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陈赓简介

- 谁敢说我的女儿难看

- 我的漂亮裙子

- 儿子被“共产”

- 写字如同做人

- 要能受得住委屈

- 爸爸生气是真的

- 爸爸当了“辣椒将”

- 他愿意做实验品

- 父亲的恨与爱

- 他要去老区看看

- 要让孩子们多了解些过去

- “机器一开动，哪能停下来”

- 柯庆施简介

- 南京的家

- 南京度过的童年

- 上海度过的童年（1）

- 上海度过的童年（2）

- 工人新村的家

- 康平路的家（1）

- 康平路的家（2）

- 对儿女言传身教（1）

- 对儿女言传身教（2）

- 和爸爸在一起（1）

- 和爸爸在一起（2）

- 李雪峰简介

- 根据地养育了你们，不能忘记太行山

- 不学八旗子弟，不要搞特殊化

- 父亲关心我们成长（1）

- 父亲关心我们成长（2）

- 刘建勋简介

- 先从母亲说起

- 少年时对父亲的一些记忆

- 父亲的爱好

- 我记忆中“文革”前期的一些事（1）

- 我记忆中“文革”前期的一些事（2）

- 父亲和母亲的最后岁月（1）

- 父亲和母亲的最后岁月（2）

- 父亲和母亲的最后岁月（3）

- 王任重简介

- 童年记忆中父亲的影像

- 记忆深刻的话和三封信

- 父亲的三峡情结

- “不怕不怕，爸爸不怕”

- 乌兰夫简介

- 46年后的祭奠

- 人民之子乌兰夫

- 风雨相随50年

- 世间珍重惟理解

陈赓简介

陈赓1903年2月生，湖南湘乡人，192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在长沙参加学生救国运动。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6年秋赴苏联学习。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南下途中任起义军第二十军三师六团一营营长。1928年起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特科和军委的情报工作。1931年9月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红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团长。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任十二师师长。1932年9月作战负伤，潜往上海就医。1933年3月被捕，经营救脱险，同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任彭(湃)杨(殷)步兵学校(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参加了长征。1935年12月起任红一军团一师师长。1937年2月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兼任第一队队长。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8月起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1940年5月至1945年任太岳军区司令员。1941年8月起任太岳纵队司令员。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起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司令员。1948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1949年2月至8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1949年2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兵团党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2月起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2月至7月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二书记，3月起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7月应邀赴越南民主共和国，帮助越南军民进行抗法战争。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1951年6月至1952年7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三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1952年7月至1961年3月任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1954年10月至1959年10月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6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58年10月起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59年9月起任国防部副部长。第一届、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61年3月16日在上海逝世。1955年9月被授予大将军衔。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

作者简介：

陈知进女，1950年出生，1983年获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麻醉学硕士学位。现任解放军总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出版专著数本，发表论文数十篇。

父亲离开我们时，我还在上小学四年级，不满11岁。儿时的我非常困惑，怎么也不能相信那样一位和蔼可亲、永远给我们带来欢乐的爸爸会不在了，会睡在丁香花园里再也醒不过来了。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回来了，依旧笑声爽朗，告诉我们他只不过是又出了一次远门。第二天，我把这个梦讲给我的好朋友，她告诉我，这说明你爸爸活在你心里了。她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心里顿时豁亮了。从那时起，心中的父亲一直伴随着我。这么多年，我时常回忆起儿时的情景，一直在勾画着心中父亲的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不断地听到长辈讲他的那些故事，更多的了解了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再加之对现代社会的感触和比较，父亲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了。

但我仍无法确信心中的父亲是不是真实的他，我是不是能真正读懂他。

谁敢说我的女儿难看

我是在部队进军大西南时，出生在昆明的，所以起名知进。司令部里上上下下都知道父亲得了个盼望已久的女儿而特别高兴。当闻讯而赶来的文工团的阿姨们看到司令员的宝贝女儿时却不禁大失所望。由于吃了缴获来的美国奶粉过敏，我的面部起了不少疙瘩，一位阿姨脱口而出：“司令员的女儿怎么这么难看？”这下可不得了，父亲听到后大发其火：“谁敢说我的女儿难看！”吓得以后谁要见到我都不得不大加赞扬一番。这段故事在当时广为流传，以至于十多年后我到昆明时还有一些阿姨叔叔一见我就笑着说：“你就是司令员那个漂亮姑娘啊！”

父亲去朝鲜时，我才2岁。在火车站，不懂事的我哭着抱着爸爸的腿不让他上车离去。后来妈妈给我拍了一张照片寄给他以慰，没想到他回信却要找妈妈“算账”，“为什么把我女儿的头削掉了一块？”其实只是因为照片上我的头顶略微取景不全。

他最听不得孩子的哭声，据说是长征途中过草地时，那个牺牲在他怀中的小红军给他留下的刺激。弟弟生病后，正犯痛风的他拖着病腿被人架着过来看望，离去后一定要等到他回到自己屋里，把几道门都关紧后才允许医生给爱哭的弟弟打针。

父亲是有名的孩子头。从战争年代起，他身边就常聚着一群红小鬼、小八路。他爱护他们，关心他们的成长，孩子们的天真活泼也慰藉了那残酷斗争环境中父亲的心。从延安时期开始，家里就有过很多的孩子。我记事起，我们家一到周末总是聚集了一群孩子，有时可达十多个，其中有烈士子女，有父母在外地、国外工作的，也有民主人士的孩子等等，我一直为有这么多哥哥姐姐而自豪。有爸爸在家里总是充满了快乐，这么多孩子围着爸爸听他讲故事，他会拿胡子扎人，逗孩子们笑，他带着大家玩，还亲自下厨房为我们做好吃的。爸爸做的鱼头豆腐可是天下最美的。因为再也尝不到他亲手做的美味，自他去世后我从此不再想吃鱼。

我的漂亮裙子

从小，父母就严格要求我们不能挑拣经过修补的破旧衣服。大孩子穿不下的衣服给小的，我的花衣服染染再给弟弟穿。记得弟弟小庶就曾因穿我的花衣服上学被同学笑话。我穿小的裙子则常送给父母战友的孩子。苏明阿姨的女儿苏小明到现在还对那时没能早点穿上小进姐姐的漂亮裙子而耿耿于怀。

父母从小学起就开始教我们学针线活、打毛衣，长大些后妈妈还把爸爸在战争年代用过的针线包送给我。那是一个粗布缝制的小布袋，是妈妈用旧军装布亲自做的，一直到参军后我都带在身边。

看到一些文章中，提到父亲当年对孩子要求很严格，连他最钟爱的女儿都穿的是带补丁的衣服，这确是事实。但这只是反映了一个侧面。其实，在我记忆里，我有很多漂亮衣服。妈妈来自江南人家，从小练就一双巧手。我当兵后碰到不少父亲部队里的叔叔、阿姨，都说战争年代妈妈如何给他们的孩子做衣服，教他们带孩子。当他们面对新生的孩子束手无策时，爸爸就会说：“去找傅涯！”小时候常穿妈妈织的漂亮的毛衣，式样在当时还很新颖。爸爸则用他的方式关心女儿。记得有一次从幼儿园回家，玩了一天的我把衣服弄得又脏又皱，爸爸看了很心疼，二话没说在箱子里找了一块粉红色纱布，趁着妈妈没下班，就带着我到东安门找裁缝做了两条连衣裙，回来后受到妈妈好一顿的埋怨。

那时的我，头天可以穿着漂亮入时的衣服，而第二天则换上带补丁的衣服，对这一切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自然，有什么区别。我想这就是父亲与众不同的教育方法吧。他不仅要我们学会节俭，还使我们能豁达、泼辣地对待人生，淡漠浮华。

儿子被“共产”

这么喜欢孩子的父亲，也会遇到儿子被“共产”的无奈。那年父亲在广州疗养，遇到了他的老战友陈少敏妈妈。这位女工出身的老党员可是我党女中豪杰，性格刚烈、嫉恶如仇，她是九大时唯一举手公开反对开除刘少奇同志出党的中央委员。

陈妈妈献身革命一生，历经坎坷自己却没有孩子。那年在我们家看到虎头虎脑、憨厚朴实的弟弟小庶后，一下就喜欢上了他。她让小庶给他当儿子，弟弟不干说我有爸爸妈妈了，陈妈妈问他：“你爸爸姓什么，我又姓什么？”弟弟回答：“姓陈啊”。陈妈妈接着又问：“你爸爸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又是不是共产党员？”弟弟点头称是，陈妈妈笑了：“那共产党员的儿子为什么不能给共产党员做儿子？”弟弟语塞了，只好点点头。

没想到从此却苦了爸爸。一到周末，性急的陈妈妈早早就把小庶从幼儿园接走了，害得想孩子的爸爸妈妈星期天还得到陈妈妈家去看被“共产”了的儿子。

写字如同做人

1959年夏天，生病后的父亲在颐和园休养。医生告诫性急的他要学会安静，所以他又捡起了毛笔，天天练字。他练过的字有好几箱，母亲一直保留至今。其实，从小就接受私塾教育的他，国学功底还是很深的。小时候学过的文章、诗词依旧背诵纯熟。他在看过话剧《武则天》后，曾坐在沙发上激动地摇着头吟唱骆宾王的《讨武则天檄文》，那情景就像昨天的事。

我们家的孩子学写字，多是从上小学前爸爸教我们学写毛笔字开始的。我记忆最深的是他告诉我这写字其实和做人一样，见字如见其人，要实实在在，不要学花架子，像有些人毛笔字只会签名。他还欣然挥笔，为我写下了“毛泽东时代少年最幸福努力学听老师话知进”给我做模子，让我拓着练。这幅字我一直珍藏至今。虽然这么多年，我的字始终未练出个样子，但父亲教我如何做人的那些深入浅出的道理，始终在耳边回响。

要能受得住委屈

父亲总希望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多经受些磨炼。三年级那年，年级里第一批同学加入少先队没有我，给我触动很大。他在给母亲的信上说：“小进六一没有加入少先队，原因是她课堂纪律不好——好说话，大队没有通过。返家后伤心地大哭了一场。这个孩子颇有自尊心，这几天精神较振作，回家自动做功课，不需督促，表示要改正缺点。她的老师说七一可以入队，这样给她一点刺激，我看很好。”现在，当我回首往事再看这封信，那时的情景就又出现在眼前，心里仍然很激动，这其中的真谛这么多年才慢慢地悟出。

哥哥比我长几岁，爸爸对他讲得就更深些。一次哥哥在学校受了委屈，心里不痛快，爸爸说这点委屈算什么，给他讲了自己当年从国民党监狱出来后的故事。那时王明曾指示说，陈赓和蒋介石关系不一般，被捕后要么叛变要么也得给杀了，不可能回来；若是放出来一定不可靠，要派人杀了他。幸而来人与他同在特科工作过，对他太了解而未动手。爸爸知道后虽然也伤心过、委屈过，但仍毅然回到中央苏区接受组织的审查考验，继续为他理想中的事业而奋斗。

爸爸生气是真的

父亲对我们有时真是挺惯的。小时候，爸爸走到哪儿都带着我，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非要带着我去只许首长才能去的怀仁堂看戏，笨手笨脚的他把口罩都罩在了我的眼睛上，警卫对他也无可奈何。妈妈叹气说：“你这样惯孩子，还得了！”爸爸不以为然地笑笑：“他们长大了，会懂的。”

但他也有生气的时候。有个烈士子女，爸爸好不容易把他找到，为他安排了学习和工作，接他住到家里，还高兴地把他带到总理那里去。但听说他到处炫耀自己是某某的干儿子后，严厉地批评了他，并以此告诫我们。

父亲去世后不久，我和哥哥争论过，爸爸妈妈到底谁厉害。我说是妈妈，因为如果我要是撒娇或做错了事总是妈妈来管我。哥哥却说“不对，因为你是没有见过爸爸发怒。”有一次，一位堂哥因参加社会活动太多而影响了学习，怕回家交代不了，偷偷把成绩册上的2分改成了4分。爸爸震怒了，一拍桌子铜墨盒都跳起老高。哥哥说：爸爸生气是真的。

爸爸当了“辣椒将”

在我5岁那年生病后从医院回家时，发现了两件新鲜事儿，一是院子里多了一个会说话的鹩哥儿，说是胡志明伯伯从越南送来的；另一件事就是哥哥告诉我解放军评了军衔，新军装可神气了！“你猜爸爸当的什么将？”他狡猾地一笑：“辣椒将(酱)！是他说的。”我不信，就去问爸爸，他笑着点点头：“当然啦！因为我是湖南人！”这就是他特有的幽默。

参军后我走上社会，常有人对我说你不像干部子弟，因为你没把自己当回事。我一直很困惑，为什么干部子弟一定非得与众不同，非得是放荡不羁的“公子哥”！父亲在战争年代曾对人说过：“自己有什么，一切都交给党了。”他把自己的一切融进了他的事业中，早就已经超越了自我。为中国革命立下赫赫功绩的父亲，尚且这样看淡功利，我们又有何资本可居，又能算什么呢。

他愿意做实验品

父亲是名儒将，睿智、机敏、主意多是很出名的，这与他爱学习，又很能接受新事物分不开。这可能得益于他早年从事情报工作时养成的敏锐、机警。

他多才多艺，不仅古文好，还写得一手好字，小时候就会吹唢呐。他喜欢伴着母亲的箫声吟唱岳飞的《满江红》。在我学钢琴后，有一次惊讶地发现，他在钢琴上也能弹出好听的曲子。

父亲的英文也不错，给哥哥补过英文课。他曾告诉我们要学好外语，甚至掌握方言也很有用。他的广东话、上海话讲得很好。他给我们讲过，在白区工作时，有几次遇险，差点被敌人认出，都是因为讲方言才脱险的。我想，两个弟弟的语言天赋应该是来自他的遗传。

听老同志们讲，在战争年代，他就注意搜集多方面的情报，每到一地，总要搜集当地各种报纸，了解敌情，关心时事，熟悉民俗民风。他还很注意动脑筋，总结经验，使得部队损失越来越小，战果越来越大，仗越打越精。大哥说过，他刚被接到解放区时，就曾经奇怪地发现，爸爸离开上海已十多年了，在偏僻的山西小山村里，竟然能脱口说出当时大上海最流行的时髦新东西。

他对新事物总是充满着浓厚的兴趣。他得了心脏病后，我曾亲耳听到他问上海华东医院的医生，有没有什么新技术、新药能治他的病，他愿意做试验品。当我长大后也成了一名医生，在参与医疗及科研工作中接触了不少病人和家属，理解了不同的人面对疾病的态度和治疗风险时的心情，也深知新技术新业务开展的风险和不易。此时，我才更深地体会到父亲甘愿当“志愿者”的勇气和胸怀所在。

父亲的恨与爱

父亲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的爱与恨都十分鲜明。他会用蔑视的口气给我们讲蒋介石的故作姿态；让他切齿憎恨的坏蛋是出卖灵魂、出卖同志的叛徒顾顺章；他看不起在革命风浪中摇摆不定的人。然而我感受到更多的是他对领袖、战友、朋友的感情。

父亲的经历，在我军将领中是独特而具有传奇色彩的，他的坎坷经历与中国革命的历程紧紧相连，他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包括国共两党许多重要人物都有过很深的交往。

周恩来伯伯是父亲最尊敬的领导，从黄埔时期起就是他的良师益友，工作中遇到棘手的问题，他会想尽办法找到总理去解决，为了让总理批准调往军事工程学院的教授，能把总理堵在卫生间里签字。可是父亲生病后，在公共场合遇到周伯伯，父亲总躲在大个子罗瑞卿叔叔后面，怕的是周伯伯见到他后，又要询问关心他的身体健康而让繁忙国事中的总理分心。

他曾带我们去看望过他尊敬的师母宋庆龄主席和何香凝奶奶。每次宋庆龄主席出行，他一定要亲自去迎送。遇到两位老人过生日，父亲一定会和母亲一块儿去祝寿。他也常会与廖梦醒阿姨为到底是谁看着谁长大的而争执不下，笑着抱怨“廖公子”廖承志叔叔与他一起入狱，却置他于不顾先他出狱。其实当年狱中还是爸爸为廖叔叔献计，尽快通知其母何香凝和孙夫人，利用舆论压力才使廖叔叔尽早获释的。

父亲也常会见一些原国民党的资深人士、民主人士。他的一些黄埔同学，包括那些昔日的同窗、后来战场上的对手而又被释放的战犯，都一直和他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还相约一起为解放台湾再出一把力。

越南的胡志明伯伯也是他很敬重的。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又经历过50年代初越北战火的考验。那年胡伯伯访华，从中南海出来路过我们家，听说父亲住在此，不顾外交礼节，非下车探望养病中的父亲，害得穿着短衣裤在院子里乘凉的父亲措手不及，那穿着倒与1950年他们在越北战场上共同指挥战斗时有些相似。不懂事的小弟弟小涯好奇地爬到胡伯伯身上去揪他的胡子，爸爸急忙要把他拉下来，胡伯伯笑着说没关系。因为胡伯伯早就说过，他们是“心心相印”。

父亲一生艰辛，多少次死里逃生，有多少人救过他的生命。他给我们讲过，在南昌起义后负伤时，把他背出战场的卢冬生，在汕头救他脱险的护士小姐，精心治疗他的伤腿的傅连暲医生，上海的牛惠霖、牛惠生医生，从监狱里帮他逃出来的广东麻子……他在解放后曾千方百计地去打听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寻找他们的下落。此次，为纪念他诞辰100周年整理材料时，我又发现有多少人得到过他的帮助而生存、脱险。有身患重病的中央领导，身陷囹圄的革命领袖，有战争年代的红小鬼、战友，被错误路线陷害险些丧命的同志……有更多的战友和他一起经历了生死的考验。我这才理解了什么叫“生死之交”，也明白了为什么父亲的朋友这么多、这么广。共同的理想把他们牢牢地系在一块。

他要去老区看看

父亲在解放后重返雨花台给妈妈的信上说：“这次在南京，曾乘暇去雨花台凭吊烈士，在许多陈列的照片中，发现了很多是我过去的老战友和难友，一时间情不自禁，潸然泪下。因此，想到我还活着，较之他们(烈士)占了大便宜，若果我还不振作，如今有些疲惫感的话，那我太对不起他们了。”看了这段话，就更能理解为什么他那样的千方百计寻找、照顾烈士的家属、子女，帮助那些为革命工作做过贡献的人，更理解他为什么是那样的“工作狂”。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还与他的老战友相约要一起去井冈山看看，虽然他没有在那里战斗过，但他参加过的南昌起义点燃的革命武装斗争的火种曾在那里燃烧，那儿也是他们在上海隐蔽战线工作时，冒死搜集敌人情报、帮助中央红军粉碎蒋介石的“围剿”而保卫过的圣土。他也想到他抗战时长期战斗过的山西太岳区老根据地去看看，但又感叹如何面对老区人民：“是他们支持养育了部队，而我带出的部队牺牲了那么多人，她们如果向我要儿子、要丈夫呢？”那年他已经到了太原，可是因为中央要开会，被叫了回来，使他深感遗憾。他一直在关心着老区人民的生活状况，老区的建设和发展。

在他去世前一年，父亲和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故乡——湖南湘乡。那时正值困难时期，当父亲来到老乡家里，看到面黄肌瘦的乡亲们和他们饭桌上还算丰盛的饭菜时，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他说不要看饭桌而要看看米桶和谷仓时，当地干部傻了。对着空空的米仓，他说：“蒋介石骗不了我，日本鬼子蒙不过我，就你们还能哄过我吗？”原来当地干部是怕他看到伤心，先给邻居们发放了鱼肉饭菜。这使他很心痛，而他并没有过多的责备基层干部们，只是给他们讲了要实事求是，带领群众共渡难关的道理。回京后，还是想办法给县里拨了一些部队退役物资支持。

要让孩子们多了解些过去

1961年放寒假，爸爸带着我们去了上海。他曾对妈妈说过，之所以不愿意去广州，一来因为他是病号，会给当时在那儿开会的中央领导增加麻烦；二来上海是他出生入死战斗多年的地方，有着深厚的感情。当上海的同志邀请他时，他便欣然而来了。这里还有一个因素，他希望能让我们也受到教育。

在火车从浦口过长江的轮渡上，爸爸打开了话匣子，开始讲起了故事。他告诉我们解放前，国民党高官坐的火车包厢叫作花车，他在特科工作时到天津出差所坐的那列火车就挂上了这样一节花车，而花车的主人就是他黄埔的老熟人钱大钧，他躲来躲去还是被他发现了，几经周旋后终于脱险。他曾下决心要和他的这些黄埔故旧最后在战场上决高低，他做到了。火车正开向上海，勾起他往事思绪，这次他又给我们讲了东征时救蒋介石的那一段和后来蒋介石在南昌向他劝降的故事。这是我印象中父亲给我们讲的最长的一次故事。

在上海，他要我们去“大世界”开开眼界，给我们讲什么是旧上海花花世界，什么是冒险家的乐园；他还带着我们去外婆家，也要我们了解上海普通劳动人民是怎样生活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带我们去参观了一个敌伪时期的监狱。那阴森森的水牢、可怕的地牢深深的震撼了我，世上居然还有这样残酷的地方！

那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住在丁香花园时，他一直要市委的同志降低伙食标准。当妈妈从院子的草地里找来野韭菜来做菜，爸爸可高兴了，一边招呼着大家吃菜，一边和妈妈一起给我们讲延安大生产的故事。直到今天我似乎还能闻到那野菜的清香和感到那乐融融的气氛。

后来妈妈告诉我们，正是那会儿，他曾多次对她讲，说我们还小，还不了解他们的过去，要她多给我们讲讲他们是怎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坚持要为他伤痕累累的两腿拍照，说这也是他的遗愿，要让我们记住他革命历程的艰辛。

“机器一开动，哪能停下来”

父亲是个乐天派，但是多年的戎马生涯严重伤害了他的心脏。急脾气对他的健康很不利，为了能早日恢复健康，他尊重医生的建议，在家里划旱船锻炼身体，又重新拿起毛笔练字以静心养性。

但是，有时他也不得不反抗一下医嘱。比如，对禁止吃辣椒这条实在是他这个湖南人不能接受的。在饭桌上他敌不过我们在妈妈领导下的正面防线，只好迂回到饭后，中午偷偷到厨房去找辣椒解馋。他这时会感叹道：“听医生的话没法活”，“不吃辣椒不革命”。还非说这些话都是毛主席说的。

在他去世前不久，得知中央号召高级将领写回忆录时，他非常兴奋。当时，他正在上海养病。“原来生病也可以为党做工作的”，为此他耗尽了精力，走到了生命的最后。在临终前最后一个夜晚，妈妈劝他注意休息，不要再考虑写文章的事情。他说：“机器一开动，哪能停下来。”没料想这句话成为他的遗言。这句话也正是他一生奋斗的写照。

他的坦荡、他的乐观、他的真诚，正如陈毅伯伯说过的那样，像玻璃一样清楚、透明，有着磁铁般的力量。在他去世的40多年后，为纪念父亲百年诞辰整理和出版他的日记、画册以及组织编撰纪念文集时，我接触到许多人，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和方方面面的支持，不少单位为我们开绿灯，不少人自愿出力，使工作能顺利地进行。我欣慰地看到，不仅那么多熟悉他的人仍然在纪念他，而且那么多不认识他的人敬重他，这使我再一次感受到父亲的人格魅力，它不仅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淡化，相反，却变得愈加醇厚、精萃而深入人心。

一位台湾朋友告诉弟弟，他亲耳听到他的一位亲戚，国民党高级将领余汉谋，在台湾临终前曾感叹道：“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陈赓那样的人都到共产党那儿去了。”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连对手都不得不敬畏的人。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是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无愧的“精英”。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代英才，中国革命胜利之花才绽放得如此灿烂。

有人说父亲是千面人，那是因为他的聪明机智，能随机应变对付各种各样的局面。但是，从他骨子里透出的始终是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不移。

在我的心中，他永远是那个慈祥的父亲，让我一生一世去怀念、去解读、去学习。

柯庆施简介

柯庆施1902年生，安徽歙县人，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年在南京读中学。曾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青年团工作。1923年被派到安庆，1924年春调到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同年冬赴苏联海参崴做华工工作。1926年春回国，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秘书长，发展中国共产党及共青团组织。1928年起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29年秋被中共中央派到鄂东南从事兵运工作。同年12月起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秘书长。1930年6月起任红三军团八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夏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委员会书记，同年10月起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1934年春回上海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同年冬改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1935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军事工作负责人。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0月起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民政处处长、复员委员会副主任、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河北省石家庄市市长。1949年5月起任江苏省南京市副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0月至1953年1月任南京市市长。1952年11月至1954年8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54年10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56年7月至1965年4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1958年9月至1965年4月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1年2月至1965年4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1965年1月至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65年4月9日在成都逝世。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届五中全会增选）。

作者简介：

柯六六　女1949年生，现于中直机关任职。

南京的家

石家庄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童年的记忆从南京展开，所以我的老家在南京。

1949年6月，妈妈与怀抱中的我乘火车从北京来到南京，走进我们在南京的第一个家。爸爸刚到南京时，住在国民政府行政院旧址内的市军管会。几天后市军管会和市政府搬到鸡鸣寺原考试院旧址。我们住在天山路北极阁，离爸爸工作的南京市人民政府机关很近。他总是步行上班。爸爸的安徽口音把鸡鸣寺说成“鸡鸣字”。鸡鸣寺道路两旁栽种着一棵棵樱树，春天时淡粉色的花团锦簇，似两道彩练把整条街道装点得喜气洋洋，成为南京著名美景之一。

我在这个家留下了倩影：一个剃成光头的婴儿，坐在草坪的一张小凉席上，好奇地东张西望。爸爸妈妈高兴地抱着这个女扮男妆的婴儿，全家合影，爸爸身穿公家发的灰色制服，妈妈同样衣着朴素。

妈妈和我从凉爽干燥的北方来到火炉般的南京，一时都难以适应闷热潮湿的气候。妈妈从清早就感觉闷热得透不过气来，长出一身从未长过的痱子，胃口也越来越差，病倒了。工作繁忙的爸爸安慰说：“这叫水土不服，慢慢就会好的。”

大火炉南京对于我也是个考验：白白胖胖刚学会翻身的小娃娃，被又痒又痛的痱子折磨得哭闹不休。妈妈只好用一张枕席托着，把我抱在她大汗淋漓的怀中，还用红红绿绿的西瓜皮，替我轻轻地擦洗痱子。南京人说，西瓜皮有消除痱子的作用。用西瓜皮为婴儿擦洗全身，既清凉又甜蜜。

解放初期，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常对南京发动空袭，听到防空警报，爸爸妈妈抱起不满周岁的我，跑进北极阁山脚下的防空洞，躲避敌机的轰炸。1950年春天，我过一周岁生日时，全家三口人在小院中一棵嫩叶勃发的树下合影。爸爸身穿深色的中山装，微笑地搂着我；妈妈留着齐肩的短发，身穿一套灰色的列宁装，温柔又美丽；我的头发终于长了出来，柔软地覆盖在额前，初具女孩儿模样。

不久，我们家搬到了天竺路，这所房子在南京解放前是加拿大驻华大使馆。院子里草坪绿茵茵，樱花如烟如云。还有个用竹篱笆拦起来的小池塘，爸爸只允许我透过竹篱的缝隙朝里面张望，只见碧水中飘浮着碧荷。我非常关心片片小荷叶的命运，一天数次跑到竹篱旁，看看有没有被淹死。结果令我安心，荷叶勇敢坚定地屹立在水中。夏夜，篱笆内还能传出动听的青蛙大合唱。

1951年春，爸爸抱着我在盛开的樱花树下照相。自幼我就生活在樱花的温柔乡里，十分钟情于这银粉色的小花。由于人小个子小，平日只能扬着头观赏。一天，身材高大的爸爸把我抱在怀中，使我一下子靠近了樱花，发现这些复瓣的花朵竟然如同小仙女的舞裙，太漂亮太可爱了，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爸爸一定以为我想摘花，忙腾出一只手来握住了那只小手。

相片中，爸爸头戴藏青色八角帽，身穿一套藏青色中山装。裁缝师傅用做这套衣服多出来的一小块面料做了一顶小八角帽，我戴上这顶帽子，父女两人就像是加入了同一个组织。

另一张相片是爸爸抱着我在玫瑰花丛前拍摄的。这回，我手疾眼快地摘下一朵花。

爸爸问我:“是哪只手摘花的？”

我立刻把双手放在背后。

爸爸说：“花是给大家看的，不能摘下来。记住了没有？”

相片中的爸爸在微笑，我却噘着嘴。

一天，我被送进托儿所，结束了在家里的快乐生活。放学回到家，我向爸爸、妈妈倾诉憋了一整天的苦恼：听老师讲故事，必须坐在小椅子上一动也不许动；下午吃水果，每人只发一片苹果；不经老师同意，不许去碰院子里那些新奇好玩的秋千、翘翘板，等等。托儿所食堂用莴笋叶子做的菜饭，真的蛮好吃。不过，那也不足以吸引我！

第二天一早，爸爸要亲自送我去托儿所啦！我连忙把托儿所发的紫红色小围裙，藏在椅子底下，振振有词：“老师讲的，不穿围裙的小朋友，不可以进托儿所！”

有一张在草坪上拍的老照片，一群孩子们正在玩耍，我骑在一辆儿童三轮车上。这就是我们1952年底居住的第四个家，位于南京市西康路33号。这里原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前院是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后院三幢二层小楼，原是武官宿舍，现住着七位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我家的隔壁邻居是省委书记处书记江渭清叔叔一家，他和夫人徐敏阿姨称呼我“伢子”。等我长大些才知道湖南话把孩子说成伢子，当时我还以为这是叔叔阿姨替我起的另一个名字呢。

身为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爸爸每天步行去前院上班，我吵着也要上班。爸爸几乎天天都乐呵呵地抱着我走出家门，走到通往前院的长廊时，就把我交给阿姨。他去上班，我下班回家。由于我才三岁，上班的时间自然很短。省委办公厅的干部们?班时经常能看到这一情景，都说：“柯老真喜欢孩子！”其实，工作繁忙的爸爸一天中留给我的时间，往往就只有这么短短的几分钟。

省委机关食堂做的饭菜很香啊！我在家里不肯吃饭，妈妈就让阿姨带我去吃大食堂。我双手捧着搪瓷小碗，刚一走进食堂，就被叔叔阿姨们拉住，把我抱上长板凳站着：“小六六，快给我们做个报告！”做就做。我一手紧紧抱住小饭碗，学着纪录影片上开会的镜头，将另一只手伸向前方：“兔子们，现在开废了！”这种口齿不清的报告，居然也能博得掌声！

南京的夏天太热。爸爸晚上下班回来，屋里如同蒸笼。偶有闲暇，他坐在门口的藤椅上，我和一岁的妹妹分别坐在他的双腿上，一家三口人乘凉。爸爸借用天边的五彩云霞柔声地哄着孩子们：“快看那片云彩，像不像一头长鼻子的大象啊！”在灿烂辉煌的晚霞中，在变幻万千的云朵下，在爸爸温柔的怀抱里，我和妹妹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爸爸喜欢西康路的房子：上班不用坐车，节省汽油；住在集体宿舍，找人谈工作方便；房子不大，又没有独门独院，接近群众。调到上海工作后，他一直希望也能住进这样的集体宿舍。

我们在南京和上海住过的几处房子，都是刚解放时军管会接收的房产，人去楼空。房屋中所有的家具都是原有的，所有的艺术品和摆设也都是原来的主人没带走的。那些东西都十分精美。住在南京西康路33号时，我的房间玻璃橱柜中，就有一只非常美丽的日本娃娃，黑色的头发精致地盘成发髻，身穿一套雍容华丽的丝绸绣花和服。爸爸妈妈从来不许我碰一下这些属于公家的东西。

南京度过的童年

在南京度过的童年确实丰富又多彩。

两岁学会唱的歌曲是：“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国兵呀……”

三岁时学会说的儿歌是：“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杜鲁门一生气，喝了三瓶敌敌涕……”

从小听警卫员叔叔讲故事。说的是有一个女特务，伪装成保姆潜入领导的家中偷取文件。

从小受到的纪律教育就是：保密！不许回答陌生人的问话和说出爸爸的姓名，不许吹牛说我爸爸是首长，见到中央首长不准告诉别人，等等。有一次爸爸晚上回来，听警卫员说有人在汽车后面打黑枪。当夜我就警惕地告诉保姆，楼梯口有脚步声！

南京解放初期，社会情况十分复杂。警卫员聂凤聚和曾毅然的身上从不离手枪，当敌人在作垂死挣扎时，他们当然不能放下手中的枪。有一张与警卫员叔叔的合影，他一手抱着我，另一只手还扶在腰间的手枪上。

1953年2月的一天夜里，我一觉醒来发现正身处开动着的汽车里！爸爸抱着我，妈妈抱着五四。发生什么紧急的事了？打仗了，还是地震了？

我经历过南京的地震。一天正在午睡，突然屋顶吊灯摇摇晃晃，玻璃橱也哗哗作响，爸爸进屋来对妈妈说，这是地震。南京城从古至今经历多次地震，依然城是城、墙是墙，古老而永久。

那天既没有打仗也没有地震，而是搬家。后来才知道连夜腾出在西康路33号的房子，是为了让给前来南京视察工作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居住。

1953年2月23日，毛主席参观中山陵。汽车驶出中山门，沿着一条由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枝叶，搭接而成的林荫大道直通中山陵。背靠紫金山脉的中山陵宏伟肃穆，宽阔广场两侧的雪松高大威严、四季长青。相片中，毛主席走在阳光照耀下的中山陵广场，正向路两旁鼓掌的游人们招手致意。随行毛主席左右的有身穿军装的陈毅，有身穿一套藏青色中山装的爸爸。我能认出的有杨尚昆、罗瑞卿、曾希圣等几位叔叔。

爸爸不分昼夜地忙于工作，在家里的时间太少，连星期天也要出去工作。只有两次，他工作时把我带在身边。

1952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上午，爸爸说要带我出门，我高兴极了。妈妈精心地打扮着三岁的女儿，把我的两条小辫子梳的整整齐齐，还系上一对银粉色的蝴蝶结，给我穿上新做的麻纱花布小连衣裙。这块布料，是邱姑妈约请妈妈、还带着我，一起去南京新街口一家新开张的花纱布公司选购的。我从此之后知道外国的华沙这地方出产花布。不认识字的人，经常犯同音字混淆的原则性错误。我还穿上一双妈妈亲手为我用白色棉线钩织出来的小凉鞋。

爸爸拉着我的手，带我来到一幢办公楼前，在那里等候着几十名戴着红领巾，穿着白上衣蓝裤子的少先队队员。他们一见到爸爸，马上亲热地围拢过来。原来，爸爸今天要接见南京郊区的少先队员代表。我立刻自觉地去与警卫员叔叔站到了一旁。

爸爸与欢乐的少先队员们在草坪上席地而坐，高兴地和孩子们谈着话。孩子们无拘无束地说着笑着，向柯市长倾诉他们关心的事情。少先队员们举着队旗，在大楼台阶站成几排，兴高采烈地与柯市长合影。

不知是谁建议把我也叫过去一起照相。尽管爸爸也微笑地向我招手，但我执意不去。我知道爸爸是在工作，小孩子不能随便打扰。这是我们家的家教。当爸爸晚上在家里办公或与客人谈话时，我们四个孩子都会自觉地保持安静状态。以至有些中央来的客人，奇怪地问爸爸妈妈：“你们的孩子们不在家吗？”只有当客人们提出要看看孩子时，我们四姐弟才会出现。

爸爸的接见工作结束了。记者拿着照相机要给我和爸爸也照张相。我腼腆地紧紧握着爸爸的手。我习惯握住他的食指。爸爸微笑着带我走到一棵宽大的雪松前，亲切地蹲在我的身边，拉近父女俩身材的差距。我仍然不肯放开他的手指，有“风度”地接受了柯市长的“单独接见”。

也许是因为我比较遵守纪律，爸爸又一次让我“参加”了他的工作。

一天晚饭前，警卫员忽然赶回家来对妈妈说：“首长让我回来接小六六去参加招待会。”那天晚上，爸爸在南京交际处的灯光草坪上，招待苏联专家和他们的夫人及孩子。

那是一个初秋的晚上，妈妈说不能再给我穿那条“华沙布”裙子了，天儿有点儿凉了。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出一套整齐些的秋装来，因为我的衣服基本上是保姆用大人的旧衣服改制的。我唯一的一套“礼服”，是中国驻苏联使馆公使衔参赞曾涌泉的夫人徐沛如阿姨送的一套玫瑰红灯心绒面料衣裤。?妈拿出来给我穿，上衣已经短了，还能穿。但长裤竟然是开裆的！

我无论如何也不肯穿一条开裆裤去“参加”外事活动！时间紧迫，妈妈利索地拿出针线缝合裤子的“开裆”。

交际处的草坪上摆放着一张张铺着白桌布的长餐桌，苏联客人们正在与爸爸愉快地交谈，来宾的孩子们在草坪上开心地追呀跑呀。我那时没怎么见到过外国人，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苏联孩子，长得真像商店橱窗里的洋娃娃，看得我眼花缭乱；女孩子们穿着带花边的漂亮布拉基(俄语连衣裙的音译)，看得我好生羡慕。

当外宾们在餐桌就座后，爸爸让我坐在他的身边。我趁服务员上菜的机会，悄悄告诉爸爸关于开裆裤的机密。他一听就乐了，非让我起立并转过身去让他检查。他很满意，认为妈妈为我打扮得体。那天晚上，我又紧张又开心。紧张的是，第一次看见有这么多外国人的大场面；开心的是，第一次品尝到炸猪排这道美味。

后来，一位在场的负责外事接待工作的叔叔表扬我说：“小六六像个小大人儿，表现不错！”

1954年8月，南京的秋老虎气势汹汹。但是，我们家的人谁也没空搭理这只老虎，爸爸依然在忙工作，妈妈在忙着整理东西，孩子们围在她身边无事忙。我们的家要从南京搬走了。

8月底的一天下午，爸爸在南京的工作告一段落，第一次有时间带领全家出游，来到紫金山，拍了几张照片。全家合影中，爸爸身穿白色短袖上衣，手中拿一把油纸团扇；妈妈身穿朴素的竹布色短袖衫，怀抱穿着用手帕做成的肚兜、正在准备啼哭的一岁小弟；我和五四穿着小花裙子站在爸爸妈妈的身前。我和妹妹足登保姆做的布鞋，还用一块半圆形的布头包在鞋头上起到加固的作用。包括爸爸，我们全家人都没穿过商店里买的布鞋，从小就看见家里人用碎布铺陈打布夹纳鞋底。爸爸说：自家做的鞋，好穿。

上海度过的童年（1）

中共中央调爸爸到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54年8月下旬，爸爸忙完江苏省一届一次人代会等工作，深情地挥别了休戚与共五年的南京人民和朝夕相处的同事们，前往上海。

抵沪后，安排我们住进湖南路262号。这是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由市军管会接收的房子。1949年10月至1950年11月，上海市市长陈毅在此住过，之后他搬往南京主持华东军区的工作。二野政委邓小平亦曾居于此处。

和在南京一样，我们的家具都是公家配备的。走进上海的新家，只需把随身带来的铺盖打开铺在床上，把衣服收进壁橱中，把书整齐地码放在书柜里，这个家就一切安排妥当了。所以，当1983年底我们家搬到北京时，第一次需要置办家具，在中直管理局的仓库中选购了一些从董必武同志的家，从人民大会堂等处淘汰下来的旧沙发、桌椅等等。

刚到上海时，夜空中经常闪耀着防空部队雪亮的探照灯光柱。上海跟南京一样，解放初期，时常受到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军用飞机的轰炸与骚扰。蒋军飞机从舟山起飞到上海易如反掌，因此随时要提高警惕。一天晚上，爸爸不在家，妈妈和陈扬秘书的夫人孙立娟在屋里边织毛衣，边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我和五四在阳台边唱儿歌边跳绳。一派平静轻松的和平景象。突然，灯灭了，收音机哑了。是防空部队因发现敌情而实行灯火管制。一个五岁的幼小心灵永远无法忘却那一瞬间：在一片黑暗中的惊慌和对光明的渴望。

爸爸说我们姐弟三人是三个小土包子，需要见见世面。

爸爸请孙阿姨陪同初次来到上海的妈妈和孩子们见识大上海。

爸爸说，带她们去南京路上的第一百货公司看看自动扶梯吧。看见人们站着不动，就能随着一条长长的梯道升上了楼，小土包子们大开眼界。这台自动扶梯在当时的中国，只此一处。

爸爸为了帮我摘去土包子的小帽儿，带我下馆子。这是爸爸唯一的一次请我吃饭。这家馆子太气派了！大理石的地面，大理石的圆立柱，带浮雕的墙面，富丽堂皇。这就是上海茂名南路锦江饭店对面的文化俱乐部，是上海工商界人士的活动场所。小土包子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世面，心中不免有些紧张，紧握着爸爸的食指随他走进宽敞明亮的西餐厅，一边走一边不断有人跟爸爸打招呼握手。我们终于在一张摆着鲜花铺着雪白台布的小桌子前就座。

站在不远处落地窗前的一对衣着整齐、举止文雅的中年夫妇，向我们走来。男士中等个子，戴眼镜，他就是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潘副市长和夫人微笑着与站起身来的爸爸握手，然后把微笑的目光一齐转向我这个五岁的小土包子。在爸爸的指点下，我与他们握手问好。潘夫人听说我是第一次吃西餐，关心地告诉我，使用叉子时要慢一些，注意别被扎到。面对寒光闪闪的刀和叉，不由得不小心翼翼。那把三齿钢叉可以毫不费力地穿透炸猪排，扎伤舌头一定同样轻而易举。回到家，妈妈问西餐好吃不好吃，我说好吃，还胜利地宣布，没有被刀叉伤到。爸爸带我去武康路潘副市长家中作客，家中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没有孩子的家庭才能如此清洁规整。潘夫人请我吃糖，剥开晶莹的糖纸，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巧克力的魅力。

1955年初，我们的家搬到武康路2号，与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办公的丁香花园仅一墙之隔。丁香花园里有一幢红顶白墙的三层楼房、一座喷水池、一弯碧波、一座小木桥、一只小木船。青绿色琉璃瓦筑就的巨龙伏卧于院墙顶端，在阳光下闪烁绿色光辉，气势非凡。

丁香花园里还有一架秋千，引得我们家和其他人家的孩子们乐而忘返。我虽然自幼胆小，却十分喜爱荡秋千。秋千高飞，被我荡成了与天地平行，也丝毫都不胆怯。一天，我正在荡秋千，突然一个幼小的男孩朝秋千架跑来。秋千上没有煞车，我急得大声叫：“别过来……”停不下来的秋千碰倒了那个小孩。我吓得要命，忙从秋千上跳了下来。虽然那个小孩并无大碍，虽然我的父母没有因此斥责我，而是告诉我今后的注意事项，但我惊魂难定，很多天都不敢去丁香花园。

我和妹妹五四经常发高烧，医生建议把惹事的扁桃体割掉。动员我们两人开刀的工作是这样做的：开完刀需要吃冰凉的东西，比如冰激凌。于是我们两个人住进上海市公费医院外科病房，由胡懋廉教授动的手术。当我孤零零地躺在手术台上，看见白衣白帽白口罩，突然觉得，不吃冰激凌也罢。我看见眼前有个带有药味的东西，护士教我数1、2、3、4……我漂浮着进入金星闪耀的无垠世界之中……当我醒来，咽部火辣辣的，吃了一口冰激凌就再也不想吃了。甜的东西吃进去，咽部的异物感更强，每吞咽一次就多一份痛啊！爸爸为了照顾妈妈的身体，对她有言在先，孩子们住院期间不要前去探望。华东医院的护士吴丽娟阿姨，对病床上的我们悉心照料，我们永远难忘，永远感?。爸爸晚上下了班赶来了，他戴着大口罩走进公费医院，来到我们住的外科普通病房。为了哄我们开心一些，他微笑着神秘地从衣袋里取出一件小玩意儿：一只带音乐的打火机。这小东西是很新奇，但是咽喉部的痛楚更加能吸引我们姐妹的注意力。

爸爸关爱自己的孩子。

他白天忙于工作见不着子女，晚上无论工作到多晚，一回到家，都要先去看望孩子们。看看有谁把被子踢开了，他轻轻盖好被子后，才能安心地去睡下。爸爸常说：“打被子容易感冒。”安徽口音把“踢”字说成“打”，爸爸和妈妈为了这四个晚上睡觉总爱“打”被子的孩子们想出一个办法，在被头的两边各缝上一对小带子，睡觉时系上，既可以保护双肩不露出来又可以防止“打被子”。但是，当孩子们长大一些后，力气大得可以把紧系着的带子也给“打”断了。还是爸爸亲自查铺的办法最好。

家中有一只从海南岛带来的小猴子，工作人员在草坪立了一根竹杆供它上窜下跳。说猴子的屁股坐不住，一点也没错，它连一刻都不消停。爸爸也喜欢小猴子，有空就来看看它。这只猴子欺负女士，一见着就龇牙咧嘴凶相毕露，我总是离它远远的。一天午饭后，我陪着爸爸到院子里走走，和他一起观看淘气的猴子爬竹杆。小猴子灵活利索地窜上爬下，还在草地上翻跟头，爸爸看了哈哈大笑。小猴子跳上我的肩头，吓得我心惊肉跳。大家忙说：“别害怕，它这是在跟你表示友好呢。”忽然，它在我的右臂上咬了一口，我惊叫一声，翻开衣袖一看，被它咬出了血痕。如果不是穿着毛衣，我会被它咬得更惨。爸爸生气了，马上决定把小猴子送给上海西郊公园的动物园，大家跟小猴子说再见。后来小弟随学校去春游，在西郊公园动物园的猴山还见到过它。

上海度过的童年（2）

爸爸喜欢孩子，还喜欢买玩具。他为了给正在生病住院的我，买一只眼睛会动的洋娃娃，在烈日炎炎夏天的中午，跑遍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他去北京开会，给孩子们带回来一只会爬杆的玩具猴和会低头喝水的玩具小鸭子，他看中在中苏友好大厦展卖的那种上足了发条便会动作起来的日本玩具，给我买了一只边走边会喵喵叫的小黄猫，给五四买了一只一走一摇的小棕熊，给小弟买了一只会打镲的小猴子。看着孩子们高兴，爸爸高兴，妈妈也高兴。

妈妈为了负担我们全家以及十几位亲戚的生活与读书的费用，必须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每月发工资那一天，妈妈就在书桌上铺张报纸，把她和爸爸的工资分成了一份又一份，摊满一桌子。有我们家的房租水电费、伙食费、爸爸的香烟费、孩子们的学杂费、孩子们的公费医疗费、保姆的工资，有每月都要给亲戚们寄去的生活费或急需的医药费，有要给亲戚的孩子们交的学费、放假探家的路费，等等。分配完毕之后，爸爸妈妈的工资所剩无几。

受资助者中，四人读完大学，五人在中等专科学校毕业，他(她)们如今都生活美满。

那时，我们随妈妈去南京路、淮海路买东西，只留心价廉物美的商品。而且尽量物尽其用，不大手大脚，不挥霍，不浪费。这些家庭传统留存至今。我们四个孩子穿的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的穿不下了小的接着穿。妈妈常说的一句话是：笑破不笑补。因此，我们家的四个孩子，都能坦然地穿着虽然打了补丁，却干净整齐的衣服上学去。

妈妈要求女孩子们，把头发梳的整整齐齐才可以走出家门，她时常亲手为我们梳理小辫子。她自己也是衣着齐整，干净利索，头发一丝不乱。满族人就是讲礼仪、重规矩。

1957年上海的夏天闷热难当。晚饭后坐在小阳台上望着一动也不动的树叶，更加燥热了。天色完全暗了下来，还是没有一丝风。忽见爸爸的那辆老式黑色别克轿车开了回来。是警卫员秦尚荷叔叔，他说：“首长派我来接你们去友谊电影院看戏。”

妈妈说：“都八点钟了，不去了吧。”妈妈从不参与爸爸的工作，更不喜欢出头露面。

秦叔叔坚持：“首长说了，一定要请你带六六去看戏。”他就是不说，毛主席也去看戏。

妈妈常对我说：“你爸爸的嘴太严。”爸爸说话一贯谨慎，在家里从不谈论工作，从不议论上级、同事与部下。毛主席到上海的事，他也从不告诉家人。

友谊电影院位于中苏友好大厦北侧。我和妈妈在冷气开放的剧场的右侧边就座，神奇华丽的顶灯在进行灯光表演，忽明忽暗、忽红忽蓝、绚丽多姿。显然，是在等待重要的客人。忽然，后面的观众站了起来，接着全场观众们都起立热烈地鼓掌。

我看清与爸爸并肩步入剧场的、身材同样高大魁梧的那位重要客人是毛主席。这是在我记忆中的首次见到毛主席。从小就会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全场观众激动的气氛，也深深地感染了我。

灯光转暗，戏要开演了。秦叔叔走来说，爸爸要找我过去。我走到毛主席的座位前，在他身旁就座的爸爸见我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便微笑地说：“给毛伯伯行礼。”

我轻声说：“毛伯伯好！”并向他行礼。

毛主席慈祥地向我微笑，亲切地握住了我的手问：“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那晚演出的是什么戏，一无所知。事隔十几年后，遇到市委招待处的一位职工，他又向我提起那晚的事，说大家当时谁也不在看戏，一心只想多看看毛主席，所以连我去向毛主席问候那一小会儿功夫的事也看在眼里。

工人新村的家

1959年春节前，爸爸从北京开会回来，他十分满意地走进了我们的第六个家，上海南部近郊的东庙工人新村。东庙一村早已住满工人住户。我们住在东庙二村一幢三层楼房，一层住的是警卫员秦尚荷和司机郝俊两家人，秘书陈文一家住在三层。我们家在二层，房间都不大，会客室里摆不进沙发，但爸爸就是喜欢这样的家。

时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的史坚叔叔来看望爸爸，他问：“柯老，你为什么要搬到工人新村来住？有人有意见的。”

爸爸说：“你不知道上海是什么地方。党员干部的作风，不抓不行。”

东庙一村与二村之间，未筑高墙，未设门房，工人们都知道邻居是市委书记们。难得一个星期天，爸爸兴致勃勃地走出家门，工人新村里的沙土路尚未平整，新栽的小树苗嫩生生。他一手牵着一个孩子，在春光明媚的工人新村里轻松漫步。工人们的家庭近在咫尺，一扇扇窗户敞开，传出孩子们的欢笑声；收音机里播放的沪剧，唱腔悠扬动听。下班回家的工人与市委书记相遇，互相致意，邻里之间暖融融。爸爸有时带全家人走出工人新村，马路对面就是一片接一片的农田。到了5月，金黄色的油菜花一眼望不到边，在阳光下闪耀着欢乐的光芒，传送着丰收的讯息。

孩子们也喜欢东庙工人新村的家：这里的邻居多，小伙伴也多，可以开心地在院子里追跑打闹；这里没有高墙的限制，没有门卫的盘查；一出门就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上车就有座位。经常有孩子来找我们玩儿，家中总是热热闹闹的。

工人新村有家小商店，妈妈常常带着我们去买东西。这家商店真好，不像淮海路上的商店人挤人。三八妇女节的那天，我和五四商量要送妈妈礼物。没钱买怎么办？只好向妈妈“借”。女售货员热心地推荐那些印着可爱的小娃娃的儿童手绢，我说这是送给妈妈的，售货员更加和蔼可亲。花了两角五分钱，神秘地买下一条天蓝色提花女式手绢。用一张花纸精心地将手绢包好，工整地写下：“祝亲爱的妈妈节日愉快！”将这份礼物兴奋而隆重地献给了妈妈。

我们的家庭温馨、和睦、融洽。

妈妈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爸爸的生活。午休时，爸爸安心地睡着了，因为有妈妈替他掌握时间。快到上班时，妈妈就会轻轻地倒杯开水或走上几步，用这些精心设计出来的些许动静，把爸爸从疲乏的睡梦中慢慢唤醒。猛然地被吵醒，容易产生心慌。夏天的中午，妈妈就派我们用竹杆驱赶窗外树枝上吵闹不休的知了，让爸爸能静静地休息一会儿。

爸爸常说：“家常便饭最可口。”为了让爸爸吃到可口的饭菜，妈妈经常亲自下厨房，她能将平平常常的豆腐、青菜做得有滋有味。有时爸爸工作到深夜，妈妈就为爸爸和他的同事们下碗热呼呼的面条。

每年爸爸过生日，妈妈不顾自己有风湿性心脏病不能劳累，亲自去厨房为爸爸做他最爱吃的北京风味打卤面。先要做拉面，这是个细巧活，又是个力气活，面要和的硬一些，要用力地揉面团，直到十分滋润；要用力地反复在面板上抻拉面条，直到被拉的很长却不断。这种做法抻出的面条吃起来既筋道又滑爽。煮熟一块有肥有瘦的猪肉，切成薄片加上冬菇、木耳、黄花菜用小火熬成浓汤。临出锅时再勾芡打入蛋花、淋入花椒油，香喷喷的卤子就做好了。妈妈坐在爸爸的身边，看着他用筷子挑起长长的面条，吃得津津有味，她笑了。

孩子们过生日也吃打卤面。爸爸会微笑着对小寿星说：“你今天长尾巴了！”家乡的习俗，孩子长一岁就叫“长尾巴”。

妈妈从不会忘记给全家每一个人过生日，唯独记不起她自已的生日。有一次，爸爸乘车下班路过花店，忽然想起今天是妈妈的生日。他想买一束鲜花为她庆贺，一摸衣袋内分文皆无，只有妈妈为他准备的手绢、香烟盒与火柴。爸爸从来就身无分文，连人民币都认不全。爸爸一回到家就说起了这件事，我们一听都乐了。但我想，妈妈一定收到了这束美丽芬芳的鲜花。那天晚上，家里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

我第一次见到爸爸送给妈妈的礼物，是爸爸出差时，买的一条有着两千年悠久历史的四川蜀锦丝织被面，墨绿的底色衬托着银色的团花，高雅大方。

妈妈珍藏着几封爸爸写给她的信。

爸爸在一封信中说：

“寄来的毛裤收到了。北京这两天已经冷了，上海如何？”

“会议开始几天比较紧张，又要开会，又要准备发言稿，这几天已好多了。有可能我就抓紧休息。所以来北京后虽然经常有晚会，我只去过两次，也没有去街上跑。我身体很好。”

“六六来信收到了，我很高兴。要她不要同妹妹弟弟打架，等会议完了之后，我去看看有什么好东西买些带回来。祝你好！”

康平路的家（1）

爸爸在上海工作十年，经常搬家。除了工作等方面的原因之外，主要由于爸爸不喜欢独门独院的花园洋房，他认为国家尚处在一穷二白的经济条件下，住这种房子脱离群众，心中很不踏实。

住在工人新村虽然很合爸爸的心意，但作为市委办公厅存在不便之处。我们又要搬家了。

1959年冬天，妈妈与上海市公安局黄赤波局长等同志一起寻找房屋，她选中康平路165号的爱棠公寓。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二十多年，自从1960年初，我们家搬到康平路之后就再也没有搬过家，直到1983年12月底，我们随妈妈离开寒风刺骨的上海，搬到室内温暖如春的北京定居。

爱棠公寓在1940年代，是法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公寓。我们搬进来以后，这里成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的集体宿舍和市委办公厅。

爸爸非常满意这个家：住房面积不大，上下班不用坐车，与同事们互为邻居。

朴素无华、占地不大的三层办公楼在北院。走进办公楼是处小巧的前厅，地面铺着墨绿与紫红色双色相间的方形草垫。楼上的过道也铺着同样的草垫，走上去的感觉虽然远不如羊毛地毯，但同样可以消除脚步声，保持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办公机关的宁静与庄重。

爸爸的办公室在二楼东侧，摆放一张办公桌和一套沙发，墙上挂着中国地图。办公桌上立着一盏式样平常的台灯，井井有条地摆放着文件、老花镜、茶杯和烟灰缸。爸爸习惯整洁、有条有理。

走进家门，有屋三间，面积基本相同，约十多平米。当中一间是餐厅，有一张圆餐桌、靠墙有一台苏联外宾送的黑白电视机和一架租借的立式钢琴。爸爸和妈妈带着四个年纪尚小的孩子，六口之家围桌而坐不显拥挤。

我们家楼下三间屋的另外两间，最里面是客厅。靠近大门的那间是“多功能厅”。说“厅”太夸张，“多功能”，就很确切。屋内窗前摆着一张双人写字台，是工作人员的值班室。爸爸的秘书、卫士、司机，只要听到爸爸的召唤，一律有力而利索地回答：“有！”始终保持着军人的作风。

这间房又是爸爸的会客室。下班后，一些中央来的同志或本市的局长、部长们找爸爸谈工作，分别坐在双人写字台的两边，爸爸与来客一人一杯茶、一支烟，面对面倾心交谈。

这间房还是爸爸的休息室。晚上难得闲暇，爸爸坐在写字台前玩几把扑克牌。他的牌局有固定的人选，他与司机郝俊打对家，秘书陈文与警卫秦尚荷打对家。人手不够时，固定的替补队员是同院住的市委办公厅的副主任苏超或方扬。孩子们可以站在一旁观战，但是要严守观牌不语的原则，更不能做小动作。爸爸最容不得的事情是不光明正大，背后做小动作，他称之为：搞鬼！

值班室写字台上有黑、红两部电话机，党中央、华东六省和上海市都通过这两部电话，同爸爸时刻保持联系。

1960年代初，台湾经常派遣小股军队进犯华东沿海地区，造成伤亡，破坏当地人民的和平生活。陈文叔叔晚上在这里接到了有关方面的电话汇报，立刻向爸爸报告。我听到之后，一种危机感油然而生，也许这是原因之一，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结束得比较早。

有时，孩子们陪着爸爸在康平路大院里走走。康平路的院子，被市委行政处管理科花园班的师傅们，打扫修整得既干净又美丽。从龙华苗圃调来的蒋思远师傅心灵手巧，人又勤快，使得院子里的草坪青葱，花儿盛开，树木枝繁叶茂。

办公楼北侧，有一块绿绒绒的草坪，被孩子们称作前花园。由于靠近办公区，全院几十名孩子们从不到这里来喧哗。

放学回家，一走进康平路的大门，若发现在通向办公楼的道路两旁摆放着一盆盆盛开的鲜花，办公楼大门两侧也有美丽的盆花，我就知道爸爸要在小礼堂会见外宾或内宾。

在我们家的门外也有一块草坪，孩子们习惯称作后花园。后花园里有棵高大的玉兰树，草坪四周围种着常绿植物。花园里的鲜花四季开放：春天盛开嫩黄色的迎春花，初夏盛开洁白喷香的栀子花，秋天盛开随风送香的桂花，冬天盛开怡人清香的腊梅花。白天后花园里静悄悄，下午放学之后就成为孩子们的乐园。小学生们有的连书包都来不及送回家，就跑进草坪和小伙伴们追跑起来。后花园里，甜美的欢笑声直上云霄。

一天下午爸爸要出发，当他走出家门临上车时，朝喧闹的后花园草坪望去，发现小弟正被小伙伴骑在了身上。半个月后，爸爸从外地开会回来，一下火车就问去车站接他的小弟：“被人骑在身上的滋味好受吗？你为什么不反抗？”

后来，妈妈经常提起这件事，说：“你爸爸心中虽然装满了工作，但是小弟‘胯下受辱’之事一定引起他很多思考。出门半个月，心中还惦记这件事。”

市委办公厅南门外面对着一条小径，两旁栽种着各色花草与绿树，这是爸爸上下班必经之路。夜幕降临，孩子们常常站在小径南头的路灯下，紧盯着北头的办公楼，大家称它作小礼堂的那扇透明的玻璃门，眼巴巴地等待爸爸下班回家一起吃晚饭。

等得实在又饿又烦，只好跑回家拿起电话，请总机王阿姨接通一号分机--爸爸的办公室。是秘书陈文叔叔接电话，麻烦他去催催爸爸下班。总机班王阿姨业务熟练。爸爸晚上在家里有时想找同院住的同志谈事而秘书不在身边，就自己拿起电话对总机说要找谁谁。我在一旁好生奇怪，爸爸不知道分机号怎么也能马上接通？总机真有本事！也不知道陈文叔叔帮不帮助传个话，反正还是要待到望穿秋水之时，才见小礼堂的那扇玻璃门被卫士秦叔叔推开，爸爸高大魁梧的身影终于出现了！孩子们奔跑过去，扑向爸爸怀中。爸爸一手牵着小弟一手牵着小妹，孩子们蹦蹦跳跳地回家了。

我们家的餐桌可以说是反映中国国情的一只小小的晴雨表。爸爸立下严格家规，谁也不许违背：老百姓家里吃什么，我们家就吃什么。爸爸吃饭时，常向炊事员询问市场当天的菜价和供应情况。他把上海人民的一日三餐，时时记挂在心。

爸爸吃饭从不讲究，妈妈更是如此，所以孩子们也就不知道什么叫挑食。记得我发明过一道高汤，用开水冲雪里蕻咸菜，喝起来味道蛮鲜的。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家的餐桌上不见荤菜。

一天中午，我们姐弟放学回家正围在餐桌吃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阿姨来了。她见桌上只放着一碟青菜就对妈妈说：“你给孩子们吃得太简单了，会影响孩子长身体。”妈妈告诉光美阿姨：“柯老要求很严格，不许在生活上搞特殊化。他连供应我们家的鸡蛋都不许买。”

康平路的家（2）

爸爸常说：“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们一定要使自己心里没有什么个人得失，没有自己小天地的得失，只有整个革命的利益，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他坚决反对党员干部脱离人民群众，坚决反对以权谋私。他以身作则，从一点一滴做起，去外地、去基层视察工作，坚决不允许设宴招待他；下乡蹲点，坚决不接受生活照顾；没有人敢给他送礼；他召开家庭会议，减少按照规定为他配备的工作人员。几年中，家里没有炊事员。直到他去世，家里没有公务员。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早日渡过难关，毛主席带头减少自己的工资，爸爸也减少自己的工资，直到他去世也没有恢复。

妈妈完全理解和支持爸爸。妈妈的行政级别和工资水平，自从50年代初国家实行薪金制时给她定下行政级别后，始终没有变动过。直到80年代初，国家制定干部离休制她办理离休手续。因为每到妈妈工作的上海市委办公厅的干部们要晋级加工资时，爸爸总会同妈妈商量：“你还是再把提级的机会让给其他人，好吗？”1980年，妈妈的心脏病情加重，心动过速，心率不齐，出现了“房颤”，住进上海市华东医院北楼(原上海市公费医院)内科普通病房。一间病房内住着近十位来自工厂农村的病人，与妈妈邻床的是一位来自江西的女工。这位女工三十多岁，身患重病，她的丈夫日夜守候在病床前。妈妈见他一天三顿饭都不舍得买菜，只吃干馒头，就把自己那份饭菜先给他盛出一半。

爸爸以前能喝点酒。1954年到上海后，他心脏不大好，就很少喝酒了。宴请外宾时，服务人员专门为他准备一瓶白开水，以水代酒。

后来，爸爸只喝妈妈为他泡制的酒。妈妈每年都要亲手泡制一瓶枸杞酒，在酒瓶上注明泡制时间。当这瓶白酒变成晶莹美丽的深红色，就可以喝了。望着那杯酒漂亮迷人的颜色，不知为什么觉得一定又甜又香。

爸爸说：“尝一口才知道啊。”

我接过杯子，闻到了酒的醇香。抿一口，哎哟，真辣！

爸爸开怀大笑！

小弟、小妹也想尝尝了。

爸爸拿起一根筷子放进酒杯中点了点，让小妹尝了尝筷子头上的酒滴。

年幼的小妹立刻皱起秀丽的双眉，迫不及待地也学着爸爸样子，长哈一口气。

爸爸又笑开怀！

每当爸爸晚上要亲笔起草文章或报告的提纲时，他总要倒上一小杯枸杞酒，就着一小碟花生米，有滋有味地喝着。只此一杯。他先浅浅地抿一小口酒，接着就会夸张地扬一下眉头，长哈一声，表示对酒的赞美，和对妈妈的赞美。一见到餐桌上摆放那只小小的刻花玻璃酒杯，就知道爸爸又要加班了。

妈妈为了让繁忙劳碌的爸爸能得到片刻的放松，总是建议他出去散散步。妈妈说，这是让他换换脑子，意思是希望爸爸暂时把工作担子放下来歇一歇，换个肩再继续挑。直到1998年8月，我在黄山目睹挑夫们不时地停下来，把担子换个肩挑这一情景，对妈妈的话才有了领悟。否则，挑夫们无法坚持走到目的地。

妈妈有时陪着爸爸从康平路的大门走出去，沿着竹篱笆院墙外的人行道散步。一般都是在晚上九十点钟出门，马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少了，秦叔叔不远不近地跟随在身后，他独自一人，就能担负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夜间出行的警卫工作。据说他的枪法在警卫处里数一数二。

对儿女言传身教（1）

教育家们在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时，常常用大地比喻母亲，用天空比喻父亲。母亲的怀抱，如大地般慈祥温暖，给予儿女们精心地抚育，无私地关爱。父亲的胸襟，如天空般宽广深远，孜孜不倦地播洒思想的阳光雨露，滋养儿女们长大成人。

爸爸习惯倾听人们的意见，包括倾听孩子们的意见。无论是自己的孩子还是别人家的孩子，都喜欢都愿意对他说说学校里的事。我在学校里遇到不开心或开心的事情，都要告诉爸爸。我们班从北京转学来一位姓刘的男同学，上历史课时回答不出老师的问题，白发的老先生勃然大怒：“你别以为自己是干部子弟就可以不注意听讲。就是毛主席的孩子坐在这里上课，也要听从我的教育！”不光是站在第一排的那位同学被训得低头垂泪，连坐在倒数第二排的我，也心中发毛。中午放学回家，在餐桌上我把老师发火的事告诉爸爸。爸爸听了没说话。想了想之后才说：“这个孩子一定是华东局农办主任老刘的儿子。我要跟他说一下，督促孩子好好学习。”这个同学后来不仅历史成绩达到全班优秀，还被那位老师选作历史课代表，现在他是大学的物理教授。

我告诉爸爸，有位姓郑的男同学，在写大楷时用中文写出英文单词的音节，责备语文老师给他的作文只批45分，不及格。他是这样写的：“雨问(语文)替雀儿(teacher，老师)卜(不)公倒(道)，坐(作)文给吾四拾吾(45)。”

爸爸听了之后哈哈大笑，说调皮的孩子才聪明。

爸爸听到不少孩子对家庭作业负担过重的反映之后，曾在有关的会议上专门提出这个问题，供教育专家研究解决。

爸爸考虑问题很深很远。一天晚饭后，爸爸找我谈话。这是他唯一的一次与我正式的交谈。话题是要善于团结同学。起因是，我说我看不惯某些同学身上一些不大好的习气。

爸爸说：“不要总是把目光放在别人的缺点上，不要总是看不惯别人。每个同学的身上都有值得你学习的东西。要学会和大多数同学相处，和每一位同学都搞好团结。只跟几个同学相处，而把其他同学拒之门外，怎么行呢？主要还是应该克服你自己身上的娇骄二气。”

我一时接受不了爸爸的批评。我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上学，在班上从不跟同学争吵。我怎么娇气了？我自认为保持谦虚谨慎，从不大声说话，是夹着尾巴做人。我怎么骄气了？别人有缺点，我为什么不可以看不惯？我一边为自已辩解一边委曲地抹泪。

爸爸摇摇头：“你这个孩子，太脆弱了。”爸爸当时一定既伤心又失望。其他的父母也许不会对一名初一学生说这样一番话。但我的爸爸一位深思远虑的慈父，总是为孩子着想的很远很深。他的这番话，影响我一生。

他要求孩子们做人做事都要脚踏实地。他常说，你们这一代人不像我们，今后是要靠真本事吃饭的，一定要有一技之长。爸爸多次建议我今后学医，说你从小身体不好，体会到有病的痛苦，将来就能做个好医生。

现在想来，爸爸何尝不是勤学习有本领的人。他是高级党务工作者，作为六省一市党员干部的带头人，就必须具备政治管理的能力；他是一市之长，领导全市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就必须具备经济管理的能力。作为一名地方领导干部，这一方水土是发展、是落后、还是停滞不前，与领导者的品德才能学识智慧往往成正比。

爸爸有空时给孩子们检查功课，他是读过师范学校的啊！

“小五四，写字身子要坐正。扭的像蛇一样难看不难看。”爸爸边说边用手托起她的下巴：“头要抬一些起来嘛。”

“小弟，你看你写的这个字，歪歪扭扭。写字好比盖房子，一竖就好比房梁，竖不直房子就要倒了！”

“六六，我来给你写个毛笔字看看。”爸爸坐下来，接过毛笔，在我的大楷习字本上写了两个字。

上图画课老师教人物速描，画雷锋的头像，老师给了我一个“优”，拿回家给爸爸看。他正在吃午饭，放下筷子仔细地看了又看，还拿给其他人看。虽然一句也没有夸奖我，但是我知道他很高兴。

一次，语文课的作文题目是“向南京路上好八连学习”，我把我的作文拿给爸爸看，因为我知道他第二天，1963年5月5日要在“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大会上讲话，他正在准备讲话稿呢。

音乐课老师组织班里学过钢琴的同学，在音乐课上为全班同学演奏，我也算一个。中午回家吃过饭，我就忙着打开琴盖，练习下午要演奏的曲子。爸爸也不上楼去休息了，坐在餐桌前，听我照着琴谱《车尔尼599》中的练习曲用心地弹奏。爸爸用心地聆听。曲终，爸爸站起身礼貌地对我说：“听不懂。”

1964年7月，爸爸做肺癌手术后去北戴河休养，在火车上我作了一篇暑期作业规定的作文。爸爸戴上老花镜替我看作文。我用“嫩粉色”形容荷花。爸爸不同意，说：“哪里有‘嫩粉’这么个说法？”我坚持这么个说法，我说那片盛开的荷花就是这种颜色！

我上初中时，几何老师的课讲得特别生动，因此，我的几何成绩一直比较稳定。有一次期末大考，由于粗心只得94分，为此哭了一鼻子。爸爸认为，考试成绩并不是学习的目的。他也不赞成为应付大考开夜车，影响身体。他常对我们四姐弟和别的孩子们说：“不要求你们考100分，考80分就可以了。”这话，我们大家都特爱听。当然，如果考试不及格他有时也会开玩笑地说：“考不好，丢人不丢人哪？”爸爸从来没有因为考试成绩不好而责备孩子，而是切实地帮助我们解决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我上初中一年级时，数学成绩不好。爸爸晚上下班回来，我已经睡觉去了。他从我的书包中取出数学作业，戴上老花镜仔细检查错误，还请来邻居的一位高中生，和他一起研究我学不好的原因，结论是我的数学基础差。爸爸为我请来数学家教补课。到初二的年终考试，我的数学成绩得到校长在全校大会上的表扬。

我经常不开心地说：“全上海就我们一家没有星期天！”因为爸爸很少在家里过星期天，他不是下乡看庄稼、去农民家坐坐就是去工厂车间，深入基层搞调查。他这位领导真是有些与众不同，因为他从不依靠听工作汇报，而是尽可能以眼见为实。

爸爸有时带子女们一起下乡，这样就可以做到工作与家庭两不误了。爸爸为子女们提供开阔眼界的学习机会，去农村识五谷，学农活。

小弟小妹跟爸爸去稻田拾过稻穗。五四跟爸爸去棉田摘棉花时，妈妈叮嘱：“爸爸个子高，弯腰吃力，所以你要记得把枝顶头上的棉花留给爸爸摘。你个子小，摘棉枝下面的棉花正合适。”农民阿姨在二年级小学生五四的腰间，缚上一只蓝色印花土布的摘花袋，她站在身材高大的爸爸身旁，手疾眼快、利利索索地摘起棉花来。五四是爸爸干农活时的好搭挡。

一次，爸爸带小弟去郊区农村参加秋收劳动。爸爸手握一把稻穗，在打谷场上木制的脱粒机前拍打稻穗。爸爸干活认真，汗湿衣衫，他解开布上衣的扣子，接着干。爸爸兴高采烈地与农民一起分享着丰收的喜悦。5岁的小弟站在一旁，聚精会神地看着爸爸干活。从郊区回到家，天都黑了。第二天一早，小弟起了床就找出一只我的洋娃娃，在石阶上照爸爸的样子使劲地磕打起来。

爸爸尊敬他人，从不分上下高低，一视同仁。爸爸在院子里散步碰到机关里的工作人员，他从来都是微笑着主动打招呼问好。我奇怪地问爸爸:“您认识他(她)吗？”爸爸说不认识。

对儿女言传身教（2）

有时爸爸晚上有事要找秘书，就叫我打电话给住在隔壁的秘书陈文。我说，爸爸请你过来。爸爸在一旁听到我用语礼貌，点头称赞。

1965年春节，孩子们去广州看望手术后休养的爸爸。一天晚上，广东省委办公厅的机要交通员送来大本《参考资料》，五四跑到门口接了过来交给爸爸。坐在客厅沙发上的爸爸说：“小五四，刚才人家用双手把东西交给你，你却伸出一只手接过来，这就失礼了，你应该也伸出双手去接嘛。”

我们四个孩子对工作人员们习惯称呼叔叔阿姨，从不会“老王、老李”地叫。孩子们互相之间习惯幼者尊敬长者，以哥、姐相称，不直呼名字。对外人也是一样。

没有电脑、游戏机、电视机，我们是在父母和书本、报刊、杂志、戏剧、电影的陪伴下成长。回想儿时的娱乐生活十分有趣，精神生活十分富足，与今天的孩子相比，居然毫无遗憾。

夏夜漫漫，在阳台上铺张草编凉席，我们四个孩子围坐在妈妈身边入神地听她讲故事。我们最爱听妈妈讲她儿时的趣事，讲她在延安的生活，行军骑马历险等等往事。妈妈的故事温情地陪伴着我们的童年。

全家性的传统娱乐活动是在过春节。四个孩子拿出浑身解数，表演一台节目。观众是爸爸妈妈。演出开始，在我的钢琴伴奏下，五四带领小弟和小妹表演自编的民族舞《采茶扑蝶》。道具也是自制的，用红色玻璃纸折成蝴蝶的形状，再用牛奶瓶口上的细铁丝扎牢，绑在一只竹筷子的顶端。这是我们从每期必看的《儿童时代》、《小朋友》杂志中学来的手工。琴声悠扬，小演员们翩翩起舞，小弟挥动竹筷，美丽的蝴蝶起舞飞腾；五四和小妹这一对上山采茶的小姐妹，一手拎着竹篮，一手舞着苏州绸面团扇，淘气地追逐着飞蝶；芭蕾的足尖舞蹈元素也被吸纳其中。接下去是五四和小弟表演武术，翻跟头、劈叉，动作一丝不苟。还没上小学的小弟双手紧握玩具枪，雄纠纠地高歌一曲：“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垮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年幼的小妹最爱看国产舞台艺术片《宝莲灯》，她模仿民族舞表演艺术家赵青的舞姿，用幼嫩的手指柔美优雅地表演“莲花指”。演出结束，掌声起，深受鼓舞。

搬到康平路大院之后，市委办公厅小礼堂，有时在周末晚上放映一场电影。爸爸提出，无论是谁，到小礼堂看电影都要花钱买票，他说：“老百姓看电影哪个不买票啊？”

“电影”二字的魅力无穷。“今天晚上小礼堂放电影！”这个开心的消息，像长了翅膀飞进家家户户，孩子们高兴地跑向小礼堂。气氛原本严肃庄重的会议场所，立刻变成欢乐的电影院。放映的影片一般是国产新片，比如《甲午海战》；也有进口片，比如《阿尔及利亚姑娘》，等等。正片放映之前，总要先放映最近几期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简报》。

爸爸难得有空看电影。他看过的影片太少了，只看过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主演的《李双双》等数得出来的几部影片。妈妈基本不看。

爸爸、妈妈都爱听京戏。妈妈买来一些京剧唱片，爸爸得空就欣赏。爸爸听戏常向妈妈请教：“这是程(砚秋)派吗？”、“这是谭(富英)派吧？”妈妈自幼生长在北京，从小爱听京戏，会唱几段京戏。

1961年8月8日，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去世。爸爸晚上下班一进家就沉痛地告诉我们这个消息。那天正值“秋老虎”，闷热难当。爸爸召集全家人坐在阳台上，静听京剧《贵妃醉酒》唱片，以此纪念梅兰芳先生。

父母带我看过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俞振飞、言慧珠、李玉茹、童芷苓等演出的京剧、昆曲。京剧的表演艺术非常丰富而精致，一个眼神就能传达一段故事。童芷苓是一位非凡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爸爸说，她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戏！

一次，爸爸带我和五四去看戏，幕间休息时爸爸去休息室。秦叔叔悄悄对我们俩说，看看后两排坐的是谁？我们回过头看见了著名电影演员张伐、周谅量等。我和五四很兴奋，亲眼看见电影明星了！又不能老是回头去看人家，只听得张伐先生在向同事们说：“柯老看戏与别人不同，他不是看着玩儿，他要思索。”

看完戏回到家，当着爸爸的面，我向妈妈复述张伐先生的话。

妈妈问爸爸：“你的脑子就不能休息一会儿吗？”

爸爸朝妈妈憨厚的一笑。妈妈从中读到的是歉意、谢意和无奈。一心为人民工作，早已融进他的生命之中。

张伐先生说得很对，爸爸看戏时也要思索。记得一次看话剧，剧中一位守岛的解放军战士，因为当地生活条件艰苦而不安心工作，后来又安心工作了。这个战士转变的原因是连长为守卫海岛牺牲了。爸爸看戏之后提出了不同的想法。他说，为什么非要连长牺牲了才能转变战士的?苦思想呢？现实中，生活在艰苦环境中的边防战士多得很，他们之所以能够常年坚守岗位，是与干部们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真诚的关怀分不开的。

我们家里有很多种报纸杂志，我从小就养成每天看报的习惯。小时候喜欢看《小朋友》丶《儿童时代》，长大一些爱看《少年文艺》，再大一些最爱看《解放军文艺》、《中国青年》、《大众电影》、《收获》、《文艺报》等等。

我从八九岁开始看书报，虽然认字不多，连猜带蒙地看也很带劲。从薄本书看到厚本书，越看越爱看，如《铁道游击队》、《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等等。家里的小说书看完了，就想着要去图书馆借。爸爸那时在延安西路33号海格大楼的市委办公厅上班，他请秘书陈文从机关图书馆借了本图书目录回来给我，我如获至宝，大概齐地挑选定了书目，借回来很多书。记得有《暴风骤雨》、《林海雪原》、《战斗的青春》、《踏破东海万顷浪》等等中国现当代小说。

父母从不限制我看的书目，我可以看我想看的任何书。他们向我推荐的书是《把一切献给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华活页文选》等等，我也都十分爱看。

爸爸说我看书太不仔细，妈妈说我一目十行。借到一本新出的小说《红岩》，我拿起就放不下，一天看完。爸爸问我：“看这么快，能记住多少啊？”在很长时间里我把“别墅”读成“别野”，多亏秦尚荷叔叔加以纠正，否则还不知要错到何时。

一天，我又着急没书看了。爸爸指着家中楼上楼下的十来只书橱说：“家里有那么多好书，怎么叫没书看？”家里有很多中国古典作品，我却不爱看，所以至今文字表达能力十分有限。

上海出版的翻译作品，有时寄给爸爸。虽然当时西方世界孤立社会主义的中国，而我却因此在少年时代就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欧美翻译作品，比如196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亚尔培?加缪的作品《局外人》。

有一段时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关于苏联卫国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真正的人》、《青年近卫军》等等，爱不释手。我常常被书中描写的英勇顽强，抵抗德国侵略者的苏联人民，可歌可泣的点点滴滴，感动得热泪涟涟。擦干了泪水，继续看。

和爸爸在一起（1）

1964年3月28日晚上，忙了一天的爸爸睡下不久就感觉不适，呕吐了一次。妈妈要去找医生，爸爸说不要紧，不麻烦了。第二天，爸爸仍然感觉不适，医生前来诊治，建议进软食，禁油荤果菜。爸爸只能吃粥。本来就没有胃口，淡滋味的粥怎么吃的下去？我把瓶装扬州酱菜的汁，倒一点儿在爸爸的粥碗中，爸爸尝了一口带咸味的粥说：“还是六六有办法。”

3月29日，在医生的建议下，爸爸住进华东医院一楼西病房。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爸爸，终于病倒了。

医生们怀疑爸爸肺部有疾已有一段时间了。爸爸的肺部有钙化点。他早年得过肺结核，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工作环境十分危险，有病也得不到医治。全国解放后，他的工作也从来没有轻松过，加上吸烟，使他与医生们见面次数渐渐增多。自1960年以后，爸爸明显消瘦，体力不支，下乡视察农作物长势，进村去看望农民，常常要依杖而行。

经过医生仔细诊断，确定爸爸患了肺癌。

爸爸的病牵动了党中央领导的心。据《杨尚昆日记》:“1964年3月29日:柯庆施患病(胆囊炎)，是否需动手术问题，向刘(少奇)、周(恩来)请示后，告诉了上海。”“1964年4月14日:晚间约上海来的几位同志和崔义田、黄树则(中央卫生部)汇报柯老病状，(童)小鹏(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也参加了。”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向在长沙的毛泽东主席汇报了爸爸的病情，于1964年4月17日上午十时飞抵上海，亲自坐镇，对爸爸的手术医疗工作做出了缜密的安排。

周伯伯到华东医院看望爸爸，转达党中央批准进行手术治疗的决定；他指示中央卫生部组织国内最优秀的胸外科专家、麻醉师、外科护理人员，汇集上海华东医院；他多次参加医生们的会诊，研究最佳手术方案，制定一整套在手术当中发生意外情况的应对措施，争取万无一失；他考虑到手术当中要确保电力供应，指示安排备用发电设备；他指示对爸爸做手术一事对外要严格保密；他指示中央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在爸爸手术过程当中以及手术后，都不要离开爸爸身边；他亲自在手术前夜宴请医疗组主要专家、护理人员，一位一位地找他们谈话，再三嘱咐，一定要争取手术成功；他考虑到妈妈的身体不好，决定不让她在爸爸手术期间到医院守候，而是由他亲临守候；他考虑到子女们年纪尚小，决定不将爸爸做手术一事告知，中共上海市委执行他的指示，通知所有与我们几个孩子接触的工作人员口径统一，只说爸爸的病不能受到感染，孩子们暂时不便前去医院探望……

4月20日上午给爸爸做手术。一早，周伯伯就到达华东医院等候。三个小时的手术很顺利。周伯伯亲自探望尚在麻醉状态中的爸爸。直到爸爸苏醒了，他才放下心来。

五一节一早，我被允许去医院探望爸爸。事先，市委陈书记专门找我谈话，介绍爸爸的病情和手术经过。我强忍着泪水听着介绍。泪水终于不可阻挡地涌了出来。在去医院的路上，我的眼泪如泉涌。爸爸日夜工作，平日生活简朴，饮食简单，完全不为个人着想。现在，他能承受得住这种大手术吗？爸爸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啊！我感受到爸爸的伤口在痛。我的心在痛。

我心情紧张地走进门外设有警卫的华东医院一楼西的房门，双手冰凉地走向爸爸的病房。本以为见到是卧床不起、身体虚弱的病人。走进一间明亮整洁宽敞的病房，爸爸没有卧床，而是在躺椅上。除了更显削瘦之外，依然面带着那熟悉的亲切微笑。

从中山医院调来的护理业务优秀的外科护士长王麟爪告诉我：“首长为了等你来，一早就从床上起来了。”缝30多针的伤口刚刚拆线。一贯体贴人的爸爸为了减少我的担心与紧张，忍痛坚强地离开了病床。

看见爸爸慈祥的微笑，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我紧握着爸爸的手，突然，发现爸爸正望着我的双眼中晶莹闪烁，是泪水。

我第一次看见爸爸的泪水。

我被爸爸深深的情感震憾了！我第一次深切地了解到爸爸的情感是多么深沉、真诚、丰富与细致。

为了不让爸爸看见我流泪，急忙转过身去，打开那只由日本大阪市的市长中马?馨先生刚刚送给爸爸的“松下”牌半导体收音机，调到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剧场节目。爸爸很快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又露出他那平静而亲切的笑容。我告诉爸爸，广播剧场这个节目是话剧和电影演员们，用广播的形式播出的优秀剧作，拟音师根据剧情做出诸如下雨、跑步、车行等各种声响效果，使剧情活灵活现。这个节目特别吸引人。爸爸过去只有空收听天气预报，如今卧病在床了，便与收音机交上朋友。那台日本的“松下”，后来是一台南京产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从此忠实地陪伴在爸爸的身边。从那天起，爸爸也加入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场节目忠实听众的行?。王护士长告诉我：“你这个办法真好，首长每天都按时收听广播剧。”感谢上海广播电台广播剧场节目，为爸爸在病中提供了多么可贵的帮助！

为了尽快恢复健康，早日工作，爸爸服从医生们的一切治疗，连几十年的抽烟习惯也彻底抛弃了。我对爸爸说：“戒烟并不难，不过是个谁战胜谁的问题。”一句幼稚的话，说得爸爸轻轻地笑了。他不能哈哈大笑，伤口还在疼。

1964年6月初，爸爸出院了。手术后需静养，依照组织上的安排，爸爸住进市委招待处的招待所兴国路一号楼。这是一幢欧式的老房子，过去我常随父母到这儿来看望聂荣臻伯伯等来沪的客人。

爸爸身体虚弱，不便爬楼梯，住在楼下朝南的一间房间。我们四个孩子每个星期天去看望他。几个月来，妈妈完全忘记自己病弱的身体，陪伴着爸爸。日夜的操劳和担忧、紧张使她比过去更显消瘦了。

爸爸出院后病情不稳定，发过烧，犯过心脏病。在他出院的第三天就开始发烧，医生诊断他患了流感。持续的发烧使爸爸筋疲力尽。爸爸的抵抗力很差，我们去看望他时，只能站在阳台上，从玻璃窗外向他招招手。

党中央安排爸爸去北戴河休养。海边的空气和气候对他养病有利，同时也是让他离开上海，以安心静养。行程定在1964年7月14日晚7点。7月14日大妹妹五四考中学，爸爸等她考完试，全家同行。

7月13日下午，孩子们来到兴国路与父母团聚。那天气温很高，爸爸说晚饭就在草坪上吃饭吧。爸爸生病住院的三个多月以来，我们全家第一次吃团圆饭。晚风习习，全家围坐在餐桌前。爸爸微笑地看着孩子们，心情十分愉快。晚饭很简单，绿豆粥加馒头。但那是一次令我难忘的晚餐：爸爸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全家人又能围坐一桌了。晚饭后，市委办公厅在住处为父亲放映电影。爸爸没有拒绝这一安排。他很高兴地一手牵着小弟，一手牵着小妹走出客厅。宽大的过道，被服务人员布置成临时放映室，搬出一套沙发，面前竖起一方雪白的幕布。放映了一部国产新片，由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主演的《青山恋》。我曾担心爸爸的身体能否坚持坐上一两个小时，爸爸看完了整部片子，看完之后他问我们，好看不好看啊？当然很好看啦！能和爸爸一起看电影，太好了！

7月14日晚饭后，全家驱车来到上海北站，坐火车前往北戴河。

爸爸有言在先，不麻烦市委的同事们为他送行。

司机郝俊把那辆苏制双排座黑色吉姆车，稳稳地直接开进北站贵宾室的通道。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他敬爱的首长七年来最后一次乘坐他的车。

前来送行的是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中共华东局办公厅的几位同志。

常年跟随爸爸东奔西跑的公务车挂在北上客运列车的最后一节，整装待发。上海铁路局公务车乘务小组年轻的女乘务员小楼和同伴们，笑容满面地站立在月台上的公务车门前，迎接着很久不见的首长。

爸爸与送行的同志们挥别。

和爸爸在一起（2）

爸爸向他工作了十年、他深爱与熟悉的上海市和上海人民挥别。

爸爸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

北戴河距京城280公里，依山傍海、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纯净的空气，使这座小渔村成为风水宝地。至1949年，北戴河海滨境内中外别墅719幢，其中外国人修造的别墅483幢，涉及20多个国家。1964年的北戴河多是沙土道路，保持小渔村的淳朴风情。海边夏季的中午和下午气温较高，感觉炎热，但夜晚则离不开棉被。

周伯伯派中央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从上海一路护送爸爸安全到达北戴河，在此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等纷纷前来看望爸爸。

爸爸开始了他的锻炼计划，每天早上和傍晚出门散步，逐渐增加路程，在两个多月中，他走遍了附近的大路和小道。

下午户外比较热，爸爸就在家里看看书，听听收音机。有时和妈妈、秘书、护士等在小过厅的餐桌上打几把扑克牌。

一天爸爸正在打牌，我看到他白色汗衫的背后被汗湿透了，就去拧个热毛巾为他擦汗。掀起他的汗衫，我第一次看见了他身上那一尺多长的手术刀痕！

我拿着毛巾轻轻地、微微颤抖地为爸爸擦去背后的汗水，努力忍住心疼的泪水。

我在心中默默地深切祈盼爸爸早日恢复健康！

爸爸有所觉察。当晚，他把四个孩子叫到面前，要小弟掀开他身穿的汗衫，让我们看他身上的刀痕。他对我们说：“爸爸现在已经不感到痛了，你们不要害怕。”

深思远虑的爸爸教育孩子们要勇于面对现实。

那年，小妹才9岁，正值无忧无虑的年龄。

从那天起，孩子们都像突然长大了，更懂事了。每次散步，身材瘦小的小弟、小妹都抢着去搀爸爸的手。哪怕能助爸爸“一指”之力也好。

家中有四个上小学、上初中的孩子，却听不见大声喧哗，更没人斗嘴吵闹，孩子们相互都很团结。吃完早饭，不用招呼，孩子们都坐在阳台的小圆桌旁，打开暑期作业本，低着头专心地做功课。吃饭时，孩子们都跟妈妈一样，希望爸爸能多吃一口东西。记得有人送来一点新摘的蘑菇，花师傅的手艺很高，做成一碟鲜美佳肴。孩子们每人尝了一口，都说太好吃了。爸爸说：“好吃就多吃一点啊！”孩子们对这碟鲜蘑都不再动筷子了，留给爸爸吃。

虽然住在海边，但在我们家的餐桌上没见到过海螃蟹、大对虾等海鲜。爸爸在养病中仍然坚持不搞特殊化的原则，对他的特供待遇也不接受。他严格规定：在我们家的饭桌上，不准出现山珍海味、大鱼大肉，这些脱离老百姓生活水平的东西。

爸爸爱吃煮玉米。逢五逢十的日子才能赶大集，秦叔叔就带着五四、小弟去北戴河附近农村的集市，去购买新鲜玉米等食品。为了给爸爸增加营养，母亲有时请秦叔叔去集市上买只活鸡回来熬汤。爸爸爱吃京味打卤面，母亲就去厨房亲自动手做拉面。

爸爸虽然多次来过北戴河，但每次都忙于工作，没有机会品味北戴河。这次来，爸爸几乎每天早、晚都坐在中直第六浴场阳台的藤椅上静静地凝望大海。

转眼快到8月底，孩子们就要回上海上学了。爸爸妈妈继续留在北戴河。清新的空气和平静的生活，对爸爸的健康十分有利，他的体力有所恢复。

就要离开父母的身旁，一种不安的感觉在心中油然而生。就连我最心爱的大海也不能使我快活。我常常感到很无助。

傍晚，我坐在阳台上，呆呆地望着远处落日下色彩斑斓的海面。爸爸走了过来，在我身边的藤椅坐下。

爸爸问我在看什么？

我依依不舍地说：“在看大海。回上海就看不到了。”

爸爸不说话了。

不知不觉中，我右手的小姆指与爸爸左手的小姆指勾在了一起。

爸爸和我就这样默默地一同遥望着大海，父女二人的小姆指紧紧相勾。

无言之中，父女间心灵相通。

此情此景定格般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之中，回想起来像是在昨日发生。

爸爸这是在和我有约啊！

这是心灵的约定，我一定履行。

李雪峰简介

李雪峰1907年1月生，山西永济人，1933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2月起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1937年1月起任中共直中特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0月起任中共晋冀豫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1938年2月起任中共冀豫晋省委书记，8月起任中共晋冀豫区委书记。1942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委员。1943年10月起任中共太行区委书记兼太行军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起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1947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48年5月起任新组成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1949年3月起兼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河南军区政委，5月起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常委、办公厅主任、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7月至1954年任中南局副书记。1953年1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4月至1956年9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5年1月至1956年1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主任。1956年1月至1960年10月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部长。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0年11月至1966年12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1960年11月至1971年1月兼任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5年1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年5月至1967年初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66年8月至1971年1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8年2月至1971年2月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69年4月至1971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1年初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2003年3月25日在京逝世。中共第八届、九届(任职至1971年1月)中央委员，第八届(八届十一中全会增补)、九届(任职至1971年1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作者简介：

李晓林女，1942年出生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山西省辽县（左权县），1966年3月入党。1967年北京农业大学毕业，1970年至1978年先后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安徽六安军分区工作。1978年起任青岛植物园技术员、党支部书记，青岛园林局党委副书记、青岛市纪委副书记。1987年调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1990年任国家科委农村科技司副司长、助理巡视员。2002年退休。

1993年，86岁的父亲得了心脏病，安装了心脏起搏器，病魔开始缠上了他，1998年10月，母亲医院检查发现患了肺癌，次年7月母亲去世的第二天，父亲住院就再也没有出来，2003年3月15日凌晨，他在病床上轻轻翻了一个身，也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2007年是父亲百年诞辰，我们兄弟姐妹聚会，回到父母曾居住过的家。环顾四周，卧室的床上，被褥依旧，似乎还留有父亲的体温；书房的桌上，摊开的书报依旧，放大镜、红蓝铅笔整齐地码在桌前，分明他没有走远；客厅墙上的相框里，一片望不到边的黄叶中，父亲挺拔地迎着秋风，看着我们，清瘦的脸笑着，音容犹在，虽然父亲去世已五年了，但他始终没有离开我们！

我们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真正和他相处的时间并不多，他和党内那一代许多人一样，为穷苦人翻身、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了一生，奉献了一切，也蒙冤遭受了不公正对待。父亲忙于工作时，没日没夜，我们几乎没有机会见到他；父亲蒙冤被诬陷隔离关押时，我们又不可能见到他。晚年的父亲，才和我们相处的时间多了。他关心国内外一切大事，很有兴致地和孩子们长聊，但他仍然严守党的纪律，涉及敏感的不和我们讲。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愿意写回忆录，在老战友和亲属的不断劝说下，他后来同意写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父亲回忆录上册《太行十年》，回忆录下册《文革十年》却迟迟不能出版，有人建议到香港出版，父亲断然拒绝，并严肃告诫我们：我是共产党的人，我的回忆录只能由共产党出版。

父亲母亲对我们子女从小就严格要求，他们对我们的疼爱更多表现在政治上的关心。我一直认为，我们的家庭是典型的政治家庭，政治多于亲情。我们是在父母的不断批评、教育和鼓励中成长起来的。

根据地养育了你们，不能忘记太行山

我们兄弟姊妹五人，三个大的都出生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我出生在左权县，妹妹二林、弟弟小雪在涉县。太行根据地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我前面还有一个姐姐，日军“扫荡”时夭折了。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太行根据地大蝗灾，日军大“扫荡”，我生下七天就被送到辽县王家庄一户农民家抚养，二林出生后，也送到农民家抚养。当时日军不断扫荡，根据地老百姓全力支援八路军，生活很艰难清苦，抚养我的农民家赤贫，生活艰难，奶爹后来对我说，三岁时我就知道跟着奶哥哥捡树枝草棍，给家里当柴禾。

1945年抗战胜利，奶爹把我从左权县送到涉县，见了父亲，不认识，大哭不止，闹着要回“家”。和父亲住在一起，年纪小不懂事，父亲只好又把我送到驻地一户农民老奶奶家住，记得当时曾和区党委二十几个孩子一块，由一个区党委正在养病的干部当老师，教我们读书识字。父亲有时还能抽空带我到河边玩，替我摘花，这是我小时候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1947年6月，父亲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又离开了。1948年秋天，妈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南下开封、武汉。进了城我又住校，还是见不到爹妈，认阿姨当娘，傻乎乎的，更不知父亲是干什么的，仍然陌生。

父亲1954年调到北京，我也到北京上学，开始是住校，上中学后住在家中，与父母见面的机会才多了些。那时我眼中的父亲令人敬畏，喜怒不言于表。平时他没有更多的亲密语言，至多拍一拍肩膀，说“不要驼背，腰要挺直。”

父亲在太行山战斗了十年，对太行情意深重。他在华北局工作时，到山西出差，总要看望太行山的老劳模，看望我和二林的奶爹奶娘。

我和二林在根据地农村长大，父亲常说，根据地养育了你们，不能忘记太行山。父亲还告诉我：在根据地你两岁时，有一次你妈妈去看你，天黑骑马抱着你过清漳河，马突然失足，妈妈和你全摔到河里，身上都湿透了，当时正值寒冬，你都快冻僵了，妈妈抱着你在河边附近找到一户农家。老乡开门一看是八路军干部，立刻找出干衣服给你和妈妈换上，救了你一命，我们不能忘记他们。父亲进城后始终惦记根据地老百姓，还要我们有机会去乡下看望奶爹奶娘他们。记得一次二林上中学放暑假，父亲让她回涉县奶娘家，并要她参加生产队劳动。一周后二林回来，父亲问她参加劳动几天？二林说劳动了一天。父亲脸马上沉了下来，很生气。二林委屈地哭了，说奶娘不让她下地干活，说她回来一趟不容易，领她到各家亲戚串门，二林坚持要参加劳动，奶娘才不得已让她去了一天。父亲平时对我们虽然很严厉，但讲话从来不沉脸，不对孩子们发脾气，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沉下脸和孩子们讲话。我也才知道，父亲是多么看重孩子们的成长。

父亲在华北局工作时，到山西出差总要看望根据地的老英雄、老模范，李顺达、申纪兰等都是父亲的老朋友，父亲看望他们，倾听他们的意见。1990年夏天，我和小雪随父亲回山西，他已84岁高龄，到了当年太行区党委曾经住过的地方，父亲清楚地记得他住过的那些房子，叫得出房东的名字，认得出房东家的老老少少。太行的战斗岁月，深深地烙印在父亲心中，他和根据地的人民有特殊的生死情谊。

不学八旗子弟，不要搞特殊化

父母一直告诫我们，干部子弟不要搞特殊化。1954年父亲从中南局调到北京，任党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初来乍到的父亲工作头绪太多，顾不上过问我们转学的事，前三个孩子都上了干部子弟集中的中直机关育英学校。小雪上三年级时，有一次几个小同学之间相互比谁父母官大，依次问各自的父母是什么首长，小雪对这些事从来没概念，回家问妈妈，妈妈说不是首长，是“脚长”，他记住了“脚长”，但“脚长”是多大的官不知道，回学校就老老实实告诉同学：我爸爸是脚长，惹得同学们笑起来。到了小矛、小峰两个小的上学的年龄，父母说不能再上干部子弟学校，所以他们就都上了普通的胡同小学，天天与胡同里的孩子摸爬滚打在一起，也经常到同学家的小院小屋里去玩。没有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优越感。

说起当年我们穿的衣服，是补丁打了一层，破了，拆下来再补一次，有时会在大补丁旁边再加上小补丁。我穿父母的旧衣服，弟弟妹妹穿姐姐的旧衣服。父亲给我的衬衣，一伸胳膊衣服就撕破了。妹妹小矛至今记得有的同学曾问她：你父亲是大干部？我不信。大干部的孩子那能穿成这个样子。小雪刚上小学时，衣服都是捡两个姐姐的，穿粉红衬衣，花布鞋，直到9岁时回家闹了“革命”才不再着“红装”。我都上大学了，穿的还是妈妈的旧衣服，妈妈衣服上原本就有补丁。一个上海同学见我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说：我家里困难，来时怕北京同学笑话，不敢穿旧衣服，没想到你穿得比我还破。

父亲坐的汽车，从来不允许子女乘坐，父亲和我们说：汽车是配给我的工作用车，你们不能坐。妈妈也在华北局上班，都不搭乘父亲的车，每天挤公共汽车上下班。1959年父亲重病，工作时经常晕倒，小平同志批准父亲养病。父亲才有了休息的时间。有一天父亲乘车去颐和园，我却是从东城的家中骑自行车去公园陪他的，当时这一切都显得很正常。

我是孩子中的老大，爸爸妈妈对我，永远是批评为主，爸爸妈妈常说，你们不要自以为有什么了不起，更不要特殊！有一年，妈妈下乡蹲点，我收到妈妈从蹲点的乡下寄来的一封信，说在那里接触到许多贫下中农的孩子，非常优秀，却念不起书，你条件好成绩却不行实在不应该等等，其实我各方面都努力，学习好，对自己要求严格，考入师大女附中，在学校很守规矩，尊重老师，劳动也不惜力气，放学回来自己衣服自己洗，拖地，纳鞋底，学做饭。受到妈妈的数落，当时可觉得冤枉呢。

1962年，困难时期，我高中毕业。我从小喜欢植物，对生物有兴趣。一天和父亲谈起高考志愿，父亲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几亿人要吃饭，他年轻时想上农大，后来拿不出每个月几个银元的学费，才读了师范。父亲鼓励我学农，我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农大。高考复习时心里打鼓，拿不准，考不上怎么办？家里肯定不会留我吃闲饭。妈妈说考不上可以帮助安排到东北林区当工人，心里才踏实。过些日子张榜，考取了。

父亲关心我们成长（1）

父母平时工作忙，日常生活上对我们过问很少，但对我们的成长很挂心。常对我们唠叨说：要学会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向劳动人民学习；要养成劳动习惯，工农兵最伟大；长大了要立志做一个有理想、守纪律的普通劳动者。

在我们家，孩子们要服从秘书管理（因为秘书就代表“组织”），如果想要带同学到家里玩都必须得到秘书批准才行。

我上初中时，家里就给买共产主义教育的书，让我学习。母亲常找我和二林谈话，很少表扬，总是指出什么地方做得不好，什么事情应当怎么做。父亲偶然有空，就像作报告一样，先国内后国际，一讲一两个小时，讲到夜里10点，我有时有些听不懂，直打呵欠。父亲看着我说：小林，又张嘴了。又继续讲，我也只好继续听，久而久之，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父亲很多政治熏陶。

父母很重视让我们到基层了解实际，锻炼自己。1961年寒假，父亲让我去天津到工厂劳动半个月，跟着工人师傅学钳工，小雪上高中假期让去参加“四清”，使我们在上学时就开始接触社会。

父亲也鼓励我们从多方面增长知识。1958年，各地剧团纷纷到北京调演，父亲叫我和二林两个大孩子去看戏，说从戏里可以学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我们第一次接触戏，有现代，有古典，听不懂，不感兴趣，捏着鼻子去。那时心里总是觉得好奇，爸爸怎么元曲、诗词、字画、工艺品、杂剧、京剧都那么有兴趣，无所不知，说什么都带“典”，大到名山大川，小到风俗俚语，有工夫就和我们唠叨。现在想起来他是在用心培养我们对祖国文化的热爱。

父亲做过地下党，经过长期白色恐怖的磨砺，做事非常严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小我们就知道不该问的和不能问的，从不打听什么内部消息。父亲母亲在屋里谈论工作，我们孩子们进来，他们立即不谈了；家里的一间会议室，只要一来客人，我们必须出去；父亲放文件的书房从来是孩子们的禁地。1966年“文革”初期，父亲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我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学校领导希望能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及时了解中央意图，跟上多变的形势，硬让我担任“校文革”副主任，我不愿意，“校文革”开会，一次也没参加，回家我从不向父亲打听运动情况。父亲也不听我们孩子的汇报。父亲的原则是：一切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工作和家庭、公和私要分开。

大弟弟小雪高中时当团支部书记、学校团委委员，“进步”比较快，一时有了点儿小得意。有一天晚饭后散步，父亲严肃地对他说：有一句古话，叫做少年得志是人生的一大不幸，人总是会要跌跤的，小时跌跤比老时跌跤好。他告诫我们不要骄傲，不要有优越感。对于交友，父亲常说：朋友若要好，莫要银钱搅。这句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影响，不交酒肉朋友。后来小雪当兵在陕西空军，搞地勤，与来自农村的干部、战士们相处得感情很深，没有一点干部子弟的所谓架子，多次评为五好战士，受嘉奖，还入了党。

二林1968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当时我们子女都已离开北京，父母身边没有子女了。父母并没有要求二林留下，二林也没有想过留在北京，她第一志愿报新疆，还报了黑龙江。学校工宣队的队长找她谈，说考虑到父母亲的实际情况，要把她分配在北京。就在宣布分配的当晚，有个同学找她，是福建人，有关节炎，分到了黑龙江，想对换一下。她立刻答应了，从此东北一去14年，在农村、在基层做普通干部。

小妹妹小矛受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小就学习努力，热爱劳动。上小学时小矛写了一篇作文“我最敬佩的人”，她写了父亲。虽然当时她并不懂得父亲为党、为国家在做什么，但知道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写了他如何废寝忘食，又如何忘我地投入工作。父亲教育她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是老百姓把自己的口粮拿出来支持我们抗日的，他们种粮很不容易。在我们家，碗里的饭粒都要吃干净，浪费粮食绝对不被允许。这篇作文被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每年学校组织下乡劳动，回来时小矛都向父母“汇报”。她那时一心一意想长大了去农村。上小学她第一批入少先队，当干部，上中学也是第一批入团，当团支委。

小峰是家里最小的男孩，从小调皮。一次因为公务员大杨叔叔批评了他，他和小矛趁大杨叔叔不在屋，恶作剧地把地上的落叶堆到他的屋里。父亲知道了，严厉地训了他们一顿，让他们立刻去打扫干净并且向大杨叔叔道歉，要大杨叔叔满意了才行。他们俩乖乖地把地扫了，还道了歉，直到大杨叔叔去对父亲“求情”，才算过了这一关。

1968年小峰当兵去了63军。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父亲亲自交代让小峰下到基层，当一名普通战士。父亲对小峰说：“我希望你成为一个伟大的战士”。

63军是在北京军区的战备值班部队，1969年风云突变，要打仗，部队拉到内蒙古百灵庙一带驻守，晚上穿着?服抱着枪睡觉。离前线一百公里，除了前面有个秃山头，全是平地，要挖很多反坦克工事。正值冬天，住在土坯房里，非常冷，好多人耳朵、脚都冻坏了。那时战士们誓死与国土共存亡，每个人都写了遗书，小峰也写了，放在背包里。小峰什么都争先，训练抢山头，在那么多农村兵中，他爬全连第二。有一天父亲到前线视察，问起来，领导说李小峰不错，准备提到师里当干事。父亲不同意，说才当兵一年半，不要提干。小峰与另一位战友办“猛虎战报”，这是前线惟一由战士办的油印小报。军政治部在包头办通讯报道学习班，每个团抽一个，小峰也抽去了，事后得知，这是提干培训班，几个月采访，小峰干得很起劲。父亲又到内蒙古来了，军政治部说，你儿子表现不错，群众反映好，可以到军部工作。父亲还是不同意小峰提干，说还应该在基层锻炼。到了1971年父亲受到诬陷，部队让小峰马上复员，还不能进北京，只能回石家庄。陈伯达、郑维山的儿子也都被清除了，是作为干部转业的。小峰是兵，复员费仅够买两身布衣和一些生活用品。被分到石家庄化工三厂有毒性的苯车间当工人。

父亲关心我们成长（2）

“人不可只关心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应多关心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

1971年，11月6日，父亲被发配到安徽六安独山镇，后来又辗转了几个地方，肥东、肥西，都是农村。刚开始，妈妈还被允许和他在一起，也允许孩子们前往。“十大”一开，把父亲划进林彪反党集团，父亲就被秘密关押，和外界完全断绝联系，社会也流传一些有关父亲生死的小道消息，父亲被诬陷后曾经说过：我决不会自杀，将来如果听到我自杀肯定是假的。但妈妈和我们子女仍然很焦急。妈妈患重症肝炎，开始住在合肥105医院，随着父亲问题性质的升级，妈妈被从105医院搬出安置在104传染病院，活动也受到限制。为了照顾妈妈，1973年我调到安徽淮南，假期可以到合肥探视妈妈。当时知道安徽省公安厅能有父亲的确切消息，我就找到安徽省公安厅的人，把我平日省下的食油票托他们给父亲捎去。食油票很小，不能夹带什么信息，公安厅的人就没有拒绝。过了一些日子，省公安厅的人把食油票又退还给我，我一看食油票后面有“油票存”三个字，是父亲的笔迹，知道父亲还活着，高兴极了。父亲用当年地下工作的方式，向我们传递出了他的信息。

父亲说过：“历朝历代都有冤案，但共产党不同，当知道错了，会给平反。”“肚里没病，死不了人。”“文革”期间，尽管自己精神很压抑，但这些话常在耳边响起，自己也可以“不形于色”了。1978年从部队转业，给我的评语是“乐观，平易近人”。

我转业到了青岛园林局，园林局的一片坟山，计划改造成植物园，要迁三千个坟。我是技术员，加上另一个技术员，又招了一批工人，都是贫民子弟，和民政局派来的盲流一起干。每天满处转着捡骨头，我负责给尸骨草袋挂标号，干了一年，得到群众认可。1983年局党委书记找到我说，你父亲的文件下来了，恢复党籍。随后我被任命为植物园党支部书记。年底干部“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又把我“化”上了，当了园林局副书记。刚干一年，又提到青岛市纪委副书记工作岗位。但我还是愿意干技术工作，几经周折，终于回归了农业技术口，我认为可以替父亲实现他年轻时的愿望了。

每每想起我们的父亲，我在崇敬和自豪的同时，心中时时感到内疚和心痛。

父亲在“文革”中的经历非常特殊，经历了几起几落。还被“永远开除党籍”彻底打倒过。父亲晚年曾写道：“马克思主义对我的影响方式，并不是一个观念横空出世，在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走向革命道路以前，头脑中曾有过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知识，我是在接触正面的、反面的、唯物的、唯心的等知识的过程中，在摸索、比较中走上革命道路的。”“先哲们，包括孔子，孟子，庄子，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包括释迦牟尼，他们实际上都在考虑一个人如何能够幸福的问题，而信仰马克思的我们思考和关注的，是所有人如何能够幸福的问题，我们的信仰中不包含为一己的‘得’‘失’而戚戚”。正是这样的信仰，他对个人的得失看得非常淡，始终乐观，向上，从容，坦荡，晚年他曾笑谈说：我是来自于民，归之于民。

父亲在政治的大是大非上，态度十分坚定明朗。1966年北大的一次群众大会，江青在台上发难，大声责问父亲，父亲刚要争辩，江青嚷道，今天不和你说了，以后找你算账！父亲接着说“我是随叫随到，奉陪到底”，声音不温不火，态度不卑不亢地顶撞了江青。江青记恨在心，直到1971年华北会议上，江青恨恨地对父亲说“你不是要奉陪到底吗？我今天就要和你奉陪到底！看你低头不低头”。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也称庐山会议）及1971年的华北会议。那时，家里孩子们都走了，北京只剩下表妹小宁。她16岁，父母上干校，家里也只有她一人。小宁回忆道：我每个星期都来看他们。姨父被监管，表面上看不出，他没有长吁短叹，照样打拳，洗凉水澡，进书房。几点起床，几点吃早饭，生活仍旧非常规律。但看得出姨父的心非常沉重，他在院子里走，从会客室走向书房，步子很急，什么也不说，大姨问，他也不回答。父亲当时心情很苦闷，但我们子女都不在身旁，不能替父亲分忧，当然也分不了忧。

1987年，石家庄解放40周年庆典，邀请了父亲这位“老石家庄”参加，父亲的革命生涯中，石家庄是个很重要的地方：1937年1月，父亲由北平调石家庄任中共直中特委书记，又任平汉省委宣传部长；10月上旬，在石家庄遭到日本飞机第三次轰炸后，领着平汉省委的同志撤离石家庄，到阳泉与129师的刘伯承师长、张浩政委汇合，开始了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并长期担任太行区党委书记。“文革”中第二次被解放，又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其间确定了石家庄取代保定作河北省省会。可是这次40周年庆典却把他放在主席台后排的边上，论年龄、论资历，论与石家庄的渊源，在场的许多老同志都觉得别扭，但父亲处之泰然，看不出任何的不高兴，不自然。过后我们表示不满?他却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说：他很欣赏一句话：“人不可只关心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应多关心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父亲考虑的和我们的世俗想法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

父亲走了，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也有未竟的事，也可能有一些遗憾，历史总是这样。

我们思念父亲，他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刘建勋简介

刘建勋1913年生，河北沧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后曾在天津、泊头镇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晋中特委副书记。1938年起在太行抗日根据地任中共榆社、武乡县委书记，晋冀豫区党委委员，太行区党委委员，中共太行第三地委副书记，太行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党校校长、组织部副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太行第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干部科科长。1947年起任江汉区党委书记兼江汉军区政治委员。1949年5月至7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1949年7月至1952年11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1952年12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南局常委、秘书长。1955年1月至1956年12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1955年11月至1957年12月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1957年6月至1961年7月任中共广西省委、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兼广西军区政治委员。1961年7月至1966年9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6年8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1968年1月至1978年10月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1年3月至1978年10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1983年4月23日逝世。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

作者简介：

刘立强男，1950年生，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销售部副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多年来致力于老一辈史料的收集、研究。所撰《神州尽舜尧巾帼有英豪》入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烽火太行半边天》一书。

先从母亲说起

父亲刘建勋是出生在冀东平原的农家子弟，而母亲陈舜英则是生长在八闽重镇福州的大家闺秀。母亲的家庭是福州的名门望族“螺江陈”的后裔，祖上数代分别为乾隆、道光、咸丰年间的举人或贡生，是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我的外曾祖母林氏是民国初年社会名流林长民的妹妹，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觉民和林尹民都是她的本家堂弟。我的外祖母方氏是另一位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方声洞的侄女。

母亲幼年丧母，童年随父进京，后来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平大学工学院。毕业后，她先后放弃了留校任教和到美国深造的机会，毅然投身革命，在山西、河北等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寻找党组织。1937年8月，母亲在山西太原经李葆华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母亲在太行根据地时，曾任中共太行区党委妇委书记兼妇救总会主席。解放后，她历任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兼省妇联主任、中南局妇委书记兼中南局妇联主任、全国妇女干部学校校长兼党组书记、中共广西省委（后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妇委书记。自五十年代起，她就是全国妇联的执行委员。当六十年代初父亲调到河南工作后，由于母亲的身体不好，为了不影响全省妇女工作的开展，特别是考虑到当时河南党内的复杂状况，父亲就与母亲商量，让她干脆辞去省监委副书记的职务。母亲同意了父亲的意见，彻底离职休养了。

大约是在1939年前后，在一次太行区党委召开的县委书记联席会上，父亲与母亲初次见面。1940年，父亲和母亲在太行根据地结婚。此后几十年，父亲与母亲二人相亲相爱、互敬互重，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直至生命的尽头。

在日常生活上，父亲与母亲始终关爱体贴。我清楚地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家里饭桌上难得见到肉菜。偶尔有一小碗红烧肉，他们除了给爷爷、奶奶夹外，两个人常常是你夹给我、我夹给你的。父亲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吃米饭喜欢吃软的；而母亲是南方人，喜欢吃硬一点的米饭。两个人时常互相迁就，都说想吃对方口味的饭菜。家里来了客人，如果不是老战友、老熟人，父亲只会叫一声“陈舜英”，母亲就从后面屋里出来与客人寒暄两句。如果来的是老朋友，或者没有外人的时候，父亲就变得像年轻人似的，一进门就扯着嗓子：“（小）冬妈、（小）冬妈”地喊个不停。此时的母亲，经常是面带着尴尬而羞涩的微笑，从我们身边走过，迎上前去。

在我小时侯的回忆里，对母亲的印象要比对父亲的印象多许多。我打小身体就很弱，老是生病，学说话挺早，过了一岁还不会走路，再大点总算能走会跑了，却经常被小伙伴欺负。叶帅的小儿子比我大不了多少，他轻轻一推，我就是一个大跟头。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让我单独睡一张小木床，亲手教我洗自己的小手帕、小袜子。我做针线活儿的基本功，最初就是母亲手把手教会的。刚开始，她补袜子、钉扣子，就故意叫我帮她穿针引线，慢慢地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和兴趣。大约是我到了五六岁时，母亲经常因病卧床，但她还会坚持着给我和邓子恢伯伯、霍泛叔叔的孩子们讲《西游记》，唱红军时代和抗战时期的歌曲。我们这些小伙伴围坐在床边，听得津津有味，学得咿咿呀呀。刚上小学时，我上课不专心、爱说话，母亲参加家长会后，就认真地找我谈了一次，告诉我要努力学习、遵守纪律、听老师的话。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转变了。等我都上了小学三年级，夜里还时不时尿床，尤其是到了夏天。母亲急得不行，晚饭后，她带着我上街，沿路问、沿路找，走了很远很远，终于从路边小贩手里买到了偏方小药，其实就是一种生活在水里的黑甲虫，好像叫什么水虱的。小贩用五香盐水煮熟了，就用报纸包着卖。挺好吃的，而且非常灵验，没吃几次我就再也不尿床了。一直到我好大了，母亲都坚持戴着花镜给我剪指甲、掏耳朵。她老说我小，弄不好会出事。我知道母亲疼我。其结果就是等到我自己有了女儿，也全部继承了下来母亲的做法，像她老人家当年一样，我一不让“妒忌”的妻子插手、二不顾渐长的女儿反对，执拗地坚持着为女儿剪指甲、掏耳朵。而每当那一刻，对母亲怀念感恩的无尽热流，就会在我的心中升腾奔涌、久久不息。

少年时对父亲的一些记忆

父亲从1949年至1952年10月，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第二书记，在第一书记李先念伯伯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之后又曾任中共中南局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地区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

1957年6月，父亲被任命为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那时，我刚准备要上小学。和许许多多有相似家庭背景的孩子一样，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我，对父亲的印象一是忙碌、二是严肃。

父亲的忙碌简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根本不记得他是否带我们去过公园、动物园。就是我大一些了，看电影、看球赛、游泳也不过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记得在南宁时，我们家住的是当年新桂系元老、解放前曾任广西省主席的俞作柏的老房子。那是一栋旧式的两层小楼，白墙黑瓦。广西地处亚热带，气候潮湿多雨。一天晚上，父亲和母亲都不在家，我独自去开灯，不料，老旧的扳动式开关漏电，一下子就把我打倒在地，半天都不会动弹，最后还是我自己缓过劲儿来，慢慢爬起来的。回想那一刻，我是多么盼望父亲、母亲哪怕有一个人，能够奇迹般地出现在自己眼前啊！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似乎从来没有把父亲看成是什么大官。他只不过就是自己的父亲而已。记得我十二三岁那年，父亲和中南局第二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叔叔，同车从黄河边的省委第三招待所回郑州市里，我坐在车子的前排。突然听见王叔叔放了一个很响的屁，我乐得够戗。心里暗暗称奇“这么大的干部咋还这样呢？！”要是换了父亲，我肯定没有任何诧异的感觉。

我还能清楚地记得父亲对我三次重重的责打：第一次是因为我四五岁时，赖在家里不愿意去幼儿园。这次挨打让我开始朦胧懂得，人有时必须要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第二次是我刚刚学会骑自行车，在省委机关大院门口进出时，就学着好多大人的样子，单脚点地而没有按照规定双脚着地下车。这次挨打让我逐渐明白了作为干部子弟，年纪小也应该做得不比别人差才行。

第三次，则让我事后过了好久好久，才理解到父亲的为官不易，而且做他的孩子也同样不易。那是在1964年的暑假，我因为开刀割除扁桃腺怕疼，就从医院逃跑回了家，结果父亲知道后，无名怒火三千丈，用木棍狠狠地揍了我一顿。从此，我好长时间都躲着他，看见他大气也不敢出。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原由。原来在7月间，负责主持“四清”运动的中央领导人在视察全国各省市的过程中来到郑州，他认为许多“地方领导干部在‘四清’运动中，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对运动的领导很不力，必须大力纠正”。父亲的思想压力很大。后来，这位领导人还为此点名批评江苏省委的第一书记江渭清和父亲等人“不称职”。那时的父亲是左右为难、寝食不安。最后他肝炎复发，肝区疼痛难忍。于是我就莫名其妙地当了一回出气筒。好多年以后，母亲曾就此事与我长谈了一回，还代表父亲向我道了歉。

其实，已经长大的我那时候早已从更多的事情中，慢慢感悟到了父亲伟大、深沉而悠远的爱：

——我升入初中后，为了培养我对民族传统和历史文化的兴趣，父亲亲自邀请他中学时代的同学（当时在郑州工学院任图书馆的管理员），请他利用假期给我补习古文知识。教材就是当时中华书局公开发行出版的《活页文选》。我喜欢读书的嗜好大约就是从那时起开始逐渐养成的。

——也正是从我上初一开始，父亲说服了母亲，让我到省委机关大食堂就餐。只有星期天，父亲和母亲才允许我回家和他们一道吃饭。每当父亲看着我吃饭时狼吞虎咽的样子，几乎总要说上一句：“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很多年后，母亲告诉我，私下里父亲非常心疼正在长身体的我。但是他和母亲始终都没有改变初衷。

——初二的暑假，为了使我体会农民生活的艰辛，父亲又亲自把我送到纪登奎叔叔“四清”蹲点的许昌市郊区菅庄。每日里天刚破晓，我就和农民的孩子一起拉着粪车，进了许昌城区，挨个公共厕所掏粪，一天两趟，风雨无阻。回村的途中和我们一起跳进河里游泳、洗澡，又解乏又好玩。晚上我们常常一块儿夹着小板凳到邻村看电影。电影结束了，我们就星星点灯、月亮带路地往回跑。有时他们还带我到菜地摘茄子、黄瓜、西红柿，教我用手搓巴搓巴，洗也不洗，就三口两口咽下了肚。一日三餐，乡亲们吃啥我吃啥，最香的就是把芝麻、干辣椒和盐巴一道碾碎了，当做菜下饭。发现苍蝇落到饭碗里，我也学他们的样子，挑出来往地上一甩，继续照吃不误。

这种“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暑期生活，虽然短暂，却不仅使我零距离接触到了真实的农村和农民，也使我依稀看到了父亲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影像，而且，给我即将经受的磨难提前作了最好的准备和铺垫。细想起来，这或许正是父亲为人父的?明之处。

父亲的爱好

父亲对体育运动有着特殊的喜爱。这一点，在当时各省的主要领导干部中是出了名的。

父亲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小时候上学时，他就特别喜欢踢足球。青年时代，父亲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掩护身份的公开职业是小学教员，薪水非常低，为了看天津明园的一场足球赛，他宁愿饿肚子，也要买票去看。50年代父亲在广西工作的时候，有一次，记不清是匈牙利还是罗马尼亚的国家足球队，来到南宁进行友谊比赛，父亲也不讲什么身份和影响，兴冲冲地从主席台跑到场地中央，为比赛双方开了第一脚球，惹得双方队员和全场观众都大笑不止。

父亲60年代初刚调到河南时，河南的灾情非常严重，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普遍下降，各项竞技体育项目、甚至体育场所设施在全国都相对比较落后。父亲看到这一点，心里非常着急。大概是在1965年前后，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来河南视察，不善交际的父亲特意请贺老总喝酒、吃饭，用现代流行语就是展开公关行动。最终，贺老总批准从国家体委的机动经费里拨款，给郑州市修了一个像模像样的体育馆，好歹总算结束了郑州全城只有一个水泥看台的“风雨球场”的寒酸历史。

说到父亲对体育的喜爱，不能不专门讲讲他对围棋的偏好。父亲自幼就十分爱好围棋，尽管他自称只是无师自通的野棋路子，算不上什么高手，棋艺倒也在那一代高级领导干部中小有名气。特别是到了“文革”的中后期，由于他“站出来”较早，繁忙的工作和多病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像过去那样进行游泳锻炼了，下围棋就几乎成为他唯一的运动和消遣方式。就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他与不少围棋运动员、教练员们之间的交往，续写了一段特殊的围棋情缘。

河南籍的围棋国手刘小光，自幼很有下棋的天赋，他七八岁时，坐在摞起来的椅子上就和父亲对垒过招。由于刘小光的父亲那时还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有关部门不敢收他进省队。父亲得知后非常生气，明确表态：“应该收，不收是错误的，断送一个天才少年的前程是犯罪行为！”从此，刘小光就开始了他的围棋职业生涯，后来为祖国和人民争得了不少荣誉。父亲晚年，每当提起刘小光的战绩，时常是满面春风、得意洋洋，仿佛是自己赢了棋似的那么开心和激动。

“文革”中，国家围棋队一度被解散，名将陈祖德也和其他许多队员、教练一样，被下放到了工厂当工人。1971年，他首先想到了父亲，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希望父亲能够保护和收容围棋队的运动员、教练员。父亲收到信后，不但很快回了信，还趁着到北京参加中央会议的机会，将陈祖德的这封信转呈给了周恩来总理，并向周恩来总理建议，国家应该保留围棋专业队伍，将来可以为开展对日本的外交工作发挥积极作用。很快，周总理就采纳了父亲的建议。

在父亲的大力推动下，建立了河南省棋院，把罗建文、黄进先、陈锡明等不少外省市的著名围棋运动员、教练员以及他们的家属都调来，安排了工作，就这样为国家保存了一批宝贵的围棋骨干人才。

到了1973年，由于当时的国家体委没有恢复全国围棋比赛的计划，陈祖德就代表围棋界人士向父亲提出请求，希望河南能够举办一个全国范围的比赛。父亲非常痛快地答应下来。当年12月，由河南省体委出面，主办了十省市围棋邀请赛，这实际上是“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围棋盛会。当时各地的有名棋手几乎悉数参加了比赛，马晓春等少年新秀也开始在棋坛崭露头角。之后，围棋热迅速在华夏大地升温。

许多围棋运动员、教练员与父亲之间的友情一直延续下来。父亲晚年赋闲在京，他们经常来到家里看望，陪老人下棋、聊天。在父亲遗体告别的那天，他们有的人从千里之外赶到，有的结队而来，给父亲送行……

工作之余，父亲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看书。这一点，他和母亲兴趣相同。家里至今还藏有若干当年他们从白区带进根据地的老版中英文书籍。“文革”后期，禁锢稍松，出版部门重印了古今中外的不少名著，他们喜出望外，买了不少。别看老两口一生省吃俭用，但在买书上，却舍得花钱。

我记得，父亲晚年经常翻看的，一是《鲁迅全集》；二是《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历史类的书籍；而文学类的则有《红楼梦》、《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近现代小说父亲似乎从来不看，母亲倒比他的阅读面宽泛许多。作为子女，我们对书籍的热爱、对历史的偏好，大概也是因为从小受到老人太多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吧。

在个人生活上，父亲是个非常简单随便，甚至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的人。他一辈子就换过一块手表。大军南下进了城，父亲买了块瑞士表。因为工作一忙，他根本记不得上弦，所以特意挑的是能够自动上弦的。结果他一直戴到60年代中期。因为时间久了，手表最后都不能自动上弦了，父亲这才?母亲商量，又买了一块自动上弦的“欧米笳”。这块手表陪伴父亲直到最后。

父亲始终保持了不少华北农村的生活习俗和饮食习惯。与同事、下级聊到兴头上，他会布鞋一脱，顺势就蹲到了沙发上；受到领袖召见，他也敢俩腿一盘，自顾自地做起小动作来。父亲既不会装腔作势，也不愿拿捏做作。吃饭，有一小碗红烧肉就高兴得不行；下乡，吃碗捞面条足矣。我上中学的那几年，一直是在省委机关大食堂吃饭，我不止一次见过父亲或单独、或带着省委的其他领导来到机关大食堂，与普通工作人员一样，掏粮票买餐券，排队买饭买菜，就着红薯面馍、喝着“糊涂汤”，与大家一起，吃得是津津有味、聊得是热火朝天。父亲高兴时总爱喝点白酒，而且是越辣越好。他经常固执地评价：“茅台没有西凤好，西凤又没有衡水老白干好。”

父亲下乡检查工作时，经常会遇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赶上内急，他就让司机停下车，然后一头钻进路边的庄稼地。后来年纪大了，他蹲不住了，工作人员就请省委机关的木工师傅做了个简易的架子，放在汽车后备箱里，倒也挺方便的。

我记忆中“文革”前期的一些事（1）

1966年的那个夏天仿佛来得格外早。作为“红卫兵”小将，开始我曾经一度误解过父亲，认为他胆子太小，不够“紧跟”。那时，“文革”刚起，广播里接踵传来北京“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揪“黑帮”、斗“走资派”的消息，我根本不知道天大的灾难即将临头，还成天逗从北京到郑州避难的小表弟是“黑帮子弟”、“小黑五类”呢。孰不知自己马上就要成为全河南最大的“黑帮子弟”了。

记得有一天，最早成立“红卫兵”组织的郑州九中同学找到我，让我请父亲给他们的红袖标题词。还说有的省某某领导同志仿效毛主席的榜样，也给当地的“红卫兵”写啦！我见到父亲，转述了他们的要求，父亲开始的回答只是“不写！”二字，等我磨蹭到最后，父亲竟勃然大怒，训斥道：“不写，不写，我就是不写！你们小孩子懂个屁！”看到父亲震怒，我吓得蔫蔫而退。

“文革”开始没多久，局面就开始大乱。父亲忙得团团转，根本回不了家。因为当时中央发了通知，要求收缴一切刀具和枪支，母亲先是让工作人员把李先念伯伯送给我的非洲部落酋长大刀（是他在郑州接见马里外宾时，外宾送给他的），还有亲戚送给我玩的两把藏族餐刀，再加上家里的一支破气枪，统统上交给了省委警卫处。再后来，“破四旧”之风愈演愈烈，母亲又让我和阿姨把许多保存多年的老照片，还有她穿过的旗袍、高跟鞋塞进了烧洗澡水的小锅炉里，统统付之一炬。我记得就是在这个小小的锅炉房里，曾经堆过煤块儿，黑黝黝的闪闪发亮；曾经放过王任重、张体学叔叔送的湖北特产红、白菜苔，红绿相间的叶子水灵灵的；也曾养过川军投诚将领范绍曾（时任河南省体委副主任）送来打伤的野生水禽，羽毛是雪白雪白的……而在那一瞬间，这些美丽夺目的色彩、这些祥和温馨的回忆都随着熊熊燃烧的烈焰灰飞烟灭了。直到今天，只有母亲斜靠在门框边的身影，茫然无助的眼神和那惨无血色的脸庞，永远沉淀在了我脑海的最深处。

回过头来说，那时以父亲为代表的河南省委成为了全省造反派的众矢之的，而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父亲更是首当其冲，自然成了河南省头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幸的是，父亲“文革”初期即奉命离开了河南。1966年9月初，中央正式下令调他到华北局任书记兼北京市委常务书记。父亲清楚地记得，一下飞机，他就开始陪着新市委的领导李雪峰、吴德等同志一道，像演员赶场似地分别到各大专院校接受批判，检讨所谓“派工作组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父亲晚年告诉我，市委被夺权后，1967年1月中的一天晚上，天刚黑没多久，还不到前半夜，他们就都被工人造反派给拘留了。父亲和吴德伯伯被关在一间屋子，高扬文、丁国钰被关在另一间屋子，但他们都是在同一个楼里。后来，父亲还曾有一段日子被单独关押在地质大学的地下室里。

再后来，党中央决定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谢富治任组长，郑维山、傅崇碧和父亲等人都是“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员。由于成了“革筹”小组的成员，父亲虽然还被关着，但开始有了进出的自由，父亲就利用这个条件经常给吴德伯伯等人传递消息。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在此之前，吴德、父亲和高扬文三个人轮番在千人的会、万人的会上又被折腾了个把月，牵来牵去检讨了十几次。最后的一次是在东郊体育馆召开的北京市属机关造反派代表万人大会上。最终还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决定让他们几个人重新出来工作的。父亲成了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兼农林组的组长，并参加了党的核心小组任组员。刚开始父亲还参加过几次会议，以后就不参加了。7月，中共中央决定父亲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8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任命他为河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从此他就被中央调回河南工作去了。

在父亲调京的这近一年里，我们家也并未能幸免于难。1966年底，正在住院的母亲因为受到株连，被赶回家中。很快，造反派又来抄家封门，母亲只能转移到在新乡市军工厂当技术员的姐姐家中暂避。

1967年的春天，我所在的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复课闹革命”大会，只有一位被打成“里通外国”的归国华侨林敬伦老师敢和我共坐一条板凳。我俩龟缩在最后、最远的角落里，都希望能够被这个世界彻底遗忘。除了林老师外，学校上千名老师和同学中，几乎没有一人敢公开对我表示出丝毫的恻隐之心。

回到家里，机关中和社会上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组织如同过江之鲫似地轮番登门抄家，而打的旗号全是冠冕堂皇、如出一辙的“搜查黑材料”。结果“黑材料”没有找到只字片纸，最后，倒是连我自己用节省的零用钱添置的制作晶体管收音机的钳子、烙铁和螺丝刀等工具，还有姐姐结婚时男方家送的日常用品，都统统被造反派当作战利品抢走了。

记得有一天，一个和我同校、只比我低一两年级的男同学，跟着他的爸爸也来了，他一眼就看中了父亲卧室床头柜上的玻璃台灯，抱在怀里死不撒手。那时，我气愤之极，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勇气，大声吼道：“这是我家的东西，又不是什么黑材料，你给我放下！”直到今天，只要我闭上眼睛，彼时彼刻他们父子二人相互对视的惶恐眼神和狼狈表情，依然历历在目。至今，我还特意把这个劫后余生的台灯一直摆放在卧室的床头柜上，作为那段荒诞岁月的物证。

白天，我在省委机关大院里看大字报，一些干部一改常态，对我又是辱骂，又是哄骗，非逼着我揭发父亲不可。半夜，我溜到省委门口偷偷地撕墙上的大字报，结果让那些造反派发现了，数百人将我团团围住，他们狂热地高喊着：“把他送到‘公安公社’（当时河南省最大的造反派“十大总部”的核心骨干组织）去！把他送到‘公安公社’去！”……万分危急时，亏得是省委机关电话班、幼儿园、公务班的那些阿姨、叔叔们及时赶到了，把我从那些人手里抢了出来，否则，我真不知道还能不能看见第二天的太阳。

1966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独自呆在抄家封门后留下的那间不足七八平米的小屋里。突然，有人轻轻地敲击窗户玻璃。来人是纪登奎叔叔的警卫员小唐。他领着我翻过墙头，坐上一辆破吉普车到了纪叔叔躲藏的省国际旅行社。纪叔叔开门见山告诉我：“你爸爸让我转告你，不要参加任何群众组织。参加了马上退出。”其实，在那个时候，作为全省“头号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孩子，还有哪个红卫兵组织敢收容我呢？

我记忆中“文革”前期的一些事（2）

后来我才得知，那时父亲自己的处境已经异常危难，不久之后他就被造反的工厂工人和大学生关进了地下室，身陷囹圄，失去了人身自由。可就在大难临头之际，他牵挂的却还是千里之外儿子的安危。

1967年5月5日，因为被再次抄家封门，我只得趁着夜色，扒上运煤北去的敞篷货车跑到了北京。经过四处打听，我最终找到了父亲。

这时，父亲虽然已经被中央宣布参加了北京市的“三结合”，但由于形势还是相当不稳定，父亲住在王府井北、八面槽柏树胡同一个原来是河北省驻京招待所的小院里。白天，吴德伯伯、丁国钰叔叔会过来找父亲一道开会，商量工作，有时他们还留下来吃饭。但到了晚上，他们肯定分头离去，为的就是防止被造反派“一勺烩”。

初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伯伯等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解决河南问题。“二七公社”、“十大总部”、“河造总”三方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都被叫到北京，他们在揭批父亲“执行了刘邓的错误路线”和具体罪状时，都异口同声地说我组织了一个“保爹团”，是类似北京“联动”性质的组织。其实这完全是凭空捏造的事。实际情况是：1966年底，我参加了一次由省直机关和省军区部分干部子弟组织的集会，并在会上发了言，我与大家一起，都表示出了对时局的不平和不解。但是，沾上“联动”两个字，这在当年可是天大的罪名，倒霉受害的干部和干部子弟还少么？

周恩来总理听后，故意当众问父亲是否有此事。父亲尽管离开河南已近一年，但他坚决而策略地答道：“我儿子还小呢！”于是周总理一笑了之。见此，“中央文革”的那些人和造反派头头们也就都无法继续纠缠下去了。第二天一早，当父亲说到这事时，我的心情先紧后松，充满了莫名的庆幸和感激之情。

在父亲重新调回河南工作前的那段短暂日子里，母亲因病住进了医院，病情非常严重。姐姐远在新乡工厂，时不时还得被揪斗。这是我独自陪伴父亲度过的仅有的一段时光。父亲的身体、精神都不好，经常让我到外面给他买“二锅头”。在饭桌上，他往往是自斟自饮地喝闷酒。记得有一次，我因为实在不解“中央文革”戚本禹那些人春风得意，随便乱点名，想骂谁就骂谁，就在吃饭时问父亲：“戚本禹他们真的这么厉害吗？”不料，父亲摔了酒杯，变脸甩了一句：“小毛孩子，懂个屁！”我愣了半天，开始觉得父亲是在骂我，可是后来琢磨父亲的话不是冲我来的，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了父亲内心深处压抑的彷徨、郁闷和愤懑。

1968年我参军后不久，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了冲突，部队纷纷进入战备状态。父亲在百忙之中，给我写了一封短信，特意让母亲转交给我。信很短，通篇没有任何嘘寒问暖的家常话。现录于下：

小强：

事太多，顾不来写信，趁你妈看你之便，捎封短信。我没有话可说，你已经是军人了，望你时刻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和部队首长的教育，一定要保持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不管什么情况都不能玷污解放军的荣誉，你能做到这一点，我就放心了。你大概知道，苏修、美帝都想搞鬼，这是由帝国主义本质决定的，它们妄想扼杀无产阶级政权，把劳动人民重新踏在脚下，但这只是妄想，用毛主席革命学说武装起来的亿万人民绝不答应。如果它们胆敢闯进我们的国家，人民知道怎样对付它的。

因为战备，较忙，但精神好起来了，我的好孩子，如果敌人敢于侵犯我们，就按主席的教导，“坚决、彻底、干净”消灭之，爸爸虽然有病，杀敌当不甘后人，也一定和全国军民一起干，你看好吗？不说了，祝你健康。

爸爸

17日

记得母亲把信交给我时，一再嘱咐我要好好多看几遍。我当时并不明白母亲的意思，更没有往深处细想父亲的良苦用心。还是很久很久以后，母亲在与我聊天时，才一语道破：“爸爸是担心你。打起仗来，他可不希望你当逃兵，当叛徒！”

后来，在我面临部队提干时，父亲又亲笔给我写来一封短信，告诫我“应该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

母亲晚年，曾经半真半假地跟我说过多次：“瞧你爸，我和他过了大半辈子，连一封正式的信也没给我写过。倒给你写了两封！”

父亲和母亲的最后岁月（1）

母亲年轻时身体就不好，参加革命后，于1939年在急行军时突然晕倒，经检查发现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疾病。1942年母亲又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后来她还得过急性肺炎。解放以后，母亲的心脏病越来越厉害，经常咳血发作，不得不多次住院治疗。之后的十几年间，母亲心脏病发作越来越频繁，“文革”期间，她老人家因为受到极大的刺激和伤害，又患了很久的精神失常症。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母亲的头发仿佛一夜之间就完全变成了灰白。到了1975年4月间，母亲的左肺上发现有一个球形阴影。

母亲住进了北京医院北楼病房医治。入院后经进一步检查，医生高度怀疑为肺癌。这下子，父亲是真急了，父母亲的老领导、老朋友也都急了。

北京医院心脏病专家张美芬主任用医务工作者特有的简练语言，在母亲的病历中详细记录下了这一幕：“1975—6—30昨上午刘建勋同志来了解病情及治疗意见。晚在国务院会议室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研究治疗办法。参加者：刘湘屏部长、林佳楣同志、刘建勋同志、林院长、吴洁院长。决定不用放疗、化疗，手术不能做。拟用中药治疗。刘部长建议请（中医专家）余桂清医师与病人谈为治疗心脏病。”

据父亲的保健医生李士峰主任多年后告诉我们，当时林佳楣阿姨还曾经特意到他住的前门饭店，明确表示了“不能告诉本人、不能开刀、不能化疗放疗、不能告诉孩子们”的四条意见。这些情况，不仅父亲和李先念伯伯生前没有向我们提过，就连健在的林佳楣阿姨也始终从未与我们说起。

我打心底深深地感谢上述的每一位——衷心地感谢他们对母亲、对父亲、对我和对我的一家的关爱和呵护！说回来，也正是他们的关爱和呵护，再加上医务人员的精心照顾，母亲的生命才得以又延续了六七年。

1978年3月，经党中央批准，父亲离开河南到北京住院，经专家确诊，父亲除了有严重的肺心病外，还患上了骨癌即白血病。

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调整河南省委领导班子。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是：“刘建勋同志在河南十七年，做了大量工作，有很大成绩。他是个很好的同志，不是‘四人帮’的人。但是，建勋同志在河南工作期间是有错误的，……建勋同志表示欢迎大家的批评，因为现在有病，作了书面检讨。……（中央）决定将刘建勋同志调离河南，治好病后另行分配工作。为了加强河南省委的领导，中央决定派段君毅同志接替刘建勋同志的工作，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父亲和母亲进京后，组织关系、供给关系一直还留在河南，我们又都在郑州各自的单位上班。中央批准由父亲的老秘书王书庆和警卫员门长青两位同志在北京负责照料老两口的生活起居。后来，在当时河南省委个别人的决定下，他们二人被撤了回去，并很快地被分别调离省委办公厅和转业离开部队。在北京父亲和母亲的身边只剩下了一个老保姆，平日里就是靠我们孩子们轮流请假，买米、买面、买油、买药……，运到北京来。我们不少热心的同事和朋友都曾帮助我们担任过这种运输任务。

那时的北京，居民日常供应还得凭本、凭票，而父亲和母亲连正式户口都没有，所以想吃块豆腐都买不着，更甭说肉禽鱼蛋了。是二姨等亲戚经常把自家的副食本和票证送来，才使窘境得以稍有改善。关于这些难处，好强的父亲和母亲从来不向组织和前来探望的老朋友们提一个字。

搬回北京后的几年里，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一次又一次的犯病，每次看病、住院都非常不易。父亲因为自己的病也日益严重，行动十分不便，可他又不愿意麻烦中央组织部车队的师傅们，所以难得去医院探望一下母亲。只是到了最后的那一次……

1981年的岁末，母亲因感冒转成肺炎，致使心脏病再次发作。因为她和父亲在北京都没有医疗关系，姐姐曾经找过有关部门，希望能够按照规定，先给母亲办个司局级干部看病的“蓝本”，但始终没有能够解决。对此，母亲却表现得异常平静和豁达，她只是自我解嘲地对姐姐说了一句话：“唉，我一辈子听党的话，从来不计较什么职务、待遇。真没想到，今天这个职务、待遇会（对我）这么重要！”

母亲被送到北京医院进行紧急抢救，她只能在急诊室的过道上，临时加床“排队”。后来，费尽周折才挤进一个十几位男、女病号混杂的大房间。

心中有不祥之兆的父亲坚持要到医院看望母亲。从门诊部的大门口到病房，过道不过只有短短几十米的距离，身患晚期肺心病和癌症的父亲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好不容易才挪到了母亲的病床前，自己却早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两位老人此时都只剩下双手紧攥、四目对视的气力了，二位老人惟有默默无言、长久静坐……

新年刚过，1982年的元月二号凌晨，入院不到一个星期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紧急关头，父亲让我们马上找来纸笔，颤抖着给李先念伯伯写了一封自称“不情之请”的求助信。父亲要为革命一生的老妻力争就医权利、生存权利而奋笔疾书。

父亲的短信全文如下：

先念同志：

陈舜英病情极重，现住北京医院南楼，虽说医生已尽了很大努力，但仍不够方便，有的同志建议能到北楼抢救一番，或可回天有术。事关制度，不情之请，请原谅。

此致

敬礼。

刘建勋

2日

父亲的这封信，我根本没有想到李先念伯伯会保留下来。李伯伯去世后，林阿姨在清理文件时发现了它。随后，林阿姨连原文带信封一块儿交给了我。她缓缓地对我说道：“要作为纪念，好好保存！”

林阿姨的话，我是决不会忘记的！

父亲写完信后，让我立即骑车直奔李先念伯伯家。我见到李伯伯时，他老人家刚吃早饭。李伯伯停下来听紫阳（李伯伯的女儿）念完后，马上就让秘书通知北京医院：“换到干部病房进行抢救！”林阿姨也给林钧材院长打了电话，请求他火速救人。

当我赶到医院，伏身在母亲耳边告诉这一切时，母亲已经无法睁眼作答。只见她那苍白、消瘦的脸上，干瘪的双唇微微翘起，露出了一丝苦楚而欣慰的笑容，尽管那只是一闪即失，但却永恒地烙进了我的心底。母亲就这样走了。她没有一滴眼泪，没有一声呻吟，没有一声叹息，更没有一句遗言。

父亲和母亲的最后岁月（2）

当晚，父亲冒着凛冽的朔风，赶到了医院太平间。看见尸骨未寒的母亲，他泪流满面、嚎啕痛哭。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父亲流泪。我只听母亲说过，她与父亲患难一生数十载，拢共看见父亲哭过有限的五次：其中四次是因为领袖、伟人作古，顺序是斯大林、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而另外一次，则是因为痛悼英年早逝的老战友、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赖若愚伯伯。

母亲不幸过早地离开我们，父亲把他对母亲的爱全部转移到我们身上。1982年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因为吃螃蟹过敏，脸上肿起的疙瘩老高老高的，父亲连午睡也不睡了，一会儿就过来一趟，不停地问问、看看。当时我的心像针扎似的，又是激动又是难过，激动的是父亲的温存体贴让我享受到了寻常百姓家的天伦之乐，难过的是如果母亲还在世，父亲可能就不必为我的这点小病小灾坐卧不安了。

在我和西林调回北京，面临选择具体工作的时候，父亲对我们说过一番话，至今都是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座右铭。我觉得父亲的这段话也是非常有预见性的。父亲告诉我们，“不要到什么大机关去工作，就到最基层的单位去。那里的领导和群众一定会帮助你们，也一定会保护你们的”。现在，我和西林都即将退休。回首我们各自的工作经历，愈加感到父亲的话是那么正确、那么亲切。

我的女儿雯雯那时才四岁多，特别喜欢在沙发上蹦蹦跳跳，还不懂事地用小脚丫时不时踹踹父亲的腰。只要我们一吼雯雯，立刻就会遭到父亲的训斥制止。父亲在病重昏迷时，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喃喃念叨雯雯的名字。

母亲走后，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在剩下不多的日子里，他躺在病榻之上，做出了一个让老朋友、医护人员和我们都非常惊愕的重要决定：他要重新向党中央暨中纪委写一份报告！这也是他参加革命半个多世纪以来，给党组织的最后一份文字报告。

1983年1月2日，父亲出现了第一次小便失禁。3日上午，父亲发着烧，侧卧在病床上，他吃力地握着钢笔，慢慢却又重重地在报告最后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7日清晨，我将父亲报告的原件及复印件送到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郑思远叔叔手中，郑叔叔的家就在我们家的楼上。郑叔叔接过父亲的报告，神情凝重地对我说：“我保证今天一上班，就把你爸爸的报告送到耀邦、紫阳和其他中央领导的办公桌上！”

当晚，北京医院北楼负责父亲治疗的钱贻简主任给中组部值班室打电话，第一次报告父亲病危。

9日上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来到了父亲的病床前。谈话最后，父亲请习仲勋同志一定转达自己对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感谢。

1月19日下午，父亲第二次病危。晚九点左右，习仲勋同志办公室来电，询问父亲当天晚上是否过得去？如果危险，习仲勋同志马上就来。钱主任答复：“估计可以挺过去。”

第二天一早，习仲勋同志和中纪委常务书记王鹤寿同志赶到医院，向父亲传达了中央对父亲的口头结论。据恰在现场的父亲在河南的保健医生李士峰主任回忆：“临走时，习仲勋同志对建勋同志说：‘今天我们两个是代表耀邦同志来看你的，你不要有思想包袱，要把病治好。’习仲勋、王鹤寿同志来看望建勋同志后，他受到了鼓舞，他的精神明显好转。”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父亲加快了对我们讲述自己革命历史的速度。父亲还专门给老领导李先念伯伯写了一封寓意诀别的信，他还给李雪峰、杜润生、杨珏、陶鲁笳、李友九、纪登奎、赵辛初、刘子厚、陈兰（邓子恢的夫人）、高惠如（彭涛的夫人）等九位老同志留下了《我的几句话》即政治遗言，父亲在这两份文字材料中，最最重要的就是在结尾处都写下了一模一样的同一句话：“我是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的共产党员！”

父亲在度过第二次病危后不久，输血开始出现了严重的排斥反应，高烧不退。宋庆龄副主席曾经用过好几年的英国治疗骨癌特效药，在父亲身上仅用了很短时间就被迫停用了。接着，各种抗菌素也相继失效。父亲开始了与病痛和死神的最后拼搏抗争。有时，父亲会一晚上疼醒三四十次，几乎是彻夜难眠。

3月中旬，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习仲勋同志、宋任穷伯伯等中央领导同志纷纷到医院探视父亲，李先念伯伯也委派办公室的徐秘书代表自己和林阿姨，送来了老首长的慰问和关怀。北京的老战友来探望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外埠的老战友来探望的人也越来越多。

在李雪峰伯伯亲笔写下的日记里，频频出现了下面这些伤感悲怆的话语：“……健（指父亲，老同志都戏称他做‘刘老健’——作者注）作托孤家纷之嘱”、“下午去看了健，（他）很留恋！”、“老健昏迷，……说话问话均不清了，大约最后之别了！”

父亲嘴上不说、心里有数。等到探望的老同志走后，他经常半是戏谑、半是苍凉地对我和西林言道：“他们这都是来送我的啊！”

往往就是在讲完这句话后，父亲不止一遍地叮嘱我们：“我死后，你们要替我和妈妈常去看看他们。记住！不许提任何要求。只能逢年过节，替我们去看看他们！”此时的父亲，常常是话音未落，却早已老泪盈眶、呜咽喘息不已。二十五年来，我们始终是按照父亲的这句话去做的。

从4月7日开始，已完全丧失自理能力、瘫痪在床的父亲口述了最后一封给党中央的信。几经斟酌修改，信终于在15日凌晨完成了最后定稿。4月17日下午，父亲侧卧在病床上，颤颤巍巍地在重新誊抄的信的末尾处签上了名字，他的笔迹甚至连我们也难以辨认。当晚，我将此信又送给了郑思远叔叔，再次请他转交。信中说：

“留在心上的一件大事，就是党对我的错误的处理问题。我切望中央在我一息尚存之际，能给我做出一个正式的文字的结论。我恳请中央给予指示。”

六天后，4月23日下午，父亲在太行山时期的老领导李雪峰伯伯和翟英阿姨夫妇，还有谷景生叔叔、杜润生叔叔来看父亲。在他们临别前，父亲口齿已经不清楚了，他断断续续地说：“我给耀邦写了一封信……我身体这一关不好过，要搏斗！”帮助父亲表述的西林将“搏斗”二字误听为“波动”，爸爸神智格外地清醒，连连纠正几次：“不是波动。是搏斗！”直到大家都听真切为止。

看到老领导、老战友要走，父亲连抬手致意的力气都没有了，但他还是分别充满希望地道了一声：“回头见！”不料，这句话竟成为了父亲与他们之间的永别。

下午，从来不爱吃零食的父亲突然提出想吃冰激凌。我们问过护士和医生后，买回来喂父亲吃了两次。有丰富经验的钱主任暗地里提醒我们，“这很可能是回光返照。”这已是好心的钱主任第二次发出警告了。在中午十一点左右，他就告诉我们，“刘老的情况不好，心脏可能要出问题。”果不其然，晚上七点半左右，父亲的血压降到70/30，钱主任立即组织医生、护士进行抢救。打了三支升压针剂后，父亲的高压一度升到100。

就在父亲弥留之际，钱主任一边抢救、一边不停地呼唤着“刘老……刘老……”，顽强的父亲也曾低声含糊地回应过两次。

在抢救过程中，李雪峰伯伯和翟英阿姨、杜润生叔叔、杨珏叔叔、高妈妈（高惠如阿姨）……全赶了过来，他们始终都守在父亲的病床前。

父亲和母亲的最后岁月（3）

三个小时后，十点三十四分，随着父亲长长的一声如释重负的叹息吐气“唉……”，病床边的仪器显示出父亲的呼吸戛然停止，一分钟后，父亲的心脏也永远停止了跳动。

大约半个小时后，父亲生前“我死后，先念一定会来看我”的预言真的言中了。年迈患病的李先念伯伯手拄拐杖，在林佳楣阿姨的陪同下赶到医院，他们在父亲的遗体前静静地伫立，又默默地行了鞠躬礼……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叔叔受胡耀邦总书记之命，也来到病房，代表总书记致意并向我和西林表示了慰问。

就在父亲的遗体推往医院太平间的途中，大风陡起，卷起漫天的落叶和沙尘劈头盖脸打了过来，但却丝毫阻挡不住我们的眼泪，就像那断了线的珠子淌过脸颊、流进心底……

1983年5月3日上午，父亲的告别仪式在八宝山公墓举行。灵堂内哀乐低回，灵堂外人车如流。借用李雪峰伯伯当天日记里的话就是“去者甚众”……

告别仪式结束后，父亲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副一室，骨灰盒上覆盖着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除此之外，仅有一幅父亲身着戎装的黑白照片。只见父亲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他在九天之外向我们永恒地微笑着、凝视着。那笑容是坚韧、刚毅的，那眼神是幸福、深远的……

2006年6月24日，父亲和母亲的部分骨灰合葬在了河北涉县将军岭上。这里是国家一百个一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刘伯承、徐向前、李雪峰、黄镇、李达、王新亭、袁子钦等人的骨灰均先后安放于此。

年过八旬的林佳楣阿姨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

当地省、市、县有关领导和父亲、母亲的生前友好代表等也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

太行山上，松柏葱葱、顶天立地；清漳河里，波涛粼粼、滚滚东去。

王任重简介

王任重1917年1月生，河北景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至1938年任河北省景县乡村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中共景县县委委员，河北省泊镇区委委员，津南工委委员，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至1945年任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冀南五地委书记，冀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区党委常委，冀南行署副主任、党组书记。1945年至1949年任冀南行署副主任、主任、冀南区党委副书记。1949年至1966年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湖北省政府副主席，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武汉市副市长、代市长，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至1977年受迫害被关押。“文化大革命”后得到平反。1978年起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陕西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革委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3年6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8年4月当选为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92年3月16日在北京逝世。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作者简介：

王晓平1943年7月2日生，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先后就职于山东酒精厂、太原钢铁公司、西安电力公司、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2008年4月退休。曾任上海市第十届妇女联合会支委和上海市第十届政协委员。

童年记忆中父亲的影像

由于战争，我一直被寄养在农村外婆家，9岁才回到父母身边。

记得是在冬天，我和外婆跟到火车站接我们的母亲一起，来到我们在湖北的第一个家——武汉市一元路8号。我们一进客厅，正在弹钢琴的父亲立即站起来，外婆一边赶忙往前推我一边说：“快，叫爸爸。”我吓得躲在外婆身后，这时瘦瘦高高的父亲的一只大手已抚摸在我头上。“你们来了，啊，已经长这么高了，快成大姑娘了。”这虽不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却是我记忆中第一次感到父亲的威严与慈爱。那温暖的抚摸，深深地印在我幼小的心田。

我到武汉后，很快被送入一所住读小学，后来上中学、大学也都是住校。除假期和节假日外，都在学校过集体生活。父亲作为湖北省主要负责人，一年中往往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不在家，不是去中央或中南局开会，就是下基层搞调查研究。因此，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十分有限，留在记忆中的更是珍贵的往事。

我学生时代时，父亲是一个英俊、聪明、开朗的中年人。他珍惜一切与家人相聚的日子，认为节假日应属于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不提倡节日加班，公开反对把公事弄到家里去办。每逢周末和节日，父亲总是带上我们全家找个安静的地方，享受天伦之乐。打扑克是我们家共同的游戏。

父亲酷爱文学，家中有很多书籍，订有多种报纸杂志，为我读书看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读小学时，父亲就要求我养成记日记的习惯（他自己也一直坚持记日记），常利用休息时间查阅我的日记，耐心地帮我分析哪些写得好，哪些写得不好，并经常亲自帮我修改病句。他反对记流水账，经常启发我，对事物要有观察、有分析，然后提出自己的感想或联想，从而培养我的文学修养和观察分析事物、独立思考的能力。

记忆深刻的话和三封信

1962年春天，学校组织下乡劳动，我因患慢性肝炎不能去。时值父亲要下乡检查工作，为了让我有机会对农村有所了解和接触农民，就带我同去。沿途，父亲除了到大田里去查看庄稼生长情况外，还在田间村头与农民谈话，仔细了解农民的衣、食、住、行情况。所到之处，均住在当地县或地区招待所里，在招待所的食堂就餐。这些食堂都很小，只能放两张方桌，饭菜很简单。当地干部除个别陪同检查工作而来不及回家吃饭的一起就餐外，没有什么专门陪吃的人。回来途中，父亲饶有兴趣地给我讲解毛主席诗词《游泳》。他告诉我，“才饮长沙水”，不是指长沙的水，而是专指长沙市郊一口井里的水；“又食武昌鱼”也不是指武昌的鱼，而是武昌县一个水库里的鳊鱼。由于此处的水流很急，故这里的鱼，肉质特别细嫩、鲜美，毛主席很喜欢吃。

父亲还告诉我，毛主席喜欢湖北，每年至少到湖北来一次。主席在湖北期间，父亲作为地方领导人，从未单独宴请过他。相反，倒是有时开会开晚了，到了吃饭的时候，主席留他共餐。主席的饭菜也十分简单，只有一点特殊，那就是每餐都少不了辣椒。

1963年，我进京读大学以后，学校开展学习“九评”和防修反修大讨论。当时学生思想十分活跃，围绕着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提出了各种观点。我作为一个在比较单一的环境中长大的学生，面对这种五光十色的大学生活，真是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正好，此时父亲来京开会，我将自己所有的疑惑向他倾诉。父亲十分关心当代青年人的思想动态，不时提出问题，对一些细小的问题也问得很清楚。父亲并没有急于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让我多听、多想。直到他开完会临回湖北之前，才郑重其事地和我谈了一次心。他从自己的童年一直讲到参加革命，使我了解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父亲告诉我，我们家祖上本姓赵，由于贫穷，家中孩子多，养不起，太爷爷把我爷爷送给一个没有孩子的农民家，自我爷爷一辈即改姓王。父亲自小聪明好学，但因家贫，只读到乡师就辍学了。父亲多次对家人讲，要不是家里穷，我不是当数学家就是当艺术家。正是因为强烈的翻身求解放的欲望，促使父亲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父亲对我说，“命运”是唯心主义对人生的认识。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人的一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偶然机遇的相结合。如果没有日本侵华战争，我和你母亲不可能追随共产党参加革命，日本的侵华战争这一大的社会必然，造就了成千上万个革命者。至于我是否和你母亲结婚，那就是必然中的偶然。没有我们的婚姻，也就不可能产生你的存在。中国人民肯定要打败日本侵略者，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下，你才有可能念大学。至于你是上清华还是上北大，那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青年人不应信奉“命运”，而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投身于三大革命实践中去，干一番事业，塑造轰轰烈烈的人生。正是父亲这一次谈话，伴我走过了尔后到来的“文革”浩劫的艰难历程。

父亲于繁忙的公务中，仍挤时间给我写信，记忆最深的有三次。一次是中学时，父亲在北京开会期间，中央决定公开与苏共的分歧，就是否坚持马列主义等一系列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与苏共进行辩论。父亲对党中央在国际共产主义危重时刻，中国共产党能坚持独立自主，大无畏地高举马列主义大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英明决策由衷地拥护，并对前途充满信心。父亲就此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还附了一首小诗，来抒发他的激动之情。

另一次是1965年，得知我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时又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抬头第一次称“晓平”同志。信中表达了父亲对我的祝贺与鼓励，要求我要树立坚定不移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生观，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学习文化知识，作一个德才兼备的革命接班人。

第三次是“文革”初期。父亲担心我面对这么大的政治风雨会晕头转向，在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发表以后，正在养病的父亲给我寄来一封信，叮嘱我要经受考验，学会在大风大浪中游泳。特别嘱咐我要牢记二条：一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牢狱中的父亲震撼了我

其时，身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父亲，当时对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思想上毫无准备，感情上无法接受，行动上无法与康生、陈伯达、江青合拍，以致江青等多次到毛主席面前告状，说王任重另搞一套、架子大，与她对着干，干什么事情都不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商量等等。更让父亲和我们家人没有想到的，1968年，江青之流以“CC特务”的诬名把他投入大牢，长达8年之久，我们一家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经受了十年浩劫的煎熬……

1972年秋，林彪事件后，我大学同学带信给我说，可以向党中央提出申请探视父亲。经中央批准，那年冬，我们天各一方的兄弟姐妹5人，相聚在北京，?去秦城监狱看望父亲。已经坐了4年监狱的父亲，因身陷囹圄，行动受限而发胖，但精神尚好。由于中央不批准母亲同我们一起探视，父亲首先问到母亲的情况，当得知母亲健在非常高兴。他说，你妈妈非常坚强，我入狱前最后一次见到她，她对我说，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你都不能自杀。如果你自杀了，我会带着孩子们往你身上吐唾沫。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记着她这句话。爸爸又说，你妈妈平时对你们要求很严是有好处的，如果不是她平时培养你们勤俭节约吃苦耐劳，你们怎么能度过这几年的艰苦岁月呢！

在去看望父亲之前，父亲一些在京的老战友告诉我们，你父亲没什么问题，他是党内公认的毛主席的好学生，他就是得罪了江青，叫他给江青写个信，认个错先放出来再说。当妹妹把这个话传达给他时，父亲非常严肃地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个人意见，我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向任何个人承认什么错误，就是让我把牢底坐穿也决不会那样做。铮铮之言，掷地有声，这一声呐喊震撼着我的心灵！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了温和可亲的父亲的愤怒和坚强。

就是在牢狱之中，父亲也还是个乐天派，还在追求生活的情趣。他利用吃剩下的玉米糊，把最后传到他这里的报纸和《红旗》杂志的封面及里边的彩色夹页做成形状各异的小盒子，送给我们留作纪念。这里边凝结着多少父亲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家人的思念啊！

父亲的三峡情结

父亲对三峡的态度差不多是人所共知的，他是坚定地主张快上的。他的三峡情结源于1954年湖北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作为当时湖北的主要负责人，湖北抗洪总指挥，他忘不了被洪水淹没的粮田（4800万亩）；死于洪灾中的群众和抗洪战斗中的英烈；也忘不了住在江堤上席棚中的灾民……

1981年，父亲主动向中央请求，愿意担负三峡工程的领导工作，准备对工期不拖延，投资不突破等问题立“军令状”，遗憾的是未获中央批准。“文革”后，父亲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后来到了全国政协。子女们曾劝过父亲，请他别再那么操心，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免得引起误解。而父亲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在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今天，作为一名老党员，一个了解情况的人，无论有没有职务都有责任，促进这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作。

父亲人生的最后几年，盼望三峡工程上马的心情变得更加迫切。1991年2月，一直热心促进三峡工程的王震副主席和父亲还邀请十几位著名学者和有关领导召开座谈会，再次呼吁三峡工程尽早上马。王副主席和父亲都已经是老人，他们知道在有生之年看到工期近20年的三峡工程建成肯定是不可能的，但为了造福祖国和人民，他们还是坦诚地表达了拳拳之心。

本来，1991年2月下旬，医生发现父亲的心脏有些异常，建议他住院检查，但他执意要等“两会”结束后再去。三峡工程在父亲心中的分量是太重了，太重了。他牵挂着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对三峡工程进行的表决，牵挂着人民的期盼，毛主席的遗愿和周总理的嘱托……由于病情进一步加剧，3月9日父亲在医生反复敦促下住进了医院。

3月16日凌晨，住院后的第7天，父亲的病情由心肌梗塞恶化为心力衰竭，永远离开了我们。十几天之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三峡工程的议案。父亲近40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亲爱的爸爸，您可以安息了。

根据父亲的遗愿，他的骨灰撒进了长江武汉关的江面，撒进了三峡水库大坝将奠基的中堡岛岸旁的江中。

“不怕不怕，爸爸不怕”

令我难忘的还有1988年春。上海甲肝流行，来势凶猛，弄得人人自危，外省市对上海客人都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春节过后，我到北京开会，住在宾馆里。宾馆的工作人员视上海来的人如瘟疫，见了就躲得远远的。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父亲是国家领导人，且年岁已高，为了对他的健康负责，会后不打算回家居住，只去看望一下。当秘书将我的考虑向父亲报告以后，父亲立即叫秘书通知我：“开完会就回家。”到家后，我见到父亲双手合十说：“为了您的健康，我就不和你握手了。”父亲把我搂在怀里，一边大声说：“不怕不怕，爸爸不怕。”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这几天以来在大会上受到的歧视与冷遇所造成的心理压力一扫而光。

2007年元月15日，是父亲的90岁诞辰。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5个年头了。我们子孙后代将聚集到武汉——他的第二故乡进行祭奠，我们还要到三峡大坝去看望他，我们可以告慰他的是，全世界注目的世界第一大坝已经建成，三峡的电已经输往了全国各地及上海。他一定也看到了高峡出平湖的美景，听到了中国人民胜利的欢笑声。

父亲生前表示，他不准备写回忆录和自传之类的东西。他认为他个人没有多少好写。他去世之后，只要党组织给他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的评价，他就心满意足了，至于他的一生功过，留给历史和后人去评说。

父亲对于我们的爱好和志愿总是给予支持和鼓励，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能够出人头地，只要求我们做个正派诚实的、能够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牢记他的教导，按照他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做人。我们深深地懂得：作为子孙后代，我们不仅是他生命的延续，我们血管里流动着他的血，我们还是他奋斗终身的理想和事业继承者。

爸爸，您一定还记得母亲为你送行时作的诗篇：

为民服务六十年，竭尽心力作奉献。

遗骨长江归大海，子孙承志谱新篇。

我们以将此作为家训，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亲爱的爸爸，我深深地爱着您，永远怀念着您。

乌兰夫简介

乌兰夫蒙古族，1906年12月生，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1923年在北京蒙藏学校读书，投身进步学生运动。1925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任中共西蒙工委组织委员、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蒙旗独立旅政治部代主任、党委书记。1938年4月起任中共绥蒙工委委员。1941年9月至1943年4月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1942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3年起负责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蒙古族工作。1945年7月起任绥蒙政府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委员，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会主席兼军政部部长，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1947年5月起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工委书记。1948年1月至1949年春任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9年10月至1966年8月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3月至1955年7月任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1955年7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1956年7月至1966年8月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1952年5月起任华北局副书记。1960年11月至1966年8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1954年9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1956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关押(1979年3月得到平反)。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7年6月至1982年3月兼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77年8月至1985年9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8年3月分别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3年6月至1988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88年4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8年12月8日在北京逝世。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作者简介：

云杉女，新华社高级记者，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在新华社《瞭望》周刊主要负责军事和国家安全方面的报道。发表过文学作品多篇，其中《骑白骏马的人》和《追我魂魄》获过文学奖并改编为影视剧。

46年后的祭奠

不久前，有关单位分别找到了我和我的二哥乌可力，让我们回忆和父亲的亲情往事。有意思的是，我和我这位二哥年纪相差差不多20岁，成长的时代也完全不同，二哥是在战争年代，而我是在和平建设年代出生和长大的，但是我们对父亲的回忆有那么一点相同的意思，就是在很关键的时期，父亲有些忽略我们的存在。

剧作家史航在评论《追我魂魄》的文章中发表感言说：无大爱，何以言割舍，无割舍，何以成烈士？我很喜欢他这句话，感伤而贴切。我借用这句话，纪念父亲，纪念那些在中国大地上生活过的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乌克力和新华社记者有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解放战争时期你见过父亲吗？

乌克力：如果说见到的话，只是一个背影……

记者：整个解放战争时期？

乌克力：整个解放战争时期。

记者：那时候你多大？

乌克力：十三四岁吧，那时候要打仗了，我在军政学院中学部当小兵，父亲来了，他是来检阅学生兵的，我们排成队，他从我们面前走过，就这样。

记者：他知道你在那里吗？

乌克力：他知道。

说实话，我一直没有弄清楚，父亲究竟是一个感情粗砺的人，还是一个感情细腻丰富的人？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似乎不是一个感情细腻的人。所以，一直到现在，看见那些父亲背着小孩子在公园里嬉戏，我常会驻足不前，心里会涌起莫名的失落。

在父亲去世的前一年，父亲住院检查身体。他需要做CT，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那时他大病初愈，身体非常衰弱，但是他一生不愿意给人添麻烦，不坐轮椅，非要自己走着过去。于是我扶着父亲，他走得吃力，紧紧抓着我的手。这是我一生中唯有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他携手而行。

我年纪很小的时候，有过一场重病，几乎不治。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内蒙古和全国各地一样，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父亲早出晚归，几乎看不见他的人影。

我的病也在急转直下，终于有一天，医生对日夜守护我的母亲说：把首长叫回来吧！

母亲听了这句话，如五雷轰顶。她立刻给我父亲打电话，并且在电话里哭了。

父亲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母亲说，他只在病房里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又走了。母亲后来解释说，他很忙。我同意这种解释。但是我由此认为，他不如别人的父亲。有一次我问他，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他一愣，然后就笑了，说怎么会不喜欢你，就是抽不出时间啊！

流传甚广的父亲和内蒙古收养全国三千孤儿的故事，我是后来才有所知晓的，从时间上推断，和我那场大病应该是同一时期。

那时候，全国食品严重匮乏，南方许多地方的福利院里，许多幼小的孩子濒临死亡的威胁。康克清为此非常着急，她与我父亲商量，能不能从内蒙调集一些奶粉。我父亲说可以，但是恐怕是杯水车薪，不能长期解决问题，于是他提议由草原人民领养这些孤儿。周总理当即拍板，于是从内蒙古调集了专列专护，迎接这些孤儿去内蒙古。大概在两三年的时间里，陆续有三千名孤儿来到内蒙，其中上海一地就有一千八百名。

当年的有关人员在回忆文章中说，父亲对于这些孩子的安排，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而这些医护和保育人员，包括地方旗县民政、妇联的工作人员们，真正做到了殚精竭虑。草原人民用他们博大的胸怀，养育了这些幼小的生命。

回忆文章说，父亲在各地检查工作的时候，都要到福利院看看这些孩子。对于他们被领养后的生活，更是备加关注。要求当地有关部门随访检查，有什么问题，要及时解决。同时刊登的一张照片，是父亲和这些孩子们的，他一手拉了一个，很开心的样子。

最近看了二哥乌克力的文章，看到了有关的这么一段：内蒙古的奶粉厂送给我父亲几大盒奶粉。那时候奶粉是很稀缺的食物，乌克力看见奶粉，心里很馋，听到父亲要把这些奶粉转送到孤儿院，就插了一句：能不能给我们留下一点吃？父亲断然拒绝，说：不行，一点也不能留！

后来的几年里，父亲一直关心着这些孩子的成长和生活，有关部门要定期汇报孩子们的情况，要求他们“接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80年代起，这件事情逐渐为人知晓。田乃立女士是第一位报道三千孤儿事件的工作人员。她曾经对我说过，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和这些已经长大?人的孩子交谈过，因为她担心会打扰他们平静幸福的生活。

我觉得她想的很对，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已经有了新的家庭，疼爱他们的父母，他们不知道过去的那一切，不是也很好吗？

2007年是我的父亲百年诞辰。我很意外地听说，10月19日，呼和浩特乌兰夫纪念馆里，突然迎来了一百多名身穿彩色民族服装的中年人，他们是三千孤儿的代表，从草原，或旗县，或他们现在生活的城市赶来的。

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知道这一切的，又是怎样互相联系到并且推举了自己的代表的。

他们默默走进乌兰夫纪念馆，在父亲的座像前献上了白色的哈达和他们的名册。

据说，那天他们哭得很厉害，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46年，父亲去世已经17年了。

父亲已经成为渐行渐远的背影。也许就是到了这个时候，那些经过沉淀的记忆才真正的明朗，父亲的轮廓才逐渐清晰。我们明白的似乎已经太晚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父亲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他不是那种为了家人和个人的利益而放弃原则的人。但我庆幸，世界上有这样的父亲。

人民之子乌兰夫

十多年前，我偶然看到澳大利亚报纸对我父亲的描述，很惊叹澳大利亚新闻界的灵敏，远隔万里重洋，仍有极准确的消息。但在他的身世方面，则认为乌兰夫和成吉思汗有着血缘上的关系。我的一位亲戚，两年前与一位法国人结婚，我听说这个有着拿破仑血缘的家族倾巢出动，来到内蒙古草原，愉快地祝贺“两个伟大姓氏的结合”。法国人自有他们的守旧、天真和对姓氏的重视，不过确实可以看出这种误解流传之广。

其实，我的祖父母都是普通而忠厚的蒙古族农民，他们虽有一定文化，但祖上并无达官显宦。父亲的名字“乌兰夫”蒙文原意是“红色之子”。他原名云泽，生于忧患，长于忧患，他的感情始终同人民息息相通。概括他的一生，他可以说是人民之子。

1987年夏天，父亲回到了内蒙古。这次是率中央代表团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典。这是他“文革”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内蒙古自治区。

中央代表团的最后一个活动是拜谒成吉思汗陵。成吉思汗陵在伊克昭盟境内，气势宏大，十分壮丽，是内蒙古人民举行庆典活动必谒之地。清晨，两架直升飞机从呼和浩特起飞，逶迤向西南飞去。

飞机到达成陵之后，草坪上已经密集着黑鸦鸦的人群。很多人闻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看望父亲。他们簇拥着父亲，父亲拉着他们的手，后边的人们在喊：闪开一点，让我看一眼!这种场面在中央代表团去过的每一处地方重复着。我看着这些长年劳作、让太阳晒黑的老人或年轻人的脸，总觉得父亲和他们每一个人都熟悉，仿佛已经认识了很多年。

中央代表团的车队向成吉思汗陵行进的时候，前面出现了一支非常壮观的马队，都是极矫健的骑手，传统的长衫在灿烂的阳光下十分夺目。据随行的同志介绍，这是守卫成陵的达尔扈人马队。达尔扈人是当年成吉思汗的卫队，成吉思汗在征战中去世后，他的卫队护送他的灵柩回乡，并且依陵寝而居，世世代代护卫着成陵。当然，今天的达尔扈人可能是一位劳动模范，或者是一位夜校的教员，不过他们骁勇一如他们的祖先。根据几百年的惯例，任何贵客拜谒成陵，达尔扈人都是在前面导引。

当父亲乘坐的汽车驶近的时候，达尔扈人突然分开两路，由前导变成了护卫，护守在汽车的两翼。我知道，这是达尔扈人在表示对父亲的爱戴和敬意。路上已经越来越多地聚集着赶来的群众，他们风尘仆仆，带着老人、孩子，不断呼唤着父亲的名字。离开成陵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父亲乘坐的直升飞机旁边，已经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父亲在登机的时候，送别的人群突然骚动起来，情绪很激动地喊着他的名字，并伴有哭声。有的人冲了上来，抱住了螺旋桨已经发动的飞机。惊呆了的机组人员喊道：危险!飞机再一次停驶，千百人的热情如同巨浪般卷过……

父亲回京前夕，在我的建议下，回到了阔别40年的家乡。

我第一次来到我的祖父母的墓地。这里是如此平凡、朴素和安静。依傍着两位老人的墓地有一个小小的坟茔，这是他们第二个儿子云浦烈士的长眠之地。

确切地说，父亲在他的家乡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了。他的革命生涯，给他那个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父亲幼时聪颖，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而且相貌十分英俊。祖父母对他寄以厚望，希望他能够有助于这个日益衰落的家庭。但事与愿违。家中的房屋先是被日本人、后被国民党三次焚烧，时至当日，焦土瓦砾之状依稀可辨，年老幸存的乡人还可以述说当年的惨状。据目击者说，日本人焚屋的大火几天几夜不熄，所有家具、书籍均付之一炬。两位老人背井离乡，乞讨为生，在颠沛流离中先后去世。难能可贵的是，我的祖父母——两位旧式老人以极宽广的胸怀理解了父亲带给他们的一切，他们惟一的遗憾是再见不上儿子。我的祖父临终时对人说：不知我们是有福是无福——无福，有这样一个儿子；有福，却再不能见他一面。

父亲惟一的胞弟云浦，曾任大青山抗日游击队蒙古支队队长。他作战极其英勇，白马长刀，被人传颂一时。他牺牲时年仅35岁。

父亲静静地伫立在父母兄弟的坟边。我不知道父亲此时此刻在想什么，也许静如秋水，觉得一生无怨无悔，也许心潮起伏，难忘父母兄弟骨肉之情。我忽然想起了“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之句，领略到诗文的豪迈中所带的忧伤。

当日中午，我们离开了塔布子村，途经察素齐，在旗(县)招待所休息。烈日当空，万籁俱寂，父亲带着十几天奔波的疲劳入睡了。不知过了多久，父亲两位贴身警卫黄毅和勾宝华突然跑进来，略带不安地对我说：外面都是群众，怎么办？我朝窗外看去，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大院的铁栅墙外全是人，人山人海，静静地伫立着。谁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的，来了多久?他们就这样静静等待着，等待父亲醒来。

黄毅走进父亲的睡房，掀开窗帘对父亲说：首长，你看！父亲对窗外招招手，人群欢呼起来，也向父亲招手。当地的同志进来了，为难地说：人太多了，太多了，不知道都从什么地方赶来的……父亲说：走，我们出去，看看大家！

为了让每一个赶远路来的人都能看见他，父亲一直走到开阔的展览馆广场，他走上台阶，对着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说：“乡亲们，我还会回来的！”

这是1987年8月。谁知1988年12月8日，他便谢世了。他走完了波澜壮阔的一生。他可能有很多敌人，但他没有一个私敌，而他的敌人，在反对他的时候，都不得不借用他的名字。

风雨相随50年

父亲一生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父亲那时14岁，尚未成年；对方是一位年长他5岁、不识字的农家女子。这样的婚姻自然毫无感情可言，在那个大时代背景下结束了。

我的母亲和父亲是在抗日战争时代相识、相爱并结合的。这是我的父亲按照他个人的意愿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婚姻。父亲是一个胸怀磊落、感情专一的人，母亲有这样一位丈夫，是她一生最大的幸福。

母亲原名云丽雯(云丽文)，她的家庭在绥远一带，多少可算作大族。她的祖父是大地主，封建而且顽固，然而他的女婿和儿子们，却先后都与共产党和抗日活动有了联系，从此这个家庭再无宁日。母亲的二叔云蒸在北大读书时，曾任李大钊的联络员；三叔云蔚黄埔军校毕业，在百灵庙抗日暴动中起过重要作用。她的姑夫孟纯参加过北京五四运动，是蒙古族早期共产党员之一。母亲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她后来投身革命，可以说起了很大的影响。

母亲美丽纯真，但她最大的特点是极富正义感。父亲曾说她是“热血女儿”，我想是很有道理的。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侵占绥远，母亲不愿在日伪学校读书，中断学业。当时日伪政权为了培养亡国奴，选送一批资质出众的女学生到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留学，有人劝说母亲去时，她拍案而起，举座皆惊。1939年，她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奔赴延安，投身抗战，走上了一条充满风雨和艰险的道路。

母亲和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很奇特的：母亲等人在去延安的路上，由于和联系人失散，身无分文，一行人不得不沿路乞讨，对这些素来清高的学生来讲，确实是难堪又严峻的考验。一路上，他们数次遇到日伪军、国民党军队的盘查，都侥幸脱身。最后到了黄河边上，又一次被国民党军队截获，此时此地，意图已经十分明显，无可支吾了。很巧的是，父亲正从这里经过。当时他是抗日部队新编第三师的地下党负责人，一眼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开口便说：“这是新三师投亲的家属，不是去延安的，你们弄错了，快把人放了。”

初始，母亲看见一个国民党军官，更加戒备，后见此人如此爽快，大感意外。带路的地下党同志叫贾力更，原是苏联炮兵学院的高才生，是一位革命经验很丰富的同志，他自然会意，不容众人犹豫，立刻带着大家走了。

父亲和母亲是在延安结婚的。此后50年之中，无论多么艰难危险的时刻，母亲一直伴随在我父亲的身边。我想，如果我的母亲不是一位坚决抗日、投身革命的青年，父亲不会爱上她；如果我的父亲不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者，母亲也不会万里追随他。50年的岁月，红颜可以老去，黑发可以变白，但他们的感情始终如一。理想和信念的融洽，是他们爱情和家庭最坚实的基础。

父母在解放前所生的子女，大都在战争年代夭折，仅存一子一女。我和妹妹是50年代出生。严酷而动荡的战争岁月，无疑给母亲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而她伴随父亲度过的“文革”浩劫，使她并不健康的身体更为衰弱了。到了80年代，母亲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她还有一件极大的心愿未了：把父亲数十年在民族工作方面成功的经验写下来，作为一笔社会财富留给子孙。民族之间协调与融洽，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而后来世界局势的动荡也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之前，中央也有几位同志建议，但当时父亲太忙，无暇顾及。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照光同志，编写《乌兰夫回忆录》、《乌兰夫文集》是在他多次敦请下开始的。后经中央批准，母亲主持“乌兰夫回忆录与文集编写组”的工作。她逐字阅稿，审核录音，力求真实和准确。父亲和同志们都劝她不要太着急了，她说：“我真怕我在哪一天突然躺倒了，不能再干了。”这句话不幸言中。1986年5月，母亲突然身患重病，而那本真正的《乌兰夫回忆录》终于没有完成和出版，这是母亲一生最大的遗憾。

在事业和感情上，母亲奉献了一位女性所能奉献的所有真诚、牺牲和勇气。

世间珍重惟理解

1974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的一次会议上，特别谈到乌兰夫“一个人解决了一个共和国，是真正的单刀赴会”。从而首次披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日本投降后，内蒙古地区成立了所谓“内蒙古共和国”，领导人全部是伪满和封建上层，但是这个“共和国”具有一定欺骗性，并且得到了国际上某些方面的认同。中央委派父亲去解决这个不但具有危险性而且相当棘手的重大问题。

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刻，母亲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有一次，母亲带了一双幼小的儿女，对方有着武器精良的军队，战车隆隆，刀枪森森，整日在中共代表的住地前示威。母亲忍不住对父亲说：我们死了不要紧，孩子还小，怎么办?父亲当即回答说：死了也是值得的!母亲泫然。

后来母亲对我不止一次谈起这些往事。她说：你父亲的几次决定，都使我掉了眼泪。但是我还是同意了他的决定。直到我长大成人，我才能真正理解母亲的心境和牺牲。父亲的一生充满惊涛骇浪。他曾说过：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舍生取义。一生之中，他不但要在生与死中做抉择，也要在情与义中做抉择。母亲作为一位妻子，一位慈母，也许这些抉择使她柔肠寸断，但她毕竟无条件地理解了父亲的思想和境界。她确实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文革”期间，内蒙古地区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新内人党”冤案。当时父亲正在囚禁中，与世隔绝，毫不知情。他身边只有一只随身的小收音机，从偶尔得到的信息中，他猜度出内蒙古发生了重大而荒谬的冤案。这时他突然得到通知，中央派人与他谈话。他知道这是身处荒山峻岭之中惟一能和毛泽东、周恩来转递信件的机会。父亲连夜伏案给毛、周二人写信，力图澄清此案，避免无辜者受牵连。这时父母也知道我们几个孩子都已下落不明，几年以来惟一能证明我们尚在人间的一张小收条(证明收到生活费25元)已经中断，母亲夜不能寐，一头黑发全白了。她要求父亲趁此机会也给毛主席写一封信，请组织上协助查找孩子们的下落。但是父亲坚决不允。他认为这会分散毛主席与周总理对他澄清“内人党”信件的注意力。他对母亲说：“一场冤狱下来，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屈。你有儿女，这些人谁无儿女？孰轻孰重你要掂清楚。”母亲含泪，又一次同意了父亲的做法。父亲复出后，在中央的支持下，平反了“内人党”等一系列全国性的冤案，这已经是后话。

母亲曾经这样评价：“你的父亲虽然宽厚，但他在原则问题上，对我，对所有的亲属，包括对他自己都是一样的：永远不会让步。”母亲患重病之后，北京医院的医生曾再三劝父亲去广东休养，这样母亲可以同行。父亲说：去广东没有工作，兴师动众的，国家又花钱，不好意思。母亲此时已经失语，坐在旁边，连连点头。此情此景，永生难忘。

父亲不是那种舍弃一切去保护自己和家人利益的人。从这种意义上讲，他可能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是我想，世界上幸亏还有这样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