，他成功地解决了这两个大难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新式领导。他为市政厅带来了“多做实事”的精神。道路铺了，积雪铲了，企业可以便捷地获得批文，而且可以更便捷、更便宜地设立店铺，这些都是最近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朱利安尼的治理下，犯罪率大幅下降，他利用电脑分析来列出犯罪率高的地区，随后让当地的警察局长对打击犯罪负起责任。整个城市变得干净、安全并且更为繁荣。格拉索对所有这一切一清二楚，他知道市长的长处和?点，他宁可与朱利安尼一起遭到抨击，也不愿与其他人站在同一阵线。

失去朱利安尼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无论是对纽交所还是纽约市来说，都是如此。格拉索焦躁地开始往外打电话，首先致电证交会主席皮特，接着是纽约州州长乔治&#8226;帕塔基，然后是其他能想到的、能够给他指引的人。几分钟过去了，但格拉索觉得过了几个小时。埃斯波西托开始联络他在联邦政府中的消息人士，但是由于华盛顿也遭遇袭击，通讯同样艰难。对他们来说，整个世界似乎都关上了大门。

东部时间上午10时28分，世贸中心北塔溃塌，另一个难闻的灰尘云团席卷整个下曼哈顿地区。直到那时人们都没看到格拉索流过汗，他非常喜欢炎热，齐托还记得有一次他与格拉索前往泰国曼谷出差，当时的气温超过了100华氏度，但格拉索还是让司机关掉了空调。交易所内，格拉索转身问埃斯波西托朱利安尼是否打电话过来，答案是：还没有。

此刻，交易大厅看起来与往日电视上看到的没什么两样，依然像是资本主义的中心：5个交易厅挤满了电脑、电视以及数千名交易员，他们大声叫嚷着，每天买卖总价高达几十亿美元的股票。

许多场内交易员与当年的格拉索一样，从乡村街头进入金融业，找到了交易员这样一个工作；在这个行业里，你没有大学学历也能挣很多钱。尽管没有显赫的身份，场内交易员仍充当着金融业中最重要的一环：确保资本主义的核心理念以及瞬间买卖股票的能力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保证，无论外界环境是好是坏。

但场内交易员也有阴暗的一面。尽管岁月更迭，投资者对交易员的看法依然如故：他们不过是薪酬丰厚的赌马者，他们攫取利润，即便在不需要他们时仍然横插在买卖指令之间。格拉索常常把交易员称为“野兽”，因为他们喜欢搞恶作剧，很少乖乖听话。现在，他就担心“野兽们”会制造事端。人们的焦虑情绪稍稍平缓了一点，但气氛依然紧张。交易员聚成一个个小团体，紧张地讨论着局势。格拉索小心地注视着他们。

第一章 纽交所之王（4）

格拉索比华尔街上任何一个人都更了解交易大厅。他与供职其中的许多顶尖交易员一同成长，通过买卖的指令流以及源源不断的新投资集团挂牌，他让这些交易员跻身富豪行列。数年来，格拉索通过排斥电子交易系统的应用保护了这些交易员，尽管这让他越来越受到排挤。在运作交易所的方式上，格拉索既是个商人，也像个警察。在联邦证券法规中，纽交所需要监管它所有的成员，包括交易所大厅中的交易员。不过，交易员公开抱怨称，格拉索用强化管理作为借口，迫使他们认同他的每一个想法，维持他对“俱乐部”的铁腕统治。

格拉索一直否认这样的指责，但是眼前，没有了纷乱的市场局势来分散交易员们的注意力，自己又身处众人之中，格拉索担心交易员们会联合起来挑战自己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像是受伤的囚徒。格拉索开始担心，由于渴望逃生，可能有人会对安全人员发起突然攻击。

几分钟后，紧急电话响了起来，把格拉索从越来越绝望的思绪中惊醒。他的助理霍华德&#8226;杰曼接了电话，得知对方是谁后，杰曼的脸色一下子变白了。“是市长。”他随即把电话递给了格拉索，拿电话的手在微微颤抖。

鉴于杰曼的脸色以及他没有直接说朱利安尼的名字，格拉索认为电话那头肯定不是朱利安尼本人，而是某个随从人员，或者可能是其他任何人。接着他听到了对方的声音，“你怎么样？”竟然是朱利安尼！听到市长的细声问候之后，格拉索心里的紧张和恐惧几乎一扫而空。自袭击发生后，他的心脏第一次恢复了正常的跳动。格拉索放松了，放松到禁不住与市长开起了玩笑。

“你怎么样？”他吼道。

“不，你怎么样？”朱利安尼嘲弄似的答道。

“还以为你死了。”格拉索开玩笑地说。

“可惜，我没死。”朱利安尼带着一点笑声回答道。

朱利安尼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开玩笑，他要求格拉索提供最新的情况报告。“交易所大楼已经封锁。”格拉索答道，他喜欢使用警察术语，然后又加了一句，“针眼行动，未漏一人。”

但格拉索没有相关损失的完整评估报告，那天格拉索得到的信息非常有限，因为他除了与其他人一样心怀恐惧外，还担心遭到交易员的“逼宫”。如果袭击的范围与他们认为的相符，格拉索认为附近的大多数大投资集团可能已被夷为平地了，比如美林投资集团和雷曼兄弟投资集团都可能已不复存在。

对于朱利安尼和格拉索，甚至对于全美国以及全世界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格拉索不知道何时才能重开纽交所。

格拉索汇报完情况后，朱利安尼让他把人们继续留在交易所内，在下午1时疏散到南边的炮台公园。他接着跟格拉索说，有一个人想向他问声好。

“听着，你这个混蛋。”纽约市警察局长伯尼&#8226;克里克一拿起电话就大声嚷嚷起来，“你不是死了吗？”

克里克与格拉索一样，都来自社会底层，也都沉醉于自己现在的社会地位。克里克曾是一名巡警，1993年朱利安尼竞选市长期间，他成了朱利安尼的司机兼保镖。就在几年前，朱利安尼给了克里克一份美差：一个重要但并非回报性质的职位—纽约市刑事部主管。在克里克的领导下，这个部门恢复了纽约几个大监狱的秩序，尤其是赖克斯岛监狱，它一度曾是帮派横行、腐败成风的“化粪池”。朱利安尼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在纽约市警察局长这一职位出现空缺时，他提拔了克里克。

格拉索轻轻地笑了，他让克里克在他得到更详细的损失报告后再次通话。不过这位警察局长还需要为大约35万人提供安全保障，这些人一直停留在战区一样的地域。

克里克答应了格拉索的要求，不过没有作出保证。此时，世贸双塔都已经倒塌，世贸中心7号楼起火，不过它们离纽交所都挺远，所以并不是格拉索最担心的问题。他刚接到一份报告称，自由广场1号大厦—与世贸中心相连的一座54层高的大厦，—仍有可能倒塌。在未来几天内，即使它没有倒塌，但如果未能通过结构强度检测，那么整个曼哈顿金融区将要被无限期地关闭。

格拉索的头脑中充满了各种念头，他担心朋友在袭击中遇难；他担心失去在世贸中心工作的手下；他担心大多是消防员的儿时伙伴在救火的过程中殉职；他也担心袭击造成的损失过大，担心恐怖分子可能已经给美国经济造成了致命一击—让这个地区的华尔街大投资集团停业关门，更糟糕的是，摧毁了这些投资集团开展业务的场所：纽约证券交易所。

但是，在与朱利安尼和克里克通话之后，格拉索冷静了下来。他知道自己还有后援，还有他可以信任的人。他随后遵照朱利安尼的要求，在下午1时左右打开了交易所大门，让人们回家。人们被要求先沿着百老汇路和百老汇大街向南走，一段路之后才可以分散开来，各自回家。

第一章 纽交所之王（5）

何时才能重启纽交所？

在确保员工安全之后，格拉索开始考虑更大的问题：纽交所多久能够重新开市？这个问题并非完全出自商业考虑，它也是出于政治意义和象征意义上的考虑。破坏世贸中心，是对美国资本主义的直接打击，其企图是搞瘫整个经济系统。只要交易所一日不开业，袭击的破坏程度就会涨一分。当世贸双塔倒塌的那刻起，计时就已开始。而格拉索是唯一能挫败这个图谋的人。

似乎要证明格拉索的能力一样，电话铃这时候响了起来。电话是纽约州银行督察伊丽莎白&#8226;麦考尔打来的，她在电话中说，州长乔治&#8226;帕塔基希望纽交所第二天就能重新开放，“即使只开放15分钟”。

格拉索知道华尔街已支离破碎，此时重开交易所，交易必将混乱不堪，价格也会出现剧烈波动。于是他大为光火：“我可以开放15分钟或者15秒钟，但你们得到的结果将是一样的。”他对麦考尔说，“如果州长想进一步讨论这件事的话，让他打电话给我。”

格拉索的“不合作”出于三重考虑：首先，他需要重建基础设施，其中大多数要从零开始；其次，他需要确保自己的员工能够挺过当天的打击；此外，可能最为重要的是，他需要确认下城区最重要成员投资集团的受损程度。大多数人或许没有意识到，交易所是一个需要大量人力资源的机构。没有交易的双方—买进的和卖出的—证券市场就无法运行。

格拉索知道立刻重启交易所的象征意义，它是资本主义压倒恐怖主义的最佳标志。但是他手上有三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此刻，政客们对他来说毫无用处。

到这天中午过后不久，格拉索与证交会主席哈维&#8226;皮特通了电话。皮特与格拉索关系密切，两人相互尊敬。皮特是格拉索的顶头上司，但最近他自己在纽交所开展了业务，进而又变成了格拉索的一个客户。两人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论一切。

皮特告诉格拉索，白宫希望纽交所能够立即开放，能赶在星期三或星期四重开最好。格拉索说，立刻重开交易所绝对不可能。

格拉索非常明确地列出了手头的难题。当世贸中心7号楼着火并最终倒塌时，为纽交所提供电力的联合爱迪生投资集团（Con Edison）随之受到破坏。韦里孙通信投资集团（Verizon）的电话交换中心离世贸中心非常近，双塔倒塌等引起的水管爆裂将整个交换中心淹没，而它恰恰是交易所与交易柜台进行联系的必备设施。

格拉索手下的职员—由联席执行总裁金尼和布里茨率领—已经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他们评估了交易所遭受的损失并列出了重新开放将要克服的主要困难。不过格拉索手下的一些核心成员依然联系不上。而交易所其他的职员第二天也不太可能重新投入工作。

而格拉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交易所的成员投资集团。格拉索在向皮特提交的一份有关纽交所成员投资集团状况的报告详情中提到—这些为交易所提供交易的华尔街机构的情况不容乐观。几乎每家投资集团都或多或少受到了袭击的影响，即使那些总部不在遇袭区域的投资集团也同样处境艰难。摩根士丹利在纽约市最大的经纪办公室就设在世贸中心，美国几大券商之一的美林投资集团就坐落在世贸对面。袭击发生后，这家为交易所提供了大量交易的“航母式投资集团”被迫疏散，它的CEO、纽交所副主席戴维&#8226;科曼斯基依然处于失踪状态。

格拉索知道美林投资集团在泽西市以及曼哈顿中区也设有办公室，但雷曼兄弟投资集团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与下城区的美林投资集团相邻，在世贸倒塌时疏散了投资集团员工，不过其投资集团大厦受损程度却比美林严重了很多。由于没有备用办公场所，雷曼投资集团短期内需要重新运作的话，就必须找到新的地方办公。

问题还不只这些，高盛投资集团在袭击中未受太大的冲击，但由于它坐落在曼哈顿下城区，而纽约市刚宣布了休斯顿大街以南地区的所有物资供应受限，所以它将不得不寻求新的途径。此外，花旗投资集团虽然位于曼哈顿中区，但它的投资银行和证券经纪投资集团却设在翠贝卡区，在世贸北边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格拉索和皮特一致认为举行一次高峰会议非常必要，召集成员投资集团负责人、政府官员以及联合爱迪生投资集团和韦里孙投资集团的代表，一同评估遭受的损失。皮特说他将通知财政部的相关人士。

皮特本人并没有被邀请出席评估会议，他此时领悟了贝尔斯登投资集团CEO詹姆斯&#8226;凯恩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没有人比格拉索更了解他的产品”。尽管格拉索身上有很多小缺点，脾气糟糕而且自大，但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更了解如何能让纽交所更好地运作。

格拉索对皮特还提了一个要求：“哈维，你现在就来这里一趟；这里来了些疯子。”皮特知道格?索这句话的意思；鉴于纽约州银行督察已经提出要求，那么白宫出面施加压力，要求纽交所恢复开放也只是时间问题，格拉索现在需要政治上的庇护。

皮特表示会尽一切可能来延缓政治上的干预。“迪克，你准备好了再重新开放。”皮特说，“我将尽快到你那里去。”

“你真是好兄弟。”格拉索挂电话前对皮特说了一句。

格拉索并没有告诉皮特所有实情，他尽可能地推迟开放时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而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交易所因无法完成交易将面临的尴尬局面。格拉索比任何人都了解成员投资集团，也对巨头投资集团的顶尖“玩家”了如指掌，他知道这些人都是一些残忍的商人，他们可以不惜一切手段来取得对竞争对手的优势，即使对方已经遭到了诸如“9&#8226;11”这样灾难性的打击。

第一章 纽交所之王（6）

他了解这些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与他们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格拉索头脑中拟定了一份简短的名单：最无情的投资集团当然就是高盛投资集团，由手段“凶狠”的投资银行家亨利&#8226;保尔森掌控，他也被朋友和敌人称为“汉克”。格拉索与保尔森之间的争斗已经持续数年，最近还他打退了保尔森的一次“进攻”—保尔森要求在纽交所引进更多电子交易系统的动议。高盛投资集团自己拥有一个应用电子交易系统的庞大投资集团：群岛投资集团（Archipelago）。由于了解高盛主席的为人及其处事方式，格拉索知道，高盛投资集团在纽交所获得话语权只是时间问题。“这些家伙将会大鱼吃小鱼。”格拉索评价道。

格拉索立刻开始安排第二天举行的会议。9月12日，也就是星期三，他将把混乱的局面理出头绪来。会议地点？还有什么地方比纽交所更合适吗？即使还不能开放营业，格拉索知道，在此举行会议至少能向华盛顿表示，纽交所一直在为重新开业努力着。格拉索随后开始致电华尔街各大投资集团的首脑，敦促他们第二天参加会议。

他第一电话打给了贝尔斯登投资集团的CEO凯恩，后者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也很少离开办公室（据说他一日三餐都在投资集团餐厅里解决）。他当初拒绝格拉索邀请他担任纽交所董事的两个原因就是：格拉索经常开会，而且这些会议的地点都一定要在下城区。

那么是什么让凯恩最终决定成为纽交所董事的呢？金钱。凯恩在一家特许交易商投资集团有一笔巨额个人投资，这家投资集团名叫贝尔–瓦格纳（Bear Wagner Specialists），由约翰&#8226;墨尔海伦运营。特许交易商投资集团在纽交所的运作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交易在交易大厅进行时，特许交易商不管市场是升是跌，都能够撮合买卖双方。用交易术语来说，它们的目标是“确保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通过为他们控制的股票设立开盘和收盘价来消除价格的剧烈波动。

当时的特许交易商都是华尔街的高薪人士，一年能挣500万美元甚至更多。而像墨尔海伦这些运作特许交易商投资集团的人赚得更多。贝尔斯登投资集团在贝尔–瓦格纳投资集团的投入为其带来了数千万美元的回报。因为由交易所决定交易商能够交易哪些股票，所以墨尔海伦告知凯恩，保护其投资并实现增值的最佳途径就是成为纽交所董事，并接近格拉索，因为后者在纽交所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出于这样的考虑，凯恩最终不情愿地同意出任纽交所董事。

当凯恩接到格拉索要求他第二天出席会议的电话后，显得比以往更加不情愿，“什么？你开玩笑吧？”他几乎吼出来了，“他们不让人们去下城区。”格拉索说他能够确保与会者的安全，不过凯恩却并不这么认为，他提议在贝尔斯登投资集团的总部召开会议。贝尔斯登投资集团总部位于公园大道和46号大街上，远离袭击发生地，而且有足够的地方来举行会议。凯恩很少与媒体接触，但他的确有一间招待媒体的会议室，而且他知道向来享受镁光灯照耀的格拉索肯定会喜欢。而且，凯恩还有自己的小算盘，在华尔街七零八落的情况下，贝尔斯登将会重新开业并且占得先机。格拉索只斟酌了几秒钟便同意了凯恩的建议，因为他已开始筹划下一步行动，而这个行动将使这周成为格拉索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七天，也将使他之前所取得的一切成绩相形见绌。

第二章 失之交臂的警察职业（1）

对迪克&#8226;格拉索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纽约市警察局更神圣的地方了。数年来，即使他已经功成名就，收入远高于执法官员，格拉索仍然心怀遗憾—如果不是视力有问题，那么他应该是一名纽约警察了；成为一名警察对他来说，曾经意味着一切。格拉索的表弟是一名警察，他的许多朋友也是警察。

在1998年一个温和的秋天夜晚，格拉索“加入”了警察队伍，他身着黑色西装、白色衬衫，系着领带，精心打理过的光头隐隐地闪着光。他快步走上纽约市警察局总部的讲台。他将要被任命为该局的名誉局长，这一职位没有任何实权—除了可以在任何地方停车。尽管如此，会场还是名流群集，来了差不多100位商界大亨、政府要员以及纽约警察局的官员，他们希望听听这位纽交所的明星会讲些什么。

当格拉索在讲台上接受任命后，他并没有发表大多数人所期望的讲演，相反，他讲述了自己母亲的教诲：“我母亲一直希望我成为一名警察。”他还补充说，与所有品行良好的意大利裔男孩一样，他很听母亲的话，于是向纽约市警察局递交了申请，但他在视力测试中未能过关。于是，他就从事了在他认为排行第二好的职业—纽交所办事员，周薪81美元。

随后的几年里，经过不懈努力，格拉索在纽交所的地位也逐渐上升，每周的薪酬也超过了81美元。“当我最终成为纽交所副总裁的时候，”他说，“我简直等不及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他随后回到了皇后区的杰克森高地老社区，他母亲仍然住在狭长的“火车车厢式”的公寓里，那里也是格拉索的成长地。格拉索说，他想亲自与母亲分享晋职的好消息。母子二人在厨房的餐桌旁坐下后，格拉索说出了这个好消息：“妈妈，我刚升任为副总裁了！”格拉索说，他期待母亲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拥抱。

但事与愿违，他挨了母亲一顿骂。

“笨蛋！”格拉索妈妈说道，“如果你能通过视力测试，你现在都已经是警卫官了！”

当听众的暴笑声平息之后，格拉索继续说道，“妈妈几年前离开了人世，所以她今天不能出现在这里，真想让她看到今天的我。”

全场起立，掌声雷动。格拉索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不止一次地讲过母亲如何看待他成功的故事，这不仅仅因为这个故事很有趣。对格拉索来说，母亲认为有些东西比他目前从事的职业更重要，这其实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人给他提供过在华尔街成功的机会，即使自己的母亲也没有，但是他战胜了一切。

格拉索描述自己的成长过程时，他说就像是“生活在茧里”。在他参军前的18年生涯中，他的人际关系中除了亲属之外，就是一群住在周边的小伙伴们，直到今天，他还与这些伙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皇后区的杰克森高地社区是众多老社区中的一个，在那里，时间仿佛停止了一样。它在格拉索个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非常特别，那是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这个社区住的都是意大利裔和爱尔兰裔的蓝领工人、警察、消防员、建筑工人以及一些有点小聪明的人。

格拉索很早就懂得了阶层之间的区别。在他的少年时代，杰克森高地仍保留着一些上层阶级的影子。当时被称做“花边窗帘”的爱尔兰人以及第二代德国裔美国人的房子建在社区要道罗斯福大道上。而格拉索住在一套3居室的公寓里，它也被称为“火车车厢式”公寓，因为房间狭窄，一个接着一个，就像火车车厢。移民们在20世纪初涌进了这些公寓里，相对于租房，拥有属于自己的公寓还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不过只是很小的一步。

另外还有一件事让格拉索变得与别人不同：他父亲在他1岁时就遗弃了整个家庭—格拉索、格拉索的妈妈，还有妹妹。这是格拉索生命中关键的转折点之一。不过尽管父亲一走了之，格拉索说他仍然受到了家人的庇护，其中包括他舅舅路易。路易住在附近，是一个电梯操作员，他接济了格拉索的母亲以及住在隔壁的两个姨妈。不过，开支一直很紧张，缺钱也成为格拉索母亲最头疼的难题。因为实在是太紧张了，她在格拉索的童年一直不停地抱怨他该死的父亲，她也一直期望格拉索快点长大，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像附近的小伙伴一样成为一名警察。事实上，格拉索对父亲的怨恨以及经济紧张的刺痛一直到现在还能看到一丝影子。格拉索现在仍在谈论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情形。他那时15岁，和舅舅前往皇后区的家庭法庭时在电梯里碰到了老格拉索。当时他们请求法庭作出判决，迫使老格拉索承担其对子女的抚养费。不过老格拉索甚至连看都不看他儿子一眼，这也激怒了小格拉索。

“这个颓废的家伙真是欠揍。”格拉索大声地对舅舅说，路易赶紧挡在他们父子之间。老格拉索也没有理会儿子，尽管后来法庭判决让他向格拉索母亲支付抚养费，他同样置若罔闻。

格拉索说，他不会多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但他也承认那段时间使他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怨恨感，与别人相比，他需要不停地与生活抗争。这也许解释了格拉索为金钱困扰—准确一点说，为如何挣钱所困扰的原因。在格拉索差不多15岁时，他在当地的药房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个药房由一个名叫哈里&#8226;罗森鲍姆的人经营。罗森鲍姆是早期的一个交易员，雇用格拉索后，他立刻教会格拉索如何填写处方，这样他就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在交易市场中游玩。

不久之后，格拉索做的远不只填写处方了；他也开始买股票。刚开始，由于他年纪太小不允许买股票，他就以母亲的名义来买。格拉索开始摹仿罗森鲍姆的一些研究技术，花时间跑去当地股票经纪所查看股票交易显示带，同时开始阅读商业杂志以及《华尔街日报》。格拉索记不清自己挣了多少钱，或者亏了多少钱。但是，有一件事他记得很清楚：那是他向证券人生迈出的第一步。

第二章 失之交臂的警察职业（2）

格拉索或许非常热爱交易市场，但他对学校却不怎么感兴趣。他入读了皇后区的牛顿中学，成绩处于中游水平，但偶尔也灵光闪现，尤其在数学上，他得分非常高，以至于老师们怀疑他作弊—这也是跟随他一生的侮辱。

格拉索虽然具备天赋，但对学习几乎毫无兴趣。他的朋友说他常常逃课。为了能够毕业，他需要参加暑假补习班。格拉索在学习方面遇到困难的根本原因可以归结为他糟糕的学习态度、窘迫的家庭生活以及他需要兼职工作的无奈。20世纪60年代的牛顿中学并不具备良好的育人环境—它是种族纷争的温床（主要是意大利裔与非洲裔学生之间的摩擦）。格拉索对此非常了解，总是远远地避开。

但格拉索并不能摆脱对学校的厌恶心理，这也是他文凭不高的背后原因。他喜欢与朋友们闲聊，这也是后来帮助他成功的一个原因，不过当时却占用了他做作业的时间。由于得不到家人的任何指导，格拉索把大量时间花在当地的台球馆以及一个叫“花蕾”的酒吧里，或者乘地铁去康尼岛玩。通常他都尽可能地说服伙伴们，与他一起从皇后区去往下布鲁克林，那里他们可以跑去海滩上玩，坐著名的旋风车，闲混着消磨时间。有一天下午，他们突发奇想，决定找一匹真正的马来挑逗一下。格拉索和伙伴们当时恰好在康尼岛游乐园里骑马玩，他们于是开始逗弄那匹小马。“小心，你们这些小浑球，它会咬人！”边上一个人叫道。话音刚落，小马就咬了一口格拉索朋友比利&#8226;威尔斯的手，他可是那群小家伙中的硬汉：差不多5英尺高，5英尺宽，简直是一个缩小版的哈尔克&#8226;霍根（美国著名摔跤手）。恢复镇定之后，威尔斯出手给了马嘴一拳，打落了马的一颗牙齿。训马师尖声叫了起来，“你杀了我的马，快叫警察！”格拉索和伙伴们一溜烟地跑进地铁站并安全地回到皇后区。

格拉索最终从中学毕业，平均成绩只比C高了一点点，但由于他的SAT（相当于中国的高考）得分非常高，他还是被曼哈顿的佩斯学院（Pace College）录取，主修商业课程。格拉索的母亲珍妮受够了自己的儿子以及他对学校的厌恶，于是她不停地催促格拉索找一份稳定、有养老金的公务员工作，或者就像他表哥一样，当一名警察。但是格拉索却说自己要去学校学习，以便将来在股市中发财。珍妮告诉格拉索，她并不是心血来潮，原因很简单：格拉索几乎与厌恶中学一样厌恶大学。仅仅过了一个学期，格拉索就从佩斯学院退学（格拉索说，他当时只在会计学一门课上获得A的成绩，其他课程都是C，甚至更低）。离开学校也意味着成为合适的征兵对象。像迪克&#8226;格拉索这样的工人阶层子女，一直都是美国军队的“选材”对象，尤其是在战争期间。这种情形在越南战争期间更为突出，入读大学就可以申请延缓服役，这使得很多社会中层和上层家庭出身的年轻人避免了被征召入伍的命运，而军队士兵则大多来自像皇后区杰克逊高地社区这样的地方。

格拉索接到官方入伍通知时，他感到非常震惊。他可能是个表现糟糕的学生，但依然拥有自己的远大理想。接到入伍通知后不久，格拉索联系了佩斯学院的教务主管拉里&#8226;格拉罕姆，他请求格拉罕姆给予帮助。作为一名天生的商人，格拉索知道如何说服格拉罕姆。他为自己在大学中的表现道歉，同时询问格拉罕姆：如果他能活着回来，是否能有第二次机会？格拉罕姆非常欣赏格拉索的态度，尽管他在学校的成绩很糟糕，但很显然他的聪明足够应付大学生活。自然地，格拉罕姆说，他认为会有第二次机会。格拉索带着这个承诺进入了军队。

格拉索的下一站是军事训练营，设在下曼哈顿的白厅大街（Whitehall Street）。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纽交所最大的竞争对手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总部目前就建在当年的训练营旧址上面。商人的身份无法阻止格拉索与伙伴们进入军队，他和两个最好的朋友米基&#8226;克恩以及吉米&#8226;迪索肖都接到了入伍通知，均被要求在同一天前往征兵办公室报到。那时，军方不会告知新兵将被分到哪个兵种中去，大多数新兵都祈祷不要被分入海军，因为他们的训练极其艰苦，而且通常意味着将被送往前线。报到工作持续地进行着，一个身材矮小的海军中士对他们宣布：“这是你们的幸运日；这是二战之后第一次征召海军士兵。”

出人意料的是，迪索肖就像中了彩票一样，大声喊道：“我赢了！我赢了！”格拉索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他妈的疯了吗？”他对迪索肖说，“人们并不想被分到海军部队。坐下！”不过尽管迪索肖被分进了海军，但格拉索还是松了一口气：这家伙是美军中非常自信的一员。

大多数时间里，格拉索并不用担心子弹在耳边乱飞。接下来的两年中，他所在的部队一直驻扎在马里兰州的米德营地，尽管他后来也不幸地被派往越南，但他从没有见到战斗场面；不过战争还是给他带来了极深的冲击。他知道，自己认识的那些作战牺牲的士兵与自己没有多大的差别：都是贫穷工人阶层的子女。新的爱国者都是一些一无所有的年轻人，而富人家的孩子正在学习如何挣更多的钱。格拉索心中的怨气越积越深。

退役以后，格拉索告诉家人，他已经完全改变了自己，对学校也有了全新的认识并准备再次申请读书。但格拉索不久后即发现整个国家以及学校在他离开的那段时间里也发生了变化。佩斯学院的校园里一片混乱，每天几乎都有学生的抗议活动。从小到大，格拉索都不是一个彻底的爱国者，直到他看到学生们表现出的反美主义。

格拉索这次并没有因为考试不及格而被退学，相反，一年后，他决定主动退学。“我只是无法再忍受下去了。”他那时对一个朋友说，“我不适合待在学校里。”格拉索知道自己面临的选择很少，他可以在纽约申请另一份工作，可能在环境卫生部当一名环卫工人。但他不愿看到自己站在垃圾车的后面，于是他就对母亲说，他已经准备好实现她一直期待自己实现的梦想：加入纽约警察局，获得一份有养老金的稳定工作。

格拉索说过，如果自己真的成了一名警察，也会很开心。不过这很难解释他接下来所做的事。可能他知道自己的视力一直不好，也许会通不过视力测试；又或者他有自己的未来规划，而这是他母亲以及杰克逊高地社区的伙伴们难以理解的。反正，在他向纽约警察局递交了申请之后，格拉索又在华尔街一家投资集团申请了一个入门级办事员的职位。这些从事内勤类工作的人员都是跟他一样的出身乡村或者工人家庭的年轻人。这些职位与高级金融职位有天壤之别，不过它们可以作为寻求更大发展的敲门砖，而且格拉索也没有挑剔工作的资本。

第二章 失之交臂的警察职业（3）

职业生涯的开端

迪克&#8226;格拉索在华尔街职业生涯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68年的冬季，他看到了报纸上刊登的一条招聘广告，那是一家中等规模的股票经纪投资集团在招办事员。这家投资集团名为W&#8226;E&#8226;赫顿（W&#8226;E&#8226;Hutton）投资集团，由赫顿家族创立，后来的E&#8226;F&#8226;赫顿投资集团也一样。格拉索得到了那份工作，但却决定放弃，因为求职中介所需要收取相当于两个星期薪水的费用。比利&#8226;威尔斯，就是那个拳击马嘴的家伙，也刚刚退役并找到了一份可以发挥他力量的工作：皇后区五月花搬家投资集团（Mayflower Moving Company）的搬运工。“嗨，理基！”有天晚上他在花蕾酒吧对格拉索说，“我已经跟我的领班说过了，如果你需要工作的话，来我们这里就行。明天早上7点去我那里，你就算入伙了。”格拉索说会去找威尔斯。

但是第二天他却没有去威尔斯那里。21岁的格拉索把自己的下一站定在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纽交所坐落在佩斯学院下曼哈顿校区以南，之间只隔了几个街区。根据民间传说，纽交所创立于18世纪晚期，当时有一群人经常聚在附近的一棵梧桐树下买卖独立战争债券。没过多久，整条街变成了一个市场，不过不是卖水果蔬菜，而是拍卖债券和之后的股票。进行这些高收益买卖的人是一群精英分子，他们把自己的小圈子称为“俱乐部”。

纽交所大理石结构的大厦威严地矗立在华尔街和百老汇大街的交叉处。用“时光隧道”来形容纽交所的历史有些过头，但在其悠久的历史进程中，纽交所几乎一直在用同样的方式开展业务。交易股票的商人们是资本家中的特别成员：他们宣扬自由企业精神，注重市场，但同时也营造并维持了一种垄断状态。他们达成协议，只与交易所内部成员进行交易，并建立各种规则和规章确保这些成员的利益，这种经营方式一直延续了数代人。

“俱乐部”的会员资格自然只归属于精英分子。它被授予那些在“席位”竞买过程中极少数的胜出者。最初，交易员在华尔街交易所总部竞买股票都是在指定的座位上进行。这种操作方式一直持续到19世纪晚期，随后交易所废除了实际座位，交易员变身为特许交易商，他们将自己特许范围内的股票买卖双方聚拢到一起。然后将这些买卖指令拍卖给“俱乐部”的其他成员，也被称做“场内经纪人”。与特许交易商不同的是，场内经纪人并不真正持有他们交易的股票。

他们为华尔街的大投资集团工作，买卖投资集团客户需要的股票。所谓的“独立经纪人”或“两美元经纪人”操作模式与场内经纪人类似，只有那些与华尔街经纪投资集团无组织关系的经纪人，操作方式才有所不同。他们为自己工作，通过为顾客售出股票赚钱而赢得声誉，同时收取丰厚的佣金—多少年来一直是每条指令收费2美元。

特许交易商必须遵循一些规则：他们不能在交易不需要他们时强行插入到交易中，同时还要承担“积极的义务”—在市场走低时竞买股票份额。这些交易遵从的都是以小博大的原则，以较小的成本获得更多的利润—由于身处所有行动和信息的中心，这些经纪人即使在市场走低时也能赢利。

到20世纪初，“俱乐部”除了是一个可以挣钱的地方外，也成了一支政治和社会力量。总统们拟订经济方案时都要咨询纽交会的高级成员。纽约州的政治家竞选职位时，必定要先造访纽交所总部。这幢有6根科林斯式圆柱的大厦现在坐落在华尔街与百老汇大街的交汇处，与它最为强势的成员之一的J&#8226;P&#8226;摩根总部隔街相望。整座大厦耗资大约400万美元，以奢华著称。它有相互独立的餐厅提供给吸烟的人与不吸烟的人，有一个医院，盘根错结、数英里长的线路为一个巨大的电子屏幕提供支持，它是交易员进行交易时所必需的。整幢大厦由空调调节温度，在交易大厅上方是一个30平方英尺① 的大天窗。

在纽交所建立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它按照自己的规则运作。会员资格的存在，就带来了合法以及非法挣钱的权利问题。股票定价机制是一种已被广泛接受的运作模式，就是优先考虑获得“俱乐部”会员资格的那些人的权益。

1929年，股票市场遭遇崩盘打击，使得“俱乐部”站到了风口浪尖，富兰克林&#8226;D&#8226;罗斯福当选总统后，将“俱乐部”列为监管对象。新的《银行法》迫使J&#8226;P&#8226;摩根—“摩根财团”正式将其投资机构与商业银行剥离。“俱乐部”成员的大量财富化为乌有，但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罗斯福设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一个新的联邦机构，其目的就是深入到股市崩盘以及之后的经济大衰退的心脏地带，找出金融缺陷以及可能存在的投机行为。罗斯福的首任证交会主席是约瑟夫&#8226;肯尼迪，也就是后来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父亲。乔伊&#8226;肯尼迪（约瑟夫&#8226;肯尼迪昵称）本人其实就是一个股票投机者，他在股市崩盘前成功地从市场中抽出了资金，从而保存了自己的巨额财富。

尽管肯尼迪作为“俱乐部”成员时以“抄近路”著称，但他对待证交会主席一职却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带着一丝复仇的想法去制定华尔街的股票监管机制。他注册成为纽交所的会员，这样就能近距离地“监视”那些他认定是“坏蛋”的家伙。在20世纪30年代，一系列法案相继通过，正式确立监管法则：华尔街与“俱乐部”今后都将接受政府监管。这就是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它迫使交易所监管自己的成员，包括场内交易员以及华尔街的大投资集团；而所有这些都处在联邦政府的监控之下。这是纽交所悠久而传奇的历史上，“俱乐部”首次接受他人的领导。它的领导层最终有了一个“老板”：证交会主席。

“俱乐部”勉强地度过了罗斯福、肯尼迪以及经济大萧条的打击。纽交所的一位前总裁理查德&#8226;惠特尼被指控挪用资金，入狱3年。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华尔街带回了繁华，在接下来的25年里，“俱乐部”的业绩几乎一直不停地增长，这都要归功于新兴中产阶级开始买股票，这些人在1929年大萧条之前首次涉足股市。

第二章 失之交臂的警察职业（4）

大萧条过后的短时期监管使得“俱乐部”首次受到了外力的冲击，但随后数年的牛市使纽交所得以再次隐藏内部运作机制，这也让它成为美国“孤岛式”机构中的一员。大型机构投资商、养老基金以及共同基金成为市场中日益壮大的力量，它们要求更有效、更加自动化的交易，但是它们的呼声同样未受到重视，主要原因就是立法者对市场力量以及大量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事实表示质疑。

不过，“俱乐部”还是向现代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71年，它决定终止作为华尔街大投资集团“自发性俱乐部”的历史，正式成为纽约州的一个非营利性投资集团。迈出这一步是为了保护其个体成员免受债务侵扰，同时迫使竞争对手不得不面对它的集体力量。这是“俱乐部”的初衷。不过纽交所智囊团没有想到的问题是，在纽约州成立投资集团，那么除了证交会主席之外，州司法部长也有权过问“俱乐部”的内部运作情况了，尤其是“俱乐部”给其领导人支付薪酬的情况。（在后面的章节中将详细阐述。）

迪克&#8226;格拉索进入纽交所的时候，黄金时期已近终点。交易席位已经远不只交易位置这样简单，1 366名“席位拥有者”拥有的是非常值钱且权力巨大的位置。当时每个席位的价格创纪录地达到了51.5万美元。上世纪60年代，纽交所每天交易的股票数量非常惊人—换手几千万股。美国最大的投资集团均在纽交所挂牌交易股票，投资者买卖股票时必须给特许交易商支付佣金。

有一个方面没有发生改变，这便是“俱乐部”仍旧由精英分子组成。交易席位的拥有者包括华尔街投资集团巨头、小一点的家族企业（他们世代在交易所交易股票），以及新兴企业家（他们用钱铺平了道路）。即使如此，“俱乐部”依然是一个难以渗透的网状组织；场内交易职位都是家族成员世代相传，或者传给其他有联系的人。“俱乐部”的领导职位—主席、总裁以及董事会—受到严格限制，只能由其影响力最大的成员担任。他们或是华尔街大投资集团中的出类拔萃者，这些投资集团也被称为“楼上投资集团”；或是神通广大的场内交易员、特许交易商以及“楼下投资集团”的领导人。所谓“楼下投资集团”，是指其主要业务是在交易所一楼大厅交易股票的投资集团。

“楼下”是格拉索认为可以突破的地方。他儿时的几个伙伴就在纽交所工作，都是办事员—一种入门级别的职位，主要职责是协助场内交易员和特许交易商。不过当时交易大厅中依然残存着性别和种族歧视的痕迹。1967年，金融家缪丽尔&#8226;西伯特才成为第一个拥有席位的女性会员；而在1970年之前，会员中没有一名非洲裔美国人。

但交易大厅不再是所谓的正统白人的天下，场内交易职位越来越多地被爱尔兰裔和犹太裔美国人所占据，这些人很早便在华尔街打拼。不过意大利裔美国人的身影依然少见。格拉索曾面试过几家招聘办事员的投资集团，但都被当场拒绝。

如今，格拉索认为，他当时得不到工作是因为自己的种族背景。当然，经过一些年后，交易大厅的种族构成发生了变化，意大利裔美国人可能是场内交易员中人数最为庞大的一个族群。不过这种变化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所以不能为格拉索顺利找到工作提供有利的环境。

应聘交易所办事员碰壁之后，格拉索在纽交所挂牌部找到了一份入门级别的职位。这一职位工作繁琐，而且看起来也并不像一个可以在未来挣到大钱的工作。但它至少有一点收入，节假日也工资照付。有一天晚上，格拉索在花蕾酒吧遇到了威尔斯。“嘿，你这家伙第二天跑哪里去了？一直没在五月花搬运投资集团出现。”威尔斯问道。格拉索面带歉意地说：“我决定坐火车去纽交所碰碰运气，我得到了一个办事员的工作。我想看看能不能闯出点名堂来。如果不能的话，我可能会再回到五月花。”威尔斯说投资集团正在扩张，因此只要格拉索需要一份工作，他就能得到。

但是自格拉索前往纽交所挂牌部工作之后，在非常漫长的时间里，他都觉得不需要做好准备再找一份工作。对格拉索来说，办事员的工作要求很低：高中学历，对数字敏感，遵照指令行事。此外，这项工作还有另外一些吸引格拉索的地方：他无须向求职中介支付任何费用。

格拉索有了工作，但他依然要应对母亲和警察局的报考事宜。在纽交所工作了几个月后，格拉索接到了警察局的通知，被告知自己已被安排接受各项测试，以判定是否可以和表哥一样成为纽约警察局的一员。由于刚刚退役，格拉索已不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小男孩；他体格健壮，对自己通过体检有足够的信心，也有十足的把握通过任何笔试。但他也知道自己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视力测验，体检项目中最容易的一项测试。

格拉索很小的时候就戴眼镜，以纠正其20/40?的视力；为了准备警察局的测试，他母亲特意让他去咨询当地的一名眼科医生。这名医生曾帮助不少报考警察的人通过了测试。医生说自己有一个很简单、有效的小窍门。他告诉格拉索，指读视力表时眯着眼睛看，这样他的20/40视力就能完美地变成20/20。格拉索试了一下，他告诉医生，不管自己怎么眯眼睛，他还是看不清视力表上的字母。那天晚上，他告诉母亲，如果她想家里多一个警察的话，就应该生一个视力好的儿子。

当人们谈到纽交所时，他们会想到两个方面的东西。其一，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纽交所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心脏。它的领导人都是那些运营着美国最大投资银行和经纪投资集团的能人。他们手握强权，享有盛誉；他们都是接受了顶尖学府教育的精英分子。他们是诸如约翰&#8226;科尔曼和伯纳德（“伯尼”）&#8226;莱斯克那样的人。前者是上世纪40年代极富传奇性的纽交所主席，几乎每个纽约州的政治人物都向他表达了赞美之辞，一直到他上世纪70年代退休为止。而后者在1969~1971年期间任纽交所主席，他在上世纪60年代理查德&#8226;尼克松的政治“复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二，当然就是纽交所的交易大厅。这座6层大厦的一楼，一个挨着一个的巨大房间里挤满了在西装外套着工作服的人，他们忙碌着操控资本产业：为客户寻找股票买家和卖家—这些客户交易的都是美国乃至全球大投资集团的股票。

第二章 失之交臂的警察职业（5）

但交易所另外一个方面却通常被人们所忽视，这便是重要的“幕后工作”或后勤支持系统发挥能量的地方，它远离公众的视线。而这正是迪克&#8226;格拉索职业生涯开始的地方。当他第一天以入门级“挂牌部办事员”的身份出现在纽交所时，他的职业生涯便开始了新的一页。一家投资集团为了使其股票能够进行交易，就必须先让股票在交易所“挂牌”。挂牌部是交易所的大型部门之一，它有其存在的最佳缘由：挂牌为交易所的存活提供了血液。这一过程既是程序需求，也是交易环节的一部分。一家投资集团为了挂牌需支付不菲的费用，而且获得准入资格前还需接受一系列的检验。首先，挂牌部团队的工作人员会检验该投资集团是否达到了纽交所的挂牌要求，盘子规模是否达到“黄金交易标准”等等。比如，一家投资集团市值必须达到1亿美元且满足了其他财政要求。挂牌部代表还要检查该投资集团股票的成交量，因为纽交所说到底就是一个“收费站”；一支股票在场内经纪人和特许交易商之中经手的次数越多，纽交所成员投资集团的收益就会越多—这些钱都来自每次交易的佣金和各种费用。

让我们回到20世纪60年代，挂牌部的办公室占了纽交所两层楼，尽管挂牌部办事员是在交易大厅楼上的办公室里办公，但他们工作的地方还是被称为“地牢”。办公室里单调乏味，成排的金属材质桌子，装文件的盒子到处都是，房间里只有一个窗户，还“隐身”在远远的角落里。办事员常常是各自埋头工作一整天，相互之间的交流很少。洛丽塔&#8226;罗素从18岁高中毕业后就到了纽交所从事秘书工作，她回忆说，第一天上班的感觉糟糕透顶。她得到这份工作时，头脑里浮现的都是美妙的画面：办公室里铺着地毯，身着西装的上司们礼貌地要求自己的秘书递送文件或冲泡咖啡。但挂牌部却是个完全出乎她意料的地方。男人们胡子拉碴，一些人粗鲁之极。许多人对着秘书大声吼着下命令，秘书们工作的地方都是临时拼凑的。“我希望有一张漂亮的办公桌，就像电视里的那样。”罗素说，“但是这个地方太让人绝望了。”

那时格拉索留着长长的鬓角，一头黑发全部整齐地向后梳着。他极富幽默感，在沉闷的挂牌部，他成了受欢迎的开心果。记得格拉索的人回忆说，他当时干劲十足，喜欢讲笑话，跟同事们描述自己喜欢的电影中的精彩片断，与部门里的女同事“打情骂俏”。可能是自身经济状况造就，也可能是心怀抱负，从格拉索开始工作的那天起，罗素以及其他所有人都觉得格拉索身上有些不一样的东西。

幕后工作

在挂牌部，格拉索刚开始的工作是阅读工作年报，一份一份地翻。他找了几本有关纽交所建立以来的历史的书并详细阅读。他还翻阅了投资集团记录挂牌部业务细节的文件并开始积累纽交所一些大客户的各方面信息。

他读得越多，就越像一个专家，他几乎对美国各大投资集团都了如指掌，同时也掌握了这些投资集团在纽交所交易的神秘规则；他读得越多，就越喜欢自己的工作。格拉索生平第一次发现了自己喜欢的事情。部分原因是身处国家经济中心的气氛让他着迷。格拉索同时还发现了自己的特长所在。他的主管给他的职责也越来越多；他开始直接与挂牌投资集团的官员接触，洽谈业务。

那段岁月让格拉索感到非常惬意，以至于他决定彻底从佩斯学院退学。有天晚上，他下班后告诉了母亲和妹妹自己退学的事。他母亲十分担心他，在她看来，“交易股票”之类的事是在浪费时间。如果儿子不能成为一名警察，至少应该读大学。格拉索的妹妹比母亲更直接，“你最好能保住这份工作。”这是她所有的回应。格拉索说，他会保住工作的。

20世纪60年代的熊市期间，交易都由幕后办公室人员建立和完成，而他们的工作也很简单—在纸上盖章确认一个买进或卖出指令已经完成。纸质交易系统注定要被淘汰，上世纪60年代末期，这种情形果然出现，交易量的迅猛上升远远超出了系统的承受能力，产生了所谓的“幕后办公室危机”。用纸张罗列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交易是件极为艰巨的任务，纽交所从1970年上半年开始的约两年的时间里，每周三不得不关闭交易所，而这仅仅是为了完成手中堆积的工作。

这场危机波及了100多家华尔街投资集团，并几乎使得整个金融系统止步不前。许多投资集团停止处理来自投资者的交易，另一些投资集团关闭店面或与其他具有较强结算能力的投资集团合并。

这次系统崩溃可能是华尔街历史上影响最为恶劣的一次危机，但对格拉索来说，这却是一个天赐良机，他有机会获得另一份8小时的工作。梳理成堆的纸片，填入正确的交易信息，这一过程让他收获了更多有关“俱乐部”的知识。格拉索在会计和数字方面的资质帮助他看到了更为广阔的图景。其他办事员只是遵照命令做事，而格拉索则沉迷于交易如何完成的技术方面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纽交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没过多久，格拉索在工作上就有了第一个大突破，他的一个主管要求他处理一个棘手客户的有关事宜。在纽交所挂牌的一家大型公共服务企业—东南公共服务投资集团（Southeastern Public Service）成了“投资集团掠夺者”维克多&#8226;鲍斯纳的目标。东南投资集团负责防止恶意收购行为的官员是其首席顾问理查德&#8226;西蒙斯。西蒙斯致电纽交所，要求得到纽交所防止恶意收购行为所制定的规则，并询问他能做些什么来进行防御。西蒙斯的要求被交给了迪克&#8226;格拉索处理，不久防御策略就找到了。

第二章 失之交臂的警察职业（6）

20世纪60年代，恶意收购多得不胜枚举，直到10年之后，各投资集团才形成一套完善、精确的合法对策。这就是交易所对于成为恶意收购目标的投资集团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因为阻止恶意收购的一个途径就是求助于交易所的一些内部规则，这些规则可以延缓恶意买进。格拉索并没有法律学位，但他已经是理解和解读这些规则的专家。但是，他也必须依照规矩办事：利益冲突原则使得格拉索不能公开支持成为恶意收购目标的投资集团。

格拉索成功地运用了规则，他不公开支持西蒙斯，但他让西蒙斯了解了一些鲍斯纳的最近活动。因为根据格拉索的调查发现，鲍斯纳经常违反其他利益冲突原则，这些原则规定投资人持有同一行业投资集团的股票数额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以防止恶意收购行为的发生。鲍斯纳持续购买东南投资集团的股票，相当于再次越线，违反了这些规则。西蒙斯开始着手调查并得知鲍斯纳实际上积聚了大量公共服务企业的股票，他以此请求纽交所提供鲍斯纳持有公共服务业股票的账户详情。

鲍斯纳最终控制了东南投资集团，但格拉索娴熟处理如此棘手难题的故事却在挂牌部传开了。他的一些工作伙伴称他天生就是一块当高层管理的料；另一些人告诉格拉索，不用多久他就可以成为华尔街的大鳄，变成鲍斯纳或者其他掌控市场的“投资集团掠夺者”一样的人物。由于起步的职位低微，格拉索很喜欢这样的辉煌梦想，他对工作伙伴说，尽管自己出生在皇后区，但他实际上是一位伯爵，更精确一点说，是“三明治伯爵”。他解释说，在英格兰，当你忠心侍奉国王很长一段时间后，“你就可以成为一位伯爵”。格拉索说：“由于我并不是来自白金汉宫，而且我每天带三明治作为午餐，我应该被授予‘三明治伯爵’称号。”

这位“伯爵”在纽交所内已经声名鹊起，人们称他为“有解决办法的孩子”。而解决办法就源自于格拉索了解是什么将纽交所变成了美国最伟大的一个机构。

纽交所不仅仅是一个巨型的股票市场，它还是一个“最伟大的股票市场”，格拉索告诉他经手的每一家投资集团。他说，场内交易员和特许交易商并不只是挣钱，他们是随时替投资集团着想的人。有时，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引用自格拉索入职时钻研过的工作年报，但随着时间推移，他自然表露的“讨好技术”开始发挥作用。格拉索逐渐成为纽交所历史上最好的推销员。

格拉索刚开始找工作时，可能因为自己的种族背景而无法得到交易大厅的工作，而此刻他已经是大厅团队中的一员。对格拉索来说，交易大厅就是他从来未能进入的大学互助会。场内交易员都是百万富翁，但他们也喜欢搞恶作剧，而这可是格拉索的长项。与格拉索一样，场内交易员也都是爱国者，对学生抗议活动持反对态度。当时的抗议活动每天都在离纽交所一两个街区的地方上演，1970年5月，一个闷热的早晨，格拉索发现形势变得非常严峻。交易所里盛传激进的学生抗议者准备冲击并接管交易大厅。

格拉索清晰地记得流言传开时，交易所内群情激昂的情形，交易员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可他们还没来得及施展拳脚，“外援”就到了—附近建筑工地的工人们听说传言后赶了过来，决定由他们来控制局势。尽管并不清楚学生抗议者接管纽交所的计划是不是真的，但1970年5月8日的“建筑工人暴动”却是真实的。格拉索与朋友们惊恐地看着暴怒的工人们扛着水管、锤子和扳手，见人就打。

格拉索从没放弃成为场内交易员的梦想，但许多顶尖交易员仍没有准备接纳他成为团队中的一员。这次并不是因为他的种族背景，原因很简单：格拉索的职责是帮助他们赚钱。当然挂牌就如同交易所需的银行资金（挂牌的投资集团越多，大厅中的交易就会越多），但是挂牌部向来“名声”不佳，它被认为正在走下坡路，没有做足够多的事情来争取更多的客户资源，但格拉索是一个例外。他发现，市场部工作人员的行程表非常有意思，有人始终在给北方的投资集团打电话，那里白雪皑皑；有些人则一身古铜色的皮肤，从不前往梅森–迪克逊线（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境）以北的地区。格拉索稍微研究了一下，发现了其中的奥妙。他向一些客户解释说：“市场部由两个家伙组成。”格拉索说，“其中一个负责北方的所有投资集团，因为他喜欢滑雪；而另一个负责南方的所有投资集团，因为他厌恶寒冷，喜欢高尔夫。”

此时，格拉索与高中时的恋人结婚。妻子是邻居家的女儿，她希望丈夫能在下午6点回家、在皇后区买一座房子并且建立一个家庭。但格拉索已经发现了一个新家庭：纽约证券交易所。他通常每天工作12小时，并开始到处出差，与那些考虑在纽交所挂牌的投资集团接洽。他做得越多，越意识到美国企业界对纽交所的理解非常有限?因此，他想应该在接洽中带上交易员，这样能使交易大厅更人性化，让人们看到交易大厅不仅仅是一个垄断了股票交易的“俱乐部”。但这是一个赌博，许多交易员连一个完整的句子都拼不周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同格拉索的计划，除了一个叫做比利&#8226;约翰斯顿的人。与格拉索一样，约翰斯顿也是二十五六岁；但与格拉索不同的是，他出身一个金融世家，约翰斯顿的父亲是一个从业很久的特许交易商。格拉索与约翰斯顿两人一拍即合，这也开始了格拉索在纽交所岁月中最长的一段友谊。两个人不停地奔走在全国各地：他们星期一从纽约出发，星期二在达拉斯稍作停留，星期三飞去洛杉矶，星期四又出现在旧金山，然后两眼通红地回到家里。

两人关系密切的主要原因是约翰斯顿有着与格拉索一样的幽默感；两人都喜欢天南地北地调侃纽交所的“政治”。他们的关系铁到约翰斯顿都能拿格拉索的种族背景开玩笑，他经常称格拉索为“小达戈”（对意大利裔美国人不敬的称呼），而格拉索在笑出声之前，总是以“去你的！”作为回答。

第二章 失之交臂的警察职业（7）

20世纪70年代中期，约翰&#8226;科尔曼已经接近75岁，他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一直掌管纽交所。他也拥有超过40年的场内交易员职业生涯。那些天里，科尔曼并没有出现在众人面前，他的私人投资集团阿地勒－科尔曼投资集团由他的儿子执掌。不过，老先生还是密切关注着纽交所的一切事务。没过多久，他就希望与人人都在谈论的神奇小子会面。科尔曼安排格拉索陪他在交易大厅逛一逛。这是科尔曼在纽交所喜欢做的一件事。对格拉索来说，这次闲逛所包含的信息将传递给大厅里以及管理层的所有人。当科尔曼出现在交易大厅时，顶尖交易员们纷纷对他表达了敬意。科尔曼把自己欣赏的人称做“法官”，而从他碰到格拉索的那刻起，他就以“法官”来称呼这个神奇小子。

纽交所主席伯尼&#8226;莱斯克称格拉索为“朋友”，原因与科尔曼一样。莱斯克注意到了格拉索的努力。在听说了格拉索如何处理东南投资集团的事情之后，他就准备提拔这个年轻的办事员。格拉索终于不用在小小的办事员岗位上耗费时光，他被提拔为挂牌部代表，开始与各投资集团接触。尽管这些投资集团都是别人不愿意接手的或是与某个产业集团不太契合的，但这对格拉索来说，依然是一次质的提升。

格拉索现在还记得，那个时期，他发现自己被卷入了美国电讯电报投资集团（AT&T）各种出售“购买权”的浪潮中。这些股票购买权的存在允许AT&T的股东购买“权利”，并在次级发售时买进其他投资集团的股票。将这些交易梳理清楚是一项极费脑力的事，也无比枯燥，但它是像格拉索这样有抱负的年轻人锻炼自己技能的好机会。格拉索不久就处理好了几十家大投资集团的购买权事宜。有时，格拉索自己也难以相信自己竟然走了这么远。就像有一次，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群律师和会计师中间，包括AT&T的首席财务官。他们在曼哈顿中城区一个巨大的办公室里，完成了纽交所历史上最大的一宗购买权处置事宜。皇后区的杰克逊高地社区出生的孩子，本不应走得这么远。

战略利益

而不久之后，在别人的帮助下，格拉索走得更远了。约翰&#8226;费伦是个地位极高的人，他很少高声说话，而一旦这么做了，那就像火山喷发一样。交易大厅中的人说，费伦让他们想起了道格拉斯&#8226;麦克阿瑟将军。费伦曾在海军服役，是位老资格的场内交易员，他从父亲手中继承了一家特许交易商投资集团。凭借自己的努力，费伦积聚了一小笔财富，他也是纽交所历史上最具权威的成员之一，他也是纽交所当仁不让的发言人。当有人抨击纽交所是一个垄断机构时，他便会反唇相讥，称它是公众的信任所在，它为所有投资者服务，而不论投资者投入规模的大小。因此，纽交所内普遍认为费伦有一天将成为纽交所主席，因为他已经是实际上的领导人。没人比他更了解主席这一职位的职责，也没人比他具备更佳的掌控纽交所全局的广阔视角。

费伦也有黑色的一面。与大多数交易员一样，他很少显露自己的真实情感，也很少让人们看到他行为背后的动机。他的控制欲太强，要求他的每项重要的决策和动议都得到赞同。他也被认为非常好斗，“如果看到你出了差错，就可能会杀了你”。格拉索经常说。那些与费伦不和的人通通从纽交所消失了，也为他赢得了“殡葬工”的绰号，即使他的朋友也如此称呼他。格拉索在以后的岁月里也逐渐继承了这些缺点。

费伦第一次遇到格拉索时，他还是交易大厅的主管，正准备担任纽交所总裁—仅次于主席一职的实权职位。两人通过恶作剧一拍即合。费伦可能一直表现得很强硬，但他也喜欢有趣的事情。而格拉索是这方面的天才，而且不吝提供“乐趣”。有一次，费伦说服格拉索拟了一份假声明，要求交易大厅静默几分钟以纪念小大角战役（Little Big Horn）。假声明差一点就成功了，交易员们准备短暂休息以纪念历史上美国军队损失最惨重的一场战斗，但格拉索和费伦自己却笑了出来，因为一个交易员甚至穿来一件皮衣，头上戴了印第安人的饰品。

很快，费伦就成了格拉索的庇护人和导师，甚至也是给他制造痛苦的人。但是费伦在格拉索的职业生涯中，带给他的东西远比其他任何人都多。费伦发现格拉索已经掌控了纽交所所有规则和章程，格拉索也知道如何讨好别人，最重要的是，他懂得如何让交易大厅保持健康和快乐—不断地带新的投资集团来纽交所挂牌。

格拉索不知道的是，费伦此刻已经准备培养他。他们两人在以后数年间都几乎形影不离。格拉索是费伦的“特殊项目”，而费伦是格拉索的“父亲”—这是格拉索之前从未真正拥有过的。费伦教给格拉索有关交易的一切，从“中心市场”存在的必然性（一种理论，认为股票交易所的功能是划分大型投资者与小投资者的“游戏场”等级）到纽交所蕴藏的价值。在费伦看来，纽交所不仅仅是一个进行交易的地方，而且也是美国强大经济的象征。

不过父子之间的情感与他们两人的联盟一点关系也没有，说到底，他们都是出于自身实际战略利益的需要。格拉索对于费伦来说，是一件应对随着竞争性交易市场的出现而产生的白热化竞争环境的完美武器；而对格拉索来说，费伦的出现让格拉索发现自己可以成为更成功的人物，而不仅仅是挂牌部的官员。

20世纪70年代，是股票交易市场的艰难时期，股价几乎跌落到10年前的水平。美国经济受滞胀影响停滞不前，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致命性地结合在一起。1975年，国会授权证交会削减交易佣金，这一动议直接动摇了交易所的地位。特许交易商和交易所一直维持着他们的垄断地位，因为投资者无法在别的地方买到股票，而大厅交易收取的佣金非常高。当年5月，在大投资商的压力之下，国会通过了经纪佣金削减方案。几乎在一夜之间，交易佣金从天上跌到地上，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特许交易商的利润。接着，纽交所出现了一些竞争者。以往岁月中，“俱乐部”主要以自己的方式运转着，美国股票交易所（American Stock Exchange）和其他区域性的交易所根本无法与纽约的天然优势竞争。

第二章 失之交臂的警察职业（8）

但是萌芽状态的计算机革命已然开始，这侵蚀了纽交所以往控制的领域。投资者可以绕开大厅特许交易商，通过电子系统找到买家和卖家，这一系统名为“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后来通常被称为“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纳斯达克由一个经纪投资集团组织的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运营。它刚开始时并不是一个股票市场，而是一块显示股票价格的电脑屏幕。交易员可以不用跑到交易大厅，只要在纳斯达克的屏幕上观察股票价格，然后通过电话完成交易。“俱乐部”的许多人并没有重视纳斯达克的崛起，但电脑公布板立刻吸引了一些高科技投资集团，这些投资集团不想支付纽交所高额的挂牌费，而且不久纳斯达克的电脑也能够实现交易了。

费伦是纽交所最先“觉醒”的人之一，他意识到纳斯达克将给纽交所带来多大的威胁。他开始带着格拉索在全国奔走，在投资专业人士集会上发表演讲，或者直接与挂牌投资集团的官员会谈，竭力宣扬特许交易商系统是值得保留的。费伦用非常“宏伟”的辞藻描述了特许交易商系统的优点，他称，特许交易商是市场系统的最佳平衡者；计算机可能会崩溃；一些投资集团符合纳斯达克上市要求但却缺乏在交易大厅交易时的透明度，那么这些投资集团几乎肯定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费伦和格拉索开始以全新的方式来进行纽交所的市场推广活动。格拉索说服费伦：保持竞争力的最佳途径就是当他打“挂牌邀请电话”或进行推销、挖别的交易市场墙脚时，身边有纽交所最具影响力的人陪同。

在格拉索最初打出的一批电话中，其中一个打给了先达投资集团（Syntex）—一家生产避孕药的投资集团，先达投资集团当时已经在美交所挂牌。美交所由阿瑟&#8226;莱维特掌管。他拥有格拉索没有的一切优越背景。莱维特的父亲是纽约州的审计员，也是美国最大的机构投资商之一；他运作着纽约州庞大的养老基金，为华尔街的交易柜台“贡献”了大量佣金。格拉索立刻对莱维特形成了一种仇视评价—“幸运的富家子弟”，并且迫不及待地想挖走在莱维特旗下交易所上市的顶级投资集团。

费伦同意由格拉索做陈述报告，但格拉索陈述时却小错误频出，经常卡壳，格拉索准备的幻灯片也意外地卡在幻灯机里。在回纽交所的路上，费伦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一言不发，格拉索知道这意味他正在生气。“别担心。”他竭力向费伦保证，“我们会处理好的。”费伦依旧只字未吐，只是静静地坐着。

格拉索对赢得先达投资集团非常自信，他很好地处理了幻灯机的小意外，甚至还让整个董事会大笑了起来。他说，在他剩余的陈述自我毁灭前，他会加快说话的速度。

格拉索最终赢得了回报，先达投资集团移到了纽交所挂牌。费伦也给格拉索升了职，随后又数次提拔。格拉索30多岁时，当上了挂牌部的副部长，而费伦此时已经是纽交所的总裁。这实际上给了费伦足够的权力让纽交所按照他设计的路线前行。费伦同样也给予格拉索在挂牌部大展拳脚的权力。格拉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造纽交所市场部，使其不再与高尔夫、滑雪挂钩，而是更多地考虑如何发掘新的需要挂牌的企业。随着纳斯达克形成的威胁日益严峻，纽交所不能再无视首次公开募股（IPO）的存在并坐等投资集团成长、“毕业”，然后到纽交所上市。IPO是公开的游戏，其他任何东西也一样。格拉索列出了一份需致电投资集团的名单。名单上有数百家投资集团，尽管格拉索手下已经有几个工作人员，但他仍亲自给每家投资集团打了电话。

从第一天作为挂牌部办事员算起，格拉索在职业道路上已经走了很远很远。他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第一件事，他的婚姻以离婚告终。办公室里的人发现了离婚原因：格拉索与他漂亮娇小的秘书待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她叫洛林&#8226;匹克，洛丽（昵称）在布鲁克林区的落日公园社区长大，家庭背景与格拉索相似。她是一名钢铁工人的女儿。格拉索和洛丽还有其他共通的地方：喜欢纽交所。两三年后，他们结了婚并有了第一个孩子，夫妇俩一共生了4个孩子。几个孩子没学会走路前，洛丽就经常炫耀，“每个小家伙都首先学会了在交易所的地板上爬行”。

格拉索热爱纽交所以及为费伦工作，费伦也十分欣赏格拉索。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华尔街大量资金蒸发，纽交所每个席位的价格跌到了历史最低的3.5万美元。但挂牌部却依旧繁盛，格拉索经常开玩笑说，他工作中最好的一件事就是遇到竞争—他确实很少遇到。他认为美交所掌门莱维特只是个夸夸其谈的富家子弟，而纳斯达克创始人戈登&#8226;马克林“见识高远”得连邮局都找不到。诸如美国快递（American Express）和安豪泽–布施投资集团（Anheuser-Busch）这些在电子股票市场中位居前列的投资集团，格拉索认为轻易地就能拉到，只要稍微展现 “世界最伟大股票市场”的迷人魅力以及特许交易商时刻等候在那里为挂牌投资集团出售股票服务的优质服务态度就行。不过，仍有一些投资集团并不容易争取到，差不多从1934年开始，纽交所挂牌部官员就一直例行致电正馨投资集团（Carnation Company，一家生产畅销品牌牛奶的投资集团），当时它在美交所挂牌。纽交所官员作出的最大努力是寄送一份套用信函给正馨投资集团的首席财务官，遭到了后者迅速而礼貌的回绝。格拉索于是做了一个小调查，让他惊讶的是，每年寄出的信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一直可以追溯到1934年。

第二章 失之交臂的警察职业（9）

在格拉索的请求下，正馨投资集团与他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会上，格拉索宣扬了纽交所的价值所在，以及特许交易商能够减少投资集团股票不稳定性的事实。他接着突然拿出了纽交所1934年寄给正馨投资集团的信函，以此向该投资集团官员表明，纽交所一直以来都在争取正馨投资集团在自己的大厅里挂牌。“先生们，这是我们寄给你们的第一封信。”格拉索说，然后他将信函在房间里传阅。接着，他又给官员们看了同年该投资集团首席财务官发回的拒绝信。他说：“如果你们还要等45年，那么我就不可能在这里欢迎你们来纽交所了。”

房间里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但是，正馨投资集团的经理们仍然没有表明是否接受格拉索的这次推销；直到几天以后，格拉索接到了艾尔伯特&#8226;戈登打来的电话。戈登是基德尔&#8226;皮博迪投资集团（Kidder. Peabody）的主席，同时也是正馨投资集团董事会成员。“哦，见鬼！”格拉索听到秘书报告电话那边的人的姓名时，小声地嘟哝着，他有些担心对正馨投资集团的经理们有点过于强硬了。“早上好，戈登先生，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格拉索问道，心跳开始加速。“理查德，”戈登在电话里说，“我不知道你对那些小伙子们说了些什么，但是他们对你不怕麻烦地追溯45年并研究他们投资集团的印象非常深刻。他们打来电话说，他们将于1月在纽交所挂牌。”格拉索高兴得几乎要跳到天花板上。

费伦也同样十分开心，有一段时间，在费伦眼里，格拉索似乎没有做错过任何一件事，因为他做了太多正确的事情。格拉索要求提升薪水并如愿以偿—他的年薪涨到了4万美元。他开始大声呵斥那些他认为工作不努力的下属。费伦对此并不在意，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天才学习管理技能的一个组成部分。比这些事更令人瞩目的是，格拉索拒绝听从除费伦以外任何人的命令。当时有个名叫唐纳德&#8226;卡尔文的人，从理论上讲，是格拉索的顶头上司，但他说的话格拉索全都置若罔闻。有一天，卡尔文实在受够了，他找到费伦，希望开除格拉索。“你想去哪里？”费伦依然用他标志性的、没有任何感情的口吻问道。卡尔文顿时目瞪口呆，于是费伦自己做了回答：“如果要选择失去你或迪克，并且考虑到迪克对纽交所的价值，我别无选择。”格拉索一直不知道自己差点被“解雇”，直到数年后的一天，费伦与高级职员开玩笑时，格拉索才了解到当年的一幕。费伦对职员们说，他曾经“保住”了格拉索的“饭碗”。

费伦也像是格拉索成功路上的阶梯。上世纪80年代初，费伦仍是纽交所总裁，同时也是接任主席一职的热门人选。格拉索想，如果费伦成功登上主席位置，那么自己肯定是总裁的不二人选。但他仍然觉得自己升职太慢，他向费伦透露了自己的想法，但费伦只是简单地回应说：机会会来的。但是，就个人而言，费伦对格拉索仍存有疑虑，他不是怀疑格拉索的工作能力，而是怀疑他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费伦曾对几个关系十分密切的朋友谈及此事。其中一些人回忆说，费伦经常提到格拉索的“阴暗面”。费伦接到过有关格拉索粗暴对待下属的举报，而且格拉索还以费伦唯一的高级职员自居，甚至敢当面顶撞费伦。费伦将这一切视为不成熟的表现。

不断提升

格拉索的挫败感不久便喷发了，他作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以引起费伦的注意：从挂牌部退出，在交易大厅找了一份工作，与老友比利&#8226;约翰斯顿再次相聚。用了差不多一周，格拉索就被约翰斯顿委以重任，成为负责Agora证券投资集团的交易员，他也适应了日常工作的一切。有约翰斯顿在，一天中就不会有沉闷的时刻。除了无休止的玩笑和恶作剧外，格拉索还发现约翰斯顿和他的职员一开始工作就喝酒。格拉索对此并不在意，他很享受其中的快乐以及在绝佳的场内交易环境中受教的经历。最终，费伦坐不住了。“我不允许你这么做，”费伦对格拉索说，“别再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这里不是你应该呆的地方。”但格拉索回到之前的工作以后，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升职：纽交所高级副总裁。工资翻了一倍多，年薪达到了8.5万美元。他掌管了挂牌部、交易大厅以及除了技术以外的所有运营项目，他想要的一切几乎全部实现了。

为了做出成绩证明自己对费伦的价值，格拉索发动了一轮挂牌攻势。他将目标锁定为微软投资集团的IPO，目的是摘掉纽交所“惧怕”首次发行的帽子。格拉索未能成功，因为微软投资银行主管是高盛投资集团的一名经理。这个名叫维克多&#8226;赖特的人同时也是纳斯达克交易委员会的主席。不过这次挫败更加激发了格拉索挖纳斯达克墙脚的斗志。

在这之前的7年当中，格拉索几乎每天都会打一个挂牌邀请电话给莫里斯（“汉克”）&#8226;格林伯格—杰出但却易变的美国国际集团首席执行官。格林伯格通过一系列的并购，最终将国际集团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保险投资集团做成了全球市值最大的保险投资集团。格拉索针对格林伯格的推销策略很简单：国际集团太过庞大，不适合在一个次级交易联盟中挂牌。

每次电话交谈中，都是格拉索先展开话题，格林伯格听了几分钟后便会打断格拉索，以一句简单的“非常好，就说这么多吧”结束通话。

不过这次他的答案却有所不同，“你的电话真的让我感到有些恶心，怕了你了，我会去挂牌！”格拉索欣喜若狂，费伦同样高兴万分。因为在纳斯达克市场中，美国国际集团的市值超过了任何一家投资集团，这是格拉索收获的一个甜蜜果实。

尽管取得了成功，但格拉索依然觉得自己未得到重视。他公开抱怨卡尔文—从理论上讲仍是他的上司，之前曾想开除他—不断地刁难他。同时，他觉得费伦提升他的速度不够快，于是他再次从挂牌部退出，再一次在约翰斯顿的身边找了一份工作。与之前一样，格拉索不久便被费伦召回并得到了升职承诺。格拉索回到挂牌部后却听到一个让他不安的传闻：纽交所主席威廉&#8226;巴滕打算无限期地任职下去。格拉索一直视巴滕是个履历辉煌的“轻量级”人物—巴滕一直是彭尼投资集团（J.C. Penney）的董事长，费伦和格拉索所有重大的提升都是由他经手。格拉索联系了费伦，费伦说他也听说了同样的传闻。

第二章 失之交臂的警察职业（10）

于是，格拉索10年中第三次从纽交所的岗位上退出，随后又第三度回归。格拉索在一个特许交易商投资集团—亨德森兄弟投资集团工作了不到一个星期，新的消息公布出来：费伦成为纽交所的新任主席。格拉索回忆说，尽管巴滕似乎没有离开的意向，但董事会却不这么想。纽交所进入了费伦时代，他开始正式掌管“俱乐部”。格拉索对此欢欣鼓舞，他要求复职：“我能够安定下来并通过争取挂牌投资集团来帮助你。”费伦知道自己需要帮助，所以他答应了格拉索的要求。

到1984年，由于费伦牢牢地掌控着“俱乐部”，格拉索成为纽交所总裁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由于对纽交所里每个人的专长知根知底，格拉索认为自己必须回到佩斯学院学点东西。费伦将他送去哈佛大学，学习为新兴商界经理人开设的课程。格拉索对自己当选总裁非常有信心，并为此开始减肥，接近疯狂地减肥。格拉索高5英尺6英寸，但体重接近200磅。这次减肥行动使他在一两个月内减掉了60磅的体重，但是急速减肥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果，其中一个就是他再也无法忍受寒冷。一年之中，无论哪个时刻，格拉索都需要生活在90华氏度① 或者更高温度的环境里。

格拉索快速减肥是想向费伦表明自己已做好准备担任总裁一职，但他的做法却一点也未能打动费伦。费伦按照他特有的神秘风格，召集了所有的高级职员，包括格拉索，在纽交所6楼，他办公室外的一个小房间里举行选举会议。他向每个人发放了一份列有下任总裁候选人的名单。格拉索的名字在名单上，同时还有其他一些人，包括老牌经纪人罗伯特&#8226;里特雷赛和美交所总裁罗伯特&#8226;伯恩鲍姆，他也是美交所第二号人物，职位仅次于莱维特。“你们怎么想的？”费伦问道。

费伦此举可能是一个测试—或者是一个诚恳的尝试，试图让自己的团队决定人选。但不管费伦出于什么目的，格拉索的脾气不允许他容忍任何他认为的“羞辱性”言行。他脱口而出：“除我以外的其他人都是我的第二选择。”

费伦听了格拉索突然冒出的这句话之后愣住了，接着他大笑起来。此时，格拉索知道他无法得到总裁一职了。

格拉索最终被任命为执行副总裁，职位比之前的高级副总裁高了一点点，年薪也提升到20万美元左右。工资的提升可能阻止了格拉索再次辞职，因为他的信心也已经崩溃了。此时，费伦对格拉索说了实话。他认为38岁的格拉索并没有做好担任总裁的准备。费伦的原话是“你还太年轻”。而费伦没有告诉格拉索的是：他还非常担心格拉索的管理能力。因为格拉索只有一种处事速度：全速。他缺乏细致的方法和成熟的处世哲学，尤其是对自己的属下。

费伦认为格拉索能够从当选总裁的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罗伯特&#8226;伯恩鲍姆位于候选人名单的最尾端，但他却具备担任总裁的所有资历。伯恩鲍姆在担任美交所总裁前，是证交会的一名证券律师。格拉索可以从他在美交所的从业经历中受教良多。

然而，费伦鼓励式的谈话并没能平息格拉索的愤怒。格拉索越想到自己被忽视的现实就越生气，但在他与伯恩鲍姆真正坐到一起时，他发现费伦是对的：伯恩鲍姆是一个可以共事的人并能让人从他身上学到东西。格拉索发现，伯恩鲍姆没有丝毫的自我倾向，他已60多岁，对高级职位没有过多的渴望。由于在华尔街闯荡多年，他还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人；他说着一口带有浓厚纽约口音的话，说话直率明了；更重要的是，伯恩鲍姆是费伦的朋友；他也乐意扮演纽交所主席的角色，并准备帮助格拉索在某一天执掌纽交所。格拉索要做的就是放松自己，享受与伯恩鲍姆共事的时间。

第二章 失之交臂的警察职业（11）

神秘的规则

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股票市场的辉煌时期。交易量急速增长，牛市在狂野地奔跑。1982年，日股票交易量首次突破了1亿股—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市场中群情激昂，而费伦也懂得如何激励交易员努力工作。每天交易结束时，他都亲自走上讲台宣读当天的成交量并敲响收市钟；而在以往，这些事根本没人会注意到。纽交所的交易席位身价也随之飙升，每个席位售价超过了100万美元。道琼斯指数每天都在增长，每天也都在一片收获的欢呼雀跃中收市。当费伦按下开关、收市钟响起的同时，交易大厅里便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以及交易员们的“乌拉”声。

但是，交易大厅里的热烈场面并不能阻止纽交所外面世界的急速变革。实际上，外界要求对口头竞价系统进行更新和自动化的压力与日增长。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在此时发生—伦敦股票交易所（London Stock Exchange）开始考虑它的将来走向。当时伦敦交易所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在是否采用计算机自动化模块来满足买卖需求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费伦赶去伦敦，希望伦敦交易所能够维持现状，但他遭到了纳斯达克主席伯尼&#8226;马道夫的“狙击”。而马道夫的职业声望恰恰就是在抨击纽交所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费伦认为股票买卖双方形成的集中化市场需要大规模的经纪人才能维护投资者的利益。诸如纳斯达克的电子交易市场，做市商从不同的地方买卖股票，建立仓位，会导致市场的“碎片化”，或者会产生同一支股票出现不同价格的现象，给股票定价带来更大的困难。

但马道夫的说服策略则完全相反：多方参与者的持续介入最终会形成公平的股票价格，而且投资者都十分聪明，知道何时该保留一手。他又解释说，在新式市场面前，纽交所已成为“古董”；大的投资机构，比如富达投资集团（Fidelity）倾向于采用更为廉价和富有效率的电子交易。

1986年，伦敦交易所正式宣布：在交易大厅中引入更多的计算机，并废除面对面的口头竞价系统，而这曾是它过往历史中一直所采用的。在欧洲，人们把伦敦交易所的这一举动称为“大爆炸”（该词来源于“宇宙大爆炸”）。而在纽约，大的证券投资集团，比如高盛投资集团认为，将所有买卖指令发送到交易大厅的成本过于高昂。它们开始质疑特许交易商系统以及交易所应不应该是交易首选的垄断机构。

这种垄断通过神秘的规则一直延续着，而这些规则维护交易大厅的存在，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则是“最优价格”规则。它的本质含义是，除非交易员在别的地方发现更好的价格，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必须在交易大厅进行。这条规则听起来合情合理，但实际上只是迫使交易指令流向交易大厅的一种诡辩；批评者抨击说，由于特许交易商随时可以介入交易，将很小一部分股票价格置顶；这样一来，计算机随时能够撮合大量买卖双方的功能就会被忽视。

费伦是第二代场内交易员，他曾是朝鲜战争中的一名前线士兵，但他同时也是一名政客，现在他必须以某种形式向公众推销纽交所。带着这种念头，他开始奔走，有时是独自行动，有时与伯恩鲍姆一起上路，有时则带上格拉索；他在国会、投资团体以及其他任何能够帮助他实现目标的团体面前进行演讲，他的最终目标就是允许纽交所维持它的“统治”。费伦积极地争取继续保持纽交所的垄断地位，他争辩说这种垄断一旦被打破，它的后续反应将会相当复杂，在未来数十年内，资本市场和投资者都将受到影响。

在这段时间里，格拉索的主要任务是确保纽交所的交易技术能够应对挑战。当纳斯达克市场中的人们听说费伦下令大规模升级纽交所的电脑系统时，他们都惊讶得睁大了双眼。但马道夫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知道费伦和格拉索也十分清楚地懂得是什么促使他们这样做。这两个人并不是反对技术，他们只是倾向于保留特许交易商制度，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来确保交易大厅的存在—即使这意味着要引入最先进的电脑系统来尽可能地保证竞价过程顺利、便捷。

这也正是费伦和格拉索所做的一切。费伦开发了“点阵”（DOT）和“超级点阵”（Super-DOT）系统，使得经纪投资集团能够通过计算机进行交易，计算机可以不用通过场内经纪，直接向特许交易商发送交易指令。费伦只允许少量交易指令通过这种方式处理（后来系统升级，专门用于处理小宗交易），不过，这一举措也意味着纽交所承认大厅交易系统的一部分可以实现自动化。费伦升级了纽交所的日常处理系统，以应对海量的成交指令。特许交易商的工作站配备了电脑和显示屏，动态显示所交易的股票价格。当然，交易大厅还是交易大厅；大部分交易还是通过股票经纪的大声叫嚷来达成，交易员仍然在一张张纸片上写下自己的仓位。在一个需要技术来确保生存的年代，费伦和格拉索却先要确保交易大厅的存在。

1987年10月16日，格拉索和整个纽交所接到了第一个暗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因为关注纽交所大宗股票的指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100点，这也是道琼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3位数跌幅。格拉索当天下午都在与交易大厅中的职员讨论这一事件。大多数人的看法依然十分乐观：市场处于“超卖”状态；股票价格将在下个星期一反弹回来。

星期一，从开市到纽约时间下午2时，道琼斯指数下挫了250点；到下午4时，跌幅已经超过了500点。费伦在收市前召开了紧急会议。格拉索的头脑里一片混乱。纽交所之前从未在一天内交易超过3亿股股票，但在后来被人称做“黑色星期一”的这天，它交易了6.04亿股。

第二章 失之交臂的警察职业（12）

费伦仍十分冷静。在之前的几年里，他曾公开表露了对华尔街使用程序进行交易的担忧，因为市场一旦出现波动，就会自动触发电脑程序向交易所发送海量买卖指令。但格拉索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些程序使交易产业获益良多，因为它们提高了指令流和特许交易商的活跃性。费伦担心这些程序可能会导致市场瘫痪，那一天，他的担忧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即使如此，他仍不能确定地将1987年称做“大崩盘年”。根据大多数人的说法，他只是为自己的员工做了一个简单的示范：如何在危机中维持交易所正常运转。

最初，他只想让格拉索回答他一个简单的问题，即纽交所该使用哪种“刹车”措施来平缓程序交易系统引发的抛出指令潮。

格拉索回答说，几乎没什么有效措施。

费伦后来出台了一项计划用于放缓卖出指令流。纽交所将暂停“超级点阵”系统对大宗指令的处理；本来直接从交易柜台到达特许交易商的指令，将重新按照古老模式处理，即从交易柜台到场内经纪，然后再到特许交易商那里。

这也是纽交所的历史上，首次因为拥有一个比纳斯达克慢的计算机系统而受到众人的欢迎；在纳斯达克市场中，价格跌落非常迅速，交易员可能会漏掉各地客户发来的卖出指令。而交易大厅里是一片“血流成河”的惨烈景象，交易员声嘶力竭地寻求撮合交易；格拉索发现，一个特许交易商投资集团竟然对自己的交易仓位失去了控制—买卖指令大量拥入它的工作站，使得它弄不清楚自己持有的是多头头寸还是空头头寸。

格拉索联系了彼得&#8226;凯洛格—特许交易商投资集团斯皮尔–利兹–凯洛格投资集团的合伙人之一，询问他是否能为那些在慌乱中失去章法的交易商投资集团提供财政支持。凯洛格回复说，为了纽交所的利益，他将伸出援手。

格拉索此刻感谢上帝他有伯恩鲍姆在背后支持着他。伯恩鲍姆认识华尔街每个重要的“玩家”，他开始致电华尔街顶级经纪投资集团（券商）的CEO，这些CEO当时一直叫嚷让纽交所关门，因为他们无法处理海量的卖出指令。

尽管市场在星期二早上重新“收复失地”，但成交量和抛出指令的数量依然居高不下。纽交所关闭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费伦不能再坐视不理，他带着自己的计划在公开场合疾呼要保持交易所的开放—交易市场必须保持开放，即使它们可能会遭遇低谷。那天晚上，伯恩鲍姆和格拉索一起与华尔街的几大券商举行了一次会议。

经纪投资集团的人都非常恐慌，但伯恩鲍姆却镇定自若。格拉索回忆说，当时一家大投资集团的一位官员要求纽交所关门，否则他的投资集团可能会崩溃。伯恩鲍姆于是指着格拉索对那个官员说，“让我告诉你，我有一位非常棒的首席运营官，无论是在繁荣时期还是在艰难时期，他都让纽交所有条不紊地运转着。”伯恩鲍姆解释说，纽交所的处理系统运转状况良好，“但可惜的是，你没能做到这一点。”

第二天，格拉索在伯恩鲍姆的办公室里商议有关事项时，伯恩鲍姆接到了艾伦（“艾斯”）&#8226;格林伯格的电话，后者是贝尔斯登公司的CEO。格林伯格也是华尔街最具实力的“玩家”之一，同时也是最好的交易员之一；他在电话中也要求纽交所重新考虑它的地位并停止营业，因为所有的未完成交易—也被称为“退出交易”（quit trades）或QT—已经严重干扰了每个大投资集团的工作。而伯恩鲍姆仍旧保持强硬立场。

格林伯格发火了，他大声说道：“你知道美林投资集团有多少未完成交易吗？”伯恩鲍姆回应说：“不瞒你说，我知道。”随即说了有关数字，他接着又说：“我还知道贝尔斯登投资集团手中有多少未完成交易。”格林伯格随后改变了自己的语调。

费伦认为格拉索所需要的走向成熟的过程被压缩到那5天之内。从1987年10月19日开始，格拉索目睹了伯恩鲍姆的平衡能力以及与经纪投资集团的幕后较量；他还见证了费伦在交易市场中的冷静一面。费伦在公关关系主管理查德&#8226;托伦扎诺的协助下，一直在提升自己的公共形象。托伦扎诺说服费伦针对内部交易丑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帮助纽约民众认识事实：华尔街并不是一个充斥着窃贼的地方。

托伦扎诺认为，经纪投资集团困境给了费伦更多的表现机会。与纳斯达克不同的是，纽交所还在继续营业，而在纳斯达克市场中，做市商干脆停止接受买卖指令。费伦过去5年中投资在技术上的钱似乎开始提供回报。

费伦赞同托伦扎诺的看法，即如果他需要向市场推出一张面孔，此刻正是大好时机；于是格拉索开始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出现在与记者一对一的访谈中以及电视访问中。他冷静地处理了传媒的关注，阐述了纷乱背后的真相。

格拉索非常憎恶媒体，总是尽一切可能逃避媒体在股市崩盘问题上的?问，但是伯恩鲍姆和费伦却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迫使他面对记者。在看到费伦如何将一起悲剧转化为胜利之后，格拉索成功地应付了媒体；当时媒体几乎将费伦标榜为英雄人物，因为他在混乱的局势下仍然坚持开放纽交所。

第二章 失之交臂的警察职业（13）

股市崩盘的冲击

1987年股票市场崩盘带来的冲击远不止10月19日那一周的震荡。交易席位的价格开始直线下跌，从每个席位115万美元跌到了25万美元。为应对市场瘫痪，费伦对纽交所采取了大规模自我审查行动。首先，他确保格拉索得到了他长久以来一直想要得到的职位—1988年伯恩鲍姆退休后，格拉索当选为纽交所总裁。在费伦的头脑中，股市崩盘给格拉索提供了跨出职业生涯下一步所需的经验以及成熟。来自皇后区的街头青年，从周薪81美元的“三明治伯爵”一跃成了纽交所的二号人物，离“俱乐部之王”的位置也只有一步之遥。如此显赫的身份自然也带来了国王一般的待遇，格拉索的年薪涨到了100万美元，而且还是在华尔街风雨飘摇、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年代。格拉索自己在削减工作职位方面也有所“贡献”。

股市崩盘影响到了华尔街众多操盘手，因为大量投资者从市场中逃离。上世纪80年代的股市繁华似乎已经成为历史。交易量直线下降，佣金和各种费用自然也骤减；实际上，纽交所在1990年一直亏损。费伦下令削减开支—采取了纽交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些节减措施—以保证交易所的财务健康。费伦告诉格拉索他需要从2 300名员工中裁减700人。这项任务看起来似乎不是很棘手，但当格拉索坐下来开始研究哪里可以挤出这些需要裁减的人员时，他发现自己骑虎难下。除了当时卷入华尔街内部交易丑闻的人之外，他无法解雇管理层中的任何一个人。

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但是费伦说他可以买断长期员工辞职后的福利外加辞退补偿，以完成这次裁员计划。这使得裁员变得人性化很多。最终，格拉索解雇了120人；那也是格拉索遇到过的最为艰难的120次会议，但他还是亲自将解雇通知书一一递交给每个人。

不过，格拉索对待直属工作人员—即经理职位上的人却不怎么人性化，他用铁腕来管理他们。格拉索似乎继承了费伦的一些阴暗面以及喜怒无常的脾气，而好的一面却一点没吸收。格拉索是个喜欢叫嚷的人，他的臭脾气在他就任总裁后不久便显现了出来。

“见鬼，又是他打来的电话？”戴夫&#8226;科曼斯基喊道，他刚刚被任命为美林投资集团的股票交易柜台负责人。他的职责之一就是决定向哪个股票市场发送投资集团的交易，格拉索已经围着他转了好几个月。格拉索邀请科曼斯基用餐、喝咖啡、去酒吧等等，任何可能从美林投资集团拉到生意的事他全都做了，因为这个投资集团是纽交所最大的“交易指令流”提供商。格拉索在几年前就认识了科曼斯基，他对科曼斯基的成长阅历非常欣赏，因为与自己的经历十分相似：科曼斯基在布朗克斯区的公寓楼中长大，后来就读于迈阿密大学，后来辍学成为美林投资集团福里斯特希尔分部的一名股票经纪。在迅速成长的美林投资集团中，科曼斯基是正在升起的新星之一，这也是格拉索追逐科曼斯基的另外一个原因。

并没有法律规定要求科曼斯基—或其他华尔街投资集团的头头们—必须将其客户买卖股票的指令直接发送到纽交所。即使交易的股票在纽交所挂牌，买卖指令也可以在别的地方撮合，以保证交易以“最优价格”达成。当然，格拉索一直认为纽交所的价格是最优的，因此他成功地说服像科曼斯基这样的人相信他的“最优价格”说法，从而进一步提升了他在华尔街的地位。与任何成功的生意人一样，格拉索知道自己能够利用华尔街的大投资集团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纽交所同时也是这些投资集团的管理者。他并不羞于让各投资集团向它们的客户证明纽交所为他们提供了最优价格。对大多数华尔街投资集团来说，把自己的交易指令发送到纽交所以及坚定站在格拉索的一边是更为容易的事。

科曼斯基选择站在格拉索的身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和格拉索很快就成了朋友，就像格拉索形容的两人的关系—“兄弟”。

不过，科曼斯基不时会坐下来思索一些事：格拉索掌控着大局，确保在纽交所上市股票的80％或更多的交易指令在纽交所达成交易，这意味着几乎每家美国大投资集团都在纽交所交易，这也意味着另外一件事：科曼斯基肯定不是格拉索追逐的唯一目标。

事实上，他确实不是。可能除了费伦，格拉索在华尔街上的联络表长过纽交所任何人。格拉索不仅与科曼斯基建立了兄弟般的关系，他还成功地与科曼斯基的老板—美林投资集团主席、即将成为CEO的丹尼尔&#8226;塔利—确立了友谊。此外，他还与华尔街未来一代领导人建立了联系：比如约瑟夫&#8226;格拉诺，他当时在美林投资集团，不久就跳到了普惠投资集团（PaineWebber）；理查德&#8226;富尔德，莱赫曼兄弟投资集团CEO；吉米&#8226;凯恩，即将成为CEO的贝尔斯登公司主席；以及桑福德&#8226;威尔，他当时被美国快递投资集团扫地出门，正处在一家最大财务投资集团的创建阶段，同时他也将开始华尔街最富争议的职业生涯。有了这些朋友，格拉索开始估算：他得到终极提升只是时间问题。

挑选新主席这天的到来，对格拉索来说，似乎非常快。到1990年初，约翰&#8226;费伦担任纽交所主席已有接近6年的时间，这也是纽交所历史上最长的任期之一。尽管遭遇股市崩盘，“俱乐部”霸主的地位依然稳固，它仍旧是世界最大的股票市场。费伦第一次引入了计算机交易；他使交易所的系统实现了现代化，以防遭遇另一次崩盘的考验。纽交所的品牌认同度也继续位居世界前列。

费伦做了一切所能做的，现在他想休息一下。

当费伦宣布他将离开时，格拉索当时的反应有两个：震惊，同时野心上涌。

格拉索的野心也是有缘由的；几乎每个大的部门都直接向他报告。没人比他更了解纽交所的运作。费伦赋予格拉索如此多的职责，就是要发出信号：格拉索理所当然将是他的接班人。格拉索将其视为不可能有任何意外的信号。经历过所有的挫折和冗长的争斗，格拉索坚信当他需要费伦时，费伦就会出现在他身边；费伦会用他对董事会的影响力来任命自己成为新的纽交所主席。

但是，格拉索的妻子洛丽却没丈夫那么肯定。她之前就曾见过费伦背弃格拉索的事例。而这次她的担忧也同样成现实：费伦对董事会发出的信号表示，格拉索不应该得到主席一职。

格拉索找到了费伦，并单刀直入地问道：为什么？费伦说事情并不像格拉索认为的那么简单。他已经向董事会说明格拉索是他遇到过的最有潜力的经理人。他对格拉索的工作作出了高度评价，但是，他对格拉索说，他认为挑选接班人并不是他的任务。格拉索再次遭遇毁灭性打击，不过费伦向他保证，他并没有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外。

一个挑选接班人的委员会成立了，格拉索的名字也在短短的名单当中。那天晚上，格拉索回到家，告诉妻子他认为是好消息的事情：费伦是一个害怕与别人面对面的人。这也是他为何让格拉索承担了所有解雇员工事宜的原因，也是他为何不愿自己选择接班人的原因所在。

由于一直自信能达成自己的目标，格拉索认为他仍然有一个合法出击的机会。

洛丽的回应是：考虑到你为他所做的一切，你应该位于名单的最顶端—而不是仅仅挤进名单中。

第三章 通向巅峰之路（1）

准备登台

“我的运气真背！”当格拉索听说唐纳德&#8226;麦克诺顿被任命为挑选委员会负责人，主持筛选费伦接班人事宜时，他大声嚷道。麦克诺顿是美国企业界备受尊敬的企业家之一，他是保诚人寿投资集团（Prudential Insurance）和美国医院投资集团（Hospital Corporation of America）的前CEO。他同时也是“俱乐部”数年来举足轻重的成员之一，因为他运营的不是一家投资集团，而是两家。

但是格拉索却从未走近过麦克诺顿。实际上，在格拉索加入董事会5年的时间里，两人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偶尔说上话时，格拉索发现麦克诺顿冷漠、不容易接近而且崇尚精英理论。总而言之，格拉索认为麦克诺顿是这个世界上最不愿意给出身卑微的意大利后裔提供机会的人。这一点在一个传言走漏出来时变得更为明朗：挑选委员会的首选对象是理查德&#8226;詹雷特，他是唐纳森–勒夫金–詹雷特证券投资集团（Donaldson，Lufkin & Jenrette Securities Corporation）的创始人之一。格拉索没有任何可以与詹雷特相抗衡的东西，因此当有关传言在办公室里散播的时候，他的血液就开始沸腾。

他并不是唯一觉得愤怒的人。交易大厅对这个消息同样感到非常难过，此时，交易大厅已是格拉索的地盘，不仅仅是因为指令流和挂牌活动给交易员的腰包里带来了利润。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交易大厅中的人员构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尽管女性以及非洲裔职员仍然很少，但是格拉索当年面试时碰到的歧视意大利裔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实际上，意大利裔美国人把持了大部分交易员职位，让大多数交易员感到厌恶的并不是格拉索可能得不到主席一职，而是他可能落选的理由。格拉索回忆说，当时一个在董事会里有眼线的交易员告诉他，他最大的问题可以总结为：他“矮小，秃顶，而且还是意大利裔”。这个交易员援引麦克诺顿的原话说，主席一职“可以授予任何人，但绝不是那个小个子意大利佬”。

当格拉索听到这些侮辱性的话语之后，他决定退出。格拉索准备辞职的消息很快在交易大厅以及管理层中传播开来。这次，费伦知道他是认真的。“意大利佬”这个词把格拉索逼到了悬崖边缘。费伦说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成长、成熟是一回事，但种族歧视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当麦克诺顿听到格拉索的打算之后，他后退了一步，主动联络格拉索，邀请他一起用餐，“讨论他的将来”。格拉索对“俱乐部”的政治哲学十分了解，他知道麦克诺顿此举并不意味着他能够得到主席一职。此时他面对的问题是：应不应该与董事会摊牌然后退出？格拉索认为，他等待领导纽交所的时间足够长了—超过20年。他的年薪是100万美元，但如果他去做一个特许交易商的话，薪水可以翻4番。或许这次他应该接受比利&#8226;约翰斯顿的邀请，在交易大厅立足。

但是他的内心却发出不同的声音。他真的非常热爱交易所，皇后区的记忆也在此刻刺痛着他：为什么他要放弃自己的梦想，让那些趾高气扬的人感到满意？

格拉索同意与麦克诺顿一同用餐—但是，他说应该由他安排地方，而且更特别的是，晚餐就安排在他的私人俱乐部。这家俱乐部名叫“Tiro a Segno”，意思是“击中目标”，这个名字来自于它的一个特色服务。这家俱乐部是纽约历史最悠久的意大利裔美国人俱乐部，它因众多富豪顾客、五星级餐宴以及地下射击场闻名。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最合适不过的地方，格拉索想，这个地方可以让麦克诺顿感到浑身不自在。

在格拉索看来，麦克诺顿似乎从坐下那刻起就表现得很不舒服。俱乐部里都是一些穿着前卫的人，像是一群客串黑帮电影的演员。麦克诺顿穿着一件保守的灰色西装，里面是笔挺的白衬衫和黑色的领带。当两个人开始用餐后，他们谈论了一些有关纽交所的事。费伦退休的事两人提到了几次，然后麦克诺顿转到主要的话题上：格拉索的将来。根据格拉索的回忆，麦克诺顿当时说：“你看，迪克，你是主席一职的重要人选，你也有巨大的潜力，但是你还太年轻。”麦克诺顿还说：“我也曾经因为太年轻，而与CEO的职位擦肩而过，但是我最后还是如愿以偿。你也将会成为CEO的。”

对于麦克诺顿虚伪的关切，格拉索的自然反应是暴跳起来，但是经过数年跟随费伦的经历，他学会了一点控制自己情绪的本领。“你是对的。”格拉索平静地回答说，“我将在纽交所或者别的地方当上CEO。”两个人继续享用晚餐，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但是这期间的对话，确实让麦克诺顿非常不舒服。

第二天早上，格拉索还没来得及细想与麦克诺顿共进晚餐的事，电话就响了起来。“迪克，我是拉斯克。”电话里的人说道，“今天中午，到午餐俱乐部见我。”除了费伦，格拉索还有一个被大家称为“邦尼”的密友。拉斯克是格拉索被纽交所录用时的主席，而且他总是会立刻实现对格拉索作出的承诺。从那时起，他和格拉索就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当二人在午餐俱乐部碰面之后，拉斯克直截了当地对格拉索说，格拉索针对麦克诺顿作出的评价以及准备离开的打算并不是疯狂的举动。“但是如果你离开了，他们就胜了。”他说。拉斯克还明确地表明，他并不是仅仅代表自己说这番话的，他同时也代表了费伦的想法。费伦此刻正在反省：由于自己的过失，最了解纽交所及其内部运作的人将要离开。

对拉斯克的话，格拉索想了很多，也思考了很久。他再次与费伦交换了意见，费伦向他保证说，主席的职位迟早是他的，他只需要耐心等待。尽管格拉索与费伦的关系存在着磕磕碰碰的地方，但他对费伦的崇敬却一直没变。“如果老人家对我说，要我留下，我可能就应该留下。”他对一个心腹说，“他是我的导师。”但是，他决定留下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尽管他取得了各种各样的成功，但他不服输、有点好斗的性格依然没改，这种性格要他留下来接着斗。“如果我离开了，他们就胜了。”他重复着拉斯克的建议说。“他们”自然是指有着“贵族血统”的人，比如麦克诺顿以及所有从不给他机会冲出挂牌部的人。格拉索不想让这些人得到他们想要的满足感。再说了，在理查德&#8226;詹雷特手下做事能有多糟糕呢？

第三章 通向巅峰之路（2）

如果詹雷特能够担任主席的话，情况不会太坏。但是他却拒绝了提名，转而成为公平投资集团（The Equitable）的负责人，这是一家大型的保险投资集团。他还推荐了一个他认为适合担任纽交所主席的人选—唐纳森–勒夫金–詹雷特证券投资集团的老伙伴威廉&#8226;唐纳森。从履历上看，唐纳森似乎是完美的人选。他曾在美国海军中服役，有着坚实的脸庞以及宽厚的肩膀，他的过往经历相当耀眼。他曾就读于耶鲁大学，后来从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后，帮助建立了华尔街一家顶尖投资集团。他是当时美国总统乔治&#8226;H&#8226;W&#8226;布什的密友，他们都是耶鲁大学骷髅会的成员。在唐纳森的领导下，唐纳森–勒夫金–詹雷特证券投资集团是华尔街第一家在纽交所挂牌的投资集团，这是在1969年。离开这家投资集团之后，唐纳森仍然与华尔街保持着战略上的联系；他先去了白宫，在理查德&#8226;尼克松总统手下做事，后来他一手设立了耶鲁大学管理学院，他从而也成了这个学院的首任院长。在纽交所董事会众多成员与他接触之后，他表示有意担任纽交所主席一职。费伦也明确地告知格拉索，有一项更为宏大的计划在运作。与詹雷特一样，唐纳森是缓和格拉索的挑剔过分、磨平他突出缺点的最佳人选。当然，格拉索仍将担任总裁一职，作为补偿性的奖励，还被授予执行副主席的头衔。这似乎足够让格拉索下定决心成为新团队中的一分子。

格拉索并不确定自己希望从新任上司那里得到什么，但在唐纳森的正式任命下来后，他们第一次碰了面。会面之后，格拉索觉得自己被震动了。那天晚上他回到家之后，对妻子洛丽说，唐纳森简直就是第二个罗伯特&#8226;伯恩鲍姆—努力帮助他成功的人。格拉索说，唐纳森名如其人，与他简历上描述的丝毫没有出入：精练，有修养而且真诚。他们已经商定在几天内一起用餐，届时将确定两人的职责范围。

唐纳森把晚餐会面定在曼哈顿上东区的一家意大利餐厅，与格拉索位于格林威治村的俱乐部不同的是，这家餐厅没有太多戴着尾戒的嬉皮人士，都是一些戴着劳力士、身着昂贵黑色西装的投资银行家。满脸笑容的侍者熟识唐纳森，他们称他“唐纳森先生”。准备会面时格拉索的感觉就非常好，而在唐纳森阐述他对未来的看法时，格拉索的感觉更加美妙了。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两人享用了通心粉、小牛肉和昂贵的红酒，唐纳森用准CEO的规格接待了格拉索。他说，格拉索是纽交所不可或缺的领导人，他将帮助格拉索在履历中增加新的重量级资本。格拉索将可以充分发挥他的才能，扩大与各界的联系网络，并可以向一个创立了华尔街最大投资集团之一的人学习如何运作一个企业。格拉索对唐纳森知之甚少，只是在报纸上读过一些报道，但是唐纳森平易近人的风格立刻赢得了格拉索的信任。

格拉索与唐纳森会面时有一个担忧，他担心唐纳森是一个事事亲历亲为的领导者。但事实与格拉索的担忧刚好相反，唐纳森不仅没有限制格拉索的权力，反而希望扩大格拉索的职权。实际上，唐纳森非常清晰地向格拉索表明，他准备将所有日常、具体的运营事务交由格拉索负责。根据格拉索的回忆，唐纳森当时对他说：“你向我报告，其他所有人向你报告。”格拉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一次专访中，唐纳森表示他当时用的不完全是那些词句，但他的确同意给予格拉索更多的职权。

那天晚上，格拉索回到家里时欣喜若狂；他对妻子洛丽说，唐纳森非常“伟大”，两人所做的安排会得到“完美”实施。格拉索此时拥有处理一切日常事务的职权，他不仅要负责“俱乐部”挣钱的部门，而且还要负责其强有力的监管部门。当然，华尔街最上层的监管机构是证交会，但是按照证券法规的规定，纽交所是自我监管的机构。这意味着，从字面上来说，格拉索已经是“警察局长”—负责监管股票经纪企业以及在纽交所大厅交易股票的投资集团。

如果落到错误对象的手中，这种权威很容易被一个挖空心思满足私利的主席所滥用，因为这个职位包含着固有的利益冲突弊端—主席是成员投资集团的监管者，但是反过来，成员投资集团又是主席工资的确定者。

格拉索在规划自己的未来时，是否想到过这一层，我们不得而知：随着唐纳森不再做演讲，无论从哪方面讲，手中掌握着巨大的“俱乐部”官僚体系的格拉索都准备好“登台演出”。他要做的就是再等一小段时间，届时主席这个头衔就将是他的。换句话说，比利&#8226;唐纳森在任的时间不会太长。

在唐纳森搬进费伦的豪华办公室之后不久，他就遇到了第一个重大危机。事情的真实情况是，这位新主席的私人生活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复杂。唐纳森与妻子埃文&#8226;伯格结婚已有34年，埃文是曼哈顿的一个社会名流。夫妻两人收?了两个孩子。

之前，外界对唐纳森夫妇的看法是，埃文是唐纳森的坚强后盾，在纽约市的社会活动中，经常能看到她陪在丈夫身边。但是唐纳森在担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时，却有了一段婚外情：对方是康涅狄格州一名国会议员的妻子，她当时供职于耶鲁。更糟糕的是，这个名叫简&#8226;莫里森的女子有了身孕，而且就在唐纳森就任纽交所主席的那段时间生下了孩子。

听到唐纳森有一个私生子的传闻时，格拉索和他的公共关系主管理查德&#8226;托伦扎诺才刚刚开始认识唐纳森。格拉索还在努力寻找自己与新主席的共通点。尽管一开始发现了一些共通的地方，但格拉索仔细琢磨后发现，他和唐纳森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唐纳森外形俊朗，头发浓密；而格拉索又矮又胖，还是秃顶。唐纳森很少高声说话，而格拉索从不顾忌地叫嚷着驱赶部下做事。格拉索的野心让他们每天工作18个小时，而唐纳森给人的印象是，他似乎更愿意早点下班。

托伦扎诺觉得自己刚从一个最大的公关挑战中挣扎着存活了下来—1987年股市崩盘，是他帮助制定了一套策略，让费伦将纽交所刻画成一个乱世中相对稳定的避风港，才最终扭转了局势。托伦扎诺在布鲁克林区长大，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他能够与各种各样的人和机构打交道，从“俱乐部”最具实力的场内交易员到报道纽交所的顶尖商业媒体。在华尔街，托伦扎诺游刃有余。但在唐纳森私生子一事传开之后，他不得不疲于应付一些报纸打来的电话，其中包括《华尔街日报》。似乎突然之间，托伦扎诺遇到了他从未碰到过的难题。

格拉索第一次听到有关传闻时，他评价道：“他看起来还像个童子军啊。”但是托伦扎诺做了调查工作，甚至直接找到了唐纳森，了解相关情况。最终传闻被证实：年近60岁的唐纳森成了一个小男孩的父亲，而这个孩子的母亲却不是他的妻子。

第三章 通向巅峰之路（3）

对于如何消除外界传闻，唐纳森毫无办法。托伦扎诺回忆说，唐纳森最初的反应是坐视不理；后来他又对托伦扎诺说，他想否认整件事情。托伦扎诺知道这些策略都不会起作用。他知道私生子的故事是一个致命的把柄—而且他还没有准备好出面回应，因为他需要首先相信自己编撰的理由。除此之外，唐纳森并不是一个无名的政府官僚，他是华尔街精英阶层的一分子，他的职业生涯中包括在政界、商界的上层从业经历。他的名字甚至被印在华尔街一家重要投资集团的门上。（唐纳森回忆说，当时他并没有和托伦扎诺谈论过私生子的事情，只和格拉索说过。）

托伦扎诺认为，制止传闻流传的最好方法是让记者们觉得自讨没趣，尤其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在大约3天时间里，托伦扎诺与《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和编辑进行了几次火药味十足的交谈，他强调说，写这类报道等于是降低了他们的格调。托伦扎诺说，无论唐纳森做了什么，那只是成年人之间两厢情愿的一种关系，对他担任纽交所主席的能力没有任何影响。

最终，《华尔街日报》和其他报纸选择了退却。托伦扎诺长舒了一口气，但是他坚决不想再被置于相同的处境中去。也就是从那刻起，托伦扎诺对唐纳森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他发现了新任主席的阴暗面以及他缺少的某种特有的气质，而前任主席费伦正是凭着这种气质成为人们乐意共事的领导人。除此之外，他知道私生子的事还会“反扑”，这让他觉得极为不安。一两个月之后，托伦扎诺告知格拉索，他将要辞职去另外一家投资集团，担任史克必成投资集团（Smithkline Beecham）的公关主管，史克必成是一家大型制药投资集团。格拉索问托伦扎诺他能够做些什么事才能挽留住他，托伦扎诺回答说，什么都不能留住他，而且还加了一句：“缺少了费伦，这个地方已经完全不同了。”

格拉索没有这样说，但他很快就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对外界而言，格拉索–唐纳森团队也被简单地称做“内部先生和外部先生”，他们将纽交所运转得像钟表一样有条不紊，至少看起来是这样。1991年，唐纳森度过了顶级岗位上第一个完整的一年，纽交所也从亏损中走了出来，并且收获了近1 200万美元的利润。格拉索与唐纳森是华尔街的阴阳两面，他们互为补充，这也是弗兰克&#8226;扎布所认为的二人关系，扎布当时是史密斯–巴尼（Smith Barney）投资银行的掌门人。扎布第一次见到格拉索与唐纳森时，两人就是作为一个团队出现的，当时他们安排了一次会议，因为扎布掌管的大型投资银行准备将交易指令发送到当地的交易所，而不是纽交所交易大厅。由于对格拉索和唐纳森都不是很了解，扎布让下属做了一个简短的有关两人的介绍：据这些职员猜测，唐纳森将摆出种种商业理由以证明扎布不在纽交所交易是个错误；如果唐纳森的招数无法奏效，那么格拉索就会站出来，打出最后的王牌，他会礼貌地提醒扎布，纽交所还是史密斯–巴尼的监管者，这意味着如果将交易指令发送到别的地方就可能会遇到大量的麻烦。正式会面的情形与职员报告的一样，唐纳森与格拉索落座之后，唐纳森打开了会谈话题，为扎布摆出了所有的有利后果。然后格拉索出来“扮黑脸”，据扎布回忆，当时他并没有听到非常直接的威胁，但是格拉索提到了纽交所对于成员投资集团的管理能力以及确保最优价格的能力。这引起了扎布的注意，也足以让他下定决心，继续向纽交所交易大厅发送交易指令。

扎布与格拉索的第一次会面也揭开了华尔街最反复无常的一段关系。刚开始时，他们之间还比较友好。格拉索对扎布做了一番研究，他对自己所发现的一切很欣赏。扎布也是一名意大利裔美国人，出身工人阶级家庭，他曾在华盛顿到达他职业生涯中的权力高峰—他当时在前总统杰拉尔德&#8226;福特的手下做事，享有“能源恺撒”的称号。后来，扎布来到华尔街，掌管一家顶尖投资银行。不管涉及多少钱，他从不违反道德“抄近路”，这种做法也被外界所熟知，用华尔街的术语来说，他是一名真正的“童子军”①。

与此同时，扎布也十分信任格拉索并开始帮助他劝说其他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大投资集团跳到纽交所，其中包括微软投资集团。格拉索很快把扎布吸纳进“俱乐部”最重要的一个团队：任命纽交所董事会各负责人的“独立委员会”。扎布与格拉索成为经常在餐桌上碰面的好伙伴。在这些碰面中，扎布为格拉索平易近人的风格所惊讶，因为所有有关格拉索的评价都说他是脾气火暴的“斗士”。扎布也许不知道的一点是，格拉索的“亲切”举动是有所图的。那时，格拉索知道如果自己某一天要当上纽交所主席，就必须在董事会里安插自己的人马。没过多久，他就给扎布和独立委员会的成员提供了一份名单，他说名单上的人都是董事会成员的最好人选。尽管这并不十分像一个必须从名单中挑选人选的命令，但扎布发现，当谈论其他热门人选时，格拉索的眼神以及声音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格拉索非常清楚地表明，如果他提出的人选中有人落选的话，他将会非常非常地失望。扎布和委员会领会到了格拉索发出的信息。

到1991年底的时候，唐纳森的婚姻仍然在维持着，他似乎已经安抚好了妻子。他同时也搬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墙上和柜子里都是他在华尔街以及政府长期职业生涯中与各界名流的合影。当然，其中一幅就是他与“骷髅会”的伙伴乔治·H·W·布什的合影，另外还有一些他在海军中服役的照片。除了这些照片之外，墙上还挂了一幅巨大的油画，这幅画描述了唐纳森生活的每一部分都与他作为纽交所主席的身份相符。

第三章 通向巅峰之路（4）

尴尬处境

一天下午，格拉索被召集到6楼举行一个策略研讨会。坐进椅子中，格拉索突然意识到他目前职位的尴尬处境。以唐纳森的资历来衡量格拉索，他似乎还不足以担任纽交所主席。费伦已经将这个位置的地位提升到等同于证交会主席或美联储主席的高度。而且唐纳森似乎—至少在格拉索看来，而且越来越多的华尔街精英也发现—乐意在主席位置上继续待下去。他期望继续享受运作纽交所的乐趣：周游世界，与各国商界领导人会面，新投资集团挂牌庆典以及开市钟敲响的叮当声。与此同时，格拉索承担着沉重的挂牌业务—拉拢新投资集团在纽交所挂牌，劝说券商将交易指令发送到交易大厅。而唐纳森对格拉索说的却是，他准备出国几趟，在世界范围内拓展纽交所的品牌，发掘大规模的资源“仓库”。他同时还准备多做一些演讲，不仅仅在纽约市而且要到华盛顿去做公共政策本质方面的演讲，这将让竞争对手纳斯达克认识到身处纽约的这个家伙不好对付。

格拉索带着一股怨恨坐在那里，现在他知道唐纳森为什么让他分担如此多的日常运营工作。格拉索做了所有的工作，而唐纳森则在环游世界。更糟糕的是，短期内他没有任何离开主席职位的意向。实际上，根据格拉索的回忆，唐纳森还在寻求增加自己的工资。他的年薪据估计大概为200万美元，这与他以往在华尔街的收入是相对应的，但据说比费伦当年的收入要少几百万美元。唐纳森告诉格拉索，他准备向董事会争取更多的薪水，而与此同时他却在削减格拉索的收入。在费伦担任主席期间，格拉索的年薪超过了100万美元，而他此时的工资大概为90万美元。格拉索所能想到的是：唐纳森在主席位置上仅仅只待了还不到一年，却已经在抱怨自己薪水太少的同时削减格拉索的工资了。

格拉索尽一切可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他最喜欢的电影是《教父2》，因此他明白“与朋友保持紧密联系，与敌人保持更加紧密的联系”这句话所包含的寓意。他刚刚读完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Machivelli）的《君主论》一书。此外，他还钻研过拳王穆罕默德&#8226;阿里在扎伊尔击倒乔治&#8226;福尔曼的那场经典比赛，这场比赛也被称为“丛林之战”。与阿里一样，格拉索也准备击倒一个更为高大、强壮的冠军对手—从一个低的角度找到敌人的弱点，然后出击。这也正是他所做的。在董事会会议中，当有关纽交所的一些棘手的问题让唐纳森难以回答时，格拉索就会站出来圆场。如果唐纳森出席午餐会或晚餐会，格拉索一定会出现在唐纳森所喜欢的餐厅里，笑迎场内经纪或招待顶尖经纪投资集团的经理们。

但是，格拉索并不总是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一天下午，唐纳森让格拉索联系一些顶尖特许交易商投资集团的经理们，在纽交所的餐厅举行一个小型见面会。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唐纳森在华尔街工作了30多年，但对他掌控的交易所大厅中的交易员却一个都不认识。此时，格拉索站了出来，用一种 “完美”的方式证明了唐纳森与纽交所内部工作的脱节程度。在鸡尾酒晚会开始前，来自顶尖特许交易商投资集团的12位经理站成一列，挨个与主席唐纳森握手。当唐纳森呆板、机械地握手时，格拉索就站在上司的旁边；在握手仪式结束前，格拉索从人群中走出，抓住一个经理，“我跟你打个赌，”格拉索说，“就算你重新回到那里，和他再握一次手，他也绝对不会认出你。”经理给了格拉索一个嘲弄的表情。但正如格拉索所说的那样，唐纳森伸出了手，似乎第一次看到这个经理一样。格拉索很快给他的上司起了一个外号：“空壳人”（the empty suit，意即虚伪不实的人）。没过多久，这个外号传遍了整个纽交所。

尽管憋了一肚子火，但格拉索知道自己不可能通过一些小伎俩把唐纳森赶下台。他与朋友越多地谈论华尔街，他越意识到自己所要面对的是什么。尽管他掌握了纽交所全部内部运作情况，尽管他具备了作为推销员的所有技巧，尽管他得到了大厅交易员团体以及诸如塔利、科曼斯基等人的支持，格拉索仍然被许多华尔街精英看做是来自皇后区、文化水平不高的意大利佬。现在他需要改变他们的看法。

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节日，在这个日子里，相互竞争的对手可以聚到一起，拿对方寻开心。华尔街的“羞辱仪式”是每年一度的为“兄弟互助会”举办的一个晚会，在曼哈顿的圣瑞吉斯饭店举行。这个晚上，人们徜徉在牛排、酒水与雪茄之间，而且还有一个“节目”会上演，通常是新入会的成员表演滑稽短剧，这些新人通常会穿着奇装异服，以歌唱或背诵诗歌的方式来搞活气氛（有时也可能会遭遇一两个面包的袭击）。

第三章 通向巅峰之路（5）

扩大关系网

“兄弟互助会”给了格拉索一个完全不同的机会，他也迫不及待地扑向这个机会。1993年，新入会的成员包括迈克尔&#8226;卡朋特，基德尔&#8226;皮博迪投资集团CEO；恶意收购专家约瑟夫&#8226;佩雷拉；乔恩&#8226;科尔津，当时是高盛投资集团的债券交易员；股票交易员休斯&#8226;洛温斯坦；还有詹姆斯（“吉米”）&#8226;凯恩，贝尔斯登公司CEO。这个名单足够让期待扩大关系网络的格拉索垂涎不已了。

凯恩30岁刚出头时就来到了华尔街工作，经历过一次离婚、一次职业转变以及一段时间的职业桥牌选手生涯之后，他与一名前选美小姐再次步入婚姻殿堂，这也给了他所有的动力，放弃桥牌生涯，转而从事股票和债券交易。他从一个名叫莱贝撒尔投资集团（Lebenthal & Company）的小投资集团起步，后来掌握了一长串的客户名单，其中包括蒂施家族。他很快进入了传奇交易员艾伦（“艾斯”）&#8226;格林伯格执掌的贝尔斯登投资集团，与凯恩一样，格林伯格也喜欢玩桥牌。

几乎从凯恩进入贝尔斯登公司的那刻起，他的前同事就说他表现出要掌管这个地方的意图。数年中，凯恩一直载格林伯格上班，他同时也不断地取悦格林伯格，他为投资集团带来大量收入，同时将竞争者一一踢开。没过多久，凯恩成为格林伯格的高级副手之一。最终，凯恩通过获得投资集团管理委员会的支持以及格林伯格的首肯，他成了贝尔斯登公司的一号人物，登上了CEO的宝座（格林伯格之后作为投资集团主席仍在贝尔斯登公司待了很长时间）。凯恩加入“兄弟互助会”也正式地向华尔街宣布了自己的地位。

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新人在一个专业表演教练的指导下排练滑稽短剧。格拉索对凯恩知之甚少，但在排练中，两个人发现有很多的共同话题。格拉索很快就开始谈论对唐纳森的不满。至少，格林伯格将贝尔斯登建成了一个大投资集团，听格拉索抱怨时，凯恩这样想到。没人会怀疑格林伯格是华尔街最好的交易员，而格拉索的抱怨似乎让人觉得唐纳森是美国企业界最懒惰的CEO。

凯恩对新朋友的处境表示同情，此时晚会的盛大表演正式开始。凯恩戴着一副巨大的棕色假发，穿着黑色长袜，开始朗读写在纸牌上的诗句。众人爆发出阵阵欢呼声。

格拉索紧挨着凯恩上台，与凯恩一样，格拉索也男扮女装，穿着高跟鞋、长袜，头上套着巨大的金色假发，胸前还挂了两个假胸。当格拉索走到舞台上时，台下的人哄堂大笑。他表演的短剧是“白色圣诞节”的一个片断。在他演绎的版本中，歌词被改成了“我梦想看到一个新的华尔街，矮小的意大利人遍布各个角落”。极度兴奋的众人向他砸去小面包，面包像雨点一样落到他光秃秃的脑袋上。表演结束后，格拉索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他们喜欢他的短剧，认为他的戏装很有型。尽管博得了大家的爆笑，但他在短剧中表达的信息却是真实的，而且那晚他所建立的人际关系在他实现梦想的道路上陪伴了他很久，其中最持久的就是他和凯恩之间的友谊。

第三章 通向巅峰之路（6）

纳斯达克的挑战

从多个方面来讲，1992年对于纽交所都是一个分水岭。1987年爆发的股市崩盘正式结束，市场的低迷面貌也在低利率的帮助下得以改观。随着IPO（首次公开募股）市场的复苏，新的挂牌活动源源不断地拥向纽交所。那一年，纽交所举办了庆祝成立200周年的晚会。曾任前苏联总统的米哈伊尔&#8226;戈尔巴乔夫以及美国前总统罗纳德&#8226;里根出席了庆典。唐纳森也借访问中国的机会，与中国高层经济领导会晤，为媒体增添了新闻。但最重要的事件是纽交所最大竞争对手—纳斯达克—带来的新一轮挑战。

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这个运营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机构一直默默忍受被视为二流股票交易联盟的现实。但是此时他们看到一个改变的机会，他们得出结论：在唐纳森的领导下，纽交所即将走向下坡路。而这个机会将在唐纳森处理有关“指令流费用”听证会时最终到来。指令流费用涉及为共同基金付回扣的股票经纪以及其他大型机构投资商。指令流费用是内部行规的一种，华尔街外面很少有人了解。它是对普通投资者收取的一种隐形税收，尤其是对共同基金投资商和养老基金投资商。问题是这些基金将他们的交易发送给股票经纪，而不是发送给为交易提供最优价格的交易所，然后由股票经纪给他们提供巨额支票（有些情况下，给他们提供最丰厚的礼物，比如计算机系统、高速数据线等等）。额外的成本由股份持有者支付，因为交易的完成不是基于最优价格，而是基于为指令流支付了多少钱。

在一次国会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前，唐纳森把格拉索带到他的办公室，给他临时补课。格拉索的观点很简单：指令流收费系统是腐败的，因为它扭曲了交易员的优先选择。“听着，这是你必须为客户所承担的一部分基本职责。”格拉索说，“你有义务为了客户在最佳时段、以最优价格完成交易。这很简单。”唐纳森的脸上再次浮现格拉索每次说一些他不懂的话题时都能看到的表情：他的眼睛收窄，盯着格拉索看并且重复他听到的每一句话。格拉索提醒他在听证会上时刻记住一条最简单的信息：指令流费用是对小投资者的压榨。

听证会开始时，唐纳森看起来很自信，把握十足。他穿着一件黑色西装，头发梳得非常整齐，给人一种非常俊朗的感觉。尽管他看起来很自信，但他开口说话时却显得似乎迷失了方向。他肯定知道自己已经让台下的人不再相信他的话，于是他开始用双手比画，竭力想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华盛顿特区的K大街，纳斯达克的总部里，CEO约瑟夫&#8226;哈迪曼要求自己的管理团队成员收看听证会—他们看得欢呼雀跃。在这栋大厦的11楼，一个年轻的名叫帕特里克&#8226;希利的市场经理在自己的办公室举行了一个模拟听证会，背景是国会听证会的电视画面。唐纳森的糟糕表现更加坚定了希利的信心，他认为纳斯达克有机会出击，将外界的注意力从纽交所引开。

而参加了听证会的哈迪曼的想法也一样。纳斯达克由戈登&#8226;麦克林于1971年创立，主要是作为特许交易商系统的代替者出现的。从那时起，它已经演化成一个合法拥有自己交易员的股票市场，这些交易员也被称为“做市商”，通过电脑终端交易股票。最初，纳斯达克被媒体追捧为“股票交易的未来”；许多金融类日报更是发表了纽交所和交易大厅的“讣闻”，他们认为纽交所及其交易大厅根本无法与电脑交易的效率和速度相匹敌。但是数年来，纳斯达克却一直未能实现财政上的腾飞。尽管它竭力推销自己的低廉挂牌费以及快捷、有效的电脑交易，但是各投资集团依然将自己的股票在纽交所挂牌上市。1987年的股市崩盘也没有带来任何改观。纽交所承诺随时有人恭候交易指令并能够在任何条件下—即使价格空前下跌—都能够做市的承诺在危机中被证明非常有效。而纳斯达克的许多做市商只是简单地拒绝听电话或拒绝完成交易。

哈迪曼自1987年开始执掌纳斯达克，并且致力于改进在股市崩盘时期让客户极为失望的交易系统。至1992年，纳斯达克的交易系统已经能够承受崩盘情况下的卖出压力。哈迪曼在解决技术难题之后，准备着手解决一个更大的难题。从成立的第一天起，纳斯达克就被外界清楚地定义为二流交易联盟，这是给那些诸如美国国际集团赚取足够市值以及达到其他财政标准的地方，这些目标都实现之后，这些投资集团就会选择纽交所。希利还记得哈迪曼召集反击会议的日子。哈迪曼的游戏计划是要建立一种“我们反对他们”的精神状态。他的进军指令很简单：像希利这样的职员要与在纳斯达克挂牌的龙头企业接洽，提醒它们在什么地方获得了起步机会，哪个交易所在它们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没有忽视它们。

哈迪曼并没有停留在这里，他还提高了当时低得可怜的挂牌费（5 000美元甚至更少，而纽交所收取的是50万美元），并且将这些钱投入广告宣传和品牌提升领域。哈迪曼在硅谷设了一个办公室，他断定新技术浪潮的不断涌来将会使更多的投资集团寻求上市。它们中的许多投资集团可能会以失败告终，一些可能一直处于困境当中，但是那些存活下来的将成为新技术革命浪潮的一部分。

哈迪曼此时必须找到一种途径来对抗格拉索。他已经见到太多的投资集团在格拉索的压力下“逃离”纳斯达克—他还听说了格拉索从大型经纪投资集团压榨指令流的故事，这些经纪投资集团既是纳斯达克的会员，同时也是纽交所的会员。而且，他还知道格拉索有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就是从纳斯达克窃取更多的投资集团。哈迪曼让自己的员工密切注意格拉索的一举一动，这也意味着要捍卫被格拉索称为“让人忧虑的四家投资集团”：微软、思科、英特尔和戴尔。

由于哈迪曼的远见卓识和得当的安排，格拉索在猎取4大投资集团时费尽周折。在纳斯达克挂牌的领军企业之间似乎第一次出现了惺惺相惜的景象。在哈迪曼的努力下，纳斯达克不再是一个二流联盟。在这里挂牌的投资集团认为自己是“离经叛道者”，他们蔑视传统意义上的财富之路，在没有华尔街支持的条件下，借助一个暴富的股票市场—一个无视传统财富，迎合新兴企业阶层的市场—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哈迪曼开始了他第二阶段的计划，要求市场营销大师布赖恩&#8226;霍兰德发起一场广告攻势，将纳斯达克的形象推到更高的层次。哈迪曼很清楚自己针对的是什么。他经过一些市场调查，发现如果让人们说出一个股票交易所的名字，82％的人第一时间就会说出纽交所的名字，39％的人说的是已经风雨飘摇的美交所，只有22％的人说出了纳斯达克的名字。广告闪电战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这也是历史上首次产生关于交易所的广告。

第三章 通向巅峰之路（7）

纳斯达克新的广告战役按照哈迪曼设想的形式在电视上播放。广告中，纳斯达克代表了未来，它将是“下一个百年的股票市场”。而对纽交所来说，这无疑是一阵又响又急的警示铃声，与以往任何挑战都不一样。格拉索回忆说，他第一次在办公室里看到电视里播放的广告时骂道：“这他妈的是什么东西？”他拨通唐纳森的电话咆哮道，然后敦促唐纳森尽快采取应对行动。哈迪曼随后通过一些负面广告增加了自己的赌注，矛头直接指向纽交所。广告中，微软CEO以及其他在纳斯达克挂牌的投资集团首席执行官的极富特色的褒奖暗示纽交所已经落后于时代潮流。“这个杂种！”格拉索心里骂道。他想以牙还牙，但这并不容易做到：做这样的广告需要花费大量资金，甚至有可能使自己陷于破产的境地，因为纽交所在1992年的收入大概为4 000万美元，1993年的收入也没增加多少。对场内交易员增收各项费用根本不可能，因为这些人在经历过惨淡的几年之后刚刚站稳脚跟。

格拉索处境艰难，他也知道这一点。于是他打电话给唐纳森，要求他与哈迪曼举行一次会谈，发出一个不那么挑衅的威胁：撤回广告，否则将面临一系列的后果。但哈迪曼根本不为所动。格拉索于是立刻向哈迪曼摊牌：“如果不停止在广告里攻击纽交所，我们将发动核弹般的攻势轰炸K大街（纳斯达克所在地）”—纽交所以华尔街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广告闪电战摧毁纳斯达克。而哈迪曼则回应说，一切刚刚开始，他将很享受两家的竞争。

格拉索怒火中烧，他对哈迪曼发誓说要拼个你死我活；哈迪曼说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唐纳森则一言未发。哈迪曼回到华盛顿后，将格拉索的威胁传达给了自己的员工，同时也描述了唐纳森在会谈过程中保持缄默的表现。“准备迎接战斗。”哈迪曼说。

最后的结果是，格拉索的回应并不是他威胁使用的“核弹”。可能是由于缺钱，也可能是缺少想象力，纽交所的第一波广告攻势强调的仍是“俱乐部”沉闷乏味的形象—纽交所“不仅仅是一个市场，还是一种做生意的方式”。这些广告第一次播出时，哈迪曼简直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之情；霍兰德也被给予足够的资金和权限对纽交所施加更大的压力。到1993年底，温和、不太会鼓动人的乔（昵称）&#8226;哈迪曼，这个一对一较量根本无法与格拉索匹敌，个人履历与唐纳森相比极为苍白的纳斯达克领导者，完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成功阻止了大投资集团离开纳斯达克投奔纽交所的浪潮。白手起家的纳斯达克此时已经在交易量上超过了其他交易所。格拉索比任何人都清楚具体的数字变化。

格拉索与唐纳森之间的权力纷争以及“俱乐部”与纳斯达克之间的市场斗争对交易大厅似乎没有什么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期，场内交易员享受着股市繁荣回归带来的果实。尽管曾有规定禁止在交易工作站里饮酒以及服用毒品，但是狂欢派对仍然在纽交所交易员能够出现的各种地方进行着：午餐会俱乐部、浴室等。特许交易商投资集团拉布兰奇投资集团众多交易员经常聚集在一个俱乐部里，他们把它简单地称为“拉布兰奇营地”。午餐一直是交易大厅里的一件大事。崩盘时期的火鸡三明治以及比萨饼已经不见踪影。交易员和股票经纪在自己的工作站里享用着牛排和龙虾—或者溜到附近的康乐馆里消遣一小时。一直以来，交易大厅都有种浓郁的兄弟会氛围，但是现在交易员们被失控的利润弄花了眼。

控制交易大厅

格拉索与交易大厅的关系一直非常复杂。大型经纪投资集团认为交易大厅是华尔街的蛮荒野地带，里面充满了一无是处的人和没有别的地方可去的穴居人。但是格拉索与大经纪投资集团的一些人很早就已熟识并且关系密切，比如斯皮尔–利兹–凯洛格投资集团CEO彼得&#8226;凯洛格、拉布兰奇投资集团高级合伙人比利&#8226;约翰斯顿、负责运作奎克–赖利投资集团贴现票经纪项目的克里斯托弗&#8226;奎克，另外还有许多格拉索在担任挂牌部办事员时结识的人。资历非常老的场内交易员沃尔特&#8226;舒伯特在格拉索身边时感觉非常舒服，于是在决定向工作伙伴表明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时，他向格拉索寻求帮助。由于交易大厅向来都是由男性文化主宰，舒伯特担心自己可能会被看做一个下贱的人，但是格拉索对舒伯特说他会站在他身边支持他。“舒比（昵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格拉索说，“这是一个意大利裔的纽交所总裁第一次拥抱一个公开承认自己同性恋身份的会员。”

格拉索同时也将交易大厅看做是一个增强他实力的地方。华尔街的繁荣为场内交易员提供了超越他们金融等级制里身份的权力。许多场内交易员和特许交易商拥有自己的交易席位，而且席位价格也再次攀升到了费伦时代的水平，每个席位的价格大约为100万美元，这使得他们成为“俱乐部”实际上的所有者，非常富有的所有者。此时，格拉索与华尔街大经纪投资集团的经理们已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但他知道自己还不能控制华尔街上最具权威的人物。他可以控制交易大厅，他也这样做了：通过指派重要的委员会，将新挂牌产生的业务分配给与他联系紧密的经纪投资集团，而且根据场内交易员的回忆，格拉索越来越多地通过恐吓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纽交所通过审计和法规直接管理交易员，交易员说，格拉索如果想把某些人踢开，就会开始谋划如何将这些人的生活变得苦不堪言。

到1994年初，格拉索已经笼络好了他的高级职员，他认为是时候该唐纳森下台，让他接任纽交所主席了。格拉索雇用了证交会一名前官员埃德（昵称）&#8226;夸瓦瑟担任监管部负责人；凯茜（昵称）&#8226;金尼为格拉索工作了近20年，此时负责掌管交易大厅。格拉索后来听说，交易员对这个安排表示不满，因为她“缺乏经验”。格拉索把这归结为性别歧视：男性天下的交易大厅肯定不愿听从一个女性的命令。格拉索本可以用鲍勃&#8226;布里茨来替换金尼，布里茨此时掌管技术部门，但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想法。他说，是时候让“野兽们长大了”。无论怎样，所有的道路都指向了顶峰，而那个地方属于他自己。

但是格拉索最喜欢的人是一个38岁、非常精明的“年轻人”，名叫戴维&#8226;达米扬，纽交所挂牌部负责人。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达米扬都是格拉索手下的“二号人物”，但即便是格拉索也承认，达米扬可以很轻易地成为“头号人物”。格拉索与达米扬一起工作超过了10年，在这期间，两人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密。两人都成长于工人阶层，当两人在一些事务上观点不同时，他们身上的“街头男孩”习性就会显露出来，两人相互咒骂，有一次差点打起来。但是他们总是能发现共通的地方。有达米扬在身边，格拉索才能够“诱捕”到一些最大单的挂牌业务，这其中就包括1985年从纳斯达克挖走美国国际集团。由于这些原因，格拉索经常说，即使他在当上主席后一天便死去，纽交所也会被掌握在一群伟大的人的手里—而他们将听命于达米扬。

第三章 通向巅峰之路（8）

格拉索–达米扬的团队自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他们在争取新投资集团挂牌方面创下了新纪录，在纽交所交易的股票份额占总量的比例一直稳定在80％以上。他们同时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唐纳森，因为后者在新闻发布会上以及商业媒体的专访中，把一切成就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但格拉索一直保持沉默，因为在纽交所内部，人们对所有成就的来源是一清二楚的，包括越来越多的董事会成员也慢慢得出结论：没有格拉索，他们将迷失方向。至于会迷失到什么程度，在唐纳森向董事会简短汇报他最近的出国行程时表露无遗。唐纳森提出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增加海外投资集团挂牌数量，他认为，在他的努力之下，这方面的成绩一直在增长。这可能也是他去韩国的原因所在。但是他在韩国向董事会报告说他决定多待两天，游览一下非军事区的地道，那些地道在40年前的朝鲜战争中曾被使用过。“我想不明白，他在那下面能争取到多少挂牌业务？”格拉索一边听着唐纳森描述他的旅程，一边想道。董事会也和格拉索一样保持沉默，后来，格拉索发现很多人的想法跟他一样。

当格拉索的朋友以及商业伙伴听到这些故事时，他们敦促格拉索立即采取行动。而格拉索总是用他最喜欢的答案来回应：“记住扎伊尔！”尽管格拉索从进入纽交所到此时并没有真正变成熟，但他变得聪明多了。可能是读了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也可能是从《教父》中的唐&#8226;科莱奥内那里汲取了经验，格拉索知道时机已经到了。此外，在他最喜欢的重量级拳击比赛中，阿里在扎伊尔击败了乔治&#8226;福尔曼，格拉索从中也收获良多。在极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阿里赢得了比赛；格拉索认为自己也能做到。再击打几拳，唐纳森就会连谁打他都不知道了。

但是，逼宫唐纳森的行动因为一起悲剧不得不暂时中止。格拉索的左右手达米扬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而且在几个月后病逝。对格拉索来说，看着从1979年就已认识的人，一个心腹知己，如此年轻（只有38岁）就告别人世，他心如刀绞。在达米扬病情日益严重的日子里，格拉索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去医院陪他，他同时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喜欢达米扬的原因：他是年轻版的格拉索。他们的家庭背景都不好，都有一副火暴脾气；他们都认为即使立刻得到委任，也能经营好“俱乐部”。他们还有另外一些共通的地方：对唐纳森的蔑视。直到达米扬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两人的对话中，他们都在谈论唐纳森缺乏见识和领导才能的事，以及如果自己得到机会将如何运作纽交所。

达米扬在1993年夏天病逝，格拉索宣布了为期一天的非正式悼念日。葬礼在达米扬生活的新迦南举行。唐纳森同意在《纽约时报》以及《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付费广告，纪念达米扬在纽交所供职的岁月。在葬礼上，格拉索发表了演讲，主要是关于他和达米扬在数年中一起经历的美好时光。格拉索带着微笑回忆了他们前往加利福尼亚与威利&#8226;布朗会谈的经历，布朗当时是加州议会极具权威的发言人，格拉索与达米扬成功说服他取消了对纽交所不利的立法。格拉索还回忆了他和达米扬与费伦之间的“交易”，因为费伦总是把他们当做到处乱跑的孩子。整个发言过程中，格拉索大多保持着微笑，但当他说完时，他还是忍不住哭了出来。

达米扬之前一直梦想在新迦南奢华的镇上有一个家，他后来也确实实现了这个梦想，他为妻子和两个女儿买了一栋漂亮的大房子。他们所在的镇当时也是旧时以及新兴百万富翁的家园。但是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达米扬并不是一个百万富翁—远远不是。他的年薪大概为50万美元，这在昂贵的生活开支面前显得捉襟见肘；当他病逝时，格拉索发现他欠下了大笔债务，两笔抵押贷款就达到了100万美元，而且还有其他账单，他的家人根本无力支付。如果得不到帮助，他们将失去自己的家。

格拉索找到唐纳森，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由纽交所出面偿还部分债务。但是，据格拉索回忆说，唐纳森当时就予以拒绝：做广告纪念是一回事，但为一个员工家人支付一大笔钱却是另一件事。但格拉索认为，如果没有像达米扬这样的人，就不会有纽交所。这也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想法。“如果你不这么做，那么你自己管这个鬼地方吧，我退出！”格拉索爆发了，然后冲出了唐纳森的办公室。

格拉索要离开的消息很快在“俱乐部”高层传开，不久丹（昵称）&#8226;塔利也听到了这一消息。此时，塔利不仅仅是纽交所的一名董事，还是美林投资集团的CEO以及纽交所的副主席。与唐纳森争吵后不久，格拉索就从秘书那里接到了一个紧急信息：“塔利先生打来了电话。”格拉索拿起了电话，听到了塔利的声音。“迪克，我是你塔利叔叔。”塔利在电话里说，“我想让你来维希大街（美林投资集团总部所在地）一趟，我们商量一下。”塔利挂上电话前还说了另外一些话：“你哪里都别去……我会处理好这件事。”

格拉索与塔利的会面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也没必要持续太久。塔利说，他会亲自确保达米扬的债务都会被偿清（格拉索不清楚塔利最终说服唐纳森是动用了纽交所的钱，还是自掏腰包付清了债务，他从没问过）。而且塔利还说：此刻不是格拉索退出的时候，他得到主席一职的时机正在飞速地向他靠近。格拉索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并继续做好本职工作。格拉索说自己会处理好工作，离开塔利办公室时，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到这个时候，唐纳森在董事会里获得的支持已经急速减少。一大帮与格拉索出身背景差不多的经理们已经日益成长为大人物，他们从各个交易岗位以及经纪办公室上升到管理层。格拉诺成了普惠投资集团的二号人物；科曼斯基已经准备接替塔利担任美林投资集团的CEO。但是在格拉索职业生涯中出现的最有价值的一个人是金融老手肯尼斯（“肯”）&#8226;朗贡。

20世纪80年初，格拉索第一次见到朗贡时，后者已经是华尔街的一个传奇。1981年，格拉索参与拉到了家得宝投资集团（Home Depot）的挂牌，从那时起，被交易大厅称为“仓库”的这家投资集团一直是纽交所交易的最大的规模投资集团之一。

朗贡从20世纪60年初开始就一直在华尔街工作。后来他用了10年的时间将佩罗集团（Perot）的电子数据系统上市，加上在家得宝投资集团的投资，他成为美国顶级富豪之一。除此之外，他还是纽交所的一个操盘手。他拥有两个交易席位，他在家得宝投资集团的合伙人伯纳德&#8226;马库斯是纽交所董事会成员。他和马库斯都认为格拉索是华尔街冉冉升起的新星，尤其是朗贡，他惊讶于格拉索的推销能力。格拉索不仅仅在争取挂牌业务方面表现卓越，他把这些投资集团留在纽交所的能力同样突出。朗贡对格拉索做过的一件事印象极为深刻：他曾允许一家投资集团在纽交所自己的会议室里召开董事会议。在市场学教科书中，这种做法被称为“交叉促销”，但是朗贡称之为“去他的聪明人”（因为格拉索根本没读过什么书）。

与格拉索竭力要上位不同，唐纳森亟待解决的问题既不是纽交所，也不是纳斯达克的挑战，而是某种对自己更有利的事：他的薪水。他开始催促董事会与其续约并提高薪水。他的举动在“俱乐部”高层中激起了轩然大波。市场在日益改善，衡量交易所运行状况的各项指标也随之改善：挂牌数量增多，在纽交所挂牌的股票交易数量仍然超过了80％。但是，董事会已经认为，所有这些并不是来自于唐纳森的领导，而是来自格拉索的辛勤工作。

第三章 通向巅峰之路（9）

纽交所的新领头人

格拉索之前遭遇打击一直是因为他的脾气大以及不够成熟。而这时的格拉索与以前相比，变得圆滑了很多，至少在公开场合是这样的，而且更加富于心计。拳王阿里在与福尔曼一战中表现出来的耐心成了格拉索的指导原则。他知道自己不可能立刻将唐纳森赶出纽交所，但是经过4年的努力，他一砖一瓦地为唐纳森铺好了下台的路。实际上，唐纳森的倒台也是他自掘坟墓：他要求更多的钱，但是又将每项重要任务都交给格拉索。在这个过程中，格拉索展现出了一种新的姿态：他不再是一个想统治全世界的毛头小孩。在董事会会议中，他表现得非常自信，信心十足。他增加了露面的机会，成了纽交所的对外喉舌。纽交所的公关人员过去经常为格拉索准备长篇演讲稿，让他可以对影响纽交所的事务全盘掌握。但现在格拉索已经抛开了这些演讲稿。“我不会谈论我不知道的事，”他说，“而当我了解了某件事时，我也不需要提示。”

纽交所董事会对唐纳森领导才能以及管理风格的不满是杰弗里&#8226;海曼备忘录的主题，海曼来自休伊特协会（Hewitt Associates），他是一名与纽交所长期合作的薪酬顾问。备忘录的内容是唐纳森提出要求得到“实质性的更高水平的薪酬”，但他的这一要求却遭到一些董事的反对。唐纳森的年薪大概为200万美元，但他认为应该得到与费伦当年持平的薪酬，据纽交所的知情人士透露，当年费伦的年薪接近600万美元。

但是备忘录的内容并不只这些，它还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唐纳森的许多缺点，它们都隐藏在他辉煌简历的后面：“一些有关唐纳森的评价（我从薪酬委员会的成员那里听来的）认为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有自我破坏的倾向。华尔街对他的评价是他缺乏政治领悟力（这让人很吃惊，因为他曾是政府部门的高官），还认为他一切以自己为中心，迫使其他人顺从他的意愿。尽管我没有亲自发现这些缺点，但根据上面的这些说法，唐纳森缺少吸引力（原文如此）的形象开始在我的大脑中浮现。”

如海曼备忘录指出的那样，那些“缺少吸引力”的性格已经清楚地表明，唐纳森在纽交所的未来已经岌岌可危。“他并不了解人们对他加薪要求的反对程度，他也完全不了解每个薪酬委员会成员对他的要求的了解程度，他并没有意识到一些委员会成员对他这一举动的敌意。”海曼在备忘录中说，唐纳森希望绕开整个薪酬委员会，将他加薪的议案直接提交给委员会主席、固特异公司CEO斯坦利&#8226;高特。“我认为唐纳森简直疯了。”海曼在备忘录中继续说，“他顽固的性格以及缺乏技巧的处事方式实际上可能会让更多的董事会成员站到他的对立面。这可能会让他寻求在1995年后续约的打算变得不切实际。”

罗伯特&#8226;齐托是董事会之外第一个意识到唐纳森在纽交所时日无多的人。齐托是唐纳森的公关主管，但他的心却向着格拉索。他与格拉索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相识，那时他进入纽交所担任公关以及市场部负责人。1990年，他曾离开纽交所，在索尼投资集团担任公关和市场部副总裁。现在他重新回到纽交所，执掌“俱乐部”的公关部。他直接向唐纳森报告工作，但是纽交所内外的传言称，齐托称呼格拉索为“老板”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这恰恰是齐托想要看到的。齐托与格拉索站到一起时，便会形成一对非常怪异的组合。格拉索个子矮小，秃头，戴眼镜；而齐托个头高大，一头浓密的金发，头顶上做了造型，有点像意大利裔美国歌手罗德&#8226;斯图尔特。但是两人对纽交所却有着共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在纳斯达克声望日升的情况下，纽交所的品牌却在唐纳森领导下被浪费甚至被糟蹋了。

在华尔街，要求纽交所作出改变的声音越来越响亮。1994年年中，华尔街上的同僚联系了格拉索，表露了他们希望唐纳森出局的心声。格拉索要他们立刻做好准备，因为“打倒唐纳森运动”已经箭在弦上。1994年早些时候，丹&#8226;塔利似乎已经说服大多数董事会成员在1995年之后不再与唐纳森续约；当他的任期结束时，由格拉索接任CEO。从内部政治上看，形势已经很危急；纽交所从很久以前就开始有领导人，大多数领导人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页。不过，即使自己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唐纳森似乎仍要坚持下去，而且他对多个董事会成员发出警告称，他希望能够续签合约。一开始，董事会的态度并不明朗，但这种情形很快就发生了改变。

1994年年中的一天下午，格拉索对齐托说：“你将会接到唐纳森打来的电话。他妻子去世，需要得到帮助和安慰。”

齐托对唐纳森的私生活了解得并不多，因此格拉索给他提供了一些细节情况，比如唐纳森与简&#8226;莫里森的婚外情以及他们所生的孩子。齐托自己也做了一些简单的调查。唐纳森的妻子埃文&#8226;伯格?体一直很好—直到差不多一周前，她突然晕倒，并在星期四的晚上去世。唐纳森很快将她火葬。根据格拉索和其他人的回忆，在埃文去世不到一个星期，唐纳森回到纽交所，出席一个在董事会开会前举办的晚餐会，出席的都是纽交所官员以及他们的夫人。出于关心，洛丽&#8226;格拉索走到唐纳森身旁，非常直接地问他：“你还好吧？你确定要出席这个晚餐会吗？”唐纳森说他还好。实际上，他似乎非常期待董事会会议的召开。

洛丽&#8226;格拉索对唐纳森轻松的态度感到困惑不已，而且不止她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各种流言—肮脏的、恶毒的，甚至下流的、漏洞百出的流言像野火一样飞速地传播开来，在交易大厅里尤为“猖獗”。交易员们对唐纳森刚刚经历一场悲剧但却表现得如此轻松感到非常不解。有些人甚至怀疑唐纳森是不是跟他妻子的死有关。这些交易员说，否则为什么在她死后立刻将她的遗体火化呢？当格拉索听到这些流言后，他嗤之以鼻，对齐托说：“一派胡言。”但是齐托认为“它确实也提示了我们人们是怎么看他的”。

埃文&#8226;伯格&#8226;唐纳森的葬礼在曼哈顿东部第五大街一座壮丽的教堂里举行。葬礼的规模符合了唐纳森夫人在曼哈顿富人社区中的身份，大约2 000人出席了精心准备的仪式。格拉索注意到，豪华车队一直排到教堂门口，穿着极为时髦的男男女女在司仪的引导下进入教堂吊唁。大部分时间里，葬礼与平常的仪式没有多大的差别。这是一个肃穆的日子，人们怀念埃文的一生，她拥有众多朋友，凭借自己的努力在纽约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格拉索一直非常崇敬埃文，她聪明、优雅，有一颗慈爱的心。

第三章 通向巅峰之路（10）

格拉索对唐纳森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了解，尽管他认为由于婚外情事件，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比较紧张。但是当唐纳森的孩子们走上讲台诉说自己的哀思时，对台下的许多人来说，父亲与孩子的关系似乎更加紧张了。出席葬礼的人回忆说，唐纳森的女儿发言时声泪俱下，字里行间充满了悲伤和愤怒；唐纳森则在台下羞愧而尴尬地坐着。格拉索与许多人一样，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而齐托，前任索尼娱乐的宣传喉舌回忆说，当时他在教堂的后面对一个同事说：“我还以为我退出了娱乐业。”

但是当轮到唐纳森的儿子马特发言的时候，情形变得更为怪异了。他在发言里谈到了母亲的最后时刻以及他和父亲前去探望的情形。他们问埃文对家人最后共度的几年时光有什么想说。根据格拉索以及其他几个在现场的人回忆，马特当时说，母亲当时已经昏迷不醒，他请求母亲“原谅我和爸爸给你带来的所有麻烦”。他对台下的人说，当时母亲已经不能讲话，但她对他的话确实作出了回应—“她拉了小便！”

马特在一次专访中证实自己确实发表过那样的声明，但他说自己的评价并不是批评父亲，而是想解释“我与母亲的关系”。唐纳森的女儿金说，她当时对母亲的死可能是感到非常愤怒，但她“在演讲中表露出来的愤怒不是针对我父亲的”。不管真正的说法是什么，齐托说，没过多久他就接到了《华尔街日报》一个记者打来的电话，记者似乎对葬礼上发生的事有一些想法，更重要的是，他对唐纳森的私生活更加有兴趣。当记者飞快地描述肮脏、下流的细节时，齐托一直保持着克制。“你要这样报道？”他问道。记者回答说，是的，但他首先想得到唐纳森的回应。齐托对记者说将再次联络他。“我他妈的该做些什么？”齐托问格拉索。尽管格拉索知道如何处理纽交所的任何一个危机，但他却不想被卷进这场风波，“你应该找唐纳森谈谈。”

根据齐托的回忆，唐纳森建议的传言全盘否定。齐托说根据他对那个记者的了解以及当时的情形，这个方法不会起作用。齐托建议不如与《华尔街日报》做一个交易：给报纸提供一个有关纽交所的内幕故事，作为不报道唐纳森私生活的交换。他对唐纳森说，他能想到的最好的故事就是正在流言四起的交易大厅里传播的一个故事，它甚至被《纽约时报》的记者写成了报道：格拉索正在准备接替唐纳森。

唐纳森刚开始时未作任何反应，他静静地听着，思索齐托所说的话。齐托估计唐纳森仍在想与纽交所续约。换句话说，要消除对自己私生活的报道，他就得失去留任纽交所主席的机会。“我会再联系你。”唐纳森说。

几天之后，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电话铃响的时候，齐托正在家里。“我是比尔。”唐纳森说，“（跟报纸）做交易吧。”

今天，唐纳森说他不记得当时跟齐托有过这样的对话，并且说，不管有没有发生葬礼上的事情，他都没有打算在1995年6月任期满时，将自己的合约延长超过6个月的时间。而其他一些人则对他的这个说法表示质疑，称他当时的确想在纽交所待得更久。但有一个事实没有任何争议，那就是《华尔街日报》以及《纽约时报》刊登的报道：唐纳森如何准备将权力移交给格拉索的内幕故事。唐纳森暂时避免了私生活被曝光的危险，齐托也因为娴熟的转移战术赢得了名声。在董事会中，批评唐纳森批得最厉害的塔利和伯纳德&#8226;马库斯（家得宝投资集团的共同创始人）的身边多了更多的支持者，其他一些董事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都对唐纳森希望加薪的要求、他的工作品德以及他的私生活感到越来越失望。

纽交所薪酬委员会主席斯坦利&#8226;高特将唐纳森下台一事变得非常简单。高特住在俄亥俄州，但一天下午他亲自来到纽约，召集唐纳森和格拉索讨论纽交所未来的领导人选。格拉索之前通过在董事会的消息人士知道主席一职非他莫属—当然，除非他在这次会议中说一些愚蠢的话。他要确保自己的行为处于最佳状态。

三人落座后，高特问格拉索将来应该由谁来领导纽交所。这次，格拉索不再直接以离开纽交所作为要挟，而是明确表明，他已经做好担任更高职务的准备，不是在纽交所，就是在别的地方。“斯坦利，”他说，“我与比尔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如果董事会不愿意与比尔合作下去，我很乐意担任主席，或者协助你们推选出新的主席，直到平稳交接之后（再离开）。”

高特对格拉索和唐纳森表达了谢意，但很显然，董事会非常害怕失去格拉索。10月中旬，塔利提出建议：任命格拉索为主席及CEO。无须调查委员会做背景调查，无须故意提供其他候选人的名单以供媒体以及公众的评判。只把格拉索推到台前，让大家投票定夺。

董事会同意了塔利的提议，而且一致通过。唐纳森走进格拉索的办公室，?他表示祝贺，并提议两人一起敲响收市钟。收市钟敲响后，格拉索在交易大厅发表了讲话，赢得非常热烈的掌声，而唐纳森在他身边静静地站着。唐纳森最终被“扫地出门”，但获得了300万美元的离任补偿。1995年底，唐纳森与简&#8226;莫里森结婚，而且随后出任保险业巨头安泰集团（Aetna）的主席。在安泰度过18个月任期并且套现了一些优先认股权后，他的个人资产据估计增长了1.5亿美元。

斯坦利&#8226;高特和董事会其他成员可能认为唐纳森配不上他开出的价，但他们知道格拉索配得上。随着IPO、科技投资集团的增加以及新兴投资者涌入市场，华尔街一片繁荣，董事会担心纽交所难以阻挡有才能的员工流向机会更好的地方。高特的解决方法是：让这些人觉得留下来更为容易。根据一次董事会会议记录，“如果这个机构要延续成功，”高特说，“我们将需要为交易所配备薪酬委员会所说的‘世界级的人才’。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我们必须与世界级的机构直接竞争、争夺人才，尤其是高级管理人才。”

高特在讲话中，还描述了一项新的薪酬计划：这项计划由纽交所以外的顾问拟订，其中，纽交所高管的工资将与他们的表现挂钩，等级划分以及薪酬水平参照华尔街其他投资集团，如高盛投资集团和美林投资集团的相似职位。高层官员还可以将其收入存入一系列的退休金账户，这些账户的利率固定，很像以前投资集团的养老基金。

第三章 通向巅峰之路（11）

但是纽交所还说不上是一个大投资集团—它的收入仅有5 000万美元，利润大概为4 000万美元，员工人数不足1 500人（不包括场内交易员），但是格拉索以及他的团队却要按照华尔街顶级经理的水平来支付薪水。格拉索担任主席第一年的薪水为216万美元，这是个非常不错的提升。他之前勉强能挣100万美元，而且更为丰厚的薪酬还在后头，这还不包括保持挂牌业务以及指令流流入而发放的奖金。

与此同时，格拉索也准备好挣到每一分钱。他经常用费伦告诉他的一句话来提醒人们：“你只有从外面看进来，才能真正知道这个地方有多伟大。”在费伦看来，竞争对手来来去去，但是纽交所的品牌在华尔街乃至全美国企业界将一直屹立不衰。这个品牌的创建已经花了200年，只有让合适的人来掌管，这个品牌才能够抵御任何威胁。格拉索也坚信纽交所的品牌最终落到了一个“伯乐”手中，现在他正铆足劲准备与哈迪曼及其电脑大战一场。他向自己的职员保证，“他们将一败涂地。”因为他终于成了“俱乐部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