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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升一降话蒋胡（1）

- 一 一升一降话蒋胡（2）

- 一 一升一降话蒋胡（3）

- 一 一升一降话蒋胡（4）

- 一 一升一降话蒋胡（5）

- 一 一升一降话蒋胡（6）

- 一 一升一降话蒋胡（7）

- 一 一升一降话蒋胡（8）

- 一 一升一降话蒋胡（9）

- 一 一升一降话蒋胡（10）

- 一 一升一降话蒋胡（11）

- 一 一升一降话蒋胡（12）

- 一 一升一降话蒋胡（13）

- 一 一升一降话蒋胡（14）

- 二 一次联合的流产（1）

- 二 一次联合的流产（2）

- 二 一次联合的流产（3）

- 二 一次联合的流产（4）

- 二 一次联合的流产（5）

- 二 一次联合的流产（6）

- 二 一次联合的流产（7）

- 三 蒋胡首合作：一个清体、一个清心（1）

- 三 蒋胡首合作：一个清体、一个清心（2）

- 三 蒋胡首合作：一个清体、一个清心（3）

- 三 蒋胡首合作：一个清体、一个清心（4）

- 三 蒋胡首合作：一个清体、一个清心（5）

- 三 蒋胡首合作：一个清体、一个清心（6）

- 三 蒋胡首合作：一个清体、一个清心（7）

- 三 蒋胡首合作：一个清体、一个清心（8）

- 三 蒋胡首合作：一个清体、一个清心（9）

- 三 蒋胡首合作：一个清体、一个清心（10）

- 四 联袂而退，不即不离（1）

- 四 联袂而退，不即不离（2）

- 四 联袂而退，不即不离（3）

- 四 联袂而退，不即不离（4）

- 四 联袂而退，不即不离（5）

- 四 联袂而退，不即不离（6）

- 四 联袂而退，不即不离（7）

- 四 联袂而退，不即不离（8）

- 四 联袂而退，不即不离（9）

- 四 联袂而退，不即不离（10）

- 五 再度合作，消灭异己(一)（1）

- 五 再度合作，消灭异己(一)（2）

- 五 再度合作，消灭异己(一)（3）

- 五 再度合作，消灭异己(一)（4）

- 五 再度合作，消灭异己(一)（5）

- 五 再度合作，消灭异己(一)（6）

- 五 再度合作，消灭异己(一)（7）

一 一升一降话蒋胡（1）

在孙中山眼里，胡道德学问均佳，蒋性格暴戾知兵

胡汉民(1879—1936年)，字展堂，别号不匮室主。广东番禺县人。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资历较深。自从他1905年加入同盟会以后，追随孙中山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东奔西走，宣传办报，筹款谋划，并且还亲自参加武装起义。因此，他一直得到孙中山的信任，成为孙中山不可多得的助手之一。尤其他在理论上，对三民主义多有阐发，是当时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家和宣传家。胡汉民的文章笔锋犀利，逻辑性强，很富有战斗力。在反对康梁“保皇派”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与汪精卫合称为革命队伍中的“双璧”。时人把孙、胡、汪三人的关系称之为“胡汪无先生(指孙中山)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也有人把胡、汪加上廖仲恺誉为国民党“三杰”。

孙中山每有重大行动举措，皆请这位可信任的助手参与谋划。1912年4月，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时，孙中山对胡汉民作了总体的评价：“若论胡汉民先生为人，兄弟知之最深。昔与同谋革命事业已七八年。其学问道德。均所深信，不独求于广东难得其人，即他省亦所罕见也。前革命起时，兄弟约其同到江南，组织临时政府，彼力为多，嗣兄弟蒙参议院举为临时总统，一切布施，深资臂助。迹其平生之大力量，大才干，不独可胜都督之任，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

实际上，孙中山也确实把胡汉民视为左右手。把胡汉民放在和自己分担重任的位置上。胡汉民曾三次代孙中山行使大元帅之职，可见其信任之诚了。有一次孙中山之长子孙科与胡汉民因工作关系闹矛盾，而胡汉民要离职而去之际，孙中山给孙科写信，命他务将胡留住，信中云：“汉民纵不能代我办事，必能代我任过；否则，各种之过皆直接归在父一人身上矣。展堂之用，其重要者此为其一，故不能任彼卸责也。”“汉民去留，甚有关于大局之得失成败也。”

蒋介石(1887—1975年)，乳名瑞之，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又名中正。浙江省奉化县人。他在国民党内的资历远不如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甚至他在国民党的一大上还未当选上国民党中央委员。他虽然在辛亥革命前就同陈其美接触较多，但直到1914年才由陈其美介绍与孙中山单独见面。

国民党“后起之秀”的蒋介石受到孙中山的重视也较晚。1916年陈其美被暗杀后，作为深得孙中山信赖的陈其美的亲信蒋介石，始日渐受到注意。因为在革命队伍中擅长军事者相继去世或被害，而蒋介石又常常致书孙中山提出军事方面的种种意见。援闽粤军成立，在回广东的作战中，蒋介石展露了军事才能。可是，蒋介石性格倔强，躁而易怒，偶不惬意，辄暴跳如雷，在粤军任职期间，屡屡发生“拂袖而去”之事。孙中山对之既有宽慰又有批评，说他太专横暴戾，如同君主。“兄性刚而疾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并劝慰他，“为党员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

朱执信遇难后，孙中山在军事上的助手已寥寥无几，孙中山致信蒋介石，称“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唯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尤过之。”不久，蒋介石母亲王采玉去世，孙中山写有祭文一篇，其中有云：“文与郎君介石游十余年(实际上仅七年而已)，共历艰险，出生入死，如身之臂，如骖之缰，未尝离失。”

一 一升一降话蒋胡（2）

如果说以上孙中山对蒋介石的重视多出于爱惜，笼络他的话，那么，陈炯明叛乱的爆发，则给蒋介石提供了一个大展身手的绝妙的时机，当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给蒋介石的急电：“事紧急，盼速来”之后，急从上海赴粤，登上永丰舰，护侍孙中山，指挥对叛军的反击。孙中山脱险后，蒋介石又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孙中山亲自为之序文，曰：“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侍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予乏知人之鉴，不乃预寝逆谋，而卒以长乱贻祸……”

蒋介石在孙中山面前的种种表现，已经博得了孙中山的好感，但在国民党中央，他仍然不能位列其中，孙中山在让他筹办黄埔军校时，让他只管军事，不要过问党政事宜，这是后话。

胡向孙中山建议：援蒋制陈

胡汉民和蒋介石，一个是孙中山的“文臣”，一个是孙中山的“武将”，可是二人在对陈炯明的认识上趋于一致，较早地识破了陈炯明的野心。

胡汉民和陈炯明同是广东人，在辛亥革命前的新军起义时二人就相识。武昌起义成功后，广东光复，胡汉民任广东省都督，并提名陈炯明任副都督，当时二人合作很好，无丝毫芥蒂。护法运动开始，孙中山偕胡汉民等南下广州。一向积极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广东省省长朱庆澜，首先向胡汉民提议，将广东警卫军拨出二十个营，改编由孙中山统辖，可作为亲军，亦可作为建立护法军的基本部队。但此事要经过老桂系军阀陆荣廷、陈炳焜的同意。胡汉民把朱庆澜的意思告诉孙中山，孙中山听了非常高兴，命胡和朱执信等分头活动，促其早日兑现。

在广东掌握实权的老桂系军阀陈炳焜督军，对朱庆澜早存不满，对护法运动也不甚热情，正寻找种种借口迫使朱庆澜辞去省长职务。这样，交还二十个营军队之事亦成了空言。

朱庆澜辞去省长职后，广东省议会选举胡汉民任省长。老桂系军阀亦不同意，想让绿林出身的李耀汉任省长。陈炳焜派军队围住省议会进行恫吓，还夺去了省长的印信。孙中山派人与李耀汉协商，胡汉民辞去省长职，荐李代之。陈炳焜与孙中山的矛盾没有解决，而老桂系为了保全两广的地盘，只好与孙中山联合，欲换派其爪牙莫荣新代理粤督。胡汉民抓住这个时机，提出以陈炯明复任亲军司令职，为莫荣新督粤的交换条件。结果，莫荣新同意，但要把亲军改为援闽粤军，进驻闽粤边境，陈炯明仍任援闽粤军总司令。

援闽粤军创建之初，只有二十个营的基本部队，约五千人枪。开拔到潮梅地区后，进行了多方的整顿和扩编，人数翻了一番，达一万人左右。孙中山十分重视援闽粤军的建设，把它看作掀起革命高潮的依靠力量。孙中山派在军事上有才干的蒋介石、吴忠信等人到粤军中任职，蒋介石任作战科主任。

作战科主任，其官衔虽不大，但其作用是重要的。当时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仗，战略的谋划，战术的布置皆要由作战科主任担负。陈炯明和援闽粤军的参谋长邓仲元很信任他，陈炯明曾对蒋介石说过“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之一人。”然而，援闽粤军乃是由旧军队中分出来的，旧军队中的地方帮派习气仍然很重，士兵们对革命的真谛知之甚少。蒋介石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其阻力是很大的。终于有一天，1918年7月31日，蒋介石拂袖而去。

一 一升一降话蒋胡（3）

事情的起因是陈炯明的部下对孙中山不够尊敬。一天，陈炯明宴请蒋介石，粤军中的其他将领亦在被请之列。席间，陈炯明的一部将谈到孙中山时，出言不逊，称为“孙大炮”，陈炯明闻后未加指责。蒋介石闻后立即起立斥责该人，并对陈炯明也多有指责，气愤之余，仍不平静，只好一走了之。

从此，蒋介石的心目中便埋下了陈炯明对孙中山不够尊敬的阴影。

从1918年7月31日蒋介石辞援闽粤军作战科主任一职到1920年8月，援闽粤军回粤作战，在两年时间里，蒋介石又两度辞职。1919年9月27日辞第二支队司令职，1920年4月11日，回到粤军中不到四天，又不辞而别。至于蒋介石辞职的原因。仍是看不惯陈炯明不断培植私人势力的做法，自己反倒没有受到重视。他在援闽粤军中工作时曾私下对邓铿说过，到军中工作，是为了服从革命而来，不是为了帮陈炯明而来的。

蒋介石的多次辞职，引起了胡汉民的不安。胡汉民与陈炯明共事多年，对陈有较深的了解。陈曾对胡说过，他少年时做过这样的怪梦，梦中左手揽月，右手挽日，取名炯明就是应了这个梦。辛亥革命后，陈炯明不如意时作诗中有“日月梦持负少年”之句，心中念念不忘想要做扭转乾坤的人物。从此，胡汉民已看到陈炯明个人野心很大。陈把援闽粤军看成是个人成就霸业的资本，多次抗拒孙中山的命令，是革命队伍中不稳定分子。蒋介石辞职后，胡汉民几次写信或面见蒋介石，劝他回到援闽粤军中。

援闽粤军在闽西立稳脚跟之后，开始休整训练，做回粤驱除桂军的准备。

1920年8月，援闽粤军开始回粤讨桂。不到两个月，就攻占了广州，驱除了老桂系在广东的大部分势力。回粤之后，陈炯明以英雄功臣自居，阻挠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正式国民政府，反对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职。在广东，陈炯明手握军权、政权和财权，羽毛日渐丰满。他派人与北方军阀吴佩孚频繁接触，唆使下属大力鼓吹“南北两秀才联省自治”，因吴、陈二人均为前清秀才。除了勾结吴佩孚外，陈炯明还派人联络湘督赵恒惕、浙督卢永祥、赣督陈光远，搞联省自治。其目的是借联省自治之名，做逍遥自在的“两广王”，不受孙中山的管辖。

鉴于此，胡汉民主张要改变陈炯明在粤军中独揽大权的局面。其办法之一就是把蒋介石引入粤军，牵制陈炯明。因为胡、蒋二人对陈炯明的认识较一致。粤军回粤后，蒋介石迟迟不到军中就职，胡汉民非常着急。胡汉民建议孙中山，请他力劝离开粤军的蒋介石、许崇智迅速回粤，认为蒋、许二人离开军队，“抛弃兵权”，正中陈炯明之下怀。胡汉民还多次与蒋介石函电交驰，对他离粤军一事晓以利害，请他回粤。

在多方的劝阻之下，蒋介石于1921年2月回到粤军中，参与讨桂的部署准备工作。但蒋介石与粤军将领不和，不到两旬便又离去。

通过几次的辞职与复职的风波，蒋介石觉得陈炯明对自己不够信任，感到陈炯明“外宽内忌，难与共事。”此次辞职后，1921年3月5日，蒋介石又写信给孙中山，表露出他对陈的总的看法：“先生之于竟存(陈炯明字)，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超范围。若望其见危援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请先生善诱之而已。”可以说，对陈的这个评价，还是比较恰当和正确的，只可惜孙中山过于宽厚和容忍罢了。

一 一升一降话蒋胡（4）

老桂系军阀被逐出广东后，不甘心失却此块肥肉，投靠北洋军阀，企图颠覆广州革命政权。孙中山下令讨桂，以解后顾之忧。讨桂很快取得了胜利。两广大局平定后，孙中山决定兴师北伐，在广西桂林建立大本营，胡汉民兼任大本营文官长，同廖仲恺、邓仲元、许崇智等协助孙中山进行北伐，征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另外，孙中山又让胡汉民电召蒋介石到桂林，任命他为大本营参军兼许崇智第二军参谋长。

孙中山的北伐计划遭到了陈炯明的反对，陈炯明借口“后方不稳”、“保境息民”等，反对孙中山北伐。实际上，陈炯明怕北伐打破他“两广王”的梦想。一则大军北上，与北方军阀接仗，树敌过多，会拆散他“联省自治”的同盟伙伴；二则大军出征，需有“粮草”接济，必将花费广东大批的财物；三则北伐胜负对己均不利，胜则功不在己，败则大军退回两广，客强主弱。陈炯明发表言论，表示：“南之北伐，未有饷有械，焉能出师对抗，……仍当暂留军于广西。”为了北伐大业，孙中山处处迁就陈炯明，并亲自对陈许如下之诺；只要陈不阻挠北伐，无论北伐胜负，自己都不会有颜再回两广，两广仍由他主持。

尽管有孙中山的许诺，陈炯明仍然对北伐一事冷然视之。孙中山只好让善于调和的胡汉民去居中斡旋，以缓解二人间的紧张关系。

此时，胡、陈二人间的关系也不是很融洽的。胡汉民早已对陈炯明的一些所作所为不满，料定他必不是革命的支持者，更不是革命同志，对他的野心洞若观火一样的清楚。陈炯明对胡汉民也是戒备十足，二人虽早就共过事，但胡的声望要远远高于陈炯明，二人同为广东省人，一省容不了“二主”，对野心大，一心想做“两广王”的陈炯明来说，当然视胡为眼中钉，肉中刺。

胡汉民是硬着头皮去做陈炯明工作的，当他于1921年8月去南宁面见陈炯明商量北伐出兵事宜时，陈敷衍搪塞，没有任何结果。

胡汉民刚刚离开南宁，陈炯明就对前来的蒋介石表示反对北伐，并把1913年二次革命时广东出师讨袁的失败归罪于胡汉民，对蒋介石抱怨说，假如民国二年不听胡汉民的话，广东由他主管到现在，什么都会大变样的。陈炯明得出结论，胡汉民“实在害了我”。蒋介石赞成孙中山的北伐主张，曾写了“北伐军事意见书”给孙中山，当他听了陈反对北伐的话后，非常反感，便以头痛为借口，结束了与陈的谈话。

胡汉民、蒋介石分别把与陈炯明见面及所谈内容报告给了孙中山，二人都建议孙中山要提防陈炯明。

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在桂林下令北伐，派李烈钧攻江西，许崇智出兵湖南。与此同时，陈炯明也加紧了对北伐破坏。一方面，断绝了对北伐军饷械的接济；另一方面，与湖南督军赵恒惕结成联盟，由赵阻止北伐军取道湖南，他则从后方加以掣肘。

直到邓铿被刺事件的发生，孙中山才对陈炯明的真正用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邓铿，字仲元，时任陈炯明的参谋长兼粤军第一师师长，他积极支持孙中山北伐，当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出现分歧时，他能为大局多方调解。1922年3月21日，他在广州车站被陈炯明的亲信部属所暗杀。孙中山闻此案后大为震惊，为支持自己的爱将遇害而深感哀恸，又为大后方接济乏人而不安，从而打乱了北伐的整个计划。孙中山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许崇智、胡汉民主张回兵广州，蒋介石更为积极主张###陈炯明。

一 一升一降话蒋胡（5）

于是，孙中山采纳胡的意见，大军即刻南下，陈炯明见重兵压境，不觉手忙脚乱，未敢公然抵抗。孙中山于4月16日抵梧州，陈炯明忽来电表示辞职，孙中山召开扩大军事会议，讨论今后的行动。会议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先回师消灭陈炯明，待后方巩固后再行北伐，蒋介石、许崇智、吴忠信持此意见。一种认为应趁直奉战争爆发之际，举兵北伐。讨论结果，以持后一种意见者居多，孙中山采多数人意见改道北伐。

蒋介石坚决主张先回粤讨陈，真有点“宁折勿弯”的味道，除了在会上坚持己见外，还多次单独谒见孙中山，力陈自己的主张，可终未能让孙中山采纳，蒋介石乃再次辞职而去。

孙中山的宽容并没有感化陈炯明，孙召见陈不至。陈对改善孙陈关系毫无诚意，并电孙中山，要“清君侧”，将孙中山身边的“坏人”清除掉，这个“坏人”指的就是胡汉民。孙中山忍无可忍，宣布免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陆军部长、广东省长之职。陈炯明也毫不示弱，离开广州避住惠州，在幕后遥控，指使部下叶举率五十营“陈家军”回广州，以索饷为名，在广州为非作歹，并准备在广州发动兵变，置孙中山于死地。1922年6月1日，孙中山不顾胡汉民的劝阻，只身回到广州，处理“陈家军”问题。

就在陈炯明叛迹已经暴露无遗之际，蒋介石还写信给指挥北伐的许崇智，提出要速回师平定陈炯明，尔后再图北伐，否则“食脐莫及，不可挽救之一日”。形势的发展正向蒋介石所预料的那样，陈炯明已经下手了。先将孙中山的“荷包”锁住，在6月14日诱捕了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财政部代理部长廖仲恺于石龙，然后囚禁于石井兵工厂。6月15日，陈炯明指使叶举等发出通电，与北方直系军阀互相唱和，要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野。同时，叶举布置亲兵围住孙中山在广州的住地观音山粤秀楼，悬赏二十万元擒杀孙中山。

对于陈炯明的种种行径，孙中山依然以领袖的胸怀，对之宽容、忍让。当不断有人告知孙中山“陈家军”将有不轨行为时，孙中山仍认为“竟存恶劣，当不至此”。然而，不幸的事件终于发生了，6月16日凌晨，“陈家军”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只好避于军舰之上。

在韶关留守代行大元帅职的胡汉民得知陈叛消息后，便星夜去北伐前线搬救兵。可是，北伐军回师受挫，胡汉民只得“且将风景去离愁”、“不是秋时也欲愁”了。

与胡汉民搬师的同时，另一个较早识破陈炯明叛迹的人——蒋介石，则应孙中山之召，赴孙中山避难之舰，日夜陪于孙中山左右，直至孙中山脱离险境去上海。

胡屡电慰蒋，蒋建议孙中山让胡随侍左右

陈炯明叛乱，蒋介石陪侍孙中山在舰上与叛军周旋五十余日。经此事件，显示出蒋介石对孙中山的“忠勇”。与叛将陈炯明相比，一逆一忠，泾渭分明。蒋介石的声名威望顿时提高了许多。后来蒋介石也常因此引以为自豪，但他也以此为“砝码”，其刚顽暴戾的脾性依然如故，在孙中山所倚重之际，又多次施其“合则留、不合则去”之故技。胡汉民在其中或劝慰或指评，二人函电相交，关系颇不一般。

1922年10月18日，孙中山将撤退到福建的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任命蒋介石为参谋长，准备###陈炯明。蒋介石到任后工作颇为卖力，但为时不久，蒋介石就给在上海协同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工作的胡汉民写信，诉说自己对军队中存在派系斗争的“苦恼”，露出要辞职而去的意向。胡汉民把蒋介石信中所言之事告知孙中山，孙中山派人挽留未成，蒋介石还是辞职走了。

一 一升一降话蒋胡（6）

辞参谋长职后，蒋介石还给胡汉民写信，对时事军事提出建议、看法。这说明蒋介石辞职只是一个形式，而其心中仍系“革命大局”。

1922年末到1923年初，孙中山联络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部，把陈炯明赶出广州。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

当时，广州的形势相当险峻，仅举胡汉民在广州“江防会议”遇险一事，即可窥其一斑而见全貌了。

孙中山回广州前，曾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省长，授其处理广东政务的全权。当时的广州，陈炯明虽已败走，而进驻广州的滇、桂军阀仍然飞扬跋扈，横行霸道。尤其是桂军的沈鸿英，阳为归顺孙中山，阴下同北方军阀勾结，制造事端，破坏革命党人管理广州。胡汉民到广州第二天，沈鸿英假借讨论广州地方善后及卫戍事宜，邀请胡汉民、魏邦平等人到广州江防司令部开会，企图扣捕魏邦平，杀害胡汉民。会间，沈的部下突然开枪射击，胡汉民乘乱逃到楼下，眼镜被打碎，身上的钱物被洗劫，卫士也被打死两个。后来幸亏有人出面制止，胡汉民才得以脱险回到省署。

广州如此混乱的局面，就是孙中山亲自回到广州，也艰难万分。非有军事方面的人才辅佐，驱陈之后广东的局面难以打开，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给蒋介石连发两电，催其赴粤。

蒋介石在浙江收到孙中山的急电后，没有立即去广州，也没有致电孙中山说明理由。只是先后给廖仲恺、汪精卫、许崇智写信，提出对广东局势及军事作战方面的意见。1923年3月15日，孙中山派胡汉民同汪精卫、邹鲁、林业明、林直勉、胡毅生等国民党六位大员专程跑到蒋介石所在之地——宁波，劝请蒋介石“启驾”去广州。蒋介石又向孙中山提出了人事安排方面的意见，待孙中山首肯后，才跚跚而往广州。尔后，蒋介石与王登云、沈定一、张太雷一行四人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苏联的军事、党政等情况，经过三个月的考察，于1923年12月15日，蒋介石返回上海。

孙中山对代表团访苏一事非常重视，尤其对苏联的军队建设更感兴趣，在与苏关系日益密切之际，急切地希望多得知苏联方面的信息。蒋介石回国后，本应马上向孙中山面陈赴苏考察情况。可是回到上海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就要登船回溪口老家，胡汉民、廖仲恺等闻讯均赶到船上劝阻，胡汉民还以党务急需人处理等情况挽留，终没有拦住蒋介石，蒋只将游苏情况的书面文字《游俄报告书》寄给孙中山。

在家乡待了一个多月后，在孙中山、胡汉民等人的多次电报催促下，蒋介石才于1924年1月16日来到广州，受孙中山的委托筹办军校。1月24日，国民党成立了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与邓演达、王柏龄等七人一起负责筹办建校事宜。此时，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召开，并选出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蒋介石对这次会议期望很大，想跻身于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机构之中，但是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连候补中央委员也未能沾边，仅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中担任一名委员。这对蒋介石的打击很大，他“终日不安，如坐针毡”。2月21日，又一次“拂袖而去”。

军校正在筹办之中，各地也已经着手招生，负责筹办之人却离去，孙中山很是着急。胡汉民在上海闻知也觉得蒋介石做得未免太过了，马上写信给蒋介石，请他讲明辞职原因。蒋介石没有给胡汉民回信，3月2日他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言明自己无用武之地，不被专用不疑，使才智无以施展。信中还再次提起陈炯明叛乱一事，借以抬高自己，进而信中批评孙中山“弃置旧日系统于一旁”，暗中表示出不要过分相信苏俄及共产党。信末，蒋介石对胡汉民大加赞扬，力劝孙中山重用胡汉民，信中写道：“尝念吾党同志，其有学识胆略并优而兼有道德者，固不可多得，乃只有求其谙熟本党之历史，应付各方维持内部，如展堂者，果有几人，何先生亦不令追随左右，以资辅翼之助。”

一 一升一降话蒋胡（7）

蒋介石对胡汉民及孙胡关系的这番论说，并非空穴来风。胡汉民在个人品德方面无不令人敬仰，无任何可挑剔之处。加上胡与蒋二人对陈炯明的看法一致不二，在蒋多次的“离职而去”的闹剧中，胡汉民能在多方矛盾之中斡旋，颇得蒋介石的好感。另外，自国民党筹备改组以来，胡汉民虽然也支持孙中山的改组工作，但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有保留地拥护。而此间廖仲恺全力以赴地辅佐孙中山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对三大政策也尽心拥护。孙中山此间倚重廖仲恺也是事实。胡汉民大多时间不在广州孙中山的身边，似有疏远之象。这才有蒋介石信中所言之语。实际上，孙、胡二人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不过从这封信中倒看出了蒋胡二人间关系的状况，至少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胡汉民的敬仰。在以后蒋胡二人来往的信件中，也可以看出蒋介石把胡汉民视为可以信赖之人。

当为孙中山理财的杨西岩被免职后，胡汉民写信告诉了蒋介石这个消息。因为杨西岩拖延给蒋介石筹办军校的费用，这也成了蒋介石离去的一个原因借口。如今杨被免职，胡汉民请蒋介石回到广州。蒋介石离开广州已一个多月，没有什么辞职的正当理由，只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离开广州后，国民党大员们函电交加，孙中山也数次催返，虽然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暂无显职，但此时也够风光的了。如果一味地僵持下去的话，弄不好会“鸡飞蛋打”。

蒋介石因此给胡汉民写了一封信，吐露苦衷。一边言及自己的性格仍然是贪逸恶劳、娇养成性，参加革命所依靠的是“幸遇孙中山与一、二同志督责有方”，今后爱护他的人应须“视我如孩提，待我以至诚，曲谅我暴戾，体贴我愚拙”；一边表示愿意回广州，请胡汉民谋一良策，作为自己回广州的台阶。

经孙中山、胡汉民的多次敦促，在张人杰、陈立夫、戴季陶等人的劝解诱导之下，蒋介石终于晓之利害所在，回到了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校长。

黄埔军校开学后，蒋介石全身心地投入到办学之中，他经常对军校全体学生训话，讲修身，说忠勇，企图把学生训导成忠于自己的家兵。在军校，胡汉民与汪精卫、邵元冲兼任政治教官，向学生们仍讲授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党史、世界大势、国内现状等课程。胡汉民很重视在军校所兼任的教官一职，当时孙中山移居白云山养病，他还代理大本营事务，工作异常地繁忙，但他还是与廖仲恺每周必去一次军校。胡汉民讲课，语言通俗易懂，深入浅出，颇受学生们欢迎。

黄埔军校里，一个是校长，一个是兼职政治教官，蒋胡二人没有过多私人方面的交结，但为了培养一支忠于革命的军队，二人都尽心尽力地工作着。

在平定商团叛乱中，蒋、胡二人角色不同

1924年9月，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趁此时机，从广州赴韶关，准备北伐。临行时，将广东的一切事务均委托给代行大元帅职权的胡汉民全权处理。代行大元帅职权后，胡汉民首先遇到的棘手问题就是处理广东商团谋叛一事。

广东商团成立于1912年，起初是商人的自卫组织。它成立后在广州历次变乱中总是守中立，后来商团逐渐被帝国主义、大地主、大买办所操纵，成为敌视革命政权的一个团体。商团谋叛事件的出现在胡汉民代行帅职前就已发生。1924年5月下旬，广东商团代表在广州###，成立商团军联防总部。总部由英商汇丰银行广州支行买办陈廉伯任总长，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任副会长。商团军联防总部成立后，扩大了自卫武装的规模，企图与革命政府用武力相抗衡。8月上旬，商团通过南利洋行，私自购进价值一百万元的军火，计长短枪约近一万支，子弹三百多万发，并由悬挂挪威旗的丹麦船“哈佛号”偷运到广州。革命政府将这批私运的枪弹悉数扣留，孙中山命令蒋介石派永丰、江固两艘军舰，将私运枪支弹药的“哈佛号”监押停泊于黄埔军校门外，所有枪支弹药由黄埔军校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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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运枪支弹药被查获后，陈廉伯煽动商界人士，组织请愿团，并派出商团军两千余人到大元帅府，要求发还枪械。附近的佛山、花县、三水等十四个城镇的商团也受指使派武装来广州，对政府施加压力。孙中山亲自接见了全体请愿人员，说明政府扣械的理由。陈廉伯的目的没有达到，遂采取更加激烈的对抗方式——鼓动商人罢市，以扰乱正常市场秩序，陷广州于混乱之中。

针对商团的种种行径，革命政府内有两种对立的态度。广东省长廖仲恺主张坚决镇压，并于8月20日公布了陈廉伯、陈恭受等“私运军械”、“煽动罢市”、“纠集土匪”、“勾结北方军阀，图谋内乱”、“推翻政府”等罪行，通缉二陈。同时派武装进入广州市防范，以备不测。时黄埔军校学生军听从廖仲恺的调遣，蒋介石对全校学生训话，号召他们要服从国民党及政府的指挥和调遣。以汪精卫、伍朝枢等人为代表却持另一种意见，主张和平解决。滇军军长范石生、师长廖行超又出面调停，实际上是帮助商团索还被扣军火。在内外力交加之下，廖仲恺因严办商团的主张不能贯彻，辞去了广东省长的职务。

在这种情况下，胡汉民代理大元帅，并接手处理商团事件。但胡汉民向孙中山提出了一个条件，绝对不听鲍罗廷的话，只听自己的主张。这说明胡汉民对待商团处理的方式要不同于鲍罗廷等人的镇压主张。

胡汉民与广东资产阶级的关系较为密切，多年来在广东的活动使他对广东资产阶级产生了好感。尤其是广东的商人，在广东光复前后的合作支持态度及在历次变乱中的中立立场，都给胡汉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胡汉民认为商团事件的发生不过是少数商人所为，与大多数商人无涉。于是他对商团采取了以下两项温和的措施：

第一，取消了对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令，发还他们的私产。

第二，派人与商团联系，会同商团头目去黄埔察看所扣枪械，并与之商妥双方都接受的解决办法：发还长短枪四千支，商团以各商店立即开市及缴足二十万元并抽全市房租捐一个月为对政府军费的报效。双方商定10月10日为发还枪械日期。

孙中山为了顾全大局，表示“如得实款”，“械可发还”，批准了胡汉民的解决商团事件的两项措施。在批准胡汉民温和的解决方案的同时，孙中山也准备了另一手，在10月9日商团发出第二次罢市通牒之后，从韶关写信给在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的蒋介石，指示他立即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备不测事件的发生。

不测事件果然发生了。

10月10日发还枪支这一天，商团派出武装以保护接领枪械为名，在长堤西濠口一带放出步哨，实施戒严。实际上这是向政府作武装示威。这一天正值“双十节”，广州市工人、农民、学生召开欢庆大会，会后游行。当游行队伍来到长堤西濠口时，商团放出的步哨竟不允许游行队伍通过，并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二十余人，受伤和被捕亦有数十人，是为“双十惨案”。

孙中山在韶关获悉“双十惨案”的消息后，立即指示胡汉民对商团要严加处理，不得再事姑息，“生死关头，惟有当机立断，切勿犹豫，以招自杀”。并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孙中山自任会长，委员为许崇智、蒋介石、汪精卫、廖仲恺、陈友仁、谭平山六人，专事处理商团变乱一事，在此期间，革命委员会代表政府全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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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委员会成立初的六名成员中，没有胡汉民，而蒋介石却位列其中。蒋介石在商团事件发生时，就倾向于对他们实行强硬的手段，他曾对黄埔军校的学生讲，商团购械有帝国主义在背后支持，帝国主义是中国的乱源。因此，从商团私运枪械的查获，到被扣枪械的看管，乃至在商团怂恿商人罢市期间维持社会治安，黄埔军校的学生军都走在前面。当对付商团需要武力解决时，孙中山当然首先想到的是蒋介石。

孙中山没有让胡汉民立即参加革命委员会还有另外的考虑，为了顾全北伐大局，能和平解决则不用武力手段。当蒋介石提议孙中山，胡汉民应名列革命委员会委员之中时，孙中山道出了实情：胡汉民长于调和，不长于彻底解决(指武力镇压)。孙中山在给胡汉民的信中说得更加清楚明确，“兄不在列者，留有余地也”。

后来，商团的反动气焰日愈嚣张，把和平解决之路堵死。10月12日，广州商团在市内到处张贴传单，除煽动商人继续罢市外，还提出了“驱逐孙文”等反动口号，并蛊惑人心，扬言陈炯明要从东江来进攻，号召北江一带的商团武装要在北伐军回广州时共同起而抵抗等等。至此，孙中山才彻底放弃和平解决的幻想。

10月14日，孙中山电令由胡汉民代理革命委员会会长，命令胡汉民迅速收缴商团枪支，不可一误再误，以免后患。胡汉民接到孙中山命令后，马上下令警卫军、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飞机队、甲车队、兵工厂卫队、军校学生军等所有军队，统由蒋介石指挥。15日不到半天的时间，迅速平定了商团的叛乱。

在商团事件中，胡汉民和蒋介石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解决商团问题的目的却是一致的，到后来“红脸”已经无法唱下去的情况下，便都变成了一个“黑脸”的脸谱了。二人殊途同归。

孙中山逝世后，胡走了下坡路，蒋则冉冉升起

广州革命政府平定商团变乱之后，北方的北洋军阀内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24年10月25日，原属于直系军阀的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并取得了成功，控制了北京政府。冯玉祥举行政治军事会议，邀请孙中山北上决定国事。11月11日，孙中山启程北上。孙中山行前，将大元帅职权再次交由胡汉民代行，并代理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总理后方事务。

孙中山北上之后，北伐军谭延闿部和朱培德部在江西吃了败仗，而驻在广州附近的滇桂军态度不够明朗。在这种形势下，盘踞在广东东江一带的叛军陈炯明，认为有机可乘，马上纠集叛军各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商讨进攻广州事宜。随后，陈炯明大张旗鼓地招兵买马，网罗土匪，号称拥兵十万，他自任“援粤军总司令”，于1925年1月7日下命令，反攻广州。1月27日，陈逆叛军向虎门要塞发起进攻。

陈炯明的进攻，使广州革命政府再次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东征陈炯明已成为革命政府刻不容缓的任务。胡汉民自然不敢怠慢，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对策。1924年12月24日，胡汉民与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杨希闵组成军事委员会，聘加伦为顾问。军事委员会在胡汉民的主持下多次召开会议，商讨东征计划。1925年1月15日，胡汉民以广东革命政府的名义发出东征令，决定组成东征军，由许崇智任总司令，以蒋介石率领的军校学生军和教导团为主力，准备兵分三路，东征陈炯明。2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布总动员令，第一次东征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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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率领的黄埔学生军在这次东征战斗中，表现英勇，斗志昂扬，加上军纪严明，不拉伕，不骚扰百姓，深得群众的拥戴，所以黄埔学生军一路上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先后攻下淡水、平山、海丰，又在棉湖重创叛军主力，奠定了第一次东征胜利的基础。陈炯明军队只好败退到闽赣一带。苏联顾问罗加诺夫随军出征，看到黄埔学生军如此英勇拼搏，称赞此精神足以与苏联红军相媲美。

胡汉民看到东征军取得的胜利，非常高兴，派廖仲恺代表革命政府及孙中山到前线劳军，慰勉将士。但在北京病中的孙中山未能看见东征彻底胜利，便与世长辞了。

孙中山的辞世，对胡汉民和蒋介石二人影响很大。胡汉民对孙中山的感情很深，孙中山也很信任胡汉民，几次出征都让胡汉民代行其职权。孙中山在世时，胡汉民几乎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席幕僚。孙中山很器重蒋介石，特别是经过陈炯明叛乱的考验，以及蒋在多次上书中所论及的军事方略，显露出军事才能。但是，孙中山始终没有让其参与党务，仅以军事方面的高级幕僚、参谋视之。孙中山逝世后，胡、蒋二人在党政军方面的地位呈动态相反的变化，一降一升，相映明显。

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和蒋介石二人分别有誓词。胡汉民的誓词是：

“汉民等仍敬谨赓续孙大元帅成规，戮力同心”并期有以发扬光大，以完成国民革命之工作。”

蒋介石同黄埔军校全体师生宣誓，誓词为：“我陆军军官学校全体党员，敬遵总理遗嘱，继续总理之志，实行国民革命，至死不渝。”

孙中山在世时，广东革命政府内部慑于其威望，尚能戮力一心对敌。而孙中山的英灵尚未走远，革命政府内部的变乱就已发生了。首先是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起兵谋叛。桂系军阀刘震寰与滇系军阀杨希闵，曾在驱逐陈炯明出广州的战争中立下大功，刘震寰还在驱陈战斗中负伤。因此，刘、杨二人在孙中山再次回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后地位很高，孙中山称刘震寰为“刘大活菩萨”。可是，他们二人并非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驱逐陈出广州，只是想扩张自己的地盘，利用孙中山的声势名望。待孙中山逝世后，刘、杨二人加紧与陈炯明、唐继尧及北方军阀联系。在广州革命政府命令杨希闵部为东征的左翼，刘震寰部为东征的中路时，二人却拥兵自重，没有参加东征的战斗，而是把部队集结在博罗、惠州一带，还不断地向广州政府索要军饷。当杨、刘二人叛迹已被大元帅府获悉后，胡汉民试图安抚他们，把他们挽留在革命队伍里。

1925年5月初，胡汉民首先做出姿态，应杨希闵的要求将政府属下的兵工厂改为委员制，并任命由杨推荐的夏声为委员长。接着，他又派邹鲁去劝说杨、刘二人回广州，并许以官职。

然而，杨、刘二人叛心已顽，并无悔改之意。当国民党中央讨论对杨、刘二人制裁时，胡汉民又提出只讨杨，给刘以悔过之机会。会议绝大多数人主张二人并讨，胡汉民也便采纳了大家的意见。胡汉民对杨、刘的暧昧态度，影响了他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

6月5日，在胡汉民下令免除杨希闵、刘震寰本兼各职的同时，杨、刘二人指挥军队叛乱。许崇智、蒋介石率东征军回师。仅数日即将乱军平定，广州革命政府又一次得到了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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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革命政府外部敌人的反动气焰被消灭后，内部因孙中山逝世而出现的权力空位所引发的矛盾便突出出来了。其中最关键的是由谁来接替孙中山的位置。当时能够问国民党之“鼎”者只有三人，即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

我们先看一看汪精卫。汪精卫与胡汉民幼同里，长同学。二人同年留学日本，同年加入同盟会，在宣传资产阶级革命与康梁保皇派论战中共同立下了赫赫战功。汪精卫还有行刺清政府摄政王载沣可引以为自豪的经历，在国民党内资历较深。国民党改组后，这位善于言谈，工于心计的汪精卫，处处以左派的言行表露于外。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是会议，他又是主要随行人员之一。当时孙中山病重不能处理政务，乃指定随行到京的中央执监委员组成临时中央政治会议，会议讨论的结果由汪精卫向孙中山报告，孙中山的指示也由汪精卫向会议转达。孙中山逝世前的遗嘱也是由汪精卫记录整理的，这就使他有了“亲受遗命”的资本。更重要的是，汪精卫圆滑变通，左右逢源，这在众竞争对手旗鼓相当的境况下，都成了他问“鼎”中枢的必胜条件。

其次，再看廖仲恺。廖仲恺在国民党内的历史可以与胡、汪二人相媲美，也是孙中山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早年就在孙中山身边辅佐，辛亥革命后更是随孙中山奔走国内外。在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政策后，他最为积极拥护，与苏代表商谈，与共产党人接触，给人以务实、忠诚的印象。他对联俄、联共的积极态度，被人们称为国民党的左派。但他没有胡汉民在孙中山生前的高位，也没有汪精卫在孙中山逝世后那样引人瞩目。

最后，我们说一说问“鼎”呼声较高，最为热门的人物——胡汉民。孙中山生前，胡汉民曾三次代行过孙中山的职权。第一次是1923年6月，孙中山亲自率军出征东江，让胡留守后方代行大元帅职权；第二次是1924年9月，孙中山决定出师北伐，命胡留守广州，代行其职权；第三次是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召开围县会议，又一次把重任交给胡汉民。孙中山几次命其代己行权，是否意味着选定胡为继承人，这对于信奉西方民主政治的孙中山来说，还不能肯定。但也没有理由否定。因为孙中山早年就曾经说过，胡汉民的才干，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之语。然而，胡汉民以书生之气对待政治，以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君子风度”去对待权位，事实已经证明，在政治舞台上，要败得一塌糊涂。

孙中山在北京协和医院确诊患有不治之症的消息传到广州大元帅府后，胡汉民召集广州党、政、军诸方面的负责人说：“先生以后方党政军诸事交给我一个人负责，今先生病危，万一不幸，我主张改组大元帅府为政府，用委员制共同负责。”孙中山逝世消息传来，胡汉民又一次对谭延闿说：“书生弄军事，终于弄不惯：委员制实现，继起有人，我们也可以息肩了。”

如果说，胡汉民前面那句话，可以作为他的谦谦之语，并不为过。那么以“书生弄军事，终于弄不惯”之语示人，这无异于暴露了自己政争中的弱点。事实上，胡汉民并不是对问“鼎”国民党中枢不感兴趣，否则就不会有后来国民政府选举结果揭晓后发怒离席之举了。胡汉民这个人在政治上的致命弱点是不会在政敌之间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关键时刻要化敌为友，又要反目为敌，这才是政治家屡屡得胜的要旨。所以，当时与胡汉民共过事的人说：“捧胡展堂是捧也捧不上的”。“没有人对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然也没有人觉得展堂先生足以为全党一致归心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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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刘叛乱平定后，大元帅府的改组就提到了议事日程。胡汉民以代理大元帅的名义发布了“革命政府改组宣言”等一系列奠定国民政府施政基础的文件，但他对国民政府人选方面的重要问题，却不能参与。汪精卫就曾私下改动国民党中政会决定了的政府人选，在没有与胡汉民交换意见的情况下，交给报纸发表了。这表明胡汉民此时的权力已被架空。等到国民政府选举主席人选时，汪精卫以全票当选，胡汉民仅被选为外交部长。胡汉民此时才醒悟过来，但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由代理大元帅到降为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这是他在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分水岭，此后一段时期内，在政治上一直是不尽人意，到后来竟有被“贬”之事。

廖仲恺被刺，遭怀疑、胡被“贬”，蒋说自己救胡一命

胡汉民虽然接受了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到屈就政府中不甚重要官职的现实，但内心的委曲、忿恨难以自平。胡汉民的拥护者也极为不满。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的8月10日，胡汉民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上提出于9月15日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建议，想借此会议对自己的降职有个明确的说法。

可是，祸不单行，福不双至。8月20日，黄埔军校党代表，被称为“军校之母”的廖仲恺被刺事件的发生，不仅把胡汉民重整旗鼓的计划打破，而且他还被怀疑，受牵连，连外交部长的位子也坐不稳了。

1925年8月20日，胡汉民像往常一样，很早便起床了。由于中央党部今天开会，胡汉民向来谨守时间，早早地吃过早饭，恰又逢陈伯南、朱世贵来谈工作，一直谈到将开会时间。胡汉民刚起身要上车，突然中央党部来电话，告知：“仲恺被刺，已入医院。”

廖仲恺时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兼黄埔军校党代表。这一天他也是乘车偕夫人何香凝、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陈秋霖同车到中央党部开会。下车后廖仲恺等刚迈进中央党部大门时，突遭五暴徒开枪射击，廖仲恺当场倒卧血泊，旋即被送往医院抢救。

胡汉民接到电话后，先是吃了一惊，然后把当时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的吴铁城找来，同陈伯南一起去医院。到医院后，廖仲恺已因重伤不治而死去。

廖仲恺被暗杀，胡汉民很是气愤。二人虽在政见上时有分歧，然同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一起共事二十多年，怎能无动于衷?尤其是此案发生在中央党部门前，这等于向国民党示威宣战。胡汉民从医院出来后径直去军事部长许崇智处，表示态度，要求坚决查办凶手。在许崇智处还遇见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汪精卫主张把鲍罗廷请来共商此事。鲍罗廷来后便提议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于是，临时召开会议，决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处理廖案。并决定党部、政治会议、国民政府各机关职权等，一律交由特委会统制。

蒋介石之所以被选为三特委之一，完全得益于他当时的极左言论和所任的军事职务。国民政府成立后，十五位国民政府委员中没有他的位置，仅被选为军事委员会的八名委员之一。此外，蒋介石还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当时共六个军)、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广州市卫戍司令、长洲要塞司令，全部都是军职。对应付像廖案这样的突发事件，广州市卫戍司令当仁不让，这给蒋介石插手党政事务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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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案发生的当天，蒋介石就以卫戍司令的名义，宣布广州市戒严，派何应钦率领第一军第一师分布市区警戒，抢占市区的制高点，控制了全布的形势。特委会成立后，又设立了审理廖案特别法庭和检察委员会。这样，侦查廖案工作便全面展开了。

胡汉民对廖案非常关心，21日，他遇到汪精卫，劈头便问道；“对于廖案进行，有无头绪?”22日，他去中央党部，见到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何告诉他，刺廖一案是你的堂弟胡毅生主使的。胡听后一惊，随即表示，无论何人都应当严办、受法律的制裁。

从中央党部回来，胡汉民终于明白了这两天受到冷落的原因。但此事重大，人命关天，非同儿戏。胡汉民想了解堂弟主使刺廖的依据，便又去找汪精卫，分析了他对廖案的看法：

仲恺被刺有三个重要原因：

(一)军阀作闹。被打倒的军队不平(如滇桂军)，未被打倒的军队不安，由军阀之不平与不安，便造此轩然大波，混乱粤局。

(二)同志###。先生逝世后，###猖獗，盘踞党部，干预军政，一般同志，或疑仲恺亲共，愤激之极，故思有以对付之。

(三)自相疑忌。这是受共产党催眠，或积愤难泄，便做出这样的事来，而###可以借此铲除异己，破坏革命。

汪精卫同前天与胡汉民见面时一样，对胡的滔滔言论未置可否，一声不吭。汪精卫如此不加理会的态度，加重了胡汉民的疑心，觉得形势不妙，似乎要有什么“大乱”将起，便又转晤另一特委会委员蒋介石。

蒋介石听了胡汉民在汪精卫处发表的相同意见后，只冷冷地说了一句：“胡先生的三点意见，我以为第一点尤属事实。”便结束了与胡汉民的谈话。

胡汉民对廖案的过分关心，更加引起了特委会的怀疑。这从蒋汪二人对胡的态度便可反映出来。终于有一天，温情脉脉的敷衍被强行搜查所取代。

8月25日早上五点钟，胡汉民刚刚起床，嘈杂的喝令声打破了早晨的宁静。一伙手持枪械的士兵破门而入，为首的一个见到胡汉民，气势汹汹地问道；“你是胡毅生吗?胡毅生哪里去了?”一个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却受到国民政府士兵的指问，胡汉民十分气愤，反问道。“你是哪里来的?干什么这样凶狠?”那人答道：“我是黄埔来的，廖先生死了，还有什么说的?”言毕，便指使士兵翻箱倒柜搜刮东西。胡汉民乘乱避往一个卖菜人的家中。

胡汉民的妻子陈淑子慌忙跑到汪精卫家询问个究竟。汪妻陈璧君打电话给蒋介石。过了很长时间，蒋介石派人来接胡汉民，并写了一封信给胡汉民，信中解释早上士兵所为“与先生无涉，仅毅生有嫌疑，故派人搜捕”等。原来，早上到胡汉民家搜劫者乃为蒋介石所派。

胡汉民被接到蒋介石处后，又被送往黄埔避居，时间长达一个月之久。

胡汉民避居黄埔，如同软禁。此间，汪精卫、蒋介石等人均来过。后来由于廖案的侦破有些进展，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胡汉民与此案有直接关系，但对胡汉民怎样处理，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胡汉民不能在国民党政府内立足，那么只好给他冠以考察之名，让他走往国外了。

让胡汉民去国外考察，前提是要争取其本人的同意。蒋介石首先做了说客。9月初，蒋介石到胡汉民避居地，直截了当地对胡汉民说；“鲍先生的意思，希望胡先生到俄国去一趟，休息休息。到俄以后，胡先生的生命安全，鲍先生是绝对担保的，大概鲍先生还要亲自来看看先生，鲍先生来过之后，先生就可以动身了。”

一 一升一降话蒋胡（14）

与其说是征求胡汉民的同意，倒不如说是命令胡汉民。无可奈何，胡汉民想，出去走走，总比“囚禁”于一地强，况且还有蒋介石对自己安全的担保。

过了几天，鲍罗廷果然来了。

鲍罗廷比蒋介石说得委婉多了，他向胡汉民表示，苏俄如何如何地欢迎胡先生去，胡先生此去，与廖案无关。最后，他告诫胡汉民：“必须坐俄国船，不能在上海停靠。我们并不是不放心胡先生，不过以胡先生的声望地位，怕反动分子会利用胡先生的招牌，搅出危害革命的事情来。”

实际上，鲍罗廷当然知道胡汉民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的尴尬处境，加上廖案的刺激，唯恐他做出与政府相对立的事情来，鲍罗廷才出此言告诫的。尽管胡汉民是多么不心甘情愿，还是同意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于9月15日开会，汪精卫在会上先说明胡与廖案无直接关系，并堂而皇之作出决定：“请胡(汉民)同志往外国接洽，以非常重大任务，付之胡同志之手，由此可知当日政府当局，对于胡同志并无任何芥蒂。”

蒋介石究竟在胡汉民受贬被逐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们从以下当时特委会三成员在不同时期对胡汉民的独白中，可以窥其一斑。

1927年春，汪精卫从海外归来，在上海对胡汉民说：

“特别委员会成立后，我竭力主张不能把胡先生牵涉在里面。因为我相信胡先生断不会做这种残杀同志的事，但汝为有‘报复，之意，以为非‘排胡’不可，我当时是最反对汝为这种主张的。”

1928年9月，胡汉民从国外考察回来，也是在上海，许崇智对他说：

“当时特别委员会成立后，鲍罗廷力主兴大狱，更说非‘排胡’不可。精卫脸红红，介石则主张镇压军队，怕军队有毛病。鲍罗廷力争，说不‘排胡’便没有意义。我不答应，我说，不能这样随你们干，要是这样干，我就走了。”

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与胡汉民争吵之后说：

“仲恺的案发生，我实在救了胡先生的命。要是胡先生当时不住在黄埔，早发生意外了。鲍罗廷、精卫、汝为都主张乘机‘除胡’，我大反对，才邀胡先生到黄埔去。这是胡先生应该明白的。”

三人的独白，有些像智力推理小说中的情节，各人都说自己有恩于胡，把别人说成是排胡最力者。不过，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三人中与胡矛盾最深的是汪精卫和许崇智。汪胡交恶始于孙中山逝世后，利用政治手腕当上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自知地位不稳，胡汉民的存在对他威胁最大。许胡二人有隙已有时日，陈炯明叛乱后，许率军回粤打了败仗，胡汉民说了许多刻薄的话，二人从此反目。蒋胡没有太多的矛盾，在国民党中一个主政、主党，一个是军事方面的将领，可是蒋介石对政、党二权奢望已久，在孙中山逝世后，新组成的国民政府中仍没有他的位置，他要插手政务，必须先寻靠山，所以对汪、许排胡也只好随声附和了。

在廖案处理过程中，蒋介石所得到的最多。首先，许崇智因部下涉嫌廖案，而被迫悄然离去，实现了他倒许的夙愿，扫除了他揽军权道路上最大的障碍。他兼并了许的部队，取代了许成为后来东征军的总指挥，进而跻身于军界领袖的位置。其次，廖案使国民党内的###们互相猜忌，右派们无法在广州立足，这为蒋介石攫取党权、政权打下了基础。

二 一次联合的流产（1）

胡苏联之行，为自己挽回了政治影响

1925年9月22日，胡汉民自广州黄埔出发，搭乘苏联“蒙古号”轮船北上，开始了他为期半年的“考察”之行。

随胡汉民同行者有其十五岁的独生女儿胡木兰、国民政府的秘书李文范、军事委员会秘书厅长朱和中、卫士杜松，一行共五人。其中，朱和中是鲍罗廷、汪精卫以照料胡汉民为借口派往监视胡行动的。

虽然胡汉民赴苏，名义上受国民政府的委派，行前，汪精卫还签署了一封给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信，让胡汉民带上。信中说明胡的使命是同苏联商榷“政治、经济之一切重要问题”、“关于党的组织、宣传各种问题”及“国民革命时代所应采取之策略”，并代表国民党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执行委员会议。实际上，胡汉民心中明白，不得已而为之的此次之行，不管冠以什么名头，都如同被放逐一样。当登上离乡的轮船，愤恨、忧伤，凄楚之情一齐涌上心头，于是赋诗一首：

稚子牵衣上远航，送行无赖是秋光；

看云遮处山仍好，待月来时夜渐凉。

去国屈原未憔悴，鸩人叔子太荒唐；

浮屠三宿吾知戒，不薄他乡爱故乡。

此诗充分表露出胡汉民当时的心情，同时也流露出他对政治舞台的眷恋之情。

胡汉民早年就为革命而多方奔走，离家出国已是他的家常便饭，此次却不同往常，茫茫大海，前途未卜。

10月4日，胡汉民一行经过十余天的海上颠簸旅行，到达苏联在远东的重要城市——海参崴。胡汉民一踏上苏联的国土，就沉浸在海洋般的热情之中。海参崴各界连续举行群众性的欢迎宴会，盛情款待这位远方来宾。胡汉民参观当地的学校、医院、军营等，都受到了超规格的热情接待。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代表范斯亭曾私下对胡汉民说，英、日、法、美及中国北京政府的外交人员，从未有享受过这样盛大的款待。胡汉民受到如此礼遇，也是他始料所不及的。这多少冲淡了他因“被逐”而滋生的不愉快心情，他高兴地写信给国内，称苏联接待“感情之热烈，礼谊之隆重，肴食之丰美，同行者均谓平生所未遇也”。

在海参崴稍事停留后，胡汉民一行乘火车前往莫斯科，苏派一军官陪同乘车，一路上沿途各站，均受到当地政府的欢迎。10月28日，抵莫斯科。

胡汉民在海参崴所受到的异乎寻常的礼遇，如果与莫斯科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和微不足道了。

胡汉民抵达莫斯科，立即受到了苏联政府组织的六万多人的隆重欢迎，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片山潜也到车站迎接并致欢迎词。翌日，苏共中央的机关报《真理报》以及其他各报。均以通栏的大标题报道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欢迎场面，并以中国革命运动最卓越的领袖来称呼胡汉民。

胡汉民在莫斯科的活动，安排得满满的。到处参观访问，不断地与共产国际和苏联要人晤面会谈，不停地撰文演讲，异乎寻常地活跃。他参观军队、工厂、学校、机关等部门，与季诺维也夫、片山潜、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伏罗希洛夫、齐契林、卢那察尔斯基会见。他参加了苏联十月革命八周年的纪念盛典，参加了不许干涉中国大会、苏联研究所成立五周年纪念会、苏共十四次代表大会、农民国际会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还为《真理报》、《工人报》等报撰写文章。

二 一次联合的流产（2）

在这里，尤其值得着重提及的是，胡汉民参加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的场面。据《国际新闻通讯》报道记载：那天，胡汉民身穿戒装，被会议奉为上宾。当他登台代表国民党致贺词时，会议大厅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烈景象，他的讲话被一次比一次热烈的掌声所打断，竟有好几分钟使讲话无法进行下去。

胡汉民在莫斯科受到如此欢迎，似乎与他在国内的处境呈鲜明之比，这在国民党仍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国策的情况下，着实令人费解。那么，我们看一看胡汉民在苏时的言论就能释然了。

在《真理报》上，胡汉民撰文，称赞苏俄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的第一件大事；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第一声；是宣告帝国主义死刑的第一法庭；是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第一福音；是实现马克思主义革命成功的第一幕；是人类真正历史的第一篇。他盛赞了十月革命对中国国民党及中国革命的影响，给中国革命以许多的启示和帮助，使中国革命党觉醒，认识到了革命的真正力量。在共产国际会议的发言中，胡汉民声称，世界革命只有一种，中国革命是其一部分，孙中山的学说与马列主义在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共产国际是革命的大本营，是革命的总司令部。称自己是共产国际的战友，并高呼“世界无产阶级团结万岁!”“全世界共产党万岁!”

更有甚者，胡汉民在同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会见时，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请求。

胡汉民在苏的言行，并非出于他的本意。他在国民政府成立后降职为外交部长及“廖案”中所受到的挫折和打击太大了。迫使他不得不面对现实，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左”的论调受人拥戴，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操生杀大权。胡汉民只好改变策略，言不由衷，做一些表面文章，掩人耳目。此举果然奏效非常。

胡汉民访苏期间，经常给国内汪精卫等写信，谈及自己在苏的活动和观感。这些颇得国内党人的好感。尤其是此间国内出现了“西山会议派”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胡汉民对之严加批评，写信给国民党中央，表示并不支持西山会议派的言论和活动。

以上等等，均为胡汉民扫去了因“廖案”而笼罩头上的阴影，为其赢得了一定的政治主动权。所以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汪精卫专电征询他的意见。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上，两个人最为引人注目，一个是因第二次东征胜利而满身生辉的蒋介石，一个就是远在异国他乡的胡汉民。

大会间，汪精卫作的政治报告中，对胡汉民与廖案的关系作了如下的说明：“胡毅生被党军到宅逮捕时，他对士兵诡说毅生现在胡汉民同志家中，士兵受骗，立即到胡汉民同志住宅，几乎累着胡汉民同志，而胡毅生却乘机逃跑了。胡汉民同志知道有些意外之变，非常痛心，因为林直勉、胡毅生都是向来听他的话的，不料如今却有此事。至于外间对胡汉民同志种种谣言，如今已证明都是假的。”此外，邓演达向全体代表报告了胡汉民在苏联的情况，称赞了他的工作。全体大会代表还向胡汉民致电：勉励其为党为国操劳。大会的最后选举中，胡汉民在未出席的情况下，以与汪精卫、蒋介石等同的票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党部工人部长，成为这次大会上“缺席的主角。”

二 一次联合的流产（3）

蒋成为广州一颗耀眼的新星

胡汉民游俄期间，蒋介石在广州高喊革命口号，积极主张第二次东征，并亲自率军督师，歼灭了革命的叛逆陈炯明部队，因而大放异彩，映红了广州半边天，红透了革命队伍。

1925年9月18日，汪精卫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手令蒋介石：全权处置粤局。紧接着蒋介石便以种种手段，威逼诱骗自己的者上司许崇智离粤。在军界他如愿以偿了，但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并不高。他也清楚地知道，革命氛围之中的广州，唯有以革命的言行出现，方能在党务方面取得梦寐以求的地位。

让我们看看蒋介石此间都说了些什么样的言论。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潜在的###潮流萌动日甚。蒋介石在联共问题上讲得最动听，他说。

“国民党的同志对于共产党的同志，尤其不可有反对，因为我们要晓得，‘###产’这口号是帝国主义者用来中伤我们的。如果我们也跟着唱‘###产’的口号，这不是中了帝国主义者的毒计么?”“总理决定下来的主张，我们是不可违背的。如果不然，就无论你如何信仰三民主义也是假的了。因为总理容纳共产党加入本党，是要团结革命分子，如果我们反对这个主张，就是要拆散革命团体，岂不是革命党罪人。”

当戴季陶的《民生哲学系统表》、《孙文主义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三本歪曲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著作公开出版发行后，立即得到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喝彩，右派分子奉之为###理论之旗帜，攻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蒋介石不顾结拜兄弟之情义，很有大义灭亲的气概，发表言论说这位盟兄弟是“总理之不肖徒”，“以尊重总理适以侮总理”，借机蒋介石进一步表明自己要做纯粹的国民党员和孙中山的忠实信徒。

东征期间，军事上同叛军斗争的同时，蒋介石也时刻不忘高喊革命口号。11月7日出版的蒋介石著《总理实行中俄联合的意义和世界革命统一指挥的必要》小册子，其中写道。苏俄同志来帮助我们，乃是国民革命胜利之必须，孙中山总理的真正信徒，就是要照俄国革命的方法去做。

因廖案在广州无法立足的国民党右派，纷纷跑到北京，共谋###之策。1925年11月23日，他们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了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以解决国民党队伍中的“共产派”问题。蒋介石在东征前线得知后，即在汕头发表《为西山会议告同志书》，谴责西山会议派分子的行为县出于驱除异己、发抒私愤之偏心，再次强调联俄联共乃为总理生前遗嘱之重要内容，中国革命不成，列强敢于侮我，其原因就是国民勇于私斗，党员徒争意气，团体惯于破裂。蒋介石立场鲜明地表示，“不为革命，便为叛逆”。

东征胜利后，蒋介石谈到东征胜利的原因时，说：“完全是从我们总理实现中俄联合的一点成效，”“苏联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达到这个目的，大半可以说是苏俄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国际的实力，与其革命的使命，起来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的效力。”还说：“我们接受革命先进国同志的指导就是接受总理的指导，就是实行总理的遗嘱。”

如果说以上言论是蒋介石为自己是孙中山真正信徒而作的标榜的话，那么，第二次东征则是他在行动上的证明。

二 一次联合的流产（4）

国民政府在9月1日开会，决定出兵东江，###陈炯明逆部。9月2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统领国民革命第一军和第四军，并把之编为三个纵队。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与蒋介石协同指挥。10月1日，东征军召开誓师大会，随后，陆续出发。由于广大官兵的英勇奋战，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东征军进展顺利，很快便攻下了陈逆的老巢惠州城，又在河婆歼灭了陈炯明的主力部队，不到一个月，就将东江全境收复解放。

第二次东征的胜利，蒋介石享受到了所意想不到的荣誉和尊敬。

惠州城攻下之后，国民政府即下令嘉奖蒋介石，嘉奖令中写道：

“蒋中正受命东征，督率将士，立破坚城，……统一前途，已呈曙光。该总指挥忠勇激发，成此伟功，至深嘉尚。”

东征取得全胜的消息传到广州后，蒋介石之威名更是大震，一下子他便成了国民政府中的焦点人物，以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为首的党政要人谭延闿、邓泽如、伍朝枢、古应芬、宋子文等人联名向蒋发出贺电：

“我兄以10月6日自广州启节，至11月6日而驾临汕头，屈指行师，恰盈一月。群贼就歼，东江悉平，破惠州之天险，覆逆敌之巢穴，及在罗经坝出奇制胜，使群贼敛手就擒，无能漏网，尤为此战事中最有特色之事。我兄建此伟功，成总理未竟之志，定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军之声威，凡属同志，莫不钦感。”

此贺电一出，蒋介石顿成社会之新闻人物，众人不仅对其刮目相看，而且把他与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相提并论。有人在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精卫填海”。下联是“介石补天”。

满嘴的革命词句，加上东征的胜利，蒋介石终于在国民党的二大上换取了梦寐以求的地位，得以插手党务和政务。

蒋介石是以“东征英雄”的身份出现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的。会议期间，他频频活动，发表演讲，出席庆功宴会，也接见外国使者，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尤其是1月6日在大会上受到的礼遇，足以引其自豪和荣耀。这一天，蒋介石代表军事委员会向大会作军事报告。报告很长，从1924年以来广东的军事形势说到两次东征的经过，从广东革命政府的内外敌人说到今后的北伐计划。尽管报告长了些，但会议代表的兴致依然很高，报告过程中掌声此起彼伏。报告毕，全场更是为之欢呼。更有甚者，有一代表提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介石致敬，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此提议立即得到响应，雷鸣般的掌声在蒋介石身旁响起，蒋介石陶醉了，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国民党“二大”选举新一届领导机构时，蒋介石以几乎全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又被选进中央常委。这是蒋介石第一次进入国民党的高层领导机构，以后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参涉党务了。

此时的蒋介石如日中天，国民政府的各要员均倚之为干城，他成为广州国民政府的风云人物和耀人眼目的政治新星。

可是，这颗新星是颗“扫帚星”，他的升起，中国革命的灾难便降临了。

为少一个对手，蒋曾试图阻止胡回国

胡汉民在国外的“表演”，以及对国内政治的极度热心，曾收到了一定的政治效应。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回国以图东山再起之际，来自国内的阻挠同时开始了。

二 一次联合的流产（5）

1926年3月13日，胡汉民从莫斯科起程，到海参崴候船回国。在海参崴候船时，胡汉民得知国内发生了“中山舰事件”，他更急于回国，但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4月4日，一直陪同胡汉民访问的苏联远东外交代表范斯亭忽然劝他不要急于回国。胡汉民问其原因，范斯亭没有说出令他信服的原因。

4月11日，范斯亭劝说胡汉民北上返回莫斯科，说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传来明码电报，命令胡汉民留在苏联，将有新的重大任务交给他。

两次阻止，使胡汉民原定的4月13日搭船返回的计划只好延期了。

4月16日，苏方又派人阻止胡汉民回国。这次的理由是，中国国内的风声甚紧，上海、天津等地均逮捕国民党人，为安全计，请胡延期回国。

胡汉民以为是苏联方面要扣留他，一切托词都纯属作伪，所以他蛮横地拒绝接受。其实，这些都是蒋介石背后在捣鬼，胡汉民做梦也没有想到。

蒋介石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人，又是一个很有权力韬略之人。国民党“二大”前后，他虽然在广东红得发紫，可是他要实现独揽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还是有一系列障碍的。在他之上，有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蒋介石与汪氏相比，其声望资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相抗衡的，此为其揽权的障碍之一。另外，苏联顾问团在广州国民政府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很受国民政府中的要员及群众的拥护，顾问团手中又握有政治上、军事上援助中国的权力，因此在苏联顾问团中留有良好的印象十分关键。虽然蒋氏曾多次高喊联俄的口号，但蒋介石与之有矛盾，无论是在北伐的时间上，还是北伐的路线上，蒋与之都有严重的分歧。尤其是在1926年初，苏联顾问团中鲍罗廷回国述职，离开广州一个多月，加伦又到北方冯玉祥军队中去指导工作，季山嘉便在这时充任了苏联顾问团首席顾问。而季山嘉与蒋介石的分歧矛盾是在顾问团中最大的，二人几乎闹到存留不并在的地步，此为蒋介石揽权的障碍之二。此外，蒋介石揽权还有中国共产党、国民革命军各军的障碍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整日为揽权清除障碍而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条锦囊妙计。

这条锦囊妙计就是发动中山舰事件。事件是针对苏联顾问团、中国共产党和汪精卫的，可以说欲意“一石三鸟”。事件的发动，蒋介石冒着很大的危险，他也是战战兢兢地度过那几天的。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居然“一石”而“三鸟”皆中。

事件发生时，蒋介石曾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团的住地。当时，苏联曾派一个观察团到中国，观察团亦在被包围之中。苏联顾问团对此事件的反映，完全听从了观察团的领导人布勒诺夫的意见。布勒诺夫是苏共中央执委委员、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权力很大。布勒诺夫秉承斯大林过分信重国民党的主张，没有看到中国革命中存在着的领导权的危机。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向苏联领事馆表示“对人不对俄”，布勒诺夫则信其言此事与顾问团无关之语，并向蒋介石表示，与之矛盾很深的季山嘉可以回国。蒋介石又虚之要继续合作。

蒋介石借口中山舰无故驶往黄埔，并升火达旦，遂逮捕该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随后便扣押了第一军中所有的共产党员。如此挑衅、进攻，中国共产党内部对此意见不一，有的主张不干预，有的主张坚决反击。但总书记陈独秀因病不在。中央无主，加上蒋介石大耍两面派伎俩，事件后马上写了一个“自请处分”的呈文，迷惑了一部分人。中共中央决定采取不干涉的妥协退让之策。

二 一次联合的流产（6）

汪精卫在事件发生初始，感到很是震怒，认为这是蒋介石目无“主席”的僭越和造反。但汪精卫这位军事委员会主席却调动不了军队，只好采取消极态度，被“气”而“病倒”隐居起来。此正合蒋介石之意。

“中山舰事件”打击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团，气跑了汪精卫，蒋介石好不得意。正在高兴之时，忽闻胡汉民要回国。刚刚气走了一个国民党的###，善后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又有一个国民党###要回来，蒋介石沉思该怎么办?

蒋介石刚刚扫除独揽大权道路上的几重障碍，绝不能再让新的障碍出现，更不会轻易让另一个权力的竞争者分享将要到手的权力。胡汉民的出现，对于深谙“政治生活，全系权谋”之道的蒋介石来说，解决的办法是有的。

首先，蒋介石试图阻止胡汉民回国。

这时苏联顾问团对蒋介石有些言听计从了。蒋介石让苏联顾问团向国内打电报，借口中国国内形势不稳等原因，劝胡暂缓回国。蒋介石深知，胡汉民极为固执己见，但对国民党有着极特殊的感情，党性极强。乃又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之名，假以有重大政治任务委其留苏办理。于是，便有了4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命胡汉民“暂缓回国”的决议。

可是，多方劝阻，几种手段均未能生效，胡汉民的回国之意已无法动摇，蒋介石又使出了政治争斗中经常使用的手段，毁对手名声。

胡汉民在苏期间，革命口号也是喊得响天彻地，绝不逊色于国内的蒋介石。但蒋介石手中握有在平定商团叛乱过程中，孙中山给他的一封关于胡汉民政治观点的信，信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为有济；若必加入，反多妨碍，而两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气也。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吾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

在胡汉民回国之前公布这封信，无疑是在说胡汉民耍两面派，在苏所言不能表达他的真正观点。此可谓“杀手锏”，先声夺人，确实厉害无比。

胡一厢情愿，蒋未做呼应，流产的联合

蒋介石没有阻止住胡汉民回国。经过一番周折，胡汉民终于搭乘4月19日开往广州的客轮，离开了海参崴。

踏上回国的轮船，胡汉民的心情与半年前离国时乘船的心情迥然不同。最近一年来，在政治权力角逐中失利的苦恼，此时已抛却脑后。他只是急切地想回到自己曾多年奋斗过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圣地广州，他的脑海中，闪现着几个月来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国民党“二大”上令自己满意的结局，蒋介石在广州的出色表现，尤其是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带来了排共反俄的好时机，自己回到广州后可以大张旗鼓地干一番了。胡汉民并不知道，阻止自己回国的就是日夜思念欲与之合作的蒋介石。

轮船经过十天的航行，4月29日到达广州，与胡汉民同船到达的还有回国述职归来的鲍罗廷以及陈友仁、邵力子、顾孟余、谭平山等人。

在国外“考察”已半年的胡汉民，虽然时刻关注着国内的政治局势，尤其是广州国民政府的局势。可是，中山舰事件之后的广州政治格局，扑朔迷离，翻云覆雨，就像夏季的天气，忽而迅雷骤雨，忽而苦热骄阳，内中的“真味”，胡汉民并不是了解很透的。胡汉民在海参崴回国所遇到的周折本是蒋介石在国内捣的鬼，而胡汉民却丝毫未知，一直以为是苏联方面要扣留他，这预示着胡汉民所设想回国后的一切事情，必定要受到方方面面的挫折。

二 一次联合的流产（7）

回国后的第二天，胡汉民就和蒋介石见了面，二人进行了长谈。胡汉民滔滔不绝地向蒋介石介绍了“考察”苏联之后的观感，胡此时与蒋所言的观感，并不是在苏联讲演撰文中所说的那一套，而是重点谈苏共与中共，以及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他告诉蒋介石：苏联与我们相交，只视我们为工具，苏共命令中共加入国民党，其目的是从内部进行捣乱，最后由共产党代替国民党。胡汉民还向蒋介石透露了他在回国船中与鲍罗廷交谈的内容。在海参崴回国的轮船上，鲍罗廷与胡汉民谈到了中山舰事件，鲍罗廷说了许多不满蒋介石的话。因此胡汉民知道了鲍罗廷处理中山舰事件善后问题的一些想法。胡汉民谈完之后，向蒋介石建议：不要再信任鲍罗廷，把鲍罗廷扣留起来。

蒋介石静静而耐心地听着胡汉民的话，心中早已想好了对待胡汉民这位国民党###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办法，但脸上仍不露声色。胡汉民讲完，蒋介石对他的话未置可否，没有立即表态，只说了一些寒暄的话。胡汉民误以为蒋介石已经默许了他的主张。所以，自这次见面后，胡汉民与蒋联合的信心更加坚定了，便在连日参加各种会议，报告访苏观感的同时，竭力主张实行分共政策，主张断绝与苏联的关系。

5月3日，胡汉民参加国民党第138次中央政治会议，报告了“考察”苏联的经过，并得出三点结论：

(一)苏俄联合国民党，是以国民党为工具，利用中共阴谋捣乱；

(二)苏俄是共产党干部斯大林个人专政；

(三)苏俄以中国革命问题，作为内部斗争的工具，为个人夺取政权借口，不能代表无产阶级。

随后，胡汉民又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演说。他为了对付“共产党的分化与破坏国民党”的策略，提出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

5月5日，胡汉民在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主持欢迎他及鲍罗廷等人回国的宴会上，发表演说，再次宣扬了自己的观点。

胡汉民回国后，频频出现在各种场合，加上与蒋介石的来往，给人们这样一种假象；胡汉民将再度出山，与蒋介石联合共主国民政府。不只局外人有此看法，就是局中人胡汉民也对之信心百倍。因此，在广州的一些国民党右派分子及胡汉民的追随者大造蒋胡联合的舆论，并着手准备筹办胡重新参政的庆典活动，忙于搭彩门，确定游行事宜。

可是，假象终究是假象，胡汉民的一厢情愿，只是政治上的“单相思”而已，并没有引起蒋介石的呼应。在胡汉民紧张活动之时，蒋介石已经开始着手排挤胡汉民出广州了。蒋介石首先处置打击广州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给胡汉民一点颜色看看。不但处分了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还把右派的头面人物、广州市长伍朝枢逼走。

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打击了左派，取得了右派的支持，同时他又要出两手之伎，打击右派，表示自己革命，这正是蒋介石在政治上能够以退为进、屡屡得胜的高明之处。这时，蒋介石重又捡起革命的词句，借以排挤胡汉民。5月2日，他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作报告，称赞了工农群众在统一广东、肃清一切反革命和巩固广东革命政权过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没有农工的帮助，国民革命军也绝不能成功这样快”。5月3日，蒋介石在黄埔欢迎三次劳大、广东农协、教育大会的各代表来军校参观时，说工农学兵是革命的基础，“必定要这四种人联合起来，革命才可成功。”

在对待苏联顾问问题上，5月4日，蒋介石决定继续聘鲍罗廷为顾问。

蒋介石的言行，处处与胡汉民的主张背道而驰，此外，蒋介石还指使国民政府主席下令，让陈友仁取代胡汉民担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胡汉民至此方知道与蒋介石联合无望，于5月9日乘船离开广州。

胡汉民在高兴，企盼之中回到广州，胸有成竹，很有信心。可是，只十天时间，他重返国民政府舞台的梦想就被打得粉碎，感到委屈和愤懑，离开广州时，写了一首诗，表达了当时的心境：

汉节羁留异域迟，悬知相苦是相思；

如何邂逅长亭日，不赠当归赠可离。

解衣投地诉君王，百战余生亦可伤；

无怪旁观人冷语，从来健者欠思量。

诗中既含悲愤，又含慨叹。

巧合的是，在胡汉民乘坐的轮船上，还有被蒋介石排挤而“卧病”隐居多日的汪精卫。曾是孙中山麾下最得力的两位助手，曾以“薪”和“釜”相喻的革命战友，今天又成了同是沦落天涯的难友，可是二人却连晤面说话的热情都没有，更谈不上走到一起了。胡、汪二人的同时离去，给蒋介石独揽大权提供了绝妙的机会。

三 蒋胡首合作：一个清体、一个清心（1）

随北伐胜利，胡向蒋发出联合的信号

胡汉民离开广州后，来到了上海，虽然自称：“日惟闭户读书，冀补年来学殖荒落之憾。”但他表面的平静，对政治的漠然，只不过是苦于自己的“政见”(即###、反俄)没有被采纳，苦于没有施展的机会而已。一旦时机来临，他就不再甘于寂寞了。

此时，国内政治形势在急剧的变化发展之中。

因胡、汪二人离开广州，蒋介石的党政军权力一天一天地膨胀着。

继1926年4月16日，蒋介石被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举行的联席会议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后，他与谭延闿、孙科等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四个“整理党务的提案”，并得到了会议的诵过。此提案是排斥共产党、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根据此提案，共产党人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部长职务，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任执行委员之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如此，原在国民党中央任组织部长的谭平山，任宣传部长的毛泽东，任农民部长的林伯渠，任中央秘书处书记的刘芬，都必须辞去所任之职，改由仇视共产党的国民党右派分子担任，蒋介石接任组织部长，顾孟余、邵元冲、叶楚伧分任宣传部长、青年部长、中央秘书长。蒋介石把一部分党权揽于手中。

6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授权他组建北伐军总司令部。按国民政府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北伐出征令下达后，即为战争状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

7月1日，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蒋介石以军委主席的名义下达了“北伐动员会”。

通过这几个步骤，蒋介石垄断了国民党、北伐军、国民政府的所有大权，成为国民党的第一号权力人物。

蒋介石率北伐军分三路北上。由于湖南、湖北、江西等地人民久受军阀统治之苦，纷纷欢迎北伐军，同时也由于北伐军将士们的英勇战斗，北伐军很快就攻占了长沙，在汀泗桥、贺胜桥又击败了吴佩孚的主力部队。9月6日，北伐军攻占汉阳，7日攻占了汉口，西路北伐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在上海静观伺机的胡汉民，看到蒋介石限制打击共产党屡屡得手成功，又在军事上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便忘掉了不久前在广州那不愉快的一幕，寄希望于蒋介石。于是借北伐军攻克汉阳、汉口之际，向蒋介石发出一贺电，其中有对蒋介石吹捧、谄媚之语：

连日捷报传来，孱病之躯亦为距跃三百。我军以空前之奋斗，摧灭强敌，克复武汉，不仅为十五年来第一快事，亦近代战史所不常见，由此足以握革命成功之键，再造中国，而慰先总理与诸先烈之灵矣……(得此胜利)自非我兄革命之精神，指挥之妙用，奚以及此。

贺电中还分析了国内的形势，对北伐期间的财政、外交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东北之胡(指张作霖)，亦颇有增援秀才(指吴佩孚)之说，其实利败之心尤甚，方且乘间攫取种种，山东与东南，又有宿怨，连胡之栖，只有相啄，皆不足虑。惟为帝国主义者，必不愿失其工具，必多方以为军阀之援，吾不啻间接与之为战争，其利害之不一致，破其联合，或亦要着也。目前重要问题，当属财政，武汉久处北洋军阀之下，元气可知，幸此次我军攻取神速，敌方溃兵不及恣掠，社会秩序易复，官纸信用已无，当能设置中央银行，用我国币。旧日官僚，已随军阀俱尽，鄂人方庆来苏，社会必有一种清明之气。破坏之后，从事建设，粲然易举，如兵工厂军事命脉，矿物实业与财政，为密切关系，市政则可以新全国之耳目……

三 蒋胡首合作：一个清体、一个清心（2）

胡汉民在这一长长的贺电之中，对蒋介石称颂备至。纵观胡汉民此前所言所语，以其性格，如此称赞孙中山以外的人，这是第一次，简直把蒋介石目为竟总理未成事业之人了。而且，他又对蒋介石不厌其烦地“贡献”自己对形势及财政、外交等问题的看法，最后还满怀信心地说“瞻望新猷，乐观无量也”。其真实用意不难看出：是向蒋介石发出联合的一个信号。

胡、蒋合作，###清党

对胡汉民发来的贺电，蒋介石喜出望外，深为有这样一位国民党###与自己“志同道合”而高兴。然而，蒋介石也深知，目前还不是蒋胡合作公开全面清党###的时机。

首先，北伐虽然已取得了一些胜利，打垮了吴佩孚的主力，但北伐另外两个敌人孙传芳、张作霖的实力依然很强大，与全国统一的目标还差得很远。北伐之所以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这与共产党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分不开的，与广大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如果现在公然叛变革命，北伐的基础便会动摇。

其次，参加北伐的几个军中，真正能够附从蒋介石###的不是很多的。

再次，蒋介石对拉拢汪精卫一起###抱有幻想。在国内一片提高党权，迎汪复职的呼声中，蒋介石试图把汪精卫立即拉入###阵营中，以为号召。

可是，形势很快向有利于蒋胡合作的方向发展。

北伐军打败吴佩孚，占领两湖地区后，随即把作战重点放到了孙传芳身上，很快攻占了南昌、杭州、上海、南京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要城市，把整个长江下游流域纳入北伐军的管辖之内。蒋介石乘机大肆招降纳叛，扩充武装力量，逐渐与一些军人在###问题上产生了共识，与江浙财团的勾结解决了他的经济难题，与日本的勾结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的羽毛日渐丰满。蒋介石觉得可以依靠自己的军事实力另立门户了，于是，###叛变革命的行动便开始了。

1927年4月初，国民党的右派分子纷纷咸集上海，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古应芬等人为蒋介石发动政变筹划。此时，蒋介石等人把联合的重点放在了即将回国的汪精卫身上，在上海久居多日的胡汉民并没有参与4月5日之前的###密谋。

4月3日，汪精卫从法国归来，蒋介石偕吴稚晖等人去拜访。共商###大计。蒋汪等人达成协议，由汪精卫出面通知陈独秀停止共产党的活动，停止汉口及中央党部的命令，各团体、各党部及各地武装应听从总司令蒋介石的指挥。

就在蒋汪晤面的同一天，汪精卫还去与胡汉民见面，二人谈及了目前的国内形势及国民党的处境，胡汉民提出国民党要实行“分共”政策，汪精卫表示同意，但又提出此事要在4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时商讨解决。胡汉民看到汪精卫同意自己的分共主张，很高兴。

汪精卫刚刚踏上国土，对蒋、胡等人的###主张虚与委蛇，表面上同意，内心却有自己的想法：一旦自己走入蒋介石的阵营中，要以“###”迟到者的面目出现，地位要在蒋介石军权受制之下。自己一向以“左”的姿态示人，武汉方面这时连连来电催其回武汉主持大局，不如回到武汉继续坐第一把交椅。汪精卫决定还是回武汉去，由于他的反复，才发生了一场吴稚晖跪谏###的滑稽闹剧。

在上海的中央执、监委连续开会讨论清党分共的问题，汪精卫一反前几天分共的主张，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不能改变，与参加会议的吴稚晖等人辩论起来。辩至高潮时，谁也无法说服对方，吴稚晖竟当场给汪下跪，求其改变态度，留沪领导。此场面一出，众人皆啼笑皆非，汪精卫忙急于躲避，辩论在无可奈何之中无结果而结束。

三 蒋胡首合作：一个清体、一个清心（3）

在蒋介石拉汪的同时，汪精卫也与中共接触，并于4月5日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联合发表一个告国共两党同志书的声明，宣布国共两党将继续合作，绝不受人离间中伤等。

汪陈联合宣言一出，上海方面知道拉汪无望，吴稚晖更是气愤已极，当面责问、辱骂汪精卫；狗不如，滚蛋。汪精卫一气之下，不辞而别，离开上海去武汉。蒋介石气愤而沮丧地说：“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

汪氏一走，给蒋胡合作提供一个契机。汪精卫不辞而别，蒋方缺少了一个资格老而有号召力的角色，武汉方面则多了一个这样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才约请胡汉民出来，共谋###清党大业。4月5日，就在汪精卫突然离开武汉这一天，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来到胡汉民处，约请他同去南京，共掌###大局，并将4月初几名监委提出的“查办共产党案”出示给胡汉民。胡汉民欣然接受了约请，主张用非常手段清党，“非以壮士断腕之决心，###清党不可”。他在蒋方阵营中后来居上，很快就成了###清党的急先锋。

4月9日，蒋介石发布了上海市戒严令，晚上他赶到南京，控制了南京。之后，他给胡汉民等人发出邀请电报：

“中正已于本日(九日)，进驻南京。东南虽已底定，北伐尚未成功，各项进行事宜急待解决，务请诸同志于本月十四日以前驾临南京，筹商一切，不胜盼祈。”

胡汉民应蒋介石之邀，如约前往。

4月14日下午三点，在胡汉民的主持下，于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邓泽如、陈果夫、周启刚、甘乃光、萧佛成、柏文蔚、黄绍竑共十三人参加。预备会议主要是为明天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做准备。

4月15日，是蒋、胡与汪协商好的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日子，但蒋、胡二人足足等了三个小时，也未等到武汉方面的委员们。在南京的国民党执监委员只有十多人，尚不及全体执、监委员总数八十人的六分之一。怎么办?全会是开不成了，只好改为谈话会。谈话会做出决定：否认武汉的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用武力来清党，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但是这于国民党的法理相悖。胡汉民为之贡献一两全之策：常务会议不能召开，而党务、政务又急待解决，中央政治委员在南京尚有八人，应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议主持一切，符合国民党“法理”。此策一出，释去了南京众人背叛国民政府而造成的心理“重负”，可以心安理得，大张旗鼓地为南京的八位中央政治委员所欲为了。南京方面遂以人数残缺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之名义，与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相抗衡，来行使中央党部的权力。

于是，南京的八位中央政治委员们，在17日又聚到一起，召开了“政治委员会议”。胡汉民在会上十分活跃，促成了会议的成功。胡汉民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尔后胡汉民提议以钮永建为国民政府秘书长，以吴稚晖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陈铭枢为副主任，此提议得到了众人的时议通过。会上又决定“国民政府”18日起在南京办公。

在胡汉民为成立南京国民政府而紧张筹划的同时，蒋介石以“非常之手段”开始大规模武力清党了。

4月lO日，蒋介石到南京的第二天，在蒋介石的司令部门前，发生了游行群众与军警冲突事件，蒋介石随即借口派人大捕南京市的共产党人。

三 蒋胡首合作：一个清体、一个清心（4）

4月11日，蒋介石向全国已被北伐军进占之省下令“清党”。

4月12日，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在白崇禧亲自指挥下。由杨虎、陈群执行，开始解除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的武装。尔后大力捕杀工人领袖及共产党员，大屠杀自12日始持续多日。屠杀期间，“上海狼虎成群而出(“虎”指杨虎，“群”指陈群)”，血腥的白色恐怖笼罩着这座繁华城市的上空，有人统计，从“四?一二”政变发生后的仅三天内，上海就有三百多人被害，五百多人被捕，失踪者无数。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拉开了蒋介石武力清党、进行血腥大屠杀的序幕，各地反革命分子纷纷起而效之。

4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也宣布戒严，借口共产党将攻击沙面租界的谣传，派兵封闭、搜查了广州所有的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及学生妇女组织。一周之内逮捕了二千余名中###员和革命者，其中二百余人惨遭杀害。

继上海、广州反革命大屠杀之后，南宁、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也进行了残酷的武力清党。

蒋、胡合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在胡汉民幕前幕后紧锣密鼓的筹划之下，在蒋介石的武力维持之下，4月18日，蒋胡合股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

4月中旬的南京，气候适宜，不冷也不热。南京丁家桥江苏省议会大礼堂里，悬挂着青天白日旗和孙中山的画像，整个大礼堂，气氛凝重、肃穆。拥蒋附胡的在宁各界人士聚集在这里，共同参加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典礼。

大礼堂里，只有两个人最引人注目。一个是蒋介石，身着戎装，始终昂首挺胸，精神百倍，不时用惬意的目光向众人们颔首示意。一个是胡汉民，身着深灰色的传统丝绸马褂，梳着平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瘦弱的身躯却透出刚毅，给人以威严之感。

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向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授印，被“当选”为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胡汉民，代表新政府接过了此印。这时，整个会场上顿时响起了热烈掌声，打破了庄重而肃穆的气氛。

授接印毕，胡汉民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向参加庆祝大会的各界群众发表演说。演说中，他打着继承孙中山总理遗志的旗号，大谈清党###的重要。我们不妨摘几段“精彩”之语。

现在我们国民党的革命进行，是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要进步得多。同时内部也发现了一种反革命和假革命的叛徒。……现在蒋介石同志平定东南，我们国民革命的阵地以内，又发现跨党分子破坏国民革命的逆迹了。所以革命势力每有一定的发展，内部便须肃清一次的叛逆。内部叛逆每经一次的肃清，国民党的革命实力，对外面帝国主义军阀一类反革命的敌人进攻，便多得一次的胜利。

现在跨党分子破坏国民党，破坏国民革命，完全是用偷偷摸摸的狗偷鼠窃手段，比以前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等的公然对于革命，实行叛逆，远要可恶。

我们这次的清党是要进一步把共产党的死灰都要送还给俄罗斯。

干脆地说，这次的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在庆祝大会上也发表演讲，演讲中否认国共合作，他还诬蔑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为“孙悟空猴子投胎于人身，以其翻筋斗的花样，把人身体中的五脏六腑扰乱破裂”，“如吾人不消灭此等由鲍罗廷所指挥的敌人，则吾人必将自取灭亡，如吾人不消灭之，彼等必势将消灭吾人。”表示了自己###到底的决心。

三 蒋胡首合作：一个清体、一个清心（5）

庆祝大会之后，又举行了阅兵典礼。胡汉民与蒋介石又分别讲话。胡汉民除了攻击共产党之外，还为蒋介石唱赞歌，把蒋介石揽的权，说成是“党”所赋予的，是奉“党”的命令来行事的，因而他号召北伐的全体将士要拥护革命军的领袖——蒋介石。蒋介石和胡汉民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把国民党与南京政府、与蒋介石等同起来。如果反对其中之一者，便会被冠以总理的叛徒，国民党的逆臣的大帽子。

就在蒋记南京国民政府文武官员粉墨登场这一天，蒋介石和胡汉民二人是最忙的。

蒋介石除了在庆典大会上、阅兵典礼上发表讲话之外，还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告全国工友书》、《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书》、《拥护中央之通电》、《敬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等文章。

胡汉民则除了演讲外，还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签署命令、公告，发表宣言。胡汉民任职后所签署发布的第一号命令——《秘字第一号令》，就是针对共产党的。第一号令中云：

“共产党窃据武汉，破坏革命之进行，数月以来，肆行残暴，叛党叛国，罪恶贯盈，……缘其所为，祸有甚于洪水猛兽，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并致训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于最短期间肃清叛乱。查此次谋逆，实以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等为罪魁，以及各地共产党首要、次要分子，均应从严拿办。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军长官、各省政府通令所属一体严缉，务获归案重办。”通令后附所通缉的一百九十余人的名单。

蒋胡二人如此忙碌，无非都是为了二人合股公司——南京国民政府。

蒋胡打着孙中山信徒的旗号，合组政府，与武汉的国民政府并存，中国的南方遂成了宁汉两个国民政府并行对立的局面。

胡不负蒋望，成为###理论的“旗手”

胡汉民曾经是国民党的理论家，尤其是对旧三民主义多有阐发。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前，他是全力拥护孙中山的政策的。在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过程中，他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与汪精卫共同起草了1923年1月1日所发表的《国民党改组宣言》。因此，孙中山在谈到国民党内对改组意见时，把党内分为稳健派、急进派和综合派，而把自己与汪精卫、胡汉民视为一派，是“综合派”，胡汉民与孙中山虽然都是“综合派”，在对待联俄联共问题上却有质的区别。

胡汉民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的支持是有保留的。他从国民党的利益出发，吸收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阵营，是利用共产党来壮大国民党的力量，以摆脱国民党涣散、停止不前的境况。这一点胡、孙二人相同。此外，胡汉民对这一政策也有自己的担心。他担心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会因多党派联合组成国民党“而党员因此便不能严加甄别”，“本党团体便不能巩固，而主义便不能贯彻。”所以，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制定时，胡汉民就说过：“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本党的，如果真正信仰本党的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的，才可以收容。收容以后，如果随时发现了他们有旁的作用，或有旁的行动，足以危害本党的，我们应该随时加以淘汰。”很明显，胡汉民认为联共有两个前提，即其所言的两个假设句“如果”，并把联共视为“收容”。这种以我为中心的合作思想终究要因国共两党政治纲领相异而撞得头破血流，“收容”思想意识的潜存，预示着随时可以抛弃新收容者，便是理所当然、合情合理的了。

三 蒋胡首合作：一个清体、一个清心（6）

胡汉民###思想的形成乃至“成熟”是在孙中山逝世后。廖案后的苏俄之行，寻到了许多###的“依据”和“理由”。胡汉民虽然在苏联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并因而赢得了不少政治上的声誉，但他是心口不一的。对待政治问题，胡汉民往往用旧三民主义去进行排斥性的批评，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一个刚刚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他不把精力放到学习苏联革命胜利的经验上，而是以极大的兴趣去“青睐”苏联所出现的种种缺点和弊端，以此作为他###的借口和“论据”。

如果说，胡汉民在国共合作前期尚是一个“综合派”的话，那么他的苏俄之行就促成了他向“右”的转变。他回国后就到处宣传###的思想主张。

同胡汉民一样，蒋介石也是由于苏俄之行才坚定了###信念。在孙中山制定国民党改组政策时，蒋介石无权参与，对此政策他只有拥护与否。1923年，他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去苏俄考察，也是用灰色的眼光去观察苏俄。他在后来所著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详细叙述了他的感受和此行的影响，其中写道：“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丧失”，“我深信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有助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但在我们革命奋斗的过程中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与具有威胁性。”蒋介石对苏俄考察，看到了苏维埃制度的“专制和恐怖”、国内组织派系暗斗的激烈，以及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蒋介石得出结论，苏维埃政治制度与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

和胡汉民不同的是，蒋介石回国后没有马上反俄###，善于伪装的他采取了阳奉阴违的策略。他很识时务，当时自己羽毛未丰，如果反对联俄联共政策，不仅不能影响这一政策的实施，而且无异于螳臂挡车，于己不利。

本世纪的二十年代，不少年轻的中国人去邻国苏俄学习考察，而结果却不同。有的人学习到了邻国革命的经验，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走俄国人的路”是他们得出的结论。有的人则看到了邻国的种种“弊端”，坚定了其反苏###的信念。胡汉民、蒋介石属于后者。

蒋介石###清党，却想要打着孙中山、国民党的旗号。以他的资历、以他的理论水准，是不能服人的。但是，他身边有一位国民党历史上的理论家，有曾长年主持国民党宣传工作、精通旧三民主义的人。蒋胡二人又在###问题上有“相似乃尔”的共识，自然，理论上###的重担压在了胡汉民的肩上。胡汉民不负“蒋”望，对共产党口诛笔伐，成为###理论的旗手。

胡汉民给共产党罗织了种种“罪名”，如破坏本党、牺牲国家、欺骗农工、背叛主义、只顾争夺个人权利等等，诬蔑共产党为“万恶不赦的叛党分子”，是与北方军阀一样的敌人。他因此主张“要彻底来清党，要将武汉共逆扑灭得干干净净才行。”

在理论上###，胡汉民有他自己的特色，他不仅一味地攻击共产党之理论，而且吹嘘他的三民主义理论，以他的三民主义理论来驳斥共产党的理论。他宣扬三民主义理论博大精深，已经包容了世界上所有革命的理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存在着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解决它只有用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三民主义，并武断地说：“世界上无论哪一派的革命主义，在理论上哪个能如三民主义的完备，在实行上更没有哪个能够跳出三民主义的范围。”在胡汉民的眼里，三民主义成了“世界革命唯一最高最博大最适合的原则”。

三 蒋胡首合作：一个清体、一个清心（7）

胡汉民所极力倡盲推崇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实践证明，它已不适应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孙中山把它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胡汉民与孙中山的差距就在于，胡汉民死抱着过去的理论不放，而孙中山则能够吸收合理的思想，来充实发展自己的理论。于是一个就成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悲剧人物，一个则成了顺历史潮流而动的革命家。

胡汉民大力宣扬旧三民主义，其目的是反马克思主义。因此，胡汉民在讲三民主义的同时，总忘不了对马克思主义攻击、驳斥和诬蔑。称马克思主义是“流行一时的旧古董”，在理论上不懂民族主义和不要民权主义，从而“犯了不够做世界革命基础的幼稚病”。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有两大明显的缺点，一是不新，它仅是就七十年前的欧洲经济现象得出的结论，不是就世界进化现象全部所下的结论；二是不够，它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所研究的对象只是经济生活演进的一段；研究的范围，只是欧洲一、二国的经济材料。马克思主义那能比得上“包罗全部历史事业和应全世界进行定律的三民主义”。批驳完马克思主义后，胡汉民就开始诬蔑中国共产党了，说共产党是主义的寡情者，到处拐骗民众，把共产党推行的农民政策视为“运动地痞流氓”，把受共产党领导觉悟起来进行革命的工人说成是“如像被疯狗咬成的疯人一样，猖狂起来，急切里简直没有挽救的方法”。他把共产党与军阀、帝国主义等同并列，合称是中国民族生存的“三大恶魔”，并号召民众起来反对共产党，为清除这“三大恶魔”而斗争。

除了理论上进行清党###的阐述外，胡汉民还对清党的具体方式、步骤等进行“指导”。1927年5月5日，胡汉民与吴倚伧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上提出了六条清党原则：

(一)在清党时期中停止入党；

(二)所有党员经过三个月之审查再发党证；

(三)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前经混进本党者，一律清除；

(四)所有党员，须每半个月向所属党部报告其工作，无故一月不报告工作者，一律加以警告，三个月不报告工作者，取消党员资格；

(五)海外清党办法另定之；

(六)任邓泽如、吴倚伧、曾养甫、何思源(旋改为萧佛成)、段锡朋、冷欣、郑异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

鉴于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影响非一时可以清除，胡汉民又于5月11日提出了统一口号案，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将北伐以来的口号详加审查甄别，取其对清党有利者存之，不利者去之，以“肃清”共产党的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事务繁多，胡汉民任职也极多，除任国民政府主席外，还担任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宣传部长、秘书处秘书、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宣传、组织、财务、法制、外交等委员会委员等十多个职务。清党期间，是胡汉民一生中撰写###理论文章最多的时期，发表了《三民主义之认识》、《清党之意义》、《CP的手段和策略》、《青年的烦恼与出路》、《国民党民众运动的理论》等文章。另外，他所任部长的宣传部办的《三民主义半月刊》，成为发表###清党言论的主要阵地。

对于清党工作，尤其是思想理论上的清党，胡汉民全力以赴，“为文演说，目不暇接”，一时间，胡汉民成为###理论的中心人物。

三 蒋胡首合作：一个清体、一个清心（8）

徐州会议：胡极力劝冯###拥蒋

南京政府成立后，武汉与南京双方就开始了激烈的言论攻击，但双方并没有诉诸武力，都相继进行了北伐。武汉方面北伐军进占河南，南京方面北伐军深入到江苏北部。宁汉双方北伐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可是，宁汉之间的矛盾仍然没有消除，都欲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此时，处于宁汉双方之间的已参加国民革命的北方实力派冯玉祥，他的态度如何，对宁汉双方的关系变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宁汉双方都极力拉拢冯玉祥。

冯玉祥自知处于如此重要的位置，也自倚为重。表面上装出和事老的姿态，实则在宁汉双方互为争取拉拢他的过程中讨价还价，以获取更多的利益。

1927年6月10日，武汉方面的党政要人北上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武汉方面为了拉拢冯玉祥。决定把西北军政大权以及河南地区军队的收编权力，一概让给冯玉祥，武汉方面的北伐军南撤。

蒋介石这时也急需得到冯玉祥的支持，以加强与武汉方面对抗的力量。他得知冯玉祥与汉方接触之后，更加急于把冯玉祥拉向自己的一边，于是亲率宁方的文武众臣赴徐州，与冯玉祥晤谈。胡汉民在拉拢冯玉祥的过程中为蒋介石帮了大忙。

为了开好徐州会议，蒋介石等人提前三天就来到了徐州，恭候冯玉祥一行。

会议召开的前一天，6月19日。冯玉祥到徐州。这一天一大早，蒋介石就率领在徐州的各将领，乘专车西上距徐州一百多华里的郝寨，迎候冯玉祥。而胡汉民则率领已到徐州的南京政府的党政要员，在徐州近郊九里山麓车站欢迎。

南京方面的军政要员对冯玉祥可谓恭敬备至，郝寨、九里山麓车站冠盖如云，仪仗队整齐威武，军乐队鼓乐齐鸣，冯玉祥很是风光。但南京方面这批革履佩剑、光彩辉耀的欢迎人员，与冯氏的土布军服、布腰带土布鞋，恰成鲜明对比，有些滑稽得让人捧腹。

徐州会议于6月20日、21日开了两天。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李烈钧、钮永建、黄郛、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南京方面要员，和冯玉祥、李鸣钟、何其巩等人均都参加。

会议上，胡汉民积极策动冯玉祥反对共产党，反对武汉政府。胡汉民发挥其能言善辩的特长，对冯玉祥讲了共产党的种种谬误，如“共产党在学理上主义上的不对，在革命事业上的不对，在两湖盘踞巢穴，各种情形的不对，以及最近也打官话，办清党，一班共产党和跨党的分子，仍旧戴起假面具来，进行他们工作的不对。”可是，冯玉祥刚从苏俄回来不到一年，握过苏俄方面援助的手温热尚存，舍不得丢掉苏俄方面的军事援助。胡汉民则根据自己在苏俄的考察加上自己的杜撰，对冯玉祥苦口婆心，告诫他对苏俄要格外注意两点：

一、乃共产党寄生在我党里，便整个的来支配我国，这是他们基础的计划。

二、乃毁灭我党的实力，去完成上项的计划，他们以往怎样对蒋的，将来一定也怎样对冯。

在胡汉民等人的“诱导”劝说之时，南京方面又用每月给西北军二百万元军饷的代价，换取了冯玉祥与南京政府的合作。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宁冯双方都达到了各自的目的。会后，蒋冯联合发表宣言，声明“中正、玉祥与数十万将士为三民主义信徒。谨偕全国革命军誓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必期尽扫帝国主义之工具，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而后已。”

三 蒋胡首合作：一个清体、一个清心（9）

冯玉祥离开徐州回到郑州后，即电武汉方面，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并敦促汪精卫等人立即驱逐鲍罗廷，彻底###。

胡汉民回到南京后，则积极为冯玉祥筹措军饷，以实践徐州会议上对冯玉祥许下的军饷之诺。为了向冯玉祥表明南京政府对与之合作的诚意，7月4日，胡汉民与吴稚晖联名致电冯玉祥：“同人自徐回宁，无日不以尊处饷需为念。已设法筹拔现洋百万元，想已收到，军米一时采购不易，当陆续购办。”

徐州会议上蒋、冯的合作，使武汉政府更加孤立。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等人加快了###的步伐。

宁汉之争：胡是蒋的忠实盟友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武汉国民政府的分裂。这样，在中国南方的大地上，出现了两个国民政府，两个国民党中央。宁(南京)与汉(武汉)对立局面形成了。

“四?一二政变”之后，武汉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就纷纷发电谴责蒋介石等人。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命令，免去蒋介石本兼各职，说他“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翌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又公布了蒋介石十二大罪状。4月21日，武汉国民政府发表否认南京政府的通电。22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委员、候补执委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共四十人联名发出讨蒋通电；号召民众及我同志，“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赋”。

对武汉方面的声讨，南京方面反击不多，或因宁方新政府建立伊始，诸多事务，不胜繁忙，无暇顾及；或因武汉方面仅停于口头的###，无军事行动；或因双方都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北方军阀。当时，宁汉双方的实力状况对比如下：

以辖区而言，宁方占优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四川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广西、广东两省也受南京节制，武汉仅有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为其势力范围，而这三省又在南京势力的包围之中。

以兵力而言，汉方占优势。宁方虽然号称有十五万军队，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并不多，仅有第一军、第四军的一部分，而第七军、第五军、第十五军与蒋介石存有矛盾。汉方兵力约十二万，计有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第八军及第四军的一部分。

以物力而言，宁方占优势。南京政府的建立，不仅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江浙财团的扶持，而且江浙一带是富庶地区，上海又为亚洲的金融中心。武汉地处内地，在长江下游一封锁，武汉则与外界交往断绝。

以上实力比较中可以看出，宁汉双方旗鼓相当，如果有优势的话，也存于汉方，而不在宁方。宁方是负有背叛总理联俄联共之罪名，民心所失，固不待言。武汉国民政府就成了南京政府的最大压力了。

为了打破来自武汉方面的压力，南京政府采取了三条策略措施。其一是引发或影响武汉政府内部的人士###，以进行“釜底抽薪”。如运动朱培德、杨森、夏斗寅、许克祥###。其二是争取西北军冯玉祥的支持，孤立武汉政府。其三是从舆论上制造声势，争取主动，“骂”倒武汉政府，这三条措施也是南京政府为了继续生存下去而采取的“自救”策略，而其中每一条都凝聚着胡汉民的心血。

胡汉民有过令人钦佩仰慕的历史，为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他竟不惜拿过去的资本作为“赌注”，以赢取某些实力军人的支持。南京政府刚刚成立，他就给倾向于武汉方面的第三军军长兼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写了一封长信，对南京政府建立的必要，进行了种种的说明，称为是在危机之际，“千钧一发，制于先机”的明智之举。对外面关于蒋介石、吴稚晖、李烈钧、蔡元培等人的“谣言”和攻击作解释道：“谓吴、李、蔡乃动于功名富贵而来，此其厚诬，真不值识者一哂。吴、李、蔡之淡于利禄功名，数十年如一日，非盗虚声者可比。至谓介石专断，则以各省事实，已足为反证而有余。”他向朱培德“揭露”了苏俄共产党在中国的目的是“欲打倒国民党，而以中国民族为其硬化的列宁主义之试验品牺牲品。”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之后，胡汉民才在信的最后透露出真正的目的，让朱培德对共产党要“绝之”、“弃之”。后来，朱培德在江西“礼送”共产党人出境，解除农民自卫军的武装。下令停止工会、农协的活动，不能说与胡汉民的这封信的影响无关。

三 蒋胡首合作：一个清体、一个清心（10）

李济深曾参与了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的密谋，“四?一二政变”后，他回广州还制造了“四?一五惨案”，与上海的蒋介石遥相呼应。但蒋李二人也存在着矛盾。蒋介石北伐后，李济深以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和广东省长的身份主持广州后方工作，蒋介石则在广州到处安置自己的亲信，企图架空李济深。此外，广东的要塞由蒋的嫡系重兵控制，李济深手下的两个师只驻防在边远之地。这些，李济深都记恨在心。为了缓解蒋与李的矛盾，胡汉民重提在梧州时的师生之情，与李函电往来频繁。徐州会议一结束，胡汉民就写信告知李济深，武汉方面已从河南回师，让他提防着些。武汉公开###之后，胡汉民又电李，让他影响原第四军的军长张发奎，希望张发奎能够归顺到蒋介石的领导之下，以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至于胡汉民在###清党期间对他的学生李济深的影响及作用，被李敖称为国民党“御用”史学家的蒋永敬曾评论说：“李济深此时能有积极的###表示，由于展堂先生的指导为多。”

在蒋介石、胡汉民的策动影响下，武汉政府内的一些军官如许克祥、夏斗寅、杨森、朱培德等纷纷起来###，从而加深了武汉政府的危机。汪精卫终于撕下革命的伪面纱，公开向共产党开刀了。7月14日，汪精卫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提出了“分共”的主张。第二天，汪精卫在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的报告，其中有“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会议通过了“分共”的三点决议。武汉“分共”之后，宁汉之间对立冲突的焦点就转移到了争国民党正统上。

汪精卫相对于南京方面的蒋介石、胡汉民来说，在###问题上是个“后知后觉者”，胡汉民当然得此不饶人，尽攻击讽刺之极，努力争取到南京的正统地位。

胡汉民把武汉的“分共”行为斥之为“伪装”，“将灰色染上，做成保护色，辟开国民党和全国国民攻击的目标”，其目的是顶多牺牲一两个不重要的人，把众多的共产分子、跨党分子等“本来不能立足的分子”得以从容不迫的或是暂时潜伏起来，或是仍旧占领着本来的地位。讽刺武汉的清党是温和的，“好像部队的调防一样”，武汉的欢送到南昌来，南昌的，又欢送到武汉去。

为了贬低武汉的###地位，胡汉民相继写了《武汉方面的三种###与三种心理》、《今日两湖的情况》等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武汉方面分共的心理动机，把武汉方面的分共分为三种情形，分别进行了批判和驳斥。第一种是“直接受###的策略的，一切以退为进，表面上虽喊###的口号，骨子里还是作有计划地进行”；第二种是“新近发现共产党收拾国民党的计划的，愤恨被共产党利用而又丢弃的”；第三种是“武汉的军民，直接感受痛苦而又###的。”分析了这三种情形之后，胡汉民得出结论；“尽管三种###情形有三种不同的心理，但是武汉一方，可算已经为南京方面的主张所战胜了。”

宁汉双方都给自己所攻击的一方罗织了一大堆罪名，汉方称他们反对南京的斗争是“党权运动”，宁方则称自己反对武汉是为了“维护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则是双方互为攻击的目标。武汉方面，汪精卫、唐生智等人指责蒋介石；“挟持党军，遂进而挟持党部，……使国人知有蒋中正，不知有党。”称蒋介石“罪大恶极，罄竹难书。使蒋一日存在，即一日无国民党。国民党与蒋势不两立。”蒋介石则把南京方面的众“长衫佬”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推到“前线”与汉方相周旋。其中，胡汉民的表现最为突出，为蒋介石评功摆好。

在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一周年的纪念会上，胡汉民发表演说，大力吹捧蒋介石道：“我们都知道总理(指孙中山)生平最重视、最信任、曾将北伐大任付托过他的一个党员是谁?是蒋总司令。”把蒋介石说成是孙中山生前“最重视、最信任”之人，等于肯定了蒋介石是孙中山的继任人。这种吹捧出自于孙中山的主要助手——胡汉民之口，意义更不同一般。

胡汉民还把汪精卫等人反对蒋介石说成是出于个人的私怨，是“意气用事”。当武汉方面要求蒋介石下野以谢国人时，胡汉民称蒋介石是清党###的“功臣”，痛责汪精卫要“以蒋君为功狗而烹之”。

胡汉民反对武汉方面的汪精卫等，这里有胡汪宿怨的因素，但重要的是要维护南京国民政府的正统地位，明言之就是要维护蒋胡合作的政府。

四 联袂而退，不即不离（1）

蒋“即刻下野”，胡亦无可奈何

南京政府建立后，很快便陷入了内外交困之中。

从内部来看，南京政府是由蒋、胡、桂三方联合支撑的，他们三者之间并非铁板一块，毫无隙痕。他们的暂时团结合作，是因为都###，都反武汉政府。当共同的目的达到之后，各自的欲望便膨胀起来，以至相互间的矛盾也就发生了。蒋介石要大权独揽，实现他统一全国，当上总统的欲望。胡汉民想掌握国民党的大权，他虽然当上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却不给他实权，仅借其名望充当招牌而已。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有自己的政治野心，尤其李宗仁自信“鹏程万里，前途无量”，不甘久居蒋介石之下。可以说，南京政府内部矛盾重重。

从外部来看，武汉政府自南京政府成立后，没有一天停止过对宁方的攻击。但在武汉公开树起###大旗之后，宁方用以容共之罪名攻击汉方便不能成立。武汉方面因此更以合法的国民党中央自居，向宁方呼吁，要求在###的基础上实现合作，企图以武汉中央为国民党正统，去统一南京的国民党中央。遂加紧了攻击南京的步伐。同时，武汉虽已###，但在反蒋这一点上也毫不含糊，不肯向宁方让步，大有蒋介石下野后才肯和谈的咄咄之势。

随着南京政府外部环境的“恶化”，其内部蒋、桂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日趋激化。桂系在蒋介石清党###、建立南京政府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功高震主”，蒋介石对桂系怀有戒心。北伐之后，各军纷纷扩大编制，而蒋介石多方抑制桂系的发展，对自己的嫡系部队在饷械的补给、编制的扩展等都提供特殊的优惠政策。“四?一二政变”之后，蒋介石曾密令何应钦伺机剿灭桂系。何应钦自顾第一军无法与桂系相抗衡，没有执行蒋介石的这项命令。李宗仁、白崇禧知道蒋的消灭异己的阴谋后，更坚定了倒蒋的决心。当时，李宗仁曾对蒋介石有个总的评价：称他“不特不足以服人之心，且亦不足以钳人之口”，“蒋氏最多只可说是偏将之材，位居主帅之尊，其智慧、德性、涵养俱不逮远甚。”

桂系既有反蒋之心，便加紧军事行动，李宗仁、白崇禧乘蒋的嫡系部队多在徐州前线之机，将浙江的周凤歧部调到南京周围，将第七军部署在南京以西地区，借口西讨武汉。同时，桂系公开与武汉方面文电往来，汉方请李、白要“通力合作，共除凶孽”，李、白二人回信称：“只欲武汉###，于愿已足。”在得到桂系的“共识”之后，武汉加紧了武力讨蒋的准备。委任程潜为东征军江右军总指挥，率领第六军、第三十六军沿长江右岸东进。何键为东征军江左军总指挥，率领三十五军沿长江左岸东进。8月9日，唐生智发表了《讨蒋通电》，称蒋介石自立政府、擅开会议、屠杀异己、猥日###，并给蒋介石戴上一顶“红帽子”，称其是“###乱源”、“共产党徒之作乱，亦即中正之暗示。”眼看又一场战争就要爆发，形势对蒋介石非常不利。

蒋介石不愿轻易放弃经过多年“奋斗”而取得的权力地位，仍做各方面努力。

首先，他想利用北伐军事上的胜利，来转移各对手的视线，以缓和矛盾，摆脱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于是，8月初，他率自己的嫡系部队第一军的两个师北上，会同第十军、二十七军、三十二军、四十军等去攻打不久前被直鲁军占领的徐州。徐州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直鲁军派重兵守护。蒋介石把这次军事行动看得很重，在南京出师前，曾对众人夸下海口：“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真是“房漏偏逢连阴雨”，此次军事行动败得很惨。蒋介石却没有践其行前之誓言，又灰溜溜地回到了南京，为了泄愤，蒋介石把战败之责塞于李宗仁手下的前敌总指挥兼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将之枪决。王天培之被杀，使蒋介石的过诿于人、功归自己的作风更明显地暴露于众将领面前，引起了众将领，尤其是桂系将领的恐慌和不满，他们都担心成为“王天培第二”。

四 联袂而退，不即不离（2）

其次，蒋介石与桂系谋划武力回击武汉，但桂系拒绝与武汉作战，白崇禧公开顶撞蒋介石，露出了与武汉妥协的意向。这得到了南京内部许多人的支持，甚至有人公开说：“不管长衫佬(指胡汉民、吴稚晖等文官)赞成与否，我们主张合作。”

另外，蒋介石还想利用宁汉之间的冯玉祥为自己留住位子。他致电冯玉祥，表示赞同与汉方合作，共同对付北方军阀，完成北伐大业，党务问题留待二届四中全会去解决，以拖延时间。冯玉祥也出于自己的目的，在宁汉之间居中调和的。虽然他说过，“凡有妨碍北伐者，即是反革命”，但他又说过，宁汉双方公认应当负咎之人，应自动下野。冯玉祥也没有替蒋介石说多少好话。

蒋介石采取以上方法策略均未奏效，武汉的讨蒋、桂系的反蒋、军事上的失利等不利环境没有得到改观。他只好再次使出“以退为进”之计，声言辞职。尽管有“长衫佬”极力挽留，但桂系将领及何应钦、李烈钧等均表赞同，“总司令可以暂时休息”。蒋介石面前只有一条路，辞职下野。

1927年8月12日晚，蒋介石离开南京去上海，胡汉民等人前往车站送行。8月14日，蒋介石发表了下野宣言，称“余自受命党国，出师北伐，已兹一年。环顾四周情况，党国呈分裂之兆，人民穷困，国民之大业，荏苒不见发展。推其原因，实共产党之阴谋所致。然武汉同志等不查真因，诽谤集余一人。余之存在既非党之利益，故余毫不踌躇，即刻下野。”下野宣言中，蒋介石又对政治提三点意见和要求。

蒋介石下野给胡汉民打击很大。蒋胡二人联袂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在###问题上，一个清体，一个清心，配合得颇为默契。因此，胡汉民极力反对蒋介石下野，曾与吴稚晖等人从南京赴上海挽留蒋介石。然而，在政治权力的激烈角逐之中，理论上的宣传鼓动家，相对于手握重兵的军人来说，又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在权力角逐就是军事实力较量的年代里，他手无“寸铁”，回天无力。只好发出与蒋介石“其惆怅相同”的慨叹。蒋介石下野宣言发表的第二天，他与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人联名致电冯玉祥，表示了与蒋介石一致的立场和态度。

给冯的电文中，既有对冯的不满，反对他所提出的在安庆召开会议解决宁汉之争，“夫议而必至于会，会且必赴各非所居之安庆，则双方尚有不可思议之小隔阂可知。电文中又有为蒋介石的辞职离去的解释，为蒋唱高调：“容共之错误，既先后痛哭流涕而追悔，则个人之牺牲，亦宜彼此争先恐后而自动，虽弟等自信能至议席让步，然何如介兄早让之直捷。盖自###捣乱而后，彼此约束乏力，无讳为薄弱，宁方尚留倒汪之残帖，汉上亦有骂蒋之新电，双方枢要，皆无奈何其徒党，……所以骑马不必寻马，釜底可以抽薪，止需牺牲任何一方，便不必有会，亦无所用议，既完全自然解决。”电文中还对汉方表示不满，“容共###，各以错误为试验，互相不挥美恶，惟以附已者为贤，政象已彼此日非，若又貌合神离。”断言，“因强合而暗斗，必更生党国之祸也。”电文最后称：“介兄远矣，故现亦幡然改其安庆之行，各为故里之游，一了即百了。”请冯玉祥“一柱擎天”。

四 联袂而退，不即不离（3）

电文发出后，胡汉民离宁赴沪，随蒋介石之后而下野。

对国民党中央特委，冷嘲热讽，胡与蒋来往密切

蒋介石下野之后，武汉与南京间的矛盾冲突并没有随蒋介石下野而消失，国民党内部的争斗反而更加复杂化了。

在当时，无论是汉方，还是宁方，亦或是沪方的西山会议派，无人能够领袖群伦，令众人信服。在互相往来的文电攻击谩骂之中，加之何人头上的“罪名”都可以使之在政界无法立足。军人、党棍领袖欲极强，搅得政局乌烟瘴气。

桂系反蒋致使其下野后，马上致电汉方，建议汉方派代表共同会商合作问题。但宁、汉双方都想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政府，合作的道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汉方虽然经中央扩大会议决定，可以与宁方合作，迁都南京，但同时还决定，政治诸问题要在9月15日召开的中央全体会议上解决。

正当内争中枢乏人之际，北方的军阀便乘机加紧对南京、武汉方面的用兵部署，孙传芳与张作霖勾结，渡过长江，对南京、武汉均构成严重威胁。为解燃眉之急，宁汉双方在庐山会商，联合用兵，先打退北方军阀的进攻。于是，双方联合在龙潭一带击溃了孙传芳部，使南京、武汉转危为安。

宁、汉双方打败孙传芳后，没有乘胜追击，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争夺权位上了。李宗仁等利用武汉内部的矛盾分歧，拉拢谭延闿、孙科、程潜与汪精卫、唐生智对抗，以实现南京与武汉的部分合作。被人称为“活冯道”的谭延闿是个八面玲珑的政客，惯于见风使舵，他与孙科经不住桂系的利诱，乃与桂系一拍即合。而程潜素与唐生智不合，久有反唐之心，经桂系一拉，便转向宁方了。于是，由谭延闿和孙科出面，四处活动，组建国民党新的领导机构。

正当宁汉部分合流进行之中，不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以###先进之先进自称的西山会议派，他们设在上海环龙路44号的中央党部曾被蒋介石查封。如今蒋介石下野，西山会议派分子又开始活跃起来。据当时的报纸称：西山会议派首脑许崇智的上海寓所，一改往日门可罗雀之状，而今终日门前车水马龙，门庭若市。谢持、张继等人出出进进，共商大计。他们不时地发表对宁汉合流一事的批评意见，欲在合作之中捞取一席之地。

蒋介石离开南京之后，表面上对政事不闻不问，自称“余今后忘政治活动”，回到老家浙江奉化溪口的雪窦寺，悠然于山水之间，乐得坐观局外的生活。对于各界雪片般的电报均不理会，真给人一个寓公的假象。

胡汉民下野后，避居上海，表面上以其超然于上的高傲姿态，对各派各方之争不加理会，实则冷嘲热讽，用言论来影响当时的政局。在宁汉合流的筹备过程中，武汉方面派代表谭延闿、孙科于9月5日到上海，请胡汉民回到南京，参加商讨合作问题的会议。

谭延闿恳切地说：以前宁汉对立，双方都有自己的过错，而今应捐弃前嫌，以容人之度量，为国民党的统一、为实现总理的遗志而出力。今天，我与哲生兄代表汉方，恳请展兄参加四中全会，主持大计。

未等谭延闿说完，胡汉民便站起来打断了他的话，满面愠色地对谭、孙二人大声说道：我没有过错，只有汉方才有过错。不容谭、孙二人插话，胡汉民连珠炮似地说：我屡次解剖共产党的阴谋，早就主张国共分开，只有武汉诸人反对最力，并与之合作，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你等人均应负此责任。二届四中全会不能召开，武汉方面更没有主持会议的可能。因为汉方多是卖党的罪人，应受到党员的公开裁判，怎么有权参加会议呢?

四 联袂而退，不即不离（4）

谭延闿也算是国民党内有地位的人物，受到胡汉民如此“训斥”，觉得颜面大损。但他深知胡汉民得理不饶人的特性，若与之理论，非一时半会儿所能结束，弄不好还会激化矛盾。他看到拉胡出山无望，乃与孙科诺诺而退。

谭、孙二人没有完成使命，只好由沪返宁，向汪精卫报告了与胡汉民见面的情况。汪精卫自恃与胡汉民有过多年兄弟般的情谊，想去上海挽回个面子。9月9日，汪精卫与朱培德，谭延闿、孙科等会同宁方的李宗仁等来到上海，却吃了胡汉民的闭门羹。

汪精卫与蒋、胡二人的态度正好相反，他热衷于宁汉合流，积极为之而奔波。9月6日，他就率领汉方重要人物从武汉来到了南京，用行动表达了自己对合作的诚意。可是，桂系李宗仁等已经看到，武汉方面的实力人物不是汪精卫，而是手握重兵的唐生智，便逐渐冷落汪精卫，使之陷入孤立。

在蒋、胡不参与的情况下，宁、沪、汉三方经过多次召开谈话会的磋商，最后由孙科提议，成立一个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临时中央机构，行使中央职权。特委会由宁、沪、汉三方人士组成。此提议得到了三方的一致通过。汪精卫看到汉方抛弃了自己，而沪方的西山会议派又高谈汪必须下野的论调，他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形势已经对己不利，乃于9月13日，通电下野，自责“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就在这一天，武汉国民政府停止办公。

经过讨价还价，中央特别委员会组成人员终于敲定了，包括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等共三十二人。9月16日，特委会正式开会，并推举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9月17日，又通过了国民政府政务委员会组成名单：胡汉民、汪精卫、谭延闿、蔡元培、李烈钧五人为常委，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等十四人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孙科任财政部长、伍朝枢任外交部长、王伯群任交通部长、王宠惠任司法部长、蔡元培任###长。当天，以特委会名义宣布党政统一完成。

名义上，特委会由宁、沪、汉三方组成，但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都宣布下野，拒绝赴宁就任。特委会的实权掌握在桂系及孙科手中。蒋介石此时一方面表面上息影园林，在雪窦寺幽居，一方面在暗地里安植亲信，为重新上台作准备。汪精卫则离开南京，在武汉成立政治分会，后又赴粤，从事反对特别委员会的活动，胡汉民虽然被特委会选举为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党部宣传部委员等职，但胡汉民对这些，一律不予理睬，反而对各方组成的特委会语多讥讽。特委会成立后，李石曾到上海亲自劝胡汉民的大驾，请其赴南京就职。胡汉民却答曰：“会议当用甘草，不用姜桂。”他自比喻为药性极强的姜桂，难与各方妥协合作。李石曾听了此话，复以一笑，再不相强。此后，特委会无人再来劝驾了。

胡汉民对待中央特别委员会及汪派人物冷漠，并且冷嘲热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胡汉民在上海却与杜月笙、黄金荣等人来往应酬。

胡汉民辞职后，宁汉没有马上合流，特委会成立前，人们仍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视之。胡汉民却以元首之尊常常出入杜月笙、黄金荣等上海“黑道”人物的宴会。对他的此举，李宗仁大惑不解，曾有一次问他道：

四 联袂而退，不即不离（5）

“展堂先生，杜月笙和黄金荣居然也来请你吃饭吗?”

胡汉民含糊其辞地答道：“敷衍敷衍他们。”

“你真去吗?”李宗仁极为认真地问道。

胡汉民沉吟了一会儿，觉得很不好回答，但又不好说谎，便实话相告：“我去的，上海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不好得罪他们。”

李宗仁在上海曾几次拒绝过杜、黄二人的邀请，觉得革命军的高级指挥官应该不齿于与这些黑社会中的流氓为伍。而胡汉民贵为国家元首之尊，国家名器所关，怎能自己损之，便又问胡汉民道：

“难道你竟要我们的革命政府向黑社会的恶势力低头吗?”

善于言辩的胡汉民一时也觉得语塞，答非所问地解释道：

“不过他们对我们的清党运动，多少也有点功劳。”进而劝李宗仁，凡事不要太认真：“在上海这种环境里，我们应该敷衍敷衍他们，免得让他们给别人利用了。”

以胡汉民的高傲难合的性格来看，此种交往应酬实难理解。但每一个人都有多重性格，都要扮演多种角色，尤其是一个政治家，需要准备多种“面具”，这也是政治家最难以让人琢磨之所在吧!

此外，胡汉民在上海还与一同下野的蒋介石频频接触。特委会组成之后，蒋介石准备去日本。9月24日，胡汉民面劝来到上海的蒋介石，“勿作远行，并促东山再起。”11月10日，蒋介石完成了访日与“名流晋接”及向宋美龄求婚使命后回到上海，胡汉民马上与蒋介石相晤，据当时《国闻周报》报道，二人相晤“且不止一次也”。现在我们虽尚不知晓蒋胡二人多次晤谈的内容，但我们可以猜测，二人所谈内容无非是对政局的见解及分析、商讨重新合作的办法等等。

胡汉民虽已下野，但未失去对政治的热心，他对特委会的不合作态度，只是在怀恋着蒋胡二人初次合作，等待着二人的再次合作。然而等到的是放洋出国，胡汉民被蒋介石的政治权术玩弄了。

蒋东山再起，不满蒋袒护汪，胡远游国外

蒋介石下野，是各方逼迫的结果，他本人是不愿离开权力巅峰的，他表面的一些“高姿态”，无非都是为再度“君临”南京做准备。

他下野后，曾在家乡奉化溪口接见美国记者卡登堡等人采访时说过：自己虽然已经下野，党员的资格仍然存在，当然不能脱离“革命”关系，他还要为“革命”而继续“奋斗”。

实际上，蒋介石下野也没有停止过政治活动。他赴日离国之前发表的《告黄埔同学书》中，已经显露出他的再起决心。他说：“现在我们已不能再讳言失败了。我们更不能把失败的责任专归于他人而宽恕了自己。我们同学应当一致反省，何以一往无前的胜利中会造成不可挽救的失败呢?第一个重大的原因，当然是全体同学意志不能统一，精神不能团结，不顾团体的重要，只逞私人的意气，同室操戈，自相残杀，这是我们最不幸的一点。”他号召黄埔学生要团结起来，听从他的指挥。

9月28日，蒋介石在张群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日本。他毫不隐饰自己此行的目的是“欲观察及研究十三年以来进步足以惊人之日本，以定未来之计划”。在日本，他与日本的财界、政界、军界广泛接触，不仅了解到了日本对中国的整个意图。而且还取得了日本方面对他有附加条件的援助。蒋介石在日本公开表示，准备接受任何强国的援助，以“将革命事业底于成功”。

四 联袂而退，不即不离（6）

此次赴日，蒋介石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向宋家求婚，欲娶宋家三女儿宋美龄为妻。

这两个目的，实际上都是一个，那就是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可以说，蒋介石的目的达到了。因此，在日本活动了四十四天之后，他于11月10日回国。蒋介石选择这个时机回国，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此时中央特别委员会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央特别委员会已经成立了近两个月，但它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必定夭折。首先，它缺乏国民党党章的依据，它的成立违背了国民党党章所规定的组织程序，以中央执监委员会议取代了中央全会，有些不伦不类，给人以反对的口实。其次，它的成立，名义上是由宁、汉、沪三方人员合作组成，但三方并非完全统一，宁汉双方的实力人物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并没有参加，不仅持消极态度，而且还多方掣肘。胡汉民在上海冷嘲热讽，汪精卫去武汉与唐生智联合成立武汉政治分会，否认特委会的权力，对它在党务及政治上所作出的一般性决议，概不承认，于是发生了桂系西征讨唐的战争。

这种乱糟糟的形势，当然对蒋介石十分有利。蒋介石回国后，为重新上台所采取的第一个策略就是反对特委会。他曾致书中央执监各委员说，他辞职后万万没有料到有中央特别委员会的产生，更没有料到长江战事(指桂系讨唐之战)依然不能避免，至今中央二届四中全会还没有召开，致使党务政治军事均无办法。

想当初，汉方以蒋介石下野为合作的条件，而蒋介石下野后，宁汉双方并未真正统一。蒋介石以此攻击特委会，可谓击中要害。

为了挤垮特委会，蒋介石决定联合胡、汪二人。他回到上海当天就约见了胡汉民，并给在广州的汪精卫拍了一封电报，请其来上海商谈党事，并言“欲使本党复归完整，非互相谅解，从速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可。”

胡汉民、汪精卫虽然都不满于特委会，但二人的矛盾仍然很深。胡汉民对汪精卫的偏见一时难以消除，多次公开发表谈话或著文抨击汪精卫，说他“共产党色彩过浓”，劝他“少预闻国事为是”。汪精卫曾多次要求与胡汉民见面共商国是，都被胡汉民毫不留情地拒绝了。蒋介石看到联胡就不能联汪，联汪便不能联胡，权衡之后，觉得汪精卫对他挤垮特委会是最理想的同盟者，便不顾胡的不满而与汪密切起来。

在政治舞台上，今日为敌，明日为友，全凭个人利益关系决定，蒋介石深谙此道，而胡汉民则疏于此道。这正是胡汉民多次被蒋介石利用，又在政治舞台角斗中处于被动的一个原因。

汪精卫对蒋介石的“电邀”很感兴趣。第二天他就在广州黄埔军校发表演说，表示出愿与蒋介石合作的意向。随后，汪精卫与李济深一同去上海。在蒋、汪等的压力之下，南京的特委会已经无法行使职权，桂系只好让步，决定在上海举行由各方共同参加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并决定在二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特别委员会暂时停止行使职权。

蒋介石想重新独掌国民党大权，他联合汪精卫，只是为了共同对付特委会，这一目的达到之后，便开始反汪。广州事件的发生为蒋介石反汪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真乃天助蒋也。

汪精卫不满特委会去广州，想掌握广东大权，与南京相抗衡。而在广州的李济深不想受汪的摆布，汪李产生了矛盾。拥汪派的一部分军人政客趁李济深与汪精卫赴上海期间，于11月16日发动兵变，驱逐了拥护李济深的军队，掌握了广州大权。此变故李济深事前丝毫未察觉到，汪派人物是由他迎入广州的，万没有想到他们会反客为主，于是大为愤怒，在上海发表谈话，指责发动事变的汪派分子，并要下令通缉这一班人。

四 联袂而退，不即不离（7）

本来，在上海举行的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是为了消除各方分歧，为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做准备。由于广州事变的发生，会议便成了汪派与反汪派的一场混战。蒋介石在双方争论叫骂声中暗自高兴，表面上却装出公允，出面调停各方，力劝息争，为促成四中全会捐弃成见。蒋介石在会上的“表演”受到了各方的好评。此外，在这为期一周的预备会上，决定特委会在二届四中全会召开之日取消。实际上，特委会从来就没有发挥过中央的实际效能。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的12月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叶楚伧签发了关于结束特委会一切事务的呈文，特委会仅存在两个月便夭折了。

在这次预备会上，汪精卫本想得到已失去的权力，但不仅未能如愿，反而成为众矢之的，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况之中。他为了在将来的政府中取得一席之地，乃极力支持各方都青睐的蒋介石。12月10日，汪精卫串通十一个人率先提出请蒋介石继续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的议案，得到了与会者的附和。随后，李宗仁在报上发表声明，称自己一贯拥蒋，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也给蒋介石拍电报，请他速速复职。

特委会夭折后，扫除了蒋介石复职的第一个障碍。下一个目标，蒋介石对准了政治上的老对手——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分子多是国民党的###，以“###先觉”为其政治资本，他们是蒋介石复职的又一大障碍。为了打击西山会议派分子，蒋介石指使陈果夫策划了南京“一一?二二血案”，并把责任归到了西山会议派分子的头上，致使西山会议派士气大挫，再没有以前那么“理直气壮”了。

蒋介石欲独揽大权，而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存在，仍会对他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蒋介石采用了借胡汪排汪胡的妙计。

上海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广州又爆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此时的广州处在汪派军人张发奎、黄琪翔的控制之下。这又给反汪提供一个好借口，反汪派给汪精卫扣上一顶红帽子，称其与共产党密谋方有此事件的发生。汪精卫又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只好躲进医院，称病谢客。但是，南京方面还是下令查办与广州起义“有关的”汪精卫等人，汪精卫在国内无法立足，于12月16日悄悄离开上海，旋即赴法而去。

汪精卫的离去，胡汉民应有一份功劳。他下野前及下野后都极力反对汪精卫，称其“共产的色彩过浓”。支持胡的人都反对汪。胡汉民虽然没有参加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并非是他对当时政治不感兴趣，而是他“不耻于”与汪合作。汪一去，胡汉民声望大起，蒋胡重建国民党重心之说处处可闻。但是，蒋介石却利用了胡汉民与汪精卫不两立这个政治上的狭隘之点，用汪派来排胡。

汪精卫虽然出国了，但其派系的其他人物依然还在。12月31日，胡汉民政治上的盟友，中央监委邓泽如、古应芬向南京政府提交了查办汪派集团的提案，蒋介石有意拖延这个提案，袒护汪派人物。胡汉民本来就对蒋介石在广州事变中对汪精卫态度不明朗而不满，此时蒋再袒护汪精卫等人，激怒了胡汉民，认为无法与蒋介石合作。蒋介石却摆出了请胡共同主持大计的姿态，到南京后，于1928年1月5日致电胡汉民，邀其到宁参加二届四中全会。胡汉民回信给蒋介石：

四 联袂而退，不即不离（8）

今日最重要之任务，仍不外完成北伐与肃清###二事。前者弟无能为役，而兄与诸武装同志已优为之。至于如何战胜###，则语所谓知彼知己者；吾人似仅知彼己之病，而未熟治病之方。弟自役于南京四月，即时时有此感觉，故数月来，屏置一切，而注意下之三点：(一)三民主义之阐扬；(二)民众运动之理论与其方略；(三)党之组织与其运用……

信中，胡汉民宛然谢绝了蒋介石的邀请，但又对当前政府重要任务进行说明指点，表达了他对政治的极度关心。此时胡的态度，与中央特别委员会时期恰成一鲜明对比。他并非是不与蒋合作，而是时机未到。此时无法与蒋介石合作，但又不反对蒋介石，这是胡汉民当时的心态。无可奈何之中，胡汉民决定出国考察，行前他曾对记者说：“余等决非欲反蒋介石，而亦非欲援助之”，并言此次出国考察的目的有三，一是考察各弱小国家人民的生活状态，“对于先进诸国之优点，亦顺为采择，以为吾国或其他弱小民族一助”；二是考察文明之国的政治、经济，取其所长，并宣传废除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另订新约；三是慰问长期支持国民党的海外华侨，“并接洽一切，以期内外合作，建设中国今后之新事业。”

胡汉民给蒋介石的信，及出国前的言论，表现出了对蒋介石不即不离的心态。

1928年1月25日，胡汉民偕孙科、伍朝枢夫妇、秘书刘芦隐和傅秉常、女儿胡木兰等人离开上海，乘船赴南洋及欧美考察。

蒋介石纵横捭阖，挤垮了特委会，打击了西山会议派，赶走了胡汉民、汪精卫，扫除了掌握国民党大权的一系列障碍。1928年1月4日，刚刚度完新婚蜜月的蒋介石由上海回到南京，着手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1月7日，他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开始视事办公。2月2日，二届四中全会召开，蒋介石一手操纵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整理各地党务案》、《中央党部改组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会议选举产生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设常委九人，暂举推蒋介石等五人，余下四个位子待胡汉民归国后补选。蒋介石在会上除了当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外，还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终于在各派系的纷乱之争中，妙用巧计，重新上台，执掌了国民党军政大权。

胡在海外为蒋第二次北伐拉赞助

胡汉民在国内与政敌针锋相对，毫不相让，可是当他一踏上离国的轮船，就改变了以前那讥讽批评的鲜明立场。

1928年1月28日，胡汉民一行从上海抵达香港，受到粤省多人的迎候。胡汉民素来与两广尤其是广东关系密切。此次由于广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加上蒋介石偏袒汪派人物在广州的活动，使粤方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而胡汉民也不满于蒋介石袒汪行为，两广军政负责人李济深、黄绍竑联名给胡汉民写信，借征求胡汉民对当前军事、政治的意见之名，来探一探胡汉民对当前宁、粤方面的真实态度。

胡汉民于1月30日赴菲律宾的船上给李、黄二人写了一封长信。谈了自己对时局的意见，认为今日革命最需要的是“恢复党的整个精神，与主义之实现”。这是解决问题的最根本方法。各方根本的责任是检查过去的种种错误，遵循总理天下为公的精神，来挽救当前的局面。胡汉民还强调，今天最应该学习孙中山的以下两点：其一，事无大小都与人们尽情地公开讨论，就是见解不同也互相交换看法，使事行之后，皆无怨言。其二，功归别人，过归自己，从不卸责诿过。只要学习孙中山这两点处理问题的方法，就能够得到“处置今日党国各重大问题之方针，则军事方面，当能融和武装同志为主，政治方面，以与民休息为主，党的方面，以养成干部人才为主。”胡汉民认为，当前取得北伐成功的条件已经具备，他所担心的是“唯恐主力各军，或因小嫌小怒，而自起纠纷。”因此，胡汉民强调，“凡有武装同志，此时急宜效法总理平生伟大之人格，以互让之精神，求互助之效果。唯互让始能免除互争之习气，唯互让始能恢复革命的政治道德，唯互让始能树立国民党整个之威信，唯革命之威信，始能产生革命之权力。”在当前，胡汉民认为，军事是政治的核心，军事需要互助互让，政治上也同样需要，并称之为“建设开始时期之必要原则”。此外，信中还对李石曾所提倡的“分治合作”观点进行了辩驳。

四 联袂而退，不即不离（9）

从胡汉民的这封长信中，至少可以看出其真实意图：第一，借赞赏孙中山生平的伟大人格，即事无大小公开讨论和功让过揽，奉劝国民党内的当权者，不要过于独裁，否则必要失败。第二，号召国民党内的各派别均应捐弃前嫌，以当前“大局”为重，团结起来，以互让之精神，完成北伐大业。归纳起来，这两点都是针对蒋介石的，表示出自己有与之合作的意图，又申明了合作是有条件的，告诫蒋介石不要太独裁了，分些权力给他。因为此时蒋介石已经复职，团结、互让都是与蒋介石的团结，与蒋介石的互让。况且这封信不久即公开发表在上海的《中央日报》上，蒋介石不会不知道这封信的。换句话说，这也是胡汉民向蒋介石发出有条件支持他、有条件与他合作的信号。

胡汉民此次出国，名义上是受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之令，负有“宣传国策”、“敦睦邦交”和致力于“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使命。实际上，胡汉民不仅完成了以上三大使命，而且所为远远超过了国民政府对他此行的“期望”。

胡汉民此行首先到达了菲律宾、新加坡等南洋各国。南洋是华侨最多的地方之一，他所到之处，均受到了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他也多次对华侨们演讲，感谢海外华侨对国民党的支持，呼吁他们能一如既往，拥护、帮助国民党完成北伐，统一全国。

在南洋作短暂停留后，胡汉民一行经伊朗、埃及，到达新兴的国家土耳其。胡汉民早就很注意土耳其的发展进程，早年就写过《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国军人》的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的资产阶级在基马尔的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于1923年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胡汉民认为土耳其的国情与中国的国情有许多相似之处，其成功经验足以为国民革命之借鉴。于是，胡汉民用两周时间，较为详细地考察了土耳其的军事、政治、财政、教育等方面，尤对其党政、党军间的关系欣赏备至。他在归国后，到处宣讲土耳其的种种好经验，都讲得有些让人厌烦，王宠惠就曾劝他少讲一些。

在土耳其，胡汉民还争取到了外交上的支持。经过胡汉民的努力，土耳其政府表示愿意向南京派出使节，这在当时北伐尚未完全成功的情况下，有此表示者很少。胡汉民非常高兴，随即把这个消息写信告知了南京政府。

随后，胡汉民一行到欧洲的法、德、英三国进行访问。胡汉民在法国停留了两个月，曾与法国上议院院长杜美讨论过废除中国不平等条约的问题，杜美同意胡汉民的观点。在德国，胡汉民公开发表谈话，指出列强各国如想继续保持过去在中国的特权，已是不可能。他还同德国国务院秘书长许伯商谈建立中德邦交问题。在英国，胡汉民会见了英国外相张伯伦、工党领袖麦克唐纳、自由党领袖劳合乔治，同他们谈得最多的仍然是废除中国不平等条约问题，他们三人表面上都附议胡汉民的主张，表示愿意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努力。

胡汉民在西欧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宣传了国民党的政策，争取国际对国民党的支持，为国民党找国际上的朋友，“求吾国人民与世界诸大国处于同等地位”，试图废除各国在华的不平等条约，凡此种种，都是从国民党的整体利益出发，更直接地说，是为蒋介石拉赞助。尽管如此，胡汉民的频繁活动还是引起了国内南京政府蒋介石等人的警惕。当时以南京政府建设委员会国外代表团名义在欧活动的李石曾，对胡汉民等人的活动作种种猜测，不断与张静江、蒋介石通信，报告胡汉民等人的行踪，称其想“在国外造成第二最高外交机关”与国内对抗，“图有作用”。并把胡汉民一行与同在国外的西山会议派分子许崇智、邹鲁等人联系起来，说他们的活动各有所侧重，“胡总其成并注意海外党务人才等等；伍(指伍朝枢)注重外交，尤重美国；孙(指孙科)注重财政建设。盖伊等直若一政党者然，将种种事务皆作准备，以为一日登台之用。”

四 联袂而退，不即不离（10）

胡汉民虽因不满蒋氏而出国，不过是暂避风头，借机找个台阶好下，不是为了反蒋。这一点，胡汉民在出国前就公开表示过，他也确实遵循着不反蒋的诺言，没有说过蒋介石的一句坏话，而且在外交方面帮助蒋介石。因为他所言的国民党、国民政府，皆是在蒋介石的掌握之中的国民党、国民政府。

胡在海外，不时向蒋提建议

蒋介石复职后，将国民政府所统辖的军队重新编组为国民革命军四个集团军。即以蒋介石自兼总司令的第一集团军，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第二集团军，以阎锡山为总司令的第三集团军，以李宗仁为总司令的第四集团军。3月3日，蒋介石部署北伐，4月7日，发表了北伐宣言。然后，四个集团军分别参加了北伐战斗。

蒋介石率领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山东张宗昌的鲁军无多少抵抗，第一集团军如入无人之境，很快便进入了山东，占领了济南。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在中国北方的殖民利益，乃公开出兵阻挠北伐军，制造了济南惨案，杀害中国军民三千二百五十四人。

济南惨案发生时，胡汉民正在法国访问。他得知消息后，非常愤慨，立即致电谭延闿、张静江询问惨案发生的经过。谭延闿回信，让胡汉民把济案提交国联，以求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然而，当时国联以北洋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拒不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提案。胡汉民乃决定分别与各个国家接触，求得外交上对日本的制裁和谴责。他先后派伍朝枢去美国，派王宠惠赴英国，孙科到德国，自己留在法国进行活动。结果仍没有什么令人满意的收获。在国外为解决济案到处活动的同时，胡汉民还把自己对济案的处理意见电传给外交部长黄郛：现在因无能力与日本开战，应避免正面冲突，“我们尽可以不理他，继续北伐，等把全国统一了，日兵自然要撤退的。此时我们若和他纠缠，适为所算，决非上算。”

胡汉民对处理济案的意见和主张，与蒋介石不谋而合。蒋介石正是按着这一思路去解决的。忍耐了日本的侵略挑衅行为，下令部队不许反抗，将一部分军队撤出济南，声称“为的是不以一时之愤而乱了北伐之大谋。”北伐军只好绕道北伐，任凭日本侵略军占领着济南和胶济线，直到1929年2月，日本才从济南撤军。

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6月初，和平接收了京津地区。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宣布中国统一大业“正告完成”，“此实结束军政，开始训政之时也。”

恰在北伐正告成功之际，胡汉民于6月3日由法国巴黎致电给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提出了“训政大纲”提案。这个提案包括“政治会议纲领”和“国民政府组织纲领”两大项。胡汉民在陈述本案的原则时说：“北伐完成，当依总理建国期主义之实现，审察内外情势，深信今后党国发展，不能外如下之原则：(一)以党统一，以党训政，培植宪政深厚之基；(二)本党重心，必求完固，党应担发动训政之全责，政府应担实行训政之全责；(三)以五权制度作训政之规模，期五权宪政最后之完成。”在这个提案中，胡汉民规划了国民党完成北伐之后实行训政时期的蓝图。

6月18日，胡汉民在德国柏林给国内寄来了《训政大纲说明书》，对“训政大纲案”内规定的原则和制度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其主要内容为；国民党夺取政权后，应以政权保姆自任，以政权最终付诸国民为归宿；国民党应训练国民的能力，直至能够管理政权；训政时期的国民政府应由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组成，而国民党的政治会议是全国训政的发动与指导机关，它发挥着“连锁党与政府的关系”。

胡汉民的整个提案及其“说明书”，无不是强调国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绝对领导地位。他打着实现孙中山的建国步骤的旗号，容易为国民党各派也包括蒋介石所接受。因为，按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孙中山还把人的认识水平分为三种，即“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进行革命必须由少数的“先知先觉”者组成政党，发动“后知后觉”者参加，夺取政权，此为革命的第一时期——军政时期。军政时期结束后，再由革命党人对“不知不觉”的广大民众进行辅导和训练，培养他们管理国家的本领，这是所谓保姆政治的训政时期。广大民众学会管理之后，国民党的“保姆”任务已经完成，政权可由人民群众直接掌握，这就是革命的最后时期，也是革命目标实现了，即宪政时期。胡汉民根据孙中山的这个建国思想，在北伐完成之后，全国统一的情况下，革命党人已经掌握了全国政权，可以视为军政时期已经结束。他适时地提出了“训政大纲”。胡汉民首先在政治上争取到了主动。

此外，胡汉民还对北伐胜利后的外交人员的使用任命问题，写信给国民政府，陈述自己的意见：

(一)北洋政府驻外各使节，腐败者居多，应彻底更换。从党国中有资望者，选择任派，以提高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

(二)吸收民国初年外交上的教训，不必太注意各国名义上对国民政府的承认，要从自己的实际做起，自己的事情做好后，各国就自会来承认了。

胡汉民此次出国访问，虽以外交事宜为重，但他对国内政治的主张；对当时国民党内乃至以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训政大纲”的提出，成了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民党统治中国的理论基础。

五 再度合作，消灭异己(一)（1）

胡、蒋再度合作

北伐完成后，1928年8月8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二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指出，全国统一的任务已经完成，以后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巩固国家基础”的工作，由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这表明，蒋介石已从表面上接受了胡汉民关于实施训政的提案。于是，胡汉民打点行装，从法国乘上亚多士号邮轮，启程回国。

此时，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北伐之后的各军事将领更是对蒋介石消除异己的政策不满，在旧中国，军队是权力的源泉，军队是政客的命根子。因此，蒋介石在北伐后乘蒋、冯、李、阎四总司令在北京碧云寺祭灵时，提出了裁兵问题，但遇到了各实力派的抵制。冯玉祥隐居于百泉村，阎锡山躲进了北海的养心斋，桂系则提出了工兵计划，化兵为工，以保存实力，这实际上是与蒋介石对着干。在二届五中全会上，为了削弱地方实力派，蒋介石决定采用政学系政客杨永泰提出的“削藩策”，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但遭到了各方的反对。尤其是冯玉祥、李济深搬出两件“法宝”，驳得蒋介石哑口无言。其一，二届四中全会已经作出决定，地方政治分会应当保留到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现在取消，违反了二届四中全会决议。其二，中央曾决定，各地分区“剿共”，如果取消政治分会，就会削弱“剿共”的力量。

各地政治分会，是在北伐期间，为了适应战时的政治需要争取各高级军事将领的人心而设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8年3月1日公布了“政治会议分会暂行条例”，规定政治分会的职权是；“在特定区域指导并监督最高级地方政府，在不抵触中央政治会议之决定范围内，得行政治处分。政治分会遇非常事变，得于委员出席人数三分之二以上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但应于最短时间呈请中央政治会议追任。”此后，中央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北京五地设政治分会，分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李石曾担任以上五地政治分会主席。

各地政治分会设立后，各地方实力派据之与蒋介石相抗衡，对蒋介石的命令时有违抗，政治分会俨然一地方割据政权。北伐之后，蒋介石要统揽全国大权，当然不能再允许政治分会的存在，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必先拔除之而后快。于是趁北伐刚刚结束，借政治分会乃是战时决议而设为名，提出取消之的建议。却遭到各方反对。蒋介石的“削藩”计划失败，令他大失所望。这时又逢胡汉民启程回国，外面风传胡汉民、孙科等频繁活动，此次回国想乘他政治危机之时，策动两广起兵倒蒋。蒋介石面对这复杂的形势，忧心忡忡，苦思冥想，不得解决的办法，乃称病，住进了上海医院。

1928年8月28日，胡汉民乘船抵达香港，完成了他七个月的考察使命。到香港迎接胡汉民的，除了他的妻子陈淑子、胞兄胡瑞青，堂弟胡毅生等家属外，几乎全是广东省的首要人物，陈济棠、陈铭枢、林云陔等几百人在码头上迎候。胡汉民下船后，受到了粤方的热烈欢迎。当即就与粤方的军政要人举行了会谈。会谈后去妙高台寓所。

粤方军政要人倾巢而出，如此欢迎胡汉民的归来，当然有他们的打算。他们已经看到蒋介石要消灭各地方势力的良苦用心，便想方设法与蒋介石相抗衡。如果能够趁胡汉民刚刚归国之际，以胡的资望，以胡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拉他去广州。那么西南方面与蒋相抗争的实力就会大大加强。想把胡汉民拉入广州政治分会中，这是他们第一理想方案。如果胡不入广州，他们劝慰胡汉民不要入宁与蒋介石合作，而是留他在上海做再野派的领袖，这是他们第二理想方案。

五 再度合作，消灭异己(一)（2）

可是，胡汉民七个月的游历，已经为自己计划好了应该走的道路。他没有接受广东方面的建议，既拒绝回广州主持政治分会，也不去上海当在野派的领袖，而是坚决入宁。

到香港后的第二天，8月29日，胡汉民公开发表了谈话，表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行止问题。他说：“建设中国，彻底实施五权宪法，自属紧要。而全体同志尤须一致团结，若徒以抨击左派为事，则与实行共产党之策略正同。乃真正国民党之所不取，至撤废政治分会一事，余尚有一言，盖政治分会，乃因军事时期，应运而生者，所谓过渡办法也。现在既入于训政时期，当无再存留之必要。”这一天，又有记者采访胡汉民，问他对外面关于他的种种谣传怎样对待，胡汉民答曰：“立法院长就任说，虽闻其风传，尚未受政府正式之交涉，余在粤组织政府说，全非事实。……外游时与汪精卫未曾一次晤面，国民党均反对共产党可以断言”。此外，胡汉民还声言，不在广州停留过久，不日即将北行。

胡汉民的一番谈话，否定了蒋介石得到的胡汉民等“在国外造成第二外交机关”的消息，扫去了蒋介石的忧虑，蒋介石转忧为喜，可以利用胡汉民这块“招牌”帮他摆脱困境，一高兴，蒋介石立刻“病愈”而出院，盼望着早一天与胡汉民相见。

胡汉民这时也显露出与蒋介石合作进入南京政府的急不可耐的心情。他仅在香港住三四天，即与陈铭枢等离开了香港，9月3日晨到达上海。蒋介石特派张群率人去沪码头迎接。胡汉民抵沪后，对报界声明：“对国内党政，须与各同志晤谈后，始发表意见。”拒绝记者的一切提问采访，全力以赴。与各同志晤谈，拉开了蒋胡再次合作的序幕。

9月3日中午，胡汉民先与吴稚晖、李石曾等会谈两个小时，之后又与李济深、李宗仁进行了长谈。4日，胡汉民与蒋介石会谈，5日，胡汉民又登蒋介石住所，会谈两个小时。连日来，胡汉民十分繁忙，几乎与当时南京政府的主要人物都会谈到了。当时的报界称，胡汉民连日来“与各中委讨论党国要务”，会谈“颇融洽”。胡汉民的主张终于被南京政府蒋介石等各派所接受。晤谈后，胡汉民始“发表意见”，在报上到处可见。

有一国内记者问胡汉民：外间有望彼主持中央党部之说?胡答：“此非本人独立所能办得了”，接着他又针对连日来见面晤谈说道：“吾人晤面，非寻常敷衍，必须意见一致，会晤始有意义，现训政开始，当首求时局安定，庶政治入正轨，次实行建设，建设首要交通，次办统计。五院均宜速设立，……赴京当俟此问题适当解决后再定云。”

蒋介石得到胡汉民的合作承诺后，感到轻松了许多，9月7日，携妻子宋美龄回浙江奉化老家，办“私事”去了。

蒋介石刚走，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即专程来沪，代表国民政府请胡汉民早日去南京主持党政。胡汉民原想早些去南京，但由于蒋介石还没有回去，便一再延期，等蒋介石从老家返回后，再一同入京。

胡汉民在上海没有闲着，一方面为蒋胡合作制造舆论，一方面又极力宣扬他的“五权制”。他对外称，现在北伐已经完成，团结极为重要，号召“全国人才须集中京都，即政见迥异者，亦应聚集，谋党的统一”。主张战争时期的一些制度，应该更改，现在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时机已经成熟”，这个新制度就是训政时期的制度——五权制。为了更全面地让人们理解他的政治主张，7月15日，胡汉民将在国外向南京政府提出的“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在上海的《中央日报》上全文发表。

五 再度合作，消灭异己(一)（3）

9月16日，蒋介石从奉化来到了上海，当天下午，蒋介石与胡汉民在张静江家中会谈，商定了共同入南京的时间。

9月18日晨，蒋介石乘车先行入京。晚上，胡汉民同蔡元培、李石曾、李宗仁、李济深、陈铭枢、王宠惠、戴季陶等同车赴京。

9月20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开会，会议决定加推胡汉民、孙科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由胡汉民负责领导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

10月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了胡汉民所提议的《训政纲领》以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

10月8日，中央常会通过了国民政府委员、主席及五院院长、副院长人选。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胡汉民任立法院院长，谭延闿任行政院院长，王宠惠任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蔡元培任监察院院长。

10月10日八时，蒋介石带领五院院长在南京中央党部宣誓就职。

从此，进入了南京政府中的蒋胡第二次合作的历史时期。

胡想做“伊斯墨”，助蒋成为中国的“基马尔”

胡汉民来到南京，与蒋介石合作，当时他身边的人及与其关系密切的人都曾劝过他，不要与蒋介石合作，还是做在野派领袖为好，自由自在。胡汉民的老朋友邓泽如看到他入京之意已坚，便送给他一个内装小黄雀的竹鸟笼，示意胡入京后的下场与笼中之鸟命运相同。胡汉民却不以为然，殊不知，邓泽如的警告竟成了现实。此是后话。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驱动胡汉民如此热心入京与蒋介石合作呢?

胡汉民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谈到，他入京是出于以下两方考虑。

其一，胡汉民认为，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至今已有四十多年了，但一直都没有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这次中国终于在蒋介石率军北伐之后统一了，这是十分不容易的。要继承孙中山总理的遗志就是要按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一步一步地去实现，全国统一，一个新的革命阶段已经开始，统一需要建设，实行建设，需要一个健全的中枢，需要有人辅助，方能使革命继续前进。

其二，胡汉民认为，自从1927年国共之争以来，无论是对于党还是对于国家来说，都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国统一，大局方定，国民党内再不能起纷争了，要维持一个统一的局面，设法推进今后的建设。如若不然，国民党将益发失望，革命的前途，也益发危险。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考虑，胡汉民说一些很动感情的话：

我是一个数十年的中国国民党党员，久经患难，在掺和着血泪的党的奋斗历史的回忆中，我想不出已统一的垂成之局，该重行分裂的理由，人之好善，谁不如我?此时自己的同志不肯帮助，结果南京必须找军阀官僚的余孽来帮忙。这不是愈趋愈歧?数万革命将士的肝脑涂地，与数十万革命同志的奋斗牺牲，所为何来?我在极苦闷的状态中，一再考虑，并决定了主张和办法，才毅然入京。

胡汉民自称是以一名国民党老党员的身份，怀着对国民党的忠诚挚爱之情，才去南京的。作为一名革命数十年之久的人，有这种感情并不为奇，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对照胡汉民前后的言行，这绝不是他与蒋介石第二次合作的真正的原因。或者说不是他们实现合作原因的全部。

胡汉民在国外考察时，非常欣赏土耳其基马尔革命之后的政治格局。他曾两次到土耳其考察。土耳其革命前与国民党北伐前的中国有相似之处，土耳其革命之后的党政合一制度与胡汉民一向提倡的“党治”主张又相互吻合。胡汉民尤其欣赏的是，土耳其革命的领袖基马尔在完成革命，功成名就之后，长期“养病”不出，一切政治问题都由其内阁总理伊斯墨代行处理决断。土耳其的这种政治格局非常合胡汉民的心意，称赞土耳其的政治“达到完善的境地”。胡汉民归国后大谈土耳其基马尔革命，称赞基马尔。到南京后，他还多次演讲了访土耳其的感想，以至于他身边的人都听得厌烦了。王宠惠就曾因之对胡汉民直言过：“胡先生何妨随和些，你天天讲欧美，讲土耳其，讲建设，又讲军队与财政，这批人懂些什么呢?”

五 再度合作，消灭异己(一)（4）

胡汉民大讲土耳其的目的，是希望蒋介石完成北伐之后，也学习基马尔，把治理国家的大权交给自己，自己当伊斯墨。实际上，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胡汉民是一个文人政治家，书读得太多了，反而成为政治角斗中的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太认真，太固执了。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之中，都出现了这样的悲剧人物。中国的历史上，每一朝代建立之初，都要有一个文人墨客来帮助打天下的皇帝订朝仪、治理国家。比如秦朝有李斯、东汉有叔孙通、唐朝有魏微、宋代有赵普、元朝有耶律楚材等。胡汉民因此便认为，打天下是武人的事，治天下是文人的事。“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下治天下”，“现在只要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来约束住枪杆子”。北伐成功，军事上的胜利，胡汉民觉得“武人”已经得到了“天下”，军政时期结束了，应该进入治理国家的训政时期，现在正是需要他大显身手了。

胡汉民入京与蒋介石合作还有一个原因，排斥政敌汪精卫。胡、汪二人虽在革命过中结下过程深厚的情意，但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权力欲的膨胀，挤走了二人之间的友谊，二人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而争得不亦乐乎。从此在国民党的政坛上，二人基本上没有真正合作过，汪来则胡去，胡来则汪去。宁汉合流，蒋介石挤走了汪精卫和胡汉民。待北伐之后，蒋介石因自己的多项“政策”贯彻不下去而陷入僵局，为了摆脱此局面，蒋在胡回国的前夕，派人与汪精卫政治上的挚友陈公博联系，想拉汪合作。如果蒋汪实现合作，胡汉民的一整套“计划”就会落空。在这种情况下，胡汉民急忙回国，迫切地向蒋介石发出一系列合作的信号，以抢在蒋汪合作之前。对自己的这一目的，胡汉民直言不讳地对手下人说：“你们要晓得我不去捧他(指蒋介石)，自然有人(指汪精卫)去捧他呀。”

胡汉民想去南京，也并非是一厢情愿，蒋介石也需要胡汉民。

蒋介石在北伐后，急需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需要国内有声望的人来帮助他，树起一面“理论”的旗帜，为自己的行为政策寻找“理论”的根据，从而使裁兵削藩的计划名正言顺。胡汉民是一位有影响的国民党###，他的言行在国内影响较大。如果争取到胡汉民的合作，从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在舆论上争得了主动。当时政治上的斗争，双方往往都打出孙中山的旗号，假以三民主义的名头，一时间鱼目混珠，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词语满天飞，实际上口是心非，都是为自己的行动寻找欺骗人的借口。争取到胡汉民的合作，蒋介石“革命”的口号就会格外响亮，孙中山“忠实信徒”的大旗也会格外耀眼；争取到胡汉民的合作，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权力争夺中就会更加有利。

胡汉民所提出的“训政大纲提案”，设立五院，可以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但蒋介石深深懂得，中国军权高于一切，只要掌握着军权，就掌握着一切。只要不动自己的军权，他就不担心不能独揽大权。至于五院制，只不过一种所谓的民主政治的形式罢了，它可以掩护自己的独裁。利用五院制的形式，组织新政府，把各地方实力人物都笼络到中央五院供职，可以乘机达到裁兵削藩的目的，利用这个机会来削藩，就会减少许多麻烦。

五 再度合作，消灭异己(一)（5）

蒋介石、胡汉民二人正是打着各自的如意算盘，都觉得对方可以利用而合作。这样，蒋胡的第二次合作便在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

裁兵编遣，蒋煞费苦心；舆论宣传，胡全力以赴

北伐进行的同时，各集团军都趁此机会，大力扩充自己的军队。第二次北伐仅仅进行了两个月，各集团军的总人数就已增至二百二十万人以上，共八十四个军，三百个师。这个数目还不包括东北、四川、云南等地方部队。如果加上这些地方部队，全国军队的数额就要高达二百五十万人。蒋介石看到日益壮大的地方势力，心里不安，因北伐胜利带来的喜悦也被这块心病冲淡了。他开始煞费苦心，筹谋裁兵编遣，消灭异己。

战争过后，百废待兴。尤其是政府的财政拙拮。当时全国的年财政收入不过四五亿元，用之于军费就要占去百分之八十以上。国家的财政已经无力供养这么多军队。况且，人们饱受战乱之苦，也渴望和平。这些为蒋介石裁兵编遣提供了客观上的有利条件。

因此，北伐告成之后，国民政府发表“对内宣言”，称北伐成功之日，即应为兵工政策实施之时。蒋介石这时也采用“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通电宣布辞职。通电中称：“北伐完成，即当正式辞职，以谢去年弃职引退之罪，……恳予明令批准，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解除，并准辞去军事委员会主席。所有各军，悉令复员，此后军权统归政府军事委员会办理，以一事权，而专责成。”蒋介石的用意十分明显，欲把全国军队的统治权都收归己有，但各地实力派不肯拱手相让，他便用辞职策略，先放弃权力，后说出自己的主张。他明知道，北伐胜利，自己的声望日隆，辞职肯定会被各方慰留，到此时再提出条件，讨价还价，要求各派交出军权。

蒋介石善用以退为进之策，可是一个策略一旦用得多了，就不会有太大的效果。冯玉祥、阎锡山等也是政治场上的老手，明白蒋介石的良苦用心，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便也采用病退隐居之计与蒋介石对抗。

蒋介石“辞退”未成，被各方所挽留，可是各实力派人物则用消极方式对抗。一计不成，蒋介石又抛出裁兵计。

利用在上海、南京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全国财政会议之际，蒋介石指使宋子文等人，用国家经济财政状况来压各地方实力派，制造裁兵舆论。上海全国经济会议提出了《请政府克期裁兵从事建设案》，要求政府从经济的实际承受情况出发，军队要裁至只留五十个师，每师一万人。蒋介石利用这个会议提出的裁兵意见，于6月24日，向国民政府建议设立“裁兵委员会”。国民政府于两天后，召开国民政府委员会议，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大造裁兵的舆论。蒋介石还利用民众厌战渴望和平的心情，策划上海商会，由大买办虞和德领衔，发表通电，倡议筹备成立“国民裁兵促成会”，以督促政府裁兵。有了虞和德领衔通电，蒋介石便以顺民意为名发出了两个通电，称“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厉行军政，财政之统一无以裁兵”，表示“中正当与各同志一致努力，决不稍有私意，以负人民责望之殷”。

舆论造成之后，蒋介石开始了实施裁兵的具体行动。

北伐完成，蒋介石决定借在北平西山碧云寺慰告孙中山总理之灵为名，约集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各集团军总司令、总指挥齐集北平。果然，7月6日，各军政要员都如约而来，参加了祭灵大典。蒋介石发表了一篇祭文，提出了裁兵问题。指出，国家财政已不能负担起巨额军费。只有“以裁兵者强兵，且以裁兵促全国庶政入于正轨”。随后，趁各军政要员都在一起，蒋介石拿出了他的《军事善后案》，规定了裁兵的具体办法为：全国三百个师中要裁汰下去二百五十个师，留下五十个师，每师一万五千人，全国共留八十万军队；全国划分为十二个军区，每个军区按比例保留军队；各集团军分头办理。

五 再度合作，消灭异己(一)（6）

蒋介石的裁兵方案，表面上看似公平，一律平等对待。但是他把桂系、冯玉祥、阎锡山三方各分占一个军区，而他们的兵最多，所以裁下去的也最多。蒋介石除了占一个军区外，还可以用中央名义，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其他八个军区，蒋介石的嫡系军队可以分派到这八个军区去。如此方案，蒋介石得利最多，桂、冯、阎三方得利最少。桂、冯、阎三方均反对蒋介石提出的裁兵方案，他们各提出了自己的裁兵方案，与蒋介石相抗衡。

冯玉祥在他所发表的《时局通电》中提出了裁兵的标准，建议中央应组织裁兵委员会，明定裁兵条例为：“枪支不全者裁，老弱不堪用者裁，纪律不佳者裁，训练太乏者裁。而且他强调，不可令各集团军平均或按比例裁汰，在裁兵之前应严禁招兵及收编敌军残部为扩充一己实力之用。

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则鼓吹实行兵工政策，化兵为工，保存实力。

阎锡山力图保住既得利益不受损害，提出限定兵额，分期裁减的主张之后，就采取明哲保身之策，躲进北海养心斋，坐山观虎斗。

由于各实力军人的反对，蒋介石的裁兵计划只好暂时搁浅，他把希望寄托在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二届五中全会于8月8日至15日间召开，蒋介石提出的取消各地政治分会的“削藩”策遇到了反驳，而在北平就已提出的《军事整理案》，虽然在会上由于粤籍中委的支持得到通过。可是会议结束后，各中委都对会议的决议采取消极态度，决议也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蒋介石的愿望依然落空。裁兵工作进展不大。

胡汉民回国与蒋介石合作之后，蒋介石想利用胡汉民帮助他实现裁兵编遣的愿望。胡汉民也支持蒋介石的裁兵编遣主张，为他制造强大的舆论攻势。

得到胡汉民的支持，蒋介石即筹备召开全国编遣会议，原想在双十节后就马上召开，但各地实力人物都没有来南京参加双十庆典，编遣会议只好延期召开。蒋介石为了使各地实力派首领来京参加会议。广泛开展宣传，企图用党权和舆论来迫使他们屈从蒋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颁布了《整理军事宣传标语要点》，各地报刊发表了大量支持整理军事的文章评论，一些富商大贾也以申诉广大民众受兵害之苦为名，要求统一整编军队。

胡汉民积极支持蒋介石的计划，他利用自己在西南的威望和影响力，力促两广的将领支持中央的整军政策，前来参加即将召开的全国编遣会议。不到十天的时间里，胡汉民给李济深发去两份电报，劝李济深既要淡于名利，又要“为党国效忠”，不要轻信外面谣传，“一切谣诼，惟持中央之团结，足以胜之”。希望他不仅要来南京“商定国是”，而且还要劝李宗仁同来。12月21日，胡汉民在中央无线电播音台，向全国发表了题为“整理军队的十大意义”的演说，呼吁各军事首领要认真对待裁兵问题，指出整理军队的诸多益处。在军事上，可使军队精强，有利于维持地方治安，巩固国防。在经济上，可改变财政只是筹措军饷的状况，改善国民生计。在政治上，可根本清除军阀，防止共产党，完成国家真正统一，促成建设。总的概括起来，胡汉民提出了整理军队有十大意义：“要军队好”、“要地方好”、“要巩固国防”、“要整理财政”、“要发展国民生计”、“要打倒军阀”、“要打倒共产党”、“要打倒帝国主义”、“要完成真正的统一”、“要促成建设”。演讲的最后，胡汉民还威胁式地指出，反对整理军队的人就是反革命，对整理军队不力的人就是不革命。

五 再度合作，消灭异己(一)（7）

为了开好编遣会议。蒋介石令陈立夫于1928年12月11日组织成立全国编遣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也于12月19日通过《全国编遣会议条例》，12月26日，召开了全国编遣会议的预备会议。

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胡汉民出席了会议，各集团军总司令等军事首领是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而来南京参会的，他们口头上、表面上谁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明令反对编遣，但是都从维护自己的实力出发，反对不利于自己一方的编遣计划。为了求得与“中央”一致，胡汉民在会上会下摇动舌鼓，和各方疏通。他私访李济深和李宗仁，把得知到的二李的计划想法告知蒋介石。之后，他又利用师生的关系拉拢李济深反对冯玉祥的提议，支持蒋介石的提议。

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利益冲突很大，并非能用一个会议或几个“说客”所能消弭的。编遣会议经过二十多天的争吵之后，终没有形成一个各方都认同的编遣方案。1月26日，第一次全国编遣会议在吵吵闹闹中无任何结果而收场。

蒋桂战争爆发，胡为蒋立头功

蒋介石想利用编遣会议剥夺其他派系的军权但没有一个肯对他俯首听命的，都在极力筹划对付蒋的策略。蒋介石当然不甘心自己的愿望落空，便采取各个击破之策，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蒋介石首先选择桂系为第一打击目标。

蒋桂矛盾较深。远有逼蒋下野之仇，近有桂系将领对蒋傲慢之恨。桂系实力虽强，但他的兵力部署过于分散。桂系军队北到平、津、唐一带，南到两广，中有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战线拉得过长，易于被打败。此外，蒋介石选择桂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胡汉民与两广素有渊源关系，利用胡汉民瓦解分化其内部，可收到武力未能达到之效。

于是，蒋介石便暗中派人分化桂系。首先，对远离两广的平、津、唐桂系统辖下的军队进行挑拨分化。因随白崇禧北上的军队大多都是原唐生智的旧部，这些部队士兵大多是两湖人，他们久离故土有思乡之情。蒋介石便令人在部队中广泛传播唐生智将要复职的消息，还暗中答应唐生智可重新掌管旧部，并资以巨款。白崇禧无法在平、津、唐军队中立足，乃离开天津南下，蒋介石取得了成功。其次，蒋介石利用两湖内部鲁涤平与桂系的矛盾，拉拢鲁涤平，暗中运送枪械弹药给何键。

就在蒋介石暗中倒桂之际，桂系看透了蒋介石的叵测之心，也加紧活动，采取一些防范措施，抵制蒋介石阴谋的实现。

当桂系侦知蒋介石要提前取消政治分会，又截获了蒋介石给湖南省主席鲁涤平运送的军火后，乃决定在武汉政治分会取消前，抓住蒋偷运军火给鲁部这个借口，把整个湖南真正收归自己统治之下。1929年2月22日，武汉政治分会作出决议，撤免鲁涤平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兼18师师长的职务，宣布由何键任湖南省主席。同时，又派叶琪率领第九师、夏威率领第七军向长沙进兵。鲁涤平自知不敌，只好逃出湖南，奔向南京，向蒋介石告桂系一大状。桂系因之控制了湖南，是为湘案。

“湘案”发生后，蒋介石十分恼火，指责桂系私自任免官员，违背了政治分会“不得以分会决议任免该特定区域内之人员”的规定；指责桂系罢免鲁涤平的军职，违背了编遣会议所决定的各部队应静候检阅，非得编遣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调动的决议。可以说，“湘案”的发生，给蒋介石提供了消灭桂系的借口。然而，蒋介石消灭桂系的军事部署尚未完成，此时又逢国民党三大召开前夕，分化广东的计划也没完成。加上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以事发时未在武汉，自请处分，企图用“负荆请罪”换取蒋介石对已既成事实的承认。蒋介石只得暂时忍耐一下胸中的怒火，只以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入南京调停为条件，发了一个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处分决定，便含糊其辞地暂时把“湘案”搁置一边。

诱骗李济深入南京是蒋介石消灭桂系重要步骤之一。李济深是广西梧州人，他在广东做官的时间较多，如果从政治势力划分上，严格地说他不属于桂系，而是属于粤系的，可他与桂系的头面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有着特殊的友谊，在政治上倾向于桂系。尤其是北伐军北上后，李济深留守广东，与广西联系更多。广东财力充裕，但士兵的战斗力不强，广西贫穷，士兵勇敢骁战，战斗力较强。广东支援广西军费，广西支援粤省兵力。因此，习惯上视两广为一体。“湘案”之后，李济深致电李宗仁，告诉他要严加控制自己的部下。蒋介石便借之邀李济深北上入京，调停蒋桂之间的矛盾，并派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四位国民党的###，亲来上海接李济深入京。四###到沪后，以绝对担保他的安全为前提，极力劝说李济深入京。李济深经不住四###的敦劝，不顾李宗仁等人的劝阻，于3月12日偕四老入京。李济深终于落入了蒋介石设计的圈套。

与此同时，蒋介石开?瓦解广东内部，拉拢陈铭枢、陈济棠听命于南京国民党中央。

蒋介石武力讨桂的一切准备就绪后，改变了以前对桂系的“温和”态度，说中央对地方的不法事件，只有执行法纪，绝无调停的可能。于是，他先扣留李济深，然后推翻了3月13日中央政治会议对“湘案”的决定，称“湘案”是“地方军人，目无中央，骄恣成习，积而有此种重大违法之举”。3月26日，下令###桂系。对蒋介石欲大动干戈，南京政府内一部分人也不理解。胡汉民则制造舆论，替蒋介石说话。他先利用其在国民党三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