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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 作者简介

- 名家点评

- 目录

- 前言（1）

- 前言（2）

- 前言（3）

- 前言（4）

- 前言（5）

- 第一章 崩溃！（1）

- 第一章 崩溃！（2）

- 第一章 崩溃！（3）

- 第一章 崩溃！（4）

- 第一章 崩溃！（5）

- 第一章 崩溃！（6）

- 第一章 崩溃！（7）

- 第一章 崩溃！（8）

- 第一章 崩溃！（9）

- 第一章 崩溃！（10）

- 第一章 崩溃！（11）

- 第二章 非正常诞生与早期成长中的痛苦（1）

- 第二章 非正常诞生与早期成长中的痛苦（2）

- 第二章 非正常诞生与早期成长中的痛苦（3）

- 第二章 非正常诞生与早期成长中的痛苦（4）

- 第二章 非正常诞生与早期成长中的痛苦（5）

- 第二章 非正常诞生与早期成长中的痛苦（6）

- 第二章 非正常诞生与早期成长中的痛苦（7）

- 第二章 非正常诞生与早期成长中的痛苦（8）

- 第二章 非正常诞生与早期成长中的痛苦（9）

- 第二章 非正常诞生与早期成长中的痛苦（10）

- 第二章 非正常诞生与早期成长中的痛苦（11）

-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1）

-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2）

-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3）

-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4）

-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5）

-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6）

-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7）

-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8）

-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9）

-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10）

-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11）

-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12）

-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13）

-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14）

-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15）

-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16）

-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17）

-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18）

-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19）

内容简介

1940年6月，作为当时欧洲头号强国的法国，不足六周便在纳粹德国的闪击下迅速崩溃。由此书写了一部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物质与精神的衰亡史

《第三帝国的兴亡》姊妹篇 国内全新完整中文译本

1870-1940：国家机密文件、近百种回忆录和私人日记拼图中的法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如何发生的？

威廉·L.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写了德国一方，又在《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中写了法国及英国一方。合而观之，可知全貌。

一方狡诈、凶悍、一意孤行，另一方愚蠢、怯懦、苟且偷安，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大灾难。

内容简介

一九四○年春夏相交之际，在气候宜人的六个星期时间里，仅仅由于一场战役的全面失利，一个世界强国崩溃了。它是世界第二大强国，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高度文明的民主国家，托马斯·杰斐逊称之为“每一个人的第二故乡”。全世界惊愕而迷茫地注视着希特勒的军队击败了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之一的法国军队。这是怎么回事？对于我们其他人这又意味着什么？

六月十七日，纳粹德国取得胜利三天之后，威廉·L.夏伊勒以一名中立国记者的身份到达沦陷的巴黎。自从一九二五年以来，他一直在法国的国内国外工作着；他对纳粹德国进行报道已达六年之久。此时，他开始用历史学家的方法，对其作为一名见证人在这些不幸而恐怖的岁月里的所见所闻进行长期的考证和深入的阐述。一九六○年，经过十余年的研究之后，他完成了《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一书。该书因其对纳粹德国在这一历史转弯处所扮演之角色的最完整最权威的记述，受到学者及数以百万计的读者的赞许。接着，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大量档案材料进行了几乎又一个十年的研究之后，他写出了一部同样权威的关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物质与精神衰亡史的专着。

本书借助对历史背景的展示，叙述了一九四○年法国面对希特勒军队的溃败，而历史背景本身即有助于阐明溃败的原因。在夏伊勒描绘这最后一役的激动人心的章节里，充满了新鲜并令人震惊的史实：法国军队与英国和比利时军队加起来在数量上超过了德国军队；他们的武器装备也优于纳粹军队；当法兰西战役结束时，法国空军所拥有的作战飞机比战役开始时还要多。而在战争的背后，他耐心地研究了滋长着困惑、无奈和玩世不恭情绪的人民、他们无能的领导人和将领、以及已经消耗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实力与强盛的古老而不可思议的腐化堕落。他与第三共和国的领导人如保罗·雷诺和爱德华·达拉第交谈过，还与许多将军、外交官、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和普通公民进行了交谈。他查阅了由法国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搜集到的堆积如山的二战以来的证据和机密文件，查阅了战后审判法奸－－特别是贝当和赖伐尔－－的大量资料，查阅了一九四○年曾被纳粹军队缴获过的法军总司令部和法国外交部的机密文件以及法国外交部当时开始公布的同类文件，同时查阅了足有数百位男士（和一些女士）的回忆录和日记，这些人在那场毁灭第三共和国的灾难中，都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本书补充并完善了《第三帝国的兴亡》的戏剧性叙述，已经与之一起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巨着。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威廉·L.夏伊勒（1904-1993） 出生于芝加哥，毕业于艾奥瓦的Coe学院并在那里获得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一九二五年首次以一名报社记者的身份赴欧洲。此后，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先后在法国、德国、奥地利、英国、意大利、印度和美国工作并致力于研究本书提出的问题。他相继受聘于《芝加哥论坛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巴黎版）、环球通讯社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九四一年，他出版了颇有影响的《柏林日记》。从那时起，在其驻外记者和新闻评论员的经历之外，他又增加了一份历史学家的职业。

威廉·L.夏伊勒的其他着作

非虚构作品：

《柏林日记：一个外国记者的日记，1934-1941》（1941）

《最后的柏林日记》（1947）

《世纪中期的旅行》（1952）

《斯堪的纳维亚的挑战》（1955）

《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1960）

《二十世纪之旅》（1976）

《甘地传略》（1980）

《梦魇年代》（1984）

《土着的回归》（1990）

《爱与恨：托尔斯泰夫妇婚姻生活中的恩恩怨怨》（1994）

《这是柏林》（1999）

虚构作品：

《叛国者》（1950）

《陌生人回家》（1954）

《领事之妻》（1956）

普及读物：

《阿道夫·希特勒的兴亡》（1961）

《俾斯麦号的沉没》（1962）

名家点评

评论

无论最后的胜利以何种方式取得，一九四○年的耻辱需要很多年才能抹掉。……在我们民族生活的整个漫长的历史当中，这是一次最可怕的崩溃。

－－马克·布洛克（于1944年被德国人杀害前）

一九一四年的法军总参谋部准备好了应付一八七○年的战争；而在一九四○年，则准备好了应付一九一四年的战争。

－－法国空军部长（1938-1940）居伊·拉尚布尔

我们的历史已经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它教给我们相互仇恨。

－－菲斯泰尔·德库朗热

当共和国里存在着各种派别时，较弱的一派并不比较强的一派受害更大，真正受害的是共和国。

倘若一场败仗这样一个偶然的因素可以毁灭一个国家的话，那就存在一个必然的因素决定这个国家不得不去打一场致命的战争。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

仅仅知道过去是不够的，还得了解过去。

－－保罗·克洛岱尔

目录

目 录

前言

序 曲

第一章 崩溃！ 一九四○年夏

第一编 第三共和国的兴起 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九年

第二章 非正常诞生与早期成长中的痛苦 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九一年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 一八九四年至一九○六年

第四章 共和国的巩固 一八八○年至一九一四年

第五章 阶级和斗争 一八七五年至一九一四年

第六章 持续的政治危机 一八七五年至一九一四年

第七章 第三共和国的成就 一八七五年至一九一四年

第八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 一九○五年至一九一四年

第九章 第三共和国最辉煌的时刻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

第二编 胜利的幻想与现实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四年

第十章 胜利的法国－－“欧洲最重要的大国”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一年

第十一章 衰落（一）：政治和财政的混乱，普恩加来复出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年

第十二章 衰落（二）：军事力量的削弱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四年

第十三章 衰落（三）：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动摇第三共和国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

第三编 第三共和国的最后几年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九年

第十四章 重大转折点 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

第十五章 后果：鸿沟扩大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

第十六章 莱茵兰事变：制止希特勒从而避免一场大战的最后机会 一九三六年三月

第十七章 法国进一步分裂－－人民阵线和西班牙内战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

第十八章 分歧与混乱：法国与德奥合并 一九三八年三月

第十九章 通向慕尼黑之路（一）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

第二十章 通向慕尼黑之路 （二）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第二十一章 慕尼黑会议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

第二十二章 轮到波兰 一九三九年

第二十三章 巴黎的夏日插曲 一九三九年五月至七月

第二十四章 与苏联的谈判 一九三九年夏

第二十五章 战争前夜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

第二十六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至三日

第四编 战争与失败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

第二十七章 离奇的战争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至一九四○年四月九日

第二十八章 大战前夕：挪威战争，对比利时的威胁和巴黎的危机 一九四○年春

第二十九章 法兰西战役（一）：大兵压境 一九四○年五月十日至十五日

第三十章 法兰西战役（二）：色当惨败；德军突破默兹河防线 一九四○年五月十三日至十六日

第三十一章 法兰西战役（三）：佛兰德战场的彻底失败和比利时的无条件投降 一九四○年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四日

第三十二章 巴黎的陷落 一九四○年六月五日至十四日

第三十三章 逃往波尔多 一九四○年六月十一日至十四日

第三十四章 波尔多的痛苦挣扎；雷诺下台；贝当掌权 一九四○年六月十四日至十六日

第三十五章 停战！ 一九四○年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九日

第五编 第三共和国的崩溃

第三十六章 在维希的结局 一九四○年六月至七月

尾声

致谢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前言（1）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兄弟约翰，

他于本书最后几行的写作时突然去世

前 言

这是我所写的第二本书。在本书中，我试图以我的亲身经历和现在终于可以查阅的大量历史资料为依据，记述一个伟大的欧洲国家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其高潮的那段岁月里的遭遇。我在自己的第一本书①中记录了纳粹德国的兴亡，同时描述了一个文明而有教养的民族是如何在二十世纪中叶堕入野蛮状态的：他们甘愿舍弃自由，置人类生活中的一般行为准则于不顾，用极其粗暴残忍的手段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而且居然对此漠然无动于衷。那本书的完成，得力于一批稀有的原始资料：盟军在战争结束时缴获的第三帝国的机密档案。我还觉得，我个人对于纳粹德国的了解－－在其存在的十二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我是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对此也有所帮助。

我相信，通过对于事件的身临其境，通过接触领袖人物而获得的第一手材料，通过对有关国家、社会、体制尤其是平民百姓在危急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本性和精神状态的感受，足以弥补无法通观整个时代给所有现代史研究者所造成的缺陷。在我看来，《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一书并没有因为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他“经历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而有所逊色。对于这场战争，他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令人难忘的描绘。人们感谢他没有把这一工作留给后人。

从一九二五年起，我曾在法国生活工作多年。当时的法国不仅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至少在我看来，也是最文明、最进步的国家。在随后的年代里，我越来越忧虑地注视着第三共和国江河日下。由于争吵和分裂，由于在外交、内政和军事政策上莫名其妙的盲目性，由于其领导者的无能、新闻界的腐败以及在人民中间滋长着的一种困惑、无奈和玩世不恭（ Je m’en foutisme ） ① 的情绪，它的国力日渐衰微。虽然我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转赴别处任职，但我经常回到巴黎，因而仍然可以接触到－－或者说至少可以感觉到－－随处可见的腐化堕落现象。

从一开始我就喜欢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常常抱着同情的态度专注于讨论研究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领导人、他们的新闻出版业和他们的文学作品。而且像杰斐逊以及其他许多在那里生活工作过的美国人一样，我渐渐地开始感觉到巴黎是我的第二故乡，这种情感始终没有从我的心中消失过。尽管我并不想掩饰我的同情和偏爱，但我毕竟是一个外国人，这使我保持着一定的客观立场，置身于党派斗争之外，并且对来自右派、左派或是中间派的许多主张持怀疑态度。三十年代，出于各自相反的理由，极右派和极左派都希望第三共和国消亡，因此，我倾向于左派中的社会党人、中间派中的激进社会党人和中间稍微偏右的温和保守派。这些党派代表了法国人民中的绝大多数，是共和国的扞卫者。人们希望他们懂得如何排除千难万险保卫共和国

前言（2）

显然，对于法国人来说，一九四○年夏天法国的沦陷和第三共和国的崩溃是痛苦的一页，他们宁愿尽快忘掉它。迄今为止，并没有多少法国历史学家触及这一题材。一九五七年，政治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勒内·雷蒙曾经哀叹，关于第三共和国最后十年的着作实在是太少了。他说，不仅是历史学家，就连新闻工作者也避而不谈这一话题，学术刊物甚至唯恐提到它。从那时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雅克·沙特内和爱德华·博纳富已经完成了他们的记述其最后年代与结局的多卷本第三共和国史。更早一些，E. 博·德·洛梅尼详尽地描绘了它的“覆亡”；而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涉及了其他的方方面面，他们当中有：皮埃尔·勒努万、莫里斯·博蒙、弗朗索瓦·戈盖尔、勒内·雷蒙、J. -B. 迪罗塞勒和皮埃尔·德尔。

在我的研究工作中，从来没有任何国家－－包括我自己的祖国在内－－让我像在法国那样得到历史学家、编辑人员、图书管理员以及一些身为当事人的政界要人如此积极的协助。其中的前三类人士，除了向我提出新颖的见解之外，还引导我查阅了无法从其他途径得到的资料，这些资料通常取自他们的私人收藏。在共和国最后那几个关键的月份里担任总理的保罗·雷诺，为了回答我的询问，给我寄来了信件和长篇备忘录。作为补充，我们还在他那位于旧国民议会大厦后面的寓所里多次长谈。曾经担任总理或国防部长或身兼两职直至共和国气数将尽时才被雷诺所取代的爱德华·达拉第，也曾与我进行过数小时的交谈。他们是第三共和国最后几年中的两位关键政要。

困难当然有。主要的困难之一在于一项法令。该项法令禁止学者或是任何其他人士查阅国家机密文件，除非这些文件已经尘封达五十年之久。即使是在五十年之后，法国政府仍然阻止人们查阅。例如，陆军部技术顾问M. 德拉富尼埃书面通知我，“非常遗憾”，陆军军史处一九○○年以后任何时期的档案对于研究者概不开放－－“即使对于法国军队的将军也不例外，”他补充道。法国外交部友善地给我寄来的一份法令副本表明，允许学者查阅“直到一八一五年”的某一些、“直到一八四九年”的另一些、“直到一八九六年”的又一些档案。看来似乎是在回避二十世纪。无论如何，外交部最近已经开始公布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机密文件，尽管大量原始文件的损失给此举制造了不利的条件。损失的文件是在一九四○年五月十六日被焚烧于凯道赛① 的院子里的，当时传来的德国坦克和军队正在逼近首都的消息使心惊胆战的官员们一阵恐慌。温斯顿·丘吉尔是从二楼的一个窗口目睹了这次焚烧的着名人士之一。

前言（3）

国家档案局局长安德烈·尚松写道，对于未能让我如愿查阅里永法庭② 的文件一事，他“深感遗憾”。“但是，”他接着写道，“对于‘五十年保密法令’，尤其是在涉及到上次大战和占领时期的那些文件的内容时，我们必须非常坚决地严格遵守。”尚松的遗憾是真诚的。他是一位着名作家和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他了解作家的难处。不幸的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不是法律。甚至着名的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教授皮埃尔·勒努万－－他本人就是战后整理公布国家机密文件的总负责人－－也在一九五八年时抱怨“法国的档案……迄今未能供人查阅，即使是对于特许的研究者”。雷诺和达拉第则向我抱怨说，由于这项法令，他们甚至不能查阅他们在任职期间所取得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文件。然而，雷诺肯定拿到了他的大量文件，因为在他所发表的回忆录中，此类材料比比皆是。

法国的历史学家们对这一着名的－－或如他们所言是“臭名昭着的”－－五十年保密法令恼怒不已。然而，和他们一样，我最终发现，大部分机密材料都可以在不违反禁令的情况下搞到。就拿那些政要和将军们来说，尤其是后者，他们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或在战后审判法奸 －－ 特别是对贝当和赖伐尔的审判－－的法庭上宣誓作证时，或在接受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期间应付让人筋疲力尽的讯问时，都大量地使用了这样的材料。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被国民议会授权调查“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发生在法国的重大事件”。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年，它听取证词、搜集证据达五年之久。司空见惯的场面是，前内阁部长、外交官和陆海军将领在委员会中露面，从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里拿出一扎扎他们所保存的机密文件，并用这些文件为他们的案子作证。调查委员会发表了数百份关键性文件，其中许多是被讯问者留下的，另外一些则是设法从不情愿的政府那里搜挖来的。在该委员会所公布的九卷证据材料中，包括了第三共和国的最后年代里几乎所有头面人物所提供的证据。这些经过反复深入调查而取得的证据，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事实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我在巴黎完成我的研究工作之前，案头的材料已经堆积如山。从文件和证据的密林深处开辟一条通往明净之地的道路，是要花费些工夫的。

一九四一年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所谓“威廉大街① 文件”，涉及从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四○年六月三日之间与法国有关的种种事件，具有相当宝贵的价值。这些文件是从法国外交部的一千八百箱机密文件（ 显然是未被烧毁的全部文件 ）和三十箱机密军事文件（ 包括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间担任法军总司令的甘末林将军的许多文件 ）中挑选出来的。一九四○年六月，德国军队在一列法国火车－－它因空袭而受阻于卢瓦尔河畔的一个村庄附近－－上发现了这批文件。② 为了证明这批名为《 法军总司令部秘密文件 》的东西的真实可靠性，德国外交部随书刊出了文件原件的影印件。

前言（4）

如果手头没有法军总司令部和前线指挥官的秘密命令和报告，就不可能记述法兰西战役。（ 我们已经有了德国人缴获的那些文件 ）尽管有限制性的法令，如今人们还是可以通过半官方的军事史学家皮埃尔·利耶上校的着作－－他的那部关于法兰西战役的专着以及发表在他担任其编辑的《 军史评论 》上的文章－－查阅这些文件中的绝大部分。另外一些官员，部分来自和蔼而博学的科塞-布里萨克将军所掌管的陆军军史处，在《 军史评论 》和珍贵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评论 》上面披露了更多的命令、公文急电和决议文本。如其继任者魏刚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做的那样，甘末林将军在他的三卷本回忆录中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在法兰西战役中实际指挥作战的乔治将军的参谋长罗东将军，也在他所发表的日记里增加了更多的资料。尽管这些资料远不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作为战胜国所公布的军事文件－－包括两卷命令和公文急电－－那样完整，但已足以准确地反映出发生了哪些事情，特别是，在哪里出了毛病。

上次大战结束以来，政府、国民议会、军界和外交界名流们的回忆录、会议记录以及个人日记形成了事实上的传播，我认为，这一传播的价值远远大于某些原始文件一般性的流传。尽管这些着作由于作者的需要通常均有所保留（ 甘末林、魏刚、保罗·博杜安和乔治·博内等人的保留有时令人瞠目结舌 ），它们仍然提供了关于其人所言所行－－以及有些时候的所谋划－－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包括许多通常在别处无法获得的机密文件的原件。这些着作不仅可以与作者的每一位法国竞争对手的着作参照对比，而且可以与英、德、美等国涉及法国的机密文件和备忘录参照对比，而这些文件和备忘录目前大部分都能看得到。

总而言之，我已经得出结论，尽管有“五十年保密法令”的存在，通过这样或者那样的途径，我们现在几乎已经掌握了与共和国的最后年代及其在一九四○年七月的崩溃有关的所有必要的文献资料。

与撰写关于第三帝国的那本书一样，我觉得有必要对历史进行一下简单的回顾。在我看来，这对于描述第三共和国的毁灭过程非常重要。我并不企图书写它的历史，那将会卷帙浩繁。但是，进行某种程度的探讨却很有必要。这不仅有助于理解它在战败时失去了什么，而且有助于理解它是如何以及为什么最终沦陷。

前言（5）

一个伟大的国家，即使遭遇最悲惨的命运，也不应该骤然土崩瓦解。祸根早已埋下，终成大祸的蛛丝马迹可以回首追寻，第三共和国是一个典型的实例。看得见的祸根十九世纪即已埋下，蛛丝马迹并非难以追寻。

法国的沦陷确实是一九四○年春夏之交那场打了六个星期的战役的结果。但是，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倘若一场败仗这样一个偶然的因素可以毁灭一个国家的话，那么，就应该存在着一个必然因素，决定这个国家不得不去打一场致命的战争。”然而，就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第三共和国还相当强大，它的政府、军队、人民以及国家制度坚强有力，在经历了一连串灾难性的血战之后浴血重生。随后的二十五年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使共和国筋疲力尽、元气大伤，以致一旦灾难临头，就只能落得个垂死挣扎、曲终人散的下场。这正是本书大部分篇幅所讨论的主题。

我刻意避免从这一段历史当中为那些生活在或是治理着当今西方民主国家的人们总结教训。不过，我猜想，读者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必须让历史自己说话。一个历史学家如果能够给人们带来一点启发，他也就心满意足了。诗人兼外交家保罗·克洛岱尔曾经说过：“仅仅知道过去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过去。”从过去的岁月中汲取教训吧。

① 法语，意为“满不在乎”，“我行我素”。－－译者

① 指法国外交部。凯道赛（ Quai d’Orsay ）是巴黎市内塞纳河畔的一座码头，法国外交部因位于该码头对面而得名。就像用白宫指代美国总统府、用唐宁街十号指代英国首相官邸、用爱丽舍宫指代法国总统府一样，人们经常用凯道赛指代法国外交部。－－译者

② 里永（ Riom ）为法国中部奥弗涅大区多姆山省城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占领时期，维希政府在里永设立最高法院。该法院曾对第三共和国的三位总理爱德华·达拉第、保罗·雷诺和莱昂·布鲁姆以及对法国战败负有责任的莫里斯·甘末林进行过审判。－－译者

ⅴ

① 指德国外交部。威廉大街是柏林市内的一条街道，位于柏林东部，靠近勃兰登堡门，德国外交部因位于该条街上而得名。－－译者

① 指《 第三帝国的兴亡 》一书。－－译者

ⅳ

② 这批文件已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四日被美军在德国图林根重新夺回，并于两个星期之后运回巴黎，此后一直被妥善地锁藏在那里。

第一章 崩溃！（1）

第一章 崩溃！

一九四○年夏

一九四○年，在五、六、七月温暖宜人的日子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崩溃构成了一道令人望而生畏的景观。

在人们的记忆中，当时法国的天气比上次大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风和日丽。在春天和初夏的六个星期时间里，这个古老的议会制民主国家、世界上第二强大的帝国、欧洲列强之一，或许还是最文明并且拥有一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的国家，遭致军事上的惨败，使其享有悠久而光荣的历史传统的人民茫然不知所措，并随即陷入极度的沮丧之中。

在他们还没来得及恢复理智之前，七月中旬，经由一个仓皇出逃的国民议会批准，一位八十四岁高龄的老态龙钟的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传奇英雄，在一小撮败军之将与失败主义政客的协助和事实上的怂恿下，抛弃了第三共和国及其民主生活方式，代之以一个企图多方面－－纵然不是全面－－效仿征服者纳粹德国的极权主义制度的专制国家。

这些法国人希望通过这种做法，不仅可以缓解战败所带来的惨痛后果，而且可以消灭他们本国的、大家公认存在缺陷的民主制度，尽管这一制度曾经带给他们许多荣誉和特权，同时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使他们事业有成、生活富足而且大多腰缠万贯。他们长期鄙视这一制度，并且在它极度痛苦的这一时刻嘲笑它，宣称它应该对这场可怕的失败负责。

一个强大帝国遭到毁灭的多起实例遍布二十世纪，但是，在此之前却不曾见过如此突如其来的灾难。人们必须回溯到上一世纪才能发现实际上极不明显的类似情况。一八○六年，拿破仑一世的法国迅速使普鲁士就范。一八七○年，拿破仑三世的法国被普鲁士用四十二天的时间打败。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在其盟国的协助下，不仅坚持抵抗宿敌的进攻长达四年之久，并且在一九一八年成为战胜国。一九四○年六月法国被希特勒的德国顷刻毁灭的事实，在被征服者和征服者的心理上，同样也在或近或远地注视着战局发展的大多数人的心理上，引起了不小的震惊。它似乎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

第一章 崩溃！（2）

“在我们民族生活整个漫长的历史中，”一位法国历史学家① 哀叹，“这是一次最可怕的崩溃。”1 在天主教哲学家雅克·马里坦看来，这是一个“伟大民族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耻辱”。2

在沦陷的首都巴黎，我在六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觉得，在这里我们正在看到的是法国社会的彻底瓦解－－ 一次军队、政府以及国民精神的崩溃。可怕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② 3

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这是怎么发生的？这怎么可能呢？是什么可怕的弱点、缺陷、昏聩和踌躇使这个天资卓越的民族陷入了如此卑微可怜的境地？我试图回忆历史上的某一刻，一个国家的失败与其说是由于自身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由于敌国意想不到的强大实力。这难道是最新的实例吗？多年来，我在柏林注意到，纳粹德国的军事力量持续增长，而昏睡的西方民主国家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努力与之抗衡。我还亲眼目睹了希特勒施展他那玩世不恭却有惊人成效的外交手腕，如此轻而易举地愚弄了西方国家，从而为他迅速取得一个接着一个的军事胜利铺平了道路。但是，尽管如此，在我置身于其中的这一刻，我发现自己对于法国的溃败依然十分困惑不解。甚至我在柏林与之交谈过的那些德国将军对此也是始料不及。虽然他们了解一些法国的弱点并且打算利用这些弱点；而且，由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战争中的个人经历以及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历史记忆，他们对于法国军队曾经怀着一种应有的敬意。

六月十七日那天，大约在正午时分，我跟随快速挺进的德国军队进入巴黎。其时美国尚未被日本和希特勒拖进这场战争，我作为一名中立的美国特派记者获准随军采访。那是一个美好的六月天，万里无云，阳光普照，天气也不太热。在这样的日子里，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大都会的生活往往显得美妙异常。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我曾在这里工作生活多年，直到被派往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最后去了柏林。不过，从没有哪一年我不因为某些工作或借口返回巴黎，这样，我就得以在某种程度上直接观察发生在这个已经成为我精神上的第二故乡① 的国度里的那些令人忧虑的事件。

在这个六月的日子里，平时人头攒动的街道上空无一人，人行道上也几乎看不见一个法国人，偶尔只有四处溜达的身穿深灰色军服的小队德国士兵，他们像旅游者一样呆望着这座大城市里的那些地标性建筑。店铺关着门，铁制的活动遮板拉起来严严实实地封闭了商店的橱窗，居民区里窗帘整齐划一地遮住了窗户，就像通常在八月份，半数巴黎人离开城市去海滨、乡村或者山区度假时的情形一样。

第一章 崩溃！（3）

此时，大部分巴黎市民都逃离了。据警方估计，六月十四日德军进入巴黎的那一天，五百万居民中只有七十万人留在城中。5 两天前，当从郊区燃烧着的油库升起的一片巨大的烟云笼罩着近乎荒凉的首都时，人们可以看到，从欧特伊的一个奶牛场里跑出来的一群迷路的奶牛，正在位于巴黎市中心的阿尔玛广场－－几乎就在塞纳河对岸埃菲尔铁塔的塔影之下－－漫步。6

就在这个时候，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八百多万恐慌的难民行进在巴黎以南塞纳河与卢瓦尔河之间乃至更远的数百英里的道路上。在德军逼近、巴黎市民集体逃亡之前，另外六百万难民－－包括来自比利时的二百万－－抛弃了他们在北部和东北部的家园，匆匆搭乘一切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向南方逃难，以免被敌军俘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过在德军占领区生活的经历，因此，这一次他们决心使自己和子女免遭同样的命运。在法国，因为几乎所有道路全都通向巴黎，所以，在五月的最后两个星期里，有许多难民经过巴黎，其中相当一部分乘坐的是相对舒适的挤满了人的火车。他们经过时秩序井然，一些人留了下来，他们相信，巴黎会像一九一四年那样坚守城池。然而，这些人的到来加剧了巴黎人的不安。没有来自政府和军队首脑的关于前线溃退的确切消息，四起的谣言充斥于耳，人们开始担心最坏的情况出现。

五月十五日，战斗打响将近一个星期时，当人们听说德军已经从色当以及位于这个不祥之城－－ 一八七○年该城的陷落导致了法国的厄运－－以北的各个渡口突破默兹河防线时，一场恐慌出现了。法军总司令部通知政府－－致使政府大为震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敌军的装甲部队在二十四小时内抵达巴黎。

“昨晚我们被打败了。”保罗·雷诺总理急忙给英国新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打电话，“通向巴黎的道路敞开了。”7

由于恐慌，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开始将国家机密文件抛出窗外，扔进院子里的火堆中焚烧。冒出的浓烟从塞纳河上空飘进附近的国民议会，使议员们暂时休会转而考虑如何及时逃离。消息传遍了巴黎，许多市民仓皇离去。可是，德国的装甲部队却绕过巴黎，毫无阻拦地向西直奔英吉利海峡，切断了法国精锐部队、全部比利时军队以及英国佛兰德远征军的十个师中九个师的退路。这给了巴黎一个喘息的机会。

五月十九日，星期天，在共和国总统和总理的率领下，政府部长和国民议会议员前往巴黎圣母院祈祷，希冀拯救法国的奇迹出现。① 此前一天，凡尔登的英雄、八十四岁高龄的陆军元帅亨利·菲利普·贝当作为副总理加入了内阁；同一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福煦的助手、七十三岁的马克西姆·魏刚将军取代以前霞飞的助手、犹豫迟疑的法军总司令、六十八岁的莫里斯·甘末林，出任法军总司令。祈祷的人们无疑都在回忆马恩河“奇迹”。一九一四年战斗打响后的第二个月，法国军队在那里阻止了来势汹汹的德国军队，拒敌于巴黎城门之外并且扭转了整个战局。然而，如今战役已经打到了第十天，既没有一个霞飞、一个福煦，也没有一个加列尼来率领和激励法国军队。他们的继任者甘末林、魏刚和乔治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

第一章 崩溃！（4）

在巴黎红衣大主教带领下进行祷告的这些祈祷者没有得到什么回应。在围歼了那些不能或不愿跟随英军从敦刻尔克经海上突围的法国军队－－比利时军队已于五月二十八日无条件投降－－之后，六月五日，德军又对索姆河和埃纳河防线发动了攻势。人数只有德军的一半而且仅仅得到英军一个师支援的法国守军很快就投降了。六月九日，敌军的装甲部队逼近巴黎，迫使政府决定于次日傍晚撤离。当巴黎市民得知政府逃跑的消息后，他们也加入了逃跑的队伍。

六月九日至十三日，当德军兵临城下时，两百万巴黎的男女老幼在极度恐慌中启程南逃。他们将随身携带的少量行李捆绑在小汽车的顶部或是摩托车、自行车的衣架上，婴儿车、马拉货车、手推车乃至慌乱中能够弄到的任何带有轮子的装置都被派上了用场，因为许多人都是步行。① 他们不知道逃往何处，他们只是不想落入德国人的魔掌。据说，在希特勒专横统治下的这些德国人，甚至比德皇威廉二世时期的那些德国人更加野蛮；而那些德国人在一九一四年横扫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时，就曾经枪杀过那么多的人质。②

没有人为这数百万仓皇之中背井离乡的人提供食品、饮水和住宿。当局没有料到会出现如此庞大而且处境悲惨的难民人群。每到夜晚，当这些身陷绝境的人们停顿下来时，他们只能在自己的汽车里或者旷野中栖息。白天，他们到可以找到食物的地方去乞讨，有时不得不行抢。他们缓慢地行进在拥挤阻塞的道路上，途经的城镇和村庄常常渺无人烟，当地的居民受一种连锁反应的驱使已经加入到第一批出现的难民队伍中，食品店和面包房不是关着门就是货架上空空如也。沿途有一些农民分发食物甚至饮水，有时是以高价售卖。但这只是杯水车薪。①

在巴黎，我们听回来的记者说，这一群惊慌失措、群龙无首、逃难于途的老百姓使道路堵塞、秩序混乱；即使在尚有汽油可用、过热的发动机也还正常运转的情况下，能和家人一块儿挤坐在一辆汽车里每天走上二十五或三十英里的人就算是幸运的了；汽车顶部一张床垫下面塞满了捆扎好的行李，以期可以多少防御一下从天而降的炸弹。最初让法国军队胆战心惊的纳粹德国空军，此时又在轰炸逃难的平民，特别是那些靠近桥梁和交叉路口的人群，因为这些地方可能是有法国军队守卫的军事目标。一个星期以来，意大利人也加入了德国飞行员的行列，在袭击惊恐万状的难民时，他们似乎比德国人更凶残。12

六月十日，意大利加入德国一方参战，它试图攻击苦难的法国的左翼。② 面对人数不多的坚守着阿尔卑斯山口和里维埃拉入口的顽强的法军士兵，整整一个星期，意大利军队毫无进展；直到战争结束，他们也没有取得任何战果。但是，在从不设空防的安全的空中袭击那些密集于公路之上的恐慌的平民方面，意大利人可以说是战果累累。

第一章 崩溃！（5）

沿着拥挤的公路干线，法军士兵此时与平民混杂在一起仓皇奔逃，以求摆脱追赶的敌人。在混乱的撤退过程中，许多士兵与自己的部队失去了联系，这些士兵中的大部分丢弃了自己的武器。他们迅速融入逃难的难民队伍。那些仍然保持着完整编制和完善装备的部队，则围着城镇和村庄兜圈子，或是停留在靠近桥梁的地方等待那永远不会到来的命令。共和国总统阿尔贝·勒布伦于六月十四日与政府一起从图尔逃到波尔多，他记述道：“城镇和乡村到处都是闲散的士兵。当其他地方迫切需要他们时，他们呆在那里干什么呢？”他接着写道，对他来说，这是个“谜”。13

难民对于道路的拥塞，不仅妨碍了那些试图向前移动去抵挡攻势如潮的德国人的法军部队的行动，而且经常延滞了一些部队的撤退，以致他们被德国装甲部队追上并俘获。从塞纳河向卢瓦尔河退却的法国第七兵团参谋部抱怨，部队的“行动由于难民的人流已经变得几无可能，难民的汽车和马车阻塞了道路。村庄和交叉路口成了难以形容的如瓶颈般狭窄的地方”。14

对于那些仍在努力作战的部队而言，最影响士气的是老百姓企图阻止他们继续抵抗，因为那有可能毁坏这些人的住宅和商店。在安德尔河畔的一个村庄里，当地居民熄灭了已被工兵点燃的用以炸毁桥梁以延缓德军推进的炸药包的导火索。在普瓦捷，正在挖掘防御工事的法军士兵吃惊地看到，市长打着白旗驾车出城，拱手把城市交给了德国人，他得到了那些威胁要拆除士兵们筑起的街垒的市民的支持。15与许多法军士兵一样，法国的老百姓对于一个月前刚刚开始的战争已经厌倦了。

也许此时这已无关宏旨。企图坚守索姆河和埃纳河然后沿塞纳河和雷恩河撤退的法军残部，不是被德军坦克歼灭，就是向卢瓦尔河以及巴黎以东的塞纳河上游狼狈逃窜。六月十一日，在正在瓦解的前线坐镇指挥的阿方斯·乔治将军估计，从海岸线到马其诺防线的起点，他只剩下相当于三十个师－－ 一个星期之前，他的麾下还有六十个师－－的兵力了，而且由于白天作战、夜间撤退的消耗，部队已经筋疲力尽。六月十二日，奉魏刚将军之命，构筑于东部并未遭到敌军突破的庞大的马其诺防线被放弃了。但是，这一调动来得太迟。四天之后，正在撤退的四十万防线守军被德军包围了。

第一章 崩溃！（6）

放弃巴黎时，法军总司令部已经临时迁至图尔东面卢瓦尔河畔的布里亚尔。在那里，魏刚将军在贝当元帅的支持下，屡屡向政府发送日益恶化的灾难性消息，敦促它承认战败，停止无望的挣扎。

政府自身已经陷入一片混乱。经过整整一夜的努力之后，从巴黎出发的内阁成员及其主要工作人员乘车穿过拥塞着道路的难民人群，于六月十一日上午抵达卢瓦尔省，并分散住进省会图尔的各个城堡。每个城堡只有一部老式电话（ 通常设在楼下的盥洗室里 ），没有一部性能良好，每部电话只能与最近的村庄通话，而那里的接线员则坚持照例在午饭时间休息两个小时并在下午六点下班。

① 这位历史学家是巴黎大学的马克·布洛克教授。他是一名犹太人，一位抵抗运动的英雄。他于法国解放前几个星期的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六日在法国被德国盖世太保逮捕，惨遭野蛮折磨后被枪杀。

② 三个星期前的五月二十六日，法国内政部长乔治·芒代尔在巴黎对英国将军爱德华·L . 斯皮尔斯爵士说：“没有人愿意战斗。……整个法兰西民族都崩溃了。”4 芒代尔也是一名犹太人，后来被法国的法西斯国民军在德国纳粹的默许下杀害。

① “法兰西是每一个人的第二故乡”，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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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记者兼作家文森特·希恩回忆道：“一个近乎完美的日子……没有什么可以让布洛涅树林、香榭丽舍大街和塞纳河的美景无光，可以使栗子树上绽放的鲜花失色。”但是，向大教堂外面望去，他注意到，当这些显贵离去时，“围观者满脸茫然而礼貌的冷漠神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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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准备乘火车逃离的数万人将巴黎火车站挤得水泄不通。在六月八日至十三日之间，一百九十八列客车、八十七列货车以及三十七列邮车满载男女老幼从这个城市的各个车站出发驶往西南方向。溃败时期，法国的铁路部门似乎是国内组织得最好的机构。它们还负责大部分军队的运输工作。9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人处决的法国人质共计二万九千六百六十人。10

① 在沙特尔附近，一个农民站在他的水井的水泵旁，向围在身边的一大群口渴的难民吆喝：“来呀！掏钱吧！十个苏（ 苏为法国辅币，合二十分之一法郎。－－译者 ）一杯水，两个法郎一大瓶！”11

② 此举引起当晚正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演讲的罗斯福总统的注意，他说：“今天，一九四○年六月的第十天，那个手握匕首的人把刀捅进了他的邻居的后背。”

第一章 崩溃！（7）

内阁部长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与外界更是不通音讯。逃亡期间负责外交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保罗·博杜安发现，自己唯一的消息来源是一部便携式野外用收音机，这还是英国大使想着随身携带的。十一日下午，当博杜安前往康热堡看望共和国总统时，他发现，这位国家元首“完全与世隔绝，没有来自总理的消息，没有来自总司令部的消息，消沉、烦躁。他什么都不知道”。16

国民议会或许可以支持茫然失措的政府不顾那些动摇的将军们的反对作出继续战斗的决定，但是，如此轻率的出逃致使国民议会无法召集会议。每个人都知道，由于德军的逼近，在卢瓦尔河畔的停留只是暂时的；然而，没有人知道下一步政府将逃往何处。十二日，身心俱疲但是仍然决心继续战斗的雷诺力图说服他的同僚们同意政府向西转移到布列塔尼半岛，他希望在英国的帮助下在那里站稳脚跟。可是，他的意见被否决了。波尔多－－ 一九一四年马恩河战役时政府曾经临时迁往该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一个更为安全的避难地。魏刚将军本人则极力主张，即使冒着被俘的危险，政府也应该留在巴黎。致使勒布伦总统惊呼，这位将军“一定是疯了”。17

在一个外国观察者看来，当这些政府和军队的首脑们在卢瓦尔为了下一步该做什么而争吵不休时，他们都有点疯了。丘吉尔与雷诺的联络官爱德华·L . 斯皮尔斯将军爵士把这里称为“一座疯人院”。当六月十三日上午斯皮尔斯抵达希赛堡去会见雷诺总理时，他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我完全惊呆了。在院子里，我看见身穿红色睡衣外罩一件晨衣的波尔特夫人正站在大门口的台阶上指挥车辆。她向司机们叫喊着，告诉他们停车的位置。18

雷诺的情妇埃莱娜·德·波尔特伯爵夫人被认为对这位总理具有一种强烈而奇异的魅力，沮丧的英国将军感到此时她正在施展这种魅力。她与贝当、魏刚、博杜安以及其他失败主义者沆瀣一气，极力消磨雷诺的意志直至法国退出战争。

直到几天之前，在这一场景中还有另外一位声名更为显赫的贵妇人。她就是爱德华·达拉第的情妇克吕索尔侯爵夫人。如同她们着名的情夫一样，这两个女人也是死对头。在名利欲的驱使下，为了各自的男人，她们为法国的政治生活增添了阴谋、混乱－－还有刺激。达拉第是十年来第三共和国的政界要人之一、法国参战时的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但是，当于三月二十一日接替他担任总理的雷诺在六月五日－－正值法国溃败之时－－最终将他彻底排除在政府之外时，达拉第失势了。就一个女人而言，波尔特伯爵夫人此时占据了整个舞台。她上蹿下跳、大吵大闹、夸夸其谈、痛哭流涕，并且正在密谋迫使那个她可能爱过而且曾经激起过她的强烈欲望的男人，去做看起来他决心不要做的事。

第一章 崩溃！（8）

六月十四日，德军进入巴黎的日子，法国政府从它在卢瓦尔河畔的暂栖之地逃到了位于法国西南角的波尔多。结局日益临近。当天深夜，在艰难地通过了被盲目乱窜的难民和士兵阻塞的道路之后，形容枯槁的内阁部长们七零八落地进入了这座港口城市，他们筋疲力尽而且士气低落。午夜时分，斯皮尔斯将军见到雷诺，发现他“疲惫不堪……近乎绝望而且六神无主”。19

总司令魏刚将军于次日下午乘坐自己的专列如旅行般抵达波尔多，显得从容得多。他戎装整肃，准备与总理对抗。总理虽然疲惫沮丧，仍然顽强地拒绝投降。魏刚将军确信，继续与德国人作战毫无意义。他打算全力反对保罗·雷诺和一个他所鄙视的政府。

在那个周末的星期六至星期天，六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冲突的双方在波尔多摊牌了。雷诺坚持要求魏刚将军提出停火，而政府则转移到法属北非，在那里将战争继续下去。魏刚拒绝了。他宣称，如此行事有悖法军的荣誉。他要求当初对德国宣战的政府立刻请求停战。受人尊敬的贝当元帅支持他。在六月十六日上午召开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贝当递交了书面辞呈。他声称，政府必须立即“停止战争行动”。许多部长在另一位副总理、擅长妥协的和事老卡米耶·肖当的带领下，开始站到军方一边。

意识到自己已为大多数内阁成员和法军总司令部所反对，保罗·雷诺于是在六月十六日晚上八点钟过后不久做出让步，他提出了辞职。早已准备屈服的共和国总统立即任命贝当接替了他。就在那个决定性的星期天的午夜刚刚过去三十分钟，以贝当元帅为首、由魏刚担任国防部长的法国新政府向德国请求停战。

六天之后，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巴黎以北勒通德的贡比涅森林中的一小块空地－－正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战败的德国签署停战协定的同一块空地－－上，我目睹了法国－－这次轮到了它－－的投降。在法国与意大利于当晚在罗马签署了停战协定之后，六月二十四日午夜过后三十五分钟，战斗停止了。此前一天，皮埃尔·赖伐尔被任命为贝当政府的国务部长。自一九三六年以来他已销声匿迹多年，对共和国满腹怨恨。在波尔多乱糟糟的议会走廊里，赖伐尔已经着手开展埋葬第三共和国的工作了。虽然第三共和国曾经给过他最高的政治荣誉，但是他仍然不能原谅它，因为在最近的四年里，它将他排除于政府之外。他说，它曾经“唾弃”了他，因此，现在他要“唾弃”它了。20

一九四○年七月十日，他和贝当、魏刚以及其他与之臭味相投的人们在维希完成了这一勾当。他们驱使惊恐万状的国民议会投票废除了国民议会本身，从而推翻了第三共和国，同时建立了一个以老迈的贝当为首、由赖伐尔幕后操纵的专制政权。

第一章 崩溃！（9）

七月十日这一天，我已经回到我在柏林的工作岗位。在柏林，我从德国电台的广播里听到国民议会在维希表决的消息，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无法体会当时施加在议员身上的压力有多大，不清楚他们召开国民议会会议时的局面有多么混乱，不了解他们精神崩溃到了何等可怕的程度，不知道赖伐尔及其追随者究竟搞了些什么样的阴谋诡计，不明白老迈昏庸的贝当到底想什么要什么。虽然在最后那些悲剧性的日子里身在法国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意识到，这位凡尔登英雄的复出让饱受战乱之苦与战败之辱的人民看到了一线希望的曙光，我仍然难以理解，尽管遭受了毁灭性的灾难，法国人怎会迈出背弃自己历史的疯狂的一步，如此低劣地背叛了他们的民族特性和民主制度。

六月中旬在巴黎逗留期间，我一直在问自己，法国人怎么堕落到了这种地步？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军事上的迅速失败以及政治和精神上的突然崩溃？法国人是否曾像上次大战时那样真正地与德军战斗过？我个人几乎看不到战斗的迹象，当然，我并没有去过所有的战场，而且实际上，我见过的战斗少得可怜。战局发展得太快了，让人完全跟不上。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一次毁灭性的军事失败往往导致对此负责的政权的垮台，就像一八七○年在法国、一九一八年在德国和奥匈帝国以及一九一七年在俄国所发生过的那样。但是，难道第三共和国非得像一九四○年七月十日它在维希所做的那样直截了当地切腹自杀不可吗？这样做肯定没有考虑过法国人民。

那么，谁应该对军队和政府的令人震惊的崩溃负责呢？是那些如此拙劣地训练军队指挥作战的将军吗？是那些－－如维希政府准备予以指控的那样－－没有为军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的政客吗？或者是，一如维希分子－－以及一些天主教神职人员－－已经开始表明的那样，在那个“不信上帝”的共和政权统治下，法国人民变得脆弱了，所以主要责任应该由法国人民自己来承担？还有那些与共和国势不两立、拥护法西斯独裁者的极右翼分子；以及那些卑躬屈膝听命于莫斯科的独裁者，甚至在一九三九年八月纳粹-苏联条约签订之后法国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时依然如故的极左派共产党人，他们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法国的沦陷是否证明，如赖伐尔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民主制度无法与专制独裁抗衡？是否如维希政府－－继罗马和柏林之后－－所宣告的那样，民主制度在西方世界已经寿终正寝？一些历史学家－－例如施本格勒和汤因比－－预言历史的发展呈持续衰落的趋势，这一事件过后，他们是否可以确定，法国的崩溃是这一趋势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因而不可避免呢？

第一章 崩溃！（10）

是否由于为一九一八年的胜利所付出的代价－－将近一百五十万法国人死于战争－－过于惨重，以致法国无法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彻底恢复元气，不得不在力量对比完全失衡的条件下抗击兵力更加雄厚、工业化水平更高的德国人，从而导致不可避免的失败？英国人支援的军队和飞机－－即使是在“虚假的战争”给予了八个月的延缓之后－－相对来说少得可怜，他们可以做得更多一些吗？如果可以，是否能够像一九一四年发生在法国的情况那样－－当时因为宣战之后紧接着就开了火，英国的援助甚至更少－－足以阻击德国人呢？如果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有时间使美国介入的话，法国的灾难是否可以避免呢？

在那个让人黯然神伤的夏天，我在柏林思考着这些问题。当时，除了身在英国的人们之外，几乎所有身在欧洲的人都相信，旧的世界必将置于阿道夫·希特勒以及那个自封的日耳曼优等种族的残暴统治之下－－在美国不也是这样吗？德国人、维希分子，甚至还有一些美国人，确信希特勒代表了“时代的潮流”。在许多像我们这样曾经生活于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的人看来，显然，一个由日耳曼主宰民族统治的欧洲注定要进入疯狂野蛮的漫漫长夜。贝当和魏刚似乎不了解这一点，而赖伐尔也许是不在乎。

就像我在广播节目、新闻报道以及个人日记中所表明的那样，即使是在一九四○年那个黑暗的夏天，我也无法使自己相信欧洲注定要遭受如此可悲的厄运。我从未丧失希望：希特勒终将垮台，他的野蛮帝国终将毁灭，而文明终将重建。于是，我试图探寻，欧洲是如何走到了这一深渊的边缘。首先，我尽可能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任何可以利用的文献资料，设法发现德国历史的真相并且探究一个伟大而文明的德意志民族何以在二十世纪屈从于第三帝国的野蛮统治。然后，我将转向我更为同情的法兰西－－我必须承认这一点－－力图弄清这一同样伟大而且更加文明的民族、过去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人类自由、平等、博爱的倡导者，为什么会在一九四○年的夏初时节，如此迅速而轻易地沉沦于一场比其悠久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都更加可怕更加彻底的崩溃中。

我有机会亲眼看到发生在两边的大部分重大事件。但是，虽然我在动乱的年代里目睹了事件的发展并将我之所见做了例行报道，很明显，有许多事情是一个在截稿时间的压力下工作并对国家机密知之甚少的记者无从知晓或无法理解的。

两个十年过后，第一项工作完成，我倾尽全力描述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兴盛与衰亡。随后，我转入第二项工作，研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崩溃。这一事件的根源，其实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共和国诞生之日甚至更

第一章 崩溃！（11）

注释：

1 马克·布洛克：《 不可思议的失败 》。

2 雅克·马里坦：《 透视灾难 》，第14页。

3 威廉·L . 夏伊勒：《 柏林日记 》，第330页。

4 爱德华·L . 斯皮尔斯少将爵士：《 面对灾难的使命 》，第一卷，第205-206页。

5 亨利·阿穆鲁：《 占领时期法国人的生活 》，第69页。

6 让·维达朗：《 1940年5-6月间的逃难 》，第262页，根据E. 迪布瓦的《 没有阳光的巴黎 》，第60页。

7 保罗·雷诺：《 处在风口浪尖，1930-1945 》，第452页。

8 文森特·希恩：《 宙斯与太阳之间 》，第145-148页。

9 维达朗：《 1940年5-6月间的逃难 》，第263页。根据S . N . C . F . ，法国国家铁路提供的信息。

10 夏伊勒：《 第三帝国的兴亡 》，第957页。

11 维达朗：《 1940年5-6月间的逃难 》，第269页。根据一位目击者的叙述。

12 同上，第273页，286页。见附录，第421-424页，为对意大利空军在法国袭击难民的调查提供了详细的证明材料。

13 阿尔贝·勒布伦：《 见证 》，第79页。

14 被维达朗在《 1940年5-6月间的逃难 》中引用，见第273页，引自第七兵团参谋部三处档案。

15 被维达朗在《 1940年5-6月间的逃难 》中引用，见第316页，分别引自G. 沙尔庞捷的《 自由的事业 》，第88页和J . 阿尔贝-索雷尔的《 耶稣受难图 》，第137-138页。

16 保罗·博杜安：《 从政九个月，1940年4-12月 》，第145-146页。这是一本公开出版的日记，作者在最后那几个决定性的星期里是保罗·雷诺的亲密助手，后来转而反对他并成为维希政府的首任外交部长。尽管本书极具价值，但是仍须以信疑参半的眼光阅读，因为有时其中的错谬之处会将读者引入歧途。

17 前殖民部部长、参议员路易·罗兰在战后向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所作的证词。见《 1933-1945年在法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收集的证据和材料 》，第七卷，第2136页。

调查委员会由国民议会设立于一九四六年，目的在于调查一九四○年法国沦陷的原因。其半数成员来自抵抗组织而非国民议会议员。尽管调查委员会在国民议会授权到期时未能完成它的工作，其调查报告－－出版了十一卷－－却是本书所记述之事件的极具价值的资料来源。这份调查报告不仅包含了大部分显要人物和许多关键证人的证词，而且还有大量机密文件，特别是内阁和最高军事会议的会议记录。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一年，调查委员会听取证词达五年之久。很多证人受到长时间的讯问，证词是在宣誓之后作出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作证时从口袋或公文包里拿出重要的机密文件，在其他地方，这些文件在几十年之内是不可能披露的。下面将把这份调查报告作为《 重大事件 》加以引用。它只能在法国看到。

罗兰的证词－－它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被更为完整地予以引用－－又见其日记，被雷诺在《 处在风口浪尖 》中引用，见第571页。

18 斯皮尔斯：《 面对灾难的使命 》，第二卷，第190-191页。

19 同上，第243页。

20 博杜安：《 从政九个月 》，第219页。

第二章 非正常诞生与早期成长中的痛苦（1）

第二章 非正常诞生与早期成长中的痛苦

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九一年

正是由于它的非正常诞生以及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后的动荡年代留给它的派系纷争之类因素，第三共和国似乎注定是短命和命途多舛的。它的诞生本来就让人大跌眼镜，因为在选择接替垮台的拿破仑第三帝国的新政体的表决中，大多数议员宁愿接受一个君主政体。它的寿命如此长久－－比路易十六被推翻以后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权存在的时间都长－－更是近乎奇迹，因为，得到诸如教会、军队以及那些长期大权（ 包括司法权 ）在握的官僚之类强势群体支持的上层社会的大多数人所反对的正是它的存在，他们为了破坏并推翻它而长期奋斗着。

第三共和国的出现纯属偶然。在遭受了被普鲁士迅速而屈辱地击败的灾难之后，一八七一年选出的国民议会并不想要一个共和国。将近三分之二的议员－－六百五十位议员中的四百位左右－－是保王党人。但是，在由谁来做国王的问题上他们却无法达成一致。一些人赞成波旁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尚博尔伯爵；另一些人赞成奥尔良派的王位觊觎者巴黎伯爵。还有少数人则希望另一位波拿巴复辟。

“只有一个王位，坐不了三个人。”临时共和国总统阿道夫·梯也尔在一八七三年对国民议会这样说。曾在奥尔良派的路易-菲力普国王手下当过首相的梯也尔刚刚勉强地被争取到共和派一边。他后来说：“共和国使我们分裂的可能性变得最小。”他因而指出了共和国消极妥协的特性这一终生困扰着它的弱点。它无力争取整个国家的支持并将其团结起来。

自从一七九二年路易十六最终被废黜、被逮捕、被审判并被送上断头台以来，法国几乎尝试了每一种可以想得出来的政体形式：一个以罗伯斯庇尔的恐怖为其鼎盛期的短命的共和国，一七九五年被一个在督政府领导下的立宪共和国延续至一七九九年拿破仑·波拿巴接任第一执政官；一八○四年至一八一四年的拿破仑帝国；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三○年（ 除了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巴黎的“百日”之外 ）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统治下的波旁王朝复辟；一八三○年至一八四八年路易-菲力普统治下的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君主制”；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二年的第二共和国；然后是路易·拿破仑统治下的拿破仑第二帝国。路易·拿破仑是第二共和国的首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当选总统，一八五一年他已拥有独裁的权力并于第二年称帝。一八七○年，他和他的帝国随着法国被普鲁士压倒性地打败而轰然倒台。

第二章 非正常诞生与早期成长中的痛苦（2）

九月四日，这位皇帝在色当投降并成为阶下囚之后两天，革命群众的领袖莱昂·甘必大在巴黎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共和国。但是，直到将近五年以后，国民议会的议员们才急不可耐地打算最终选定某种永久性的政权体制，以期它给这个经历了长期动荡的国家带来其非常迫切需要的政治稳定。而大多数希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实现复辟的议员们，由于已经厌倦了对于君主政体中国王人选的徒劳无益的反复协商，也极不情愿地选择了共和国。

保王党多数派无法就由谁来当国王的问题达成一致的故事太冗长太复杂，不是这样的一本书所能完整叙述的。法国的历史学家们根据各自的政治观点给予了各种各样的描写和阐述。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人大体上同意，在奥地利外省的一个城堡里度过数十年流亡生活之后，由于与法国的生活现实和公众舆论缺乏接触，正统的王位追求者尚博尔伯爵的固执己见使他丧失了复辟波旁王朝王位的机会。两位国王候选人是查理十世的孙子尚博尔伯爵和奥尔良派国王路易-菲力普的孙子巴黎伯爵。一八七三年，一个看起来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使这两个对立的波旁家族达成了和解。这一方案同意立五十三岁而无后嗣的尚博尔伯爵为国王，立三十五岁且家族中人丁正旺的巴黎伯爵为他的王位继承人。这一方案使选择国王的问题得以解决，同时使对立的两个家族重新携起手来。

但是，通过一系列不合时宜、出乎想象的宣言，尚博尔表明了自己的冥顽不化，致使他的大多数支持者得出结论，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举个例子，他坚持法国的国旗绝不能用革命的三色旗－－奥尔良派的国王则会毫不困难地接受这种旗帜－－而要用印有早期波旁王朝白色徽章的旗帜。在大多数法国人的头脑里，蓝白红三色旗帜是大革命推翻封建制度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与政治进步的象征。尚博尔似乎威胁到这些实实在在的成就并且决心来一场彻底的反革命。他宣称，“我不想成为大革命的合法国王”。当他在国民议会里的支持者建议他必须做出某种牺牲和妥协时，他答道：“我既不做出牺牲，也不接受任何条件。”

他的冥顽不化葬送了他自己－－还有君主制。当时的临时共和国总统梯也尔揶揄道：“今后，对于共和国的缔造者，人们只会谴责一个人，那就是尚博尔伯爵阁下。后人将把他命名为法国的华盛顿！”

第二章 非正常诞生与早期成长中的痛苦（3）

当然，事态比尚博尔的冥顽不化更严重。法国人派系林立－－这些派系在第三共和国的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一个主要的因素。虽然因为双方都是保王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最终似乎达成了一致，但是他们仍然处于世界的两边。正如勒内·雷蒙曾经指出的那样，他们代表着“两种制度，两种宗教，两种历史，两个社会。他们之间横亘着一条鸿沟”。1

但是，这不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法国人之间仅有的一次分裂。一个正在形成的少数派是波拿巴主义者，他们盼望着另一个拿破仑复辟。一个更大而且正在迅速发展的少数派－－很快他们就将成为多数派－－是共和派，他们认为法国的国王和皇帝－－无论是波旁还是波拿巴－－已经够多的了，他们相信眼下应该是法兰西郑重地尝试共和制的时候了。保王党多数派在选择国王问题上的失败正中共和派的下怀。

因此，对四年来让谁登上王位的徒劳无益的争吵感到厌倦的波尔多的立法者们转而接受了共和制－－似乎它的祸害最小－－并以三百五十三票对三百五十二票在国民议会中获得一票的多数。如果不是一个反对共和制的议员在投票时迟到的话，本来应该是个平局。即使在当时，许多议员也不清楚为什么他们竟然选择了共和制。那天之前，他们曾经拒绝过它，或者打算拒绝它。

匆忙的四年过后，国民议会终于开始花费时间和精力讨论一部宪法。一八七四年，一个三十人委员会曾经起草过几份宪法草案，但是全部遭到否决。此时，一八七五年一月，一份新的草案提交讨论。时间紧迫，国民议会的任期即将结束。如果不能就某种政体形成决议，那就将会出现已为当时的法国人所厌倦的无政府状态或者另一次军事政变。阴谋以武力使波旁或波拿巴国王复辟的谣言开始流传。两名同情保王党的右翼军人－－作为总统的（ 爱尔兰裔的 ）麦克马洪元帅和作为总理的西塞将军－－是临时政府的首脑，他们可以方便地实行军事管制。

第二章 非正常诞生与早期成长中的痛苦（4）

接近一月底时，两份修正案提交表决。第一份由一位名叫拉布莱的议员提出，简单解释为：“共和国政府由国民议会两院和两位主席组成。”一月二十九日，它在国民议会以三百五十九票对三百三十六票被否决。“显然，”正如一位法国历史学家所言，“国民议会并不想要共和政体。”2 第二天，一份由外省的一位名叫瓦隆的着名古典学教授所起草的修正案提交讨论，它似乎注定将在同样的表决中遭到否决。它的内容是：“共和国总统由国民议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投票以绝对多数选出，任期七年，连选连任。”其中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新东西。麦克马洪元帅作为“共和国总统”的任期已于一八七三年被国民议会定为七年，因为保王党多数派相信，在这段时间里两个王室家族之间的对立将被化解，然后总统将让位于国王。但是，瓦隆修正案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并不认为自己属于共和派的温和的瓦隆本人甚至因为引起这场辩论而向上帝和国民议会致歉。3 一八七五年一月三十日，该修正案以三百五十三票对三百五十二票勉强获得通过。

尽管使国民议会议员陷入难以避免的混乱，看上去无关紧要的瓦隆修正案以一票多数获得通过一事仍然被后来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是创立第三共和国的行动。一八七五年七月中旬，国民议会完成了奠定共和国基础的宪法法案的起草工作。随即，羽翼未丰的共和国陷入了一场几乎将其毁灭于刚刚创立之时的宪法危机。这是烦扰共和制法国终生的多次政治危机中的第一次，这些危机导致了一百零七个内阁垮台－－接近平均每年两个。

产生了法国现代史上第一个议会制共和国的这部宪法，规定了一个由两院－－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的立法机构，一个对它们负责的内阁，一个大权－－包括经参议院同意解散众议院的权力－－在握的总统。在保王党人的意识里，总统职位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变成王位；的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这部七拼八凑的宪法中看到了一个君主制的框架。与此同时，一个强硬的保守派总统麦克马洪元帅和一个由其选举规则所决定、实际上只能是一股保守势力的参议院，使共和派不能越雷池一步。

三百个参议院席位中的四分之一将选出终身议员，首次由任期即将届满的国民议会选出，以后由参议院自己选出。其余的参议院议员任期九年，每三年更换其中的三分之一，由乡村社团势力占据优势的选举团间接选举产生。不论人口多寡，每个地域选区均有一票，因此，保守的农村在代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那些城镇和大城市。参议院议员必须年满四十岁。这样，参议院就被设计成了一个保守主义的堡垒，对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投票选举 ① 产生的拥有六百一十八位议员的众议院形成了强有力的牵制。梯也尔坚持认为，共和国必须是保守的，“否则就没有共和国”。

第二章 非正常诞生与早期成长中的痛苦（5）

但是，怎么样才算是保守的呢？这一问题很快就被一场政治危机解决了。这场危机震撼了全国，打垮了极端的保守派，最后由人民投票建立了一个被称为“共和派的共和国”。这一事件以其发生的日期为标志而载入现代法国史册：（ 一八七七年 ）五月十六日（ Seize Mai ）。它赋予法兰西一个存续至一九四○年那场灾难性结局的共和国。

五月十六日危机

一八七六年初，根据新宪法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不可避免地选出了一个保守派-保王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和一个共和派拥有压倒多数－－大约三百六十三席对一百八十席，后者包括七十五名波拿巴主义者－－的众议院。莱昂·甘必大，这位富于激情的演说家是共和派在众议院获胜－－尽管三个共和派组织最初甚至都不能结成一个联盟－－的主要指挥者，因而合乎逻辑地成为首届政府首脑的候选人。但是，麦克马洪总统甚至拒绝考虑他。在这位极端保守的元帅眼里，他过于热衷共和制，过于激进。作为替代，总统选择了一位没有党派色彩的温和的名叫迪弗尔的人担任第三共和国的首任总理，在迪弗尔很快下台之后，麦克马洪挑选了一位保守的共和派人士朱尔·西蒙。但是，身为大学里的哲学家和多产作家的西蒙的保守程度不足以令这位身为总统的老兵满意。麦克马洪给总理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这封信使西蒙除了辞职之外别无选择。这封信是五月十六日发出的，因此，这次危机以这个日子命名。

总统在围绕着他的保王党小集团的催促下，任命布罗伊公爵担任总理，但是，众议院拒绝接受布罗伊。麦克马洪随即解散了众议院，号召举行新的大选。尽管总统本人到全国各地巡回演讲，布罗伊政府也运用一切手段施加压力进行恐吓以“赢得”选举，全体选民仍然选出了一个共和派拥有相当大的多数的众议院。麦克马洪无所顾忌地指定一名将军担任总理，众议院没人投他的票。保王党人和将军们阴谋通过军事政变夺取权力并且废除已经创立的共和制，但是，保守而正直的麦克马洪元帅拒绝支持他们。最后他做出让步，不情愿地指定了一个众议院可以接受的总理。一八七九年，由地方议会投票的部分议员的改选出人意料地使共和派在参议院获得多数－－法国的农村终于发动了自己平静的革命。这是麦克马洪根本不能接受的，于是他辞职了。接替他的是一位温和而严肃的乡村律师、富有献身精神的共和派人士朱尔·格雷维。

一八七七年五月十六日危机和两年后麦克马洪总统的辞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们确定了第三共和国成为一个实行民主的议会制政权。它们标志着保王党人的最终失败及其在法国复辟君主制的希望的破灭。对于与共和国的崛起进行过激烈搏斗的右翼保守势力以及军队和教会来说，这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虽然他们绝不承认这是一次最后的打击。

第二章 非正常诞生与早期成长中的痛苦（6）

五月十六日危机还造成了另外一些对第三共和国的未来不利的后果。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授予总统相当大的权力以制约国民议会的权力。在麦克马洪的经验之后，再没有一个法国总统敢于行使其解散国民议会的宪法权利了。共和国总统成为一个傀儡。而且，国民议会也倾向于挑选软弱平庸的人担任总统。① 克列孟梭曾经宣称：“我总是把票投给最愚蠢的人。”他本人在竞选总统一职时就曾被一个远逊于他的人所击败。民选的国民议会拥有极大的权力，只受到参议院一点点微不足道的限制。它不仅成为主要的立法机构，而且成为实际上的政府行政机关；同时，总理及其内阁只有在它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存在。

消除了解散国民议会的威胁，议员们的四年任期有了保障；不必面对提前改选的威胁，议员们得以摆脱政党的控制，也不受选民的影响。这有助于形成一批组织松散的党派，使得国民议会里不可能存在稳定的多数。政府上台下台，平均每年几乎更迭两次；而国民议会每四年才改选一次。在这四年期间，国民议会中多数的产生与消失，不是由选民来决定，而是由议员们在走廊里所达成的交易来决定，他们中的许多人渴望当上部长。内阁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如走马灯般换来换去，不管政府的性质发生了什么意料之中的变化，部长们却常常留任。对于许多政客来说，这已经成为一种听音乐抢座位的游戏。组织上如此不稳定而且政治上如此轻浮的政府，根本无法应对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每一个卷入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已经开始遇到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挑战。

但是，在动荡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那些令人迷醉的日子里，这些固有的弱点不易被人察觉。当时，大多数法国人民用他们的选票最终表明，他们需要一个共和国。在意外而屈辱地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关于法国人民将在其治下生活的政权体制，存在着争论和不确定因素。现在，终于有了一种选择。当教会、军队、保王党人和极端保守分子预言一个建立在公众意愿基础上的民主政体 ① 只能带来无政府状态和灾难时，大多数法国人似乎感觉到，他们的新生活渐露端倪。他们终将拥有九十年前的大革命许诺给他们的个人自由－－尽管还没有平等和博爱。他们终将成为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它的奴仆和牺牲品。② 在他们－－而非大权在握的少数人－－看来，第三共和国的前景一片光明。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法国社会的结构就能发现，失去了其政治支配地位的反对共和制的右派，在国内仍然占据着使其得以保存强大实力的行政和社会地位。它继续控制着陆军、海军、外交、地方行政官吏和大部分公共管理机构。私营金融界、工商界和自由职业界主要掌握在它的手中。由于控制着大部分报刊，它可以操纵舆论。它得到罗马天主教会的强有力支持。在十九世纪余下的二十年时间里，它通过动摇了初出茅庐的共和国的根基的三次危机，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这些危机是由布朗热运动、德雷福斯事件以及教会与政府之间的激烈争斗引起的。虽然每一次危机的结局均为共和国的力量得到加强、反对共和制的反动势力终遭挫败，但是，三次危机全都进一步加深并恶化了法国人之间的分歧，这些分歧终被证明对于共和国的生存具有极为致命的影响。

第二章 非正常诞生与早期成长中的痛苦（7）

布朗热将军的威胁

当乔治·布朗热将军于一八八六年一月就任陆军部长时，人们普遍认为他是最忠实的共和派将军－－军队中实际上寥寥无几的共和派将领之一。① 这就是国民议会中决不妥协的激进派 ② 领袖乔治·克列孟梭为什么坚决要求任命他的原因。

从第二帝国的旧职业军队转变而来的以普通兵役制为基础的陆军亟需改革和重建。忠实的共和派弗雷西内内阁希望看到在一个可以信赖的将军督导下的改革。而大部分陆军高级军官在本质上都是保王党人，这几乎不是一个秘密。

布朗热，一个曾在克里米亚、北非、印度支那和普法战争中打过仗的胸前挂满勋章的老兵，开始致力于全面改革和加强陆军的工作。他清除了诸如奥尔良派王位觊觎者的叔父奥马勒公爵③ 之类狂热的保王党人军官；迅速改善了生活条件，整肃了军纪，提高了官兵的士气；并使部队的教学、训练以及武器装备现代化。他天生喜欢出风头，公众很快就知道这位英俊的年轻将军正在将陆军改造成为一支可以立即挑战普鲁士的军队，而且这是一支属于人民的共和国军队。

七月十四日，巴士底日。在这个伟大的全国性节日里，布朗热将军在隆尚举行了一场让人眼花缭乱的阅兵式。他骑着他那匹着名的黑色战马，由身着华丽制服的阿尔及利亚骑兵簇拥着，刻意使自己成为人们注意力的焦点，庞大的人群狂热地为他欢呼。一夜之间，他成为人民的宠儿，颂扬他的歌声在音乐厅里和街头巷尾回荡。自甘必大以来，还没有人曾经如此激发起民众的想象力。在短短的几个星期时间里，布朗热显然已经成为法国最受欢迎的人物。

即使那些像克列孟梭一样激进并且坚决要求任命这位将军为陆军部长的政治家也是不高兴的。那个关于骑在马背上的将军复辟的古老的担忧困扰着他们。而且布朗热似乎正在驱使法国与普鲁士进行一次新的摊牌。目前，这位共和派民众的英雄开始受到包括被放逐的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的王位觊觎者在内的某些右翼领袖的讨好奉承，他们不仅把他看做复辟君主制的可能的领袖，而且把他看做为一八七○年战败于普鲁士而复仇的可能的统帅。他们开始称他为“复仇将军”。在柏林的帝国国会，俾斯麦指责布朗热正在威胁法德两国间和平的关系。一八八七年春天的某个时候，仅仅因为德国人在边境逮捕了一名法国海关官员，布朗热竟然要求进行总动员。

内阁及其在国民议会里的支持者开始警觉起来。陆军部长不仅太喜欢出风头，而且也太好战了。他必须走人。在布朗热方面，他很快察觉到，就在人民如对英雄一般向他欢呼的时候，他在政府和国民议会中所得到的支持逐渐减少。经受着大多数民众的英雄崇拜，他的下一步行动恐怕就难以避免了。他把矛头对准国民议会。他要求解散众议院，修改宪法，设立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官作为所谓权威共和国的首脑。他毫不怀疑自己是这一职位唯一可能的候选人。所有的右派分子拥抱了他。但是，法国是那么混乱，在许多激进共和派人士甚至一些社会主义者当中，他竟然继续获得极其广泛的支持。

第二章 非正常诞生与早期成长中的痛苦（8）

温和的共和派人士确信，这位浮华的陆军部长所威胁的正是共和国的生存。他们利用一八八七年五月的一次政府改组将布朗热逐出内阁，把他派往外省担任一支部队的指挥官，希望他在那里很快被人们遗忘。但是，这一做法是建立在一个对于这位将军所具有的富于煽动性的感召力以及民众精神状态的错误判断之上的。尽管身为现役军人因而没有资格竞选公职，他仍然允许将他的名字数次填在选举议员的选票上并且轻松获胜。最后，政府将他从军队中除名，使他具备了竞选公职的资格。一个星期不到，他被北方的一个选区选为国民议会议员，那里矿工和农民的选票使他获得了压倒性的多数。

一八八七年秋天总统府内突然爆出的一桩导致政府和稳重而受人尊敬的共和国总统朱尔·格雷维下台的丑闻帮助了他。总统的女婿、国民议会议员达尼埃尔·威尔逊－－未必是真名－－被发现就在其位于总统府内的宅邸中出售政府的奖章、勋章和徽章。这是一连串暴露上层社会腐化堕落的卑鄙事件中的第一件－－两名“共和派”将军以及一些政客也牵涉其中。这些丑闻终生困扰着第三共和国，削弱了共和国领袖及其机构的公信力。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接连爆出的丑闻破坏了共和政体的基础，形成了注定将在不久之后毁灭共和国的成熟时机。

在共和国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得到广泛赞同的对于这个政权的许多批评，在布朗热运动成为一个具有威胁性的运动的此时此刻已经可以听到了。一位法国左派历史学家后来把它们总结为：徒劳无益的政治争吵，反复出现的内阁危机，一无所获的议会辩论，对于经常向人民许诺的包括修改宪法在内的基础改革的落实的一拖再拖。4 由于布朗热是一个思想浅薄、没有任何实际政治信念的人，他几乎不由自主地成为左右两派中不满现实者的领袖和修宪与改革的斗士。

一八八八年六月四日，此时已是一名议员的布朗热登上国民议会的讲坛，宣读了一份要求修改宪法的宣言。他用与半个世纪之后的贝当元帅和魏刚将军如出一辙的言辞说道：“几年来，法国饱受物质与精神疾病之苦，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否则的话，将使所有人受到伤害。”他接着说，国民议会只不过是一个进行无谓争论的舞台，对国家毫无帮助。

直到不久前还是布朗热的政治支持者和良师益友的克列孟梭回答他说：

你所谴责的这些争论为我们大家增光。最重要的是它们显示了我们扞卫我们奉为正确的思想的热情。这些争论也有它们的不当之处，但是，沉默更加糟糕。是的，光荣属于那些人们可以畅所欲言的国家，耻辱属于那些人们只能噤若寒蝉的国家！……你竟敢推翻这样一个共和国！

夏尔·弗洛凯总理更尖锐：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什么东西使我们的这位同事以如此傲慢的态度在这个场合中用波拿巴将军的口气说话。

但是请相信！布朗热将军大人，在您所处的时代，拿破仑已经死了！①

第二章 非正常诞生与早期成长中的痛苦（9）

一八八八年七月十二日，布朗热正式采取行动劝说国民议会自行解散并举行一次新的选举，尽管他的努力失败了－－国民议会还没有准备自杀－－但是布朗热绝没有完蛋。他的奇特的支持者队伍，从一些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共和派人士到右翼的波拿巴主义者和保王党人，此时接受了来自于泽斯公爵夫人－－利润丰厚的弗夫-克利科香槟酿造企业的女继承人－－的慷慨的财政支持。这位夫人相信自己可以用某种方式帮助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为此她拿出了将近一百万美元。显然，布朗热运动所造成的混乱状态还没有结束。利用这笔钱，加上来自富有的右翼势力的其他捐助，将军和他的助手们可以创办一份报纸，印刷散发数百万份小册子和传单，并为竞选大把花钱。因为大选预定于一八八九年举行，布朗热此时的策略是，首先，使其本人在国民议会的补缺选举中获胜，并藉此激励继而在下一年赢得全国性的多数。如果补缺选举的结果足以显示他拥有压倒性的声望，也许就会出现一条通过政变获取权力的捷径。他的一些谋士到处炫耀这一主意。他们不无理由地相信，军队和巴黎警察不会认真地阻止这一行动。

一八八八年八月十九日，将军轻松地在三个省的补缺选举中获胜。第二年的一月二十七日，他的支持者们确信，他的时刻来到了。那一天，他参加巴黎一个选区的选举。自从大革命以来，这里一直是激进共和派的堡垒。如果他在这里赢得选举，那就表明，法国－－不仅仅是农村，而且包括“红色的”首都－－想要他来接管国家事务。他只要走向爱丽舍宫，取代总统、接受最高权力就行了。实际上，他几乎做到了这一切。

各个不同的共和派派系抛开了他们的分歧，同意共同推举一位候选人来阻止一个他们此刻称之为军事冒险家的人当选。他们警告说，如果布朗热赢得法国首都的这次选举，他将试图推翻共和国。他们斗志旺盛地投入到每一个选区的竞选活动中，然而毫无意义。布朗热以二十四万票对十六万两千票赢得选举。人们知道结果以后，大批群众拥上街头要求他们的英雄向总统府进军并接管那里。就像所发生的那样，当选举结果传来时，布朗热离得并不远，他正在皇家大道上那家上流人士经常光顾的迪朗餐厅附近的一座私人住宅里与他的助手们一起进餐。外边，在夜晚寒冷的空气中，可以听到人群狂热的叫喊声：“到爱丽舍宫去！”他的助手们催促他立即行动。他们说，他的时刻已经来到。

事实上，这不是不着边际的自卖自夸。一些内阁成员开始匆忙腾出他们的办公室。在爱丽舍宫里，共和国总统召集了一次紧急内阁会议，恐慌迫在眉睫。所有人都意识到，他们的职位难保。一位历史学家后来描述道：

这个夜晚布朗热是首都的主人。……他有群众，有警察，有共和国卫队，还有一部分军队。……如果他要向爱丽舍宫进军，谁能拦得住呢？5

但是，这位军队的英雄却要到别处去。他不是到总统府去独掌法国的权力，而是回家去和情妇呆在一起。在他生命中这一最为紧要的关头，对他来说，博纳曼夫人的陪伴比发动一场政变的意义要大得多。当他在当天晚上的晚些时候返回迪朗餐厅时，他的垂头丧气的助手们告诉他，一切已经太晚了。他再也没有得到另一次机会。

第二章 非正常诞生与早期成长中的痛苦（10）

不是由于其宣誓任职的领导人的任何形式的足智多谋随机应变，而是由于一个缺乏喜剧色彩的平淡无奇的结局，陷入危险的共和国得救了。布朗热威胁很快就带着同样荒唐可笑的情绪消失了。政府欣慰地发现，这位时髦的将军终究不是做英雄的料儿，断定他甚至没有勇气成为一个殉道者。一则纯属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称，政府打算由参议院代行最高法院的职权，以阴谋推翻政府罪将他拖去审判。这已足以迫使将军轻率地决定于四月一日越过边境逃往比利时。实际上，当权者害怕将这样一位公众人物交付审判，他们秘密地促成了他的出逃。

这一仓皇出逃使布朗热运动的泡沫彻底破灭。这位差一点摧毁了第三共和国的大英雄变成了一只大狗熊。两年后，在布鲁塞尔，染上肺结核的玛格丽特·德·博纳曼死在她的情人的怀中。两个月后，布朗热将军来到她的墓旁，掏出左轮手枪朝自己的太阳穴开了枪。他在自杀的遗书中写道，没有她，他活不下去。

“虽然布朗热运动以一幕滑稽的闹剧收场，”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写道，“但它曾经是一支闹事的力量。”6 它几乎闹垮了年轻的议会制共和国。虽然右派把它当做颠覆政权的工具，很大一部分左派群众则视其为表达他们的不满的方式。他们不仅对政府的腐化堕落不满，而且对政府在解决由前进中的工业革命以及（ 尽量不干涉个人和社会经济事务的 ）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的鲜有作为不满。这些群众的数量由于城市工人主体的迅速扩大而增长起来。实际上，他们在国民议会中没有代表，在那里，他们的利益无人关心。

布朗热曾经许诺：“我所向往的共和国将保护弱势群体、底层百姓和小人物。”数以百万计的小人物－－天真地－－相信了他。尽管他们的英雄的急速退缩使他们的幻想破灭，他们并未放弃改善自身卑微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渴望。资产阶级居于统治地位的民主制政府拒绝给予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越多，他们与国家就越疏远，这也就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力量。

由于支持了这样一个冒牌的冒险家，右派已经彻底名誉扫地。保王党人和波拿巴主义者－－他们的王位觊觎者一直极其狂热地支持着这位愚蠢的将军－－的事业不可挽救地失败了。对于共和国，他们再也构成不了严重的威胁。至少，这是奋斗求生的议会制政府取得的一项成果。那种对于军人独裁者、对于像推翻了第一和第二共和国的突发政变的如鬼魂附身般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了。

第三共和国得到了喘息的时间。它悄悄地清除了军队和高级文官阶层中的一小撮更为激烈的反共和分子。对教会－－它与支持布朗热的其他右翼势力勾结在一起企图推翻共和国－－的清算就不是这样悄无声息地进行了。尽管反动势力暂时混乱不堪，但是他们的力量远远没有耗尽。在布朗热运动瓦解五年之后，当德雷福斯事件突然发生并使国家陷入分裂状态时，他们再度兴风作浪。

第二章 非正常诞生与早期成长中的痛苦（11）

注释：

1 勒内·雷蒙：《 法国的右派 》，一九六三年第二版，第147页。

2 亚历山大·泽瓦埃：《 第三共和国史，1870-1926 》，第一版，第126页。

3 同上，第126-127页。

4 同上，第290页。

5 同上，第303页。

6 戴维·汤姆森：《 法国的民主 》，第156页。

① 在法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女性才享有选举权。

① 实质上是共和派担心军人掌权并成为独裁者。对两个拿破仑仍然记忆犹新。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它很快就将在布朗热危机中显示出来。

① 一八三○年至一八四八年间，奥尔良派君主制的“议会”政体时期，选民被限制为二十万人，多半是所谓的地方“名流”。一八四八年，短命的第二共和国采用男性公民普选权，使选民数量猛增五十倍。

② 真正的舆论自由直到一八八一年才得以实现；组织工会的自由实现于一八八四年；公共集会的自由实现于一九○七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被极端保守派视为“危险的激进派”的第三共和国时期，这些基本自由的实现也是如此迟缓。

①　就像半个世纪以后许多人相信贝当元帅是最忠诚的共和派将领之一，甚至是政治上相对开明的自由主义者一样。

②　“激进派”这个词在法国有着与美国说法不同的政治含义。用美国术语中的“自由主义者”一词或许更为贴切。法国政治生活中的所谓“激进共和派”并非特别激进。他们是稳健的中产阶级，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中相当保守。

③　布朗热晋升为将军有赖于这位公爵。

① 由于认为这些话以及总理在随后的会议上所说的另外一些话是人身攻击，布朗热要求用剑与总理决斗。这场决斗在七月十三日进行。尽管弗洛凯已经六十五岁而布朗热将军只有五十岁，尽管一个军官用起剑来应当比一个经常坐着的律师兼政治家更有经验，总理还是在第二个回合刺伤了布朗热的颈部而被判获胜。将军是在玛格丽特·德·博纳曼夫人－－ 一位年轻美貌的离了婚的女人－－的陪伴下来到决斗现场的，他最近正在与她热恋，她已经成为他的情妇。她对于他以及他的事业的决定性影响不久就会显示出来。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对于一些第三共和国的重要人物，这并非此类影响中的最后一次。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1）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

一八九四年至一九○六年

一八九四年圣诞节的前三天，三十五岁的总参谋部见习军官德雷福斯上尉因向某大国出卖军事机密而被军事法庭判决犯有叛国罪。他被羞辱性地褫革军职并被判处终身监禁于魔鬼岛，这是位于闷热的南美圭亚那沿海的一处荒凉的法国流刑地。在法国，包括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让·饶勒斯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应当因如此卑劣的行径而枪毙德雷福斯。

德雷福斯是一名犹太人。对他的叛国罪判决使得由巴拿马丑闻①所引发的狂热的反犹运动在法国出现了一个高潮。这一判决显然使社会各界的民众确信，犹太人不仅应该对政界和财界上层出现的令人震惊的腐败行为负责，而且应该对向可恨的德国人泄露军事机密从而危及国家－－这个国家仍然处在从一八七○年普法战争的失败中慢慢恢复的痛苦过程中－－安全的事情负责。留在军队里的为数不多的犹太人军官和其爱国心同样受到怀疑的人数要多得多的新教徒军官，大部分被控制着军队的狂热的天主教徒军官和民族主义者军官排挤出军队。

德雷福斯事件的全部真相也许永远无法为人所知。1 法国的历史学家们倾向于认为，有一位从未被抓到的总参谋部军官确实向德国出卖了军事机密；2 另有一位不在总参谋部工作的军官与这起叛国罪行有牵连并且被揭露了出来，但是甚至连他的犯罪程度也没有完全查清楚。正如最高上诉法院在十二年的喧嚣和激烈争吵之后所最终阐释的那样，种种事实拼凑成一个如此荒诞离奇的故事，以致它超出了任何一位小说家的想象力。然而，此时我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德雷福斯事件这一史实本身－－尽管它是那样引人入胜而且富于戏剧性－－不如说是它所昭示的第三共和国的艰难历程。就像希腊戏剧中一开始就出现的决定性因素一样，即将降临的更严重的灾难的种子在这个不幸的时刻埋在了法国社会的土壤中。一个分裂的民族加剧了分裂，右派与左派之间的鸿沟扩大了，即使不是完全无法实现，两派之间达成最终和解的希望更加渺茫了。

在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于巴黎开始进行的军事法庭的审讯中，军方检察机关起诉德雷福斯的唯一证据完全不足为信，以致陆军部长如果不铤而走险地制造伪证以嫁祸于这位犹太人上尉的话，他很可能会被宣判无罪。这份证据是一份被称为“清单”的文件。作为法语中一个完全清白的术语，“清单”的意思不过是逐条记载的交给某个人的文件材料的目录，但是，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它将成为闻名世界的一个词。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2）

然而，这份特别的清单并非一份清白的文件。它是一份逐条列出的由一名法国陆军军官交给德国驻巴黎大使馆武官马克斯·冯·施瓦茨科彭上校－－法国方面认为他是德国在法国的军事间谍网的头目－－的机密军事文件的目录。这位上校收到了机密文件，却没有收到列出这些文件的清单。它被一名法国特工人员从德国大使馆偷了出来，并于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交给法军总参谋部二局统计处。着名的“二局”是法国军方的情报部门，而统计处则负责反间谍工作。

至少从三年前开始，法国反间谍机构就怀疑施瓦茨科彭在法军总参谋部里有一个不断向他提供机密军事情报的内线。军事地图不见了踪影，说明新型炸药性能的文件丢失了，法国实行动员的计划以及与俄国合作－－法国于一八九二年与长期以来被德国孤立的俄国签订了一份军事同盟条约－－的计划也都丢失了。一些小人物被逮捕并定罪。但是，反间谍处一直处在总参谋部要求查出隐藏在其内部的叛国分子的日益增长的压力之下。清单列出了关于120-毫米口径新型大炮的工作性能和使用方法、法国炮兵的整编以及最新的野战炮兵射击手册等绝密情报，它只能来自总参谋部内部的军官或者是在总参谋部里有同伙的人。陆军部长奥古斯特·梅西耶亲自下令追查犯罪分子。

凡是涉及德国和意大利武官的蛛丝马迹均受到了反复审查。有一封施瓦茨科彭写给其助手的信，指示助手付给“默兹河要塞的那个人”或者他的母亲三百法郎，以换取更多的边境地图。截获了一张施瓦茨科彭写给他的意大利同行、意大利大使馆武官帕尼扎尔迪（ 两位军官在他们的来往信件中均署名“亚历山德林” ）的便条，便条的开头写道：“随函附上无赖D 让我转交给您的十二幅尼斯地区的详细地图。”

虽然法国情报人员认为德国武官不大可能暴露他的间谍姓名的首字母，总参谋部的怀疑还是落到了绘制这些地图的地图学会的一位名叫迪布瓦的职员身上，而且他有一个母亲，这就越发让人怀疑他很可能就是“默兹河要塞的那个人”。但是，经过认真调查之后，没有发现什么可以归罪于迪布瓦的东西。作为一名普通职员，他没有机会接触清单所泄露的那一类情报。只有总参谋部里的某个人才能了解这些机密。由于清单上的文件多数涉及炮兵，这个人应当是一名炮兵军官，而且也有机会了解军队其他部门的情况。这一限定正好适合于尚未分配到总参谋部某一具体部门，但却临时性地在所有部门工作过的见习军官。情报二局反间谍部门负责人让·桑德埃尔上校屏住呼吸顺着姓名以“D”开头的见习军官的名单找下去，他的目光落在了德雷福斯的名字上。这个名字使他清楚地想起了一件往事。就在一年以前，他曾经对委派这位年轻的炮兵军官到总参谋部工作提出正式的反对意见。他称德雷福斯是一个“威胁国家安全的危险分子”，但是他的反对意见被上级驳回。此时，他立即断定自己发现了叛国者。当初只有他具有先见之明地反对派往总参谋部工作的那个犹太人就是叛国者。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3）

他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将德雷福斯的笔迹样本与清单的笔迹进行比较。正如他所怀疑的那样，两种笔迹非常相似。他请来了笔迹鉴定专家。尽管专家们意见不一，但是大家一致认为德雷福斯上尉很可能写过这份清单。以此为依据，而且仅仅以此为依据，德雷福斯因涉嫌犯有重大叛国罪而在十月十五日被捕，并被关押于谢尔什-米迪军事监狱。

在军事法庭开庭审理他的案件之前，巴黎的新闻界已经上百次地宣告德雷福斯有罪。新闻界的不负责任和腐化堕落助长了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社会风气的败坏，使其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在审判之前甚至就唆使新闻界认定一名军官有罪的正是军队自己。包括情报二局的于贝尔·亨利少校和陆军部长梅西耶将军在内的重要官员向巴黎报界提供材料，“证明”德雷福斯犯有叛国罪。

陆军部长在开庭前几个星期单独接受法国两家主要报纸《 晨报 》和《 费加罗报 》的采访时断言，德雷福斯肯定犯有叛国罪。“总参谋部已经了解到，”报纸援引梅西耶将军的话说，“三年多以来，德雷福斯与某个外国的间谍保持着联系，这个外国既不是意大利，也不是奥匈帝国。”其所指显而易见，德雷福斯是一名德国间谍。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一日，德雷福斯上尉被捕两个星期之后，由亨利少校提供消息的反犹的《 自由论坛报 》“证实了”这一推断并且补充了更多的细节。在这位乖僻军官的帮助下，该报第一个披露了这名因叛国嫌疑被捕的上尉的身份。

这名出卖我国的国防机密从而犯下叛国罪行的卑鄙无耻的军官就是德雷福斯上尉。……他于十五天前被捕并且已经全部招供。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把我国的机密出卖给了德国。

很快，其他报纸开始反复报道这名叛国者已经对其可怕的罪行“供认不讳”，并且不断添加着它们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细节。《 不妥协者 》宣称，德雷福斯是一个赌徒，一夜之间就能输掉两三千法郎。巴黎的两家最保守显然也是最可信赖的报纸《 时报 》和《 晨报 》向它们的读者解释说，德雷福斯因为在尼斯迷上了一位被称为“爱情魔术师”的意大利美人而成为一名间谍，这位“出身豪门”的贵妇人是一名意大利间谍，她诱使这位犹太人上尉把从法军总参谋部拿来的机密文件交给她。《 自由论坛报 》的加斯东·梅里发现，德雷福斯另有几个使他身败名裂的情人，他与“巴黎犹太人上流社会的某些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从事间谍和叛国活动的中心的女士”过从甚密。另一些报刊则含蓄地指出，叛国者德雷福斯在派驻布尔日的弹药厂期间，曾经将新型榴霰弹的秘密配方卖给了德国人。

其实，查明所有这些指控的真相并不难。德雷福斯是在德国人获得新型炮弹的秘密很长时间以后才第一次到布尔日工作的。在候审期间他没有认罪；实际上他强烈地表示自己是无辜的。至于他的赌博及其耸人听闻的爱情生活，巴黎警察局长勒皮纳应军方的要求进行了调查。他发现了一位劣迹斑斑的德雷福斯，但是这个人的教名是马克斯。勒皮纳向军方汇报说，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是一个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相当富有的年轻人，极少脱离幸福家庭的怀抱。① 由于他的家境优裕，所以不大可能为了钱财而犯叛国罪。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4）

然而，最重要的是，法国的新闻界－－尤其是由好斗的反犹分子和天主教徒所控制的那部分舆论工具－－认为德雷福斯的罪行昭彰，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国际”正在密谋毁灭法兰西。天主教的《 十字架 》日报发表评论说：“德雷福斯是决心毁灭法兰西民族的犹太人国际的一名间谍。”《 自由论坛报 》则断言：“像德雷福斯这样的犹太人或许只是为犹太大金融家效力的低级间谍。这些犹太大金融家是一个巨大的犹太人阴谋的推动者，这个阴谋是要将我们五花大绑地交给敌人。”

很快，报纸就开始报道犹太人正在向政府施加压力，企图迫使政府撤销德雷福斯案件并且释放这名有罪的上尉。实际上，由于证据不足，政府对于是否进行审判正在犹豫不决。到十二月初的时候，舆论导向已经使法国的所有报纸读者相信德雷福斯有罪。他们期待的不是这位上尉走上法庭的日子，他们期待的是一个军事法庭来证实他们所听信的一切，并对这个犹太人叛国者进行最严厉的法律制裁。尽管死刑已于数年前废除，一些报纸仍在要求判处死刑。慑于舆论的喧嚣，政府确定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为军事法庭开庭的日期。

由于指控德雷福斯的唯一证据只是那份清单，而且笔迹鉴定专家也未能就其为上尉所写达成一致意见，加之上尉本人非常具有说服力地详细说明了这份清单不可能是他写的－－因为清单所列出的许多情报并不为他所知，因此，在庭审第一天结束时，军事法庭看上去似乎将不得不以证据不足而宣布被告无罪释放。陆军部出席审判的观察员乔治·皮卡尔少校就是这样报告的。但是，皮卡尔并不知道他的上司以及他的总参谋部同事、反间谍部门的第三号人物于贝尔·亨利少校当时就已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不顾法律规定而使德雷福斯获罪。皮卡尔的正直不阿终将使他成为德雷福斯事件中最伟大的英雄，代价是使军方蒙受耻辱并且暂时断送了他在军队中的前程。

亨利采取了第一步行动。他是总参谋部里唯一一名行伍出身的军官。出身富贵的军官们对他那种粗鲁直率的军士长作风心怀畏惧，但是毫不怀疑他的爱国精神和正直诚实。根据政府的坚决要求，并且不顾被告方的强烈反对，军事法庭进行的是秘密审判。亨利提出了一项重大指控。他作证说，“一位十分可靠的上流人士”警告他说，在陆军部里有一名叛国者。“叛国者就在那里！”亨利手指被告席上的被告大声喊道。当德雷福斯的律师根据法国法律关于被告有权与指控者当面对质的规定，要求说出这位“十分可靠的上流人士”① 的姓名时，亨利抚摸着自己的军帽回答道：“一个军官脑袋里隐藏着的秘密甚至连他所戴的军帽都不让知道。”主审法官也为他帮腔。“你不必说出这个人的名字。”法官说，“只要你以一个军官的名誉发誓说，这个人告诉你叛国者是德雷福斯就行了。”亨利少校再次大声喊道：“我发誓！”

这对德雷福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在四天的庭审结束时－－确切地说是在审讯结束、军事法庭的法官们宣布休庭以商议他们的裁定之后，一个更具毁灭性的打击即将到来。由总参谋部的一名少校梅西耶·迪·帕蒂·德·克朗侯爵－－这是一位古怪的人物－－协助，梅西耶将军在陆军部为德雷福斯编造了一份秘密档案。他确信，这份档案将在法官结束听证之后休庭研究判决时对他们产生影响。尽管梅西耶将军非常清楚在不通知被告方的情况下将这份档案提交法庭显然是违法的，但在这时他要铤而走险了。这个犹太人必须被定罪。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5）

像许多卷入德雷福斯事件的人一样，身为一个名门世家后裔的帕蒂·德·克朗少校性格乖僻。厌倦了第三共和国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生活的帕蒂上校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幼稚幻想和阴谋诡计的特殊世界里。与其他许多极端保守的军官一样，他被一种想法所困扰：法国到处都是间谍，而这些间谍即使并非全部都是犹太人，也有一大部分是犹太人。两年来，他派人跟踪自己的一位亲戚，因为这位亲戚会说几种外语并且多次出国旅行，所以想必是一名间谍。

这位侯爵马上就为陆军部长编制了一份德雷福斯的犯罪履历，旨在证明这个犹太人的整个军旅生涯都是在从事叛国活动。帕蒂写道，德雷福斯毫无疑问就是向敌人出卖机密军事地图的“默兹河要塞的那个人”；在布尔日将新型榴霰弹的秘密配方交给德国人的也是这个犹太人；当施瓦茨科彭上校写下“无赖D ”时他所指的还是德雷福斯。塞进梅西耶将军的德雷福斯秘密档案中的还有一份在这位犹太人被捕两个星期以后才出现的“证据”。这是一份被法国方面破译的意大利大使馆武官帕尼扎尔迪上校发往罗马的电报。像他的德国同行一样，帕尼扎尔迪对德雷福斯的被捕以及巴黎新闻界耸人听闻的揭露性报道感到迷惑不解。十一月二日，他给罗马发去一封密码电报：“如果D. 上尉与你们没有关系，请给予否认以消除新闻界的议论。”

帕蒂少校篡改了电文以推动德雷福斯案件的进展，电文此时变成了：“D. 被捕。采取了预防措施。已警告密使。”电报就这样塞进了情报二局的德雷福斯档案。帕蒂编造的这个“叛国者”的奇特的履历和履历所提到的那些文件以及梅西耶将军的一封简短附函被装进一个密封的档案袋中，由帕蒂在军事法庭结束听证时私下里偷偷地亲手交给了主审法官。主审法官被要求在法庭作出裁决之前先向他的同事们宣读档案袋里的文件，然后再将档案袋封还帕蒂。正如后来所披露的那样，梅西耶将军打算销毁他本人的附函，而将这份档案中的原始“文件”广为传播。

除了其他内容之外，梅西耶将军在给法官的附函中写道：“叛国者的名字是以 D 开头的。……一般推断：以上犯罪事实乃德雷福斯所为。……出卖尼斯地图的D. 、开具清单者与德雷福斯上尉只能是同一个人。”

如被告律师后来所说，他本可以把这样的“证据”和梅西耶将军的草率推断驳得体无完肤。但他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即使到了那时，最初他还是无法相信，总参谋部和受人尊敬的陆军部长竟敢公然违反刑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编造这样的虚假“证据”，并在不告知他这个被告律师的情况下，偷偷将其交给法庭。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6）

法国军方达到了给德雷福斯定罪的目的。军事法庭一致作出有罪判决。接着，在高等军事学校的阅兵广场上公开举行了一个褫革这位被定罪的叛国者的军职的仪式。仪式的场面十分残忍－－有罪军官的肩章及其总参谋部军裤上的红色军阶纹饰被撕下，他的军刀被折断，与此同时，围观的民众高喊着：“处死犹太人！”① －－以致事隔七十年后只是阅读一下对它的描述仍然让人恶心难耐。褫革军职仪式之后，德雷福斯被送往魔鬼岛。在那里，昼夜持续的要命的闷热天气慢慢地消耗着他的生命。根据法国政府的指示，他被长期囚禁在狭窄的石砌牢房里，一天二十四小时，晚上还要把他的双脚铐在床腿之间的一根铁柱上。由于根本不可能从这个南美沿海的偏僻小岛逃跑，他所受到的待遇只能被看做是一个文明的政府从高度文明的都市巴黎下令实施的一种酷刑。

就政府、军方和普通民众而言，德雷福斯案件就此结束了。叛国者被逮捕并且受到审讯，结果根据法律判了刑。但是，在几个人－－他的妻子和哥哥以及他的律师、一位年长而备受尊敬的虔诚的天主教徒埃德加·德芒热－－的头脑里，德雷福斯肯定是清白无辜的，如果确实有什么叛国行为，那应该是其他军官所为。甚至在乔治·皮卡尔少校的头脑里，也隐隐约约地存在着种种疑问。皮卡尔少校通常并不喜欢犹太人，也不喜欢德雷福斯，而且他还是这位年轻上尉在总参谋部的监督人。作为陆军部出席审判的观察员，他曾因证据不足而困惑。审判结束六个月之后，皮卡尔被任命为情报二局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他的上级要求他调查可能促使德雷福斯背叛祖国的动机－－ 一个仍然令军方首脑大惑不解的问题。皮卡尔根本没有发现德雷福斯的什么犯罪动机，但是他却揭露了另外一些事情，这使他的生活几乎像德雷福斯的生活一样发生了巨变，并且使他的国家和军队陷入了一场新的动荡不安的危机之中，结果是正义终于获得了胜利。

在接下来的十二年时间里，法国将被围绕着这一案件的是非曲直而展开的争斗弄得四分五裂，这场争斗有时近乎一场虽不流血却异常激烈的内战。家庭破裂，老友反目，决斗盛行，政府垮台，前程断送。一些人进了监狱，一些人自杀身亡。街头出现骚乱，暴徒们威胁着要杀死那些胆敢带头对这个被判刑的犹太人的犯罪事实表示怀疑的人。共和国总统被人吐了口水并且遭到棍棒的袭击。整个国家似乎被盲目的仇恨和偏执所吞噬。国家被绝望而歇斯底里地分裂为两个阵营：以右派为主的一方相信德雷福斯有罪；以左派为主的一方在数年以后开始相信德雷福斯是清白无辜的－－他是由反犹主义的反动军官团所操纵、并在最高上诉法院揭露出虚假证词和伪造证据之后继续维持的一次恶意误判的受害者。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7）

早在法国人所谓的事件结束之前很长时间，德雷福斯是否有罪的问题几乎已经从激烈的争论中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关于法国社会道德观念的大论战，这场论战的阴影从那以后一直笼罩着第三共和国。因为对于军方领导人及其在教会和各个保守阶层的支持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德雷福斯是否有罪（ 虽然他们相信他有罪 ），而是即使他是无辜的，让他经受地狱般的折磨（ 就像他正在魔鬼岛实实在在地所经受的一样 ）也比让赖以保卫国家的法国军队的威信和荣誉受到非议要好得多。比起国家的命运和荣誉，一个人的生命和荣誉又有什么意义呢？① 如果坚持以绝对真理和绝对正义对待个人、坚持完全不论种族和宗教信仰而尊重个人的人格就会损害人民对军方领导人的信任并使他们对合法当局失去信心从而削弱国家的力量，那么，坚持这些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国家利益应当置于其他一切之上，纵观历史，个人就像真理和正义一样，要为国家利益作出牺牲。

对这种右派道德观念最具特色的表述出自作家保罗·莱奥托在给为于贝尔·亨利上校－－他承认伪造文件诬陷德雷福斯并在被军方逮捕之后自杀身亡－－的遗孀而发起的募捐活动捐款时所写的附言：“为了秩序，反对正义和真理！”① 尽管亨利上校承认为了帮助证明一个无辜的人有罪而犯下伪造证据罪，他仍然被反德雷福斯阵营视为英雄。正在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兼新闻记者夏尔·莫拉斯－－他将在德雷福斯事件的废墟上创建保王党人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运动“法兰西行动”－－发表在君主主义报纸《 法兰西新闻报 》上的一篇文章首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文章为亨利上校的欺骗行为辩护，认为他的行为不仅是爱国的，而且具有道德依据。莫拉斯写道，亨利制造伪证是一种“忠诚爱国”的行动，他的行为“为的是大家的利益和荣誉”。莫拉斯补充说，亨利上校的牺牲是一位“道德家或政治家”所作出的牺牲。他断言，亨利的行为将“永垂不朽”。

然而，在法国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比右派的道德观念更为古老而且更加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价值观。尽管这种道德观念在动荡的十余年间屡遭挫折，但是，一旦最新发现的证明德雷福斯是一种残忍的非正义行为的受害者的证据在越来越多的公民心中唤醒了这种道德观念，它就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种道德观念只不过是：无论是在什么地方，无论可能导致或者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真理就是真理，正义就是正义；就此而言，社会和军队必须绝对尊重这种道德观念，否则的话，它们就将无法－－也不应该－－继续存在。如果军方已经不公正地判处一个无辜的人犯有叛国罪，就要让它纠正自己的错误。本着这一结论，最初只是私下议论，随后逐步发展成为大声疾呼，迅速出现了“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要求。

那些坚决要求重审的人们－－激进的共和派政治家如乔治·克列孟梭、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如饶勒斯、作家如埃米尔·左拉和阿纳托尔·法朗士、近乎圣徒的青年诗人夏尔·贝玑，以及大学教授和公立学校的教师们－－没有被指控他们“正在危害国家和军队”的罪名吓倒。贝玑正是以国家荣誉的名义为德雷福斯伸张正义的，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荣誉必须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之上，而谎言则会玷污这种荣誉。他在那段日子的后期写道：“追求真理和正义的激情，对虚假事物的难以忍受，对谎言和非正义的无法容忍，占据了我们的所有时间，耗尽了我们的全部精力。”最终，他们将得到回报。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8）

蓝色便条：案件重审

一八九六年三月的一天，德雷福斯开始在魔鬼岛终身服刑一年多之后，法国情报机构截获了一封德国驻巴黎大使馆武官写给一名法国陆军军官的信函。信中要求“对所关心的问题给予更为详尽的解释”。它是寄给巴黎仁爱街二十七号的陆军少校费迪南·瓦尔桑-埃斯特哈齐伯爵的。这是一封气压传送信件，通过气压传送管道投递，由于邮局所出售的用于这种通信方式的信纸的颜色，它在法国被称为蓝色便条。这张蓝色便条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将成为与那份清单同样着名的文件。

“什么，又一名间谍？”当一名下级军官将这封信放在皮卡尔的办公桌上时皮卡尔问道。粗略地看了一下这封信之后，他命令对埃斯特哈齐少校进行例行调查，结果发现埃斯特哈齐是匈牙利一个豪门望族－－埃斯特哈齐家族在整个欧洲都声名显赫－－的后裔。虽然埃斯特哈齐出生在巴黎，但他曾于一八六六年参加奥地利军队与普鲁士作战，并于四年后参加法国军队与同一个敌人作战。他的战时记录是出色的，他的私生活却是另外一种情形。他沉迷于赌博，经常负债。他挥霍妻子的嫁妆，参与各种不正当的金钱交易，并与多个情妇发生纠纷。目前他是驻扎在鲁昂的第七十四步兵团的一个营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申请一个总参谋部情报局的职位，他强调自己通晓七种外语，并且十分熟悉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事务的背景情况。他在情报局里有一个朋友，那就是亨利少校，后者一直在支持他的申请。

在思考蓝色便条的问题时，皮卡尔曾经看到埃斯特哈齐的书面申请，他觉得上面的笔迹有些眼熟。他回想起自己闲暇时正在研究的德雷福斯档案，于是从中抽出了那份清单。他兴奋地请来几位笔迹鉴定专家。他甚至请来了曾经以其在笔迹学经验方面的自信第一个得出结论认为清单为德雷福斯所写的帕蒂少校。此时，这位侯爵恰如当初一样确信，清单为埃斯特哈齐所写。“这当然是同一个人的笔迹！”他惊叫道。其他专家表示同意。皮卡尔于是坚信，埃斯特哈齐－－蓝色便条已经证明他与施瓦茨科彭上校之间存在着叛国通敌的通信联系－－是清单的作者，因此，他也就是那名一直在向德国人出卖军事机密的军官。所以，德雷福斯肯定是无辜的。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了副总参谋长夏尔·贡斯将军，并且敦促军方主动重审德雷福斯案件，以平息舆论关于军方正在设法永久维持不公正判决的指责。他提醒他的上司，得到越来越多政界要人支持的德雷福斯家族正在坚决要求重新进行一次审判。他主张，军方应当首先采取行动。假如贡斯将军接受了这一忠告，军队也许可以避免很快就将出现的信任危机，国家肯定也将因此而避免动摇其根基的社会危机。对于军队来说，这是一个体面退却的大好机会，只要承认可能作出过一次不公正的判决。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9）

但是，贡斯将军不是那种愿意以这种方式损害军队的军官。他申斥刚刚晋升为中校的皮卡尔不要试图把这两起案件搅和在一起。“德雷福斯案件已经结案，”他顽固地说。“何况，”他接着说，“这个犹太人是否呆在魔鬼岛与你有什么关系?”

“他是无辜的。”皮卡尔回答道。

贡斯将军审视了这位自命不凡的年轻中校片刻，然后说道：“只要你保持沉默，就不会有人想到去发现什么问题。”

“将军，”皮卡尔喊道，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您的话太可怕了。我不知道我会做些什么。但是我不会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

皮卡尔知道的下一件事是贡斯将军下令将他调往突尼斯前线，法国军队正在那里与阿拉伯人进行着零星的战斗。据后来的法庭证词显示，有些将军希望这位制造麻烦的中校最好不要从突尼斯活着回来。

但是，皮卡尔比他的上司所意识到的要坚强得多。他在其他方面也不同于大部分普通军官。作为一个对历史、哲学和文学兴趣浓厚的人，他那富有修养的头脑从未停止过思考，因此，他的视野比他的大多数同事开阔得多。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性格坚强，对于超越所有职业考虑的理想的正义怀有一颗赤诚之心。他在警告自己的上司时曾经说过，他不会把德雷福斯无辜受害的秘密带进坟墓。他说话是算数的。

一八九七年四月二日，他以个人名义给共和国总统写了一封信，阐明他深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指出真正的叛国者是埃斯特哈齐，而德雷福斯则受到了陷害。他没有将这封信付邮，而是在两个月后他要离开巴黎时把它留给了自己的朋友兼律师路易·勒布卢瓦，嘱咐后者在他死去之后将这封信交给总统。在勒布卢瓦发誓保守秘密的情况下，皮卡尔把所发现的证据透露给他的这位律师。后来他同意，勒布卢瓦可以把事实真相告诉某些关心这起案件的可以信赖的国民议会议员，条件是不得说明他是这些消息的来源。正是后面这项举动最终激怒了那些将军以及其他反德雷福斯分子，导致皮卡尔遭到贬黜和监禁，而勒布卢瓦则一度被取消作为律师在法国出庭的资格。

但是，真相立即泄露出去并且传播开来。受人尊敬的参议院副议长奥古斯特·舍雷-凯斯特纳开始对案件产生兴趣。他是一位保守的实业家，与德雷福斯、皮卡尔和勒布卢瓦一样，他也是一位阿尔萨斯人。激进的共和派政治家、来自旺代的报纸主编乔治·克列孟梭同样对案件关注起来。他看上去像是一个蒙古人，具有岩石般坚毅的性格、对迷途人类的强烈的怀疑主义态度以及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上任何人都无法遏制的激情。最初他也像几乎所有其他人一样相信德雷福斯有罪，并且曾经用其惯用的激烈言辞谴责过这个“叛国者”。但是，在事实真相逐渐水落石出的过程中，他全力为案件的重审大声疾呼，多年来日复一日坚持不懈地向军方和政府施加压力，直到最后，他为自己主办的《 震旦报 》撰写了八百多篇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文章。不久，他将在自己的专栏里刊登一篇由一位着名小说家撰写的文章。就在合法当局以为重审案件的要求被彻底扼杀了的时候，这篇文章使案件闹得沸反盈天。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10）

此时事态发展得越来越快。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一直竭尽全力争取还自己兄弟清白的马蒂厄·德雷福斯公开检举埃斯特哈齐是清单的作者。埃斯特哈齐要求在军事法庭受审以还自己的清白，军方接受了他的要求。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一日，法官经过三分钟的商议之后一致裁定埃斯特哈齐无罪。当天晚上，大批民众拥挤在街头高呼“埃斯特哈齐万岁！军队万岁！处死犹太人！”第二天，为指控埃斯特哈齐出庭作证的皮卡尔上校遭到逮捕，并被关押在瓦莱里安山军事要塞。

在接下来的一月十三日这一天，小说家埃米尔·左拉致共和国总统的一封公开信突然出现在德雷福斯事件的舞台上。它发表在《 震旦报 》上，克列孟梭的编辑才华灵机一动，给了它一个将使其闻名世界的标题：《 我控诉！ 》（ J’Accuse！ ）。这封公开信标志着德雷福斯事件的伟大转折点。它似乎表明，在法国，笔终究比剑更有力。

作为一位有争议的小说家，这时的左拉正值自己的名声鼎盛时期；他受到赞扬，也遭到攻击；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西方世界拥有广泛的读者。他的二十卷本系列长篇小说《 卢贡-马卡尔家族 》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他正在完成题为《 三城市 》的长篇小说三部曲的第三部《 巴黎 》的创作。他的世界级声誉已经给他的作品带来了可观的销量，从而使他得到了大笔的金钱。他没有必要进一步博取名声，尽管反德雷福斯分子立即指责他是在沽名钓誉。

他的公开信言辞激烈，控诉有力。他指名控诉那些将军，特别是此时已是一名上校的帕蒂·德·克朗，蓄意诬陷德雷福斯；他控诉军方直接下令判决真正的叛国者埃斯特哈齐无罪。他在公开信的末尾向政府和军方提出挑战，问他们是否敢于以诽谤罪将他送上法庭。

挑战被接受了。在军方的催促下，政府立即采取行动起诉左拉。但是，由于拿定主意决不撤销对德雷福斯案件的判决，政府只对左拉控诉“军方下令判决埃斯特哈齐无罪”提起公诉。这就可以防止被告提出军方诬陷德雷福斯的证据。

喧闹的审讯持续了两个星期，而陪审团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判决左拉有罪。他被处以最严厉的刑罚，监禁一年，罚款三千法郎。那天他能活着回家应该算是幸运的。拥入审判大厅走廊的暴民们高喊“处死左拉！处死犹太人！”，他们想对左拉施以私刑。当天晚上，左拉的住所遭到愤怒的示威者的石块袭击。① 就连朱尔·梅利纳总理也参与了这场反犹骚乱。他对国民议会说：“愚蠢地使这种积蓄已久的仇恨行动释放出来的犹太人给自己－－犹太人和那些似乎以毒化社会环境和煽动血腥仇恨为乐的知识分子精英－－招来了一个不容异端的世纪。”他保证，“从今天开始”，将以“最严厉的法律手段对付他们”。国民议会对他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并以四百二十八票对五十四票通过了一项决议：

国民议会吁请政府大力镇压这一场由外国金钱资助的为叛国者德雷福斯－－法庭根据二十七名法国军官的证词一致判决德雷福斯有罪，而他本人也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恢复名誉的……丑恶运动。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11）

此时几乎像德雷福斯一样成为军官团仇恨对象的皮卡尔上校从容而坚定地在审判左拉的法庭上作证，证明军方用以指控德雷福斯的主要文件－－意大利大使馆武官指名道姓的说德雷福斯是间谍的一份文件－－显然是伪造的。一八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左拉被判有罪三天之后，皮卡尔因其行为与军人身份不符而被军队开除军籍。他的律师勒布卢瓦则因与其朋友和委托人有牵连而被取消作为律师出庭的资格六个月。

德雷福斯事件看来终于被镇压下去了。如果不是因为军方和坚信德雷福斯有罪的新任陆军部长－－ 一位名叫戈德弗鲁瓦·卡韦尼亚克的忠实的共和派众议员－－过于自信的话，德雷福斯事件可能已被永久性地镇压下去了。一八九八年七月七日，卡韦尼亚克在国民议会起立发言，决心彻底结束由德雷福斯案件引起的动乱。他宣称军方拥有证明德雷福斯有罪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并且第一次将这些证据公之于世。他向议员们宣读了三份用以控告德雷福斯的文件。在这些文件中，德国和意大利武官谈到了“无赖D ”，而帕尼扎尔迪上校实际上指名道姓地说德雷福斯就是间谍。全体议员向卡韦尼亚克的勇气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国民议会经过投票一致同意将陆军部长演说的全文张贴在全国三万六千个市镇的公告栏里。这位新上任的文职陆军部长一时间成为英雄人物。在他的胜利的鼓舞下，有人向内阁建议，以阴谋破坏国家安全罪将包括舍雷-凯斯特纳参议员、克列孟梭、左拉、皮卡尔以及另外二十个人在内的德雷福斯的主要支持者带到行使最高法院职权的参议院进行审判。

接着，卡韦尼亚克开始遭殃了。七月十日，当时已被军队开除的皮卡尔给总理写了一封信，对盲目相信卡韦尼亚克表示遗憾。这封信立即被克列孟梭发表在《 震旦报 》上。

由于陆军部长向国民议会引述了据称是赖以给德雷福斯定罪的三份秘密文件，我认为有责任告诉您，我能够在一个适当的法庭上证明，一八九四年的那两份文件与德雷福斯无关，而日期标明为一八九六年的那一份则布满了伪造的痕迹。

卡韦尼亚克勃然大怒，下令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逮捕皮卡尔。埃斯特哈齐也被逮捕－－不是以涉嫌叛国罪，而是被控道德行为不符合军官身份。局势再次紧张起来。

为了回击皮卡尔对于伪造证据的指控，陆军部长命令总参谋部的年轻军官路易·屈涅上尉重新检查德雷福斯的档案，以确定他所引述的那几份文件的可靠性。使卡韦尼亚克震惊的是，这位年轻军官很快就发现，被陆军部长在其伟大的演说中作为证明德雷福斯有罪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而引述的三份文件之一，即意大利大使馆武官写给施瓦茨科彭的指名道姓地说德雷福斯是犯罪者的那封信是伪造的－－最有可能出于亨利上校之手。陆军部长亲自将亨利上校召来严厉训斥。在总参谋长及其副手在场的情况下，亨利上校承认了伪造文件的行为。他当场被捕并被关押在瓦莱里安山军事要塞。向新闻界通报了亨利上校的供述。第二天，亨利被发现死在他的床上，他用剃须刀片切开了自己的喉咙。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12）

虽然承认了自己的伪造行为，亨利上校却没有向卡韦尼亚克交代任何细节。不过，这些细节并没有与他一起进入坟墓。后来它们真相大白。一八九六年，当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呼声逐渐高涨时，亨利上校认为，也许用得着更多的指控那位已被判刑的上尉的“证据”。一张由帕尼扎尔迪上校写在意大利大使馆专用信笺上的邀请施瓦茨科彭上校赴宴的便条被法国情报机构截获并交给了亨利。亨利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他请来一个形迹可疑的家伙，此人名叫勒梅西埃-皮卡尔，擅长伪造笔迹。在他们找到的一张与意大利大使馆专用信笺相同的空白信纸上，亨利让勒梅西埃-皮卡尔抄写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函：

亲爱的朋友，我听说一位众议员将向陆军部长质询有关德雷福斯的问题。如果罗马要求新的解释，我当然要说我从来没有与那个犹太人有过任何交往。如果问到你，你也会这样说吗？没有人会发现究竟是谁与他联系过。

然后亨利就把这封信与帕尼扎尔迪在原来那张便条上的签名一起贴在了意大利大使馆的专用信笺上。正是这份文件经过屈涅上尉的仔细检查之后被发现是伪造的。屈涅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就这样捅了一个马蜂窝。他因为自己无意中给陆军部长和军队带来这么大的麻烦而悔恨不已，经常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在其余生中频繁发表文字和言论宣称德雷福斯有罪，试图弥补自己的过失。

勒梅西埃-皮卡尔没有比亨利多活几天。一天，在亨利从前的一位副官探访之后不久，他被发现在自己的牢房里上吊自杀了。

在得知亨利自杀的消息之后，埃斯特哈齐虽然可能因为觉得牵连到自己的一些秘密从此将永远不会暴露而松了一口气，不过，他还是决定最好离开这个国家。被捕之后，他因道德指控在军事法庭受审并被军队开除。他马上越过法比边界，然后从比利时逃往伦敦。受人尊敬的总参谋长布瓦代弗尔将军因在审判左拉的法庭上作证说这份文件真实可信而引咎辞职，他承认受到亨利上校的欺骗。尽管置亨利伪造证据的事实于不顾而顽固坚持认为德雷福斯有罪，卡韦尼亚克也辞去了自己的职务。也许他并不了解亨利上校所犯伪造罪的严重程度。他显然不知道，在加罪于德雷福斯的狂热心情驱使下，这位诡计多端的上校还凭空杜撰了德雷福斯写给德国皇帝本人的七封书信以及威廉二世的一封回信。由亨利上校提供的这些信件的摘要于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在罗什福尔的《 不妥协者 》报上。

伪造这些信件的目的旨在证明德雷福斯曾经写信给德国皇帝要求在德国军队里得到一官半职。威廉二世通过德国驻巴黎大使回答说，德雷福斯作为一名德国间谍继续留在法国军队中可以为德国提供最有效的服务。随后的信件“表明”，德雷福斯接受了这一建议。虽然德国皇帝至少一度抱怨“这个无赖”胃口越来越大，但是，这个讨厌的家伙还是有用的。在法国政府于信件摘要发表当天正式作出否认并且声称这些“信件”根本就“不存在而且从来没有存在过”之后，罗什福尔向他的读者保证，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撒谎”，而这些信件都是真实的。他声称，这些信件的原件均已退还德国大使馆，但是它们的照片还保存在法国军队的档案中，并且给审判德雷福斯的军事法庭的法官们看过。正是以这些信件为依据，罗什福尔补充说，这个犹太人才被判定犯有叛国罪。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13）

“法兰西在哪里？法国人民的情况如何？”克列孟梭不久之后发出这样的悲鸣。的确，当一个人就像此时身陷囹圄的皮卡尔上校公开宣誓作证所说的那样被人用非法提交给法庭的伪造证据判决犯有叛国罪时，法兰西在哪里？当一个军事法庭可以为埃斯特哈齐掩盖罪行而另一个民事法庭却判决左拉有罪时，法兰西在哪里？当一名承认伪造证据诬陷这位犹太人上尉并且宁愿自杀也不愿面对自己行为后果的上校竟然被拥戴为真理的殉道者时，法兰西在哪里？一位对这样一个是非颠倒的道德世界感到迷茫的外国人曾向年轻的法国记者保罗·布吕拉询问：“在这个国家里，诚实的人都到哪儿去了?”他所得到的回答是：“他们都被吓坏了。”① 6

在这种被恐惧和仇恨毒化了的环境中，第三共和国正在受到进一步的削弱。至少有两个小集团认为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企图推翻第三共和国。那位被判刑的军官的妻子露西·德雷福斯夫人已经正式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重新进行审判。十月二十九日，最高上诉法院刑事法庭同意重审案件。几个星期之前，当人们预料到法院将会作出这一决定时，新闻界和国民议会已经掀起了一场新的风暴。刑事法庭的法官们被指控为准备把法国出卖给德国。人们指责他们是卖国贼。《 不妥协者 》报的罗什福尔提议挖出每个法官的眼珠－－这是对待卖国贼的唯一办法。编辑和议员们叫嚷着，如果把德雷福斯案件的机密文件交给这样一个法庭的法官们过目的话，第二天这些文件就会出现在德国皇帝的手中。

在这场混乱中，保王党人死灰复燃了。流亡的奥尔良派王位觊觎者在法国的代理人深受鼓舞，以致开始起草国王未来的大臣、高级文武官员以及地方行政长官的名单，并且急电正在波希米亚狩猎的奥尔良公爵，要他在国民议会秋季会期开始之前的十月二十四日回到邻近法国的布鲁塞尔。几个月之后，当一场新的危机发生在共和国总统的葬礼期间时，这位王位觊觎者被安排在法比边界附近守候，随时准备踏上前往巴黎的短途旅程，到那里去加冕为王。

一八九九年二月十六日傍晚，来自勒阿弗尔的前皮革商人、担任共和国总统之前曾长期在国民议会以及历届内阁中任职的费利克斯·富尔在爱丽舍宫他自己的办公室里突然死于中风。迅速传遍巴黎的关于富尔死亡情况的谣言很可能是有事实根据的。这些谣言提到，在总统中风之前的几个小时里，一位画家的年轻美貌的妻子一直呆在总统办公室的长沙发上。在把总统夫人请来之前，画家的妻子被从一道侧门迅速而神秘地带离了这个高贵的房间。无论如何，关于总统死因的众说纷纭－－激进的民族主义者领袖保罗·德鲁莱德的报纸指控犹太人杀害了总统－－也许有助于暂时缓和由德雷福斯事件造成的紧张局势。但是，比总统的死因更重要的事实是，他的去世使坚决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阵营失去了一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两天之后，国民议会选举埃米尔·卢贝－－ 一位出生于小城市的温和派律师－－继任富尔的职位。众所周知，卢贝赞成在法庭上给德雷福斯一个新的机会。这个理由足以使反对德雷福斯的新闻界对卢贝歇斯底里大发作。当这位新选出的总统从凡尔赛的选举大会返回巴黎时，他在大街上受到由德鲁莱德及其极端民族主义的爱国者联盟所组织的充满敌意的暴徒的迎接。德鲁莱德从前是一名布朗热的支持者，这时有人怂恿他率领暴徒闯进爱丽舍宫赶走新任总统。他决定等到二月二十三日为富尔举行葬礼时采取行动。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14）

衣袋里装着一张公然呼吁废除一八七五年宪法的声明的德鲁莱德由作家莫里斯·巴雷斯陪同在民族广场聚集了他的追随者，一些来自其他反犹主义和保王党人组织的流氓恶棍壮大了他的队伍。他的计划是拦住从葬礼上返回的军队，说服他们的指挥官与他的队伍一起向总统府进军，他将在那里接管政权。据说，他知道奥尔良公爵已经到达边境地区并且对此感到不快，因为他是一名坚定的共和派人士，只不过他想要的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共和国，一种如布朗热（ 和路易·拿破仑 ）曾经要求过的由公民投票而不是由国民议会投票决定国家事务的共和国。

当走在军队最前面的罗热将军到达时，德鲁莱德拦住了他，恳求他率领军队掉转回头向爱丽舍宫进军。但是，这位骑在马背上的将军非常谨慎，因此对德鲁莱德的请求不感兴趣。他拔出军刀将这名煽动闹事者赶到一边，率领军队回到附近的兵营。在那里，他以扰乱治安的罪名派人逮捕了德鲁莱德及其追随者。尽管这件事情以闹剧收场，但是，假如处在罗热将军位置上的是另外一些更为同情德鲁莱德的将军中的任何一位的话，德鲁莱德的计划很可能就成功了。

共和国又一次受到了威胁。接下来在八月份，当德鲁莱德与奥尔良派成员、波拿巴主义者以及反犹分子的头目勾结起来策划一起新的反政府阴谋时，当时已由更加积极的瓦尔德克-卢梭总理领导的法国政府逮捕了这伙阴谋分子，并将他们押送行使最高法院职权的参议院进行审判。此前曾因二月二十三日事件被巴黎的一个陪审团迅速判决无罪的德鲁莱德这一次被判决有罪，并被判处逐出法国，流放十年。

反德雷福斯的势力叫嚣说，最高上诉法院刑事法庭的法官们正在阴险地密谋为那个被判刑的犹太人恢复名誉。在这一叫嚣的威胁下，国民议会－－严重违反宪法地－－通过了一项法律，将上诉案件的管辖权转交给由最高上诉法院全部三个法庭组成的合议庭。据认为，该合议庭的大多数法官都反对重审。

不管他们有什么先入之见，在听取了证据介绍以及由法院民事法庭庭长所起草的关于本案的报告之后，四十六名法官于一八九九年七月三日作出裁定，撤销对德雷福斯的有罪判决，指令雷恩军事法庭重新进行审判。在魔鬼岛上度过了将近五年的监禁生活之后，德雷福斯被带回到另外一个军事法庭上。顺便说一下，帕蒂·德·克朗侯爵因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犯有伪造文件罪而被监禁于谢尔什-米迪军事监狱；皮卡尔上校在被关押了三百二十四天之后获释；左拉相信正义最终取得了胜利，在流亡英国十一个月之后返回巴黎。

由于亨利上校的坦白交代和自杀身亡，由于帕蒂的被捕，最重要的是由于最高上诉法院所作出的决定－－这一决定否决了当初被用来给德雷福斯定罪的那些“证据”，人们普遍认为雷恩军事法庭很快就会宣判德雷福斯无罪。但是，这就低估了法军总司令部的愚蠢以及反德雷福斯阵营中极端分子的疯狂。那些极端分子这时叫嚷着要判处德雷福斯上尉死刑，并要将法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驱逐出境。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15）

在雷恩这座沉闷的城市里，新的军事法庭于一八九九年八月七日开庭，审讯持续了四个星期。离四十岁生日还有两个月的德雷福斯看上去像是一位老人，他的头发已经灰白，魔鬼岛上五年地狱般的生活使他的身体虚弱无力，但是他的头脑依然反应机敏，他的证明自己清白无辜的决心依然像以往一样坚定。当所有走上证人席作证的年老的将军们再次表明他们相信他有罪时，当所有被最高上诉法院作为伪证否决了的证据重新提出时，他似乎感到心灰意冷。退役之后不久就被选进参议院的梅西耶将军带领着这么一伙人。正是他，背着被告一方将所谓的证据偷偷塞给进行一审的军事法庭。最高上诉法院已经正式指出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他却恬不知耻地宣称是他的道德责任和爱国义务促使他这样做的，而且他还改头换面地继续使用所有过去的旧材料，不论是不是伪造的。由于他的地位和声望，他压服了法庭那些较为年轻的军官。

经过一个月－－法庭曾因被告的主要律师费尔南·拉博里被一名迄未抓获的狂热分子枪击受伤而不得不暂停审理－－的听证之后，七名法官于九月九日作出判决。他们以五票对两票判决德雷福斯犯有叛国罪，但是有从轻处罚的情节。他的刑罚被减为十年监禁。

除了那些狂热的反德雷福斯分子之外，这一判决在所有人看来都是荒谬的。犯下叛国罪行时怎么会有从轻处罚的情节呢？克列孟梭在《 震旦报 》上再次表达了对在法国寻求正义的绝望。

什么从轻处罚的情节！……明天，茫然不知所措的人们会问，曾使我们成为全人类真理和正义扞卫者的历史传统还剩下些什么。……法国现在是一个不能保障其公民的自由、生命和名誉的国家。

瓦尔德克-卢梭总理也对曾经忠实履行其对真理的义务的军方大失所望。他决心不让雷恩的判决生效，而他知道第三个军事法庭也只能去做前两个军事法庭已经做过的事。他决定请共和国总统赦免这个被判刑的人。克列孟梭、皮卡尔以及另外一些不惜牺牲自己的前途为德雷福斯辩护的人表示反对。他们坚持认为，如果德雷福斯接受了赦免，那就表示他承认自己有罪。而且这将给皮卡尔的生活蒙上一层阴影，尽管他已被政府从军事监狱里释放出来，但是仍然被军队开除了军籍。

雷恩判决压垮了德雷福斯。他的精神崩溃了。最高上诉法院复审第二个军事法庭的判决还要花费一段时间，而他看上去似乎未必能在又一次漫长的等待之后活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听从他的家人以及大多数朋友的劝告，他同意接受赦免，但是并非无条件接受。由饶勒斯代笔，他给共和国总统写了一封信：

共和国政府恢复了我的自由。如果不能恢复名誉，自由对我毫无意义。从今天开始，我将继续争取纠正我仍然是其受害者的可怕的错误判决。我想通过最终判决让全法国知道，我是清白无辜的。

一八九九年九月十九日，在德雷福斯第一次被当做叛国者判罪将近五年之后，他走出雷恩的军事监狱，获得了自由。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16）

最后，他所要求的“最终判决”洗清了他的罪名，恢复了他的名誉。皮卡尔上校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在七年之后的一九○六年七月十二日，最高上诉法院的三个法庭再次组成合议庭，撤销了雷恩军事法庭的判决。合议庭裁定，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对这个被判有罪之人不利的证据，事实上，他是“被错误而非法地”判决有罪的。禁止对该案件进行任何重审。在这个具有如此顽固偏见和澎湃激情的动荡的共和国里，用了十二年半①的时间才实现了正义；不过，正义终究实现了。

国民议会通过了政府关于恢复德雷福斯和皮卡尔两人军职的议案。德雷福斯晋升为少校，并被授予荣誉勋位团② 的骑士勋章。泰然经受了军中同僚肆意侮辱的皮卡尔上校以最佳资历晋升为准将，并于一九○八年担任克列孟梭政府的陆军部长。他始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对于那些曾经如此残酷地迫害过自己的将军没有进行任何报复。看过那些证据之后，他只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坚持认为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他相信，坚定不移地忠于真理和正义就能最好地为军队和祖国服务。

直到一九三一年，德雷福斯第一次被判有罪三十七年之后，某位随时可以指出究竟是德雷福斯还是埃斯特哈齐犯下了向德国人出卖军事机密的罪行的人士的证言才公之于世。一九一七年在柏林去世的施瓦茨科彭所留下的一些文件终于发表了。7 尽管这些文件并未澄清德雷福斯事件的所有疑点，但是，它们的确证明德雷福斯完全无罪，并且揭露埃斯特哈齐少校就是向德国驻巴黎大使馆武官出卖军事机密的那名法国军官，他还是那份着名的清单的作者。虽然施瓦茨科彭明白，大胆地说出真相可以防止－－或者立即纠正－－ 一起骇人听闻的冤案，但是，他以德军总参谋长、甚至包括德皇威廉二世本人不许他披露事实真相为由为自己的终身沉默进行了辩解。毕竟，任凭法国受到德雷福斯事件的分裂和削弱对德国是有利的。而且，由于从事间谍活动的军官总是习惯性地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假如他在当时说出真相，又有谁会相信呢？另外，由于他在德雷福斯被囚禁于魔鬼岛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从埃斯特哈齐那里继续得到有用的军事情报，他怎么可能暴露自己真正的联系人呢？他在自己的文件里坚称，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当他因调回柏林任职而正式告别巴黎时，他曾以一个军人的荣誉向法国总统保证，他与德雷福斯没有任何往来，而且就他所知，那个被判有罪的人是无辜的。当然，他没有提到埃斯特哈齐。

但是，他的文件相当详细地叙述了他与埃斯特哈齐的关系。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日，这位不速之客第一次来到他的办公室，向他解释说自己需要金钱，表示愿意向德国人提供法国的军事机密文件。施瓦茨科彭进一步描述了埃斯特哈齐的频繁到访，包括一八九四年九月一日的那一次。当时这位法国军官交给他几份后来列在清单上的文件，他当即付给对方一千法郎（ 二百美元 ）现金。施瓦茨科彭说，在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埃斯特哈齐平均每两个星期来德国大使馆见他一次，交给他一些“极有价值”的法国军事机密。这位德国军官说，他于一八九六年三月－－德雷福斯开始在魔鬼岛服刑一年多以后－－断绝了与埃斯特哈齐的关系，因为后者再也没有什么情报可以出卖了。正是在这个月，皮卡尔发现了蓝色便条。施瓦茨科彭承认他曾经写过这张便条。施瓦茨科彭与埃斯特哈齐断绝关系可能还因为他感到法国安全部门正在紧紧地盯着自己，虽然他没有这么说。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17）

他在回忆录中还澄清了另外一个疑点。他声明，他在一封被截获的写给帕尼扎尔迪上校的信中所提到的那个曾经交给他十二幅尼斯军事地图的“无赖D ”实际上是地图学会一位名叫迪布瓦的职员。梅西耶将军对两个军事法庭都说“无赖D ”只能是德雷福斯。而法国方面起初怀疑过迪布瓦，但是随后又消除了对他的怀疑。施瓦茨科彭说，迪布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卖给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许多军事地图。

施瓦茨科彭透露，埃斯特哈齐和迪布瓦在德雷福斯被判刑之后继续长时间向他提供机密地图和文件。这似乎证实了情报二局的看法，虽然德国人无法再从德雷福斯那里获得情报，但是仍然有机密军事情报继续流入德国人手中。①

在第三共和国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德雷福斯事件比任何其他社会动乱更清楚地暴露了法国社会的严重分歧。激进的共和派在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下最终战胜了右翼势力，然而，他们两派之间的争斗却愈演愈烈，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他们越来越像是居住在两个分开的相互敌对的世界里，不仅存在政治分歧，而且在对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基本态度上也存在着分歧。没有宽容，没有理解的胸怀，而只有宽容和理解才可能使他们为了民族团结的利益达成和解。由大革命在两个法国之间筑起的高墙又增加了更为壮观的一层，它已经被六月的日子、十二月二日、巴黎公社、五月十六日和布朗热运动等一系列接连发生的危机不断地一层一层地越筑越高。①

不仅在围绕德雷福斯所进行的争斗中扮演了如此不光彩角色的军队受到了削弱，国家也被削弱了。整整十年来，由于受到德雷福斯事件的困扰，国家几乎无法关注另外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济停滞、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缓慢、劳资冲突、出生率下降、外交政策－－在莱茵河彼岸那个统一的、生机勃勃的、奉行军国主义政策的、越来越好战并且跃跃欲试的德国正在形成新的威胁的时候的外交政策。

注释：

1 除了巴黎的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中的大量文件和文献之外，还有许多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着作。最详尽的研究着作是约瑟夫·雷纳克的《 德雷福斯事件史 》，七卷（ 1901-1911 ）。雷纳克是国民议会机会主义派的一位活跃的领导人。法国反德雷福斯的最佳着作是亨利·迪特雷-克罗宗的《 德雷福斯事件概况 》（ 1909 ）。德雷福斯本人在《 我生命中的五年 》一书中叙述了自己的囚禁生活，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为该书的一九六二年版写了序言。

新近在法国出版的着作包括：莫里斯·博蒙的《 德雷福斯事件的根源 》（ 1959 ）；吉斯卡尔·德斯坦的《 从埃斯特哈齐到德雷福斯 》（ 1960 ）；H . 吉耶曼的《 埃斯特哈齐之谜 》（ 1962 ）；H . 马泽尔的《 德雷福斯事件始末及其心理分析 》（ 1934 ）；皮埃尔·米克尔的《 德雷福斯事件 》（ 1959 ）；G . 沙朗索尔的《 德雷福斯事件和第三共和国 》（ 1930 ）和雅克·凯泽的《 德雷福斯事件 》（ 1946 ）。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18）

新近出版的最生动的英文着作之一是尼古拉斯·哈拉斯的《 德雷福斯上尉：集体无意识的故事 》（ 1955 ）。盖伊·查普曼的《 德雷福斯案件 》（ 1955 ）和道格拉斯·约翰逊的《 法国和德雷福斯事件 》（ 1967 ）是在对新旧材料进行的极其扎实的研究基础上写成的，但是在我看来，它们似乎偏爱那些捏造罪名将德雷福斯囚禁在魔鬼岛上的人而对反对他们的另一些人抱有成见，尤其是皮卡尔上校，约翰逊对他特别不公平。他们倾向于淡化德雷福斯事件以及随后产生的反犹主义恶性膨胀的后果给法国社会造成的破坏。对这种恶性膨胀更出色的描写见罗伯特·F. 伯恩斯的《 现代法国的反犹主义 》，第二卷（ 1950 ）。

帕特里斯·布塞尔的《 德雷福斯事件和新闻界 》（ 1960 ）是一本杰出的着作，它包括一份实用的简明扼要的参考书目。听证会和审讯的记录最后全部发表了。

2 见弗朗索瓦·戈盖尔：《 第三共和国的党派政治 》，一九五八年第三版，第98-100页。

3 夏伊勒：《 第三帝国的兴亡 》，第933页。

4 莱奥托的抗议信和瓦莱里的陈述被帕特里斯·布塞尔引述，见《 德雷福斯事件和新闻界 》，第196-197页。

5 索尔·K . 帕多弗：《 战败的法国 》，第312页。

6 尼古拉斯·哈拉斯：《 德雷福斯上尉：集体无意识的故事 》，第124页。

7 马克斯·冯·施瓦茨科彭：《 德雷福斯事件的真相－－施瓦茨科彭文件 》，纽约，一九三一年。

8 亨丽埃特·达尔代纳：《 德雷福斯事件真相 》（ 1964 ）。

① 一八八八年，由着名的苏伊士运河开凿者费迪南·德·雷赛布为开凿一条穿越巴拿马的运河而设立的公司破产，给公司股票持有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中产阶级投资者－－造成了大约三亿美元的损失。随后由政府调查人员和各种法庭审理所查明的情况揭露出一起惊人的营私舞弊案。在这起案件中发现，这家公司为了避免破产而重金收买了数位内阁部长、大约一百五十名国民议会议员以及法国几乎所有的重要报纸。其中几个人被起诉到法院，在所有受贿者当中，只有一个人被定罪判刑，仅仅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坦白交代的政客。（ 正如一些法国历史学家曾经开玩笑似的指出的那样，这证明了一个将被绑赴断头台的贵族所给予的忠告的正确性：“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坦白交代！” ）

然而，在关于巴拿马丑闻的一片喧嚣声中，人们指责的主要不是那些受贿的政客和报社老板，而是为这家公司实际进行贿赂活动的三位出资人。他们都是犹太人。这一事实在法国迅速掀起了一阵反犹运动的新浪潮。巴拿马丑闻还产生了一种后果，它与后来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几起金融丑闻而产生的后果颇为相似：法国民众不再信任治理着第三共和国的那些政客，甚至不再信任共和国本身。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19）

① 后来有证据表明，像许多军官一样，德雷福斯的确曾与另外一些女人有过风流韵事，尽管他在受审时对此矢口否认。

① 这位“十分可靠的上流人士”很可能是前西班牙大使馆武官巴尔·卡洛斯侯爵，一个在社交界名声不佳的人物。他曾警告二局的一名特工说：“在你们的羊圈里有几只狼。”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提到过德雷福斯的名字，但是，亨利少校此时坚信，这名犹太人上尉就是罪犯，而且为了使之受到严惩，亨利少校什么卑鄙勾当都干得出来。

① 第二天，《 自由论坛报 》评论道：“这不是一个个人因为一起个人犯罪而在这里被褫革军职。整个民族的耻辱赤裸裸地暴露在这里。”

① 阿道夫·希特勒曾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国家。个人终归难免一死。超越个人生命的是国家。”3

① 组织这次募捐活动的反犹日报《 自由论坛报 》删掉了“反对”这个词，结果这句话在发表时就成了“为了秩序、正义和真理”。莱奥托提出抗议并且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除非这个错误得到纠正。他写信给这家报纸：“你们使我说我是为了正义和真理，而我却是反对正义和真理的。”（ 有这样一种说法，莱奥托是一名“坚定的”德雷福斯阵营成员，他是想用这句话来讽刺反德雷福斯阵营。－－译者 ）在捐款者名单上的其他人当中，有后来成为着名诗人、散文家和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保罗·瓦莱里，他说他的捐款行为“并非没有经过深思熟虑”。4 一位名叫魏刚的年轻的陆军上尉为亨利上校的纪念碑捐献了十法郎。他的政治立场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5

① 对左拉的判决由于技术原因而被撤销并且安排了重审。在左拉拒绝出庭之后，一八九八年七月十八日，凡尔赛法院再次判决左拉有罪。左拉在被捕入狱之前经其律师劝说逃往伦敦。显然，他或他的律师失去了信心，认为在法国当时的环境下任何人都不会受到公正的对待。

① 就像许多诚实的美国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麦卡锡时代被吓坏了一样。

① 原书如此。应为十一年半。－－译者

② 荣誉勋位团为拿破仑·波拿巴于一八○二年在法国设立的一种荣誉勋位，授予以其卓越的行为对法国的声誉作出杰出贡献的平民、军人和神职人员。－－译者

① 在法国，并不是所有反德雷福斯分子都相信施瓦茨科彭文件所披露的事情。一九六四年，法国出版了亨丽埃特·达尔代纳夫人所写的一本书。8 她是前陆军部长卡韦尼亚克的女儿。人们应该记得，这位陆军部长不顾他所得到的亨利上校关于伪造证据的供述，坚信德雷福斯有罪。他的女儿仍然相信德雷福斯有罪，而且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绝对态度。也许确如历史学家所说，没有经历过德雷福斯事件的人们完全无法想象曾经出现在法国的那种狂热而丑恶的偏激情绪。不过，阅读达尔代纳夫人的着作有助于进行这样的想象。在事件过去半个多世纪之后，她像当年所有歇斯底里般狂暴的反德雷福斯分子一样声嘶力竭和情绪冲动，并像他们一样对证据以及伪造证据的行为视而不见。在她看来，德雷福斯毫无疑问犯有叛国罪，皮卡尔上校是一个卑鄙的叛徒，而被摆在法国最高法院面前的所有证据所确认的诬陷这位清白无辜的犹太人上尉的那些声名狼藉的人中的大多数，则是狂热地献身于真理的道德高尚的爱国英雄。

① 这些都是在十九世纪的法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日期和事件，无法把它们全部载入一部像本书这种类型的着作中。六月的日子指的是一八四八年革命推翻奥尔良王朝宣布成立共和国之后，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的路易·卡芬雅克将军对巴黎工人的野蛮镇压。十二月二日是一八五一年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推翻共和国的日子。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是十九世纪发生在巴黎的所有事件中最为血腥的一次，它对法国社会生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一直持续到第三共和国消亡，比其他任何事件都更加疏离了工人阶级。在巴黎被普鲁士军队围困之后不久由巴黎工人和其他共和派人士发动的这次起义被梯也尔和法国政府的正规军队用骇人听闻的残酷手段镇压了。在激烈的战斗中，巴黎有大约两万人被杀害－－比大革命期间的恐怖统治时期死的人还要多－－并且有包括二十名妇女在内的四千名公社社员后来被判处死刑，尽管没有全部执行。数千人被流放。

这一段时间还为一九四○年的灾难播下了种子。一八七○年普法战争中那些保守政客和将军们的失败主义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间同类人物的失败主义具有某些极为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