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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节：序 1949年后的背影

- 第2节：梁实秋：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1)

- 第3节：梁实秋：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2)

- 第4节：梁实秋：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3)

- 第5节：梁实秋：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4)

- 第6节：梁实秋：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5)

- 第7节：梁实秋：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6)

- 第8节：梁实秋：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7)

- 第9节：梁实秋：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8)

- 第10节：梁实秋：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9)

- 第11节：梁实秋：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10)

- 第12节：钱穆：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1)

- 第13节：钱穆：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2)

- 第14节：钱穆：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3)

- 第15节：钱穆：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4)

- 第16节：钱穆：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5)

- 第17节：钱穆：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6)

- 第18节：钱穆：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7)

- 第19节：钱穆：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8)

- 第20节：钱穆：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9)

- 第21节：罗家伦：被政治消磨去了五四光芒(1)

- 第22节：罗家伦：被政治消磨去了五四光芒(2)

- 第23节：罗家伦：被政治消磨去了五四光芒(3)

- 第24节：罗家伦：被政治消磨去了五四光芒(4)

- 第25节：罗家伦：被政治消磨去了五四光芒(5)

- 第26节：罗家伦：被政治消磨去了五四光芒(6)

- 第27节：罗家伦：被政治消磨去了五四光芒(7)

- 第28节：罗家伦：被政治消磨去了五四光芒(8)

- 第29节：罗家伦：被政治消磨去了五四光芒(9)

- 第30节：罗家伦：被政治消磨去了五四光芒(10)

第1节：序 1949年后的背影

1949年后的背影

序

1962年，胡适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他在宝岛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四年，静静地躺在台北近郊的墓园中，"不少过境台湾的学人会在这里献上一束鲜花，脑中彷佛滑过一世纪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

随之云散的是一些慧星般的名字或者浮突在书册上的脚迹。１９７６年，林語堂病逝於香港，隨後移靈台北。雷震１９７９年病逝，由於他生前要求不聲望，喪禮稍嫌冷清。１９８７年，梁實秋病逝台北，留下了後人難忘的學術典範。钱穆，傅斯年、罗家伦，蒋梦鳞……斯人独去时，身后留下怅然一片。他们当年渡海赴台，身负在学术与政治两岸间不得自拔，但如同一篇推定胡适先生身后的断论所称：

"可以认同的一点是：胡适是个学者，甚至是很著名的学者，然伟大与否则各有认识。胡适一生既有在中国推行民主的大志愿，又遭遇了国共双方不待见的尴尬，直至国民党败退台湾，胡适受蒋介石之邀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胡适的自由、民主实践也只是纸上之梦。不过，1962年在台以院长身份去世，多少使国民党政府博了个尊重文化人的名声，这对胡适来说，是幸与不幸，都难以盖棺定论。"而这些逝去经年的名字，又何曾有几个脱离出政治的评价与学术的功成。当年钱穆曾被毛泽东点名批评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为了对抗1966年中国内地的文化大革命，蒋介石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73岁的钱穆在此时受邀移居台湾。学术终难脱逃政治使用的尴尬。而多年后的今日，他的著作开始大面积地登陆，人们已忘记了他身上的那些政治的痕迹 ，甚至忘记了他在台湾，更多的人记住的不过他是中国的一位学术大家而已。而那位雷震先生，所推行的主义则成为后人追认他的方式。这些从一九四九年后就与故国大陆脱离开文化传承的学界大师，则在今日再渡大海，被大陆学界追认与传承。

历史的吊诡与传承启合总会有自己的迷样通道，他们不过是符号或者是传奇部分的音符。更多的政治的外表退去，在今天，对于中国一代，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他们迷样的背影。年代不过是背景。

文化断层，在中国已经日益成为沉重并且隆重的话题。从"五四"的文化断层开始，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出现过多次断代。对过去的文化精髓的淡忘或无视，已是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这种文化知觉麻木的现象并非是新知识爆炸的副产品，而是更多地因为了知识屏蔽的结果。

1949年，中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国家发生了变化，政治发生了变化，人情发生了变化，事物发生了变化，文化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在中国的文化领域，发生了两件大事：从人文上来讲，很多文化大师都去了台湾；从物质上来讲，故宫的大多数国宝被转移到了海峡对岸。

这一个地理与政治意义上的文化断代，不期然地也给国人的心理造成了文化断代。以人文为例，那些前半生对我们还如雷贯耳的文化名人，其后半生就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以及文化记载之中。这种遗忘居然很清晰地就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在将近一个甲子以后的2007年，当我们重新回顾这些人物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对他们的记忆与认识仍有许多的残缺。他们离开中国内地之后的行踪、作为，并不完全记载于我们的文化档案里。

譬如，并非很多人都知道：那个被鲁迅痛骂的梁实秋，他后来对台湾的英文教育影响甚大；而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的钱穆，受到蒋介石的高度礼遇，晚年又被卷入民进党对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之中；罗家伦，曾经的清华大学校长，他在台湾曾经努力推广过简体字，最后落寞地成为一个国民党党史研究家；1967年，从海外被邀至台湾定居的林语堂，在岛内掀起一场"红学"大辩论，他以客卿身分与蒋介石相处在台北阳明山上；蒋梦麟，当年的北大校长，晚年居然成为了"台湾现代农业之父"，他还坚持推动了台湾的人口节育政策；而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的湖北黄冈人殷海光，在台湾经历了从追随蒋介石到反对蒋介石的巨大转变，最终成为台湾自由知识分子的领袖；还有雷震，1950年他成为蒋介石的智囊，却最终反对蒋而成为台湾著名的政治迫害案件主角……

这些文化大师，当年的知识精英分子，现在我们已习惯于称呼为文化大师，他们的命运在我们的记忆中是不连贯的。在这个时候来重读他们，寻找他们留在台湾的故事，他们的名字一个个重新被激活：梁实秋、钱穆、罗家伦、林语堂、蒋梦麟、殷海光、雷震、傅斯年、胡适……他们的晚年都在台湾度过，他们将自己的背影留在了海峡那边。

还有更多的背影，我们无法一一纪录。我们想说明的是，我们如何选择以及为何选择这些背影并不是本书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能告诉你的是，这些名字与这些人的故事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们存在的意义。这九个人，是我们用在台湾多年的研究经验，这些经验不是史家的，也不是学术的，而是人文的，甚至是报告体的，甚至是他们的一些生活要件，或者是细节，或者?他们的一些野史，更或者是报道中的传说。我们是站在记者的立场来还原的历史报道。所以这不是他们严格的历史传记，而只是我们作为旁观者的记录。

而更为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将如何去修复我们被损坏的文化硬盘。这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而这也是我们编著这本书的初衷。

第2节：梁实秋：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1)

1，梁实秋：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

梁实秋，以散文、翻译、批评闻名于世；年轻气盛时，他曾与鲁迅等左派作家大打笔战，被冠上资本家的"乏"走狗称号，更被毛泽东点名批判，成为了"资产阶级作家"代表。1949年，新中国成立，梁实秋在百般无奈下偕妻女来台，虽然躲过了一波波政治运动的侵袭，但从此再也无缘踏上它所深爱的故乡。

到了台湾后，梁实秋决心自断了宦途，致力于教育与翻译，历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英语研究所主任、文学院院长，并在台湾各大专院校兼课，梁实秋于1956年在台师大成立的中国语言文化中心，目前已成为外国人学习华语文的重要训练机构。1966年，梁实秋自台师大退休后，之后专事写作和翻译二十余年，至死方休。

梁实秋与元配夫人程季淑育有四名子女，二女夭折，大女儿梁文茜和三子梁文骐都在大陆，来台时仅带着小女儿梁文蔷。但相依为命的幺女取得美国华盛顿大学高等教育博士后，定居美国，一方面思女心切，又因程季淑高血压身体孱弱，梁实秋夫妇于1972年移居美国西雅图。这种享清福的好景却不常，1974年4月30日，两人如往常牵手在街上散步，路边突然倒下铁梯压伤程季淑，紧急送医不治，享年七十四岁。梁实秋痛不欲生，因而动笔写下四十七年恩爱岁月的《槐园梦忆》，期待能稍解心中思念。

但是在程季淑过世后不久，年逾七十梁实秋又火速地陷入爱河，与明星韩菁清自热恋而结婚，不但众所瞩目，更掀起文坛一波波的涟漪。

在文学主张上，梁实秋年轻时服膺浪漫主义，亲近崇天才、主情感、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却在进入哈佛大学修习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教授"十六世纪以后之文艺批评"后，转为重视儒家，主张古典清明的新人文主义；行为上，程季淑过世，却是梁实秋生命的重大转折，从他出版的《槐园梦忆》到过世前预留的遗嘱中都可看到，原本个性感性但行为理性的梁实秋，突然在晚年行为转为浪漫，就像是寻找年轻之不足。

早年以文学批评的笔锋闻名

梁实秋，清光绪28年（公元1903年）1月6日生于北京，籍贯浙江，学名治华，字实秋。民国四年(1915年)考进外交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梁实秋开始写作，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六期；第一篇散文《荷水池畔》 1921年发表于《晨报》。

1923年8月，梁实秋自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前，与程季淑定下三年之约，在上海上船前话别，梁实秋竟大哭了一场。在赴美的船上，梁实秋与同船的冰心等人结为好友，只是相较于说自己要去研习文学的冰心，梁实秋则不客气地说，他到美国是要学"文学批评"，在美期间，梁实秋先后于科罗拉多大学英语系、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并与留美学生共同创办大江社，出版社刊《大江季刊》。

第3节：梁实秋：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2)

1926年2月15日，梁实秋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上发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外界一致认为是他思想转变的重要分水岭：转而重视古典，主张在理性指引下，从普遍的人性出发，进行文学创作。

1927年2月，因为国民革命军北伐，新婚的梁实秋夫妻离开北平，避居上海，这一年梁实秋经常以"秋郎"笔名发表小品，部分后来集结成《骂人的艺术》交"新月"书店出版，畅销一时。

到上海后，梁实秋担任《时事新报》编辑，又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转任暨南大学，后历任光华、复旦、中国公学、知行学院、青岛、北京等大学教授。他与徐志摩、闻一多创办新月书店，主编《新月》月刊，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世界日报》和《北京晨报》副刊。

七七事变后，梁实秋离家独自到后方，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于重庆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

1938年12月，梁实秋接任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却让他意外遭遇了相当大的抨击。原因在于，他在一段关于编政的文章中，提及反对抗战八股的空洞文字，表示"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他表示，虽欢迎抗战有关文字，但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载搭上去。却因此遭人着文抨击，梁实秋在抗战中要找寻与抗战无关的真实材料是自相矛盾，甚至展现了资产阶级学者的生活糜烂，让梁实秋气愤以文章反击，却又增添了左派批评他的新依据。

随国民党迁台

1949年，梁实秋随国民政府搭"华联轮"到台湾，之后于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任教十余年；在台湾，时人只知梁实秋是文学与翻译大家，谦谦君子，没人还记得，梁实秋有支常为他以言贾祸的利笔。

在主编《新月》时期，梁实秋因为与鲁迅等左翼作家论战，与创造社的成仿吾、文学研究会的茅盾、太阳社的钱杏、语丝社的韩侍桁，有"全国五大批评家"之称；但一连串的纷争，让他成为左派作家眼中的头号战犯，并被毛泽东点名批判，甚至国民参政会于1940年筹组华北慰劳视察团，延安方面直接由毛泽东点名拒绝梁实秋与余家菊来访 。

在抗战后，梁即表明"无意再作任何评论，惟读书尚知努力耳"。来台后的梁实秋，着力较多在散文、翻译和英汉字典编纂，对台湾的英文教育影响尤其大，但用来讥讽时政与政治人物的快笔已然封了起来。

其实在抗战胜利后，梁实秋一家由于找不到门道，在四川多呆了一年，才搭乘国民参议会的专轮返回南京，当时国共内战已爆发，局势大乱，梁实秋与程季淑商量后，重返北京师大英语系任教，并四处兼课，才能维持家境。但随着中共军队挺进京津，梁实秋于1948年底带着儿子文骐、女儿文蔷南下广州中山大学任职，长女文茜则留在北大继续就读。

不过共军势不可挡，广州随即岌岌可危，国府教育部办公室当时设于中山大学中，国府教育部长杭立武借机力邀梁实秋与其它流亡学术界人士到台湾参与"国立编译馆"工作，1949年6月底，梁实秋举家迁台，但梁文骐选择留在新中国而返回北京。

梁实秋抵台后，先由昔日清大同班同学徐宗涑安排住在家中，随后台湾大同公司总经理林挺生经介绍认识梁实秋后，不但立刻将德惠街一号的日式住宅借给梁实秋一家暂住，并安排梁实秋在大同工业学校授课，解决了温饱问题；日后林挺生主持的协志出版社延续了这份交情，帮梁实秋出版了《英国文学史》这本两百多万字的巨著。

国民党政府原先帮梁实秋安排了国立编译馆人文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不过因为国立编译馆馆长是由杭立武兼任，与教育部工作两头烧，因此一度委由梁实秋代理馆长。

但是与妻子商议之后，认为无所谓继续当官应酬，因此1950年杭立武辞职后，梁实秋也主动请辞，从此不入公门。并于1955年应师大校长刘真邀请，出任文学院院长兼英语系所的所长，直到退休，前后在师大工作了十七年之久。

第4节：梁实秋：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3)

文学创作

梁实秋的散文以《雅舍小品》为代表，总计出版四辑，收录各种说古道今的长短文，悠闲自由、清新脱俗，建立了梁实秋写作散文的声望，但这部在四川写成的散文名著，虽然获得商务印书馆的青睐，但因为战乱、金融混乱，始终没有付印。因此台湾正中书局不断造访梁实秋要求代为印行雅舍小品时，梁实秋百般为难，并告知正中书局需为版权负责后，才让这部名著顺利问世，成为畅销一时的热门书 。

但是梁实秋初抵台湾的前十年，出版的都是翻译小说，中文创作少之又少，充其量是在1951年，谣传作家冰心在大陆因故死亡，让梁实秋相当伤心，特地写了一篇"忆冰心"。直到1958年，梁实秋才写了一本薄薄六十页的《谈徐志摩》，传记兼散文的写作风格，令文坛耳目一新，对于文坛给予的掌声，梁实秋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第二年他在《实秋自选集》中自序："我研习的学科是英国文学；我的职业是教书，在著作上可以说是等于零。"

《谈徐志摩》这本"小书"的出版，却是梁教授以散文重返文坛的重大预告，同年9月，梁实秋辞去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主任的兼职，专任文学院院长，第二年，1959年，他发现罹患糖尿病，又辞文学院长，专心投入他从1930年就着手的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之后包括"谈闻一多"、"清华八年"等散文集陆续问世，更奠定了梁实秋文坛祭酒的地位。

在完成莎翁全集翻译前，《雅舍小品》是梁实秋最重要的散文作品， 25年后梁实秋又以"雅舍"之名，收小品三十二篇，继续交正中书局出版《雅舍小品续集》，差不多时间还有一本怀念故旧的书《看云集》。只是梁实秋自1966年卸下教职后，散文作品虽增，但都不及《雅舍小品》赢得的回响，1999年，在梁实秋过世十二年后，《雅舍小品》获选为"台湾文学经典"。

编写英汉字典，则是梁实秋此时的另一项工作，包括世界书局、远东书局的英汉字典都非常畅销，大约也在上世纪的五零到六零年代间问世，成为台湾学生学习英文的重要工具。总计梁实秋一生曾主编过二十余本字典；但他也说，为五斗米折腰是他之所以编字典的原因，并非有什么兴趣，也可看出梁实秋在台湾的生活仅仅小康，算不上手头宽裕，他也曾说，"有一些事，有能力的人不肯做，无能力的人做不好，编字典大概属于此类"。

最初梁实秋与字典编辑工作接触是在1949年，几位朋友为"世界四用字典"编补篇，后来才为远东图书公司编仅收五千字、初中程度的小型辞典。不过当时美国桑戴克和巴恩哈特河编的英文字典按读者年龄层分成启蒙版、初中版、高中版至普通版等四级，给了梁实秋很大的刺激，为了因应读者需要，他一次又一次扩编，最后造就收字八万左右的增订本远东版英汉字典，成为他主编行销最广的英汉辞典。

至于梁实秋引进的kk音标，至今仍是台湾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注音方式。当年不少英语教师主张用英国的音标发音，但梁实秋认为，台湾接触的几乎都是美国英文，顺理成章应该使用美国发音。为应付实际需要，后来再扩编十五万字的增订本时，注音则兼顾英美两种发音。

莎士比亚全集问世

不过在散文与编辑字典之外，完成莎翁全集的翻译才是梁实秋毕生的心愿。

中国迟迟没有沙翁翻译全集，始终是文学界的遗憾，因此在新月时期，最初由胡适倡议，当时的计划是梁实秋、徐志摩和、闻一多、陈源和叶公超等五人合译，每人每年译两本，不到五年就可以完工。只是计划刚拟好，徐志摩发生空难英年早逝，闻一多和叶公超无意这项工作，陈源出国，最后只剩下梁实秋一人展开孤军奋战。

只是这项艰巨的工作才起头， 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足足十多年，全中国人随时在逃难。对日抗战胜利，梁实秋回北京老家，父亲在去世前一个月曾勉励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莎剧翻译完成"，"无论如何要译完它"；后来胡适也多次对梁实秋说，莎剧翻译工作完成时，他要为梁实秋主办一个盛大庆祝会，只是没想到，这个工作的繁重，让胡适也来不及看到这件中国新文学史大事的完工。

第5节：梁实秋：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4)

1967年8月，用尽了梁实秋在退休后的时间与精力，耗费三十六年的中文版莎翁全集完成，由台湾的远东图书公司出版，梁实秋终于成为中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全集的第一人，如此巨大工程由一人独力执行，如无深厚英文与中文底子绝不可能完成。国民党政府并举办了个三百多人的大宴会为梁实秋庆功，当时的副总统严家淦甚至亲自到场致贺。被视为梁实秋门下三大弟子的著名诗人余光中指出，"五四以来，西洋作家的译述，何止数千百家，但译述一位大作家而能竟其全集者，梁实秋先生还是第一人"。

余光中并在《梁翁传莎翁》文中指出："莎士比亚只写了二十年，梁实秋先生却译了三十六年，不过我们不要忘了，莎翁是连续地写，在太平盛世的伦敦连续地写，而梁翁是时作时辍地译，在多难的中国时作时辍地译，从二次大战之前译到二次大战之后，从严寒的北国译到溽暑的南海，且把昔之秋郎译成了今之梁翁。"

其实现代中国投入西洋名著译作者不少，翻译理念却大不相同，写文章的基本要素是信、达、雅，翻译不比直接以中文创作，难免无法同时兼顾，尤其以信与雅常无法兼得，大师级的文学家兼翻译家林语堂有"屈信以全雅"的倾向，部分译作韵律十足，朗朗上口，有时却与原意大有出入。

梁实秋以"就信"为原则，有时宁可"舍雅"而"就信"，因为他认为"无论哪一国文字，都不是为了翻译而存在的"，在《翻译莎氏全集后记》中他自述："我想，忠于原文宜为翻译的基本条件，在不失原文本意的范围之内，力求译文之流利可诵，那才是任何翻译者所应遵奉的信条，但是谈何容易！这两方面的要求常常是冲突的，要顾到原文之丰富的内涵与繁复的语法，往往就无法适当的写出流利的译文，又往往不能不牺牲原文中若干实在不忍牺牲的东西。"

梁实秋以"信"为原则的翻译方式，并不表示不重视"雅"，早年他和鲁迅等左派译者发生论战，就是因为他认为，鲁迅流畅的文笔，一遇上西洋文字就变成别扭的中文，梁实秋公开反对"硬译"，并主张文学应该植基于人性，与倡导文学阶级论的鲁迅笔战后，从此梁和左派文人形同水火。

基于相同的理念，梁实秋以为，中国人用中国字写新诗给中国人看，不能完全拋弃中国旧诗的传统。他支持胡适一点一滴改良的主张，认为旧诗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刻，但要写令人能懂的诗。他说，"我们有理由要求新诗写得更象样，不是官方的文艺政策所能奏效，亦不是文学批评家的意见所能左右，完全要靠诗人们自己的努力创作，旧诗做不下去，要做新诗，但新诗仍然要使用旧诗的若干技巧"。

程季淑意外过世

完成了莎士比亚全集翻译工作，了却心中大愿，梁实秋欣慰地说，沙翁全集能够问世，有一半的功劳应当属于细心照顾他的夫人程季淑，也因此他于1970年带着程季淑前往美国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蜜月之旅"，顺道到西雅图探望取得美国华盛顿大学高等教育博士后定居美国的小女儿梁文蔷一家人。除了举家到东岸旅游外，梁实秋也重回哈佛大学故地重游。因为平常帮梁家操持家务的小姐要结婚，夫妻两才兼程赶回台湾。

讲起程季淑实在对梁实秋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难怪他曾以"形影不离"形容两人相聚五十年的时光。

其实程季淑还比梁大二岁，是中国第一代未缠足、受西式教育的女性，两人相识为媒妁之言， 1921年由程季淑同学黄淑贞的母亲，拿着程的八字到梁家说媒。梁实秋一方面担心媒人三寸不烂之舌的可信度，另一方面，那是五四运动后两年，充满新思想的梁实秋于是决定与程季淑先做朋友，他打电话约程见面。

一个周末后，身穿灰蓝色棉袄，及膝黑裙，梳着发髻的程季淑由黄淑贞陪着，出现在她工作的宣南珠巢街女子职业学校，那是第一次约会；第二次见面，因梁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花园开始的"，选在中央公园；后来程季淑转到母校女高师附小教书，梁还是邀她出游，没想到在民风保守的年代，这种行径让学校相当不顺眼，一年后，程季淑就没能继续拿到学校聘书。

第6节：梁实秋：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5)

1926年7月，梁实秋因为与程季淑有约，放弃尚余的两年公费自美返国，首先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两人商定1927年2月11日结婚，新婚不过二十天，因为国民革命军北伐，这对年轻夫妻离开北平，避居上海。

抗战开始后，梁实秋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随参政会赴重庆；但幼年失怙的程季淑，由于弟弟与弟媳相继去世，母女相依为命，考量母亲年迈，禁不起长途跋涉，因此迟迟未随夫婿南下，带着三名儿女在北平侍奉公婆和母亲三老。之后一路随梁实秋颠沛流离，绝无怨言，甚至劝梁实秋不要入国民党政府当官，乃至于对梁实秋起居的细心照料，都是程季淑一手操办。

只是程季淑虽然向来身体硬朗，但这番自美回台后，除了思女心切，两老的身体都突然出了状况，一方面，梁实秋的糖尿病开始发作，并且听力开始衰退，程季淑则因高血压昏倒，身体孱弱，加上尼克森密访中国，并发布上海公报，台湾情势突然急转直下，因此在女儿的要求下，梁实秋夫妇卖掉了房子，于1972年移居美国西雅图。

在西雅图的日子，程季淑虽与女儿团聚，却很寂寞，因为梁文蔷结束十年专职主妇生活，回到大学教书，白天只有老夫妇在家，程季淑言语不通，不敢与美国邻居说话，也害怕独自进店铺，看不懂电视，又因为身体不好，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的她，不大能做家事，织毛衣和窝在家中拼图成了她打发时间的方法。

相较之下，梁实秋每天早晨四点多起床，散步一个钟头，无论刮风下雨，一伞在手，照走不误，上午陪老伴买菜，中午下厨小试身手。只是日子虽过得闲逸，但安土重迁，对远游海外不感兴趣的梁实秋，始终对去国远游一事耿耿于怀，不但抱怨当地"乏言可陈"、让他只能"静待晚年"，并且只申请了长期居留证，却不愿加入美国籍，梁实秋说，入籍必需宣誓忠于美利坚合众国，"这一点，我做不到，因为我爱我的中国"；梁文蔷也只能刻了一方"四海为家"的印章送给父亲。

但好景不常，曾向往两人一同喊着"一、二、三"，便一起死去的梁实秋与程季淑 ，终于到了诀别的时刻；1974年4月30日，两人如往常牵手在街上散步，超级市场边的铁梯突然倒下，压伤了程季淑。

虽然她送医时仍喊着要梁实秋"不要着急"，但在手术中仍疑因麻醉过量不醒，当晚，医院即宣告程季淑因心脏衰竭过世，享年七十四岁。老伴突然撒手而去，情感细腻的梁实秋痛不欲生，除了把程季淑葬在西雅图北面的"槐园"墓地，并急急动笔写下四十七年恩爱岁月的《槐园梦忆》，期待能稍解心中思念，并在当年十一月搭机返台。

浪漫性格如火

梁实秋在散文创作上的代表作《雅舍小品》，成书于对日抗战时期，当时梁实秋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随参政会赴重庆；与身处沦陷区北平的家人通信时，本想用单名"梁秋"，怕被敌人识破，因联想到"春秋多佳日"，于是取了"佳"字和取名常用的"子"字，成为"子佳"。

日后《星期评论》主编刘士英向梁实秋邀稿，梁就用"子佳"的笔名发表，名曰《雅舍小品》 ；大概到了第十篇才改回真名，其后梁实秋认为"不用真名，可使自己下笔谨慎"，几乎不再用笔名，直到1974年12月3日在《联合报》发表《吃在北平》一文，才再次用了"子佳"这个老笔名。

只是两次使用"子佳"的时间点却有微妙的巧合：梁实秋的身边都正巧都传出红粉知已的小道消息，前次是龚业雅，后来则是韩菁清，展现文风上鼓吹古典、理性克制的梁实秋，性格上浪漫多情的一面。

当年梁实秋只身赴重庆，妻儿一别六年余，他是否另有女友，一直是文坛上的公案。不过前联合副刊编辑、作家丘彦明于1996年撰文指出，梁实秋生前曾证实"四川的女朋友确是业雅"，"雅舍小品也是因业雅的名字来的。雅舍小品第一篇曾先给业雅看，她鼓励我写。雅舍小品三分之二的文章，都是业雅先读过再发表的。后来出书，序也是业雅写的。我与业雅的事，许多朋友不谅解，我也不解释，但是一直保留业雅的序作为纪念。"

第7节：梁实秋：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6)

所谓"业雅"指的即为龚业雅，她是梁实秋三妹梁亚紫在北京女师大的同学，湖南人，梁认识龚业雅是在程季淑之前，根据梁实秋的说法，龚业雅在北平念书时曾和三妹到梁家玩，"全家人都很喜欢她"。还形容"业雅是我见过最男孩子性格的女性，爽快，长得明丽。非常能干的，先后在四川、北平做商务编译馆的人事主任，管两百多人，连家属六、七百人。很有能力，当年所有编译馆的事，从重庆回到南京，都是她一人处理的。她不是文才，是干才。"

重庆大轰炸后，梁实秋与龚业雅一家合资买了间平房，因为没有门牌，朋友不好找，邮差也不方便，就以龚业雅的"雅"为名，在山下路口钉了块木牌写上"雅舍"，用的是龚业雅的名字。因此先有"雅舍"，才有后来的《雅舍小品》。抗战后，梁实秋与龚业雅先后回北平。

因国共内战，梁实秋未及道别而匆匆离开北京，到了广东才写信给龚业雅，龚业雅则回信埋怨他不该离开。梁实秋初抵台湾后，两人仍鱼雁往返，直到两岸断绝邮电才失去联系。文化大革命后，梁实秋托在美友人打听，得到的却是龚业雅的死讯，过世时六十九岁。梁实秋曾说，"这一生影响我最大的女人，一个是龚业雅，一个就是我太太程季淑"。

据梁在晚年对这些情史时的解释是，程季淑不仅原谅他与龚业雅的事，在美国发生意外去世前，程即常常因为高血压突然晕倒，某天，她对梁实秋说，"我知道我不行了，我死后你要马上结婚，这么多年，最懂你的就是我。"

1974年，梁实秋选在5月4日于异乡安葬携手相伴四十七年的老伴，梁给老友张佛千的信中说，他在"槐园"里同时买了四块地，预备留给自己、女儿梁文蔷和女婿邱士耀一家四口安葬在一起，"不教她在异乡孤寂……内人一生忠厚，她把一生的精力、感情、时间，全部生命都奉献给我了，我看着她突然舍我而去，幽冥永隔，我何以堪！""此后我当更加倍努力工作，以慰亡妻在天之灵。"

老伴过世后，梁实秋也真有好一阵子藉由写作寄托感情，他以深情的笔写下《槐园梦忆》，纪录四十七年夫妻的恩爱与患难，半年后，11月3日，老友远东图书公司老板以校对《槐园梦忆》之名邀约，梁实秋独自回台看朋友，并安排新书出版。

《槐园梦忆》流露的深情深深感动了读者，尤其女性读者，几乎是一手翻书，一手持手帕拭泪，哭成泪人，这本新书立刻成为极轰动的畅销散文。

只是书中"季淑没有死，她仍然活在我的心中"等语犹在耳，1975年初的台北文坛却有耳语：梁教授可能要续弦，对象是已经转入幕后的影歌星韩菁清。梁实秋回到美国后，有报纸谨慎地揭露了这则传言，指"他的生活需要有人照顾"，但又引述梁实秋朋友的话"梁实秋做事稳健，大概要经一番考虑，才能决定这桩婚事"。

韩菁清本名韩德荣，为盐商韩惠安之女，湖北黄陂人，在上海长大，取法诗经中的"其叶菁菁"，以"菁清"当作艺名。由于家境非常好，自幼学唱京剧，后来迷上周璇和姚莉的国语歌曲，十四岁瞒着家人参加上海"百乐门"的招考歌星活动，一举赢得榜首，1946 年又当选"歌唱皇后"，成为上海滩名人。

国共内战，韩菁清随家人迁徙香港，父亲希望她念书，送她到台湾读法律，韩菁清对法律没兴趣，又回到香港的万国美专，一个机缘被新华影业公司看中，登上银幕，演过《大众情人》《一代歌后》《香格里拉》等电影，也曾灌录唱片，并出版过散文集。与梁实秋认识时，四十三岁的韩菁清正转入幕后，在台视学编导，两人年纪相差近三十岁。

作为一名红星，韩菁清的感情路不顺遂，情史且经常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她曾因与一名男性主持人在家中小坐五分钟，即遭人诬指横刀夺爱，所幸法院判决还她公道；最常被人提起的是她与曼谷盘谷银行总裁相恋八年却无疾而终。

消息曝光后数天，传媒引述韩菁清的谈话，"跟梁教授很谈得来，同在一起度耶诞及新年假期，而且梁教授去国之后经常来信，写得很勤"。至于有多勤？韩菁清说，"有时候早晚各写一封"，显示两人有特殊情谊之说，并不只是流言而已。

第8节：梁实秋：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7)

自鸿雁往来到互结秦晋

从尔后曝光的书信并对照韩菁清接受传媒访问，梁实秋回台筹措《槐园梦忆》出版事由，赁居台北辛亥路上的华美大厦。

某天，韩菁清的义父谢仁钊要写英文信，向韩菁清借了本英文辞典，由于韩正巧拿的是远东版辞典，谢表示与远东图书公司的老板熟识，1974年11月27日，谢介绍韩与他认识，三人饮茶时提到梁实秋住在附近，提议一同散步到华美大厦拜访，促成韩与梁初识。韩的说法是，本来想为梁教授作媒，不料梁对红娘一见钟情，两人陷入热恋，五天后，12月2日早晨，梁实秋写给韩菁清第一封情书：

菁清：

昨晚看了你的信，十二点以后才睡。你这封信我本想不复，怕你不高兴，所以还是写几个字给你。其实见面谈，不是更好吗？

你的信写得极好，不但含蓄，而且深刻。我看了不知多少遍，当什袭藏之。你要我"趁早认识我的为人"，我也要以同样的话叮嘱你。事实上我有更多的话叮嘱你。你不要任性，要冷静的想一想。从11月27日到今天还不到一星期，谁能相信？我认为这是奇迹，天实为之！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希望我们能相互扶持。

今早起，我吃了一片糯米藕，好甜好甜 ；我吃藕的时候，想着七楼上的人正在安睡─是侧身睡，还是仰着睡，还是支起臂肘在写东西？再过几小时就又可晤言一室之内，信不要写了。

梁实秋 六三、一二、二早

梁认识韩之后，就像是年轻人恋爱，每天到台视站岗，两人不仅天天见面，而且每天一封信，这比年轻人谈恋爱更勤快，一封12月4日的信中透露，为了一张梁实秋与女性友人的合照，韩还小小地呕了气。

梁在信中申辩"有一件事我受了委屈，我与人合照的一张相片，我露出笑容，其实那是在拍照时勉强做出的笑貌，……而且那张照片是11月21日照的，是在我们的27日以前照的！猫咪，你该哑然失笑了吧？可是为了翻查那张照片是哪一天拍的，害得我检视日历费了半小时的功夫！"

相识一个月，梁实秋即以韩菁清"孤另另一个人也不是办法"为由求婚，甚至早在认识第十天─1974年12月6日梁写给韩的情书中，即谈论婚姻之事，梁写到"有些问题是你提出而我事前没料到的，我苦思焦虑，辗转反侧，不能得到万全的解答"，另一封12月15日的信则提到"我的女儿又有信来，再没有提一个字，慢慢来，最后她会谅解我们的。"为处理亡妻的求偿官司，梁实秋仍于1975年1月10日前往西雅图，但他出国前甚至在信中说，"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妨碍我们的婚姻，我将在最早可能的时候回来办理我们的终身大事"。

广大的太平洋，没有隔开老教授的热情，从搭机当晚在东京转机开始，他天天写信。回到西雅图，梁不畏寒冬，迫不及待地一早就去邮局买了一百张邮票，他在给韩菁清的信中写到，"这一百张邮票用完时，我们相见之日就不远了"。同时又了避免受他人瞩目，梁实秋写给韩菁清的信，一律署名寄给"韩德荣" 。

梁文蔷对父亲打算续弦一事十分不能接受。从她到机场接机发现父亲指上戴着一个大指环开始，父女俩就展开一连串不愉快的对话，其后三个月，几乎每天不能不提到韩。

某天，梁面色凝重地问女儿："文蔷，你知道我现在心里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吗？""我知道。你就像一个溺水的人，一直往下沉，马上就要淹死了，你在挣扎。你抓住一根水草死也不放手。"梁文蔷认为，她的答案击中父亲的要害，父亲开始哭泣，她也陪着哭。

仅管女儿排斥，梁实秋常情不自禁地对女儿说"韩小姐……"、"韩小姐……"，让女儿又气又好笑；他特地从台湾的《女性》杂志上找到一篇介绍韩菁清的文章，拿给女儿看，梁文蔷却是问他，文章上写着韩这两年陷入爱河，"对方当然不是你，那是谁？"面对女儿的疑问，梁实秋虽说信任韩，心里仍是七上八下。三月底再度回台，目的就是挑选黄道吉日，完成婚礼。

第9节：梁实秋：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8)

匆匆往返美国与台湾，再回台，梁实秋对于恋情毫无隐瞒之意，他在台北市忠孝东路韩菁清家中，左手无名指上戴着宝石定情戒，浓情密意地与韩菁清一起接受《联合报》专访，"结婚不为什么，是一种自然的发展。我和韩菁清结婚，和别人并没有两样啊！"别离二个多月，这位七十三岁的老教授写了八十余封情书倾吐相思，每封信都按照顺序编号，期间还不小心遗失了第六十六号信，为了怕情书被有心人利用，梁多在信中称韩"小娃"，韩则称梁"秋"。

30年前的台湾社会，观念还十分传统，即使不提韩菁清与梁的三子梁文骐同年，七旬老教授与年纪相差三十岁、情史丰富的歌星陷入热恋，已很难为社会接受，何况梁实秋才刚写了《槐园梦忆》，读者泪潸潸，他却展开新恋情。"被骗"的读者气愤不已。

有人扔了梁实秋的书，他的学生甚至组成"护师团"，希望老师打消再婚念头，有朋友把韩菁清过去花边新闻的剪报寄给梁实秋要他参考。甚至有杂志以两人的婚事为题办了个征文比赛。

在一片反弹声中，仍有少数读者和学生给予支持，一位读者热情地寄给梁实秋新台币一百元贺仪；陈之藩是朋友中少数同情梁实秋的，他写信告诉梁"只要有爱，什么都别顾虑，么人的话都别听"。也有朋友写信祝他能找到幸福，无须顾虑外界风风雨雨，梁实秋回信竟说自己"感激涕零"。

至于梁实秋最在意的幺女，在一篇纪念父母的文章中，梁文蔷这么记录她的想法："父母爱子女，关怀子女一生，但不可控制子女一生，子女对父母亦然。"

外界的批评声没有动摇老教授的决心，他甚至抱怨"我不是在追求特别护士，我是在爱情中，没有一个人了解到这一点"。只是原订的4月5日结婚日，不巧蒋介石逝世，才延至5月9日，悄悄地在法院公证结婚。

梁实秋表示，"结婚是个人的事，我不想太惊扰别人，也不想引起别人注意"，因此只宴请四桌至亲好友，证婚人就是梁实秋来台后帮他张罗住处的大同公司负责人，当时的台北市议会议长林挺生。新房设在韩菁清位于台北市忠孝东路的公寓，约180平方米，结婚前，韩菁清就住这儿，除了买一套橘红色沙发，没有添购太多新家具。

一位生活规律、拘谨朴素、连电影院都嫌嘈杂的老教授，一位爱热闹的息影明星，生活习惯南辕北辙的两人结合在一起，反而让梁实秋找回远离的青春：恋爱时，两人一块儿吃宵夜，梁实秋说，那是他"生平第一次"深更半夜在外面吃清粥；婚后，七十四岁的他开始学跳舞，在家里的饭厅翩翩起舞；尽管饮食习惯不同，但因韩菁清烧了一手好菜，梁实秋婚后心宽体胖，八个月体重上升五公斤；外界也注意到，原本搁笔已久的梁实秋又开始了创作。

尽管一般认为梁实秋觅得第二春后生活充满活力，梁文蔷却不这么认为。梁实秋过世后，文蔷抱着为父母立碑的心情，写下《梁实秋与程季淑─我的父亲母亲》一书，或因个人孺慕之情的选择性记忆，或是梁实秋面对幺女始真情流露，梁文蔷认为，自母亲弃世到父亲过世的十三年半，梁实秋无时无刻的怀念妻子，而且"相思之情与年俱增"。

她摘录一封家书，梁实秋写道"xxx常问我，你为什么忽然发愣？我则以谎言支吾，因我心里痛苦，不愿累及别人不快。"

在谈到梁实秋性格时，梁文蔷记下1979年梁赴美与她闲谈的一段对话："忽然父亲若有所思地说："我这个人如果做事做错了─就一直错到底。"我知道爸爸何所指，无需说明。"

最后的岁月

梁实秋的内心世界已不可考，但婚后，梁实秋确实又有了动力重新投入搁置好一阵子的另一项巨大工程─撰写《英国文学史》，每天上午专心读书、写作，一天写个五千字。与翻译莎剧情况类似，梁实秋多年前就准备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合着一本给中国人读的《英国文学史》，等了好些年，他等不及了，1973年索性自个儿来，但第二年因妻子发生意外而中断。

第10节：梁实秋：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9)

1979年6月写完《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前者约一百万字，后者约一百二十万字，历时七年，虽然写作完成当年协志工业丛书出版公司就决定购买二稿，但校稿耗费好一段时间，两本书出版则在六年后，期间获得"国家文艺贡献奖"肯定。

此外，梁实秋在这段时间内，也陆续与留在中国大陆的长女梁文茜、儿子梁文骐取得联系，1980年6月，在林语堂女儿林太乙与余光中的协助下，梁实秋远赴香港与梁文骐会面；梁文骐随后并取道美国后来台，在中研院、中央大学统计所任职。1983年6月，梁文茜也前往美国西雅图，如愿与梁实秋团聚，圆了梁实秋三十年来的心愿，并陪女儿到程季淑的墓上献花；梁实秋更期盼着有生之年能回到中国大陆的故乡。

只是八十岁后，梁实秋听力开始衰退，他也较少出席文坛的餐会、聚会，以免久坐后，让自己的腰、腿"受活罪"。1986年底，作家季季访问梁实秋时，梁只能用书面回答。

只是虽然听力不好，也不再参与教科书和字典编纂，直到去世前一年，梁实秋仍不断读书、写作，有四家报纸副刊不时索稿，且每月持续翻译二、三篇，并于八十五岁那年获得中国时报文学特别贡献奖。

1987年，梁实秋双耳几乎全聋，由于听不到门铃声，在家时总是开着门，并安置了盏信号灯，藉此提醒他门铃响了，有人来访。但他仍乐观地说，一个人活过了六十岁，活一年便赚了一年。只是在他去世前几天，梁实秋对朋友感叹"老，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因为所有的机能都在衰退，所以要老人快乐是很难的。"又提到走路去邮局时，拄着拐杖，走两三步就得停下休息，心脏跳动不太稳定。

11月1日晚上，韩菁清出门洗头，梁实秋突然心脏不适，于是打电话给住在台北市郊南港的儿子梁文骐，梁文骐赶到时，先让父亲平躺，不一会儿韩菁清回家即警觉事态严重，找来医生稳住状况，随后送到附近的中心诊所，医院急救同时发出病危通知，老教授心脏血管阻塞，一小块心肌已死，医生看X光片怀疑还有肺癌。

在旁帮忙的作家丘彦明找来在台大医院当医生的弟弟与值班医生一起看梁实秋的情形，两位医生认为主要还是器官老化，心脏血管一阻塞就引起肺水肿，呼吸困难，当然这与他长期糖尿病也有关系。

11月2日晚上，老教授安静地睡了，半夜却又因为缺氧闹了一夜，医生帮他换了大的氧气罩才安静下来，数小时后，3日早上7时余，梁老教授又不安地动了起来，他比手势要纸笔写了字，但在旁照料的梁文骐和丘彦明都看不懂，梁文骐猜是"救我"，后来他扭动地受不了，双手将氧气罩提高大喊"大量的氧气，我要大量的氧气"，医生和护士赶来，但说氧气已是最大的极限，可是他仍凄惨狂喊"我要死了"、"给我大量的氧"。

医生看情形不对，才忙着换床位使用更大的氧气急救设备，就在这边小氧气管摘掉，推到另一床位接大氧气筒时，梁实秋心脏停止，时间是清晨七时三十分，三次电击也挽救不回。

早在三年前梁实秋即预立遗嘱，不组治丧委员会、不发讣闻、不登报、不举行公祭、不收奠仪、也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但他改变心意，不葬在元配程季淑安葬的"槐园"，而是土葬在离台北不远、较高、视野广阔的地方。

关于墓地的选择，梁文蔷指出，早在1975年父亲给她的《临别留书》即提到"我如死在台湾，即葬在台湾"，1981 年留书再提，"……我死不能与汝母同穴，将是我一大憾事。人生苦短，如石中火，炯然一现，万事皆空，思之亦不必耿耿于怀。……"

面对死亡，梁实秋的笔仍感性地让人泪潸潸，他在最后给儿子的信中提到"死欲速朽，何用铺张"，在给韩菁清的信中说"我依然爱你。我故后，你不必悲伤，因为我先你而去，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事。"

梁实秋过世后，韩菁清也紧急为梁实秋留在大陆担任律师的长女梁文茜和外孙女王群申请来台奔丧，当时在蒋经国的推动下，隔绝数十年的两岸刚刚恢复交流，台湾已有不少居民回大陆探亲、扫墓，但大陆同胞来台却还卡在"国家安全法"中"离开沦陷区未在自由地区连续住满五年者得不予许可入境"的规定，仅少数高官过世，曾基于人道以项目核准大陆家人入境。心急如焚的梁文茜从北京经深圳到香港等消息，11月17日等到的却是"不予许可入境"，讽刺的是，其中一个理由为"基于公平原则，在政策未改变之前，不做个案处理。"

第11节：梁实秋：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10)

11月18日，在长女遗憾缺席下，梁实秋安葬于台北郊区的北海墓园。第二年，梁文蔷与兄姊商量后，将一件父亲的旧上衣、染有母亲血迹的纸巾、一缕父亲留了多年的母亲的头发以及一张父母合照，端端正正埋入槐园，并换上父母合葬的墓碑。

梁文茜抱憾回到北京，但此事引起台湾社会广大反应，立法委员赵少康批评政府鸵鸟心态，违背法律本质与正义，应对大陆居民奔丧问题审慎考量。一年后，梁实秋忌日当天，台湾政府终于公布"大陆同胞来台奔丧办法"。

另一方面，1980年才与分别三十一年父亲重聚的梁文骐，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又在短短八年后送走父亲，11月13日，梁文骐在报上发表《我所知道的父亲》纪念文，文末提到，他父亲是在"完全中断输氧的五分钟里"死亡的，引发梁实秋是否因为缺氧死亡的争议。

中心诊所主治医师黄大为虽解释，梁实秋是因为心肌梗塞合并心因性休克，引起呼吸不畅，并非没有给予充足氧气，但韩菁清和梁文骐不能接受，向台北地方法院控告中心诊所涉嫌业务过失致死。

不过医疗官司谈何容易，进入诉讼后，连当初支持他打官司的少数全程在场的证人丘彦明也打了退堂鼓，还是法官以将拘提警告才出庭作证，这场诉讼自然胜算不高，半年后宣判，中心诊所院长和医师无罪。

"铁肩担道义、棘手写文章"是梁实秋极爱的一句诗，前半生作为文学批评家，乃至于时论家，梁实秋无疑用身体履行了如斯理念。只是到了台湾后，梁实秋毅然拋开了宦途与文学批评的路向，将精力贯彻在翻译与散文创作上，其中变革不可说是不大。

强调古典主义的清明，反对浪漫主义的冲动，以及质疑革命文学、普罗文学的局限性，是梁实秋在文学理论上的重要主张，乃至于参与各项论战时的立论依据。他的故去，也因此被台湾文坛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文学创作上，梁实秋多次提倡白话文也必需用字简洁，避免夹缠不清，为了克服这些不足，还是必需到唐宋八大家等这些"古书里去讨教训"，也就是酌取文言之长，摒弃西化之短，至于翻译，仍需一扫硬译的弊病；由文学角度推敲杜诗的用词、达情，则是梁实秋终其一生的"享受"。

但是从梁实秋早年的文学倾向，乃至于晚年轰轰烈烈的恋爱记录来看，他在本性上却又是个热情奔放如火、我行我素的知识分子，长年寄情文艺，强调简约克制，恐怕还是因为长期以来内外各种因素对他个人的制约，才使得梁实秋的本性与行为上出现如许的割离；梁实秋晚年在大批散文中展现的隽永与幽默，或许才是他观遍人生后，自然而然的发挥。

第12节：钱穆：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1)

2，钱穆：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

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钱穆

国际知名的儒学大师钱穆凭借自学不倦，在学术上成一家之言，他虽无大学文凭，却成为当代大儒、史学导师。在九十六年生命中，历经抗战、流落香江、定居台湾等颠沛流离，却能因为对学术的坚持与狂热，成就令人赞叹的学术著作与成就。一向坚持传统的钱穆，始终给人古板、保守的刻板印象，更让他在老年成为反对者批判目标，以致于在台湾狂飙的年代，遭受政治人物的无情践踏。

不过钱穆一生全心发扬传统文化，坚持以历史救国、为故国招魂的浪漫色彩，却是后人难以比肩。尤其他在抗战流离之际，冒着生命危险与贫困生活著作的《国史大纲》，成为两岸史学的重要经典文献。钱穆的这份坚持，以及期待后人在"国史"中浸润生命，拓展视野以救国、复国的气度与格局，成为他留给后人的无形遗产。

重视中华文化与历史传统，钱穆始终没有丝毫动摇，他主张现代中国人必读九本传统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朱熹《静思录》，以及王阳明《传习录》─才能领略故人先贤的文化抱负。他在毕生力作《国史大纲》正文前，高举四项对国史的殷切期待：

一、 国民对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 必有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三、 不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也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

四、 当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较多，国家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钱穆在晚年多次强调，国民必需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否则不是合格的国民。这或许正是重视传统的史家所提出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宣言。

自幼苦读 北大任教时期成一家之言

钱穆字宾四 ，江苏无锡人。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4年)七月三十日，生在江苏省无锡县荡口镇南延祥乡啸傲泾上七房桥之五世同堂 。原名钱思嵘，1902年入小学担任教师时，才改名为钱穆 ，笔名有公沙、忘未学斋主等。

钱穆自幼天资聪颖，有强记不忘的本领，虽然家境贫寒，仍刻学苦读，1901年入私塾，父亲钱承沛即称赞他"前世曾读书来"。1906 年，钱承沛因肺病逝世，临终前叮咛他要好好读书 。私塾老师期许他能效法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在国学上成大器。

是以钱穆以姚鼐的《古文辞类篡》与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为入门，踏入国学经典的瀚海中。1908年进长州府中学堂，诗人刘半农是钱穆的中学同学，瞿秋白则晚两人一届入学。

钱穆自小不但爱读书，且口才极佳，七岁就在鸦片馆为客说三国演义，曾为同学讲水浒传 。十六岁时，受到谭嗣同"仁学"影响，愤而剪去长辫 。因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解散，无法完成中学学业。十八岁，钱穆出任无锡市郊秦家水渠三兼小学校教师，开始发表文章，1918年，由商务书局出版第一本著作《论语文解》。

其后钱穆任教厦门集美中学、无锡师范学校及苏州中学，讲授国学概论。1920 年秋，钱穆转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校长。但1928年夏秋之交，他的妻子邹氏、新生婴儿及兄长钱声一先后逝世，钱穆开始挑起全家经济担子，长侄钱伟长随他在苏州中学就读高中一年级。1929年钱穆续娶张一贯，迎养母亲至苏州，长子钱拙在此时出世，《墨子》、《王守仁》等著作也陆续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0年秋，顾颉刚荐钱穆至北平私立燕京大学国文系任讲师，时年三十六。他在《燕京学报》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误言，平今、古文经学之争，震惊北京学术界。隔年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开设"中国上古史"、"秦汉史"等课，讲授史学，终于成一家之言。

钱穆名著《近三百年学术史》，于此时成书，力矫时弊，指陈民初学者推崇干嘉考证之风，而贬抑宋明理学之弊。对日抗战后，钱穆历任西南联大、华西大学、中央、齐鲁、武汉等大学教授，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长。讲授上古史、秦汉史、政治制度史等课程。并于1939年云南避难期间，在岩泉下寺完成巨著《国史大纲》。

投身香江教育 创办新亚书院

1949年大陆时局紧张，大批自由派学者随蒋介石迁往台湾，钱穆虽没有赴台，却也因为左派学者对他的攻讦，以及忧心时局，并未留在新中国。钱穆先是拒绝上海、北京等地学校的邀约，又应江南大学荣德生之聘，返回家乡无锡教书；继而应张其昀之约，与不少知识分子经广州南避香港。

避居香江的钱穆未能因此避开政治纷扰，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点名批判钱穆、胡适和傅斯年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

处在战乱时期的英国殖民地，自认是流亡知识分子的钱穆，除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外，又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学者，借用华南中学在九龙伟晴街的课室三间，筹办"亚洲文商夜学院"，招收港、台学生60余人，展开钱穆在香港的办校生涯，实现为中国人办教育的目的。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占地虽不大，也无图书馆，但亚洲文商从此由夜校改为日校，并更名为"新亚书院"，钱穆出任院长。

第13节：钱穆：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2)

"新亚"之名，据钱穆所言，希望藉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钱穆之子女指出，钱穆看到流亡香港的中国人失去精神支柱，希望藉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办校，倡导中国文化，让流亡者别忘了要作中国人。

新亚书院创办宗旨，强调上溯宋明书院的传统，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精神教育为宗旨，沟通中西文化 。由钱穆教中国通史，唐君毅教哲学，崔书琴教政治学。

最初新亚书院只是所难民学校，收容大陆流亡青年，以免断了学业，教师不支薪。钱穆校长兼老师，对学生谆谆教诲，坚持曾国藩"扎硬寨、打死战"的精神，为新亚书院四处奔走募款，争取优秀学者任教。他还说服香港政府，认定新亚是以办教育为理念而非以营利为目的的机构，让学校免于商业登记，以免损害学院的教育精神与本质。

度过草创时期的极度艰困，新亚书院获得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洛克斐勒基金会支持，与耶鲁大学合作交换学人，情况告好转。新亚在1952年有了第一届毕业生三人，其中一人便是史学大家余英时。

积极办校的钱穆自奉简朴，创校时栖身在简陋的新亚校舍中；日后搬到贫民区的钻石山，赁屋而居，每天搭巴士到学校；后又搬到偏远乡村沙田西灵寺旁，从未向校方申请公费补助，仍旧每天搭巴士、火车上课。

来台演讲意外 造就一段姻缘

钱穆虽在港办学，并没有断了与国民政府联系。随着蒋介石在台政务与各项文化建设逐渐展开，钱穆多次受邀赴台讲学，传递中国文化与历史精神。

抗战时，钱穆就数度于四川会见蒋介石，谈及理学与历史，老蒋托钱穆编写《清儒学案》，邀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素有交情。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后，蒋介石不但亲自邀请钱穆来台一叙，由宋美龄、蒋经国招待，同时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三千元，供新亚纾解资金困境，前后长达四年，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1950年之后，钱穆大约每年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蒋经国多会作陪，与钱穆建立一定交情。钱穆曾考虑在台兴办新亚分校，但因未获国民党支持，不了了之。

1952年 4月16日，钱穆应朱家桦邀请，来台为"联合国同志会"演讲，活动借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但尚未验收的"惊声堂"举办，聚集四百余人聆听钱穆关于唐宋史的看法。演讲完毕，在答问之际，讲台前的屋顶突然掉下大水泥块，第一排的贵宾听众、活动主持人以及钱穆均遭波及，多人受伤，应邀听演说的立委柴春霖重伤当场死亡。

意外发生时，钱穆头部遭到石块重击昏厥，险遭掉落的碎石活埋，众人将他从石堆中救出，送台北中心医院急救，幸而无性命危险。蒋经国、张群、何应钦等人闻讯，立即赶赴探望。身受重伤、不便行动且须治疗，钱穆只能赴台中存德巷养病四月，直到1952年八月才返港。

讲堂塌陷意外却开启钱穆的另一场人生意外，养病期间，任职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新亚学生胡美琦，常来照料，陪同钱穆到台中各地散步、旅游，也协助钱穆搜集藏书研究，为日后共结连理埋下种子。

胡美琦出身名门，江西南昌人，父亲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省主席胡家凤，与钱穆本是旧识，1950年由港赴台任国策顾问；兄长胡美琼曾担任台湾省公路局长。胡美琦对历史与教育别有研究，日后曾在文化大学任教，文笔颇佳，钱穆晚年因眼疾无法专心著述，皆由胡美琦代整理付印才能顺利出版。

胡美琦曾说，两人之间并非浪漫的爱情，她因景仰钱穆人格学养，愿意委身下嫁，照料不时为胃疾困扰的钱穆。

1956年 1月30日，钱穆与胡美琦在九龙亚皆老街"更生俱乐部"举行婚礼，老夫少妻相差35岁，且是师生恋，外界议论纷纷，这对新人因而格外低调，仅邀新亚同事眷属十余人参加婚礼。

婚后钱穆与胡美琦仍暂住九龙钻石山，虽然不富裕，但生活饶富情趣，夫妇俩每天必然偕手散步。名作家金庸日后于小说后记中提到，"看到钱穆夫妇婚后幸福生活，实感敬佩。"

第14节：钱穆：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3)

婚后钱穆并未忘记学术，《先秦诸子系年》由香港大学再版，《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中国学术史论集》也陆续出版。新婚这一年，钱穆为新亚书院争取到美国方面每年两万五千美元的补助，解除新亚的经济危机。注重英语教学与文化的香港大学，也在同年颁给钱穆名誉博士学位。

从新亚书院迈向创设中文大学

但从1959年开始，随着政治情势紧绷，中国大陆对钱穆展开批判，质疑他所着著《国史大纲》充满唯心主义与传统思想，批评钱穆是个文化掮客，继而批判钱穆保守反动。但事实上，钱穆除了全力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外，对台湾国民政府的政治作为并不太关心，也并未热心参与或发表意见。

1960年1月，时任新亚书院校长的钱穆，应美国耶鲁大学东方学系邀请讲学半年，并获耶鲁大学颁赠名誉博士学位。一生未上大学的钱穆，不愿浮夸穿戴礼服方帽，在颁赠典礼上依旧穿著普通衣服出席，以强调他是以普通人的身分接受荣誉学位的头衔而已。钱穆在美国讲中国史，依旧力主历史须以人为重心的观点，强调没有人就没有历史，即使没有具体功绩也能因为人格的优越让颜渊、伯夷、叔齐等人物在历史中留名。

钱穆在耶鲁讲学期间并赴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考察，又赴英国牛津、剑桥、伦敦等大学参观，新亚书院也在当年添设物理化学系。

不过为了大批在香港攻读中文的中学学生升学需要，香港政府决定在主要提供英国学生就读的香港大学外，合并由美国人支持的崇基、新亚、联合三家书院，催生一所新大学，为钱穆办校带来新变化。

钱穆等人为在香港发扬中国文化，希望设立有别于香港大学英语教学的大学，加上创校初期收容流亡学生的意义不再，还必需考量学生的学历承认问题，因此积极呼应英国政府的主张，倡议重新组织各个流亡学校，另创新校，这就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也因此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教务筹设委员会成员之一。

取名又成了创校难题，校名争议难下，有人主张"九龙大学"，也有人认为"中山大学"为佳，钱穆提议，在香港这个特殊地区，使用"中文"作为新大学名称，具有一定象征意义，并符合筹设时英文直译的背景，终将名称定案。也由于钱穆坚持国家民族立场，向英国政府极力争取，中文大学首任校长由中国人李卓敏出任。

但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称需要时间进行学术研究，露出倦勤迹象。另一方面，中文大学呈现集中发展的方向，成员背景复杂，各有办校理念等问题浮现，与钱穆主张应联合书院成立大学组织的想法相左，一时引发议论，钱穆多次请辞不成，只好向新亚请长假表态。办校纷扰未决，钱穆又为解决视力模糊问题，动了白内障手术，可谓多事之秋。

1965年夏天，新加坡南洋大学拟聘钱穆为校长，但遭婉拒。当年6月，钱穆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之职，结束在香港办学16年的生涯。当时香港人士多不解，钱穆为何将一手开创的学校奉送中文大学，对于纷扰钱穆淡然以对，只说自己刚好能有时间以学术自娱。

赴吉隆坡马来西亚大学讲学一年后，钱穆迁居台湾，结束香港客居生涯。在这段兵荒马乱的时间里，被胡适称为"不脱理学家习气"的钱穆完成了他晚年大作《朱子新学案》 。

一代鸿儒离港赴台

离开一手创办的新亚，钱穆以著书读书为主，执教为副业，盼尽速完成朱熹的学术研究，对中国历史文化学术有所贡献。中国文化应以人与人文主义为核心，以道德为基础的理念，成为钱穆的治学大纲。

北大讲学奠定钱穆的学术地位，多年讲授中国通史深获肯定，抗战期间出版《国史大纲》，从政治制度着手，继而推及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的撰写方式，开通史写作之先河，并被国民政府列为部用大学用书数十年。

此外，钱穆关于重建国家必先复兴文化，让民众认识历史的主张，成为蒋介石等国民政府在台官员的基本信条。是以钱穆虽然人在香江，在台湾有名重士林的地位。

第15节：钱穆：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4)

1966年文化大革命，让身在海岛一隅的蒋介石兴起对抗的念头，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隔海别苗头。为将台湾建设成国际汉学的中心，蒋介石礼贤下士，力邀散居海外的大师级人物返台，钱穆称许此举是"自辛亥以来最大的一件事"，自己也成为蒋介石极力敦请的对象。除钱穆之外，在美国的林语堂，侨居巴西的张大千，也是指针性人物。

一边有蒋介石的盛情邀请，加上香港情势丕变，形成新一波难民潮，左派抗争不断，政局不稳，刚发表《四书道贯》，被视为一代儒宗的钱穆先于1967年5月应中大新亚书院学生之请，返港演讲"五四运动"，8月决定赴台定居，10月，七十三岁的钱穆偕夫人胡美琦迁居台北，终老于此。

在台期间，钱穆与蒋介石的关系融洽与否，至今仍众说纷纭。

1949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之际，钱穆是主张蒋介石应下野的人士之一。日后，蒋介石却对钱穆礼遇有加，甚至公开说，或许钱穆等人当时所言，"对国事是有利的"；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蒋介石在面见钱穆时，特别将中山装改为一袭长袍；钱穆对朱熹与王阳明学说的专精，与崇尚王阳明的蒋介石更是一拍即合。

移居台湾之初，钱穆先住进台北市区的"自由之家"，继租居于台北金山街，在蒋介石的高度礼遇下，国民政府拨出位于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旁的土地，并拨公款建屋，供钱穆夫妇居住。这栋雅致的别墅式两层楼房，正是大名鼎鼎的"素书楼"。故宫博物院特聘他为研究员，不仅让钱穆免于为生活发愁，亦得以遍览四库全书等重要典籍，安心创作。

盛情难却下，钱穆又应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校长张其昀 之邀，于历史研究所执教并出任所长。较钱穆早年余来台的林语堂，住在阳明山上文化大学附近，与钱穆住得近，原本并无深交、作风一中一西的两人从此往来频繁，成为莫逆，英文造诣深厚的林语堂甚至说，看过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让他决定从此改用中文著作。

1968年，时年七十四岁的钱穆与郭廷以等人，膺选为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是国民政府对各领域研究者提供的最高学术荣耀。

其实以钱穆的分量，早在1948年，胡适主持首任中研院人文组院士选拔时，就该被提及；但钱穆与胡适、傅斯年等的治学途径与西化理念截然不同，他的史观与治学方法更不能被主张以西方科学治史的傅斯年接受，傅斯年曾嘴硬地说，从不看钱穆的文章。不仅1948年的院士提名钱穆连边都没沾上，1945年北大复校时，随国民政府西迁大后方的教授群唯独钱穆未获续聘，之后钱穆长期停留香港办学，自然也不会被提名。

1958年4月，胡适赴台接任中研院长，不少钱穆的学生质疑中研院院士独缺钱穆，欠缺代表性，不过双方歧见已深，门户之争的结果，钱穆还是无缘被提名。钱穆一度动意气，1966年，虽有多名资深院士主张提名钱穆，但他断然拒绝，钱穆反问，早在1948年，中研院就提名八十多名院士，他难道不该入列？虽然弟子们反复劝说，直到两年后钱穆才愿意接受提名，并随即获得全票通过。

素书楼讲学、著作等身

之所以选择落脚外双溪，钱穆表示，住在外双溪故宫博物院附近，可以就近利用故宫图书馆，看到世界最丰富、珍贵的善本书。此外，将重心放在学术著作的钱穆，婉拒许多大学的讲学邀约，避免舟车劳顿，专心著述 。但钱穆以鸿儒的身分，依旧推辞不掉四处的短期演讲与讲座，以宣扬历史理念。

"素书楼"之名源于钱穆无锡七房桥五世同堂故居中第二大厅的名称，先人取名来源已不可考，钱穆尝自解，或脱衍自《中庸》所记，"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胡美琦指出，钱穆年幼患伤寒，又服错药，性命怠危，全赖母亲日夜陪他在故居"素书堂"养病而得痊愈，钱穆为纪念母亲生养之恩，因此命名，

第16节：钱穆：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5)

素书楼不大，兴建时周边是一片荒凉的墓地，杂草丛生，产权为阳明山管理局所有。为表达对大师的敬重，国民政府将素书楼无偿全权交给钱穆夫妇打理。是以房舍由胡美琦亲自设计，楼内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是主人多年心血照顾而来；步道两旁的枫树、房舍后方的竹子、四棵苍劲的古松，更是素书楼知名的景观。向来崇尚朱熹理学的钱穆，在素书楼藏有一座朱熹的木刻像，又将朱熹所言"静神养气"，"立修齐志、读圣贤书"写成对联，张贴楼中。

钱穆在"素书楼"展开讲学著述，除散步运动外，每天看书、写稿、讲学，无一刻闲暇。《中华文化十二讲》、《孔子与论语》、《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经典著作都在素书楼完成。

钱穆在素书楼讲史、谈经、作育英才，老人家一口无锡官话，神采飞扬，从不带课本，客厅为讲堂，正式修课的研究生依惯例坐在钱穆身旁的圆桌，旁听者自行觅座。讲课固定每周一下午四时至六时，但总是提前半小时开讲，延后结束，座无虚席，成为台北重要的文史沙龙。

素书楼讲学期间，钱穆常常烟斗在手，触类旁通。有人在"素书楼"听课，一听就是二十多年，前后五、六代学子同堂，接受国学大师亲炙。钱穆常以是否常读书训诫子弟，要求后进留意厚积而薄发的道理，不要年轻时轻易发表作品，到了年长学问贯通后才后悔。

知名史学家严耕望回忆，钱穆教导学生立志宏大，拿出气魄与意志，做个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否则学术局限一隅，纵使当代是第一流学者，回归历史之后，仍是第二流学者。他说，五四一代的学者迅速成名，学术却谈不上；清华一代的学者有成绩，却太早当上教授，过舒适日子，谈不上大成就，反不及以一生精力做一本书，才能切实与不朽。

数度到港探亲 与子女亲属团聚

好棋、好箫、好抽烟、好甜食，但"好诗而不能诗"的钱穆，在素书楼度过一段平静而丰富的岁月。自十岁养成的烟瘾无法戒绝，身体尚硬朗，唯独在新亚任教时期越发严重的胃溃疡毛病困扰他，1977年冬季，钱穆胃病发作，几乎不治。

1978年，困扰他十余年的黄斑变性症眼疾剧烈发作，无法正常视物看书，前后开了三次刀，还必须静养半年等待视力恢复，却没有大成效；加上胃疾转剧，因此钱穆兴起口述录音写作自传的念头。

是以视力受损后，在胡美琦协助下，钱穆仍先后出版《历史与文化论丛》、《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宋代理学三书随达札》等著作。

1979 年8月，钱穆偕夫人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三十周年纪念，新亚正式成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钱穆除重新赴港讲学，也将所着《朱子新学案》原稿赠送中大的钱穆图书馆，实现了离开新亚时的承诺。

1980 年夏，钱穆再赴港，与留在中国大陆的儿子钱拙、钱行、钱逊和幼女钱辉(晦)欢聚一周。钱穆相当自责对子女没尽到责任，对于幼女因他的缘故受委屈，格外感到愧疚。

未料这次团圆后一年半，长子钱拙即因淋巴癌去世，钱穆回台后又面临外界质疑他是否已返回大陆探亲。

1981年借着侄子钱伟长与长女、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到香港学术演讲的机会，在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的安排下，年过八十的钱穆再度赴港探亲。见到数十年未见的长侄、长女，一起在中文大学宿舍共度天伦两周，让钱穆相当激动。对于几名子女经历的艰苦，他勉励钱易，"吃些苦没什么"，"只希望能做好一个中国人，用功读书做学问"。

钱穆格外记挂钱伟长，据钱穆回忆，这位曾任清大副校长的侄子，是他母亲在子孙辈中特别细心教养的，钱伟长的父亲更是他毕生敬仰的长兄。因此当年在苏州教授国文时，家中人丁凋零，长兄又辞世，钱穆特地把读高中的钱伟长带在身边念书。

钱伟长的名字还是钱穆取的，袭自晋代建安七子徐干的字"伟长"，希望他见贤思齐。钱穆年轻时与钱伟长同在灯下读书，钱穆母亲一旁缝纫伴读，更是钱穆老年相当纪怀的一个画面。叔侄两人情谊深厚，却数十年无法相见，又听闻钱伟长曾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让钱穆相当挂念，此番探亲终于了了个大心愿。

第17节：钱穆：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6)

1983年4月，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应邀来香港，参与中文大学"钱宾四先生文化学术讲座"，讲授"维科的新科学"。钱穆为一会故友，顶着年迈身躯，再次赴港，场面至为感人，也看得出钱穆的真性情。此行恰逢钱伟长夫妇也到港参加学术活动，一家人又有了欢聚的机会。翌年，钱穆借着到港过九十大寿的机会，四度与子女团聚。

1985年，苏州市政府透过知名学者钱钟书写信，邀请钱穆访问并庆祝苏州建城两千五百年，但因居中转信疏漏，加上客观的政治环境限制，钱穆始终未能赴约。但钱穆对故土的怀念与情感无庸置疑，他对中国的改革，乃至于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是满怀希望。

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钱穆的风骨在他对著作的坚持上得见一斑。台湾孔孟学会曾邀钱穆写作《孔子传述》一书，钱穆一改常人写作生平历史的习惯，从各项孔子行述学说的疑义着手，成一家之言，并坚持易经非孔子所着的史学论点，让孔孟学会大为不满，要求钱穆改稿，否则即拒绝出版。但钱穆坚持不改，把稿件交其它单位出版。

此事发生的五十年前，钱穆《国史大纲》出版后，同样也遭国民政府审查处刁难，坚持要钱穆更改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后始得付印，钱穆同样坚持不改，以致拖了半年才出版。

《国史大纲》为钱穆一生力作，除了学术贡献外，爱国的精诚更是让人动容。对钱穆而言，《国史大纲》的写作构想是源自九一八事变后的乱局，本来就是一部抗日救亡、宣传爱国的国史教科书，因为唯有熟习历史，培养国民对历史的关切与温情，才能达到救亡图存的真正目标。

钱穆晚年多次指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学校教育偏重自然科学，崇洋蔑己，更是中国文化的隐忧。钱穆也说，中国从无帝国主义侵略他国的文化传统，向来强调"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才是真正的世界性和平观。

钱穆也曾为文指出，中国国家的完整与持久统一性，是中国固有传统，改朝换代只是国内政府改组，而非中国人征服中国人。因此未来中国走向和平统一目标，才符合历史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不同政治意见都必须在同一个国家的框架下，由中国人来领导中国。

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提出出版钱穆全集的构想，他自己却打了回票。钱穆不赞同以简体字出版中国学术作品；很多他手边未发表或即将发表的新作未被纳入出版计划；同时钱穆在两岸对峙期前后，曾发表部分高度政治性言论，但他主张负文责，反对修改、删节，此争议几经协调才暂告落幕。

1986年，在蒋经国的邀请下，九十二高龄的钱穆受聘为总统府资政。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蒋经国特委由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亲到素书楼致送聘书，一时传为美谈，显示两蒋对一代儒宗的高度尊重。钱穆则说，在他之前从无学者出任资政的前例，他是为知识分子开这个先例。

1986年 6月9日是钱氏告别杏坛的"最后一课"，他以"正视历史、胸怀中国"为题，发表告别演说，老学生纷纷回台共襄盛举，曾是新亚书院学生的台大教授逯耀东，曾是北大学生、担任过台湾警政署长的上将孔令晟，担任国民党文工会主任与蒋经国私人秘书的宋楚瑜，都赶赴外双溪素书楼上课，这一堂课冠盖云集，国府行政院长俞国华特赠一幅"鸿儒硕望"镜屏，以示敬意。

钱穆最后给中国青年的赠言是"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他希望后辈不要看轻自己，将自己的文化一笔抹煞，必须抱着"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精神，从事理中探寻中国本源。

国学大师钱穆当天正式宣布自中国文化大学荣休，结束74年教育生涯。但基于对教育的热爱，以及对毕生心血的珍惜，钱穆晚年虽不良于行，且身体不佳，仍于1989年赴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四十周年庆，足见一代大师的坚持。

只是在西风东渐之际，钱穆的主张与看法逐渐失去商业市场。钱穆强调"君子不党"，捐弃党派私见的主张，更与台湾逐渐党同伐异的政治现实有相当差距，显得不合时宜。这或许也是被尊为当代师表的钱穆，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时代的无情，让钱穆如同旧传统与政治象征的神牛，晚年竟遭遇无情对待。

第18节：钱穆：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7)

晚年凄凉 遭政治批判清算

1988年，台湾在野人士组成了民进党，成为台湾政坛的一股新势力，打击国民党党国体制、中国文化传统以及各种旧传统的象征，成为在野人士成名的终南快捷方式，陈水扁正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这一波波的政治批判与清算中，首当其冲的蒋家固然遭遇打击，但毕竟余荫尚在，反对党难有作为；国学大师钱穆却是饱受屈辱与批判，最后抑郁而终。

钱穆晚年数度轻微中风，加上年事已高，不适宜出国旅行，因此殷切期盼在清大教书的大女儿钱易能来台探望。但台湾方面对何时开放大陆亲属来台探亲奔丧迟迟没有下文，1987年底先有梁实秋之丧，长女梁文茜不得其门而入的遗憾，钱穆看在眼里，一方面他清楚自己的健康日益恶化，却更怕流言伤人，夫妻俩既伤心又无奈。

所幸梁实秋之丧和钱穆之愿获得广大民众同情，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台湾政府火速于1988年11月公布"大陆同胞来台探亲奔丧办法"，以解民怨。办法公布时，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学术访问的钱易，当月即申请赴台，成为两岸分隔四十年来第一位赴台探亲的大陆人士。

能和女儿在外双溪共聚天伦，让钱穆激动而欣慰，只是当年迈的钱穆听到女儿细数家乡景色的变迁，黯然地说，"此生恐怕是回不去了"。

钱穆曾说希望女儿来台是趟单纯安静的旅程，民进党立委却在钱家一偿难得的天伦之乐时揭发，钱易来台申请时掩饰具有共产党员等官方身分，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刻处理；还以钱易在国立大学教书为由，检举她参加台湾方面定义的叛乱组织。陈水扁更具状控告钱易曾是共青团员，引发轩然大波。

虽然钱穆父女都说以平常心看待这些不实在的说法，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素书楼风波连连，还有人要告钱穆"知匪不报"，连串风波让钱家不得安宁。虽然台湾高检署在88年底即对各相关控告处以不起诉处分，但钱易只能在临讯后黯然离开台湾，希望争议到此为止；垂垂老矣的钱穆哀伤地说，"这些人已经完全拋弃了中国文化传统，不承认父女间的亲情，更不能理解他的女儿为何会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

钱易的妥协并未如愿替父亲带来平静，民进党又盯上钱穆的素书楼。这栋建筑原是老蒋礼贤下士，协调用地供钱穆长期居住的住所，时空变迁，产权由阳明山管理局转移到台北市政府。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质疑，钱穆住所是台北市政府财产，却无租赁契约，又没有优遇条例可供适用，形同被占用。

民进党人士纷纷要求高龄九十五的钱穆限期搬家，时任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也在立法院提出质询，要求市府尽速收回公产，他并以"侵占市产"为名，点名批判钱穆，给国民党政府与钱穆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与羞辱。民进党对于收回素书楼之后，可笑又可悲的主张之一是，改设钱穆纪念馆。

当初素书楼兴建蓝图是钱穆夫人胡美琦所绘，建筑费也非台北市政府负担，风波之初，双方一度补订约住到1992年为止，未料仍遭到如此对待。将近一年的时间，钱家因房产问题不得宁静，因坚信"学术自有公论，人格不容污蔑"，终于在不愿被民进党羞辱的愤慨中，于1989年8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愿迁出素书楼远离是非，毅然离开这块伤心地。

1990年5月，这位已全盲的国学大师黯然迁出居住数十年的素书楼，改在台北杭州南路辟屋居住，将素书楼内不少藏书捐赠给各学术单位。钱穆离去时幽然地说了一句，"活的不许住，还没死就要作纪念馆"。

眼疾缠身的钱穆，搬家时已不太能出门，也不太肯多讲话进食，记忆力明显减退，仅希望子女能在他生前来台一聚。但天不从人愿，终于在度过九十六岁的寿诞后，也就是迁出素书楼才3个多月，1990年8月30日，一代国学大师钱穆逝世于杭州南路新寓所。虽然钱穆生前多次拒绝返回故乡探亲与讲学，夫人胡美琦宣布，将完成钱穆的遗愿，让大师骨灰回到江苏无锡老家安葬。

第19节：钱穆：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8)

哲人西辞 政治纷扰却依旧不断

钱穆故去，李登辉以台湾领导人身分亲往致哀，家属订于9月26日在台北举行公祭，没想到子女亲属奔丧却又引发风波。受到前次钱易探亲酿成轩然大波的影响，钱穆亲属赴台奔丧问题不断被放大处理，民进党磨刀霍霍，台湾政府也相当保留，争议难息。

时任全国政协及民盟副主席的钱伟长早在钱穆身前就表达有意借着学术交流的机会来台探亲，并盼会见过去清大同学俞国华，未料消息一传出，立刻遭到在野党人士不断质疑与批判，甚至直指钱伟长是共产党高干，要求台湾当局禁止钱伟长入境。

有了不愉快的经验，钱伟长在钱穆故去后致电钱夫人，解释无法来台的原因，他说，身为侄子当然应该来台奔丧，但台湾仍有许多不合时宜的限制规定，能否来台要看台湾当局的决定。

女儿钱易、钱辉和儿子钱行等则表达强烈来台奔丧意愿，但不希望如上次探亲时闹出事来，影响先人清静，只盼顺利成行，不要再有干扰。台湾方面受到在野党的舆论牵引，各界关注的却是钱家后人是否会依台湾官方规定，签署参加叛乱组织自首书，或是宣告脱离共产党后来台，让钱家左右为难，终究放弃申请钱易等人来台奔丧，改由三子钱逊的长子钱军，以及已故长子钱拙的儿子钱松来台，着重服在告别式会场答礼。

钱伟长无法来台，仅能电函挽联，感念幼时失估，由钱穆提携的恩情，也抱怨海峡未通，无法来台奔丧的悲伤。钱易等人则说，无法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与父亲作最后告别，让子女感到相当遗憾，因此家属决定全力实现父亲归葬故里的心愿。

申请赴台奔丧未果的钱穆子女，仅能参加9月30日在香港新亚书院举行的公祭。1992年1月，钱夫人遵照钱穆生前遗愿，奉钱穆灵骨归葬太湖之滨，安葬于苏州太湖中的西山四龙山，钱伟长亲往致祭，钱穆生前数部著作如《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均陪葬墓中。

政治终究是一时的，历史始终公平而迅速地反击在时人身上。钱穆在台湾仍具有高度推崇与影响力，在钱穆被迫迁出素书楼过程中打击不遗余力的陈水扁，在1994年当选台北市长后，即为当年的无情进逼向胡美琦致意，但胡美琦漠然地说，"迟来的道歉已没有意义"。

主人迁出后即闲置的"素书楼"，台北市立图书馆于1992年元月六日辟为纪念馆，但由于房舍年久失修，必须进行长时间修缮，直到2001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近委托东吴大学经营，2002年三月二十九日重新开馆，摆设维持钱穆居住时旧貌。马英九主政下的台北市政府承诺，钱穆纪念馆必定对全民开放，发扬钱穆的风范。

马英九并代表台北市政府，为钱穆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正式致歉，为钱穆平反。他强调，素书楼虽是市府财产，但登记为宾馆，是以招待国家重要贵宾的名义，邀请颠沛流离的钱穆夫妇长期居住，因此毫无占用房舍的问题，更是台北市的莫大光荣。胡美琦与马英九共同为"钱穆纪念馆"主持开馆，栽种一棵"希望之松"，希望奠下后世史学的根基。2004年，台北市政府更进一步计画将钱穆、胡适、傅斯年等入祀孔庙。

正视历史 胸怀中国

一如钱穆夫人所述的一幅对联："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钱穆做为一代硕儒，在史学、经学上别有成就，见证了中国的起起伏伏，历经颠沛流离，始终未忘著作、讲学，毕生为文超过一千五百万字，其实是奠基于一股对中华文化、重统价值的热爱与信仰，期盼有待来者，从此也可以看出一代思想家的格局与胸襟。

尤其在传统价值与经典不断受到西方文化与科学精神的挑战之际，坚持传统需要很大的道德勇气。对中华民族与历史文化的热爱，更或许是驱使钱穆不断奋战下去的原动力。

是以对钱穆而言，他引用顾炎武的看法，强调"亡国"与"亡天下"有本质上的差异，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无改中国的文化精神与气运，不过一旦天下将亡、文化将亡，中国也就岌岌可危了。

第20节：钱穆：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9)

钱穆在治学上，主张后学需熟读经书古籍，体会历史通变，厘清常变的主从关系，避免繁琐钻牛角尖的研究自限，始可在史学上成一家之言的看法，迄今仍历久弥新，别有见地。利用文献本身互相释证的治学方式，也成为当代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的重要流派。同时钱穆一生不断扩大治学领域，期待寻找吾道一以贯之的基本价值，却又凸显他求新求变的学者性格，以及在各个不同层面所扩散巨大的感染与影响力。

一如为反驳民初以来，以疑古为学术主流的风潮，钱穆的首部钜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以考证辩驳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认为许多古籍是刘歆托古改制的流行说法；他又以《先秦诸子系年》，对曾出现在典籍中被提及的先秦诸子年代、事迹进行考证，将可疑的历史变为信史，也终于让历史回归定论，了却一番公案。

从新旧的角度来看，钱穆是站在维护旧的文化观点出发，质疑当代流行说法，究竟是保守？还是批判？拉开在历史的长河中观察，或许当代论战之际极易被人分边抨击，但结果不证自明。尤其他以个人力量和学术专业，坚持"道统"，与大环境"政治正确"思潮对抗的气魄，甚至直言质疑大师胡适的"全盘西化"论调，毫无畏惧与退让，更让人景仰。

总结钱穆于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后，他的学术关怀已经由为古人伸冤的史学研究，改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发扬上，一如经学、理学，钱穆都在期待能找寻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而非西方文化背景的思想大道，以文化中表露的历史精神，厘清中国的民族与文化定位，甚至找到延续民族生命的原理。所以钱穆生前最后一篇未完成的思想文稿，主题即在"天人合一"，希望藉中国人调和天道与人道的历史关怀，迈向未来的新世代挑战。

20世纪以降，正是所谓"国魂飘失"的时刻，历史已经成为漂流在后现代氛围中毫不可知、不可信的客体；为往圣继绝学的气度往往成了不切实际的空谈，甚或众人的笑柄。钱穆曾哀伤地表示，遗忘了国史的爱国精神，不过是种商业之爱，仅寻求对己有利之爱，无从激发高贵的历史精神。

是以钱穆的学术生涯始终走得很寂寞，期待国人对历史拿出温情的诉求，更往往无法获得市场认同，使钱穆显得万分的"不合时宜"。但或许这种寂寞正是中国历来文人所必经的考验，因此虽身困海隅一角，做为中华历史文化守护者的钱穆，仍能在学术上有所突破，充分体现为往圣继绝学的精神，并为中国未来的文化与学术发扬打下重要基石。

第21节：罗家伦：被政治消磨去了五四光芒(1)

3，罗家伦：被政治消磨去了五四光芒

"现在日本在国际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

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

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是在五四学生爱国游行中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当天唯一的中文传单，共印了二万份。宣言由一名北大学生以简洁白话文写成，日后学生成为了蒋介石部属，当了数十年国民党官僚，他就是以《新人生观》闻名的文人罗家伦。

起草五四宣言 性格惹争议

罗家伦，字志希，浙江绍兴人，光绪23年、1897年12月21日在江西进贤县出生。

父亲罗传珍，字沛卿，曾任江西省内万年、都昌，奉新等县县令 ，罗家伦出生时，其父为进贤县知县。罗传珍能诗善文，工于书画，对罗家伦的文学造诣培养颇有影响；他勤政爱民，对新传入的西方文化很感兴趣，常托友人购书供罗家伦阅读；又因为常与新军、革命党人联络，罗家伦自幼即接触革命党的思想与著作。母亲周霞裳颇具文采，教导罗家伦识字、读诗 。

罗家伦四岁入私塾，九岁母亲去世，十三岁读《周礼》、《仪礼》、《尔雅》，十五岁始进美国传教士高福绥所办、位于南昌的英文夜校学习外文 。1914年，罗家伦十八岁，进入由于右任、马相伯等革命党人创办的上海复旦公学，当时孙中山被推为复旦公学校董事会主席。

罗家伦在复旦公学时期开始主编刊物，曾任《复旦杂志》编辑，文字颇佳，崇拜学术立场从君主立宪转向民主的梁启超；对传统文化、伦理多有批评，同学间有"老夫子"的称号；并于此一时期，开始与戴季陶等人接触 。

1917年，罗家伦进北京大学文科主修外国文学，与高一届的傅斯年，以及顾颉刚、康白期等人一拍即合，创办《新潮》杂志，强调以近代人的言语表达近代人的思想，以解放学术自由，呼应胡适、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

罗家伦在校园内很活跃，常与胡适等人往来辩论，也对外国文学与原文书籍感兴趣，他曾在新潮的文章中表示，与其登些头脑不清的课艺内容，不如多译几篇西洋长短篇，关于西方科学常识的论文。因此罗家论与傅斯年几乎每个月都要向日本丸善株式会社买新书，新潮社也设立"西书研究团"，成立译书团。此外，五四运动领导者之一的段锡朋，合办新潮杂志的杨振声，也是罗家伦大学时期好友。

北大时期，罗家伦与友人接触大量亲近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福利主义著作与阅读材料，与北大的国故派对立，与傅斯年等人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解放传统封建禁锢，乃至于积极主张民主、自由的爱国与民族思潮。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同属战胜国的中国，竟在巴黎和会被迫签下屈辱和约，由日本全面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引发爱国学生愤慨，酝酿游行抗争，争回山东主权。

五月四日，在北大新潮社、工学会、国民杂志社、共学社、同言社等五个社团发起下，北京十几所学校、数千名学生在天安门集合游行，先前发言激烈、多次主张发动学生到天安门游行的罗家伦，负责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主张；又被推选为四名学生代表之一，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美法英义各国公使馆递交抗议书。

游行气氛高亢，大批学生冲入日本大使馆，在赵家楼殴打章宗祥，当场遭北洋军阀逮捕，这就是"五四运动"。

五四后，罗家伦继续负责总务以及与商界、报界联系工作，发动学生筹组演讲团，巡回各地向人民演说争取支持。五月二十六日，罗家伦以笔名"毅"，在新潮杂志《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首创"五四运动"这个名词 ，指五四学运有三种真精神，关系中华民族的存亡：第一，学生牺牲的精神，第二，社会制裁的精神。第三，民族自决的精神。

罗家伦在五四运动中是风云人物，但作风以及与政治人物的关系却使他毁誉参半。不满罗家伦的人，批评他热心追逐名利权势，争锋头，自我吹嘘；他经常主动表达对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推崇与敬意，发表《伟大与崇高》、《文化的导师》、《人格的典型》等文章，颇受人物议。

五四之后，个性火爆的傅斯年与其它学生闹得不愉快，一气之下退出抗议行列，带头拿大旗的人临阵退却，自然谣言不断。此时又传出罗私下受邀到太平湖安福俱乐部，参加军阀段祺瑞宴会，可能遭北洋政府收买的传闻，罗家伦遭受很大批评 ，甚至被游行学生围住当面质疑。

不满的北大学生画了幅画以及打油诗讽剌罗家伦"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财；三字吹拍骗，四维礼义廉"，暗指罗家伦其貌不扬，长得像"猪狗熊"，又骂他无耻。胡适等人为此在北京晨报登载专文辩驳："安福部是什么东西？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算是帮罗、傅两人背书，才化解争端与疑虑。（《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29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罗家伦在五四之后，又参加多次抗议游行，因锋头太键，与张国焘前往上海避难，并计划串联上海等地学生活动，寻求与南方革命军政府建立关系，对抗军阀掌控的北洋政府 。透过戴季陶、朱执信引介，刚完成《孙文学说》、《三民主义》等学术著作的孙中山接见罗家伦，罗才正式与国民党牵上线 。

第22节：罗家伦：被政治消磨去了五四光芒(2)

出身贫苦的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是从学徒做起，一路靠自修出国留学，返国创业成为巨商，因自身苦学经历，穆透过蔡元培在北大设立"藕初奖学金"，帮助家境清贫但成绩优秀的学生出国留学。1920年，罗家伦北大毕业，与段锡朋、康白情、汪敬熙、周炳琳、孟寿椿等五四活跃学生都获得藕初奖学金资助赴美。

追随蒋介石 开办大学教育事业

罗家伦进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和哲学；次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随后又转到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却未获任何学位。

1926年，罗家伦返国，任教于东南大学历史系及附中，由于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南下支持国民政府，不少五四运动者先后加入国民党 ，促使罗家伦确定政治路向。与一般自由派学者不同，罗家伦义无反顾地投入国民政府北伐队伍，追随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战地政务委员兼教务处长。

蒋介石攻下南京，罗家伦出任法制委员会委员，又因为蒋介石清党后，需要建立国民党全新信仰与党政人才班子，好与武汉政府，甚或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抗衡，在罗家伦协助下，蒋介石创建中央党务学校，亦即中央政治学校、台湾政冶大学前身，蒋介石亲任校长，罗家伦以教务主任、代教育长等职务出掌校务。

1927年11月11日，时年三十一岁的罗家伦和上海闻人张钧丞之女张维桢结婚，蔡元培证婚。张维桢不仅家世好，沪江大学政治系毕业、美国密西根大学硕士，且是校园美女；罗家伦其貌不扬，但以五四运动名扬南北，两人结合一时成为八卦话题。

回首当年，身材五短的罗家伦，苦恋沪江大学校花张维桢，以八年一百多封情书感动佳人，才将校花追到手。两人恋情受瞩目，传说张维桢曾开三个条件才点头下嫁：一、要留学取得洋博士学位。二、学成后回国任教大学校长。三、夫妻不可公开并行，要保持相当距离。不过日后友人的说法则显示，上述传说可能仅是街头巷尾穿凿附会而已，两人得结良缘，主要是罗家伦的文章写得漂亮，字杰出，有感情，善于辩论，勇于尝试的个性。

承蒋介石之命，罗家伦自1927年开始，与戴季陶在南京筹设"中央党务学校"，对理论、历史、地理和组织四领域进行授课研习，以培养国民党党务人才、强化党务，训练学生关于党务与社会运动的参与与宣传，配合国民党推动训政、发动清党的需要，并宣传国民党作为立党精神基础的三民主义。在罗家伦的建议下，蒋介石延续孙中山颁给黄埔军校的"亲爱精诚"为校训，展现党校的革命与军事性质。

中央党务学校几经变革，迁台后改制为政治大学。为纪念罗家伦，位于台北政大于1955年在校门口兴建两座两层楼教学馆，其中"志希楼"用以纪念罗家伦，本是图书馆，目前为政大理学院教室。

随北伐军势力兴起，北方民间兴起反对军阀主张，一度对国民党革命军抱持很大期望。1928年，罗家伦在蒋介石全力支持下，取代无意就职的孙科，前往北京将原先因庚子赔款办校、隶属外交部管辖、培养留美学生的"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直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管辖，继而任首任校长。清大开始招收女生始于罗上任后，他也淘汰不适任教师，停办国学研究院，创设大学各系研究所。

中原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与平津附近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关系恶化，北伐军形象每下愈况，身在北京的罗家伦蒙受很大压力。又因罗家伦推动"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的"四化"办学，提倡军训等课程，作风专断，引发部分清大学生、校友不满，引发一股"驱罗"风。

入主清大不到两年，罗家伦即辞职南返，清大校长因此空悬一年余。这段时间，罗家伦以国民政府战地政务员身分，与熊式辉共赴济南，向日本军阀交涉五卅惨案的善后事宜，但遭日本军阀蛮横拒绝，同样无功而返。

返回南京后，1932年9月5日，罗接掌由东南大学与江苏境内其余八所大专学校合并改组的中央大学，由于重视实验，充实研究与图书器材，又延揽不少人才担任教授，治校成绩颇突出。在蒋介石支持下，中央大学下设文、理、法、教、农、工、商、医等八个学院，成为全国院系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大学。罗家伦强调，中央大学的使命就是"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

第23节：罗家伦：被政治消磨去了五四光芒(3)

罗家伦提出"国防中心论"，认为一切创作与社会建制均需配合国民政府未来战争需要；提出中国需要希特勒式的军事强人，以一党专政，扭转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加上与陈立夫、洪兰友筹组"三民主义革命青年团"的大动作，罗家伦的思想转向与蒋介石扩张个人军事势力的倾向契合，从此罗家伦成为蒋介石的文胆，包括蒋介石在南京国民会议的致词，以及大英百科全书关于中国抗战的历史纪实，都出自罗家伦手笔。罗家伦名著《新人生观》也在这段时间问世，浅显易懂，颇受右派学者好评。

对日抗战后，罗家伦出任国难会议筹备委员，全力配合蒋介石迁徙计划，将中央大学由南京溯江迁到重庆沙坪坝新校舍，次年开展柏溪分校，同时出掌西南联大校务工作。艰苦抗日期间，中央大学屡遭轰炸，他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勉励学生。

罗家伦为中大任期最长校长，1941年8月13日，请辞任职十年的校长职，从此由教育工作正式转向党政工作。

国民党迁台 印度外交生涯告终

1943年，蒋介石派罗家伦为国民政府滇、黔党政考察团团长，随即转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首任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长，从事陕西、甘肃、宁夏、新疆五省国防建设的考察与设计，曾提出"新疆调查报告"供国民政府参考。

抗战胜利，罗家伦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会议代表。国民政府是世上第一个承认印度独立地位的政府，1947年罗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首任驻印度大使，兼世界各国驻印使节团团长。据闻，印度宪法制定，以及印度国旗设计罗家伦均曾提供意见 ，率先签订中印友好通商条约。

虽然有资料显示，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开罗会议期间对蒋介石冷淡，甚至刻意冷落，但他对居中翻译的宋美龄留下的印象。由于英国与印度的密切关系，据台北此间资深媒体人回忆，丘吉尔曾多次透过使印的罗家伦，表达希望邀宋美龄赴英国访问。

但丘吉尔明确表明仅邀请宋美龄，漏了蒋介石。罗家伦的使印日记记载这段史料，对丘吉尔的邀请以及刻意冷落蒋介石"至为困扰"，"几乎手足失措"，不知如何处理也不知该如何反映。无计可施，罗家伦只能以拖待变，最后不了了之。

1949年，罗得知国民党情势不利，共军管制范围推至四川，力邀由四川飞往香港的国画大师张大千访印度。张大千是罗家伦在中央大学的故旧，罗想到以文化艺术促进交流，在新德里举行张大千画展，以张大千临摹敦煌佛教绘画为主，受到尊崇佛教的印度民众注意，成功达成促进交流目的。

画展原定1951年举行，但有消息传出，印度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加上印度政府似与西藏政府私下联系，打算在与国民政府断交前，藉防范共产势力入侵借口，趁隙让西藏否认中国宗主权，罗家伦颇感棘手，在张大千要求下，展览提前到1950年举行。虽然两国关系暧昧，画展结束后，张大千并未立即离开，而是前往印度阿旃陀石窟考察、比较中国和印度壁画艺术间关系，临摹印度画。

直到国民党渡海东迁台湾，果如传闻，继英国之后，赶在缅甸前，印度于1949年12月30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双方决定建交，积极穿梭期盼化解外交烽火的罗家伦黯然结束印度大使生涯，与张大千夫妇及旅印侨胞在使馆黯然举行最后一次降旗仪式，与甘地的媳妇、孙儿女前往甘地火葬场上献花圈、行礼、默立后，隔天飞往台北定居。

离开印度前罗家伦简短声明："在两年八个月以前，我带了我国政府和人民热烈希望到印度来，催促象征印度独立及早实现。就这方面来说，使命是达到了。我很高兴，印度现在是自由、独立的"。最终他不忘以正式外交照会驳斥印度政府企图藉承认民国初年"希母拉会议"条约，将西藏一部分完全脱离中国，总算保留住中国领土不在政权交替时被外国势力分离 。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复行视事，罗家伦除担任国民党总统府国策顾问，也获指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由蒋介石提名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派为台湾国史馆馆长。此后直到1968年罗家伦逝世，他虽然是政界、文坛闻人，担任公务人员高等考试典试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政治大学常务监事、中央日报常驻监察人、故宫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等繁杂的党政、教育工作，担负国史、党史编纂业务总负责人，罗家群却始终未进入党政核心，仅勉强可称为党政要员，反而在各类送往迎来、婚丧喜庆场合，比较能看到罗家伦身影，过往五四风采早是昨日黄花。

第24节：罗家伦：被政治消磨去了五四光芒(4)

提倡简体字 遭各方围剿

虽然没有显赫的实缺，罗家伦的五四功绩，以及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招牌，仍让他在台湾赫赫有名；也许比不上胡适、傅斯年，他在知识分子与文人圈中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向来处世圆滑的罗家伦，却在文化政策与文艺工作上跌了次大跟头，成为国民党迁台初期各方势力围剿的公敌，这就是"提倡简体字"风波。

主张中文字体简化并非始自中共主政后，早在1922年北洋政府时代，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减省汉字笔化方案》；193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三百二十四个俗体简字，虽有罗家伦与吴稚晖大力鼓吹，因抗日战争爆发，以及戴季陶等人全力反对，并未正式推行；其后又由国民政府中研院公布刘复等人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谱"；蒋介石也曾提到，标语用字应尽力避免十画以上难字，以免识字不多的学生或民众费解。

罗家伦等新文化运动推动者，坚决主张要提升知识水准，就必须先提升识字率，增加识字率就要将复杂的中国字简化。包括胡适在内，都认为简化文字不但有必要，并且"简得好"，早在1923年就于《国语月刊》中提倡破体字与简体字，避免笔画太多的汉字形成书写障碍。是以，罗家伦提倡简体字有其一贯的学术信仰背景。

1953年6月30日，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罗家伦受聘为国民党教育部简体字研究委员，负责简化部首的工作。作为新文化与白话文运动的推行者之一，罗家伦以一篇万余字专文，公开提倡中文字体简化。

同年9月10日，罗家伦在国民党"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说，再度提倡简体字，强调欲保存中国文字，须简化中国文字。他指出，文字必须大众化，属于大众的文字不能大众化，如何能行之有效？尤其文字旨在表情达意，非文人欣赏品，所以从甲古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到楷书，简化是中国文字必然发展，并主张推行简体字必须率先寻求标准化、部首简单化。

这番论调受到舆论支持，蒋介石年底也于主持国民党《总动员运动会报》时指示："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

不过台海情势紧绷，加上守旧派不满，简字运动招致很大反弹。1954年2月，国民党立委廖维藩发动一百零六名立委连署，以"毁灭中国文字及国家命脉"为由，主张通过正式决议，为制止毁灭中国文字，破坏传统文化，危及国家命脉，应制定《文字制定程序法》。反对者并无限上纲，高声批判罗家伦"和中共隔海和唱，共同为民族文化罪人"，是不肖知识分子，"类似匪谍行为"。支持者、反对者激烈论战，双方立场南辕北辙，冲突一触即发。

反对者透过各种管道发声：批判提倡简体字是"集错字、古字、俗字的大成"；反对文字进化规律用传统造字六书原则是错误心态；质疑提倡简字有助国家文化发展的说法，强调整理、增添新字、文字，必须有简要规律，不应混乱；并指中华文化的成就，从未因文字没有简化而有减损，轻率为之反而有危国家命脉。

面对批判，罗家伦在国民党党办《中央日报》上，一连连载四天《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长文，强调文字政策需检视中国传统社会面对的知识平均分配问题，主张繁复难学的中文增加中国社会在知识学习方面的困难，简化中文字体是简化学习的工具，也是使中国加速进步，扩大知识平均分配的关键。

1954年3月4日他又为文主张，变革现行文字的计划应采取承认已简化字或简体字，以求顺乎时代，让文字浅显易懂。是以简化规则应循最古的简体字、汉魏以来碑帖墨迹、宋元以来木刻书、军中文书常见简体字、民间常用简字等项目选取。面对种种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与人身攻击，他为文皆着重于理念伸张，并未为个人辩驳。

但是中国大陆推动汉字简化运动是不争事实，除了在抗战时期创造的"解放字"外，1952年2月，中国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收集民间及民国以来主张汉字简化学者们的建议，于1954年底提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顿时让罗家伦的处境尴尬且艰难。

第25节：罗家伦：被政治消磨去了五四光芒(5)

面对责难，罗家伦拿出客观数据统计左证。他说，"臺灣"与"台湾"，谁难谁易？是否耗费时间？一看可知。小学一年级基本字五百四十九个，十画以下仅三百三十一个；小学六年期间，用字四千零三十个，十笔以下只有一千四百七十二个，比例偏低，对学生而言太繁重。

他主张，简体字是相约俗成的习惯，是生活必需。追忆当年五四前后推动新文学革命，实赖北洋军阀不杯葛，才让国语课本迅速改为白话，因此简化书写应从取消禁用简体字的命令开始。但他澄清，并未全面强迫使用简体字。

罗家伦强调中国文字需要简化才能保存，文字简化可节省时间，才能多花力气在学术而非文字上，让新文化运动得以展开；胡适在中国语文学会座谈中也呼应，简体字是新文学运动的一部份，简则易行，对发扬文化关系重大。但背负质疑隔海唱和的大帽子、红帽子压力，罗家伦显然已无力回天。

反对者在台湾立法院集结力量，批判简字容易混淆，失去文字原有意义，甚至毁灭文化，因此全面简化只是斗争传统文字与六书原则，并未改革，必须坚决反对。由于台湾教育部开始发放罗家伦所撰《简体字运动小册》，将内部讨论可开放通用的简体字公诸于世，更引发反对派强烈不满，酝酿反弹，终于让简体字运动胎死腹中。

1956年六月七日，国民政府透过教育部公报宣示，认定中共为毁灭传统文字，所以推行拉丁化之简体字，破坏结构，混乱形声，必须急速彻底予以纠正，规定各校学生作业均应用正楷，不得写简体字，并且书写文字必须一律依传统由上而下、由右而左，不得横排或横写。此一宣示虽出自国共斗争的政治动机，却意外为中国传统文字留下最后一块生存据点，时至今日，全球华人有十余亿，使用传统文字的仅约莫港澳台的三千万人，若要申请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保护应不为过。

文坛祭酒配合国民党文艺清洁风

在国共对立的年代，罗家伦不避讳可能与中共主张呼应的风险，从语言工具观点，要求改革简化中文字体，不仅基于他的历史、文学观点，也展现五四以降，中国文化中越加稀薄的道德勇气。但半途而废，也显示罗家伦在国民党政府内远离核心的窘境。

国民党面对来自彼岸压力，以及岛内由雷震、殷海光等主导的《自由中国》杂志，透过舆论强力批判蒋介石威权统治的压力，决定由立法院长张道藩领军，发动台湾文坛的政治路线与报导内容清洗，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藉重申政治与主义的重要性，强调要建立"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

根据张道藩的理念，文学不能是单纯的休闲或美学，文艺作品必须配合整体的备战心态，所以他在1952年5月5日以台湾中华文协理事长身分，提议文艺界应配合时代需要，从事文艺复兴，"率先向大陆进攻"，让文艺界成为"反攻大陆的最前哨"。

蒋经国自担任台湾总政治部主任开始，也大力提出"让文艺到军中去"的号召，坚持发展"战斗文艺"；罗家伦则以蒋介石的国策顾问身分，兼任蒋经国主管的总政治部心理作战组召集人。另一方面，在蒋介石刻意主导下，授意张道藩、罗家伦以及"抗战、反共"作家陈纪滢、王蓝等人，发起"文化清洁运动"，从文章的创作、形式、主题上"全面净化"，掀起新一波文艺管制风潮。

尤其蒋介石着迷于提出各项理论论述，继续他在抗战前提倡的道德重整运动，面对来自中共的压力，先提出"铲除赤色的毒与黄色的害"的政治纲领，打击"媚外、媚共"等来自《自由中国》杂志、想"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加上台湾民间各种揭发社会黑暗面，盼藉小道消息冲报份业绩的报导，"陈腔滥调、蛊惑人心"，不利国民党执政、备战，因此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文化清洁运动专门研究小组"，发动各种文艺社团，扫除"赤、黄、黑"三害运动，以正"文坛歪风"。

1954年7月26日，台湾的"中国文艺协会"由陈纪滢出面，在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上为文，发起"文化清洁运动"，主张铲除各种"内幕"杂志恶行。

第26节：罗家伦：被政治消磨去了五四光芒(6)

同年8月9日，台湾文教界展开文化清洁运动的连署，并以蒋介石所着"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为纲要，要求文化界必需"反对赤色的毒、黄色的害、黑色的罪"。宣言强调，三害让文化界蒙羞，摧毁军民身心健康，伤害"反共复国大业"，为了"消灭共谍"，必须拒绝淫乱、猥亵、靡靡之音。并指揭露社会黑暗面的黑暗新闻伤害台湾建设进步，引诱青年堕落，也必须彻底铲除，"不能让三害以言论自由为名，享有造谣惑众的自由，伤风败俗的自由，诽谤的自由，危害国家民族的自由"。

文化清洁运动在蒋介石与国民党文艺班子的推动下全面展开，让文化界面临思想与路线压力；文艺协会等单位又要求文字工作者"加入反共复国的文化战斗行列"，创造新文化，誓言"绝不做三害帮凶，绝不与三害制造者作朋友，全面铲除三害之祸"。由张道藩、罗家伦、程天放、陈雪屏、张其昀、陈纪滢等人担任委员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透过文艺奖金诱使创作者配合文艺政策的大方向。

随后蒋介石主张以"战争文学"引领"反共抗俄"风潮，带动文艺与社会改革，确立台湾自50年代以降，为期约二十年的战斗文艺创作路线。

在文化清洁运动的政治风潮下，罗家伦站完全配合，成了个"没声音的人"；他也接下台湾的"中国国际笔会"会长，俨然成为国民党的文坛祭酒。

"笔会"为一国际性的组织，旨在提供国际文人进行文学意见交流与社群互动的机会。中国笔会于1925年在上海成立，首任会长是蔡元培；由于战乱不断，笔会一度中断运作，直到1957年才在台北复会；第二任会长是张道藩，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罗家伦在1959年出任第三任会长。笔会参与者梁实秋、余光中、王蓝等都是当时散文名家、文学家、诗人，但张道藩、罗家伦两人的公职、党政身分，让笔会的政治味太浓，运作颇尴尬，罗家伦卸职后，交由林语堂接手，这项文艺国际组织的运作才又正常化。

国民党党史会于1930年5月1日成立，原称"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由胡汉民、戴传贤等五名常务委员执掌党史编纂；1936年改采主任委员制，副主任委员就是罗家伦。1948年底，内战紧张，蒋介石决定将国民党史料移至台湾彰化糖厂，再陆续搬迁至洪家祠堂等三处民房存藏。当年八月八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罗担任党史会主任委员案，吴敬恒、于右任、丁惟汾、钮永建、王宠惠、邹鲁、李文范、张群、张其昀、王世杰、吴铁城、张厉生、狄膺、洪兰友等同时获任命党史会委员。罗任党史会主委九年后，基于国民党党政一体的体制，又于1957年6月30日兼任"中华民国国史馆"馆长。

罗家伦在台虽被归类为文坛大老、党国大老，但无论在创作或施政并无显著成绩，简体字争议后，罗家伦全力配合蒋介石各项决策，更让他成为蒋介石一波波宣传攻势的配角与代言人。国民党赋予他主要任务为国民党与中华民国史料编纂，尽管如此，除了1951年，扩编胡汉民在二十年代编纂的《总理全书》，以及1958年出版《国父年谱初稿》外，罗家伦对党史始终欠缺具体而明确的研究成果。

据国民党党史会人士解释，罗家伦在党史会的工作从学术着眼，希望充实史料，以科学方法保存、复制、归档管理，提供系统化史料让学者研究。但老蒋尚在，许多敏感性历史档案未开放，资料不齐全，因此罗家伦主张民国史不能修，民国文献丛编也无法出版，党史会、国史馆自然只能保存史料，"努力从事准备工作，建立良好基础"，让未来史家凭史料"继续发扬国史" 。罗家伦晚年健康不佳、精神不济，修史抱负还是无法实现。

国民党党史资料馆于1960年落成，存放国民党迁台前后的大笔资料。罗家伦向台湾立法院报告《中华民国国史编撰纂状况》的历史档案显示，经史料编纂委员会征集，握有抗战与国共内战史料一万八千多件，保管各级政府档案史料六百余箱，完成史料编目二十五万多件，出版孙中山年表、年谱、革命文献、先贤文集等多种著作。进一步归档工作，则是1979年，秦孝仪继任党史会主委后，才将蒋介石存放于大溪与芝山的史料，移到阳明书屋统一管理。

第27节：罗家伦：被政治消磨去了五四光芒(7)

对编纂史料、推广国民党党史罗家伦倒是别具创意，曾经提出不少新点子。为了让台湾民众了解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贡献，1952年开放位于台北市圆山旁的忠烈祠，供民众瞻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仪容与事迹图片。1953年11月，他力促党史会开放位于中山南路台北火车站旁、日据时代的梅敷屋旧址，改为孙中山史迹馆，纪念同盟会时期，孙中山曾于梅敷屋短暂停留，与同志共谋反抗清廷的历史。

罗家伦主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认为在文字之外，历史传述应由图片、绘画展现历史精髓。所以在党史会任内提出"史画"的概念，推动以图画表达国民党革命建国时代重大事件，避免文字传述历史流于枯燥，大批史画至今仍保存在国民党党史馆内。

另一方面，罗家伦保留史料、修纂历史、解读历史的方法与看法，却常引发争议，他耗费十余年、新台币上千万元经费，主导编纂《孙中山年谱初稿》，至少出现二十八项历史诠释观点及史料考证错误，一度成为历史学者质疑焦点 。

学者吴相湘等指出，党史会出版孙中山著作不够积极，《孙中山年谱》除漏列大学各科成绩、研修课目等重要且已取得的史料外，罗家伦主张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是因自行走入清廷驻英大使馆"两度斥责"清廷官员，以致被清廷扣押，更遭多位国民党史研究者批判，指罗以政治观点无端美化孙中山，不但歪曲历史，更无法解释清廷在英国领土绑架孙中山的事实。

老年性格越加不带棱角火气的罗家伦，手握党史、国史诠释大权，面对外界质疑，并未公开反驳引发新一波的文字论战，他选择用人际手腕化解僵局。为响应关于孙中山与革命时期等专门著作、论述数量太少，欠缺权威版本的批评，罗家伦于1965年9月2日藉庆祝孙中山百年诞辰，以"国父学术论着编纂委员会"召集人身分宣布，将发行《孙中山学术论着全集》约一千五百万字，内容包括蒋介石关于孙中山约七十余万字的论述、作品，一并编纂三百多篇中华民国先烈先贤的传记。

国民党五四运动样板

在国共内战时期，关于五四运动究竟由谁发动，一度引发笔战。罗家伦在一篇《五四的真精神》文章中 ，坚持五四运动完全基于青年的爱国情操，没有任何政党或政团介入。但他说，当初是孙中山支持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因此五四运动应该与孙中山的主张一致。他也一反五四运动打倒旧传统、旧思维主张，认为传统国粹应该要消化后与近代教育融合。

但国民党迁台初期，对五四运动并无好感，甚至守旧派认为胡适等人推动新文学、学生运动，是想摧毁传统，形同为中共成立新中国铺路，所以张道藩主持的文艺协会所出版相关著作中，对五四运动、新文学革命运动只字未提，等于认定五四运动属性有问题。

胡适虽是台湾最重要的学术大家，也遭到国民党偏激分子不断批判，所幸有人提出，孙中山曾说，"五四运动革新青年学生思想，为中国未来事业革新做出准备，让国民党得以收革命之功，均赖五四代动的思想变化，以及革心的功效"，五四运动与五四运动健将才不至于被国民党划为左派。

直到中国大陆强力宣传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坚持中共推动五四居头功的说法，让国民党很不是滋味，才让台湾当局有所警觉，因此国民党态度丕变，迅速决定为争夺五四的诠释权，发动五四主导权论战。由于胡适常在美国，五四期间拿大旗的傅斯年已猝然而逝，国民党当然推出曾为五四游行撰写宣言的罗家伦领军。

从此原被戴上红帽子的五四运动，摇身一变成了学生爱国运动与白话文革新运动，不但将五月四日订成"文艺节"，1955年5月4日，罗家伦承命向大陆地区广播，指五四运动是一群有文化意识的爱国青年，基于国家民族爱的自动自发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与爱国行动的合流，与五四之后两年才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无关，李大钊当时也非共产党员。罗家伦关于共党尚未成立也无独立组织的说法，同时成为国民党的官方宣传版本。

第28节：罗家伦：被政治消磨去了五四光芒(8)

他也说，五四运动核心关注在于"外争国权"，打倒帝国主义，"内除国贼"，打倒军阀势力；标榜科学、民主，因此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他也提出五四运动的三阶段论：认为五四第一阶段是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第二阶段是新文化运动，解放人民思想；第三阶段则是爱国运动。

罗家伦指出，五四游行当天，虽然攻进曹汝霖住宅，殴打章宗祥，二十三名学生被捕后获释，毕竟属于小规模冲突。也是因为爱国学生觉得，和约问题并未解决，亲日政客也未打倒，必需再接再厉，才有六三继续游行示威，北洋军阀逮捕千余游行群众，引发全国公愤，上海、天津等地陆续响应罢课、罢市，阻止巴黎和约签字，让亲日政客下台免职，才初步达到爱国运动的目标。

为声援罗家伦，国民党多次邀胡适回国讲学，胡适说，五四就是青年的爱国运动，强调自由思想，抵制教条主义、刻板主义。

面对中共提出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带领五四之前文学革命思潮，李大钊带动学生共产主义信仰与行动的宣传战，乃至于鲁迅等人在文学创作上的冲锋效果；国民党政府被迫必须肯定胡适等人的历史定位与发展新文学、新文化的努力，方能与对岸相抗衡，解决五四是否是由共产党领导的重大问题。所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及文学解放的观点，被国民党重新赋予极高的评价。

事实上，傅斯年、罗家伦等人虽然发动并参与五四学生游行，被当作五四精神导师的胡适，却是彻彻底底反对罢课抗争的"复课派"，他一度批判学生用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不经济"，让原先新文学运动的思想运动，意外触发了政治运动。受到胡适的影响，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在五四后迅速退出抗争，罗家伦甚至批评，继续发动罢课是"失败、无聊"，力主大学生应该把精力放在校园学术、西方科学新知的研究上，避免介入社会运动。因此《新潮》这种转向探索西方现代科学，只钻研学问，不问外事的退缩、保守态度，长期以来遭左派与共党人士严厉质疑批判。

在这场两岸的五四定位论战中，罗家伦的角色不过局限于协助蒋介石在五四主导权之争上，争取发言地位罢了。反倒是与胡适的密切关系，使罗家伦成了为蒋介石传话、拉拢胡适的重要人物。1951年间，《自由中国》与国民党、两蒋因"政府不能入民于罪"一文发生摩擦，几乎到逮捕、查禁的地步，罗家伦曾衔命赴美与胡适沟通，劝说胡适不要继续担任《自由中国》发行人。

精神透支过世 书画珍品捐赠故宫

1967年，记忆力急遽衰退，身体转趋虚弱，毕生相信科学的罗家伦，虽然无法接受脑功能衰退的诊断结果，以及需要更多时间休养的医师建议，无可奈何下还是决定退休，于山明水秀的台北外双溪静养。国史馆馆长由复旦公学的同学黄季陆取代，党史会职务也在年底一并移交黄季陆；中国笔会会长则在次年交给林语堂。

不过罗家伦退休后健康不见好转，几近神智不清，友人形容，向来精明的罗家伦连盆栽与画作都无法分辨，几乎整天在病床上度过。

1969年12月25日，罗家伦因肺炎、血管硬化并发，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七十二岁。一生重要著作有《科学与玄学》、《新人生观》、《文化教育与青年》、《新民族观》等。

罗家伦葬于台北阳明山第一公墓十二区，墓道正面刻有蒋介石所题"学渊绩懋"挽词，家属与学生并将罗家伦于1934年亲笔所书的"玉门出塞"歌词刻在墓旁石碑上，以为纪念。

罗家伦生前与张群、王世杰等约定，愿将个人收藏的明末书画捐赠台北故宫，1976年3月，罗家伦遗孀张维桢在美国托国民政府驻纽约总领事夏功权，将八大山人《山水轴》、石涛《自写种松图小照卷》、《诗画舍装卷》、石溪《岩穴栖真轴面壁图轴》携回台，赠送故宫博物院。其中《诗画舍装卷》中的《海宴河清册》最珍贵，这是石涛为康熙南巡特别进御的珍品。

第29节：罗家伦：被政治消磨去了五四光芒(9)

1995年11月，为庆祝故宫博物院成立七十周年，罗家伦女儿罗久华、罗久芳又将罗家伦三十六件收藏，无偿捐赠台北故宫，其中部分是罗家伦远赴国外，费心收集因战乱流落在外的故宫人物画。这批历经战火辗转回到故宫的珍品，包括唐朝周房《调婴图》、宋代苏轼《雨竹》、元代赵孟俯《兰亭休憩图》、马远《松溪清眺》、明代四大才子之一文征明《云山烟雨图》、明末清初石涛《诗书画三绝》等。罗久华说，罗家伦担任数十年故宫常务理事，有深厚感情，加上古董脆弱，书画不易重裱，与其私人收藏，不如捐出让更多人欣赏。

1997元月，张维桢再捐赠台湾中央研究院共一百一十四件"道、咸年间外交史料"，都是罗家伦在欧洲游学时搜购，绝大部分是鸦片战争前后广东各衙署与西洋人交涉史料，可藉此了解十九世纪中叶，澳门因华洋杂处所衍生道德、司法、商务、关税等纠纷。

1997年，张维桢去世，这对五四夫妻在分隔二十八年后，终于再聚。

五四成名光芒 让政治消磨殆尽

据闻当年北大入学考试后，胡适批阅罗家伦的作文试卷，给了满分，招生委员会翻阅他的成绩单，却发现数学零分，其它科平平，主持会议的蔡元培爱才，还是同意破例录取。也有一说，钱钟书于1929年报考清大时，国文特优、英文满分，但数学也只考了十五分，阅卷老师报告后，担任清大校长的罗家伦也立即破格录取这位大才子。

罗家伦白话文章写得好，很少有人质疑。除为五四起草行动宣言外，在抗战时期为鼓励青年抗日意志所写的《新人生观》，直到今日还有相当影响力。

罗家伦早在学生时代即锋芒毕露，识才、爱才、惜才，得高位时不吝于拔擢人才；于五四同侪中，他的政治关系佳，但优游于政治，让他的光芒只见日趋黯淡。

不谈政治倾向，罗家伦不失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曾回忆，辛亥革命前，父亲同情革命党，袖中藏着邹容所着的《革命军》禁书回家给他阅读，建立他的爱国情操与坚持 。

对日本抗战后，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认为中国国难深重，中华民族已临到生死关头，国立大学当然要对民族和国家尽特殊使命，要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他提出"诚、朴、雄、伟"勉励中央大学学生，强调对学问要有诚意；学术气象求朴厚崇实；必须一改宋朝南渡以来的柔弱萎靡风气，求中华民族的大雄无畏；以及力求伟大崇高，从整个民族文化的命运着眼，放弃门户之见，不再故步自封。

即使日军连番轰炸，他始终坚持学生必须正常接受教育，心智不能动摇，曾在日军炸弹轰炸的学校遗址上继续办公，藉此要求学生要时刻把民族存亡的念头放在胸中，成为一种内心的推动力。

罗家伦虽居要职，办教育的成绩却比不上好友傅斯年的壮阔与辉煌。回顾早年在清华大学，罗家伦衔命将庚子赔款成立的清华基金改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为清华回归教育部管辖打下基础，却因作风专断，在二年后匆匆下台。

同样出身北大的知名学者毛子水回忆，罗家伦性格热情、奔放、积极，做事活跃，出掌清华大学期间，为争取最好的教授不遗余力，他挟丰厚资源以及万般争取的诚意，用水磨功夫不断死缠，把在南开大学任教的蒋廷黻挖角到清华，成为杏坛一项美谈。

在中央大学校长任内，因获得蒋介石经费支持与背书，的确让罗家伦风光一时。他延揽艺术领域师资着力颇深，包括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汪宋白、张书旗、黄君璧皆曾在中大执教；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宗白华等哲学大师，也曾被中大哲学系延揽。

到了重庆，中央大学足以与北大、清华等校合组的西南联大相抗衡，日后终于成为南方第一大学，并于49年后改名为南京大学，孕育出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台湾经济教父李国鼎、前台湾央行总裁谢森中、前台湾监察院长王作荣、台湾中时报系创办人余纪忠等海峡两岸杰出校友。

第30节：罗家伦：被政治消磨去了五四光芒(10)

罗家伦虽然称不上史学大家，但是他率风气之先，于1920年代中期在东南大学首开"中国近代史"课程，培养青年正确的国家与历史认知，知名史学家郭廷以便是罗家伦教的第一批学生。

罗家伦晚年为人圆滑，依旧不失提携后进的大老风范，他读过历史学者傅启学所着的《中国外交史》后，亲自聘他为国民党党史会副主任委员 ；他曾与蒋介石的另一名文胆陶希圣，安排年轻狂放却又光芒耀眼的李敖到台湾的国史馆从事研究；国史馆所编纂的孙中山文献遭年轻学者指称有疏漏，罗家伦没有学阀趾高气昂的态度，反而默默地三次修正遭指责之处，运用人际关系化解双方冲突与歧见。

但罗家伦热心宦途，终究让他与其它五四人物不同道。蒋介石多次邀请罗家伦的恩师胡适加入国民政府，甚至发动胡适得意门生傅斯年出面说服，但不仅傅斯年直言建议胡适应拒绝，胡适也以坚持作为在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由，婉拒蒋介石的提议，继续留在学术圈、教育界。

遥想1948年3月，在国民政府情势混乱之际，由王世杰作中间人，要胡适勉为其难，在国民政府第一届国民党大会召开后参选总统，蒋介石不断施压，甚至开出胡适出任总统，由他担任行政院长的条件。蒋介石在4月4日的国大会议中，虽然还是推举胡适担任总统候选人，却遭国民党一致反对，坚决要求蒋介石出马参选，先前的劝进等于戏弄了胡适。更难堪的是，在场数千名国民党国代中，仅吴敬恒与罗家伦，支持由胡适担任总统候选人。

作为五四狂飙年代的宠儿，罗家伦的生命曾经光芒万丈；却在步入青壮年之后，与政治、权位的关系越扯越深，终于走上不同路子。

与其它自由派学者不同，罗家伦专注于五四精神中的"现代化"诉求，相信透过党派、强人政治才能落实一切目标；因此先是承蒋介石之命经营党校、党政，晚年又和而同之地担任国民党的文坛样板，帮老蒋经营文人关系，出掌国民党党史研究。

官僚系统的长期磨损，让这位五四文胆没办法交出象样的学术研究成绩，失去应有的风采与胆识，罗家伦曾劝义愤填膺的傅斯年"别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还感叹傅斯年"好动气而不善养气"。但数十年过去，元气淋漓的傅斯年浩然之气犹存，罗家伦而今安在哉？

加上受到两岸对峙情势牵累，被对岸冠上"反动文人"的帽子，甚至一度连五四的历史贡献都遭人质疑，凡此种种，显示罗家伦以文人身分介入政治之失，以及越来越模糊的气度与背景，让这位曾引领风骚的五四健将，终于在权力的滋味与蛛网中渐渐凋零。虽然罗家伦生前曾说，"伟大的人，到死后才能被人认识" ，也说，"人须有独立人格，在某些方面我总是独来独往"；但从掷地有声到到晚年没声音的人，罗家伦离开舞台的背影，却是如此的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