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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福罗斯之谜（1）

- 福罗斯之谜（2）

- 恐慌在莫斯科不断蔓延

- 《莫斯科新闻报》引爆了局势

- 1991年8月18日的福罗斯和莫斯科（1）

- 1991年8月18日的福罗斯和莫斯科（2）

- 1991年8月18日的福罗斯和莫斯科（3）

- 对“8·19”事件的评价（1）

- 对“8·19”事件的评价（2）

- 1991年8月19日（1）

- 1991年8月19日（2）

- 1991年8月19日（3）

- 1991年8月19日（4）

- 1991年8月20日（1）

- 1991年8月20日（2）

- 1991年8月20日（3）

- 1991年8月21日（1）

- 1991年8月21日（2）

-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1）

-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2）

-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3）

-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4）

-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5）

-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6）

-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解散后的三天（1）

-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解散后的三天（2）

-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解散后的三天（3）

-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解散后的三天（4）

-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解散后的三天（5）

-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解散后的三天（6）

- 苏联议会的最后日子（个人亲身的经历）（1）

- 苏联议会的最后日子（个人亲身的经历）（2）

- 苏联议会的最后日子（个人亲身的经历）（3）

- 苏联议会的最后日子（个人亲身的经历）（4）

- 新奥加廖沃进程的失败（1）

- 新奥加廖沃进程的失败（2）

- 俄罗斯的反共浪潮（1）

- 俄罗斯的反共浪潮（2）

- 俄罗斯的反共浪潮（3）

- 俄罗斯的反共浪潮（4）

- 苏维埃联盟最后的日子（1）

- 苏维埃联盟最后的日子（2）

- 苏维埃联盟最后的日子（3）

- 苏维埃联盟最后的日子（4）

- 苏维埃联盟最后的日子（5）

- 苏维埃联盟最后的日子（6）

- 苏维埃联盟最后的日子（7）

- 苏维埃联盟最后的日子（8）

福罗斯之谜（1）

1991年8月4日，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到他非常喜欢的克里米亚福罗斯别墅休假两个星期。这不仅是戈尔巴乔夫所喜欢的别墅，而且也是一个非常秘密的别墅，只有很少人知道它的存在。尽管已经实行改革和公开化，但任何一个记者也没有被允许访问过福罗斯别墅。无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部长，还是外国领导人，都没有来过这个地方。

福罗斯——这是克里米亚沿岸最南端的一个山区小村庄的名字。过去是非常荒凉的地方，离萨雷奇海角不远，一年中的很长时间刮大风，只有8月和9月这两个月福罗斯才适合度假。福罗斯附近此前没有什么建筑，而恰恰是荒无人烟和与世隔绝，唤起了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夫人赖莎对福罗斯的钟情，他们希望把总统在克里米亚的别墅建在这里。

1985年夏，戈尔巴乔夫和赖莎是在克里米亚的奥伦达别墅休养。这是勃列日涅夫当年常来的别墅，是一个集休养、工作于一体的庞大别墅群，经常接待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不喜欢一个人休养，经常有政治局委员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他一起休假。某些西方国家的领袖为了会见勃列日涅夫，也曾到这儿住上一两天。这里安装了完善的警卫系统和政府通信系统。但是，戈尔巴乔夫尤其是他的夫人赖莎却不喜欢在这个别墅休养，苏联政府在1985年末做出为党的领袖建造一所新别墅的决定。在苏联，党的领袖实际上也就是国家的一把手。新别墅的地址被选在福罗斯村庄附近。

苏联克格勃第九局被确定为新别墅的直接承建单位，这个局负责隶属于苏共中央政治局所有设施的日常维护和安全保卫。因为这是一个秘密工程，因此没有组织设计方案的竞标。著名建筑设计师波利扬斯基院士领导的设计小组第一个被承建单位请来，这个小组设计并监督建设了很多著名的建筑，莫斯科市俯首山的纪念碑就是这个小组的杰作之一。但是，这个小组提交的设计模型被专家委员会否决了。后来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军队建筑单位来完成，他们在建设秘密设施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中央军事设计院总设计师切科马列夫领导的一个小组承担起了方案的设计任务。像这种规模而且非常神圣的建筑设计项目，他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最终完成的设计方案已经不仅仅是戈尔巴乔夫的一座别墅，而是一个集休养和会见外宾于一体的巨大建筑综合体。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仅仅支付了别墅建设的一小部分支出，而别墅建设的大部分花费都是用财政预算，其中包括军队和克格勃的预算冲抵的。

萨雷奇海角附近这个气势恢弘的建设工程在1986年正式开始，克格勃第九局副局长别列津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他此前曾参加了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的建设，为此还获得了社会主义劳动奖章。与福罗斯别墅建设有关的所有工作都由切科夫上将领导。整个建筑工地占据了几平方公里，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休息区”。主楼是一座非常漂亮的三层楼房，房子外面镶嵌着最高档次的大理石，房子上面用特制的铝瓦做房顶，这些铝瓦是专门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和里加的三个军用工厂定做的。使用这种材料，主要是考虑到克里米亚是地震多发区，不能使用普通砖瓦。主楼旁边是来客接待楼、露天游泳池和体育场，主楼的半地下室里还有一个小型电影放映厅。总务行政区包括车库、锅炉房、仓库、警卫室、通讯处，以及保证整个别墅正常运转的其他设施。“宫殿”的周围是一个很大的公园，从主楼到别墅的大门有1公里远。“宫殿”的另一个方向直接通向山崖，在橡树和桧树中间开辟了一条1公里长的甬道。离萨雷奇海角不远的地方，是世界上唯一的古老树种桧树的自然保护区，建筑工地附近本来树木很少，只有少量橡树孤单地站在那里，但在别墅开始建造以后，人们在这里栽了很多桧树，公园里还增添了很多橡树和其他名贵树木。上百辆自卸卡车从外地运来肥沃的土壤，然后把这些土壤铺在山崖上的地基上，因为这个地方不仅属于危险的地震带，而且还是山体滑坡的危险区，因此“霞光工程”（这是别墅在有关文件上的替代名称）的所有建筑设施地基都打了坚固的桩子。为了阻挡刮风对“宫殿”的影响，建筑者用爆破的方法拓展了山体的纵深，将其建成宫殿的一道屏障，这座山的一部分也随之成为福罗斯别墅的掩体。从山上往下望，看不到主楼的一层和基础部分，给人的感觉就像海边一所普通的二层小别墅。从海上望去，只有在距离很远的地方才能看清别墅的全貌，因为别墅部分伸进了山崖，掩盖了它的实际轮廓和规模。

福罗斯之谜（2）

切科马列夫设计师认为，福罗斯别墅是他所有创作的巅峰之作。整个公园区域由精良的警卫严格把守。这里的警卫不仅包括克格勃第九局人员，而且还包括边防军的部队，他们同时在陆地和海上执勤。萨雷奇海角地区以前当然也有边防部队，但这支队伍在建造福罗斯别墅以后得到了很大加强。公园以外的区域被定为军事控制区。别尔别克军用机场是距离福罗斯别墅最近的机场，这个机场的基础设施因此也需要扩大，随即为领导人的飞机修建了专门的停机坪。

新别墅的建设进展很快。奋战在广阔建筑工地上的建筑工程兵有两千多人，其中包括克格勃内部的建筑队伍。很多建筑材料都是用运输机从国外运来的。大理石是从意大利采购的，卫生洁具是德国的产品。戈尔巴乔夫密切关注着工程的进度，但他不过是看看照片和模型，夫人赖莎则经常来福罗斯别墅建筑工地现场视察，多次强迫将已经建好的部分“宫殿”推倒重建，根本不管由此而产生的费用消耗。建筑方案不停地增添新的、花钱很多的项目：夏季电影院、人工石洞、冬季花园、从主楼通向大海的升降梯等等。1996～1997年间，苏联有两大建筑工地：一是在切尔诺贝利修了一个盖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四反应堆的石棺，另外一个就是在克里米亚萨雷奇海角附近给苏共中央总书记修建了福罗斯别墅。无论是苏联领导人，还是西方国家的领袖，此前都没有这样档次的别墅，只有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建的别墅比这个豪华。

福罗斯别墅是在1988年夏季到来之前交工的，戈尔巴乔夫全家当年夏天首次在这里休假。但是，建筑工人并没有离开这个温馨的地方。就在福罗斯别墅即将完工的时候，在阿布哈兹的缪谢拉又开始为戈尔巴乔夫建造一个更豪华的别墅。那座豪华“宫殿”是建在一座不算太高的山上，在住所和大海之间凿出一条隧道，邻近的古达乌塔军用机场也被扩建。1991年开春的时候，缪谢拉别墅内建筑的内部间壁已经结束，大厅里安装了成串葡萄形状的巨大吊灯。按照计划，戈尔巴乔夫全家在1992年夏天将要到这个新别墅来休假，那时福罗斯别墅的房子就会空下来。戈尔巴乔夫于1988年带着全家来到福罗斯别墅休假的时候，媒体没有发布总书记休养地点的任何消息。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不是很好客的人，他们从不邀请苏共政治局委员或者外国领导人到别墅做客，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非常愿意邀请客人来别墅，他们一年之内总有一到两次在别墅举行秘密会谈。是啊，这座别墅的豪华程度比它所在的位置更有可能引起来客对别墅主人的不解和嫉妒，要使苏联国家领导人新的生活形象和全国上下刚刚开始的反对特权斗争兼容，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戈尔巴乔夫自己说过，福罗斯别墅不归他私人所有，而是国家的财产，但要知道，这座“宫殿”是按照戈尔巴乔夫家庭的口味，甚至他们提出的结构方案设计的，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这里都是空着，但别墅需要随时维护，既要保证复杂设施的正常运转，还要更换被大海冲刷的土壤，栽种新的树木。

1991年的8月21日，首批记者有幸来到福罗斯别墅。他们是和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普里马科夫等人一起来的。对福罗斯别墅的详细采访和这个别墅的照片陆续在1992～1994年在媒体上发表。正如一个记者所写的那样：“20世纪克里米亚半岛南岸一共建了两座神奇的建筑，一座是尼古拉二世的利瓦吉斯基宫殿，另一个就是戈尔巴乔夫的那座革命色彩十足的‘霞光’工程。”1992年1月4日《苏维埃白俄罗斯报》；1992年1月16日《苏维埃俄罗斯报》；1994年3月19日《红星报》。戈尔巴乔夫贴身警卫负责人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少将后来回忆说：“我知道并且亲眼见过苏联时期所有总书记的别墅，里面就没有福罗斯别墅的竞争对手。这座建筑的诞生真是神了，在克格勃的文件中，它被冠以‘霞光’工程，修建这座别墅到底花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钱，听起来实在有些不可思议。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站在身后的人》，莫斯科，1994，第260页。按照军事施工单位提交的付款文件，福罗斯别墅的价值不超过1亿卢布。苏联前财政部长和总理巴甫洛夫非常清楚如何编制这类报表，按照他的测算，这座别墅的建设费少说也有85亿卢布，依照1986年苏联中央银行的货币牌价，1卢布兑换13美元。如果把缪谢拉别墅算在一起，以及它们的维护保养费用，国家一共要拿出多少钱呢？！”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工作多年的切尔尼亚耶夫助理，每年夏天都陪伴戈尔巴乔夫一家一起度假，也被福罗斯别墅的气势和豪华所震惊，他在1988年8月的日记中写道：“如果把从妥歇里到萨雷奇海角这大片土地上的建筑与勃列日涅夫在利瓦季亚的别墅相比，后面那个地方简直就是一个破烂棚子。”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这样做？切尔尼亚耶夫：《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莫斯科，1993，第222页。切尔尼亚耶夫后来承认，他正是在福罗斯别墅产生了对戈尔巴乔夫伟大历史功勋也拖着一个“徇私”的尾巴的想法。当福罗斯和缪谢拉别墅在1986年开始建造的时候，民主、公开化、与不应有的特权作斗争，还没有引起戈尔巴乔夫的过分担忧，但这些别墅在1988～1989年间都已竣工，他又能怎么办呢？不能效仿从前的做法——将雅尔塔1号、2号别墅和勃列日涅夫的利瓦季亚别墅交给军队老战士，因为老战士组织根本没有实力和资金维护保养这些豪华别墅。他不得不将自己休息的地方隐藏起来，免得纠缠不休的记者惹是生非。

1991年8月4日，克里米亚机场一个记者也没有，前来迎接戈尔巴乔夫的有乌克兰、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领导人、黑海舰队司令，以及当地驻军的将军们。一切都和平常一样，戈尔巴乔夫第二天就和全家人一起在大海里游泳，在沙滩上晒太阳，沿着人造公园的甬道散步。戈尔巴乔夫在福罗斯别墅工作的时间不多，更多的时候是睡觉。他从这里给很多人打过电话，谈到了苏联总统在新联盟条约签字仪式上的发言，讨论了这个仪式的很多细节，甚至细到各个共和国代表团在签字仪式上的座次。戈尔巴乔夫8月14日与叶利钦通话时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叶利钦说话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他好像在想着什么其他问题，戈尔巴乔夫感觉叶利钦有些动摇。叶利钦突然问了一句：“不知戈尔巴乔夫是否理解，叶利钦在这儿遭到什么样的进攻？” 戈尔巴乔夫马上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不管来自哪个方面的进攻，我们都不应该从达成的协议后退一步！我们需要保持镇静。”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莫斯科，1995，第552页。叶利钦这些天的确忍受着来自身边极端派别，尤其是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和加里娜·斯塔罗沃伊托娃的巨大压力，叶利钦本人也有不少疑问。联盟条约对他来说就好似新的束缚，通往俄罗斯政权道路上的陷阱，他开始琢磨新条件了。叶利钦对哈萨克斯坦的访问随即被提上日程，叶利钦打算和纳扎尔巴耶夫，以及其他中亚共和国的领导人好好谈谈这个问题，但他不认为有必要和戈尔巴乔夫商量这次访问的议程。

恐慌在莫斯科不断蔓延

戈尔巴乔夫休假的时候，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和苏联政府总理巴甫洛夫成了莫斯科的最高领导，因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飞到瓦尔代休假去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舍宁，苏共中央副总书记伊瓦什科生病住院。在很大程度上，政权在这些日子里实际上是掌握在那几个坚决反对签订联盟条约的人手里，他们是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苏共中央书记、苏联总统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和总统办公室主任兼总统助理博尔金。外界对博尔金不太熟悉，但他从1981年开始就担任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对于很多高层领导人来说，博尔金参加8月事件就给人一种戈尔巴乔夫本人对事件认可的印象，因为总统兼总书记的办公室主任以前曾经多次代替上司向这些领导人传达指示。很多人都以为，当时的事情很多，国家局势非常严重，戈尔巴乔夫在这非常关键的一个星期去休假，是有意让身边这些战友放手大干一场。

讨论新联盟条约签订以后苏联命运的第一次倡议，是克留奇科夫发起的，但他不是局势进一步发展的主要角色，8月的莫斯科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角色，从来就没有人愿意担当这个角色。当然，克留奇科夫张罗各种类型的协商都是比较容易的，也不会引起别人的特别关注，他掌握着国家局势的信息最多，其中包括社会的、国家机关的，还包括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在飞往克里米亚休假之前，对前来送行的克留奇科夫说：“应该注意两个方面，一切都可能发生，如果出现直接威胁，我们将被迫行动。” 克留奇科夫知道戈尔巴乔夫指的主要是叶利钦的行动。戈尔巴乔夫对亚纳耶夫也说了这些话，他说：“根纳季，你留下看家，在必需的情况下要果断采取行动，但不能流血。”在8月3日举行的政府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也说过：“我要说的是，应该严厉地行动。如果形势需要，我们一切都可以做，直到宣布紧急状态。”正是在这个委托的框架下，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在莫斯科城边一个克格勃的设施里面举行了第一次会晤。巴克拉诺夫和博尔金也参加了这次会晤，会晤的时间是1991年8月6日的晚上，第二天就开始制定实行紧急状态必须采取措施的第一方案。亚佐夫把制定必要措施技术细节的任务交给了1991年初刚刚被任命为苏联空降部队司令的巴维尔·格拉乔夫将军。克留奇科夫不久以前的助手，时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副局长的日任将军代表克格勃参加这项工作，苏联内务部的专家几天以后也加入这个班子。苏联内务部长普戈当时正在克里米亚休假，但他随时能够收到有关国内和莫斯科局势的最新信息，他的情绪和克留奇科夫、亚佐夫没有多大差别。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8月7～14日），前来起草实行紧急状态有关文件、制定紧急状态有关具体行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层次不同，主要来自强力部门。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拉诺夫、舍宁、亚纳耶夫、博尔金、巴甫洛夫和其他高层人士几乎每天都给在福罗斯别墅休假的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向他通报国内和莫斯科的局势。没人向总统通报在苏联境内实行紧急状态的技术细节，但都提到了目前局势处于失控状态。这些人都非常清楚，目前所做的事情将导致什么样的结局，但他们谁也不想做出最后决定。这些电话和电话里所作的种种暗示激怒了戈尔巴乔夫，他几乎做好决定，准备在自己周围进行一次干部调整，他以感觉不好和神经根炎发作为借口回避回答问题。

《莫斯科新闻报》引爆了局势

任何人都不知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达成的秘密协议，1991年7月23日在新奥加廖沃别墅协商好的新联盟条约最后一稿也没有对外发表，尽管已经有几十人看到了这份文件。但这份文件却非常意外地刊登在8月15日的《莫斯科新闻报》上。报纸撰文指出：这是一份可以改变成千上万人命运的文件，本报提前将其公布于众，就是为了让整个社会尽早对它进行讨论。全社会讨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新联盟条约的签字时间就定在8月20日。次日（8月16日），苏联所有主要报纸都刊登了新联盟条约草案，即便不是什么国家建设的专家也看得出来，条约里面迷雾般表述隐藏的目的，不是苏联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而是在事实上消灭苏联这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苏联从前的位置上拟议建立一个新的松散的邦联国家——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支撑联盟存在的民族、政治、意识形态统统被剥夺。人们还知道，准备签订新联盟条约的只有三个共和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还在犹豫之中，乌克兰、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和吉尔吉斯斯坦声称将在当年秋天才能做出最后决定。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国家的最后决定未必对签署新联盟条约有利。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已经足够清楚地表达了反对签订新联盟条约的想法，不准备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大家非常疑惑不解： 8月20日以后，什么人领导这个国家？怎样领导这个国家？哪些政权机构将要保存？哪些机构将要撤销？哪个党来领导这个世界从来没听说过的邦联？苏共在这个邦联中又是一个怎样的地位？所有这一切在条约草案中都找不到答案。

戈尔巴乔夫对报纸登载新联盟条约大发雷霆，他下令找到并且严厉惩罚走漏消息的人。但此时国家已经实行公开化政策，报纸完全可以不对外透露信息来源，况且秘密调查的时代已经过去。很多高级官员、党和军队的上层人士对当前的形势都非常困惑和压抑，他们在新联盟机构中没有找到自己部门的位置。紧急召开的克格勃部务会议认为，在签订新联盟条约以后，无论是从前的苏联，还是即将诞生的新苏联，他们的安全都不能得到有效保障。8月16日召开的政府会议（由于很多部长休假，很多政府会议组成人员缺席）也是这个意见。苏联最高苏维埃领导在此之前就对新联盟条约方案有很多不同意见，他们现在对这个方案能否在议会获得批准存在很大疑问。尽管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的两院主席拉普捷夫和尼沙诺夫，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都看过8月23日商议好的条约文本，他们还在文件上面签了字，但他们对此条约的疑问并没有彻底消除。卢基扬诺夫就对自己身边的亲信说过，这个方案与全苏范围内举行的全民公决中的表述之间有明显分歧。卢基扬诺夫还认为，如果新联盟条约签订，它将破坏苏联统一的经济空间、统一的银行系统以及整个联盟的所有权、税收、预算体系。按照卢基扬诺夫的观点，“法律战”会越来越加剧，国家政权和管理机关的继承也无法得到保证。安纳托里·卢基扬诺夫：《俄罗斯骚乱的漩涡》，莫斯科，1999，第55～56页。

1991年8月17日，叶利钦飞到哈萨克斯坦去会晤纳扎尔巴耶夫。戈尔巴乔夫在与苏联电视台负责人克拉夫琴科的通话中获知此事，他无法隐藏自己的愤恨：“好啊，你们在我的背后串通一气，我一定要摧毁你们的勾当……”2001年8月16日《议会报》。此时在莫斯科，签订联盟条约有关程序所有细节的准备工作即将结束，这个隆重活动的最终方案已经得到正在克里姆林宫值班的博尔金的批准。但就在这一天，那些随后被人称作“政变者”的人却聚集列宁大街尽头的一个代号为ABC的克格勃秘密据点里。这是一座不太显眼的建筑综合体，很像哪个部门的招待所。在这幢建筑的入口处，挂着一个让人很难理解的牌子——图书档案中心。ABC据点占据了4公顷的森林，厚实的水泥墙圈着院落，整个设施戒备森严。很多住在附近的居民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一直认为这里是克格勃的一所间谍学校。

据点主人克留奇科夫一段简短的开场白宣布会议开始，巴甫洛夫总理随后做了内容详细的发言，他主要谈到了国内贫困的经济状况和刚刚开过的政府会议。部长们原则上并不反对新联盟条约，但他们却不认同这个条约方案文本，也不同意签订新联盟条约的日期。亚佐夫、巴克拉诺夫和舍宁都发了言。亚纳耶夫没有参加这个会议，他甚至不知道开这个会。卢基扬诺夫和普戈也没来开会，但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上将和瓦连尼科夫大将却出席了这个会议。没人能够做出马上采取行动的决断，但任何人都不想无所作为，而且大家都知道在此情况下不应该无动于衷。会议最后决定派一个代表团争取说服戈尔巴乔夫推迟签订新联盟条约。任?人都不能理解，没有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新联盟怎么能够存在！军队怎么办？导弹和核武器怎么办？所有那些全苏系统怎么办？谁也不希望流血，谁也不愿接受熟悉而又亲切的苏联将被消灭的事实，大家都觉得这就如同接受苏联政治自杀一样荒诞。

1991年8月18日的福罗斯和莫斯科（1）

从1991年8月18日开始，时间已经不是按天计算，而是按小时，有时甚至是按分钟来计算。为了飞往福罗斯，亚佐夫专门调来了装备得如同作战指挥所一样的国防部长专机。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和瓦连尼科夫将飞往福罗斯与戈尔巴乔夫会面，克格勃警卫局局长普列汉诺夫将军和他的副手格涅拉洛夫将军也登上了这架专机，随机前往的还有克格勃警卫局和政府通讯局的一些军官。飞机是在下午2点从莫斯科奇卡洛夫军用机场升空的，代表团成员在飞机上讨论了与戈尔巴乔夫谈话可能出现的各种可能，再一次确认了事先已经做出的决定：从代表团进入“霞光”工程那一时刻起，戈尔巴乔夫对外联络的所有途径将全部被切断。

3个小时以后，苏联国防部长的专机降落在别里别克军用机场。从机场到福罗斯别墅有60多公里。16点30分，他们一行赶到了福罗斯别墅。除了普列汉诺夫以外，代表团中的任何人此前都没有来过这个地方。由于是克格勃警卫局局长与代表团一起来的，因此他们在进入戒备森严的总统别墅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在斯大林执政的时候，他的卫士长只服从他一个人指挥，但这种做法后来被赫鲁晓夫给改了，无论是勃列日涅夫，还是戈尔巴乔夫，都没有再恢复这个规矩。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写道：“当局长到来的时候，此处警卫的所有权力都自然转到他身上，他拥有对任何哨位下达任何命令的权力。表面上看，这没有任何违规和越权的地方，我作为别墅的警卫负责人，也不了解实情。普列汉诺夫对我说：‘从莫斯科来了一个小组，要见戈尔巴乔夫，你去报告一下……’‘谁来了？谈什么问题？我怎么报告啊？’——我问，‘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事情。’——普列汉诺夫答道。看来普列汉诺夫有些焦躁不安，他说出了来人的名字：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和瓦连尼科夫，这个名单排除了所有疑问，也使我们放下心来。普列汉诺夫本人也是戈尔巴乔夫信任的人。”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站在身后的人》，莫斯科，1994，第274～275页。

戈尔巴乔夫正在休息，身上裹着一件温暖的睡袍。他因为后背有点痛，当天没有下海游泳，但和很多人通了电话，谈的主要是自己在新联盟条约签字仪式上的讲话。与戈尔巴乔夫最后一个通话的是总统助理沙赫纳扎罗夫，他当时正在离此地不远的克里米亚“南方疗养院”休养。在戈尔巴乔夫的所有助理中，只有切尔尼亚耶夫拥有进入福罗斯别墅的特别通行证，这种严格的封闭式规章是戈尔巴乔夫自己亲自定的，他只想在家庭范围内休养。

沙赫纳扎罗夫后来回忆说：“3点多钟我起来散步，我和正在疗养院休假的普里马科夫聊起了高官们的那些带有威胁色彩的言行举止，他们越来越公开地向总统挑战，我们不能对那些右派议员和将军们近乎号召政变的言论无动于衷。我们约好在新联盟条约签订之后直接向总统提出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分手了。我刚刚返回房间，电话铃就响了。戈尔巴乔夫向我打听，我这里有没有什么新消息。我能够向他通报的只有最近几天报纸上的报道。然后，戈尔巴乔夫开始说起他即将发表的讲话，在新联盟条约签订之后，他将围绕如何将新联盟条约付诸实施的问题与各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协商。

1991年8月18日的福罗斯和莫斯科（2）

你准备和我一起飞往莫斯科吗？

当然，——我回答。

我们过两三天就回来，游泳还来得及。

你的腰怎么样了？——我知道戈尔巴乔夫患了神经根炎。

咳，一切正常，我非常健康。”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和领袖在一起以及离开他们的日子》，莫斯科，2001，第442页。

戈尔巴乔夫与沙赫纳扎罗夫的通话是在16点32分结束的，梅德韦杰夫随即敲响了门。听了梅德韦杰夫的汇报，戈尔巴乔夫非常惊讶：“我没邀请任何人啊！” 戈尔巴乔夫决定给亚纳耶夫和克留奇科夫打电话，他这才发现，所有电话都不能用了。此时，此地电话交换站、俄军最高统帅的电话和所有其他专用通讯线路全部被切断，就连厨师这样一般工作人员的电话也被掐断。福罗斯别墅车库已经被普列汉诺夫和格涅拉洛夫将军随机带来的警卫看护起来，格涅拉洛夫将被任命为福罗斯别墅新的警卫处长，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收到了返回莫斯科的书面命令，他不得不服从这个命令。

戈尔巴乔夫非常不解，而且明显有些紧张，他没有请那些不速之客进屋，而是走到凉台上，赖莎正在那里休息。 “我对她说：‘别墅里来了一些不速之客，很难预料他们要做什么，我们得做好最坏打算。’——戈尔巴乔夫后来回忆说——赖莎听到这个消息有些颤抖了，但她还是保持住了镇静，我们走进隔壁的卧房，我的思维兴奋地运转起来：不能向任何压力让步，不能向任何人屈服。我把自己的想法和赖莎讲了，她对我说：‘你自己打主意吧！但我要跟着你，以防发生意外。’然后我们把伊丽娜和阿纳托利亚叫来，他们听我说完，都表示完全依靠我，而且准备好接受一切可能的结果。这用去了30~40分钟。警卫告诉我说，来人有些焦躁不安，不知我为什么不接待他们。我这时才让这些来客进办公室，我问他们：‘你们是带着什么使命来的？’巴克拉诺夫说，国家正处在灾难之中，其他措施都无法解救国家，他们已经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要我签署实施紧急状态的总统令。就实质而言，他们是来向我发出最后通牒的，我坚定地告诉他们，我是不会签署任何总统令的。 巴克拉诺夫对我说：‘你不想签署总统令，那就将总统的全权转交给亚纳耶夫吧！’巴克拉诺夫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你去休息吧！我们去做这件肮脏的事，然后你还可以回来。’我当然驳回了他这个可恶的建议。瓦连尼科夫说了一句：‘那你就辞职吧！’谈话到此结束，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开口痛骂了他们。”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莫斯科，1995，第558～559页。

但是，这次谈话的其他见证人在回忆录中写的却是另外一个版本。博尔金后来回忆说：“戈尔巴乔夫没有急着见我们，我们在别墅大厅里等他。戈尔巴乔夫是在10～15分钟以后出现的。他看上去是病体缠身，走路也很困难，脸涨得很红，但不是太阳晒的，而多半是由于血压升高引起的。戈尔巴乔夫匆忙和大家握手以后，眼睛谁也不看，带着怒气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事先不打招呼？为什么电话都不通了？

我们是来和您讨论一些国内局势的。——舍宁说。

你们代表什么人，以谁的名义说话？——戈尔巴乔夫打断他。

1991年8月18日的福罗斯和莫斯科（3）

昨天大家一起讨论向总统汇报的时候，没有谁预料到总统会有这种反应，谈话没法往下进行。

你们想说什么？戈尔巴乔夫说话的语调已经平静多了。

我想从国内的局势说起。——巴克拉诺夫开口说。

大家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各种方案，都是按照他事先交办的应对紧急情况而准备的预案。总统突然问道：实施紧急状态对俄罗斯领导人是否管用。当他听到肯定的回答以后，情绪完全安稳下来。接下来的谈话非常平静。戈尔巴乔夫认真地说，他是多么需要解决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啊！同时也和我们解释，他为什么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对我们说：‘你们好好想一想，并且转告同志们。’戈尔巴乔夫在告别的时候，握着我们的手说：‘你们真是见鬼了，干吧！ ’此时赖莎和孩子们坐在别墅的大厅里，她问巴克拉诺夫：‘你们是带着好消息来的吗？’巴克拉诺夫走到她跟前说：‘我们是带着美好的愿望来的，一切都会好的。’”弗·伊·博尔金：《底座的坍塌》，莫斯科，1999，第16～17页。

这次谈话的所有参加者都证实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细节：戈尔巴乔夫到门口送客的时候，和所有客人都握了手。这根本就不像什么造反或者政变的举动。安德烈·格拉乔夫是戈尔巴乔夫传记的作者，他认为主人公所以保持外表平静有几个原因：戈尔巴乔夫是想寻找彻底摆脱这个荒诞局面的机会，还想劝说莫斯科那些“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组织者们；戈尔巴乔夫不想让自己过早牺牲。除此以外，戈尔巴乔夫还担负着保护身边的妻子、女儿、女婿和外孙的责任，他是出于这个原因，在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议员们”分手时，有意做出外表平静的表情，还与他们一一握了手。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莫斯科，2001，第371～372页。

戈尔巴乔夫的对手对这段情节却是另外一种理解：戈尔巴乔夫盘算着他在局势发展的任何情况下都能取得胜利，不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成功还是失败，他都能骑着大白马威风凛凛地挺进莫斯科。但事实上，无论事件的最后结局如何，等待戈尔巴乔夫的都是失败，他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戈尔巴乔夫在三天的监禁期内，没有任何英勇表现，他的表现甚至比不上对手。

巴克拉诺夫等人傍晚7点返回了莫斯科，他们把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详细地向克留奇科夫做了通报。从此时开始，戈尔巴乔夫所在的福罗斯别墅被严加看管起来，警卫人员包围了陆地和大海两个方向。所有在这个别墅上白班，但晚上不在此过夜的工作人员，都被监禁起来，这中间也包括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切尔尼亚耶夫。他在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警卫、厨师、医生、司机……就连专门看护‘核按钮’军官的电话都被关闭了。我请格涅拉洛夫到我这来一趟，我们之间关系很熟，他非常客气地对我解释说，通讯是从莫斯科关闭的，戈尔巴乔夫明天哪儿也不去，莫斯科也不会签订任何联盟条约，任何人都不得离开福罗斯别墅。戈尔巴乔夫平时与政府联络的专用通讯设备存放在车库里，车库已经被随机带来的冲锋枪手包围了，别墅的外围警卫由边防军负责加固。格涅拉洛夫对我说：‘就是我放你出去，在那里也会把你截住。请你理解我，我是一个军人，必须执行命令。’从附近居民招来的花工、院工、修理工、帮厨，在两个昼夜内也不准离开别墅半步。”切尔尼亚耶夫：《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莫斯科，1993，第482～483页。戈尔巴乔夫和家人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别墅的大理石宫和海滩两个地方。这当然是对戈尔巴乔夫的软禁，他外表保持镇静。房间里正好有个晶体管收音机，这个收音机可以收到BBC和“自由之声”的节目。

晚上9点，所有“政变分子”都汇集在克里姆林宫巴甫洛夫总理的办公室里。巴甫洛夫和克留奇科夫当天才将发生在莫斯科和福罗斯的一切向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通报，傍晚六七点钟，亚纳耶夫才不无摇摆地加入了这个行动。8月18日白天，苏联内务部长普戈从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亚佐夫派两架军用直升机去瓦尔代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但卢基扬诺夫在与克留奇科夫通了一个简短的电话以后，已经提前赶往莫斯科。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也来到克里姆林宫，有人把当前事件的主线向他做了介绍。当所有人都聚齐的时候，舍宁向大家通报了他们与戈尔巴乔夫见面的有关情况。巴克拉诺夫只是做了一点补充。没有什么尖刻的争论，因为大家都是同志。多数人倾向于这种观点，既然戈尔巴乔夫不置可否，就应该按照既定方针办，对外宣布戈尔巴乔夫生病，由副总统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法令。所有文件都已准备好，大家一致提议亚纳耶夫领导“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亚纳耶夫事后回忆说：“讨论不是非常轻松，持续时间很长。对领导‘国家紧急状态委?会’的提议，我是这样回答的——我的政治筋骨不够发达，未必能把社会舆论的优势引向我们的方向。我建议卢基扬诺夫出任这个职务，卢说他代表立法政权，从法律角度不合时宜。到了半夜，仍然没有结果。我说‘好吧，如果没谁愿意干，我就干吧！’”1999年8月11～17日《文学报》。午夜时分，服务人员给这些人送来茶水、咖啡，还有一瓶威士忌。博尔金身体不好，他是8月17日从医院临时赶到ABC基地的，然后又去了一趟福罗斯别墅，他从克里姆林宫返回了医院。卢基扬诺夫的办公室就在克里姆林宫另一座楼里，他在博尔金之前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克留奇科夫一直与福罗斯别墅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格涅拉洛夫报告说，戈尔巴乔夫平静地吃过晚饭，还喝了一点葡萄酒。别墅里有个小型电影厅，戈尔巴乔夫为全家订了一部惊险电影，没有发现他的情绪有什么明显变化。

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一直到8月19日凌晨3点才结束。亚纳耶夫签署了就任苏联代总统的法令，随后还签署了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的总统令，这是卢基扬诺夫建议的巧妙手段。随后通过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1号决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亚纳耶夫、克留奇科夫、亚佐夫、普戈、巴甫洛夫、巴克拉诺夫，以及苏联工业、建设、交通、通信国有企业联盟主席吉兹亚科夫和苏联农业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

对“8·19”事件的评价（1）

在苏联局部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法令从1991年8月19日4时开始生效，期限为6个月。实际上，反恐特别分队“阿尔法”小组和克格勃、内务部所属的某些特种部队，在8月18日就按照克留奇科夫的命令进入高度戒备状态。8月19日黎明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整个机器进入工作状态，这一天因此被当成8月事件的第一天。

围绕着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监禁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保卫“白宫”，以及1991年8月19～21日发生的很多事件，已有大量文献对此进行记述和评论，这一事件的所有参加者——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克留奇科夫、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卢基扬诺夫、赖莎·戈尔巴乔娃、沙赫纳扎罗夫——几乎都写了回忆录，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和采访录，还有不少文件汇编，甚至还出版了几本与“8·19”事件有关的长篇和中篇小说。除此以外，还有俄罗斯最高检察院几百卷调查材料，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专门委员会的询问记录。并不是所有内容都能相互吻合，甚至事件的直接见证人对很多事件的描述都有出入。很多作者对事件主要人物评价的分歧就更大了。在阅读这些文献中，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最常见的有10种观点。一些人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自己设计的。另一些人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自己导演的游戏，但却意外地让他的竞争对手叶利钦赢了这场游戏。正如特里夫诺夫所说的那样，自从被人囚禁在福罗斯别墅的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那一刻起，就开始流传这样的说法：戈尔巴乔夫把他从前不敢拉下马的那些人置于死地了。戈尔巴乔夫十分艰难地踩在平衡政权的绳索上，绳索的一头是“反动派”，另一头是聚集在叶利钦周围的“自由派”， 他完全可以叫“暂停”，把自己关闭在克里米亚，并且想法儿挑起“正统派”向放荡不羁的“民主派”开火，然后以民主救世主和消灭一切罪恶的美好形象返回莫斯科。但是，叶利钦却赢了戈尔巴乔夫和那些参加事变的小卒。《新时代》2001年第33期，第25页。第三种观点不同意这种推断，他们认为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特工的杰作。根纳季·久加诺夫证实，“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竭力利用戈尔巴乔夫取缔苏共、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那些人给修正了。所有行动的指挥都来自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很清楚，如果不消灭苏共，不枪杀苏联政权，他们是无法分割、甩卖苏联这样的世界强国，这是西方为消灭苏共、瓦解苏联而精心策划的重大行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还有一个“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他们与西方特工一起扮演了重要角色，人为臆造的“事变”结果真的变成国家政变和灾难。按照久加诺夫的观点，这是冷战的结束性行动，整个行动的领导权就掌握在华盛顿，就在老布什的手中。2001年8月21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当然，此处肯定也不能绕过“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学说。作家А普罗汉诺夫写道：“8月政变，荒诞神秘的三天，这是巨大过程的小片断，他们胜利了，他们取得了毁灭帝国的胜利，他们把我们从历史中抹掉了，俄罗斯自古以来竭力追求的一切，在这一瞬间里就彻底崩溃了。”《20世纪和世界》1991年第11期，第21～22页。另外一些作家认为所有发生在8月的事情，都是上帝造福于俄罗斯人民的意志，终于使我们摆脱了“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政权。有一个说法认为，特工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另一种说法却认为军队领袖作用最大。还可以听到这样的看法，说三天之内的行动主线始终经过党的机关。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文章，它把8月事件都归咎于某些人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最平常不过的斗争。《独立报》总编特列季亚科夫撰文指出：“没什么可回忆的，也没什么值得兴奋的。一伙人身在高层，却看不见前途的光明，就企图向后转；另一伙人看不到自己在旧体制下有什么前途，就充分利用业已形成的‘大好局面’，试图将他人从克里姆林宫顶部推下来。”1996年8月20日《独立报》。

对“8·19”事件的评价（2）

我们不能仅仅从法律的角度来评价8月事件。诚然，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确违背了国家的很多法律，甚至触及了苏联宪法的一些章节。准备签订新的联盟条约，事实上就是解散苏联，这本身就包含着违背苏联宪法的很多内容。1990～1991年间通过主权决议的所有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都违背了苏联宪法。苏联最高苏维埃法律处每当遇到这种情况，都马上着手起草决议草案，但没人理会这些。8月事件所有参加者的行动都超出了苏联法律的界限，解决问题不是按照法律，而是按照力量和影响的现实对比关系。要知道，苏联本身就不是法治国家，而是一个专制国家，是靠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国家。因此，对8月事件哪怕就是做一个一般的定性，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政变、叛乱、篡权、事变，还是背叛祖国，超越自己的政权，还是执行解救伟大国家的神圣职责？克格勃退休少将科沃尔科夫把8月事件称为“克里姆林宫的轻歌剧”。维亚切斯拉夫·科沃尔科夫：《克里姆林宫的轻歌剧》，莫斯科，1997。苏联前人民代表阿法纳西耶夫认为这起事件是滑稽的讹诈和抢劫。《新时代》2001年第32期，第12页。匈牙利政治学家阿科什·西拉吉把这一事件比作一场戏剧，而且要求戏剧的组织者要有很强的政治决断力和导演技能。西拉吉不同意“轻喜剧”的定性，他更倾向于这是一出“解散苏联的伟大戏剧”，这出戏是在1991年8月19～21日之间，在它唯一可能的历史舞台上演出的，这个舞台就是唯一可以解散苏联的地点，苏联帝国的心脏，集权政权的最神圣之处——莫斯科。《匈牙利子午线》1991年第4期，第47页。

应该指出，苏联——这个伟大国家的崩溃和瓦解，伴随着一个新的充满生机活力的国家——俄罗斯联邦的诞生，而且新俄罗斯和从前的苏维埃俄罗斯之间的相像之处甚少。我们都明显地看到，发生在1991年8月的很多事件具有本能的特征，也是向外喷射灾难力量的作用结果。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从不同方向把堤坝打开，为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开辟了道路，他们自己最后都无法控制这些事件的发展。所以，8月事件的主要参加者在这三天里根本就不像什么舵手，而更像是一群渡河者，他们都竭尽全身力气使自己的身体浮在湍急的水流上面。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我不准备详细分析上面列举的这些说法，也不想就8月事件提出个人学说，但有必要提醒读者注意这些事实和事件，它们相互综合作用，最后导致苏共这一政党和苏联这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崩溃瓦解。这些事件不意味着俄罗斯走到了尽头，也不意味着俄罗斯人民和加入苏联的其他各国人民的末日。但这的确是他们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一个巨大转折。

1991年8月19日（1）

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最终决定是在1991年8月18日的午夜做出的。因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向苏联人民发布公告的落款日期应是8月18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其他所有文件都是在8月19日凌晨3点之前签署的，其中包括将国家政权转交给“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和那些全权代表人物的1号决议。所有这些公告、决议、命令都在凌晨4点左右交给电视台、广播电台和塔斯社。当天早晨6点钟，苏联大众传媒的所有频道一起对外宣读这些文件。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各个州和区，以及莫斯科市的党政领导和普通群众都是通过这一渠道才获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只有某些特殊部门提前几个小时得到了通知。凌晨4点，克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悄悄包围了叶利钦在莫斯科郊区阿尔汉格尔斯克村的别墅，并在这座别墅附近的所有路口布置了岗哨。凌晨4点30分，国防部长亚佐夫给各大军区、各军种和空降兵司令员，以及国防部所有副部长发去密码电报，命令所有部队进入临战状态。一个小时以后，亚佐夫又下达一项口头命令，要求坎捷米洛夫卡坦克师和图马摩托化步兵师的部分兵力进驻莫斯科。空降兵司令巴维尔·格拉乔夫接到调动图拉空降师进驻莫斯科的命令。

叶利钦8月18日一整天都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他此次访哈的正式日程已经结束，主人对宾客的热情款待使访问的非正式活动日程持续很长时间，以至于叶利钦专机的起飞时间一拖再拖。叶利钦访问哈萨克斯坦的准备时间不长，戈尔巴乔夫在8月18日早晨才知道这个消息，他觉得这可不是玩笑，由此非常焦躁不安。戈尔巴乔夫担心叶利钦将要与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领袖就分立问题进行谈判，可能会给新联盟条约的签订提出新条件。叶利钦在哈萨克斯坦却对迟迟不能离开感到不满，他甚至怀疑这是纳扎尔巴耶夫从中作梗。叶利钦的专机在当天夜晚才飞抵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回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叶利钦很快就躺下睡觉了。8月19日清晨，叶利钦的女儿塔季扬娜急匆匆地把父亲叫醒：“爸爸！快起来！发生政变了！”塔季扬娜接着对叶利钦说起“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还有亚纳耶夫、克留奇科夫等人的名字。叶利钦起初还不相信，他对女儿说：“你都说些什么？这是非法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莫斯科，1994，第79页。半小时过后，叶利钦的警卫局长科尔扎科夫匆忙赶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开始在别墅附近布置岗哨，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谢尔盖·沙赫赖、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格纳季·布尔布利斯和俄罗斯政府总理伊万·希拉耶夫随即都赶到这里。就是这些人，在8月事件中扮演了叶利钦左膀右臂的角色。别墅的电视可以正常接收节目，电话一切正常，甚至传真也畅通无阻。大家一起起草了《俄罗斯领导人告俄罗斯公民书》，要求紧急召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还政权于戈尔巴乔夫，取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决议，举行全国无限期大罢工。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和希拉耶夫在当天上午9点签署了这份文件，大家利用手头现有的地址将文件用传真发到外面。很多单位在接到这个传真以后，纷纷给叶利钦打电话表示声援。叶利钦不停地打电话，把人叫到自己家里或者去“白宫”开会。叶利钦自己都有些奇怪，他在这时候竟然能享受如此顺畅的通讯自由。他把这种自由归咎于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的“缺乏远见”。叶利钦后来回忆说：“我觉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那些老人，根本就无法想象新的信息手段的广度和深度，伫立在他们面前的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家。他们按照‘党的做法’悄悄地组织人所不知的政变，可想不到会被一场完全公开的决斗所代替。”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莫斯科，1994，第83页。

1991年8月19日（2）

但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有关叶利钦的问题在克留奇科夫周围，在克里姆林宫都讨论了不止一次。8月18日夜晚，“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会议上还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一个方案是将叶利钦的飞机迫降在契卡洛夫军用机场，就地在那儿逮捕他。另一个方案是在伏努科沃机场羁押叶利钦，然后把他带到扎维多沃的一个别墅隔离起来。对克格勃来说，切断叶利钦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的所有电话和传真，不会有任何困难。叶利钦的行踪、发布的命令和谈话内容，以及他左右那些人的行动都处在克格勃专门小组的监控之下。但克格勃里没有任何一人接到对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采取行动的命令。这种犹豫不决既有政治因素，也有心理原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里的人，并没有制定推翻苏联合法总统和不久前刚刚产生的俄罗斯民选总统的目标。这些人没有篡夺国家所有政权、在苏联建立独裁统治的思想准备。这种独裁势必会引发大规模的迫害，甚至会导致恐怖事件的发生。克留奇科夫、亚佐夫、亚纳耶夫、巴甫洛夫等人，在开始冒险行动的时候，还是寄希望于最后能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达成协议。卢基扬诺夫无论如何是不会同意对戈尔巴乔夫或者叶利钦动用什么武力行为的，卢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他是苏联政权中排在总统之后的第二号人物。任何人也无法想象出这样情景：一个总统被软禁在福罗斯别墅，另一个总统被囚禁在扎维多沃别墅。正因如此，才做出至少一个昼夜内不对叶利钦实行隔离的决定。大家还知道，叶利钦非常不情愿地在新联盟条约的最后一稿上签了字，着急签订这个条约的是戈尔巴乔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袖们计划在8月19日与叶利钦举行一次会晤，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找到某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政治冲突的任何一方都不知道，对方将如何行动。所有人因此都尽量回避可能造成难以收拾后果的不可逆武力行为。叶利钦在关键时刻的行为，与其说是靠精心计算，还不如说是靠直觉来决定的。叶利钦后来回忆说：“直觉告诉我，国家的命运不仅是在广场上通过公开演讲的方式来确定，更主要的东西发生在事件的背后。”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莫斯科，1994，第83页。

早晨6点左右，一个坦克团、一个摩托化步兵团、图拉空降师的一部分，还有其他一些小股队伍已经接近莫斯科的环城公路。空降兵部队是由巴维尔·格拉乔夫中将亲自指挥，他的第一副手是亚历山大·列别德少将。巴维尔·格拉乔夫不仅和亚佐夫保持电话联系，而且还亲自和叶利钦保持联系。

1991年7月，叶利钦视察图拉空降兵样板师的时候，年轻的格拉乔夫将军给他介绍有关情况，叶利钦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将军。他顺着直觉突然问了这么一句：“巴维尔·谢尔盖耶维奇！如果突然出现某种特别的情况，合法选出的俄罗斯总统遭遇危险、叛乱、恐怖，有人企图将他逮捕，是否可以依靠军人，依靠你呢？”格拉乔夫回答说：“是的，可以。”兑现诺言的时间真的来到了。

交通警察在环城公路附近迎接赶到这里的军队，然后护送他们到市中心指定位置。军队行进的道路并没有实行交通管制，几百辆坦克、装甲车、满载士兵的重型卡车就这样穿越整个城市向市中心的目标挺进，军用车辆沿途遵守交通规则，遇到红灯照样停车。这一景象让常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大开眼界，他们在自己的报道中写道：这根本就不像是什么军事政变。很多外交官向国内发回消息说，这不是政变，而是展示力量。就连叶利钦都感到疑惑不解。他对自己的战友说：“应该主动发起倡议，而且要到‘白宫’去。”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试图阻止叶利钦的想法，他提议让叶利钦装扮成打鱼的人，乘小船沿着莫斯科河溜走，有人还建议他从莫斯科逃到斯维尔德罗夫斯克或者俄罗斯其他城市。但叶利钦根本不理睬这些建议，早晨9点他派希拉耶夫去打探情况，希拉耶夫从办公室里给叶利钦打来电话之后，叶利钦马上坐上自己的专车直奔“白宫”，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坐在叶利钦的身旁，冲锋枪就端在膝盖上面，但叶利钦在沿途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克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负责人卡尔普辛少将没有接到拘捕叶利钦的任何命令，放走了俄罗斯领导人所有进入莫斯科市的车辆。当然，“阿尔法”小组肯定跟着这些汽车，并按照命令在“白宫”附近占领有利地形。

1991年8月19日（3）

叶利钦到达“白宫”的时候，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到了那里。除此之外，在场的还有很多俄罗斯和苏联的人民代表和几十个新闻记者。所有电话、传真和专用通讯工具都处于正常状态，《告俄罗斯公民书》从这里向全国散发出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紧急做出决定，马上召集正在休假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出席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中央电报局不仅接收了叶利钦和哈斯布拉多夫签发的几百封电报，而且都以政府电报的名义发往全国。后来的案件调查表明，克格勃的一个副主席拟了一个在危机情况下将要扣押的70人名单，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希拉耶夫、布里布利斯等人的名字都在这个名单之上。但这份名单没有转变成命令。9月19日这一天只逮捕了两个人，一个是苏联人民代表戈德良，另一个是俄罗斯人民代表乌拉日采夫，后者是保护军人和军人家属联盟的发起人之一。有人问起逮捕这两个人的原因，巴维尔·格拉乔夫是这样回答的：“他们制造混乱已经很久了。”

到了“白宫”以后，叶利钦和他的战友们马上投入紧张的工作。讲话一个接一个。几千名首都群众赶到“白宫”，没人在途中阻拦他们，大家在“白宫”附近搭起防护栏。俄罗斯总统、副总统、总理、议长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们之间持续不断地交换信息。叶利钦签署组建俄罗斯国防部的命令，任命康斯坦丁·科别茨担任国防部长。康斯坦丁·科别茨将军此前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军事改革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对叶利钦极其忠诚和顺从。“白宫”里除了建立自卫指挥部以外，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上校还组建了一个分队，这个分队直接听从他的指挥。俄罗斯领导人还做出秘密决定，在叶卡捷琳堡建立俄罗斯领导的备用指挥部。正在国外访问的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也接到一个秘密指令：如果叶利钦和希拉耶夫被捕，要他在巴黎组建俄罗斯的流亡政府。

与此同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方面却看不出有什么积极的表现。他们的工作仅仅局限于分发文件和通过电话下达命令。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很多，但谁也没着急给这个新的政权机关提供现实协助。上午10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在克里姆林宫集合，对目前的形势做一个初步的总结。大家对国内局势保持平稳比较满意，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和机关采取罢工行动。除了少数几个人以外，没人理会俄罗斯领导人发出的全民罢工呼吁，但也没有几个人拿“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告示当回事。坦克停在莫斯科的市中心，孩子们爬到上面玩耍，莫斯科市民心平气和地和官兵们聊天。很少有人能够理解眼前发生一切的实质，没人想要动用武力，没人愿意流血。

上午11点，舍宁主持召开了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苏共中央副总书记伊瓦什科当时因病住在医院。伊瓦什科来莫斯科工作时间不长，他因此没有被卷入事件的具体细节中。苏共中央书记处事后补上了同意通过组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及其有关决定的手续。中央书记处向各个共和国和地方机构的党组织发去密码电报，要求它们全方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工作。但具体需要做些什么，他们自己也不太清楚。

1991年8月19日（4）

动用军队只涉及莫斯科一个城市，不论是圣彼得堡还是其他大城市，都没有军队进驻的情况。临近上午11点，坦克、装甲车和空降兵部队已经占领了接近“白宫”的要地，军官们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几个坦克上的官兵倒向“白宫”的保卫者。叶利钦很快对形势做出了判断，他走出大楼去和支持者见面，叶利钦这一举动受到了支持者的热烈欢迎，他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跳上了坦克。此时是中午12点15分。叶利钦向周围人群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宣读了早晨签署并散发全国的《告俄罗斯公民书》。15分钟以后，叶利钦在“白宫”签署了著名的第59号总统令：以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名义颁布的所有决议都是非法的，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一律无效。叶利钦和他的战友们感到非常惊讶的是，俄罗斯总统登上坦克发表讲话的片断竟然在苏联中央电视台最受欢迎的新闻节目里播放了。估计全国所有老百姓都看到了这一场面。圣彼得堡电视台的信号覆盖苏联的很大一部分欧洲地区，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通过电视发表讲话，严厉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为。索布恰克刚刚从莫斯科返回圣彼得堡，到机场迎接他的是当时人们还不熟悉的圣彼得堡市政府高级官员、克格勃军官弗拉季米尔·普京。全国各个城市这个时候也开始举行支持叶利钦的###。当然，也有些地方举行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但按照以往惯例，这些###都是在某些工厂的车间里举行的，外人不知道里面做些什么。

8月19日下午，按照巴维尔·格拉乔夫的命令，图拉空降师的一个营转向了“白宫”保卫者一边，指挥这一行动的是列别德少将。列别德后来回忆说：“这个营向‘起义者’倒戈的消息激起了人们的激情。愉快的心情达到了不能再高的境界，所有这一切都汇集到前所未有的喊叫之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营的空降兵和为它增派的侦察连开始向目的地行进。计划就像两枚戈比一样简单，四个连分工守护大楼的四个方向。我走在领头车的前面，激动的人群在周围喊叫，这种热情甚至影响到我们正常行进。”把四个连的兵力布置好以后，列别德进入“白宫”，会见了俄罗斯安全会议负责人斯科科夫、科尔扎科夫和叶利钦。叶利钦问他：“军队怎么看待事变？”列别德回答说：“没什么看法，军队不了解事变的任何情况。”亚历山大·列别德：《为强国感到难过》，莫斯科，1995，第392页。

到8月19日中午，聚集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组织者和支持者开始有些六神无主。亚纳耶夫还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寄予一点希望，他非常急躁，原定12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被迫推迟。“我要被枪决的！”——亚纳耶夫歇斯底里地对科留奇科夫喊道。巴甫洛夫总理手里掌握着很大一部分政权，他此时也非常焦躁不安。他在中午紧急召集内阁会议，这次会议最后竟然成了苏联的最后一次政府会议。大家都对时局发展表示担忧，有20多人在会上发了言，其中只有5人表态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其他人提了一些稳定生产、保持苏联内部经济联系的具体措施。2001年8月17日《议会报》。会议结束以后，巴甫洛夫感觉很不好，他的高血压病突然发作，随后被送进医院治疗。按照原定计划，巴甫洛夫当天要和叶利钦见面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内部很多人对这次会晤还寄予了不小希望。亚佐夫把军队调进莫斯科，但他既没有表达政治倡议的愿望，也没有这方面的可能。克留奇科夫态度坚决，而且掌握的信息最全面，但他作为克格勃主席总是尽力守在第二防线。卢基扬诺夫那天半夜告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的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过的夜，他尽力保持与亚纳耶夫和克留奇科夫的距离，把自己与他人的谈话和会晤以分钟为单位记录下来。下午5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苏联外交部新闻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电视向全苏直播这个活动。发布会由亚纳耶夫主持，坐在他旁边的是巴克拉诺夫、普戈、基贾科夫和斯塔罗杜布采夫。我当时正在基斯洛沃茨科的休养院度假，和其他在那儿修养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一起收看电视转播的新闻发布会实况。在邻近的休养院里，久加诺夫也在观看发布会的实况，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不了解国内实施紧急状态的任何情况。新闻发布会给人留下非常沉重的印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没有赢得大众的信任，他们中的某些人，我们以前根本就不认识。亚纳耶夫和普戈的表现不是很自信，亚纳耶夫的手一直在颤抖，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抑制这种反应。他们回答问题也非常空洞，缺少说服力。基贾科夫谈到了改革的失败、必须向市场经济转变和改善经济管理水平。亚纳耶夫说戈尔巴乔夫正在生病，他表示坚信戈氏开创的改革方向。亚纳耶夫许诺说：“我的朋友戈尔巴乔夫病好以后，马上就返回莫斯科继续履行他的职责。”亚纳耶夫还说，他们准备和俄罗斯领导人合作，当天已经和叶利钦通了电话。

当天晚上，一些报纸被宣布停刊，其中包括《论据与事实》、《莫斯科新闻》、《独立报》、《共青团真理报》、《自鸣钟》和《文学报》。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召开非常会议，时间定在8月26日，尽管完全有可能在8月21日或者22日召开这个会议。

8月19日这一天过去了。它留给我们大家的是情况不明和恐慌不安的感觉。但几乎没有人急着采取什么行动，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领导干部，大家都宁愿等待时机的到来。

1991年8月20日（1）

8月20日，星期二。这是原定签订新联盟条约的日子。举行这个隆重活动的所有工作在克里姆林宫里已经准备就绪。8月18日，当叶利钦还在哈萨克斯坦访问的时候，纳扎尔巴耶夫在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除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外，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也愿意签订新联盟条约。仅仅过了两天，就没人再提这件事了。当天出版的《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红星报》和《莫斯科真理报》等报纸上刊登的都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苏联领导声明》、《对苏联人民的呼吁书》、《对国家和政府领导的呼吁书》，“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第1号和第2号声明，以及亚纳耶夫签署的《关于在莫斯科实施紧急状态的主席令》。除此以外，报纸上还刊登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的一份声明，声明阐述了他对新联盟条约草案的异议，这份声明的落款日期是8月16日。

这些号召和警告本身，非常接近多数苏联人民对时局的担忧，但这只是口头表示。这些话出自谁的口？是否能够相信这些话？什么人，用什么手段将这些口号付诸实际行动？实际行动是否会导致与声明相反的结果？8月20日这一天，一半左右的地方报纸不仅刊登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而且还刊载了俄罗斯领导人的呼吁和决定。《真理报》甚至也刊登了叶利钦声明的一段节选，标题并不醒目：《俄罗斯领导人的立场》。

8月20日早晨，“白宫”周围聚集的人数不下5万人，他们在那里临时搭起简陋的屏障。在科别茨将军的指挥下，一个上千人的武装队伍被组织起来。当然，不管是武装人员，还是手无寸铁的群众，都无法阻挡空降部队和特种部队。大家都很清楚，用武力攻占俄罗斯领导人的办公地将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对于奉命进城的官兵来说，他们对自己的任务也不很明确。他们不认为保卫“白宫”的人群中有哪个是敌人，也没有让自己同胞流血的愿望。巴维尔·格拉乔夫一直和叶利钦保持联系，随时向叶利钦通报军队的近况和上边下达的命令。苏联国防部长兼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公开发表“不用武力反对人民”的声明。尽管海军所属部队并没有参加莫斯科的行动，苏联海军司令也做了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表态。乌拉尔—伏尔加军区司令马卡舍夫却给亚佐夫和亚纳耶夫发来电报，要求对叶利钦马上采取严厉措施，并在乌拉尔和伏尔加流域的城市也采取紧急状态。瓦连尼科夫将军从基辅也发来类似的电报。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总部，有人提出用空降兵来对付“白宫”的保卫者。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不知所措的气氛中召开早晨的会议。苏共中央书记巴克拉诺夫首先发言，他讲话的基调大体如下：只有迅速采取具体行动来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人民才会相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亚纳耶夫建议降低儿童食品的价格。马斯柳科夫副总理此时临时代理生病住院的巴甫洛夫工作，他一听这个建议，激动地喊了起来：“这笔钱从哪儿出？”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逐条领会8月20 日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的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包括很多章节，主要是任命各种级别的全权代表、监督文字材料的印刷、干扰外国广播节目、散发宣传鼓动传单，甚至还包括及时收割庄稼、制定1991年第四季度国民经济发展规划。除此以外，行动计划里还有一项主要而特殊的决定：卢基扬诺夫要在两天之内作一个“战略性的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对复杂时局进行分析，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对所有关键问题进行全面阐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给卢基扬诺夫列了一个很长的问题清单，让他就这些问题向人民做出解释和说明。《星火》，2001年8月13日，第9页。

1991年8月20日（2）

但是，卢基扬诺夫对此重任没有思想准备，他也不打算做这个战略发言。他如果这么做就等于告诉别人，他就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导人。与此相反，卢基扬诺夫在8月20日决定会见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理主席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和希拉耶夫也参加了这次会见。哈斯布拉托夫后来回忆说：“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希拉耶夫说话比较平静，但鲁茨科伊却始终非常急躁，卢基扬诺夫是个圆滑的政治家，当他知道俄罗斯领导人不会妥协以后，他选择了新的战术，声称自己没有参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卢基扬诺夫承诺确保人民代表出席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能够畅通无阻，争取说服事变者将部署在‘白宫’附近的部队撤走。走出卢基扬诺夫办公室里的时候，我们担心可能被拘捕，当我们坐着汽车顺利地通过了克里姆林宫的大门，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车开到加里宁格勒大街的起点，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因为稠密的人群挡住了汽车的去路，我们是在人们的欢迎中走到“白宫”的，我们平安回来，大家都为我们感到高兴。”1992年8月19日《俄罗斯报》。

列别德将军返回空降兵总部，与卡尔普欣将军一起为贴近“白宫”选点儿。他后来回忆说：“从纯军事角度看，拿下这座建筑没有什么困难，但令人不解的是：这是何苦来呢！我见到围墙下面的人群，也和他们聊天、对骂，这都是一些普通而又正常的人。”亚历山大·列别德：《为强国感到难过》，莫斯科，1995，第400～401页。

当天上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做出攻占“白宫”、拘留监禁叶利钦的决定，但这个决定后面没有任何坚定意志作支撑。大家都不清楚，由谁来执行这个决定，如何执行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并不是进行强攻的命令，只是可能使用武力的一个方案。格拉乔夫接到准备攻占“白宫”的口头通知以后，就马上与尤里·斯科科夫秘密见面，并把一切都告诉他。格拉乔夫特别提到，他没有向空降部队下达任何命令，也不准备做这件事。叶利钦从其他渠道得到了类似的信息，局势进入白热化。按照匆忙制订的方案，攻占“白宫”的准备工作由卡尔普欣将军总负责，他曾在1979年12月27日攻占阿富汗“阿明宫”的战斗中有过出色的表现。在这次强攻中，“阿尔法”小组应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强攻定在8月21日凌晨3点。空降兵和特种部队先上，装备特种武器的“阿尔法”小组紧随其后。侦查结果显示，“阿尔法”小组很快就能占领“白宫”大楼，但这次行动将很有可能以“白宫”内外警卫和俄罗斯领导人被击毙的惨痛结果告终。“接下来怎么办？”——“阿尔法”小组的军官都在问自己，他们最后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上面下达强攻“白宫”的命令，他们将拒绝执行这个命令。“阿尔法”小组的指挥官把这个想法和卡尔普欣说了，卡尔普欣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发动行动两个小时前，卡尔普欣给格拉乔夫打来电话。 格拉乔夫问他：“你在哪里？” 卡尔普欣答道：“距‘白宫’2公里，我对局势做了分析，已经做了决定。”卡尔普欣稍微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我不准备参加行动了。”格拉乔夫回答说：“谢谢你！我的人也不上。我不会再往前迈出一步了。”《阿尔法：克格勃的超级机密队伍》，莫斯科，1992，第202页。

1991年8月20日（3）

空降部队离“白宫”很近，但他们没做攻占“白宫”的任何准备。内务部队和特种部队甚至还没有占领攻占“白宫”的有利位置。列别德在向格拉乔夫汇报阵地布置情况时说：“行动没有意义，会导致大量流血，军队将永远无法洗清掉这个罪责。”大家都知道1989年4月的第比利斯事件，更清楚人们后来对军队的那些责难。军队应该执行谁的命令呢？它能让自己的人民流血吗？

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在后来的事件调查和回忆中都证实，他们没有向军队下达无条件攻占“白宫”的命令，当时所说的只是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事实上，的确没有任何明确的、书面形式的进攻命令。亚佐夫回忆说，他在8月20日晚上就向军队下达了撤出莫斯科的命令，他知道格拉乔夫和列别德的立场，没有反对他们的做法。德米特里·亚佐夫：《命运的打击》，莫斯科，1999，第31页。其他人的证词也证明了这一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崩溃仅仅几个小时，亚佐夫的一个副官就对外界说，亚佐夫是何等艰难地忍受着发生在8月19日和20日的一切，他的表现已经失常了。有人企图说服他下令动用武力，他坚定地回答：“我不想当皮诺切特！ ”1991年8月27日《共青团真理报》。亚纳耶夫后来也几次宣称，他坚决不同意使用武力，而且要求克留奇科夫不要进攻“白宫”。的确，亚纳耶夫在20日这个晚上，从克留奇科夫那儿来到卢基扬诺夫那儿，又从卢基扬诺夫那儿到亚佐夫那儿，嘴里不停地重复一句话：“要是死一个人，我也没法活了。”临时代总统喝得醉醺醺的，在此情况下还有谁能下达明确的命令呢？

格拉乔夫已经通报斯科科夫：即便接到进攻“白宫”的命令，他的部队也绝不会动手的。尽管如此，“白宫”里的人还是在极度的恐慌之中度过了8月20日夜晚，他们不能准确把握军队的情绪和调动情况，只看到外面正在为进攻“白宫”做准备。并非所有人都能经得起恐惧的考验，希拉耶夫把政府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放走，自己也决定回家了。临走前，他给叶利钦和哈斯布拉托夫打了电话：“鲁斯兰·伊姆拉诺维奇！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今天晚上我们都要完蛋，我的消息很准确，让他们占领空楼去吧，我要回家了，再见吧！”叶利钦的脸都给气白了，他竭力挽留希拉耶夫，但都徒劳无益。1992年8月19日《俄罗斯报》。实际上，就是叶利钦本人也有些动摇。当天夜里，他在身边工作人员和警卫的强烈要求下，来到“白宫”地下室的停车库，那里停着一辆“吉尔”牌防弹车。警卫告诉叶利钦，他可以坐着这辆车从自动门突围出去，越过“白宫”附近的路障，闯入离这儿不远的美国大使馆。叶利钦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说：“我哪儿也不去！”当天晚些时候，卢日科夫来到“白宫”。他后来回忆说：“随着凌晨3点的临近，‘白宫’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人们两眼盯着时钟的指针：2点50，3点，3点15，3点30。我们补充了一些武装人员，但很快就明白了：对方好像垮了，进攻的威胁被解除了。”尤里·卢日科夫：《濒临绝境的72小时》，莫斯科，1992，第77页。早晨5点，所有人都返回到“白宫”的5层。大家此时都知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游戏已经输了。

1991年8月21日（1）

8月21日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后退和失败的日子。当天凌晨1点过后，克留奇科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部分成员会议，亚佐夫本人拒绝参加这次会议，他派自己的副手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来开会，而且还让阿恰洛夫带话儿：“告诉他（克留奇科夫），军队不再玩儿这个游戏了！”克留奇科夫自己知道“白宫”周围的情况，也很清楚部署在“白宫”附近空降兵和直属他的“阿尔法”小组官兵的心情，他最后也只好认可：取消进攻是唯一正确的决定。但是，不进攻“白宫”并不等于取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计划，“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定在当天早晨8点举行。当天清晨，苏联国防部召开了部务会议，出席会议的所有军官一直认为，应该把军队从莫斯科撤出去。阿恰洛夫说：“感谢上帝，幸亏我们没开一枪。”亚佐夫元帅下达撤军命令，这个命令很快就被付诸实施。苏联国防部将这个决定向克留奇科夫做了通报，但没有征求他或者亚纳耶夫的意见，因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内部没有这种隶属规定。

早晨8点多钟，“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会议时间不长，而且不少成员都没有到场。巴克拉诺夫没有参加会议，他已经决定撤出这个游戏，亚佐夫也没来，国防部长不参加会议，这个会议又能通过什么决议呢？克留奇科夫建议大家一起去见亚佐夫，在他那里继续讨论问题。克留奇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8月21日上午10点左右，‘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几名成员和舍宁、普罗科菲耶夫一起前往位于伏龙芝沿岸街上的苏联国防部，亚佐夫客气地接待来宾，外表也很平静，但他的脸上分明写着：他的内心已经沸腾，他非常疲倦，艰难地忍受着巨大的压力。针对我们提出要和他商量下一步对策的问题，亚佐夫回答说，国防部部务会议已经做出将军队撤出莫斯科的决定，撤军工作已经开始。我用同情和理解的目光看着亚佐夫元帅……我们从亚佐夫办公室直接给卢基扬诺夫打了一个电话，请他也到国防部来。卢基扬诺夫很快来到这里，我们一起分析了局势，一起得出‘不能再冒险’的最后结论。我们决定：停止‘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派人前往福罗斯，再次向戈尔巴乔夫汇报国内局势，并尽力说服他采取行动，将国家从崩溃之中挽救回来。前往福罗斯的飞机在13点出发，初步说好我和巴克拉诺夫、季贾科夫、亚佐夫一起去，卢基扬诺夫和刚刚出院的伊瓦什科也表达了同机前往的愿望，普列汉诺夫作为警卫机构的负责人，无论如何是一定要去的。在前往伏努克沃机场的路上，我给亚纳耶夫打电话，向他通报最后到底谁和我一起去福罗斯。我再一次问他，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去见戈尔巴乔夫。亚纳耶夫回答说，得有人留在莫斯科。我们都很明白，这也许是我们之间最后一次通话了。”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私事》，莫斯科，1997，第201～203页。但是，亚纳耶夫对此情节的陈述确有很大出入：“8月21日，他们飞往福罗斯，克留奇科夫从那儿给我打来电话，说总统不见他们。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我签署了解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并宣布该委员会所有决定一律作废。”1997年8月1～7日《公共报》。但是，亚纳耶夫的命令没在任何地方公布，谁也不知道这个命令的任何情况。

1991年8月21日（2）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前成员乘坐的飞机在16点左右降落在克里米亚。这个代表团的组成人员有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卢基扬诺夫、伊瓦什科、巴克拉诺夫、季贾科夫和普列汉诺夫。戈尔巴乔夫知道最近几天所发生的事情，从8月19日开始他就一直收听广播（主要是BBC的节目），8月20日，福罗斯的通讯机关又给他开通了一台电视。当戈尔巴乔夫获悉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代表团即将抵达的消息，马上命令警卫封锁进入别墅的所有入口，决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如果情况需要，可以使用武器。戈尔巴乔夫宣称，在他与外界的联系没有开通以前，他不会与任何人见面。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这个要求很快被满足，开通对外通讯联络一共用了30分钟。戈尔巴乔夫第一个电话打给叶利钦，听到戈尔巴乔夫声音，被战友包围的叶利钦激动地喊了起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已经48小时在这儿站着等死了！”接下来的一个电话是打给美国总统布什的。美国当时是深夜，但布什的助手还是把他叫醒，布什拿起话筒，说他和夫人劳拉都为戈尔巴乔夫做了祈祷。在此之后，戈尔巴乔夫依次给纳扎尔巴耶夫、克拉夫丘科等很多人打了电话。除了戈尔巴乔夫夫人赖莎以外，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切尔尼亚耶夫也做了详细的日记。据切尔尼亚耶夫证实：“克留奇科夫、亚佐夫等人在15点左右抵达福罗斯别墅，我们没有惊扰戈尔巴乔夫，我和戈尔巴乔夫的家人都跑到阳台上，只见几辆‘吉尔’轿车正沿着通往别墅的坡道朝别墅大门开来，端着卡宾枪的警卫马上迎了上去，埋伏在灌木丛中的战士高声喊道：‘站住！’从第一辆汽车下来一个军官，他旁边还有一个什么人。他们同样被告知要原地等待。一个卫兵跑进别墅，一会儿工夫就回来了，车队开进了办公楼。我的办公室在2楼，楼梯正对着楼门，我从办公室刚好看见卢基扬诺夫、伊瓦什科、巴克拉诺夫、亚佐夫、克留奇科夫等人鱼贯而入，所有人都是一副挨打的表情，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这是求饶来了。我穿好衣服，去向戈尔巴乔夫报告，我真担心他可能会接见这些客人。千万不能这样做！电视报道说，俄罗斯议会代表团正飞往福罗斯别墅。戈尔巴乔夫坐在办公室里，正在用电话指挥行动。他见我进来，就对我说：‘我向他们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不恢复对外通讯联系，我决不会见他们。我现在也不想和他们见面。’戈尔巴乔夫当着我的面命令克里姆林宫卫戍司令，让他将克里姆林宫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得以任何理由放走参与政变的任何人……戈尔巴乔夫又给政府通讯局局长和邮电部部长打电话，要求他们将政变参与者的所有通讯联系全部关闭。从电话另一端的说话的口气看，这些人还是很顺从的。在这之后，戈尔巴乔夫给布什打电话。在我进来之前，他已经和叶利钦、克拉夫丘克、纳扎尔巴耶夫等人通过电话。我的担忧被戈尔巴乔夫打消了。他对我说：‘你怎么了？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不会和他们见面的。难道说我想和卢基扬诺夫、伊瓦什克在一起！’”1991年9月30日《消息报》。

国家政权又回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手里。但这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政权。苏联的历史已经结束，1991年8月21日这一天，撕下了苏联历史的最后一页。尽管苏联在这之后又垂死挣扎了几个月，但从这一天起，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已经开始了它的历史计时，尽管这个新国家此前只有一个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说的话，做的事，还有他想干的一切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1）

人称“8月事件”、“未遂政变”或者“国家紧急状态”的事件走进了历史，但它也没有避免牺牲，好在牺牲不是很大，但任何一个牺牲都值得惋惜、同情与怀念。

地下隧道的灾难

8月20～21日这个夜晚，在加里宁格勒大街（如今的新阿尔巴特大街）与小环路(柴可夫斯基大街)交叉的地下隧道里，有3个年轻的莫斯科人失去了生命：德米特里·科马尔、弗拉季米尔·乌索夫、伊利娅·克里切夫斯基。他们失去生命完全是特定的戏剧性局面所造成的后果，莫斯科市检察院和俄罗斯联邦检察院认真分析了事件的整个进程，但都没找到任何军人或者平民犯罪的证据。

8月20日晚上，塔曼师的一个团接到莫斯科军区参谋长下达的命令，要他们在小环路通往市中心地域安排巡逻、检查，以防有人将炸药、武器等危险品带入市中心。当晚23点，由几十辆装甲车组成的部队抵达马雅可夫斯基广场，苏洛夫金指挥的一个营兵力从这儿开向加里宁大街，其余兵力部署在相反方向。部队要占据这个地段的有利地形，然后与交通警察联合检查过往车辆。装甲车缓慢地行使，有几个车辆已经占据邻近马雅可夫广场的立交桥。但在进入加里宁大街附近隧道的入口处，横在马路上充当障碍物的有轨电车，挡住了装甲车的去路。装甲车从右面绕过障碍物，没有太在意聚集在人行道上的激动的人群。当装甲车从隧道出来的时候，无轨电车做成的路障把路彻底堵住了，后退的路也被彻底堵死。这时，石块像冰雹一样落到前面几个装甲车上，有人向装甲车投掷燃烧瓶。装甲车上的燃料和弹药储备是非常充足的，如果装甲车发生爆炸，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苏洛夫金把这一情况向团长做了汇报，然后命令部队闯过障碍物，一直向前行进。就在此时，有人企图跳上装甲车，用帆布堵上装甲车的瞭望孔。这些举动最后则导致了悲惨结果的发生。两人被装甲车轧死，一人被反弹的子弹击中，很多人受伤。

莫斯科市民的激动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都以为军队会在那个晚上攻占“白宫”，保卫“白宫”指挥部决定在据此地较远一点的地方也采取相应措施，大家共同保卫俄罗斯领导人办公地免受进攻。装甲车里官兵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是在执行军事命令，他们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开枪警告的。事后做出的军事鉴定文件表明：装甲车官兵是严格按照预定计划和长官的命令行事的。俄罗斯检察院也做出了类似的结论：装甲车车队在开往巡逻阵地途中遇到障碍物，遭到平民的攻击，这被军人视为企图抢占军事装备和武器弹药，装满弹药的军车陷入包围之中，而且还遭到燃烧瓶的袭击，这意味着军人的生命受到直接威胁，在此情形下动用武器属于正当防卫。与此同时，俄罗斯检察院在平民的行为中也没有找到犯罪的证据： 他们出来是为了维护宪法体制，在民选政权机关面临威胁的时候，他们的举动是履行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8月21日凌晨，进攻“白宫”的命令终于没有下达，部队在早晨接到的却是撤出莫斯科的命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成员克留奇科夫、亚纳耶夫、亚佐夫等最终放弃武力进攻“白宫”的原因很多。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上面提到的伤亡惨剧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2）

8月24日，莫斯科为德米特里·科马尔、弗拉季米尔·乌索夫、伊利娅·克里切夫斯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几十万人走上街头为他们送葬。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和很多社会活动家都在悼念大会上讲了话，戈尔巴乔夫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但他颁布命令，授予3名死难者苏联英雄称号。在整个苏联历史上，这是最后一次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此后不久，这个金色称号被刻在死者的墓碑上。

部长之死

鲍里斯·普戈是在1990年12月被任命为苏联内务部长的，当年他53岁，很快被授予上将警衔。戈尔巴乔夫没有掩饰他任命普戈的多重目的。普戈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他个人和工作品格上，而且还在于他的拉脱维亚出身。普戈的父亲卡尔·普戈1918年在拉脱维亚军队服役，是“白色”拉脱维亚的地下工作者，他在20世纪30年代转到莫斯科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普戈是完全按照父亲的足迹上来的：拉脱维亚共青团第一书记，苏联共青团书记，拉脱维亚克格勃主席，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在担任苏联内务部长之前，普戈曾当了三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我是在1989年和他结识的，我当时受命领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反腐败调查委员会。普戈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规矩的人，但性格稍微有些焦躁，如果谁对他所领导的机构有所轻视，他会极端敏感的。那个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害怕党的处罚和被党开除，媒体针对党的权势分子的攻击甚至胜过羞辱呆板的将军。

发生在1991年的这些事件把普戈这样的人推向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从普戈在最高苏维埃有限的发言中就能看出这种倾向。苏联犯罪问题日益严重，但内务部却把主要精力放到警告民族冲突、罢工和非法示威上。普戈从8月初开始休假，他飞到了克里米亚的一个休养院。8月18日早晨，他还和普里马科夫一边聊天一边在黑海岸边散步，他是在那天晚上返回了莫斯科，毫不动摇地加入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但他在这个机构里并不是主要人物。8月19日，我们在电视里看见他出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在8月19日早晨就已经明确了。俄罗斯联邦检察院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参加者都将被追究最严厉的法律责任。当天晚上，普戈回到家以后发现，他的所有政府通讯电话全部被掐断。普戈的儿子瓦季姆·普戈一家也住在这座楼里，只是比父亲高一个楼层，瓦季姆·普戈学的是工程专业，但他从事的是间谍工作，在克格勃第一总局供职。普戈和妻子瓦莲京娜·伊万诺芙娜一起来到儿子家，他们谈话的气氛很不愉快，普戈实际是来和儿子、儿媳做最后告别的。他们此时很清楚，普戈被捕已是不可避免。瓦莲京娜·伊万诺芙娜问丈夫：枪放在什么地方了？没有丈夫，她一个人连一分钟都不想活了。

谁也不知道，普戈夫妇这个晚上都说了些什么。对于普戈这种履历的人来说，坐在囚犯的板凳上等待审判是无法忍受的，还不如死了好。8月22日早晨9点，普戈用市内电话给内务部几个副部长都打了电话，他问了一下工作的情况。同事问他当天是否上班，他回答说：“还上什么班啊？再见了！”普戈请求大家转达他对内务部第一副部长鲍里斯·格罗莫夫将军的问候。没过多长时间，俄罗斯特工部门的电话就打到普戈家里。对方问他：“可以和你见面吗？”前来搜捕的是叶利钦身边的军官：巴拉尼科夫、叶林、伊万年科。普戈回答说：“你们来吧！”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3）

普戈的岳父——一个满脸病态的老人给来人开了门。“进来吧！家里发生了不幸。”普戈穿着外衣躺在床上，鲜血从他的太阳穴留出来，普戈的妻子坐在另外一张床上，伤口也在头上，他当时还有一口气，送到医院也没有恢复知觉，不久就死了。普戈夫妇留下了两份遗言。普戈请求亲人原谅他，“我太相信人了……我诚实地度过了一生”。瓦莲京娜·伊万诺芙娜的遗言更短：“我不能再活下去了，不要谴责我们，照顾好姥爷。妈妈。”调查结果表明，普戈夫妇系自杀而死。两天以后，普戈夫妇的遗体在莫斯科无声无息地埋葬了，只有几个老战友来医院太平间和普戈告别，甚至连抬棺木的人都没有，就更谈不上任何官方慰问和祭文了。

元帅之死

8月24日，就在安葬普戈夫妇那天，68岁的苏军元帅、苏联英雄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克里姆林宫1号楼的办公室里自杀了。 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当时担任的职务是苏联总统军事顾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手里没有枪，但他不能也不想再等下去了，他把窗帘绳折在一起做成绳索上吊自杀了。当天是星期六，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接待室里没有秘书值班，克里姆林宫卫戍部队的一个军官在当晚的例行巡逻时发现了他的遗体。死者穿着整整齐齐的军服，身上佩戴着荣誉奖章。军事检察院的调查人员随后赶来，对自杀现场进行录像。办公室里井然有序，保险柜紧紧地锁着。元帅的办公桌上放着他亲手写下的6份遗书。两份遗书是写给亲人的。一份是写给军方同事的，请他们能帮家人把后事给处理了。还有一份遗书是请人代还他在克里姆林宫食堂的欠款，他把钱放在遗书的旁边。解释自杀原因的遗书单独放在一边：“当我看到我的祖国正在消亡，我生命的所有寄托遭受破坏的时候，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我的年龄和我的整个生命都赋予我离去的权利，我一直斗争到最后时刻。”

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不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他在8月19日早晨才知道成立了这个机构，当时他正和妻子塔玛拉·瓦西里耶夫娜在索契度假。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把亲人留在休养院，他自己当天就返回了莫斯科。他回到克里姆林宫，已是傍晚时分。22点左右，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与亚纳耶夫见了面，他告诉亚纳耶夫，他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并且随时准备提供必要的帮助。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当晚是在别墅里过的夜，他的小女儿一家也住在那里。8月20日的整个白天，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一直在克里姆林宫和苏联国防部里忙活，收集国内军事政治情况的信息。这天晚上，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没有回家，他就睡在办公室里的折叠床上，从这儿给女儿和妻子打了电话。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是在8月21日明确的，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早些时候就预料到将会出现这个结果。8月22日，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听说戈尔巴乔夫回来了，亚佐夫被捕了，但他没见到戈尔巴乔夫。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开始给戈尔巴乔夫写信，还写了一份讲话稿，准备在8月26日举行的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上宣读。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记事本上写了不少东西：“我为什么从索契返回莫斯科？ 谁也没有叫我回来，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从1990年起，我们的国家就开始走向灭亡，戈尔巴乔夫的生命宝贵，但我们祖国的前途更珍贵！就让历史留下一点痕迹——为了伟大国家不灭亡，有人曾经做过抗争！”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两个女儿纳塔利娅和塔季扬娜证实，8月23日晚上，她们没看出父亲有什么忧愁的表情，全家人一起吃了晚饭，还买了一个很大的甜瓜，大家坐在一起议论当前的最新时局。第二天早晨9点，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离家去克里姆林宫上班，他临走前还说晚上要带着外孙去散步。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从单位给纳塔利娅打来电话，嘱咐她到机场接妈妈，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知道妻子乘坐的飞机在15点到达莫斯科。一个小时以后，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已经不在人世了。根据遗书判断，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8月23日就有了自杀的想法，但他还是有些犹豫。这天晚上，叶利钦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签署了《关于中止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活动》的总统令，位于莫斯科老广场上的苏共中央大楼在这天深夜也被示威者给占领了。电视报道了这一行动，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了解的细节更多。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一些朋友认为，是叶利钦禁止共产党活动和戈尔巴乔夫的无动于衷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丧失了最后希望。对一个军人来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选择的自杀方式实在太不寻常了。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4）

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军队首长，在党内和军内都享有很高的威望。1941年战争开始的时候，他是海军陆战队的一个排长助理，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晋升为营长了。1979～1988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一直担任苏军第一副总参谋长，然后晋升为苏军总参谋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苏军在阿富汗的所有作战计划（包括撤军在内），都是在他的领导下完成的。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还是裁军谈判的主要军事专家，连戈尔巴乔夫都承认，如果没有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这些谈判就不会这样成功。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艰难地忍受着苏联媒体在1989～1990年间对军队发起的攻击浪潮，而戈尔巴乔夫对此却无动于衷。在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办公室，我几次和他谈起这个话题。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对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已经丧失信心，因为戈尔巴乔夫不让他干什么事，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认为刻不容缓的军事问题，戈尔巴乔夫却迟迟不做决断。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1991年6月提出辞职，但戈尔巴乔夫对此申请一直没有明确答复。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常常在办公室里宣泄情绪，在其他场合他还要抑制自己的感情。

8月25日晚上，电视报道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自杀的消息。第二天出版的报纸内容稍微详细一点，但都是引用苏联最高检察院的正式材料：只是说调查正在进行，没有任何祭文。无论是苏联总统，还是刚上任的苏联国防部长沙巴什尼科夫，都没有就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之死表示任何慰问。但是，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命运引起了美国的克罗乌弗将军的非常关注。克罗乌弗在里根担任美国总统时期，曾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是美国职业军人的最高官职。克罗乌弗曾和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进行过多次军事谈判，他对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非常尊重。听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自杀的消息，克罗乌弗几次试着给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亲属打电话，但电话都没有打通，他最后只好请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记者代他向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妻子和女儿表示慰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死后，克罗乌弗第一个写出了悼念他的长篇祭文，文章在1991年9月刊登在美国的《时代》周刊上。克罗乌弗写道：“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是我的朋友，他自杀身亡是一个灾难，它折射出震荡整个苏联的抽搐。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是一个共产党人、爱国主义者，是一个真正的战士。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爱国和对党忠诚的同时，又是一个现代人。他已经明白，发生在苏联的很多事情都是错误，如果苏联还想作为一个大国继续存在，就必须改变它的很多东西。为了降低苏美两国军事力量相互对峙的紧张气氛，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做了很多努力。1987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第一次访问美国，他是陪同戈尔巴乔夫来华盛顿签署销毁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的。我邀请他到五角大楼来做客。两天以后，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和我共进早餐，我发现他是一个人来的。苏军总参谋长不带警卫和随从，只身来到对手的营地，充分显示出他是多么自信。1989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对我说，他没有充分估计到国内不满情绪的深度，他有变革的愿望，但他没有预见到，改革将把国家带往何方？一年前我们在莫斯科又见面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对我说：‘毁掉共产党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自己。只要这个过程不停止，我的心脏一天就要爆炸一千次。当有人对你说，你为之奋斗50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你是多么的苦恼啊！’ 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对共产主义思想非常忠诚，但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非常肤浅，这是我们激烈争吵的主要原因，他最终也无法解释清楚缠绕在他身上的那些相互矛盾的认识。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轻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军事监督、建设苏美建设性关系和缓和长达45年紧张关系中所作的贡献。”《时代》周刊在刊登这篇文章的时候，还配发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一张照片——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和克罗乌弗站在一起观看空降兵演习。这次演习的时间是在1988年7月6～10 日，是美国80年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演习在北卡罗来纳州、得克萨斯州和南达科他州同时举行，展示了美国陆军、空军、海军的配合作战能力。作为一个职业军人，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被演习的场面深深地感染了，但从爱国者出发，他心情非常沉重，他在苏联无法给美国同行展示这样的场景。我们的军队已经开始深入的“改革”进程。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国防工业，甚至整个经济领域，“改革”带来的结果不是进步，而是退化。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1991年和一个当外交官的朋友格奥尔吉·科尔尼年科合写了一本书，尽管不是很全面，但他在书中还是阐述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元帅与外交?的目光》在1992年问世了，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名字却被加上了一个黑框。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5）

木匠胡同里的自杀

莫斯科的木匠胡同13号是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高级干部居住的地方。8月26日早晨，人们在离这儿不远的人行道上发现了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尼古拉·克鲁奇纳的尸体。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尼古拉·克鲁奇纳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不是什么秘密。63岁的尼古拉·克鲁奇纳就住在木匠胡同13号的5层楼上，对死者初步鉴定和对他办公室的检查表明，他是自己结束了生命。尼古拉·克鲁奇纳的妻子和小儿子当时都在房间里睡觉，早晨6点被告知尼古拉·克鲁奇纳已经死亡的消息，他们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意外。他们头天晚上躺下睡觉的时候，尼古拉·克鲁奇纳还在办公室里忙活。最近一段时间，尼古拉·克鲁奇纳工作很忙，几乎没有睡觉的时间。尼古拉·克鲁奇纳写下的两份遗书很快找到了。一份放在住宅过道的桌子上，另一份写得更详细一些，就在他自己的身上，是在医院里被人发现的。尼古拉·克鲁奇纳在遗书中说：“我不是叛徒，也不是阴谋家，但我担心……” 尼古拉·克鲁奇纳说到了他对戈尔巴乔夫的忠诚，他的良心是清白的，他希望把这一点告知人民群众。尼古拉·克鲁奇纳非常遗憾，他签署了 “保卫这些书记”的决定。尼古拉·克鲁奇纳指的大概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某些成员。8月18日和19日这两天，尼古拉·克鲁奇纳仍然上班，他没有休假。

尼古拉·克鲁奇纳的自杀后来引起很多推测。有人后来还拍摄了一个电影，电影里的一段情节是：为了隐瞒党的秘密黄金储备，苏联共产党的大管家被人杀害，与尼古拉·克鲁奇纳姓名相仿的主角被人从9层楼上扔到窗外。考虑到尼古拉·克鲁奇纳所处的地位和各种可能，关于他的死因的确存在几种说法。苏共所有账号，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对尼古拉·克鲁奇纳死因的调查明显区别于普戈和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调查人员对尼古拉·克鲁奇纳生前工作、居住、休养的所有场所都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尼古拉·克鲁奇纳一家在木匠胡同的住宅受到了最严格细致的搜查。搜查工作由苏联最高检察院专门负责重大案件的三个调查员负责，莫斯科市列宁区检察长也亲自到场。但是，调查人员在尼古拉·克鲁奇纳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曾经来过的蛛丝马迹，也没有找到任何销毁文件和纸张的痕迹。8月19日以后，尼古拉·克鲁奇纳的确将很多应该存在老广场保险柜里的文件带回家，但这些文件夹都摆放整齐，封面有题词，里面有最高领导的签字。这些材料都被有关部门按照相应程序没收了。尼古拉·克鲁奇纳的办公室相对要乱一些。8月23日晚，刚刚返回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吩咐尼古拉·克鲁奇纳理顺所有工作秩序，马上给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发放2～3个月的工资，还要把劳动卡发给他们。但是，尼古拉·克鲁奇纳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因为就在那天晚上，位于老广场的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6层办公大楼被“民主派”给占领了。

8月25日，苏联记者和外国记者被安排到苏共中央总部参观，活动的组织者还特意打开了尼古拉·克鲁奇纳生前的办公室。《联盟》周报记者伊利娜·克拉斯诺波利斯卡娅坐在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的椅子上，让同行的其他记者为她记录下这个值得回忆的瞬间。女记者拉开尼古拉·克鲁奇纳办公桌的抽屉，把里面的东西都给掏出来，她拿着尼古拉·克鲁奇纳平时记事的台历乱翻一气，还跑到尼古拉·克鲁奇纳休息的房间东张西望。看到眼前的一切，陪同记者参观的警卫人员都非常恼火。尼古拉·克鲁奇纳死了以后，苏共中央所有领导人的办公室都被贴上封条，其中也包括位于苏共中央主楼5层那间赫赫有名的“6号办公室”——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办公室。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6）

尼古拉·克鲁奇纳管辖的事务范围的确非常庞大：几千套办公用房和住宅，几百个别墅综合设施，几万辆汽车，数不胜数的疗养院、休养所、医院。党的机关下面还有200多个出版社，出版大量的图书、报纸和杂志。除此以外，苏共还给外国不少共产党提供大量资金援助，还要资助各种五花八门的具体项目。党的财政来源不仅仅是依靠收缴的党费和销售出版物所得，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说很多，也可以写很多。从这个角度说，注定会有一场令人难以忍受的审讯等待着尼古拉·克鲁奇纳，而且涉及内容绝不仅限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那些事。尽管如此，尼古拉·克鲁奇纳在苏共中央的名声还是无可挑剔的。在苏联的停滞时期，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的名声很臭，当时的局长是格奥尔吉·巴甫洛夫。他和苏联内务部长肖洛科夫、苏共中央综合部部长博格柳博夫等少数几个极具影响的人物一起组成勃列日涅夫身边的“小工作班子”，这个班子的使命是帮助勃列日涅夫把党和国家政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就是在勃列日涅夫神志不清、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他也没有变成傀儡。因此毫不奇怪，安德洛波夫掌权以后，马上就摧毁了这个“ 小工作班子”。格奥尔吉·巴甫洛夫被安排退休，尼古拉·克鲁奇纳被任命为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的新局长。尼古拉·克鲁奇纳以前曾在哈萨克斯坦当了多年的切利诺格勒州委书记，从1978年开始担任苏共中央农业部第一副部长，在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的直接领导之下。尼古拉·克鲁奇纳任何事情都不能独立解决，他必须服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决议和中央总书记的指示。谢瓦尔德纳泽在对尼古拉·克鲁奇纳的回忆中提到了这一点。谢瓦尔德纳泽当时担任苏联外交部长，也住在木匠胡同那座楼里，和尼古拉·克鲁奇纳是邻居。谢瓦尔德纳泽对尼古拉·克鲁奇纳的评价是：“他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他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心里一直非常平静——那里的资金周转的确很大，但坐在那里儿的是一个规矩人。”

***

幸运的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不算太大，这些牺牲都是象征性的。尼古拉·克鲁奇纳代表党，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代表军队，普戈代表克格勃和内务部。8月24日安葬的年轻死难者刚好也是3个。他们代表俄罗斯新生的民主力量。民主走进我们的时候，带着很多不足、缺点和错误，但它没有把整个社会分成“红”、“白”两个阵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各种盛大招待会上，我们不仅能够看见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而且还能看到这一章提到的不少人：亚佐夫、卢基扬诺夫、克留奇科夫、瓦连尼科夫。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退休，但并没有彻底离开政治舞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之一斯塔罗杜布采夫和普戈的第一副手格罗莫夫上将还在当州长，格罗莫夫以前曾是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最近的战友。苏联前总理巴甫洛夫和前政治局委员巴克拉诺夫在实业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普列汉诺夫是唯一被戈尔巴乔夫撤销军衔的军人，他当时是克格勃的警卫局长，中将军衔。在8月事件中支持叶利钦的所有军官都得到了军衔和职务的提升。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解散后的三天（1）

1991年8月22日午夜2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及其随行人员的专机降落在莫斯科伏努科沃2号机场，警卫人员尽力推挡着包围在总统身边的人们。而就在戈尔巴乔夫在机场回答记者提问的同时，按照俄联邦检察院签署的命令，刚从克里木返回莫斯科的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被逮捕了。同一天被捕的还有巴甫洛夫、亚纳耶夫、斯塔罗杜布采夫和瓦连尼科夫，巴克拉诺夫、舍宁和博尔金也于晚些时候被关入铁窗，几天后，卢基扬诺夫也锒铛入狱。

戈尔巴乔夫在机场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似乎回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但是，他当时并没有深刻地体会到，在短短几天里，莫斯科、俄罗斯甚至整个苏联已经发生了剧变。莫斯科的实权已经掌握在俄联邦总统叶利钦的手中，而他并不打算与其他人分享这份权力。被叶利钦“挽救”的苏联总统返回莫斯科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博得了公众的同情，许多人认为戈尔巴乔夫不仅遭受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侮辱，而且目前处境极其危险。人们在机场迎接戈尔巴乔夫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敬意是真诚的，但没有持续多久。

经过短暂休息之后，戈尔巴乔夫来到了克里姆林宫，迎接他的有克里姆林宫的警备司令和警卫、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和顾问、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及部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成员。当戈尔巴乔夫在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联总统的时候，他没有成立一个像叶利钦后来组建的总统办公厅那样的管理机构。1990～1991年期间，整个国家的事务实际上是通过部长会议、各部委、苏共中央、克格勃，以及国防部等机构共同管理的。而“8月事件”之后，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的工作已陷于瘫痪状态，而克格勃、总检察院、最高法院和其他权力机关的工作也都陷入停滞状态，戈尔巴乔夫于是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权力控制中心，而这理所当然地要从强力部门入手。根据苏联总统令，原总参谋长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大将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原克格勃第一总局（负责对外情报工作）局长列昂尼德·舍巴尔申中将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当时，因为苏联部长会议已经集体辞职，所以戈尔巴乔夫考虑任命一位新总理，但是助手们建议他等到8月26日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时再做决定。因此，时任俄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的伊万·西拉耶夫被任命为苏联临时代总理。

从8月22日开始，红场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坐落于老广场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和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克格勃总部大楼前，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莫斯科人。而在“白宫”附近则举行了规模宏大的“胜利者”###，当时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国的人民代表正前往“白宫”参加紧急会议。当天的主角无疑是叶利钦，他的出现赢得了群众的热烈欢迎。苏联领导人当中只有寥寥数人与会，其中包括“8·19”事件前曾任苏联总统顾问的雅科夫列夫，他后来宣布退出苏共。当天，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出现在“白宫”，他只是在电视台的《时间》栏目中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然后他主持了一个电视直播的大型新闻发布会，来自苏联、俄罗斯以及外国的记者参加了这场活动。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解散后的三天（2）

这次新闻发布会由总统的新闻秘书伊格纳坚科主持，主题是苏联总统在福罗斯三天的监禁生活，伊格纳坚科格外偏爱外国记者，所有人都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总统的新闻秘书没有给任何一家苏联和俄罗斯媒体提问的机会，这些媒体在8月19日都曾被查封，8月22日被解禁，直到24日曾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查封的媒体才恢复发行报纸。戈尔巴乔夫当时并没有回答所有的问题。“我不能将全部的事情说出来，”他沉默了片刻又补充说，“任何时候我都不能将全部的事情说出来。”戈尔巴乔夫重复了他不久前在机场上说的话：他从福罗斯回来后的感觉像是回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戈尔巴乔夫又补充说，回到莫斯科之后他好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表示，他并不准备改变自己的信念，他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坚定的拥护者。戈尔巴乔夫激烈地抨击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导人，而对苏共采取的行动则尽力维护，他还对已经宣布脱离苏共的雅科夫列夫表示不满。戈尔巴乔夫试图使与会者相信，他仍然控制着整个国家和莫斯科的局势，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事实并非如此。正如一年后伊格纳坚科所言：“戈尔巴乔夫没有预见、也没有预感到自己的下台。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只要自己大笔一挥便可以阻止任何事情。”《论据与事实》1992年第29～30期，第2页。但是，1991年8月的局势并没有按照戈尔巴乔夫预想的方向发展。8月22日傍晚，大部分的示威游行人群转移到了老广场和卢比扬卡广场，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捷尔任斯基雕像旁的草地上、通往广场的柏油路上以及周围的草坪上。示威者群情激昂，不久前曾保卫“白宫”的人们组成了人墙。为了做好准备以保护克格勃总部大楼免遭破坏，舍巴尔申立即召集克格勃总部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必须坚守岗位，但没有任何人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卢比扬卡2号楼的正面聚集了大约2万人，他们高呼口号，唱着歌颂马加丹的歌曲，在大楼的墙壁上涂写着各种攻击和谩骂的标语。晚上5点以后，示威群众开始试图用钢索拉倒“捷尔任斯基”的铁制雕像，这一举动引起了莫斯科市政府的恐慌。紧急前往广场的莫斯科副市长斯坦克维奇向示威群众解释说，如果几吨重的雕像倒塌下来，不仅会阻塞交通，而且会影响到地铁隧道。他向人们保证说：“莫斯科苏维埃今天决定拆除所有类似的雕像，我们将立即采取行动。”“现在就干，马上！”人群呼喊着。晚上9点后，在节日礼炮的映射下，三辆起重车和一辆牵引车抵达了捷尔任斯基广场。舍巴尔申伫立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前，凝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事后回忆说：“当时两辆威力巨大的起重车逼近到塑像跟前，一名志愿者已爬到捷尔任斯基雕像的肩上，正在用一根铁索缠住雕像的脖子和身躯。然后他直起腰，拽了拽裤子，打了个手势，意思是‘准备完毕，可以起吊’，他看起来俨然一个专家。我强迫自己看下去，这杯苦酒一定要吞下去。我感受到痛苦了吗？没有，发生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为领袖们的目光短浅、至高无上和自私自利而付出了代价，为我们的愚蠢和轻率而付出了代价。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历史的车轮永不停歇……起重机轰鸣着，人群狂呼着，镁光灯闪烁着。被绳索牢牢套住脖子的捷尔任斯基雕像吊在广场的半空，生铁铸成的两条腿在雕像大衣下面摆来摆去。菲利克斯·艾德蒙德维奇早就入土为安了，难道人死之后还要为子孙后代的罪过负责吗？”列昂尼德·舍巴尔申：《间谍首脑的生活》，莫斯科，1994，第110～111页。午夜时分塑像已被运走，但###仍在继续。罗斯特罗波维奇在人群前发表讲话，他建议在这个地方建一座索尔仁尼琴纪念碑。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解散后的三天（3）

舍巴尔申和莫伊谢耶夫在自己的新岗位上只待了一天，叶利钦知道戈尔巴乔夫任命强力部门的领导之后便大发雷霆。8月23日凌晨，叶利钦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要求他取消已经颁布的任命。叶利钦说：“莫伊谢耶夫参加过骚乱，而舍巴尔申是克留奇科夫的人。”但他的要求遭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拒绝，因为这一任命已在电视新闻中播出，并且第二天的报纸也将公布这一消息。8月23日上午，叶利钦来到克里姆林宫与戈尔巴乔夫会面，这是两人自“8月事件”以来的首次会面，此次会见的气氛相当紧张。叶利钦强烈要求苏联总统在进行任何人事变动的时候必须要与俄罗斯总统协商。戈尔巴乔夫答应“考虑”撤销自己的命令，但叶利钦却声色俱厉地表示，只要莫伊谢耶夫和舍巴尔申还没有被解职，那么他就不会离开苏联总统的办公室。与此同时，叶利钦还将一份新的苏联强力部门和外交部领导人的候选人名单强加给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认为，苏联国防部部长应由空军元帅沙波什尼科夫担任，此人在1991年8月19日那天曾拒绝执行亚佐夫的命令；苏联克格勃主席应由巴卡金担任，他不久前曾是戈尔巴乔夫的亲信之一，在1991年6月举行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中，他还曾是叶利钦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但在“8月事件”中他没有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而是宣布无条件地支持叶利钦。此外，叶利钦推荐的苏联内务部部长候选人是维克托·巴兰尼科夫大将，当时他已是俄联邦内务部代理部长，深得叶利钦的信赖。叶利钦还推举记者出身的鲍里斯·潘金担任苏联外交部长，此人于1991年间任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在8月19～20日期间，他是苏联唯一没有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转交给驻在国领导人的大使。尽管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维尔很想从苏联大使那里得知有关莫斯科事件的详细情况，但是直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垮台之前，潘金都巧妙地回避了与哈维尔的正式会面。戈尔巴乔夫被迫接受了叶利钦的最后通牒。

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试图证明任免命令都是由他个人作出的决定，但巴卡金在回忆录中却写道：“8月23日上午，我们被紧急召到克里姆林宫，我们知道，叶利钦当时就坐在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里，新任命的内容都是在叶利钦的授意下产生的，叶利钦不仅任命了新的克格勃主席，而且他还授权其对克格勃进行彻底改组。”弗·巴卡金：《摆脱克格勃》，莫斯科，1992，第22页。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指出，他一开始就用命令的语气与戈尔巴乔夫交谈，他希望苏联总统明白，从现在开始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改变了。叶利钦写道：“戈尔巴乔夫盯着我，这是人被逼到墙角时绝望的目光，我当时别无选择，形势要求我必须采取果断而坚定的立场。”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莫斯科，1994，第144页。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双重政权制度已经结束了，尽管戈尔巴乔夫还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彻底接受这一事实。

8月23日上午，应叶利钦和哈斯布拉托夫的邀请，戈尔巴乔夫到“白宫”参加于前一天在此召开的俄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当戈尔巴乔夫抵达“白宫”门口时，围观的人群表现出了极不友好的态度。许多人高喊：“辞职！辞职！”戈尔巴乔夫在主席台上发表了讲话，他与俄罗斯人民代表的这次会见还进行了电视直播。由于各种原因，戈尔巴乔夫在此次直播节目中的发言给多数人留下了十分不好的印象，他的讲话缺乏连贯性，时断时续，随后他的讲话演变成了由叶利钦发起的带有侮辱性的质询。叶利钦首先试图强迫戈尔巴乔夫公开批准俄罗斯总统于8月19～21日签署的所有命令，俄罗斯总统在这些命令中已经行使了苏联总统的职权。而戈尔巴乔夫当时甚至还没来得及看到这些命令，他恳求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们还没有商量好要马上公开这些命令，这些都还是秘密。”叶利钦反驳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这件事是严肃的，这些命令是由整个集体专门起草的，我们称之为‘在被困围的苏维埃大厦中通过的命令和决议’。我们现在把它们交给您！”引自1991年8月23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会议记录。（大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喧闹声、口哨声、尖叫声和嘲笑声）。随后，叶利钦交给戈尔巴乔夫一份速记记录，并称这是苏联部长会议宣布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份会议记录，他要求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公开宣读。实际上，8月19日举行的苏联部长会议是在部分成员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而且当时开会时并没有人做记录，也没有通过任何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议，只是通报了巴甫洛夫总理宣布国家实行紧急状态的消息。叶利钦交给戈尔巴乔夫的记录很有可能只是某一位部长的会议笔记。几分钟之后，叶利钦再次打断了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他对最高苏维埃的代表说：“同志们，为了缓和局势，请允许我审议签署关于停止俄共活动的命令……”（大厅里又响起欢呼声和叫喊声“太好了！”，“万岁！”）戈尔巴乔夫惊慌失措地喊道：“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但叶利钦却装作没听见并大声说道：“我正在签字，命令已经签署完了。”大厅里再次响起“万岁！”和“太好了！”的叫喊声。戈尔巴乔夫试图反对：“我不知道这项命令的名称和内容，如果真像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所说的那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最高苏维埃未必应该支持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总统，尽管我个人非常尊重他对此的看法……（大厅里响起尖叫声）。静一静，并不是整个俄共，也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参与并支持了了叛乱（大厅里又响起尖叫声），因此，如果能够证明俄共委员会和其他州的委员会支持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那么我会同意这项命令。我认为，禁止俄共的活动无论是对于民主的最高苏维埃，还是对于俄罗斯总统来说，这都将是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个命令是否应该签署？”叶利钦回答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不是禁止俄共，而是在司法机关调查清楚俄共是否参与这些事件之前暂停其活动，这是完全合法的。”戈尔巴乔夫说：“这就另当别论了。”（大厅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引自1991年8月23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会议记录。走下讲台时戈尔巴乔夫显得踉踉跄跄，怅然若失。几分钟之后，叶利钦邀请戈尔巴乔夫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于这次两人之间的单独会面，戈尔巴乔夫在十年后依然记忆犹新。他在2001年接受采访时说道：“您知道吗，猫是如何收拾被逮住的老鼠的：老鼠已经流血了，猫还在不断折磨它，却又不想马上把它吃掉，只是想羞辱它。叶利钦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有报纸曾经这样写道：“与叶利钦会面之后，我们看到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看起来就像跟随在训斥它的主人后面的一条灰溜溜的走狗。”戈尔巴乔夫当时已经威严扫地，备受屈辱，而叶利钦却幸灾乐祸。西方媒体于次日刊登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讽刺文章和漫画，其中一幅漫画描写的就是高大威武的叶利钦拽着矮小颓丧的戈尔巴乔夫的手。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解散后的三天（4）

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好感的意大利记者朱利叶托·基叶扎曾写过许多关于戈氏的文章，他曾这样描述当时发生在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大厅里的情形：“针锋相对而又让人同情的对峙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攻击合法总统的过程，而不是实现总统权力的回归。戈尔巴乔夫千方百计地试图证明存在着他与叶利钦的双重政权，但是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从戈尔巴乔夫回答代表提问时就一步步地煽风点火，但这还只是这场不可思议的、前所未有的闹剧的开始，这件事的确发人深省。‘您是否认为，在苏联应该取消社会主义，解散共产党，因为它是一个犯罪组织？’一位代表咄咄逼人地问道。戈氏就像是被吊到了拷刑架上：‘要知道这就如同十字军东征……社会主义是一种信仰，我和你们一样倡导思想自由和多元化，任何人都无权怀疑这种自由。取消社会主义、解散共产党是一种空想和迫害###者的行为。’戈尔巴乔夫尽量克制着自己：‘共产党内有成千上万正直的同志，不能把他们与叛乱分子混为一谈。’然而叶利钦已经签署了关于停止共产党活动的命令，并且宣布查封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戈尔巴乔夫此前在大会上发起的‘联合所有民主力量’的号召和‘不能给保守力量以可乘之机’的建议已经变成了泡影。胜利者总是希望得到一切。”《自由思想》1992年第8期，第10页。

8月23日下午，事件的中心又转移到了老广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前聚集了大批的示威群众。在8月22日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大会上已经提出了关于取缔苏共和没收其财产的建议。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提出了更加激进的建议，他不仅要求立即取缔共产党和没收其所有的资产，而且要“铲除一切共产主义的毒苗”。为此，他建议禁止出版所有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报纸和杂志，这首先包括《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和《工人论坛》。这不仅仅是口头说说而已，波波夫在同一天发布了关于将莫斯科市党委和各区党委的财产国有化的决定。8月22日晚，波波夫率领着气势汹汹的人群来到了位于新广场的市委大楼前，人们向大楼的窗户投掷石块。为了查抄莫斯科市委的财产，他们还专门叫来了市政府的管理人员。但是当时市委已经下班，工作人员也已经离开，所以大楼内的所有房间都是紧锁的。这次行动的组织者最终决定暂不撬开市委各办公室的大门和保险柜，只是查封了市委大楼的正门。同一天晚上，与此相邻的老广场上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也逃过了被洗劫的厄运。

第二天，也就是8月23日，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依然坚持上班，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法林、扎索霍夫、谢苗诺娃和卡拉什尼科夫都像以往一样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中；7月份接替波洛兹科夫担任俄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库普佐夫也坚持在俄共中央委员会大楼中办公，到这里上班的还有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和市委的其他工作人员，因为他们自己的办公大楼已被查封。8月22日晚，苏共中央书记处在副总书记伊瓦什科的领导下召开会议，其中只有巴克拉诺夫和舍宁没有到场参加。会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冒险行动的决议，然而这个迟到的决议已经无法发表，因为所有党报在8月22日至9月4日期间都已停刊，电视台也没有就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决议作任何报道。 大家等待着最坏情况的降临。党委机关的负责人员认真检查自己办公室柜子、桌子和保险柜中的文件，并销毁了其中的大部分文件。事件的结局一步步临近，老广场和新广场上仍然聚集着愤怒的人群。当戈尔巴乔夫在“白宫”参加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张布尔布利斯写给他的小纸条，上面写道：“苏共中央正在加紧销毁文件，总书记应立即下令暂停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卢日科夫已经切断了电力供应。将有人奉命执行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及卢日科夫的指令。布尔布利斯。”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在这张纸条上潦草地写了句批示：“同意。戈尔巴乔夫。1991年8月23日。”几天之后这个文件的照片复印件被张贴在许多建筑物上，见1992年8月27日《独立报》。正是依照戈尔巴乔夫的这个批示，而并非叶利钦关于取消俄共的那道命令，开始了对苏共中央各大机关的破坏行动。下午3点，由巴卡金和巴兰尼科夫领导的克格勃和警察包围了苏共中央、俄共中央、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莫斯科市委以及对面的苏联克格勃总部大楼。群情激愤的人们越聚越多，很多人认为，一场浩劫已经箭在弦上。但是人们最终并没有制造灾难，关于这一点波波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颇为自豪地写道：“我与布尔布利斯达成一项协议，他以秘书长的名义签署一道命令，允许我们占领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整个行动由莫斯科市中央区区长穆济坎斯基、市政府管理局负责人沙赫诺夫斯基和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索科洛夫少校共同领导。然而苏共中央有着联系全国的庞大的通信枢纽，各种地下工事，以及包括核系统在内的所有国防系统。我们与克格勃达成协议，他们离开总部大楼后，将留下来保护各种地下设施。下一步则是考虑如何保障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撤离时的安全问题，当然他们当中可能有人参与了叛乱，但这是侦查机关和法院的事，我们绝不允许出现私自处刑行为。与此同时，不允许有任何文件外流，换句话说，必须进行彻底的搜查。我很清楚所发生事情的历史意义。我面前的电视中正在播放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与戈尔巴乔夫会面的报道，而在我旁边摆着一部电话，不断传来老广场的消息。终于我听到了一个疲惫而平静的声音：‘我们已经占领了苏共中央，克格勃的警卫人员已经离开，工作人员已被疏散，我们是在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接待室中给您打电话。任务已经完成。’我知道，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再不需要对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采取驱逐行动了。”加夫里尔·波波夫：《又成为反对派》，莫斯科，1994，第233～234页。波波夫甚至将这次占领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的行动与1917年的攻克冬宫相提并论，他写道：“20世纪末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极权制度的试验已经结束。我作为经济学者，在很多年以前下了定论，这样的变革迟早会发生。但我不敢相信，这样的变革却发生在我的有生之年，而且是在我的直接参与下进行的。然而，这一切的的确确发生了。即使以后我不再为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工作，那么夺取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这一历史时刻却以事实证明了我本人、我的整个生命、我的所有苦难、过失以及矛盾……我是作为一名民主战士参与了这场斗争，而不仅仅是作为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又成为反对派》，莫斯科，1994，第234、426页。对于他的这些观点，许多历史学家不敢苟同，尽管其中也包含了一些真实的成分。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解散后的三天（5）

关于这次“20世纪末最伟大事件”还有许多截然不同的描述。当时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通过内部专线被通知离开大楼的，而且只给60分钟的准备时间，即从16点到17点。当时大楼里的各个楼层混乱不堪，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恐慌。有的人急匆匆地将值钱的东西收拾到皮包中，有的人在焚烧文件，还有的人要求派专车到大楼门口来。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法林回忆说，他当时和正在“白宫”开会的戈尔巴乔夫取得了联系，以便弄清楚所有这些行动是否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同意，戈氏的回答是肯定的。法林提醒戈尔巴乔夫说，中央委员会书记们的保险柜中存有许多“极为敏感”的文件，其中包括有关戈尔巴乔夫个人的材料。但是戈尔巴乔夫却恼怒地喊道：“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现在的处境吗？”法林当然明白，他在电视上已经看到了一切。当时苏共中央其他几位书记的办公室和保险柜是锁着的，此外，还有一些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已被关在列福尔托夫监狱里了。戈尔巴乔夫吩咐党的高层领导人不要通过正门离开大楼，而是通过地下通道的秘密出口离开。莫斯科市中心所有主要大楼的秘密地下通道始建于斯大林时期，后来又进行了改造，但并不是每位书记对所有的通道和出口都了如指掌。一部专梯将他们从大楼的五层送到了地下通道内，第一道门被顺利打开了，但是通道的第二道门却死死地关闭着，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打开这扇厚重的钢门。这些书记们担心第一道门自动关闭后，他们将处于更危险的境地，于是他们又急忙返回到楼中，并于晚些时候通过正门离开了大楼，然后他们在人群的叫喊声中穿过老广场到达了最近的地铁站。谢苗诺娃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道：“我和我的一位助手走在一起，到处是喊声、口哨声、叫嚣声，俨然就是一场革命。有人冲着库普佐夫喊道：‘揍他！’有人抢走了一个女工作人员的书包，并仔细地翻看着，显然是想寻找秘密文件。他们的表现极其蛮横无理，对我们党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灾难。”《星火》1991年第37期，第32页。广场上的警察好不容易将莫斯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从人群的围攻中解救出来，人群越发狂怒，坐落于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克格勃总部大楼也面临着被洗劫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和鲁茨科伊不得不中断在“白宫”的活动而匆匆赶到老广场和捷尔任斯基广场，一同前来的还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中著名的民主人士，他们的到来使愤怒的人群逐渐安静下来，然而聚集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前的人们直到深夜也没有散去。直到8月24日，电视和广播中播放了呼吁人们保持冷静的号召后，莫斯科市中心的风波才开始平息下来。

叶利钦在老广场完成使命之后，于8月23日连夜赶回阿尔汉格尔斯克村的官邸，并在那里举行了由其亲信和朋友参加的盛大的庆功晚宴。当时只有副总统鲁茨科伊没有收到邀请信，这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并不清楚自己失宠的原因。这大概是因为，鲁茨科伊当时还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有意成立一个新的党派——共产党人民主党。不过，鲁茨科伊的功劳很快得到了表彰，根据叶利钦的提议他被授予了少将军衔，而在1991年“8月事件”之前他还只是一名上校。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解散后的三天（6）

由戈尔巴乔夫批准的对苏共中央委员会进行的摧毁行动是导致苏共解体的不可避免的步骤之一。8月24日早晨，戈尔巴乔夫召集了几名亲信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其中有普里马科夫和雅科夫列夫，还包括格拉乔夫在内的几名助手。他们来到与总统会客室相邻的核桃厅，这个房间历来是政治局常委“小范围”商讨最重大、最敏感问题的地方。格拉乔夫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在总统委员会成员瓦季姆·梅德韦杰夫的陪同下走进大厅。这是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回来之后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由于刚刚从南方休假回来，戈尔巴乔夫的脸色显得黝黑健康，但面部表情却异常阴沉，这种反差深深地震撼着我。戈尔巴乔夫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经常会给初次与其见面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此刻他的双眼已变得黯淡无光，这折射出过去一周在他身上发生了巨大的内心变化：他失去了以往坚不可摧的自信，这种自信曾给同志们以无穷的力量，而使对手们胆战心惊。戈尔巴乔夫看完我们的报告后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他递给我们两页纸，并说：‘这是我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声明，以及将党委机关大楼和其他财产交由国家保护的命令。我希望不要发生像1956年匈牙利事件那样的灾难。我们在毁掉一切东西时会很容易。’谈话自然而然转到党的命运问题，戈尔巴乔夫说：‘虽然我坚持到了最后一天，但他们最终还是否决了改组苏共的决定。我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是他们背叛了党的总书记。’”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莫斯科，2001，第388～389页。最后，两份声明合二为一，随即交给了各媒体，并且立即通过电台公布了这一声明。戈尔巴乔夫在声明中指出：“苏共中央书记处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没能阻止国家政变，苏共中央委员会没有果断地予以谴责并表现出不同的立场，没能号召共产党员开展反对践踏宪法的斗争，而且叛乱者中不乏党组织的领导成员，这就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在此情况下，苏共中央不得不采取自行解散这个艰难但又是唯一合理的决定。我不认为我本人今后还能够完成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责，我将辞去自己的所有职权。”1991年8月27日《俄罗斯报》。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声明不仅是虚伪和矛盾的，而且严重违反了苏###章，党章中并没有规定这样的辞职方式。苏共中央总书记只能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辞职申请，根据苏共新的党章，戈尔巴乔夫是由苏共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全体会议直接选举产生的，因此只有党的代表大会有权最终决定其命运。戈尔巴乔夫当时十分清楚，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多数成员并没有参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任何准备和组织活动，在对“8月事件”进行调查之初，就有人散布说建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是经过了党组织的批准。而实际上，在8月中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召集到所有的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更不用说政治局成员了，因为他们大都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当时绝大多数的苏共中央领导人都在休假，而副总书记伊瓦什科当时正住院治疗。他们都是从新闻报道中才得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事，由于没有掌握全面的信息，因此他们对于整个局势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反应。我当时亲眼看到了一些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的成员以及几位部长在红石疗养院和基斯洛沃茨克的其他疗养院中度假。此外，斯塔夫罗波尔州党委的负责人也来到这里开会协商，他们决定既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也不支持叶利钦，而是采取观望态度，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不应受到指责。戈尔巴乔夫竟然建议中央委员会审议并通过所谓的“关于自行解散的艰难决定”，但是若要通过这一决定，首先应召开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来讨论当前形势，而如果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已被摧毁，党中央总书记又要辞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召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开会呢？只有戈尔巴乔夫能以总统的身份召集这样的全体会议，因为他手中毕竟还有一定的权力，但戈尔巴乔夫却拒绝考虑这个问题。况且，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解散并不代表整个苏共的解散，只有苏共非常代表大会才有权审议通过关于解散苏联共产党的决定。早在1989年夏秋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的一些助手就建议他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转入到当时刚刚兴起的民主运动中去，而在1990年，苏共中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也要求他辞职，但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异常艰难却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位置。当时，戈尔巴乔夫也开始考虑在苏联成立一个类似于社会民主党那样的新政党。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他在1989年和1990年间所作所为的初衷的：“我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是成千上万的人信任我才给了我这个职位，如果跑到其他的阵营中去，那将是不道德的、不合理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莫斯科，1995，第437页。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8月末恰恰做出了这样的不齿行为。他不止一次地将自己比喻为行驶在风浪中的一艘巨轮的掌舵人，他在艰难地保持着巨轮的航向。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喻，那么完全有理由说，1991年8月末当这艘巨轮遇到强烈风暴、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作为船长的戈尔巴乔夫却是第一个离开了这艘巨轮，对于一名船长来说，这样的行为简直让人无法容忍。叶利钦在8月23日发布的命令中只是要求暂停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因为他作为俄罗斯总统并没有权力对整个苏联共产党采取任何措施，然而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声明却使叶利钦在破坏苏共的行动中放开了手脚。8月25日，叶利钦在其签署的《关于苏共资产的命令》中明确规定：“鉴于苏共中央已经解散，俄共活动也已被停止，因此属于苏共和俄共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所有的卢布和外汇资金将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国有资产，这包括存在俄联邦境内外的银行、保险公司、股份公司、合资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和机构中的所有资金。关于苏共中央在境外的其他资产，将按照各加盟共和国签订的同盟条约来进行分配。”1991年8月27日《俄罗斯报》。我们看到，叶利钦已经将戈尔巴乔夫关于解散苏共中央的一纸声明当成了全党的既定决议来执行。

在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取缔了本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各政党的活动。在此情况下，这些党派纷纷转入地下，以便等待再度复兴的时机。然而对于苏共来说，这条路已经行不通的，因为它已被彻底打倒，不复存在，而它的灭亡之日就是1991年的8月24日。尽管1993年2月成立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然而无论就其组成、结构还是思想理论来说，都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政党了，况且俄共产生于不同的国家，因为几个月之后，苏联这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了。

苏联议会的最后日子（个人亲身的经历）（1）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倒台、苏共解散、苏联部长会议辞职，以及俄罗斯的实权已转移到俄联邦总统叶利钦的手中，这一切不能不改变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命运。1989年选举产生的、任期五年的新一届苏联议会只走完了它不到一半的历程。

早在1990年，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就已宣布拥有主权，但在当时这并不表明它们要从苏联分离出去，来自这些国家的人民代表仍继续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然而，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垮台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8月23～30日期间，许多加盟共和国不仅重新宣布本国的独立地位，而且决定要从苏联分离出去，并相应地终止本国的人民代表在苏联议会中的活动。波罗的海三国率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戈尔巴乔夫对此无动于衷，而叶利钦却于1991年8月24日签署了关于承认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独立地位的命令。当时俄外交部的一些官员曾试图劝阻叶利钦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们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这涉及保护俄罗斯族居民在波罗的海国家的权利问题、退伍军人问题、军事基地、雷达站和海军军事基地的命运，以及其他与成千上万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此外，外高加索、北高加索和摩尔达维亚等地区的形势也日益严峻，并随时有可能演变成军事冲突。在此情况下，苏联议会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几乎已不可能开展正常的工作，我本人于1989年被选举为苏联议会代表。

即使是在1991年7月，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还都没有预见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事件。7月末至8月上旬，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几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然后我们一直休假到9月末。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在基斯洛沃茨克市最好的疗养院中休假，当时在此度假和疗养的有大约20名苏联人民代表。8月19日上午，在得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后，我们就聚集到疗养院的大厅中来交换意见。同一天，最高苏维埃通知我们不要擅自返回莫斯科，也不要接受媒体的采访。

由于我当时是苏共中央委员，因此是苏共中央将这一消息通知我的。当时被召回莫斯科的只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人民代表皮沃瓦罗夫。直到8月25日早晨，我们才从电视节目中了解到了莫斯科发生的一切，并于当天晚上回到了首都。

1991年8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召开，此次大会并不是由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主持，有人通知我们说他已经辞职，会议是由民族委员会主席拉菲克·尼沙诺夫主持的，卢基扬诺夫则和其他代表一起坐在大厅中。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对此感到莫名其妙和不知所措，而更多的代表则表现得十分激动和愤慨，当然，他们并不是为了那些已经被捕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而是为了苏共的命运。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苏共中央书记瓦连京·法林和亚历山大·扎索霍夫，戈尔巴乔夫也曾几次到会，但在他的简短发言中既没有介绍任何新情况，也没有提出任何新建议。这些会议召开时并没有制定明确的议事日程，国内外的许多记者都参加了会议，他们提出的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归纳为一个内容，那就是“是否要保留苏联？”在本次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成立了由来自摩尔曼斯克州的工程师亚历山大·奥博连斯基领导的调查政变原因和过程的委员会，此人不久前已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同时，还成立了苏共活动情况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来自彼尔姆州的纸浆造纸联合工厂的厂长瓦连京·塔塔尔丘克担任。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取消卢基扬诺夫的人大代表豁免权问题，他不久前还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而如今却已陷入被人孤立的境地。

苏联议会的最后日子（个人亲身的经历）（2）

当年的苏联人民代表、乌克兰诗人鲍里斯·奥列伊尼克自8月20日起便目睹了莫斯科所发生的一切，他后来曾这样写道：“如果当时卢基扬诺夫立即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这也许正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所希望的），那么多数代表在胁迫之下会以‘国难当头’为由而支持实行紧急状态。”鲍里斯·奥列伊尼克：《黑暗的大公》，莫斯科，1992，第39页。人大代表、来自卡累利阿的教师谢尔盖·别洛泽尔采夫则更加自信地指出：“我完全相信，如果8月19日将人大代表集合在一起，那么他们会立即同意实行紧急状态。”阿·卢基扬诺夫：《虚构的叛乱和真正的叛乱》，莫斯科，1993，第20页。然而，从我个人的观察以及我与人大代表们的交谈来看，这种观点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的确，如果当时是戈尔巴乔夫总统向我们提出这样的建议，那么绝大多数代表将会支持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的决定；如果只是卢基扬诺夫或者是亚纳耶夫提出这样的建议，而我们在对此事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戈尔巴乔夫立场的情况下，那么大多数代表未必会同意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8月19～20日期间，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戈尔巴乔夫在哪里？他在干什么、想什么？”但是到了8月26日，国家局势逆转，代表们的情绪也都有所变化。虽然苏共的活动被禁止，苏共中央机关也被洗劫，但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止苏共在最高苏维埃中的工作。仅仅在一年前，也就是1990年秋，苏联人民代表分成了几个党团，其中苏共议员团有700多位代表，我本人于1991年初进入苏共议员团。尽管共产党的活动被禁止，戈尔巴乔夫也已经辞职，但是任何人都无权解散议会中的苏共议员团，我认为在确定苏共命运之前，议会中的苏共议员团可以暂时履行苏共中央的职权，但是，没有一位代表支持我的意见，而且当时只有大约40名代表参加了议员团的会议。8月26日深夜，我来到位于议会大厦四层的卢基扬诺夫办公室，过去总是人来人往的会客室，现在除了他的私人秘书之外再也看不到一个人。已注定成为失败者的卢基扬诺夫此时倒显得很平静，甚至有些兴奋。他说：“我很快就会被捕。”我还曾试图反驳，但看来他对局势的发展和自己的未来已经一清二楚。卢基扬诺夫把他在8月19～22日期间对所发生事件的笔记拿给我看，这些笔记不是以天，而是以小时和分钟来记录的。卢基扬诺夫对我说道：“对于您这个历史学家来说，这些笔记很重要。”8月27日上午，最高苏维埃的工作照常进行，会议从讨论卢基扬诺夫的问题开始，结果最高苏维埃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取消了卢基扬诺夫人大代表的豁免权，他离开会场后不久即被逮捕。然后，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停止苏共在全联盟范围内一切活动的决议，后来只有乌兹别克斯坦没有执行这一决定。我记得，我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反对这一决定的代表之一。根据最高苏维埃的章程，任何代表都可以就本人的投票理由作阐述。我感觉到了很多代表对我的支持，但是他们迫于压力而被引入歧途。此外，我还公开反对将苏维埃各部委屈从于俄联邦的决定。最高苏维埃还通过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临时会议的决定，并制定了大会的议事日程和条例。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是其短暂历史中的最后一次会议，大会于1991年9月2日上午10时在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大会堂举行。第一次会议由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伊万·拉普捷夫担任主席，显而易见，他只是负责完成技术性工作。没有人想起本次大会预先制定的议事日程，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都被人们忽视了。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大会上第一个发言，他宣读了由苏联总统和其他10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共同签署关于8月19～21日事件的声明，这个声明是在前一天深夜和9月2日早晨才拟定的。此外，纳扎尔巴耶夫还提出了大会新的议事日程，并建议由苏联总统和各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组成本次大会新的“工作主席团”。随后，大会宣布休会到14点，下午的会议则由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共有来自12个加盟共和国约1900名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其中1780名代表参加了前几轮的投票。我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通过《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构和管理机关的法令》，根据这一法令，苏联部长会议由跨国经济委员会所取代。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被撤销，最高苏维埃也将重新改组，它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变成了一个没有固定成员和地位的无组织的协商机构。新的苏维埃联盟及新的共和国联盟院不仅由150～200名苏联人民代表组成，而且还包括常驻莫斯科的各加盟共和国的议会代表。苏联总统的职位虽然被保留，而且仍然由戈尔巴乔夫担任，但他的职权却被由10个加盟共和国主要领导人组成的苏联国务会议削弱。戈尔巴乔夫虽然担任国务会议主席，但只拥有一席之位而已。新法令的第四条规定：“承认举行苏联人民代表例会的不合理性，保留所有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在整个任期的代表地位。”

苏联议会的最后日子（个人亲身的经历）（3）

大会讨论进行得混乱无序，很多代表没有被允许发言，主席团中的各加盟共和国总统对许多问题都不能给予明确的答复。

9月3日上午，叶利钦在最高苏维埃大会上发表讲话，当时他不仅是此次大会的主席团成员，而且他还积极参与了主席团和大会各主要小组的工作。伊万·希拉耶夫在大会上做了关于国内经济形势的报告，他当时不仅领导俄联邦部长会议，而且还兼管苏联部长会议。会议代表们的发言被严格控制，由几百名代表组成的“联盟议员团”主席维克托·阿尔克斯尼斯上校甚至都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发言支持戈尔巴乔夫，而代表奥博连斯基则严厉地抨击戈尔巴乔夫，他甚至宣称应该讨论关于撤销戈尔巴乔夫总统职务的问题。我当时代表苏共议员团进行了发言，尽管当时苏共已名存实亡，但是仍有大约20名苏共中央的成员参加了9月2～3日召开的大会。我走上讲台，阐述了反对大会通过的《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构的法令》的观点。我说：“我们国家早已病入膏肓，自1985年以来，我们曾尝试通过各种办法来改变现状，但每种办法试用不久又都被草率地否定，导致国家状况和各民族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1991年，我们又抛弃了所有的方法，转而开始实行以前曾被我们否定过的休克疗法。”我在发言中指出，使国家遭受沉重打击的不仅仅是以失败告终的那场叛乱，而更重要的是解散苏共、戈尔巴乔夫辞去总书记职务，以及没收苏共的资产。“昨天上午举行的会议对我们来说是致命的，它不仅违反了大会规定的章程，而且践踏了苏联宪法。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作为执行权力机构最高代表的主席团成员，他们并没有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做报告，却反而申斥和教训这些立法者。”我认为，草率地改变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名称和结构是错误的、不理智的。同时我认为，将苏共从国家政治舞台上赶走的行为也是不可取的。我在发言中说：“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不是只有政权形式决定一个民主国家的生活，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最主要的是存在着由各种组织、运动、党派以及它们之间的文明竞争所构成的公民社会。如果说我们国家过去的极权制度从政治上和肉体上消灭其他政治潮流和党派（包括执政党内部的政治潮流）的行为是非法和犯罪，那么现在取消共产党、停止其活动和没收其全部物质财产的企图也同样地肆意与非法。在此，我不想论述一个政党的领导人与广大普通党员的区别。对于一个政党来说，经受挫折与苦难未必是坏事，苏共不能从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消失。让那些民主派消除他们之间的隔阂，建立一个或者两个强大的民主党派，但同时也应该允许共产党员在法律和宪法的范围内从事自己的活动……”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非常会议：第3期简报，1991年9月3日，第11～12页。

我很清楚，我的发言不可能改变任何事情。我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出于追求最起码的公平，一方面是抗议对宪法的肆意践踏和对代表大会的公然侮辱，我不想辜负自己短暂的苏联人民代表和苏共中央委员的使命。在会议休息和9月3日及4日晚上，许多代表向我表达了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我还收到了许多电报，从其中几封的内容可以看出，许多地区的党员害怕遭到迫害，并希望寻求代表大会对其予以保护。

苏联议会的最后日子（个人亲身的经历）（4）

9月3日下午的会议有1700 名代表出席，许多代表的发言再次谴责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他们表示欢迎叶利钦，也欢迎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联合，还有人号召诞生“新的戈尔巴乔夫”。会议期间，尤里·卡里亚金走上讲台，宣布他本人拒绝当选苏联人民代表。戈尔巴乔夫的发言简短模糊，他建议实行某种新的国家联盟体制，并希望建立全新的主权国家联盟，代表们对戈尔巴乔夫的发言反应冷淡，会场只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

9月4日召开的会议秩序仍然是很混乱，会议常常中断，大会主席团曾几次离开会场，进行长时间的开会协商。很少有人听发言人的讲话，大厅里有时甚至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代表，而叶利钦几次单独召集俄联邦的代表商讨问题。另一方面，在9月2日和3日的大会上没有得到发言机会的许多代表现在可以上台做简短发言了，但是他们的讲话既不会在电视上转播，也不会刊登在报纸上。纳扎尔巴耶夫在9月2日代表所有共和国领导人和苏联总统向大会提出的《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构的法令》未被通过。通过这一宪法法令的法定人数应为1483人，而当时只有1200名代表投了赞成票。这一结果在主席团中引起了骚动，于是各党团分别召开分组会议，以寻求折中方案。最终，大会宣布休会到第二天上午10点，当天的各大报纸评论说大会出现了“意外情况”。

1991年9月5日上午的会议由戈尔巴乔夫主持，当时有1792名代表到会。《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构的法令》是逐条被通过的，部分条款甚至是逐段逐句通过的，这期间当然不乏劝诫、施压，甚至是威胁，这一法令最后终于被通过了。这个议程结束之后，《公民权利与自由宣言》和《关于改变苏联人民代表地位的法令》也很容易地被通过，在克里姆林宫开完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苏联人民代表被赋予了一些新的特权。

戈尔巴乔夫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指出，不仅全体苏联人民，而且整个国际社会都“十分关注”此次大会。但事实并非如此，据大会秘书处的统计，会议期间克里姆林宫共收到2500封来信和电报，而这比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所收到的来信和电报少了几十倍。在大会收到的电报中，只有59份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方针和行动纲领。在大会上最后一个发表讲话的代表是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他号召大家“圆满结束本次大会的工作”，并建议通过关于《按照宗教和民族传统将列宁遗体安葬在列宁格勒市沃尔科夫公墓》的决定，但戈尔巴乔夫没有同意将这个问题提交大会讨论，他随后宣布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临时会议闭幕，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与前四次代表大会不同的是，此次大会闭幕时没有奏苏联国歌。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非常会议：第6期简报，1991年9月5日，第20页。当我们走出克里姆林宫的代表会堂时，当时的感受和心情就像是刚刚从葬礼上归来。

对于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8月末和9月初的所作所为曾有过很多评价，其中大部分是批评性的。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乌特金曾指出，在1991年9月，戈尔巴乔夫当时是有能力扭转历史的车轮、改变自己的命运、避免苏联解体的。乌特金认为：“戈尔巴乔夫政治生涯的决定性时刻发生在1991年9月，当时惊慌失措的戈尔巴乔夫试图紧紧把握自己超凡的意志，他像赶牲口一样拼命地将苏联最高苏维埃逐出政治舞台。短短一个月里，这位已显苍老的政治家的脸上变换着各种不同的表情：正义的愤怒、办事的严肃、意味深长的乐观、对最高利益的狂热、对不理解者的鄙视、对新人的信任，最主要的是对自身能力和对目前战胜残酷命运的绝对自信。这个自信的无耻之徒在这场戏剧中不可能不被世人所唾弃。戈尔巴乔夫以为他是在建一座凯旋门，其实他已经为自己掘好了坟墓。戈尔巴乔夫当时像是突然从噩梦中醒来，整个国家都在关注着他，他对大厅里的人们说：‘你们是我们国家唯一合法的议会，而我是这个国家中唯一合法的总统。’整个政治局势已转向另外不同的方面，12月份如何收场却成了问题。但是，这位自信得失去理智（这是新奥加廖沃过程的继续和纯粹的胡说八道）的政治家却没有听从众多理智的怀疑。所有其他事情也都有了愚蠢的结局。”《在十字路口，新世纪：文章汇编》，莫斯科，1999，第211页。他的这些描述与事实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比较客观的评价来自于另外一些观察家们的叙述：“戈尔巴乔夫的权力马车早在8月就已翻倒了，而他到了9月试图挽回这一切，这注定是徒劳的。”1991年12月5日《共青团真理报》。我本人曾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戈尔巴乔夫，有几次是在代表大会的会场上和休息厅里，还有一次是在协商会议上，当时那里聚集了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的总统和一些?大代表，然而我却从来没有在戈尔巴乔夫的脸上读到“绝对的自信”、“超凡的意志”、“正义的愤怒”等表情。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能力采取果断的哪怕是冒险的挽救措施。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失去了人民代表的支持，有不少于500～600名人大代表已经公开在大会上支持叶利钦，来自哈萨克斯坦的人民代表对本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建议则是言听计从，来自乌克兰的代表们不是向戈尔巴乔夫征求意见，而是去询问克拉夫丘克，而乌兹别克斯坦的代表们则直接与卡里莫夫商讨，等等。当时议会制社会学研究所曾向苏联人民代表做过书面调查，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目前有哪5～6人可称得上是国家领袖？”1000多名代表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的655人，即占66%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叶利钦，480人（占483%）认为是索布恰克，而只有411人（占413%）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纳扎尔巴耶夫在此项调查中得到了372票（374%），克拉夫丘克获得37票（3.7%），雷日科夫得到24票，而布尔布利斯只得到15票。

然而，叶利钦在本次代表大会上并未表现出他在1991年8月时所具有的自信与热情，代表大会刚一结束，当时无论是在苏联还是俄联邦，任何新的权力机构都还没有确立，而叶利钦却决定去索契休假，而且一直到10月份他才返回莫斯科。叶利钦的这一举动甚至引起了他身边亲信的困惑与不满：应该是继续扩大对叛乱者和戈尔巴乔夫的胜利成果的时候，这时候怎么能有闲心去休假呢？然而叶利钦认为应该静下心来，仔细地评估和确定自己在国家中新的地位，并相应地制订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政治上所采取的任何步骤都有其意义，从1991年9月那次‘备受关注’的索契休假的第一天，我就开始思考所发生的事件的真正意义。我感到，我国历史真正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至于是怎样的时代，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但是我知道，前面等待着我们的将是极其艰难而痛苦的时期，其中难免有大起大落。无论对于国家政治，还是我个人，都已进入一个新的急剧的转折期。可以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转折。因此，我虽然是在休假，表面看起来轻松，但内心却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所有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我对国家将要发生的主要事件的脉络很清楚：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新的谈判历程，以及戈尔巴乔夫新一轮的频繁任免。在此情况下，最需解决的就是确立自己的圈子，从而完成一个飞跃，加快俄政府内部的运转，吸收其他的关键人物。”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莫斯科，1994，第162～163页。这些新的“关键人物”，就是叶利钦后来提拔的根纳季·布尔布利斯、亚历山大·绍欣、阿纳托利·丘拜斯、叶戈尔·盖达尔等人。

1991年9月，苏联议会结束了自己短暂的历程和全部的活动。作为苏联人民代表，我本人被莫斯科的一个选区推选为人民代表，并在1992年进入了俄罗斯苏维埃议会，但我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众所周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也只支撑到1993年10月，而它的结局比苏联最高苏维埃更具有戏剧性。

新奥加廖沃进程的失败（1）

叶利钦在索契休假时，新一届俄联邦政府因希拉耶夫的辞职而正在组建，这时候戈尔巴乔夫却在一遍遍地起草新的联盟条约草案。早在1991年9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尽快单独起草一个关于由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组成的经济共同体的条约。关于这个条约的谈判工作进展十分顺利，波罗的海国家也派代表或观察员参加了此次会谈，当时苏联国务会议已经承认了波罗的海各国的独立，而且第46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也承认了这些国家的独立地位。1991年10月1日，12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代表在阿拉木图草签了《经济共同体条约》，其中有3个国家还正式签署了该条约。10月18日，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等8个加盟共和国也签署了该条约，戈尔巴乔夫也在这个经济合作条约上签了字。这项工作已经刻不容缓，因为传统的经济关系已被破坏后，各国都遭受了巨大损失。当时在前苏联地区依然流通苏联的卢布，不仅在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而且在波罗的海各国也在发行流通面值为200卢布的新货币，这种货币是苏联中央银行于1991年秋发行使用的。毋庸置疑，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急于巩固和发展本国的经济独立性。在联盟预算中从原来的各加盟共和国所征得的税收已经基本枯竭，但在国内还实行着统一的交通、油气输送、电力、通信系统，以及统一的信息空间，而且不能不提的是，还拥有统一的武装力量，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经济共同体条约》中承认了“私有制、企业经营自由和竞争是经济腾飞的基础”。根据这一原则，经济共同体的各成员国应为经济活动提供统一的法律制度，对商品和服务实行自由的制度，即免税制度。这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新举措，但对许多签署这个条约的国家来说，它还只是个美好的愿望，因为在这些国家中还没有为私营企业建立最起码的必要条件。

戈尔巴乔夫更希望签署一个政治条约，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用长达几十页的篇幅详细地讲述了他当时与各国政治家、企业家、农民代表及西方领导人所进行的会谈，这些会谈都是于1991年10月和11月期间在新奥加廖沃和克里姆林宫里频繁地举行的。戈尔巴乔夫由“联邦思想”轻而易举地转到了“邦联思想”。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的立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戈尔巴乔夫始终没有放弃通过协商并最终说服他们的希望，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则赞同建立一个有着更强大中心的国家。11月1日，戈尔巴乔夫在回答《莫斯科新闻》这家报纸的问题时指出，他仍然坚信新奥加廖沃进程会取得成功，也相信俄罗斯将与乌克兰建立联盟。他说：“必须进行思想意识的革命，这一直是我政治行动的指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承认这一点。与其他人相比，我提出了更加可行的改革理念，政治文件中所包含的内容并不能完全体现改革思想的广度和深度。我认为，应该改变制度，我正是为此而奋斗的。但是，当整个社会还没有做好变革的准备的时候，就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必将一事无成。我知道，新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必将导致矛盾与冲突。让我们看看那些叛乱者，他们终于明白了，不经过人民选举而赋予的权力必将离他们而去。”在回答“您是否准备担任这个职权被大大削弱了的新的联盟国家领导人”时，戈尔巴乔夫回答道：“是的，我在此找到了自己新的角色，我将继续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一直坚持到底。”《莫斯科新闻》1991年11月3日第44期，第4页。然而，1991年秋天所发生的这场思想意识革命并没有完全按照戈尔巴乔夫希望的方向发展。戈尔巴乔夫在这几周的所作所为甚至连他的传记作家安德烈·格拉乔夫都感到吃惊，他这样写道：“戈尔巴乔夫犯了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不应该犯的错误，就像一个不可救药的病人不愿相信自己的悲惨结局一样，他竟然自信地将其在国务会议上所取得的无足轻重的战术胜利看成了能取得决定性战略胜利的一大进展，他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他害怕承认，他已经看不到希望了。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贪婪地捕捉着叶利钦的每一句令人鼓舞的话语。直到11月，叶利钦始终积极地参与讨论关于未来联盟的组成问题，每次例会他都会提出对条约文本的修改意见，有一次他竟然说服了那些对未来联盟新名称持怀疑态度的人们，这些人曾嘲笑‘主权国家联盟’（俄语的名称缩写为‘ССГ’）这个名称发音不好听，但叶利钦却说：‘没关系，人们会习惯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莫斯科， 2001，第402页。

新奥加廖沃进程的失败（2）

1991年11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联国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似乎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胜利：大会同意在主权国家联盟内建立统一的军队。叶利钦也在会上指出，俄罗斯支持建立统一的武装力量，任何时候都不会谋求建立自己的军队。当谈到关于外交部的问题时，叶利钦也表示俄罗斯“不急于”在国外建立自己的使馆。11月14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的国务会议上，或许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做了让步，或许是迫于压力，七国首脑定于在年底正式签署关于建立统一联盟国家的协定，这七国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会议期间，几十名来自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在大厅里等候结果，然而与他们见面并发布消息的并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叶利钦。叶利钦说：“现在还很难说有几个国家将加入这个联盟，但我坚信，这个联盟一定会成立的！”纳扎尔巴耶夫也发表讲话支持叶利钦，他说：“哈萨克斯坦一贯主张保留联盟，但不是过去的那种联盟，而是现在存在的独立的、平等的主权国家联盟。”戈尔巴乔夫对这个初步达成的协议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主权国家联盟将有自己的议会、政府、军队，以及最高领导人——总统，总统将由加入联盟的各成员国的公民选举产生。”

戈尔巴乔夫急于巩固所取得的成果，因此他宣布11月25日举行新一轮的国务委员会会议，他希望上述七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在会上草签这份新联盟条约的文本。戈尔巴乔夫甚至在会前就向记者宣布了有关内容。但是他太急于求成了，叶利钦在会上首先发言，他指出，俄罗斯的立场发生了新的变化，目前的联盟条约的草案令其无法接受，因此他现在还不能签署这一条约。舒什克维奇和卡里莫夫表示支持叶利钦，而乌克兰和阿塞拜疆的领导人则根本没有前往新奥加廖沃参加此次会议。怒气冲冲的戈尔巴乔夫愤然离开会场，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场政治闹剧已不可避免，尽管谁都不希望看到它发生，叶利钦和舒什克维奇被指派前来劝说并安抚戈尔巴乔夫。“您瞧，我们是被派来讨好您——我们的沙皇，我们的可汗。”叶利钦走进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时说道。“算了吧，算了吧，我的鲍里斯沙皇鲍里斯是叶利钦的名字。——译者注。”戈尔巴乔夫回敬道。双方最终达成了妥协方案，即把条约草案提交给各国议会进行讨论。戈尔巴乔夫将这一决定通知了聚集在新奥加廖沃的记者们。联盟条约的最后文本刊登在1991年11月27日的《消息报》和《真理报》上。当时俄罗斯和西方观察家的评论都持十分悲观的态度。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也都分别向媒体表示：如果没有乌克兰的加入，新联盟是不可想象和毫无意义的。叶利钦说道：“应该想方设法说服乌克兰签署联盟条约。”其实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有一句补充说明：“如果乌克兰不同意，就应考虑其他出路”，《新时代》1993年第24期，第48页。只不过当时并没有人太在意这句话罢了。

俄罗斯的反共浪潮（1）

正当戈尔巴乔夫忙于寻求联盟条约的折中方案，叶利钦组建新一届的俄联邦政府之时，在俄罗斯媒体和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却开始掀起了一场更加强大的###运动。在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共产党的活动就被停止了。尽管许多宣传共产主义的报纸仍在发行，其中包括《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和《公开性》，但这些报纸对新的权力机关都表现得极为循规蹈矩。1991年9月5日，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将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人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正式宣布了关于解散苏共中央机关和所有党组织机构的决定，他说此举是“考虑到现实情况”。大约17万各级党组织机构的工作人员因此失去了工作，他们需要就业方面的帮助。为了找到新的工作或者办理退休手续，他们必须获得一些必要的材料。为此，建立了由瓦连京·库普佐夫领导的清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古比雪夫大街和老广场分配到了几处办公地点，并将在1991年11月10日之前结束相关工作。早在8月25日，叶利钦已下令将苏共的所有建筑物和资财划归俄联邦国有财产，但是这个命令从法律角度来说还存在漏洞，因为苏共只是被暂时停止了活动，而并未被完全取缔。最终解决苏共的财产问题，还需要通过各级法院的审理来决定。此外，苏共的资产总额非常巨大，根据俄联邦检察院的统计数据，截至1991年8月1日，苏共的财产包括4228栋行政办公大楼、180多个社会政治活动中心、16所社会政治研究院、41所学校、134座宾馆、145个汽车场、840座汽车库、23座疗养院和休养所，还有几千栋郊外的别墅，而苏共在国内各大银行的账户上还有50多亿卢布和大约15亿美元的存款。俄罗斯联邦检察院证明，出自作者本人的档案资料。这其中还不包括苏共所属的医院和诊所，因为在苏共所属的其他大部分建筑和设施被查封之后，这些医院和诊所仍在继续对外开放。正是苏共的财产问题引发了新一轮的###运动浪潮。一些报纸撰文指出，苏共除了这些已知的资金外，还存在庞大的非法财政机构网络和所谓的“小金库”，这其中藏匿着多达几百亿的卢布、巨额外汇、大量黄金和钻石等，所有这些财产都事先被隐藏在苏联境内或是国外。

跳出来公然反对苏共的作家都是些无名之辈。莫斯科的讽刺作家亚历山大·伊万诺夫就曾要求叶利钦揭发那些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有好感的人，并坚决将他们从国家机关中赶走，应该像智利的皮诺切特那样对共产党员斩草除根。他认为，选拔国家公务人员的主要标准应是具有###思想。年青一代的###作家代表列昂尼德·绍罗霍夫曾歇斯底里地叫嚣：“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分清自己人和其他人，即‘我们’和‘他们’。‘我们’是正常的人，是劳动人民；而‘他们’则是共产党员，是寄生虫。没有任何一个公民会热爱这样的当权者，俄罗斯的当权者被人民所憎恶是他们应得的下场。成千上万的人把共产党看成是最凶恶的敌人，是比希特勒还坏的奴役者。那些列宁们，斯大林们，布哈林们，托洛茨基们，佩尔谢们和勃列日涅夫们，他们不是以民族而分的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或者是拉脱维亚人，而都是反民族的共产党人，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俄罗斯的民族智慧，俄罗斯的民族自觉和俄罗斯的道德精神……他们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异教徒，他们是苏维埃垃圾！”1991年9月4日《文学报》。

俄罗斯的反共浪潮（2）

许多学者也不甘示弱，一些人不久前还是积极的苏###员，这其中包括“眼部显微外科”综合科研中心的创立者，也是该中心主任的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他是1957年入党的老党员，也曾是苏联人民代表。《莫斯科新闻》1991年9月29日第39期，第3页。他认为：“从1917年开始，在俄罗斯就建立了一个邪恶帝国，而列宁则是这个帝国的精神化身，列宁的头像被到处摆放、悬挂、绘画、印压和雕塑。国内形成了一种新的宗教，该宗教规范了人际关系的三个基本准则：对上级奉若神明，卑躬屈膝；对同级憎恶猜忌；对下级命令施压。只有做到这三点才可以苟延残喘地活着……人们为偶像修建了一座陵墓，崇拜者们不断前来瞻仰，并发誓永远遵循他的反人类训诫……同时成立了许多进行崇拜领袖仪式的机构，被称为区党委，各个城市还有市党委。人们放弃了劳动与休息，终日被迫为领袖及其学说祈祷，这就是所谓的‘开会’。”《星火》1991年第37期，第4页。这位苏联最著名的眼科学家，曾使成千上万的人重获光明，而他自己却承认，他是在“8月事件”的短短三天时间里看到了光明，也看透了一切。

许多苏###员也公然宣布与苏共决裂，当时曾出现了公开烧毁党证的严重事件。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上一些外国收藏家曾收购这些党证，其价格从一开始的每张100美元跌到后来的10美元。

许多人呼吁对苏共进行类似于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但没有得逞。最后，所有新当选的俄罗斯领导人其实不久前都还是积极的苏###员，他们大都是从党政机关、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或者是从各级党报中走上仕途的。最后人们决定以举行议会听证会的方式来取代法庭审判，听证会的目的在《告俄联邦总统书》中已有明确表述，即“采取措施防止苏共和俄共在俄境内组织强制修改俄宪法、挑起社会和民族纠纷的活动”1991年10月26日《俄罗斯报》。。

议会听证会于10月22日（星期二）在“白宫”举行，听证会由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谢尔盖·菲拉托夫主持。在听证会上第一个做发言的是俄联邦总检察长瓦连京·斯捷潘科夫，然后是俄司法部长尼古拉·费奥多罗夫，接下来安德烈·科济列夫、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尤里·卡里亚金、尼古拉·特拉夫金、格列布·亚库宁也相继发言控诉苏共的罪行，这些人中除了亚库宁以外，其他人不久前还都是积极的苏###员。代表苏共出席听证会的只有瓦连京·库普佐夫，他被允许在会上发言，但总共只给10分钟的时间。许多与会者打算延长听证会的时间。《消息报》曾写道：“显然，在俄议会举行的听证会将是一个漫长而繁琐的过程。因为谁都没有举行类似会议的经验，所以阿法纳西耶夫、特拉夫金和波诺马廖夫强调应研究法律依据和清晰界定听证会最终目标的必要性。”1991年10月24日《消息报》。

然而，此次活动的组织者并不希望让听证会进行得漫长而烦琐，听证会持续了三天之后便宣告结束，会议通过以取缔苏共政党资格为主要内容的告叶利钦书。俄联邦总统没有拖延，他于11月6日，即“十月革命”胜利74周年前夕签署了《关于苏共和俄共活动的命令》，该命令中指出：“……事实上正是苏共的领导层毁灭了这个国家，他们将苏共当成是私人的工具，这些人应为苏联人民被逼入历史的绝路而负责，应为我们国家的分崩离析负责。苏共的活动带有明显的反人民性和反宪法性，并在各民族中挑起宗教的、社会的、民族的纠纷，是对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侵犯。今年8月19～21日发生的违反宪法的叛乱是苏共领导层支持的……显而易见，只要还存在着苏共这一组织，那么类似的叛乱和动荡就无法避免……鉴于俄共并没有按照规定程序进行登记，而苏共的登记工作则是在此前由它直接领导的苏联国家机关完成的，而且是在严重违法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对于俄联邦来说并不具有审判前决定的性质，因此依照俄联邦宪法第7条和第121条第4款的规定，我命令：

俄罗斯的反共浪潮（3）

一、停止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境内的一切活动，解散其一切组织机构；

二、俄联邦国家权力执行机关对俄联邦公民加入苏共和俄共的事实不予追究；

三、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境内的所有资产归为国有财产。”1991年11月9日《俄罗斯报》。

这个命令实质上是对此前所有行动的总结和确认，整个社会对此表现得非常平静，许多人甚至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成千上万的苏###员很快就转向了新制度的一方，法院的审理工作并不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我就更不用列举那些前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们了，他们在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中继续担任着高层领导甚至是最高领导人的职务。《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了一些俄共中央书记的声明，其中写道：“我们有必要做如下说明，俄共中央和俄###员虽然认为此前公布的关于暂停本党活动和没收其财产的命令缺乏充足的理由，但他们还是执行了命令中的要求，并未采取激化危机的行动，更没有为新的反人民的叛乱创造条件……几千万人的命运都与苏共息息相关，他们都是正直的劳动者、精通业务的专家，以及科学、艺术和教育领域的杰出人才和祖国的保卫者。我们认为，蓄意消灭苏共是对民主思想的沉重打击，是对公民权利与自由的侵犯。该命令的出台不仅使刚刚在国内出现的真正民主思想的产生进程受到威胁，而且使公民社会的形成受到威胁。”1991年11月10日《苏维埃俄罗斯报》。

11月22日的《真理报》刊登了六位著名法学家联合撰写的一篇文章，文章从苏联和俄联邦的宪法以及法律的角度评论了叶利钦所签署的命令，这些法学家指出这个命令中有多处法律漏洞，并声称该命令在政治上是无效的。

三家主要的共产党报纸在8月末经过短期停刊后，于1991年秋又恢复了发行。但是原来所有的各州和各地区的党报要么就停办了，要么就是改变了其原有的社会政治观点，这些报纸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也是如此。《共产党员》曾是苏共主要的理论性杂志，后改名为《自由思想》，变成了很受欢迎的杂志；《党的生活》杂志更名为《实业生活》；《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变成了《消息报》，并且成为俄罗斯最积极###、反苏维埃的刊物之一。许多常见的共青团刊物大都没有改变原来的名字。《莫斯科真理报》、《公社》、《新星》，还有《工人道路报》、《旗帜报》等刊物虽然没有更名，但成为宣传###和反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在此，我不想再评论这些出版物的名称或是内容上的改变，因为它们改变的动机各不相同。1990年底，乌克兰决定发行一份党的杂志《阵地》，其宗旨是不仅要与###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作斗争，而且计划制定一条新的、非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路线。该杂志主编曾请求我书面回答他提出的28个问题，我只举出其中的前三个问题，就可见其本质：

1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书作者的名字及父称。——译者注，目前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充满了危机。治病首先要确定其病因，寻找疾病的根源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一些人正在试图证明“十月革命”是产生危机的根源，另一些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就是罪魁祸首。您如何看待造成苏联目前这种状况的原因？

俄罗斯的反共浪潮（4）

2您在自己的书中曾写过许多关于列宁和他在苏联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过去列宁的形象出现在民间木版画上，并被称为“善良的列宁爷爷”，而现在却走了另一个极端，目前一些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极力将其描绘成嗜血成性的暴君。您是否有意写本新书，客观地反映列宁的一生？

不久前您还被认为是###者，而现在您却成了苏共中央委员；过去曾经反对过您的人现在却站在与共产党对立的阵营中。您不觉得这种现象很奇怪吗？

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来回答这次书面采访，直到1991年6月中旬我才将材料寄给了编辑部。但是到了秋天我收到的并不是载有我文章的杂志，而是主编寄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您好，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我们从哈尔科夫向您表示问候，并通知您一个悲惨的消息——我们的杂志《阵地》今后将不复存在了。与其他许多出版物一样，它也成了‘8月事件’的牺牲品。杂志社的财产被没收，尽管我们一再解释说杂志及其员工没有任何过错，也没有任何企图，但于事无补，现在剩下的只有杂志曾经的读者对《阵地》留下的美好记忆了……最后还要告诉您，我们不得不接受了出版一本全新杂志的建议，这样才使杂志社的骨干得以保存下来，新杂志称为《股票业》，就像您理解的那样，它与《阵地》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了。”

出版界的###宣传在1992～1993年期间一直在持续进行，但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变化，激情被事实所取代，尽管其中许多事例都是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抽取出来的。事情是这样的：在没收苏共财产的过程中，党和国家的重要档案资料，其中包括最为机密的材料都落入了苏共的反对派手中。结果这些档案和资料开始陆续曝光，使得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执政时期，甚至苏维埃政权早期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件都大白于天下，这其中包括“红色”恐怖行动，它被认为是针对“白色”恐怖暴行采取的反击行动，还包括许多不正确的迫害活动，其目的是为了消灭那些现有的和潜在的反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敌人。过去在白俄（指“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的俄罗斯人）和###者的刊物中曾有过对这些事件的描写，但苏联的报刊和历史学家都对此予以否认，声称这是那些反苏维埃言论的“推测”和“诬蔑”，而现在这些文件证明了这是事实。如果苏维埃政权早期所有的坏事都是以国内战争为背景而描述的，那么现在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国内战争产生及其久拖不决的原因。这种状况不仅彻底改变了###宣传的性质，而且改变了其宣传的方式，我对此不再做深入的评论。后来，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共同组建了一个新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左派政党，这个党就是“劳动人民社会党”，1991年10月召开了该党的成立大会。我们党在1992～1993年间的工作卓有成效，还参加了俄共的重建工作并帮助该党举行了重建大会。但是，我们已不再是俄共的盟友或伙伴了。

苏维埃联盟最后的日子（1）

〖1〗新奥加廖沃进程的终结1991年11月末，新奥加廖沃进程陷入绝境，没有人再建议或讨论任何新的联盟条约的草案。苏共是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的承重结构，苏共覆灭之后，苏联许多主要的支柱机构也从9月和10月起开始相继崩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原有的形式被打破，其所有的军职部分已划归国防部管辖。边防部队被分离出来，成立了独立的联邦边防军，对外情报局和政府通信局也分别暂时独立出来，保卫局表面上是归苏联总统直接管辖，但实际上该局的各个分队则是由俄联邦总统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总统直接指挥。依靠克格勃在各地分部的力量，俄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了巩固。过去在俄罗斯根本没有像国防部这样的部门，而现在俄政府逐渐建立起了真正的强力机构。苏联克格勃中年龄较大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许多将军都被解职或是退休，而到了11月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改名为跨共和国安全局，不久后又改组为联邦安全局，由少将维克托·伊万年科领导，属于俄联邦的部级单位。著名的克格勃第五局曾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现已被完全取缔。根据瓦季姆·巴卡金提供的数据，1991年初苏联克格勃的编制共有513万人，而到了年底只剩下14万人，有大约400 个将军职位被取消。到了1991年11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能直接指挥的部门只剩下他的私人卫队、部分克里姆林宫卫队和著名的“阿尔法”特种活动小组。

1991年秋，俄联邦最高法院和检察院的各级机关都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与此相反，苏维埃最高法院和总检察院的相关部门却纷纷解体。当时曾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1991年11月4日，苏联检察院国家安全法执行监督局局长维克托·伊柳欣对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出刑事起诉，控告其犯有叛国罪。第二天，伊柳欣按照惯例将上诉材料的副本交给克格勃进行调查，而将另一副本交给了《真理报》。1991年11月12日《真理报》。 11月6日，苏联总检察长特鲁宾下令将伊柳欣开除出检察系统，这一决定得到了跨共和国安全委员会领导人巴卡金的公开支持。但是没过多久，整个苏联总检察院也不复存在了。

1991年11月，叶利钦接连批准和签署了将原苏联各级部门改组为俄联邦机构的命令。例如，叶利钦于11月21日签署了《关于俄联邦总统管辖的国家民防事务、紧急情况和消除自然灾害委员会的命令》和《关于建立俄罗斯科研中心“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命令》。所有这些命令都不是指建立全新的机构，而是现有的机构和组织的隶属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同样的例子还有叶利钦签署的第228号令，是有关重建俄罗斯科学院，使其成为俄罗斯最高科学机构的命令。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的科研机构过去曾是苏联科学院的组成部分，现在已属于这两个国家。

苏联解体过程不可避免地涉及各级军事机构。将军们和各级军官为此忧心忡忡，然而他们自己及其管辖部队的命运都掌握在那些政客们的手中。当然最棘手的问题要数对国家的军队和军事机构的财政拨款问题。11月15日叶利钦签署了一项命令，宣布停止对苏联各部委的财政拨款。苏联各部委余下的工作人员可以继续在他们的办公楼里工作，但要受俄罗斯执行权力机构的监督。现在苏联各部委面临着要么自动解散，要么划归为俄罗斯各部委的命运。地方上缴的税收不再纳入苏联国库，绝大部分都被俄罗斯国库据为己有。俄罗斯领导人还试图掌控苏联国家银行及其所属部门的活动，俄政府还宣布将在最近几周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和放开价格。显而易见，在统一的金融财政制度下，这种改革必将导致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但是“白宫”对此漠不关心。商店几乎没有任何商品，而冬天又将马上来临，对于俄罗斯和苏联各民族人民来说，这一年的冬天可以说是自卫国战争以来最艰难的一个冬天了。

苏维埃联盟最后的日子（2）

1991年11月末及12月初，戈尔巴乔夫仍然在克里姆林宫里办公，他不断地召集自己的助手和顾问开会，与各加盟共和国和西方国家的领导人通电话，接待国外的来宾和记者的采访。但是，苏联总统的权力范围只能局限在克里姆林宫的几栋大楼里了。在此期间，戈尔巴乔夫去了一趟离自己办公室不远的党和国家特别档案馆，那里保存有政治局最重要、最机密的材料，戈尔巴乔夫命令将该档案馆的绝大部分资料用军用卡车运送到总参谋部。戈尔巴乔夫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透露，许多西方国家领导人，还有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不仅向他表示了对苏联命运及对其本人前途的担忧，而且还许诺将提供物质和财政上的帮助。然而这些都只是空头支票。1991年11月初，戈尔巴乔夫曾给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发过一封急电：“亲爱的约翰！您是‘七国集团’的协调人，我向您请求紧急的财政援助。尽管我们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但是国家外汇状况仍面临崩溃的威胁。截至11月中旬，苏联为偿还外债所缺的外汇资金达到了32亿美元，而到今年年底有可能达到36亿美元。10月26～27日在莫斯科我们已将所有必要的核算提交给‘七国集团’的专家。约翰，为避免事态恶化，我请求您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资助我们15亿美元的灵活资金，其中的3.2亿美元希望在11月中旬以前提供给我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91年11月2日。”切尔尼亚耶夫：《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莫斯科 ，1993，第499页。然而，约翰·梅杰根本没有答复这封充满绝望之情的来信。

决定乌克兰未来命运的全民公决于1991年12月1日举行。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已经通过了关于宣布乌克兰独立的决定，现在将这个问题交给全体公民来决定。戈尔巴乔夫十分清楚乌克兰全民公决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因此在全民公决的当天和前一天，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多家乌克兰媒体的电视采访，采访中他提到了自己的乌克兰和俄罗斯血统，并竭力说服乌克兰人民留在苏维埃联盟。这些采访在苏联各地电视台进行了转播，戈尔巴乔夫的前助手格拉乔夫曾评价说：“唉，这次讲话的效果远没有在福罗斯发表的《告苏联全体公民书》的效果好。”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莫斯科，2001，第408页。

乌克兰全民公决的结果使许多人感到震惊，也使戈尔巴乔夫陷入了绝望。在参加投票的公民中有9032%，即28804071人投票赞成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关于宣布乌克兰独立的决定。俄罗斯随即承认了乌克兰的独立，12月5日，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时说，没有乌克兰的加入，联盟条约便失去了意义。叶利钦同时告知戈尔巴乔夫，他将于12月7～8日在明斯克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举行会晤，但并没有说明此次会晤的议事日程，他这样做的目的也许是怕遇到阻挠，也许是有意为之。当时此次会晤的最终议事日程还没有制定，谁都不清楚克拉夫丘克将在会晤中提出哪些意见与建议，当时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了。乌克兰担心俄罗斯会提出领土方面的要求，特别是克里木的领土问题。而白俄罗斯领导人舒什克维奇只希望讨论俄罗斯取消价格限制将给白俄罗斯带来的经济问题，因为舒什克维奇并不是国家总统，他的权限也比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小得多。关于12月5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这次会晤，两人都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过，但内容却大相径庭。苏联总统的办公室曾就此次会晤发布了简短的公报，公报中写道：“两位总统一致强调，没有乌克兰的加入，未来的联盟将不予考虑……鲍里斯·叶利钦说，希望在明斯克的会晤中与乌克兰领导人达成相互理解，他还将与白俄罗斯的领导人签署双边协议……苏联总统则强调指出，联盟条约是唯一的选择。他强调说：‘我坚信，只有在主权国家联盟范围内我们才能共同顺利前进。我已经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就此达成了共识。’”1991年12月7日《俄罗斯报》。而实际上，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叶利钦在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时通常保持沉默，而私下里他总是愤愤地说，苏联总统根本不适应新的局势，缺乏现实意识。戈尔巴乔夫极力拥护的“独立国家联盟”(СНГ)的主张，被叶利钦称为“拯救戈尔巴乔夫的联盟”。弗·巴·伊萨科夫：《肢解》，莫斯科，1998，第84页。

苏维埃联盟最后的日子（3）

维斯库利景区别洛韦日密林 1991年12月7～8日

关于别洛韦日三国领导人的会晤已有大量文学描述，所有与会者都对这两天在白俄罗斯所发生的事件都进行了描绘。我们从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描写这一事件的章节题目中就能看出他的态度：“背信弃义”和“苏联与俄罗斯的黑暗日子”。而叶利钦在回忆录中将这一章节简单地称之为“别洛韦日密林”。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莫斯科，1995，第595～601页；叶利钦：《总统手记》，莫斯科，1994，第143～153页。克拉夫丘克则自豪地称自己为苏联和联盟条约的主要反对者，他回忆道：“叶利钦将条约的文本摆在桌子上，并向我转达了戈尔巴乔夫的问题：‘这个文件您签不签，如果不行，那么经过修改后您是否能签？’然后叶利钦又对我说，只有我签了之后他才签。这样一来，这个条约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乌克兰了。我的回答是：‘不签。’于是大家提出准备起草新条约的问题，专家们为此连夜工作。结果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和协商，这份新条约很快就被签署了。可见，只要没有被称作‘中心人物’的愚蠢者，一切事情都会迎刃而解。”弗·巴·伊萨科夫：《肢解》，莫斯科，1998，第87～89页。白俄罗斯领导人舒什克维奇承认自己不是新条约的倡导者，他回忆说：“我建议拟定一份三方公报送交戈尔巴乔夫审批。最初的条约文本要比最终在维斯库利签署的条约温和得多。为什么要选择维斯库利官邸作为会议地点呢？因为它是专为高级领导修建的官邸，配有特殊的通讯设备，旁边则是一个空军基地，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来。应该给我们的政府予以应有的评价，因为所有准备工作都是按照最高级别进行的。我尽量使自己看起来像是这里的主人，是我将大家请来的……”弗·巴·伊萨科夫：《肢解》，莫斯科，1998，第87～89页。

到白俄罗斯参加会议的俄罗斯代表团，除了叶利钦之外，还有根纳季·布尔布利斯、谢尔盖·沙赫赖、叶戈尔·盖达尔、安德烈·科济列夫，以及叶利钦的助手维克托·伊柳申。白俄罗斯总理维亚切斯拉夫·克比奇和乌克兰总理弗拉基米尔·福金也出席了会议。三方都派了记者到会，但人数不多，关于会谈细节他们知道得要比其他人晚，而且他们又没有与自己的编辑部的联系方式。舒什克维奇和克拉夫丘克的护卫不多，但叶利钦却随身带了由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领导的二十多名警卫。会谈是在这个森林自然保护区的主狩猎大厅中举行，大厅旁边坐落着休息室、桑拿室、狩猎小屋和服务区，与会者中只有克拉夫丘克和福金去林中打过猎。在12月7日下午的会谈中，三方领导人就所有的原则性问题达成了一致，而最终的正式文本交由工作小组连夜起草。法学家沙赫赖对文本字斟句酌，而盖达尔则负责抄写，因为他的字写得最漂亮。三国的总统和总理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桑拿室度过的，就像舒什克维奇回忆的那样：“我们六人将任务布置给工作小组后，便来到了桑拿室，桑拿室中不止我们六人，还有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指叶利钦）的几名警卫，但谈话是在我们六人之间进行的。虽然第二天早晨将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但是似乎除了布尔布利斯之外，在每个人的脸上都看不到一丝庄严的神情……”弗·巴·伊萨科夫：《肢解》，莫斯科，1998，第89页。当领导人们在桑拿室蒸浴的时候，工作小组已经完成了文件的起草任务。据后来谢尔盖·沙赫赖回忆说：“当时已是深夜了，科济列夫打算将写好的文本塞到打字员房间的门下，但他放错了房间。于是第二天早晨大家不得不手忙脚乱地寻找文件，然后再打印出来，乌克兰代表团也过来帮助我们。我们将条约打印出来，然后送到大厅，由领导人们进行修改，返回来再重新打印，然后制作副本，我们就是以这样的速度工作，新条约终于在一天之内诞生了。”1996年12月10日《独立报》。条约中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地缘政治的现实已不复存在”的说法是由布尔布利斯想出来的，而克拉夫丘克提出了“Содружество”（联合体）这个概念，因为他不希望在字面上再看到“Союз”（联盟）这个词。条约文本共两页，序文中写道：“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于1922年签署了联盟条约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员国，以下称为‘最高缔约方’，在此我们郑重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的现实已不复存在”。条约的第一条规定：“最高缔约方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СНГ，简称‘独联体’）。”第二条中写道：“从该条约签订之日起，在签署国境内不允许实行第三国的准则，包括前苏联的一切准则。”条约的第十四条还规定：“明斯克市是独联体协调机构的常设地，前苏联机构的所有活动在独联体成员国境内一律被禁止。”条约签署人为：白俄罗斯代表舒什克维奇和克比奇、俄罗斯代表叶利钦和布尔布利斯、乌克兰代表克拉夫丘克和福金。《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通报》1991年第51期，第1798页。

苏维埃联盟最后的日子（4）

在离开维斯库利之前，与会者将苏联解体和独联体成立的消息首先通知了美国总统布什，然后才通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这个顺序并不是在事前计划好的，因为当时舒什克维奇通过专线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但拨了很久都没有接通，而科济列夫则通过普通国际长途电话与美国联系，美国总统办公室的人刚开始没有马上明白对方说的是什么意思。除了这个最主要的条约之外，三国领导人还就较具体的问题签署了两项声明，他们还达成了一些口头协议，其中包括关于对戈尔巴乔夫未来的命运，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甚至比讨论独联体国防纲要的时间还要长。

“别洛韦日协议”签署后的最初日子

12月8日深夜至9日凌晨，戈尔巴乔夫不停地与自己的助手和顾问通电话，然后他吩咐将叶利钦、舒什克维奇和克拉夫丘克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来。最后只有叶利钦于中午12点在忠实的科尔扎科夫的陪同下来到克里姆林宫。整个克里姆林宫及其各个入口都已由俄联邦总统警卫局控制，只有通往三楼的入口一直仍由戈尔巴乔夫的铁杆护卫把守着。纳扎尔巴耶夫在叶利钦之前来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他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戈尔巴乔夫。会见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戈尔巴乔夫当天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他不同意成立独联体的条约，他认为该条约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法律角度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他在声明中指出：“擅自宣布苏联的灭亡是不可容忍的，苏联的命运不应由这三个国家领导人的意志所决定，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宪法途径并依照各族人民的意愿，由所有主权国家来决定。条约中宣布禁止执行苏联的法律准则是不合法的，也是极其危险的，这只会加剧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1991年12月10日《俄罗斯报》。

俄罗斯领导人中只有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反对“别洛韦日协议”，他是12月9日才得知这一消息的。鲁茨科伊于9日上午来到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他称签署条约是对国家的犯罪行为，并建议立即逮捕“为讨好美国而签署这个耻辱条约的三个醉鬼”。鲁茨科伊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写道：“听了我的话，戈尔巴乔夫的脸色变得很苍白。我们匆匆交谈了一会儿，在与我告别的时候，他劝我不要发火，并对我说，一切没有像我想象得那么可怕，事态还是可以扭转的。”弗·巴·伊萨科夫：《肢解》，莫斯科，1998，第96页。然而，鲁茨科伊还是准备了一份措辞极为严厉的个人声明，并开始与叶利钦彻底决裂。在朋友们的劝阻下，鲁茨科伊没有将这份声明在媒体上全文发表，只在报纸上刊登了其中的寥寥数语，例如“别洛韦日协议”“不可容忍的仓促性”，“苏联的解体将导致俄罗斯的解体”等。鲁茨科伊当时是俄罗斯副总统，如果发生某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他有登上总统宝座的机会。法国《巴黎竞赛》周刊的一名记者在12月中旬采访鲁茨科伊时问到过这个问题，鲁茨科伊表现得十分惊讶：“愿上帝保佑总统别发生什么意外，我可害怕失去他，我非常敬重他，他是一个坦率而高尚的人。当我们一起参加竞选的时候，我曾向他发过誓，永远追随他，我不会食言。至于谈到让我领导反对派的问题，只要叶利钦还是俄罗斯的总统，那么这件事就绝对没有可能。我才44岁，上帝保佑，我还有时间领导这个国家，目前我只能与叶利钦战斗在一起，以积累更多的经验。”《国外》1992年第2期，第7～8页。

苏维埃联盟最后的日子（5）

12月10日和11日，戈尔巴乔夫发表了几个谴责“别洛韦日协议”的声明，并在11日晚上接受了《独立报》主编维塔利·特列季亚科夫的专访，这次采访涉及内容广泛，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却显得含糊不清。采访的题目包括：在目前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作为总统应采取哪些措施？戈尔巴乔夫如何理解新的条件下的民族政策？他是否同意担任“独联体名誉总统”？戈尔巴乔夫近期将进行哪些具体活动？戈尔巴乔夫在采访中谈到了举行苏联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可能性，谈到了全民公决问题，也谈到了他准备为独联体的某些制度服务，而不想成为“退职将军”。旧俄时富商家喜庆时请他们出席，以装门面。——译者注下面摘引其中的几句：“我和叶利钦只是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如果我发现我所做的事情与我的信念相矛盾，那么我会重新考虑自己的行为”，“如果事情的进程超出原来的联盟条约的范围，那么我不可能在其他体制中承担政治责任，我只在现实的体制中负责。我们面临着我们历史上非常困难的时期……如果我们希望选择‘烟囱上摘云彩’的模式，那么我是不会爬这些烟囱，让其他人去爬好了”。1991年12月14日《独立报》。

无论是在莫斯科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首都，还是在苏联一些大城市，人们对苏联解体的消息竟然表现得十分平静，这大大出乎西方和本国观察家的预料。一些普通百姓和许多政治圈中的人甚至感到了一丝轻松，不会有人再对苏联政权抱有希望，苏联的解体和戈尔巴乔夫的倒台甚至没有引起任何同情。正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位反对派领袖瓦西里·利皮茨基所写的：“苏联解体的过程出乎意料的平静，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抗。各加盟共和国被出其不意地据为己有了，在俄罗斯的反对派内却出现了分歧和动摇。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如此剧烈的转变（一个超级大国的灭亡）竟然轻而易举地实现了，这就使那些策划者们觊觎着今后更加胆大妄为的行动，而下一次的分歧点就是盖达尔的经济改革。”1993年8月12日《独立报》。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在1991年的12月10日批准了“别洛韦日协议”，共有367名代表参加投票。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在乌克兰不太受欢迎，他的讲话甚至没有赢得掌声，即便如此，仍有288位代表投了赞成票，10人投了反对票，7人弃权，另有62名代表没有参加这次的记名投票。同一天，“别洛韦日协议”在白俄罗斯也被批准通过，有263名代表投票赞成，2人弃权，另有27名代表虽然到会，但没参加投票，只有一名代表投了反对票，他就是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于12月12日开会讨论“别洛韦日协议”，叶利钦就在白俄罗斯召开的三国领导人会晤上作了简短的报告，他的报告赢得了代表们的掌声。大会辩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当时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还有共产党议员团，但他们中却没有任何代表发言，而谢尔盖·巴布林则代表俄罗斯全民协会发言反对批准该条约。他义正词严地指出，在俄联邦只有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通过这样的宪法文件。巴布林还十分肯定地指出，现在是1991年，不应将1922年的联盟条约当成现行文件援引，目前国家实行的是1977年宪法，而明斯克条约是对宪法的肆意践踏，甚至是全盘否定。巴布林最后说：“‘俄罗斯全民协会’和‘俄罗斯议员团’欢迎将无能的中央政权从政治舞台上赶走，我们始终赞成重建一个统一的联盟制国家，其基础应该是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及哈萨克斯坦组成的坚实联盟。”谢尔盖·巴布林：《祖国的变革》，莫斯科，1995，第49页。“别洛韦日协议”最终还是在俄联邦获得通过，188名代表投票赞成，7 人弃权，62名代表没有投票，有6人投了反对票，他们是巴布林、伊萨科夫、康斯坦丁诺夫、雷索夫、波洛兹科夫和巴甫洛夫。

苏维埃联盟最后的日子（6）

当“别洛韦日协议”在基辅、明斯克和莫斯科先后获得批准之后，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几家媒体的采访，从他的话语中流露出忐忑不安的心情和前后矛盾的立场：“一些法西斯独裁者将篡夺政权……”，“我认为国家观念是目前的主要问题”，“我不认为，在白俄罗斯签署的条约具备实行的机制”；“我们苏联来到这个世界已经60～70年了，它不应该毁在我们的手里”，“俄罗斯领导人利用了乌克兰”，“我早预料到会这样”，“只有当联盟条约彻底完结时我才辞职”，等等。戈尔巴乔夫每天仍然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上班，他与几乎所有的西方领导人通电话，阐述自己的立场和见解。在这期间，戈尔巴乔夫还签署了多项命令，包括关于授予苏联勋章和奖章的命令、对苏联国务院决议的补充和修改命令等。1991年12月11日，戈尔巴乔夫下令为1991年在科学、文学、艺术和建筑领域取得突出成就者颁发苏联国家奖。获奖人数众多，其中有作家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和布拉特·奥库贾瓦。然而由谁来出面，又如何授予这些奖项呢？12月13日，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部下达了一系列的任免和调动命令，当时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已任外交部长一个多月，戈尔巴乔夫已不能与潘金共事，叶利钦对谢瓦尔德纳泽的任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又下令对军队机关进行了一系列的任免及调动，他还确定了苏联军人的入伍誓词。12月20日，又有一大批演员被授予“苏联人民演员”的称号。仅在12月21日这一天，戈尔巴乔夫就签署了28项命令，其中大部分是授奖命令，也就是在这一天，戈尔巴乔夫终于明白，其实是有人使他明白，是他该离开的时候了。在与法国总统密特朗通电话时，戈尔巴乔夫说，最近几天他将宣布自己辞职的声明。

独联体第二次诞生

独立国家联合体的第一次诞生是在维斯库利的别洛韦日密林中。几天之后，即12月11日，亚美尼亚宣布加入该组织，摩尔多瓦于12月12日宣布加入。12月12日，中亚各国和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聚集在阿什哈巴德，他们对三国事先未与他们进行任何协商就签署“别洛韦日协议”气愤不已，然而他们已经别无选择，12日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与其他国家一样成为独联体平等的成员国。随后，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也宣布加入独联体。如此一来，关于成立独联体的条约应重新起草，不是以三国的名义，而是以12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名义共同起草。12月11～20日，在莫斯科和其他国家的首都人们就此问题进行了紧急磋商。戈尔巴乔夫没有被邀请参加协商，但是他自己提出了多项建议，并发给了在阿拉木图参加谈论条约内容的人。他在建议中提到，应该确定从苏联到独联体的过渡时期，在苏联这样一个复杂的体系中，各个国家的独立不能操之过急，一蹴而就，否则就会陷入可怕的危险之中。戈尔巴乔夫在建议中还列举出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各共和国“分割”的机构，为了保证这些机构的正常运行，应保留一些领导机构或者是协调机关。最棘手的问题是关于苏联军队的命运及其战略组成问题。当然，戈尔巴乔夫的这些想法无可指责，戈尔巴乔夫最后还提出，在这些跨国间的机构中他可以找到一席之地，发挥自己的余热。1991年12月17日，苏联总统顾问和新闻秘书安德烈·格拉乔夫在记者会上说，戈尔巴乔夫自我感觉很好，他处在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状态中，并就“过渡期”的问题做了大量工作。“戈尔巴乔夫关心的是从苏联到独联体的转变进程应在民主的框架内合法、公开地进行。”格拉乔夫指出：“我没有感觉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已经结束，他是一个注重过程而不是具体职位的人，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要谈论属于他的时代。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考虑辞职问题。”1991年12月18日《消息报》。

苏维埃联盟最后的日子（7）

与此同时，叶利钦正加大力度继续捣毁苏联残余的政治和经济机构，以迫使戈尔巴乔夫辞职。戈尔巴乔夫当时提出应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苏联解体的决议，至少也应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作为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我们的权力能被保留下来，因此我们经常聚集在最高苏维埃进行一些非正式的协商和座谈。然而根据叶利钦的建议，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决定从苏联最高苏维埃中召回俄罗斯的代表，这就剥夺了我们参加总结会议的机会。12月19日，叶利钦决定终止苏联外交部的活动，第二天，苏联国家银行被撤销，改称俄罗斯银行。早在12月14日或15日，叶利钦就已通知戈尔巴乔夫，俄联邦总统办公厅和总统本人将在克里姆林宫里工作，戈尔巴乔夫应尽早离开克里姆林宫，这是对戈尔巴乔夫的最后通牒。叶利钦后来解释自己的这一决定时写道：“我的决定带有原则性和战略性。克里姆林宫不仅是建筑艺术的瑰宝，而且是最重要的国家设施，这里配备了国家的国防体系和指挥行动系统，从全世界各地发来的密码电报都汇集到这里，这里装有最精密的安全体系。克里姆林宫是国家的象征。毫不客气地说，从克里姆林宫驱逐一个人至少需要一个新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克里姆林宫是国家政策稳定性、长期性和坚固性的象征。在我进入克里姆林宫前一周就通知了戈尔巴乔夫及其总统办公厅，而且所给的准备期限十分宽裕。”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莫斯科，1994，第162页。

戈尔巴乔夫非常沉痛地接受了叶利钦入主克里姆林宫的决定，他的一位亲信建议他可以离开克里姆林宫，但不能辞去苏联总统的职位。世界上有流亡政府，也有流亡的君主和总统，苏联总统同样可以存在，只是手中已没有任何实权罢了。戈尔巴乔夫没有接受这样的建议，他一直在等待来自阿拉木图的消息，12月20日晚上，11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聚集在那里进行紧急磋商，只有格鲁吉亚总统没有到会，因为这个国家发生了内战，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总统被反对派领导的武装力量包围在第比利斯政府大厦的总统办公室中。

12月21日，新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在阿拉木图诞生了，这是由11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合体。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签署了《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和终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言》，阿塞拜疆总统穆塔利博夫、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亚美尼亚总统彼得罗相、塔吉克斯坦总统纳比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摩尔多瓦总统斯涅古尔和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也在文件上先后签字。此外，11国的领导人还签署了其他几项决议和议定书，其中包括对戈尔巴乔夫的专项决定。独联体成员国的领导人在决定中通知戈尔巴乔夫，苏联的总统制已经结束，他们对戈尔巴乔夫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此外，决定中还为戈尔巴乔夫规定了终身的养老金，为他本人及其家人提供终身医疗服务，并为其配备20名警卫和两辆专车——“吉尔-115”和“嘎斯-31”。独联体国家领导人“下达命令，由俄联邦政府负责解决上述所有问题”。

苏维埃联盟最后的日子（8）

戈尔巴乔夫下台

阿拉木图决议是在12月21下午报告给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当天开始准备辞职声明，但他并没有急于公布，因为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单独和叶利钦商讨，因此戈尔巴乔夫等着叶利钦从哈萨克斯坦的归来。两人之间的最后一次单独会见安排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持续了10个小时。许多问题都有了最终的答案，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安排，前总统的个人安排和养老金问题，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和办公人员的安排问题等。12月25日晚7点，戈尔巴乔夫签署了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的命令，随后他邀请摄像人员和新闻记者来到自己的办公室进行电视直播，前苏联的几家电视台和世界上153个国家的电视台都转播了辞职声明的内容。戈尔巴乔夫的最后一次发言并没有包含深刻而有意义的思想内容，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伤心，他表示没有完成自己应负的使命，但又称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他最后说道：“我是带着一颗不安的心离开的。”电视讲话之后，戈尔巴乔夫又回答了记者们的几个问题，然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准备将核密码移交给叶利钦。然而与戈尔巴乔夫见面的却是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叶利钦由于不满戈尔巴乔夫最后讲话的内容而拒绝在前总统的办公室中接受核密码，他建议在克里姆林宫的另外一个地方进行交接仪式。但是戈尔巴乔夫拒绝了叶利钦的建议，他在没有任何电视摄像的情况下将两名上校交给沙波什尼科夫指挥，这两人时时刻刻都跟随在国家元首身边，是专门保护“核密码箱”的。戈尔巴乔夫最后的告别晚宴是在克里姆林宫的核桃厅中进行的，只有他身边最亲近的五个人参加。在这最后的时刻，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的电话竟然没有响一声，没有任何人表示支持与同情。

在戈尔巴乔夫做电视讲话的时候，克里姆林宫总统府圆屋顶上红色的苏联国旗被降了下来，升上了俄罗斯的三色旗。没有任何人来送行，戈尔巴乔夫孤独地回到自己的别墅，而几天之后戈尔巴乔夫连这个地方也不得不离开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此正式宣告结束。

12月25日晚，美国总统布什正式宣布，美国承认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独立地位。12月27日早晨，叶利钦搬进克里姆林宫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中。1991年12月30日，独联体成员国的领导人再次会集明斯克，以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战略性核导弹的问题。俄罗斯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当独联体各国的领导人有意冷落戈尔巴乔夫的时候，西方国家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却纷纷发来电报，并发表纪念戈尔巴乔夫的专题文章。“他复兴了苏联外交”，“他将国家从持续70年的停滞和压迫中解救出来”，“他为德国的统一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没有几个人可以改变历史，而戈尔巴乔夫却做到了”，“我认为他是近百年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他是将自由还给了东欧各国的伟人”，“他以和平方式将自由赋予了苏联各族人民”，“他是位勇敢的领导人，他将永载史册”，“他最终将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这些都是各国领导人来信中的只言片语，其中包括科尔、撒切尔夫人、梅杰、里根、梅内姆、密特朗、瓦尔德海姆等等。而中国的新华社则刊登了一篇谴责戈尔巴乔夫及其“新思维”的声明，文中指出正是新思维导致了苏联的“政治###、民族内讧和经济危机”。西方许多著名报纸和杂志的评论也极具批判性：“戈尔巴乔夫是个彻底失败的改革家”，“他使许多企业对所谓的‘改革’充满希望，然而却以破产告终”，“戈尔巴乔夫极不光彩地离开了”，“他不是称职的领导人，他断送了现有的国家制度，却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替代”，“他走完了通向意外的天堂之路”，这些只是援引西方广播和报纸上的一小部分评论。1991年12月，一些俄罗斯和西方的观察家就戈尔巴乔夫的历史作用问题作了更深刻而全面的评价，其中阿尔贝特·普卢特尼克在《消息报》上撰文指出：“对历史而言，改革的总设计师以何种理由进行改革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改革的成果如何。那么苏联改革的成果是什么呢？这就是强大帝国的覆灭、共产主义神话的破灭，以及阻碍经济和意识形态发展的苏联极权制度的结束……戈尔巴乔夫自负地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思想的鼓动者和宣传者，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忠实拥护者，但正是他一步步地将由斯大林主义构筑的坚实堡垒、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制度彻底摧毁了……他的出现比他的离去意义更为深远。”1991年12月24日《消息报》。时任布什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考克罗夫特也在自己的政治日记中写道：“一切就这样结束了，我确实没有想到我会亲眼看到这一切的发生。这使我感到震惊，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戈尔巴乔夫所有光环的背后隐藏着一?致命的不足，他没有能力采取强硬果断的措施并将其付诸行动，他是拖延时间、看风使舵的高手。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他曾不止一次地遭受攻击、面临绝境，但他都予以了巧妙而有力的回击。然而，当需要制定和巩固强硬的经济改革方针的时候，他却像哈姆雷特一样选择了逃避。我把这种摇摆不定的趋势称作是缺陷，而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嘉奖。”《人物》，《独立报》1998年第20期，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