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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 内容简介

- 媒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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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评：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 清华园内丰富的学生生活（1）

- 清华园内丰富的学生生活（2）

- 清华园内丰富的学生生活（3）

- 清华园内丰富的学生生活（4）

- 清华园内丰富的学生生活（5）

- 五四——吕端大事不糊涂（1）

- 五四——吕端大事不糊涂（2）

- 五四——吕端大事不糊涂（3）

- 为父母作出“大牺牲”——结婚（1）

- 为父母作出“大牺牲”——结婚（2）

- 美利坚非我能久留之地也（1）

- 美利坚非我能久留之地也（2）

- 美利坚非我能久留之地也（3）

- 美利坚非我能久留之地也（4）

- 美利坚非我能久留之地也（5）

- 西窗剪烛，杯酒论文（1）

- 西窗剪烛，杯酒论文（2）

- 主义之鼓吹，笔之于文，吾所能也（1）

- 主义之鼓吹，笔之于文，吾所能也（2）

- 主义之鼓吹，笔之于文，吾所能也（2）

- “何妨一下楼”先生（1）

- “何妨一下楼”先生（2）

- 春城第一年（1）

- 春城第一年（2）

- 春城第一年（3）

- 春城第一年（4）

- 春城第一年（5）

- 春城第一年（6）

- 春城第一年（7）

- 一部书花了十年左右光阴（1）

- 一部书花了十年左右光阴（2）

- 一部书花了十年左右光阴（3）

- 一部书花了十年左右光阴（4）

- 一部书花了十年左右光阴（5）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闻立雕 闻立雕，闻一多次子，现名韦英，湖北浠水人，1928年出生，1948年参加革命，先后在陕西、新疆、北京工作，1989年离休。他曾任西北团校党史教研室副主任、中共陕西省委讲师团教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副处长、中宣部宣传局副局级调研员等职务。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本书是闻一多先生次子闻立雕著述的闻一多传，文笔生动，图文并茂。书中所用资料一部分取材于闻一多先生的书信、文章、论著以及有据可查的他人文字材料；另一部分是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回忆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同时书中配有近150幅珍贵老照片，生动地展现出闻一多先生传奇的一生。

本书不仅写出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而且也表现出作为父亲的闻一多。闻一多是享誉海内外的名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革命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无私无畏，面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也绝不屈服；同时他也是一个普通人，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七情六欲。作者实事求是地写出自己的父亲，有助于读者更全面、深入认识和了解闻一多。

媒体评论

媒体评论“文章未尽才”……一闻一多先生的才干朱尽，实在是一件千古恨事。他假如不遭暗害，对于民主运动不用说还可以作更大的努力，就在学问研究上也必然会有更大贡献的。

——郭沫若

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

——朱自清

他是一团白热的火焰，他是一束敏感的神经！……曾经是民主个人主义者而首先是个爱国者的闻一多先生，一旦找到了和广大人民相结合才能救国的真理，他就昂首挺胸凛然不屈地迎着“黑暗的淫威”走去，他给我们留下了他的最完美最伟大的诗篇。

——冰心

英灵永在，教泽长春。

——顾毓琇

他是个铁骨铮铮，有骨气的中国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光明磊落、刚正不阿、不畏强暴、正直无私的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正义感的崇高形象。

——费孝通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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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年轻人，火热的心！

清华园内丰富的学生生活

五四——吕端大事不糊涂

为父母作出“大牺牲”——结婚

第二章　海外留学赤子心

美利坚非我能久留之地也

西窗剪烛，杯酒论文

主义之鼓吹，笔之于文，吾所能也

第三章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风呀你莫吹，浪呀你莫涌

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

神奇的黑色沙龙

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

并非最适合的人选

挥泪斩马谡，不得不尔

第四章　重返清华任教

实现了从诗人到学者的过渡

既是严父又是慈父

错误地站在了同学们的对立面

第五章　生命从抗日战争开始

做老爷，又做太太，做父亲，还要做母亲

暂驻足衡山湘水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3000里路西南行

第六章　滇池之滨斑斓岁月

“何妨一下楼”先生

春城第一年

晋宁休假

枕石漱流甘度艰难

小小少年——麻烦制造者

一部书花了10年左右光阴

重启“妙龄姬人”

陋室歌声

第七章 拍案而起——学者转变成了斗士

从今以后我不打算有清闲日子了

闭门深思，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

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舐犊情深

第八章　豁然开朗，步入人生新历程

共产党送来了和煦的春风与阳光

变定了，再也不会变了！

我想去延安看看

让那些害怕我们的人发抖吧！

回眸凝望，神韵极佳！

“为什么一点也不体谅自己的父亲？”

这是“天洗兵”，不怯懦的人走回来！

第九章　抗战胜利，反对内战

日本投降，毅然剃须！

一二·一惨案震惊全国

希望你们以后不要这样对待你们的孩子

第十章 留取丹心照汗青

乌云压城，山雨欲来

父亲的眼圈湿润了

风急天高显忠魂

这是最后的斗争！

斯人犹在，英名永存！

《红烛》

生平大事年表

闻一多家谱

书评：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书评：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纪念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诞辰110周年

从1949年到2009年，新中国已经整整走过了60个年头。“十一”国庆节即将来临，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盛大庆典将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此时此刻，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感到万分激动。到那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向全世界傲然展示威武的雄风，我们不再遭受他国列强的肆意欺凌，我们不再痛苦地忍受屈辱和轻蔑，我们要自豪地挺起胸膛告诉世人：“我们的祖国强大了！”

尤其是那些曾经经历过战乱，经历过炮火连天岁月的人们，看到今天我们伟大祖国的富强会更加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而作为子孙后代的我们，幸福、幸运地生活在当今祖国母亲温暖的怀抱中，自当倍加珍惜。同时，切不可忘记那些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我们应该永远地怀念这些伟大的、可敬可佩的革命先烈们。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恰巧也是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诞辰11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2009年，闻一多先生的次子闻立雕亲笔著述的、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一书，是倾情献给祖国的一份厚礼，也是他对父亲闻一多的深情缅怀。

记得儿时的课本里，有一张照片，就是闻一多先生因为投身于革命事业而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倒在血泊中，却依然面色从容，坚毅顽强；在澳门回归之际，那首《七子之歌》中浓浓的对祖国眷恋之情令每一个中国人为之销魂落泪；长大后，读了《红烛》、《死水》、《太阳吟》、《洗衣歌》等一首首血气方刚、激情饱满的诗歌……闻一多先生身上充满了令人钦佩、令人振奋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我越来越不仅仅想要了解作为斗士的闻一多先生，更想要了解生活中的闻一多先生，以他作为我学习的榜样、前进的动力。

十分有幸，《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一书为我全面了解闻一多先生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口。本书文学性很强，在饱含感情的文字中讲述闻一多先生的生活历程。对待爱情婚姻，他像普通人一样曾迷茫过、困惑过，曾热烈地爱过、痛过，闻一多先生与其夫人也像普通人一样闹过小别扭，发生过争执，但更多的是相亲相爱，令人心生羡慕赞叹之情；对待老人，他孝顺、懂礼数，从不惹父母亲生气，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绝不退步，坚持向父母亲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对待孩子们，他自当是备加关爱和呵护，虽然忙于工作和革命事业，常常无暇陪伴在孩子们身边，但是父爱如山，细微之处显真情；对待朋友，则更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只有闻一多先生的爱子闻立雕所亲历、所知道，闻立雕先生像讲故事一般生动地向我们娓娓道来，将我们带回到那段历史，那种情境中去。

从书中我还看到了一位多才多艺的闻一多先生。他书法、绘画、刻印、歌唱样样精通，曾为梁实秋、徐志摩等人设计过封面，自己所著的《死水》等书的封面也是亲自设计的；他知识渊博，学富五车，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致力于中国新诗的发展，并且在古典文学领域的研究也见解独到，具有重要的价值；他曾组织过诗社、演过话剧、负责过舞台设计等，堪称当时清华大学的一大“风云人物”。在之后他投身于革命事业，抗击国民党政府的卑鄙行径时，也表现出了英勇的气概和很强的组织能力，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闻一多先生是一位诗人、学者、民主斗士，是一位铁骨铮铮的男子汉，是一位永垂千古的革命英烈。作为晚辈的我，真诚地向闻一多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同时，对闻立雕先生倾心著述《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这部珍贵的书籍，致以深深的感谢。 (原芳)

清华园内丰富的学生生活（1）

清华园内丰富的学生生活

据清乾隆年间修的《闻氏族谱》，我们浠水闻氏原籍江西吉安，一世祖是文良辅，系南宋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旁系家族成员，宋景炎二年，宋军战败时与文天祥同被元军俘获，解押途中潜逃至湖北浠水，隐姓埋名，改文为闻。延续到父亲已是第20代后人。

父亲是1899年11月24日（农历10月22日）出生的，族名“家骅”，学名“闻多”，在清华高等科读书的后期，自己在“多”字前加了个“一”字，名“一多”。父亲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巴河家乡度过的，最初是读私塾，1909年（11周岁）到武昌入两湖师范附属高小等校读小学。 1912年13岁时投考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经过初试与复试最后被录取。考试时作文题是《多闻阙疑》，他尝试用当时最时兴的梁启超的文风著文，深得主考官称赞。

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是用美国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开办的，地址在景色优美的清华园内。主要任务是为留学美国培养预备生。该校的学制是8年（中等科、高等科各4年）。全部学完文化程度大体上相当大学二年级，毕业后以公费资送美国留学，各同学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志愿任选一所美国大学深造。父亲入清华时距大考只剩下一个月，又加上英文基础差，跟不上，第二年被留级，编入了将于1921年毕业的辛酉级（按照中国传统的甲子编年排法，1921年是辛酉年，故称辛酉级）。1921年辛酉级行将毕业时，父亲又因声援北京市各高校教师的索薪斗争参加了罢考，受到推迟一年毕业的处分。因此，清华的学制是八年，而父亲在清华的时间是十年。

这十年是父亲在科学文化方面打基础的十年。

父亲从小酷爱学习，嗜书成性，每逢过年过节或有什么喜庆事，其他孩子都爱去看热闹，他却埋头书本，哦哦不休。我们家族是个书香门第，家中有藏书楼和私塾，父亲自幼深受诗云子曰的熏陶和影响，养成了强烈的求知欲和对中华古籍的浓厚兴趣。清华是专门为留美培养生源的学校，从老师到同学都是重英语而不重国学，父亲恰恰最喜欢国学，酷爱古诗文。课堂上讲的少，他就利用课余和寒暑假自学。升入高等科后，尽管功课繁重，他仍制定了一个两年的读诗计划。他在日记中写到：“近决志学诗，读诗自清、明以上，溯魏、汉、先秦。读《别裁》毕，读《明诗综》，次《元诗选》、《宋诗选》，次《全唐诗》，次《八代诗选》，期于二年内读毕。”

清华园内丰富的学生生活（2）

十年中除了“五四”运动那年之外，每年暑假父亲都要回乡度假，一是探望高堂二老，一是借此机会闭门读书。暑假两个月假，他就读两个月的书。为此他特别把自己的书房起名叫“二月庐”，在里面读书时所记的笔记，叫《二月庐漫纪》。盛夏酷暑“二月庐”里，奇热无比，不做事都汗流浃背，“二月庐”成了真正的“二月‘炉’”了，父亲坐在里面简直跟进了烤箱一样，汗如雨注，但是，他仍看书不止。他在《闻多》自传中有一段自述：“每暑假返家，恒闭户读书，忘寝馈。每闻宾客至，辄踧踖（cu ji）隅匿（yu ni），顿足言曰‘胡又来扰人也！’所居室中，横胪群籍，榻几恒满。闲为古文辞，喜敷陈奇义，不屑屑于浅显。” 这段自述把他的暑假生活刻画得非常生动，嗜书嗜到这种程度，吃饭睡觉都忘记了，一听见家里来了客人，吓得赶紧趿拉着鞋东躲西藏，嘴里还不断地埋怨怎么又来打搅人看书！古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父亲在学习上是真正下了苦功夫的。时间不负有心人，经过十年的刻苦学习，他完成了学校规定的各门学业，其中国学程绩最好，理科成绩则平平。国学方面不仅为他日后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孕育了对祖国悠久的历史与文化深厚的感情。理科方面他素无兴趣，也不愿下工夫，他在《闻多》自传中说自己“好文学及美术，独拙于科学，亦未尝强求之；人或责之，多叹曰：‘吁！物有所适，性有所近，必欲强物以倍性，几何不至抑郁而发狂疾哉？’”。

清华十年，父亲在从事公务活动和课外活动方面也受到了一定的锻炼。

当年的清华很重视培养学生从事各种活动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民主法制意识，它们的许多做法至今也不无借鉴之处。父亲从小是个热心人，他在《闻多》自传中说自己“喜任事，于会务无洪纤剧易悉就理”。入学的第二年，他就与另一同学发起组织课余补习会，并被推举为副会长。以后直到毕业，在班里、级里担任“职员”（这是当时的叫法，就是现在所说的班干部）就没有断过；五四运动时曾被选为领导运动的清华学生代表团成员，五四后又作为清华的代表出席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清华当时经常举行演说会，辩论会一类的活动，父亲常被推举为代表参与这些活动。有时他们举行“演装国会”（模仿国会进行演练），当时的《清华周刊》曾经报道说：“既可练习口才，亦可唤起兴味。闻君多为主席，讨论逾时而散。”有时又模仿法庭审案子（中国和美国审判制度都演练），有审判长、推事官、书记官、司法警察、检查官、被告律师、被告、证人等，完全和真的一样。父亲担任过推事，也担任过陪审员。这类活动不但对于培养同学们的民主与法治意识非常有意义，而且可以说是直接提供了这方面的实际感受和实践经验。

清华十年，父亲的文学艺术才华也得到了展示和提高。 父亲兴趣广泛，绘画，戏剧，文学等都很喜欢，其中，戏剧是他最早显示才华的领域之一。他既编写剧本又积极组织演出，有时自己也参与演出。学校里一些爱好戏剧的同学成立了一个专门演戏的组织，最初叫游艺社，后来改名新剧社，他先是任副社长，后来任编演部总经理。据当年与他同班的浦薛凤回忆：“伊又喜欢编写剧本，最初几年，高中两科八年，每年辄写演短剧比赛；吾级多次之短幕戏剧均由他一手创作，演出之后，总能名列前茅。”

清华园内丰富的学生生活（3）

他编写并参加演出的《革命军》， 刻画清王朝一个昏官，在武昌起义时的狼狈相和种种丑态。全剧歌颂了革命，讽刺了腐朽的昏官。演出时他饰革命党人。武昌起义时他恰好在武昌念小学，对那场革命多少有些亲身感受，所以故事的编写，人物的刻画有其独到之处，比赛的结果荣获全校第二名。这是父亲第一次编剧和演出，一炮打响，从此兴趣越来越浓，有一个时期课余时间差不多都花在这方面了。 1916年庆祝当时的国庆节，他们年级推出《蓬莱会》。那是一出喜笑剧。故事讲一个牛鼻老道能呼风唤雨，为了庆祝国庆把八个怪物唤来，进行赛跑比赛。八个怪物里面有茶碗人，有长胡须的女人，半男半女的人，前脸是狼后脑勺是狈的人，侏儒等等，最后一个是他演的长耳朵毛驴。毛驴一出场先就伸长了脖子“哦昂——哦昂——”地叫了起来，弄得全体观众哄堂大笑。赛跑结果毛驴子第一！ 这出戏获得了“最优”奖，得锦旗一面。父亲也因屡次推出好戏，特别是这一声驴叫而闻名全校。他的这些戏剧实践和经验大大有助于他后来在美国及昆明从事的戏剧活动。

绘画是父亲显示文艺才华的又一领域。早在家乡时他就是个小画迷，到清华之后经过美籍图画教师的点化，炭画和水彩画都很大有长进。他的水彩画被人称赞为“善露阳光，有灿烂晴日之景象”。1915年6月，清华三育成绩评比，他的图画被评为本级第一。他的作品有的还被选送到巴拿马博览会去参展。学校的《清华年刊》和《清华周刊》都曾聘请他担任美术编辑，两个刊物上许多插图，和美术设计都出自他的笔下。升入高等科后，他和梁思成、高士其等几位美术爱好者在老师的启示下组织了美术社，既练习写生又开展研究，谈心得，成绩又更上了一层楼。当初，父亲绘画原本只是一种课余爱好，没想到后来毕业时竟成了留美时唯一的选项，以至留学美国学了三年美术！

文学是父亲当时最热心也最能显示才华的领域，其志趣远在戏剧、美术之上。戏剧、美术仅仅是他的一种业余的爱好，而文学则是他准备终身为之努力的职业。这里所说的文学既包括现代文学，也包括古代文学，而古代文学又主要是泛指我国古代经史典籍，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国学。父亲无论是国学基础或水平都是校园里的佼佼者之一。五四以前，他撰文、作诗用的都是文言文，1921年7月他曾将这些诗文加以精选和誊抄，汇集成册，冠名《古瓦集》。他在序言中解释说这样做“一则可以供摩挲，二则也是一个纪念品。”

在清华的中后期，父亲主要的文学活动是创作和研究、评论新诗。五四以后中国文坛上白话文和白话诗歌蓬勃发展起来，父亲也与时俱进转而用白话写诗。最初的成果他汇成一个小诗集——《真我集》，其后的大部分创作，经过精选收入到了1923年9月出版的《红烛》诗集。当时他的国文老师脑筋比较老化，对他写新诗颇不以为然， 曾经在他的作文本上写了两句批语：“生本风骚中后起之秀，似不必趋赴潮流”。两句话一句表扬称赞，一句批评，把他用白话写诗说成是“趋附潮流”。父亲内心当然不服气，后来在他自己汇编的《古瓦集》序言中把这件事原原本本端了出来，这也算是他对老师的一个回答吧。

清华园内丰富的学生生活（4）

父亲对待新诗从一开始就是创作与评论两条腿齐头并进，他不仅写新诗，而且对有关新诗的问题展开探讨和评论。最初是评论校内的，后来目光超出了清华的围墙，把触须伸向了中国的新诗坛。他下了很大功夫写了一篇长达两万多字的《〈冬夜〉评论》。《冬夜》是俞平伯的诗集，父亲肯定了该诗集思想内容的进步性，但主要是批评它 “松浅平泛”，缺乏“幻想”，批评作者在“打破枷锁镣铐”时连同诗的“灵魂”一齐打破了，“诗神”踏入了“迷途”。梁实秋受父亲的影响也写了一篇评论文章，题名《〈草儿〉评论》。《草儿》是康白情的诗集。梁的文章基调和论点与父亲的文章相同。父亲出国后梁把两篇文章合为一集，取名《冬夜草儿评论》，自费出版。出版后毁誉参半，有的赞同，有的批评反对。郭沫若则是大加赞扬，在信中告诉梁实秋说，看了两位的文章“……如在沉黑的夜里得见两颗明星，如在蒸热的炎天得饮两杯清水……在海外得读两君评论，如逃荒者得闻人足音之跫然。”梁实秋将郭沫若的赞语转告父亲，父亲“惊喜欲狂”，写信对高堂二老说：“北京胡适之主持的《努力周刊》同上海的《时事新报》附张《文学旬刊》上都有反对的言论。这我并不奇怪，因这正是我们所攻击的一派人，我如何能望他们来赞成我们呢？总之假如全国人都反对我，只要郭沫若赞成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是年11月1923级的梁实秋（当时的名字叫梁治华）、顾毓琇、吴文藻等一些爱好文学的同学，接受了父亲的建议把他们成立将近一年的“小说研究社”加以改组，扩充成为“清华文学社”。这个文学社宗旨就是“研究文学”，活动的方法一是各人作读书心得报告，一是请人演讲。社里设诗、小说和戏剧三个组，父亲被选为诗组负责人。文学社成立后一度相当活跃，社里曾就《诗是什么》、《为艺术而艺术呢？还是为人生？》、《文学可以职业化么？》等问题组织过多次大讨论，父亲对《诗的音节问题》也作过专题发言。文学社还请梁启超作过报告，题目是《中国韵文里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据当年的《清华周刊》报导“听者极形踊跃，后到者则立而听焉。”

“清华文学社”成立时父亲正因以罢考支援北京高校教师索薪斗争而受推迟一年留美的处分，这一年他不用上课，全部时间都可以自己自由支配，梁实秋当时很推崇和尊敬父亲，在他心目中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不仅年纪比他大两岁，而且在心理的成熟方面以及学识修养方面，都不只大两岁，一直都把父亲当作老大哥看待。后来在《谈闻一多》中说：“五四以后，一多最活跃的是在文学方面，尤其是新诗。在清华园里，他是大家公认的文艺方面的老大哥”，“一多独占高等科单人房一间，满屋堆的是中西文学的书，喜欢文学的同学们每天络绎而来，每人有新的诗作都拿来给他看，他也毫不客气的批评。很多人都受到他的鼓励，我想受到鼓励最多的我应该算是一个。”正因为如此，父亲将离校去美留学，梁实秋“别离情绪盘萦脑际不去者累日”，特别作了一首诗——《送一多游美》以抒惜别之情。

清华园内丰富的学生生活（5）

父亲因文学社而与梁实秋相识，心中也是说不出的高兴。他在清华十年，没有交过一位像自己一样对文学具有高浓度兴趣的朋友，这次临到快要离开学校了，认识了这位知音，一下子就结成了胜似手足的知心朋友。因此，父亲把留级和梁实秋缔交，看成是“塞翁失马”，非常满意。 父亲在文学社里认识的另一位好朋友也是比他低一级顾毓琇（字一樵）。1922年5月下旬，父亲等应届毕业生即将赴美留学。平时，文学社的社友们和父亲相处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一旦分别不免都有些伤感。21日晚，社里举行送旧迎新会，会上父亲发言时也颇有些动情，谈到母校，尤其是文学社时，甚感“依依不舍”，大家听了都很受触动。（15-仪老日记）第二天父亲回家乡去与祖父母和母亲作行前告别。不久，他在家里收到了最近一期《清华周刊——文艺增刊》，其中有一题为《离别》的短篇小说，作者只署名“犯人”，最后还特别交代不必调查他的姓名，“.更不必写什么回信”。文章叙述的是与父亲惜别之情，文字十分感人。父亲看了非常高兴，立即提笔给作者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其中讲到：“我于偶然留校的一年中（按：这是指因参加罢课，支援北京高校教师索薪斗争所受之处分）得观三四年来日夜祷祝之文学社之成立，更于此社中得与诗人梁实秋缔交，真已喜出望外，今既离校复得一知己如足下者，更喜出望外之外矣！唉！十年之清华生活无此乐也。我之留级，得非塞翁失马之比哉？”

《离别》的作者署名“犯人”，父亲在信的抬头也就称“我亲爱的‘犯人’”，而在信的末尾则署名“误人自误的罪犯，你的最忠诚的朋友 一多”。信写好了，由于不知作者是谁，只好寄给梁实秋，请他打听作者并转交。梁实秋没有辜负朋友的重托，很快就打听到“犯人”原来是顾毓琇。从此“犯人”和“罪犯”成了莫逆之交。顾毓琇后来说：“从此我们便定了交，做了二十多年的好朋友”。

五四——吕端大事不糊涂（1）

五四——吕端大事不糊涂

1919 年4月29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拟将德国在我山东强占的胶州弯及有关权益交给日本，而中国北洋政府竟公然准备签字。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奋，举国震怒。4日那一天，北京大学等大专院校3000多同学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强烈要求政府拒绝签字，严惩卖国贼。会后愤怒的游行示威群众火烧了卖国贼曹汝霖的赵家楼，痛打了卖国贼章宗祥，反动的北洋政府派出大批军警进行镇压，30多名学生遭逮捕。

北京同学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响应，一个规模宏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迅速在全国各地展开，伟大的五四运动由此开始。

五四那天是星期日，清华地处远郊，城里同学们游行和火烧赵家楼清华同学没赶上参加，当时的电讯事业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城里发生的事情，直到晚上才从返校同学们的口中传到清华园，顷刻间清华园沸腾起来了。父亲的胸中一向有一颗火红的爱国心，那天晚上他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早上食堂门口同学们川流不息地挤成一堆，围看墙上的一幅没有人署名的手书《满江红》。同学们的情绪本来就已经非常激昂了，此时此刻又看到了岳飞的慷慨悲歌，惊天地泣鬼神，气壮山河的《满江红》，情绪更加高昂了，热血更加沸腾了。这张《满江红》是谁贴出去的呢？25年之后，父亲在纪念五四的历史座谈会上才说明，那张《满江红》“是我在夜里偷偷地去贴的”。

为应对巴黎和会严重损害我国主权之事，学校高、中两科科长与各级级长、各社团责任人专门召开了会议。父亲与罗隆基被推任会议临时书记（即文书、记录员）。当晚，全校学生开大会，除报告形势外，还成立了领导全校爱国运动的“学生代表团”。会上，父亲与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何浩若、黄钰生等当选为这个机构的成员。5月7日，清华学生代表团正式成立，这是清华成立后第一个自发性的学生领导机构。文笔犀利，思路敏捷的父亲分工担任中文书记，负责起草各种文书和宣传品。整个运动期间，父亲态度都非常坚定、积极，做了大量工作，梁实秋说“一多在这潮流里当然也大露头角”，但他不是“公开的领袖”，他“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工作”。只有一次例外。当时的情况是，3日清华百余名同学根据市学联的号召，进城开展街头宣传，全部遭到逮捕。为了对政府当局的镇压行动表示强烈抗议，显示前仆后继的精神，4日清华又出动了160多位同学入城宣传，这一次父亲也参加了，并且和大家一样，出发时带上水壶、干粮、洗漱用具，准备着被捕坐牢。

五四——吕端大事不糊涂（2）

结果全部同学果然都遭到逮捕，不过因为被捕者人数太多，只在故宫太和殿前广场围了一天，到傍晚就放了。

当时，社会上有些人认为问题可以通过法律解决，不应采取过激办法，说什么学生怒打章宗祥是违法的。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更是公开为卖国行径辩护，竟说罢课等行为是布尔什维克的骚扰。 我的祖父母亲远在湖北家乡，对京城发生的事情不了解，出于安全的考虑写信要父亲回去。父亲很理解双亲大人的心情，但是他不愿在重要关头当逃兵，回信中向双亲说明真相，晓以大义，说：“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懵然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敢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并且禀报父母：“男在此为国做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养育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男在校中，颇深明大义，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男昧于世故人情，不善与俗人交接，独知读书，每至古人忠义之事，辄为神往，尝自诩吕端大事不糊涂，不在此乎？”这些话说得义正词严，字字铿锵，不仅表明了父亲的高度爱国热情和高度觉悟，而且说得老人也觉得入情入理，不再坚持要他回去了。

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父亲是清华代表团成员之一 。会议期间，他担任学联《日刊》编辑。当时他患有严重的牙病，四、五天吃不下饭，只能把面包泡在牛奶中勉强下咽，仍带病坚持工作。那时，我的三伯父恰好在上海准备回家乡，约他同行，他想到“日刊仍继续出版，以资鼓吹”，“责任所在，义不容辞”， 依然坚持下去，没有回家。就在这次学联大会上，父亲见到了孙中山。8月5日，学联闭幕式上，孙中山出席作了讲演，给他的印象终生难忘。 五四运动对父亲影响很大，政治思想上进一步强化了爱国思想，他告诫我叔父：“二十世纪少年当有二十世纪人之思想，即爱国思想也。”在文学上，五四以后再不写文言文，不作仿古诗，而是写白话文，做白话新诗了。

父亲是有很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升入高等科时他的实足年龄已经是18岁，那时他已经具有相当的主见和判断是非的能力，他在自传中说：“所见独不与人同，而强于自信，每以意行事，利与钝不之顾也。”在他行将毕业赴美留学时，北京以及清华发生了一件关系全体毕业生的大事，这件事充分显示了他的人格与性格特点。

1921年春节过后，辛酉级进入了毕业前的最后一学期，学校和学生双方面都在积极地为毕业留美作准备。船票订好了，船名“中国号”，8月20日开船；每位毕业同学将去美国哪所大学深造的名单也公布了（父亲去芝加哥美术学院）；出国的服装也开始订制了。总之，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欠“东风”。恰恰就在此时此刻，北京的高校教师因北洋军阀政府长年混战，经费拮据，接连数月欠发薪金，生活极端困难，迫不得已向政府展开了索薪斗争。6月3日，22所学校600多名师生聚集新华门前请愿，政府匆忙出动大批军警镇压，被殴受伤者达20余人，史称“六三惨案”。惨案发生后，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为声援老师们的索薪斗争，宣布罢课抗议。

五四——吕端大事不糊涂（3）

清华的学生组织是北京市学联的成员之一，理应与学联其他成员采取一致行动，但清华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清华有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经济充裕，不存在欠发工资问题。因此，同学中出现了“罢”和“不罢”两种显然对立的意见，最后经过全体同学的辩论和表决，还是决定罢课。然而，学校当局的态度非常强硬，宣布凡是不参加大考的一律取消学籍（当时正值期末大考，罢课就是罢考）。这样一来，事件对于同学们，特别是对即将毕业赴美留学的辛酉级来说，形势就非常严峻了，罢考不但学籍将被取消，而且更严重的是同学们朝思慕想，梦寐以求的留美之行将彻底告吹。这是关系每一个毕业同学的天大的大事，何去何从需要好好掂量掂量。清华之所以成立，就是为了培养赴美留学生；每个学生的家长之所以要把儿子送到这个学校读书，目的也就是要让孩子将来留学美国；每个同学自己也非常清楚，八年寒窗的最后目标就是留洋，去美国。现在到了马上就要登船漂洋过海的最后时刻，却仅仅因为要支援老师的斗争就使留学美梦彻底破灭，耗费了八年青春的寒窗苦读一下子就付诸东流了！这样做值得吗？这样做回家后如何向父母交代？这样做不是个人自毁前途吗？面对人生这一重大关口的选择和考验，辛酉级分化了，大部分同学走入了考场，而闻一多与罗隆基、何浩若、吴泽霖、沈有乾、沈宗濂、高镜莹、时昭涵、黄子卿、许复七、萨本栋等29人宁肯牺牲珍贵的留学机会，也绝不向邪恶低头。结果，29条汉子被学校以“自动退学”的名义除名，挥泪离开了清华园。

事后，外交部（学校是用庚子赔款办起来的，所以归外交部领导）和学校当局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态度有所软化，提出只要悔过认错，写一份悔过书，29人就可以回校，次年出洋。父亲等同学认为自己丝毫没有错，坚决拒绝写悔过书；最后外交部颁发了一纸“部令”说什么“诸生当时尚非主动，事后，酌理衡情，不无可恕，应准将留级办法缓办执行” 想自己下台阶了事。父亲等同学认为他们是求仁得仁，何‘悔’之有？他们自始至终，光明正大，有何‘自新’之必要，有何‘后效’之必观？认为外交部说他们“深知改悔”是对他们莫大的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父亲写信告诉高堂二老：“贪此小惠而遗玷终身，君子不为也”。“我现在决定仍旧做我因罢课自愿受罚而多留一年之学生，并不因别人卖人格的机会，占一丝毫便宜，得一丝毫好处。”他和罗隆基、吴泽霖、高镜莹联名写了一篇《取消留级部令之研究》，公开发表在《清华周刊》上对“部令”作了严厉的驳斥，最后提出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天下的事还有比出洋更要紧的没有？”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父亲以无私无畏的气魄，经受住了一次人生的严重考试。23岁的他胜利了！最后，外交部和学校当局只得不了了之，他们29人在推迟一年之后一个不缺地都得以登船赴美。朱自清说父亲“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又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这是从诗人、学者、斗士三重身份和品格来说的，其实，如果包括他做学生的时期，则其学生时期斗士味儿就已经很足了。五四和六三罢考这两件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父亲从青年时期就是这样一种人，是非观念特别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原则性特别强，不管任何人、任何事，只要他觉得不对，不好，就忍不住要讲话，要批评，要斗争。

为父母作出“大牺牲”——结婚（1）

为父母作出“大牺牲”——结婚

1922年2月，父亲被祖父母招回家乡与母亲完婚。他与母亲的这门亲事是童年时期双方家长包办的娃娃亲。（20-结婚时全家合影）、母亲姓高，原名高孝贞，父亲牺牲后改名高真。1903年出生（比父亲小四岁），浠水的邻县黄冈县潞口镇人。我的祖母与我的外祖母是叔伯姐妹，因而父母亲是姨表兄妹，他们的结合是俗话所说的亲上开亲。外祖家是个官宦世家，很早就定居到了武昌。外祖父曾就读于京师法政学堂，在广东饶平县、绥远（今之内蒙）、安徽船务局和高等法院等地区和单位任过职，经历比较多，见识比较广，思想比较开明。母亲小时候怕疼不愿缠脚，他就不勉强；旧社会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让儿子读书，不让女儿读书。然而，母亲看到舅舅们上学读书，闹着也要读书认字，外公也依了她，让她跟着哥哥们在私塾里旁听；母亲是外公的独生女，长得聪明伶俐，外公十分疼爱，视为掌上明珠，有时会客也把母亲带上。母亲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既有大家闺秀的共性，又不完全同于深居绣楼的千金小姐，见过一定的世面，眼界比较开阔；既懂得必要的家规，又带有某些新时代的烙印，言谈举止文明礼貌，待人接物落落大方；眉清目秀，穿着入时。在当年那个时代，像这样的条件，做闻一多夫人，无论讲人品还是相貌都堪称郎才女貌很般配，父亲实在是没什么可挑剔的。

然而，父亲对要他完婚成亲却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他觉得清华虽然是毕业了，但是出国还要学习好几年，如果结婚那就难免不有所分心，势必会影响自己的学习。因而，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婚姻问题。后来梁实秋说，他接到我祖父母要回乡结婚的信，“如晴天霹雳一般打在他头上”，毫无思想准备，顶牛顶得相当厉害，好长时间就是想不通，这个劝，那个劝，不管谁劝都没用。但是，他毕竟是孝子，怕惹得高堂二老不高兴，最后只得在老人同意不祭祖、不跪拜磕头、不闹洞房等条件下委屈从命。事后，他告诉两大人“我之此次归娶，纯以恐为两大人增忧。我自揣此举，诚为一大牺牲，然为我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通常情况下，“结婚” 是人们一生的一大喜事，而在他心目中却是“一大牺牲”；他之结婚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别人、为了父母。这样的婚姻，嘴里虽然说是“应当并且心愿的”，实际上内心很不舒畅，很苦恼，从而埋下了后来相当长时间的内心痛苦和满腹牢骚。

为父母作出“大牺牲”——结婚（2）

蜜月里父亲除了每天与母亲定时向双亲大人和哥哥、嫂嫂请安，应酬、应酬客人，回访亲戚朋友之外，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写论文——《律诗的研究》中去了。这篇论文长达两万多字，估计母亲为此坐了不少时间的冷板凳。3月中下旬，父亲度完蜜月，准备回清华。回娘家本是历来的习俗，但是浠水、武昌距离甚远，婚后，父母亲始终未能履行这一程序。此刻父亲回清华要路过武昌，就和母亲商量乘此机会去拜望老丈人和丈母娘，顺便也把母亲送去住一段时间。父亲最关心的是母亲的读书问题，结婚时他向祖父母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婚后送母亲去读书，希望母亲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有文化的妻子。所以，临别时他特别叮嘱母亲早些回来，好去上学读书。然而，父亲走后两个月母亲依然还在娘家，父亲写信催了好几次，母亲不但没有及时回婆家去，连信也没有回一封。父亲大为恼火，郁积在胸中的烦恼与苦闷一下子爆发了。1922年5月7日他在给我叔父闻家驷的信里对封建的旧式家庭发了一大通牢骚，把家庭称为“黑窟”，说：“我真怕再进那家庭之黑窟！”，“家庭是怎样的妨碍个人的发展啊！细肝，细心，细鼻，细眼，讨厌极了”， “我一想起，我便为之切齿发指，我不肯结婚，逼迫我结婚，不肯养子，逼迫我养子”，“家庭是一把铁链，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脚，捆着我的喉咙，捆着我的脑筋；我不把他摆脱了，撞碎了，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永远没有生命！”

那时武昌是湖北的省会，我叔父恰好正在省城。父亲平时在家里与我这位叔父关系特别亲，所以这时有苦就向他诉说：“我本要一嫂（父亲在家里大排行第11，家里人为了简便，称呼他时只用一个 “一”字）早回家读书，她没有回去，并且也不写信告诉我……到现在还没有信来……这是什么道理？”，“你去告诉她，我还愿意跟她作个很好的朋友，她若还是这样糊涂，我连朋友也不要了！我是没有道理讲的，我这样想了，便要这样讲，讲了，便要这样做。”父亲甚至产生了悲观绝望的情绪，说：“环境已迫得我发狂了，我这一生完了。我只作一个颠颠倒倒的疯诗人罢了！世界有什么留恋的？活一天算一天罢了！”，“宋诗人林和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我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以上帝为父母，以人类为兄弟罢！”

其实，母亲也有母亲的难处，她之所以没有回去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因素。客观上，军阀混战连年不停，交通时时被阻，路上很不安全。主观上则是受不了浠水闻家各种清规戒律的束缚。我们闻家是个封建老规矩甚多的旧式大家庭，祖父和那些伯伯叔叔们一个个都是道貌岸然的老夫子，温情不足，严肃有余，这也不准，那也不许，走路要斯文，步子迈大了不行，走快了也不行；说话声音要小得像蚊子嗡嗡一样；笑，要捂住嘴，不准笑出声；吃饭不能上席；甚至母亲那双大脚，都多次被妯娌们讥笑、耻笑……。母亲从小在比较开放，比较自由的外公家长大，又是外公外婆的掌上明珠，唯一的千金，怎能过得惯那种天天受约束的日子！加之新过门，上上下下人都不熟，父亲又不在，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所以，她实在是打心眼里不想回去。这些情况父亲当时并不知道，所以，说实话，父亲发脾气实在也有些冤枉了母亲。

1922年5月，学校公布了出国留学同学名单。当时尚无越洋飞机，出国远行一般都要坐船，学校已经为他们预订了7月中旬从上海起航的船票。5 月下旬，父亲回家同家中老、小亲人告别。至此，父亲在清华十年的学习正式结束了。十年前入学时他还仅仅是一个憨气浑身的小巴河佬，毕业时，已经成长为一个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基础，初步形成了爱国、爱人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胸怀报国大志和高度的社会责任心，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青年。这十年对他以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他为迈出学校，走向社会作准备的十年。

美利坚非我能久留之地也（1）

美利坚非我能久留之地也

父亲不远万里到美国去学美术，是一个不得已的选项，是经过一番犹豫、踌躇之后才定下来的。父亲对美术很有兴趣，但仅仅是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并没有打算作为终身职业。他最大的爱好和志愿是从事国学研究，当个中文老师，教中文。这方面他既有浓厚的兴趣又有相当的基础，然而，要进修、深造中国国学，只能在国内，到美国有什么国学可学呢？改学理工、政法或其他学科，他既没兴趣也没条件，为此，别人对去美国学习，求之不得，而他则并不热心，甚至曾想根本放弃这次留学机会。后经美术老师及梁实秋等好友一再劝说、怂恿，才和大家一起登上了开向美国的远洋客船。　第一年是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度过的。

这一年，父亲在学习上大获丰收。开学仅两周就“成绩颇佳，吕蒙教员之奖许”，他告诉双亲大人“美国人于此道诚不足畏也”。两个月后又向家中报喜，说:“我上月成绩又进，七门功课已得六超等矣。” “洋竖子不足畏也”。到1923年2月，即四个月后他又报告父母“现在的分数是清一色的超了”。按照美国的评分制度，“超”是最高的一等。所谓清一色的超，就是说他的功课全部都达到了最高分，获得了大丰收。所以学校称 “他是全年级成绩最优秀者之一”，颁发给他最优等名誉奖。

这一年，父亲最大的成就是新诗，他在新诗创作和新诗评论方面都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就和收获，前者的标志是《红烛》诗集的出版（其中“孤雁篇”、“红豆篇”基本上都是留美这一年的作品），后者则是评郭沫若《女神》诗集的文章《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

父亲学的是美术，但实际上诗兴比画兴浓，心思差不多都放在创作新诗上了。这个时期，就其成就来讲，诗也比画多、比画大。“孤独”刺激他更加思乡，怀旧，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和朋友；种族歧视，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强化了他的爱国意识。梁实秋当年是父亲最要好的朋友，对父亲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他多次谈到父亲的爱国思想和表现，他说：“一多是一个极敏感的人，看到中国人在外国受人歧视便愤不可遏。”，又说：“他的爱国精神特别强烈，感觉也特别敏锐”，“在国内面对着那种腐败痛苦的情形他看不下去，到了国外又亲身尝到被人轻蔑的待遇他受不了……。”

美利坚非我能久留之地也（2）

1923年9月他的诗集《红烛》在梁实秋的帮助下，经郭沫若介绍，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该诗集是父亲早期新诗创作的代表作。《红烛》诗集是父亲新诗创作的第一个丰产期的代表作。其中一半是在清华时期的作品，一半就是留美初期的作品。朱自清先生说大概从1925年参加《北平晨报》的诗刊，到1929年任教于青岛大学，可以说是父亲的诗人时期，其实，严格讲这个时期还可以往前延伸到他在清华读书的后期。

《红烛》是父亲头一胎文学之子，出版时他非常谨慎，郑重，其中的诗几经筛选，调整，增添，力求做到精益求精。他自己筛选了之后又将“全权”交给梁实秋，叮嘱他：“随你打发……删得只剩原稿的三分之二，我也不稀奇。”除此之外，他对书的封面、书的纸张、封面的纸张及其颜色、书内的排印格式等也都是几经斟酌才最后定了下来的。例如，他原来曾想采用有图画的封面，但他自己绘制“更改得不计其次，到如今还没有一张满意的。”，最后干脆放弃图画封面，说：“我觉得假若封面的纸张结实，字样排得均匀，比一张不中不西的画，印得模模糊糊的，美观多了。”同时，他还认为由他绘制封面肯定免不了是西洋式的，而他说：“我正不愿我的书带了太厚的洋味儿”。

《红烛》除序诗外共有诗103首。这些诗的特点是想象力和情感特别丰富，既有中国古诗的遗风，又有现代新诗的特点，代表了当时父亲在新诗创作方面的最高水平，是中国新诗坛里的又一支璀璨的艳葩。从此，“闻一多”三个字从校内走到了校外，跻身中国诗坛，成为我国早期新诗界的“诗人”之一。

《红烛》中既有一般的抒情诗、爱情诗、也有爱国思乡诗，而最有生命力的是爱国诗。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关于爱国诗价值更高的说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红烛》中的爱国诗可以《太阳吟》、《忆菊》两诗为代表。《太阳吟》是借与太阳对话表露自己游子思乡的浓情。他痛感这里“不像我的山川”，“这里的风云另带一般惨色/这里鸟儿唱的调子格外凄凉”；他看见太阳每天东方升起西方落下，绕行地球，便想到太阳“不是刚从我们东方来的吗？/我的家乡此刻可都依然无恙？”，“北京城里的宫柳裹上一身秋了吧？”他向太阳呼喊：

太阳啊——神速的金乌——太阳！

让我骑着你每日绕行地球一周，

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

………………

美利坚非我能久留之地也（3）

太阳啊，也是我家乡的太阳！

此刻我回不了我往日的家乡，

便认你为家乡也还得失相偿。

太阳啊，慈光普照的太阳！

往后我看见你时，就当回家一次；

我的家乡不在地下乃在天上！

《忆菊》是借歌颂祖国的花——菊花，说明还是家乡好啊！欢呼“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这两首诗写好后，他抄寄给国内的朋友们看，但提醒朋友们不要误会他想的是狭义的家：“不是！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红烛》和后来的《死水》相比，明显带有初出茅庐的痕迹，只是“闻一多诗”的青年时期，其艺术的锤炼，思想、精神的传递都不如《死水》更为精道纯熟，此外，风格上也还没有形成“闻一多诗”独特的诗风。后来父亲好像也有些另眼看待，曾对人说那是已经“过继出去了的儿子”，20世纪40年代编《现代诗抄》时，《死水》中选了8首，《红烛》中一首也没选。

除创作新诗外父亲还花了一定的时间研究和评论郭沫若的《女神》诗集，《女神》是1921年8月出版的，当时，父亲看了很受启发，同时也有些想法，收集了些资料，准备写评论文章，后因时间太仓促没来得及动手。后来到了美国反而有时间写了出来，题为《〈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地方色彩》，《创造周报》发表时分解成了《〈女神〉的时代精神》，《〈女神〉的地方色彩》两篇文章。 文章既肯定了该诗集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也指出了该诗集不注意地方色彩的缺点。文章强调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即“我要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个中国人，我要做新诗，但是中国的新诗”，“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

在此前后，父亲还著文对郭沫若的一篇译诗中某些翻译上的错误提出商榷。郭沫若态度非常诚恳，文章发表时亲自代为校对，并说“我一面校对，一面对于你的感谢之念便油然而生。你所指摘的错误，处处都是我的弱点……我于改译时务要遵循你的意见改正。”，“深表诚挚的谢意”。

直到这时父亲同郭沫若还没有见过面，但他对郭沫若是发自内心地钦佩，“每每称道郭君为现代第一诗人”，说：“当今诗人郭沫若、田汉、徐志摩颇可观，此外无人也。”有一次《密勒氏评论报》征选中国现代十二大人物，他就投了郭沫若一票。父亲和和郭沫若那时虽然尚未谋面，但已经有了很深的神交。后来他们走着同样的路，都是从现代文学而进入到古代文史，又从古代跳出来，面对现实；都是经过民主主义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因而名副其实地是一对友谊很深的神交密友。

美利坚非我能久留之地也（4）

在芝加哥的这一年也是父亲心情最不舒畅，精神上极为痛苦的一年。

首先是严重的孤独感。当年在国内，回家有父母兄弟，在学校有众多同窗好友，大家在一起生活、学习，其乐融融；现在突然来到这个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心理上一下子不能适应。清华同学在芝加哥的倒也不少，但是进美术学院的就他一个。平时环顾左右，不是黄头发蓝眼睛就是蓝眼睛黄头发，连个说话谈心的人都没有。偶尔有一两个黄皮肤黑眼珠的同学，还是本地出生的华人，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在这种环境里父亲不由得产生了痛苦难熬的孤独感，他告诉家里和朋友们说，这回是真正体会到了“万里悲秋常作客”的味道了；他把自己称作“孤苦伶仃的东方老憨”，把自己的生活称为“干枯孤寂的留学生活”，说“这一年生活苦极了”， “动辄‘冷泪盈眶’”。他非常想念家里的亲人和同学们，天天渴盼远方来信，几天收不到就如坐针毡焦急难耐，他恳切地企求朋友们“不要忘了那半球一个孤苦伶仃的东方老憨！”

他的诗——《孤雁》就是在这种心情下写的。该诗用拟人法与一只失群的大雁对话，实际上那只大雁就是他自己。他称那只大雁是“不幸的失群的孤客”，“孤寂的流落者”，“可怜的孤魂”，“流落的孤禽”……，用词伤感、凄凉。他告诉那只失群的孤雁，要去的地方“是苍鹰的领土”，

那里只有铜筋铁骨的机械，

喝醉了弱者的鲜血，

吐出些罪恶的黑烟，

涂污我太空，闭熄了日月，

教你飞来不知方向，

息去又没地藏身啊！

他不断地向孤雁发出呼唤，：“归来吧，失路的游魂”，“归来吧，流落的孤禽！”，“与其尽在这水国的绝塞，/拼着寸磔的愁肠，/泣诉那无边的酸楚，/不如棹翅回身归去吧！”通篇情调消极、低沉，真活像一只失群的大雁孤零零地飞翔在寒冷的高空中，伸长了脖子发出的阵阵哀鸣。令人听了心酸。

其次是美国的种族歧视。当年美国种族歧视十分严重，而且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有色人种，时时处处备受歧视，人们的国格、人格屡受侮辱，稍有民族气节的人，肺都要气炸。有一次清华同学陈长桐去理发，坐在里面等，比他来得晚的人都理完了，就是不给他理？他问理发师这是为什么，理发师回答说：“我们不伺候中国人”。陈长桐气得跑到法院去告状，没料想官司倒是赢了，理发师也道歉了，但最后他又说：“下回你要理发请通知一声，我带了工具到你府上来，千万请别再到我店里来！”因为你们进了这个店，白人就不来理发了，我的生意就不好做了。父亲给梁实秋讲这件事时，气得脸红脖子粗地愤愤不平。后来，还有一次，梁实秋等三人开车出去下馆子，不料与一个美国人的车相撞，警察看他们是中国人，不由分说就把那个美国人放了，而把他们连车带人带执照扣下了，并且要他们交罚款，不管梁实秋等怎样辩解都不行，最后只好交了170美元。梁实秋回来后对父亲讲这件事，父亲气得把手中的画笔都敲断了！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正如父亲所说：“彼之贱视吾国人者一言难尽。”父亲是个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意识的人，遭遇此等歧视和屈辱，岂能不痛苦和愤怒？抵美后不出一个月就在信中无比愤怒地对父母说：“彼之人民忤我特甚（彼称黄、黑、红种人为杂色人，蛮夷也，狗彘也）。呜呼，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俗、文学、美术，除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者多后于彼哉，而竟为彼所藐视、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士大夫久居此帮而犹不知发奋为雄者，真木石也。” 父亲本来对留美就不积极，再加上国格、人格蒙受从未受过的莫大屈辱，对美国就更没好感了，更觉得美国不是中国人呆的地方了。他先后多次对父母说：“讲来讲去我不喜欢美国”，“美利加非我能久留之地也。”。“蛰居异域，何殊谪戍？能早归国，实为上策。”

美利坚非我能久留之地也（5）

最后，包办婚姻问题引起的涟漪，也是影响父亲这一时期心情的一个因素，虽然不是主要的，但确实是重要因素之一。

父亲在婚姻问题上的心态是很复杂的，矛盾的。一方面，不称心、不如意；另一方面又不愿坚决拒绝和抵制。本来，在他那个年代，许多青年人对待包办婚姻的态度是，女方过了门，男方根本不承认，在外求学、工作，连家也不回，时间久了，经过自由恋爱，另外成立了家庭。鲁迅、郭沫若等许多人概莫如此。父亲不愿走这条路，他是出名的孝子，宁可把不满和苦恼深埋于自己心中，也绝不惹得二老不高兴。他采取了折中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态度，既不拒绝、抵制，又无洞房花烛夜的欣喜，不冷不热，承认现实，委曲求全。这就使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处在一种心理矛盾的痛苦之中，一方面，向高堂二老表示“为我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另一方面，又严词诅咒家庭是个“黑窟”，“讨厌极了！”说“我不肯结婚，逼迫我结婚，不肯养子，逼迫我养子……我不把他摆脱了，撞碎了，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永远没有生命！”

一方面他一再要求双亲送母亲去学习，甚至甘冒不孝之名，使用了“固执俗见”，“麻木不仁”等不太恭敬的语言，同时，以他新结识的美国著名女诗人海德夫人为例，鼓励母亲努力上进，说“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学问，我们美术学院的教员多半是女人。女人并不弱似男人。外国女人是这样，中国女人何尝不是这样呢？” 体现了对母亲无比关心；特别是1923年12月27日他告诉梁实秋，放寒假后“情思大变，连于五昼夜作《红豆》五十首（按：后来删成了42首）。”这些全部是叙述对爱人相思的情诗，诗里说相思像月光，“偷来匍匐在你枕上，刺着你的倦眼，撩得你整夜睡不着”；相思到“我们又自己放着眼泪，做成了这苍茫的太平洋，隔断了我们自己。”

但是，时隔不到一个月，1923年1月21日他在看完了郭沫若关于他与安娜夫人生活片段的短篇小说《未央》之后，又告诉梁实秋 “我有无限的苦痛，无穷的悲哀无处发泄，我只好写信给你了。”他说：“不消说得你是比我幸福的，便连沫若，他有安娜夫人，也比我幸福些…………哦！我真不想再讲到女人了啊！实秋！我只好痛哭！”。他呼喊“情的生活已经完了”，“一多已经烛灭笔枯不堪设想了”，他说他“唯一的光明的希望是退居到唐宋时代”，“在艺术中消磨自己的生活”，恳求梁实秋答应与他“结邻而居，西窗剪竹，杯酒论文勉强撑住过了这一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仅仅不到一个月前还是那样的情意缠绵，此刻怎么会一下子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感情？同年3月25日父亲在给我叔父的信中曾讲到爱国思乡诗“若出于至性至情，价值甚高，恐怕比那些无病呻吟的情诗又高些。”难道《红豆》是“无病呻吟的情诗”？这也许是永远无法解释的迷！

但心情如此矛盾、复杂就是父亲当时的客观事实。

西窗剪烛，杯酒论文（1）

西窗剪烛，杯酒论文

第二年，父亲转移到了科罗拉多州。

1923年梁实秋、顾毓琇等父亲的好友毕业来到美国留学。梁实秋的学校是科罗拉多州的科罗拉多大学，该地有温泉故又称珂泉。这里距离芝加哥坐火车约一天多的路程。一天，父亲提着一口箱子突然出现在梁实秋的面前，梁大为吃惊。原来梁实秋到达该校后，感到该地气候凉爽，风景美丽诱人，又有温泉，就想逗逗父亲，在给父亲写信时随信寄去了12张风景照，并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你看看这个地方，比芝加哥如何？”父亲早就不堪忍受那寂寞孤单的苦日子，再加上心里一直想和梁实秋“西窗剪烛，杯酒论文”共度此生，所以一看到梁实秋的信，没有商量，也没打招呼就拿着转学介绍信到珂泉来了。

科罗拉多大学规模不大，里面也有艺术系。梁实秋入了英语系，父亲入了艺术系。艺术系的老师是两位60多岁的未婚姐妹，她们对这个新学生很赏识，认为他是她们从未有过的最有希望的学生之一。对他的学习和习作很满意，常常给予很高的赞扬。她们甚至称赞父亲这个人就是个艺术品，“他嘴角上的笑，有极完美的节奏”。

父亲绘画也和他读书一样专心、投入。梁实秋说他不动笔则已，一动笔则全神贯注，不眠不食如中疯魔，不完成不罢休。还说：“他头发养得很长，披散在颈后，黑领结，那一件画室披衣，东一块红，西一块绿，水渍油痕，到处皆是，揩鼻涕，抹桌子，擦手，御雨，全是它。一个十足的画家！”父亲除学美术外，还用了艺术课之外近一半的时间，与梁实秋一起选修现代英美诗等文学课。事实证明，丰富这方面的知识无论是对于他后来创作新诗，还是讲授中国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

在珂泉的这一年， 父亲和梁实秋不管是最初住在一个印刷工人家中，还是后来住在科大学生宿舍里，总是形影相随，时刻在一起，同吃、同住、一同去上课；同忧，同乐，一同欣赏诗文，不时互相切磋砥砺，酬唱之乐“远胜于拘守芝城也”，当初在芝时的阴郁心情为之一扫，精神上十分愉快，生活上也增添了不少情趣。随着时间的转移，特别是我大姐的出生，父亲在婚姻问题上的苦恼和不满情绪也日益淡化，与母亲的关系大有改善，到后来渐渐就不是问题了。他在信中告诉我叔父：“回忆来此半年，精神上较在芝加哥实为平妥。”

西窗剪烛，杯酒论文（2）

他们最初在印刷工人家里住的时候是管饭的，后来搬到学生宿舍就只能自己解决了。说起吃饭，他们有时比较简单，几块面包，一杯咖啡就对付过去了；有时兴致上来了，两个人七手八脚也真当起“内行”厨师来了，用电炉或酒精炉烧水沏茶、煮鸡蛋，或者做点中国饭菜，例如炒木樨肉、白菜肉丝等等，甚至还吃过水饺。不管饭菜做的如何，毕竟是中国饭，又是自己亲手做的，吃起来特别高兴，父亲在家信上告诉家人说，当时他们高兴得拍案大叫“在异国得每日食此，真南面王不易也”。当然，他只报喜不报忧，有一次他们不小心把酒精炉子打翻了，差一点把窗帘烧着，幸好抢救得快，没酿成大祸，但慌张中烧了头发眉毛烫了手，这种败走麦城的事就没报告了。

父亲做事历来有一个突出的性格特点，一干起来就非常投入，专心致志，生活上什么也顾不得，衣着上是如此，屋子里、书桌上也都是如此。有一天，梁实秋讥笑他桌子上乱得不像话，他没吭声，却用一首《闻一多先生的书桌》的诗作为回答：

忽然一切的静物都讲话了，

忽然间书桌上怨声腾沸：

墨盒呻吟道：“我渴得要死！”

字典喊雨水渍湿了他的背。

信笺忙叫道弯痛了他的腰，

钢笔说烟灰闭塞了他的嘴，

毛笔讲火柴烧秃了他的须，

铅笔抱怨牙刷压了他的腿。

香炉咕噜着：“这些野蛮的书，

早晚定规要把你挤倒了!”

大钢表叹息快睡锈了骨头，

“风来了！风来了！”稿纸都叫了。

笔洗说他分明是盛水的，

怎么吃得惯臭辣的雪茄灰；

桌子怨一年洗不上两回澡，

墨水壶说：“我两天给你洗一回”。

“什么主人？谁是我们的主人？”

一切静物都同声骂道，

“生活若是这般的狼狈，

倒还不如没有生活的好！”

主人咬着烟斗咪咪的笑，

“一切的众生应该各安其位。

我何曾有意的糟蹋你们，

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之内。”

这首诗幽默风趣，显示了父亲此时的心情，也显示了他的性格特点。朱自清非常赞赏这首诗，在他的《新诗杂话》里说“新诗里纯粹的幽默的例子，我只能举出闻一多先生的《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一首。”

主义之鼓吹，笔之于文，吾所能也（1）

主义之鼓吹，笔之于文，吾所能也

父亲到柯泉入科罗拉多大学是插班生，一年后梁实秋毕业，他则因为不愿补修数学等理工课目而不能获得毕业文凭，只能算是结业。父亲说反正我学的是美术，有没有文凭无所谓。

大约在1923至1924年期间，清华的留美生不约而同地都从现实中深深地体会到，国家积贫积弱就要挨打受气、受侵略，国家要强盛非实行革新、改造不可。1924年7月，清华近三届留学生群集于芝加哥，交换意见，商讨成立政治团体等有关大事。父亲和梁实秋也离开柯泉来到芝加哥，除他们两人外到会的还有罗隆基、何浩若、吴景超、潘光旦、吴文藻、顾毓琇、吴泽霖、浦薛凤等三、四十人。经过讨论决定成立“大江会”，倡导国家主义。罗隆基和何浩若执笔起草了大江宣言，宣言的中心思想是“对内实行改造运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当时，与会成员普遍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正确认识，宣言中特别声明不赞成 “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的共产主义”。

“大江会”成立时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每个人都宣了誓。誓词是“余以至诚宣誓，信仰大江的国家主义，遵守大江会章，服从多数，如有违反愿受最严厉之处分。”父亲以为有了“大江的国家主义”就找到了拯救祖国，振兴中华的金光大道，心情无比兴奋、激昂，对大江的事业也特别热心，特别积极，从筹备酝酿到建立组织、讨论宣言、举手宣誓，创办国家主义刊物；从组织成立后在留学生中发展新成员、扩大大江的影响、到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主义团体的关系等等，等等，他都特别关心，特别认真。总之，正如梁实秋后来所说：“一多是这一组织的中坚分子，他的热诚维持得也最久”，“大江的会员中始终热心于会务者是闻一多”。

1924年6月14日他在致家人信中对父兄说：“我辈定一身计划，能为个人利益设想之机会不多，家庭问题也、国家问题也，皆不可脱卸之责任。”，“我辈对于家庭、社会、国家当多担一份责任。”信中谈到他自己当前的思想状态时说：“近者且屡思研究美术，诚足提高一国之文化，为功至大，然此实事之远而久者。当今中国有急需焉，则政治之改良也。故吾近来亦颇注意于世界政治经济之组织及变迁。我无干才，然理论之研究，主义之鼓吹，笔之于文，则吾所能也。客岁同人尝组织大江学会，其性质已近于政治的，今又有人提议正式改组为政党，其进行之第一步骤则鼓吹国家主义以为革命之基础。”从这之后，他就尽他之“所能”干起“笔之于文”，“主义之鼓吹”的事了。

主义之鼓吹，笔之于文，吾所能也（2）

倡导国家主义，加入大江社是父亲思想上的一次重大变化。在此之前，他曾寄希望于美术，希望通过美术净化人们的灵魂，来推动国家民族的进步，基本不介入政治斗争；此刻则不然了，他不仅从思想上认识到“政治之改良”是当今中国之急需，而且在行动上将“鼓吹国家主义以为革命之基础”付诸实践了。这是政治态度的大转变，也就是罗隆基后来说的一多三变中的第一变。

不过，父亲毕竟是个爱好写诗、绘画、搞戏剧的文化人，因而思想上更偏重于倡导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更强调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他曾经说：“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

芝加哥会议后，梁实秋去了波士顿哈佛大学，父亲则到纽约艺术学院注册，住在万国公寓，开始他在美国的第三年的留学生活。来到纽约本应在美术方面进一步进修深造，但实际上人进了艺术学院，心却转移到了其他方面去了。

恰好这时余上沅、赵太侔、熊佛西等一批热心倡导新剧的积极分子也都住在万国公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父亲当年在清华读书时对戏剧就有浓厚的兴趣，下过很大工夫，既编写、创作，又登台演出，此刻碰上这批人，尚未完全熄灭的戏剧火种很快就又重新燃烧了起来。他们结成了新朋友，经过几次磋商和排练之后，就推出了两台用英语演出的中国古装戏，一台是《牛郎织女》，一台是《杨贵妃》。前者是摸着石头过河，尝试性的，后者则是正儿八经，大张旗鼓干的。

两出戏父亲都负责服装和布景。他又像当年在清华一样，全力投入，忙得不可开交，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旷课。当时在美国买不到丝织锦袍，他就亲自动手自己绘制，几十套锦袍他一件一件画上去，而且画得非常认真，非常精致。梁实秋赞扬说：“在灯光下竟看不出有采笔的痕迹，在这一次演剧中一多建了大功”。这次公演大获成功，他们几个好朋友欢喜若狂，三更时分拿出酒来，喝了个半醉！

《杨贵妃》公演之后，反映很好，引得波士顿的梁实秋、顾毓琇、冰心、曾昭抡等中国留学生也动了心，积极筹演《琵琶记》。但是他们缺乏组织大型演出的经验和某些必要的技术指导，希望纽约同仁大力协助，父亲和赵太侔，余上沅虽然很忙，但在百忙之中还是抽空去了波士顿，为朋友们尽了应尽的义务。《杨贵妃》公演的成功，大大激发了父亲他们几个人的积极性，当时国内话剧才刚刚萌芽，亟待扶持，他们决心尽早回国开展“国剧运动”，大力促进祖国的话剧事业。

主义之鼓吹，笔之于文，吾所能也（2）

在此期间，梁实秋曾很关心地问父亲“诗兴画兴如何”？父亲回信说：“画兴不堪问，诗兴偶有，苦在没有工夫执笔。倒是戏兴很高。”，“两次演戏，忙得我头昏脑乱，没有好好的画过一次画。课是整星期的cut。”说到诗兴，他就像一架优质钢琴一样，只要稍稍触动一下它的琴键，立即就会发出震撼人心的音响。他那些一篇接一篇的具有高度爱国激情的诗篇，就是在屡遭歧视与侮辱的强刺激下产生的。他告诉梁实秋“现拟作一个series of sketches，描写中国人在此帮受气的故事”，大意就是，打算像画连环画一样写出系列爱国诗作来。可惜，后来太忙，这个雄心壮志“没工夫执笔”未能实现，仅仅利用一点空隙创作了《醒呀！》、《我是中国人》、《爱国的心》等一批单篇的爱国诗，这些诗作数量虽然不多，但均属于他所说的那种出于至性至情的诗，价值甚高，其中尤以《七子之歌》、《洗衣歌》等几首更不愧为爱国激情洋溢的传世佳作。

此时，父亲还写信告诉梁实秋，为了弘扬中华文化，全面促进中华的艺术事业，他们几个纽约方面的朋友近日商定准备办一个杂志，并且对有关各项具体事物都已有周全细致的考虑，决定要以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为杂志的主导思想；名称初步定为有中华特色，出之有典的《雕虫》或《河图》；还列出了前四期的约稿计划，甚至连什么时候出版，是在国内制版还是在日本或美国制版，是直排还是横排，每册卖价多少，等等问题都有具体设想和意见。 父亲那时年轻气盛，心中有了“国家主义”就觉得好像找到了拯救祖国，振兴中华的最佳武器，一时间决心甚大，信心甚足，自认为“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谁堪任之”，扬言征稿不靠名人，不借他们的光，说：“我们卖的是本领，不是名字”，决心要“亲身赤手空拳打出招牌来”，要“独树一帜，不因人热，亦不甘为人作嫁衣裳。”还强调要主动进攻，说：“要打出招牌，非挑衅不可”，“要一鸣惊人则当挑战”等等，大有为国家民族大干一番，不可一世的气势。

1925年的三、四月，余上沅、赵太侔他们两个“国剧运动” 热心分子，伙同父亲昼夜谈论回国后如何筹办戏剧学校，如何开办剧院组织演出，如何发展国剧事业……，越谈心越热，兴奋难抑，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恨不得马上插翅回到国内。 父亲早就对在异国他乡备受歧视而非常恼火、反感、加之回国后又不打算当画家或美术老师，再学下去没有多大意义，因而，余、赵二位一怂恿，他便一拍即合，决心和他们一起早日回国，愈快愈好。梁实秋对他的心情很能理解，说：“在他看来美国的环境是难以忍受的”，他在美国是“如坐针毡”，“归心似箭”。

父亲的性格里诗人气质特别突出。他在自传中曾说自己“所见独不与人同，而强于自信，每以意行事，利与钝不之顾也”。他就是这样，常常“以意行事”，采取一些人们意想不到的行动，令人惊诧不已。这次回国，就是如此。说回国，马上就要上船开路。回去后他们的良好愿望能不能顺利实现，能不能很快找到理想的工作等等，他都不考虑。他告诉梁实秋：“蛰居异域，何殊谪戍？能早归国，实为上策。”，“只要回家，便是如郭、郁诸人在上海打流亦可以。君子固贫非病，越穷越浪漫。”， “此次回国并没有什么差事在那里等着我们，只是跟着一个梦走罢了。”

“何妨一下楼”先生（1）

“何妨一下楼”先生

蒙自是云南省南部的一个边陲小镇，清光绪年间曾被法国殖民主义者相中，开辟为商埠，设立了海关，建起了法国银行，法国领事馆，法国邮政局，法国医院以及这个洋行那个洋行等等一批单位，那时蒙自也曾风光过一阵子。后来法国人修滇越铁路，当地脑筋顽固的群众不知中了什么邪，死活不准铁路通过，火车只好走了开远。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小城经济逐渐萧条、衰落，洋人们人去楼空，等到这时联大来租房子，年租仅三两块钱就把整座整座的大楼租了下来。父亲一开始觉得这里远离前线，闻不到战火的硝烟，环境宁静，正是读书，进行研究的好机会，每天除吃饭、上课、如厕外，从早到晚整天趴在书桌上不下楼。有一次郑天挺教授劝他说：“一多啊，你何妨一下楼呢！”旁边的几位先生也跟着说，“是啊， 你何妨一下楼啊！”一时间这个话竟不胫而走传了开去，成了父亲的雅号，后来回到昆明，有一次罗庸先生在系里说起了这件事，于是昆明联大的师生们一传十，十传百地都知道了。父亲对这个雅号似乎倒也颇“领情”，后来同母亲讲到这件事时，脸上堆满了开心的笑容。

南京沦陷后，日军进攻的矛头迅速指向武汉和广州，两个城市几乎天天被狂轰滥炸。母亲被迫带着孩子随高堂二老疏散到了浠水巴河老家。 但是，不过半年的时间，日本兵就杀过来了。日军从东、北两个方向直扑武汉，浠水地处鄂东，是日军必经之地，国民党军队肯定守不住。母亲必须率孩子们尽快转移、撤离，否则就会沦为备受欺压蹂躏的亡国奴。但是，母亲从来没有独自一人带孩子出过远门，没有得力的人士相伴，予以协助是绝对不可能带孩子跋涉几千里，逃到云南的。这是父亲当前最最关心和着急的事情。那一段时间父亲焦急得吃不好，睡不着，忧心如焚，如坐针毡，千方百计为我们找同路人。他自己不能回去，因为要给学生上课，只好另想办法。联大外文系需要法文教师，我的叔父是留学法国的，完全可以胜任。父亲积极向学校推荐，学校同意作为候选人之一，但要等校常委开会讨论才能最后决定。常委会如果通过了那当然很好，我们可以随叔父一家一同来昆明。可是常委什么时候开会，开会是否就一定能通过，父亲心中无数。为此，父亲不得不做两手准备。这时父亲得悉战前在清华念书的我的表哥有意来昆明复学，立即与他联系促其实现，然而，我表哥后来又打消了来昆的念头。与此同时，父亲的老朋友游国恩先生准备回江西接家属到贵州，途中需经长沙，父亲又马上写信请家中无论如何找一个人帮忙把我们送到长沙，请游先生顺便把我们带到贵阳，父亲准备到时亲自到贵阳接我们。后来战局形势太紧，父亲又想如果没有同路人，哪怕请一位亲人或亲戚送一下也可以，送到贵阳，父亲去接……，总之，父亲这时就像溺水人要抓救命稻草一样，只要有一点希望就抓住不放，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尽量想办法使我们早日脱离危险之地。

“何妨一下楼”先生（2）

我们在巴河的那个家是个没有分家的大家庭，父亲兄弟五家都住在一起，要逃难五家就都要逃。后来，实在没有护送我们的人，父亲只好求助于我的祖父母和我的伯伯叔叔们，请他们逃难时把我们也带上。父亲在给我祖父的信上说，“鹤等前次未随男来滇，致今日为一大系累，使大人分心，男自认无识，死罪，死罪。然事已至此，无论如何，万一彼等无人护送，全家复决定迁移，仍祈在可能范围内附属任何部分，暂避至一安全地带……倘蒙大人主张，并诸兄弟念及半世骨肉之情，使男宝家免于离散或死亡，则感恩戴德，没齿不忘矣。”言辞诚恳感人，读之令人筱筱泪下。

不仅如此，有一度所有的办法都想到了，但是都不能实现，父亲几乎陷入绝望，只有听天由命，默默祈求老天爷了。1938年6月13日他给母亲写信提出三种解决办法，最后说万一三项都不能实现，那就这样：“一、家中有人住，你们就暂住在家中；二、家中无人，你们搬到路口（按：我外婆家）暂住。无论如何，暑假中我定亲自回来接你们，什么危险也管不着……万一你们暂时走不动，也不要害怕，我一生未做亏心事，并且说起来还算得一个厚道人，天会保佑你们！”

父亲每每想到母亲和我们的遭遇，就非常后悔当初不该把母亲和我们留在家中，一再向母亲道歉，赔不是，说：“这回是我错了，没带你们出来。我只有惭愧，太对不住你们。”，“无论如何，我绝不再离开你一步”。父亲于无奈之中说“天会保佑你们！”，不料，果然天无绝人之路。6月下旬，联大决定聘我叔父到学校外语系任教，这样一来，我们赴昆的问题一下子就全部解决了。当时广州也是日机轰炸的重点，走南线已经非常不安全，只好坐汽车走湘黔滇线。7月上旬我们起程上路，父亲收到我们的电报，胸中悬着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母亲和我们没离开浠水他担心着急，怕拖晚了出不来；我们到了武汉，他又担心敌机轰炸太厉害，我们会出事；我们要上路了，他又着急老小七口沿途困难又多又大，没有人护送走不了；后来送的问题解决了；开始出发了，他又担心在长沙被炸。总之，这个时期几乎每天都非常紧张，一想到我们，“就心惊肉跳”，直到我们离开了危险地带，才稍微安下心来。暑假里文法学院迁回昆明，父亲乘机到贵阳接我们，终于和我们在战争的非常时期再次重聚。

春城第一年（1）

春城第一年

抗战八年，我们家在昆明也住了八年，不过我们的八年是抗战期间七年加上胜利后一年。

抗战八年是父亲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八年，是他从诗人、学者转变成斗士的八年，是他在人生的阶梯上一步一步攀向自己的最高顶峰的八年。

我们家在昆明居住的八年中，搬过八次家，住过九个地方。第一处是小西门内福寿巷3号；第二处是距昆明40公里的晋宁县北门街某宅；第三处是昆明市华山东路节孝巷×号；第四处是昆明北郊大普吉镇某大车店楼上；第五是大普吉镇旁不远的陈家营村；第六是离陈家营不远的谷堆村；第七处是昆明东郊约20里龙泉镇的司家营；第八是市内昆华中学校园内；第九是西仓坡联大教职员工宿舍。

其中，住房条件最好的是福寿巷；生活最艰难的是陈家营；居住时间最长，挂牌治印，生活开始走出低谷的是司家营；闭们深思一周，思想剧变的是昆华中学；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是西仓坡。

1938年8月底或9月初我们一家到达昆明，住在小西门内武成路福寿巷3号。这幢房子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中间有个不小的天井。房东住楼下，我们和叔父一家住二楼，我们家人口多住三间正屋（中间会客和吃饭，两旁一间卧室一间书房）和两间东厢房，叔父家住两间西厢房。昆明四季如春，气候宜人，风景如画，人民纯朴。由于地处大西南，比较闭塞，保留了不少中世纪农业城市的古朴色彩，没有多少车水马龙的喧嚣，暂时也没有受到战争的太大影响。经过战火摧残的人们初来乍到，闻到这种平静而闲适的气息，会感到战争似乎很远很远，好像是到了世外桃源或返回到中世纪一样。 父亲这时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基本上同在衡山时一样，拥护政府及蒋介石，为了抗战甘愿吃苦受累，毫无怨言，能直接为抗战做的事就尽量去做，不能做就教好书，搞好学术研究。

人们都以为昆明远离前线，在这里大概能过几天太平日子。不料，不到一个月，日机就跟踪而至，对这座美丽的春城进行了狂轰滥炸。那是抗战以来昆明第一次遭到空袭。就在那次空袭中，父亲的头部受了伤，那是日本侵略者“恩赐”给他的一次血的洗礼。

春城第一年（2）

那天是9月28日的上午，当时我和哥哥在城外实验小学念书，我读初小他读高小。那天响起警报时，我因市里规定初小生只在下午上课留在了家里，而哥哥恰好正在学校。父母亲很不放心，怕他吓得惊慌失措，被人踏伤挤坏或出什么其他事，打发赵妈到学校去接一下，同时叮嘱赵妈要她自己也多当心。赵妈走后一、二十分钟，她和哥哥都不见回来，紧急警报又响起来了。父亲心焦如火，匆匆下楼，亲自去寻找。他帽子也没顾上戴、手杖也没顾上拿，大步流星跨着急步，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出了小西门，半路上遇见赵妈，一问，方知哥哥已被老师领着跑警报去了。父亲听了觉得有老师领着可以放心，同时也考虑到在这茫茫人海中，想找到儿子根本不可能，便同赵妈往回走。

正当他们走到一座木材厂的围墙下时，空中传来巨大而沉重的“轰、轰、轰……”的敌机声，赵妈急忙跨过墙下的小沟，进入对面的小树林。父亲大概是想看个究竟，背靠围墙，以手遮阳，仰头向空中搜看。只见九架日本轰炸机排成“品”字队形迎面飞了过来，飞得很低，翅膀上两个巨大的红膏药疤看得很清楚………父亲正看着，突然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霎时间天崩地裂，房倒屋塌，烟尘滚滚。待到烟尘稍落，赵妈看见父亲手捂着头，鲜血顺着脸往下直流，长衫的前胸已染红了一大片。赵妈又害怕又紧张，急忙把父亲搀过小沟，放倒在一棵树下。幸好这时战地救护队来了，为父亲做了紧急包扎。

父亲走后，母亲在家中焦急不安，大小三个一个也没回来，而爆炸声就在小学方向，她的心像个兔子一样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警报一解除，大人孩子立刻赶往巷口张望。等了一阵，哥哥回来了，却不见父亲。后来，远远望见一辆人力车夫奔跑过来，车上的人头上缠着纱布，胡须和前襟上全是血，当车子走近了大家仔细一看，不约而同地都惊叫起来，原来是父亲，于是一窝蜂似的拥了上去，母亲吓得战战兢兢，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幸亏叔父当机立断，令车夫迅速将车拉到医院去。后经检查，伤势不重，只是砖头砸了一个口子，颅内正常，缝了几针，因床位紧张便回家休养了。

父亲此次受伤可谓不幸中之万幸，当时炸弹落在了墙内，如果没有围墙，或者炸弹落在父亲这一边，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这次轰炸，是抗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欠下昆明人民的第一笔血债。空袭中，父亲的鲜血和昆明人民的鲜血流在了一起，使我们和昆明人民结成了牢不可破的鲜血凝成的友谊。

1938年5月间还在蒙自的时候，父亲曾在给一位身处香港的学生的信中说：“近方整理《诗经》旧稿，素性积极，对国家前途只抱乐观，前方一时之挫折，不足使我气沮，因而坐废其学问上之努力也。”这封信虽是几个月前写的，但此刻父亲的态度依然是如此，没有丝毫变化。父亲虽然受了伤，但并未稍挫他在学术研究上的努力。

春城第一年（3）

这一年父亲开的课是《楚辞》、《尔雅》、《诗经》。他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璞堂”。为什么取这个雅号，迄今未见他的任何说明。据查，“璞”者待琢之玉也，取名“璞堂”很可能是表示这里是要把毛坯玉加工成精品玉器的殿堂吧。他一有空便钻进“璞堂”施展他的聪明才智，从事玉器雕琢之功。《闻一多全集》中有两部著作都冠以“璞堂”之名，一为《璞堂杂业》，一为《璞堂杂识》，可见二者都是出自此堂的产品。前者对《尚书》、《左传》、《论语》、《吕氏春秋》、《山海经》、《史记》等30几部书中的某些文字或词句作了考证和诠释；后者对各种古书中的“乾”、“颓”、“舆尸[师]”、“据于蒺藜[困]”、“见金夫不有躬[蒙]”等35个古字句作了考释和训诂工作，两相合计，约达6.5万字。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又是受伤养伤，又是讲课，其间还搞了一段戏剧工作、还能取得这么些成果，应该说是相当不易了。

父亲虽是教授，主要任务是教书和学术研究，但当时毕竟是抗战时期，他对时局还是很关心的。他看到抗战宣传工作存在许多缺点，如“只有宣（或竟是喧）而无传”，宣传品“徒有形式而缺乏内容”，宣传工作人员“热情有余，技巧不足”等，便写了《宣传与艺术》一文，发表在1939年2月26日昆明《益世报》上。他针对中国大多数人都是农民，都是文盲，提出不仅要改进文字宣传，而且要加强音乐、图画、戏剧等方面的宣传；要把“一切胜任的人才动员起来……组织起来”；要拨一笔款子，购置必要的设备。总之，不仅要重视“物质建国”，也要重视“精神建国”。 父亲一生写过许多文章，但都是学术性、文艺性的，唯有这篇文章是迄今收集到的，有关改进和加强宣传工作的文章，这可说是他关心抗战宣传的一大表现。

抗战之初，昆明有一些抗日救亡的宣传，但总的讲，声势不够大，还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联大师生到昆明后，一些热心戏剧的教师和进步同学筹划演它几齣好话剧，进一步活跃和推动昆明的抗战宣传工作。当时选中的第一个话剧是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陈铨改编的《祖国》。这个戏主要是描写在日军占领下，某城市一位爱国教授不顾个人安危，与学生、工人一起同侵略者和汉奸进行坚决斗争，最后英勇牺牲的故事。负责该剧导演的是联大师范学院的教师孙毓棠，女主角是孙毓棠先生当时的夫人，已在演艺界崭露头角的凤子女士。孙先生曾经是个诗人，后来转而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他和父亲相当熟，知道父亲也是一位热心戏剧的人士，便请父亲负责舞台设计。父亲认为这也是对抗战的支持，便同意了。

春城第一年（4）

父亲好久没有搞戏了，此刻接手排戏，不敢稍有懈怠，工作非常认真，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全神贯注，废寝忘餐，不仅极力把布景设计好、制作好，而且对整个演出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首演那一天，他兴致极高，把母亲和我与哥哥都带去看去了。话剧不像京剧，我完全能看懂。看到紧张的地方，我的心也跟着“砰、砰、砰”直跳。那次演出大获成功，剧场中掌声不断，观众情绪热烈，当剧中那位爱国教授英勇就义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时，观众竟然也跟着高呼起来，情景非常感人。事后昆明市的报界纷纷发表评论，盛赞演出技艺精湛，意义深刻，对人们坚持抗战有很大的鼓舞作用。演出结束后全体演出人员聚餐，大家频频举杯为演出成功庆贺，父亲也站起来举杯庆贺并预祝抗战胜利，许多人都喝得满面通红，连凤子女士都有些飘飘然了。有位同学请她在纪念册上题字留念，她竟题了一句：“众人皆醉我独醒！”惹得大家捧腹大笑。

《祖国》演出之成功，进一步激励了全体演职人员的积极性，不久他们联合地方上的演出力量又演出了规模更大的名剧——《原野》。《原野》是曹禺的名著，写的是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农民万分痛苦，想反抗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状况。剧情生动地反映了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十分震撼人心，战争期间在大后方上演这样的戏，是很有积极意义的。这次演出最突出的特点是，这个剧的演出是由作者曹禺先生亲自执导的。曹禺是父亲和凤子及时任国立艺专校长的吴铁翼联名从重庆请来的，这就大大提高了这次演出的分量，扩大了演出的影响。参与《原野》演出演职人员阵容十分可观，除曹禺亲自导演并担任一个角色外，其他几乎集纳了当时联大和昆明戏剧工作者中所有精英。

父亲和工艺美术学院雷圭元教授分别任舞台设计和服装设计。实际上他们两人常常是不分彼此，一起商量，共同拍板。那个时期父亲又像当年在美国搞《杨贵妃》一样专心、投入，把其他一切事物都置诸脑后，一心一意地搞好这个剧的舞美设计。为了选择最佳方案，他找来几个装美孚煤油桶的木箱，放倒当作舞台，用硬纸壳制作出布景片、桌椅板凳、剧中人物，按照《原野》各幕的实际要求，在这些“小舞台”上摆来摆去，时而这么调配，时而那么调配，时而近看，时而又退到远处，左右晃动着脑袋，仔细琢磨，不时还回过头来征求征求母亲和我们的意见，直到调整到满意为止。剧中有一处场景是仇虎在森林中烤篝火。舞台上不能点真火，怎么表现呢？父亲很为难了一阵子。他苦苦思考，反复琢磨，最后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把台式电扇放倒，在电扇铁丝罩上粘上许多红纸条，再配以红色灯光，电扇一开，纸条不停地飘动，就像火焰在跳动一样。经过试验效果果然不错。

春城第一年（5）

父亲设计舞美和服装力求符合剧里的时代，人物的地位和性格等等因素的要求。例如他向曹禺提出，焦大妈屋里的桌子必须给人以沉甸甸的感觉，按照仇虎的人物特性，衣服应该是黑缎红里子的短袍，而金子的衣裳应该是大袖口镶黑边的粉红色姊妹装，曹禺完全同意。为此，他亲自满街跑，出入布料店、委托行，挑选合适的服装。他撩起长袍，蹲在地上生炉子熬胶水，调颜料，拉开架势画布景。总之这次演出他是实实在在付出了心血和辛苦的，既有功劳也有苦劳。

《原野》的演出，在昆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场场爆满，演出后全城轰动，大受欢迎，原定演出九天，后应各界的要求又加演了五天。朱自清说：“这两个戏（按：此前联大同学和地方戏剧界朋友们还排演了《黑字二十八》）先后在新滇大戏院演出，每晚满座，看这两个戏差不多成了昆明社会的时尚，不去看好像短了些什么似的。这两个戏的演出确是昆明一件大事，怕也是中国话剧界的一件大事。” 演出时，父亲同《祖国》演出时一样，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去看。那时我刚刚才十岁，看不懂其深刻的社会意义，但多少也能看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父亲喜欢戏剧，也交了不少戏剧界的朋友。记得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有一天友人送给父亲两张话剧票，地点在马市口国民党省党部礼堂，离我们家不远，父亲没时间去，就让哥哥和我去了。那天演出的是一齣抗战话剧，剧里有一幕是日本鬼子烧杀掳掠，一个鬼子兵抓着一个中国姑娘，死命往屋里拽，要强奸她，那个姑娘一面拼命挣扎，一面大声号叫，声音凄惨，震撼人心……，就在这紧张得揪心的时刻，一个中年男子突然从观众中冲出，三步两步跳上舞台，揪住“鬼子兵”，愤怒地挥拳痛打，“鬼子兵”一边在台上东跑西躲，一边连声叫唤；全场观众顿时哗然，后台工作人员连忙出来劝解，那个“花姑娘”也上前保护“鬼子兵”说：“我们这是演戏！是演戏！”，那个“鬼子兵”一把摘掉日本军帽，揪下小胡子，扯开日本军服：“你看看，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那个愤怒的中年人渐渐清醒过来。然而，戏没法继续演下去了。一个工作人员（可能是负责的）站到前台上，向观众说明了情况，感谢观众的支持，并向观众道歉，他提议大家最后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结束当天的演出。那时是抗战初期，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气氛很浓，观众对刚才发生的情况都很谅解，听说要合唱，就跟着台上的指挥引吭高歌，演员们也都出来和大家一起唱，台上台下群情激昂。随着“前进！前进！前进进！”歌声的结束，观众有秩序地离开了剧场。这次戏没看完，我却意外地受到了一次特殊而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以至对当时的情况印象极深，至今不忘。

春城第一年（6）

父亲虽然每天忙于上课、搞研究，参加演出等，但并没有放松对我和哥哥的教育和关注。大约是1938年冬或1939年春、夏，我和哥哥在小学念五、六年级时，父亲给我们买了几本中外文学名著，例如，《安徒生童话选》上下两册、赛珍珠的《大地》、德国作家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茅盾的《子夜》以及《欧洲短篇小说选》等。这些书，除那本小说选外，都是闻名遐迩的作家的名著，无论艺术上思想上或写作技术上都堪称文坛上的奇葩。

《安徒生童话选》寓意深邃，含有很深的人生哲理，不仅对小孩子教育极大，而且也能给成年人以很大的启迪；《大地》是美国著名的女作家赛珍珠的作品。赛的父亲很早就到中国来传教，她就是跟着父亲在中国长大的，对中国很有感情。小说着重写了中国农村的故事，对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帮助西方了解中国，曾发挥过较大的作用。1938年赛珍珠因该书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西线无战事》描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青年战士的故事，是一部杰出的反战小说，作者以生动的艺术笔触，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战争的罪恶。《子夜》是我国著名作家茅盾先生的名著，书中对我国民族工商业者在旧中国那种恶劣的环境下挣扎、奋斗，作了深刻的描写 。

那本短篇小说选，虽不是什么名家的名作，但也都是严肃而有积极意义的作品。记得其中有一篇写的是波兰一个革命者的故事。作者热情讴歌革命精神，文字也很生动。有一大段描写那个革命者，趁火车过隧道时的巨大噪音及光线变暗之机，利用敌人烟头上的一点红光，开枪将其击毙而后跳车逃跑。情节紧张，扣人心弦。

当时，我和哥哥仅仅是高小生，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都很低，严格讲这些书对我们来说都太深了，看不懂。即使是《安徒生童话》也只能看看故事，尚不能理解书中内涵和真谛。当然，我们还是有收获的，起码我们从那么小就知道了安徒生、赛珍珠、茅盾等几位著名作家；知道了《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等有名的故事；也多少长了点有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国农村的知识，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知识，以及那个时代我国民族工商业者兴衰的知识。父亲当年要我们读“四书”时曾说“纵使书中义理不能真实领会”也不要紧，此时此刻他给我们买这些书，大概也是这么个意思：“纵使书中义理不能真实领会”，只要开卷就有益。1940年以后，物价持续暴涨，货币严重贬值，我们家的经济生活越来越窘困，父亲那点月薪连养家糊口都不够，同时，我和哥哥也都上了中学，长年住在学校里，因此，从那以后父亲就再没给我们买什么课外读物了。

父亲关心我们的学习，也非常重视对下一代思想品行的培养和教育。早在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就曾告诫家里对晚辈们“当教其读报纸，且将社会种种不平等情形，政治现状如何腐败，用浅近语言告之。在品行方面，家长犹当严责。如说谎、自私等恶习当严禁其滋长。”父亲在这里把“说谎、自私”称为“恶习”，要家里“严责”、“严禁”，可见他对这方面的问题多么重视，要求多么严格！然而，有一次我恰恰在这方面犯了禁，受到了严厉的惩处。

春城第一年（7）

那时我念的是初小，按学校的规定上午不上课，留在家里做作业。我那时还是老毛病，贪玩，不爱做作业。有一次，父亲见我整整一个上午都是玩，没有看一会儿书，写一会儿字，就问我怎么不作作业？我随口撒了个谎，说老师没有留。父亲不相信，追问：“真的没有留？”我已经撒了谎，只好嘴硬，坚持说就是没留。但是，撒谎者就不免有些心虚，神色不对头。父亲觉察出来了，非常生气，严厉地呵斥我说：“你撒谎！”我强装硬汉犟嘴说：“没撒谎。没留就是没留。”我明知父亲绝不会专门跑到学校去问老师，就特别嚷嚷：“你不信，到学校问我们老师去！”，这一下把父亲惹火了，我说了谎不认错，反而狂妄地要父亲到学习去问老师，态度如此恶劣，父亲焉能不勃然大怒，脱下布鞋要用鞋底子打我的屁股。我一边大喊大叫，一边左躲右躲，后来在母亲的庇护和调解之下，总算逃过了严惩，但遭到了一顿狠狠的教训和批评。过去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们，这一次是我犯了他最憎恶的禁忌，态度又不好，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严厉惩处。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埃到重打，但在不许撒谎这一点上，对我却是一次很深刻的教育。

一部书花了十年左右光阴（1）

一部书花了十年左右光阴

我们家在昆明居住时间最长的是司家营，前后共约三年半还多一点。父亲在这里的活动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学术上获得了阶段性的丰硕成果；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开始分出相当精力挂牌治印；从学者开始转为斗士。

抗战期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大只是战争期间的临时措施，战后各自还是要回到原地分开办学的，所以三校在合并的前提下，还保留了相当的独立性，专业研究所就是其中的一项。1941年夏，清华大学决定成立文科研究所，地点在昆明东北郊约20华里的龙泉镇司家营村。父亲负责研究所中国文学部的工作，由于工作的需要，10月初我们家也搬到了司家营住进所里。这幢房子是房东新建的土木结构小楼房，上下两层。二楼的正房既是图书陈列室又是研究人员看书写作的地方，厢房是宿舍。朱自清、浦江清、许维遹等先生的家属没有来，他们就集体住在西厢房，我们家住东厢房和北面仓库式的一间小房间，楼下除厨房外基本上都是研究生看书住宿的地方。

当时学校还在市内，并且照常上课，教授们每逢到了自己有课的时候就进城去讲课，讲完了再回到郊区自己家里。那时昆明市的公交事业很不发达，郊区一般都不通公共汽车，有的地方有马车，有的地方连马车也没有，教授们进城是八仙过海，各依自己的情况而定。周培源养了一匹马，他骑着高头大马去学校，在公路上与来往的汽车为伴；朱自清十冬腊月披着赶马帮的马夫穿的毡斗篷，穿行于田间小路上的故事，联大已传为佳话；陈梦家两口子教书，又没子女，经济比较宽裕，买了一辆旧自行车，他就骑车；其他，有的地方有马车，自己口袋里又有点零花钱就坐马车；闻一多之流囊中羞涩，空空如也，就迈开大步向前走。这种形式多样，方法五花八门上学堂的盛景，大概可以说是西南联大当时的一条风景线！ 学校照顾教授们少跑路，安排课程都尽可能把每位教授的课时相对集中。父亲的课是头一天的下午和第二天的上午，这样第一天上午进城下午讲课，晚上在城里睡一夜，第二天上午讲完课，下午就可以回家了。这种安排对他还是比较有利的，一是不至于太疲劳，二可以顺便办点其他事情。父亲平时在家里整天只是看书写字，其他什么也不多想，但每次进城虽说只是一、两天，心情却像是出远门多少天一样，老想家，惦记母亲和我们，讲完课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多一天也不留，能早回家就尽可能早回。

一部书花了十年左右光阴（2）

离司家营不远的龙泉镇有马车，坐上去虽然并不舒服，但是可以省点劳累。母亲心疼父亲，劝他坐马车。父亲为了省钱，不管路远路近，坚持步行。说：“我走了几千里，两条腿练出来了，这点路算不了什么”。父亲就是这样，为了养家糊口，他总是尽量省吃俭用苛待自己。一次，从城里回来正当走在一座大桥上时，突然一阵风吹来，把帽子吹到河里去了，那座桥相当高，眼巴巴地看着帽子在水面上轻歌曼舞地顺流漂去，却没有一点办法。那是他留美时戴的，现在仅有的一顶帽子，从那以后，为了省钱，不管天气多冷，他再也没帽子可戴了。

父亲每次进城，母亲总是非常关心和体贴，帮助他换上洗净了的长衫、收拾好装手稿的布袋、检查烟丝装够了没有、手帕带了没有、手杖替他准备好，等等，再给他带上一点钱。一边收拾、准备，一边嘴里还不停地叮咛这，嘱咐那，直到最后把父亲送下楼、送出大门，再目送一截才回屋。司家营距离城里，大约两个小时左右的路程。父亲每次来回独自一个人步行，一路上没个人说话，只能闷着头，甩着手杖，迈腿、跨步，节奏单调地一步、两步、三步地走下去，时间长了腿难免有点疲劳，心理上也不免有些枯燥感；因此，每当快要到家时，他总希望能看到妻子和孩子们高高兴兴地来迎接他，这样，在精神上可以得到一大安慰。为此，他每次临别的时候，总要提醒母亲：“别忘了来接我啊！”

父亲要回来的那一天，母亲也是时刻挂在心上，过一会儿就抬头看看天色，看看钟表，早早就做好准备，嘱咐赵妈晚上为先生做点可口的饭菜，告诉在家的几个小孩子不要走远。等她估计父亲快要到家时，就呼唤上孩子：“走啊！接爸爸去！”母亲结婚二十多年来，不仅在生活上已经与父亲完全融为一体，而且在精神上也须臾不可离了，每当父亲不在身边时，她心里就好像空荡荡的六神无主，总盼着父亲早点回来。研究所里的众先生都交口称赞父母亲的恩爱情，大家听惯了母亲的呼唤声，一听到她叫：“小弟、大妹、小妹……”，有的先生就学着母亲的腔调接着喊：“接爸爸去啊！”， 大家听了都哈哈笑了起来，母亲也开心地跟着嬉笑 。

司家营村后小河上架有一座比独木桥略宽的木桥，人们进出村庄都必须从桥上经过。母亲就带孩子到这里等着迎候父亲。时间若还早，弟弟、妹妹和小妹就在河边摘野花，捉蝴蝶，或做些其他玩耍；母亲则站在桥头“放哨”瞭望，一旦发现父亲远远走来就喊：“快点，爸爸回来了！”

一部书花了十年左右光阴（3）

三个小家伙马上丢开手中的一切飞奔前去，抢拿书包、抢拿手杖，或牵着父亲的手，拉着父亲的衣裳，母亲则笑着迎上去嘘寒问暖。父亲的疲劳似乎一下子就消失了，笑眯眯地同孩子们搭话，同母亲聊新闻和见闻。蓝天飘着浮云，雪白的鹭鸶鸟双双从田野上空飞过，桥下碧绿的河水缓缓流淌着，这一切都仿佛荡漾在无比的祥和幸福之中！当然，有时也会发生点阴错阳差。那时条件很差，没有手表，也没电话，父亲究竟什么时候到家，母亲只能估计而不可能掌握得很准。一次，父亲到了桥头左看右看不见母亲和孩子的身影，颇觉失望，回家进门一看，母亲还在家中，不觉略带埋怨地对着母亲说：“你妈妈，你好狠心哦！”

父亲历来喜欢游览祖国大好河山，他参加旅行团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动机之一，就是想看看祖国大西南的壮丽山川。后来到了昆明，他在信中告诉母亲：“至于沿途所看到的风景之美丽、奇险，各种的花木鸟兽，各种样式的房屋器具，和各种装束的人，真是叫我从何说起！……十几年没画图画，这回却又打动了兴趣，画了五十几张写生画。” 昆明地处云贵高原，四季如春，风景如画，城内外众多的名胜古迹令人目不暇接，即便是在昆明的城乡随便走一走，景色之奇美诱人，也无不令人心旷神怡。研究所里的众先生平时个个埋头书桌，孜孜不倦阅读、写作，偶尔疲倦了，独自一个，或三三两两也出来活动活动，散散步，吸点新鲜空气。记得有一个雨后的下午，高原阴雨转晴，空气特别清爽宜人，大家突生雅兴，相约出去散散步。当时刚好是暑假，哥哥和我都在家里，父亲让我两也一起去。司家营的风景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无论是村后的小桥流水，村前的小树林及林间草坪，还是红红绿绿的野花野草，以及成片的水田等等田园风光，都颇能给人以自然美的享受。那天，大家出得门来，踏着田间小埂向龙泉镇漫步走去，看着雨后葱郁青翠的树叶和田间作物，半空里不时飞过的雪白的高脚鹭鸶，听着此起彼伏的蛙鸣声，都有一种特别心旷神怡的感觉，非常高兴，似乎多日来脑力劳动的疲倦，为之一扫。先生们边走边聊不知不觉进了镇子，来到一家茶馆门前，镇子小，又不逢集，里边只有几位客人在饮茶、聊天。大家看到茶馆门两边的对联，“李白问到谁家好”，“韩愈答到此厅高”，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起初，我不知道他们笑什么，竖起耳朵听他们议论，才渐渐听清是笑那幅对联胡拉乱撤，李白死后数年韩愈才出生，怎么能一个问一个答呢？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偶然耳闻目睹这件趣事，对我来说，却也长了点知识。这可以说是这次随父亲出来散步的一大收获！

一部书花了十年左右光阴（4）

如果说这次散步仅仅是欣赏昆明一般的的田园风光，逛黑龙潭就是正儿八经地游览昆明的名胜了。黑龙潭是昆明比较有名的景点，位于北郊五老山麓，离我们家不太远，我和哥哥周末从城里回司家营，有时也从它门前过。1943年元旦后的第二天，所里几位先生趁着刚过完年的余兴，倡议集体逛黑龙潭，大家都欣然同意。父母亲商量让我和哥哥也去。一听说游览名胜，我们两人欢喜得心花怒放。说实话，昆明的风景名胜那么多，父亲还没带我们去过一个地方，所以，这次能去逛一逛，我们特别高兴，匆匆吃罢早饭就心急似火地抬脚上路了，一路上我们始终异常兴奋，走得最快、到得最早。黑龙潭有山有水，郁郁葱葱，苍翠欲滴，景色甚美，但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山下两潭水，一清一浊；一是唐梅、宋柏。两潭水就在一进门的山脚下，池水相通，水质却一清一浊，泾渭分明。何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传说是因为明朝灭亡时某薛姓官员，为国尽忠，宁死不做清朝的顺民，携全家大小投池自尽，他那惊天地泣鬼神的忠烈精神，大自然也深深为之感动，该池水从此永远清澈不浊。这当然仅仅是一种类似神话的传说，但它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褒贬，好恶，颇有教育意义。文研所读书搞研究的条件和客观环境比较好，有大量图书，学者专家、研究生相对集中，不时可以切磋交流；独门独院，没有什么干扰，最初点煤油灯，后来学校出资安装了电灯；大家读书、研究的空气很浓，平日里一个个聚精会神地埋头阅读、著述，楼上楼下鸦雀无声。几年下来大家都颇有收获。朱先生的《经典常谈》、《新诗杂话》及《宋五家诗钞》，许维遹先生的《管子集校》（郭沫若和父亲都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故出版时署了三个人的名字）等著作或汇编文集都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成果；父亲的《楚辞校补》也是在这里完成的。　 《楚辞》是屈原的重要作品，既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又有很深的思想意义，历代许多学者都作了诠释和研究，父亲很重视这部作品，早就列为重点研究的古籍之一。父亲在引言中说古书所以难读，一是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对作品的时代背景及作者个人意识形态难以了解；二是古时使用的那些文言文字，特别是一些假借字，令人难懂；第三是版本的不同造成的讹误也误人不浅。为此他研究《楚辞》定下了说明背景、诠释词义、校正文字三项课题。这三项任务他本想一起完成，但受战争期间条件所限，以及要“腾出时间来多做点别的事”，只好先把二、三两部分提前交卷，书名《楚辞校补》。父亲说：在这一部书上“已经花了十年左右的光阴，”因此，可以说这本书是父亲凝聚了十年心血的学术研究重要成果。

一部书花了十年左右光阴（5）

1941年末，父亲将这本书送到当时的中央政府教育部参加评选并出版。为此，他在装订、装帧上像爱女出嫁前母亲为之精心梳妆打扮一样，特别细心、认真。对父亲来说，装订手稿并不陌生，早在20年前他就已经是行家里手了。1921年，父亲即将从清华毕业时，曾利用在家乡度假之机，精选了一批历年来所写的旧体诗文，誊抄成册，取名曰《古瓦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宠儿”竟然失踪了。人们知道它，多方设法找它，却“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然而，说来也巧，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同志们，偶然间从成堆的旧藏书中发现了这个“宠儿”。算下来失踪七十余年了！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这本东西誊写工整，装帧古朴，虽系手工产品，却同正式出版的线装书一般，堪称一件精致的工艺品。可以想象，父亲当年是狠下了一番工夫的。

《古瓦集》是1921年汇编成册的，我无缘目睹父亲如何下工夫 ，但却亲眼看到了他精心装订他的《楚辞校补》。手稿是按线装书的格式，但不是用丝线而是用纸捻子装订的。父亲首先做纸捻子。用的纸是糊窗户那种皮纸，那种纸有较强的韧性，先制成竹筷子那么宽的小纸条，两头捻细，中间留下寸把宽，使之成为纸“钉书钉”，放在一旁备用。接下去用锥子钻孔，把纸捻穿过去扎紧就行了。为了把孔打在适当的地方，边宽留多少？天地留多少？四个孔打正、打直，父亲左比画右比画，做得非常细致、认真。装订成册后，父亲在第一册的左上部工工整整写上《楚辞校补》四个字，整部著作就算大功告成了。他拿着这部凝聚了十年心血的手稿，像欣赏一件刚出土的极品文物一样，时而伸直手臂从远处看看，时而用拇指哗啦哗啦翻一翻，脸上流露出满意之情，嘴角挂着微笑。父亲从事这件“工程”，工序并不多，我们插不上手，他也没要我们干什么，只不过偶尔递个剪刀，拿个锥子，更多的时间是在一旁看。然而，就此一看，不仅“偷”到了一点装订手艺，更重要的是又受到一次如何一丝不苟地对待工作的教育和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