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引 言

- 从出生到最后的遗嘱

- 生育和避孕

- 教育

- 领养

- 学校

- 青少年

- 青年

- 弑父

- 遗嘱

- 婚姻

- 婚姻的准则

- 婚姻的变革

- 婚姻是一种责任

- 和谐的婚姻

- 新的假象

- 圣洁的夫妻

- 奴 隶 制 度

- 奴隶制的真正本性

- 毋庸置疑的奴隶制本性

- 奴隶制的证据

- 奴隶主的两面性

- 道德

- 家 庭 与 自 由 奴

- 房子的女主人

- 遗孀、未婚女、情妇

- 不被认可的私生子

- 被给予自由之身的赞美之词

- 佃户

- 道德权力

- 公众的私人生活在哪里

- 笼络

- 贿赂风行的王国

- 尊严

- 两种形式的委托人

- 公职的荣耀

- 永获主义

- 贵族气派的市民精神

- 永获主义的独特性

- “工作” 与 闲 适

- 富有的好处

- 阶 级 斗 争

- 劳动定义

- 外界评判

引 言

我们不能从镜像观察他们：要了解他们，我们只有用双眼观察。他们亦以同样的方式反观着我们。肖像艺术表现如此这般的直接目光交流，尚不是那个时代的风格。

这位男子和这位女子不是被动的对象，因为他们也在看我们。但是他们毫无挑战、诱惑或劝导之意，亦丝毫没有向我们展示其内在的生活之意。他们向世人之眼平静地展示自己，并没有给我们透露出太多的东西。他们视我们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视自己的存在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就是他们，以平等的目光凝视着我们，与我们享有着同样的价值观。

这对希腊罗马人很久以来就被视为经典之作。它看上去自然，既不会过时也不显局促。丈夫和妻子既没有搔首弄姿，也没有刻意模仿。他们的服饰没有透露他们的社会阶层，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象征符号。画面背景空荡无物，这样中性的背景鲜明地反衬出他个人形象，亘古不变：真实、普遍性、人性化。妻子没有佩带任何珍贵的首饰，她的优雅体现在头发上。

然而，我们今天并不相信不变的普适性，而相信人情风俗的独特性和历史的限定性。为了将我们自己从这些罗马人依然沉睡其中的人文主义迷障中唤醒，一个论点足矣：这对男女足够富有，可以请画家绘下自己的肖像。因此，他们只是表面上的“个人”：这幅极像快照的肖像，虽如同偶然的留影，但在一个循规蹈矩的时代，他们通过描绘自己确定了他们的身份。他们不是在生活中某个特定时刻捕捉到的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一个把自己视为自然的和理想的社会里的个性化类型而已。该肖像中捕捉到的瞬间永远都不会过时。

毋庸置疑，丈夫和妻子持有他们享有优越社会地位的个人特征：它不是诸如钱包或剑等象征着财富或权力的东西，而是书、写字板和铁笔。这种文化理想显露无遗：书和铁笔都是须臾不离身的工具，而不是故作姿态的展示。非常奇怪的是，鉴于古代艺术家都不愿意描绘亲密的姿态，而这个男子正满怀期待地用书的上端（确切地说是卷轴）托着自己的下巴，女子则把铁笔置于嘴唇上作凝神沉思状。她正在寻章问句，因为诗歌在当时是男女都做的艺术。米开朗基罗喜欢诠释这些“无意识的”姿态，在他看来，这样的姿态揭示了某种困惑或梦境的阴影。然而，这里没有人在做梦，他们在沉思，他们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知。他们无意识的姿态表明，他们热爱文化。他们不是享有特权之人，他们之所以手持书本，是因为他们喜好阅读。这种表面美丽的精微和自然，创造了希腊罗马世界的辉煌伟大。这些人是资产者，亦或是贵族？

友谊和悲痛徘徊于我们心头，请允许我把下面的卷页献给米歇尔&#8226;福柯，他高屋建瓴，在他面前，我感受到高山仰止的钦仰之情。然而此时我一个前进的动力之源远去了。

从出生到最后的遗嘱

一个自然生命的诞生并不意味着一个罗马公民的诞生。在古罗马，只有经家族首领同意，婴儿才能降生或被社会所承认。避孕、堕胎、自由人中的弃婴以及奴隶中的杀婴现象都是很普遍和完全合法的行为，不会遭到反对或被视为违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种新的道德规范被推行——为简明起见，我把这种新的道德规范称之为斯多葛学说。罗马人只是生育孩子，将他们抚养成人，但并不拥有他们。孩子一出生，抱起产婆放在地上的婴儿是父亲的特权，以此表示他承认婴孩是自己的，不会丢弃他。分娩后的母亲则坐在一把特殊的椅子上，呆在男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如果她在分娩中难产死去，婴儿就不得不从子宫中剖出。不过新生儿的出生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融入这个世界。

父亲拒绝抚养的婴儿被遗弃在屋外或是一些公共场所，任何人都可以收养这些弃婴。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甚至会命令妻子遗弃刚生下的婴儿。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埃及人、日耳曼人和犹太人养育他们所有的孩子着实令人费解。在希腊，遗弃女婴比遗弃男婴更为普遍。譬如公元前1世纪一个希腊人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如果孩子生下来，是男孩就留着，是女孩则扔掉。”不过，并没有明显的事实表明罗马人也持有同样的偏见，罗马人只是抛弃或溺死畸形儿。在塞内卡看来，“好坏要区别对待。”据此，他认为这么做并不是残忍，而是出自理性。罗马人还抛弃那些“堕落了”的女儿生养的孩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些罗马人因贫穷而遗弃自己的孩子，另外一些人则是因为希望把他们的财产体面地留给现有的继承人。穷人弃子是因为养不起，而其他中层阶级的人弃子是因为“不想让孩子受到平庸的教育而给他们的阶层抹黑”（普鲁塔克语）。作为正统的贵族，中层阶级的人士为了家族的兴旺，宁愿把精力和金钱集中在一小部分子女身上。而在罗马东部的一些行省，农民则自愿把子女交给别人收养。比如一个家庭如果已经有四个孩子需要抚养，这就已经很不容易，那么接着出生的三个儿子就不得不交给朋友收养了。朋友们当然十分乐意接收这些作为未来劳动力的“儿子们”。结果，连法学家们也无法判断这样被“收养”的孩子究竟是自由人，还是养育在他们家中的奴隶。即使最富有的罗马人也可能遗弃自己并不想要的孩子，尤其是当这个孩子打乱了他的财产分配计划时。因为法律规定，如果有新生儿降临，那么原先订立的遗嘱无效，除非一家之主事先声明，遗嘱确定之后出生的子女无权继承财产。一些做父亲的可能认为，遗弃一个孩子比强行剥夺其继承权要好得多。

那么，被遗弃的孩子命运如何呢？据昆提利安说，他们中没几个能活下来。他还把穷人和富人遗弃孩子的情况作了比较，富人遗弃孩子后再也不愿见到他们，而穷人虽因生活所迫，却会想方设法以图有朝一日可以再要回自己的孩子。有时弃婴只是一个假象：孩子的母亲瞒着丈夫把孩子交给邻居或下属偷偷抚养，孩子长大成人后变成养育者的奴隶，而这些养育者最终会让他们获得自由。在极少数情况下，这样的孩子会获得原来的社会地位，韦巴芗的妻子就是一例。

出于对法律和谨慎的考虑，弃婴有时候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操行原则。丈夫怀疑妻子不忠，便会丢弃被认为是通奸而得来的孩子。一个王妃的女婴就曾被“赫然醒目”地丢弃在皇宫门口。弃婴也可能出于政治或宗教原因，当深受爱戴的日耳曼尼库斯死去后，庶民们以毁坏寺庙的方式来发泄他们对上天的不满，一些父母则公然弃婴以示抗议。尼禄杀害了他的亲生母亲阿古利碧娜之后，一位不知名的人把他自己的孩子遗弃在议会大厅中，并留了张字条写道：“我不养你是怕你长大后会掐断母亲的喉咙。”如果弃婴是一种私人决定，那么又怎么解释为什么它有时不能公之于众呢？一天，在庶民中传出谣言：元老院因为从巫师那里得知会有一个国王将在这一年降生，因此他们强迫人民遗弃所有的新生儿（需要顺便指出的是，这一事件不只是一个传说，它很可能确确实实发生过）。

在罗马，家族姓氏比起血缘关系要重要得多。私生子只能随母姓，他们没有法律认可的父亲。被父亲遗弃的私生子在罗马贵族中毫无社会和政治地位而言。但这一情况在有钱有势的自由奴隶中却不同，他们会尽力帮助子女进入骑士团甚至元老院。寡头统治者则会把头衔赐予自己的合法子女和前任奴隶所生的儿子，获得自由的奴隶取主人家族的姓。这种习俗源于频繁的收养，被收养的孩子随新父亲的姓。

生育和避孕

由于罗马人并不崇拜自然的血缘关系，因此大量的收养行为和有着优越社会地位的自由奴隶的增加，弥补了较低的出生率。堕胎和避孕在过去仍是普遍现象，但由于历史学家忽视了罗马人不仅用“堕胎”这个词描述我们今天所说的堕胎手术，而且也指我们今天所说的避孕方法，所以他们对这一情形多少有些曲解。准确地说，在罗马人看来，母亲采取避孕方式处理并不想生育的孩子，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虽然大多数挑剔的伦理学家会提出妇女有责任保全腹中的胎儿，但他们从来没有从孩子的生存权力方面去考虑。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理所当然地采用避孕方法。圣奥古斯丁曾经提到拥抱性交可以避孕，而且这种方法还被经常使用。但他谴责避孕这种行为，甚至认为在合法夫妻之间也是不允许的。圣奥古斯丁还对药物避孕、绝育和堕胎做了区分，他这样做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表示反对。阿佛列&#8226;索维私下里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基于我们现在对人类繁衍生命的能力的认识，罗马帝国的人理当比它的实际人口多得多，甚至超越国家疆域。”

罗马人究竟是采用什么方法来避孕的呢？普拉图斯、西塞罗和奥维德均提到异教徒在性交后有净体的习俗。在里昂发现的一只浮雕花瓶上，刻着一个穿着礼服的人手持水壶等待着正在交欢的夫妻。这可能就是避孕的习俗了。基督教演说家特塔利安认为，精液射出后的精子已经是一个生命的存在（因此口交是非常野蛮的行为）。他在《处女面纱》一书中用十分猥亵的语言含混地表述他的这一思想时提到，明显使用了子宫托的“伪处女”——说来也巧，一旦生育，孩子竟非常像他们的亲生父亲——原因就在，为了避免暴露，她们只有采用子宫托将这些还处在精子状态的“生命的存在”扼杀掉。圣哲罗姆在他的第22封使徒信中一段有关杀精药的典故里提到，青年女子“提前绝育，她们甚至在男人射精前就已结束了孩子的生命”。针对妇女经期，索纳努斯医生甚至提出这样一种理论：妇女要么恰好在月经前，要么恰好在经期后怀孕。幸运的是，这一理论还只是处于秘传状态。而所有的这些方法都是针对女性的，其中并没有涉及终止性交避免怀孕的问题。

罗马人究竟养育几个孩子？法律规定母亲生育三个孩子就算完成了使命。这个数字也似乎一直是公认的标准。虽然现存碑文上的字迹已经很难确认，但可以隐约看出一个家庭拥有三个孩子很平常，这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当一个讽刺诗人想挖苦一个让孩子挨饿的小气妇人时，他会用“她的三个孩子”的字眼。一位斯多葛派传教士会这样大叫道：“你以为自己养了三个臭小子，使你家香火不断就很了不起吗？”这些马尔萨斯式的观点一直持续到这个王朝的结束。普林尼在一封写给他的同伴的信中提道：一个人一旦有了几个孩子，他就会考虑为他的子女去找一个有钱的媳妇或女婿。没有人愿意坐吃山空。事实上传统的伦理并不赞成这种方式，即使是在普林尼的时代，这种观念也只是家庭的守旧人士中才有。这样的人“不给能生养儿女的妻子休息时间，甚至在今天我们许多人认为一个孩子已经是负担、不要被后代拖累，这种情况当时同样存在”。但是，在我们把研究目光转向2世纪末时，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变吗？斯多葛派的学说和基督教的道德观会占据主导地位吗？演说家弗朗多是马可&#8226;奥里略的老师，他就有五个孩子因患病过早夭折，所以他的孩子一定不止这些。而马可&#8226;奥里略自己也有九个子女。经过三个世纪的努力后，罗马进入了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格拉奇的母亲可妮莉亚为祖国生育了十二个孩子而成为模范。

教育

孩子出生后不久就会交给保姆抚养，由亲生母亲喂奶已成历史。但是“保姆”要做的远远不止是喂奶，她还要和老师（也称为“保姆”）共同负责孩子的教育，直到孩子长大成人。马可&#8226;奥里略的老师教会他自己照顾自己，不沉迷于古竞技场的比赛。孩子和他们的保姆吃住在一起，只是在某种节日盛宴上才与父母和客人共进晚餐。保姆和老师在孩子们长大成人后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马可&#8226;奥里略对其生父、养父和他的“保姆”（男性）都很谦恭。而皇帝克劳狄一生都恨自己的老师，因为他的老师曾经恣意鞭笞过他。在女孩出嫁时，母亲和保姆都会教她新婚之夜的礼俗。老师、保姆和孩子组成了一个同甘共苦的临时家庭，他们不受法律的约束，在一起生活的日子里肆意享受着生活的快乐。杀害了亲生母亲阿古利碧娜的尼禄就得到过其老师的帮助。后来当尼禄众叛亲离、身处绝境时，只有他的保姆在一旁安慰他。尼禄自杀后，是他的保姆和他的情妇安克特用被单为他收尸。与此不同的是，尼禄对他本应尊重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却很残暴。一位斯多葛派的哲学家还曾经发布了一篇关于家庭友爱的训诫。他解释说，孝顺是人的天性，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孩子应该爱母亲、保姆和老师。

在贵族中，这种临时的家庭在长辈严厉监督下远离诱惑，居于纯朴的乡村。临时家庭的成员们尽职尽责地教导孩子，让所有委托给他们的孩子都建立起美好的品德。他们督导孩子们的学习、纪律、游戏，同时还解惑答疑。凯撒和奥古斯都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虽然后来成为皇帝的韦巴芗的亲生母亲仍然在世，可他“却是在严父般的祖母的亲自抚养下，在科萨庄园里长大成人的”。严父式的祖母必须做到严格管教，然而慈母般的外祖母却是完全宽松放任。叔伯们也有这样的区别：一方严厉，另一方放任。

教育的真实情况远不像自鸣得意的教导者所想象的那样。一位罗马老师就讲述了完全不同的情形，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位恪尽职守、要求严格的老师（在罗马，哲学家和演说家像今天的牧师一样在社会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在这位老师的评述中，在父母家成长的孩子接受的是放纵的教育，他们像长辈一样锦衣玉食，坐轿出入，父母们乐意听到他们最粗鲁的言词，晚宴上他们可以听到黄色笑话和下流歌曲，还可以看到屋子里四处都是情妇和年轻的宠男们。正如我们所感受到的，罗马人普遍认为世界是肮脏堕落的，伦理并不体现在热爱和遵从美德上，而是在于具有抵抗堕落的力量。因此，每个人个性特征的核心便是抗拒力。按理说，教育的目的是提高人的修养，在那之后，一个成年人就应该能够抵抗住弥漫于整个时代的奢华与堕落风气的侵袭。罗马人对待德育的态度就像我们主张孩子们要参加体育运动一样，因为我们十分清楚，他们此后要花大量时间来学习，因此必须有健康的身体来迎接这种挑战。而实际上对付自我放纵的方法就是加强德育。塔西佗曾讲到，有一个元老，他来自一个古老而又特殊的平民家庭，虽然他是在父亲的管教下成长，但是塔西佗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良好品行而不是他的能力。

只有严厉可以限制欲望，从而增强人格的力量。塞内卡也如此说：“父母为调教好孩子，会向他们灌输自己心目中认可的良好品行。不管他们如何哭闹、反抗，我们也要严格地限制他们，惟恐他们尚不成熟而误入歧途。再后来，如果出现厌学苗头，我们便用强制手段向他们灌输自由文化思想。”不过，严厉是父亲的职责，母亲往往体现仁爱的一面。一个有教养的孩子总是称其父亲为“先生”。很快，暴发户们也效仿起这一套贵族习俗来。可是，父母和孩子之间存在的距离还是令人困惑的。这位修辞学教授提及他不久前失去的一位才10岁的孩子时说，这孩子尊敬和喜爱他的保姆和养育他的祖母，甚至超过尊敬和喜爱他的父亲，他本来注定会成为司法界的显赫人物（这一行业在当时各类职业中最显眼、最忙碌，社会地位也最高）。这孩子智力过人，却不幸夭折，因此他的父母当众哀悼也就不足为奇。我们都知道，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母性本能或父性本能。在某种情况下家长与孩子之间的爱来自自然姻亲关系（这与两个陌生人之间产生的感情完全不同）。但无疑家长的感情常常由世俗的道德观引起。以罗马世俗的道德观，孩子是本族姓氏的继承人、家族荣耀的传承者，父亲必须爱他的孩子。在这里温情虽已错位，但是为家庭希望的破灭而进行哀悼也是合情合理的。

领养

我们这位老师为他深爱的儿子悲伤还有另一个原因：一个伟大的古罗马执政官曾经领养了这个男孩，而他借此可以确保自己享有一个体面、光彩的职业。但频繁的收养从另一方面表明了血统关系在罗马人的家庭观念中无足轻重。很显然，把孩子给人领养就像女儿出嫁一样平常，尤其是成就一桩好的“婚姻”的时候。想要孩子有两个方法：通过合法的婚姻或是领养。因为法律规定，一个家庭要有一个地方政府和公共职业的候选人，而领养不仅可以使家族香火生生不息，而且可以确保作为候选者的本家之主拥有良好素质。通过婚姻可以得到的东西也可以通过领养得到，就像立遗嘱的人仔细选定本家族的继承人来传承香火一样，一个男人会小心选择有资格继承他姓氏的人作为养子。比如，后来成为皇帝的迦尔巴在失去了妻子和两个儿子之后，经过长期的了解，确定了一个具有诸多优点的名叫波索的年轻贵族作为继承人，然后立遗嘱确定下来，并且最终收养了他。就像希罗多德&#8226;阿提克斯所做的那样，即使亲生儿子仍然活着，人们也可以另外收养一个孩子。历史上有按遗嘱领养的事发生，但是法律条文没有提及这一点。关于领养继承人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屋大维&#8226;奥古斯都。他成为凯撒的儿子和王位继承人，最终还成为奥泰维斯&#8226;奥古斯都皇帝。有时领养和结婚一样，是一种控制财产外流的方法。为掌握遗产，即使是一位受到女婿尊重和孝敬的岳父，也可能会在女婿继承了他自己父亲的遗产后才领养他做儿子。作为回报，他会关照养子，让他在元老院里拥有极体面的职位。领养对一个人一生的确影响很大。

孩子们像棋子一样，由大人在金钱和权势的棋盘上随意摆放，他们很难受到抚爱和悉心照料，于是这些事情就留给仆人们来做了。奶妈教会孩子谈吐。贵族家庭为让孩子在摇篮中就学会说话，他们雇用希腊奶妈。老师则负责教孩子阅读。

学校

受教育只是上层阶级的特权吗？从埃及的纸草卷轴中我们可以确信三件事情：不识字的人雇用别人为他们写信；下等阶层中有少部分人能识字；文学书和经典著作可以在一些小城镇里找到（这就是古代人引以为豪的文化）。引领潮流的诗人作品很快就传到世界的另一端——这里指里昂。除此之外，我们还注意到，在一部小说里出现一个奴隶为能认识大写字母而自豪的情景。换句话说，他读不懂草书原稿、私人信件和文书，但他可以认识商店、寺院的招牌，公开宣示的海报、剧本、租房契约、拍卖，更不用说墓志铭了。虽然只有富人家才请得起家庭教师，但是尤尔皮内斯告诉我们:“在城市和乡村有老师教授基本的写作。”学校是一个得到认可的机构，学校的假期由历法决定，学生们得在早上上学。我们发现了大量用简单俗语写的资料：工匠的账目、天真幼稚的书信、涂鸦、怪异的匾额。一些是写给自己看的，而写给地位更高的人的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从拼写开始，人们必须懂一点高级形式的文书书写（这一点是胡乱涂鸦者所不能的）。因此，当要草拟一份公众文件——一份请愿书或只是一份简单的合约时，即使能够读写的人也会感到无能为力，只有请人代写。而且，相当一部分年轻罗马人直到12岁才离开学校，女孩也是在一样的年龄才离开学校，并且确定有男女同校的情况（如同索瑞那斯医生所证实的那样）。

穷人和富人的生活有很大差别，同样12岁时的男孩、女孩各自的生活也有很大差别。只有来自有钱人家的男孩才能继续学习下去。在文法老师或文学老师的严格管教下，他们学习经典著作和神话（虽然这种神话他们完全不信，但当时神话知识是作为文明人的标志）。极少数情况下，父亲会为自己的女儿请家庭教师教她们经典著作，到12岁时女孩子便可以嫁人了。有一些女孩在这么小年纪就结了婚，婚姻于她们而言意味着一种圆满。到14岁时，女孩就已经被视为成人了，“男人称她们为‘女士’。她们无事可做，能做的就是陪男人睡觉。她们梳妆打扮自己，什么事也不想”。写下这句话的哲学家总结道：“没有什么比谦虚和矜持更能显示她们的价值。”在富人家这么大的女孩被禁锢在家中做女红，以此来证明她们没有虚度时间。但是，如果女人学习唱歌、跳舞、弹奏乐器（唱歌、跳舞、弹奏是一体的），人们会称赞她们的多才多艺，但会赶紧补充说她们是不正经的女人。最后，还得让丈夫来完成对一个年龄尚小而出身良好的女人的教导。普林尼一位朋友的妻子写的书信文采四溢，赢得人们交口称赞。有人推测，要么她丈夫才是这些信的真正作者，要么是这位丈夫非常聪明，他教会这位“以处女之身和他结合的姑娘”写作，并因此使自己间接地赢得这份美誉。与此不同的是，塞内卡的父亲却认为学习哲学会通向毁灭，他因此禁止他的妻子去学习哲学。

那么，男孩为什么要上学呢？是为了成为一个好公民？学习经商？学会如何认识世界吗？都不是。上学是为了增强他们的心智，通过学习纯文学而变得聪明起来。有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学校的功能是塑造人或使他们适应社会。罗马的教育既不以塑造人为目的，也是非功利性的，而是要通过学习修辞学之类的学科为人们带来荣誉。在历史上，教育很少是为了让孩子面对未来的生活或是在他脑海里树立起对社会的印象。总之，教育的历史就是一部有关儿童心理的历史。教育的社会功能并没有对事物为什么会发生变化给予解释。在罗马，小男孩们的头脑里塞满了修辞学的东西，如同上个世纪小男孩们想穿上一身海军制服或军装的念头一样。儿童时代是一个极富可塑性的时期，我们可以循循善诱、仔细引导，使孩子不断充实和成熟起来。通过这种途径，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向他们灌输我们的思想。

与前面的描述不同，尼尔森有关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可信的：罗马的学校教育是一种泊来品，它与日常生活、宗教和政治活动相分离。然而，希腊的学校教育却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教育甚至可以在角斗士训练场、运动场进行。运动场像是一个公共广场，任何人都可以去那儿活动，当然活动的内容也不仅仅局限于体育运动。但是很明显，体育运动是学校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我看来，罗马教育与希腊教育的主要区别在于体育在希腊教育中占了一半的时间，就连书本课程（如希腊语、荷马史诗、修辞学，甚至在罗马帝国中的一部分哲学课和大量音乐课），甚至在罗马帝国中也是在角力训练场或运动场的某一个角落里教授的。这些孩子接受学校教育直到16岁左右，紧接着他们会花一至两年的时间学习成人礼仪方面的东西，两国在这一点上大致相同。

除了上述共同性之外，在音乐和体育方面，希腊教育与罗马教育还有其他的一些区别。没有一个出身良好的罗马人敢称自己是一个文明人，除非有导师?门教授过他们希腊语和文学。相反，即使最有教养的希腊人，?学习拉丁文也不屑一顾。因此他们对西塞罗和维吉尔也是不屑一顾（当然也有例外，如艾培那样的官员）。像16世纪的意大利人一样，希腊学者们在国外大显才华，在他们看病或教哲学时，很自然地用到希腊语，因为希腊语是这些学科的专门用语。而在罗马的希腊人只会说一点点零碎的拉丁语。即使在古希腊晚期，希腊人之所以愿意系统地学习拉丁语，也只是为了在帝国混个好工作。

青少年

在12岁时，出身高贵的罗马青年会完成他的初级教育。14岁时他们便可以脱下童装，做每一个年轻人喜欢做的事情了。16或17岁时，他们可以选择一项公众职业或参军——像斯汤达那样在16岁时被招募为轻骑兵。罗马不存在针对成年期的成文法，也没有未成年人的规定，只有前青春期少年的说法。他们由其父亲或老师来决定他们是否能穿成人衣服和开始刮胡子。举一个元老的儿子为例，他仅16岁时成了骑士，17岁时就开始了官场生活，他还负责罗马城的警戒工作，监督和管理造币厂的事务。此后他平步青云，成为将军、法官和元老。那么，他又是在哪儿学会这些技能的呢？答案是：在工作中。是从他的长辈们那里学来的吗？可能，但更为可能的是从他的下属那里学来的：在处理事务和做决策时，他身上很自然地表现出一种贵族的气派，而实际情况是他的下属们早已为他准备好了一切。一个贵族在16岁时就当了军官和国家的代言人，他此时已经在法庭审理过第一桩案子。

人们在工作中学习人事知识和职业技术，在学校里学习文化（下层阶级的人虽有文化，但没有自我提高的志向）。学校是人们自我教育的场所，却由此改变了获取文化的本意，某些作家将其称之为“经典”（这种“经典”就像现在旅游业中规定的，有一些你必看的景点，必看的纪念物）。学校教授的课程会给熟知这些知识的人们带来荣耀，但真正感兴趣的人很少，甚至其中的一部分人还对这些内容敬而远之。一些制度很快会被废除，而学校里很容易传授的那些内容也会很快成为“经典”。雅典文明的黄金时代，修辞学家就简化了法则，这样更易于教授。总之，12岁到18或20岁的罗马人要学习阅读他们的经典，紧接着还要学习修辞学。那么究竟什么是修辞学呢？

最为肯定的是它与功利主义无关，对“社会”毫无用处。在罗马共和国里，雄辩术在讲坛上和法庭里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它的声望主要来自文学上的名气而不是来自民事上的功用。西塞罗并不是寡头政治家的儿子，却享受着只有元老才能享受的莫大荣誉，因为他有着杰出的辩才，并给元老院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在帝国时代，大众追捧演说家就像我们追捧文学家一样，著名的诗人当时并不如演说家们那样受人欢迎。

由于辩论术的普及，演说术或辩论术逐渐走向程式化和公式化，成为罗马教育中除经典名著之外惟一要求掌握的学科。所有的罗马男孩都要学习适用于政治和法庭中专门的演说术，其中伴随着一些模式化的发展和分类倾向（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演讲学”）。他们很快就娴熟于演说术吗？没有，因为学校里教的演讲学自身很快就成为了一门艺术，而作为一门艺术就不得不学好它的规则。古人虽然喜爱演说术并且从未终止对它的探索，但真正的演说术与教授演说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布置给罗马青年人的演讲题目多与现实世界毫无关系。相反，题目越神秘，越可以激发人的想象力，辩论成了一种社会性的游戏。“假定某法律规定，受到污辱的妇女可以进行选择，她可以选择将污辱她的人处死或嫁给他。但是，一个人一晚奸污了两个妇女，其中一个要求治他死罪，然而另一个却坚持要嫁给他。”像这样的主题给了人们自由发挥的空间，也迎合了罗马人对闹剧和性的主题的偏好，它给人们带来了因悖论而产生的快乐和身临其境的乐趣。业余爱好者在学校里长期学习，并且接受演说术的训练，他们即使在家里也乐此不疲，哪怕是在某位行家面前也依然如此。古代教育的谱系就是这样：从文化到兴趣再到文化，从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到学校教育，从学校教育再到反复的批注练习，全部过程才算结束。

青年

在老师的督导下，年轻的罗马人到了青春期，而这标志着一段放纵期的开始。按常规，一个年轻人一旦穿上了成人服饰，他就会为自己买一个喜爱的仆人或是赶着去罗马放纵的天堂——苏布拉，或者可能有一位上层社会妇女主动邀请他加入她的快乐游戏（罗马贵族的生活方式如同18世纪法国贵族的生活一样放浪形骸）。在以弗斯艾菲索斯（希腊古城遗址，位于伊兹米尔市东南40公里处，约公元前1000年，由居住在安纳托利亚西端爱琴海沿岸的爱奥尼亚人兴建）的医生们如塞尔斯、鲁弗斯等看来，癫痫症是一种会在青春期自然愈合的疾病，这个青春期也就是在女孩初次月经、男孩第一次有了性经历的时候。换句话说，对男孩而言，青春期和第一次性经历是同义的，然而贞操对女孩来说则是神圣的。对男孩而言，从青春期到结婚这一段时间是父母对他们的纵容期。即使像古板的伦理学家西塞罗和朱维那，还有克劳狄皇帝在担任元老时都认为，要宽容青年人这一时期里澎湃火热的激情。在这5到10年的时间里，青年人可以追逐妓女或与情妇生活在一起，甚而可以有一大伙年轻人明目张胆地闯进某一妓女的屋子并强奸她。

此外，年轻人成立自己的协会是一种半官方行为。青年组织在罗马帝国的希腊人中很普遍，在说拉丁语的民族中也有。尽管这些组织的确切目的仍不太清楚——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目的很多，但多是为了冲破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束缚。青年人参加运动、决斗和打猎。为了得到同胞的赞赏，他们还聚集在半圆形竞技场里与野兽格斗。而且，他们并不把自己束缚于本属希腊人进行身体锻炼且颇得人称赞的体育运动中。凭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人数优势，他们还制造骚乱。在罗马，富家子弟享有特权，他们在晚上常常成群结伙地在街上游荡，殴打路人，调戏妇女，砸店铺（年轻的尼禄对这一恶习并不陌生，有一次他差点挨了一位元老的鞭子，并没发现皇帝就在其中）。年轻人声称这是他们应有的权利。我们在一则“吃完赶紧回家”的拉丁故事中看到这样的场面:“因为一群头脑发热的富家子弟正在洗劫这个城市。”这群年轻人为同样年轻的格斗士们加油，为战场上厮杀的年轻战士喝彩，罗马人认为这也是一项运动。一位法学家这样写道:“某一些人，他们通常称呼自己为年轻人，可以经常看见这类人在民众骚乱中煽风点火，如果那样做是有罪的话，他们应首先受到政府的警告，如果他们继续知错不改，就应在受到鞭罚之后才被释放。”

年轻的特权同样也是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青年人的特权。一个男人一旦结了婚，他就不能再和别人鬼混。至少我们可以得知，写祝婚诗的诗人们会在婚礼颂曲中毫不犹豫地指出新郎过去的胡闹行为，但同时也向人们保证，新郎在拥有一位这么美丽的新娘后，同样的事情以后将不再发生。

这是罗马最初的道德规范。但在2世纪，一部新的道德规范逐渐替代了它，不过理论上也移植进了旧道德的内容。以医学神话为背景（人们认为古代药物的效力与莫里哀时期的差不多），新的道德规范试图把性行为局限于婚姻之内，甚至对年轻人也是如此。它鼓励家长让他们的儿子保持纯洁直到结婚那天。虽然爱是一件快乐的事而不是一种罪恶，但快乐像酒精一样危险。为了健康，减少性爱的次数是明智之举，而更极端的做法就是完全禁止。这不全是由于宗教上的极端保守，而是出于卫生学方面的考虑。可夫妻性生活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居民生活中的一部分，是构成婚姻的自然成分，也是一种责任。塔西佗把日耳曼人称为野蛮的贵族，就像一些罗马人一样，“他们很晚才知道爱，而到那时年轻的激情在他们身上都被抑制住了”。哲学家们因为职业的原因，擅长理性思考，赞成禁欲运动。其中一个写道：“只要有可能，人们就应该保持贞洁直到结婚。”身为哲学家同时也是皇帝的马可&#8226;奥里略，庆幸自己“保存了青春之花，没有过早地发生性爱，而等待尽可能长的时间才去做”。他因没碰过奴隶斯欧多德或仆人本尼迪克斯而深感自豪，尽管他承认自己有强烈的欲望想去那样做。医生让年轻人参加体育运动和进行哲学研究，以缓解他们体内旺盛的性欲。手淫是不允许的，不是因为它会消耗人的能量，而是因为这会使他们过于早熟而没有得到完全的发育。

弑父

出于文明和家长式的专制统治的考虑，新的道德规范继承了旧的道德规范的部分内容。经过数个世纪，一种新的道德理念逐渐占据了罗马帝国大部分人的头脑，从而进入了一种法律管制代替风俗习惯管理的时代。原本风俗习惯认可的青春期的放纵行为受到法律条文的限制，法律术语“未成年”代替了以前称为前青春期少年的说法。一个人在年轻时凭借着年轻的特权放纵无度将会永远失去净化他人格理想的机会。提比留斯虽然是一个暴君，但也是一个斯多葛派学者，他任命他非常年轻的侄子诸色斯为军队统帅，这“是因为他对首都人民快乐与否极为关注”。同时，早婚也表明了一个人的青春没有虚度。法学家一直都更为关注遗产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一个14岁的年轻人还没继承遗产，他可能会向高利贷者借钱来玩乐，如果法律允许他这样做，那么他就有可能提前挥霍掉他将继承的遗产。放高利贷者（罗马语中是“每个人”的意思）极力“寻觅那些刚刚成人走向官场不久但依然在父亲严厉看管下的年轻人”。虽然法律在诸多场合一再重申，如果谁借债给贵族子弟，他将会丧失收回钱的权力，就算在借款者的父亲死后也不行；在25岁之前任何人不得向他人借钱。但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别的办法：祖父或叔伯会让年轻的孤儿顺从一个有权威的老师，当然这个老师必须得显示出对这个孩子的绝对权威。然而按照惯例，任何丧父的年轻人都可以自己做主。昆提利安平静地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的贵族，年仅18岁，虽然处于花朵般的青春年龄，可他仅来得及把全部遗产留给他的情人，就匆忙离开了人世。

这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罗马法律中尤其让希腊人惊讶的是每个男孩，无论少年或成人、结婚与否，凡事都要得到父亲的允许，因此他还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罗马人，不能成为一家之主，这种状况一直要等到他父亲死去才能结束。年轻人的父亲还是他们天生的法官，可以私自判处他们死刑。立遗嘱者几乎有至高无上的裁决权：父亲可以剥夺儿子的继承权。因此一个18岁的孤儿有可能让情人成为他的继承人，而一个成人在他父亲活着时却可能没有任何自主权。一位法学家这样写道：“如果孩子犯了罪，官方无权过问；即使这个孩子是执政官，他也可能没权力借钱。”但无论如何，这只是理论层面上的问题，但事实如何呢？实际情况其实更为糟糕。

当然法律对父权也有些许的限制，不是每个父亲都能剥夺其孩子的继承权，要这么做就必须在死前就订立相应的遗嘱。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儿子还可在法庭上对遗嘱提出异议。因为任何情况下，他只能被剥夺四分之三的遗产而不是全部。对于父亲判儿子死罪的情况，只是一种说法，大部分出自罗马人的想像，最近的案例还得追溯到奥古斯都时代，而且这一现象令罗马人极为不满。然而孩子仍旧没有自己的财产：无论是他赚来的，还是继承来的财产都属于他父亲。父亲也可能会给他一部分钱，这就是所谓的补贴，但这就要由着父亲的意思了。或者父亲干脆一点，也可以给孩子们完全的自由，这样孩子们也许会有一些生存的自由和希望。

但后者只是权宜之计，希望与风险并存。从心理学角度而言，一个父亲还健在的男性到了成人阶段，就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无法忍受的环境中。因为没有父亲的许可他什么事也不能做：他不能签署文件、释放奴隶，不能按自己的意思起草文件。他就像奴隶一样，只拥有一点可怜的补贴金，就连这个也可能随时被剥夺。除了这些耻辱之外，还有风险——他极有可能被剥夺继承权。我们可以从普林尼的信中得窥一斑：“他的兄弟莫名其妙地成了财产继承人，而不是他女儿；”“他莫名其妙地剥夺了他儿子的继承权；”“莫名其妙的父亲把财产给了别人。”正如我们所见，公众舆论对上层社会影响极大，但公众也没有自动地予以谴责，公众舆论只是对每一件事情进行衡量和评价。普林尼还这样写道：“你的母亲有实际的权利剥夺你的继承权。”因为从诸多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知道有关帕斯特时代之前的人们的生活情况：当时社会上有很多寡妇和鳏夫；很多妇女在分娩时死去；一些妇女在丈夫死后重婚。因为父亲完全自由地立遗嘱，只要他认为谁合适就可以了，因此初婚生的儿子们都很怕他们的后妈。

孩子们要忍受的最后一道枷锁是：没有父亲的允许他们不能就业。一个年轻人，如果是贵族出身，他可以一直自称为元老；如果只是一般的要人出身，他可以自称是市政府委员会的一员。但是他哪来这么多的钱财来换这份巨大的荣誉呢？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些公众人物只能通过钱财和竞技场这样的途径一步步往上爬升。除非得到父亲的同意，没有人能成为元老或市政官员，他们只有征得父亲的支持，才能从他继承的遗产中获取这些非常必要的资金。在罗马非洲行省内的许多建筑——由市政官员出资建造的自以为荣的建筑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父亲为儿子承担资金的铭文。父亲独断专行地决定儿子的命运，因为元老院和市政厅的官员人数是有限的，投入的费用也是巨额的，很少有家庭能为自己所有的儿子都谋得席位。所以，只有由父亲亲自挑选出的儿子能获得这一荣誉，其他的儿子必须做出牺牲。我要补充的一点是，虽然传统上鼓励弟妹们要优先考虑大哥，但长子在这件事上并没有法定的特权。

遗嘱

父亲的去世除了意味着不幸之外，还意味着他的孩子可以分享他的遗产了，这同时也标志着一种奴役的结束。儿子成人了，就可以成为继承人；如果此时女儿还没有结婚或已经离婚，她也可以成为女继承人，并且可以嫁给她所喜欢的人（虽然法律要求妇女决定自己的婚姻，表面上她们也很满意自己的状况，但实际上她们还是必须顺从父亲的安排）。当然，我们这里是假定新的女继承人并未将自己置于她们叔伯的权威之下的，因为一位严厉的叔父就可能禁止他的侄女去恋爱，而让她们做针线活。诗人贺拉斯就十分同情这些不幸女人的命运。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存在相对普遍的弑父倾向也就不足为奇了。犯下这种可怕罪行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它不需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去进行解释。在风行告密的时代，维利斯这样写道：“在家庭内战和伴随而来的相互排挤中，妻子的忠诚度是最高的，自由人其次，奴隶再次，儿子的忠诚度就几乎为零了，因此为人父者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继续生存的希望太难了！”

只有真正意义的罗马男人才是自由市民，无论孤儿还是依靠法律获得自由的儿子们，不管结婚与否，他们都是“一家之主”，手中掌握着一笔巨大的遗产。就像下面奥勒斯&#8226;盖利斯记录的对话一样，在一般的道德伦理之外，一家之主还充当着另一类角色：“一个人一定要服从他的父亲吗？一些人说：是的，他们必须服从。但是，如果你的父亲要你背叛你的国家你会怎么办呢？另外一些反应极为敏捷的人说：在父亲的命令不合理的情况下，儿子不需要服从，他们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奥勒斯&#8226;盖利斯极为巧妙地说，还有第三类情况，它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比如选择结婚还是独身，选择某职业而不是另一职业，选择离家还是呆在家里，寻求担任公共职务或不寻求担任公共职务，只有属于这第三类情况的事父亲才有决定权。

遗嘱是父亲用来显示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力和在社会上的威望的一种象征形式和武器。遗嘱是一种形式上的告白，人们通过立遗嘱表达自己的感情，其他人也以此对他进行评判。他选择了最合适的继承人吗？他把遗产分给所有忠实于他的人了吗？他谈到妻子的好处了吗？“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考虑遗嘱中要提到的人，我们该分给他们多少遗产！我们的决定都是经过仔细周全的考虑的。”主人家里的人，无论近亲还是远亲，都同样希望自己能分到一份财产。遵照主人的遗嘱，有功劳的奴隶会被释放，忠诚的自由人和随从将会被永远牢记。

公开宣读遗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除了遗产和遗赠之外，还涉及到其他许多事，因此，遗嘱具有发布某项宣言的价值。任命代理继承人的习俗使立遗嘱者可以选定任何他所希望的人来继承他的遗产，并按照他的遗愿，把财产的一部分相应地分配给遗嘱中提及的人，这是他对另外个别人表示尊重的一种方式。代理继承人只有在主继承人拒绝继承财产时才能得到遗产。此外，立遗嘱人在遗嘱中甚至可能会提及他曾经痛恨过的或尊重过的人。贵族中曾经盛行把遗产分给当时某著名作家的风尚。普林尼是那个时代著名的演说家，在他参加的每一次遗嘱宣读会上，他都会得到与朋友塔西佗同样多的钱（普林尼在此并没撒谎，在发现的一些铭文中，就有提到他名字的遗嘱）。政治家们对遗嘱也非常看重。一位元老议员的遗嘱被公开时，他的名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因为在遗嘱中他极力奉承尼禄（很显然，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怕他的遗嘱被视而不见并且遗产遭到国家税官的没收）。还有一些人在遗嘱中攻击那些为独裁统治卖命的自由人，甚至还会毫不客气地贬斥皇帝，而不管皇帝是尼禄还是安敦尼斯&#8226;皮尔斯。遗嘱是人们引以为豪的东西，很多立遗嘱人会忍不住提前宣读他的遗嘱，让继承人继承一笔丰厚的财产，以赢得他们的尊敬。

在其他社会里，临终前一段时间的仪规和临终遗言是非常重要的。在罗马，最重要的就是遗嘱，它表达了作为个人的情感；其次是碑文，它显示了死者作为社会成员的地位。

婚姻

古罗马时期的意大利在基督诞生前后的各一个世纪里，曾居住着五六百万男女自由市民。他们居住在辽阔的土地上，其中心坐落着成群的纪念建筑和私人寓所，就是所谓的城市。另外，生活在这里的还有一二百万家奴和农奴。对他们当时的生活，现在知之甚少。只知道婚姻当时是一件私人事务，但对奴隶们却是禁止的。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3世纪。可以确定的是大多数奴隶处于乱婚状态中，只有少数受到信任成为管家的仆人或是皇帝的奴隶例外，这些有特权的男奴过着一夫一妻的生活，他们的妻子有时是主人恩赐的。

婚姻的准则

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自由民。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生而自由的，是男女市民合法婚姻的产物，另一些是私生子，由身为市民的女性所生。还有一些天生是奴隶，最后获得自由。这些人都属于市民，有资格享受风习和婚姻。对我们来说，这种风习似乎自相矛盾。罗马人的婚姻是私人行为，它不需要任何公共机构的认可。新郎、新娘不必在牧师面前宣誓，也不需要书面的证明；没有结婚协议，只有一个新娘嫁妆的证明证实她拥有嫁妆。全部的手续正规，虽然被称为结婚，却没有任何象征性的行为。简而言之，像今天的订婚一样，婚姻是件私事。那么，在遗产诉讼时法官如何判断男女双方是不是合法夫妻呢？在没有正式仪式或公文的情况下，法官根据一些迹象来做决定，像今天所建立的婚事法庭。都有哪些迹象呢？例如，像嫁妆这种不太明确的东西，或是男人打算要做丈夫的一些行动，像指出妻子的一些习惯行为，或是有人能证明他们参加了这对夫妇的婚礼，并作为见证人。但最终只有夫妻双方才知道他们究竟是否结了婚。

然而，决定男女双方是不是合法夫妻是很重要的。虽然婚姻是件私事，没有书面证明或正式仪式来证实它的存在，但它却具有法律结果。合法婚姻下的孩子得到父亲的名字以传承香火，在父亲死后，如果没有被剥夺继承权，他还可以继承财产。从法律上看，妻子或丈夫都能要求离婚，并且它和婚姻一样不正式。任何一方都可以离开家表示离婚。一些情况让法学家们疑惑：他们究竟是真要分开，还是只是吵架、闹别扭？严格说来，没有必要证实他们是否离了婚。有资料记载妻子在丈夫不知道的情况下离开了他。不管是不是女方主动要求离婚，她都会带着嫁妆（如果有的话）离开。另一方面，孩子总是留给父亲。离婚和再婚十分普遍，几乎每家都有异母的孩子。

婚礼的见证人在婚姻有争议时很有用处。当时普遍存在结婚送礼的现象。洞房之夜是夫妻交欢的时刻（丈夫习惯了与女奴做爱，很难分清奸污和自愿性关系的区别），出于对妻子害羞心理的考虑，新郎在洞房之夜一般不会碰新娘，但为了弥补他的忍耐，他会在以后像野兽般地对待她。马歇尔和内加认为这是大家公认的，卡斯那也承认这一点。这一习惯在中国也存在。妇女在怀孕期禁止性行为。伊利安和老昆提利安发现这是天生的，因为他们相信动物也一样。既然夫妻双方的性行为是合法的，参加婚礼的客人们有权利甚至有责任用猥亵的言词称赞他们。在一首祝婚诗歌里，诗人承诺新郎会在下午做爱。在婚后，这种大胆的行为可以原谅，但是在其他情况下，白天做爱被认为是极其放荡的行为。

人们为什么要结婚？为了钱（得到一份嫁妆是一种很体面的致富方法），为了后代能继承遗产。有婚姻保障的孩子可以传承家族荣誉。政客们拜访各个家庭，希望他们尽市民义务，保护城市。年轻自负的元老普林尼适当地补充道：解放有功的奴隶是增加市民人口的另一个办法。

婚姻的变革

无论是合法婚姻还是姘居，一夫一妻制是约定俗成的。但是一夫一妻制和成双成对的夫妻并不等同。这里我要说的并不是日常婚姻生活的状况，而是当时的道德准则使得丈夫在不同时期怎样看待他们的妻子。妻子是丈夫的专属品、享有平等权力、是他的女皇？还是如同“忠诚的画像”一样伴随着他？尽管她是在一个更加体面的名声下做他的女仆，或者她永远都是一个孩子，她只是作为婚姻的一个象征物？答案再简单不过。公元前1世纪时，男人认为自己是履行全部公民义务的市民。一个世纪后他们认为自己是好丈夫，因此他们必须尊重妻子。逐渐地人们把这一观念当作公民的道德规范，于是形成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米歇尔&#8226;富克特认为，当帝国取代理想国，当希腊城市独立时，男人、男性的角色就改变了。统治阶层的成员和先前的城市士兵成为本地显贵和皇帝忠实的拥护者。希腊罗马式的自律和自主权是和人们在公众生活中实施权力的欲望联系在一起的（管理不了自己的人没有资格去统治别人）。在帝国里，主权高于个人已不再是公民的美德，同时也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自治使人民内部安定，使个人独立于国家的权力和财富之外。这是典型的斯多葛派学说的主张。斯多葛主义这一智慧或哲学是流传最广的学派，就像宗教或意识形态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一样，它对当时的罗马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很多斯多葛派的教义涉及了新的婚姻道德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我所要说的只是针对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的自由市民，他们来自被视为有教养的富人阶层。我们最好能拿出真实的史料。在意大利乡村，靠土地为生的小庄园主或雇农都结婚。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全部情况。他们不必在自治理念和斯多葛主义之间做出选择。

在一两个世纪的进程中，从市民道德转换到夫妻道德，改变的不是人们的行为（我们不要过分乐观）或是他们所遵循的规则，而是其他更抽象、更重要的东西：这是根本的道德基础，也是伦理被理解的方式——就像士兵履行公民义务或个人有责任遵守道德规范一样。就已知的内容来看，旧道德法典规定：“一个好男人，只有为了要孩子时才会做爱。婚姻不是性爱的手段。”旧法典没有对规定的理由提出质疑：规定让市民有权娶妻，于是人们遵守它并结了婚。新法典与军事无关，并试图揭露社会机构的基础。在生育孩子的问题上，人们对婚姻比责任更长久还持有争论，那么肯定还有婚姻存在的其他理由。夫妻俩理所当然地一辈子生活在一起。斯多葛派分析这种婚姻只是一种朋友关系，一种持久的热情。对双方来说他们做爱的唯一目的就是繁衍后代。简单地说，新的道德规范以自己的规定去评判人们行为的合理性，但是它不能够评判已经存在的制度。婚姻的合理原因已经找到。这包括美好的愿望和虚构的夫妻之间的一致性。在旧法典里，妻子只是市民和一家之主的附属品。而在新法典中，妻子是朋友，是一生的伴侣。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她应该认识到自己天性的低劣，并且服从自己的丈夫。作为丈夫，也要尊重妻子，就像领袖尊重他的随从一样。简而言之，当伦理学家们开始疑惑为什么男人和女人要共度一生，当他们不再认为婚姻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时，婚姻制度就已经传入西方世界了。

婚姻是一种责任

新法典规定：已婚的人们负有责任。相对应地，旧法典中说道：婚姻是公民的一项义务。伦理学老师同样也提醒他们的学生这一责任的存在。公元前100年，学监可能会对聚集的市民说：“我们都知道，婚姻是烦恼的来源。但是无一例外，人必须结婚，这是市民的责任。”每个市民都被问到他们是否履行了义务。人们虽不认为婚姻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却公开地讨论它。这造成了独身主义的蔓延，形成了“婚姻危机”（我们清楚这种集体的困扰不能仅以人口统计为证据）。在历史学家从事这一研究前，罗马人受到了这一错误思想的困扰。皇帝奥古斯都颁布了特别法律来鼓励市民结婚。

然而婚姻被认为是一种责任，一种选择。它不是为“建立家庭”或是设置生活中的一道程序，而是罗马贵族必须遵循的皇室决定中的一个。他应该进入大众生活还是选择在私人领域增加财富？他应该成为一名战士还是演说家？妻子与其说是他的生活伴侣，还不如说是一次重大决定的对象。她只是一件物品。实际上，两个贵族还能友善地把她推来让去。尤提卡的加图就是那种类型的人。他把妻子借给了朋友，然后又再娶了她，从中捞取了一大笔遗产。一个叫尼罗的人把他的妻子莉维亚“许给”了未来皇帝奥古斯都。

婚姻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决议，妻子只不过是家庭的一个元素。除此之外，家庭元素还包括孩子、自由人、随从和奴隶。塞内卡写道：“如果你的奴隶、自由人、你的女人或你的随从敢顶撞你，你会生气。”丈夫是一家之主，决定所有的事，统治所有的人。如果他们必须做出重大决定，他会召集朋友来商讨而不是与妻子商量。

丈夫和妻子是一对吗？男人会像今天的西方人那样允许妻子会见客人，还是像在伊斯兰教国家那样让妻子马上回避？邀请男人吃饭时也会同样邀请他的妻子吗？从现有资料来看我还不能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妻子被允许拜访她的女性朋友，但要有女伴的陪同。

妇女就像成熟的孩子，丈夫取悦她，为的是她的嫁妆和高贵的父亲。西塞罗和他的通信者曾议论过这些青春常在的反复无常的女人。例如，她会趁丈夫管理边远地区的时候离开，改嫁他人。这些女人古怪的举动无疑会导致贵族中政治关系的变动。不用说，女人不可能愚弄或欺骗君主和主人。私通（从莫里哀的著作中知道）不是罗马人观念的一部分。如果是的话，加图、恺撒和庞培都是有名的奸妇之夫。男人是妻子的主人，如同他是女儿和仆人的主人一样。如果妻子不忠，丈夫不会因此成为他人的笑料。不忠是不幸的，但它与女儿怀孕或奴隶失职一样无关紧要。如果妻子背叛丈夫，人们会认为是丈夫的疏忽，是他无能而让奸夫有机可乘——就像我们批评家长过分放纵或溺爱孩子。他们迷失自己因而给城市带来不安全因素。让丈夫或父亲免受责难的唯一方法就是首先公开揭发自己家里的不正当行为。皇帝奥古斯都在一份诏书中讲述了他女儿朱丽叶的过失。尼禄也同样揭发了妻子奥泰薇雅的通奸。这证明了男人没有耐心。人们不知道对于丈夫们的沉默是该称赞还是指责。

受骗的丈夫感到愤愤不平，而离了婚的妻子又带走了她们的嫁妆，因此离婚在上层社会很普遍（恺撒、西塞罗、奥维德和克劳狄都结了三次婚），可能在平民中也一样。朱维诺讲到一个女人向一个游历的算命者咨询，她是否应该离开她那开客栈的丈夫而嫁给一个二手服装商人（当时一种兴旺的生意，低层人都买旧衣服穿）。罗马人对《圣经》中占有肉体的观念十分陌生，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与一个离了婚的女人结婚。多米提安皇帝与一个曾经离开她的女人结了婚，后来那个女人又嫁给了别人。一个一生中只有一个男人的女人是值得称赞的，但只有基督徒才会认为忠贞是责任，并试图禁止寡妇再婚。

和谐的婚姻

既然婚姻是一项市民的责任和私人利益，旧道德要求夫妻的就是生孩子，维持家庭兴旺。道德上则分两个层次，一是严格尽婚姻的义务，另一个是更高层次的：有一个和谐的婚姻。这一点首先在西方出现，却是假象。家庭是家庭，丈夫和妻子都有各自的责任。如果他们恰好相处得很好，这是最好不过的，但互相理解并不重要。人们很高兴听到夫妻和睦，像古代的尤利西斯和佩内洛普；或是相互敬重，如传说中的非利门和波西斯。但不是每对夫妇都这么幸运。婚姻是婚姻，和谐的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有爱情的婚姻是极其幸运的。惯例中并没提到这一点。婚姻的问题是平凡的，人们也已经习惯了。伦理学家说为了学会适应妻子的脾气和性格上的缺陷，丈夫已做好了面对磨难的准备。在许多封信中丈夫会称“最亲爱的妻子”，其他少数情况下他会说“我完美的妻子”。历史学家为那些至死也不分离的夫妻列出了一个名单。然而，当人们要向新郎祝福时，会学奥维德所说：“希望你的妻子的善良与你相配！希望你们之间没有争吵！”奥维德是一个十分聪明且善于奉承的诗人，不会失言而使听众尴尬。

在并不强制要求善待妻子的情形下，善待妻子更值得称赞。做一个“好邻居、和善的主人、善待妻子、宽容奴隶”的人就更可敬。用贺拉斯的话来说，荷马时期以后，人们开始温柔地对待妻子而不是严守婚姻的责任。有一幅浮雕刻画了丈夫与妻子握手的情景，无论它的主题是什么，它至少不是婚姻的象征，而是一种称心和谐的婚姻的象征。被放逐的奥维德把妻子留在罗马，负责管理他的财产，希望得到他的原谅。奥维德说两个东西把他们联结了起来：“婚约”和“让我们成为伴侣的爱情”。在责任和这些不重要的柔情之间产生冲突是可能的，例如，妻子不能生育怎么办？“第一个因为妻子不育而抛弃她的人还可以为他人所接受，但也难逃责难。因为要孩子的欲望不能超越对妻子永恒的爱。”伦理学家维勒斯&#8226;马克思姆斯如此认为。

新的假象

这种夫妻关系传到西方了吗？没有。美德与责任是不同的。不同之处在于：和睦的婚姻固然可敬，但在婚姻制度里并没正式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夫妻不和是令人震惊的。这在新的道德规范中也是存在的，与斯多葛派哲学相关，它以和谐的夫妻关系为典范，要求在家庭中效仿，结果却成了矫揉造作。不和谐的婚姻已成了他人谈笑的话柄或失败的事实。有教化作用的婚姻是新道德中成功婚姻的标志。当塞内卡和普林尼谈到他们的婚姻生活时，用了伤感的语调，流露出以之为榜样的高尚而又谨慎的目的，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妻子的地位与以往不同了。在旧道德法规下，妻子和仆人地位相同，都受到丈夫的管制。而在新道德法规下，她们和丈夫的朋友地位等同。在希腊和罗马人的社会生活中，朋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塞内卡来说，婚姻的条约在各个方面都与友谊协定相当。那么这样的实际结果是什么呢？我觉得有很多。首先丈夫与妻子谈话的口气或在公共场合对她们的称呼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可以说，是人们观念上的变化导致了这种道德伦理的变革。经过一个世纪的文化和社会学研究，许多历史学家坦白地承认他们无力解释文化的变化。他们甚至对是什么原因促使这种变化产生的毫不知情。显然，斯多葛派的思想并不是这种变化的原因。新的道德思想在与斯多葛派相对立的主张中，或者在斯多葛派的思想和中立的思想中都占有优势。

一位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家普鲁塔克对这种变化的努力与斯多葛主义拉开距离。后者是新柏拉图哲学的强劲敌手。普鲁塔克也推崇夫妻恩爱理论。他认为这是一种更高形式的友谊。元老普林尼没有学派，他选择了辩术而非智慧。在信中他自称是个好男人，而且声称他关于任何事的观点都是典型的罗马元老的教义的正确观点。例如，他认为再婚是值得赞赏的，就算双方是出于生育的目的。因为婚姻只是手段，是爱让夫妻走到一起的。他声称自己与妻子的关系是高尚的，有感情的。他十分尊敬妻子，给她以最深的情感。现代读者一定会努力回忆起我们所说的这个女人是一个童养媳，为了钱和地位，她草草地嫁给了普林尼。另外一个态度中立的元老泰西塔斯承认与传统相反，他认为一个女人可以陪着丈夫随军去统治一个地方，虽然这实际上是军事任务，而军队里是不允许有女性的。他觉得妻子的陪伴会为丈夫增加士气，给他力量而不会减弱他的斗志。

在此状况下，斯多葛派学者也同样接纳了新的道德思想，因为它已经成功推广，并且今后也会为人们所认同。但是斯多葛派的拥护者众多，他们的呼声极高。他们让人误以为自己是新道德思想的传播者而非受骗者。我故意用“受骗者”这个词，是因为斯多葛教义没有强迫他们传播盛行的道德思想。实际上正好相反。斯多葛主义最初的文本中说，道德应追求上帝的公平、自我满足和对财富处之泰然。他们可以给出关键的理由来揭示自我满足的自然规律，然后鼓励人们恪守这一规律，以达到最终目的。个人被强迫接受他们的社会角色，因为这与自我满足、人类的怜悯天性和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这种哲学观很容易招来政治和家庭制度的批判。最初斯多葛派主义也是如此，由于受到部分富人和文人的追捧，斯多葛主义实际上成了流行道德的复杂版本：一个人依照制度对自己和别人尽责。这种类似的教义内化成了道德教训。例如，婚姻被认为是男女之间的一种友谊——一种不平等的友谊，我们已远离了斯多葛派渴求美的欲望和对男孩的爱的时代（这被他们认为是典型的博爱）。

圣洁的夫妻

除了谨慎地遵从后来斯多葛派的哲学观之外，斯多葛主义和新的婚姻道德观之间还有更加紧密的联系。新的道德观不仅列出了一些婚姻的责任，它还鼓励丈夫和妻子效仿一种理想化的夫妻关系：它建立在友谊的基础上，需要经常的检验来指导他们应尽的责任。斯多葛主义是一种自治的道德教义，它主张有理性的个人应该在一定范围内自律，但关键是在生活中他们常常会为一些小事而伤神。这便造成了两个后果：首先，婚姻制度中所有的严格规定都融入了斯多葛主义的顺从者中；其次，制度比以前更严厉，它要求丈夫和妻子控制他们的每句话、每个动作，在向欲望让步之前要看是否与理智符合。

制度是永存的。塔瑟斯的安提巴特说人们必须结婚，为了给国家增加人口，还因为宇宙生命的生生不息。据莫桑尼斯说，婚姻的功能是生儿育女和相互支持。通奸是偷窃行为，艾彼科蒂塔斯认为：与邻居的妻子偷情就和从邻居的盘子里抢肉一样不理性。“同样，对于女人来说，命运已经交给了男人”。塞内卡认为，婚姻是一种义务的交换，可能不公平或是有相当大的差别，这当然是对于女人要遵守的规矩而言的。马可&#8226;奥里略——罗马皇帝兼斯多葛派哲学家——庆幸自己有一个“顺从的妻子”，既然丈夫和妻子都是道德责任的双方，婚约也是相互的，那么丈夫一方的私通就和妻子的私通一样，被认为是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与旧道德相反，旧道德不是根据道德标准而是根据市民的现实来判罪，它认为男性有特权）。

很明显，对婚姻的要求比以前严格多了。因为婚姻是一种友谊关系，所以夫妻做爱只是为了要孩子。就算如此，也不能沉溺于过分的爱抚。一个男人不能像对待情人一样对待妻子。塞内卡这样提醒人们，圣杰罗姆也赞同他的话，他的侄子鲁肯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写了一篇叙事诗，类似现实主义的历史小说。在书中他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了恺撒和庞培之间的内战故事。他写了加图——斯多葛派的代表人物——离开妻子（他曾经把她借给了一个朋友），因为要准备去战斗，甚至在分离的前夜，他们也没有做爱。正如鲁肯力图说明的那样，他受到了教义的影响。就算是那位伟大的庞培，虽不是斯多葛派的一员，也不在分离前夜与妻子同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禁忌？因为一个好男人不会为了一点小小的欢娱而活，他们行事十分小心。向欲望屈服是不道德的。夫妻睡在一起唯一合理的原因就是：生儿育女。这不是禁欲主义而是理性主义。我们的理智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出自本性，理智发现很难接受“为什么不”这样的答案。斯多葛派的计划主义让人误解为基督徒的禁欲主义。无论如何，基督教不是一个单一的宗教。在前几个世纪中，它的发展远远超过了斯多葛主义，而且它开始就是一个多样化的宗教。来自亚历山大港的基督徒克雷孟特受到斯多葛主义的影响，抄写了斯多葛派的莫桑尼斯关于婚姻的训诫而没有提及其真正的作者。圣杰罗姆发觉这教义过于色情。至于圣奥古斯丁，这位举世闻名的伟大的观念创造者，他自己创造的婚姻理论比抄袭他人的还要简单些。

当然我们不能机械地争辩和想像异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其真正的分歧在于：婚姻责任的道德与夫妻道德的内化之间。后者在异教徒文化中根深蒂固，公元100年时十分普遍。当时它得到了异教徒和斯多葛派影响下的基督徒的认可。斯多葛派的人相信这种道德是极好的，因此肯定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依据大量的证据可以证实，后来的异教道德几乎与所有基督教义是一致的。它没有混淆异教主义和基督教，而是模糊了两者。没有必要为这些大量无价值的杜撰而争论，我们得把它们抛开，来研究更微妙的机械论。它与传统的蓝图并不相称。

一种道德伦理观远不止是训诫的集合。就算一些异教徒和一些基督徒有着共同的婚姻行为规范，还是存在一些分歧。在某个历史时期，异教徒和基督徒说：除非想要孩子，否则不要做爱。但这种说法的结果却不同。它取决于这是否是一个哲学家对自由人的忠告。这些人可以自由选择接受或不接受忠告。或者这出自上帝的教诲，不管人们是否相信，教会都把自己的教义看作是救世的方法，人们必须严格遵从它。

奴 隶 制 度

塞内卡说，死亡会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来临：你可能遭遇沉船或抢劫。普林尼在信中提醒他的一位朋友说：“虽没有强大的力量，至少你的奴隶会用生命和死亡来威胁你。”他的朋友罗巴斯特和奴隶们一起旅行并且没了踪影，从此再没有人见过他。“他是被仆人们杀害的吗？”在美因斯的一个墓志铭上，记载了一个30岁的奴隶主被奴隶杀害的悲剧。那个犯罪的奴隶也跳进河里自杀了。罗马人生活在对奴隶难以名状的恐惧中。虽然天生地位低微，但奴隶是主人家庭中的一员。主人“爱他”，像父亲一样惩罚他，同时也希望他听话并且“爱戴”自己。奴隶和主人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因而很危险。爱会突然变为恨。现代犯罪学记录了一些女仆犯下的残忍罪行，她们一开始都表现出对主人的完全忠心。

奴隶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个人。尽管“残暴的主人”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奴隶，但同时也给了他们这一职责：做好奴隶，全心全意地服侍主人。古代社会有两种财产：男人和物品。盖仑写道，我的父亲总是教导我不要把物质上的损失当作是不幸，如果我的牛马或是奴隶死了，我就不会悲伤。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加图都有这样的感慨。同样，今天还会有官员说，我损失了一架机关枪和20个人。

因为奴隶是私有财产，因而是劣等人，而他的主人是上等人，并且通过对奴隶的统治来维护自己尊贵的地位。沦为奴隶是命里注定的而非巧合。今天对古代奴隶制心理学上的类比是带有种族偏见的。主人所拥有的权力是无条件的而不是谁规定的，因而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与雇主与受雇者之间的关系不同。奴隶是完全忠实的仆人，虽然不公平，但是主人与奴隶之间是两个人的关系。主人“爱护”他的奴隶。为什么主人不爱他的狗？雇主不爱他的好工人？殖民者不爱他忠实的人民？失去了20个部下的官员爱他的部下，也被他的部下所爱。古代奴隶制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它为隶属关系和个人的权力增加了感情色彩。它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奴役不仅仅只是一种生产关系。虽然地位低下，但奴隶们在经济、社会甚至政治、文化中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少数奴隶还很富裕，比很多自由人的权力都大。他们的种族根源已经不重要了。征服被征服者以及帝国边境的奴隶买卖，只提供了一小部分劳动力。奴隶们自我繁衍生息，弃婴和沦为奴隶的自由人都使奴隶的队伍不断壮大。奴隶一旦生下孩子，不管其父亲是谁，都从属于主人，就像牲畜的后代也属于主人一样。由主人来决定是养他的奴隶的孩子还是丢弃他们，甚至像对待不要的小猫一样淹死他们。有一个希腊故事讲述了一个身为奴隶的情妇的痛苦：她一想到她的主人（情人）会杀了他们的孩子，她就害怕。一本笑话集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玩世不恭的家伙和他的奴隶有了一个孩子，他的父亲劝他把孩子杀了，但他回答说：“你先让我杀了我的孩子，接着你会让我杀了你的孩子。”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弃婴是普遍现象，不仅仅在穷人中司空见惯，就连贩卖奴隶的人也经常拾起丢在寺院或垃圾堆边的弃婴。最后并且很重要的是，贫穷迫使穷人们把他们的新生儿卖给奴隶贩子（他们在婴儿的母亲还来不及看上一眼或是爱她们的孩子之前就偷偷地把血淋淋的婴儿从子宫中取出）。还有一些成人为了不致饿死，卖身为奴隶。一些有野心的人也这么做，希望可以成为贵族的管家或是帝王的财务官。我想这可能就是拥有至高权力、极度富有的帕拉斯的故事。他是高贵的阿卡狄亚人的子孙，他卖身为奴并成为了皇室家庭的一个管家，继而当上财政大臣和克劳狄皇帝的宠臣。

奴隶制的真正本性

在罗马帝国时代，帝王的奴隶和自由人的地位与法国历史上的忠臣、顾问很像，如考伯特或富基特。大部分这些我们称为官吏或大臣的人都是帝王的奴隶和自由人：他们为主人、王子管理一些行政上的琐事。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一些做园艺工作的奴隶。可以肯定，“种植园奴隶”和斯巴达克斯起义的时代属于遥远的过去，罗马社会并不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由奴隶们耕种的大片田地也仅限于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一些地区（现代西方的一大主要特征就是古罗马的奴隶制特征不如1865年前美国南部的那么显著）。在别处，由佃农、雇工和奴隶们一起来耕种土地。一些地方，比如埃及，乡村的奴役根本就不为人所知。大地主让奴隶耕种一部分土地而不是租给佃农。这些奴隶在一个奴隶主的看管下过着集体生活，并由奴隶主的妻子为所有奴隶做饭。菲勒斯多特斯讲了一个朴实的葡萄酒商的故事。他亲自来管理葡萄园，因为用奴隶的开销太大。

很多工匠似乎都做过奴隶。阿勒索的陶瓷店里都是奴隶和自由人当工人。在那里，一小群独立的商人雇用1到65个工人。在农业方面，我们发现独立的农民和佃农为大地主劳作。那时还需要额外的劳动力，他们都雇用日工，自由但却很辛苦。我用“被锁住的奴隶”来表示那些犯了错的奴隶，为了惩罚他们而将他们卖给私人监狱做囚犯。奴隶为大片的土地增添了劳动力，因为奴隶制已成为生产的原动力。罗马人必须抑制自由农民。粗略估计，在罗马的意大利地区，奴隶占了农村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农民是罗马帝国的负担，奴隶的命运实际上也不好。

不耕种的奴隶是家仆。高阶层的罗马人雇用很多仆人在家中，中层罗马人（他们不用做事也很富有）只有两三个奴隶。盖仑说：“帕加马的一位文法学家有两个奴隶。每天，他都和其中的一个去洗澡（为他脱衣、穿衣），另一个留在家里看门和准备食物。”家奴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从懒散的女人到盖仑提到的有势力的监工，后者负责管理主人的所有事务，生病时看最好的医生。主仆之间的关系也各不相同。与主人为伴，监督其他的奴隶并不是好现象（虽然主人愿意，但只要一生气就会送他去干苦力，他们之间矛盾的关系就会变质）。男女主人会派受信任的奴隶去监视他们的“朋友”、仆人、教师、哲人或其他自由仆人。这些奴隶会把家里的丑闻逸事直接汇报给主人。还有一些奴隶可以做一些正式工作，他们通过为一些大人物服务获得安全的地位：文法家、建筑师、乐师和演员可能都是奴隶，主人欣赏他们的才华。与这些大人物亲近比为每日的薪水工作要划算，最后主人还会让这些奴隶自由。

这种普遍的处境——与主人的不平等关系——使“奴隶制”这个词意味深长。无论是强大还是卑微，人们都用对孩子或是下等人的语气和言词对奴隶说话。奴隶制是一种非经济的关系，不只是一种法律制度。让我们难以相信或反感的是，它不是建立在财富的“合理”标准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差异。这就是拿它与种族歧视相对照的原因。50年前的美国，一个黑人可以成为著名的歌手或富有的商人，白人用正常的语气与他说话，称呼他的姓，就像对仆人一样。正如杰&#8226;克劳德所发现的，黑人可以成为特权阶级，很明显地受到尊重，这与金钱和权势无关。奴隶制、种族歧视和贵族阶级提供了大量的例子。

毋庸置疑的奴隶制本性

无论奴隶是什么或做过什么，生来就低人一等。这种天生的低劣常常伴随着法律上的歧视。如果主人为了给自己获利，决定要奴隶去做生意，他会给奴隶们一笔钱和自由使用权。奴隶们还能签署文件甚至在法庭上辩护，只要是涉及主人的生意或是经费问题。尽管有这样虚假的自由，奴隶仍会随时被转卖给他人。对奴隶拥有随意处置权的主人，如果认为他犯了大错，他会雇来专职的刽子手杀了奴隶，并向他们支付焚烧不幸的奴隶的沥青和硫磺的钱。在公共法庭上，奴隶会受尽折磨，被迫招供主人的罪行，而自由人却可免除折磨拷问。

正常人和下等人之间的障碍是不可动摇的。说这些奴隶天生自由，是他们自己卖身为奴的，这是极其卑鄙的。人们竟会认为一个自由人会自己沦为奴隶。这种禁忌和法国安茹王朝时期很相似。在那里人们对众多的穷贵族子孙仍然很尊敬，虽然他们过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既然不允许自由与奴役之间有任何的关联，罗马法律有一个专横的规定——“为了自由”。它主张当法官迟疑不决时，应偏向自由。例如，如果对一个遗嘱中释放立嘱人的奴隶有所疑义，法官理应做出对其更积极的解释，即对自由更有利的判决。另一个规定是，一旦奴隶被释放，这个决定就不能再更改，因为正如元老院在公元56年重申的那样，“自由是人们共同的财产”，对所有自由人来说，如果在是否释放一个奴隶上都犹豫不决，那么这对所有的自由人都是威胁。

做出仁义的选择，这种选择的政策只不过是表面的仁慈罢了。假设有这样一个规定：如果陪审团中半数的成员判决此人无罪，而另一半的人却相反，判决此人有罪，那么最终的判决结果，就是无罪释放。但实际上我们并不会这样做。如犯人被证明有罪，他就将受到惩罚。规定是为了无罪者的利益，而不是犯人的利益。罗马人判案的自相矛盾是明显的：法官必须选择自由，但只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没有人会关心这些奴隶，对错误裁决的愤慨并没有影响司法的尊严，反而维护了它。

奴隶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慈善家并没有试图使奴隶自由，他们只是想做一个好主人。罗马人非常有优越感，他们把奴隶看成是长大成人的孩子。奴隶常被称为“小家伙”或“儿子”，哪怕他是位老人。奴隶们也这样互称。像孩子一样，奴隶们在家庭、法庭下任由主人独断裁决。如果他们犯了罪，就会被带到公共法庭，会受到体罚。而自由人则可免去这一酷刑。他们像饲养的家畜一样做爱和生儿育女：当他们的人口增加时，主人会很高兴。他们独特的名字使他们与自由人区分开来（就像我们叫小狗为菲多或罗韦尔一样）。奴隶的名字来源于希腊语，至少表面上看来是（希腊人并不用这些名字，它们是罗马人为了称呼奴隶而模仿的希腊语）。因为奴隶们被视为子女，所以他们的反叛就像是弑父罪。当维吉尔把所有“那些参与渎神的战争和与主人决裂”的人都打入到地狱的最底层时，他心里想的就是斯巴达克斯和他的追随者们。

罗马人十分鄙视奴隶们的私生活。他们认为这是很幼稚的。然而奴隶确实有自己的生活。例如，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不是家族中的信仰。远离家乡时，奴隶会像牧师一样传教，甚至为基督教——这一从未想过要废除奴隶制的宗教传教。奴隶应热衷于宗教事物，这似乎是合理的。所有奴隶，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因为生活中几乎再没有什么事情允许他们参与，所以他们也喜爱到剧院、马戏团和竞技场等公众场所去娱乐。因为节日期间他们不用工作，法庭和学校也不开放，劳苦耕种的牲畜也会放假。

罗马人嘲笑这些事情：奴隶的感情并非成人的感情。罗马人认为一个奴隶恋爱是件可笑的事，正如法国人想像莫里哀笔下被拉齐尼亚安的热情和妒忌所折磨的农夫。那么如果主人不得不考虑他们仆人反复无常的感情时怎么办？“他们现在恋爱了，不是吗？这周围的奴隶们？”普劳图斯喜剧作品中的一个主人公惊奇地问道。人们认为奴隶生活的全部只是劳动。贺拉斯用他的奴隶戴维斯的私人生活故事作为笑料来取悦读者。戴维斯和廉价的妓女一起走在一条小道上，他瞪大眼看着墙上关于伟大的格斗士比赛的画。法官们并不觉得这好笑：对宗教的入迷，极度贪婪，对新鲜事物和绘画（用“海报”更贴切）的极端热情，这些毛病都需要在出售奴隶时对买主说清楚。“毛病”是在说不合格的商品吗？不，奴隶是人，他们的毛病是指道德上的缺陷和心理上的缺陷。

人们普遍认为，主仆的心理状态是不同的。奴隶在想：他是否适合自己的工作，他对主人尽心尽责吗。历史学家和伦理学家也举出了一些奴隶们英勇尽忠的事例。他们为保全主人而死或是与主人一同死去。但也有不少“坏奴隶”。坏奴隶们并不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有缺点的奴隶。一个“超重的铅管工?”或是一个“懒律师”，他不符合奴隶的身份，而是一个“坏?具”。

就像儿童心理一样，奴隶的心理状态受到他人的影响，他自己没有自主的能力。效仿坏奴隶便会成为赌徒、酒鬼或是无赖。同样，有道德败坏的主人就会有好色的懒奴隶。法律允许起诉使奴隶堕落的任何人。有意收容逃亡的奴隶或是鼓动奴隶逃走是犯法的行为。首先是主人要对他奴隶的恶行负责。柏拉图说，如果想得到仆人的尊敬，主人决不能嘲笑他们。每天必须最先起床。一些主人十分懦弱，并为此而受到众人的责备。一位罗马文法学家讲了一件奇怪的事：在轻松的喜剧中，作家可以把奴隶写得比主人聪明，但在正式的喜剧里，却不允许这样做。在短剧中可以出现想像与现实情况不相吻合的世界，但写实喜剧中则必须展现真实的世界。

奴隶制的证据

奴隶们如何忍受这样的痛苦和耻辱呢？他们是否怒火中烧，或是制造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或战争？或者干脆听天由命？在消极被动与积极反抗之间还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并且毫无疑问是贴近日常生活的办法：适应。就像坐在一个不舒服的铺位上乘普尔曼客车的游客，奴隶们调整着愤怒的情绪以减少他们所受的心灵折磨。既然不能推翻主人，那么就试着去爱他。奴隶们的黑话称主人为依普斯姆斯（十分无礼）。一个自由人告诉佩特罗尼乌斯说：“我做了40年的奴隶，然而没人能分辨出我是奴隶还是自由人。我尽自己所能使主人满意。他是一个富有而正直的人。在家里我与那些想让我犯错的人周旋，但最终我赢了，这要感谢我的主人！现在那是真正的优点，因为生来自由一点也不难了！”因此，一些人视奴隶身份为一种职业，力图做得更好来超过其他奴隶。

因为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参照，奴隶们信奉主人的价值观，崇敬他，为他服务。像偷窥狂一样，奴隶们用羡慕和鄙视的心情去监视主人的生活。他们从事主人的事业，保护他，守卫他的荣誉。如果发生暴动或内战，奴隶们就是主人的得力助手，他的战士。主人可以对女奴或男奴的情人行使初夜权，奴隶们只有忍气吞声，因为有句俗语说：“按主人的吩咐办事没什么不光彩的。”当主人要参观他的农场时，仆人的妻子自然要和主人同寝。服从是奴隶的天职，奴隶谴责那些不服从命令的同伴。一个从前是奴隶的人对“坏”奴隶说：“你那愚蠢的主人不知道如何让你服从他。”

不难想像，如果被激怒，这种爱是如何变成对主人的愤慨的。由斯巴达克斯和他的追随者发动的奴隶起义却有别的原因。他们并没有想要为废除奴隶制这一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而战。为了逃离恶劣的环境，他们像马姆鲁克或是海盗一样开始了海上冒险，想在远离罗马的地方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度。斯巴达克斯的前辈在西西里岛发起了叛乱。他们建立了首都安那，尊其中一员为王，甚至还有了自己的货币。难以置信的是，在这样一个奴隶建立的国家里，竟然允许奴隶制存在。为什么会这样？

没有人能够透过历史的帷幕看到背景的千变万化，在那里人们被吸引住了，凝视着历史剧院的厢房。其实根本就没有厢房。

奴隶和主人们都无法想像没有奴隶制存在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奴隶们所希望的——或者是他们中大部分所希望的（因为对一些人来说，被奴役总比自由但挨饿要好）——只是逃离苦役，获得自由。奴隶主们认为使奴隶自由是一件善事。特里马奇奥宣布说：“我的朋友，尽管命运使他们不幸，但奴隶也是人，也和我们一样喝母亲的奶长大。他们也该获得自由了（但我们不要这么说来抵抗命运，因为我还不想死）。总之，我在遗嘱中将会使他们全部自由。”奴隶主通过这种言行使自己获得荣耀。他这样做不但没有削弱奴隶制的合法性，反而得到了自己应有的权力。既然自由是奴隶们所向往的，那么一个爱奴隶的奴隶主就会给他们自由身。这样做并不表示他认为奴隶制是不合理的，而是命运使然。他只是想证明自己希望成为一个好主人。

使奴隶自由是美德却不是义务：这种差别决定了一切。皇帝有权判犯人死刑，当他赦免犯人时则可以得到人们的尊敬。但是赦免是自由行为，而皇帝处罚犯人并没有错。开明的奴隶主认为使奴隶自由可以增强自己的权威。主人能够操纵爱，这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下属不会把主人的仁爱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主人会以两种形象出现：惩罚和宽厚。因为赦免并不是义务，所以奴隶自己不会去求情。只有像奴隶主这样的自由人才可以去为他求情。调解人劝说主人宽厚仁慈地对待奴隶们，并以此为荣，同时他也为奴隶主们在奴隶前赢得了威信。

奴隶主的两面性

一个自由人为一个奴隶向主人求情，这是典型的罗马人的生活片断。作家们甚至文摘类读物都爱描写这个片断，因为这种矛盾的现象中包含了奴隶制权力的关键，这一点使他们感到很茫然。奥维德建议那个聪明得让人心仪的女人去演仁慈的姑母，自己扮演严厉的父亲：“当你在任何情况下随心所欲时，用你的情人当调解人。你曾答应要释放你的奴隶吗？留意他会求你的情人代替他向你说情。你曾原谅过奴隶犯下的过失吗？让你的情人去劝你做你本来就想做的事。”罗马法律并不认为这样的奴隶是逃亡者，他逃走，是为了请求主人的朋友去向主人求情。一个奴隶主在不影响整个奴隶主阶级仁慈的名声的前提下，会在个别事件中表现得严厉，因为人们只在同等地位的人之间要求仁慈。自己要求被宽恕的奴隶会被认为十分无耻，因为这让奴隶主们不得不选择原谅他。

如果奴隶主的恩惠并不是为了展示他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只是因为他善良的本性，那么，一些奴隶主对奴隶所施的暴行也只是出于他们凶残的本性，而不是整个奴隶主阶级的特性。对奴隶的暴行并不少见。奥维德在他的一本关于诱惑的小册子中给出了一些忠告，从这些忠告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一个女人在抓住理发师时或是被人用针刺时动作和语言可以显得很粗鲁。一天，文雅的皇帝哈德良也用笔刺瞎了他奴隶的眼睛，之后他问那个奴隶想要什么礼物作为那只眼睛的补偿。受害的奴隶默默地站在那里，皇帝又问了一遍，并补充说他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任何东西。奴隶的回答是：“我只想要我的眼睛。”在基督教最后胜利的前夕，艾维拉会议谴责了身为基督徒的女奴隶主。她们“盛怒之下毒打佣人致死，证实了四天之内会出人命的说法”。

残暴或愤怒的奴隶主会自我反省，从物质上来惩罚自己。一旦他们的气消了，便会忏悔自己的行为。盖仑医生离开罗马回到帕加马的家（在土耳其海岸附近时），同行的是一位来自克利特的人。这个人很高尚：单纯、友好、诚实。在付每日旅途费用时，他不是太吝啬，但他很容易发怒。有时他会对奴隶们拳打脚踢，用鞭子或棍棒打他们的头。到达科林斯峡谷时，旅客们把部分行李从森切斯港通过海运运到雅典。他们租了辆马车，沿麦加拉海岸线和奴隶一起前往雅典。盖仑的同伴发现奴隶们把本该随身携带的行李装上了船。这时他们已经过了依路西斯。他勃然大怒，因为找不到打奴隶的合适物件，于是拔下了腰间带鞘的匕首打他们的头。但是匕首刺穿了剑鞘，两个奴隶的头部受了伤，其中一个的伤势还十分严重。随即，这个奴隶主十分不安，来回走动。他脱去衣服，递给盖仑鞭子，恳求盖仑打他一顿，“作为对盛怒之下所做的事的惩罚”。盖仑笑着给他讲了一个关于发怒的哲学训诫（他是一个医生兼哲学家）。通过这件事，他总结了一条训诫：主人不要亲自动手惩罚他的奴隶，他应该等到第二天再做处罚的决定。

这件事说明了一个传统的事实：在斯多葛派思想影响下的奴隶主的思想，在三个世纪的帝王统治下变得越来越慈悲。这说明奴隶制的人性化实际上是一种德化，不是开化的人性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来自一种特殊的历史发展。这一点，我们在讨论夫妻的和谐性时已经做了说明。这种奴隶主和奴隶的德化无论如何也不是人道主义的，因为它对奴隶制的合法性深信不疑。它也不是为了平息奴隶动乱而故意伪装的策略。但是如果我们稍微灵活地看待此事，便可以很容易看出奴隶制的德化使这一制度不再像以前那样残忍了。奴隶制的德化也不是帝国法规的结果。法规声称已经改善了奴隶们的命运，并已成为唯一的法令。它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在安东尼统治时期，杀了自己奴隶的人会被放逐或是判处死刑，除非他能给法官一个很好的理由。必须弄清楚的是，奴隶主杀死自己的奴隶和在他自己掌管的家庭法庭上判处奴隶死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安东尼的法令仅仅是古代合法谋杀和蓄意谋杀之间区别的再现。如果一个气愤的奴隶主通过正式手段处决一个奴隶，没有人会责备他。但如果他愤怒之下亲手杀了奴隶，那么他必须向法官解释他杀人的合法动机（就是说他杀人的理由足够充分，以致于没有必要提交家庭法庭审理）。只要举行了正规的仪式，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处罚他的奴隶们，安东尼承认这一点。同样，哈德良责备了一个在打猎时杀死儿子的父亲，他说凶手将会以父权的名义受到处罚。

道德

其他的一些手段如果不是用来改善奴隶的条件的，那么就是为了德化。帝王的法规变得越来越虚伪。这些法规如今看来只不过是性道德中的一个小章节。只有奴隶主才能执行新法规赋予奴隶的道德保护。奴隶主们通过他们的父权来实现它。奴隶们在受限制的条件下被出售（例如，卖主会规定坏奴隶要带上镣铐）。当女奴隶被出售时，规定不允许她们当主人的娼妇。如果主人不顾规定，皇帝便宣布这个奴隶必须释放，买主也失去了他的财产。一个鲜为人知的道德规定是允许奴隶结婚（大约在公元200年时由德尔图良提出的）。在这之前，这些孩子似的奴隶们有家庭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后来，当婚姻被认为是道义的象征而非权力的象征时，它就对奴隶们开放了。

文摘中提及了大量关于结了婚的奴隶的事。迈克&#8226;富克特在穆索尼斯中发现了最早的关于结了婚的奴隶的记载。记住，婚姻是一种以私人仪式为标志的决定，因为奴隶婚姻是习俗的进化而不是法律的革新。

道德发生了衍变。罗马共和国的自由人以前对奴隶或对自己都很苛刻，因为他们的责任感建立在市民地位的基础上，不是错误而是道德意识的产物。奴隶的道德观和市民的大不相同。一个辩论家说：“对通奸罪的纵容在自由人中是不名誉的。对自由人来说，尊敬他的主人是因为心存感激。对奴隶来说，善良、单纯是他们的本分。”但现在德化似乎来自于人类的良知。奴隶还是奴隶，但伦理已经举世公认。在专制情况下，奴隶主在不同时期对奴隶制有不同的认识。在美国南部，奴隶主为黑人奴隶举行洗礼，因为他们相信所有的生灵都有灵魂。这对他们的权威丝毫没有损失。罗马帝国盛行的道德逐步从“大众的人”观念转到了“内心的人”。斯多葛派和基督教对此新概念有不同的说法，这同样也影响了奴隶们的观念。奴隶们的内心世界不再仅限于对主人的一味服从，他们已成为有道德意识的人。他对主人的服从出于对自己责任的忠心，同样也出于道德责任感。因为允许奴隶结婚，所以他对妻子负有责任；因为他们可以养育孩子，所以对孩子也得负责任。孩子实际上是他的，尽管他们不容置疑地都属于奴隶主。法律和文学资料证实了这种流行趋势：不允许分离奴隶的家庭，不能单独出卖丈夫而留下妻子和孩子。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墓志铭显现了一种趋势，人们正式地埋葬奴隶而不是让他们暴尸荒野或是让其他奴隶埋葬他们。

奴隶制发生了显著变化，因为关于它的一切都变了。如果我们把这种变化归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未免太乐观了。把这种变化看成是安全阀也太过迂腐。它们是盛行的道德规范发生自发变化的表象。关键在于罗马社会无力质疑甚至减缓奴隶制的残酷性。形式上让奴隶结婚，这样做很好地保持了奴隶主作为法官的家长式权威。但这种形式丝毫没有改变奴隶所遭受的酷刑、虐待、身心折磨或专制。

伦理学家们包括斯多葛派学者所能达到的层次不过如此。一些学者所说的关于斯多葛派对奴隶制的态度，只是我们自己的道德观的反映。塞内卡认为，奴隶制不是“社会”的产物，而是个人的不幸。战争期间，就算是贵族也可能沦为奴隶。是上天安排每个人的命运。那么，好人的责任是什么呢？无论他是谁，做自己该做的事，皇帝、市民或奴隶都一样。如果他是奴隶主，他也应该做个好主人。罗马人十分尊敬好主人和好丈夫。当时的哲学从许多人中吸取了这种美德，同时又把这种美德作为一种责任强加于所有的智者。因此，塞内卡要他的门徒做一个对“低微的朋友”（他的仆人们）友好的奴隶主。如果他屈尊，亲自给奴隶们上课，他会教他们做一个好奴隶——就像圣保罗和艾彼科蒂塔斯那样。

家 庭 与 自 由 奴

罗马家庭成分很复杂，有家奴、以往的旧奴、一位家长、他法律上的妻子、两三个儿女和数十位通常被称为“佃户”的自由人，这些人组成了罗马之家。每天早晨，这些自由人到他们的领主（或主人）的前庭去听候训话。这种家庭并非“自然的”家庭，由此引伸出来的情感，陈腐得如同我们每个人对家庭所拥有的怀旧情感——尽管可能更为别具一格。

与普通家庭不同，罗马家庭是一个扩展的家长制家庭，即氏族或某种逐渐衰落分裂的庞大而又古老的实体（尽管传统说法与其恰恰相反）。人们曾认为作为一家之主的家长是逐渐放弃对家庭君王式的统治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罗马的家长从未那样统治过家庭。组成古罗马社会的家族并不多，每一家族都由自己上一辈的长者控制。古罗马是一个伊特拉里亚人的城市，也是当时最大的城市之一。当然它并未回复到人类发展的某个史前时期。因此让我们把这些具有政治意味的神话的来源先放置一边，而考虑这样一些事实：家长是一位丈夫、财产掌管者、奴隶拥有者、自由民和佃户的主人，在某种意义上，他还享有城市赋予他的对儿女的司法权力。这一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混合体式的人物，并非起源于任何远古社会。

一旦他死亡或其男性家长的角色消失，他的每个儿子都可能成为他自己权力范围内的主人，他的儿子也都会感到自己与兄弟和叔辈没有了关系，但是他们仍然会被个人感情或家庭的全盘策略所支配，众兄弟如果仍都住在家里，则完全是为了钱。家庭是一个婚姻组合体，每一个家庭的主人倾向于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家，他的儿子们也许有着和他同样的想法。

西塞罗的儿子和他朋友切里乌斯的儿子在外合租了一套房子，因此他们不必与父亲一同住在家里。如果他们损坏了邻居家的财物，法律规定他们将承担责任，在这件事上，儿子与他们的父亲毫无瓜葛。这些孩子过着他们自己的生活，父亲主要是祖传财产和世袭财产的主人，他的孩子因为金钱和继承财产权才与他有关，但是他并不坚持他们必须留在他的身边。对于新婚夫妇，如果他们有意，可以选择居住在他们自己的家里。

房子的女主人

原则上，家长是一家之主，每天早晨他给奴隶们下达命令、分配任务，还同管家一起检查财务。而女主人呢？这是一个产生分裂的源头，有些丈夫（当然不是所有的），如果他们相信她的能力，就让她管理整个家务，把家里的保险箱钥匙交付给她。有一天，在西塞罗的嫂子身上出现了这么一幕情形：由于家里的午餐一直由一个仆人负责准备，她在家里被视为陌生人一般，整日无事可做。家里的权力分配经常引起争吵，如果我们准备相信教会神父的话，其实他们才是婚姻的大敌，因为他们说，结婚就意味着屈服于一个女人的权力，或者至少强迫自己去忍受她的喋喋不休。从医生的角度讲，他们力主妻子掌管家务，因为做些事情有助于妇女的健康，比如监督面包师，监视管家购置家用物品，巡视房子确保一切井然有序。这些责任非常重要，因为通常一个贵妇无所事事，仅靠纺纱杆、纺锤这样一些传统方式来打发时光，是远远不够的。

记住，在这些人的周围随时有奴隶听候她们差遣，而且不止一个。她们不必自己穿衣，不必自己穿鞋（尽管她们自己刷牙，而不是由仆人来代劳）。在比雷埃夫斯和拉里莎的博物馆里的一块墓碑上，我们可以看到弯腰的女仆正在为她们的女主人脱鞋。福音书里说：“我不配去消除她的恶行”，在这里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我还不配像一个奴隶那样去服侍她”。

在庞贝城、维松，我们可以参观大量罗马时代的房子，然而，其他地方的一百来所房子的房主却难以享受到宽敞、空旷带来的乐趣。因为那时，这些房子里住着比今天廉价公寓里还要多的人。至少丈夫和妻子是独处的吧？并不总是如此，在女主人的卧室里会出其不意地抓到她的情人，那人会声称他不是她的情人，而是睡在同一房间的女佣人的男友。女主人一个人睡，但有一个或好几个奴仆睡在她临近的床位上。更通常的情况下，女仆睡在主人隔壁的房间里，替主人站岗放哨。一个讽刺作家告诉我们：“当安德洛玛格被压在赫克特的身下，他们的奴隶站在门外，耳朵贴在门上，不住地手淫”。很明显，奴仆们是睡在整个大房子里的。当主人或女主人希望晚间独处时，就让他们的奴仆们把各自的床位搬到房子的边远角落里去。

无处不在的奴仆等同于不停的监视。事实上，奴仆并不值得在意，他们的存在往往被忽视。诗人贺拉斯说：“我习惯一个人散步。”但走出五步之后，我们就可看到他三个奴仆中的一个跟着他。情人们从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与他或她秘密幽会。他们的佣人会知道一切，而且会饶舌。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借用好友的房子（在通奸案中他有可能被指控为同谋犯），或租用某个教堂圣器保管人的房子，由于这种房子的神圣性，房子的主人对外会保持绝对的缄默。礼节和地位要求有身份的女士出门务必带上女仆、同伴。骑马的仆人以“看守人”著称，在爱情诗歌里，这些人经常被提及，这种移动监狱，跟随女主人到每一个地方。为了她的名声，希腊妇女坚持要求丈夫在晚上锁上房门。甚至男孩在没有看护人的情况下，也不允许出去，因为人们过多地把正常的两性关系与个人名誉一同考虑。无论如何，守旧的妇女尽可能地少出去，没有带面纱的情况下从不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以此证明她们的端庄、娴静。

一个家庭的母亲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角色，一个贵妇人引以为豪并愿意为之献出一生。母亲是一个相当严肃的尊称。但是出身显赫的女孩在继承她父亲的荣誉后，她会把这些同她的丈夫共同分享（丈夫离家外出的罗马妻子心情不快时回到娘家，不是看望母亲，而是看望父亲）。贵族式的派头因为富有而不断滋长，妻子们通常有自己的财产，就法律上而言，女子同男子享有同等的继承权，当然她们同样有权立遗嘱。

新娘有她们的嫁妆。一些妇女甚至比她们的丈夫更为富有，出身更为显赫，所以拒绝让出她们的权利。一些妇女还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同她们世袭的财产一起，也继承了家族世代相传的重托。另外，尽管她们不愿意把自己的权利简单地交给丈夫，但她们跟随丈夫流放，甚至自杀，显示出了她们贵族的血统（塞内卡嫉妒妻子对他随从的影响，企图强迫妻子和他的门徒卢奇利乌斯答应同他一起自杀）。女人更能保持对婚姻的兴趣，当丈夫被流放或被迫退隐时，她们能够适应，但这却使他陷入一种绝望的地步：以一种不幸（如失去一个儿子）为托词，有意使自己与世隔绝，让自己躲在永久的悲伤之中。

遗孀、未婚女、情妇

如果我们富有的女继承人是一个寡妇或者是单身女人——未婚女人、守寡或离异的女人，那会怎么样呢？亲属们将会为她提供一位看护人以保护她的名誉。皇室的法令把富孀的恋情看作是通奸或强奸，但这样的法令从未真正执行过。设想一个女人或一个女孩，她有自己的房子和继承的财产，她是这一时期的象征性形象，她并不卖弄风骚，而是飞扬跋扈，因为没有谁再是她的主人。她被一些求婚者簇拥着，他们垂涎她的财产。她可能再婚或找一个情人，这样的事情人所共知，她们自己也不否认。如果有人已经订婚，那她就会令人起敬，相比之下，年轻女孩的爱情却不得不秘密进行。她们经常被人怀疑有情人，人们喜欢认为那些充满罪恶的晚会是女人的奴仆或管家所为。因为在没有丈夫和主人的情况下，一个女人家怎么可能处理好她的生活呢？神父们害怕这些富孀和孤女们的胡言乱语，尽管他们一再声称自己绝无诽谤之言。可是，如果她们所描述的恋情不属实，奥维德将到哪里找到一群富有、独立的女人，来把他《恋人手册》上的罪恶艺术教给她们呢？

这些女人享受最好的人生之旅，罗马也不得不满足这些女人的性需求。她们的恋人也不得不在床上尽力取悦她们，这些令塞内卡和马提雅尔感到惊惧不已。

相反，鳏居的父亲会怎样呢？他可能会和他的仆人睡觉或再婚，或找一个情妇。情妇在这里有两种意思：“情妇”初为贬义，最终得到一种尊重的解释。起初这一词适用于同一已婚或未婚的男人经常同居的女人。甚至结了婚的皇帝在他的宫中也有一群下人情妇。克劳狄一世每次同多个女人共寝一床的事情人所共知。而且公众也最终认可，只要这个人与其情妇的关系，能像婚姻关系那样持久、专一。只有那些社会下层妇女力阻男人把这种关系变为合法婚姻。法官们也听之任之，对于他们而言，非法同居是一个事实存在的情况，而且是一件极有面子的事情。同居并没有让儿女们丢脸，同那些正派的男士在一起也没有被人瞧不起，然而，同居者也必须在每个方面都要像结婚那样；第二，这个词唯一值得尊敬的意思在于，情妇必须是自由妇女（奴仆不允许结婚），这种结合必须是一夫一妻式的。对于一个已婚男人有一个情妇或任何男人同时有两个情妇是令人难以想像的。简而言之，同居是在婚姻不可能时的替代物。典型的例子是一个男人同他的自由女仆有了性关系，但是他不愿同这样一种地位低下的女人结婚。皇帝韦巴芗是一个鳏夫，他让他的姘妇做他的秘书，这个女奴是帝国的自由女奴，他对她几乎像对待他的妻子那样。有个为人熟知的例子：一个男人为自己写了一篇悼文，记述他后来的妻子，也是他的情妇，其他的悼文是写一个男人怀念他的两个后任妻子的。

同居不像法律上的婚姻，不必承担法律后果。法官们对供词中的同居情况也是默许的，但有一点不妥协：一个值得尊重的情妇生的孩子是自由的，因为他们是自由母亲生的孩子。不过因为这位母亲没有结婚，她的孩子是私生子，享有母亲的姓，能继承母亲的财产，却不能继承他们生身父亲的财产。因为同居仅有可敬的身份：他给予女性一种名号，让她与他的关系保持稳定和一夫一妻的状态。最后，当一个领主克服犹豫，决心同他的自由奴结婚或同居时，情况又会怎么样呢？这个女人将会非常骄傲自己一直被尊重着，配得上穿那件只有真正“母亲”身份的人才穿的传统礼服。虽然她清楚地知道自己身份低下，但她非常爱自己的丈夫。在她们墓碑上的文字里称丈夫为“主人和丈夫”，仿佛这种出身低下的身世永远也无法抹去一样，甚至夫妻间的情感也无法取消这一奴隶身份的污点。这就是非婚家庭。一个男人，他的情妇、他的私生子女是一个家庭的全部，这些极为不寻常的组合，法官们也并不在意。一个男人、女佣人、他的“宠儿”，在谈及这些话题之前，我们必须深入到这一奴隶的隐秘之处，并记住，像殖民地巴西一样，罗马帝国是一个人种杂乱的王国。

不被认可的私生子

韦巴芗失去他的情妇之后，让他众多仆人中的一个陪他一起消磨时光。空隙的机会产生诱惑，其实任何拥有奴仆的人都可能这样做过。可以用这样一个词来说明屈服于那种诱惑的丈夫们：好色之徒。他们是追逐女人的高手，他们的妻子鄙视他们。一个领主追逐一个女人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的仆人们可能谋杀他、阉割他。他们一定有他们的理由，当血腥事件传到家里，“他的情妇匆忙走进来，伴随着尖叫和抽泣”。奴隶制有着诗情画意的一面，贺拉斯温柔地、甚至诗意般地描绘了一位主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年轻女奴走动时的心理。她正处于认识男人的年龄，主人预先感受到这一时刻。简言之，这位主人有很充足的理由相信，一些婴儿天生就是要充当他的奴仆的，成为他的家产，甚而一些小孩也是他自己的。不是他也不是别人想这么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由身份是不容怀疑的，明显区别于奴隶身份。

令人不解的是，领主按期去认领一个奴隶作他儿子。这是奴隶体制法令中的一条，而且每个人都知道事情的真相。正如法官所处理的那样：“有时，一个奴隶是领主和他的奴隶所生。”当然领主总是选择让他的孩子成为自由之身，但没有说明他为什么支持这么做。在那个奴隶孩子成为自由人后，他就不可能亲自去认领那个奴隶孩子，因为法律禁止他那样做。

然而奇特的风俗却允许领主做很多能保持体面的事。罗马人喜欢在房间里放一个小男孩或一个小女奴，或者一个弃婴。孩子聪明伶俐，乖巧，讨人喜欢，他们把他抚养成人。他们同这个孩子一起进餐，逗弄他，并能容忍他不时冒出的怪念头；有时他们给他一些自由人才能享受到的“自由”教育。这种风俗非常有用。因为受宠的小孩可能是一个玩物，但也可能是性工具；可能是因为稚气可爱才被收养；可能是领主自己的孩子。我还得提及这些未成年的贴身男仆们，他们如果出身良好的话，我们有可能称他们为青年侍从，但是，他们又确实是奴隶。

出于性的目的收养一个小男孩，对于一个有名望的绅士人而言，算不上什么过失，而且他们客气的微笑令人肃然起敬。刺杀恺撒大帝的凶手——布鲁图斯，因为特别喜爱一个长相标致的男孩，让人按他的样子复制了一尊雕像，现在这种雕像随处可见。暴戾的皇帝图密善和安蒂诺乌斯的情人、皇帝哈德良（罗马皇帝，76~138年）的情人等，都受到宫廷诗人的赞扬（这些宫廷诗人的继任者将会同样地赞美德&#8226;蓬帕杜尔侯爵夫人）。妒火中烧的妻子们，不能忍受丈夫在她们在场时亲吻一个他所倾慕的男孩。背地里丈夫们会有进一步的举动吗？按惯例，在一个良好的社会里，没有人问这样的问题。这些宠儿通常作为侍卫或侍酒者侍候他们的主人，像朱庇特神的男童——加倪墨得斯那样为主人倒酒。这些“青年侍从”包括一些英俊的男孩子，他们没有别的任务，仅在桌旁侍候。有他们在，大厅变得体面，仪式更加华贵。胡须的出现是最早的迹象，这一结果使当时青年的生活发生重要改变，隐晦的性借口消失了。现在再把成年男性作为被动的性对象是一件丑闻，宠儿对自己失去以往的地位非常遗憾，而且主人会把他长长的、女孩似的头发剪掉，这一切让女主人如释重负。一些主人十分顽固，甚至在这样的孩子停止发育后，仍然收养着他们，但是这样的行为通常会受到人们的指责。

有时主人对他们宠儿的动机较为单纯，比如把他当作一种玩物，仅仅是饭桌上取乐的对象。那个时代里最有价值的玩具是活物，如鸟、狗和小女孩、兔子（那时罗马还没有饲养猫）。主人甚至对一个奴仆小孩动真感情。古希腊传记家、散文家普鲁塔克写到：“有些人坚定不移地反对婚姻，因为悔恨一个孩子逐渐被毁坏掉，可以肆意地为一个仆人和情妇的孩子的死而忧伤不已。”这并不总因为这个男人相信这个孩子是他的。男人们有一段特别想成为父亲的时期，他们把置于他们羽翼保护下的孩子当作自己家庭中的一员。孩子们脸上雨点般的吻是非常纯真的，尽管开始时遭到反对，男人间互吻嘴唇以示亲热成为一种时尚。少年马可&#8226;奥里略（公元１６１-１８０年在位的罗马皇帝）经常同他的弗隆托亲吻。古罗马诗人斯塔提乌斯因为一个小孩的死留下许多令人神伤的诗句，这个小孩刚出生时，他就让他成为自由之身，他是如此深爱这个小孩，“当他呱呱坠地，把他的头转向我的那一瞬间，他那哀怨似的哭声包围了我，慢慢地渗进我的灵魂。我教他说话，当他在地上爬的时候，我就宽慰他心里的伤痛和忧伤。我弯下腰，把他抱在怀里，不住地吻他。只要他活着，我从未想过要一个自己的儿子。”这些是诗人最好的诗篇，他是孩子的父亲吗？不敢肯定。父亲般的感情可以肆意地用在一个并非自己亲生的男孩身上，也不必像对自己儿子那样负太多的社会责任。亲生儿?作为儿孙和未来的潜在对手，有一天会接管自己的一切，因此不得不严格栽培。有一点是真实的，斯塔提乌斯和马提雅尔的其他一些诗歌表明，受宠的小男孩、小女孩是这些父亲没有认领的孩子。这些孩子被当作自由人对待：穿戴得如王子一般，披金挂银珠光宝气，在没有护卫的情况下决不会轻易出门。同那些出身自由的同龄孩子相比，他们原本缺少的正是这些东西。诗人在这里要弄清这一点，这些孩子是自由奴，而且也确实如此。

问题仍然存在：这些奴隶是谁的自由民呢？就算我们不过分追究这一点，但是它会把我们引入另一层地狱——自由奴之间混乱的关系。设想一个领主有一个仆人生的孩子，那仆人虽然已成为自由民，但是太晚了。当这些孩子还在奴隶母亲的襁褓中时，他已经是他父亲的奴隶了。进一步假设一下，父亲让他刚出生的孩子成为自由之身，那么，这孩子将会让自己的生身父亲做自己的主人，而且有时候，如果母亲是一个非常富有的自由民，能够承担从领主那里购买这个小孩的费用。接着，她的孩子成为她的奴仆或自由民，或者自由女奴。撇开子女们的孝顺，儿子购买一个仍为奴隶的母亲的事情很平常，她接着成为她儿子的奴隶或自由女奴。墓志铭文和法律文献可以证明这些情况的存在，并非全部都是假想，实际上这些事情相当普遍，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儿子成为他母亲的自由民，他的父亲可能是一个奴隶；一个男子可能成为他兄弟的自由民，在这些问题上，家庭感情并非法律条文所能界定的。然而，这种感情无论多么强劲有力，都不得不同法律所赋予每个人的权利相冲突。法律让每个人有购买他的血亲做奴隶的权利。这样的购买经常牵涉到沉重的经济损失，继承法规也在其中起着部分作用。曾为奴隶的自由民现在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内心充斥着矛盾、哀怨。父亲决不宽恕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宽宏大量让人无法容忍。儿子也决不会饶恕他的父亲，因为他的行为好似一个忘恩负义之徒。给予自由之身的奴隶通常不再住在以前主人的家里，尽管他们仍然前来表达他们对主人的敬意。他们以工匠、店主、商人的身份开展商务活动。他们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还不到百分之五，然而，他们形成的这一阶层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起着重要的经济功用，尽管并非所有的店主都是自由奴，或者所有的自由奴都是店主和商人。因此，某种形象常常与这一阶层联系在一起，招致许多人对它的仇视。这些自由民被视为贪得无厌的剥削者，特别是因为许多以前为奴的自由民现在变得很富有，比起一般的自由民，甚至非常富有。那些自由民认为自己受到了那些出生就为奴隶、现在很富有的自由民的羞辱。同接受那些自己认为合法、值得歆羡的贵族相比，人们发现自己很难接受这些富足的自由民。自由民的地位是不明了的，与同时代的民众相比，既优越又低下。私下而言，身份的不确定让他们尝尽了苦头，也据此形成了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自由民似乎更多采用姘居生活而非结婚。至少这个结论来自普拉松和劳索进行比较后得出的观点。很清楚，姘居并非是因为姘居者社会地位低下，许多奴隶在他们身为奴隶期间就同妻子生活在一起，特别是较幸运的那一类——家财万贯的家族的管家、王宫里的奴仆、政府的差役等。一位长期同一位单身男子生活在一起的女佣被称为姘妇，如果她和她的伴偶均为自由民的话，他们的结合则变为自由男子和自由女子的结合，将会被视为极为可敬的事情。问题在于，当这对夫妇仍为奴隶时就有了孩子，从法律上讲，那些孩子仍然是奴隶。尽管这两个被给予自由身的奴隶合法地结婚，父亲也不被允许去认领他的亲生孩子。

尽管这对现为自由民的夫妇可以从他们的领主那里赎回他们身为奴隶的儿子，但他们却不能让他成为自己的儿子，而只能是自由民。由于在安科纳有属于自由民提修斯&#8226;普瑞穆斯的坟墓，他在那个城市才变为一位非常显赫的人物。他让他的石匠刻上他穿着标志身份的罗加袍子的像，这种袍子在当时已成为一种标志性的服饰。在他的右手边，他让雕刻匠刻上他“姘妇”（在墓志铭里也用的是这个词），一个名叫卢卡密雅&#8226;拜尼格瑙的自由妇女（无疑这是一个刚被给予自由身的女奴）的名字，她的怀里抱着一名叫克洛艾的女孩。因为这孩子仅有一个名字，很明显她是一名女奴。这个女孩在她妈妈仍是一位女佣时生下了她，幸运的是，她的生身父亲能够将她当作宠儿一样把她收养，在墓志铭里她没有其他头衔。在法律面前，血缘和亲情显得很软弱无力。在右边是另一个自由妇女（这样一帮人在一块，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家坟是他们共同的归宿之地），这里难以想出合理的理由去解释，为什么这对夫妇希望采取合法仪式重新结婚呢？他们的这种形式属于第二类——姘居形式，这种形式源于对结婚的蔑视。

被给予自由之身的赞美之词

我们随时可以看见一些奴隶被释放后困苦不安的迹象，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不确定感到不安。社会地位的划分并不与身份地位相匹配，这些被释放的奴隶陷入这两者的纠葛之中。他们得不到应有的认可和尊重，他们的财富让他们过着富足的生活，罗马许多刻有图画的、豪华的坟墓多为自由民的，而非贵族们的。穿着雍容华贵的自由民，被大批佃户、奴隶簇拥着。他们模仿上流社会，但是，作为下等公民，指望进入上流阶层是不可能的。他们那种附庸风雅的生活，在佩特罗尼乌斯的剧作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刻画，缺乏文明素养暴露了他们低微的出身。奴隶的孩子不能上学，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他们并非新贵，而是难民，他们身上有抹不掉的污点，让他们远离上流社会。与上流社会圈子的界线是难以逾越的，上流社会的人们目睹自由民模仿文明举止，感到非常滑稽可笑，这些自由民看起来矫揉造作，粗俗不堪。更糟糕的是，自由民没有形成一个与其社会地位相符的社会阶层。他们不能以自己所处的阶级带来的自豪感安慰自己。这里没有自由民的“王国”，一代人之后，这种身份就消失了，自由民的儿子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公民。认为一个社会阶层仅仅是一个暂时的集团是不对的，罗马上流阶层不断进行吐故纳新，吸纳进大量富有的自由民之子和被给予自由身的王室奴隶。某个元老可能是一个被给予自由身的奴隶的孙子。总之，比起那些生来自由但贫穷的人而言，奴隶们在社会地位方面爬升的机会要好些，因为那些贫穷的人事实上无机会可言。

因为自由民富有，这种向上爬的可能性和机会与之相伴，这种富有应归功于他们的商业生涯。反之，在完全享有自由的境况下，他们的职业也得到人们的理解。就生产关系而言，或更广意义上的理解，这是些毫不起眼的细节，可这些细节造成的后果往往出人意料，这一切向人们解释了整个社会结构的构成。正如我们看到的，罗马贵族宁愿自由民做他们贫穷无用的市民，因为自由民能一直对他们的主人忠心耿耿，而且主人也常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是什么因素促使主人们给他们的奴隶以自由之身的呢？这里有三点值得一提。垂死的奴隶属于其中一种。迫不得已，主人经常给一些将死的奴隶自由，以此来抚慰他们，他们是作为自由民的身份被安葬的。当某个主人死了，按照他的遗愿，他可能给一些或全部奴隶以自由之身。这形同一笔遗赠，正如他把其他的遗物分赠给他的家臣们一样。因为这份遗嘱表明了这位主人在临死之前的慷慨，表明了他是一位好主人，因为他给予了他们最渴望获得的东西——自由。最后，那些得到自由之身的奴隶也通常涉及到一些财务的安排，在一些风险很大的商务活动中，主人让他的奴隶做他的代理人。当然，他会提供一份报酬给这个奴隶，双方在奴隶获得自由的价码上预先就达成了一致，或者，主人以予奴隶自由之身，作为他对奴隶的回报，奴隶将会以自由民的身份充当主人商业代理人的角色。被给予自由之身的奴隶此后很少有一贫如洗的。主人在临死之际，给予那些他认为值得给的老奴们自由，并给他们一小块土地或养老金，这一点与那些富人通常对待他们仆人的方式很相似，而且奴隶商人们的未来也得到了保证。最后一点，我可以想像许多被给予自由之身的奴隶仍在主人家里，一如既往地做着原先的事情。但是一些地位有了改观的奴隶会被资助去经商，作为自由的代价，获取的利润必须同主人分享。这些安排是从长远着想的。通常，奴隶被给予自由之身是因为他们能赚钱。然而，有一种奴隶从不会被给予自由之身：那些管财务的奴隶。尽管主人是他帝国里的皇帝，但财务却需要他的家奴来主管。自由对于王国里的其他奴隶而言，在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中，被视为一种荣升，但这与财务主管无关，这可能会给做财务主管的奴隶带来烦恼，但这对预防奴隶侵吞他的财产不失为一种有效之举。

一些被释放的奴隶仍然待在原来主人的家里，为主人服务效劳。一些人在其他地方自谋生路、自食其力，变得完全独立。在这两种情况下，被释放的奴隶同他主人的家庭都保持着一种象征性的关系。主人现在是他的“保护人”，他被迫送给他主人一些效忠之物。按照这种习俗，主人安排巨大的壁橱来放置这些物品。这些效忠的物品是因为感激主人给予他们自由之身的善意之举。如果某个被释放的奴隶忘记了这种责任（这一点很难一直坚持下去），他将被社会指责为“忘恩负义之徒”。据说忘恩负义是那时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引起了当时罗马人的气愤。离开了主人家庭，有了自由之身的奴隶被想象成一种卑躬屈膝、讨好主人的样子。他们呈递给主人大批物品，并借此向世人表明这个家族多么的显赫，这种角色与“佃户”的角色是一样的。

两种社会观念困扰着罗马人：一种是公民意识，这一点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互真诚之上。一方面，因为自由被视为理所当然，主人不应该人为设置一些障碍来束缚被给予自由之身的奴隶，要求他们尽一些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获得自由的人似乎欠主人一笔感情债，要永远对其主人保持忠诚。如果他没有这样做，他的庇护人完全有理由惩罚他，把他从遗产受赠人名单中划掉和从家族坟墓中驱逐出去，或者用棍棒对付他。原则上罗马人不能对一个自由民动手动脚，然而“不能容忍一个昨天还是奴隶，今天就对他的主人说三道四的人——尽管他的主人解雇过他，打过他，还严惩过他”。归根到底，这群人（仅仅因为利害关系）呆在一起是一个形式而已。出于家庭和利益的考虑，即使是同一家族里新近被给予自由之身的奴隶，这一切也是奉为至上的。与事先双方达成的协议相比，庇护人不会要其自由民去做更多的事情，他也不会施加一些严厉的限制，让奴隶仅有名义上的自由。尤其是他不会让自由民像主人对待以前的奴隶那样，抛弃婚姻和孩子去获取主人拥有的权力。他甚至不能阻止奴隶们进入他们的生活圈子同他们进行竞争（作为常规，任何情况下均如此）。

佃户

实际上自由仅限于给予奴隶自由之身协议的规定之内，一度为奴的自由民在主人的权威下，仅有象征性的自由。罗马人喜好做出一些家长式的模糊表态和唠叨。自由民有类似儿子的责任，对他以往的主人要孝顺，那个家族的姓氏已成为他自己的姓氏。曾经为奴者要求一天至少要到以往主人家里两次，向他的主人请安问好。但是这种责任往往被弃置不顾，孝敬是要求自由民以付出他们的人格为代价的，然而，奇斯泰利尼则证明了这一幕是多么的残酷。自由民被这种无形而沉重的枷锁弄得愤愤不平，这种形式上的关系本应未置可否，现在却强人所难。主人知道他的权力在这些过去的奴隶身上是消失殆尽了。如果自由民不继续对主人心存惧意、害怕他，主人会不断向他施加压力。这些过分延长的人为关系特别令奴隶们厌烦，因为他们是靠为主人完成某种具体事务后才换来自由之身的。自由民不像佃户，不再每天早晨给主人进行仪式般的问候，而且经常应邀同主人一起进餐。在这种场合下，他经常发现主人的沙发边尽是些佃户们的老面孔。进餐时的争执，通常是对主子效忠的这些人，各执一端，分成两派进行论争，家臣间地位的不平等是很平常的。由于主人的注目，较穷的佃户同那些一度为奴的富有者经常进行愤愤不平的争论。诗人尤为纳利斯和马修尔为了生存，尽量减少了去赴那些名流的宴会的次数，讨厌那些富有的、一度为奴的自由民和希腊佃户们，因为他们把他当作争风吃醋的对手。

正如弗隆托所说的那样，“一场”宴会由佃户、感恩戴德的自由民组成，富豪家之所以这样设置，目的在于引起公众的注目，并且这样的宴会被认为是非常有必要且值得的。办这样一场宴会来表明自己属于统治阶层的门第。一个非常富有、一度为奴的自由民写到“我有许多佃户”，以此来证明他的成功。佃户是什么呢？一个自由民参加他领主的宴会，等于当众宣布他是主人的佃户。他可能富有或贫穷、寒酸或权势显赫。有时他甚至远比他尊敬的主人有权势得多。在这里至少有四种类型的佃户：一类依靠他们主人的保护从而在公众生活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另一类从事的事务与主人在政治上的影响息息相关，他们企盼从主人的成功中获取巨额利润；第三类是贫穷、率直任性之人，如诗人、哲人。这些人多为希腊人，生活没有着落，只能指望主人们提供一些生活来源。但他们不是一般平民，他们发现在没有权势的人的保护下生活，工作会很没面子。最后一类是有权有势的佃户，他们和他们的户主在一个圈子里自由出入，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主人的遗嘱里，户主感谢他们对他的殷勤好意。最后一类可能包括一些主要政治名流和王室自由民、有权有势的当政者，而且一个富有的、没有后代的老人可能还有许多这种类型的佃户。

这便是那些混杂的人群。每天早晨公鸡鸣叫，罗马人刚刚从梦中醒来时，这些人便按规定的顺序，早早排队等候在主人的门前。人数有时以十计，有时数以百计，一些贵族邻居的门前也被一些人围住，但相比之下，人要少一些。在帝国远离罗马的一些城市里，一些有权有势的乡村贵族也有他们的扈从，一个很有影响的人被他的女门客和自己的好友团团围住的情形早已见多不怪。但是罗马人把这种细微的礼节习惯上升为一种制度和仪式。比尔图斯写到：那些毫无地位的拜访者，几乎没有人来接待他们。一个身为他人佃户的人的一举一动被人肆意地谈论着，这些人以此来提高他自己的重要性和突出他主人的影响力。人们喜欢称自己是“某某人的佃户”或“一个家族的什么家人”，那些不是平民的人甚至出资在公共广场或主人的家里为他的主人立一尊塑像，在塑像的底部刻上主人的官职和自己的名字。精明的主人在称呼佃户时，更多的是用“朋友”而不是“佃户”一词。“朋友”变为“佃户”一词的褒义同义词。

每天早晨的请安是一项例行仪式：不这样做意味着拒绝承担佃户的责任。佃户穿着礼服排着长队，每个拜访者带一件象征性的礼物，这能让最穷的佃户那天有饭可吃。事实上，这种方式是取代早期那种仅分发食物的形式。佃户获准进入前庭，按照与市民组织中近似的身份等级顺序，依次鱼贯而入，而且这种顺序似乎一成不变。进餐时也是如此，按照客人不同的身份级别提供不同的餐具和不同规格的酒，而且这些是严格依据他们身份地位的高下进行的，在象征意义上强化了这种等级制度。主人也并非单单得到他某个朋友的问候，他允许一部分罗马社会人士进入他的家庭，并看重官职和地位的差异性。他对部分人施加道德影响，在行为礼仪方面他要远远超过他的佃民们，贺拉斯在他的书中写到：“一个富有的主人像一位好母亲那样来束缚你，要求你比他的知识更为渊博，德行更为高尚。”

道德权力

领主与他的佃户签订种田收益分成的契约，并在道德上施加影响。当基督教教会组织受到迫害时，胆小的基督教户主们决定牺牲佃户们的信仰，逼迫他们的农户和佃户模仿他们的叛教之举。其他一些户主仅仅利用手中具有的权力魔杖，便改变了他庄园内所有居住者的信仰。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他们的农户必须放弃原来那种农民式的宗教信仰，取而代之的是对一个真正的神的崇拜；异教徒的圣所统统被毁灭，在原来基础上建起教堂。环绕在家族上的显赫光环决定了他的权限。3世纪初，卡提林就让他的佃农参与他反元老院的斗争。西塞罗在其被流放之夜，朋友安慰他，并愿意按照他的安排为他处理遗体，还有他们的孩子、朋友、佃户、自由人、奴隶和他的财产。

领主在物质和精神上对生活在他家里和周围的人施加影响：在公众印象里，一个家族有资格成为这个城市统治阶层的一员，在于他能对周围的人施加权力影响，虽然事实上整个帝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甚至在罗马，塔西佗告诉我们：“公众中的有识之士们透过那些大豪宅来洞察这周围的一切。”财产和权力（两者实为一体）让一个人超越他周围的那帮人，让他有资格掌握政治领导权。显然，我并没有有意去暗示公众清醒地认识到每个户主手中拥有的对他周围佃户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暗含着一个隐秘的观念：统治人不是一项特别的活动，而是在实行一项自然赋予的权力。就如较大些的动物有权统治较小类动物那样。因为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集于一身，履行公职并非一种专门的职业。正如今天在公共服务行业那样，贵族和要员实际上占据了罗马元老院和城市委员会，这种情况也的确属实，当时官职职位极为有限，甚至不能满足这些人的要求。

在社会和政治权力问题上，我们必须提及一个非常寻常而不起眼的问题：所有拥有显赫名声的人都必须参加有关他佃户利益的活动，并在其中扮演体面的角色，佃户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重外表而不重实质的关系，是对双方均不伤大雅的关系。罗马帝国是一个由各自治城市组成的联邦，采取政府间接统治的形式。贵族成员无论是元老或骑士，都想自己被提名，从而享有统治某个城市的主人头衔，事实上头衔也不过是一种荣誉。主人给某个城市提供赠品和服务有双重的效果。主人可能捐赠些钱财物品给城市的金库，建造或修补某座大厦，或在宫廷会议上为这个城市的疆域据理力争，作为回报，官方允许赞助者将官方开的赠品收据在他的前厅展出。他家族的某人去世会成为当地的一大要事，他们会向公众通告死亡的消息，城市当局也会颁发一道吊唁令。如果他拜访这个城市，他将得到官方的接待，并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向对待一位皇帝似的。作为佃户，为这个城市做清洁，是众多行业当中的一种，并向许多渴望得到这个城市纪念标志物的人开放。甚至在许多协会组织的社交聚会里，一般人遇见某贵族主人会感到非常荣幸。因为由这些“社团”提供的宴席全由那些出资者提供钱财资助，主人没有真正的权力，有的可能仅仅是决定宴席的菜单。在希腊－罗马世界里，人们对名誉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名人出去时，在他的周围总有一圈仰慕者尾随着他。譬如那些男演员和战车驾驶者，甚至包括一些物理学家，这些人在他们各自的圈子里成为各自领域内的“明星”。

不同的地方也存在些许差异。意大利是佃户的王国，在希腊一些地区，如同其他地方一样，影响力、经济势力、同富有者（罗马占有者天然的同盟者）间有力的联系，都异常重要。作为某一城市的主人，有权势之人经常对这个城市进行专制统治。而在这些地方，同自由民有关的纪念仪式和问候闻所未闻，自由民不是主要角色（在雅典，自由民占有城市公民数量的一半，在他们的墓志铭里没有提及这些混杂的群体），他们也没有在以前主人的周围形成扈从。积累一些象征主人身份的标记物，在希腊特别普及，并且，意大利人从希腊人那里重拾了这种恶习。

公众的私人生活在哪里

一个罗马人拥有什么？当他被流放时他会失去什么？他祖传的财产、他的妻子和儿女、他的佃户和他的“名誉”，西塞罗告诉了我们这些。名誉可能是那些身为政府人员所享有的，通常他的任期为一年，在此之后，他可能以此官衔作为其贵族身份的标记。罗马贵族对权力和王朝的尊严有着浓厚的感情，但并非我们概念上的公众服务，他们没有严格区分公众职能和私人地位，或公众财产和私人财产。罗马帝国豪华的排场是统治阶层和掌权的元老集团的公共财产，同样，罗马帝国有上千个自治城市，这些城市均由当地的贵族们把持着。

笼络

这些城市和罗马的情况一样，司法决定权掌握在那些特别富有的人士手中，这些掌权的人士享有特权，可以栽决一个家族是否享有本阶级成员的资格。选举、财产的具体数目及相关的法律均属人为操纵。在一些必要的情况下，可能属实，但大部分情况均属乌有。如果财富是真正的标准的话，上千个地主将会对元老院的每个席位展开角逐。选举的真正方式是收买，元老院是一个俱乐部，俱乐部成员决定一个人是否具备社会形象，有没有必要让他成为会员。不管他能否增加这个团体的声望，元老不会亲自去选择新的成员，而是把这些琐事留给众多的领主们，征求他们的意见。通常认为，要坐上政府公职的座位，就要通过私人关系网联络，尽管这些职位带有很大的个人荣誉性。

许多历史学家忘记了罗马并非一个现代国家，错误地对这些古代原则进行了曲解，指斥罗马帝国里充斥着腐败、贿赂和裙带关系。一些人对这些问题漠然置之，对这些“滥用”仅作为一些逸闻趣事来处置。以我们现代人的思考方式来看待这些问题，如果一个官员利用职务之便大捞好处，或者说把私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话，那么他也就不能成为一名公仆。而且现代国家也并非是唯一有效的统治形式，比如在不同的统治形式下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猖獗，黑手党“保护”和勒索一些美国城市里的意大利和法国的移民工人，担当着“公众”机构职能。他们在移民人口群居之地行使司法权力，依靠种族纽带关系，保护这些群居人口免遭敌方群体的攻击。他们必须为这个群体提供良好的服务，否则便会失去众人的信赖；他们采用家长式的统治方式，为他们的客户们提供服务，而且表现出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如不这样，他们将不会从这些受到保护的移民身上勒索到一文钱。无论谁保护这些寻求保护的人们，谁来控制这些掠夺品，像一个古罗马人那样，即使最无足轻重的黑手党小头目，也会发表一些演说，来表明他们献身于这一公益事业，并同每一个被保护者建立个人或隐秘的关系。一名罗马贵族（或仅仅是贵族身份）与一位现代的官僚相比，他与“教父”有更多的共同之处，通过公众职务之便变为富有者，但这些不会成为阻挡他把为公众服务作为理想目标的绊脚石。如果真是这样，这一切将会令人惊愕不已。

诚实的官员在西方国家是一个特例。在罗马，每个长官都从他的下属人员身上捞取好处，在土耳其帝国和古老的中国皇帝那里也是如此，那里贿赂成风。可即便如此，这些帝国也能保持它们有效的统治达好几个世纪。同样，罗马军队战斗力非常强，尽管军队里有一些奇特的习惯：士兵常常向他们的长官行贿，以免除他们执行的任务。几乎每个团都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员在乡下无所事事或在营房周围闲逛。只要他们的长官接受他们的贿赂款，他们便可安然无恙。这些钱财是士兵从盗贼或匪徒手里得来的或从奴隶们那里勒索来的。如果一个士兵比其他士兵富裕很多，他的长官会打他或分派他许多任务，直至他吐出一部分好处给他的长官。真难以想像这些话出自塔西佗之口。每一个公众机构都在进行敲诈勒索的行当，那些人负责对他们的下属进行敲诈，然后一起敲诈民众，这些情况在罗马鼎盛时期和衰落时期确实属实。

即使最不为人看好的公职，如法院的命令执行官和书记员等，都被在任者卖给那些对此职位感兴趣的候选者们。由于一个职位以受贿的形式保证了其稳定的收入来源，新上任者可能送给他的上司巨额酬金。在王朝的末期，甚至由皇帝任命的最高级别的官职，也采取这一向国库进献礼金的形式。从王朝的初始起，皇帝任命的每一个官员，从领事到尉官，都被赋予了一种道德上的责任，向他们的恩人——皇帝进贡。如果不这样做，则有可能被认为弃某人的恩德于不顾，乃是一个忘恩负义之徒，或其财产有可能被充公。而且，因为每一次提名都是由同王室有关系的“主人”推荐，这些举荐将会作为商品出售交换，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得到偿付。如果主人不信守他的诺言，受害人将会立即向当局申诉。朝臣们精通于这些买卖，熟悉这些举荐者及其主顾之间的业务往来，尽管他们被人斥责从事这种买卖，在外的名声也极为不好。

贿赂风行的王国

行政官员们能自付其酬。军队在乡下巡逻，承担乡村的管理责任，利用他们在辖区内拥有的权力，迫使城镇和乡村向他们进献礼金。哪怕是采取最细小的行动，每一个官员在活动之前都已经在他的辖区内打通了关系。而且，不能向被勒索者漫天要价，这一点非常重要。官员们按时收贿这一制度最终也被确立下来，并且每一个官员也均按此法。有事相求者每次在拜访一个部门或高官时，都是带好礼品，并小心翼翼。礼品这一实物，象征着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优越性。

除了受贿，高官们还进行勒索。罗马征服大不列颠后，军队强迫被征服的部落带上各种粮食作为税款送到边远的公用仓库，以便得到这些离家很远的仓库的使用权。省级要员间进行非法税务交易的数额非常大，他们利用这些钱财来贿赂那些王室派来的巡视员，并同一些部门主管进行分赃，只要收到他应得到的那一部分，当局便对此听之任之。西塞罗说，地方长官对其所属省的掠夺，形同“元老式的致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维勒斯，他管理的是西西里省，采用铁腕手段，实行暴力统治。

省政府像一个私人企业一样同王国共存，即使在规模上小于王国，这一切并非什么秘密。色情诗人焦急地等待着他们情人的丈夫为期一年的离家，到省里去添置家产，他们则可与情妇单独幽会寻欢。官员们不必担心自己的职务和财富（其实这两者是互换的）。官员部分是因公款而富的，公务之便得到巨额钱财。他们从不向上呈报账目情况，可在共和国里，这些费用承担着相当大的财务预算。除了敲诈，长官们还从事经商活动。公元1世纪，意大利商人在那些派去的官员的保护下，垄断了希腊东部的经济事务，这些官员从中获取暴利，罗马官员支持罗马商人是因为腐败，而非“经济帝国主义”。

即使在刚刚过去的世纪里，通过官职谋取私利也被视为一件常事。在斯汤达的《巴马修道院》里，莫斯卡伯爵在辞去他的部长一职时，能给他的君王提供他不容质疑、忠诚廉洁的证物：上任仅有13万法郎，离任时也只有50万法郎。西塞罗做了一年的行省长官后，一年的收入就接近一百万，而他还自封为廉洁奉公之人：他赚的仅是一笔小钱。古代的官僚与我们现代的官僚完全不同，数千年以来，统治者均是依靠其下属去勒索和控制他的臣民。

官员最重要的优点是圆滑，而非正直——这一点非常像商人，商人必须让他的顾客认识到他的生意是为他们而做的，而非为了自己赚钱。甚至行省的长官也采取如此手段来效忠他们的君王。他们压榨民众，让他们相信，他们家长式的统治是为了民众的利益着想，“服从，长官将会爱护你们，”圣&#8226;保罗这样写到。一个好的行省长官知道如何塞满自己的小金库，而又不削弱民众对此信念的信奉。正如政府官员依赖权力聚敛财富，而又能证明政府能廉洁秉公办事一样。一些行省官员不时地为此提供好的例证，并接受民众的评判。他们中的霉运者最多丢职走人。一个特别倒霉的官员在给他的情妇的信中，对他自己不幸落入民众的手中充满牢骚之词，“乔伊，乔伊，出售完我手中将近一半人应该偿还的债款后，我来见你”（这封信是现存三四封古代情书中的一封）。皇帝和他的高级官员们否认与那些东窗事发的下属的关系，以此证明他们的公正无私。皇帝公开批评那些征税人员，虽然他们仅是帝国财产的管理人而已。偶尔皇帝也满足百姓的要求，让他们来当面申诉他的官员对他们的敲诈罪行，间或起草法案惩治腐败：“所有官员必须停止这种掠夺，我重申，立刻停止。”高级官员们形成了一种有规律的定时收取贿赂的作风，这一行动实际上是让贿赂合法化了。

尊严

公务员、士兵、官员们并不认为是某一集团的成员就应为其保护名声，他们仅是上层社会中的一员，但又不是什么特殊的角色，他们仅在某一方面有些优越性而已。在这种上层群体里，等级逐渐分明，依据官员官衔的差别而区别开来。不管在国家机构或在地方贵族中，在大城市里，官员们为他们的皇帝和城市服务一年，借此也提高了他们自己的“地位”以及他们家族的声望：从今以后，他们可衣着整齐地出现在专门敬奉祖先画像的画室里了。“地位”是令人艳羡的，它意味的不仅仅是美德，而且是充满贵族气派的美誉，令世人为之歆羡，对埃尔&#8226;锡德而言，地位与荣誉两者同等重要，人们可以获得荣誉，但也可能失去荣誉。西塞罗被流放后，陷入了绝望，他名誉扫地，从此一贫如洗。公众形象是私人财富，身为公职人员是引以为豪之事，一个人保护他的官职如同一个皇帝守护他头顶的王冠一样合情合理。这一点也为人们所接受，基于此原因采取的行动通常被视为无罪之举。没有人据此指责恺撒大帝横越卢比孔河，行进在他父辈的土地上，让他的国家陷入无休止的内战中。因为元老院已取消他的一些荣誉，凯撒就此表示荣誉胜过一切，甚至超过他的生命。

有些表面的特征显示出所属统治阶层的身份。然而，礼仪在罗马社会并非是最重要的特征，他们并不像希腊人那样痴迷于对美的追求。罗马人对美也略知一二，但并没有把它附带上太多的社会意义，形态和语言只不过是这个人所代表的权势的较好指示物。每一个贵族均被设想接受了好的教育，人们惊讶于他们对文学和神话故事的熟谙。在选择元老和部门头目时，优先考虑那些对本民族文化烂熟于胸的人，此外，他们还要能用优雅的诗体语言起草官方文件。语言学校成为培养未来管理者的基地，在统治阶层眼里，文化能提高本阶层的形象。最先被吸收为元老院成员的希腊人是那些凭借自己的学识闻名遐迩、身上散发着贵族气派的人。这些能对下层阶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甚明了，但对政府公职人员的活动却是灾难性的。到1世纪末，帝国法令用语浮夸而晦涩难懂，因而难以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那些有学识的执笔者故意回避专业术语，甚至有关的金融的法规也是如此。

两种形式的委托人

总而言之，当权阶层苦苦寻觅的贤人并非那些能干的统治天才，而是那些令人尊敬，反映个人特点、有个性的人才，如良好的教育、天生的权威。总之，统治阶层用他自己的眼光去优先选择那些人，只有具备如此才能的人，才不会因触犯法规而被罢免，这也是由原任委员决定的，增选人员的制度一直决定着什么人进入统治阶层以及他们升迁的原因。选举中的选择并非是统治阶级做出的，它的每个成员有他自己稳定的保护人，保护人负责将他推荐给他的同僚，作为回报，同僚彼此间互相推荐彼此的被保护人，甚至皇帝也依赖这些举荐来任命某些级别职位的人选。这种体制确保了每一个大人物能够对一批有志之士进行控制，并从中享受操纵的愉悦。如果愿意的话，这些有志向的人是他的委托人，但是必须小心这些含混和误导性的术语，这里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委托人需要一个庇护人。另一种是庇护人举荐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誉。前一种庇护人把持真正的权力，后一种庇护人同他的委托人斗争：委托人是真正的主人，因为庇护人有求于他们。

不是每一种委托人体系都是这样的。法奇提斯写到，在伊比利亚半岛，克拉苏的房子总是有扈从、土地和一些为世人所知的名号。在乡村，普遍存在着一种如同南美洲印地安部落首领式的主从关系形式，大地主对下人实行专横的统治，保护那些分担他们财产、耕种他们土地的农民。整村的村民为了求得安全、免遭他人的欺压，把自己置于其中某一大地主的保护之下。这种主从关系与其说是对以后身份的限定，倒不如说是对自己未来的赌注。在内战期间，塔西佗写到：“弗莱斯城支持获胜党，这个党派由一个男子领导，他已经长大成人，成为一个重要的庇护人；他们这么做并非热衷于一个属于自己内部人的政党，而是希望他有一天成为一个权势显赫的人。”

事实上“委托人”和“庇护人”是一些罗马人用来不加区别地描述一种很宽泛的关系的词汇。受保护的国家被称为强大国家的“扈从国”，被起诉的人在法庭上受到其庇护人的保护，或者他认为他的庇护人愿意充当他的保护人，仅从字面意义去理解，极易曲解。有时某人乐意提供保护，因为他一直享受这种权力所带来的愉悦，在其他场合，某人被选为庇护人去为人提供保护。后一种情况与庇护人的事业成就息息相关。有抱负的年轻人寻求发达，与贫穷的乡农屈服于有权势的邻居，被迫去恭维邻居并依赖他的支持的情况是大不一样的，（唯一）关键的问题是年轻人选择哪一个人做他的庇护人。伙伴？混得不错的老朋友？在他事业初期给予他支持的那个人？一旦选择了，保护人将推荐这个年轻人。很可能两天前两人还形同陌路，仅仅因为这个志向远大的年轻人选他作为他的保护人，庇护人知道自己如果不接受这份呈递上来的忠诚的话，这份忠诚也会旁落他人。罗马人习惯把一般关系变成私人关系，这其中有一些非常正规的程序，年轻人一旦把自己交付到庇护人的手中，就得每天早晨去向他的庇护人请安问候。

出于对被保护人的回报，庇护人非常乐意与他同龄的门生们交往，而且他们的知识涵养也并没有超过他。政治名流圈里非常依赖个人间的交情，如果谁不注意信守承诺，就会被视为忘恩负义之徒。庇护人企图违心地认为，他们资助这些年轻人是出于纯粹的友情。他们喜欢对这些年轻人的事业提出一些建议（西塞罗对年轻的特拉巴提乌斯十分欣赏，因为他没有承认自己与其他人同属一类）。庇护人写了大量的推荐信，尽管这些信大多内容空泛，言之无物，并成为一种著名的文学式样，但本质上是为了告知他的同僚有关他门生的事情。每个庇护人对他的同僚们保持信赖，利用他们的影响，正如他们利用他的影响一样。在举荐时，一些有为青年勿庸质疑地被忽略了，只有那些有可能赢得当权阶层人士青睐的人得到了举荐。如不信守承诺，庇护人有可能失去其门生对他的信赖，而信赖超过一切。拥有许多门生并企图在地方上扩大影响的庇护人，每天早晨都有一伙人去向他请安问候。那些置公众道义于不顾的人将会遭人唾弃:“他将信心全无，没人护送他的轿子，也没人到他的前厅去拜访他。”尽管在法律和习俗上，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不存在一条清楚的分界线，虽然某些哲学家也竭力主张有这样一种分别，但是足智多谋的贺拉斯却对他的朋友说:“离开你的主人，安安静静同我一道进餐。”

公职的荣耀

假定对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区分不清的话，在鉴别一个人时，我们习惯于凭他的城市生活、政治或政府头衔和荣誉称号，甚而一切，来表明他的地位，且这些成为某人身份的一部分，如同官员的级别或贵族的头衔，我们以此作为识别人物的途径。当历史学家和撰写者介绍一个人物的特征时，他特别说明他是一个什么身份：奴隶、平民、自由民、骑士或是元老。如果是元老，他是一个行政长官级别的，还是一个执政官元老，取决于他事业中所取得的最高职位是执政官，还是仅为司法官。如果这人是一位职业军人，他会选择到一些省区或帝国的边境地区去指挥军队，而不是回到罗马去从事一些长年驻军的事务（这一职务可以一直干到老年为止），他被称为“年青的某某人”，尽管他也身穿铠甲40年之久，可他的事业却刚刚开始。至于在每个罗马城市里的显要人物，琴索蒂厄斯是这样描绘他的保护人的，在他的书中，他极尽赞美之词：“您一直是一位杰出的市政人员，是您所在城市的领袖人物，作为奖励，您一直被特别选出任命为皇帝的牧师，您的身份已经超过省级级别，特别感激您作为罗马人的骑士。”因而，市政生活也有它的等级之分，如果一个人不是平民，而是当地一个委员会的成员，也算是一个真正的杰出人士。“在他把持所有可得的职务之后，他成了一个领导人物，一个‘主要人物’，包括最高职位（这是最有油水可捞的）。”

“从事政治生活”仅意味着占据“官职”，但并非一项专门的活动。它属于那些享有此头衔的统治阶层干的事情，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被剥夺从事公众职务因而也不能参与城市的政治生活的人，被人瞧不起，被视作废物一个。色情诗人们采用令人愉悦的悖论来博得读者们的一笑，也欲证明他们并不以为然，而只是为了嘲笑那样一种政治行业，唯一能激起他们战斗欲望的是情爱。哲学家是这个问题的专家，他们通常持有这样的观点：如果必要，政治生命可以牺牲，但是对于哲学生命，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智慧中去。实际上，市政官员，更不必说那些元老院官员，能接触到富有的家族，而这种优势是他们所梦寐以求的理想目标，也是他们的责任。墨守成规者、斯多葛主义者持有此观点：政治生命是同清心寡欲融于一体的生活。一个人可以达到他想要的富有程度，但他不可能成为“城市第一人”，除非他减少在公众场合的露面次数。当然一个富翁不可能不被打扰地独自一个人生活，他的同阶层的人也会诱导他去参与一些事情，或者他所在城市的人因为他的巨额财产施加予他巨大的压力，有时也曲解他，把他推入到政治漩涡中去。因为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且任期虽仅有一年，但终会享有某种级别的待遇。而且参与那些花销巨大的公众娱乐活动，也是他们乐此不疲的事。

身居官职的人员要为他的终身荣誉付出许多。对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缺乏明确的界定只是其中一方面，那些由政府官员把持的、令人奇怪的公众捐赠机构，一直被称为“永获主义”，任何被任命为行政长官或执法官的人员，都要求从自家腰包里掏出巨资，捐赠给公众事业、演出、在竞技场进行的双轮战车比赛，甚至在古罗马圆形歌剧院进行的残酷的角斗士格斗比赛，以此取悦罗马民众。然后，新官员再到所属管辖省去填满他的保险箱，这是许多家族，包括许多元老院贵族阶层所梦想的事情。然而，“永获主义”的真正本质，从市政要员们的身上看得最清楚，可能20个家族中才有这样一户人家，对于他们而言，这是对他们巨额投资的弥补，“永获主义”迫使他们不得不去大量赚取钱财。

永获主义

在帝国最不起眼的城市里，无论它是讲拉丁语、希腊语，甚至凯尔特语或叙利亚语，现在被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古代公共建筑中的大多数，都是由古代的当地要人掏腰包建造的。这些人士同属一类，每天自掏腰包出钱为公众建造一些大众景点，取悦平民大众。毫无例外，每一个就职市政职位的人都要付给城市金库一笔钱，这些钱用于资助建造一些景点，在他任职期或别的就任者任职时会建造一些公共建筑物。如果一位在任者发现自己正处于经济困境，他可能作一些书面的安排，许诺他或他的继任者将会拿出一笔资金，来进行投资建筑。不仅如此，除了政府官员，名人也会自发地建造一些建筑物、角斗士格斗场，举办公共宴会来款待那些与他朝夕相处的民众们。这种捐赠在罗马比在今天的美国更为寻常。不同之处在于，罗马富人的资助，几乎多用来装饰城市、增加民用娱乐设施。几乎大多数双围剧院、富人的石制纪念碑，均由那些庇护人负责赠送，他们借此在这个城市留下无数个标志物。

这些礼物是显示个人的慷慨还是因为身居官职的产物呢？两者皆是，其比例因捐献目的的不同而异，每一例均有独特之处。对部分富人而言，他们可以借此炫耀他们的财产，这渐渐被他们所在城市的富裕市民视为一种自身的责任。城市迫使有级别的富人形成一种习惯，不时做一些他们一直喜欢做的事情。借着他们慷慨的礼赠，名人们显示了他们身为统治阶层的身份、地位，讽刺诗人嘲笑这些没落富人的矫揉造作。富人加紧为周围的民众们提供景物，城市市民渐渐习惯了某种级别的公众奢侈行为，他们也认为理应如此。每一年的官员提名，均提供了这种场合。每一年每个城市的各种戏剧不断上演，与此同时，财富也不断被发现，并悄悄流入官员的口袋。每一个委员会委员都不愿自己比他的同僚寒酸，或承认某某人是一个富有而大方的人。这样有身份、地位的人当然接受别人要求他做某一官职的请求，很显然，为了公众开心，他也慷慨大方起来，毫不吝啬。但是，被选之人可能抱怨，他事实上已经拥有了那个职位，两者中坚持的一方将赢得这场争执，在僵持不下时，省级官员可能出面干预。这个城市百姓关注他们的既得利益，以欢呼就任者的姿态悄悄地介入其中，并颂扬就任者的慷慨和大方，以全体一致通过的形式来欢呼他、选任他，让他荣登宝座。或者，一个意想不到的庇护人挺身而出，主动给这个城市帮助，整个城市可能因此而对他心存感激，让城市委员会提名让他就任一些当地高级级别的职位，或奖励他一个特殊的头衔，比如“城市主人”、“城市之父”或“品德高尚、慷慨大方的慈善家”。这一头衔可能刻在这个人的墓碑上，或者，这个城市可能投票决定为它的慈善家树立一尊雕像。当然，所需费用由他本人心甘情愿地承担。

这些例子解释了为什么周遭的市民们很自然地停止选举当地的贵族们。相反，人员是由城市委员会里的寡头政治家们任命的，他们从自己的阶层选择官员。问题是候选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为任职与其说是去做官，倒不如说是去分发钱财。这些人愿意让其委员会牺牲自己成员中的一个；最好的候选人是那个同意出资的人。显要们之所以醉心于在这种令人生畏的职位中获取满足感，就在于这个城市仍然归属他，且他为它花费颇多。作为回报，这个阶层掌握着获取帝国税款这一有利优势，他们会把这种税务更多地转嫁到穷苦农民身上。每个城市的人都有两种阵营：显要人物付出，平民百姓接受。如果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一次也没有出资修建公用建筑或举办宴会，他不可能成为当地的头面人物，这是执政的寡头政治家们形成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他也是一个寡头政治家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父亲的名望赋予他儿子某种道德上的责任，他也被希望做出某种捐赠，仅仅因为他是他父亲的继承人而已。在寻找某个牺牲者时，城市总是优先考虑那些先父做过高官的人，希望他们的儿子也能仿效他们父亲的慷慨大方之举。如果在位者没有儿子，市政委员们就腾出位置来，让那些商人的后裔进入他们这一阶层。很明显，那些人在投入巨额钱财后，会被任命为某一官职。

显赫人物们容忍这种体制存在，仅因为习俗迫使他们这样做。抗议和默许一样平常，中央政府也对此心存疑虑。为确保自己的名声，政府有时也寻求显贵们的支持，去遏止潮水般的要求。要求显贵人物对百姓进行安抚，让他们清除不快和放心。在另外一些时刻，政府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企图阻止富人们那种强烈的癖好——一种夸耀式的自我财富展示。为城市提供一个新的桥墩不是比出资搞一个节日有意义吗？这种意图在于将他们感兴趣的一切给予百姓，或者满足捐赠者的虚荣感而建造一些建筑物。只有在饥荒时期，百姓们才想起让他们的长官们把他们仓库里的谷物便宜地?给他们一些。富人们为他们周遭市民的娱乐出资，是出自一种?民精神，为建筑物出资则是为了炫耀。市民精神和炫耀——这一孪生兄弟根植于“永获主义”之中，模糊了公众人物和非公众人物的区别。

贵族气派的市民精神

炫耀是自发的，市民精神则意味着责任。赋予的责任是矛盾的，在于捐赠者给予这个城市的比其从这个城市得到的要多得多，而现代国家的公民仅要求他们去缴纳应付的税款，哪怕是一分一厘。而且希腊城市、罗马城市均按这种模式建立，形成一种原则，或一种理想目标。当难以达到一致时，可能就会像现代政党对待其公民那样，采取军事行动。热情是一切或什么也不是，政党成员要求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当中。古代城市希望富有的市民显示出类似的奉献精神，这将让我们偏离主旨去解释为什么这种奉献主要是为娱乐出巨额费用（简言之，官员们发现拒绝为一些效忠之举的活动出资的请求是最为困难的事情。他们中的一人为纪念城市某神，发起一种节日或建造公共景观，他总是对公众财产做出一份贡献）。

除了市民责任，这里还有贵族人士的夸耀。富人们总是考虑到自己的公众形象，他们要求周遭市民参加他们儿女的婚礼。如果某一富人的父亲死了，整个城市都被邀请参加葬礼宴会或进行角斗士格斗比赛以纪念死者。这些奢侈行为很快成为一种义务，在整个城市里，任何显贵的儿子举行第一次成人仪式或者迎娶新妻，都希望其举行一个公众庆典或捐赠一些钱财给这个城市。如果他想逃脱这种责任，那就不得不躲避于他的某个庄园，在那里举行他的婚礼，但是这样做，意味着完全放弃公众生活领域，逐渐为人遗忘。贵族们是些沽名钓誉的人，他们希望他们的名声长久地保存下去，他们不仅仅给市民一些短暂的快乐，还在建造的建筑物上刻上他们的名字，或者他们设立永久的基金，这是一种时髦的形式，每年在创办者的生日那天，城市用由创办者提供的钱来进行纪念他的庆典活动，这些活动所需的费用是早已预备好了的。有时，某个节日以富裕的捐赠人的名字命名，以他的名义来进行庆祝他的某项活动。

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富人们，都以所有这些方式来证明他们身为当地名流的身份。一个显贵不再是一个个人，这些明星们被他们的追随者所淹没。出资者与他们的城市间的关系，是一种面对面的接触，这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这一点上，出资者同其所在城市间的关系，同罗马共和国里普通市民与行政官员间的关系非常相似。这些领导人面对着群众，站在演讲台上做出各种决定，清楚可见，像过去的将军那样，在战场做出各种指挥决定。想让这种共和国的传统继续下去，就得经常在圆形剧场和竞技场里露面，在这些地方，平民们可以审视他们，揣度他们所代表的是否是公众意愿：平民才是真正的法官。

城市显贵们的命运是相似的。在突尼斯的一个小镇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幅镶嵌画，上有一位当地有权势的显贵叫马赫鲁斯，在庆祝他的慷慨之举。这幅画作为装饰物放在他的前厅，描述了4个角斗士同4只豹子的战斗。每个角斗士的名字记录在他的画像边，4只动物的名字也是如此安置的。这幅镶嵌画不仅仅是装饰物，它真实地记录了马赫鲁斯自掏腰包举行公众庆典的事情，也记载了公众们的欢呼场面。公众对他的慷慨之举极尽溢美之词：“马赫鲁斯！希望你的行为让那些后来者也能仿效！希望你的前任也能留心！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别的人能像你一样做那么多？你提供了一个可与首都罗马相符的景观！你自掏腰包！今天是你伟大的日子！马赫鲁斯是出资人！你是真正的富有者！有权势的人！多么美妙的事情啊！现在一切结束了，给这些斗士们一些额外的奖赏，送他们上路吧！”马赫鲁斯同意了这个请求。这幅画显示了他在角斗场送给4个角斗者满满4袋银子的画面（每包银子都标明了数量）。

公众的欢呼声之后，随之而来的通常是市政委员会奖励给这位显赫人物的一些头衔和荣誉称号。尽管是被迫地赠予这些荣誉，但是城市委员会有权决定哪些人享有这些荣誉称号。一个显赫人物可以通过把他的慷慨之物奉献给这个城市，而让他在同辈人中脱颖而出。光荣的头衔会奖励给那些捐资者，他也会因此就任某项公职。这些头衔并不比革命前的法国的那些头衔逊色多少，这会激起人们更大的热情。罗马帝国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贵族阶层的市民模仿之举的例子，非常奇特而矛盾。世袭的贵族身份，必须通过对某种炫耀性的市民精神的展示而得到认同。在市民设置的规则中，他的慷慨之举让他与众不同。同其所在城市里的平民相比，他要优秀许多。显贵人物是一类重要人物，在同城的市民眼里，他与其身份相符，市民从他的发达中受益颇多。对于自己本地的儿孙们的奉献之举，城市既是受益者，也是一名评委。百姓对于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非常清楚，他们经常由这些公众景观想到，他们是受到了尊重呢，还是受到了捐赠者的侮辱呢？佩特罗尼乌斯有一句谚语嘲笑其中的一个观众，就很好地把握了这名观众的感情：“他给我一项景观，而且我为之欢呼，我们甚至袖手旁观。”因而，爱国式的奉献同野心一样，均是为了个人荣誉。在罗马共和国里，元老阶层靠举办公众宴会和建筑大型景观来获取名望，与其说在腐蚀选举者，倒不如说在取悦大众。甚至在选举高级职位这一形式消失后，他们仍然延续着这一传统。乔治说:“自我利益的野心背后，通常会激起被人称为公正之心的抱负，寻求公众对他这种行为的支持，满足于此而别无他求。”

永获主义的独特性

与委托人体制一样，我们对罗马的“中产阶级”了解得够多了，“永获主义”不能从阶级利益来理解。它是贵族阶层精心设置的产物，他们偏好无用的建筑和树立纪念雕塑，去炫耀家族王朝昔日的声势。这种纹章学艺术在贵族们的迷恋下得到滋润、成长。用马基雅维里的方法解释这些现象，重新分配财产、非政治化、故意在阶级间设置某种象征性的障碍，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简单化和机械化的理解，这种现象所耗的费用和象征物的复杂性远超出社会必要性。这种高贵地位令我们困惑不解，它明显的城市象征性，它的“公共”建筑物和长官头衔，似乎与我们所熟知的欧洲贵族血统和称号相差甚远。罗马贵族阶层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性实体，他们没有直接标榜自己贵族血统的纯洁性，而是用从这个古老的城市中抽取的词汇为自己唱赞歌。

古罗马元老集团并不是与富人集团相对等的。仅仅因为市政委员会获得的席位通常限定在一个罗马城市的市政委员会——一个贵族阶层的俱乐部内，并不是所有富有者都能进入这一俱乐部的。帝国法律坚持，若出于财政的考虑，富商无论多么粗俗，还是可以被吸纳的。但是身为这个富人俱乐部的显贵们，宁愿把压力置于他们其中一人的身上，为了这个城市去牺牲自己。据最新资料显示，一些显贵为了逃避同僚们的阴谋，往往避难在他们的庄园里，同他们的农夫呆在一起。因为国家势力还没有超出城市范围而进入偏远的乡村，在那里像圣西普里安那样的基督徒可以躲避迫害。 官员阶层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贵族阶层：家族已经获得这种显贵的职位，而意图占有更长时间。事实上，暴发户被允许去冲击这些显贵们形成的圈子，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家族力图维持他们的家族长久不衰，家族间进行通婚和互相提携。菲力普&#8226;莫罗一直致力于研究这种在一个城市里的显赫家族进行联姻的婚姻模式。他以西塞罗的一部著作作为他的研究出发点。在希腊，丰富的碑文材料促使许多学者去追踪超过两三个世纪的贵族家族的历史，特别在斯巴达一带以及在维奥蒂亚和其他一些地方。家族根系填满我们编纂的有关帝国时期希腊文选的文本，王朝的这一时期对贵族阶层而言是一个安稳的时期。“永获主义”是贵族阶层众多荣誉中的耀眼之处，家族自豪感是各类城市市民的驱动力，这一点，历史学已给予巧妙的描绘，但太过于特异。市民精神是一种热衷于宏大之物、渴望出类拔萃的精神，而历史学家把这种精神描绘得过于微妙，现实要简单得多。贵族自豪感是一个既定事实，正如某一家传的贵族身份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世袭制。每一个贵族都想做出一些超出他对手的举动，以使他可声称他是某种从未知晓的慷慨之举的“第一人”或“唯一”之人。他的前任可能分发给民众一些浴油，但是随之产生一个新的冠军——他引以为豪的是，他是第一个分给老百姓带有香味的浴油的人。

佩特罗尼乌斯的英雄们说“我想赚钱”，“这样，我的葬礼将会人人皆知”。毋庸质疑，他将会让他的后人在这种场合举办一次公众盛宴。有面包、竞技场或者建筑物、景点。这种权利与其说是利用国家权力或私人权力迫使他人为其效劳，倒不如说是为了吸引他人更多的注意。“永获主义”并非像最近大多数评论人士所认为的那样品德高尚，也并非像早期的评论人士说的如同马基雅维里主义那样渗透着模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显贵人物处于一种竞争之中，这种竞争从政治和竞技意义上讲，是一种不合理的竞争，如同炫耀一样是一种浪费。根据现代人的思想进行历史性的解释，“永获主义”远远超出出于维持等级和阶级所设置的障碍。我们没有理由去忽略如此基本的一种现象，如通过浪费进行竞争得到社会地位，也不能依靠古人自己提供的解释来弄明白：爱国心、节日或宴席、慷慨，诸如此类。这一现象与人类学家在许多“原始”种族人中发现的炫耀财富的宴会规则一样，罗马人中的这种付出的热忱——“权力挥霍”，同今天“文明”民族中无节制的热忱一样，源于对“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的渴望。而其中别无他物，也没有什么更为神秘的——就像我们愿意思考的那样。

“工作” 与 闲 适

奴隶制是罗马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男子可能因欠债而入狱。债权人可以接收他们的妻女和家庭，迫使他们去劳作。帝国也有这样的情景，犯罪的人、行省及城市中的无数奴隶都在监工的皮鞭下干苦力，许多基督徒也遭受过这种命运。但是对大多数罗马工人而言，他们享有法律上的自由。小自由农依靠劳作付税。正如彼得&#8226;布朗写的那样，罗马帝国把权力下放给当地的统治者，让他们作为代表去管理这些琐碎的事务，帝国对这些地方显贵们的收税方式很少过问。帝国当局禁止对从农民身上榨取税款一事表现出过多的热情（这种不受政府妨碍的统治在最近的时代里成为许多殖民地统治规则的基础）。其他农民以收益分成的佃户身份为这些显贵人物劳作。农田劳务者、体力工人和工匠在被雇佣去完成某项工作之前，提出同雇主在雇佣问题上达成一致，尽管很少有书面签约的形式（除了当工人被接受为学徒时）。正如纳波莱奥尼&#8226;孔德制订的那样，主人同他的仆人在薪水问题上的争执必须事先在言语上达成一致。罗马的主人们也是这般行事的，制定出他们自己的法则，仿佛雇主是一位奴隶，他的财产会遭受雇工的掠夺。城市本质上是罗马显贵们（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城市显贵”一样）花费的地方，而那些钱财则是从土地中产生出来的。罗马帝国与中世纪的法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世纪的法国，显贵们散居在乡下坚固的城堡里。

在罗马城里，城市权贵的四周是工匠和商人，他们提供客人所需要的服务。罗马“城市”与现代城市相比较，相同点很少，仅在名字上相同。只因为有闲阶层的存在，罗马才称之为罗马，我称之为显贵人物组成的城市，有闲阶层是“私人生活”的基石。事实上，在古代世界里，这一特色被认为是优点。

城市显贵们看不起乡下人，对城市中的工匠也满心狐疑。帝国政府也是如此，在公元前２１５年，一位皇帝决定把大量聚集在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埃及农民驱逐出城，因为他们的说话方式证明乡村农民不适合在城市生活。皇帝只有在城市里才是一位皇帝，在那里权贵们控制城市委员会，统治着劳动大众。罗马人看不起土耳其地区的当局政府，他们的城市仅仅是些乡村城镇，居住着一些富裕的农民。那些出钱请工匠刻好他们墓志铭的行为，被视为不道德之举。

大约1８２０年，一位占星家对斯汤达的《巴马修道院》里的青年英雄说道：“一个世纪之内可能没有人再想做有闲人了。”他是对的。今天无论谁承认自己平时不工作，都是一种不良的行径。自从马克思和蒲鲁东以来，劳动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价值和哲学概念，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结果是，古代人瞧不起那些靠双手劳作的人，他们把是否闲适作为有没有“自由”生活的凭证，这才是与一位男人身份相匹配的生活，这令人非常震惊。工人被看作社会地位低下者，毫无价值、卑贱，而且人们长期持有此观点。一个社会像罗马那样，如此曲解我们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价值，它一定是一个畸形社会，它不可避免地为自己道德上的反常付出代价。古代人歧视劳动，这种观点仍在延续，这也解释了他们经济上的衰退，技术上的愚昧落后。或者，依据另外一种观点：一种道德上的反常一定有其他的原因，即歧视劳动。我们知道这来源于罗马生活中另一个丑陋的事实——奴隶制。

如果我们是诚实人，我们必须承认，解开这个令人费解之谜的钥匙在我们自己身上。事实上，我们认为劳动是令人尊敬的，而不承认有闲人物。但是，不管承认与否，我们敏感地感知到阶级差别，把工人和杂货店老板看作是无足轻重之人。我们不愿我们的孩子沦落到他们这种状况，尽管我们为自己怀有这种情感感到有些脸红。对于古代人对劳动的态度，这里存在一种最初的解释：歧视劳动等于社会性歧视劳动者。这种歧视持续到《巴马修道院》一书的出现。接着，为了维持阶级等级制度和避免阶级冲突，有必要把劳动视为一种具有真正价值的活动，为所有人接受和认同。对于古代人歧视劳动这一点，毫无神秘可言，犹如社会战争还没有激化，只是一种暂时的休战状态一样。某一社会阶层以自己高高在上为豪，并对自己高贵的出身极尽歌颂。

富有的好处

要理解古代人对劳动的态度，就要首先了解某一社会阶层的财富来源与特点及其所决定的劳动阶段。在古雅典时代，喜剧诗人依靠人的职业区分人（厄刻拉底是零售商，利西采是卖羊人），他们不打算恭维他们，认为做一个真正的男人必须生活闲适。在柏拉图看来，在一个井然有序的城市里，市民应由奴隶的劳作来供养，商人则应由无社会地位的人来供养，“美好”的生活是有身份的人过的生活，是被设定的“有闲人”过的生活（正如我们看到的，这意味着地主般的生活，他不“工作”，而是靠整日监视他的庄园打发时间）。

亚里士多德没有弄清楚奴隶、农民和杂货商如何指望能够过上“幸福”生活——一种富有和贵族般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只属于那些特殊身份的人们，他们承受得起那种随心所欲、只求自己高兴的生活。只有这些闲适人士才符合理想的人性，只有他们才有完美的公民权。“只有那些免除必要的劳作，而由奴隶、工匠和体力劳动者们去完成了工作的人才享有这种美事。如果宪法要求公众具备美德，那么奴隶、工匠和体力劳动者是不能称为市民的，因为劳动者的生活无法使人获得美德。”

亚里士多德并非说一个穷人没有途径和少有机会去展示某种美德，而是指贫穷是一种缺陷。对梅特涅而言，人类是从粮仓的大小开始的；对希腊人和罗马人而言，人类以地主为开始。希腊和罗马贵族们并不认为自己优越，超于普通人而享有某种人性。但他们单纯而又天真地认为自己就代表人性，因而穷人在品行上就低人一等，穷人并没有像人类那样去生活。

富有是美德。狄莫西尼在一次审判会上作为辩护人，肆意辱骂他的对手，雅典群众作为他的判官，“我比埃斯基奴斯更有价值，我比他出身好。我并不希望去辱骂贫穷，但是我想说，这是命中注定的。我小时候上好的学校、有富足的财产、不必按要求去从事令人羞耻的劳动。而你埃斯基奴斯，还是小孩时就得为自己可能作为一个奴隶而哭泣，在某个教室里你父亲才做个教师，这一切是你命中注定的。”在这件事中，狄莫西尼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希腊思想家们确证了罗马人这种天然的认知错误，“普通工作是卑贱的劳动，哲学家波寒冬涅斯认为，这些工艺是体力劳动者在劳动中形成的，他们终身劳作为生，在这样的职业中没有美，也极少有与善相似之处。”塞内卡写道。西塞罗不需要拜读哲学家潘纳提斯的大作，西塞罗知道“薪酬劳动是肮脏的，与一个自由人身份不相符，薪酬是劳动的价格，而不是某种艺术品；技能劳动也是卑贱的，零售商务也是如此（与大型批发商相反）”。平等主义、社会主义或基督徒的观念均没有去审视这种对劳动自发的蔑视。

古代人欣赏那些不劳而获的人，这与古代法国贵族称普通人为乞丐的情况极为相似。富有阶层或多或少会培育出一些贵族人物，并下决心维持对权力杆杠特殊的控制，颂扬有闲人员享有自由文化和政治生涯的身份。亚里士多德说，工人不知道怎么进行统治，更主要的是他们几乎没想去统治。事实上，根据柏拉图所言，大多数的有钱人并不参与社会事务，他们仅仅关注自己享乐和增加他们的财富。神秘主义者普洛提诺写到，大多数富人的举止尽管很令人失望，但是他们至少有优势不必去劳动，因而“他们形成一类存在于人们记忆中带有美德的人群”，然而“大批的体力劳动者是一伙令人鄙视的群氓，他们的任务是去生产那些具有美德的人需要的东西”。

富有者当然没有必要去劳作，根据柏拉图所言，问题在于他们许多人工作的目的不在其他，仅出于贪婪。他们对于财富的渴望“让他们一刻喘息的时间也没有，他们脑子里别无他想，仅有他们的家产，市民今天的灵魂完全痴迷于发财，确定每一天增加财产的数量。市民准备学习任何技术，去从事任何活动，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对其他一切事情均嗤之以鼻”。

阶 级 斗 争

历史学家对古代人的劳动观念做了大量的研究，尽管这些条条框框已由法学家和哲学家进行了详述。事实上，他们对这些总的概念和阶级思维意识感到困惑不解。古代人并没有制定什么规则，例如，他们并没有说“劳动”仅仅存在于一个人为了报酬为另一个人的工作中。他们所要说的，适用于下层社会群体，这一群体成员限定于依靠自己劳动的所得或为他人服务来谋取生活。要紧之处并不是确立适用所有人的行动规则，而是应把功劳归功于某一社会阶层的人们，他们有的身为仆役，有的受雇成为劳动者，所有人被指斥为“劳工”，以至整个阶级被人瞧不起。劳动者被责骂，一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二是因为他们属于这一低下的社会阶级。相反，贵族阶级富有、有文化、有权有势，而且被赞美，因为他们这一阶级拥有不必去劳作的优势或者是控制着整个城市。因此，“古代人的劳动观念”并非只是一种评价，对有权有势的是正面的，对卑贱的普通人是负面的。评价是基点，他们争论的细节毫无意义可言。

在作阶级评价时，罗马人利用了手中掌握的一切材料。色诺芬解释需动手的商业活动使男人女性化，“因为这些人不得不坐在阴凉处，有时甚至整日在火炉旁度过”，而且，工匠们“没有时间关注他们的朋友和为城市的安全尽微薄之力”。与之相反的是，长期在田野里劳作，使一个人习惯忍受酷热、严寒、每个早晨早起，也让他爱护土地，因为他是依赖这分土地才得以存活的。

如果我们愿意承认这一点：阶级利益在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那么，历史上这一令人困惑不解的事情就容易说清了：为什么在工业革命前，商业为世人所鄙视？这一谜底的答案在于如下的事实，商业财富属于新近富有者，而以往富有者大多依土地而富。靠祖上财产的富有者避免将自己归入暴发户的行列：商人无所归属、贪婪，是所有罪恶之源；他们增加奢侈和弱点；他们改变自然状态，远航到遥远的岛屿，超越大海这一大自然的障碍，带回那些原本不属于自家种植的作物。这些观念从古老的希腊和印度那里流传下来，直到本杰明&#8226;孔德和查尔斯&#8226;莫拉斯。以财富为基础，罗马公民按此被区分开来，这些观念进入城市“秩序”（平民、十夫长、骑士、元老），然而，在缺乏财富时，这种人口财产调查仅考虑田地里出产的财富。一个富有的商人在市民社会想要提高他的地位，只有靠获得田地。正如西塞罗所写，如果一个商人对增加他的财产感到困顿，渴望回到港湾，那么把他的财产用于购置乡下资产，他可能因此遮掩他令人难堪且被人瞧不起的商人身份，从而赢得人们的赞扬。

贬低不靠土地而富的富有者等同于鄙视这些暴发户们。只要耕地仍然作为财富的主要形式，农业作为收入的主要源泉，成为富人就意味着拥有自己的田地。这是一种通用的商业投资，仅是一种结束的途径，一种变富的方式。土地资产将继承人与暴发户们区分开来，而土地仍然是土地。这种价值体系有一个特殊的后果：一个拥有土地已经很富有的人，作为商人并不为人看不起，即使他们再打算经商，重要的是，他们并非是再以商业起家了。

劳动定义

西塞罗说，商贸是卑贱的，“如果一个人买一件物品仅仅是为了马上将其卖掉，那么这只能算是一桩小生意。但如果是高级商务、大买卖，他将不再受到嘲笑。”西塞罗补充到，然而所有手艺人的工作都是卑下的，但建筑师和医生，这些自由的职业却是令人尊敬的。它们可能不适合那些高层次的人去干，但是任何不属于精英的人士均可以从事这些行业而毫无不光彩之感。

但是，这些行业属于“劳动”部分吗？“劳动”一词的含义是什么呢？在希腊或拉丁语里没有对等的词。作家仍是劳动者吗？一位部长呢？一位家庭主妇呢？一个奴隶不“劳动”：他服从，他根据他主人的命令干活。相似的问题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也会被问及，士兵是一个“劳动者”吗？他服从命令。柏拉图在法律意义上确定了一个真正的公民不必去劳动，但是后来，他用两页纸阐明了此问题。同为公民，如果他是社会官员的话，“每天花数小时完成他的政治事务，如果不这样，他就应退出这项事务”。依此，柏拉图管理他的家产，而劳动当然由他的奴隶们去完成。内科医生、哲学家盖伦提及他的一个老师被迫放弃他的哲学教学，“因为他不再清闲，他周遭的公民引诱他去从事政治事务”。然而，这些并非劳动。

仔细考虑一下由卢先提出的“哲学家、音乐家和语法学家，所有这些人感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家庭里接受一个职位，并因授课而得到一份薪水”。因为他们穷（这个词在古代的意思是指他们的个人收入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劳动吗？没有。一些作者认为他们从事一种真正与自由民身份相符的职业，一种“自由”的荣誉；其他一些人认为这些老师是付给他们薪水的主人的“朋友”（礼貌用语）。甚至其他一些人认为这些老师是一些“穷鬼”，迫于生计，过着一种实属奴隶的生活：他们的时间并不属于他们自己，像家奴一般，他们每天敲打着铃，标志着在一个家境相当不错的屋子里，一个工作日的开始或结束，“奇怪的友谊关系，叙述着如此之多的劳作和疲劳”。家庭教师甚至不允许成为自由民，因为他们不允许去获得属于他们自己的财产。“他们的薪水有时花得一无所有，即使有薪金，而且是全薪的，他们根本不能另外储备一些钱财”。自由的职业，这是友谊呢，还是薪酬劳动？若问罗马人或他们的执政官，让他们回答这一问题，那是徒劳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作答。他们一度持有这种观点，一个“自由”的学者（或语法家）沦落为一个穷鬼令人惊讶。罗马人对他们的学家庭语法家们也是孩子的家庭教师，既尊敬又鄙视，这是一种朋友关系，还是唯利是图？在这个社会没有一个人是劳动者，所有社会关系依据友情或权力而设定。

最后，让我们仔细考虑一下高官和享有个人荣誉、名义上的社会机构部门的活动吧。在这里我们再次遭遇一个融偏见与历史传统于一炉的混合物，如果一个元老被派往非洲省份去进行管理，而且因为他的工作而得到一份巨额薪水，这里没有什么令人看不懂的东西。他有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位，同那种一个贵族应该从事政治活动的观念紧密相连。然而，某个人被送往埃及行省进行统治工作则不被认为是什么高级职位了。差别在于非洲行省总督们大多从具有悠久历史的元老院里选举，而埃及的长官则是来自帝国前期产生的“公务员”们。

这些帝国公务人员为国家和他们的辖省尽忠效力了吗？他们的仇敌指斥他们不过是他们的主子——皇帝的奴隶罢了。设想一下，皇帝使用他的仆人们去帮助他管理王国，如同他使用他们去管理他的私人家产一样。但是这些高级政府职员中的一位作家卢先，他作为埃及的财务总管，为所有的人士说话，他说帝国的公务人员与元老院的总督们毫无差别。他这么说是对的，但公众的判断大多不是在理性基础上做出的。药理学家盖伦为一个帝国的官员看病，也只是把他看作一个奴隶，因为他整日为他的皇帝主子操劳，“只有在晚间，他才属于他自己，独立于他的主子”。同样的模棱两可的事情与另一个重要角色联系在一起：显赫之家的管家。这一职位多委托给一个衰落大家族的后裔。普卢塔克带着同情的腔调这么说管家：他是低人一等的兄弟。

外界评判

是什么决定一个埃及总督是一位公职人员或仅为一名工人呢？是他的职位吗？不是。是他的生活方式吗？不是。问题不在于他是什么或做了什么：判断是外界给出的。古代的劳动概念含有相当多的“外部判定”。考虑一个类似的问题，我们如何决定这有权有势的美第奇家族是一个银行之家还是一个贵族之家呢？他们是如同贵族一般生活的银行家，还是贵族人士碰巧生活在金融界呢？照马克斯&#8226;韦伯的说法，他们的生活方式决定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吗？不，判断权不依赖于他们，而是依赖他们同时代的人，他们有的认同，有的则不把美第奇家族看作当时的贵族之家。如果他们同意把他们当作贵族之家，那么他们的金融活动就不再成为他们的职业，仅仅作为一件闲暇趣事了。“外部判断”对不谨慎的历史学家而言是一个陷阱。仅因为故事里的贵族人士宣称他们为闲适之人，就说他们没有从事金融和商务活动，这样是不对的。

在今天的法国，经营钢铁公司的伯爵恰巧拥有一家钢铁厂，那么他仍为一个伯爵，而一家钢铁公司的总裁即使不是伯爵，他的地位也决定了他的身份。在古代，贵族不被看成是船厂主或庄园主：他是他自己，一个人。说一些与时不符的话，他的名片上所写别无他物，仅有他的名字。每个人均认为管理自己财产的工作枯燥乏味，毫无情趣可言，与一个每天早晨必须着装上班的男人毫无区别。如果我们能返回到罗马古城的旧时光里，在街上随便问一个人如何看待一代船主在城市里摆官架子，他可能回答“他们是重要的人，有权有势，富有之人。他们参加社会劳动，用他们所捐之钱为城市做了许多好事，为一些重大比赛或活动出资”。在以后的谈话中我们会毫无质疑地得知这些船主还会造出许许多多的船只，尽管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他们仅为船主这一阶层里的人物这样一种现状。一位历史学家最近指出古人视利润为贪婪之果，然而却把贵族通过各种渠道积累财富（包括经商）视为优点。他们瞧不起职业商人，但却把贵族们视为政治家、闲适之人。他们的想法矛盾吗？逻辑上确实是的。但罗马人自己也没有认识到这一悖论。一位贵族人物从事商贸，不被划归为商人，仍为贵族，最有权势之人。为确保这一点，法律禁止罗马元老从事海上贸易。但是元老们肆无忌惮地违背法律，这是因为人们在意的是一个人不应该完全经商。元老经商，但不是商人，这样元老的身份地位就得到了保证。

没有一位贵族或有身份的人，因为他做了某一类事就被说成是那一类人。另外，一个穷人不管是制鞋的或是体力劳动者，为了独立其身而别无所求，他不得不拥有某一世袭财产。当某一贵族在他的墓志铭里宣称他自己是一位“好农夫”，他的意思是他完全有能力保证他可以在田地上进行很好的耕作，而自己并非是农耕者。显贵在碑文上提到劳作是怎么回事呢？首先，他曾经做过官，或可能因爱好或“职业”习惯从事过一些自由的活动。同后来一些贵族愿意从事一些苦行的职业极为相似。贵族阶层和显贵人物靠研究哲学、雄辩术、法律或诗歌、医学来包装自己，而在希腊，人们则靠运动员的勇猛来显示自己。城市里树立刻有他们功绩的塑像纪念碑来纪念他们：“职业”是公众荣誉。公众依据他们从事的行业来区分自己，例如，一人说自己是“前执法官和哲学家”。现在我们理解马可&#8226;奥里略对后世宣称“皇帝和哲学家”这一头衔之意，他利用这些词，意在表明，他的哲学职业已经盖过了他的政治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