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导言

- 变化中的工作者和工作场所

- 空间的专门化(1)

- 空间的专门化(2)

- 空间的专门化(3)

- 空间的专门化(4)

- 空间的专门化(5)

- 付酬劳动的社会化(1)

- 付酬劳动的社会化(2)

- 付酬劳动的社会化(3)

- 付酬劳动的社会化(4)

- 家庭与个人

- 私人生活的空间(1)

- 私人生活的空间(2)

- 私人生活的空间(3)

- 私人生活与家庭制度(1)

- 私人生活与家庭制度(2)

- 私人生活与家庭制度(3)

- 婚姻的变化(1)

- 婚姻的变化(2)

- 秘密的历史？

- 源泉

- 国家和法律（1）

- 国家和法律（2）

- 无法探取的秘密

- 记忆的作品

- 秘密之处：屈辱、羞耻、恐惧

- 身份之谜（1）

- 身份之谜（2）

- 家庭秘密

- 避孕的合法化

- 堕胎的合法化

- 与不育症的斗争

- 法律中的不明确之处

- 成长：亲子关系

- 离经叛道

- 同居

- 挑战婚姻

- 伴侣选择

- 婚姻中的爱情

- 离婚无愧？

- 男性的没落

导言

私人生活并不是与世俱来的，它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且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私人生活的界定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活动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总在变化之中。只有与公共生活相对比，私人生活才有意义；私人生活的历史首先是对“私人生活”这一概念进行定义的历史。在20世纪的法国，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区别是如何演变的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因为这种“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别在不同的社会阶层意义也有所不同。毫无疑问，对于“美丽年代”的中产阶级而言，“私人生活的围墙”隔开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在这个保护栏的一边，私人生活在不同程度上与家庭生活相重合。一些诸如家庭财产、健康、道德和宗教的问题都属于这种“私人领域”。如果父母非要通过公证人暗中调查孩子的婚姻对象的情况，这肯定是因为他们也在同样小心地掩盖自身的情况，比如孩子的叔叔行为无赖，或者姐姐患有肺结核，或者哥哥为人放荡，抑或是他们自己的收入情况。当饶勒斯因为他的女儿在家里接待教友而受到一个社会党议员的指责时，他反击道：“我亲爱的朋友，很显然您按照您本人的意愿改造了您的夫人，但是我不会这样做。”他的这些话明确地表明了他如何着意区分自己在公共领域和在私人生活中的不同角色。

从另一个方面看，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区别也通过一系列生活细节方面的规矩得到加强和深化。比如，斯塔芙男爵夫人提到过下面几条规矩：“一个人越少打探别人的私事，就越值得邻居尊敬……在火车车厢里或其他公共场合，有教养的人从不跟陌生人交谈……从不在别人面前谈论私人的事情，包括同行的亲友。”在上流社会的住宅中，专门用来接待客人的房间和家中的其他部分有显著的区别。公共房间用来展示和陈列所有“体面”的东西；所有不应在别人窥探的眼光中出现的东西都被“驱逐”了。家庭本身绝不在会客室中出现。斯塔芙男爵夫人告诉我们，在接待客人的时候，孩子们不许进入会客室，而且家人的照片也不应在会客室里出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共房间对所有的人都敞开。在上流社会，每一位女士都有她自己的“会客日”（而在1907年的讷韦尔，每位女士至少有178天的“会客日”），不过，在拜访一位尊贵的女士之前，你必须先托人介绍。这样，住宅中的公共房间就成为公共领域和严格的私人领域之间的过渡地带。

不过，19世纪末中产阶级所保持的这种清晰的“公”、“私”界限在其他社会阶层并没有这么明显。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的生活条件不允许他们在陌生人面前掩藏仅仅因其被掩藏而成为“私人的”那部分生活。举个例子吧，让我们跟让?保罗?萨特一起走过那不勒斯的街道，“每栋楼房的底层都有无数个小房间，房门正对着街道；每个房间里都住着一户人家……在这些房间里，人们不仅睡觉、吃饭，而且还工作。但是……人们都喜欢到街上来。他们到外面来是为了省钱，因为在外面他们不用点灯；或者是为了呼吸点新鲜空气；另外，我猜想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寻求归属感，是出于一种与别人交往的渴望。他们把桌子和椅子拉到街上来，或者把桌椅放在门槛上，一半在外面，一半在屋里，他们就在这种中间环境中进行生活中的主要活动。既然无所谓外面还是里面，既然街道只是他们生活空间的一个延伸，于是他们就让街道中弥漫着自己私人的气味，塞满了自己私人的物品，也充满了自己私人的历史……外面和里面有机地连接在一起……昨天我看见一对夫妇在门外吃饭；而门内，他们的婴儿在父母床边的摇篮里睡觉，在另外一张桌子旁边，还有个稍大一点的女儿在点着煤油灯做功课……如果一个妇女病了，整天躺在床上，这会是公开的情况，每个人都可以进来看望她。”

很显然，“私人生活”对于那不勒斯的穷人们的意义，跟对于“美丽时代”法国中产阶级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不过这种比较很可能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所比较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可以说，家庭生活和外界生活的互相渗透很可能是地中海文化的一个特色，这种渗透在法国南部的城镇里也广泛存在着。然而，我们也不应忽略另外一个事实，即：在鲁贝或者里昂的克鲁瓦－鲁塞区，或者在法国北部矿区的城镇上，工人们同样无法避免邻里们窥探自己的私人生活，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贝里或洛林的乡村居民没什么不同。事实上，私人生活中的一切活动都发生在公众的眼皮底下。在某种意义上，拥有私人生活的可能性本身就是一种阶级特权，只有那些通常依靠私人收入生活得比较奢侈的人们才能拥有这种特权。那些依靠工薪生活的人们则都会不可避免地经历一定程度上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交织。从这方面来考虑，20世纪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一个阶段：在此期间，最?仅存于中产阶级当中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划分，慢慢扩展到了大众的各个阶层。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私人生活的历史也是一种民主化的历史。

我们不应当把这种民主化看作一个自动的或者简单的过程。20世纪末工人和农民们所得到的私人生活与1900年中产阶级所享受的私人生活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同时，在这种缓慢发展而成的私人生活领域之外形成的、我简称为“公共领域”的那个领域，也与一个世纪前有着不同的标准。越来越深刻的“公共”和“私人”的区分，不仅改变了私人生活，而且改变了公共生活。两者都有了新的表现方式，遵循着新的规范。同时，随着新的界限的转移和巩固，生活的实质内容也发生了变化。

显然，私人生活的历史，隐私的需求和形成的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再加上还需要考虑社会文化的差别，就使得这一课题更加错综复杂。妄称本书充分展现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无疑是极为荒唐的。我们的愿望只是：识别主要的发展方向，提出重要的问题，确定关键的划分。若能实现这个愿望，吾心足矣。

变化中的工作者和工作场所

20世纪所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之一是与工作有关的变化。概括地说，即生产从私人领域转移到了公共领域。这种变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空间上的独立化和专门化：工作场所不再混同于居住空间。与空间的独立化同时发生的还有社会规范方面的分化：家庭规范不再像以前家庭作坊时代那样与工作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工作规范也不再由私人订立，而是变成了集体合约。

空间的专门化(1)

在20世纪初期，一个人是在家里工作还是在别处工作，其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对于一个年轻女孩来说，最理想的就是待在家里，不用工作。如果不得不工作的话，也最好能在家里做——比如做做缝纫。只有社会底层的女孩子才会迫不得已到外面去工作。 1900年，法国工人当中有一半以上，或者多达三分之二的人在家里工作。而今天则与当时形成鲜明对比：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外面工作。这是一种惊人的变化。

在家里工作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为自己，另一种是为别人。在这两种情况之间当然还存在着一些折中的情况，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这样一个突出的事实：随着20世纪的向前发展，这两种基于家庭的工作形式都在日渐衰落。

在家工作的工人（也称家庭雇工）数量很难确定。在20世纪之初，有几百万人在家里工作。这一时期的人口普查数字中，记录了一种“游离”工人，这类人在1906年大概有150.2万人左右。在这些人中，有些人无疑是日工，即按日计酬的临时工，他们实际上外出为不同的雇主工作；但大部分人，无论男女，都在自己家里工作，而且主要都根据商人的订单从事纺织品、衣服、鞋子、手套等的生产加工，也有一部分做眼镜、首饰之类的产品。有时候商人会给工人运来原料或半成品；有时候也由工人自己在去交活儿的时候提取下一批原料。付酬方式是计件支付。

不同的家庭作业之间，条件也大不相同。大部分家庭雇工所得的报酬都极为微薄，比那些工厂工人要低得多。为了维持可怜的生计，他们不得不起早贪黑地干活，梅梅?桑泰尔和她的家庭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桑泰尔一家都做纺织这一行，这个行业的生产体制是这样的：家庭雇工从包工商那里拿来原材料进行加工。这种体制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被大工厂所代替。家庭成员们只在冬天的六个月里做纺织工人；到了春天他们就在下塞纳河省的农场里做季节工；在秋天他们回到家里，用挣来的钱还掉去年冬天欠下的债务。就连做仆人都比在家当织布匠挣得多。不错，桑泰尔一家有自己的织机，并且纺织技术出众，但这都无济于事。虽然他们给自己设定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已经差得无以复加，但仍然没法靠织布挣来的钱来养活自己。早上4点钟，全家人就得起床，父亲和孩子们到地下室去织布，母亲则去准备机架，就这样一刻不停地一直干到晚上10点。每天他们都要在阴暗潮湿、不点蜡烛就没法干活的地下室里工作15个小时左右。只有一日三餐时他们才能歇一歇：在早晨他们会就着面包吃一碗菊苣；中午和晚上会喝点汤。到星期天，这些狂热的天主教徒们会去做弥撒，回来后还接着干活。就连凯瑟琳?桑泰尔举行婚礼的那天——一个晚宴有羊排吃的喜庆日子——这家人还在干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有多么贫困。

与纺织工人的困苦生活相比，其他家庭雇工的境遇要稍微好一些。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米洛的手套工人可以算得上是工人中的贵族了。因为在那时，米洛出产的手套是一种奢侈品，格勒诺布尔的手套工厂里大批量生产的手套跟这种手工制作的手套根本无法相比。然而，一般来说，家庭雇工们工作非常辛苦，但是生活条件却非常恶劣。这也是他们逐渐消失的一个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家庭雇工私人生活的问题也大量涌现。凯瑟琳?桑泰尔在哪儿才能享受所谓的“隐私”呢？在她家旁边的山坡上跟她的恋人——她未来的丈夫短暂相会？在她筋疲力尽地入睡的床上？在她的织机旁？在这里工作全面渗入到私人领域，更精确地说，是生活和工作之间根本没有分界线。不过，在桑泰尔家里，工作和生活的空间还是分开的：工作仅限于地下室，而日常琐事都在地上进行。这家人并不在他们吃饭、睡觉的地方工作。实际上，他们的这种空间分离并不具代表性。通常情况下，工作和家庭生活都在同一个空间里进行。在《母亲》中，莱昂?弗拉皮耶对学院派的清规戒律——“所有的东西都各归其位，井井有条”——进行了讽刺。根据他的描述，一个生活在巴黎第二十区的缝纫女工必须首先清理好餐桌，才能腾出地方让自己工作，和让孩子做功课。 空间对典型的19世纪——或者我们本书中所讨论的20世纪——工人的住所实在是太珍贵、太奢侈了，要想为工作单独留一张桌子或留一个地方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果在家里工作，工人的家就会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对陌生人开放。缝纫女工要在家里接待客户；纺织工人或手套制作工要对商人及其代理人敞开大门。这种工作和生活并存的家庭空间有时还会变成劳工纠纷的场所。让?盖埃诺就曾这样回忆他小时候遇到的一个戏剧性场面：在富热尔，他的父母用买来的成打鞋楦头在家里做鞋，在20世纪初的一次鞋业罢工中，让的父亲用完了所有的积蓄，再也挺不下去了，就出去找鞋楦头，罢工的工人们知道这事以后，就冲进盖埃诺家，指责他父亲破坏了罢工。 因此，即便最公众性的冲突有时也会在私人场合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家工作的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

虽然经济原因起着不容置疑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家庭作业并不单单是由于经济原因才消失的。工人们向往更高、更稳定的工酬和更短的工作时间。在工厂工作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时候下班，不用给老板打工的时间就完全是自己的，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这部分时间也稳步增加。下班后，不在家工作的工人们可以真正地“在家”休息。从这个方面看，家庭作业的日渐衰落反映了人们对私人生活权力日渐强烈的愿望和孜孜不倦的追求。

然而，家庭作业并没有完全消失——远远没有。1936年的人口普查发现，有35.1万名工人仍然在家里工作。这个群体持续存在的原因很多。在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中，立法往往限制外籍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对移民们来说，在家里做一些计件的零工比找一份稳定的工厂工作要容易。而事实上，这不仅有利于一心想要降低成本的制造商，也很符合从波兰和东欧来的大量移民的习惯和传统。结果，巴黎地区的皮革业中，家庭雇工的数量增加了。马努齐安派在被出卖给盖世太保之前，是在抵抗运动中地位很重要的一个组织，它主要从这种个体的工人中发展力量，其中许多都是犹太人。

空间的专门化(2)

如今，家庭作业的重要性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它与当前的观念格格不入：现在的人们认为家是防护隐私的堡垒，业余时间属于工人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想看，现在我们连在家里为自己工作都不愿意了，谁还愿意在家里为别人工作呢？

家庭劳工中的大部分都是个体经营者，小部分才受雇于人。个体经营者的数量也在慢慢地减少，但是这种减少比受雇于人在家中干活的工人数量的减少开始得晚。在20世纪初，个体经营者仍然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58％的农民属于个体经营者，另外还有大量的手工业者、商人以及专业人员。相比之下，到了1954年，只有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口属于个体经营者，而到1982年，则只有16.7%。个体经营进入了一个急剧下滑的时期。

以上这些数字反映了一个极端重要的社会变革的动荡景象，这种变革赋予“家庭”以全新的内涵。在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中间，“家庭”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是一个经济细胞。整个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参与经营家庭的农场或者生意。根据不同的年龄、体力和技能，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不同作用。在农场里，小孩和老年人照看牛群，14岁的男孩子就能像农场帮工一样干活儿，妻子则掌管谷仓、菜园和鸡舍。到了割草或者收割庄稼的季节，每个人都要参加劳动，特别是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候。在小规模经营中，妻子通常管理账目，孩子们不上学的时候就去店里帮帮忙，或者出去跑跑腿。

当整个家庭都参与挣钱养家的时候，私人生活与工作之间就不会有明确的分界线。这种交融在钱的方面可能是最明显的：家里只有一个钱箱，到了周末，小店主的儿子如果需要钱出去玩，就会从里面拿钱。两种花销是混在一起的：农夫的妻子花在买咖啡、巧克力或围巾上的钱也是需要用来付房租或买牲口的钱。于是，限制个人花费成为保持收支平衡并积累资金的主要手段，也往往是唯一的手段。生意的成功建立在降低家庭花销的基础之上。

相应地，生意也是私人的。如果自家生意做得好，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可。这一家人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和牲畜的数量或是他们雇佣的工人的多少，抑或是他们商店的店面是否最近翻修过。这种私人的成功是经济上的成功，因此也具有公共性。此外，生产资料（财产、土地、家畜等等）也是财富，可以通过遗产继承传给下一代，分割给不同的继承人（有时全然不顾经济合理性）。当家庭经营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需要雇人做帮手的时候，私人所有和公共经济功能之间的矛盾开始变得明显。雇工可能会因为纯粹的私人情况，比如经营者的死亡，而失去工作。

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经济单元，这种家庭在教育孩子和赡养老人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农场或商店里，年轻人从亲戚朋友那里学得技能，学手艺是一种私人家庭功能。与此同时，无力照顾自己的年老的父母则由自己的子女提供住房和膳食。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就是由于社会的大肆宣传而为人们所熟知的“家长制”家庭。 在法国，除西南部之外，其他大部分地方的农民家庭都是仅由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祖父母都生活在附近稍小一些的独立房屋里，而且尽可能自己照顾自己这个独立的家庭。到他们没法再照顾自己的时候，尤其是当祖母比祖父先去世时，孩子们才会把他们接过来一起住。

工薪劳动的兴起剥夺了家庭的经济功能。与此同时，伴随家庭内部就业衰落而来的是教育和老年赡养的社会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学校学习手艺，而在赡养老人方面，由国家财政支持的社会保障系统也替代了家庭的作用。

个体经营和家庭作业的日渐衰落，经济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原因之一是，小型农场和小本生意不能以很有竞争力的价格生产和销售大众消费品。在法国，保护主义和缓慢的经济发展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减缓着家庭经营的衰落，然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现代化经济的努力则加速了这种衰落。农民和小商人不时会为争取生存的机会而斗争，要求继续得到优惠政策，比如固定价格和免税等。以皮埃尔?布热德为领导的FNSEA（农业生产者工会全国联盟，为一农民组织）（1953~1956），以及热拉尔?尼库领导下的CIDUNATI（全国自由职业者及手工艺人联合会－信息及保护委员会， 为一由小生意人和个体经营者组成的协会）都曾组织过很有影响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反对政府的现代化政策。但是，要想用零星的社会运动或是法律手段（比如1973年限制折扣零售店发展的法案）来对抗无情的市场规律，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除去经济因素，社会变化也很重要。家庭经营的衰落和如今雇员们能够享受的广泛的社会福利并非没有联系。在农业方面，这种变化的作用可以以下事实来衡量：如今，与父亲一起在家庭农场工作的儿子常?被官方称作“农业工人”。而在零售商业和手工业行业里，独立经营的比例则急剧下降。1954年，小生意人占劳动力总数的12％， 1962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10％，到1968年，又降到了9.6％，而到1982年，则进一步降到了7.8％。在此发生着两种不同的现象：一方面，小规模经营和手工艺人数量在缓慢下降，另一方面，小型商店的法律地位有所变化。许多小生意人把自己私人所有的经营方式转变成了有限合作或有限公司的方式，而他们自己则顺势成为领取薪金的经理人。从此，在人口普查的时候，他们被算作经营管理人员，而不再是业主。

从所有人到经理的转变绝不仅仅是词汇的变化。通常这反映了家庭与商行的分离，即商业经营和私人生活成为生活中完全不同的两个部分，两者差异明显、各自独立。这种变化的影响非常深远：不仅在财政领域中，家庭私有财产与商行资产之间的界限变得非常分明，而且在更普遍的时间和空间方面，也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分化。

以前，在家庭经营和农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活动是结合在一起的。商人可能与妻子儿女一起生活在商店的里屋，就像今天法国小乡村的面包店老板那样。富裕一些的商人则可能会住在商店楼上的套房里。于是，里屋就不仅只是居住空间，而且还是储藏区。橱柜里面不仅放着家庭日常所用的食品杂货和厨具，还有店里的商品。家里人吃饭用的餐厅同时也是店主算账、孩子们做功课的地方，有时还会是大家睡觉的地方。

空间的专门化(3)

空间的混用也导致了时间上的混杂。如果顾客发现商店的门关着，就会不假思索地绕到后面去敲里屋的窗户。虽然店主一家正在吃饭，但也肯定会赶快出来招呼顾客。有一天，商店关门以后，又有顾客来找，这时家庭主妇终于对此忍无可忍，冲口而出道：“我们永远都不会有清静的时候，永远不会！”直到这时，情况才开始变化。在这一刻，人们意识到，生活在工作场所就等于为工作所困。于是人们开始要求隐私，而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不受顾客侵犯，就有必要找个远离工作场所的地方居住。从此，在法国各地，床、衣橱和炉灶开始从商店的里屋消失。商人们要么在二层以上租房住，要么在城郊自己建房住。此后他们会有两个地址，不久后他们又会有两个电话号码，但其中只有一个号码会出现在电话号码簿里。隐姓埋名——这是人们为了得到安宁和隐私所付出的代价。

当然，这种变革既不普遍，也不彻底。它对城市中心的生意人的影响比较大，对街道小店主的影响则比较小；对服装店、鞋店和五金商店的影响比较大，对小面包店和食品店的影响则比较小。在很多乡村，旧的生活方式还在延续，但顾客们已经注意到，除正常工作时间以外，最好不要打扰店主。与零售商相比，靠作坊挣钱的手工艺人因为有时需要在晚上或周末工作，所以更不愿住在离商店比较远的地方。如果他们的确住在另一处，一般也会离商店比较近。

尽管如此，拥有独立居住空间的潮流还是势不可挡，这一点只消看一眼各个行业就能知道。医生、律师和典型的法国专业人士——公证人和执法官，历来都严守自己的地位和独立性，但即使在这些行业里，变革也是非常明显的。为了减少交税，医生开始任命自己的妻子为“接待员”。妇女们继续像以前一样接电话、开门，但现在她们的丈夫开始付她们工资（至少在账面上），她们也开始在社会保障机构登记。近年来，专业人士们已开始以团体的身份统一活动。就这件事本身来讲，可能并不要求职业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关系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实际上，许多医生和律师们不再住在自己的事务所旁边了。不可能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外找到他们，也不可能在夜里叫家庭医生。医生不在办公室，他已经在病人面前藏起了自己的隐私生活。

总而言之，私人生活与工作分得越来越清楚。这种新风气的威力十分强大，就连在客户不会真正威胁个人隐私的工作环境中，也开始发挥作用。比如，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住在离农场屋舍本身较远的地方。实际上这种演变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许多农民在普通房屋和谷仓畜舍之间垒一堵墙。不过，在当时诺曼底和博斯的农场里，这最多意味着家庭日常起居的房间建在院子的一边，谷仓、马厩和其他附属的外围建筑建在院子的另一边。照料鸡和家畜的需要意味着农民、动物和饲料之间必须离得比较近。如今，这些要求都不再是必须的了。在比较富裕的地区，许多农民已经抛弃了饲养牲畜的传统，因此可以不再考虑动物的需要，而能在离谷仓和马厩很远的地方建造自己颇为现代化的房屋。埃弗拉伊姆?格雷纳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博斯建造了他所谓的“退休居”，只不过他早在1965年就搬进去住了，而那时他还远远不到退休年龄。

在农庄上，把生活住房建在较远的地方并不是为了保护家庭隐私，因为在老式房屋里，家庭隐私并不怎么受到侵犯，它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把工作和私人生活坚决分开。如今，私人生活的结构是通过与工作的对比来界定的。这两个世界在20世纪初还交织在一起，而现在，它们之间的界限已非常清晰。

与私人生活的演变同时发生的，还有工作场所的重组，其结果是工作场所取消了所有非生产性的功能。在20世纪初期，工厂的设计还相当随意。工作区是在现有空间的基础上改造而成，而不是根据生产流程的需要设计而成的。工厂是由分散在各处的车间组成的大杂烩。位于巴黎郊区比朗古的雷诺汽车工厂是当时最著名的工厂之一，它就是一个由许多车间组成的大迷宫，这些车间散布在大约40个互不相通的各式厂房里。其中有些厂房由以前的生活住宅改造而成，因此里面的房间很大，但是楼梯曲折狭窄。在这些厂房里面搬运材料需要许多人手，而对这种不求力大但求人多的工作岗位，童工是最合适的。零件和设备在生产区域中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流转。工厂到底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并不总是很清楚。从一个车间到另一个车间有时会需要穿过一条街道，或一个属于其他建筑的院子。同时，也很难判断什么时候工人会在自己的岗位上，因为有太多的原因让他们在厂区到处跑。由于可用空间的以上特点，内部管理受到很大限制。

还有些工厂比雷诺汽车工厂的组织更加混乱。以隆维钢铁厂为例，根据19世纪80年代所立的财产契约中的描述，在鼓风炉和厂房的旁边，有经理的住宅，工人的宿舍，1个马厩，1个带有干草仓的储藏室，12个士兵营房，1个面包房，还有1个食堂。这个钢铁厂买下了附近的大片土地。包括铁路（轨距大小不一）在内的工厂出入通道全都被周围的私人地产所包围。当时工厂周围还没有围墙，在寒冷的冬夜，流浪汉们就睡在温暖的矿渣场上。1897年，讷夫迈松工厂的管理人员曾经要求警察来保护工厂的通道和铁路。

直到很晚的时候，工厂才开始建造围墙，而且常常在大规模罢工之后。围墙标志着工厂的界线，这种界线只有在挑战之后才变得必要。在勒克勒佐，工厂的围墙都是在1899年罢工之后新建或重建的。在洛林，1905年蓬塔穆松的劳工风波之后，工厂才“修建围墙作为保护”。到1909年，所有的大工厂都已针对罢工采取了现代的保护手段。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工人才可以进出大门。乔治?拉米朗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描写过妇女们带着孩子给工厂里的丈夫送饭的情景。

空间的专门化(4)

工厂发展方式的随意性是工厂空间杂乱无章的一部分原因，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人们的身份首先是由工作决定的，至于工人在工作以外还有个人生活并且由此获取一部分身份，这是现代的观念。在20世纪初，只有资产阶级，即那些拥有财产或依靠私人收入生活的人，才有资格充分享受私人生活。而工人阶级的身份首先是由工作决定的，他们的私人生活同样受到工作的限制。有些工人甚至没有自己的家，他们在自己工作的地方生活、吃饭、睡觉。在里昂地区，有些纺织厂的工人是清一色的年轻农村姑娘，她们住在由修女看管的宿舍里。像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纺织厂区一样，这些“修道院工厂”的全部生活都围绕工作这个中心进行。

19世纪，大部分医院里的工作人员都是住院护士和住院医生，许多人的工作以前都是由修女做的。他们生活非常艰苦，几乎像在修道院里一样。他们不经批准不能外出，但批准都像恩赐一样难得。可是，许多医院员工都已经结婚，想过家庭生活。这种约束在他们看来非常不合理，尤其是医院只能给他们提供卫生条件极差的宿舍——这些宿舍被布诺维尔博士称为肺结核的滋生地。尽管如此， 20世纪初公共援助部的部长古斯塔夫?梅叙勒尔还是不允许医院工作人员住在医院之外。

住在别处的权力，也就是拥有私人生活的权力，首先被授予高层男性员工，然后被授予其他男性员工，接下去是已婚的护士长，最后才是其他已婚护士。未婚员工无此权力，因为人们认为医院可以满足他们的所有需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还要求未婚员工住在医院里面。医院宿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有点像寄宿学校。成员们聚集在盥洗室和厨房里。除了偶尔去一下医院外面，或者独自待在卧室以外，她们还是没有自己的私人生活。

在20世纪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重建时期，工业建筑的设计越来越理性。对此，泰勒主义理论和科学管理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规模生产要求连续加工，而且通常要在广阔的单层厂房里。新的生产方式在1917年韦尼雪的贝利耶工厂的设计上已经有所反映，在1930年塞金岛上的雷诺工厂和1933年盖德亚维尔（quai de Javel）的雪铁龙工厂的设计上，新的生产方式体现得更加清晰。现在，生产过程再也不用被迫迁就先前建筑的限制，相反，厂房都要根据生产过程的要求专门设计。工作空间变得越来越专门化。工厂不再只是一个“碰巧”生产产品的地方，而是一个为生产某种特定产品而专门设计的地方。工业建筑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而且创造了全新的模式，尤其在屋顶的设计方面。

在工厂里，机器严格按顺序布置，每个工人都有特定的位置。工厂里的储藏区和材料运输通道与生产区明确分开。对工厂空间和工作时间的管理也加强了。工厂开始使用时钟；根据工业操作效率的研究分析来安排工作；根据产量和生产效率来发放薪水。工厂还规定某些区域“不经允许，严禁入内”。到后来，这种对工作场所的改造开始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比如弗兰的雷诺工厂，工人罢工时候的表现是“站在通道里”，而管理人员则在一旁观看。

与此同时，工业区还开始与城市的其他部分分离。工厂的出入通道都有围墙和大门相隔。工厂开始设置门卫；罢工时，纠察队员会在大门前走来走去。另外，还分别为人员、运输和接待设了专用门。这种专门化在老式工厂是不可能做到的。新建的工厂不再像过去那样由许多互不相连的建筑组成，而是一个整体。小车间拼凑而成的工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结构紧凑的现代化厂房。

大约20世纪中期，工业发展的规模也发生了变化。现代城市规划要求工厂只能建在工业区内，但是，在老城里，住房和工厂并存；住宅楼、仓库和商店共有一个庭院；孩子的喧闹声和工厂机器的轰鸣声、拉锯声以及锤子的敲打声交织在一起。以《雅典宪章》（1930年）为代表的现代城市设计强烈反对这种混乱。然而，只要经济大萧条还在阻止城市发展，这种反对就只能停留在理论上。不过，在欧洲城市被战争整片摧毁之后，理论才被付诸行动，并在随后快速的城市发展中继续得到贯彻。“分区”政策的执行，使得工业区和居民区严格分离。

早期的工业区规模相当小，面积不过几英亩。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区也逐渐扩张，现在占地几百英亩的工业区或商业区已经很普遍了。城市规划者不允许在居民区内建任何工业建筑，只允许开些小商店。可以说，现代规划将资产阶级的古老偏好——居所要远离工业的噪音和肮脏——奉为原则，而且把这种原则强加于整个社会。在传统的资产阶级居住区旁边，工人阶级居住区纷纷涌现。而在老城区，工厂纷纷关闭，厂房改建为住宅。城市结构日渐统一。在巴黎的14区和15区，里昂的布洛托地区和?鲁瓦－鲁塞地区，以及其他城市，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变化。

如今，私人生活和工作之间的差异已经深深嵌入现代城市的结构和日程。人们再也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既工作又生活。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住宅和厂房，也适用于整个居民区。每天，在家和工作单位之间都有巨大的人流利用汽车和公共交通穿梭往来。

不过，这种工作和生活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学校、邮局、医院和零售商店也是有许多雇员的工作场所，但它们并不座落在工业区中。分区制带来的变化非常巨大，以至于“非生产”活动在工业区又重现了。越来越多的人们（在1983年占全国工人总数的20％）在工作场所吃午餐。许多工厂都有咖啡厅和餐馆。职工团体发起各种娱乐活动。反之，有些类型的工作却从未离开过私人家庭。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打两份工，其中一份需要在家工作。

空间的专门化(5)

多少代以来，妇女们的理想都是待在家里，照顾家庭。对女人而言，外出工作意味着极度贫困和落魄。而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做家务是与社会脱节的，是从属于男性的，而外出工作才切实标志着妇女的解放。这也是20世纪的主要社会变化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中产阶级认为女性外出工作的原因是追求男女平等和女性独立，而工人阶级则一般用经济原因来解释。

这种不可否认的变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这种变化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生而不在其他时间（更早或者更晚）发生？所谓女性参加工作的原因在一百年以前就已确实存在，这与二三十年以前没什么不同。为什么女性偏偏要等到20世纪中期才开始工作呢？为什么这种变化首先影响的是中产阶级妇女，然后才逐渐波及到其他社会阶层？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考虑到这样一个现实：许多人的家庭和工作场所是相同的。只要家务劳动和生产劳动同样在家里发生，劳动的性别分工就不存在不平等问题或从属问题。当然，有的习俗的确表明女性地位低于男性，比如在有的农村家庭，妻子要伺候丈夫吃饭，在丈夫吃饭的时候要一直站着。可是家务劳动并没有因此受到轻视，男人和妇女都亲眼目睹彼此的劳累。农村和工人阶级妇女甚至还要分担沉重的生产劳动，省一分钱就等于挣一分钱，在家庭开支方面省下的钱可以投资在家里的生意上。男人也要分担一部分家务，比如砍柴、做家用器具、自己做家具等等，这样可以不用花钱到市场上去买。

婚姻平等的结束是在家庭和工作场所明确分离之后。从此，妇女就变成了婢仆。男人之所以能坐在扶手椅里看报纸，而听任妻子在家里忙活，是因为丈夫“下班回家”了，即他是“在外面工作的”人。同时，家庭经济也“金钱化”了：节省花费变得不如挣钱重要。雇佣工作——男人的工作——有了新的尊贵地位，而待在家里的妇女则成了丈夫的家仆。此时，关键的不再是她在家工作，而是她在家工作是为了帮助他人。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分离给劳动的性别分工带来了新的意义，它把以前资产阶级家庭里的“主仆关系”特征带入了婚姻生活。这让人无法忍受，尤其当“在他人的私人空间工作”在社会上已经过时的时候。由于付酬劳动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在20世纪，工作已经变成了一种妇女解放的标志。

付酬劳动的社会化(1)

20世纪初期，在家劳动与为别人劳动是对立的。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雇佣劳动总是意味着为别人工作。工作不在公共场所进行，不遵守集体规则，而是在他人的私人领域进行。

在这种意义上，家庭服务是雇佣劳动的缩影。1892年，农村约有180万名家仆；1906年，资产阶级家庭里约有96万名仆人。不管在农村还是在资产阶级家庭，仆人去主人家生活的时候，都放弃了任何形式的私人生活。他们与按日计酬的临时工和清洁女工不同，他们在主人的房檐下生活，与主人吃一样的饭，有的在厨房吃，有的在农村家庭，就与主人同桌吃。他们没有隐私。在农村，仆人一般睡在马厩，私人物品放在布袋或帆布背包里。在城里，女仆一般睡在厨房附近的小屋里，也有人睡在阁楼上，那里一般会放些卫生用品和杂物。《主妇手册》建议女主人定期检查女仆的房间。总之，除了睡觉以外，女仆几乎没有时间在自己房间里做任何事情。

仆人之间的关系永远处在主人的监视之下。假期很少，也很短，私人信件常被拆阅。如果一个女仆带孩子去公园散步的时候碰见一个军人，她绝不敢邀他到通往厨房的仆役出入口来找她，因为她很可能因此丢掉工作。

没有什么比仆人的结婚率极低这个事实更能说明他们维护私生活有多么艰难了。在农村，几乎所有的仆人都是单身，就连那些结了婚的仆人也跟单身差不多，因为他们不能跟配偶生活在一起。在富裕的资产阶级和贵族家庭，司机可以跟女仆结婚，两人都可以继续工作。不过，他们如果想保住工作，就最好别要孩子，除非他们主人的房子里有一间门房空着，或者在乡间的房产里有一个猎场看守人的房子。家仆一般都不能有孩子，他们的私人生活都是秘密的，或者说是微不足道的。

不过在另一方面，他们的确也分享主人的私人生活。仆人整天和主人在一起，照顾主人日常生活中最私人的各个方面（醒来，入睡，洗漱，吃饭），熟知主人不受公共规范和社会习俗管制的那部分生活，并且经常负责看管孩子。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清楚主人的疾病、怪癖、争吵和诡计。有些主人甚至对仆从倾吐心事，因为他们有义务守口如瓶，这使主人觉得放心。

与其说这种主仆关系是雇主和雇员的契约关系，还不如说它更接近亲属关系。仆人实际上是亲属，而穷亲戚——比如年老未婚的阿姨——实际上是仆人。诚然，主仆关系是有等级区分的：一个高高在上，一个地位卑微，但家庭关系也是有等级区分的，不尊重父母权威的孩子会很快被制服。仆人对主人和主人的孩子忠心耿耿，在本人无法拥有子女的时候更加如此。相应地，主人对仆人一般也仁爱亲厚，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在他们生病时加以照顾。因为仆人地位卑微，所以主人称仆人时用“你”（就像在军队里军官称普通士兵为“你”一样）；谈论时提到仆人都用第三人称，直呼其名——雅克先生，路易丝小姐——这是对孩子都可以用的称谓；根本不必点明仆人的家庭姓氏，因为重要的不是仆人的家庭，而是主人的家庭。这种主仆之间的亲密关系偶尔会发展得更远。我们无法统计有伤风化的风流韵事到底有多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事情肯定不是剧作家生造的，他们只不过把现实搬上舞台进行讽刺而已。

在农村，仆人的境遇与此大体相似。他们也终日与主人生活在一起，熟知主人的家庭及其所有秘密。有时农场主的妻子也会与雇工发生一些风流韵事。区别在于其他方面。资产阶级家庭的大部分仆人都是女性，干的都是家务活；而农村的大部分仆人都是男性，干的都是农庄上的农活。与负责客厅和卧室的女仆相比，农场工人对雇主私人生活的参与不那么直接，雇佣期限也相对短一些。根据皮埃尔－雅克兹?埃利亚斯对20世纪20年代布列塔尼地区情况的描述，农场工人的佣期通常为一年，佣期结束的标志可能是为期一周的假期。 与此相比，家庭女仆的工资虽然按年计算，但佣期却是无限期的。另外，除了最大的农场以外，农场主一般只在某一段时期雇用佣工，即自己的儿子还小，还不能像成人一样干活的时候。等儿子长到十六七岁，农场就不再需要佣工了。但在资产阶级家庭里，没有仆人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孩子比较小，还会需要不只一个仆人（孩子需要乳母、保姆，或者家庭教师），这时为了保证家庭日常生活的正常进行，就要求有人做家务，比如做饭、洗碗等等。如果连一个随叫随到的女仆都没有，这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不管是在农场还是在资产阶级家庭里，主仆之间的关系都是直接的、个人的，仆人向主人直接汇报。仆人的任务并不只是完成工作，主人的责任也不只是付给仆人工资。主人的期望是，仆人不但要工作——尽管从来没有人准确地定义过工作的内容——而且要在各方面给自己提供帮助，还要善人意、态度恭敬、举止得体。脾气乖戾、怨气冲天的仆人会很快被解雇。相应地，仆人自然也希望主人在付给自己工资之外，还表现出一定的宽厚仁慈。朱尔?帕约在他的《道德指南》中敦促将来的女仆不要再忍受侮辱，也不要再留恋那些毫无教益的家庭。 女主人应该教育女仆，教她们如何理家。主仆关系并不是一纸冷冰冰的劳务合同，双方都得觉得对方合适才行。在一个连婚姻也要合乎社会规范的时代，主仆关系与家庭关系非常相似，它属于私人生活范畴。

付酬劳动的社会化(2)

在20世纪初的法国，家仆和其他工人之间并没有法定的不同。许多工人的住房都由雇主提供。让我们跟着人口普查人员走访一下1911年的外省小镇。我们可以看到：屠户的学徒睡在雇主的家里，而面包房的工人则睡在烤炉的旁边。在一个巧克力店主的家里，住着十来个工人，其中大部分是男性，自然他们都是做巧克力的，但其中一个同时也是司机。一个裁缝的家里，住着她的妹妹以及她雇佣的缝纫女工，这个女工很可能也服侍她们姐妹二人并兼做卫生工作。 由此看来，要想把仆人和住在雇主家里的工人清楚明确地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

同样，区分住在雇主家里的工人和不住在雇主家里的工人，也非常困难。有些工厂为至少一部分员工提供住房，但这种现象比较少见。更值得重视的是，雇主和雇工的关系在很多方面类似于主仆关系。当然，工厂的规模大小对工人的观念有很大的影响。在小工厂里，工厂主与工人常常见面，工厂主就以名字来称呼工人，就像他们是仆人一样，比如，弗朗西斯先生。工人也觉得他可以和老板面对面地对话。在大一些的工厂里（在法国这样的工厂比较少，因为法国是一个小厂云集的国家），工人和老板的关系没有这么密切，工人不觉得他们需要向某个具体的个人汇报。但是，不管工厂规模多大，工厂主都把工厂当作自己的家来对待：工厂是私人财产，不是公共场所。有很长一段时间，工厂主拒绝让任何劳工监察人员进入厂区，认为任何此类行为都是对自己隐私的侵犯。另外，人们还常常用“某某屋（house）”来指代工厂，这种特殊的称呼方式具有深刻的含义。

以上所谈到的这种雇主自然会有家长作风。不要以为家长作风是一种刻意的做作。无可否认，家长作风是为雇主的利益服务的，但雇主并不应该因此受到指责——他们如果不关心自己的利益，岂不很快就会破产？在当代人眼中，雇主不是“搞家长式统治”，就是搞“冷酷剥削”。但是，有责任感的雇主却认为自己是“家里的好父亲”。法国那些繁荣兴旺的“屋”不正是被当作家庭来经营的吗？假如劳动契约完全是私人事务的话，那么“好”的雇主必然是“家长式”的。

在家长式管理的工厂里，雇主全家都与工厂有关。为了亲自给员工发工资，雇主常常走遍所有部门。雇主的私人生活也并不能完全保持“私人”状态。尤其在外省，雇主及其家庭至少是部分地生活在公众的眼皮底下。为了避开众人的窥视，他必须过“双重生活”，而其中他的私生活又处在次要地位。雇主应该与妻子一起为学生颁奖，为工人发奖等等。妻子应该致力于慈善工作，辅导家政课、管理医务室、指导妇女缝纫小组等。雇主的孩子也会被评头论足：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任何出轨行为都会成为别人的谈资，他们的婚礼要热闹奢侈。这样一来，雇主的家庭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为了展示给别人看的。他的住宅会占据厂房附近厂区的突出位置，周围的围墙通常与工厂围墙一样。

雇主与工人之间的雇佣关系也涵盖了工人的家庭。妻子和孩子的行为会影响到对工人本人的评价。工人的孩子出生的时候，通常会得到礼物或红包，特别是在劳动力状况比较稳定的行业。工厂会接着雇用自己员工的孩子；矿工如果希望自己的儿子接着工作，只要把他介绍给老板就可以。简而言之，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关系与农村的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本质的不同，都承认存在的整体性。

今天，我们不但反对这种互相依赖的个人关系，而且很难相信人们曾经一度把这种关系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欣然接受。不过当时许多工人的确对雇主心存感激，把他们看作恩人。在第三共和国早期，一个为本区带来繁荣的工厂主经常被自己工厂的工人选为“总顾问”；人们对此态度非常鲜明，不用投票就能知道选举结果。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洛林的铁矿工人们还列队向矿主的住宅敬献花束。 在1919年1月1日，雷诺汽车厂的工人向工厂创始人路易?雷诺颁发了“荣誉军团十字勋章”，并献给他一本包括12000名工人签名的烫金名册。 诚然，古老的传统和管理组织人员的安排可能在这种活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过，活动不仅能够成功地计划，还能够成功地进行，这足以表明：许多工人把工厂看作某种在工厂主管理主持之下的大家庭。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都愿意与工厂主保持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有些人，或者由于学校教育他们要表示尊敬和感激，或者是对现实妥协，愿意被雇主当作“大孩子”来对待，但是在19世纪末期，越来越多的工人拒绝接受这种低下的地位。第三共和国的学校不是教大家人人平等吗？对许多工人来说，他们的雇主充满优越感的善举看起来就像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贵族对资产阶级的恩赐一样让人无法忍受。他们希望自己是被雇佣的劳动?，而不是契约佣工。工厂也不是大家庭。这是事关尊严的事情。

由于劳工契约把工人带入了雇主的私人领地，于是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也变成了个人冲突。罢工被看作对雇主的个人攻击。孩子和佣人会搞罢工吗？罢工的工人不再满足于仅仅口头表达自己的要求，他们开始用行动对“工厂之父”的权威发出挑战。正是由于这种原因，20世纪早期的工会领导人才赋予罢工极其重大的意义：罢工可以起到教育、动员、培训作用并且可以创造新的机会。 通过罢工争取而来的加薪比雇主主动提出的加薪要有价值得多；罢工不仅可以带来物质利益，也可以带来道德收益。

对此雇主们当然不能容忍。对他们而言，罢工就是恩将仇报，是态度恶劣，是反叛行为，甚至像某个工厂主所说，是“暴乱”。 在人民阵线时期（1936年），经过一段罢工风潮之后，黄金海岸的一个工厂主要求每一个想重回工厂的工人签署这样一封信：“先生：我们请求您原谅我们在罢工时对您的恶劣态度，并请您再次雇佣我们，允许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以实际行动来弥补我们的过失。马夏尔先生，我们预先感谢您的宽宏大量。您忠实的……”

付酬劳动的社会化(3)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能看清为什么工厂主一直固执地拒绝政府当局干涉罢工，但工人们却积极要求政府干预。工厂主把工厂生意看作是自己家庭的延伸。而如果根据1892年的法律，将罢工事件交给治安法官裁决，则会使他们和工人处在相同的地位上。在他们看来，这种想法就像允许法官来处理父子纠纷一样荒谬之极，因为经过法庭裁决，工厂主所希望维持的私人关系就会变成一种公共问题。工人的态度却恰恰相反，他们强烈要求法庭裁决，因为他们不认为罢工是个人事务或家庭事务。埃德蒙?肖特和查尔斯?迪利认为，尽管当时工会持“反政府”的论调，罢工工人却坚决要求政府干涉。在1893年至1908年期间，大约22％的罢工最终交给法庭裁决，其中又有48.3%是在工人要求之下提交的，另外46.2%是由治安法官提交法庭的，几乎没有一起是由工厂主提请裁决的。政府干预的理由是“需要维护治安”。罢工期间，警察常被调来保护工厂主的私人财产，可工厂主的强硬态度却经常威胁到户外治安。政府固然承认劳工契约是私人性质，但同时也感到的确需要干预，否则私人争端也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政府干预的结果通常都对工人有利，因为在失去警力保护的威胁面前，工厂主一般都会妥协。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种状况，但只是暂时地改变。战争期间，许多工厂的劳动契约不再是纯粹的私人协议。对政府来说，保证战争物资供应的重要性高于一切。为了保证供应，政府把年轻人从军队调出来，派他们到工厂工作。这些特殊工人由政府雇用，而不是由工厂主雇用，有时他们甚至直接归军事机构管辖。在关键的军事工业领域，罢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当时的内政部长马尔维曾经干预过劳工纠纷，兵工部长阿尔贝?托马也曾要求他所管辖的工厂设立仲裁委员会，允许工人选举车间代表。换句话说，战争使得某些经济部门的劳资关系变成了国家事务。曾经只是私人事务的劳资问题，现在成了事关国家安全的大事。

基于同样的原因，战争也促成了另外一种观念：国家财富应该“归还国家”。法国总工会的1921年纲领使用了“国有化”一词，之所以选择这一特定词汇，而没有选用集体化、社会化或是“国家化”这些词，并不是偶然的。在这里，废除私人财产的主张并非来自于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而是来自于战争中产生的新观念，即有些工作应该属于公共性质、服从国家利益。很自然，铁路工人对国有化的要求特别强烈，他们在战前就已经提出“国有化”的要求。铁路公司的规模庞大得使雇主和员工之间的关系非常淡漠，所有的服务都面向火车上的乘客，而不是面向雇主。1920年2月和5月，法国发生了大规模的铁路工人罢工。铁路公司对这次较量严阵以待，并最终胜出：它们开除了两万名员工，但没有引起政府干涉。一旦开除了所有的肇事分子，剥削还可以照样进行。但是时代毕竟会变化。虽然在1920年国有化遭到坚决抵制，但是到了1937年，国有化的实行却没遇到什么真正的抵抗。

具有决定性的变化是在人民阵线时期发生的。1936年6月的工厂占领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愤怒”，因为这显然是对私人财产的公然侵犯。工厂老板宁愿提高工资或增加费用，也不愿失去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不错，他们是被迫让步了，但他们时刻准备报复。历史学家与经历过工厂占领时期的人们一样，对“工厂占领”的确切含义满怀疑问。疑点在于：工人既没有要求没收工厂，也无意核查被占公司的账目，更很少尝试在无人管理的情况下恢复生产，因此人们很容易这样来解释工厂占领：工厂占领只不过是在谈判困难时抓住一个有用或有效筹码而已。不过，这种解释并不尽如人意，因为它的言下之意是，所谓法国社会历史中的这一主要冲突，不过是一场误会。也就是说，工厂主根本没有必要担心会失去财产，因为工人从来都没有想夺取它们。

如果我们不把公司所有权当作中心问题，而把劳工契约和劳资关系的状况看作中心问题，就会发现一个更好的解释。公司老板相信，由于公司是他们的财产，劳工契约就纯粹是私人性质；但是工人觉得，尽管公司是私人所有，可工厂却是一个公共场合，在这里，工人和老板一样，也享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力。同样，车间也不像卧室那样私密。因此，工人们认为劳工契约应该是一个公共事务，它的内容不应该由单独的工人和雇主之间的个人讨论来决定（这也是不可能的），而应该由工会和管理人员之间的集体劳资谈判所决定。这方面的主要创新在于“集体谈判”的引入。尽管“集体谈判”在1920年就已经合法化了，但有趣的是，直到1936年以后，它才得到广泛的应用。

以上的论证也说明了为什么小企业主特别惧怕马提翁协定（它于1936年结束了工厂占领）。协定的资方签署者是企业集团的代表，他?代表矿业、冶金和机械工业领域大公司的所有者。小企业主则谴责这些集团出卖了他们，他们迫使法国主要企业集团改变名称、修改章程，从而给小规模工厂主更大的发言权。他们拒绝与法国总工会继续就解决劳工纠纷和仲裁进行谈判，因为他们觉得这会妨碍随心所欲地雇用与解聘工人的自由。大企业都准备让步，小企业却坚决不肯妥协。为何两者态度差别如此巨大？原因很简单，在大企业，尽管工头和基层管理人员仍然与工人有直接接触，可是劳资关系总体上不是面对面地直接针对个人，但是在小企业，劳资关系依然非常直接，工人仍旧与仆人地位相似。当时工人所反抗的正是这种与管理者的私人关系。

贝尼尼奥?卡塞雷斯告诉我的一桩轶事凸现了这个当时的中心问题。事情是这样的：他当时在图卢兹的一个小建筑公司工作，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他正在自家的房子外面呼吸新鲜空气，他的老板从旁边路过，互相打过招呼后，老板说：“顺便问一句，我的车停在那边的街上，能劳驾你今天上午抽空儿帮我洗一洗吗？”卡塞雷斯回答说：“对不起，先生，我们签订的集体协议中并不包含这一项。”

付酬劳动的社会化(4)

1936年以后，劳工成为国家政策问题。集体协议得到了强制调解和仲裁程序的支持。工人的工资由仲裁者决定。在工厂里，车间代表是工人的公共的、集体的发言人，没有他们，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问题只能是个人问题。新的法令规定所有工人的工作时间都是每周40个小时，而且享有带薪假期，工人这才拥有隐私。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今天所说的私人生活明确的开始时间是人民阵线时期。从那时起，大家才明确地认识到，不仅每个工人都有权力享受私人生活，而且工作场所——工厂、商店或是办公室——不是任何人的私人领地，而是公共场所，受非私人规范的约束。

维希政府并没有使雇主们重新得到1936年以前他们的所有权力。当时的环境迫使政府维持工资控制，分配原材料。商业组织权力增大，对个体公司的管理施加了额外的限制。可以肯定，工会的解散使工人不能再有集体代表，但是所谓的劳工宪章在试图号召把私人准则恢复为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时，也自相矛盾地依靠于一个集体的、公共的机构：工厂社会委员会。它的目的是消除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差别，通过慈善活动增进公司内部的和谐气氛，同时保留那种把商业看作家庭的延伸的家长式理想。然而，现在已经不可能把社会救助的责任交给公司所有者和他的家庭以及代表人了。宪章把这个任务分配给工厂委员会，包括蓝领和白领工人的代表以及管理人员的代表。虽然这在性质上是公共的，这些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却是鼓吹对私人准则的尊敬。它们的存在意味着工厂不再是工厂主的私人领地了。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工厂社会委员会在法国解放后仍然以工厂委员会的名义存在了。的确，后者与前者在两个方面有显著区别：员工代表是选举产生的，并且候选人只能由工会提出。但实际上，工厂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并不比维希时期的社会委员会宽多少。从一开始，委员会就被排除在管理层之外，但它们在组织生产方面仍然可能发挥重要作用。不过这并没有实现。更有甚者，雇员少于五十人的公司不需要成立委员会。在这么小的公司里，劳资关系在本质上仍然非常私人，所以无法将大公司里委员会的功能引入其中。

如此，法国的解放标志着劳资关系向非私人化制度转变中的又一个里程碑。战后初期实行的国有化，以及大众对国有化的接受，都表明了这种变化的重要性。

1968年还实现了另外一个转变，在这一年，除发生了许多动荡之外，还产生了对自我管理的要求，并通过了规范地方工会的法案。工人自治的愿望无需任何解释——因为显然他们相信：公司应该由集体经营。它反对的不是财产的所有权，而是与财产所有权相伴而来的权力。自我管理的倡导者呼吁废除个人权力，并提倡通过工作集体来实施权力。于是，在许多方面，自我管理成为上述演变的终极顶点。

要想理解1968年法案对地方工会的重大意义，我们必须回到1884年的工会立法。1884年法案仅仅承认工人有权组成与工作有关的协会，而对这种协会本身却没有赋予任何具体权力。另外，它还授权雇主可以和工人、农民一样结成组织。当然，法律允许工会拥有必要的财产，以便行使自己的职能并能够作为当事人出庭，但是在公司内部，工会没有任何地位。1884年法案没有授权工会代表工人与管理者谈判。工会最多算是会员的代表者，但是最初它也只是代表者而已。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在谈判时，雇主同意加薪，但坚持加薪仅限于工会会员，因为没有人代表非工会会员参与谈判。法案最终承认工会可以代表全体工人，哪怕工会会员仅占员工总数的一小部分。集体谈判造成了更大规模的行业范围的协议，这种协议适用于某个行业领域的所有公司，虽然在有的公司里，作为协议方的工会并没有参与谈判。

承认工会是工人的代表并不能保证他们在各个公司内部也能具有相应的地位。在工厂内部，工会是非法的。发行工会报纸、收集会费、散发工会会议邀请函等活动都是违反官方制定的产业法规的。工人可能会因此被立即开除。这样，工会虽然有权代表工人说话，但是他们在工厂内部的存在却不得不继续保持秘密身份。这导致的结果是：工厂委员会中的代表也不能由工会选举产生。1945年，产业法规得到修改，委员会代表可以由工会提名，经所有员工投票选出。他们的代表权来自于工人的选举，而不是工会，工会的地位还很不稳定，其代表性也经常受到质疑和挑战。工厂委员会代表享有法律保护，工厂不能随便开除他们，但工会负责人却得不到这种保护。鉴于这种情况，工厂委员会逐渐变成了工会的工具，工会通过它在工厂内部获得一定的合法地位，它实际上是工会的合法“外衣”，但工会的存在仍然不能得到充分、明确的认可。

1968年法案改变了这一切。工会在员工人数?过五十人的工厂内终于被赋予了合法地位。地方工会有权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布告栏，工会负责人得到法律保护，不能随便被开除，有权利用一部分上班时间（即有偿劳动时间）进行工会活动（具体时间多少取决于工厂规模的大小）。1968年以前，在工厂大门以内的区域进行工会活动是非法的，但在1968年以后，这成了受法律保护的权力。

这样，劳动转移到了私人领域之外。在家工作变得越来越少见了，就连个体劳动者也很少在家里工作。与此同时，薪酬劳动不再被认为是在别人的私人领地内为别人工作。工作关系变得非私人化，受到由集体谈判决定的正式法规的制约。在这种法规中，不仅雇主的权力很明确，工人组织的权力也得到明确规定。

这些变化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私人生活在被逐出工作场所之后，又以各种形式回到了工作场所，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今后谈到。当前，工作这一概念无论对工人还是对那些依赖他们的服务的人，都不算很满意。曾经被认为是保护工人不受雇主私人领域侵犯的规范，现在有人认为是对冷酷的官僚主义的屈从。人们渴望更加有人情味的工作关系，这甚至导致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只不过工作本身仍然牢牢地根植于公共领域。

家庭与个人

乍一看，家庭的演变好像很简单：它放弃了“公共”的功能，只保留了“私人”的功能。一些曾经属于家庭的功能被合作性组织接管了。这些功能的社会化使得进一步发展私人生活成为家庭的唯一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家庭经历了一个“私有化”的过程。

以上分析虽然还算准确，但却不够深入。仅仅具有“私人”功能的现代家庭，已经与当年曾经兼顾公共功能的家庭大不相同了。这种功能的转变带来了性质的转变。实际上，家庭已不再是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它的私有化已经达到了“非制度化”。社会正在向所谓“非正式”家庭的方向发展。然而与此同时，正是在家庭内部，个人才赢得了自主的私人生活的权力。私人生活有两种紧密相连的形式：家庭的私人生活和个人的私人生活。个人的私人生活在家庭的私人生活里展开，这种发展倾向的一个极端表现就是单人家庭，在这里，家庭生活缩减为仅仅一个人的个人活动。

私人生活的空间(1)

从理论上讲，私人生活所界定的是整个家庭世界，即家庭和家务。在法国，这种界定比在英国或美国更加清晰。例如，英国的“Bed and breakfast”（家庭旅馆，只提供床位和早餐）这种在私人房屋内接待寄宿客人的经营方式，在法国根本不存在。在19世纪的法国，父母送孩子去上学时，从不像德国人一样让孩子寄宿在老师和其他人的家里，而是让他们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因此，在法国，家里发生的事情都是纯粹的私人事务。

20世纪的特色是人类在不断地征服空间，不过这不是指宇航员征服太空，而是指人们征服生活空间。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真正的私人生活赖以存在的个人空间。

直到1950年左右，富裕家庭的住房与穷人的住房还有显著的差异。富裕的家庭有专门用来接待客人的客房，还有厨房及其他服务性房间，另外，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单独的卧室，还经常有其他房间，房屋的不同部分通过走廊和厅连接起来。而工人阶级的住房与资产阶级的豪华套间大不相同，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他们都经常挤住在一两间屋子里。

许多农村家庭的住房只有一个房间，既用来做饭又用来睡觉。1900年左右在莫尔比昂省和约讷省调查农村住房卫生状况的医生们这样描述当时的公用房间：一个房间里最多竟摆了四张床，每张床上住两个人。 只有最富裕的农民住房才有单独的卧室。到1900年以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农民生活日渐富裕，各家开始时常给自己现有的农房增加一两个卧室。除了房间的数量以外，房间的大小也反映了房主的收入情况。一个农工可能有两间房，但是面积很小；一个富裕一点的农民的住房可能只有一个房间，不过面积却很宽敞。不过总的来说，考虑到其中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房间都是很小的。在约讷省，平均每座农房只有270平方英尺的居住空间。

相比之下，城市住房的形式要丰富一些。许多住房只有一个房间，但也有一些有单独的厨房。1894年，大约20％的圣艾蒂安人，19％的南特人和大约16％的里尔人、里昂人、翁热人与里摩日人的住房都只有一个房间。让?盖埃诺对此有非常典型的描述：“我们只有一个房间。在那里我们工作、吃饭，有时甚至还在晚上接待朋友。在墙边我们得找地方放两张床、一张桌子、两个大衣橱、一个餐具柜、一个煤气炉，还要挂炊具，挂家人的照片、皇帝的照片、共和国总统的照片……在两个屋角之间扯着绳子，上面总挂着最近洗的衣服……（高高的窗户）下面布置成了‘车间’，放着母亲的缝纫机、父亲的长凳，还有一大桶水，里面总浸泡着鞋面和鞋底。”这是一个小镇上新建的房子，相比之下还算是不错的。大城市里的老房子比这还要拥挤。

过度拥挤——按贝迪永的标准就是每个房间两人或两人以上的人口密度——在当时是普遍现象。根据1906年的人口普查，5000以上人口的城市中，有26％是两人以上合住一个房间；有36％是一人以上合住；有16.8％一人一个房间，只有21.2％拥有一个以上的房间。 19世纪末期，矿工的住房面积有所增加，房间也增多了。以安其恩公司为例，它一般都给工人提供三间住房，总居住面积有760平方英尺。 这些住房虽然设施非常简单，但由于是上流社会的建筑师按他们自己定的标准设计的，所以反而比那些不仅过度拥挤，而且毫无隐私可言的普通城市住房宽敞。随着工作场所逐渐转移到家庭以外，居住空间也逐渐变得不那么狭窄了。

总的来说，上述住房情况在20世纪上半叶一直存在。米歇尔?夸斯特对1949年鲁昂的圣索沃尔地区的描述与莱昂?弗拉皮耶对1900年贝勒维尔的描述相似，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过时雅克?瓦尔多所公布的调查结果相近。这种情况之所以长期存在，其原因很简单：在1919年到1940年之间，新建的住房非常少，一共不到200万套。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实行的租金控制，虽然目的是为了保护房客，控制租价上涨，但也导致租金过低，使房主失去了建造新房以供出租的动力，因此他们只建那些给有钱人居住的房子。政府平价住房本来可以提供一个解决途径，但政府1912年设立的非盈利性住房中介机构一直资金不足，无法满足需要。不过尽管困难重重，还是有些项目得以施行。1928年卢舍尔法案通过以后，建起了约20万套低成本住房；在维耶班纳还建起了高层住房；而在曾经是巴黎城市要塞的地方，则建起了廉价住宅楼。然而，总的来说，贫民的住房问题虽然早在19世纪末期就已经提出，但到了1950年，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在城市住房建设方面，20世纪初期的发展非常缓慢。

就这样，从1900年到1950年，在家用舒适品和住房设施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步。唯一的重大进步是电力的普遍供应。到1939年，电力供应已经到达了大部分村庄和城市楼房。不过，自来水却不是到处都有。例如，直到1949年，在鲁昂的圣索沃尔地区，50％以上（2233座中有1300座）的建筑仍然没有供应自来水。 因此，公共水池和公共水龙头还在普遍使用。这个地区有50％的街道没有排水系统；卫生状况顶多算“初级”；楼房内的洗脸池连冷水管都没有，当然更谈不上洗澡间或室内卫生间了；另外，楼房内也没有中央供暖系统，有的干脆没有任何供暖系统。

1954年的人口普查有一个惊人的发现，那就是法国的住房条件非常简陋。在1340万套住房中，只有一半多一点（58.4％）有自来水供应；只有四分之一（26.6％）拥有室内卫生间；只有十分之一（10％）有浴缸或淋浴或中央供暖。即便考虑到其中农村住房尤其落后这一因素，我们还是很难相信仅仅35年之前，法国的住房还是这样的情况。

私人生活的空间(2)

但是，从1950年以后，法国的住房情况发生了空前的变化。新房建造速度飞快，1953年是每年10万套，1959年是每年30万套，1965年是每年40万套。从1972年到1975年，每年建成的住房在50万套以上，换句话说，这4年中建成的住房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多年中建成的住房还要多。从1953年开始，住房建设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这种支持一直持续到60年代中期，直到租金的上涨使得私人住房投资再次有利可图。要想得到政府补贴，新建住房在面积、房间数量和设施方面必须达到政府的最低标准。这些标准虽然屡经变更，但大的原则是非常清楚的：所有居住房间的面积都必须在98平方英尺以上，每套房中都必须有厨房、起居室和主卧室，每两个孩子必须有一个卧室（一个卧室中最多只能住两个孩子），另外还要有厕所、洗澡间，以及中央供暖。大城市郊区涌现的大规模住宅区都必须符合这些标准。对于数以百万计买不起住房的法国家庭来说，这些新的住宅楼代表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向现代生活的跃进。它们使普通大众享受到了以前只有富有阶层才能享有的居住条件。当然，富有阶层在住房的品位、地点和装修方面仍然远远优于其他人。不过，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巨大变化毕竟在广泛意义上促成了住房民主化。

经过住房民主化，住房条件大为改善。1973年，即1954年那次令人沮丧的人口普查之后不到20年，平均每套法国住房拥有房间3.5个；每个房间的平均面积是218平方英尺，人均居住面积267平方英尺。不错，工人的住房条件还是低于平均水平，但他们的人均居住面积也在200平方英尺以上。把这些数字跟雄巴尔?德?劳韦在1953年定下的每人152平方英尺的最低标准对比一下吧。那时他发现：巴黎工人阶级的住房中只有十分之一能够达到或超过这个最低标准。 没想到在20年之内，工人的平均住房条件已经大有进步，远远超出了他的最低标准。

在住房条件提高的同时，现代的生活舒适品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到1973年，97％的家庭有了自来水供应，另外，70％有了室内卫生间，65％有了浴缸或淋浴，49％有了中央供暖；到1982年，卫生间、淋浴和中央供暖的拥有率分别增加到了85％，84.7％和67.5％。同时拥有自来水、室内卫生间和淋浴的住房从1953年的9％增加到了1973年的61％。像1954年的普查一样，1973年的统计由于包括老人和农民，所以平均拥有量再次被拉低，也就是说，实际城市住房水平更高。此外，自从1973年以来，住房设施一直在不断完善。

量变引起质变。随着个人居住面积的增加，人们利用空间的方式也发生改变，于是居住空间的性质也跟着改变了。当住房面积增大，房间数量也随着增多，某些房间就被派上了特别的用场。随着室内空间结构的演变，每个家庭成员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隐私权。对工人阶级而言，隐私权的获得是一个重大的革新。

在这次住房革命之前，个人只能与同住的其他人共同享受私人生活。虽然墙壁隔开了家庭空间和公共空间，也隔开了家人和陌生人，但是在墙内，并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让每个家庭成员都享受真正的个人隐私，除非是那些相当富裕的家庭。私人空间只不过是家庭内部的公共空间。

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年家庭压力对家庭成员有多大的影响。在当时，想要一个人待着是根本不可能的。父母和孩子整天都在一起，几乎没有距离。每个人都要在别人面前洗漱、穿衣，在需要保持礼节的时候，别人只能转移视线。例如，在矿业公司安装淋浴设备以前，矿工回家后，等待他的只有家庭活动室里的木桶，还有妻子在炉子上烧的一壶热水。然后他就在妻子的帮助下洗澡。在农场里也是一样：人们很少洗澡，洗的时候也是在公用房间里，或是在外面，而且从来不能一下子洗全身。

单独睡觉也是不可能的。大家都是几个人同睡一个房间，还经常几个人同睡一张床。米歇尔?夸斯特曾经描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初期的生活，他这样回忆家境贫寒的孩子到夏令营后的惊喜发现：“看呀，每个人一张床！”对此，他解释（补充）道：“通常一户人家只有一张床，睡着两个人、四个人，有时甚至五个人以上。”在农村也是这样，比如，皮埃尔－雅克兹?埃利亚斯与他的祖父同住一个房间，同睡一张有床帷的床。1947年，两位人类学家在研究下塞纳河省一个村庄的时候，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并且出于自己的文化偏见对此提出批评，说四岁大的孩子不应该再和父母同睡一张床。 此类事例比比皆是。

在这种条件下，要想在任何地方收藏私人物品都非常困难，除非放在口袋里或钱包里。空间实在太宝贵了，要想找到哪怕一丁点儿属于自己的地方都很难。同样，什么都瞒不过家人的眼睛。只要稍微有点不舒服，家人就会立即发现；只要试图躲开别人，就马上会被注意到。

在这种情况下，“隐私”一词几乎毫无意义。以性生活为例，如果家里空间够大，可以在女子闺房和密室里私下调情，那么它是绝对不能公开的；而当所有的人都住在同一个房间的时候，它很难秘密进行。就连家里妇女的月经期都是公开的，而在矿工家里，这些日子会标在厨房墙上的日历上。至于性行为，要么就得转移到半公共的场所——比如舞厅后的树林里，或者田野边上的灌木丛中，要么就得暴露在家里人的眼皮底下。“道德并没有因为大家都睡在同一个房间而堕落，” 1894年，一个农村住房专家这样写道，“恰恰相反，反而形成了某种互相监督……受到干扰的只有礼节，但这干扰并没有那些一贯住私人房间的人想象的那样严重。” 莱昂?弗拉皮耶曾经谈到过一对夫妇，他们与孩子同住一个房间。每次做爱之前，他们就把孩子打发到外面的楼梯上，孩子们就静静地等在那儿，直到父母把他们叫回去。 这对夫妇因此被弗拉皮耶奉为举止检点、行为得体的典范。这说明当时大部分父母在做爱的时候都不避家人。有一点需要请大家注意：直到1960年以后，儿童和青少年的性教育问题才提上日程。

私人生活的空间(3)

就这样，20世纪初大部分的法国人的私人生活与家庭生活都是交织在一起的。穷人没有什么个人财产，即便有也大多是别人送的礼物：一把小刀、一个烟斗、一串念珠、一块手表、一件首饰，或是一个化妆盒。这些东西往往看似平常，实际上却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因为只有它们是真正属于个人的。农民与自己饲养的动物之间也逐渐形成了类似的专有关系：每头牛、每只狗、每匹马都有自己的名字和自己的主人。也许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并不算私人生活，但是我相信，现在宠物主人对自己的猫或狗的感情不会比当年农民对他赖以生存的动物的情感更深厚。

秘密是私人生活的另外一个避风港。家庭秘密就连对孩子也是保密的；个人秘密则包括梦想、渴望、恐惧、懊悔，还有从未吐露过的或短暂或执拗的想法。于是，家庭之外的知心朋友变得极其重要。不过一般来说，医生很少会成为倾吐心声的对象，因为穷人很少请医生上门，更少去医生的诊所。在病人病情严重的时候，医生也会上门看病，但在这种场合，病人不太会有倾吐心声的情绪。人们有时会向护士或社会工作者交心，20世纪上半期变得普及起来的诊疗所则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场所。不过最容易成为家庭秘密倾诉对象的还是公证人和牧师。公证人了解所有的人——从最底层的农民到最显赫的贵族——的家庭方案：婚姻问题、获取财产、出售、租借、继承，还有捐赠。牧师可以听取人们，尤其是女性的忏悔，可以理直气壮地问各种最私人的问题。至于那些一文不名的穷人，他们根本没什么家庭方案可言；而非教徒和虽然是教徒但不愿让牧师干预自己个人事务（这也是反对教权主义的原动力之一）的人，则把秘密深埋在心底，用单调沉默的无休无止的劳动把自己的私人生活层层包裹起来。

相比之下，富裕家庭的私人生活显得丰富多了。一方面，他们家里的房间比较多。每个人都有自己单独的床，单独的房间，单独的梳妆台，甚至还可能有单独的卫生间。另一方面，可以聆听他们倾吐秘密的人也比较多：仆人、家庭医生（他们认识家里每一个人，而且有机会与之单独交谈），还有众多的亲朋好友。另外，他们时间也比较多，常去探访叔叔舅舅、姑姑阿姨、教父或者老校友。与他们相比，商店老板和手工艺人的时间和空间都要少得多。虽然他们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但是他们的私人生活方式还是更接近工人和农民，而与富裕家庭相差甚远。相比之下，小资产阶级（比如办公室职员、会计人员、学校教师之类）虽然收入不见得比体力劳动者多，却可以享受更充分的私人生活。他们构成了一个中间过渡类型，对他们的生活习惯我们了解得还不够。

有人说1950年以后法国住房的改善是一场革命，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如今，在有好几个房间、有自来水供应、有中央供暖的单元房里，每个家庭成员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当年人民阵线时期的斗争成果，比如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带薪假期等，使人们有了闲暇时间，可以享受这片新天地。现在，家庭生活本身集中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比如吃饭时间和星期天，以及某些特定的地点，比如厨房和二战后新命名的“起居室”。生活被不均匀地分成三个部分：公共生活（基本上是指工作）；家庭生活；还有个人生活。

私人生活在20世纪后半期的分化和扩展并不仅限于家中。现在的私人生活是充满动感的。汽车非常普及，1981年有88％的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其中27％的家庭拥有两辆（在半熟练工人中的比例分别是84％和17％）。汽车把人们从住房中解放出来，同时也使人们对它产生惊人的、有时甚至是过度的依赖。汽车以及其他各种交通工具使得人们可以在无限扩展的各种场所，与各色人等一起享受自己的自由时间。现在，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那些曾经只有富有阶层才能享受到的地点和活动。每个人都有机会在滑雪胜地结交朋友，或者在海滩上邂逅夏日浪漫——这是20世纪最重大的进步之一。另外，还产生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私人生活已经超出了家庭，进入了某些曾经只进行公共活动的场所。对此我们以后会深入探讨。

私人生活与家庭制度(1)

如果说法国有什么新的观念，那一定是个人有权按自己的方式安排私人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私人生活的各方面大都受到周围群体的限制。用墙壁来保护个人隐私不受侵犯只是资产阶级的专利。

最能明确体现这种阶级差别的莫过于对新婚之夜的社会态度。还有什么能比新婚之夜、新房和婚床更私人的呢？在资产阶级当中，新婚之夜的地点是一个秘密，它和蜜月地点一样都需要严加防范，不可泄漏。但是在农民和工人当中却恰恰相反。法国大部分地区都有这样的风俗：参加婚礼的人们要在第二天凌晨去拜访睡梦中的新婚夫妇，还要送他们一种名叫la rotie的什锦食品，la rotie由白葡萄酒、鸡蛋、巧克力和饼干精心配制而成，盛在夜壶里。这风俗体现了社区对最私人的行为也加以控制。在以家庭生活价值为中心的社会里，“完婚”是最根本的需要。如果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细胞，那么丈夫和妻子的结合是必须要公开的。

家庭对自己成员的控制曾经相当严格。丈夫是一家之主。一个已婚妇女需要丈夫的书面授权才可以开立银行账户或是管理自己的财产。所有的家长权力都在父亲手里。直到1965年新的婚姻法和1970年关于家长权威的一项新法令通过以后，妇女在法律上的低下地位才从法国的法规中彻底消除。无疑，在某些社会层面和某些地区，现实也可能比法律更加平等。人类学家苏珊?罗杰斯发现，在除阿韦龙以外的洛林乡村地区，真正的权力在妇女手里，她们不但决定孩子跟谁结婚，还决定丈夫是否可以竞选镇长。然而，这种权力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在孩子、亲戚和邻居面前，妇女必须假装她们的丈夫才是“老板”。

以上情况促使我们思考一些问题。男女角色的分工真的使妇女在私人领域更有权力吗？男女角色分工大都是女主内、男主外（比如从事商务、代表家庭和参与政治），不过马蒂娜?塞加朗注意到，传统的农村家庭里并不都是如此。但是，这种分工真的对妇女不利吗？有些女权主义者认为，真正重要的是公共生活的舞台，因此妇女被局限在家庭内就意味着失败。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这样分析，既然家庭价值在社会中有着核心地位，而在社会中，个人价值又取决于自己的家庭，即只有家庭的成功，没有个人的成功，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实际上，妇女在家庭领域的权力具有决定性意义。在私人生活的历史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家是家庭女主人的领地，这是个毫无争议的事实。

对大部分男人来说，家实际上是妻子的。在家里，妻子掌管一切。没有妻子看管，男人什么都做不成，要么把家弄得一团糟，要么摔碎些东西，或是造成一些混乱。于是，在家庭之外，一个专门的男性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随社会地位和地理位置的不同，其形成原因和运行规则也有所不同。

对工人阶级来说，他们住房狭窄，缺乏隐私，于是男人们不得已走出家门，走进酒馆。直到住房增大，房间增多以后，男人才能不出家门就可以享受休闲生活。高层住房最可贵的一点是，能拿出一个小房间来当工具储藏间和工作室用。至于独门独院的住宅，则有车库或地下室，它们所提供的工具间和工作室就更宽敞了。

上流社会的男人曾经拥有大量的休闲时间。俱乐部可以为他们提供打牌和读报的场所，有些甚至还能提供远离家人视线的秘密住房。但如今时代变了。现在女性和男性一样受到良好的教育，如果愿意，她们也同样能够工作。她们坚决要求在公共领域享受平等待遇。家庭关系也不再是婚姻对象的主要来源，年轻男女可以在夏令营或在大学里相遇。于是现代意义的伴侣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是私人领域内权力的重新分配。

权力问题带来了私人生活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如果说在1950年以前，在夫妻之间的相对权力上还存在一些疑问，那么在父母权力方面却是毫无疑问的。孩子无权拥有私人生活，他们的自由时间不属于自己，而属于父母，要完成父母分派给他们的一千零一件任务。父母密切监管孩子的交友，就连他们与别家孩子的纯洁友谊也非常警惕。如果某个孩子在公园里对另一个孩子主动表示兴趣，他（她）就会遭到训斥。这种排他性并不仅限于资产阶级。亨利?芒德拉注意到，二战之后初期，在诺维地区，农民的孩子也受到同样的限制，家长严禁他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磨磨蹭蹭。 年轻人的确男女各自成群结伙，但这是村庄生活的传统部分，受到公众的监督。

除此之外，对孩子的监督还包括信件监督。对父母来说，读孩子的信件不仅是个习惯，更是一种义务。在孩子离开家以后，这种义务并不会因此而终止；相反，其他人会代表父母行使这种义务。直到1930年，寄给寄宿生的信件还必须在信封外签名，以便学监能够检查签名，保证这种通信往来经过孩子父母的同意。

这种做法使得父?有权决定他们孩子的未来，首先是职业选择。上流社会的父母替子女决定在学校学什么学科。工人阶级的父母替子女选择学什么手艺。1938年，当时一份很流行的杂志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父母应该替子女选择职业吗？应该从童年就引导他们往这个职业发展吗？”对此，有30％的读者做了肯定回答。

私人生活与家庭制度(2)

实际上，父母的权力远远不止这些。他们还密切注视子女的私人生活。婚姻是家庭大事，因此也是父母最关心的，尤其是当婚姻关系到大笔财产的时候。在社会底层，贫穷使得家庭婚姻策略变得没有必要，因此子女在择偶方面相当自由。工人可以完全不受父母干涉，自由结合。但农民、办公室职员、商人和手工艺人则稍有不同，就算父母不为子女选择配偶，他们也会声明自己的意见。而1950年以前，要想在父母反对的情况下结婚是很困难的。至于资产阶级的婚姻，则常常由家庭包办，而少女初入社交界时举办交谊会也一直是个规矩。

从理论上说，在社会任何阶层，婚姻都标志着年轻男女从父母的权威下解放出来。“婚姻即经营”（“Mariage， menage”），人们这样说，即结婚就意味着开始自己当家了。不过，在有些情况下，子女在结婚以后继续受到父母的监护，尤其是当父母和新婚夫妇住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现象很不正常，难以容忍，但有时它的确无法避免。

教育的进步是20世纪下半期的一大特色。首先，法国人在校学习的时间越来越长。1882年，在教育部长朱尔?费里的努力下，13岁（职业学生只到12岁）以前的教育都被定为义务教育。1936年，学生的离校年龄延长至14岁（职业学生是13岁）；后来，1959年1月6日颁布的一项政府指令又将所有195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学生的离校年龄延长至16岁。这样，人均受教育时间增加了3年。1950~1951学年，14岁的孩子中只有50％在校，15岁的孩子中只有三分之一在校，16岁的孩子中只有四分之一在校。到了1982~1983学年，几乎所有的14岁和15岁的孩子都在校，另外，16岁的孩子中有85.7％在校，17岁的孩子中有70.4％在校。今天，17岁孩子在校的比例比1950年14岁孩子在校的比例还要高。同时，18岁的孩子中也有44.8％在校，比1950年15岁孩子的在校比例还高。

人均受教育时间增加3年这一进步对家庭生活没什么本质影响，因此我们很可能忽略这一现象，或者认为它是工作转移出家庭的一个间接后果。因为父母要出去工作，所以孩子无法再跟父母在家学手艺，因此必须要出去学习。受教育时间的延长不只是因为要改进对劳动力的培训，也不只是因为家庭想趁快速经济增长期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职业培训如今由教育机构负责。此外，技术和职业课程的开设也是法国教育制度发展的突出特点之一。17~18岁的中学生当中，有三分之二选择了培训课程。

受教育时间的延长实际上源自于更深层的社会变化。与其说它反映了职业培训的社会化，不如说它反映了对于由社会承担职业培训的需要。过去，职业培训都在家庭内部进行，因此家庭才能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由于家庭和较大的社会组成部分一样，都受到强大的经济制约，因此家庭也要遵守同样的社会规范。后来这种经济制约逐渐消失了，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生产劳动转移到了家庭以外，但同时也由于战后经济繁荣和家务劳动变革。如果说如今的父母不再专制，而变得更加开明、更加宽容，这部分是由于他们主动改变了做法，但首先是由于要求子女必须做某事的原因消失了。父母专制成了独裁专断；如果不是用来指导绝对必须的家庭事务，它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过去父母专制，不仅因为这是习惯，更因为这是必要。只要乌云在头顶聚集，就必须把干草收进来，这一点父亲不用先征求孩子的意见。也必须有人运送水、木头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需求使得父母命令具有法律的威力。

家庭教育的日渐开明，使得教育孩子为将来的社会生活作准备这一任务从家庭转到了学校。学校不仅要教会孩子尊重现实和社会生活规则，还要教会他们如何与别人相处。此外，这种社会化教育并不仅限于青少年时期，而是渗透在孩子的整个教育过程中。

在这个方面，学校教育延长到14岁以上还不如托儿所的产生和发展意义重大。除了法国以外，没有任何国家的托儿所具有如此重大的社会意义。自从20世纪50年代晚期开始，虽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需要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在此之前，社会习惯恰恰相反，要尽量让小孩子待在家里，连读书也要在家里教。托儿所是为穷人的孩子办的，因为他们的妈妈要工作。托儿所不过是小孩子的看护，它的存在尽管令人遗憾，但也不可避免。但是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小孩子最好送到托儿所去，不要跟妈妈待在家里。这一变革的先锋是社会上层的父母，特别是城市里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即便母亲不出去工作）。1982年，3岁儿童中有91％在上托儿所，2岁儿童中有1/3在上托儿所。人们开始认为托儿所比家里好；家庭正在被托儿所迅速取代。

以上变化发生在短短的30年之内，反映出家庭正逐渐退?私人生活。家庭之所以同意学校取代自己，是因为它意识到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这种工作已经不再适合自己了。既然所有的教育都是为公共生活做准备，家庭作为纯粹的私人机构，便无法很好地完成教育任务。而父母注意到的则是更具体的变化，比如他们发现不知道该如何命令孩子做事。

只要看一下夏令营的作用，就能证实以上看法。起初，夏令营的目的只是增强体质。慈善人士希望借此给苍白虚弱的城市孩子一些新鲜空气，给他们注入一些活力。而今天，父母选择夏令营是为了让孩子过一个有趣的假期。他们认为夏令营给孩子提供的环境比家里更加丰富、更加活跃。

不过，青少年确实对夏令营有抵触情绪，同时，自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青少年组织就一直处境困难。这两种现象出现的原因相同，都是因为年轻人坚决要求享有私人生活的权力。教育的责任从家庭转到学校，表明家庭完全承认了家庭外关系的重要价值。过去，家庭认为自己能给孩子真正的教育，而对外界的友谊则高度警惕。后来托儿所出现的原因则恰恰相反，即让孩子多多接触其他家庭的孩子是有好处的。通过这种接触，他们能够为将来的社会生活作准备。

私人生活与家庭制度(3)

可以与朋友和同学交往的孩子一般都会形成自己的小群体。这样就出现了一种矛盾，即由于教育从家庭转到公共机构，也就是学校，所以新的私人生活中心形成（即小群体）并与家庭相竞争。青少年拒绝参加组织严密的休闲活动，即拒绝参加要求遵守公共规范的组织。他们之所以接受学校这一类机构，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社会需要，但对他们来说，学校属于工作领域，也就是公共领域。可是休闲的领域是私人的，与遵循集体规范的机构格格不入。所以，青少年夏令营和青少年组织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摆脱“公共机构”的形象。它们的困难处境来源于它们的内在矛盾。

家长也面对着类似的问题。如果他们用对待强制性机构的态度来对待家庭，孩子就会离家而去。但是任何家庭要想存在下去，就必须遵守一些必要的规则，这种规则必须经过妥协、调整和谈判来实现。

受教育时间增加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学校对孩子的未来职业选择有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种变化也促使家庭对自己的规则进行调整。职业培训决定许多孩子的社会地位，但是如何选择职业培训并不完全取决于家长。在就近入学的体制下，孩子在哪里上学取决于他的父母住在哪里。而考试和择优选录决定了学生的学习轨道。只有好学生才真正有选择；其他人只能给什么要什么。

家长作用的消失带来了很多矛盾，因为择优选录经常会阻碍崇高社会理想的实现。不过，虽然择优选录经常受到质疑，但它同时也带来很多方便：应付不快的现实如今是外部机构的责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家长经常为子女选择职业；近来他们放弃了这种特权，承认子女有自己选择的权力。 不过，择优选录的强大压力替家长做了工作，使得家长不必向子女施加压力，因此消除了家庭矛盾的一个根源。

政府对教育的干预并不仅限于学校；在其他领域，这种干预也在日渐加强。几乎从妇女怀孕的时候起，政府就开始关注孩子。1946年的一个法令规定，妇女如果想得到儿童保育补贴，就必须在怀孕期间至少看三次医生。在哺乳期和儿童发育的早期，都要求有医疗监护。父母有义务给孩子注射疫苗。1932年法案、1939年的家庭法以及1946年法案，都规定了儿童保育补贴，使得孕妇和儿童的医疗监护越来越完善。

子女抚养的任何方面都渗透着政府当局的监督。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为了诊治肺结核，政府还派出家庭护士检查私人家庭。在某些小镇上，比如社会党人亨利?塞利耶市长所领导的叙雷纳，政府组织了非常系统的医疗访查，并且针对每个家庭都编写出完善的医疗记录。很快，社会福利机构也开始派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调查，以保障福利资金使用得当。社会福利工作者检查家庭预算并提出建议。在紧急情况下，家庭可以按1942年的法律规定受到官方监护；此时，社会福利工作者有权代替家长支配家庭所分到的福利金。

福利机构后来与医疗机构和少年法庭合并了。法官有权（根据1958年政府指令和1959年法律规定）把孩子从家长身边带走，并为他们指定政府认可的监护人。把“身处险境”的孩子从家里带走当然是一种极端做法，不过，这种官方机构有权把孩子的教育交给非家长人士的现象充分表明，教育责任已经转移了。当然，法国还没有发展到瑞典的水平（在瑞典，允许孩子以虐待为名指控自己的家长），但可以肯定的是，法国的家长现在只对孩子的抚养负有部分责任，他们对孩子的一切行为都在政府的监视之下。家长已经把教授孩子社会规范的责任转让给了学校。不错，为子女提供衣食以及最重要的爱心仍然是家长的责任，但至于他们是否充分履行了这项义务，这个判断现在由政府最终决定。

婚姻的变化(1)

婚姻的演变揭示了家庭生活中的深刻变化。20世纪上半期，结婚意味着新建一个家，也就是说，为一种社会定义明确的、大家普遍理解的存在方式打下基础。直到20世纪30年代，人们择偶的时候，还认为职业前景、财富和道德品质比感官或心理偏好重要。 人们之所以结婚，是为了在今后困难（对单身人士而言就更困难）的生活道路上彼此帮助和支持，同时也是为了生儿育女，为家庭增加财富、传承财富，并促成子女的成功从而也是自己的成功。家庭价值是社会的核心，只有通过家庭的成功及个人在其中的作用，个人价值才能得到体现。

婚姻中的这种共同目标要有强大的法律基础做保障。即使没有任何公证人参与，婚姻还是构成了一个永久性协议，只有在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才会瓦解。1884年的一项法律规定：只有当夫妻双方中某一方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才允许离婚。离婚非常少见，在20世纪初，每年不到1.5万桩；直到1940年，每年也才不到3万桩。所有离婚当中，有五分之四是由女方提出的，原因经常是丈夫不但酗酒、不忠、虐待妻子、无力养家，而且成为家庭的负担。与物质现实相比，情感方面的不满并不那么重要。

很难准确地分析出在这一时期的婚姻中，情感占有何种地位，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爱情既不是婚姻的先决条件，也不是婚姻成功的标志。婚姻要求的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愿意而且能够互相理解、互相欣赏、互相尊重；简单地说，就是他们必须互相适合。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结婚之前不能相爱，也不能保证他们此后就会相爱。婚姻的制度特征被着重强调，而它的情感特征却被无情地掩盖。至于当时还被称为“肉体”的而不是“性”的那部分婚姻内容，1938年一个针对婚姻幸福所做的调查发现，尽管有67％的调查对象觉得“肉体”很重要，但“忠诚”（78％）、“智慧”（78％）、“权力共享”（78％）和“分担烦恼和琐事”（92%）却占有绝对优势。结婚首先意味着组成一个团体。

大约20世纪30年代，情况开始有所变化，但是变化开始的具体时间却无从知晓，因为最初这种变化是打着传统的幌子进行的。在天主教徒中，所谓“婚姻的精神性”的出现可以算一个比较明显的里程碑。在德国占领时期，年轻夫妇开始组织起来，还建立了一个拥有自己会刊的年轻夫妇社团，名叫“金指环”（the Anneau d"or）。它的第一期会刊于1945年1月份问世，第二期会刊则刊登了一篇对夫妻爱情的颂歌，由一位受人爱戴的教士谱曲。这样比较也许对它不太尊重，但这首长长的颂歌的歌词的确令人想起埃迪斯?比阿夫的流行歌曲。于是我们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些虔诚的天主教夫妇与当时其他人相比，真的落后于时代吗？从其他众多的迹象判断，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在1953年发表的一篇出色的论文当中，菲利浦?阿利埃斯请人们注意一种他所谓的“新现象”，即对夫妻之爱各个方面的“重新强调”，尤其是“性”（他的原话）的方面。他发现，在1948年，所有学生中的12％已经结婚。他认为，这个数字标志着一个重大变化，因为在此之前，男人都是先立业，后成家；而在学生时代就结婚，纯粹是出于爱情。

与此同时，社会规范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女性杂志纷纷刊登医生和心理学家的文章，论述情感在婚姻中的特有地位，还宣传弗洛伊德的思想。1953年，巴黎地区的师范学校开设了婚前讲座课程。在这些讲座中，婚姻被描述为情感成熟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当夫妻双方如愿以偿有了孩子以后，这种情感也就发展到了顶峰。人们还认为，要想使孩子健康成长，不仅要有父母之爱，还要有同龄伙伴之爱。“夫妻”一词频繁出现，比如“夫妻生活”、“夫妻问题”等。从此，爱情占据了婚姻的核心位置，成为婚姻的基石。

这种新的关于情感和婚姻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也使得“性”有了合法地位，并在20世纪50年代流行起来。“性”作为对真挚情感的由衷表达，成为了爱情的语言。一位信仰天主教的医生奥雷松神父写了一本书，叫做《伴侣的结合》，将新的规范引入了天主教领域——在此之前，天主教奉行的是禁欲原则：对性行为的容忍只是出于对男性弱点的让步和人类繁衍的需要。同时，一本观点截然不同的杂志刊登了一个“冰冷的女人”的故事：丈夫没能使她成为“真正的女人”，于是她在另外一个男人的怀抱中找到了欢乐，回家只是为了履行“繁重的婚姻义务”。而在另一个地方，一位妇女这样写道：“没有爱情的共同生活比分离更不道德。”要使“性”合法化，仅有婚姻制度再也不够了；现在爱情是最基本的条件。

尽管如此，爱情与婚姻之间的纽带并没有断裂，因为性行为仍然与生育密切相连。这并不是因为当时没有避孕这种概念，而是因为避孕首先是男人的责任，而怀孕及其后果却与妇女更加息息相关。公共舆论对婚前性行为越来越宽容，只要当事人确实相爱并且希望生活在一起。不过，对未婚母亲的谴责依然很强烈，年轻女子也仍然拒绝与男友发生性行为，除非他们即将结婚。未婚先孕的人数在1972年持续上升，而非婚生育的比例则没有大的变化。相爱的男女从相爱到发生性行为之间的过渡期比以前短了，但性还是与婚姻和生育稳固相连。

不过，生活方式毕竟在改变。女权主义者有了新的追随者，而且1968年事件使得他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拥护避孕的运动演变成了计划生育运动。如1967年的诺伊维尔特法案的前言所说，计划生育运动号召人们控制生育频率，预防意外怀孕造成的不幸后果。1975年，在频频援引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进行激烈的辩论之后，终于通过了韦伊法案，使得堕胎合法化。随后，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使用避孕药，性行为和生育之间的纽带终于断裂了。

婚姻的变化(2)

从此以后，婚姻渐渐不再是一种制度，而成为一种形式。随着教育的进步，年轻人在家庭中得到了很大的自主权。他们不必再为了逃避家长权力而结婚，也不必再为了与某个异性保持长期关系而结婚，因为只要双方愿意，这种关系就可以长久持续下去，根本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

年轻伴侣当中未婚同居的人数增加了。 在1968和1969年结婚的夫妇当中，已经同居的有17％；到1977年，增加到了44％。公众开始逐渐接受年轻男女同居这种方式。为避免与子女关系疏远，父母也不再谴责子女的这种生活方式。事实上，有75％的父母了解子女的同居情况，而50％的父母还给同居的子女经济资助。父母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把同居看作一种试婚，而且希望——这种希望通常无可厚非——婚姻能成为最终的结果。

上述状况表明，婚姻制度已经被深深动摇了。对于已经同居的年轻伴侣来说，结婚并不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任何改变。结婚没有带来任何新的社会认可，因为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已经把同居当成结婚来对待了。对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机构来说，正式同居与结婚是同等的。同居者在结婚后并不能得到更多的东西。相反，他们常常感到失落：结婚意味着承担义务，意味着为某个目标奉献一生。同居者对目前的幸福心满意足，对未来则充满警惕。在他们看来，结婚就像下赌注，而且是风险很大的赌注。婚姻难道不是对自由的放弃，对希望的牺牲，对自我的限制吗？

人们对婚姻的抵触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同居的伴侣深恐婚姻会给他们之间的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他们害怕真实的情感会退化，只剩下习惯或者例行公事。婚姻意味着变老，意味着变得市侩平庸。年轻人觉得在契约束缚下，爱情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彼此承诺相爱，爱不就变成责任了吗？他们希望自己是因为可爱而被爱，而不是因为应该被爱。他们决心保持爱情的自然、新鲜和热烈；有人甚至相信，只有不立承诺、不强求制度约束下的稳定，才能保证爱情的质量。

就这样，由于大家都坚持拥有个人私生活，他们就从内部削弱了婚姻制度。伴侣成为个人自我发展的首要中心，这种自我发展是纯粹的私人事务，除了与伴侣双方有关以外，与他人都无关。随着婚姻的法律地位的削弱，婚姻的比例也下降了。1975年的一项法令允许双方协议离婚，但早在这项法令通过之前，离婚数量就已经急剧上升了：1960年是2.86万桩；1970年是3.74万桩；1975年是5.43万桩；而1980年则有7.97万桩。结婚没几年就很快离婚的比率也急剧增长。无可否认，婚姻变得越来越脆弱。

与此同时，结婚的人也越来越少了。1971年，41.65万对新人结婚，创造了历史记录。10年后，这个数字跌了10万。单身人口增加了，1981年，30~34岁的人口中，有16％的男性和35％的女性在官方记录中是单身。同时，未婚同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1981年，男方小于35岁的伴侣中，大约11％是未婚同居，而短短6年前，还只有5％。同居和回避结婚在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白领阶层越来越普遍。这种新模式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居民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根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半数以上的巴黎家庭只有一个成员。

除婚姻以外，家庭也受到了震撼。典型的家庭结构不再是夫妇加上子女。单亲家庭变得越来越普遍。1981年，大约10％的孩子是由单亲抚养的——其中四分之三由母亲抚养。除了由于离婚而单独抚养孩子的人以外，还有越来越多的母亲主动选择了单身生活。非婚生子女的比例在1970~1981年期间增加了一倍，达到了八分之一，但其中有半数以上得到了父亲的承认，而1970年以前，只有五分之一的孩子得到父亲承认。随着避孕措施的出现，被诱骗和抛弃的年轻母亲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主动选择要孩子但不结婚的单身妇女，还有那些虽然与孩子的父亲保持关系但却独自承担抚养责任的单身妇女。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纽带日渐成为唯一稳定、唯一牢固的家庭关系。

上述这些极端情况目前仍不是主流，而且这种发展趋势很可能中断或转向。但是，家庭空间的转变、工作的社会化、大部分教育的社会化、日常束缚的减弱、生活方式的决定性演变，这一切都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半个世纪以前，家庭重于个人；而现在，个人重于家庭。曾经，个人是家庭的内在部分；私人生活是次要的、从属的，很多情况下甚至是秘密的、微不足道的。现在，除了产妇以外，家庭只不过是各成员的暂时聚会点。家中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生活，回来聚会是希望从这个现在已经很不正式的家庭得到支持。如果某人觉得在家里感到憋闷，那么他可以自由寻找更满意的环境。过去，私人生活就是家庭生活；而现在，家庭的价值取决于它对各成员的私人生活的贡献。

秘密的历史？

人们普遍认为，自从1914年以后，私人生活的领域变窄了，秘密的帘幕被掀起，可以谈论的内容日渐增加，不可谈论的内容日渐减少。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20世纪20年代，三种权威仍然统治着私人生活：精神领域内是忏悔神父；物质领域内是公证人（尤其在婚姻问题上）；而医疗领域内则是医生。这三种权威秘密参与个人和家庭的秘密。城市化加强了人们的无特征性。在乡村里，每个人都注意着别人；在都市里，不可明言的隐秘之事，都可以保持隐秘。

在极权体制下，表面上所有介于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屏障都消除了：邮件被拆阅，警察可以在任何时间——无论日夜——敲响你的房门，家庭成员被怂恿着互相揭发等等。这些做法一点也不新鲜，它们在以前自称神权统治的社会里就存在了——在宗教裁判所统治时期的西班牙，或是萨沃纳罗拉统治下的佛罗伦萨。但是如果要把极权社会定义为不存在私人生活的社会，就等于忘记了人们在极端情况下会为了保守自己的秘密用上的种种诡计，即使实际上那只不过意味着可以选择死亡方式而已。

奥威尔的《1984》是在1949年写的。今天重读这部作品，我们可能觉得奥威尔灰暗的悲观主义有点过于悲观。在反叛方面，人类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严格的教条总是会引起离经叛道。以下分析似乎有点自相矛盾，但却不无道理：在极权统治下，以极度秘密的形式存在的私人生活发展到了颠峰。以苏联为例，季诺维也夫所描述的当年的苏联社会基本上算是精神分裂的，每个人都过着双重生活：一方面像个好公民一样遵守规范，另一方面却小心翼翼地违反规范，嘲弄规范，因为他要填饱肚子、要满足自己的性欲、要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于是在官方机构和谨小慎微的罪犯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谨慎的违法行为并不能骗过官方机构，小心翼翼的罪犯清楚自己何时应该适可而止。每个公民都在法律边缘绕圈，都在进行犯罪活动，每个人都有可能被告发。极权政府搜逼出来的秘密远不如它造成的多。正如萨特所说：“我们从来不曾像在德国占领下那般自由。”

这个问题在民主社会里更加复杂。国家不干预私人生活，个人的家庭和朋友不会受到调查。各种媒体，或者自发或者有意地组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体系来维持人类社会的和平。媒体将模仿和宣导巧妙地结合，使“明星制度”得以不朽，尤其在体育运动领域，并借此将人们的兴趣和热情从社会冲突领域分散出去。乔治?德弗罗分析过古斯巴达奴隶的所谓“迷失”，他说，奴隶们若想理解自己的所见所闻，若想明了自己的所思所言，除了求助于主人之外，别无选择。在所谓的自由社会中，也运转着同样的机制，即使在这里，极权主义也大量存在：黑手党及其他黑社会组织执行他们自己的简短审判，从而与合法的机构形成某种关联。

这其中最基本的问题是：在某种特定形势下，人们到底拥有多大的行动自由？马科斯?韦伯坚信：社会学“可以只建立在一个人，或几个人，或许多单独的个体行为的基础之上”，而且必须采用“严格的个人的方法”。雷蒙?布东对此很有同感：“个人行为总是在一个限制性体制内发生，这种体制可能界定清楚，也可能界定模糊；可能透明，也可能不太透明；可能严格，也可能不太严格。”在这个最基础的层面，行为既不可能完全自由，也不可能被社会化机械决定。如果行为由两种力量体系来决定，那么这两者各有什么作用呢？如果某种程度的自由选择是私人生活的基础，那么历史学家利用什么资源才能衡量这种自由呢？

源泉

想要翻查私人档案的历史学家必须要避开它们的守护者：法律。在法国，1979年1月3日颁布的法律，以及1979年12月3日颁布的法令，将公共档案的保密期从30年延长到60至150年，其具体期限长短由法律根据其中资料的重要性来决定。含有“有关个人或家庭生活或者有关私人活动、个人行为”的档案，享有100年的保密期；而医疗资料则享有150年的保护期。某作家这样总结道：“历史学家们，别来碰活着的人的私人生活！……法律保护我们的情爱，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罪恶，我们的疾病，我们的癫狂，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照片——所有它认为是私人的东西……它赋予法官权力，让他们审查课本，检查出版物……死人只要有后代，就可以继续活下去。”1970年，巴黎一个高级法院指出，“与被控强奸著名女演员萨拉?贝纳尔的影迷的后人相比，‘历史学家的权力’一点也不重要……如果在历史学家和法律产生冲突的时候，由法官来做仲裁人，那么历史将会怎样写呢？”

《名人录》（Who’s Who？）是一个很好的私人生活信息来源。其中所收录的社会名流的资料都是普遍认为“说得出口”的或是“道德”的，因而也是合法的；那些说不出口的——令人遗憾的或是可耻的——依然秘而不宣。我们可以得知这些人都担任什么职位，但却无法得知他们的职位是如何取得的，又是如何保住、如何利用的。比如，我们可以读到，X先生首先被任命为某内阁副部长，接着又被任命为上诉法庭的法官，但我们却无从了解他的升迁是否是由于他的杰出才能，或他的投机能力，或是他对政府部门的无私奉献。我们更无从了解如何将学校的相应学历转化为职业上的成功。我们可以将资料输入电脑，进行处理和统计分析，但是除了这些输入的资料之外，机器无法告诉我们其他东西。如果一个人的家庭具有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优势，上的学校很好，所有的教育决策都非常正确，那么他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事。但我们的信息来源还是略去了这些信息，唯恐它们会使人们低估此人的“天分”。由于同样的原因，婚姻通常被描述为简单的恋爱事件，而实际上可能成为伴侣的都已经被体制预先挑选过了。

谁是国王的拥立者呢？国王们自己不会说。马克斯?韦伯一手炮制了“官僚机构”这个词（在他看来，这个词丝毫没有贬抑之意），来描绘他心目中能使国家功能得以健康、理性运行的机制。韦伯相信，在统一原则（考试、学历等）的基础上筛选、根据严格的规定提升、独立于上级和下级的官僚，能够带来我们现在所说的“文明社会”。然而，虽然法国存在着理性的官僚体制，但是个人关系，比如友谊、忠诚、恩惠、亲情等等，仍然发挥着作用。这种关系早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它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保护网，在允许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的同时，也为行使权力提供了便利。在法国，优势结构优先于精英结构的程度比其他西方国家都要深，因此，虽然不断在建立更加民主的选择制度的不懈努力中受到冲击，但这些私人权力网络还是生存了下来。

金钱在哪里

通常人们都不直言金钱，而只是暗指。金钱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超凡卓越，有人说它像上帝一样被崇拜，也有人说上帝就是金钱的象征。不管是深藏不露还是招摇过市，金钱都无处不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能感觉到金钱的存在。婴儿的出生？第一个出生的就是家族继承人。初恋？人们不可能爱上自己没有见过的人，而他们所见的人都与自己同属一个圈子。婚姻？尽管已经不再需要与公证人一起列出所有财产明细，但是在各种社会机制作用下，偶然和必然永远都交织在一起。死亡？继承人一面痛哭流涕，一面紧紧地抓住珠宝箱的把手。媒体？它把富人展示给穷人，教他们耐心如何重要，因为穷人们终生都需要耐心等待。品味之谜其实也就是银行账户之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受益者会炫耀自己的财富，黑市商人则会掩藏自己的富有。

金钱是那些在民主政权中依然存在的一点极权主义的基本成分。有组织的犯罪依靠卖淫、贩毒和军火走私的利润而支撑。反文化的非主流团体对金钱的批判正说明了它们所激起的敌意。后期嬉皮继续信奉圣约翰?克里索斯托的话：财不生财（Pecunia pecuniam non parit.）。

今天，在所有的法国家庭中，有一半拥有自己的住房，80％以上拥有汽车。所有或者几乎所有家庭都有电视机。这种现代三角支撑着社会的安定，尽管富人和穷人之间仍然存在着鸿沟。法国最近的一次结构革命距今也有两个世纪了，但是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社会动荡的迹象，人们就会带着隐隐的期盼，问是否存在“革命形势”（就像在解放时期和1958年5月以及1968年5月一样）。

关于什么是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这个问题，1947年的一次调查发现，只有1％的男性和5％的女性说是“爱”，而47％的男性和38％的女性回答说是“金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猛烈的通货膨胀颠覆了传统规则。起初，法国人对于再次回到战前的繁荣缺乏信心，就将金钱倾注到储蓄和固定利率债券中，后来他们适应了战后的新形势，学会了根据情况在房地产、股票或黄金上投资。根据1953年的一个民意调查，72％的法国人相信房地产、珠宝和绘画作品是最安全的投资，而16％的人则倾向于股票和其他可转让证券。

死亡常常能揭示一个家庭对金钱的态度，并迫使法庭干预。试想一个富有的老人，虽然侄子和侄女都还在世，却将财产留给了亲属们从未听说过的一个女人，这家人除了证明死者在订立遗嘱时“精神不太正常”以外，恐怕没有别的办法能追回财产。遗嘱是否有效取决于当时的情况，而要想证明它无效也并不简单。即使表面上很牢固的家庭纽带也可能经不住这种张力。在案例从私人领域转到公共领域的过程中，秘密的面纱也被逐渐揭开了。

国家和法律（1）

在法国的成文法和其他法律文件中，“私人生活”这一词汇从来都不需定义或注解，好像它的意思从来都显而易见。民法（1970年）第9条写道：“每个人的私人生活都有权得到尊重。”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写道：“每个人的私人生活、家庭生活、住所和信件都有权得到尊重。”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写道：“任何人的私人生活、家庭、住所或信件都不能受到粗暴干涉，任何人的荣誉和名誉都不能受到攻击。”“私人”这个词的含义有一些模糊，《罗贝尔词典》（Le Dictionnaire Robert）天真地把它解释为“公众无法到达”之处。但是，至少有一部分公众可以到达赌场和性商店中的私人房间。厕所过去曾被称为“密所”（privy），即使地处公共场所也如此。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的父母们心甘情愿地承担一部分教师薪水和学校运作开支。不过，也有人反对被迫交税以支撑公立学校。作为永远的期盼焦点和批判目标，国家一如既往地到处投下自己的身影。

1970年，法律禁止了窃听和偷拍。但是，从此以后，法国公众对犯罪活动的恐惧却越来越深。在此后的高压气候下，大部分人都赞成死刑，以及对潜在罪犯的攻击性调查。但是如果不违反法律，不借助于窃听和偷拍，这种调查又如何能进行呢？根据1951年6月7日的法律，法国成立了一个负责协调政府部门统计调查的委员会，所有收到官方调查问卷的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如实回答所有问题。隐私保护者抗议说，这项法律是对隐私的严重侵犯，完全无法接受。但是许多人也同意，对政府而言，把握国家和民族的脉搏是很重要的。在虐待儿童方面，公众非常敏感，常常指责邻居的缄默和政府部门的无能。1951年法律规定，家庭法庭的法官有权下令调查涉嫌虐待儿童的事件。触发这种调查的原因可能是匿名举报、公共舆论，也可能是老师注意到孩子的身体创伤。由此产生的调查无疑是对家庭隐私的侵犯。

汽车是个人自由的象征。有车的人可以摆脱飞机、火车时刻表的限制，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按法律规定，汽车是个私人场所，但是买车的人却受到很多法律规定的制约。车主必须拿到驾驶执照、购买保险、通过年检，还要遵守交通法规。大多数法国人都喜欢拥有自己的住房。政府制定了鼓励买房的政策。社会保险促进核心家庭取代传统的大家庭。曾经由子女照顾的老人们，现在被送去过孤独的生活。

如今的核心家庭拥有自己的秘密生活：他们可以舒适地坐在电视机前，院子里停着小汽车。如果发生争执，夫妻两个可以决定离婚，会到法官那里去解决私人纠纷。在1975年以前，离婚意味着责任，法定程序包括调查、讯问，凡此种种。协议离婚的施行缩减了法律审查的范围，不过最终的判决还是一种公共行为。私人生活只有在一定的保障下才能繁荣活跃，而这种保障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人们一方面抱怨无能、贪婪的官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却又坚决要求增加警察数量。法官无权制定法律，民选的代表才有权立法，但是，立法者的想象力不可能预见将来可能出现的种种争端，因此，法律又不断受到法庭决定的补充。于是，法官不再仅仅是法律的执行者，他们也开始成为法律的制定者。

公众也害怕非官方组织。青年帮派尤其使他们忧心忡忡。近些年通过的“反破坏行为”和“安全与自由”法律的首要目标都是这种帮派。长期以来，社会一直鼓励年轻人加入官方组织，比如童子军和青年文化中心等，城镇里也建起了青年娱乐设施。如何提高土地利用率一直都是争论的焦点，但是如果你要建一座楼，让它挡住某个业主的阳光和一览无余的视野，那么局势马上就会变得难以控制。1960年7月22日，当立法通过建立新的国家公园时，马上就抗议迭起，尽管很多人都可以利用公园里的设施进行娱乐活动，当然，新公园边上的房地产马上就升值了，因此并非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人们无法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就会向法庭求助。侵犯个人隐私的并不是法庭，而是那些把法官叫进家里乃至卧室的人。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这种现象。1982年1月22日，莫（法国地名）的一个离婚法庭做了一个暂时分居的判决，规定夫妻双方各自拥有自己的个人物品，由妻子照看归她所有的一只狗。丈夫申请要求“有权在每个月的第一和第三个周末以及学校假期中去探访并保护（这只狗）”。这个申请被否决后，他又提出上诉。1983年1月11日，巴黎上诉法庭再次驳回了他的请求，理由是：民法第254条对子女监护权的规定，不适用于狗。

1983年2月22日，一个上诉法庭规定，“任何法庭不应因以下判决受到谴责：判决妇女离婚后归还婆婆在订婚时给自己的戒指……如果有书面材料证明她……深信，当事人清楚她有义务在离开某个家庭的时候，要将她在成为这个家庭成员时所得到的东西归还送她东西的那?人。”确实，媳妇（当时还是未婚妻）曾经在一封信里许诺一旦离婚，戒指将归还对方。当然，在婚礼前夕，她觉得离婚的可能性非常小（《法院公报》，1983年12月9~10日）。1983年3月23日，某上诉法庭维持其下级法院的判决，判决妇女离婚时必须将某些“家庭珠宝”归还丈夫的家庭，哪怕这些珠宝她已经戴了30年。

家庭珠宝是可动产，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在哪些方面与其他珠宝不同。家庭珠宝不像普通的礼物那样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也不像家庭纪念物那样被法庭冠以超出任何金钱价值的“巨大的道德价值”。为了使珠宝成为“家庭珠宝”，它必须具有“展示价值”，即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夸饰”性，因此它不会没有价值。“法律所关心的那种珠宝主要特点就是‘珍贵’”，一位法学院院长在1984年这样写道。

国家和法律（2）

因私人活动方面的原因而将员工解雇，这种做法带来了大量敏感而又常常互相矛盾的法庭判决。请看以下这些例子。一个离异的女心理学家在一个专门治疗心理失常儿童和青少年的机构工作，她与医院的院长同居，而这个院长恰巧又是个教士，他宣布背弃以前的信仰，与这个心理学家结了婚，也辞掉了院长职务。新来的院长是个外行，他辞退了这个年轻的女心理学家，理由是：她的行为“与本机构的宗旨相悖”。在法庭上，他的决定被否决了，原因是医院不再是天主教的慈善机构，因此这位女心理学家的行为“对职业环境没有造成任何干扰”。还有一位妇女自1973年起一直为某公司工作，1976年她因为与自己的上级相恋而被解雇。公司宣称，“在丑闻爆出之前”解雇她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向其他员工树立行为不轨的榜样”。上诉法庭判决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发生了丑闻或产生了危害，这种“解雇不具备真正的、充足的理由”。著名的法律工具书《达洛兹百科全书》（Encyclopedie Dalloz）中有无数案例的判决认为对员工的解雇会对员工个人造成伤害，例如，有一个男人在与公司总裁的外甥女离婚之后被解雇（1965年）；一位妇女因为拒绝变更发型、化妆和眼镜而被解雇（1973年）；公司女经理在自杀未遂后被解雇，尽管公司的业务和声誉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在另一方面，法国法庭一般认为与老板不合是解雇员工的“真正、充分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提供证据的负担就不会落在雇主身上（根据1981年上诉法庭决议）。试举两个相当突出的案例。一名与一位药剂师（药店店主）同居的年轻妇女开始时自愿在药店帮忙，后来受雇做收款员和会计。同居了几年之后，他们分手了，于是这名妇女也被解雇了。她认为药店解雇她没有“真正、充分的理由”，于是起诉要求赔偿损失。她的起诉被法庭驳回，随后的上诉也被上诉法庭驳回，原因是“双方个人关系的决裂对雇主和雇员之间的（雇佣）关系有一定的影响，考虑到雇佣的性质和相关的业务，这种雇佣关系要求双方相互信任，但现在这种信任已经不存在了”（1984年）。另一个例子是：尽管某卡车司机的驾驶执照上要求他戴眼镜矫正视力，但他在为雇主开车的两年中，不顾雇主的一再警告，一直拒绝在驾驶时佩戴眼镜。两年之后，雇主终于解雇了他。法庭认为，即便没有预先警告，这种解雇也是合理的。1982年，上诉法庭宣布维持原判，因为“原告的顽固执拗使得雇主无法再信任他……继续担当卡车司机这一职务”。

虽然自杀在所有私人行为中最难以理解，但还是有人会要求法庭介入。1978年6月15日，一个卡车司机在上班时间吊死在自己卡车的驾驶室里。法庭拒绝将这起死亡判为“工作事故”。法官认为，死者并没有任何在职问题，他的健康看起来也很正常，可能某些已知的感情问题是造成他最终行为的原因。虽然法庭承认他的遗孀有权“假定某方负有责任”，因为这个“事故”确实是在她丈夫上班时间发生的，但法庭同时也认为这个行为是“有意的、自愿的，与当天所做的工作完全没有关系”。上诉法庭也宣布维持原判。另外还有一个人，在1977年的一次工作事故中受伤，结果全身95％的部分瘫痪，最后于1978年4月4日自杀。这次法庭判给他的遗孀一笔“抚恤金”，理由是：先前的工作事故是此人自杀的原因。这个判决在第一次上诉中得到了支持，但是根据死者遗孀的证词，死者曾经因为几个家庭成员的死亡而受到重大打击，因此承担抚恤金费用的机构又向更高一级的法院提出上诉。结果高级的法院维持了两个下级法院的判决，理由是，“死者已经因先前的事故饱受痛苦，长期无法工作，生理和职业能力都严重下降，因此才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反应性抑郁症，从而导致自杀”。

死亡也会引起诉讼。有一个人，与自己的情妇一起生活了好几年，不过在这期间，他还是继续探望他的合法妻子和他的孩子。此人死后被葬在家族墓地，但他的情妇起诉要求将他的尸体挖出重新埋在她自己选择的坟墓里。法庭裁决倾向于被告，理由是：由于死者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指示，所以他的家庭有权选择埋葬的地点；另外，也应该给孩子优先权，因为孩子代表着法律应该保护的某些利益；最后，“死者有权平静地安息，既然他的遗骨已经在家族墓地中安息了3年，仅凭此就不应再挖掘坟墓将他打扰”（1983年）。

今天，要想将庞大的数据库互相连接起来是件非常简单的事。“老大哥”（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的独裁者）可以查阅我们的犯罪记录、健康记录、兵役记录、国外旅行记录、杂志订阅记录等，我们所有的东西。1978年1月6日，“资讯与自由”委员会（CIL）在巴黎成立。电子通信和资料档案的隐私权得到了各方面保护，但仍然存在一个很大的漏洞：在“符合公共利”的情况下，电话交谈可以被录音。1985年初，一些年轻的电脑黑客窃取了理论上属于机密的文件。可见，虽然有各种法律保护，但实际上，电子信息的机密性在技术能手面前毫无意义。你当然可以提高计算机的安全性，但是黑客们也可以采用更先进的方式来探取机密。

无法探取的秘密

由于诸如结婚、离婚、自杀、埋葬、珠宝、宠物等之类的事情都能摆上法庭，所以很显然私人生活不能以“在法律范围之外”来定义。我们只有通过一个统一的标准才能进行推断，这条线就是“秘密”这一概念——并不是指绝对的秘密，而是在“说出来”与“没有说出来”之间灵活的界线的另一侧的事情，也就是“没有说出来”的事。

“秘密”一词首次出现在15世纪，它的来源是拉丁语“secretus”一词，即secerno的过去分词，意为“分开”、“隔开”。阿诺?莱维注意到，“秘密”（secret）这个词“起源于筛分谷粒，目的是把可吃的与不可吃的分开，把好的和坏的分开。这种分离是通过一个洞，一个筛眼实现的，这个筛眼的功能是根据物体与筛眼之间形状和大小的关系，允许或不许物体通过”。因此，他认为筛分的过程可以被“形象地比喻为肛门功能”。莱维认为，秘密可以定义为“不为他人所知的情况”，包括三个语义单位：知识（包括心理、行为、物质等方面的知识）；对上述知识的掩饰（通过拒绝透露、含糊其辞、沉默、撒谎等手段）；以及基于上述掩饰之上的与他人的关系（通过掩饰可以获得比他人更大的权力，比如秘密军队、秘密结党、秘探、秘密文件等等）。

没有什么专门词汇来指代拥有秘密的人。秘密是强大的标志，这一点从与它有关的各种词组中可以看出来。在“a violation of secrecy”（侵犯秘密）中，到底透露秘密的人是侵犯者，还是强迫别人透露秘密的人是侵犯者？一个人mis au secret（置身于秘密之处）是指处于孤独的监禁中。莱维这样写道：“秘密/内容的泄漏与‘失禁’这一概念相关，比如以下表达：‘to let the secret out（把秘密泄漏出去）’，或‘the secret leaked out（秘密泄漏出去了）’”。秘密还与嗅觉有关，比如以下表达：“to sniff out a secret（嗅出秘密）”，或“to stick one’s nose everywhere（到处嗅，到处打探）”。秘密还与听觉有关，比如：“The secret exploded like a bombshell.（秘密像炸弹一样爆炸了）”。一个“公开的秘密”根本就不是秘密，“身处秘密之中”是指参与——或者被拉入——某个阴谋，但是“掌握秘密”则是指有权威胁别人要泄漏秘密。对那些身处秘密之外的人来说，秘密的存在是无法容忍的；但是对拥有秘密的人来说，秘密也同样可能无法容忍，因此透露秘密反倒成为一种“解脱”。不过，尽管如此，秘密中还是蕴藏着权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唯一的绝对秘密只存在于个人的意识——或者下意识当中，只有这里才是历史学家所不能探知的。但是也存在一些“共享秘密”——即存在于家庭、核心团体、村庄、邻居、职业团体和政党之中的秘密，这里的“秘密”含义相当含糊，因为它既表示那些完全未说出过的秘密，也表示在团体成员之中以某种形式交流过的秘密。只要存在共享秘密，历史学家就有机会掌握它。某个个人的行为可以显示他属于某个特定的派别。“交流”这一当今的时髦词汇，表示着秘密的结束。如果没有一些秘密的交流，没有一点轻率的言谈，又何谈“亲密”交谈呢？（“我可以告诉你，不过你一定得保守秘密。”）秘密一旦说出口，就不再是秘密了。人们透露秘密有几个原因：或者因为它是个负担，或者因为不知该如何处置它，或者因为透露它会增强自己的重要性，并可能从对方那里套出别的秘密。“谁都认为秘密一定要保守，但对秘密的性质和重要性却不一定会有统一的认识。通常我们都自己来决定什么可以透露，什么不能透露。几乎没有什么秘密可以永远保守，坚决保密这一心态不可能永远存在”（拉罗什富科）。

家庭生活和职业生活之间的界线很难分清。如果面包师烤面包，他的妻子管商店，他的孩子在放学后帮忙送糕点给顾客，那么根本就没有什么界线。但是一个企业管理人员就可以对家人说：“我的工作与你们无关”；在工作的时候他也不需要透露任何家庭生活情况。哪怕在核心家庭中也会隐藏着秘密：男方可能在外面有情妇，女方当然也可能在外面有情夫。但还有更微妙的秘密：妻子可能对丈夫的怪癖深怀不满，或者梦想独自一人周游世界。在二次大战以后水泥浇灌的住宅楼里，家庭秘密很难保守，因为墙壁单薄，邻居们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而在公共住宅计划中长大的青年帮派中的年轻人，则会把各种流言飞语从这家传到那家。

秘密在官僚机构中也同样存在，有些秘密是必要的，有些则是不必要的。了解秘密和隐藏消息有可能是权力或权力幻觉的源泉，这导致了米歇尔?克罗泽所谓的“不确定地带”，在此“地带”中有些官僚天真地滥用他们的权力意志。政治家们坚决护卫他们的私人秘密。法国的议会道德体系严禁对本派代表，乃至对敌对方代表的轻率言行进行?何形式的影射。报复行为很容易升级到失控状态，而所有的丑闻都只会加强丑闻攻击对象的内部团结。

分享秘密，无论是在绅士俱乐部成员之间、共济会成员之间、恐怖分子之间、宗教派别内部、青年帮派之中，还是同性恋圈子当中，都是走出孤独地狱的途径。了解秘密内情的确能给人以满足感。共同的秘密建立起一个特殊的群体，群体中每个人都生活在对泄漏秘密的强烈担心之中。秘密令人着迷。阿加莎?克里斯蒂与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的作品都使我们满怀悬念，等待秘密的最后揭示。还有些人一想到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和KGB（苏联克格勃）人员在到处活动，就变得很兴奋。

拥有秘密的人经常感到有种力量驱使自己吐露秘密。秘密的泄露通常都在非常意外的场合。在飞机上、火车上和出租车里，人们常常会说出那些他们连最好的朋友都不会告诉的事情，因为他们相信彼此从此不会再见。他们可能会向陌生人吹牛，或者编造一些个人经历，他们这样做只为获取一种快感，一种摆脱特有身份束缚后的快感。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电话热线为无数人提供了帮助，其中包括孤独的人、受家庭暴力威胁的妇女、同性恋以及其他人。它们满足了人们倾诉的需要，这说明人际关系仍然受到很多限制。接电话的自愿者就像忏悔室里的牧师，不为人所知，也不为人所见。

记忆的作品

“过去根植于未来。”海德格尔的这句话对于集体历史而言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不了解过去的人们如何设想自己处身于将来，就无从理解过去。这句话对于个人历史来讲也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不考虑自己过去所展望的未来，我们就无从发现自己过去是谁。个人记忆和社会记忆之间的界线很不分明。奥威尔指出，极权主义依赖于对语言和记忆的控制。在他所预见的社会里，历史总在不停地被改写，而改写的目的只是为了反映当时的需要。

即使在法国，对历史的篡改也并非毫不存在。只要翻一下历史课本，我们就能发现，历史时代的划分随历史编纂学潮流的变化而变化。当人们相信伟人创造历史时，历史时代的划分都以杰出人物的死亡为标准；后来，长周期理论和对人口与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研究又风行一时；近期，我们又有广泛共有的文化观念的历史，这些观念的发展过程可以按照各种不同的时间表进行分析。例如20世纪30年代，法国和德国的课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描述完全不同，以至于人们很难相信它们是在描述同一个事件。

尽管到1980年写作能力已经很普及了，但法国政府还是通过种种手段试图唤醒法国人的民族记忆，其主要手段就是：鼓励双眼注视过去的法国人也同时关注现代化的未来。实现这个伟大壮举的方法是定立所谓的“année du patrimoine”，也就是“文化遗产年”。这使我们不可避免地想起了维希政府的口号：“工作、家庭、祖国”。遗产这一词汇唤起了我们祖先的农业根源，也唤起了法国昔日的荣耀——这个国家永远不会厌倦纪念。

今天，保存家庭记忆的方式是20世纪20年代的人们从不知晓或甚少使用的。除了传统的图书馆（在有教养的富有家庭里），我们现在还有影集、幻灯片、录音、电影胶片和录像带——信息量大得惊人。而另一方面，一个至关重要的文献形式——信件——却在不断衰落。人们声称自己不再有时间写信。他们活的时间长了，工作开始早了，退休早了，假期长了，工作时间也短了——但是他们却没有时间写信了。只有充满浪漫幻想的情人们才会冒险把自己的思想在纸上记录下来，说他们冒险，是因为这些记录无法简单地删掉或抹去。

记忆这个东西非常奇异。两个同住几十年的人，却往往记得不同的事情。当一对老年夫妇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两人的记忆非常不一致。即使都记得同一件事情，对此事的诠释也会不同。有时，人们会说照片和胶片可以证明当时的确切情况，但照片并不是完全客观的，照片上人的姿势很可能是按要求摆出来的，也可能照片反映的只是摄影师的感受力，并不是照片的主体。

在电视上再看一遍若干年前在电影院看过的电影，这是发现三个记忆层次的比较好的办法：什么内容由于重复而清楚地记得；什么内容好像忘了但很快就能回想起来；什么内容“完全”忘掉了。用塞尔日?勒克莱尔的话来说，就是：“下意识系统的运作不能被翻译或者移植到意识系统的语法和逻辑当中。……下意识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在这里因果关系和矛盾关系都不发挥作用。它与我们用清醒的意识所阐述的系统极为不同……它是另一个地点，另一幅景象，不遵循空间和时间的顺序。” 照片、胶片和磁带都能满足怀旧的渴望，但它们真的能再现当时的真正情况吗？当历史发展缓慢的时候，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社会结构——以及揭示和支撑社会结构的社会准则——是稳定的，人们的寿命相对较短，出生的时候，社会是这个样子，死去的时候，社会还是这个样子。可是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以一个出生于20世纪初的人为例，1985年这一年在科学、技术、人口或是文化上与1900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不管这个人储存了多少记忆，如果不像写自传那样进行一些想象和虚构，他都无法重建他的过去。

秘密之处：屈辱、羞耻、恐惧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自我展示的时代，也是炫耀性与金钱的时代。然而，秘密王国的疆域依然广大。我们常常发现人们喜欢听人自夸性欲神勇，吹嘘曾在超市里偷窃，炫耀曾在地铁里跳越十字转门，可是他们依然不会说出那些他们真正感到羞耻的事情。有些人以自己的贪婪为耻，还有些人以生理缺陷为耻。我们需要传记作家来告诉我们谁谁谁腿有残疾，或者患有梅毒。我们羞于谈起自己遭受的凌辱。即使是一个多年以前的羞辱，也可能会再度升起、重新唤起久已忘怀的敌意。

那经久不衰的，会被帕累托称为“残渣”的，是无常。在20世纪20年代，仍然存在着气候的无常。就像今天在非洲一样，在当时，气候决定生存与饥荒之间的分界线。而今天，如果坏天气破坏了农作物的话，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并不一定会发生饥荒。过去还有一些关于健康的无常因素：梅毒、肺结核、肺炎、败血病，以及其他疾病。而现在，肺结核已经被彻底征服了，梅毒已经得到了控制。但是又有了新的无常因素：婚姻能够持续多久？工作又能持续多久？农民知道自己的子女不会继承自己的事业在农场里干活；他们很快就会选择去装配线上工作——如果装配线工人还没有被机器人取代的话。

私人生活史也是各种恐惧的历史。比如，对核毁灭的恐惧。在1985年，轰炸广岛40周年那一年，据报道两个超级大国拥有的武器的总的毁灭能力相当于1945年8月6日投下的那颗炸弹的50万倍。与此矛盾的是，人们似乎并没有真正深刻地领悟到：人类现在拥有的科技能力足以毁灭地球好几次。在过去，当大规模传染病威胁人类的时候（由于战争和瘟疫，法国的人口从1300年的1800万骤降到1400年的900万），从集体的想象力中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作品。而今天，迫在眉睫的彻底毁灭的可能却没有使人们忧心如焚。核灾难成为“娱乐”话题——流行图书和电影的主题。20世纪80年代的真正恐惧是对犯罪的恐惧。1984年5月，安全产业在法国工业与研究部的支持下，举行了第一届贸易展，展品包括防盗自动警铃、监视摄像头及其他设备。“就这样，恐惧被引入了商品时代。对安全的需要孕育了一个职业，反过来，职业人员们又自觉地激发我们的恐惧。在这里每个人都有份。”

恐惧对保守秘密也有一定的作用。“我不想知道。”否认跟撒谎一样，也是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一个不信仰上帝的人需要“富有超凡魅力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的偏狭、卑劣和怨妒他都毫不关心。朴素的英雄主义、匿名的慷慨、毫不炫耀的艺术作品——一句话，任何对夸耀的拒绝——对于希望坐在法官席上评判的公众来说，都是一种侮辱。

身份之谜（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的头30年，虽然社会不平等现象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法国家庭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4倍。人民生活水平空前迅速的提高令人感到异常惊讶，并被称作是一种“奇迹”。其他西方经济也经历了类似的进步。古老的普罗米修斯神话重现了，而且助长了傲慢。人们在经济学家和专家治国论者身上看到了这种傲慢——他们声称可以通过改变政府政策达到繁荣稳定的经济增长。人们在以勒科比西耶为代表的城市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身上看到了这种傲慢——他们希望将未来的城市和谐地组合在一起。人们还在医生身上看到了这种傲慢——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人们希望人类寿命可以继续延长。传染病和自然灾害受到人类越来越有效的控制。决策者们似乎找到了处理越来越复杂的社会机制的诀窍。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幻灭已经开始出现。经济方面，在这个产出以指数形式上涨的时代里，需求却由于越来越高的失业率而受到了很大抑制。城市建设方面，曾经光辉灿烂的住宅楼群如今却成为青少年犯罪和暴力的发源地。医疗方面，镇静类药物只能使精神病患者稍微安静，但并不能治愈他们。

过去，人们终生从事同一份工作，或者同一个行业；生意常常是由父亲传给儿子，但是计算机的使用、自动化、计算机辅助教育等的进步带来了生产过程的“永久革命”，结果，现在的工人必须定期再培训。失业威胁着各行各业的人们。装配线工人被机器人取代了；农民被迫卖掉规模太小无法赢利的农场；小商人在与东南亚的竞争中破产。如果你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且无望在近期内找到另一份工作，那么你就面临着巨大的身份变化——也就是“身份危机”。这种说法很常用，但表意并不够充分，它可能会打破人们旧日的信念。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人人为己”作为座右铭。如果一个年轻人风闻某处有一个工作机会，他不会将这个信息告诉别人。日常生活困苦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也是如此。引导人们寻求食品、帮助人们避免与当局的麻烦，是同谋而不是友谊。号称无阶级差别的社会实际上在鼓励自我保护的行为。资本主义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制度的不同并没有太大的作用，不管人们身处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性质如何，人还是原来的人，更倾向于霍布斯所认为的“性本恶（自私）”，而不是卢梭所认为的“性本善”。失业的创伤很难平复，而对于那些更需要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是提高社会地位的人，它的影响尤其大。这些人担着一定的风险：他们借了钱购买三种必需品——房子、汽车和电视——但是现在面临着失去这一切。个体经营者（自我经营者）数量的下降也带来了身份的问题，尽管不像失业那样显著。直到最近，手工艺人和小零售商们还在采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生产方式，即家庭同时也是生产单位（个体）。个体经营者的下降破坏了这一切，改变了传统的角色，造成了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分裂。

身份问题由于城乡人口之间的关系变化而更加突出。这种关系变化又是由法国采用的“现代文明模式”（为简单起见，我暂且这样命名它）带来的。自从20世纪初期以来，法国人民的经历与外来移民基本相似。在1914年奔赴战争前线的法国士兵们回来（如果幸运的话）之后，都好像换了个人，在语言、衣着、饮食等方面，他们都带回了新的观念。全国性媒体对农村人口的覆盖也进一步加速了农村人口的大规模迁出：农村人口逐渐放弃了自己家乡的方言与身份，融入了城市，主要是巴黎的社会规范和风尚。

随着这些发展变化，地方主义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涌现。在20世纪20年代以及经济衰退刚开始的30年代，生存——保住一份工作，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是大部分人的当务之急。只是在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对文化的关注才崭露头角。地方文化成为研究的目标，成为魅力无穷的领域。年轻人开始对除老人以外无人再说的农村方言产生兴趣。寻根不仅成为一种需要，而且成为一种时尚。对此，旅游固然有一定的影响，但寻根本身也具有双重的意义。城市居民在农村买房就出于双重考虑：他们希望在这里享受今日的舒适，又体验昨日的传统。当地居民（几乎没人敢称他们为乡下人）对此也欣然相助，从而引起了各式各样的“伪复兴”。

在《文明及其不满》（1929）一书中，弗洛伊德写道：“不可能无视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本能满足的否定上的，也不可能无视文明的存在多大程度上是以强大的本能迫切需要的不满（压抑，镇压，或其他情绪？）为前提的。这种‘文化压抑’一直统治着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整个领域……要想理解如何才能抑制住满足本能要求的愿望并不容易……因为文化遵循一种内在的性欲的冲动，将人类紧密编织在一起，因此文化只能通过它激起对不断增强的罪恶感的警觉来达到这种目的……我们还可以认为，社区也形成了自己的‘超我’，在它的影响下，文化演变得以进行。”

精神分析试图查出患者最隐秘的秘密，隐秘到连患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隐藏它。精神分析引起愤慨，唤起热情，将它的影响扩展到语言的各个方面——考虑到这个学科是基于说出的和听到的语言，这一点也很自然。最终，它也激起了性科学家的反击，这一点我们以后会进一步讨论。

身份之谜（2）

在本书中，有一点很重要：精神分析揭示了当前存在但是被隐藏起来的记忆，这影响深远。以弗洛伊德对“狼人”的著名分析为例。谢尔盖?彼得罗夫?坦基耶夫活了92岁（1887~1979年），开始接受弗洛伊德治疗的时候，他才26岁。在4岁的时候，他开始重复同一个梦境：几匹身体为白色但是尾巴上毛发浓密的狼从胡桃树的枝桠间盯着他。可怜的孩子每天都在恐惧中醒来。弗洛伊德的解释是：这个梦是另一个深深埋藏在他潜意识中的“可怕”记忆的“改编版”。在他18个月的时候，睡在父母房间里的小谢尔盖目击了这样一副原始场景：他的父亲直立着，正在插入他匍匐着的母亲。秘密的揭示并没有带来疾病的治愈。坦基耶夫，一个由于大革命而没落的俄国贵族，成为年轻的精神分析社团的一个受监护人。他这样写道：“如果没有精神分析，我就永远无法忍受我将面临的生活。”他的话是极为正确的。生活中，他全神贯注于他自身的问题，对任何其他人都漠不关心，尤其是他的妻子。他妻子是犹太人，1938年因对纳粹势力的兴起充满恐惧而自杀。他的病情经历了无数次反复，他也因此接受了其他许多精神分析师的治疗，但在此期间他一直保持与安娜?弗洛伊德（西格蒙德的女儿，心理学家）的联络。安娜承认：“这位来自维也纳的老病人是（我的）财富的一部分。”

患者的秘密有时会逃脱精神分析师的追索。夏尔?大卫讲述了一个45岁男子的病例，他优雅、世故、矜持，“语言运用技巧高超”，他来看病是因为他在与一位他异常倾慕的女士交往时，发现自己有性能力不足的迹象。在12个疗程的治疗中，他躺在长榻上，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在我面前，词语的丝带慢慢展开，就像屏幕一样；他在屏幕上放映电影，而我的唯一功能就是观看……他不给我任何介入的机会。”到了第13个疗程，这个人一如既往地出现，躺下，继续讲他的故事。40分钟以后，“他没有征求我的同意就从长榻上起来，当场付了我诊疗费，同时以他一贯的冷静态度告诉我说，他已经决定就此结束他的故事。他还说，这次经历非常有意思。他甚至觉得他从中受益匪浅，因为他的困难已经消退，前途显得很光明。但在以往的疗程中，他对任何情况好转都只字不提……他从精神分析中的逃离使我陷入深思。”在这个病例研究的其他部分，大卫论述说，这个病人有一个秘密，而且最终也没有吐露。或者也可能作为精神分析师的他，一时疏忽，没有及时发觉这个秘密，让它溜掉了。“正如精神分析的对象可以隐藏在秘密之后，精神分析师也可能在秘密吐露的那一刻隐藏起来……有时候分享病人的秘密等于不自觉地与病人结成一种过于亲密的关系。不管这秘密是否被揭示，它都可能直面我们。如果俄狄浦斯没有解开斯芬克斯之谜，他就会死掉。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之后，亨利?詹姆斯所谓的一种特异的环境串联能力使他蒙蔽了自己。虽然他暂时拥有锐利的眼光，但最终他还是被命运捉弄，而且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妇女直到近期才不用在结婚的时候改变姓氏，因此她们可能比男人更关注身份之谜，也因此更可能解开这个谜。女婴的出生，不仅常常使希望生个男孩的父母感到失望，而且也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社会里负罪感的一个来源，因为正是由于夏娃，人类社会才陷入悲苦、无助和蒙蔽。因为女人不像男人那样受到（错误）信念的深刻影响，所以她们更容易揭露并反抗被所谓“自然本性”所掩盖的“社会的”身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她们要揭穿精神分析的真正面目。

家庭秘密

基督教补赎书里对避孕的反复谴责证明，避孕措施已经实行许多个世纪了。教会声称：避孕的应用，即便是在婚姻中的应用，也是不可饶恕的大罪；对此的惩罚比对引诱处女、绑架、乱伦，甚至亵渎神灵的惩罚来得还要严厉。教会认为，性交的目的只是生育，而不是享乐。就连被认为会阻止“女性身体”留存精子的性交姿势都被明令禁止。

然而，即便不使用诸如体外射精和肛交之类的基本避孕方法，出生率还是比理论上的可能数值要低。在中世纪的法国，很少有妇女能成功生养5个或6个以上的孩子，原因包括晚婚、高死亡率（尤其是因为分娩），以及养育困难。而在这五六个婴儿中，只有两个能存活到成年，这个数字比今天的每对夫妇平均1.81个孩子还要少一点。到18世纪末期，由于农业的发展和传染病的减少，情况有了很大改善，当时每出生3个孩子，就有两个能活到成年。

避孕的合法化

节育的责任是从社会转移到夫妻个人身上的。法国1920年的一项法律规定，不仅堕胎是非法的，而且传播避孕的方法也是非法的。尽管如此，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每对夫妇还是只生不到两个孩子。因此可以判断，早期的避孕措施肯定相当有效。在19世纪80年代，在限制生育方面，工人阶级有明确的政治动机：他们的目的在于通过“子宫罢工”避免为雇主提供由于过多而廉价的劳动力，同时避免为资产阶级国家提供“炮灰”。1896年，保罗?罗班创立了第一个“新马尔萨斯主义协会”，但是几乎没有女性加入。最常用的避孕方法还是体外射精；如果这个方法不成功，就只能求助于堕胎了。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人口骤减，于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马尔萨斯主义运动也就失去了基础，夭折了。

1978年，民意调查者们对法国20~44岁之间的女性做了抽样调查，抽取了其中3000名有代表性的女性。他们发现，被调查的人中，有28％使用避孕药，68％使用其他避孕方法。有些人没有使用任何避孕措施，但已经自己做了绝育手术，而其他人则表示希望怀孕。在20~24岁之间的女性中，高达97.8％的人使用避孕工具或药品；25~29岁之间的女性使用避孕药的比例是最高的；在30岁以上，避孕药逐渐被体外射精取代。体外射精是仅次于药品的避孕方法，即使在年轻一点的女性中也是如此。1982年的一次跟踪调查发现，15~19岁之间的年轻女性中，使用避孕药或避孕环的比例是38％；在25~29岁之间的女性中，这个比例上升到了46％。从1978年到1982年，避孕药的使用一直很稳定，而使用避孕环的人数则翻了一番。（此前这种现象也曾在美国出现过，在那里，1974年以后避孕药的使用下降了。）传统节育措施的使用——体外射精、安全套和生理周期避孕——随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普遍。

如果引入社会学的标准，画面就更复杂了。1982年，在20~44岁的女性中，使用避孕药或体外射精的人有44％；而教育程度达到学士或学士以上的人中，这个比例是56％；在高级管理人员和职业从业人员中，这个比例是48％；生活在巴黎地区的人中，比例是55％；不信仰宗教的人中，比例是52％；未婚女性中，比例是64％。采取节育措施这种行为，并不表明人们不愿要孩子，而表明了人们希望能够决定何时要孩子。选择不要孩子的夫妇越来越少了。

在短期内，出生率下降的结果是有益的：休产假的减少了，医疗费用降低了，被划归“第三阶级”（领取最高的福利补贴）的孩子也少了。从长远看，出生率下降有两个后果：第一，人口会越来越少，不过这倒不一定是什么灾难；第二，青年人口下降，老年人口增加，这意味着“年轻的工作人口虽然拥有较高的生产率，但却应该为无法享受其成果而做好准备，因为他们的劳动也要负责满足比例较大的老年人口的需要。”

过去，人们为了不要孩子，采取“适当”的措施，现在，他们为了要孩子，就得做出“积极的决定”。不断下降的法国出生率（实际上已经比其他东欧和西欧国家的出生率下降得要慢了）可以归结于两个原因：其一，有效的避孕，减少了阿尔福雷德?索维所谓的“不受欢迎然而无法拒绝的孩子”的数量；其二，许多夫妇决定最多只要两个孩子。

不过，人口学还不能算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这一点可以从1943年开始于法国的“生育高峰”看出来；从1965年开始的出生率滑落也能看出来。虽然法国人发现现代避孕方法比较晚，但是对避孕的热情却比较高涨，正如此前瑞典人的反应一样。20世纪60年代在瑞典开展的一次对18~60岁的男女代表性人群的抽样调查显示：30岁以下的人中有77％使用现代避孕手段，有57％的男性和44％的女性在18岁之前就有了第一次性经验，98％的已婚夫妇有婚前性关系，只有1％的人觉得非婚生子女不应该享有与合法子女同样的权利。

近代现代避孕方法的广泛使用给私人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重要性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另外，根据皮埃尔?西蒙的说法，由于犹太—基督教文明与其他文明不同，“没有性爱”，因此相比之下，这种变化就益发引人瞩目。夫妻二人现在可以计划要孩子的时间，而妇女也不再需要一定要忍受计划外的怀孕，可以理智地要求充分享受性生活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可以容忍男性的所谓“自然”的一夫多妻制，但是直到最近，一妻多夫还是受到男性统治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限制。不过，在近几年里，这些价值观以及大男子主义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挑战。毫不意外，避孕观念经过很长时间才取得合法地位，换言之，医学经过很长时间才取得对生育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克服许多禁忌及偏见，而胜利则是没有任何保障的。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法国节育历史上的辉煌瞬间。1953年，利特雷组织，一?主要由产科医生组成的法语国家医生联合会，在日内瓦集会讨论他们每天在医院目击的烦扰景象。西蒙博士这样描述：“医院里吗？简直是屠杀……在这个方面慈善医院实在愧对它的名字。我能回想起当时在遭受性病折磨的妇女的病房里的可怕景象。医院故意不施用麻醉剂就进行切除手术，目的是为了惩罚这些妇女，让她们在哪里犯罪，就在哪里受苦。”

尽管这个组织的最终目标是堕胎的合法化，但是它的成员们却深知在这个问题上传统思维所形成的障碍。因此他们把避孕作为第一个步骤，也是违反1920年法律的做法中唯一可能被公众观念接受，从而被立法机构接受的做法。1954年，中立的激进社会主义联盟（当时正处在重组的痛苦中）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废除1920年法律。1956年，拉格鲁阿?魏尔－哈勒博士开创了“幸福母亲”运动。1959年，法国计划生育运动（MFPF）开始了，这个运动很快赢得了各界的支持，包括教师、新闻界、新教徒，甚至还包括一部分天主教徒。1961年，亨利?法布尔博士在格勒诺布尔开办了第一个地方性计划生育中心，在为一个女精神病患者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之后，他被地方医学联合会传唤去接受讯问。1963年，皮埃尔?西蒙将纽约一个妇科医生研制成功的避孕环带到巴黎。1965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候选人弗朗索瓦?密特朗声称，他支持避孕的合法化。此后，戴高乐主义者继续呼吁避孕的合法化，1967年12月，诺伊维尔特法案终于得以通过。而5年之后，官僚法规中所需要的改革才真正得以批准。

堕胎的合法化

在法国，避孕的合法化是向堕胎合法化迈进的第一步。这一点到1971年4月5日周刊《新观察家》（Nouvel Observateur）发表“343名妇女宣言”时，已经很明显了。这343名妇女都是知名人士，她们声明——实际上是宣告——她们都曾堕过胎。堕胎终于从阴影中走出，可以被公开谈论了。这个宣言以及同时发表的一些文章，彻底改变了堕胎问题的讨论方式。习惯的道德评判得到了扭转：如今，怀着一个自己不想要的孩子一直到分娩，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身体不是一台机器，强迫怀孕生产意味着不承认赋予生命这种行为的独特性。女人的身体应当受到尊重，未出生的婴儿的身体也应当受到尊重。只有在母亲想要孩子的时候，母爱才会源源不断地滋养婴儿。应该选择的不应当是是否堕胎，而应当是堕胎方式，即秘密堕胎还是在医疗监督下堕胎。

尽管还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统计数据，但是据估计，20世纪70年代全法国私自堕胎的数量大约每年有60万。其中，大约有500起导致了死亡，而另外2万起则导致了不育。妇科医生非常清楚其中的风险，因为在他们所接待的患不育症的妇女当中，有20％是由于手段拙劣的堕胎行为造成的。当时的局面是绝对的虚伪：警察对此视而不见，法庭公然违反1920年法律，即使抓到了堕胎者，也拒绝判刑。根据西奥多?泽尔丹的记录，从1920年到1939年，法庭每年只审理了350桩堕胎案，陪审团常常拒绝判决被告有罪。1945年，巴黎已有秘密堕胎的诊所。1947年的一项研究证明，73％的堕胎妇女已经结婚，而且他们的丈夫都同意她们堕胎。

“343名妇女宣言”尽管引起了很大争议，但在实际上反映了政府的忧虑。总理雅克?沙邦－戴尔马当时正在宣传推广他的“新社会”思想，他的卫生部长罗贝尔?布兰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堕胎问题。这个委员会由皮埃尔?西蒙博士牵头，包括各个政治党派的同行们；他们还听取天主教和新教神学家们的意见。在1972年7月5日，沙邦－戴尔马辞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解职——之后，立法就显得迫在眉睫了。希拉克政府继续沙邦未竟的事业，而希拉克的卫生部长西蒙娜?韦伊则一直致力于此，直到法案最终得以通过。将堕胎合法化的法律于1974年11月29日以284票对189票的绝对优势通过。到此时为止，为实施诺伊维尔特法案而建立的最后一批法规也已经就位，而韦伊法案也赢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实际上，1975年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15~50岁的妇女中，有93％希望能够有计划地生孩子；82％赞同使用避孕措施；74％希望自己的孩子了解有关避孕的知识。

新的堕胎法案并非没有敌人。菲利浦?勒热纳，一个名为“让他们生存”的反堕胎组织的领袖，谴责西蒙博士“双手沾满了法国婴儿的鲜血”。尽管韦伊法案规定用医学方法处理堕胎问题，它还是在妇女寻求实现自己新权利的道路上设置了微妙的障碍。申请者必须经医生证实怀孕情况，并且必须解释她们堕胎的理由。然后，医院会发给她们一本《堕胎指南》，里面解释了妇女可以怀孕直到生产的各种方法。第一版《堕胎指南》甚至没有列出经认可的堕胎诊所。由于医生必须报告自己参与的每一例堕胎，所以我们有精确的堕胎人次记录：1973年，134173人次（婴儿安全出生数量的18.7％）；1980年，171218人次（婴儿安全出生数量的21.4％）；1983年，181735人次（婴儿出生数量的21.4％）。这些数字比1975年法案通过之前人们所预测的数字要低得多，这表明，秘密堕胎可能依然存在。

与不育症的斗争

“渊博的避孕专家，”西蒙博士断言，“也会知道如何治疗不育症。这两个领域其实是同一个，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1978年法国的一次调查显示，被调查的夫妇中，有5％无法生育，18.4％曾经有受孕困难的经历，10.8％生第一胎时有困难，但是其中四分之三能够克服困难，生出孩子。越来越多的夫妇在感到无法怀孕的时候，会来寻求医生的帮助。整个生育过程已经高度医学化：药店里出售妊娠测试工具；产前诊断技术，比如羊膜穿刺术、超声诊断等，得到了广泛应用；医生监督人工受精等；有些医生甚至宣称有能力影响孩子的性别。不育对情感的伤害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不育的夫妇愿意尝试任何方法，就连人们一向都秘而不宣的东西，他们也愿意披露。

不育不算是一个新问题。在古代，如果一个男人无法生育，他可能会叫自己的奴隶来代他行事；如果一个女人无法生育，也会采取同样的补救措施：亚伯拉罕无法与萨拉生育的时候，就求助于女奴夏甲。过去，社会禁忌使得不育都被归咎于妇女；对于将性行为能力和生育能力混为一谈的男性而言，将自己的精子送去显微镜下检查会很丢面子。统计证明，三分之一的不育是因为女方，三分之一是因为男方，另外三分之一则是由于双方不相配。还有的时候，无法受孕的原因反而是对生育本身过于关注。医生们论述说，许多看起来不育的夫妇在领养了孩子之后反而怀孕了。

试想下面这种情况：有一对夫妇，丈夫无生育能力，而妻子有生育能力，那么，妻子可以从一个有生育能力的精子捐赠者那里接受人工受精。自从1975年以来，法国每年有一千多个孩子是通过这种方法生出来的（1983年，共有749000个孩子出生，而通过人工受精方式出生的有1400个）。这种技术很简单：精子采集来以后，先冷冻保存，然后植入接收者的子宫颈。在法国，这种操作的全部过程都有医生监督，而且在精子研究与保存中心的保护下进行。精子捐赠者全部没有姓名记录，且没有任何报酬。母亲既是亲生母亲，也是法定的母亲；而父亲只是法定的父亲，并非亲生父亲。

还有一种情况：有一对夫妇，丈夫有生育能力，而妻子无生育能力——她的输卵管异常，但是卵巢功能正常，子宫正常，也有妊娠能力。大约有3％的妇女有这种症状，其中一个可能的解决方式是通过外科手术矫正输卵管畸形，但这难度很高，成功率只有大约四分之一。另外一个可能是试管受精，具体做法是：用外科手术从妻子体内取出一个卵子——可以通过普通麻醉、体腔镜，或者超声监控之下的阴道横断切口等；一旦取出卵子，就在试管内用从丈夫体内取出的精子为卵子受精；然后，由此产生的受精卵又被植入妻子的子宫内。如此产生的结果，即所谓的试管婴儿，已成为新闻媒体中最富吸引力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双方都既是孩子的亲生父母，也是法定的父母。坐落在克拉马尔的安托万?贝克莱尔医院是这方面的专科医院。1985年，这个医院每个月都执行80例这种操作，即使这样，它的等候名单还是排到了两年以后。然而，只有20％的体外受精最终可以导致正常怀孕，大约四分之一都以流产而告终。这种技术比较复杂，费用较高，而且有宫外孕的危险。从1982年2月到1985年5月期间，全法国通过试管受精出生的孩子只有100个，而全世界只有1500个。

下面再看一下第三种情况：有这样一对夫妇，妻子不能正常排卵，但是能够正常怀孕。从另外一个女人身上取来的卵子能够在试管中受精，并植入妻子的子宫内。这样，这个母亲虽然不是亲生母亲，却可以是法定意义上的母亲；而父亲则既是法定的父亲，又是亲生的父亲（如果他提供精子的话），或者只是法定的父亲而不是亲生父亲（如果精子来自另外一个精子捐赠者的话）。

再看第四种情况：妻子没有能力正常怀孕直到生产。这样，来自这对夫妇的受精卵可以植入另外一个女人的体内，这个女人因此怀孕并生产，然后（按道理应该）把孩子交给最初提供受精卵的这对夫妇。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如果妻子没有生育能力，那么可能有另外一个女人同意为这对夫妇做替身母亲，即从丈夫身上取出精子，为这位替身母亲做人工受精。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是亲生父亲，但是“母亲”不是；替身母亲才是亲生母亲。其中牵涉到的每个人的法律地位，还有待决定。

法律中的不明确之处

不育的问题不仅日益成为一个医学问题，还日益成为一个法律问题。医生已非旧日的“家庭医生”，他们与法官一起，参与到私人生活当中。实际上，他们过去一直都在参与，只不过不如现在的程度深而已。人们相信，“家庭法律”根植于自然，而且总结了对任何人类社会都不可或缺的通行做法，因此，它超越于各种人为法律之上。今天，遗传学和生物学方面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进步，因此，号称征服了自然的科学想要建立一种新的法律，一种人为的、适应人类需要的法律。

但是自然法则的古老要求依然存在，只不过披上了新的现代外衣而已，而对此立法必须加以应对。生物学的进步是前所未有的，而处理这种状况的法律却无法满足需要。只要现存法律与普遍观念和通用做法产生矛盾，法官就要做出选择：要么坚决执行法律，要么创造一些巧妙的方式绕开法律。举例如下：自从1975年以来，在法国的国立医院里，人工受精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免费提供的。一个丈夫同意他的妻子利用这种便利条件，进行人工受精，但是不久以后，他却提交诉状，否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但没有透露原因。1976年6月30日，尼斯某法院同意了他的要求，因为“血亲关系不能否认”。在这个具体案件中，孩子的亲生父亲显然不是母亲的丈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孩子是婚生子女，还是非婚生子女，抑或是私通的结果？根据1972年法律的规定，虽然婚生子女在遗产继承方面继续享受优惠待遇，但是在法律地位上，二者是相同的。

再考虑一下如果事情牵涉到替身母亲，会怎么样。替身母亲与请他帮忙的夫妇会按《民法》的规定受协议的约束吗？《民法》中是这么规定的：“法律协议对协议双方起到法律的作用。协议一旦签订，如果不由双方同意，或由于法律规定的原因，不得擅自中止，必须严格执行。”按照这种法律规定，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替身母亲和相关夫妇之间的协议，不算是“法律协议”，因此也就不能算是有效合约。它也不能算是捐赠，因为按法律规定，捐赠者有义务履行自己的诺言，但是一个替身母亲总是能改变主意，或者进行堕胎，或者拒绝将孩子交给别人。基于同一个理由，如果孩子不幸有残疾，这对夫妇也可能决定不接受这个孩子。另外，替身母亲可以接受报酬吗？为了与这对夫妇接触，她可能需要借助中介的服务，比如报纸或某种代理机构。关于这一点，法律规定很明确：“任何人，如果为了获取金钱而促使或试图促使别人得到或领养孩子”，都要受到处罚。另外，“如果犯了以下罪行：绑架、接受或私藏儿童，或者将两个孩子互相调换，或者将一个孩子强加于没有生产的妇女，都要处5年到10年监禁”。但是，除非像事实上那样，一个家庭成员愿意做替身，否则谁会愿意毫无报酬地工作？

1985年，一个“遗传学、生育和法律大会”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有人提议说，怀孕应该被视为一种“劳动”。每个怀孕的妇女都有权得到政府补贴。替身母亲提供为期9个月的服务，并且因此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她必须忌做某些事情，还要冒一定的风险，因此，道德委员会建议说，替身母亲不收取报酬，但是要收取一定的赔偿金，以补偿因为遵守限制性规定而失去的自由。这种精细的界定使得人们可以给予替身母亲补偿，而又不触犯法律。

1979年，皮埃尔?西蒙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一个寡妇用她已故丈夫的精子进行人工受精，那么应该如何处置呢？1984年，一位妇女请求克雷泰伊一个法院同意她用她三年前死去的丈夫的精子进行人工受精。1984年8月，法院做出裁决，同意了她的请求，理由是：“由于婚姻的目的之一是生育，那么，保存或者处理死者精子，或者给他的遗孀受精，都没有违反自然法律。”死者的父亲身份也得到了默认。在这种没有立法规定的情况下，法官们自己“创造了法律”。这个判决显然有法律缺陷：这个孩子不可能是婚生的，因为它出生的时候，丈夫早已死亡，婚姻已经不再存在。法官们判决死者可以成为孤儿的父亲，这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法律的规定。

在“遗传学、生育及法律大会”开幕的时候，法国总统的祝辞提出了这一领域需要立法的问题：“在这个生命曲线被改变，胎儿权力被众人使用的时代，我们还能依靠什么原则来引导自己呢？……如今，人类能够控制生育了，能够支配遗传了，……人类已经到达了一个必须自己选择自己的规则的时刻。”答案真的是立法吗？或者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就像德昂?卡尔博尼耶所说，当需要“在两种解决方案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总是选择需要少一些法律的那种方案，给风俗和道德尽可能多地留出空间”。著名法律学者、司法部长罗贝尔?巴丹泰将处理替身母亲这一法律难题简化了，在他看来，“租用子宫”只不过是在孩子出生之前?领养这个孩子而已；在这里，孩子的利益并不会受到比普通领养更大的损失。内政部长乔治娜?迪富瓦对此则持不同意见。在1985年4月24日的一个广播演说中，她立场十分鲜明：“我坚决不同意让一个出租子宫的市场产生……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各异，甚至在政府内部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没有人能宣称他现在就拥有正确的解决办法，因为这个问题太新了。”库唐博士说：“这是个矛盾：不育的夫妇有一种难以抵制的渴望，即想要通过拥有孩子来融入这个社会，然而，通过这种做法，他们却削弱了他们渴望融入的这个社会的建构基础。”

专家们依然在提出问题，而不是在提供答案。《欧洲人权公约》规定，“每个人的生命权都受法律保护”。统一前的西德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生命权”。但是人什么时候才开始成为人呢？胎儿是人吗？有权受法律保护吗？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堕胎就是非法的。有人相信，人从妊娠那一刻起就开始存在了。还有人认为，妊娠5~7天后，受精卵在子宫内着床时，生命才开始。有人坚持说，直到胎儿在妊娠16周接近人的形态时，生命才开始。更有人说，生命是在胎儿开始动的时候开始的；还有人说，生命是从胎儿在子宫外能成活时（妊娠20周）开始的。最后，也有人认为，人的生命直到出生那一刻才开始。既然妇女现在有权堕胎，那么为什么要剥夺她们选择生育方式的自由呢？如果未婚妇女可以领养孩子，那么为什么要剥夺她们按自己意愿生育的自由呢？医学已经发展出使生命得以延长的技术，从而重新诠释了死亡；现在，它正在发展新的技术，重新诠释生命。

成长：亲子关系

19世纪以前，孩子一直被看作“未成年人”。费利克斯?杜庞卢主教写过一本6卷本的论著《教育》；他的著作《孩子》被有些人看作名副其实的童年大全。但是他的观点在孔佩雷1893年的作品《儿童心智和道德的演变》中受到了挑战。孔佩雷反对了原罪的观念，他所描绘的儿童比杜庞卢所描述的更加天真无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出现了大量有关儿童的作品：保罗?罗班博士写了一部12卷本的著作，其中论述说，孩子们应该得到更大的自由。1926年，亨利?德?蒙泰朗认为，他所谓的“青春期”可以与女权主义相抗衡。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人们认为“第五戒律”，即“尊重你的父母”，是所有戒律中最重要的一条。被调查的人中，有70％感到纪律是教育中的关键因素，有52％希望学校不要开设性教育课程。

1983年，阿兰?吉拉尔和让?施特策尔进行了一项民意测验，调查发现，家庭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个非常正面的形象：72％的人说他们与父亲很亲密，80％的人说他们与母亲很亲密；75％的人感到必须对父母保持尊重，即便他们有时会犯错；50％的人赞成离婚和堕胎，而85％的人感到“要想使孩子在快乐环境中长大，父母必须都在场”；不过，仍然有61％的人支持单身妇女按自己的意愿生养孩子。1973年石油禁运导致的经济危机，使得孩子们在依赖的环境中长大：根据1978年的一次调查，18或19岁的年轻人中，有85％住在家里；而20~21岁的人中，有72％住在家里；22~23岁的人中，有63％住在家里；24岁的人中，53％住在家里。75％的商业管理人员为他们18~24岁的孩子提供经济资助。

1980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典型的法国人认为，理想的家庭里应有2.7个孩子，但是实际上，每对夫妇平均才有1.81个孩子。与管理人员、职业从业人员，尤其是中层管理人员、技工和商人相比，工人家庭的孩子比较多。大家庭非常少。在18世纪，平均每个妇女生5个孩子，但只有2.5个孩子能够活到5岁，因为孩子的死亡率非常高。

大家庭的模式只在人口史上流行过很短的一段时间，当时生育率很高，宗教活动频繁，死亡率却迅速下降。避孕、堕胎、拥挤的住房、工作的妇女，以及日间看护的缺乏，这一切都对大家庭不利。但是比这些因素影响更大的是人们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很可能与宗教活动的衰落有关。这种观念变化使得父母为了保证孩子有更加舒适的生活而限制家庭规模。孩子成为父母希望与梦想的焦点；在孩子漫长的教育生活中，必须给他们以支持。在不久以前，即使很年幼的孩子也要为维持家庭生计贡献力量；而现在，直到20岁甚至20多岁，孩子一直是家庭财政的一项庞大开支。家庭在社会阶层中进步的希望就寄托在孩子身上。与此相反，在社会阶层中没有任何上升希望的工人中的外来移民，则拥有非常高的生育率。多亏了医学进步和福利补贴，这么多的孩子才得以生存下来。

每天都有儿童被殴打。1985年，一个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发现，每年有大约5万名法国儿童遭受着心理虐待、身体虐待或性虐待，大约有400名儿童因此死亡。然而，因此提出的控告却很少：1982年，仅有1611起，其中只有600起导致判刑或罚款。这种相对宽松的处理方式是由于参议院调查报告中所谓的“沉默同谋”所致。出于畏惧、羞耻或悔恨，家庭其他成员一般都会掩盖真相。1971年一项法律允许医生和社会工作者在遇到虐待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案例时，可以不用遵守为当事人保守秘密这一义务。然而，还是有许多人不肯报告这种犯罪行为，因为他们相信，无论如何，孩子都最好与家人待在一起。

虐待儿童常常是一种阶级现象，是酗酒、劣质住房、“社会和心理发展不足”的后果。虐待孩子的父母几乎无一例外地自己也遭受过虐待，而大部分受虐待的孩子要么是父母不想要的，要么是前次婚姻所生。已经通过了各种法律来增加对这种犯罪行为的惩罚，但即使有更严酷的刑罚，也很难阻止这种行为。

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有了巨大的变化。在过去，即使富裕的家庭也很注意不骄纵子女。玩具很少，礼物只在特别的场合才送。对孩子的要求也很严格，为了“塑造他们的性格”，要经常“惩戒”孩子们的行为。严禁反抗或哭泣。“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为了享乐。其他孩子比你要不幸多了。在战争期间，你爸爸亲眼见到有的孩子……”负罪感很早就灌输进孩子的头脑中。尿床是罪过，至于拉在床上，那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不管对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工作的价值都是毫无疑问的。

女孩子应该永远不停地干活，正如伊冯娜?韦迪耶所描述的：“当我的祖母看见我们无所事事的时候，就会说，‘到这儿来，丫头，把这个边儿缝上’”。就连在田野里照看牛群的时候，小姑娘们也会站着做针线活。12岁的时候，她们就会做“标记”，就是用红线把自己的名字绣在小块的方形粗布上，为将来的嫁妆作准备。“标记”一词在旧式法语中也表示“月经来潮”。月经标志着从少女到成人的过渡仪式，这时，即将成年的年轻女子会去干些别的活儿，“我挤牛奶，喂鸡，养兔，早上还做些家务。我们有12头奶牛，妈妈和我必须照管她们。我一个小时能挤4头奶牛，我妈妈一个小时大概能挤5头。在夏天，我总是天不亮就起床，从中午到2点，我们锄甜菜地和胡萝卜地。12岁的时候，这些活我就都干过了”。这就是1920年一个12岁小女孩的劳动日程。她的处女生活受到严密的监督。“我向你保证，没有男孩子能接近我。我爸爸不会让他们接近我。1925年，我去跳舞的时候，我爸爸总在旁边，他叫我走的时候，我最好别磨磨蹭蹭的。如果我当时正在跳舞，我也会丢下舞伴马上跑掉，因为我爸爸已经走了。”

离经叛道

每个社会都有社会规范，但是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背离社会常规及其附属的条条框框。的确，任何制度如果没有不守规矩的人，就不能发挥其作用，正如工厂里恪守岗位的工人那样，如果他们严格遵守既定规定，反而会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如果没有人反叛社会常规，如果每个人都遵守由此派生出来的条条框框，那么社会生活就会无法进行。

离经叛道者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角色，因为他叛逆，藐视合法的价值观，比如健康、工作、职业、财产等等。活跃的、“有机的”，也可能是无序的工业社会，始终面临着知识分子和下层人民的不断挑战。根据其激烈程度的不同，这些挑战可能被视为误解、侮辱，甚至是犯罪，但是最终它们都会被统一进社会组织结构中。自由社会，如罗伯特?默顿所描绘的那样，有独特的持久性，因为它能吸收所有在它边缘发生的事情。反叛分子可能会披着某种政治的或是宗教的外衣。有时候他们会由于拒绝与常规妥协而被从社会中彻底驱逐出去。一个能够通过吸收敌对干扰而演进的制度，最终也是稳定的，正如涂尔干所言：“一定要有创新的空间。只要给理想主义者以空间，让他们梦想超越时代，就会给罪犯空间，让他们背离时代。你无法拥有其中一个而丢弃另一个。”

酗酒和吸烟是两种最常见的滥用药品的形式。这些恶习源于以下三种因素（但并不是充分原因）：个人问题；依赖性格；以及隐藏在背后的丰厚的经济利益。

酗酒是一个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在法国，人均白酒消费量从1848年的每年51升上升到1872年的77升，又上升到1904年的103升，以及1926年的136升。自从1960年以来，葡萄酒的消费量一直在稳步下降。快餐食品店的顾客（16~20岁的占60％）喝矿泉水、软饮料和果汁；与此相反，酒精度很高的饮料的消费，比如威士忌，则被看作地位的象征，而且一直在上升。根据1985年的估算，174万酗酒者（其中169万是男性）人均每天消费7杯酒精饮料（大约70克纯酒精）。酗酒存在于穷人当中，也存在于上流社会。这种疾病还有其险恶的引诱性的一面，迫使酗酒者的家人和朋友把任何含有酒精的东西都锁起来。酒精中毒的受害者会求助于解毒疗法或其他形式的治疗。

香烟和酒精饮料都是可以公开消费的，但是毒品的使用却是隐秘的，是天下父母的灾难。滥用毒品的年轻人都是偷偷使用的，万一被父母偶然发现，他们也不会公开谈论。

1972年的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毒品的大会上，奥利文斯坦博士阐述了其中的根本问题：“很显然，印度人和印第安人使用毒品的动机与今天西方国家里年轻人使用毒品的动机是不同的。……在不发达国家，年轻人使用毒品是为了减轻饥饿感，那么我们要问，在发达国家里，那些使用毒品的人想要减轻的是什么样的饥饿感……很可能有人在进行这种新的体验时，想要传达什么讯息”。这个观点后隐藏的是这样一个概念：滥用毒品者在人际沟通方面有困难。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的毁灭性现象是毒品在孩子当中泛滥。除了使用麻醉剂来避免精神病发作的精神病患者以外，专家们一致同意没有人是天生就对毒品上瘾的，毒瘾是特定的性格与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根据奥利文斯坦的说法，使用毒品的人的性格一般都是两个方面的结合。首先，排斥父亲。父亲是权力和金钱的象征，通过使用毒品，儿子经历了一种父亲没有经历过的快感，从而“超过”了父亲。第二，瘾君子与自己的身体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身体不再是异性恋或同性恋接触中的那种“交换”对象，而是完全充满情欲；整个身体都能体验到快感，而不是只有性器官。奥利文斯坦宣称，吸毒上瘾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毒品蜜月”，其间快感与渴望交替出现，在这个阶段，吸毒者在麻醉时感觉自己就像上帝，而在清醒的时候则感觉像某种自我惩罚，这种惩罚只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很快还会麻醉才能够勉强忍受。“再来一次”的能力是瘾君子和潜在自杀者的一大区别，因为自杀者的行为是无法挽回的。然而，吸毒者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因为蜜月期并不能永远持续。“快感”消失后，瘾君子再使用毒品时，就不是因为快感，而是因为要缓和对毒品的渴望。

最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年轻人会甘愿接受这种痛苦，抛弃社会，放弃职业机会，为保持这种习惯而去过一种犯罪或卖淫的生活。奥利文斯坦的回答是：“这种快感就像一枚原子弹。一个人可以终其一生来试图重温那种快感或悲悼快感的失去。他们与醉酒后恢复清醒的酒鬼不同，他们总是对这种快感充满怀念和向往。”引起快感的静脉注射能够带来一种“根本的性欲断绝”，重新塑造人的个性。如果说经历过这种极度快感的人不再有性欲渴望，那么这并不表明性无能，而表明他对心目中的次等快感的漠然?在毒品蜜月时期，吸毒者从来不会寻求帮助。如果警察或者父母把他们送到戒毒机构去，他/她会拒绝治疗，会逃跑。只有在快感消失之后，只剩下对毒品的渴望和依赖时，他才会要求治疗。

同居

“情妇”一词来自于拉丁语concubina，意为“一起躺着的人”。由于这个词现在带有贬抑的意味，法国人口普查人员选择了一个更加中性的词“同居（cohabitation）”来指代那些一起睡觉的情人。民意测验人员对“年轻”同居者感兴趣，但他们的调查问卷却没有说明具体的年龄限制。未婚同居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未婚同居者偶尔生孩子也不是最近才有的现象。早在19世纪，这种孩子就占里昂所有出生人数的30％，在巴黎占32％，在波尔多占35％；19世纪90年代，这3个城市的数字分别为21％，24％和26％。自从1975年以来，同居现象迅速增加：1975年有445680对（占3.6％），而1982年，则有809080对（占6.1％）。“非法”出生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加，从1970年的7％增加到1982年的14％。此时，有50％的孩子得到了父亲的承认，相比1970年的20％，是大大增加了。同居首先是一个城市现象：1982年，住在大巴黎地区的伴侣中，有22.7％是未婚同居，而当时在农村地区，未婚同居的比例只有4.8％。

同居的普及并不能弥补婚姻的减少和离婚的增多。在1975年到1982年间，30岁以下的人共同生活的比例下降了。因此，结婚率的下降并不能仅仅归咎于同居者的增加。如果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孤独的时代，或者单亲家庭的时代，那么一定还有其他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长期生活在一起是很困难的。其原因可能是，西方社会中婚姻态度的演变过程其实是人们在试图调和两种互不相容的要求：短暂易逝的浪漫爱情和稳定长久的财产因素。不管怎么样，在过去十年中，许多人都似乎开始深信，同居是对可怕的婚姻困难的很好准备。1968年，17％的年轻夫妇在婚前曾经住在一起；到1977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44％。

时代的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同居的近代历史通过研究3次调查就能概括出来。1975年和1976年，大约有2765个年龄在18到29岁之间的人接受调查，填写了调查问卷，结果发现，38％的人赞成年轻人同居，86％实际上正在同居的人得到了支持；70％的人感到，婚姻是“直接社会压力”的结果，对他们而言，两人关系是私人事务，不是社会现象。在父母当中，有15％不知道他们的孩子在与别人同居，但有70％会定期见到自己的孩子及其同居伴侣。25％的未婚同居者从父母那里得到经济资助；80％的男性和60％的女性有工作。50％的伴侣共同支配收入。60％的伴侣声称与父母的生活观念“有所不同”或“非常不同”，但是有22％否认对父母有任何敌对情绪。40％的人表示他们与父母之间的差异“真实存在但是并不重大”；只有25％声称对父母有“强烈敌对”情绪。与父母同住的未婚子女中有一半说他们与父母就“重大问题”有“经常”或“很经常”的谈话，他们的观点“大体相同”。75％的人认为父母控制“很弱或者不存在”。另外还有30％不赞成“共同生活”，45％声称对这种生活“没有兴趣”。

根据这些统计，负责这次调查的路易?鲁塞尔得出结论：伴侣依然是一个基本观念，因为同居减轻了对孤独的恐惧。这样，同居仅仅在表面上违反了社会禁忌，实际上，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两心相悦依然是大家引以为荣的价值标准。相比之下，性行为只是一个次要因素（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认为性和谐是爱情中的决定性因素）。既然年轻人很快就决定与某一个伴侣同住，那么性自由反而缩短了鲁塞尔谨慎地称为“没有可靠承诺的性行为”的阶段。用他的话说，“这段骚动的青春时期一旦过去，所有的人都回归到传统秩序。诚然，在结婚之前有更大的自由，但是，最终人们还是会结婚……婚姻并没有过时。”年轻人不再鲁莽地一头扎进婚姻，而是先经过一段试探性阶段，一个20世纪初莱昂?布卢姆所鼓吹的“试婚”阶段。但最终，他们还是会走向婚姻的殿堂。

1978年，2730位18~24岁的年轻人做了另一套调查问卷，调查结果肯定了鲁塞尔得出的结论。在被调查的人中，28％说他们在婚前曾经与人同居；管理人员和职业从业人员的子女中这个比例最高（36％），农民的子女中这个比例最低（15％）。巴黎仍然名列前茅：在这里50％的年轻人曾与人同居，而农村地区只有14％。凯瑟琳?格卡尔普是这次调查的负责人，她评论道：同居“因此不是一种边缘现象，而是一种在各个人群中都存在的行为”。相信“社会一定要改变”的人比墨守成规的人同居的可能性大一倍。在虔诚的天主教徒中，只有10％的人有同居现象。同居并不是一种社会反叛，而是反映了年轻人希望在决定结婚之前给自己更多时间考虑婚姻问题。这样看来，与其说同居是对婚姻的简单拒绝，还不如说它是对婚姻的期待。对于80％的人来说，唯一的非婚同居经历是与未来的配偶同居。在父母离异和同居可能性之间有某种联系：父母离异的孩子比与父母一直在一起的孩子同居的可能性更大（44％相对于26％）。

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年轻人的同居行为被普遍认为是婚前准备，对既有恋爱婚姻的秩序不构成威胁时，调查人员们曾试图寻找这种新风尚兴起的根源。安德烈?贝让论述说，同居标志着对传统婚姻（它具有三重目的：持久、生育、财富传递）和婚外情（人们可以从中探索对激情和变化的暧昧热情，同时采取措施避免怀孕）的试探性综合。根据他的论述，同居是满足“现代人‘什么都想要’的妄想的一种手段，探讨了所有的可能性”。他将年轻人的同居与合法婚姻及丈夫可以得到原谅而妻子却不能的婚外艳遇相比，发现两者有以下不同：同居比当年的“艳遇”要稳定持久，但是大家并不认为它像后者一样“永恒”；同居“被社会半神化了”；就像过去的婚姻一样，今天的同居保护伴侣们不受孤独和无聊的侵袭，但是，在婚姻中可有可无的性和谐在这里却成为必须，因为如果缺乏性和谐，其中一员就可能会左顾右盼；丈夫和妻子的古老角色被以平等的理由否定了。从此，伴侣们必须要么同意感情专一，要么允许有其他的性关系，只要对其不公开宣扬、感情投入有度就可以。换句话说，这样做的结果是：将秘密的地界又推后了一步。所有的事情都必须付诸言辞——不仅在外的性冒险，而且就连性幻想都包括在内，包括手淫。“这实在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贝让这样评论，“不仅要做对方的情人，还要做伴侣、朋友、父母、姐妹、知己，乃至忏悔牧师。”在传统的婚姻里，有些事情可以不说出口。如果丈夫说他昨天在自己的俱乐部，妻子就不会问任何问题；也许她根本就没想到要问。梦想拥有透明的人际关系难道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吗？难道拥有某些秘密不是最终必要的吗？潜藏在孜孜不倦地对非传统婚姻方式的追求之下的，难道不包括对所谓“雌雄同体”那种统一的渴求吗？用贝让的话来说：“这正如渴望与异性建立‘平等’关系的早熟的少年，他们希望在对方的身上，不仅发现对方，而且发现自我。这两个平等的人，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第二自我那里反观到自己，每个人都神奇地发现对方竟然与自己又稍有不同，而正是因为缺少了这一点，才无法达到自我独立和稳定的完美形态，即可以从永生的忧虑中彻底解脱的那种阴阳合体的形态。”

如果对1982年人口普查和随后的调查做一些深入细致的研究，我们就会怀疑法国的未成年人同居是否真的只是婚姻的序曲。1982年，法国有80万未婚伴侣，除了农民以外，未婚伴侣的比例在其他所有职业的人当中都大体相同。1982年，在男方年龄小于35岁的伴侣当中，有45.6万对属于未婚同居，而1975年只有16.5万。这些未婚伴侣当中，大部分都住在城市里。在大巴黎地区，有五分之一的年轻伴侣属于未婚同居；而在巴黎市内，没有孩子的年轻伴侣中，超过半数是未婚同居。

同居常常随着婚姻的破裂而来。在婚姻失败后，人们往往不愿很快再次卷入法律束缚。1982年对未婚伴侣的一次调查发现，有28万对伴侣的至少一方曾经离异。每年结婚的人数持续下降：从1965年的346308对，上升到1972年创纪录的416521对，然后就跌落到1975年的387379对，再跌到1980年的334377对，再跌到1984年的285000对。许多伴侣没有结婚就有了孩子，50％以上的父亲都承认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是计划要的，而不是意外怀孕的后果。怀孕不再意味着结婚。同居不再只是年轻人的现象，而演变成了一种自由结合。1982年，大约56％的法国男女认为同居很“正常”，而1976年，只有37％的人这样认为; 正在同居的伴侣中，有70％认为同居并没有给自己与亲友的交往带来任何困难或问题。

婚姻的衰落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吗？在它之下是否潜藏着保守主义的暗流呢？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种衰落反映了潜在的经济变化。在过去，从最显要的贵族，到最低微的农夫、匠人或小店主，他们的婚姻都是建立在对财富继承的利用这一基础之上，不管财富是多还是少。婚姻的变化是从社会条件的变化开始的：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女人，开始从事工薪劳动，社会开始对人生最主要的风险提供保障——这曾经是家庭的责任；而“与19世纪法国完全依赖于男性意愿的马尔萨斯大革命截然不同，能够使妇女控制生育的现代避孕方法”也已唾手可得。

不过，当同居被越来越广泛地接受的时候，它也与婚姻越来越相似了。这种对传统婚姻的反抗，虽然其最初动机是希望把教会和国家都挡在感情世界的大门之外，但是其最终结果却是呼吁国家的保障，因为同居的人们不愿居于社会提供的保护之外。如此，婚姻的“私有化”并没有导致习俗的根本变化，而是带来了法律的变更。而如前所述，法律总是在大众观念改变之后跟着改变，而不是引导大众观念改变。在未婚同居和法定婚姻之间，在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之间，法律界限越来越淡薄。有些人相信，未婚同居的伴侣们得到的法律权益太多了；也有人相信，这些人的权利太少了。不过，根本问题还是：这种法律上的变化是不是会真正削弱婚姻制度。

挑战婚姻

法国经济和社会委员会曾经严厉地谴责过立法机构，说他们的立法虽然目的是为了保护婚姻伴侣，但同时也鼓励同居。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婚姻数量在下降，离婚数量在上升，离异男女的再婚率也在下降，非婚生子女的比例则越来越大。他们得出结论说：“这些年以来，无数法律和其他手段并没有做到维持婚姻，反而在阻碍婚姻。某些人一面享受对独身和离异个人的税收优惠，一面享受最近扩展到未婚同居者的原本针对婚姻的社会福利。”这份报告的执笔人是埃弗利娜?叙勒罗，她指出，这里有内在的矛盾：立法机构建立法规，是想管理那些通过拒绝婚姻来公然回避这些法规的人。她说，拿破仑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既然情妇们不遵守法律，那么法律对她们也不感兴趣。”在20世纪50年代，未婚母亲大都是佣人、仆役、农场女工，可是今天，单身母亲都是教养相对良好的大城市居民，因此也就成了先驱型人物，成了社会低层的人们效仿的对象。

叙勒罗在报告中表达了她的义愤：1965年到1982年间通过的法律“背弃或者削弱了神圣婚姻的原则，削弱了对父权等级的尊重，削弱了对制度的遵守，削弱了在亲属和继承问题上合法性的重要性，也削弱了婚姻是神圣的个人承诺这一观念。” 现在法律规定，如果未婚伴侣的其中一方死亡，另一方可以在他们共同的住房里继续居住，条件是：在死亡发生以前，双方已经在这里居住6个月以上。未婚伴侣之间发生的财产买卖是有效的，但是夫妻双方之间的财产买卖却是无效的。未婚伴侣有权参加健康保险，享有家庭补贴，可以有产期津贴，还可以得到社会保险机构发放的抚恤金。委员会的报告发现这样一种自我矛盾的现象：1975年的一项法律允许双方协议离婚，但孩子的监护权必须交给其中一方，90％以上都是母亲。1970年以前，非婚生孩子的父母权利属于承认孩子的那一方，如果父母双方都亡故，那么就交给首先认领孩子的那个人。而1970年以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母亲都享有完全的权利。孩子曾经是“父亲的财产”，现在已变成了“母亲的财产”，而此时，基于男女平等的原则，人们正在鼓励男子休产假，目的是为了体验养育孩子的快乐。

叙勒罗还发现另外一点非常不合情理：如果男女未婚同居，工资水平都是最低工资，他们就不需要缴纳所得税。然而，如果同样两个人结了婚，他们却要缴税。她质问说，不知道谈论“家庭”到底有没有意义，因为居住情况差异太大了：年轻的未婚伴侣；普通的合法夫妻；有孩子和没有孩子的离异夫妻；离异后依然同住的夫妻；合住的年轻人；与家人住在一起的未婚伴侣，等等。另外，还有这样一种误导：认为未婚伴侣的分手比已婚夫妇的分手更容易。律师们已经习惯于为未婚伴侣起草协议，详细说明什么东西在关系开始之前属于谁，或者后来是由哪一方独立购置的。叙勒罗以公正和品德的名义，忧虑地发问，法国是否正在逐渐接受“瑞典模式”，即40％的婚姻以离异而告终，40％的孩子来自非婚生育。

不过，还有两个亮点可以使整个婚姻画面显得不那么黯淡。根据路易?鲁塞尔的说法，离婚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孩子：与妻子生了两个孩子以后离婚的男人，可能决定与新的伴侣再生一个孩子。而结了婚的夫妇，虽然不一定很稳定，但他们对生活的分享程度比过去深了：70％的夫妇有共同的银行账户，80％的夫妇打算死后把财产留给自己的伴侣。

伴侣选择

阿兰?吉拉尔和路易?鲁塞尔已经指出，人们倾向于从自己的社会群体中选择婚姻伴侣。选择同居伴侣也是这样。要想了解人们希望未来的伴侣具有什么样的社会、道德和个体特征，一个办法是查阅一下《法国猎人》（Le Chasseur francais）上刊登的广告。《法国猎人》是一个登载有征婚广告的月刊，它创刊于1885年，到1939年就达到了40万份的发行量，1970年又达到了85万份，其后有所下降。它的读者最初主要是农民和外省小资产阶级，到50年代扩展到了城市中产阶级。1903年，这份杂志在分类广告中开设了一个婚姻专栏。平均每个月刊登的征婚广告数量在1903年是10条，1922年是67条，1930年是444条，而1977年则增长到了1000条，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广告的数量。

马克?马丁曾经研究了从1930年到1977年之间刊登的征婚广告，其研究重点放在“广告者如何描述自己，如何征求伴侣那一部分”。1930年，大部分征婚的男子都来自于殖民机构或者军事机构；而大部分女子都是邮局工作人员和学校教师。婚姻首先被看作一种金融交易，这一点可以从下列事实证明：几乎所有的征婚者，无论男女，都会说明他们会给双方带来什么样的财力资源，或者说明他们的最低要求。“财产”和“期望”是关键条款。根据马丁的调查，“长达15年的通货膨胀和财政困难，并没有削弱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对拥有些许财产和小金额储蓄的饥渴。货币贬值还没有进入人们的头脑。”但是，到了1977年，人们就很少再提“财产”了。当时的主要经济指标是职业，征婚者的背景也宽泛多了：许多女士都是职业从业人员、商界管理人员、秘书或者护士，而男士则是行政管理人员、工程师或技术人员。1930年，离婚还是非常不光彩的事，所以离异妇女都谨慎地说明她们的前夫“行为不轨”，由此暗示自己是“无辜”的。但是，到了1977年，人们提到离婚的时候，就已经“不予解释，也不觉尴尬”。所有有关“传统”、“名望”和天主教的内容都没有人再提及。倒是身体细节成为新的重点，许多人，不论男女，都描述他们的眼睛的颜色，他们的体重、体形，并提到对运动的热爱。1930年，女性对自己的典型描述是“家庭至上，有爱心，感情丰富，处事认真”；到了1977年，变成了“温柔，热情，富有情趣”。女性不再声明自己会唱歌，但会把自己描述为“懂音乐”，喜爱艺术、读书及其他文化活动。马丁评论道：“在过去50年间，女性已经不再以灰姑娘的形象为象征了；现在，理想的女性是某种朴素的文艺女神和时装模特。”但是有一点一直没有改变：如果你是个外国人，或者更糟糕的是，如果你来自不同的“种族”，那将会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条件。这一点可以从某些广告看出来：有些广告的末尾会写“可以考虑外国人”。

婚姻中的爱情

1985年5月，在印度的拉杰普塔纳省，4万个孩子在24小时之内成婚了。印度人相信，爱情是一种无法预测的情感，不应成为婚姻的基础。尽管存在离婚现象，但农村人都反对离婚，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婚姻会持续一生。与此相反，现在，法国没有人认为除了男女之间的爱情以外，还有其他什么能作为家庭的基础。

爱情和婚姻的结合，从地理上看，局限在一个有限的地理区域内；从历史上看，则是一个新的观念。菲利浦?阿利埃斯指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地理上看，最广泛的婚姻模式，都是那种男人能够休妻并再娶的模式。稳定的一夫一妻的婚姻是“西方性活动历史中的关键因素”。直到10世纪时，贵族当中的婚姻还是两个家庭的契约，是与教会无关的非常私人、非常世俗的事情。如果妇女没有生孩子，就会被认为是没有生育能力，会被送回娘家或者住在“穆迪耶”（moutier）。“穆迪耶”是“城堡的附属建筑，家族首领把女儿和寡妇送到这里集中照看”。教会当时有两种观点相持不下：一种宣扬禁欲模式，源于圣哲罗姆（《圣经》的拉丁文翻译者），认为婚姻是一种粗俗的、几近兽性的生活方式，为宗教所不齿；另一种则源自圣保罗，认为“结婚总比在欲火中煎熬生命要好”。

直到13世纪，教会才通过禁止乱伦，在制约婚姻制度方面取得了一定地位。它不顾贵族的反对，提出了stabilitas（永久婚姻）的要求，不过根据保罗?贝内的论述，自从高卢－罗马时代末期，农村社区就自觉接受了这种要求。在塔兰托会议之后，婚姻成为圣事，开始在教堂门前庆祝，后来，从17世纪起，开始在教堂内的圣坛举行仪式。

在国家取代教会统治之后，离婚曾在短期内得到了准许，但是恒久不变的原则很快就恢复了。在婚姻合约中，爱情没有地位，无论这种合约是联结两个庞大的贵族财产还是两个穷困的农民。如果爱情的确在夫妻之间发展起来，那么这是幸运的巧合，除非这种爱情导致了将体外射精和杀害婴儿混为一谈的宗教道德所无情鞭笞的所谓性欲过度。夫妻之间的爱情需要保守秘密，因为它与礼法规定的行为准则是如此相悖。

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公证人面前签好婚姻合约之后（公证人常常是婚姻的牵线人），夫妇两人如果互相表现出太多的热情，就会显得不合礼节，甚至荒谬可笑。莱昂?布卢姆在他的著作《论婚姻》（Du mariage，1907）中敦促即将结婚的新郎新娘向其他具有相似地位或背景的人取经，却遭到舆论的强烈谴责。他激情洋溢地写道：“我们不能不经过学习就拉小提琴……那么，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学过弹奏，就不要假装能从一个新手那里得到愉悦。”因为，“只有相同的经验使你和你的伴侣都能欣赏到你们选择的原因，你们才能充分体验共同生活的乐趣”。换句话讲，布卢姆是在建议年轻伴侣同居。他的观念非常超前，因为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这种生活方式才最终成为时尚。相比之下，阿贝?格里莫获得法兰西学院奖的著作《未来伴侣》（Futurs Epoux）与时代更加合拍：他建议男人择偶时，不仅要避免选择妓女，而且还要避免选择女性知识分子和工作女性。

过去，伴侣们都非常谨慎地对婚姻激情秘而不宣。如今，婚姻由于寿命的延长而延长了，于是人们对激情的消退也采取同样谨慎的态度。以前，人们接受伴侣的神秘，只要对方扮演好自己的社会和家庭角色就可以。在一方向往未来，而另一方却留恋过去的伴侣之间，是什么把两人联结在一起，甚至引导两人走向彼此的呢？进入老年后，对共同生活的记忆如何表现？同样一件事，对一方来说可能是生命中最瑰丽的篇章，却可能被另一方完全遗忘了。

伴侣们如何对待这种不完全透明的现象呢？在探讨秘密这个领域的时候，总会遇到人们的回答是否属实这样的问题，调查得来的数据也必须谨慎处理。1969年（1968年“5月事件”之后），表面上，41％的女性希望有一个好丈夫，20％的女性渴望有一个美满和谐的家庭，只有22％的女性希望在婚姻中找到爱情，不过却有44％的女性相信“终生不渝的爱情”。她们希望在哪里找到这种爱情呢？

相比之下，阿兰?吉拉尔和让?施特策尔在1983年得出的结论更令人鼓舞。他们发现，虽然法国人赞同避孕，但大部分人还是相信，女人需要孩子来发掘自己的全部潜力。能够促进婚姻成功的因素有：美满的性生活（70％）；双方的忠诚（73％）；互相尊重（86％）；互相理解（73％）。于是作者得出结论：“家庭是放松和休闲的核心，在这里人们才感到愉快。人们用下列词汇来描述对家庭的感觉：安全（66％）、轻松（61％）、愉快（57％）。在从1到10的级别表中，对家庭生活的满意度达到了7.66。家庭被看作是躲避现代生活袭击的避风港。”

这的确是一幅乐观的画面，也许应该允许我们对此抱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很显然，填写这些调查问卷的都是对家庭生活相当满意的丈夫和妻子们。在过去，嫖妓可以满足男性尝试各种性伙伴的渴望。今天，卖淫业依然很兴旺，不过男性已开拓了新的领域：他们会与来自相同背景、相同阶层的女性有短暂的风流韵事（有时候还会发展成比较成熟的恋情）。婚姻不再基于对两份遗产的共同继承和经营，而是基于相互的感情。有些人可能会允诺终生从事一种商业经营，但是没有人能保证自己的情感欲望能够永远持续下去。维系婚姻生活的还有一些负面因素：有对孤独的恐惧，还有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算换成新的伴侣，一旦情感之花凋落，生活也会陷入同样单调的例行公事中。显然，这些因素并没有被调查人员考虑在内。

人们对自己婚姻生活的安排多种多样。弗朗索瓦?德?辛格利认为——我觉得他很有道理——格奥尔格?西梅尔的社会化定义对家庭的描绘很确切：家庭是“通过各种方式产生的一种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不同的个人在特定利益和理想的基础上团结一致，或者短暂或者永久，或者有意或者无意，并且在其中实现这种利益。” 弗朗索瓦?德?辛格利的研究明确集中在较高社会阶层的家庭里，她的研究表明，个人日益将自身潜能的发展和选择的自由放在比“长期的多功能关系所包含的约束、限制、烦恼以及牺牲”更重要的位置。

婚姻中的这种“我”比“我们”更重要的态度，很容易导致由于重视自我实现和个人发展而忽视忠诚和永恒，也因此赋予婚姻生活新的内涵。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放心拥有“稳定”的婚姻了。婚姻中的个人知道，自己的伴侣是一个自由的个体，这个个体能够在任何时间坚持自己的个性。于是婚姻变成了一个不确定的领域。目前出现的可能是更加多样的婚姻理念：婚姻的最初阶段是肉体之爱、忠诚和生育；下一个阶段是共同的自由、间歇的性关系；接下去是友谊和合作；然后是一起变老、共享回忆。

离婚无愧？

在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离婚是根本不可能的。教规只允许婚姻无效，对此有无数实例。1792年9月20日，开始采纳一个相当开明的离婚法：离婚的判决不仅可以基于双方的共同协议，也可以基于单方面提出的不和谐。按照1975年7月11日的法律，诉讼离婚依然允许，协议离婚重新恢复。如果双方共同申请离婚，或者在另一方接受的情况下由其中一方申请离婚，法院都会准予离婚。在双方分居6年以后，或者其中一方的智力发生严重障碍6年以后，也可以准许离婚。离婚法庭成立了，而且拥有准许协议离婚的唯一司法权。它还可以决定为恢复双方经济平衡而需交纳的赔偿金的数额（代替赡养费），这需要考虑到双方将来可能会有的经济能力——对法官们来说，这可不是件简单的工作。

1960年，法国有3万起以上的离婚事件；到了1984年，猛增到了10万起。在这25年间，不仅离婚的频率翻了3倍，而且离婚的时间也比以前早了。据统计，1975年出生的孩子中，有21％会经历离婚。在如今的瑞典，40％的婚姻以离婚而告终，而任何婚姻只要能坚持7年，就算是成功的婚姻。法国的离婚率在1975年法律通过之前很久就开始上升了，立法只是同意了既成的事实。当爱情业已消亡，离婚只不过揭示了以前暗自承受的幻灭，如此而已。过去，伴侣们为了“保住面子”或“为了孩子”而耗在一起，而现在，当性和友谊被家庭争吵取代时，人们就会选择离婚。有三分之二的离婚是由女方提出的，这些女性的年龄通常小于30岁。要求离婚的女性的比例在各个行业大体相同：服务行业、办公室职员、在上层社会工作的女性。

是否离婚已经变得无所谓了？婚姻能够友好地解体吗？不见得。协议离婚对结婚不到3年、没有孩子也没有置办大量家产的人来说，是最容易做到的。如果有孩子和共同财产，那么只有在双方对孩子的监护和财产分配达成协议之后，才可能快速地、低成本地解决问题。如果女方坚持拥有平等权利，男方也会坚持享有平等待遇，包括孩子的监护权。许多妇女都宁愿要传统的赡养费，而不愿要新式的赔偿金。但是，在40％的情况下，赡养费不能按期拿到，或者根本就拿不到。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妇女就不得不求助于复杂的法律程序，将前夫的工资扣留或者把钱从他的薪水里直接扣除。根据叙勒罗的报告，即使是这些方法也经常无效，因为男方会假装破产。

如果说离婚依然是一种痛苦的经历，那么有种种迹象表明，婚姻也是如此，并且痛苦的时间更长。离异人口的再婚率越来越低，因为离异者对婚姻的不满会持续很长时间。在所有妇女当中，1970年有57.1％在离异后再婚，而到1978年，则只有49.7％。根据叙勒罗的报告，这个比例还在继续下滑。在20世纪70年代，有80％以上在30岁之前离异的人再婚，而且一般都在离婚后两年半的时间内。对于相对年轻的人来说，离婚“常常只是两次婚姻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很少有人长期保持离异的身份”。（这意味着第三方在离异之前就已经介入，很可能是第三方促使双方做出分手的决定——或者坚持要求双方分手。）然而今天，人们的离婚率上升了，而再婚率则下降了。1982年法国有84.7万单亲家庭，其中12.3万是单身父亲，72.4万是单身母亲。后者当中，离异者所占的比例在飞速增长，而丧夫后守寡的妇女所占的比例则在不断下降。

男性的没落

今天，越来越多的妇女占据了曾经被视为男性专有领域的职位。比如，现在有了女工程师，虽然她们大都在研发机构，而不是在工厂或者建筑工地。女性被顶级科学和工程院校录取。近年来，男性地位显然相对没落了。

据估计， 1981年全法国无偿家务劳动的时间总数是530亿小时，而收费家务劳动的时间是395亿小时。自然，大部分无偿家务劳动都是由妇女完成的。在外工作的男性平均每天在家干家务的时间是96分钟，而他们的妻子则每天劳动483分钟。家务劳动肯定无法带来很大的收益，因为1982年人口普查发现，夫妻双方都在外工作的伴侣总数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只有丈夫在外工作的伴侣总数。另外，人口老龄化和退休年龄年轻化导致双方都不工作的伴侣人数也在增加。同时，由于妻子一般都比丈夫年龄小，在许多情况下，丈夫已经退休，而妻子还在外面工作。在各个社会阶层、各个行业，妇女都希望在外工作，即便这种工作不能带来很好的收入。女性在劳动人口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引起了一场实实在在的文化革命。

与男孩子相比，女孩子被剥夺了许多男孩子享有的特权，这导致了女孩子的自我评价降低，从而妨碍了女孩子在生活战场上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 这是埃莱娜?贾尼尼?贝洛蒂的一篇总结在美、法两国的研究结果的论文中的分析。即使在所谓的先进工业社会里，大部分夫妇仍然希望生一个男孩，以传宗接代。大部分母亲都愿意给男孩子哺乳，但却不太愿意给女孩子哺乳。女孩子比男孩子要更早受到独立大小便的训练。母亲喜欢向别人展示一丝不挂的儿子，却鼓励女儿注意衣着端庄。同样的行为，在女孩子身上是任性，到了男孩子那里就变成了男子气的标志，因为大家认为，在男孩子身上，攻击性是一种正面性格。而小女孩却要“乖”，不哭，说话有礼貌，讲究卫生，随时放下手中的事去帮家人跑腿，还要“充满母爱”地对待更小的孩子。

玩具进一步加大了性别差异。有一个女性调查人员去了若干个玩具商店给3岁孩子买一个玩具，她无一例外地被问到同一个问题：“给男孩还是给女孩？”父母会担心男孩子对姐姐的洋娃娃过于感兴趣，于是就引导他进行更具攻击性、竞争更激烈的游戏。一项美国研究表明，当前使用的144种小学课本中，母亲的工作总是打字员、护士、学校老师——这些都是传统上由女性担任的工作。一项法国研究则表明，儿童图书中所描绘的儿童群体，其首领总是男孩子。

法国的托儿所叫做“ecoles maternelles”（母亲学校），而不是“ecoles paternelles”（父亲学校）。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是女性。她们一般都会进一步促进性别差异，因为她们会坚持女孩子要“循规蹈矩”，要求女孩子清理教室，而男孩子则不需要进行这种劳动。

女性取得具有很高文化地位的、拥有决策权的职业岗位是比较缓慢的。1920年，女性第一次取得了不需丈夫同意就可以加入工会的权力，当时女性的平均收入比男性低31％。1921年，女医生有300名，1929年有519名；1914年女律师有12名，1928年有96名；而1930年，大学女教授才只有7位。1936年，在同样的岗位上，女性的收入还只有男性的85％，不过从1927年开始，中小学女教师的工资已经与同样级别、同样资历的男教师相同了。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女性才逐渐进入以前一直被男性垄断的工作岗位。不过此时，女性仍然没有摆脱性别歧视的眼光，报纸上对著名女性外表的评论足够表明这一点。《法兰西风云杂志》（Jours de France，1973年12月）这样描述弗洛朗斯?达尔古：“高个儿，瘦削，金发，首先是一个母亲。”对总统参议长、最高行政法院成员安娜－玛丽?迪皮伊的描述则是：“喜欢划船、滑雪。她性格开朗，有着棕色的眼睛、白皙的皮肤，棕色的头发端庄地挽成一个发髻。她喜欢传统的套装，或者颜色庄重、款式严肃的裙装。”（《法兰西晚报》，即France Soir， 1974年1月11日）至于玛丽－弗朗斯?加罗，她“性格热情……但是看一下她的颈部，有力、丰满，泄露了她如好战的瓦尔基里式的好斗性。这个优雅的女人是谁？简而言之，她是个精明强干、野心勃勃、富有智慧的外省人。她有两个孩子，她的丈夫是上诉法庭的法官，另外，她像所有蓬皮杜的追随者一样，有坚强的权力意志。”（《新观察家》， 1973年12月24日）

女性向重要地位的进步影响了婚姻关系。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工作女性显得对婚姻最不满意。她们的独立要求对婚姻生活重新定义，要求重新划分双方在家庭内外的功能和角色。失业迫使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重新考虑职业选择。在一个丈夫失业而妻子仍有工作的家庭里，“经济联盟”的条件逆转了。几十年前，就算女性受过很高的教育，她们在结婚时也经常放弃自己的工作，她们用自己?文化资本协助丈夫的工作、教育自己的子女。20世纪70年代对马赛地区医科学生的调查表明，女性常常放弃自己的职业，与同专业的男子结婚，或者成为不受专业训练的普通医师，这意味着她们只会做一些地位较低的付薪工作。

今天，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只一对夫妇因为妻子的表现胜过了丈夫而关系破裂。一种新式的妒忌产生了，其原因是：传统思维的延续使得男性很难下决心与一个在职业方面比自己优秀的女性过婚姻生活。这种职业竞争引出了新的问题：关于伴侣之间关系的问题和关于父母与子女关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