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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 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场（1）

- 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场（2）

- 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场（3）

- 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场（4）

- 作为孙殿英代表多方活动（1）

- 作为孙殿英代表多方活动（2）

- 作为孙殿英代表多方活动（3）

- 在北平搜集情报，策动反蒋

- 再返孙殿英部（1）

- 再返孙殿英部（2）

- 再返孙殿英部（3）

- 再返孙殿英部（4）

- 面对戴笠的收买政策（1）

- 面对戴笠的收买政策（2）

- 面对戴笠的收买政策（3）

- 和蒋介石一语谈崩（1）

- 和蒋介石一语谈崩（2）

- 被捕——孙殿英借刀杀人（1）

- 被捕——孙殿英借刀杀人（2）

- 狱中岁月（1）

- 狱中岁月（2）

- 狱中岁月（3）

- 狱中岁月（4）

- 狱中岁月（5）

- 越狱（1）

- 越狱（2）

引言

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特点。我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一走进革命队伍，就过军人生活。只因机缘不同，自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分配我长期隐蔽埋伏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和国民党部队中做兵运工作，特别是做上层和接近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不言而喻，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事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我之所以能从事这个工作，是和入党以后，党对我的教育和训练分不开的。所以，我的回忆就从我到军事学校开始。

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场（1）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我在南京东南大学旁听。有不少人因为缴不起学杂费用，用旁听的方法在大学听课，学校也允许。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高潮，我在南京参加了这一伟大运动，在运动中被吸收入党，未&frac34;过候补期。大约是六七月，我在南京东南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陈兴霖陈子坚，和我是小同乡，以后脱党，任过国民党师长，解放后在财政部的出版社工作。是先由他和我谈话的。)和华少峰(华岗，解放后任山东大学校长)。陈是东大学生，东大党支部的负责人，华少峰是当时的南京地委书记，当时南京的党团员只有二三十人，地委书记是直接领导人。当时我们一同住在丹凤街一个老百姓开的寄宿舍里，我和陈子坚同住在一间北房，华少峰一人单独住在同我们对面的一个南房里。陈子坚有组织关系我知道得很久，他到南京东大以前，在徐州第十中学就有关系，我了解徐州组织的负责人是十中的教员吴亚鲁。我在南京时认为他是党员。入党时填有入党介绍表(确切名称记不清了)，并在清凉山的扫叶楼举行了宣誓仪式，一同宣誓的还有一两位。宣誓时在墙上钉了一幅长不满尺，有&Aacute;刀斧头的小红旗，我当时以为是党旗，面向红旗举手宣誓。那时他们告诉我，同志间互相介绍，不要说同志，党员就说是大学同学，团员就介绍说是中学同学。入党后，小组生活中只记得有朱福民(东大学生，河南人)，其他的人不记得了，可能还有陈兴霖。在南京党内认识的人，现在知道下落的只有阎少鹏(或严兆鹏)，在北京计量局工作。1962年他到上海还找过我，1926年后我们就见过这一次。岳烛远也是在南京党内认识的，他当时在南京第一中学读书。其他党员，我知道的有宛希严(东大学生)、徐恕(东大学生，河南人)，曹壮父(河海工科大学生)等，下落都不清楚。这些人都是当时比较活跃的。我们开会都是在一起的，&frac34;常开会的地方是在陈君起的家里，也在清凉山、玄武湖开会，统是这二三十人，会议中没有分过党团员，也没有对党团员分过什么不同的任务。

在这以前，1923年孙中山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当时国共合作，党的活动是利用国民党的面目公开的。我们的党员加入到国民党内，联合左派，孤立右派进行反帝反军阀斗争。我入党后组织即决定我加入中国国民党，介绍人是陈子坚和刘华章(东大学生，徐州人)。南京党的主要活动是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联合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作斗争。当时国民党左派中有一个联合的对象叫李一平，后在国务院参事室作参事。当时南京是国家主义派大本营，所以当时的活动中和国家主义派作斗争也是主要任务。通过五卅运动也进行了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曾&frac34;包围过英商在南京下关的怡和洋行，由于警察干涉，在南京警察厅请过愿，举行过群众大游行，进行过不少宣传工作。好多活动也是和陈兴霖一同的，如夜晚贴标语、传单，一个在前边刷糨糊，一个在后边贴等等。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建立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成立黄埔军官学校，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两党合作的军事、政治并重的新型军校。因为需要大批进步青年参加军队，1926年4月，由南京地委决定，介绍我去广东报考黄埔军校。一同介绍去的另外还有两个同志，一位姓熊，&frac12;西人，他本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是学校派他到北方活动，任务完了回学校去。另一位姓李，是台湾人。两人都是中共党员，只是记不起名字了。介绍的关系是由姓熊的掌握的。1926年4月，我们一同由南京出发，从上海搭轮船到广州。那位台湾同志远离家乡，&frac34;济很困难，姓熊的同志钱也用完了。我身上也只有二三十元。从南京坐火车到上海，再住旅馆，等买了船票，剩下的几个钱，也仅够在船上买饭吃。当时轮船还不能直接到广州靠岸，只能先到黄埔，停在黄埔&frac12;心。我们一到黄埔已身无分文。一到黄埔雄就上岸，到黄埔军校找到当时的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周恩来同志离开军校后，他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也是&frac12;西人，可能他们是同乡，在他那里要了几块钱，我们才雇了一条小艇，当夜就住在这个小艇上，等第二天才又另外搭船到的广州。到广州也是熊去和组织接上关系。黄埔入伍生政治部是派韩继汉和我们联系的，由韩介绍我们先住到广州总工会，以后也是由他给我们办的入黄埔的手续，是否&frac34;过考试想不起了。熊是一期的考学生，他是到校本部学生队插班的。我便编入入伍生第一团作入伍生，那位台湾同志是进的炮兵营(入伍生)，我在入伍生是第一连，全连也只有几个党员，现在记得的同连同支部的只有陈丙亭同志一人，另外一位姓谭的，名字不记得了，他们都是湖南人。韩当时可能在黄埔军校入伍生部的政治部工作。黄埔只有党的组织，没有团的组织。在黄埔开小组会，交党费都是&frac34;常的，每个星期中央差不多都要召开一次党员的全体会，地点就是在毛主席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中山大学。

广东未统一以前，陈炯明还盘踞在东&frac12;一带，而广州附近基本上掌握在旧军阀杨希闵、刘震寰手里。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后，第二期与第一期间隔时间不长，三期距二期毕业也只一年工夫。那时，以黄埔毕业生为基础，开始建立教导团，即教导一、二团，以军校学生为骨干成立的革命武装总算有了这么一点，东征的主力就是教导一团、二团。东征击溃了陈炯明，这是广东的大事。新建的革命武装，一去就平定了东&frac12;。从此，黄埔军校在社会上得到重视。刚成立教导团时，都认为学生兵没用处。平定陈炯明以后，教导团声威大振。回到广州，就发生了杨刘叛变。陈、杨、刘在广东是主要力量。这两个团回到广州没有休息，就参加平定杨、刘叛乱的战斗，消灭了杨希闵和刘震寰的部队。这一来，黄埔军校在广东政府之下，变成了革命的支柱。当然，那时广东国民政府还有李济深、谭延闿、朱培德、李福林、程潜等部队，不过力量都不大。统一广东的就是这两个战役。由于教导团在两次战役中的光辉战绩，黄埔军校的威望由此建立。学生在社会上得到尊重，也因为这两个战役。

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场（2）

蒋介石以办黄埔军校起家，他在国民党内取得那样一天比一天高的地位，与教导一、二团在统一广东时的贡献不可分。因为他是校长，学生的功绩都记在他的账上。当时军队骨干都是黄埔的，一、二期的毕业生领导三期的，而在历次战斗中表现比较突出的又大都是共产党员。东征时周恩来同志是政治部主任。因此部队也就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共产党掌握了很大军权”，蒋介石看到这点，就打起主意来，蓄意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这只兵舰&Ocirc;是广东的主要兵舰，孙中山躲避陈炯明叛乱就在这只军舰上，以后就叫中山舰。李之龙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共产党员，&Ocirc;是蒋介石比较信任的，中山舰就由他来当舰长。当时，在黄埔学生中，不管是海、陆军，他都是比较突出的。李之龙升得比较快，就是因为蒋介石赏识他。中山舰本来停泊在广州，因为蒋介石&frac34;常住在黄埔，就以黄埔作中心向广东活动。当然，广州也有他的房子。兵舰本来&frac34;常来往于广州黄埔之间，逢调动总是临时升火。1926年3月9日，中山舰得到命令从广州调动到黄埔去。蒋介石却诬称中山舰“擅自移动，图谋不轨”，把责任推给共产党，并借机扣留了李之龙，故意张大其事，好像共产党在里边有什么阴谋。这便是“中山舰事件”。

我到广州正是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之后，首次国共合作由于蒋介石的阴谋破坏已出现裂痕，但表面上广东的局面仍然是国共合作，广州市面上还算安定。我们党在广州各方面都有些基础，也有一定的领导地位，总的说情况看来还不错，但是也有很大变化。我们党当初建议办黄埔军校，就是要在当中活动，建立革命武装。在这以前，学校中革命的力量与右派力量也有很厉害的斗争。学生与学生间的斗争已&frac34;形成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右派这几种力量。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联合，我们也很重视对他们做工作，彼此行动比较一致。国民党右派自形成西山会议派以后，就在黄埔军校反对共产党。在校的黄埔学生和已毕业出校的学生有两个公开的组织，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的外围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实质上是由我党领导争取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斗争的群众组织。它一方面团结左派，一方面对右派斗争，在广州，这个组织也得到社会上的重视。另一个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组织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两派的斗争很激烈。黄埔军校毕业生要到工作岗位(主要是在部队)，有个组织叫黄埔同学会。这个组织对黄埔毕业生的安排和使用有很大权力，它可以向上面介绍如何安排工作。那时部队发展很快，军事干部提升也快，但一般有个程序：军校毕业，首先当准尉见习，几个月后生少尉排长，再过几个月升任中尉，再过几个月才当上尉连长。如果进黄埔同学会工作，一进去就是少校军阶。所以，那时左派与右派争夺黄埔同学会领导权的斗争很激烈。会长由蒋介石自兼，下边做具体工作的岗位就成了争夺目标。当然，蒋介石所信赖和使用的始终是国民党右派。比如，我记得黄埔同学会当时的秘书长曾扩情(四川人)，就很得蒋的信任，他从那时起，长期替蒋介石组织联络左派，成为蒋的亲信。还有杨阴紫(？)也是蒋的亲信。杨在一九二几年就死了。我们捉到了他，把他处决了。中山舰事件后，蒋以此为借口，向我党提出很多问题，甚至要求在部队和黄埔学生中的共产党员，都要公开身份，尤其是在部队中的党代表更要公开身份，重要工作岗位上的共产党员要撤换。并且下令同时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蒋介石又要求军校共产党员一律退出国民党。对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屈从蒋介石的阴谋，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取消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组织，在黄埔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全部由国民党内退出，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周恩来同志&Ocirc;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也就在此时离开黄埔。这件事影响很大，共产党员党代表这次被蒋介石撤换了很多。&Ocirc;来，黄埔基本上由共产党控制。蒋介石阴谋提出黄埔撤出党代表，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这一来我们的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共产党员不好再在国民党的组织内活动，我们也不能再在黄埔公开活动了，因而左派活动一时陷于停顿。表面上蒋介石也要孙文主义学会停止活动，取消组织，就留一个黄埔同学会，其实，蒋介石的广东国民政府就是西山会议派如邹鲁、居正、石清扬这样一堆人，占着重要的位置。蒋介石的种种活动就是他们在支持，他怎么会取消这派人的活动！孙文主义学会不但没有同时取消，反而大肆活动。一时反动空气极为浓厚，右派气焰极为嚣张，掌握了黄埔同学会和黄埔军校的特别党部。

当时已&frac34;认识到公开身份这个决定是不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为扭转这个局面，决定以后再到黄埔的同志统统不再公开，都暗藏在国民党的组织里，以国民党的面貌，在黄埔重新开展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因此，3月20号以后进校的学生一律不再公开共产党员身份。

我们入伍正在此时。1926年5月我考入黄埔军校，所以那时再进校的共产党员就不公开了，我是其中之一，才又重新开展了党在军校的活动。黄埔军校的教育过程分两个阶段：进校后先当入伍生，实际上是锻炼我们过艰苦、紧张的军营生活。当时入伍生各团设在白云山麓，靠近黄花岗、沙河镇。沙河镇上常有小贩挑担卖的沙河粉，是很有名的。镇附近的山叫瘦狗岑，军校在那里搭了几排席棚，入伍生就在席棚里吃饭、睡觉、受训，过兵营生活。席棚的排列还是整齐的，床铺是用竹子搭的双层床，布置得井井有条。入伍生阶段就是要锻炼人习惯军人生活，严肃、紧张，动作还得迅速、整齐。清早听到军号声，立即起床穿衣，佩带好枪支、子弹、水壶，一共只给15分钟。吃饭要喊口令，&Euml;也不能先吃，10分或15分钟以后，又喊“立正”，没吃完也不能再吃了。每天日程排得很满。广东天气很热，出操时开始跑步半小时，枪械、子弹、水壶都挂在身上，只半个钟头，眉毛上的汗就滴得像流水。不叫“稍息”，&Euml;也不准乱动。上午出操，下午打野外，爬上山时还要冲锋。这样搞半天，还得跑步回学校。整天的操练，不仅衣服都是湿的，连子弹带也是湿的。就这么湿着一身也不休息就进饭厅吃饭，我们也吃得不少。那时身体很好，一身汗吃饭，吃着饭又出一身汗。晚上有点空隙，就到沙河去洗澡。满身大汗跳到沙河就洗澡。这样刻苦锻炼对身体很不错。现在年岁大了，还深感这些锻炼的好处。

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场（3）

入伍生在沙河有两个团。我记得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是在1926年7月9日，誓师大会由教育长方鼎英主持，我们都列队参加。黄埔的入伍生期&Ocirc;定半年，我到后只有三个月上下，广东即誓师北伐，当时学校是四期在校，没毕业就抽调一部分学生随北伐军出发。也从入伍生中抽部分人(一个中队，等于一个连)提前转到校本部，作为第四期学生。我便由入伍生抽调(或&frac34;过考试)到校本部转为正式学生，进校后就准备出师北伐。我编入第四期政治大队第四队。队长徐象乾(向前)，队的支部书记为同队同学杨剑英。同队同支部同学有十多人，同支部的党员，记得有：李鸣秋(东北人)、张作兴(东北人)、李亭林(山西人)、王明源(湖北人)、樊量&Eacute;(湖北人)、梁勃(湖南人)等，以后统没见过。现存的只有杨德魁(杨秀峰，山西人，重庆市委)一人。我们到后不久前三个队就毕业了，我们一个队到得晚，没有同他们一齐毕业。在入伍生期间除过党的一般组织生活外，没有特殊活动。到校后因为没有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党组织给我的任务是负责军校内的国民党左派的团结和组织工作，并与广州国民党上层人物建立联系，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当时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国民党内多数人是能和我们合作的。我们当时做国民党左派的工作，主要是根据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宣传贯彻三大政策的精神，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对右派是进行斗争打击的。当时总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到北伐后才提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我们决定重新组织左派，先从黄埔军校和广州做起，并联合国民党左派的首领共同组织左派活动，以争取他们支持黄埔左派的活动，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当时和右派作斗争的焦点，一是军校的特别党部，这是在校公开活动的中心，是团结领导在校黄埔学生的核心。特别党部接受学校的领导，但它对学生的领导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二是黄埔同学会，这是联系黄埔毕业和在校学生的中心组织。

当时军校中的党员同志，虽然由于身份公开，活动受到限制，但他们与广大同学特别是国民党左派仍保持广泛联系和影响。我进去后就和各连队的党员共同工作，很快就使工作开展起来。我们组织起国民党左派，首先改组了黄埔特别党部。军校特别党部是由学生选举产生的，当时整个革命形势还是对我们有利的。我到学校后不久就被选进特别党部(内分两部分：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开始我在监察委员会，后来参加了特别党部的委员会，我们逐步取得了特别党部的全面领导权。我们更进一步打算改组黄埔同学会，但始终没能掌握黄埔同学会，因为黄埔同学会负责的人选是蒋介石以会长的名义指定的。这时北伐军已进到南昌，蒋介石对这种情况很了解，就一再号召学生要“团结”，不要互相“攻击”。但是，这种号召是没有用处的。前面讲到西山会议派名义上在学校不能活动，其实，蒋对它很支持。这样他讲“团结”就是空话。蒋介石在北伐已&frac34;到了&frac12;西的时候，还不断有电报给学校，关心校内两派斗争的发展，这说明了在3月20日以后学校左、右派斗争的激烈。当时国民党右派骂我们是恶化势力，我们骂国民党是腐化势力。黄埔军校革命空气又高涨起来，右派的气焰已不似以前的嚣张。他们看到这种形势的发展不是留在广州的右派分子能够改变的，遂由蒋介石从前方下令将军校比较进步的力量，政治大队提前毕业调赴前方，这时是1926年底，我们就是这样离开广东的。

这期间，黄埔的左派组织还发展到广州，同时&frac34;组织的上层介绍也发展到国民党的上层。国民党的上层左派人物中有徐谦、顾孟余、甘乃光等，我和徐谦也是在这时认识的。以后随着北伐的进展，左派的活动还发展到湖南、&frac12;西和武汉各地。这里还有个怪事，&Euml;都知道右派叫西山会议派，在黄埔军校叫孙文主义学会。也都知道有个左派组织，却没有名字。那时社会上对黄埔学生很重视，虽然我们穿着入伍生的灰布服装，整天出汗，又在地下滚爬，衣服很不像样，但是这部分人在广州颇受注意，甚至很有点受尊重。广州女学生也爱找穿破军装的黄埔学生。

12月份，我们政治大队第四队从广东调出来，参加北伐。这时北伐军已&frac34;接近武汉。我们一起从广州坐火车到韶关。再往北铁路不通。出韶关·过一座九峰山，便到湖南衡阳。那时行军很有趣，对我们青年军人，爬山走路本不是什么困难。进湖南以后，行军途中，&frac34;过几个同学的老家，备受亲切热情的招待，至今记忆犹新。有一次，我们坐湘&frac12;的船，夜晚月下，走到了同学的家。老人们奇怪地看到儿子归来，高兴得不得了。我们比较要好的同学都跟着去。那时正接近旧历年，老太太很热情，夜里连觉也不睡，把家里的腊肉、鸡拿出来，大家吃了一整夜。第二天天不亮，又赶快上船继续行军。我们还在路上，北伐军已&frac34;占领了武汉。北伐军刚从广东出师湘鄂两省时，纪律严明，每&frac34;过一个地方，都受到广大群众的欢&Oacute;。到长沙、衡阳，人们知道我们是学生，当地的学校就请我们去讲演。过长沙时，我被邀到湖南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讲了半天。我们在广东出来时穿的是单衣，内衣只是一件编织的线衣。在湖南的冬天，穿这么一身衣服站在台上演讲，大家都看出很冷。听讲的人交头接耳，有的还跑上台来亲切地问我是否要加件衣服。这种亲切关怀的情景，相隔几十年了，记忆还很清楚。可以看出，这是北伐初期时的军民鱼水之情。

北伐的铁军是叶挺独立团，这里面有很多共产党员。独立团属于第四军，李济深管。我们的政治活动就是争取国民党左派。由于各地有党的组织介绍，我们从湖南&frac34;过时跟当地的国民党左派取得联系，交换意见，甚至以后我们之间也有联系。我们一路上与群众接近，沿途作宣传，如去讲演。可以看到北伐时是很有生气，很兴旺的。

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场（4）

前三个队毕业不到三四个月，北伐军已占领武汉，1927年初旧历年前，我们政治大队第四队到了武汉。黄埔军校全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这时改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成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我们编为学生大队第一中队，党的组织情况如前述，直到离开学校，都没有大变化。记得到武汉正好过旧年，我们住在武昌城里的两湖书院。有的同学家在汉口，邀我们去过年。当天刮大风，长&frac12;中从武昌到汉口的船都不能开。我们跟小船的船夫商量，让他给我们开船，那时实在年轻，稍为懂事一点都不会去冒这个险。刮着大风，船在&frac12;心上上下下，驶船的人一再叫我们不要动，我们却在船上又唱又叫。到了同学家里，自然又是饱吃一顿。

这时武汉入伍生也很快进了校，编成两个团(入伍生一团、二团)，还有女生队。彭文①此时就编在女生队。她在学校也比较活跃。

到武汉分校后，我仍然是以国民党左派面目活动的，负责组织国民党的左派工作。到武汉以后也就三几个月，我们这个队也毕业了，我分配在分校政治部任党务股长兼特别党部主任委员，仍然做国民党左派的组织工作，并负责分校特别党部的工作(在广东我已&frac34;负责特别党部的工作，在武汉我任主任委员)，参加武汉黄埔同学会分会的组织领导。我们在武汉分校的活动，跟在广东一样，发展到学校之外，发展到了社会上，实际上发展到湖南&frac12;西的长沙南昌武汉各地。我负责武汉的工作，除仍然抓武汉军校特别党部和黄埔同学会武汉分会外，也做些社会上的国民党左派的工作。社会关系&frac34;组织的介绍，发展的面也是较广的，和湖北上层人物李汉俊(即出席共产党一大的)、邓初民等发生的关系便是如此。在武汉的左派组织中，邓初民也是参加人之一，那时他的家就在武昌，我们星期天就&frac34;常在他家里开会。&frac34;常一起开会的还有当时的有名人物李汉俊等。前面说过，左派组织的活动，实际上并无固定名称，而社会上却流传着“左社”的说法。黄埔同学会(学校改名后仍叫黄埔同学会)也活动，在武汉成立了分会，曾钟圣(曾希圣的哥哥，很有能力，在武汉已是武汉日报的社长或是主编，长征中在川北让张国焘杀了)也参加过。这时的黄埔同学会，由我和他一起负责。北伐时军区政治部主任，黄埔四期学生汤志，也参与做这项工作。

那时，蒋介石虽然名义上是军校校长，但一切由副校长恽代英主持，武汉分校党和行政上都是他负责，恽也是湖北人，他还参加湖北省的党政工作。政治部主任，总教官都是共产党人。政治部主任是周佛海，他当时还是共产党员，“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宁汉正式分裂，他才从武汉跑到南京，背叛了党。还有个总教官孙存统，后改名施复亮，当时也是共产党员(宁汉分裂后，表现惊慌失措。叛逃时，他把教官的工资自己拿着，党要开除他)。教务长侯连瀛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倾向进步，是拥护党的，学校中政治气氛是好的。当然，学校中也有国民党右派，但他们却成不了主导力量。淮海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一一○师师长廖运周，在学校时也是国民党左派。他就是在左派活动中，由我介绍入党的(1933年他失掉组织关系后，在国民党军队当师长)。他起义的情况我在后面还要叙述。

彭文也被选到特别党部当委员。这样，我们接触了，但是我们都从事政治活动，因而彼此关系的发展比较隐蔽，怕在学校闹恋爱产生不好的影响。当时军校的人还有胡毓秀(女生队)，廖运海(学生第二队)，彭漪兰(分校女生队区队长或指导员，共产党员)，徐向前(第一队队长)，陈毅(政治教官)，施复亮(政治总教官)等。

当时广东国民政府还在广州。我们到武汉后一个时期，国民政府才正式迁到武汉，称为武汉政府，负责人汪精卫，还有徐谦、邓演达等。我们党在这里起领导作用。

在革命势力大发展的情况下，反革命势力从害怕革命走到反对革命的道路上。广州反共实际在“四·一二”之前。留守广东的反革命军阀李济深早已开始反共和“清党”。他首先对付黄埔军校，我们不少同志，甚至国民党的左派，都受害牺牲。广东有人跑到武汉，黄埔同学会就收容他们。蒋介石军队到达上海后，由于蒋介石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本质，再加上帝国主义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势力，相互勾结互为依附，造成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正式叛变革命，在上海屠杀工人。我当时在军校特别党部工作，在四·一二以后，我们在军校用国民党的面目也开始清除国民党右派反动分子的工作。记得有一个陈醒民，当时是我们队上一个国民党右派，是我们队上的斗争对象，就是在那时被我们清除逃跑了。

向河南进军，称第二次北伐，我们从武汉向河南进军，主要的对象是奉系的东北军。有趣的是我们的铁军(第四军称铁军，即叶挺独立团)到河南遇到了东北军的铁军(它是否叫第四团我记不清了)。战斗打得很激烈。最后北伐军取得胜利，克复了郑州。我们在武汉开追悼会，追悼黄埔第一期的蒋先云。他是一位很好的团长，北伐中在河南战死。黄埔的左派学生很尊重他。我现在还记得开追悼会的情况。当时，宁汉关系紧张，蒋介石在南京反对武汉政府，宁汉已&frac34;形成对立的局面，汪精卫已很动摇，而武汉兵力很空虚，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只有一个团。正在这个时候，湖南许克祥叛变，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湖北夏斗寅部队叛变，进攻武汉的朱兆南部队，就是配合蒋介石来反对武汉的。当时，武汉没有部队，到河南的部队还没有撤回，情况紧急。临时把中央军校在武汉的三个学兵团，编成一个独立师，以武汉分校教育长侯连瀛作师长，由叶挺统一指挥，保卫武汉，讨伐叛军。队伍从武昌出来坐火车南下，只走了两三站，到了土地堂就跟敌人接触了。还好，很快就把许克祥的队伍击败。追击到咸宁地方，许克祥已向西南跑掉。这时咸宁县县长也跑了，临时由叶挺部政治部主任陈子坚当县长，叫我管公安局。这时，湖南的农民运动已&frac34;搞起来。叛军部队被打退以后，我们很快又回到武汉。武汉形势也有重大变化。

“四·一二”之后，蒋介石公开反共，在南京成立政府，要求武汉政府搬到南京，武汉政府决定东征。一方面决定东征，一方面武汉内部一天天出问题，武汉形势日趋紧张。我党已把工人的武装(工人纠察队的枪)交了出去。这是陈独秀的右倾理论：国民革命是国民党领导的，共产党要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实际上，当时已&frac34;感到国民党要消灭我们，右倾机会主义者却不管这些。工人纠察队力量虽然不大，但它是革命的基础力量，这样交了枪，搞得很混乱。我在武汉，党安排我做军校的工作，也做校外的活动，而国民党搞破坏。此时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校本部也开始搞清党。双方斗争激烈，表明武汉形势要起更大变化。组织上认为我在武汉活动中过于暴露，通知我离开武汉。&Ocirc;来打算调我到二十军贺龙部，准备成立第三师，师长内定周逸群(后来在湘西时牺牲)。我按照指示离开武汉到了九&frac12;，这时东征部队也到了九&frac12;一带。东征部队到九&frac12;后内部分化。十一军军长张发奎(叶挺的二十四师就隶属十一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在汪精卫的指使下，准备解决叶挺部队。我们党领导下的部队当然是坚定的，叶挺据报后，即指挥部队转向南昌移动。南昌当时是第三军朱培德的区域，朱德正在那里任公安局长兼朱培德第三军教导团团长。等我走到&frac12;西，组织上改变决定，1927年7月，我由武汉分校&frac34;九&frac12;到南昌叶挺部二十四师报到，任政治部组织科长。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陈兴霖(后改名陈子坚)，宣传科长蒋如琮(后改名蒋瑞青，总务科长陈兴章(陈子坚弟弟)，二十四师党的负责人贺昌(已牺牲)，二十四师属十一军，八一起义后叶挺任十一军军长仍兼二十四师师长，军党负责人聂荣臻，军政治部秘书代理主任罗髫鱼(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当时陈毅同志在一个团作团指导员。

作为孙殿英代表多方活动（1）

1933年三四月，陇南起义失败，何戒僧牺牲。四五月，我从甘肃回到北平，这时，1932年开始的长城抗战已到尾声，主要是蒋介石并非真正想抵抗日本侵略，单凭第一线部队不可能长久坚持抗战。孙殿英四十一军已扩成华北第九军团。部队正由热河北部赤峰一带撤到古北口外张家口以东的平绥线沙城怀来一带，又从沙城撤到包头(当时铁路只到包头)。我在北平稍住，从古北口到沙城又到下花园，第二次与孙殿英见了面，这次留在他部队，策动他参加各方面的反蒋抗日活动，名义是参议。

长城抗战到尾声，惹起了很多人对蒋介石的不满。当时大家都酝酿继续抗日，同时反蒋。当时国民党内部斗争极为复杂，各派各系时而联合，时而分裂。蒋介石则利用反蒋各派系的矛盾，各个击破。我们党就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制造反蒋，以分散国民党力量，来配合苏区反围剿的斗争。这时北方冯玉祥正在张家口联络各方，酝酿号召反蒋抗日，吉鸿昌跟着冯玉祥也在张家口。南方有十九路军蔡廷锴；再向南有广东、广西的部队如李济深等，也不满意。李济深在两广部队中资格很老，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都是他的旧部。十九路军在福建与苏区有些联系，有个材料讲好几个人代表十九路军到过苏区，那时我党想推动各方面主张反蒋抗日的人酝酿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这是1933上半年的事吧。福建人民政府与北方各方面(几个主要的力量)都有联系。在平绥路上的冯玉祥，就联系了韩复榘、宋哲元。平时，他们也不听冯的话，等有了形势，这些旧部就会联合反蒋。我到孙殿英处时，形势已&frac34;到了这样。

蒋介石知道这点，已在孙处作了活动。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蒋介石派了何应钦任北平军分会的主任。长城抗战开始，蒋介石已把北平当做重镇，所以派了何这个大员。在冯玉祥酝酿抗日期间，何应钦一度想收买孙殿英，想利用孙驱冯。何一面派人暗把察哈尔省主席这个官职许给孙(当时张家口属察哈尔省)，一面要孙派亲信到北平面谈。孙的部队驻在察哈尔省最多，这一着棋是想利用孙将冯驱逐出张家口。当时全国各方面都在酝酿抗日反蒋，冯高举抗日大旗，孙和冯又有历史关系，孙当时认为驱冯这件事不能干，没有接受。孙殿英没有为省主席这个官职迷住心窍，干出对不起人的事，但对蒋介石、何应钦又不能不应付。

国民党给他官做，他怎么对付？很妙，他找我去，告诉我这件事，要我代表他去北平与何应钦方面的人见面。这只是一种应付。此时，全国都在酝酿抗日，这正是福建人民政府建立的初期，孙殿英当然了解我的态度：我不会赞成把主张抗日的部队赶走，自己搞个地盘。他利用我来做这件事。我赞成他不受蒋介石收买，不做反对抗日的事，所以我也愿意做这件事。我到孙殿英部队时间不长，到沙城不久，没有什么地位，平常有个高级参议的头衔，但不是他的嫡系，如何取信于何呢？所以，在他写给何应钦的介绍信里称我是他的表弟，何提出的所有问题，只要我答应的，他都照办。他对我有个估计没有？去见何应钦我能说些什么话，他有把握没有？我说，他完全相信我要说的话就是他希望说的。我绝不会说出驱逐冯玉祥，解除冯察哈尔省主席的话，我也绝不会接受何的收买向蒋介石投降。做这样一种工作的共产党员会不会做这样的事？做出这种事的还叫什么共产党？孙殿英起码知道蒋介石“限十日之内就地枪决，呈复”的电报；他知道我跑到西北去是策动反蒋的；到他孙殿英这里来，也是受他的掩护才能存在的；如果没有他的掩护，别说见何应钦，就是我在北平住家都不行。这些人钩心斗角，他也懂得掌握矛盾、利用矛盾把一切能用的力量都用上。有些事他不必自己出头露面，利用你来做枪头。而我们这些人在这些问题上是愿意利用这些机会的，比起我们用很多功夫劝他不受收买，不要驱冯玉祥要省事得多。他已&frac34;懂得我们的意思，要我们去做。从这件事看，不能把孙殿英当山大王看待。那时当军阀也不简单，并非都是横眉&Aring;目，只知道动刀动枪的人。

我到北平以后，何应钦派军委会北平分会社会部主任，蓝衣社的头头，十三太保之一的刘建群跟我接谈。刘一见面就直截了当问我：老兄，你在孙殿英部队是“车载斗量”，还是“凤毛麟角”？这一问，使我察觉到他们在孙部也是暗中有人的，他们消息灵通得很，根本不相信我是孙殿英的表弟。孙殿英那里他们有人，第九军团北平办事处也可以跟他们通消息。他跟我见面，不问尊姓大名，不谈孙殿英让你来干什么，什么表弟不表弟也不谈。在政治斗争中这样问法，事情就很清楚了，我也用不着再多谈。第二句他接着又说：“请你到南京去好不好？” 他是在暗示我：我们知道你这个人，以前是共产党，现在不说过去的事，还是到南京去做官，一起干好了！问题很明显，他是在收买我，他想把我这个人收买过去，听他指挥，跟他一起做孙殿英的工作。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起码要做到这一点。特务在这一套上很有本事，他知道不解决这个问题，谈什么也谈不出果，谈给你察哈尔省主席，让你驱逐冯玉祥绝不会有结果，相反，你如果肯投降，跟他合作，什么问题都&Oacute;刃而解。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冯玉祥处有个人叫李世章，可能是冯的秘书长，就是这个时间被收买过去的(在张家口事情失败后到北平市当了社会局长)。但是从孙殿英方面看，他不相信我，他还相信什么人？我要是做到了拒绝收买，也不驱逐冯玉祥，他就满意。刘建群考虑得很周到。听了刘的话，我就清楚了，他了解我，同时想收买我，如这不成功，别的就不必再谈了。我没有正面回答他，扯了几句别的，把他应付过去，要谈的问题一点没谈，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场会面。回去我告诉孙殿英，也就是这几句&Ocirc;话。孙殿英听了“车载斗量、凤毛麟角”的话笑了起来。孙要我去北平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以后和刘建群没有再见面。当时我的家眷住在北平，不是秘密的，他们没有找我的麻烦。1934年初孙失败后，我才迁居，用金注东化名。

1933年5月，就在和北平军分会会面之后不久，冯玉祥派高树勋到沙城联系孙殿英部，商谈抗日反蒋问题。告诉他冯在张家口要组织抗日同盟军，坚持抗战，邀孙参加。孙殿英为这件事找我商量，对冯的抗日主张表示同情，并提出：冯派高树勋来，他从礼节上也应派人回访，对冯的主张表示个态度，同时想了解冯的抗日计划。他要我跟高树勋一齐去张家口见冯玉祥。

作为孙殿英代表多方活动（2）

这时，张家口、北平之间形势已&frac34;很紧张。华北第九军团撤到平绥线，沙城以西，以北，接近热河都是孙殿英的部队。社会上要抗日反蒋，已不是秘密。我与高树勋准备从沙城到张家口的时候，去张家口的火车已&frac34;停开，还是临时要车站派一个机车挂上一辆客车把我们送走的。白天我们从沙城走，下午或是接近晚上到了下花园。车一到下花园，了解到方振武已率他的部队由山西北上，刚到达此地。这样，我和高树勋就到下花园停车，专去看他。一见面，方振武显得极为兴奋，说，“你们来得正好，今天别走了，明天咱们一起去，已接到张家口电台的通知，今晚几时张家口有重要的通电要发出，已&frac34;招呼各方面注意接收。”要我们留在下花园等通电。我们听后心里边明白，准是张家口将建立抗日同盟军指挥部的通电。那好嘛，我们就不走了，等晚上看了张家口的通电，一起走。晚间的电报收到后，他叫我们看过电报，即是冯玉祥宣布抗日的通电。我们下车，无非是跟他谈抗战，谈他的部队从山西出来受阎锡山截击的事。见了这个通电，本是早就想做的事，大家都很高兴。

方振武参加过北伐战争，下台以前是安徽省主席，还有第几路军总司令的名义，一度被蒋介石扣留在南京。他参加阎、冯反蒋中&Ocirc;大战失败后，跟着阎、冯一齐下台，他余下的一点部队也与孙殿英一样，一起撤到山西。冯玉祥住在临汾，方住临汾附近，一度离开部队。长城抗战之后，方暗中指挥他在山西的旧部张人杰，把部队从山西&Agrave;出来。阎锡山本来希望方能为他所用，现在方要&Agrave;部队出山西，阎锡山还派部队截击。方振武在这种情况下，指挥约两三个军的部队沿太行山麓北上，&Agrave;到下花园。方振武的态度很明朗，坚决反蒋抗日。

第二天，我就跟高树勋和方振武乘专车到张家口。当天，冯玉祥正式宣布就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方振武任副总司令兼前敌指挥，吉鸿昌任张家口警备司令，高树勋也成立了一个军，宣侠父在高部做师长。还开了个群众会。他们宣布就职，就得谈反蒋抗日的事，首先是作战争的准备，主要考虑蒋介石从南口出来用部队打他们。这些部队都是冯玉祥的旧部，但下边部队不多，实力不够。

冯玉祥就职，我准备第二天回沙城。冯玉祥约我单独谈话，要我转告孙殿英：(一)希望孙殿英部把南口这个大门堵住，不让蒋介石的部队从南口出来；(二)同盟军总司令是空头司令，枪支、弹药、粮饷都拿不出来。他要我回去转告孙殿英，把战壕挖深点，胸墙的土培厚一点，防御蒋介石的进攻。对于防御来说，退而求其次，也能起点作用。冯&Ocirc;有些个闲居的味道，现在才&Agrave;部队，兵力当然不多。财力、物力自然差点。作战计划和其他都没有谈，我也不便问，就回了沙城复命。在张家口见到吉鸿昌，都希望用孙殿英的部队(冯与方加起来，部队还没有孙多)。

我当天就回到了沙城，转告了冯的意见。孙殿英考虑如参加战争，听冯指挥，首当其冲的是他。打起来后，人员、枪支、弹药都无法从冯玉祥那里得到补充。孙当时不肯作这个牺牲品。孙殿英不愿意跟随冯玉祥，在张家口的冯玉祥知道，在南京的蒋介石也知道。孙这时还考虑：冯此时反蒋能不能成功？军阀是唯利是图的，他们要看是否符合他发展的需要。

孙殿英不接受察哈尔省主席，同时他也看到冯的实力不足，内部有问题。为了摆脱留在察哈尔的难局，同时也是为了乘机去西北发展，一面将部队向包头集中，一面向蒋介石提出到西北屯垦的要求。蒋介石就发表他为“青海屯垦督办”。其实双方都懂得去西北不是屯垦的，国民党是想不使他参加冯的抗日反蒋活动，减少解决张家口的阻力，孙是想去西北发展。

那时，所有的杂牌军，都是蒋的异己，平常一般都有反蒋的联系。此刻福建人民政府正准备成立，成立的旗帜也是抗日，派人到了孙处。孙殿英想趁此机会进西北，就把部队从沙城调到包头五&Ocirc;一带，准备通过宁夏进军西北，配合福建人民政府进攻宁夏，然后进攻西北。他向西去行动时避开了冯玉祥。他从沙城向包头方向移动&frac34;张家口时，不进张家口，而特意从张市以南通过，以避开与冯见面。他觉得冯要他堵住南口，而他放开南口向西走了，见面不好说话。孙殿英这时采取的态度也还是不错的：首先不反对张家口抗日，他有缺点是不愿牺牲自己为冯所用。冯当时力量单薄，孙殿英如接受冯玉祥堵南口的要求，起码要担负前线的任务。从军阀的私利来说，他是不愿干的。我们当时想最好促成他参加抗日同盟军，促成抗日战争。万一抗日同盟军有问题，他能去西北，实际也是在西北的一个反蒋势力。

那时，在孙殿英那里的还有个李锡九。到包头，我们两个人都住在一起。李锡九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多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秘书，又是很老的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常住北平，等于公开的。我们党内有两个李立?，老李立三就是他，立三路线的李立三是小李立三。李锡九是个长者，深受各方人士尊崇，青年人对他尊重，旧军人、旧官僚提到他也都肃然起敬。李与孙的关系很久，孙殿英对他一直很尊敬，抗战初期李老在孙殿英军中起过很好的作用。李跟党内许多老同志熟，以后恐怕也就在恩来同志处取得联系。有件事就说明他跟组织的关系：彭文在湘鄂赣特委被破坏后，&frac34;贵州、重庆到了洛阳办事处。她在重庆向恩来同志提出要到延安，他不让她去，要她到洛阳掩护我，怕她到延安暴露了我，到洛阳也不叫她带关系，只叫她跟李锡九个人联系，交代以后她的组织关系 由邓大姐负责证明。这就说明了抗日战争时期李锡九与党的关系。解放后，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地位很高。李已于1952年去世了。抗战胜利后，李已近80岁，他是&frac34;常在孙殿英处的。宣侠父也到孙这里，这些人都叫孙反蒋抗日。

总之，南北呼应。孙殿英从沙城出发之前，要我做代表去青海，名为接洽屯垦事宜，实系与各方取得联系，先到陕西与杨虎城见面，再到甘肃做回民和当地实力派的工作。那时，蒋介石的胡宗南师已&frac34;进了西北。福建人民政府准备成立，蒋介石就把西北军队往南调，要打福建人民政府。胡宗南部队从甘肃撤出。

作为孙殿英代表多方活动（3）

在这以前，五六月，在孙殿英部队从沙城到包头移动期间，我到了上海和组织接上了关系，当时组织派来见面的负责人是刘子华(即刘仲容)，还有胡老八(湖北人，五十岁上下)，1933年下半年刘秉琳到了上海情报处。从此便建立了&frac34;常的联系，约定了通信地点，规定了通信的方法和以后再到上海住的旅馆、用的化名等等。在工作上，主要是策动孙殿英和有关的方面反蒋抗日，我向中央反映关于孙殿英的活动，孙殿英当时的意图：一方面与福建人民政府联系，又同时与冯玉祥取得联系，一方面想趁机进西北去。我记得那时他特别指示：支持孙进西北，配合十九路军反蒋，叫我回去告诉孙殿英，叫他从宁夏向南，朝甘肃打，我们通南巴的四方面军可以从四川向北活动，夹击蒋介石在甘肃的部队，因为孙当时也表示到西北愿意和我们&ETH;调行动。当然也考虑到两方面都到甘肃，甘肃的形势怎么办，中央说，先不谈以后的事，先把蒋介石从西北赶出去，还说以后的事情等大家进了西北，两方面碰了头以后再说。中央也考虑到不能背离孙殿英的意图去指挥他，而只能根据他的意图考虑我们如何配合反蒋。孙去西北，中央有这个表示。我记得我也跟孙讲过(中央跟我讲得很清楚，可以跟孙讲)我们去西北也不孤立，川北四方面军可以配合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南北夹击。此后的组织关系，属于上海中央的情报处，负责人刘子华，后来是王世英。此后为了策动孙殿英反蒋，曾多次到上海作汇报，组织也有指示。

我们说“没有暴露”是指“没有暴露组织关系”，做这些事不能完全隐蔽。共产党员做这些活动要叫人不怀疑，不认为你是共产党，是不可能的。如果他真的不认为你是共产党，你没有这些关系，他也不会用你。他认为你可能是，必要时可以替他解决一些问题，他才用你。他不一定认清你就是共产党，反正你跟共产党有来往，共产党有些意图叫你传达，即使不说你是共产党，但他至少知道你跟共产党有关系，你才能跟他们结合。这些关系很微妙。这是因为，这时蒋介石跟他们是主要矛盾，共产党对他们倒还没有成为主要矛盾。

孙殿英部队向西移动，到包头再向宁夏转移的时刻，我就从沙城先行，去了西北。“文化大革命”审查我时，查出当时上海申报登载孙殿英派什么人到西北，连坐飞机去的都登了，我当时不知道。我以孙(青海屯垦督办)的代表名义去西北，先到西安，跟杨虎城见面。&Ocirc;希望在西安先见见孙蔚如。因为孙蔚如过去讲过：孙殿英去西北，他们挡住潼关的路，帮助孙殿英，不巧，他当时不在西安。

杨虎城那时是蒋介石的行营主任。杨到西北来要用蒋的招牌，所以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反蒋，也就不敢明目张胆地支持孙殿英。我这次见杨，没有在会客厅，而是在他办公室里见的面。他态度暧昧，只听我讲不表态。我这次见杨虎城时，他连他的办公厅主任陈子坚，也不让参加谈话，杨此时就是如此谨慎。我谈了孙殿英去西北的意图，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缄口不言，我就不好深谈了。我也懂得，他不到有利时机是不敢动的。孙蔚如此时又不在西安。我没住几天，就到甘肃去。那时到甘肃还没有铁路，只有唯一的一条航空线——即通过西北上空往欧洲去的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这种小飞机，不是客机，有两排凳子。我坐这架飞机，没有什么人，几乎是专机。这时蒋介石已任命朱绍良为甘肃省主席，军队还没有进去。朱是蒋的嫡系，我到朱那里，讲了中央委派孙殿英去青海屯垦，要求他支持，并征求他的意见，“你看走哪条路线为好？”见面一套官话吧。他也不表态，说了一套官话敷衍。我反正表示尊重他，其实我去也不是为此目的，是想从甘肃到青海，能跟回族军队联系上，得到回族军队的谅解。西北这里回民多，马在地方上有基础。我过去讲过青海马步芳有一个师，兰州以西，甘、凉、肃，到玉门关一带是马步芳的弟兄马步青，宁夏马鸿逵有一个师。进甘肃首先遇到马家部队，深进去最有力量的还是马家部队，我那时想去跟马家接头，搞好关系，取得马家谅解。可是，我刚提出拟去青海访马步芳时，朱绍良就表示不赞成，谈话无结果而散。他每天派便衣监视我，活动受到限制。我住在兰州普通的旅馆里，既不能去青海，又不能在兰州活动，很讨厌。但也还建立了些关系。这不是过去就有来往的关系，而是知道来了代表青海督办的人，主动到旅馆来找我的。有一个回族青年马仁山，他是马步芳部队的少将参议，北京大学毕业生，回族当中的知识分子。这个人可以和回族上层来往，他家就住在兰州。这些人朱绍良也不敢动他。与马仁山见面后，我就体会到，他一方面反蒋，同时对马步芳、马步青等回族实力派很不满意。他希望孙殿英部真能进甘肃到青海，希望利用这个力量有点活动。虽然有朱绍良的监视，我与他也还见过几面，我请他到包头参加孙部进西北活动，以后这个人就到了孙殿英部队。关于他到孙部的事，我以后再说。另外找我的还有个三十几岁的壮年人，这种人也在争取之列，我说他先来孙部也可以，等孙进去以后来也行。这些人与当地都有关系，有些活动力量。

我在兰州顶多住了三五天，还是坐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回的西安。在西安我也没有多停，孙蔚如不在西安，我也不打算再见杨虎城。在西安又遇到旧友陈子坚、杨的高级参议杜斌丞，他们都是主张反蒋的人士，都赞成孙殿英部队进西北。

福建反蒋是在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失败之后，到1933年的11月，十九路军才宣布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反蒋抗日的。就等于宣布了与蒋的冲突开始。福建反蒋政府成立之前，孙的部队已集中到包头附近，准备配合福建的行动。十九路军宣布反蒋同时，孙开始进攻宁夏，我回去正遇上这个时机。我从甘肃出来，孙的第九军团司令部也到了包头，我在西安未多停留，即赶回包头跟孙见了面。这时，他正紧张地准备部队从包头向宁夏进军。西北方面，包头、宁夏，平绥路一过大同向西，人烟很少。包头人口稍多，但向包头以西，武源、临河就很荒凉。武源以西有很长的路，差不多有几百里没有人烟，走路的人得按站(约几十里一站)走，过站就没法住宿，到站也只有很简单的大车店。越往西骆驼越多，这一带的部队要带帐篷，每人都有一种老羊皮大衣，白天穿，晚上盖，还得有顶皮帽子。大部队行动，军需供应很不简单。

在包头的部队人数很多，李锡九也跟着部队到了包头。因李年事已高，孙本人&Ocirc;不要他随军长途行军的，劝他留在后方，但李老先生壮志未已，还是跟部队一起走。

进军宁夏前夕，孙殿英接到福建将成立人民政府的电信，这是宣布抗日反蒋的信号。孙即要我代表他立即去福建与人民政府建立联系。他一方面叫我走，另一方面叫部队向宁夏出动。

在北平搜集情报，策动反蒋

我回北平已是1934年春天。1935年上半年，彭文的母亲去世，我跟彭文回她老家湖南岳阳去吊唁老人，不久即回到北平。从1932年2月到北平，直到1937年抗战开始，我便常住在北平，这期间我住在北京图书馆后西安门内养蜂夹道、勤良巷一号的时间最久，开始也住过鞑子营和南长街，但时间不长。公安局登记的名字是化名金注东。几年的生活主要是靠彭文在两级女子中学教书来维持，有时组织上也稍有接济。

这时，北方各地的抗日反蒋活动仍没有停止。直到1934年，蒋介石的势力虽然发展到潼关以外，又在河北设了行营，但山东是韩复榘的，河北是宋哲元的。宋、韩都脱离了冯玉祥，但还不是蒋的嫡系，蒋的嫡系还没有占领黄河以北。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其侵略步伐，华北危机，国难日深，人民普遍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和北上抗日的红军。

在上海，我的关系属情报部门。上海&Ocirc;负责人是刘子华(一度到了法国或德国，解放后任北京房地产管理局局长，现已故去)。1934年夏秋间，我再到上海，见面的已&frac34;不是刘子华、胡老八，这次是见到了王世英(后来的中央监委)，这是第一次和他见面，当时他化名老陈。这次与我同到上海的有武志平，非党员，因为它在孙蔚如部队曾代表孙蔚如到川北和红四方面军联系，因此带他到上海和组织谈谈，&frac34;向王世英介绍后，王世英也和他见了面。由于上海的环境太坏，到1934年下半年底或1935年上半年，机关迁到天津，成立了北方联络局(前身是上海中央情报处，是中央军委的派出机关)，负责人是王世英。1935年他到了北平我的家里，他告诉我以后关系转到天津，由他联系，从此关系属于天津北方联络局，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离开北平为止。几年中和北方联络局的成员接触的有王梓木(解放后辽宁省委)、南汉辰、陈雷(解放后山东省委)、邹大鹏等，王梓木曾在我家住过一个时期。

西安事变以前这几年，我们虽在北方有些活动，只是实际效果不显著。我在北平主要是隐蔽利用一些社会关系，搜集情报，了解华北各方军政活动，策动反蒋。组织也交给管理过个别人的关系，有时也临时给点任务，如王世英在北平要我给南苑一个学兵团送信，信是送给周大鹏的。这个时期，杂牌军队仍然有反蒋活动，我们在北方也搞了些反蒋活动，但是，都没有成功。那时，曾利用蒋宋矛盾和华北日本进行侵略的紧张形势，促成宋哲元在华北建立情报网组织。“双十二”前后，&frac34;过王世英交给一个比较重要的任务，准备利用张克侠(&Ocirc;林业部副部长)在宋哲元部队(华北政委会)做参谋长的关系，派我打进宋的部队情报处，利用宋在华北的情报组织，建立我们在华北的情报网，由我负责。七七事变之前，我已&frac34;和宋哲元的参谋长张克侠接了头，&frac34;他介绍和他们的情报处长见了面，可是，还没有进去工作，七七事变就发生了，这些事也就中断了。(叔叔靖实秋回忆：他(靖任秋)于1934年春回到北平，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才离开北平。在此期间我和兄嫂一起居住，共同生活。我知道兄嫂都是共产党员，有时他们在家中开会，我就在门外放哨，常联系的如刘秉琳、武伯昌等我都认识。有一次国民党派便衣到家中搜查，无所获而去——靖叔平)

到了“双十二”，情况才有变化。“双十二”我们得到消息很突然。当时我们这些人在北平有些社会关系，“双十二”把蒋介石捉住，我在北平当天就听到这个消息。一提捉到蒋介石，高兴得甚至跳起来。蒋介石从1927年到1936年，将近十年，天天屠杀共产党，破坏革命。听到捉到他，真是高兴得发狂。可是，很快就听说要释放蒋介石，那时我们都很不理解，捉到为什么不杀？为什么还要放他？认为应当杀掉。很快，党内就有通知，对争取蒋介石共同抗日，作了很多解释。从大问题看，我们也就清楚了。如果杀掉，正中了反动家伙们的计。何应钦在南京作积极的用兵打算，一是想消灭张学良，更主要的是：打得厉害就不能留蒋，等于促蒋必死。中国必然陷入混战，实现抗战就不可能。内部必先一致，才能抗日，这个道理很清楚。

此时，孙殿英已到了北平，北平正活动反蒋。宋哲元知道孙殿英地下有些力量，就派人把孙找到北平来。孙在山西一点不能活动，等于受到阎的监视，连他要出山西都不行。他要想在得到阎锡山的同意下出山西可不容易，阎把他放到那里看着，必要时再用。

孙殿英离开山西走得很别致，也可以看到这个人工于心计。他不告而别，又怕自己没有武装，万一路上遇到危险，出点问题怎么办？军阀靠武力靠惯了，社会上也确有这种暗杀的事，他就带了两个佩枪的便衣卫士。他的两个便衣，在山西省内没有人检查，可是坐火车离开了山西，到了河北省铁路沿线，遇见检查怎么办？他想，离开太&Ocirc;，他就到了宋哲元的地盘。他索性就自己给自己开了一张护照。你猜他怎么开的？他这时又没有官职，他就利?自己的名气，用“孙殿英”三字，开了一个条子，证明卫兵是他孙殿英带的。出了山西遇到宋哲元的人，宪兵队不承认他，也会知道他，不会轻易难为他，只会向宋哲元报告，一报告就没事了，因为宋正想找他。他的估计不错，他就这样从山西平安来到北平。这些人都有钱，拿出点钱来养活一批人不成问题。他到北平后住北兵马司，房子很大，有几进院子，花园，小楼，花厅都具备，在晋祠的很多人都跑来了，过去跟过他的人也陆续来到，他拿出一点钱来养一批人是不成问题的。宋哲元本来想利用他，也就不怕孙周围人来得多。我那时在北平活动，也沾了他的光。我们在那里活动，带半公开性质，宋哲元也不干预。几年当中我能在北平呆得住，就仗有这么点关系。

“双十二”之后，张、杨很快就与共产党建立联系，恩来同志到了西安，形成张、杨与共产党合作的局面。我党在这当中是具有指导地位的。“双十二”时，除恩来同志到西安，红军也向西安接近。张学良并不害怕，他准备在潼关&Oacute;敌，就和红军携起手来抗拒国民党部队。孙蔚如看到这个情况，赶紧给我电报，要我去他那里。从“双十二”到释放蒋，有半个月时间。大体上我是在过旧年时接到孙蔚如的电报，过了年才去的。第一，过去是那么个关系；第二，看见张、杨友好合作，大体还是听我们党的，我想如果我去，对孙蔚如起点影响，对整个形势有利。离开北平前，&frac34;王世英决定，将我在北平的关系交给萧明(解放后任北京市总工会主席)。1936年春节过后，我就到了西安。先跟杨虎城见面，接着和孙蔚如见了面。那时，形势已定，蒋已释放，决定一起抗日。南京何应钦派策划内战的阴谋，在蒋回去后，也有所收敛，全国正在酝酿一致抗日的新局面。孙蔚如&Ocirc;来邀我去西安的意图也有所改变。2、3月份，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同志。自1928年在上海见面后，已有七八年没有见到他，我的工作关系在他那里，北方联络局也是受他领导的，他很了解我。

再返孙殿英部（1）

华北丢得这样快，国民党军队撤得这样乱，等我赶到石家庄一问，恩来同志又走了，留话要我到太&Ocirc;八路军办事处找他，我就这么一路赶。山西地形难攻易守，过了娘子关，走路就不大受战争影响了。赶到太&Ocirc;，才在八路军办事处又找到恩来同志。那时敌机已轰炸太&Ocirc;，进办事处就遇空袭警报，恩来同志和我一起进了防空洞。洞很大，朱老总也在那里，那时八路军不少人在太&Ocirc;。由于重视华北战争，恩来同志对华北可以建立关系的部队都不放松。恩来同志对孙殿英这支力量很重视，一谈便要我利用旧日关系，到孙殿英部队去工作，主要还是做争取孙殿英的工作，交代我任务：争取孙殿英坚持华北抗战，建立跟八路军的友好合作统战关系。交代后，就叫我快些走。总理交代任务时有南汉辰参加。我也把孙和蒋介石的关系及留下和孙多谈一天了解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请示：孙参加过反蒋战争，失败后同冯阎一同退到山西，1932年又进攻宁夏参加福建政府反蒋，所以和蒋的关系一直是很恶劣的。这一次孙利用华北抗日的混乱局面东山再起，到石家庄一带后已有三千人上下的武装，&frac34;一战区刘峙介绍孙和蒋见了面，蒋介石给孙部一个冀察游击司令的名义，实属万不得已，对孙还是极不放心的，就把孙的部队交给军统戴笠负责控制，指定孙和戴笠建立&frac34;常联系，军统派了一个特务工作组带着电台到了孙部，长住在孙的司令部，实际代表蒋介石，负责监视孙殿英的活动，附带作军队的情报工作。这一特务工作的负责人是严家诰，这种情况说明他们还是很对立的，并请示如何对待这个特务工作。对于这种形势周恩来指示(大意): “一定要和他们来往，能打进去更好。”

抗战开始后，参加到孙部的有不少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在上层能和孙谈问题的有李锡九(共产党员)，邢肇棠(1941年后参加共产党)和我。其他如姚亮(共产党员)、李琦(共产党员，较长时间内都是做孙部地下党的负责工作)、张磐石、刘植岩等。

我从太&Ocirc;出来，孙部还在行唐一带，很快我就去了，实际也没有具体工作，等于先留在那里。这时孙的部队已&frac34;继续向南撤退到了石家庄以南武安一带。

我初到没有安排工作。而他那里的情况已&frac34;变化，孙刚取得国民党的名义，又有特务监视，我初到引起了孙对我去他那里的考虑，他虽然拿不出我是共产党的证据，但他知道我们这些人的言论、行动。这时，孙殿英顾虑我们会不会影响他和蒋介石的关系。他要靠蒋发给军费，补充弹药等，他不肯丧失这些东西。年底，上海失守前夕，他跟我商量，问我是否到南京走一趟，跟戴笠建立个关系，以方便今后工作。孙殿英恐怕我去他那里引起特务的疑忌，如果取得戴笠的谅解，还希望我留在他那个地方。我当时也认为，既到孙部工作和他们是不能不打交道的，而且总理也作了明确的指示。恩来同志的想法是争取各部分力量抗战，对国民党特务我们也不是搞对立，而是争取他们与我们合作抗日。防范是要防范，但不搞对立。根据恩来同志的提示，我想我可以到南京去，便欣然而去。孙在南京早已有了办事处，有个办事处主任叫刘曾若(解放后武汉市政府参事室)，是孙殿英的常驻代表。刘还是比较进步的，旧日跟徐冰同志有联系。这个办事处主要就是跟戴笠发生关系，孙要钱，要东西，都通过戴。蒋答应发给时，也通过戴领取，蒋知道孙不好对付，只有用特务组织来控制他。戴的特务组织，把孙的一举一动都报告蒋介石。我跟刘曾若见面，把孙要我来的意图讲了。这时戴不在南京，他的机关报告他，他约我去上海见面。我从南京出来到了上海。戴的办事机构，把住什么地方最靠近戴，都作了安排，我住的地方与他们都有关系，可见所有的活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我想，住到这里也好。它对国民党其他特务能带点欺&AElig;性。前面说过，1933年时国民党特务已&frac34;控制了上海的里弄。

戴的特务工作，这时已&frac34;很有点气候。戴笠和我见面的形式是请我吃饭，在座的有高崇民——民盟副主席。戴笠见面时绝口不谈往事，不谈到我的历史，却给我引见了特务组织中的一些熟人，暗示他是知道我的历史的。我记得看到许××。南昌起义的时候，许是二十四师参谋长，后来投降了国民党，加入了特务组织。戴把这些人向我摆出来，表示我的历史、面目，他都清楚，他请我做事情，看我怎么样。这些都是“尽在不言中”。这说明，那时国民党的特务工作，已&frac34;颇为高明。当时正是抗战开始的时候，国民党被迫和各党各派合作，我又是以孙殿英代表的身份和他见面，所以谈话时一般的，只涉及华北的情况，很多青年学生流离失所，到处流亡，应该收容这些青年爱国力量。很多人投向八路军和其他抗日部队，国民党希望青年到他那里去。戴笠请我在华北替他收容平津流亡学生并介绍给他。走以前他送给我一本密码，一支八音手枪，约以后通讯联系。我以后没有和他通讯。

此时，上海战事已很紧急。苏州河以北已被日本军队占领，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在苏州河隔岸对峙。形势的发展是中国军队慢慢不能支持。我正在中国部队准备撤退时，离上海到南京。这时，火车也不大通了，我坐戴笠他们的大型载货车。天&frac34;常落雨，路途泥泞，汽车·倒路旁的很多。中途没有旅馆，只能住在人家。在无锡住了一夜梅园，第二天到南京，已是11月中旬。

戴笠这一手，无非是表示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愿意跟你联系；可以互通电报，希望你把孙殿英的情况告诉我。送一支枪等于文化人送一支笔，表示亲近。密码一本，以备通讯。而孙殿英则表示：这个人过去你们很怀疑，我让他去跟你见面，消除隔阂。去的结果，好像戴笠表示了“谅解”、“信任”。

我离开两天，上海就失守了，南京震动。这时，我党已在南京设了办事处，由叶剑英同志负责，李克农同志当副处长，我设法跟李克农同志见了面。这时南京情况比较混乱，各方人士很多，不是专门派出来对付我的特务，也不会知道我是&Euml;，再说战事紧急，兵荒马乱，情况千变万化，他也掌握不了我的活动。我警惕地找寻时机，把枪和密电本带到了办事处。李克农同志把密码本&sup3;录报到延安，在审干当中，李克农同志对此作了证明。以后没有和戴通过讯，也没有给他收容过流亡学生。

再返孙殿英部（2）

回到孙部，路过徐州，彭文已&frac34;急得不得了。战争发展很快，她急于要走。我回到徐州，她也就回了湖南。

一回到家，就看到外面有许多人，还有出殡的纸人纸马。&Ocirc;来我的祖母病危，几天来就只有一口气，周围的人说：老奶奶不咽这口气，就是等孙子。我进门到她床边，她&Agrave;着我的手问我，你吃过东西没有？说着就断气了。祖母对我最好，我当时很后悔没有带些吃的。我是长孙，我父亲九岁上就死了父亲，家里只有我一个小孩，祖母在农村那个条件下，对我尽了她最大的关怀。

战争发展很快，徐州随即沦陷。殡葬了祖母我就走了。孙殿英部队从石家庄以北撤到武安、涉县一带，时间恐怕已到了1937年的年底，1938年春天，又从涉县到了山西的晋城。

去南京这一趟效果不错，我回去跟严家诰应酬了一下，我们两人还曾住在一起。行军不比住家，孙殿英、严家诰和我三个人住在一起，还睡一个炕，睡的地方也是办公、会客、下边来请示报告的地方。邢肇棠这时当大队长，李锡九已&frac34;胡子都白了，他长住洛阳。

我从涉县到晋城，当时孙的部队在林县晋城一带。孙殿英这时给我任务，要我到洛阳去招学生办教导大队，为部队培养骨干。白手起家，如何准备？有几个问题：一、学生来源；二、干部，特别是政治干部，到哪里去找？三、地点选在哪里？除了派他的军事干部来以外，孙都不管。这跟戴笠要收容华北的学生不是一回事，这是要在豫西招学生。教导大队队长由孙殿英自兼，叫我当副队长(又称大队副)，“全权办理”。

&frac34;过选择，教导队的地点定在洛阳以南一百华里左右的韩城(即古韩国地方)，六七月份开始筹备。这时，孙殿英的部队已&frac34;不是一个大队、一个大队的了，而是团的编制。他的部队在韩城也设了办事处，作为留守的后方，并驻扎了一个团守护办事处。洛阳也设了办事处，完全是个大部队的派头。

教导队的地点最后确定在洛阳以南一百华里的宜阳城三乡镇，8月前后正式成立，这时部队在黄河以北，实际由我负责。学生决定要找思想进步一点的。学生的来源主要是通过党的地下组织豫西特委在豫西给动员的，也有极少数学生，约四五十人是在汉口&frac34;孙的办事处(办事处长即刘曾若)招收的。我到洛阳后和豫西特委&frac34;李琦介绍在洛阳见的面，见面人在洛阳一个中学校工作。在豫西一共有一千多人报名，我都收下了。那时没有王法，&Euml;都可以招兵买马，占山为王。我把招来的学生一共编成七个中队(每个中队一百多人)，其中一个军官队，是孙部旧日军官，六个中队是招来的学生。我曾问过孙殿英，教导队规模办多大？要招多少人？他说：不怕大，你能招多少就招多少。他开这么个口，我就招来这一千多人。李锡九也来到韩城，支持创办教导大队。他&Ocirc;来在洛阳，年高德韶，有些事可以借重，在有些问题上，他向孙殿英说话更为方便。教导大队的队长、区队长等军事干部都是孙部的旧人。还得用孙殿英的人，不然他要怀疑。其他的军事干部和全部政治干部都是和党有关的。这些人从哪里来？如上政治课的政治教官、政治总教官、还有军事总教官，总得有个教育长吧。不久机会就来了。抗战开始，程潜当一战区司令长官，驻洛阳。我们办教导队时，程潜正要从一战区调走，大约换上来的是卫立煌。程潜的政治部当中有一批比较进步的人，政治部主任叫李世璋，&Ocirc;是共产党员，下边也有不少思想进步的人。此时李是不是共产党员，弄不清楚。程潜要走，按国民党的常规，一朝天子一朝臣，换班就得换人。程潜下边那些要走的人，我就都接收下来，安排在教导队。教导大队的组织计有：教育长是徐祖芳(抗战中在新四军牺牲)，军事总教官是方执忠(黄埔学生，参加过湘西暴动，解放初任解放军师长，1956年后任天津警备副司令)；政治总教官是刘啸然(解放初任河南教育厅长)。七个中队都设有指导员，只有张秀中一人抗战时太行病死，其余六人都还在：谢丰(外交部)、马影秋(教育部)、张德甫(曾任武汉水工学院院长)、严辛吾(即严厉，郑州粮食学院领导)、李平民(北京外贸部门工作)、彭庆昭(北京科普&ETH;会)。还有一些教官：李琦(曾任教育部副部长)、马国良(教育部)、李汉辉(被俘牺牲)等，其中李琦的公开工作是办“教导”小报，实际是教导大队党的负责人。教育长、军事、政治总教官以及七个队的指导员全是共产党员。

我那时想请个打游击战的内行当教官。正好李琦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我叫他带个信给林伯渠同志，要个讲游击战的教官。林老果然派了人来，叫李简恭(长征老红军干部，抗战中已牺牲)。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在保定失守前夕，周总理在太&Ocirc;指示我打入孙殿英部队工作，没有让我带组织关系。指示工作时南汉辰(北方联络局成员)在场，此前我的组织关系在北方联络局。1937年底(?1938年初)我已留在孙部，孙部也已由石庄附近南移到武安一带。有一次我到129师师部——涉县西北某地，见到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曾向徐向前提出组织关系问题，徐要我找邓小平谈谈，我因为和邓以往不熟悉，觉得不好谈，就没有再谈。

1938年，在豫西孙殿英部办教导大队时，感觉到很多事情需要有组织帮助才好解决，曾通过李琦与中共豫西特委负责人见过面。在和豫西特委接触中，我没和他们谈过组织关系问题。秋天，教导大队开办时，李琦从宜阳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我托李琦问林伯渠，我的组织关系怎么办。1937年初，我到西安办事处和林老见过面。结果林老跟李琦说：不要管他。李琦回来也没谈我的组织关系问题。看来林老是对的，我要是在孙部与组织建立了关系，以后我这个人就没有了。李琦是李锡九的外孙，抗战以前李锡九一直是和李琦一家同住在北京的。那时我们&frac34;常往来，就认识李琦。李琦抗战开始后随李锡九到了孙殿英部队，在接触中了解到他是共产党员，他对我只知道我和李锡九很接近，什么事情也敢对我讲，至于我是不是共产党员，他并不知道。后来周恩来去了重庆，别人不了解情况，此后我就没再找。

豫西特委在洛阳，可能活动有些暴露，于是就搬到三乡镇，而且连电台也搬去了。当时孙殿英正在扩充部队，壮大实力。好在严家诰只有一个情报组，虽然常驻孙部搞情报工作，但没有更多的人深入下去。我们教导队跟严家诰隔着一条黄河，同我们还有二三百里路的距离，他们也搞不清楚我们这里教导大队的内情，初期还相安无事。

再返孙殿英部（3）

可是，教导大队只成立不到半年，事情起了变化，三乡镇终于暴露了。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打电报给孙殿英，声称要解散教导大队。孙殿英不愿意解散，解散于他面子不好看。孙殿英从洛阳来到三乡镇。军队习惯，这个部队的头头来了，照例要请他检阅、训话。他看见不到半年，这个部队已&frac34;很像个样子，更不同意解散了。他找人给一战区交涉：年底离开洛阳一带，调到黄河以北孙的防地。

1939年初，这个部队就从三乡镇调晋城(孙殿英部队驻晋城)。这很麻烦，我们要过黄河，工具就是木船。黄河水流很急，这倒没有什么，但是一过河就是敌占区，过道清铁路后，进入山岳地带走一段路才到目的地——晋城。如果过河时让敌人知道，“中流击之”，这是兵家所忌。纵然渡河敌人没有发觉，我们的人过河后也不能暴露。前面敌人来打，后面有黄河挡住，也很讨厌。要在夜晚走，从道清铁路穿过才能上山，靠近山边就不怕了。

开始把教导队向黄河以北调，大家估计：很多学生可能跑掉。有些本地学生平时就不愿离家，过黄河那边，还要打仗，有危险，学生会跑掉一些，是应当有充分估计的。但是，我们到了晋城，检点人数，几乎没有开小差的。说明那些学生的思想进步很快。

我们从三乡镇过河之前，向黄河边上靠拢的时候(渡口点已记不得)，有意绕过洛阳。那里很多人要解散我们，我们就绕过他，避免途中出事。我们先在河边跟管渡口的单位接洽好。千多人只能分批陆续地渡河。还好，敌人没有发现，人都上岸了。一上岸，即派部队向道清路日军方向警戒并封锁消息。我们封锁了沿河的村庄，外边来人扣留，里边人不许出去，以防走漏消息。我们在驻地放了哨，白天休息，晚上吃饭，黄昏时开始过路，越过道清铁路封锁线。先派警戒部队到两翼警戒，然后留后卫，没有暴露目标，越过道清铁路，上了山，全部人马通过了封锁线，安全到了晋城。

教导大队这次带学生是很成功的，国民党部队里开小差是常事，从后方渡黄河到敌占区，没有发生开小差的部队恐怕很少。再说。这支部队当时没有什么武装，人虽有一千多，枪只有几十支，要是真打，还真没有战斗力。但是，我们把全部学生都带到了晋城。

到了晋城，教导大队还是被迫结束。这里有两个&Ocirc;因：一、这支部队在黄河以南时，一战区就让解散，给了很大的压力；二、孙殿英也不想把这支部队再保存太久，他知道这里有共产党，怕出问题。因此，到了晋城就办理结束。结束的方式也很妙。这时(1939年)，蒋介石已&frac34;把孙部改编为新编第五军，委任孙殿英为军长，把部队从晋城调到河南的林县。当时，从陕北来的抗大一分校就驻在晋城与林县之间的凌川(离晋城大约有一天的路)，教导大队的许多人都开小差到抗大一分校去了。我带教导队到晋城，连休息都没有休息就被孙调走。孙就给我一个参谋长的名义，让我赶紧到林县，为新五军和林县地方上接头，安排孙部调到林县以后的防地和给养(那时部队主要吃地方)，实际上目的就是让我先离开教导大队。我带上跟我的几个人，到了林县。现在来看，离开教导大队去林县有好处，因为在教导大队结束时，学生好多都去了抗大一分校，我在就有嫌疑和责任。我去林县，离晋城有近三百里的路程，学生走了我方便一些。孙殿英对教导大队的学生去抗大一分校事，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他把其余的学生分配到他自己的部队。最好的当连指导员，少数当排长，一般当班长，也有在团、连做政治工作的。不仅学生到抗大的多，政治干部去抗大的也多，教育长、总教官都走了，也有到太行军区去的。1940年我跟何长工见面，他问我：你那个教导队有多少人到抗大？我说搞不清楚，几百人总有。他说上千了。那就是说差不多都去了，以后又说抗大对教导大队的政治干部评价是：水平比抗大的政治干部好。

教导大队给我党输送的人，解放后有的到了大区书记处工作，有的成了部长级干部，如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就是在教导大队办《导报》的，至于在我军部队中，各级都有教导队的人，教导队的教育长是在我新四军中牺牲了的，当时的连指导员现在许多是司、局一级干部。

办教导大队期间还有过搞游击战来开辟根据地的想法。在三乡镇期间大约1938年11月，敌人从武汉方面沿平汉路进攻，很快占领了信阳。我们估计，敌人如再北犯郑州洛阳，豫西可能沦陷。豫西特委一度搬到三乡附近，并且豫西特委要李琦告诉我做准备：豫西一旦沦陷，即以教导大队作骨干在豫西开展游击战争。豫西特委就介绍当地比较进步的有武装力量的开明绅士和我们建立关系，希望以我为主搞游击战。三乡地区附近有一个姓贺的绅士贺澍三，有些武装。他的儿子贺崇升(&Ocirc;长&frac12;航运管理局长后任交通部副部长)参加豫西特委，就曾&frac34;介绍他父亲给我。我想，敌人来了也好，如果敌人到了信阳、郑州，我们就以教导队这一千多人为骨?，在豫西开展游击战，成立根据地。为此也做过一些工作，例如派过参谋检查进山道路，地方交通、村庄情况。我跟地方实力联系也是准备在敌人进攻时，以三乡为基地组织武装。但是，敌人到了信阳就没有北进，洛阳市平安无事，我们的活动没有搞成。

1939年我到林县后，孙部冀察游击队正式编成新五军，邢肇棠任副军长，我任第四师副师长，四师师长由孙殿英兼，以后国民党派了个叫康纪鹏(又叫康翔，与康泽是本家兄弟辈，是个胆小好利、酒色财气俱全的人)的来任师长。孙殿英的部队虽编为两个师，实际两个师的师部都没有成立，实际由孙本人统一指挥。把部队直接交给别人孙还是有顾虑的，孙殿英给康纪鹏以师长名义，生活上给予应有的照顾，但就是没给他指挥部队的权力。我还是住在军部里，做孙殿英的工作。1939年初我到晋城不久，孙殿英部队移防到林县(晋城以东河南境)以西直到东阳关，面向平汉路布防。铁路线属于敌占区。孙部除两个师外还有些支队，以东住到平汉线以东冀南地区。林县以北直到涉县都是八路军。孙是一个封建流氓军阀，是在矛盾中图存以及求得发展的，在华北就是利用八路军和蒋的矛盾。我们在抗战初期所以能和他建立关系，能在他的部队进行工作就是这个&Ocirc;因。当时华北的抗战形势，在我们党的正确政策领导下，有日益壮大的八路军在他的周围，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孙很懂得蒋介石是不会要他过黄河以南的，要在华北就不能不和我们和好。他此时完全是采取保持实力的方针，对日本不主动出击，对八路军也不得罪。这当然与李锡九、邢肇棠和我都做了工作有关。我过去说过，恩来同志一开始就向我交代：要策动孙殿英坚持抗战，与八路军建立比较友好的关系。我在此时期，主要做这个工作，包括以下几件工作。

再返孙殿英部（4）

第一，建立孙部和八路军的统战关系。我曾&frac34;几次到八路军去，跟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见面。我到孙部后曾陪同孙殿英和朱总司令在太行见面，并与一二九师建立了联系。一直到1940年，新五军与八路军的关系，党中央评价过(据彭副总司令说)，认为国民党军和八路军的统战关系，从全国说孙部是最好的。这一期间也利用新五军的关系，给八路军做过不少工作，例如，1939年初掩护八路军东进纵队(只有百余人)，通过孙部到平汉路东开辟工作，这也是何长工布置我做的。部队由抗大的副校长某率领，要我做孙殿英的工作，一是让这部分通过孙的防地林县一带到路东去，二是到路东后和孙的部队不要发生问题。我做了这个工作，除东进部队(人数很少)安全通过林县过路外，还电知路东，记得是崔振之支队，要和八路军东进部队搞好关系。其次，根据地有一段时间没有制造能力，必须从敌占区采办军工器材和无线电通信材料，以及医药卫生材料。我们利用孙殿英在敌占区的关系，通过秘密与公开结合的办法在天津、北平一带利用新五军的名义代八路军总部搞了不少这些东西，甚至八路军到国民党后方洛阳、西安等地活动时还可以利用孙部的证件(护照)、服装等。当时八路军时常有人到孙部，记得八路军前总王伯屏就去过一两次，八路军也替孙部解决过问题，如1940年送给孙部冬季全军棉衣等。

第二，1939年利用孙和豫北国民党政权的内部矛盾，打了国民党在林县的豫北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姓吴，很反动，有三个营的地方土匪武装。我由河南武安调动牛瑞亭支队以移防为名到林县打的。

第三，铲除孙部所在地最坏的反动地主武装头子李光地。李是武安的大地主武装头子，彭城镇一个煤窑因为不满足他的勒索，一次就在煤窑里害死13个人；在这一带也和八路军闹摩擦。利用孙和他的矛盾，打击了这个地主武装李光弟支队，将李扣押撤换。牛瑞亭就是接替李的支队司令。总之当时的统战关系是不错的，一直到1940年。这些工作是不易隐蔽的，隐瞒不了国民党的特务的，因此要想同时和国民党特务工作接近是有很大矛盾和困难的。而当时没有出问题，主要是孙殿英的态度还没有完全倒到国民党去，他的部队虽然有特务监视，然而在抗战初期孙并不受特务的影响，蒋对他也无可如何。

面对戴笠的收买政策（1）

我与孙殿英，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0年是合作的，1940年春关系开始破裂。邢肇棠走得很磊落，他把骑去的马、带走的枪，让警卫员送回孙部。这当然与八路军处理慎重有关。在这以前，邢并非共产党员。在孙殿英部队中工作的党员也有离开的，李琦就跟邢一道走了。李琦的走，影响到孙殿英与李锡九先生的关系(李琦是李锡老的亲外甥)。这种变化了的情况，到冬天就落到我的身上。自邢走后，矛头转向我，我的处境更为困难。先是在军部政训处出版的小报上公开对我进行攻击，孙对我也戒备起来，他给我派了个副官，我当时理解，来的人名为副官，实为监视。跑了邢又再让我跑了，显得他太无能，加上“坐视朱怀冰被打”的事，总要有个着落。国民党一方面对孙施加压力，同时设法对付我，1941年初，国民党军委调我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对于他们的意图，我知道是以“中训团”为名，到重庆以后用其他手法来对待我。孙殿英也同意我去重庆。以后我了解，他打算叫我去重庆，一则对重庆可以表明他的态度，二则借此让我离开他的部队，一举两得。我当时考虑过离开孙部不去重庆，但这时彭文也在湘鄂赣特委发生了问题，组织决定已&frac34;动身从湖南&frac34;重庆到我这里来，我已告诉她过重庆时住到孙的重庆办事处，我如果走了，她会出危险。而且她们在路途上，我也无法通知她们说来了有危险。她们来了，我只能不走。邢肇棠脱离孙部前，李琦曾向我讲过要离开孙部的事情，我和李琦讲了这件事，暂时没能走。而且，邢肇棠走后，孙对我有了戒心，脱身已&frac34;不太容易。我既不能走，就不能不去，否则国民党会以抗命论处，是要加罪的，孙殿英也可以采取各种办法配合(其实，这就是孙殿英与国民党配合搞的)，孙殿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的。再者，也考虑到孙殿英的态度。我去重庆受训，就是因为在孙部一段工作引起他们的怀疑，但考虑孙当时对我确实尚无伤害之意，只不过是想表白他的态度，缓和重庆对他的压力。我考虑，只要孙无恶意，因而去重庆尚不至于有危险，等我家眷到后也好一同设法走开。为了能够再坚持下去，看看情况，便决定去重庆。开始，我没有表示，后来表示去，这时我正在卫立煌办的一战区为时两星期的师级干部训练班受训，总共只有几十人，编成一个队。我是新五军第四师副师长，是孙殿英派的，第三师去了个参谋长张季良(实际在军部作参谋处长工作)。我带两个通信员薛集敬和李吉庆，两人各带驳壳枪一支，我带一支小手枪(即1937年戴笠送的)。去洛阳是同警卫营一部分队伍一同走的。我跟孙殿英说好，一战区师长训练班结束后我去中训团。

去重庆前，孙殿英写信要我过西安时会见胡宗南，到重庆后会见戴笠和张厉生。打朱怀冰之后，庞炳勋、孙殿英两个军已&frac34;编成了廿四集团军，庞升任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部归他指挥。庞政治上与中统有较密切关系，当我要去重庆受训时，孙殿英让我到庞炳勋处去一趟，并要庞炳勋写信给洛阳胡××(估计是中统河南比较负责的人)，由胡写信到重庆后会见徐恩曾。不知是不是孙想借此向庞说明，他那里的人不是共产党，只不过是跟共产党接近，为此才叫我去中训团的途中从庞处一过，叫庞把我向有关方面也作些介绍？庞炳勋在我去找他时，就给我介绍了长驻河南的中统(CC)特务头子胡××，让我到洛阳跟他见面。这个特务又介绍我去重庆时见徐恩曾。

我到洛阳时大概是1941年初春节前后，以后彭文从重庆到洛阳来了，同来的还有他的弟弟彭轶黄。这次是我先到洛阳，她后到的。抗战开始她到了湖南，后接关系到岳阳当中心县委书记，并参加湘鄂赣特委。1939年夏国民党制造了平&frac12;惨案。湘鄂赣特委遭到破坏，国民党对她发了通缉令。她把孩子丢在岳阳乡下老百姓家里，一个人跑到宁乡她二妹利华处躲了一阵。1940年10月，她请人挑着九岁的伯文，七八岁的玉仲，五岁多的叔平，从岳阳到宁乡，然后&frac34;西南公路而贵州到重庆，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恩来同志。她是湘鄂赣特委介绍她到办事处的，南昌起义时，彭文在前敌军委会恩来同志身边工作过，她汇报了从湘鄂赣特委跑出来的&frac34;过，就提出要到延安。恩来同志因为我在孙殿英部队，没有同意她去延安，说那样会使我暴露，要她到洛阳掩护我。又讲她到洛阳不能带组织关系(我在那里也没有组织关系)，只跟李锡九来往见面，将来她的组织关系由邓大姐证明。所以，彭文只有到洛阳来。她从湖南逃出来，带三个孩子，由宁乡、贵州、重庆而洛阳，辗转数千里，过西南公路的吊死崖，崖下白骨累累，在下一个大坡的时候，她们坐的汽车前轮子掉了一个，真是间不容发(叔平附记：到了重庆以后，我们三个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出麻疹，也无药可医)。可是，她们到洛阳后，我想跑也不能跑了。我去洛阳第一战区师级干部训练班受训，先住在孙殿英洛阳办事处，她们到后，我们移住到城郊瞿家屯，又碰上敌机&frac34;常轰炸。这时，我的处境已&frac34;不是只考虑一个人，而是要考虑一家人的问题了。

我到洛阳，先到一战区司令部报到。洛阳训练班为期只有两个星期，没有遇到什么特殊情况，照他们的说法，目的是 “让各师负责人在此彼此认识，便于今后配合作战”。这时战区司令是卫立煌，训练班队长是赵寿山(解放后任陕西省长，当时在孙蔚如部当军长，也是临时调训性质，可能此时国民党对他也有点怀疑了)，他在训练班结束时请吃饭，我也参加了。我知道他这个人，但不知道他的政治态度。从赵寿山也可以看出来，我党的打入工作，各处都有。

在洛阳会见了胡××，由他给徐恩曾写了信。我们见面没有谈其他问题，以后也没有再见面。此外，在洛阳和李锡九一同到CC(中统)特务谢质如家看过他一次，也只是一般的应酬。

面对戴笠的收买政策（2）

那时还有个特殊关系——从新五军洛阳办事处了解到，一战区军统负责人是国民党少将特务头子岳烛远，正在洛阳。我非跟他见面不可的&Ocirc;因是多重的。这个人我们&Ocirc;先彼此是熟悉的，我们是1925年在南京党内认识的，我在东南大学入党时，他在南京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也是党员。当时南京一共二十多个共产党员，他当然知道我那时是党员，这也是过去的一点关系。从1926年我去黄埔到1940年底，有15年的长时间，我们没有见过面，1941年初我到洛阳才又见到面。隔了这么多年，他叛变当了特务，当时任一战区调查室少将负责人，我是否还是共产党员，他既有怀疑，又不能肯定；岳这时正在一战区负责军统特务工作，我在的孙部正是一战区指挥的部队，与岳有关，不见面不好；我在孙部的情况他们可能知道，不见面也不好；我到重庆主要问题在戴笠那里，我到重庆去又要和戴笠见面，岳是戴的战区负责人，和岳见面请他能和戴先打个招呼，可能要更方便些。愈是这样，从麻痹他出发，我还非跟他见面不行。这是不能回避的，我就主动先去看他。我去是在岳住的地方，门上没有机关的牌子，&frac34;过传达到了岳的房子，见面时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只岳一人。见面中我对他只作一般的应酬，只谈华北抗战的情况和我去重庆“中训团”的事。我向他表示和孙殿英的关系很久，抗战前一直是在北京住，我告诉岳我这次是去重庆中训团受训，准备和戴笠见面，以后有些事还请岳帮忙。岳当时表示能帮忙的一定帮忙，&Euml;也不谈过去历史，政治问题他也没有向我询问过。以后，岳到孙的办事处来看我，只是一般的谈谈。后来我请他吃一次饭，就更没有多谈什么。谈话时有可能表示我已不是共产党了。我和岳烛远还一齐到过谢质如的家里，他们两个都是军统和CC的招牌人物。

1941年我从林县前方去重庆，初到洛阳时，岳烛远对我是有警惕的，对我是用了一番侦察功夫的。在洛阳遇到一件事，我认为就是军统布置的对我的侦察。新五军在洛阳的人员一般都住在瞿家屯，但在洛阳城里设有办事处，城里的办事处处长叫王松筠，他是为孙殿英贩卖大烟的心腹。我驻在瞿家屯，时常到城里办事处去。那里有很大的房子，前后院子好几重，各方面人来来往往，吃喝应酬很多。有一天我刚到那里，一进客厅坐下，就说有人要来见我，还要“面交”一封信。我就出去，有个人交了一封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的信给我。这封信是干什么的？打开一看是袁晓轩约我在洛阳有空袭警报时到北大街一个十字路口见面。当时洛阳&frac34;常有敌人飞机空袭。1937年底抗战开始以后我和袁晓轩在太行见过面。当时他在八路军总部作参议室主任，曾&frac34;代表八路军总部到过孙殿英部队，我们见过面。按照一般情况，我是共产党，他是可能知道的，幸而抗战后是由周恩来直接指派我做敌军的打入工作的，而又采取了单线的关系，因而袁晓轩不知道我的身份，见面时也并没有组织关系。我到洛阳后也并没有和他见过面。我这次去重庆是有警惕的，等打发这个送信的人走了，当时我心里有点奇怪：组织上我跟他并没有关系，从组织关系说不应该建立这样的联系。袁是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长，我到洛阳袁可能会知道，按我们当时的身份，如果他有事需要见面，完全可以采取公开的形式到办事处见面，我们可以单独谈话，什么问题也不会有。我当时考虑，以我们公开的身份，不容许这样公开的秘密活动，不应该采取秘密的方式，特别是约我空袭警报后到大街上去见面，更容易暴露。空袭警报后大街上除军警特以外，路断人稀。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公开的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长，是军警特注意的重要目标，我是一个着军服的高级军官，两人在十字路口见面谈话，必然引人注意，彼此身份很容易暴露。这样见面很不妥当。我就没给他回信，也没有去。隔几天又和上次一样，也是我刚到办事处，有人送信来要亲交，又是袁晓轩约我见面，还是约空袭警报后，只是地方改在城南离洛阳五六里路的洛阳名胜洛阳桥。这次我注意到，两次送信人都正好在我刚到办事处之后就来了，怎么这样巧？现在想，我在洛阳期间是有特务盯梢的。尽管郊区人烟稀少，我仍然考虑我没有跟他见面的必要，如果我跑到这种荒郊野外的地方，出了事情也无人知晓，会搞个下落不明，这样更不妥当。所以这次我仍然没有照他的约会去见面，也没回信。过几天又来了第三封信邀约，约定的见面方式变了，以战区的名义要我到长官部去开会，约定某日某时在一战区长官部会客室或会议室。是不是信里还提出开什么会，已&frac34;记不清楚。在一战区司令部公开见面可以，我去了。我到时已有三四位先到，其中有李锡九老先生，其余的人我都不认识。因为有前两次约会，这次又有李锡九，我更加有了警惕了。当时还没有想到袁叛变，只考虑怕有人监视，只和李老互相打个招呼，也没有多说话，等了一刻，袁晓轩未到，我即匆匆告辞。这仍然是个圈套，约你单独一个人，你不肯见面，就约几个人，约了李锡九，我看李锡老也是糊里糊涂地见这次面。后来我被捕越狱到了解放区，才知道袁晓轩早已叛变投敌，是个叛徒，但当时组织还不知道，仍然在洛阳做八路军办事处长。才又回想起在洛阳他的三次约会肯定是岳烛远给我设下的圈套。一、袁晓轩既然叛变了，岳烛远一定会向袁晓轩查问我的政治情况，我和袁晓轩虽然在太行地区见过面，但从无发生过组织关系，又无党内私人介绍，袁晓轩是不可能肯定我是共产党员的；二、岳为了进一步查清我的政治情况，采取了极为阴险的手段，利用袁晓轩还是八路军办事处长的身份，采取写信约我会面的办法，侦查我的政治面貌；三、可以肯定袁的这一活动必然是岳的指使，因为袁既已叛变，不会还为了党的工作去找我，只能是受岳指使对我阴谋进行侦查；四、岳可能&frac34;过两次警报约会没有结果之后，才又第三次用在长官部公开见面的机会，再次窥察我对袁晓轩的态度。如果我去了起码暴露身份。幸而我考虑得多，避免了这三次约会的圈套，没有上当。相反，我还得到相当好处。岳烛远对我的三次阴谋侦察，不仅没能查出我的组织关系，相反给他造成对我有利的错觉，岳烛远已确认我不是共产党员了，成为他对我从怀疑到相信的转折点。当时我要不慎重考虑，后果真不堪设想。

从这以后，岳对我采取了比较接近的态度。在我告诉他去重庆，请他以后多帮忙后，他给戴笠通了信，还提出要我过西安时介绍我和×××见见面。1956年审干中，才知道他给戴笠写信保我做师长。当时说请他多帮忙的话，不过只是作为对他的应付，可能他对我请他帮忙的理解就是从副师长到师长，但是1941年新五军的情况，已&frac34;不是做不做师长的问题，而是还能在新五军存在不存在的问题。

一战区训练班结束，中央训练团十四期已&frac34;开学了，我就到重庆报到。孙殿英交代我路过西安时见见胡宗南，并给胡宗南写了信。我到西安，拿孙的信去见的胡宗南。信的内容是一般的问候，也说到我去重庆是到中训团受训。见胡是在西安东厅门、胡的住处，也是他个人办公的地方，门外无卫兵，门内有警卫。通过传达先交的信，后见的面。这次见面除先替孙问候他外，说到要到中训团受训，因为先参加一战区集训，时间已&frac34;耽误了，估计到重庆时将迟到一周左右，不知报到会不会发生问题？他说他的副司令陶峙岳也在中训团受训，你到后如有困难可找陶峙岳想法。胡宗南给他的副司令陶峙岳写了封信，要陶加以关照。陶也在中训团受训，当大队长。反正教育长之类的人，都是他们一伙，报到迟早，他们点头就行。从当时情况说，既是要去重庆，和各方面见见面，可能有助关系上的缓和。我在西安住的是西北饭店，第二天或第三天胡宗南请我去吃饭，可能发了请帖。这次吃饭除我以外还有三四位客人，有一位像似学校的教授。

面对戴笠的收买政策（3）

我到西安还会见了岳烛远介绍的×××。当时意识到这个人可能是军统比较负责的人，但没能做进一步的了解。会见只是一般的谈话，未涉及具体的问题。和这个人见面时，还有个徐州人，也是黄埔学生，好似有意在我跟前亮相似的，从会客室门前面走过，他走过时向会客室里看了看我。这个人&Ocirc;先跟我是熟的。我跟他只是点头招呼，没有讲话。

后来，我还会见了西安战干团团长&frac12;雄风，他也是黄埔学生。从战干团的性质说，&frac12;雄风大概是军统特务。在他请我吃饭时，有个徐州人，叫韩继汉的黄埔学生，显然是军统特务，突然也来吃饭，有意向我亮相。我和韩继汉在广东党内认识的，又是徐州同乡，人很熟，本来应该打招呼，邀他一同吃饭，因为他来得很突然，又在我和&frac12;雄风一起的时候，一时转不过来没有招呼他。&frac12;雄风和他点头招呼，我是1927年离开黄埔的，离这时已有十年，我就装成好像不认识韩似的，让他走过去。他在同一间房子里的另一桌上坐下，见我不予理睬，也没好过来。一间房子，三个人，又都认识，分在两下里，一时搞得我很被动。饭后也便各自走开。

过成都，会见周遂初，四川人，在军校时我们同队，他是队上右派的头头，和伯良、李厚如都比较亲近。当时在成都四川国民党省党部负重要责任。除请我吃一次饭外，这次会见没涉及其他问题。

那时西安到重庆交通还靠长途汽车，时间很难掌握。到了重庆，中训团早已开学，中训团受训共四个星期，我已&frac34;迟到了两星期。从洛阳到西安，我已&frac34;是在特务的包围圈里了。孙殿英要我到重庆，主要是让我去和戴笠见面。我去之前，孙打过电报给军统，我又带着孙殿英给戴笠的信。我也考虑到，到重庆后主要麻烦是戴笠那里，因此我报完到，就先把孙的信送给戴笠，并讲了不能不先去中训团报到的理由，所以迟了。并讲明，受训结束后再来拜望。实际上，你自己不讲，他们也知道。军统、中统在中训团也有专门做工作的人。

我去中训团首先找陶峙岳，陶对胡宗南的信当然照办。中训团是一个集训军队团长以上、政府县长以上的干部训练机构。中训团长是蒋介石自己兼的，教育长是王叔铭。训练时间每期四个星期，我因为迟到了两个星期，只在中训团两个星期，因此开学时举行什么仪式，我没有参加，到后也没有打听。中训团的规模有两个大队，每大队三个中队，另外还有一个独立中队。大队和中队的队长、副队长统是由调训的干部担任，大队的队长、副队长由集团军和军的干部担任，中队的干部由军、师干部担任，独立中队的中队长是由兵监部的一位中将训练总监担任，大概姓徐，另有三个少将级的副中队长，其中一个是白崇禧的副官长，我在独立中队也是副中队长。他以后跟白崇禧讲了我去受训的事。白崇禧、李宗仁跟孙殿英的关系很久，为了孙的关系，在我从中训团毕业时，白崇禧在请客吃饭时也请我参加了。这个期间，遇到不少过去黄埔的同学，无非都是见面约吃饭。

我到中训团是被指名调训的，进去只要带军的介绍信即可，不要其他手续。中训团没有写自传这种办法，只填履历表，主要是现任职务和级别，也有出身，他们要填的出身是你从什么军事学校或行伍出身等，其他材料和表格的填写没有。

训练团的生活，每天早晨要集合一次，由中队向团的值日报告人数，就解散了，是否还有早操等活动，记不得了。上课的内容无非是一些官样文章的讲话，我记得上课的多半是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讲各部门有关情况的多，如孔祥熙去讲过财政情况。训练团的秘密活动，从国民党特务工作的分工设想，我是军队系统，应该是军统特务的活动对象。因为我一到重庆就先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那里挂了号，这就到了顶了，可能因此中训团的特务就没有人再向我啰嗦，比如搞调查、填表什么的。

中训团这一期结束的形式，是召开了一个大会，蒋介石亲自到场讲了话，内容已&frac34;想不起来了。有一个印象是很深刻的，在蒋介石一到会场上台后，站在他背后的，大概是王叔铭就立刻指挥台下欢呼，有的把帽子扔到房顶，台下本来站的是队形，队伍也乱了套了，直到蒋背后的指挥示意停止时，才安静下来。结束时还每人送了一张蒋介石的相片；蒋介石请少将以上军官在嘉陵宾馆吃了一次饭，到场的有五六十人。吃饭的前后蒋并没讲什么话，大家先到坐好，等他到后就吃，吃完他先走，大家也就散了。

在中训团受训结束后，我按&Ocirc;订计划前去跟戴笠见面。是戴笠约我的，地点在嘉陵&frac12;边的另外一个地方。前面讲过，抗战开始，在上海我跟他见过面，他还送过我密码本和手枪。这次见面，先替孙殿英问候他，他也问候了孙殿英，孙殿英部队和前方情况很少谈，至于打朱怀冰这类的事情我不谈，他也根本不问，其实彼此心里都明白。只说了几句闲话以后，谈到孙部情况，?便开门见山地提出：“新五军这个部队应该由你负责，中央没有问题，我完全负责。”意思是中央没问题，他可以代表中央负责。接着他又说：“你这次来要见见校长。”黄埔学生都称蒋介石为“校长”，以示都是嫡系。我当时对于他的这个话感觉很突然。我当时考虑，戴对我对孙同样是不能信任，对我则更不能信任，戴的用意是两个，一是对我收买，是想以新五军作诱饵，要我先上钩。我过洛阳时曾和岳烛远笼统说过请他帮忙的话，可能他理解为帮我做师长的忙，戴的话或者与此有关。而戴更比他高明，等于直接说：你应该当军长。他的意思很简单：从今以后，你听蒋介石的，听国民党的，我利用你把孙殿英的军长取消，“中央没有问题”、“中央我负责”，很干脆；这是戴进一步&Agrave;我下水的手段，要我见蒋介石，那是对我用了最大的引诱，争取我归顺，企图在蒋介石“召见”的情况下，用封官许愿的办法，促我下决心，这便解决了政治上一系列的问题。二是我当时还意识到，蒋介石的中央军一贯是以消灭杂牌队伍为目标的，他专搞互相兼并，大鱼吃小鱼这一套。他企图利用我在新五军的关系，从内部来搞垮孙殿英，解决对付孙殿英的问题。因为孙从南京政府成立以来，参加过多次反蒋活动，一直没有好好听命过，这次抗战重新再起，也不是事先得到蒋的同意，而是先自成武装，造成既成事实，南京政府才不得不同意的。对我进行收买，同时利用我来从内部瓦解孙殿英部，他们是想一举解决两个问题，是一箭双雕的险恶用心。当然对我也有考验、试探的意思，我接受以后就只有俯首听命，我不接受，便再作进一步的对待。从当时的情况出发，我们是不能这样做的。搞垮孙取而代之不是一件坏事，可是如果在国民党的指导下搞这件事，就是很大的错误了。国民党的用意无非是让我和孙增加矛盾，他们从中渔利；而且在孙的部队里也还没有取而代之的基础。我当时未置可否，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拒绝，没有明确表态，只含糊应付了事。因为如果明确表示同意，必然下一步便是具体化的做法，同时便要政治上投降，俯首听命；我是不能这样做的，就是周恩来指示过“能打进去更好”，但这个事情，根据我当时的具体情况，是做不到的；我到孙部后的一系列事实，没有相反的实际行动表现，说空话是&AElig;不了像戴笠这样的特务的，因此我就没有考虑这一点。表示不同意则于我不利，因为这样表示就会造成困难，甚至我在重庆就会发生意外，因此只有含糊应付过去，婉言说明在孙部我毫无基础，对孙部没有控制力量，这样含糊推卸了。谈话不长便结束了。这次见面，他又送我一本密电本，要求今后多多联系。意思是：以后&frac34;常联系，你回去给我想法搞孙殿英。

和蒋介石一语谈崩（1）

跟戴笠见面后，又去看过徐恩曾，他是庞炳勋和洛阳中统头头介绍去见的，回去以后还得向孙殿英有所交代。所以我到重庆跟戴笠见面后，还得拿着洛阳胡××的介绍信去见他。他已&frac34;知道我和戴见过面，孙殿英的部队又属军统掌握，他也不便插手，所以他见我面，好像对一般客人一样，随便谈谈，没有什么内容。只是，看来特务都有个办法，像我在西安与特务见面一样，会客室门前走过一个人，在他走过时有意地停步看看我，同我点点头。我见到的是胡汉杰，苏北宿迁人，一个我在徐州读第十中学时的同学，当时私人关系很好。这人比我高两班，同过一年学，以后他也在武汉军校(或黄埔)读过书，1927年潮汕失败后，在上海还见到过一次，那时知道他是共产党，不过，我跟他没有组织关系，以后再没见到。这人就在这想不到的时刻，在我面前穿过。他们特务的会客室好似专门用来干这个的，我思想上又是毫无准备，只是勉强和他点点头招呼了下。没有进一步的表示，那个人就走过去了。

共产党叛变了的，敌人一般都派作特务。从西安特务头子处遇到黄埔三期的韩继汉(1926年我到广州把组织介绍信交了，代表组织上约我见面的就是此人)，在徐恩曾处又遇到胡汉杰，他们采取的手法都一样，特务用这种手法是要让你知道：你过去的事我们都知道，借此要你好好就范，老老实实听他们的。你不老实，“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我当时没有正视这个问题，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从以后的发展看，这是有问题的。这件事和我回到洛阳后，在被捕之前朱秋白去看我，统是有联系的。朱秋白也是宿迁人，和胡汉杰同乡。

这次会见之后不久，戴笠就通知我去和蒋介石见面。从中训团受训的学员说，高级军官蒋一般也是要见一次面的。他替我准备了汽车，门上的警卫实际就是戴的特务，当然他都布置好了。我本来住在&frac12;北孙殿英驻重庆的办事处，过&frac12;上坡后汽车已&frac34;等着我。见蒋介石还有套装束：服装整齐、挂上皮带、军阶、鞋擦得锃亮，戴上白手套。去时门上警卫似乎先知道，只通了姓名便被引进去了。蒋在一个会客厅里，我进去后一坐下，他便问华北情况怎么样。没料到第一句话就说崩了，把蒋介石搞·了。新五军驻林县、黄河以北国民党已&frac34;没有什么队伍，那时华北只有八路军在抗战，谈华北首先得谈八路军，这是客观存在。我的语言也只有在华北的习惯语言，所以一开始便说华北共产党、八路军&iexcl;&iexcl;一句话没容讲完，他就&Aring;气冲冲，怪叫：“奸党、奸军”， 连叫了两三遍，我的话就说不下去了。我考虑我正没法说，说八路军好不行，说坏，我怎么说呀！他一发脾气，我沉默了一两分钟不说话，他看我不再说话了，就没有再往下问，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一本便条上勉强晃了几晃，批了一个两千块钱的条子，送我路费，我便就此退出。蒋送师长级军官路费是有惯例的，分两千，三千，五千三种。这个见面就这么结束了。事情发展成这样，坏处是局面搞僵，好处是不致于再深陷在这个特务圈内。这件事发展下去，很清楚是让新五军跟共产党搞摩擦，或是他们搞孙殿英。这张条子是拿到办事处交给刘曾若派人去取的。我还提出把这钱交给办事处，用电报也报告了孙殿英，后来刘不愿收，我便作了回来的路费。

会见张厉生，是孙殿英有信要我去看的。这次和他见面是和刘曾若一同去的，是一般拜会的性质，代孙向他问候，没有涉及具体问题。孙殿英每月由刘曾若从办事处给他送一千块钱，这也算是他们之间的一个&frac34;常关系。在重庆还见到伯良和樊××，都只见到面，一般的谈谈。樊××是川北师管区司令，我们以前都是同队，他们也都是同队中比较反动的。

从中训团出来到与戴见面之后，各种力量我都接触了，大体情况已&frac34;摸到：他们对我想采取收买的办法。&Ocirc;因有几个：一、在洛阳岳烛远对我的侦察，没有搞清楚我的真实情况，他判断，我很可能跟共产党已&frac34;没有关系，虽然我还倾向共产党。他们不是不考虑采取各种手段，比如让我脱离部队，或把我除掉，但只根据他们当时了解的情况，还下不了这个决心。二、同时，这也还牵涉到孙殿英的表态，孙不表态他们不好动手。三、他们对孙也不相信，想从内部把孙搞垮。他们想采取收买办法，把我收买过去以后，进一步利用我在孙的内部搞孙。说什么“新五军由你负责”，由我负责把孙殿英摆在什么地方？可是，我跟蒋介石见面的情况不好，我只讲了一句话他就·了。他把八路军当奸党、奸军，我在谈话中，对八路军没有采取这个态度。看来，谈得很僵，要想恢复过关系来，非得我有具体表现不行。如果我没有反动表现，要搞好是不可能的。那时已&frac34;形成这样的局面，我就算是把底摸透了。

我到重庆必须到红岩村向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同志汇报，因为我到孙部工作是周恩来同志指示的，工作关系又是他单线联系的，长时间无法汇报工作，这次到?庆便非去不可。我考虑我在重庆的活动，国民党必定有些侦查布置，一定搞盯梢来看你跟什么人来往，你去了哪里；我反复考虑去八路军办事处怎么个去法。我到重庆是1941年三四月间，住在孙殿英驻重庆的办事处里面，办事处在&frac12;北靠近&frac12;边不远的地方，是租用的一所民房。办事处长是刘曾若。我的行动对处长刘曾若是很难避开的，我去办事处也不可能完全不让他知道。好在刘过去对八路军态度还好，他跟徐冰“七七”事变以前就有关系(徐冰即邢士廉之弟，又名邢西萍，邢士廉一度为北洋军阀组阁，出任总理，抗日战争以前邢家一直在北平住。由于邢士廉的关系，有利于掩护邢西萍。抗战开始后的一段时期中，邢西萍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解放后任统战部副部长)。我考虑抗战以后刘曾若不会与徐冰没有了关系，一同去还可密切刘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关系。另外，重庆雾季，清晨有时伸手不见五指，这个条件有利于我的活动。我就利用一个大雾的早晨，约刘曾若同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

和蒋介石一语谈崩（2）

我们住的新五军办事处在&frac12;北，过&frac12;上岸，就是曾家岩。从曾家岩到红岩村距离相当远，雾中也不能坐车，我们两人就走路去。走许久，到红岩村雾就快消了。进红岩村附近山口，两旁都是树木，小路旁边有个席棚似的临时建筑，我们不知道这就是国民党特务专为监视八路军办事处搭的棚子，一帮特务就住在那里。重庆的山水顺坡流下，天气正热，有几个人在那里接水洗脸漱口。我们找不到红岩村的进口，以为这些人是老百姓就向他们打听，一问八路军办事处在哪里，这几个人惊奇得瞪着眼，光看我们，也不回答。我们马上联想到这是国民党在办事处周围布置的特务，急忙&Ntilde;小路上坡而去。其实，向里只走几十步就看到一排临时房屋，一看到里面的人，就能辨别出这里就是八路军办事处。这时，天还早，恩来同志还没有起来，进去通名报姓，提出要见恩来同志，同志们就来招待我们坐下。向恩来同志报告后，很快他就起来了，这时邓大姐也起来，张肖梅也看到了，徐冰负责政治工作组，军事工作组是王梓木负责，“七七”事变时王住在我的家里。办事处里边还有很多熟人，早饭我们就在这里吃的，恩来同志约我谈话，刘曾若很聪明，一听说恩来同志找我谈话，他就表示：起身很早，已&frac34;很累，要跟徐冰谈谈后，找间房子休息。就给他找了一间房子让他去休息了。实际他是避开。

谈话时是恩来同志、&para;老和我三个人。我向恩来同志汇报我在东长寿车站跟他别后到孙殿英部工作的&frac34;过和华北的情况，几年来孙部和八路军的关系，以后说到在孙部配合消灭朱怀冰的情况。讲到打起来以后，朱怀冰在武安被击退后，退向孙殿英驻在地姚村，八路军超越追击抢先占领村外阵地，我怎么向孙殿英建议，让他把姚村附近的部队交我指挥，孙殿英上山走后村外就打响了，我当时的处理。讲到这里，也提到这时情况很紧急，万一双方打进姚村怎么办？恩来同志很快就说：进家、关门呵！我就说：是呀，我当时就是这么做的，进家、关门，我还加了一条上房子，我下令说只要部队不打门，不爬房子，在门外搞巷战我们一律不许过问，&Euml;先开枪唯他是问。后来我又说到在村外把朱怀冰击溃了，以后我到了前总与邓小平等见面的情况。我讲到打朱怀冰以后的变化，国民党调邢肇棠到重庆中训团受训，他与李琦就向边区跑了，现在，他们对我打主意以及我到重庆的&frac34;过。说到中训团受训后会见戴笠，戴笠阴谋对我进行收买和会见蒋介石的情况。我最后表示，孙殿英的态度和新五军的情况一天天变坏，我在新五军面目已&frac34;暴露，国民党&Ocirc;已十分注意，这次到重庆情况又很不好，没有缓和以往关系，无论前后方的情况，我都不宜再回孙殿英的部队了。同时我说，戴笠他们有心收买我，现在结局这样，他们不会容许我再继续在这个部队待下去。我向恩来同志请示，我是否不回孙部而到延安？可是，此时也很为难，彭文已&frac34;带着几个孩子到了洛阳。我跟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他没有同意我的要求，很快就说：展望战争形势的发展，将来至少黄河以北是我们的，你还是要回到孙殿英部队去，坚持下去，准备将来接收这个部队。恩来同志这么一说，我就不好再多说了。

我去重庆前，彭文已&frac34;&frac34;重庆到了洛阳，彭文告诉我，在重庆时也曾要求去延安，都未批准，恩来同志指示她不要到延安去，要她到洛阳掩护我的工作，并且不带组织关系去，以后组织关系当面交代由邓颖超证明(解放后才告诉我，到洛阳后只和李锡九一人取联系)。因此我体会周恩来的意思还是要我单人在那里工作，也就没有提出在孙部的组织关系问题。

大概谈了一个上午，中午该吃饭时候才结束谈话。邓大姐招呼吃饭。在谈话时，我们的同志就到这里汇报，说山上有人拿着望远镜向这里观测。谈话的这间房子在山沟底下，特务就从东边山坡上向这房子里看。山上的特务可以用望远镜从窗子中看得见。天虽热，我们也只得把窗子关上。中午和邓颖超、王梓木、张晓梅等同志一同吃的饭。吃饭时，那房子山墙上也有窗户对着东山。我记得，邓大姐把我放在长桌子头上，按会客的规矩，等于在主位上，面向里，背向东山。特务做这样活动，就因我们通过山口向棚子里面的人打听办事处暴露了，所以跑到东山上用望远镜侦察。我们担心出去，还不知特务怎么对付，中午吃了饭又随便谈谈，到下午三点钟前后才走。办事处的同志不要我们从&Ocirc;路回去，以便避开来时遇到的那些特务。同志们引着我们出办事处向南，转到东山，就是特务用望远镜窥测的地方，这时特务已&frac34;跑了，我们在他们的引导下，顺利地离开了八路军办事处。

被捕——孙殿英借刀杀人（1）

中训团受训结束，对于蒋介石和戴笠的关系已&frac34;到了难以应付的程度，今后的工作恩来同志也有了明确的指示，因此，回到新五军办事处，我就考虑离开重庆回去。恩来同志要我坚持，党的事业需要我保持孙殿英部的这个位置，我不能不听呀！但是，我先得给孙殿英打电报告诉他“中训团”已&frac34;结束，我准备回去，问他重庆还有事没有？孙殿英很快回了电叫我不要回去，就留在重庆。这时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是要把我送到重庆来表白他的态度。我想，我在重庆住，算个什么？如果我在重庆住，跟军统的接触就要多了，这很难应付，最好的结果也只能一无所为。再是恩来同志交代，要我回孙部坚持，准备将来接收这个部队，因此我决意早日离开重庆回前方去。

在重庆时也估计到到洛阳后回不了前方，在和恩来同志谈话时，他一定要我回孙部去，我表示：我办教导队，里面成千的豫西人，回不了前方，我就以这些豫西的人为基础，在豫西利用各种关系搞武装，搞个游击队。恩来同志不同意，他说：你在豫西搞不过孙殿英，尽管你是有一套，但是，你也搞不过孙殿英。因此我就不再做其他想法，只想到早点到前方去。

孙殿英不让我回去，刘曾若态度很好，他主张我仍回孙部，这使我减少了阻力。如果刘的态度不好，我走就有困难。他甚至可以联系有关方面如军统等，阻止我走。有了刘曾若表示的态度，我就准备回去。

我到重庆来，孙殿英介绍我跟戴笠见面，是他应付戴笠与蒋介石的做法。我要不要在走之前和他们见面？因为我和蒋介石见面的情况很坏，考虑再和戴笠见面很不好谈，同时也怕再见到发生其他的问题。我考虑见了万一他们不让我走，我就走不了了。走必得&frac34;过成都、广元、汉中，一路都有特务机构。我就下决心不顾一切，也不见他们，不辞而别，突然离开重庆，等他们知道，我已&frac34;走出四川省。我果真就这样离开了重庆。

路过西安时已&frac34;发现有了问题。后来晓得，离开重庆没有跟戴笠见面，戴很不满。我到西安，岳烛远介绍的西安特务头子(可能是管华北若干省的)见到我，告诉我戴笠有电报给他，要他将戴笠给我的密电本收回。这事表明，他们本想和我“建立关系”，现在，我走不见他们的面，他们不满意。对我已&frac34;不作什么希望才要回密码，断了这个关系。这显然是戴笠不满的信号。我过西安，胡宗南也只跟我见了一面，不像去时还请我吃饭。了解了他们对我的态度，我感到情况向坏的方向发展了，但是还没有十分重视。这时我跟孙殿英的关系表面看还没有破裂。孙不管力量大小，是独立起家的；孙殿英的力量虽不大(他有两个师的编制，实际不止两个师)，但此人花样多端，不好控制；我认为靠他这支部队的力量，只要孙殿英不表态，他们还不至于马上下手；而对于孙殿英在打朱怀冰以后一系列的变化和要我去重庆以及后来阻止我回去的各种态度，过于忽视了。

五六月间，我从重庆回到洛阳，彭文母子都在洛阳。我在此住了半月一月的样子，我急于回前方去。恩来同志交代得很清楚：坚持下去，要起点作用。要起点作用，做点工作，就要回前方部队。我从洛阳办事处发电报给孙殿英，已由渝到洛准备即去前方。可是，很快就接到孙的复电，他不要我回前方，让我“暂勿返防”。我从重庆动身前给孙去电就说我要回去，那时他回电要我在重庆暂住。我没有按他的电报办，自己回来了，到了洛阳又发电报要回前方，他又如我在重庆一样，复电再次阻止我去前方，要我留在洛阳。从洛阳到前方与从重庆到洛阳不同。现在要过黄河，要&frac34;过敌占区，要有武装，起码也要有支小部队，防止遭遇敌人。单人过不行，遇到敌人没有抵抗力。跟我到洛阳的只四个人：两个勤务兵，一个伙夫老杜，一个马夫贾其华，伙夫去重庆时留在家里，只剩下两个勤务兵，一个马夫，这点人力，没法回到前方，便不好强行了。孙殿英&frac34;常有一个班或一个排的小部队，每月从前方来洛阳一次押运部队的饷项物资，回前方需要随部队才能行动。我倒可以利用这些机会，可是我如不得孙本人同意，回去会出问题。

前面说过孙殿英的为人是很阴险的，我参加洛阳一战区办的作战人员训练班时，还有个孙部的人叫张季良的，是三师的参谋长(孙殿英第五军就两个暂编师，三师和四师)。我在训练班结束后去了重庆，这位参谋长跟随小部队回前方，在路上被打死了。据说，他在前面骑马走，后面有人打枪把他打死的。这很明显，是这支小部队自己打的。这是孙殿英的命令。没有孙的命令，他们不敢打，不要说打枪，遇到事，部队也得保护。他被打死，传说是这人到洛阳后与各方面来往很多，受到孙殿英的怀疑，因而把他打死。虽然是传说，但可能性很大。

孙两次阻止我回去，是要我脱离部队的，本来应该有足够的警惕了，而我没有正确对待这些问题，反而主观地硬要回前方去。给牛瑞亭(孙部一个支队司令)的信就成了问题发生的导火线。前方一位支队司令牛瑞亭得到我的信，我在信中表示了我对不能回去的不满。我的信中有句话：“被拒于千里之外”，这就出了事。审干时才听说，牛瑞亭把我的信拿给孙殿英看了，孙殿英向来是让参谋读，他听。他听至此，大发雷霆。就打给一战区司令部一个电报控告我“&Ocirc;有共产嫌疑”，“畏缩不前”，“鼓动军队”等罪名。我就这样被捕。教训是不能随便对这些人发牢骚。其实，问题还是出在打朱怀冰后，国民党给他压力；我到重庆后又没有改善关系；到洛阳又不听孙的话，爆炸是由此点了火吧。

我在洛阳被捕之前，朱秋白到我家去看我，是张默夫陪同他到我家的。回想我和朱秋白以往并不认识，他这个人我知道在什么地方见过面，他去时还给我一张片子，印着他的官衔是豫陕×三个省的税务视察职务。一般说老熟人是不会用片子再介绍的。从他的公开职务看，这个人是中统比较上层的人物，他这次看我，现在想起也不是偶然的，很可能与我和徐恩曾的见面有关。我在重庆只和徐打一个照面，以后就没再见面，他们是不会这样放手的。总之我和徐恩增一见之后，事情并未应付过去，朱秋白此来很可能有使命，是要继续做我的工作的。

当时我在洛阳即令不被捕，环境已&frac34;很坏，也是很难应付的。我也自问，一开始做这部分工作，总理就指示过：“要同他们来往，最好能打进去。”可不可以打进去呢？&frac34;过1938年办教导大队，到四零年打朱怀冰，&frac34;过种种，他们已&frac34;对我十分注意了，其所以不下手，就只是因为孙殿英的态度还不明朗。我要进去，他们会要，但必须付出高价，这是无法对付的。

被捕——孙殿英借刀杀人（2）

我被捕是1941年8月间，逮捕是采取召见、扣押的方式。我是住在洛阳近郊瞿家屯村，头天晚上得到办事处王松筠转来战区长官部通知，要我第二天上午到战区司令长官部去，说是战区司令长官有事找我谈话。我当时奇怪，战区找我谈什么呢？但又想，也可能找我谈谈。以后回想，孙殿英的洛阳办事处长找我说：明天不能不去啊！这话很有意义。孙殿英给一战区说我有共产嫌疑的电报当然是洛阳办事处长转的，他知道要逮捕我，就安排我一定要去。我事后回想，当时不去，跑掉可以不可以？我想，不可以。他预备逮捕我，一定在我住的村子附近布置监视，有监视就跑不掉，甚至可以是一种试探：给我留一个时间来观察我怎么样，如果我想逃跑，罪证更确切，更证明是共产党。不过，我当时还没有这样周密的考虑。

被捕不久就到了中秋节。第二天早饭后我去了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先到的副官处那里。副官处长姓刘，和他见面之后，我看他态度冷冷&micro;&micro;，上下打量我，我感到有点不对头。我进去时他正站在房里同一个人说话，我向他通报姓名以后，他向我说：你坐坐我就来，便出去了。他刚走顶多一二十分钟，就来了个军官，背着一支驳壳枪。进屋后告诉我：有点事情，请你到军法执行监部去对证一下(即军法处，称第一战区执法总监部，总监是余典枢)。他这一说，我就明白出问题了。便同他一同到了军法监部。他们还算客气，没有采取逮捕的办法，而采取让我自己去，他们扣留的办法。当然这不是为我这个人，而是对新五军的少将副师长，不要做得太难堪。

执法总监部和司令部一起都在西宫营房里，从副官处到监部通过后院一块场地就到了。西宫是个兵营，从前吴佩孚在此练兵时修建的，地方很大。到监部时军法总监余典枢和一位主任军法官已&frac34;在他的办公室坐等。后来知道，审讯我的就是那一位军法主任。余典枢人比较高、胖，络腮胡子，当时年岁已有五十上下，南方口音，没有和他说过话。主任军法官的姓名，当时问过同监的犯人，现在也忘了，北方口音，中等身材，面貌无什么特点，白净面皮，像个知识分子，年岁四十上下。“文化大革命”当中审查我的专案组，在青海省偏远的浩门农场，找到了这位当时的上校主任军法官，他还叙述了当年审讯我的情况。

军法执行总监已&frac34;得到电话，我去后他们也是上下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问了我的姓名，说：有些问题要在这里对证一下。平时，去战区司令长官部是要服装整齐的，这时他们就要我解除我的少将领章、武装带。我把领章武装带取下来，还让我穿着军服。这时候进来一个人，要我跟他走，后来知道这个人就是看守所长，便把我送进了军法监部监狱。不过，还不跟一般犯人押在一起，给我住的还是一个比较宽敞的房子。监房也就在他们办公室靠近不远的地方，共两个同样大小的牢房，一个朝西，关有二十人上下，睡在地上；我是关在朝东的房子，很大的房子只住有五六个人，可以放床。和我同住在这里的人可以自己烧菜，吃酒，生活比一般犯人优待些。这个房子门不上锁，另一个房子是上锁的。院子&frac34;常有宪兵看守。看守所长身个不高，大约三十多岁，北方人。还有一个宪兵排长也是北方人，口音像似河北的，普通身材，也只三十多岁。我一去同监的人提醒我，给看守所长点钱，要他给你找张床。我就拿了二十块钱给了看守所长，请他给找一副铺板。他接钱后随即拿了张床来，又主动要我给他开个地点，给我向家里送信，取行李。记得是李吉庆——我&Ocirc;来的通信员，给我送来的行李和换洗衣服等用品。隔了些日子，我又叫李吉庆买了点东西，打听好这位所长的家在哪里，给他送去。

我考虑，我这次发生问题的&Ocirc;因有以下两方面：首先是出于孙殿英。明显看出是孙殿英态度变了，表态了，一战区才下手的。他打算断绝和八路军的关系是可以肯定的。以后听说我在洛阳被捕时，他在前方也大批逮捕进步青年，我在前方的住处也同时被他们和特务一同搜查了，由此也就可以证明了。孙的变化也有三种&Ocirc;因，一是打朱怀冰事件之后，国民党、特务对孙有相当大的压力。二是1941年正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也正在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在华日军调集主力转到华北，主要矛头指向八路军，孙部也在河北，受到日寇的压迫，已&frac34;动摇。再加当时欧洲战场盟军失利，在这种情况下，孙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形势不利，共产党以后的困难很大了，甚至也不必再交往了，因此便向国民党屈服了，对我们的态度大变，屈从特务指使，对我下了毒手。[叔平注：1942年12月，孙对文强的自我表白说明了他那时对共产党以及对靖任秋的态度和复杂心理：“一年前有人在洛阳告发我的副军长邢肇棠、副师长靖任秋等都是共产党，庞老总(指庞炳勋)乘机找我的麻烦，说我养了共产党想造反，甚至说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的李锡九老先生也是共产党。我是一个老粗，哪里分得出青红皂白，只好将靖任秋扣押起来，邢肇棠?正要交出去，&Euml;知走了风，他带着副官、勤务兵一道逃走了。李锡九老先生现在洛阳，住在七里河我的办事处，要人有人，什么时候也不会跑，他究竟居何党派，我是分不清的。可恨的是调到重庆受过训的靖任秋，委员长是何等的爱护他，从我保存的这封信上就可看出来。人心难测，&Euml;料到他是共产党，真是该死的东西。&iexcl;&iexcl;还希望有便时&iexcl;&iexcl;为我好言一句。”见《文史资料选&frac14;》，第六十四&frac14;]三是他既然表态，为什么我去重庆前他没有加害我的意思，而我从重庆回来以后他才下手呢？我认为他最初只是想把我送到重庆，向国民党表示他的态度，同时可以使我离开部队。所以我在去重庆前以及到重庆后他都当面和用电报表示过要我暂住重庆不要回部队。我到重庆后没能满足他要我见戴笠和戴搞好关系的意图，也没有按照他的希望留在重庆，回洛阳后孙又来电要我住洛阳不要回前方，我曾写信表示不满，可能问题就发生在这里。正好这时前方又有一个团脱离了孙殿英，便成为导火线。其次是出于重庆。和戴蒋两次见面的情况都不好，再加我去红岩村办事处时被特务发现，可能因此发生了问题。

我在一战区被捕时情况很紧张。孙殿英要搞我就是要搞死我，让我活着出去，等于他树了敌人。孙殿英是阴险的人，他要这样做是肯定的。我关进去以后想，一定是因为共产党的问题，被捕后情况不会好，关在这里时间不会久就会遇害的。因此当时不仅没有考虑设法营救的问题，连彭文要去看我，我都没有让她去看。彭文住的瞿家屯，离西宫不远。我想既已如此，我和她何必见面，彼此徒增无益的痛苦，所以那时已不愿再见彭文。我的勤务兵李吉庆还在我家，允许家里送点菜，还允许他给我送换洗衣服和行李等，我就要他告诉彭文不要来看我，免得在这种情况下见面后大家动感情，彼此不如不见。孙殿英也认为很快要将我处决。李锡九老先生那时也住在瞿家屯，担任孙部顾问，又是河南省政府委员，他在北方声誉很高，大家都把他当长者。孙殿英知道李锡九跟我关系很好，让李锡九知道他搞我，一是李会设法营救；二是我如被处死，李会很痛苦。为了不让李先生过问我的问题，孙殿英就下令给他的办事处，派人送李老先生到嵩山去玩(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对于可能牺牲，处之比较泰然，甚至考虑到把我绑赴刑场时我应该持什么态度，因此毫不觉得惊慌。

狱中岁月（1）

没有很快处死出乎意料之外。在军法监部只&frac34;过一次审讯，时间大约在我拘押了一二十天的时候。审讯时只有一位军法官，就是我初到军法总监那里见到的那人，另外有一位纪录。审讯的房子和我住的监房是在一排房子上的隔壁的，营房的上边没有天花板，梁上都是通的，那边审问这边都可以听到。法官去审讯，要走过我们的房子前边，我们可以看到。记得审讯之前，同监的人看到这位法官，曾&frac34;和我打招呼说：这个家伙可很厉害，有时还打人。审问时这位法官的态度是慎重的。一开始这位主任军法官照例先问问姓名，以后就明白告诉我，孙殿英有电报给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就宣读了孙殿英给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的电报，电报很长，我只记得主要是提了三条罪状：一、&Ocirc;有共产嫌疑(叔平附记：据妈妈讲，靖的共产嫌疑还包括“不嫖不赌”这一条)；二、逗留不前，这一条在抗战时期可是重罪；三、鼓动军队。第三条是指策动第四师的团长王天祥带一团人跑到铁路以东投敌，以后日本人把他编为“东亚同盟军军长”(这事也确实与我无关，1944年我倒是真到王的部队策动他起义到我方)。电报全文很空洞，全都没有提出事实，共产党的问题也只说&Ocirc;有嫌疑，并没有肯定我是共产党。审讯时，主任军法官的态度还不坏，没有用凶狠的态度对我。我辩白说，这三条都不确，第一，我&Ocirc;来是共产党，可是好久前已不是了。我要是共产党，为什么任用我做副师长，我和孙殿英有多年的关系，他从没有提出过我有共产党嫌疑，为什么我刚从重庆受训回来，还没有到部队，就说我有了共产嫌疑？我想，岳烛远过去跟我一起过党的生活，现在，你们不能查出任何证据能证明我是共产党员，而我任暂编第四师副师长的任命则是国民党正式下达的；第二，逗留不前更不是事实，孙殿英前不多久，在我请求回前方时给我的回电，我还留着，明明是我要去前方，孙殿英要我留在洛阳，不要去前方，我对此还不满意，反而告我逗留不前，可以证明是诬告；第三，我也没有鼓动军队，因为我从重庆回到洛阳不久，回来后，才听说王天祥带着部队跑了。我既没有回到部队，一没有和任何军队的负责人有来往，二也没有鼓动军队的通信往来，怎么鼓动法？是我派人去的，还是写信去的，有没有证据？如果这三条，孙能找出人证、物证，我甘愿承担责任。可见全是诬告。在审讯中连不赞成共产党的话也没说过。问到这里，他只要我以后将电报交去，再没有往下追问，这次审讯就这样结束了。审讯中，除宣布孙殿英告发的电报，我作了简要的表白外，他们既没有提出任何事实和证据，也没有对我进行追问。第二天我叫李吉庆从家里把孙殿英发给我的电报让我不要回前方的证据交去。

在军法监部大约有四个月上下的时间，军法监部问过这一次就再不问了。

把我拘留之后十多天还没有处死我，这时&frac34;过审讯，我看情况不是预想的那么严重，李吉庆来告诉我，彭文一定要来看我，我才答应彭文来看我。彭文每次都告诉李吉庆她要来看我，在军法监部几个月，也只去过两三次。但是也还没有想到托人营救的问题。

到军法监部看我的人有李锡九、王松云、康翔等，他们只去过一两次，彭文、李吉庆(我&Ocirc;来的通信员，河北行唐人，当时还留在我家里)去的次数多些。彭文的弟弟彭轶黄也在洛阳，我的印象中好像没去看过我。当时看管我们的宪兵连长靖广松，是我本家一个叔，以后他知道了我，也去看过我一次。去看我的人没有带东西的，只有我家里有时做一点菜给送去，有时送去衣服被褥用品等。转到政治部以后只有彭文、李吉庆去过。在孙殿英部队，康翔和严家诰二人是和我作斗争的主要人物，我们也旧日无关，他们是不会营救我的。康翔此人胆量小，为人很不正派，他不肯也不敢为我负责。他到监狱看我，我在口头上也说请他帮忙，这同他看我一样，仅仅是互相应付而已。其居心是叵测的。彭文和他见面，做些请托是可能的，但不会期望他能营救我。

在年底之前(疑似秋时)严家诰从前方去重庆，路过洛阳到军法监部看我，我正好给战区参谋长郭寄峤写了一封信，由于他是去重庆见戴笠的，也就给戴笠写了内容相同的一封信，请他带去。审讯之后我已&frac34;了解逮捕我的&Ocirc;因是孙殿英去的电报，考虑三条罪状不仅全无证据，相反逗留不前显然是诬陷，因此信的内容是和我被审讯时的辩白一致的，都是表白我既不是共产党，也没有鼓动军队，更不是逗留不前，说明我是受孙殿英有意陷害，申诉我无罪受冤，请他们主张公道。我和郭在1941年初在一战区集训时见到过，此前不认识。郭这封信是由看守所长代送的。我当时的用意一面是向他们表白一下，同时也是向他们指出，他们是没有证据的。这两封信全没有反应，郭季峤只给了一个盖上“×山樵夫”闲章的收到条，是用便条纸写的，既没有具名，也没有公章。

我考虑，影响他们对我处理方法的，不是我的信，专凭信，说得再?他们也是不会相信的，而是以下两件事可能起了作用：(一)岳烛远对我的阴谋侦察失败，给他造成了错觉，起了有利的作用。以前我是共产党员，岳是清楚的，因为我们就是1925年南京党内认识的。但是抗战前我所属的组织北方联络局以及一些有关系的人，全没有受到破坏，我也没有暴露过身份，所以抗战时期我是否还是共产党员，他们是没有掌握到我的材料的。这是一个他们需要考虑的现实的问题，也正好可以解释他们对我进行侦察的&Ocirc;因。岳烛远为了搞清我的面貌，阴谋利用袁晓轩的叛变对我进行侦查，是比较有力而且阴险的手法。袁晓轩抗战初期是八路军前总参议室的负责人，是专做对外联络工作的，也和我见过面，但是他不知道我的组织关系，对我的共产党身份既不敢否定，也绝不能肯定。他阴谋的两次约会，再加上后来在长官部的会面，我对袁都采取了不亲近的态度，侦查起了反证的作用。这之后他错误地认为他对我已&frac34;确切地了解了，认定我已&frac34;不是共产党了，才对我从怀疑转而采取相信的态度，才敢于向戴笠作保，并且在戴那里起了作用，采用升官许愿的办法对我进行收买，甚至也关系到我被捕后他们所以不能按共产党处理我的主要&Ocirc;因。这倒是我对他们应对的效果。我对岳也做了些工作，如请客吃饭，表示接近等，于是旧日关系可能就向好的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又&frac34;各种证明，他可能更加自信了。因此他对我的态度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二)以后知道我在洛阳被捕的同时，新五军在前方搜查我的住处，又在部队逮捕了几十个人，这肯定是孙殿英伙同特务严家诰主持干的。这说明孙殿英不是对我一个人，而是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变了。但是在我前方的住处也没搜查到什么我有关共产党的秘密，听说我的房东老太太连我的几本书也给收藏起了。党在我的组织关系问题上，布置是很周密的，我没有横的关系。在前方逮捕的这些人，有的不一定是共产党，总也会有共产党，但是在这些人中间，不会有一个人说出我是共产党的，因为我在新五军没有组织上的关系。连彭文过重庆去洛阳时，周恩来为了掩护我，都不让她带组织关系，只叫她到洛阳后和李锡九一人联系。这是正确的组织路线的胜利。因此他们的这一罪恶勾当，没有达到目的，相反又一次给我造成有利的作用。严家诰去重庆过洛阳的时间，在我被捕已有两三月之后，显然是在孙殿英部队完成这一罪恶勾当之后，是在前方搜查了我的住处，并逮捕了大批干部，审讯全未查出我有关共产党的材料之后，向重庆去汇报请功的。

狱中岁月（2）

对于我的情况，他们是一定要向戴笠反应的，这些事可能起到了实际作用。这两件事说明他们虽然认定我是共产党，但是毫无证据可言。从具体活动上，他们也很难对我进行追究，即以打朱怀冰为例，1940年邢肇棠跑了，我调重庆受训，我看基本是从这件事引起的。但是很微妙，&Euml;都不谈这个问题。这件事如果追究起来，势必追究到孙殿英身上。他们顶多只能说我倾向共产党，对孙殿英起了影响作用，但是决定作为的还是孙殿英，孙不表态，我实际上也是不能自行决定的。这一点他们是能懂得的，所以他们不能对我进行追究，追究起来，我就要推到孙殿英身上，他们反倒不好办。我只能负这点责任。因为已&frac34;打响，仓促之间我在村外和他说了这句话，建议他走开，他不说别人不会知道，他说也说不出口。我在孙殿英那里的其他活动也都有类似的情况。因此他们对我的处理，一方面因为告发我的三条罪状缺乏事实，无所依据；再加在我被捕之前和之后，他们利用袁晓轩对我的侦查，搜查住所，在部队大批逮捕和审讯，毫无结果反而起了反证作用之后，无法肯定我是共产党，无法定罪；另一方面，即令如此，他们也并没有把我放过，依然对我不肯放手，仍然是长期监禁不放。而且我看对我的处理基本是在一战区解决的，因为转到西安以后，随即送到终南山脚的道峪监狱，再也无人过问。

在监部和政治部对于去看望的人都是有人监视的，去的人只是讲讲一般看望的话，有关案情的问题是不好讲的。岳烛远的情况不同。岳烛远在军法监部审问我以后，来拘留处看过我。这次见面他首先向我表示，他到南阳去了很久，最近才回来，逮捕我的事情他不知道。我当时认为，这不过是以前熟人见面后的应付话。据解放后的文史资料了解，这次逮捕我的动力之一还有汤恩伯。据文强称，1941年反共高潮期间，蒋鼎文初到一战区做司令长官，就和汤恩伯、胡宗南、戴笠商定对付中共武装和地下组织的计划和布置，因而蒋到职不到两个月即逮捕了新五军副师长共产党员靖任秋云云(见《文史资料选&frac14;》第三十二&frac14;)。当时汤是一战区副司令，驻军正在南阳，岳是戴笠军统一战区的负责人，在戴笠和一战区合谋的活动中，不可能没有岳参加。岳烛远说的，逮捕我时他正在南阳，那就很有可能岳在南阳对我的问题和汤恩伯共同策划了的。当时我向岳表示，我这次是受了冤枉，孙加给我的三条罪名都不是事实，是没有根据的，首先我现在不是共产党，鼓动军队更没有事实，逗留不前更是笑话了，在我被捕前孙还有电报要我暂留洛阳可查，显然是陷害了。我当时要他帮忙，他表示愿意帮忙。我当时考虑这证明情况还不太糟，如果很严重，就是说他们已&frac34;掌握了什么材料，认定我是共产党，岳烛远就不敢去看我，要看我去就是收买或威胁、利诱。但是，岳烛远来看看我就走了，这可以供我揣测形势。

到1941年底，到了12月初的时候，就把我从军法监部拘留所转移往一战区政治部。从政治部的工作性质设想，很可能是到政治部解决“&Ocirc;有共产嫌疑”的问题，但是去政治部前和到政治部后，统没有人向我宣布去政治部的&Ocirc;因和到政治部以后要我做些什么，到政治部后我也只见到一位科长，这位科长什么也没和我谈过。这时政治部主任是陶峙岳。送我去时，有个带枪的兵押着，先到政治部办公处所在的一幢小楼去，在他们以外的院子里等着。以后出来一位主管我这案子的科长，瘦高个子，南方口音，瘦长脸，年近四十的样子。他们事先都是准备好了的，没有多讲什么，他便要一个警卫的宪兵排长把我带到和他们办公室对面的一处平房的地下室去看押。洛阳、西安有种地下室，类似窑洞的挖法，向地下挖很深，这里冬暖夏凉，有钱人家才能挖得起这种地下室。新五军洛阳办事处长王松筠的后院就有这种洞，可以避暑和防空。关的那间房子像是&Ocirc;来宪兵住的，两边摆四张床，以后这位排长和我一起住在这间房里，同住在这间房的记得还有一位。排长是北方人，河北口音，中等身材，只有三十以上年纪。科长把我交给宪兵时，同时叫他们给我送了一本三民主义，一本建国大纲。我到那里，实在看不下去。看管我的宪兵排长也跟我住一间屋，他有好些小说，如三国、水浒，我便从排长那里借来天天看这些书。他们把我往这里一放又无人过问了，从我去到我离开，这位科长没有和我谈过有关我案情和思想的问题，政治部除看押我的一位宪兵排长外也只见过这位科长，再没有人和我谈过话，也没有受过审讯，这位科长和我见过两到三次面，统没有多讲话。家里可以去看，在一战区关着时，来人看还填会客单，在这里就到住的屋子里看。生活也不坏，每饭大概有一菜一汤，在送我去西安以前，由这位宪兵排长监视，出去洗过一次澡。可见形势对我还好。我当时想大概问题不像初来那时严重，他们没有抓住什么把柄。他们之所以没有采取什么野蛮的刑讯，这与当时我还是一名国民党的少将副师长的身份有关，对有这样身份的人用刑，他们认为也不像话。但是，战区的执法总监部对犯人是用刑的。这以后我才第一次要彭文找皋海澜向这位科长说情。皋和我本来素不相识，但当时洛阳实在无人可托，利用皋是徐州濉宁县人，那时徐属八个县，在外称徐州同乡，皋当时是战区兵站总监，是一个旧军人，就以同乡关系去找他帮忙。以后皋回复说，那位科长说我看不起他，皋还推测说，是不是他想要点钱。我被捕后家中生活已很困难，更无钱送他，这件事就如此算了。

狱中岁月（3）

在政治部大约有一个月上下的时间。快到冬季，旧历十一二月了吧，岳烛远又去看我一趟，是那位科长送他去的，送到他就走了。岳烛远这次见面才说：这里反映，给你送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看，你不看，每天只看三国、水浒。岳说这话也不是认真怪我才说，只是随便说说。岳当时确实认为孙殿英有意加害于我，“文化大革命”中，他向专案人员说：“靖任秋是共产党员，我早就知道。”但在1941年见到我时他认为“新五军是戴笠向蒋介石担保成立的，内部有戴的军事特派员和随军调查人员，绝不会允许一个共产党员靖任秋充当他的师长”，“我断定他已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因此，我才敢于以黄埔同学的关系将靖介绍给戴笠，并请戴引见给蒋介石的”。岳还向专案人员说：“我感到孙殿英怕靖任秋走在他的前面(指1941年秋见戴见蒋)，今后不仅不能为他所用，一旦发生事故，就有取而代之的危险，所以孙殿英才诬告靖任秋是共产党员”，“当时，我想孙殿英是个老狐狸，有意破坏军统局的威信，真是可恶已极”，“因而，我给了一个电报给戴笠，要求戴笠电请长官(指胡宗南)释放靖任秋&iexcl;&iexcl;我又以全家性命保释靖任秋的函件，寄给胡宗南”。岳烛远因为当年有这些认识，所以才在这次来政治部关押我的地方看我。岳烛远也是在这次看我时告诉我说，最近要送我到西安去，他并诡称：你的问题到西安后就解决了。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并没有说明。实际无论是戴笠还是胡宗南都没有回答过他保我的函电。从岳烛远对我的谈话看，我到政治部以后的处理，岳烛远是参与了的。从他对我的讲话看，对他还不是不可以利用的，我大约是在这以后要彭文去找他设法营救的。

说到一战区政治部要把我解送到西安。我就做去西安的准备。

我的生日旧历十一月二十六日就到了。加上，到西安看我就不这么方便，我生日那天，彭文搞了些菜，炖了鸡装在一个大瓦罐里送来，还把三个孩子都带上，大的伯文1931年生，刚刚10岁，二的玉仲只8岁，三的叔平就6岁多，她那时已&frac34;怀孕，大着肚子，就要生第四个孩子季洛。这天，她带孩子们来到我住的屋里，放下菜，我听见彭文对孩子们说：“你们开始&iexcl;&iexcl;”起初我还不懂她说什么。见几个孩子听她说“你们开始&iexcl;&iexcl;”就一齐跪下，给我磕头。彭文对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不晓得你这次走，什么时候出得了监牢，让他们给你磕个头，记住你这个爸爸。”我听到这话，心里真是难过。这到底是生离死别吗？勉强忍住才没掉下眼泪。这个下跪磕头的告别，孩子们在三十几年后的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这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磕头，实际上也是生离死别的一次(叔平附记：姐姐回忆，在去的路上，我们三个紧紧跟着走，路程很远，有十多里，天寒衣单，肚子也很饿，默默无声。妈妈说：“我们去看望爸爸，我们去给爸爸过生日，见了爸要给爸爸磕头。”&iexcl;&iexcl;爸爸见孩子们都来了，很惊喜。待舅舅放下挑子，妈妈对我们说：“给爸爸过生日，你们开始吧！”我们三个就一齐跪下，趴在地上给爸爸磕头。妈妈站在一旁对爸爸说：“今天是你的生日&iexcl;&iexcl;”妈妈没有流眼泪，我们也没有哭，在那种时刻从没有见过妈妈流眼泪)。她要我给没出生的这个孩子留下个名字，靖季洛这个名字就是我和彭文分手时，在洛阳监狱里给留的名字。记得到西安道峪监狱后，做过一首打油诗：“洛阳抛妻子，长安作楚囚，重圆莺梦早，岁去春不留。”

旧历十二月份，我被解送西安。总之，在洛阳期间，军法监部未宣判我的罪状，政治部也没有人和我谈过我的问题。解西安前，岳烛远又去看我一次。我问岳：我去西安怎么个送法？他说：“我那里派人送，没有什么。”解送的时候，的确没有戴手铐。有个看上去像副官的武装人员押送，在特务机关搞什么的不晓得，他带有武器，坐的客车，还包了个软席房间，就我和押解的人坐，这总算客气。我解走那天，李锡九老先生和我两个通讯员也到车站送我(他们当然也会知道那一天解送我走)，还让我们随便讲话。岳烛远说的定心话，“到西安就解决了”，我还得考虑各种情况来到怎么应付。一到西安，先在一个小旅馆停留有一两个小时，以后就送到胡宗南的司令部，&frac34;胡的参谋长派人送到胡宗南办公的地方(胡不在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住，他带机要参谋另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是熟悉的呀！我去重庆时候，跟胡见过面，吃过饭。通过门上警卫，进得门来，放下行李，这次去是做的坐监狱的准备，胡宗南这时候当然不会跟我见面。他住南房，北房住的机要参谋。我就进了机要参谋的屋子，这位机要参谋，此时30岁左右，我进去他的态度很不自然，像是很踌躇，有话要讲又不敢讲的样子。我那时是个“犯人”，他虽只是个参谋，但是他当权，应该有点气焰，起码也有点气派。为什么他这么不自然？好像有话要说又不敢说的样子。当时只觉得奇怪，等“文化大革命”专案组审查我，找到这位当时胡宗南的机要参谋，&Ocirc;来他是我们驻墨西哥大使熊向晖，后任总参二部的负责人，当时是我党打入胡宗南处的地下党员。据说熊在西北时，给党提供了不少军事情报。

我当时只在这位机要秘书这里等了一二十分钟，就有卫兵来要我出去。从这个院子后门出去就是禁闭室，到了禁闭室才了解这里监房很小，一个南房，里面分成三四个、顶多五个小监牢，是专关他们团以上干部“自己人”的地方。把我关进去，门就锁起来。没有铺，只有些草，我在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送我到西安道峪村一个监狱去了。在西安期间，从未审讯，更无判决。

在这个监狱我是单锁在一个房里。在这个监狱遇到一个在押的熟人，叫黄宇宙，东北人，抗战初期在林县附近的水冶镇杀死伪军司令李福和，率小部队伍起义到了林县，当时孙部正在林县，我和他在林县见到认识的。他们的房门白天统是不关不锁的，他们可以在室内室外任意活动，卫兵不在时可以到我住的监牢门外说几句话。第二天一早押送我去道峪，准备押送我的一个卫兵，他们已&frac34;很熟，可能是个班长。他介绍我和这个班长见面，托付这个班长路上照顾，我就是&frac34;他介绍才送了这个班长一只表，沿途和到达道峪监狱时得到不少方便。这人大概姓阎，二十多岁，中等以上身材，身体很结实，北方人。

大约1965年，由交通部转来黄宇宙一封信，是由组织部马万杰转交给我的。内容是一般问候，也提到西安监狱中见面的事情，此外没有其他内容，也没有说他在哪里，只在信封上看到有养老院的字样。以后我没有回信。

狱中岁月（4）

道峪村在西安以南六十里路的地方(地图上只有一个汤峪口)。押解我的人是带着盒子枪的勤务兵。我还有些行李、铺盖，一出禁闭室我就给押解我的人说：我们是不是先到小饭馆吃顿饭，雇个马车才走？他没表示反对。走在街上雇马车的时候，在卖豆浆烧饼小店的门前，我巧遇胡公勉(解放后国务院参事)。他大革命时是共产党员，在杭州当教员，教过胡宗南。胡宗南上黄埔军校也是胡公勉帮助他的，他跟胡宗南有这些私人关系。北伐时他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副官长，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失败，他脱离那里，后来在上海，党又派他到浙&frac12;，可能是1930年在浙&frac12;组织暴动，失败被捕，可能还是胡宗南把他保释出去的(我对此并不确实知道，是听说的)。大半我在西安遇到他时，他已&frac34;与党组织脱离关系。因胡宗南关系，他又曾在山西或甘肃当行政专员，我在西安碰到他时他又在西安已&frac34;做了官，彼此之间还有旧日感情。和他认识是1929年在上海，和他的夫人彭漪兰认识得早，她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校女生队做副队长或指导员，从那时候认识的。她跟彭文很友好，大革命失败后，1929年在上海又见到，是到他们家去看彭漪兰，认识的胡公勉。彭漪兰没有听说被捕过，也没听说自首，可能已&frac34;离开了党的组织。我从重庆回来过西安才知道胡公勉在西安，到他家里去过一趟。这次我见到他，仓猝间和他说了几句话，便抓住他让他送信，我把被捕等情况和即要押送道峪村监狱都告诉了他，请他夫人彭漪兰去信告诉彭文。以后彭文多少知道点我的消息就是这个关系。后来在道裕监狱里曾活动一位医官，向他家里送过一封信，请他设法营救，后来无回信，也无结果。以后我也利用胡这个关系跟彭文写过信。押送的人已&frac34;雇好车，看到胡公勉与我谈话也不干涉，我们坐车走了一天的样子，到了道峪村。

道峪村坐落在终南山脚下。这里山接山，山连山，通过崇山峻岭中的峡谷，向南可直达汉中。《三国演义》讲诸葛亮五伐中&Ocirc;，路途难行，魏延建议出褒中，&Ntilde;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即可到长安，近是近了，可那主意是冒险的。诸葛亮说：“此非万全之计”，假如对方利用道路难行，预先稍为布置一点兵，就要吃亏。从这里转到宝鸡、清水，一出宝鸡，就是所谓的栈道，终南山上都是栈道，从陕西到甘肃边缘，都修上栈道才能走过，所以诸葛亮累次出兵，采用的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办法。我们从西安出发，打西南走到蓝田的回龙镇，六十多里路就到了道峪村。把我押送到这里天已&frac34;晚了，他们给顿饭吃还算不错。吃完饭，把我送到牢房关起。

我到了这所监狱，已&frac34;不同于洛阳了，虽比一般犯人还优待一点，可牢门关了，同样不能出来。这里犯人很多，一间南房关着二三十以上的人，我住东房，只一个人，房里有些土坯，垫得比地稍高一些，加些柴草，讨厌的是关起门后没法小便。离开洛阳是在我的生日阳历1月1日之后，进到这间东房牢狱，当天或是第二天就是1942年的旧历除夕。牢房的门是一根根木棍子做到一起的，外面可以看你，你也可以看到外面。终南山下，无门无窗，睡在草上，可以远远看到终南山头，积雪银白，真冻死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虽不贴切，但是，门敞开&Oacute;着凛冽的西风，这情景倒是真的。正过旧历年，他们监狱还挂红灯，我新去，给我门前房檐也挂了一盏红灯，这种玩笑，叫人哭笑不得。

这所监狱规模不小，是个大庙改的，庙靠山边，门向北，一进庙就是大殿，有个院子，两旁厢房，是那些看守管事的人们住的，正殿空着未用还有菩萨。向东向西有两个小院，算是两个看守所，我先关在东院，后又移到西院，最后越狱就是在这个西院。进大门向西再向南转东，还有一个院子也是关押人的，有两排看守兵也是住在那里，这个院和我住的西院的中间有大块空地。监狱的周围有三个碉堡，围墙以外，东北角有一个，东南角好像也有一个，西南角，就是我在的那个所的斜对面，在围墙里边也有一个。监狱组织是个看守组，组长可能姓朱。下边至少是分两个所，可能是三个所，看守这个监狱的部队有两个排的武装，两个排长兼两个所长，两个看守排轮换担任看守。我初到时住的监狱看守排长姓卞，听口音是北方人，另一个是浙&frac12;人。这个姓卞的是我一到就碰上的所长。我初来时要检查随身所带的衣物。国民党这套我是知道的，我就在检查时以请他代为保管的方式送给卞排长一个金的怀表、一只派克钢笔。因此他对我好些，给了我不少方便。我的门可以不总锁着，让我出来放放风，一般的放风时间我不放风，一般不放风时我可以出去。这里一般犯人，一顿发两个馒头、一桶水撒点辣椒面叫做汤，没有菜，普遍都吃不饱。我在那里，吃的是专门给看守排长做饭的人单给我做的饭，馒头可以让我吃饱，有的时候有点菜。我记得有次送的菜是七根豆角，比起吃辣椒水来，已&frac34;算是优待。还有一个有利条件，他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师长?对我态度客气点，不像对那些犯人一样，大声呵斥，甚至打人。让我不跟大家住在一起，单分开住，好意坏意，天才知道。我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做过几件“违法”的事情。第一次是初进去时，活动一个看守兵给彭文向洛阳发过一次信，被发现了，一度取消了“优待”条件，过一段时间又恢复了。监狱中也有医生，有个青年医生有正义感，他看我不是一般犯人，我就托他给彭漪兰送去一封信，让他转信给彭文。这次没被发觉。彭漪兰的地址是我1941年由重庆回洛阳路过西安时知道的，告诉医生由医生送到她家的。后来就和看守兵陈立朝&Agrave;上了关系，第三和第四次信都是由陈立朝代发的。另外，还给岳烛远写过一次信，请他设法营救。信中纯以私人关系向他请托，信交给了看守所。据我了解他们没有给转发。

狱中岁月（5）

我1942年关在道峪村监狱时，见到朱雅林已&frac34;关到这个监狱里。我初到时是关在这个监狱的东院，以后移到西院，朱便已&frac34;关在西院的监狱里。这个监狱(西院)，一般都是几个人关在一个牢房里，个别的也有单关的，如有一个已&frac34;疯了的；有一个女的；还有一个人，可能是这个女人的爱人，都是单关的。我和朱雅林都是单关的。我和朱雅林是在大革命时认识的。南昌起义时他在十一军政治部做科长，大革命失败后，我们便没有关系了，这次在监狱里才又见到。我只知道他叫朱雅林，他也只知道我叫靖大康。有时看守不在，大家还是叫老名字。这监狱是只关不问的，“犯人”的表现是不大能看出的。只在作风上，有时看到他对那位女“犯人”态度有些不好，如女的晒被子，他有意向她的被子丢东西，是不好的。

这里是个特务监狱，对外是保密的，监中不准向外通讯，也不准外人看望，和外边断绝一切关系。犯人都是没有&frac34;过判决的，也从来不加审问。监狱是个阴&Eacute;&Eacute;的地方，我从1942年初进去，到1943年越狱出来，只见过活人进去，死人抬出，从没见过一个活人出去过。监狱归胡宗南管，由他本人的卫队长，少将级的刘大钧负责管理。由于这个特殊地理环境作屏障，这个特务监狱跟外边是完全断绝关系的。

这样关了很久，与外边无法通任何消息。我托卞排长给我找点书，他找来了四书五&frac34;、佛&frac34;、道德&frac34;之类的书，我自己带一套王阳明全集。孙殿英本以为我会很快处决，断绝了我家的粮食供给，还把我骑的马、带的枪都收了回去，做得很绝情义。以后看看我没有很快处决，执法总监部又把我送到政治部，政治部又把我往西安送，临走李锡九和办事处的人还可以给我送行。有这些事，孙对我的情况就迷惑了，甚至他产生了错觉：怀疑我跟国民党特务有了勾结，国民党要利用我。及至把我送到西安，又转送到终南山特务监狱，对外隔绝，连孙也得不到消息，他反倒顾虑起来。他想留个后路，并且做给他部下的人看，春节时他竟然要驻洛阳办事处给彭文送去了两万块钱，旧军阀的诡诈多端竟至如此！1943年初彭文托彭漪兰转给我两千块钱，通过胡公勉(利用他跟胡宗南的特殊关系)送给了卞排长。当时只通知我送来两千块钱，也没讲清&Euml;送来的，我很耽心是彭文到了西安送钱来的，又怕她到西安后同样被捕，也作了首打油诗：“去年岁暮冰雪天，君扯儿辈西渡关，薪桂号寒家国破，忧怀同运奋志坚。”我并没有见到这钱，监狱里两次替我买去过二斤花生。

我在这所监狱里一直待到1943年的4、5月份。这里只是监押看管，既无人审讯，也无人过问，就连一般集中营搞的欺&AElig;宣传也是从来没有的，更没有人宣布过罪名，也没有人宣布如何处理，和外界断绝一切来往，真正是一个特务监狱的典型，是一个监禁到死的鬼地方、死地方。监狱犯人都没有裤子穿，有的有件单衣，有单衣的也是衣不蔽体，我进监狱那天，关很多人的南房就冻死了一个。因为正是旧历年，监狱里不愿过年抬死人，就放在&Ocirc;处，和活人一起，过了初三才抬出去，就在终南山脚扒个坑埋掉。我还记得1942年有个犯人，也是死在监狱里的，没死以前，已&frac34;双目失明，送给他吃的馒头上，常常有蛆在爬，他吃的时候，有蛆也不知道。等他死了抬出去，蛆都爬到了隔壁房里。这里的跳蚤更遍地都是。我在考虑，关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逃跑则要冒九死一生的危险，怎么办？

以后我听说：我的问题是蒋介石批的“永远监禁”。不审不判不放！这就是无期徒刑。他不杀我，把我关起，也考虑到那时国共合作并未完全破裂，正是在抗战嘛！我恐怕是沾这个光，否则也早杀了。

越狱（1）

在终南山下道峪村的牢狱中，我一直在考虑怎么办。后来想跑，但是，跑也不容易，没有卫兵&ETH;助，牢门都开不开，怎么跑？监狱院子很大，大门有门岗，三个监禁犯人的小院都有值班，各个犯人监牢的门上又都落锁，四周岗楼上有卫兵，围墙上架有铁丝网，戒备&Eacute;严。如果想越狱逃走，人就是不从大门走，也难逃值班看守的监视，一越墙，岗楼上的哨兵就能看得到，是难以逃出去的。但国民党的弱点，在监狱中也暴露出来，后来出现了一个有利情况：国民党部队历来欠饷，到1943年时期，更为严重。物价飞涨，领到饷也买不到东西，官兵生活都有困难，士兵的思想很动摇。国民党部队中营私舞弊很普遍，此地正在终南山脚下，进山就有很多树木，为了给当官的搞钱，驻这里的两个排就私自用部队进山伐树，然后运到西安卖钱私分。伐树要人工，我注意到两个排的六个班当中，&frac34;常有一个排和一个班出去。一个排就三个班，六个出去四个，家里就剩两个班站岗放哨，还要担任其他采买、杂务。国民党部队又吃空饷，班内的人数是不足的。两个站岗的加一个带班的就要三个人，三个炮楼占三个人，这就去了六个，两个班统共才有二十来人，白天、黑夜四班人倒，就得要用廿四人，怎么派岗？！派不出人，看守的力量很薄弱，碉堡已&frac34;无法设岗。我看着这情况就想越狱。注意看，后墙很矮，墙上虽有铁丝网，不好上，不过总可以想法从这里跑。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心冒死越狱。可是就这么一个条件也不行呀，还得要人。国民党士兵的生活很坏，他们时常流露出不安心的动摇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多了解我以前是一个高级军官，而看守的两个排是从一般的部队抽调的，并未受过特殊的严格训练，不少人对我有同情心，比较客气，比如打骂囚犯这是常事，对我则从未打骂过。正好看守兵中有个年轻的甘肃永登县人，叫陈立朝，对我特别客气，每当他当班时，在生活上就有很多方便，有时还给我送点菜来。这个人的性格比较粗犷，大胆泼辣，对于他们部队的生活很不满意。我考虑要冒险越狱，这个看守兵是个难得的动员对象。有天，他站岗开饭，他用手掌朝上，几个指头托个盘子的俏皮姿势，给我送了个炒鸡蛋。在这里吃炒鸡蛋可不容易！我看这个人在对我表示好感和接近，我就跟他&Agrave;近乎，从他那里了解了监狱的不少情况。搞了两三天，关系正热乎，我就和他说：这个地方真困难，在这里干什么，咱们一同走吧。我这么一说他就同意了。以后走的时间路线等等，都是我考虑的。我告诉他还要把大门站岗的这个卫兵换成自己的朋友，因为这大门卫兵还充当带班的任务，可以到监狱来检查，同时下一班上班也由他叫班，有这样一个人一同干就更加安全了。所以还得活动一个人才行，否则我们走，万一碰上不好办。他居然做到了，活动好另一个老兵(山东人，年岁比他大)，那个人也同意一同帮助我越狱。我考虑得趁热打铁，他认为和我关系好，正在冲动，稍停一停，随便那里有点事变化了，就跑不成。我考虑一两天内就跑。不过，只考虑人还不行，还得考虑越狱选择什么时间。越狱只有在看守人员睡觉之后，但刚出去就被发现，也跑不掉。最好是跑出十里八里，甚至一二十里，他们才发现，才能跑脱，要选择时间。这已是1943年靠近端午的时候，在西安天已&frac34;热了。士兵们睡觉总要到晚上九十点钟，人总要十一点钟以后睡熟。我想跑总得在十点以后，甚至十二点以后，天明以前总得离开监狱三五十里地才行，离监狱太近，容易跟踪打听来追。他们交班时间一般都是十点、十二点，我就选择了在夜里十点钟岗哨交班以后。我多留半个或一个钟头，让上一班有半个钟头上床睡觉，十一点刚睡着，下一班没有接班，不容易发现有人逃走。十一点钟走，到十二点钟交接班时，已有一个小时，我越狱出去也可以走十多里路了，他们要四下追捕也不易追上。如果可以逃脱，离天明也有四五个钟头，可以走出三五十里，这就追不上了。我就决心选择晚上十一点钟这个时候：就利用机会将陈立朝二人安排十点钟同时上班，陈立朝在我的这个所上岗，另一个人带班，我这个所就不会再有人来查问了。另外，牢房门上的锁要开。陈立朝一上班，正好我这个所的所长是那个浙&frac12;人(姓卞的走了，排长换了人)，年轻荒唐，出去搞男女关系，陈立朝先从他那里偷来开牢门的钥匙，开了锁，再把钥匙送还&Ocirc;处。出了牢狱往哪里走呢？这不仅关系到能逃脱不能逃脱，也关系到出去以后的工作。道峪出去向北六十里是西安，&frac34;过西安北上就是陕北，最好是能逃到陕北。可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夜间十一点钟出走，天亮以后正好要过西安，西安是国民党当时在西北的政治军事中心，胡宗南总部的所在地，&frac34;过那里无异是自投罗网。那时从西安到延安一路有好几道国民党的防线，没有特殊关系是难以通过的。所以向北是不能走的。向东是陇海路，这是一条最方便的交通线，然而顺铁路跑，快倒快，但是他们发现犯人跑了，必然首先从铁路上追捕，不仅从后面可以追，还能发电报打电话，从前面布置人来截，这条路?定是他们的主要追捕线，因此不能走。往西走，是进甘肃的路，一则那里一无亲二无故，毫无社会关系，而当时的民族存亡，关键在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越狱后的大事仍然离不开抗日，抗战在华北、华中、华南一带，上西北跑干什么！向南是汉中，前面说过，都是崎岖山路，很不好走，而且和向西同样，是脱离实际的。东南西北都不能走，上哪去呀！后来想到个出路，出监狱开始沿终南山边向东&frac34;蓝田，出黑龙关，顺商洛大道绕道豫西奔卢氏县再到洛阳，利用旧日关系，暂时落脚，了解一下情况，再定下一步的行动。这条路不易使人注意，到豫西后还可以找到一点关系。而且大路容易被人发现，这条路可以走山边小路较为隐蔽，万一有人搜捕，可以上山。1943年我卅几不上四十岁，身强力壮，爬山还可以，跑到蓝田就上了到商洛的公路，从公路再插到豫西，这样就绕出了陕西。即使很快被发觉，他们也拿不出很多人来追赶，因为他们只有一个排，人数又不多，至少需要留半数看家，只能拿十多人出来，东西南北判断不出追赶的方向，是很难追查的。这是&frac34;过精心考虑的。因为很清楚，万一跑不成，那是必死。逃跑虽有九死危险，还有一生的希望，不跑的话，十打十的死。后来事实证明，解放战争中，所有关在道峪监狱的人都被他们一把火烧死了。(靖玉仲补充：38年后，1981年爸爸又去过西安远郊终南山下的白道峪村，还有幸见到了当年为囚徒剃头的师傅。据当地群众介绍，解放前夕，狱方命令在押的犯人在山坡上挖坑，待坑挖好，把犯人推下坑活活埋了；有一部分则是赶进了砖窑，活活给烧死了，竟无一人幸存，真是惨绝人寰。)

越狱（2）

当时下这个决心，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我在陕西杨虎城部任过中校参谋，对陕西地理熟悉。抗战几年中，我对国民党在陕西的兵力布置与北边延安的关系有所了解，才选择走这条路。

这段&frac34;历，其实用一句话就概括了，叫做越狱成功。从守备&Eacute;严、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越狱逃跑，然后千里迢迢，&frac34;过反动统治的地区，一般说，成功的机会是很少的。而且，当时我是独立活动，和组织上没有联系，外边没有接应，更加重了逃跑的困难，所以说成功带有很大偶然性。可是，仔细想来，也还有些必然性的因素，耐人寻味。比如说，素不相识的国民党士兵，肯于冒性命危险和我一起逃跑，这就说明被强迫当兵的农民是善良的，他们把国民党军队看成牢狱，一有机会便冒死逃走。因此，我不避烦琐，把一些细节也追忆如下：

在做好一切准备之后，有一天我了解看守的两个排，又有四个班上山去砍树了，监狱只留两个班看守，四周岗楼也没设岗。我认为时机到了。1943年5月19日晚上，陈立朝按照预定计划，和别人调换了值班的时间，上十点到十二点的岗，另一位约好的看守兵上门岗。到十一点钟，监狱的看守和卫兵都已&frac34;入睡。在这寂静的夜晚，陈立朝给我打开牢门。我相信那时同我在一个大房子(大房子内又隔成几间小房子)里的难友们一定有人醒着，开门他们是会知道的，但他们都默不作声，没有一人声张，给了我最大的支援，使我得以顺利地出走。从被关押的院子出来，到西南角碉堡附近越监狱外墙。陈立朝在底下托了我一把，我不顾刺疼，抓住铁丝网上的木桩，跨过铁丝网跳了下去。接着，陈立朝也跳下来，相约同跑的那个带班的老兵说，他要从大门出来。他有条件，当然可以。可我们出来后，不见他人影，此时一发千钧，在那种情况下不能容许久候，只在附近稍停一下，我和陈立朝马上就沿着终南山边向东走了。因为越狱前，我不便将越狱后的路线告诉他们，就失去了联系，再无下落。监狱就在村边上，夜深人静，&frac34;过村外，远远地只听到几声狗叫和山边一路上小溪的淙淙流水声，除了这两种声音，没有别的动静。我们走得很急，一会就感到口干舌焦，俯身捧些小溪的水喝，继续再走。因是乘夜沿终南山逃走，也作了首歪诗：“夜走荒山僧尽眠，囊空路迢饮清泉，白骨遍野缘甲马，金玉朝堂炽寇焰。”我边走边想，这些蠢猪可能向北去了。他们会以为，共产党一定朝陕北跑。半夜的时间，我们顺着山路跑了四五十里。即使山路崎岖，也该走出三四十里了。看看东方发白，天快要亮了，我们就不敢走了。白天走路容易暴露，距道峪又不算太远，暴露了就会出问题。天亮前我们就上到半山坡上，看见这里有两三户人家，再往前半里之遥，路旁有一个大半间房子那么大的小土地庙。走到庙前，看见庙内仅有容下两个人睡觉的地方，我们就在庙里面藏起来，睡了整整一天。在庙里躲了整一个白天，没吃东西，因为神&frac34;紧张，也不觉得饿。直到夕阳西下，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才出来找吃的，做点夜间上路的准备。这几家居民很穷，我们身上一个钱也没有。想找饭吃，怎么个找法？好在从监狱里跑出来时做了点准备，带了包衣服，为的是出来后可以换装，一路费用也可以卖衣服解决。这家男主人不在，便从包袱里拿出一条便装裤子，跟女主人商量，用裤子换一顿饭吃。那个妇女很老实，接了裤子就走去给我们拿了几个窝窝头。天黑了，我们又上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