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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 内容简介

- 图书目录

- 序言(1)

- 序言(2)

- 从“准确、完整”到实践检验

- “准确、完整”与“两个凡是”的对立(1)

- 形势的发展呼唤实践标准(1)

- 形势的发展呼唤实践标准(2)

- 形势的发展呼唤实践标准(3)

- 形势的发展呼唤实践标准(4)

- 形势的发展呼唤实践标准(5)

- 实践标准的酝酿和真理标准问题(1)

- 实践标准的酝酿和真理标准问题(2)

- 实践标准的酝酿和真理标准问题(3)

- 实践标准的酝酿和真理标准问题(4)

- 实践标准的酝酿和真理标准问题(5)

- 一个起了重大作用的小刊物

- 《理论动态》的创办(1)

- 《理论动态》的创办(2)

- 《理论动态》的创办(3)

- 《理论动态》的办刊方针(1)

- 《理论动态》的办刊方针(2)

- 《理论动态》的办刊方针(3)

- 《理论动态》的特点和影响(1)

- 《理论动态》的特点和影响(2)

- “特约评论员”的由来(1)

- “特约评论员”的由来(2)

- “特约评论员”的由来(3)

- 一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 《实》文的撰写和修改(1)

- 《实》文的撰写和修改(2)

- 《实》文的撰写和修改(3)

- 《实》文的撰写和修改(4)

- 《实》文的撰写和修改(5)

- 《实》文的撰写和修改(6)

- 《实》文的撰写和修改(7)

- 《实》文的撰写和修改(8)

- 《实》文的撰写和修改(9)

- 《实》文的撰写和修改(10)

- 《实》文的撰写和修改(11)

- 《实》文的撰写和修改(12)

- 《实》文的定稿和发表(1)

- 《实》文的定稿和发表(2)

- 《实》文的定稿和发表(3)

- 最初的争论(1)

- 最初的争论(2)

- 最初的争论(3)

- 理论界新闻界密切合作有效推进讨论

- 理论界和新闻界讨论真理标准问题

- 新闻界的勇气与机智(1)

- 新闻界的勇气与机智(2)

- 新闻界的勇气与机智(3)

- 新闻界的勇气与机智(4)

- 理论界卓有成效的努力(1)

- 理论界卓有成效的努力(2)

- 理论界卓有成效的努力(3)

- 理论界卓有成效的努力(4)

- 理论界卓有成效的努力(5)

- 理论界卓有成效的努力(6)

- 理论界卓有成效的努力(7)

- 理论界卓有成效的努力(8)

- 《理论动态》发表的一系列文章

-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三篇主要文章(1)

-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三篇主要文章(2)

-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三篇主要文章(3)

-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三篇主要文章(4)

-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三篇主要文章(5)

-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三篇主要文章(6)

-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三篇主要文章(7)

-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三篇主要文章(8)

-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三篇主要文章(9)

-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三篇主要文章(10)

- 胡耀邦呕心沥血，精心组织(1)

- 胡耀邦呕心沥血，精心组织(2)

编辑推荐

首次独家披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成稿照片9幅，再现这篇光辉文献出台的背后故事！身处核心地带、参与和直面大讨论的亲历者，以第一手资料回顾30年前讨论内幕，2008，在改革开放而立之年，回望点燃伟大变革的星火，在思想解放的征途上继续前行！

内容简介

本书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重头作品，是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和研究力作。要了解30年前拨乱反正的起步，了解改革开放的发端，都必然要了解那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就拉开了大幕，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结束。胡耀邦是这场大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邓小平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高领导者。这场大讨论涉及范围之广、层次之高、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在当代国史、党史中堪称重大事件。

本书作者沈宝祥，是当年在胡耀邦指导下办《理论动态》的几个人之一，是在核心地带参与和直面这场大讨论的人。他以亲历者和研究者的角度，回顾、梳理、剖析了30年前那场纷繁复杂的大讨论，史料扎实可信，文笔流畅生动，并有几十幅一手照片。特别是此次公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光辉文献的完成稿照片9幅，对于真实地再现历史，正本清源，有重要作用。

图书目录

序言/1

第一章

从“准确、完整”到实践检验/001

一、“准确、完整”与“两个凡是”的对立/002

二、形势的发展呼唤实践标准/006

三、实践标准的酝酿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前奏/015

第二章

一个起了重大作用的小刊物/025

一、《理论动态》的创办/026

二、《理论动态》的办刊方针/032

三、《理论动态》的特点和影响/036

四、“特约评论员”的由来/039

第三章

一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大讨论/045

一、《实》文的撰写和修改/046

二、《实》文的定稿和发表/073

三、最初的争论/079

第四章

强大的压力与强有力的支持/085

一、一段时间内“不明朗”的局面/086

二、邓小平明确而强有力的支持/091

三、在罗瑞卿支持下对“凡是派”的正面回答/098

第五章

理论界新闻界密切合作有效推进讨论/111

一、理论界和新闻界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密切合作/112

二、新闻界的勇气与机智/114

三、理论界卓有成效的努力/121

四、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的积极行动/128

第六章

《理论动态》发表的一系列文章/133

一、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三篇主要文章/134

二、其他若干篇重要文章的撰写和发表/138

三、胡耀邦呕心沥血，精心组织/152

第七章

“诸侯”的支持和参与/157

一、黑龙江省委的龙头作用/158

二、1978年秋季的中国政治形势/164

三、人民解放军各部队领导同志的鲜明态度/175

第八章

《红旗》杂志的“一花独放”/181

一、所谓“不卷入”的背后/182

二、“一花独放”放出了什么？/190

三、《重温〈实践论〉》重温了什么？/193

四、谭震林的文章中止了《红旗》的“不卷入”方针/197

第九章

实践标准同“两个凡是”的决战和胜利/203

一、以实践标准推倒“两个凡是”的重大举措/204

二、对“两个凡是”的严肃批评/211

三、对实践标准的明确肯定/217

四、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220

第十章

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分清是非（上）/225

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由来和目的/226

二、对“两个凡是”的全面揭露和尖锐批评/230

三、几位同志的发言和与会者的评论/235

第十一章

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分清是非（下）/253

一、理论工作务虚会取得的成绩/254

二、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评价和再评价/261

第十二章

中央党校结合教学深入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71

一、学员的生动回忆/272

二、教学中突出和贯穿了真理标准问题/279

三、一批撒向全国的“真理种子”/288

第十三章

地方党校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重要作用/297

一、主动投入，在讨论中起带头和推动作用/298

二、培训大批干部，使讨论广泛深入展开/303

三、面向社会，积极宣传/312

第十四章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317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讨论的不平衡发展/318

二、补课的部署和展开/323

三、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教育的大普及/330

四、大讨论的结尾/340

第十五章

大讨论总览/345

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展阶段/346

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局面的形成/351

三、这场大讨论的特点和历史作用/354

四、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356

五、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远影响/360

附录一

1978年全国各地召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座谈会、讨论会/364

附录二

中央和地方报刊关于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社论、评论篇目辑览/367

序言(1)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早已为大家所熟知，成为人们观察事物、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这是1978年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的结果。在文献上，这场大讨论被称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或“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结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无论从国史、党史的角度，还是从其他各种史（中国的社会主义史、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等）的角度看，要讲这一段历史，就必然要了解这场大讨论，就必然要从某一特定角度讲这场大讨论。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这场大讨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这场大讨论结束以来的这些年中，已有不少记述这个历史事件的论著在海内外问世。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这些年来，本人很有兴趣地拜读了不少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论著。这些论著或者记载了这场大讨论的有关情况，提供了史料，或者对这场大讨论作出了分析评述，提出了学术见解，从而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但是，有些论著对这场大讨论的记载和评述，也确实存在不准确不全面的问题。有的是只见其表，不见其里，有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恕我不客气地说，也有的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

历史老人常常给似乎是不相干的人提供某种机遇。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本人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居然发生了一点联系，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其事。

大家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著名的文章，首先是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的，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时，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这都不是偶然的。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中，《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起了带头和重要的推动作用。

《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是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工作后亲自创办的。创办这个刊物，是胡耀邦的主意。刊物的名称、性质、宗旨，以至刊期、形式等，都是他设计的。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他是实际上的主编，尽管当时没有主编这个职务名称。为了办这个刊物，就需要找几个人，建立一个工作班子。由于别人的推荐，我一开始就参加了这项工作。我记得第一次会议是1977年6月4日，那时，一共四个人，外加胡耀邦的秘书陈维仁。以后，陆续增加了一些人。胡耀邦就把我们这一摊子人称为“理论动态组”，或简单地叫做“动态组”。那时他批转给我们的大量材料上都是这样写的。胡耀邦组建的这个理论动态组，作为中央党校的一个小机构，在组织系统上开始时属校刊编辑室，后来属于理论研究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在胡耀邦直接领导和指导下进行工作的。

由于参加《理论动态》的编辑和撰稿工作，我们这些人便很自然地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生了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场大讨论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胡耀邦曾用“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这样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感受和写作期望。的确，那些日子是不平常的。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动和展开的那些不平常日子里，我们曾一起为取得的进展兴奋不已，也曾经对一些逆历史而行的现象表示愤懑，更为突破某一问题而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但是，说实在的，当时我们这些人并没有想过要把这一段经历、一些事情作为历史记载下来。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情况一再提示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段历史，有准确全面记载的必要。当我见到那些不准确不全面甚至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文字以后，更使我意识到将这一段历史如实地记载下来，是我们对历史、对后人承担的一项责任。我们无权推托这项历史责任。但是，当年在胡耀邦指导下办《理论动态》的几个人，由于各种原因，都已离开，只有我一以贯之地在《理论动态》编辑部工作。我觉得自己应当来承担这一责任。于是，我就产生了将自己经历的和知道的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写下来的念头，并进而形成确立一个科研项目，通过调查研究，比较全面地写出这段历史的想法。尽管我感到干这样一件事有些力不从心，也不大够格，但历史责任感驱使我丢掉过多的顾虑，并增添了几分勇气。

序言(2)

好事多磨。我提出的这个科研项目也经历了一段曲折。我在1987年8月给中央党校校委领导写报告，要求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确立为中央党校的一个科研项目，在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专著。这件事终未成行。1991年10月，我再次给中央党校有关领导写报告（校委领导成员已经改变），要求确立这样一个科研项目。中央党校科研部给予明确的支持，认为“此题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是史论结合的研究课题”。分管科研的副校长邢贲思批示：“同意科研组织处意见。项目有意义。”经过这样一个曲折过程，总算确立了这样一个科研项目。但是，那时我担任《党校论坛》和《理论动态》两个刊物的主编，整天为两个刊物和行政事务而疲于奔命，难以集中精力从事这个项目的科研。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经历的那些事，在自己的记忆中也有逐渐淡漠之感。如荼往事渐成烟！从而产生了干这件事的紧迫感。于是，在1991年，我再三向领导提出，希望在1992年我60岁时及时退下编辑部主任的领导岗位，以便在我的记忆力和精力尚好的情况下，能有一段时间集中主要精力搞科研，了却这桩多年的心愿（促进领导班子年轻化，也是我的一个重要考虑）。1992年8月，下达了免去我编辑部主任职务的通知。从1993年起，我才得以有较多的精力搞这一项科研。1994年可以说是全力以赴的一年，1995年上半年继续努力，总算搞出了一个东西。顺便说一下，我这个科研课题的名称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回顾与总结”。出版时，尊重出版社的意见，书名定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我充分地意识到，搞“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回顾与总结”这样一项科研，有它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我定的方针是八个字：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在从事这项科研的时候，我特别注意以下两点。其一，把“实事”搞清楚。凡是涉及的事，都尽可能地找到依据，并进行调查核对，力求准确全面，如实反映。其二，把事情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中去观察和叙述。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人们的思想认识甚至用语，都有历史的痕迹，在历史活动中的人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于这些，都要尊重历史，力求反映出它的本来面貌和特点。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来有治史的传统。秉笔直书，写信史，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但是，在中国史学传统中，也有糟粕，比如“讳”，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而且讳莫如深。所谓讳，用老百姓能懂的话来说，就是隐瞒。还有一个“颂”，就是颂扬，就是歌功颂德。当然，有功有德，历史是应当记载的，加以颂扬也是很自然的。但一味地颂扬，就必然走向反面。在中国史学中，这种例子是不难找的。其实，讳和颂，是密切联系的，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双面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回顾与总结”这个课题，无疑是个历史课题。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历史进程中，每个人在这历史的一幕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简单地说，有站在正面的，也有站在对立面的，有起积极推进作用的，也有起阻碍作用甚至很大的阻碍作用的。我努力发扬中国史学的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记载和述评，而杜绝讳、颂之类的不良学风，以求达到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要求。我知道，这样做就要得罪人，很可能会引起非议。但我坚信，历史老人会是公道的。当然，如果仅仅依据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特定时期的表现，就对某一个人作出全面的评价，那也未免太片面了。

在这个课题中所作的回顾，当然有我个人的回忆在内，有些事情，就是采取回忆的方式撰写的。但是，主要的不是我个人的回忆，是大家一起回忆。我访问了当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些重要当事人，他们都作了认真的回忆，有的还花时间查找资料，为我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况和资料。我向100多位当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领导干部发函，请他们回忆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情况、回去贯彻的情况。许多同志给我写来了很详细的材料，有的还将当年的学习笔记复印给我，其中，有些同志已是七八十岁高龄。他们的热情鼓励、支持和帮助，使我很感动，也很受鼓舞。中央党校图书馆等单位的同志以及其他有关同志、地方党校的同志，都给我许多帮助，有的是主动地给我提供资料。所以，这个回顾是名副其实的集体回顾。这个成果，是在大家的帮助下搞成的，我内心对这些同志充满感激之情。在这里，还应当提一下的是我的夫人王松筠。在这十年中，她给予我全力的支持。收进本书的一些照片，就凝结了她的劳动。

从1987年开始酝酿，收集资料，到1997年，历经十个寒暑，总算搞出了这样一部近四十万字的书稿。认真的学术工作者常说，“十年磨一剑”。人们称道范文澜老先生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我这一本东西说不上是什么剑，但磨了十年，坐了十年冷板凳，倒是真的。这话不是牢骚，而是一点感慨。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后历时三年多，中央各部门、各地区，都开展了这场讨论，是全党全国的一件大事。我这里所回顾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情况。限于自己的水平，总结就更差了。我知道，不少地方已采取不同方式总结记载这一史实。有理由相信，一定会有更好的这类论著问世。

最后要说的是，我的研究中一定有材料的疏漏和不准确，或评说的不恰当，诚恳地欢迎大家指教和帮助！

从我自己来说，今后还要就这个课题继续进行调查，积累资料，如有机会，将补充到这个稿子中去，恳切希望得到大家更多的帮助。

沈宝祥

1997年4月

从“准确、完整”到实践检验

第一章

从“准确、完整”到实践检验

从1978年5月开始，在我们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是发生在我国社会主义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件大事。对于这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和党的其他重要文献，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

历史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向前发展的。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必然地要有一个全面拨乱反正的过程。对于拨乱反正，邓小平在1980年10月25日的一次谈话中，作了定义性的阐明。他说，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①。拨乱反正是全面的，而全面拨乱反正是从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开始的，关键就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全面拨乱反正是一个曲折的充满矛盾和斗争的过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拨乱反正逐步发展的必然要求。下面简要地叙述一下这个过程。

“准确、完整”与“两个凡是”的对立(1)

一、“准确、完整”与“两个凡是”的对立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叫做“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大快人心的事。这件事得到全党和全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热烈的拥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问题很快就出现了，或者说，分歧很快就显露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面临的形势、要解决的历史课题，可以说是既很紧迫，又很艰巨。有林彪、“四人帮”横行时造成的严重破坏，又有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而且，在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又是思想僵化、迷信盛行。这几方面的情况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而使拨乱反正异常艰难。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掀起了揭批“四人帮”、摧垮“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斗争高潮。在这个斗争中，当时党中央负责人坚守的口径是，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主席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完全正确的。要求大家在这样的口径下揭批林彪、“四人帮”。这是他们固守的不准逾越的界限。

揭批林彪、“四人帮”必须同解决当前最迫切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强烈的愿望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对此，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经毛泽东同意了的。

但是，人们还迫切地要求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心天安门事件，对1976年4月将广大干部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大家想不通，要求重新作出评价。我们党内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最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参与中央的领导。这就要对邓小平重新作出结论。实际上，这两件事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批准的或是他亲自提出的。要解决这样两个大家关心的重大问题，就无法回避毛泽东的错误，就要冲破当时党中央负责人定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口径和框框。矛盾就这样尖锐地发生了。这个矛盾既尖锐又敏感，双方对此都很清楚，态度也不含糊。

早在1976年10月26日，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就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明确布置：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②以后，他一再重申这些规定。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分管宣传工作，他与华国锋持相同的态度和立场。在汪东兴直接指导下，由李鑫具体负责，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撰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由汪东兴定稿，经华国锋批准，于1977年2月7日在上述两报一刊发表（前一天晚上就广播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那时，叫得最响的文章，是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联合的名义发表的所谓“两报一刊”社论，具有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特殊分量。这次，又用这种方式，显得很不寻常，当然也很不新鲜。《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将华国锋的思想和态度，作了规范性的表述。社论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据说，当时中央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看了这篇社论稿以后认为：“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这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篇社论的实质。

形势的发展呼唤实践标准(1)

二、形势的发展呼唤实践标准

邓小平提出的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的重要意见，不但有力地推进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而且将这个斗争逐步引到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的根本问题上，大大有助于斗争的深入发展和揭批水平的提高。

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过程中，不少干部和群众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逐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有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同毛泽东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也就是说，有一个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尖锐的问题，当时还很少有人敢公开地明确地讲这个问题。

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则小心翼翼地注视着这种动向，紧紧地把着他们的关，守着他们的线。比如，1977年初，一些报刊开始批判“四人帮”理论家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出现这种情况，是揭批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也是必须的。因为张春桥、姚文元是“四人帮”的理论灵魂，这两篇文章是全面阐述“四人帮”的理论观点和政治纲领的代表作。张春桥的文章提出了“全面专政”的反马克思主义口号。姚文元的文章则竭力为“全面专政”找根据。实际上，这两篇文章都是为打倒、镇压他们所说的“林彪一类”，即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制造舆论。这两篇文章的影响极为恶劣，也是张春桥、姚文元作为所谓理论家的画皮。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理应对这两篇反动文章进行深刻的揭露、剖析和批判。1977年初，《人民日报》及其他一些报刊，开始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这两篇文章。《红旗》杂志社的一些人见到这个动向以后，即以《红旗》杂志社名义打报告向当时在党中央分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请示：对张春桥、姚文元的这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出篇名进行批判。2月4日，汪东兴作了如下批示：“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只能“不点名”地批判文内的错误观点。这个批示，印发给了中央各宣传单位，实际上是压制大家对“四人帮”的批判。类似这样的问题，不断出现。坚守“两个凡是”和广大干部群众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在有些地方、有些事情上，达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甚至发生“遭遇战”。

1977年8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大。这次代表大会有它积极的方面。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提出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些都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历史的要求。邓小平在十一大致的闭幕词，提出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恢复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很有现实针对性，意义重大。但是，党的十一大的基调是坚持“两个凡是”，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在反倾向的问题上，坚持反右。就在十一大会上，一些代表对华国锋作的政治报告中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提法及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意见。但是，这些意见没有被接受。

十一大以后，一些老革命家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而撰写和发表了重要的文章，其中有聂荣臻的《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人民日报》9月5日）、徐向前的《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人民日报》9月19日）、张鼎丞的《整风在延安中央党校》（《人民日报》9月20日）、陈云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人民日报》9月28日）。这些重要文章有针对性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优良党风。聂荣臻在文章中指出：“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结底，只能从实践中来，从实际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际经验的检验。”他还指出：“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掌握精神实质，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基本原理当作行动指南。坚持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词句当做脱离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教条。”他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党的工作不要一分为二。不承认困难、缺点、错误、损失，不承认反面经验，那就不是唯物主义，不是辩证法，那就是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徐向前的文章强调要恢复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

形势的发展呼唤实践标准(2)

张鼎丞的文章着重阐述了在延安整风中，树立和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和作风。他特别提到了延安整风中分清是非的标准问题，提出是以客观实践的效果为标准，而不是以自己主观的片面的框框乱套，顺我者是，逆我者非，自己说了算。陈云的文章指出，实事求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他尖锐地批评，由于“四人帮”的影响，还有这样一些领导机关，这样一些党员干部，在他们中间，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毛主席长期倡导的那种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具体问题的实事求是精神，却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以上这些，都是对“两个凡是”的有力批评，而且，已经提出了实践检验的问题，对大家是很好的启发和教育。胡耀邦也从中得到启发。

在筹备中央党校复校开学的过程中，胡耀邦对教学人员不止一次地提到聂荣臻的那篇重要文章。1977年9月22日，他在有各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参加的教学会议上讲话，在讲到如何搞好教学工作、理论工作时说：“我们的聂老总写的《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才是真正研究了、传播了毛主席长期培养的我们党的优良作风的一些主要问题，研究主席倡导的作风，又结合当前的实际，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这才真正叫忠于毛泽东思想，也叫真正做理论工作，也是教学工作。”这说明，胡耀邦是认真地读了这些文章并进行了思考的，是从中得到了启发的。

党的十一大以后，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要求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篇文章是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在他的具体指导下，由中央党校的三位同志撰写的。这篇文章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对干部进行诬陷迫害、残酷打击的种种表现，鲜明地提出：“我们要敢字当头，敢于冲破阻力，敢于推翻，‘四人帮’一伙在审查干部中所作的错误结论。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定要推翻。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文章着重揭露了“四人帮”诬陷迫害担负各级领导职务的老干部的罪行。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这是当时大家最关心、要求最迫切的一个重大问题。华国锋在十一大所作的政治报告提到，“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这样讲，分量显然是很不够的，在实践上更是行动缓慢，而且制造借口，设置障碍。特别是对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的问题，他们更是不愿给予解决。他们的借口是，这是中央定的案、毛主席定的案，抬出了“两个凡是”。实际上，许多老干部的错案，是他们参与或经手定的。胡耀邦组织的文章说出了广大干部特别是受迫害的干部的心里话，也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汪东兴看了这篇文章以后，认为这是一篇错误文章，并说现在不批，将来也要批。他以威胁的口气说，你们知道专案工作是谁领导的吗？在这个问题上分歧表现得很尖锐。

在实际工作中，如何看待农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特别是如何看待刚刚兴起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何看待农村集市贸易、自留地，如何看待利润、价值规律问题，在这一系列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思想认识和对立观点。也就是说，有一系列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需要澄清。

“两个凡是”由华国锋、汪东兴等作为一个战略方针而提出，但这绝不是个别人的观点，它实际上是一种思潮。从更广的角度来看，“两个凡是”也是个人迷信的产物。由于个人迷信盛行多年，确实存在把领袖人物神化的问题。经过十年内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党，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经过了一场浩劫。尽管这样，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过程中，许多人宁愿把这一切都归之于林彪、“四人帮”，不愿意也不希望说毛泽东有错误。对于那些善良的人们来说，这既是思想认识问题，更是感情问题。这是“两个凡是”所以得到不少人同情和支持的社会历史原因。

还有一些人是心有余悸。在1967年1月13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颁布了一个文件，叫做《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这个文件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都应当依法惩办”。

形势的发展呼唤实践标准(3)

这个《公安六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最充分的实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毛泽东的任何不恭不敬行为，任何不同意见（或被认定是这样），都可能被认为是对伟大领袖的诬蔑攻击，都可能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而遭到最严厉的惩处。这样的实例不少。因此，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处处备加小心，唯恐有疏。再看看“两个凡是”的具体内容：“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一个是“坚决维护”，一个是“始终不渝”，口气都是很硬的。再加上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仍然有所谓诬蔑攻击伟大领袖的罪名而遭惩处的实例，人们心有余悸，这是很自然的。

由于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个人迷信盛行，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成了至高无上的神，而十年“文化大革命”恰恰是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而且，在“文化大革命”前他也有错误，这就使拨乱反正十分复杂和艰难。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对广大群众和干部来说，不存在思想障碍，而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在当时形势下，提出这个问题，指出毛泽东有错误，人们的思想感情就接受不了，感到困惑，甚至痛苦，再加上“两个凡是”的枷锁，更使人们疑虑重重。因此，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既很迫切，又不能不是一个渐进的艰难的过程。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是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歪曲和篡改毛泽东的指示。以后，有些文件是毛泽东圈阅同意了的，有些文章是他审阅同意的，就不点名地加以批判。还有一种情况，有些话，有些事，虽然是毛泽东同意干的，也讲过的，但林彪、“四人帮”也讲过，就挂在林彪、“四人帮”的账上。一个时期中，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推进拨乱反正的。但是，再前进一步就难办了。有些理论观点，有些话，确实是毛泽东的，不可能作其他解释。比如，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究竟能不能成立？“文化大革命”究竟对不对？等等，这样关系到全党和全国人民命运的重大问题，不搞清楚是不行的，在内部悄悄地讲也不可能，回避更不应当。这就是说，形势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须正面触及毛泽东的错误，必须公开地严肃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邓小平提出的“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以及他对这一概念的阐释，从世界观方法论上，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上反对了“两个凡是”。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体系来看待，而且，他把“准确”二字放在前面，也是很有讲究的。这就明确提示人们，当我们讲毛泽东思想时，是排除了不准确和错误的观点的（当时还没有明确地把作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加以区别）。邓小平还明确指出，毛泽东也犯错误，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要求更加明确地提出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要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就要从理论上肯定领袖人物也可能犯错误，要有一个检验思想理论的科学标准。在当时来说，就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思想武器，彻底推倒“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使人们的思想和精神得到彻底的解放。

前面已经讲到，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准确、完整”的提法，对于那种对毛泽东思想搞片言只语，甚至对其曲解、篡改的反马克思主义行径，是一个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但“准确、完整”这个提法并未正面触及理论本身是否正确的问题。而且，人们还可以从自己的某种需要出发，对“准确、完整”作出自己的解释。所以，在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立场的人，并未对这个提法提出异议，更没有表示强烈的反对，相反，他们还接过了这个提法，纳入了“两个凡是”的思想体系。这种情况典型地体现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这个报告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全面肯定并复述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说“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报告说，毛泽东“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要求全党“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⑧这样，他们把就“完整、准确”统一、融合到了“两个凡是”之中了。很明显，形势的发展，拨乱反正的发展，都要求从“准确、完整”继续前进，也就是我在前面说的，要有一个检验思想和理论是否正确的科学标准。

形势的发展呼唤实践标准(4)

应当说，“两个凡是”本身也就是一种标准。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盛行的语录标准、“最高指示”标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直接继续。当然，这种判断思想、理论、路线的标准是不科学的、错误的、违背理论本性的，违背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的，但在当时又是很有影响力的、大家所习惯了的。

中国的政治形势发展到这一步，提出实践标准已经成了迫切的需要。实际上，实践标准也已经呼之欲出。

在同“两个凡是”的斗争中，有些人已经很自然地提出了实践标准。1976年10月16日，以吴德为第一书记的中共北京市委，派人到北京大学传达市委《关于当前运动的意见》（即《六条》）。这个文件开头就讲：“向广大群众讲清楚，清华、北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抓的点。几年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两校的广大干部、宣传队员和师生员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全市学校的斗批改、教育革命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很明显，这个《六条》的基本精神，是维护“文化大革命”中搞的一套，阻挠压制师生揭批林彪、“四人帮”，阻挠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因而遭到北大师生的反对。中共北京市委制定的那个《六条》，是“两个凡是”的一个标本。师生们要推倒这个《六条》，就必须在理论上驳倒它，驳倒他们打的“毛主席抓的点”这个旗号。经过一年多的思索，在1977年10月，北大青年教师王贵秀等人写的一张《评市委〈六条〉》的大字报，实现了突破。这张大字报指出：“市委的《六条》不符合客观实际，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不管权力多大、嗓门多高，都不可能强迫实践通过错误的意见；犯了错误，不管态度多滑、手法多妙，也不可能逃脱实践对错误的判决。”⑨当时，从本本上是不可能找到批驳这个被称为《六条》的错误文件的根据的，只能求助于实践，只能用实践标准。像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单位，师生们拿起实践标准这个武器，进行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反对当时北京市委的错误文件，反对“两个凡是”，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

从“准确、完整”到明确提出“实践标准”，这是拨乱反正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这个内部刊物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必然的过程。

当时，胡耀邦明确提出，办《理论动态》这个刊物，就是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再颠倒过来，一个问题一篇文章，从理论上加以说明。以后，有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个提法，更准确了，而含义是一样的。把被颠倒了的一系列是非再颠倒过来，就有一个判断是非的标准问题。而明确地认识和提出这个问题，要有一个过程。

开始时，我们的认识是，这是一个如何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理的问题。《理论动态》第3期（1977年7月25日）的编者按语就是这样说的。这一期重印了列宁1916年11月30日写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a）历史地（b）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c）只是同具体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理论动态》在按语中强调：“我们应当历史地、全面地、具体地、准确地理解它的每一个原理，绝不可忘记原理之间的联系。”编者按批评了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个别原理孤立起来加以运用的错误态度和错误方法。当时，读者对这一期《理论动态》很赞赏。《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一期的内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

随着问题的展开和深入，就自然地提出了实践标准。《理论动态》的文章也逐渐地有了这方面的内容。《理论动态》第9期（1977年8月25日），发表了《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这是理论动态组同志撰写的。在这篇文章中，批评了一些人的错误的是非标准：“他们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一句话，以‘风’为准。”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但用语还不明确。

形势的发展呼唤实践标准(5)

1977年12月15日出刊的《理论动态》第31期，发表了邵华泽撰写的《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这篇文章的三个小标题是：

（1）客观事实是第一性的，还是人的主观认识是第一性的？

（2）用一般指导具体，还是用一般代替具体？

（3）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看别的什么东西？

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一开头就引了毛泽东的话：“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接下去，文章提出了三个问题，并作了回答。

判断一个干部能力强不强看什么？看实践，看他工作的实际效果．看他的行动是否给人民带来了好处以及这种好处的大小，绝不是根据他说得多么好听，多么头头是道。

判断一个总结、一篇报道水平高不高看什么？看实践，看它是否深刻地反映了群众的实践，是否经得起客观实践的检验。

判断一个单位工作好坏看什么？也是看实践，而不是看他们写出了多少经验，发表了多少报道。

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了实践标准，并联系实际作了说明。这是我看到的在拨乱反正中明确提出和阐述实践标准最早的一篇文章。但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讲文风问题，没有从哲学上正面展开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所联系的实际也是比较具体的问题，因而显得分量不够。《人民日报》于1978年1月9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但没有引起大的反响，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也经历了与《理论动态》相类似的过程。在1978年7月间北京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上，《人民日报》理论部的汪子嵩生动地讲述了这一过程。

汪子嵩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在编辑工作中，首先在按劳分配问题上遇到了矛盾。有些同志主张，按劳分配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就是它会产生两极分化，会产生资产阶级。许多同志不赞成这个意见，并加以批驳。认为按劳分配有消极作用的同志虽然提不出任何事实根据来证明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但他们说，他们的论点是有理论根据的。他们的根据就是毛主席说的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和旧社会差不多。这样，就从经济学的讨论中，引出了一个哲学问题，即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汪子嵩说，当时，其他问题的争论，最后几乎也都发生同样的情况。只要我们纠正一个错误观点，总有人出来反对，而他们的理由往往就是“毛主席不是这样说的”。只要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问题纠正过来，我们总要收到许多信，表示反对。他们反对的根据大多是引用毛主席的某一句话。今年初（1978年），我们初步感觉到这个问题，便写了一篇思想评论，题目是《标准只有一个》，只一千多字，发表在3月26日的《人民日报》。由《人民日报》理论部张德成（署名张成）撰写的这篇短文，一开头就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文章还说，真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如果把理论也当做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有两个标准了。这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了。这篇文章很短，对问题没有展开论述，但观点是阐述得很明确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一些人表示反对。《人民日报》收到二十几封反对的信。反对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贬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针对这种情况，《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觉得有进一步讲清这个问题的必要。他们决定组织一篇较有分量的文章。于是，他们就将这些读者来信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邢贲思，请他针对这些读者来信暴露的思想认识问题，撰写一篇论述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⑩邢贲思在自己的理论研究中，实际上也已经触及这个问题。1978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哲学和宗教》那篇文章。文章很明确地说，不能把哲学当做宗教，实际上是说，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当做神学教条。文章还指出，不能搞信仰主义、愚昧主义，不能提倡盲目迷信和偶像崇拜；提倡要认真思索，鉴别真伪。这是明显地针对“两个凡是”的。这篇文章讲的就是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人民日报》约他撰写论述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他欣然接受，不是偶然的。

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胡福明曾经讲过他思考和提出实践标准，并写出文稿的经过，情况同上面讲的大致相似。他说，他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主题是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产生的。

1976年11月，在一次教育问题座谈会上，胡福明在发言中指出，教育战线是遭受“四人帮”破坏最严重的部门之一。这几年，教学质量大大下降，简直是糟蹋了一代人！有关部门的一位负责人却指责说，你这种说法违背了过去上级的指示精神，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一次哲学系师生揭批“四人帮”罪行大会上，胡福明和其他一些教师发言，列举大量事实，提出教育战线的所谓“黑线专政”、“两个估计”是错误的，应予推倒。但有人当面就责问，“两个估计”的提法是中央文件上讲过的，你们这是批到谁的头上来了。在另一次讨论会上，胡福明又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四人帮”批判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对此，又有人反驳说，批判“唯生产力论”，这是党的文件上记载了的。当时，在南京大学哲学系，思想比较活跃。有的同志主张在工厂、农村认真落实按劳分配政策，有人则说这同过去的精神有抵触；广大群众强烈要求给天安门事件、南京事件平反，但有些人又宣称，这是“铁案”，不能改。以上一些事实和情况，引起了大家的思考。大家产生了一个认识，如果我们不从真理标准问题上，把思想解放出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就寸步难行，拨乱反正就将是一句空话。

从现实生活的激烈斗争中，从同事们的发人深思的议论中，胡福明越来越感觉到，林彪、“四人帮”在理论问题上制造了许多混乱，必须从认识路线的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回答什么是区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是和非、正和乱的标准，回答什么是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这样的问题。他又阅读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有关哲学著作，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使他的思想开始升华，问题的关键明确了：鉴别任何思想、理论、体会的标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实践。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他终于写出了那篇文稿。

以上《理论动态》《人民日报》和胡福明遇到的情况和提出实践标准的情况很相似。正是“英雄所见略同”。这说明了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提出实践标准是当时形势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是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简直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实践标准的酝酿和真理标准问题(1)

三、实践标准的酝酿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前奏

把实践标准作为检验“文化大革命”的标准，作为评判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的标准，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大范围地严肃地提出来，认真地进行讨论，是中央党校，是胡耀邦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党校。

《光明日报》的同志在有关材料中写了这样一段：“1977年12月，中共中央党校在研究编写一个党史问题材料时，当时主持党校工作的胡耀邦提出了编写要求：一个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不是这样呢？应当说，确有此事，但这样说实在是太简单了。下面我就具体地讲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事情要从党的十一大讲起。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向十一大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胡耀邦是参加十一大的代表，又正在筹备中央党校的复校开学。中央党校有一个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是中央党校的一门重要课程。而且，在1977年5月，党中央就正式批准中央党校建立党史研究室，承担编写中共党史的任务（以后中央另有安排，这个机构没有正式组建）。胡耀邦很自然地要具体考虑这个问题。

1977年9月22日上午，胡耀邦听取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党建教研室负责人汇报（教务办公室、校办公室和各教研室负责人参加）。在听取汇报过程中，胡耀邦明确提出，党史“就是着重讨论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一些问题”，“最好能写出个稿子来，当文章发表也可以”。他还说，“把这个主题抓住了，华主席交的任务就基本上完成了。应该抓这个主题”。当时，华国锋兼中央党校校长，从讲话的口气看，很可能华国锋给胡耀邦作过布置，提出过要求。需要指出的是，胡耀邦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同华国锋等人当时就有重大差别，我在下面要具体讲。9月22日下午，开教学工作会议，胡耀邦发表了《关于教学问题的几点意见》的长篇讲话。这个讲话共讲了八个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党史教学怎么搞法？”他重申了上午听取汇报时讲的那些话。

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是当时的理解和用语，实际上，就是要研究“文化大革命”，对十年“文化大革命”作出评价。那么，胡耀邦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的呢？记得就在那个时候的一天，我们“理论动态组”的几个人，在他办公室谈完问题以后，就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有人提出：耀邦同志，你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法？他回答：“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他说，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这个思想还是光辉的嘛！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错误的。他的回答脱口而出，语言又是那样明确，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早有考虑。他的回答使我们感到很新鲜，也很受启发。除了动机以外，他对“文化大革命”本身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这种评价，主要是根据事实。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的同志依照胡耀邦和校党委的布置，即着手制定党史教学的计划。

正在这时，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除华国锋外，叶剑英也在会上讲了话。叶剑英的讲话中讲到理论要密切联系实际时指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绝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叶剑英在讲话结束时提出：“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样，研究党史的任务就更明确了。在此，我要讲一个情况。大约在开学典礼前两三天，胡耀邦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谈一篇稿子的事。谈完后，我起身要走，他却让我在沙发上坐下，跟我聊了起来。由于中央党校复校开学典礼的事都已就绪，他的心情很好。他对我说，叶帅的讲话稿，我叫几个人搞了一下，他们的思想上不去，我就自己动手改写了。从他的神情可以看出，他对这个讲话稿是很满意的。可以肯定，上面引的讲话稿中的那些话，包括理论要受实际检验的话，胡耀邦都是认真斟酌过的（以后，他在多次讲话中引用过这句话）。胡耀邦还踱着方步，兴致勃勃地背诵了他自己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稿中关于我们党三代干部的那一段话，并问我怎么样。我说，太好了！那时，胡耀邦在各种会议上、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联系实际、接触实际的问题。

实践标准的酝酿和真理标准问题(2)

1977年12月2日上午，中央党校党委会开会（当时中央党校的领导体制是党委制，以后才改为校委制，设立机关党委），审议党史教学计划。冯文彬主持会议，胡耀邦参加了会议。党史教研室提出，研究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基本方法是延安整风的方法，编文献交给学员自己学习研究。当时，党史教研室一些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不敢越出文件的框框思考研究问题。在听取汇报和讨论的过程中，胡耀邦多次讲话和插话，讲了许多重要的意见，现摘抄如下：

“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

“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吗（嘛）。”

“当然要跳出框子。”（有的同志提出，有些问题要跳出框子，耀邦同志插话）

“你们的整个体系都是抄来的，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

“以哪个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主持会议的副教育长冯文彬（当时没有教育长）也发表了重要的意见。他说：“要研究党史就要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

最后，胡耀邦布置，成立一个组，由吴江任组长（中央党校临时党委委员、哲学教研室主任，当时实际是胡耀邦在理论方面的助手），缪楚璜（党史教研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周逸（党建教研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为副组长，从哲学教研室调点力量，同党史教研室一起，搞出一个新的方案来，要完全按科学态度，下个礼拜讨论，冯文彬也参加。

1977年12月10日，在胡耀邦处开会，讨论方案。胡耀邦对于研究方法，有一段重要的讲话。他说：“怎么研究，抱什么态度，是方法论。方法不对头研究党史也要迷失方向。要完整的准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注意思想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地研究，科学的态度，严肃的严密的科学的态度，从事实出发，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脱离实际，断章取义……都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特别是因为主席不在了，我们毛主席的后代子孙、学生们不用毛主席的方法、科学态度，就是直接地反对了毛泽东思想，以毛主席片断的话为依据就是反马列主义。”胡耀邦提出，搞一个研究讨论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要，搞这么一个文件。他设计了框架。他特别交代，文件名字就用“讨论提要”，二万五到三万字。这是一个大事，明年1月中拿个初稿。冯文彬提出，可同一部的学员开座谈会，听听他们的意见。

以上这些材料来自会议参加者的记录，虽比较简略，但意思清楚明确。胡耀邦反复强调，研究三次路线斗争，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事实，要由实践检验，不能依据文件，不能依据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体系。他尖锐地批评了那种照抄文件、讲话，依据片言只语进行研究的方法，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这些，同“两个凡是”是尖锐对立的，也可以说，是直接反对“两个凡是”的。

在吴江指导下，这个小组的同志们依据胡耀邦提出的指导思想和设计的框架，紧张地工作，到1978年1月中旬，就搞出了这个文件第一稿。1978年1月18日，吴江将这个文件（打印稿）报送胡耀邦。

这个文件的第二部分是：“怎样进行研究？”提出了两条指导原则，现全文抄录如下：

实践标准的酝酿和真理标准问题(3)

（1）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和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实质为指导，去进行研究。坚决反对像林彪、“四人帮”那样抛弃原著的精神实质，摘取片言只语，实用主义地加以运用，以及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将马列和毛主席针对某些具体情况作出的指示搬用于根本不同的情况等做法。毛主席说得好：“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

（2）“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应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以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为标准，也就是以社会实践为标准，来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是非。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根据多年的反复实践，总结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成功和失败的基本经验，为我们以实践为标准来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这个文件紧接着写了下面这样一段话：“过去，林彪、‘四人帮’长期控制舆论工具，大量进行歪曲历史真相、混淆路线是非的宣传，确实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今天，我们取得了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并且有党的十一大文件为指导，已经有条件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辨明这几次路线斗争的是非，把歪曲了的历史真相恢复过来。这样地研究路线斗争的历史，是当前正在进行的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实现思想大解放的重要环节之一。”

这个文件还强调：“我们应当用毛主席一向提倡的延安整风精神和科学态度，摆脱有关个人利害得失的种种考虑，敢于触及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思想禁区和一切被实践证明为谬误和片面的东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如实地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包括个人的经验教训在内）。”

以上两条指导原则和提出的要求，突出了实践标准，体现了胡耀邦在前述两个会议上讲的意思，但是，第一条中加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的内容。这是撰写者加上去的。这既反映了撰写者的思想认识水平，也与十一大的基调直接有关。

1977年12月10日，党中央决定调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但仍兼中央党校副校长，对中央党校的重要事情，他仍然过问。1978年1月20日，胡耀邦审阅了这个文件并写了如下批语：“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太简略了。应该意气风发地同时又严密周详地加以充实。现在大约是14000字，可扩充到30000字。”

根据胡耀邦的批示，研究小组的同志进一步修改充实这个文件。这时，中央党校已经开学，又有了一个稿子。根据冯文彬在1977年12月2日党委会上提的建议，由吴江主持，于1978年3月6日邀请一部的学员进行座谈，听取意见。一部学员都是高级干部，被邀参加座谈会的共六人，四个支部都有人。第三支部来参加座谈会的，就是以后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关于杨西光在这个座谈会上的发言和在中央党校的有关情况，将在第三章作具体介绍。

经过研究小组同志们的修改和充实，1978年4月，形成了第二稿。这个稿的名称是：《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在这一稿中，研究应当遵循的原则已由两条变成三条，现将第一、三条的导语和第二条的全文抄录如下：

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包括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论述和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

实践标准的酝酿和真理标准问题(4)

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毛主席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来检验。要尊重历史事实，“掌握与所研究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列宁）。绝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玩弄个别实例，来“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搞所谓“事实为政治服务”。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第三，应当以研究总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为基础，对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进行综合研究。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一稿中，实践标准写得更准确也更明确了。在1978年4月中旬，即党的学说课程的十天中，将这个文件发给了全体学员阅读、讨论、征求意见。这就是一些文章中所说的中央党校一千多中高级干部的讨论。准确地说，应是800人（中央党校复校后第一期学员共807人），包括高级干部班、中级干部班、理论宣传干部班。这期高级干部班的对象是：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的党组成员，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干部；部队军以上干部及相当上述职务的干部。其中有些人是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

在胡耀邦主持下，中央党校实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学员思想相当活跃。我查看了下班教员汇报学员讨论情况的材料和反映讨论情况的其他材料。学员们对这个文件的讨论是认真的、热烈的，大多数人没有什么顾虑。综合报告说，学员们认为，这个文件提出的“关于研究这三次路线斗争的一些指导思想和原则，比较明确，对于引导大家正确地研究党内的路线斗争是很必要的”。这表明，大家对研究党史的三条指导原则，包括实践标准，都注意到了，而且接受了。有个别组还专门讨论了“什么是标准”，可惜没有留下具体材料。

从下班教员的汇报中可以看出，不少学员已经以实践作为标准，思考“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大问题的是非了。他们提出质疑的问题有以下一些：

对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如何评价？

对武汉“七二○事件”如何评价？

对杨余傅事件如何评价？

怎么把林彪写入了党章？

对“一月风暴”，多数同志持否定态度。

对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如何看？

三次大会对三次路线斗争的总结是否还是正确的？

这么大的党，被林彪、“四人帮”几个人搞到崩溃的边缘，是什么原因，我们的路线上有没有问题？

文件说要研究禁区，但稿子本身回避了一系列问题，如海瑞罢官、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红卫兵大串联，等等。

在群众中组织战斗队，划线，对不对？

有的学员提出，什么叫损害旗帜，应划几条杠杠。

实践标准的酝酿和真理标准问题(5)

一些学员还提出，写党史应从事实出发，体现两条路线斗争，尊重客观事实，不能剪接。

另有一些学员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比如，这个文件在讲到第九次路线斗争时，没有再写“叛徒、内奸、工贼”。对此，有好几个小组尖锐提出，为什么摘掉三顶帽子？这是原则问题。有的学员提出，天安门事件目前还是要按华主席（十届）三中全会讲话的精神写。有的学员提出，要以九大、十大、十一次大会的文件为依据。有的学员认为，文件中有些提法过分，如说党的优良传统彻底破坏了。还有的学员说，中央不讲话，我们没法讲。

以上材料是从当时下班教员汇报情况的记录中摘取的（记录很简略）。此外，有一位当时参加学习讨论的高级干部给我写来回忆材料，说他们在学习讨论中，联系实际，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路线是非问题。他说，我记得的有：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否有必要，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应怎样估计我党的基本情况，我党内是否存在着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刘少奇反党集团，党的八大一次会议确定的国内主要矛盾和党的全部工作转入以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为中心和1962年夏北戴河会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究竟哪一方针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等等。据这位同志回忆，在学习讨论过程中，胡耀邦几次到支部会和各学习小组会上，鼓励大家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要求把讨论的问题更集中些，更深入些。!1本书第十二章将提供更多情况。

上面列举的材料很不全，但据此已可看出两种明显的倾向，即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思潮的对立。当时，从全党和全国总的情况看，个人迷信还没有打破，思想还处在很僵化的状态，而中央党校的空气确实比较活跃，不少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中充分肯定、大加宣扬的事提出了疑问，有些人则从根本上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疑问。他们不是根据文件，而是从实际出发，从实践的结果出发，观察、思考和研究问题。他们已初步地摆脱了“两个凡是”，掌握了实践标准。中央党校在撰写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提要这个文件中，根据胡耀邦提出的要求，将实践标准作为指导原则之一，并在全体学员中进行讨论，这确是一个大胆的举措。中央党校的这八百名学员，都是党的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宣传战线的骨干，是从全党范围抽调来的。他们的讨论意义非同一般。这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酝酿，也可以说是前奏，其积极意义应当充分肯定。这里仅指出两点。

其一，通过讨论，中央党校的学员初步掌握了实践标准，推动了思想解放。在中央党校第一期理论宣传干部训练班结业的三位校友来信说，在党史学习中讨论了对“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认识，尽管那次讨论还未全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对他们思想解放推动极大。有的同志提出对“文化大革命”应倒三七开，有的人开始怀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是否正确。当时中央党校在胡耀邦直接领导下，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有一个很好的学风。这些学习，为后来认识真理标准问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2另一方面，学员这种思想认识的提高，必然对他们的工作实践起指导作用。高级班学员杨西光，在中央党校学习结业以后，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他能把胡福明论实践标准的文稿作特殊处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其二，这次学员的讨论也反映出，大家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的认识，暴露出不少糊涂观念。这就促使中央党校理论工作者进一步思考问题，并决定以实践标准为主题，撰写论文，最终导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形成和发表。

1994年1月7日初稿

1995年4月6日定稿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0页。

②《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5页。

③　同上，第407～408页；王洪模等著《改革开放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

④　转引自《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8页。

⑤⑥⑦同①第42页、第38页、第42～43页。

⑧《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9、52页。

⑨于光远、胡绩伟等《猛醒的时刻》（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86页。

!0《哲学研究》编辑部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集》第一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9～100页。

!1!2见学员回忆材料20、21。

一个起了重大作用的小刊物

第二章

一个起了重大作用的小刊物

1977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正式恢复中央党校。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兼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调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工作。

在筹备复校开学的过程中，胡耀邦就创办了一个内部刊物，叫做《理论动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著名文章，就是首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时，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这个“特约评论员”是何许人？就是《理论动态》，就是由胡耀邦亲手创办、直接领导、具体指导的《理论动态》。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这个小刊物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在讲这个大讨论开展之前，我要先介绍一下这个刊物。

《理论动态》的创办(1)

一、《理论动态》的创办

我先从自己经历的事谈起。

1977年6月4日上午，从4月7日开始的中央党校整风会议继续举行。所谓整风会议，是经中央批准的中央党校党的骨干分子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进一步弄清中央党校内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为迎接开学奠定一个较好的基础。参加这个会议的共70人，其中有当时在职的校领导小组成员，各单位正副组长（相当于正副主任）、正副支部书记，中央任命的原正副主任以上党员干部45人，各支部推选的代表25人。以后参加者逐渐扩大到100多人。我是作为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支部代表出席这个会议的。这天会议开始时，胡耀邦就宣布，今天会议提早点散会，开到11点，一部分同志要讨论教学问题，出一个简报性的东西，出一个《理论动态》。我在会前得到通知，要留下参加这个会。

这天上午11点，整风会议结束后，胡耀邦留下10个人，开了一个小会。他谈了四件事，第一件事是一部分人拟的教学计划，他大体上同意；第二件事是，要拟定教学计划的同志开一个征求意见的名单，向这些人请教；第三件事是理论班的教学和学《毛选》五卷的辅导问题；第四件事是编一批教材和编一批书。讲完上述四件事以后，他说，最后讲一个问题，好几个礼拜脑子里在酝酿这个问题，我们党校内部的简报和刊物，是否搞三个东西，一是中央党校简报，二是一个校刊，第三搞一个理论动态性的东西。

对于《理论动态》，他具体说，先搞几个人，有人提出孟凡、沈宝祥，还有几个人，先搭一个班子。我们已经有几个题目了（秘书陈维仁插话，至少已有三四期了），要有三五期才能付印，不然到时候就没有早饭米下锅了，主要找党校和各省市的材料，主要不搞《人民日报》的材料。创刊的两个月内，篇篇我都要定稿，至少我负责参加搞两个月再说。今天题目不议了，后天上午到我那里开会。他强调说，总而言之，我们自己造一个环境，自己压迫自己。

在这个会上，胡耀邦说：“我注意的是，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这个搞不好，我们党还可能走弯路。主席在修改宪法的讲话中，就是搞科学态度。”他所说的科学态度，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从胡耀邦的话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早就有充分的认识。这也是他创办《理论动态》的初衷。

以上材料是从我当时的笔记本上摘抄下来的。这里要说明的是，参加这个小会的10个人中，有4个人是被推荐来搞《理论动态》的，除孟凡和我以外，还有吴振坤和刘立中（已故）。关于孟凡，这里要作一些介绍。他是华东野战军的一位比较老的同志，是马列学院一班的学员，毕业后留校工作，“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央高级党校校刊编辑室副主任。他与杨西光是老战友。他们的这种关系与以后事情的发展有某种联系。

6月4日会议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很短。香港港龙出版社出版的《短暂的春秋》这本书中，对这次会议也是比较重视的。这本书中对胡耀邦召开的这次会议写了一大段，现抄录如下：

六月四日，他亲自挑选了几个笔杆子组成“理论动态组”，决定创办《理论动态》。经过一番讨论后，他总结说：“我看就这样定吧，《理论动态》是一个面向党的理论干部和领导干部的思想性质的内部刊物。每一期也不要多登文章，一篇就足够了。文章要切中时弊，集中阐明和提出一个问题，顶多两个。现在正是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及其理论上揭批“四人帮”的时候，要回答的问题很多。我们就五天出一期吧！”

这人说话风风火火，没费多大的劲就把许多问题决定下来了。

散会后，他把沈宝祥留下来，脸上挂着笑容问：“怎么样，有信心吗？”

“看来得冒点风险，这年头要想有点新见解不准备好挨批不行。”

胡耀邦哈哈大笑：“挨批怕什么，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批评！我不挨了几次批了吗？也没见他们把我批倒，倒是那些一贯整人的家伙一个一个自己倒下去了。”

《理论动态》的创办(2)

“这点得向你学习！”

“我看我们都得向小平同志学习。”

胡耀邦激动地说：“他们那么起劲地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还是那么乐观，还是那么信心十足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很快小平同志就会官复原职，官复原职呀！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小平同志复出这件事，本身就标志着那一套的破产。你看吧，全党全国都会震动的。”接着，他向这位中年理论工作者讲述了他最近这次见到邓小平时的情形。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把自己今后的政治命运同那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信心，是政治家的支柱。

看上去，胡耀邦整日开会、出题目、让别人写文章，好像他已钻进理论圈子里了，实际上他和许多中央的老人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关注着华国锋的一言一行。他对理论动态组的人员讲：“我们要把《理论动态》作为反击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的一块阵地。要把这项工作提高到扭转乾坤的高度来认识，要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做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前卫战士和思想勇士。你们有这个信心吗？”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能真正理解他的根本用意。①

《短暂的春秋》的“出版前言”中说，这本书是“以大量翔实的史料为依据”的，但“用艺术的语言和文学塑造的笔锋”写的纪实文学。看来，以上一大段文字的依据可能就是我写的《耀邦同志与〈理论动态〉》那篇短文。这篇短文发表于1989年5月11日的《人民日报》。关于那个会议，文中讲了这么一句：“在1977年6月4日，他召集我们几个人开会，具体研究创办《理论动态》。以后，他组建了一个人数很少的‘理论动态组’，在他直接指导下办刊。”这篇短文还讲道：“耀邦同志充分意识到办这个刊物的重要意义和艰巨性。他不止一次地对理论动态组同志讲，要把自己的工作提高到扭转乾坤的高度来认识，要明确认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理论工作的历史使命。他鼓励大家，要做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前卫战士和思想勇士。”以上这些，恐怕就是作为纪实文学的《短暂的春秋》中那一大段的史料依据。作者竟能据此编出那么一大段有声有色的文字！什么叫“纪实”，这确是一个疑问。

过了两天，即6月6日上午，在胡耀邦办公处，开了具体筹办《理论动态》的第一次会议，参加者共5人，我们4个人加陈维仁。胡耀邦讲了他对《理论动态》这个刊物的具体设想。他说，内容宁可少一些，一期一篇，最多两篇，要及时，给人们头脑里装一个问题，不要装几个问题。一般一期就是一篇东西。我们只搞理论问题。政策问题可牵涉一点，带理论性的政策问题牵涉一点。两天到三天一次，如果一个礼拜两期，四个礼拜就是9期，一个月9到13期，不要多于13期，不要少于9期。他以大部分时间讲了他想到的11个选题（有的是讲思路）。他对我们提出，要经常出题目，经常想，有的请人写，有的自己写。他说，我亲自审阅，搞两个月你们自己就可以搞了。搞这东西并不难。两个月后我看到什么东西，再批给你们。他要求我们在6月15日前搞好几篇稿。他提出，发行范围除中央外，各部委、军种兵种，各省两份（其中一份给党校），名义是中央党校教务办公室（以后出刊时用的是“中共中央党校校刊编辑室”）。他说，刊物的名称就叫《理论动态》。关于发行数量，胡耀邦提出，地方100份左右，中央100份左右，专业（指理论宣传单位）100份，中央党校自己100份左右。这样，共400份（《理论动态》第l期就是按此口径印了400份）。最后，胡耀邦对我们提出，写批判的东西不容易，要加紧看书，掌握资料。这就是胡耀邦召集的筹办《理论动态》的第一次会议。实际上，这也是胡耀邦组建的“理论动态组”的开端。大约是6月下旬或7月上旬，又来了王聚武。以后正式建立机构，王聚武任“理论动态组”的组长，吴振坤任副组长。孟凡于6月15日被批准任命为中央党校校刊编辑室副主任。还来了其他一些人。

《理论动态》的创办(3)

虽然胡耀邦说搞这个刊物并不难，但我们几个搞具体工作的人却觉得很难。我们几次议论，两三天出一期不行。我们具体提出，十天出一期。孟凡将我们的想法报告胡耀邦，他不同意，认为十天一期间隔太长了。我们又提出一星期出一期，他还是不同意。这样议来议去，一下就过去了好多天。6月22日上午，胡耀邦又召集我们几个人开会，研究创办《理论动态》的问题。有同志提出，希望进一步明确刊物名称、发行范围、刊期、字数。胡耀邦系统地讲了7条意见。他首先明确，刊物名称还是叫《理论动态》，是个内部刊物。发行范围是，给中央同志，给自己，也给下面，省以上的干部，搞理论工作的部门。作用主要是两个：第一，给这些领导同志掌握理论研究上的基本动向；第二，查明和澄清有关马列主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同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有关的一些观点、出处、原意，它的发展等情况。但又不是泛泛地搞，要针对当前的争论、弄不清楚的问题，有针对性，根据当前理论斗争的需要。稿子怎么搞？能自己搞当然更好，或主要靠我们自己搞。篇幅尽量2000字左右，两页，特别情况下，可以搞3页4页，4000字以内，无论如何不要超过4000字。他说根据我的经验，领导同志，包括省委书记，长了不能看，篇幅一多，就要走向反面。还是要搞成期刊，二天三天一期不行，但不能超过5天，暂定5天一期，准备好了再出。他在会议开始时就说，现在办这种东西没有经验，试办，要实践，如事前没有大体规划，就是盲目实践，要有一个大体规划，不会完满的，要在实践中不断完满，不断修改。经过这次会议，我们的思想比较明确了。

胡耀邦要求尽快地将这个刊物办起来，虽然已经有了几篇稿，但作为创刊第一期的文章还没有找到。所以，一时还出不了刊。

这时，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举办了一种理论活动，叫做理论座谈会。就是召集一小部分同志，有准备地座谈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7月12日上午开了第一次理论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由胡耀邦主持，主题是如何搞好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辅导。在这个座谈会上，吴江发言，讲如何理解继续革命的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在吴江发言以后，胡耀邦即予肯定。这个座谈公结束以后，胡耀邦就对吴江提出，将他的发言整理一下，作为《理论动态》的第1期内容。吴江也同意。这样，就决定《理论动态》在7月15日创刊出第1期。当时，胡耀邦对我们说，我现在先给你们出了第1期，以后就得5天一期出下去，风雨无阻，逢五逢十出刊，不管礼拜天还是国庆、春节，都要按期出。他又一次说，我们自己创造一个环境，压迫自己（以后，这句话他讲过多次）。

1977年7月15日，《理论动态》第1期按时印出，正式出刊。

据我们理论动态组的组长王聚武回忆，这第l期的《理论动态》，是他从党校印刷厂取回的，由于印数少，只打了一捆，就在自行车后架上运回的。

我的流水账式的日记1977年7月15日这一天是这样记的：

上午，发行第一期理论动态。

下午，与吴振坤一起去胡耀邦处反映对第一期理论动态的意见。

第1期《理论动态》发行的对象是由胡耀邦亲自开的名单。上午发到中央党校内部有关同志的手中，立即就有比较强烈的反应。将这些情况向胡耀邦反映后，他和我们一样很高兴。

吴江在他的《十年的路》一书中，对《理论动态》第1期《“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的形成和发表过程，作了说明。据我所知，大体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有一个重要情况，尚需进一步考证。

吴江说：“胡耀邦之所以敢于发创刊号的文章，原来是经邓小平的认可。”这就是说，《“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在《理论动态》刊出前，胡耀邦送邓小平看过并得到认可。

我查看了《理论动态》第1期的原稿，吴江的手稿用的是文艺研究院的稿纸，胡耀邦的秘书在手稿上写了如下一句：“下午三时打清样五份14／7。”在排出的铅字清样上，胡耀邦作了一些修改，秘书在稿上写了：“照此定稿。刊动态第一期，十五日发出。陈14／7。”这都是1977年7月14日一天之内的事。这些稿上没有送邓小平审阅的任何痕迹。我们过去也从未听说送邓小平审阅的事。

从时间上看，7月12日上午，吴江发言；7月12日晚，胡耀邦找吴江，让他将发言撰写成文；7月13日，吴江写成五千字的稿；7月14日，吴江将稿送胡耀邦处，未经胡耀邦审阅，秘书即将稿送印厂排清样；7月14日下午，排出清样即送胡耀邦，他当即审阅定稿，并即送印厂正式付印（稿上写有“300份”字样）；7月15日上午，发行。从上述时间表看，胡耀邦没有可能在事前将此稿送邓小平阅看。

吴江在他的书中抄录了1982年10月16日上午胡耀邦同他谈话的记录。其中说：

我把这篇文章送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这是我和小平同志在理论问题上第一次接触，那时乔木同志还没有恢复工作。这篇短文当时就作为《理论动态》创刊第一期发表。（引自该书第21页）

我们且不说这个记录是否那么准确，即使照此而说，也很难作出此文在发表前送邓小平阅看的论断。从当时的工作关系来说，胡耀邦也不大可能采取这种做法。

当时的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分管理论动态组工作的孟凡，1978年1月向中央党校校党委领导汇报工作情况，写有一个《汇报提纲》（这个《汇报提纲》原件尚在），其中第三点是讲对已出刊的第l～38期《理论动态》的反映，有这样一句：“邓副主席亲自看过动态第一期，基本上同意提出的问题。”据孟凡讲，这是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打电话告知的。看来，孟凡当时汇报的这个情况，是准确的事实。邓小平阅看的是《理论动态》第1期，而不是这一期文章的初稿。

若干年来，许多文章书籍都讲到《理论动态》这个刊物的创办。《短暂的春秋》一书中说，《理论动态》“第一期发出的时间，正是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的前一天”。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是1977年7月16日开始的，但《理论动态》在7月15日创刊，并没有特殊的考虑，已如前述。如果没有7月12日理论座谈会上吴江的那篇发言，7月15日就出不了刊，很可能推迟到7月20日出刊。

《理论动态》的办刊方针(1)

二、《理论动态》的办刊方针

上一节讲到，胡耀邦在1978年6月4日的会上说，办一个刊物，脑子里已酝酿了好几个礼拜了。

胡耀邦很早就意识到，反对“四人帮”，思想理论斗争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据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对我说，1975年，胡耀邦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搞《汇报提纲》，为了阐明和坚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重要观点，他强调，一定要找马克思的原意，要找到原话，同他们斗。到中央党校以后，胡耀邦向大家讲了这一段斗争经历。他说，许多问题，要查明马、恩、列、毛的原意，要有较多的原话，查明和澄清嘛！他说，想当年我们查明科技是生产力，问了好多老师，都说有这个意思。问在哪里？都说大概在哪里。经过一年半，查出了许多，证明这一年中还是有成绩的。许多问题，我们全党都不熟悉。到中央党校工作以后，胡耀邦更重视从思想上理论上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重要理论观点。

关于创办《理论动态》和《理论动态》的办刊方针，当时任胡耀邦的秘书的陈维仁，有一段回忆。1986年6月11日，他在庐山召开的全国党校刊物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说，“当时，耀邦同志考虑到，学校仅让干部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不够，有些是非要颠倒过来，必须写文章，用评论去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所以，他就有了还要办一个刊物的设想。开学前不久，耀邦同志找了十来个人座谈，他专门讲了一次按劳分配的问题，一共讲了十条，讲得很有新意，实际是针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议论而发的。讲完以后整理了记录，经过他自己修改后，题为《谈谈按劳分配》，先送给几位老同志征求意见。他是基于这样考虑，大批干部进入中央党校以后，你光让他们读那个经典著作选读本还不行，还要给他们讲讲对一些现实问题的看法。当时，社会上正在争论要不要搞奖金、发奖金符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问题，这本来是工厂里面的一个实际问题，但同时又是一个理论问题”。“中央党校历来都是讲理论联系实际的，但明确地提出要重视研究现实问题的，是耀邦同志。他发表了那篇《谈谈按劳分配》的讲话以后，就同我们议论，是不是找几个人来办一个刊物，一期登一篇文章，不要凑好多篇才来发，三天就出一期。他说，现在新问题多得很，需要我们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加以回答。当时我们都赞成他的倡议。”“当时，耀邦同志觉得社会上有些刊物过于脱离实际，对现实问题不感兴趣，特别是一些政治理论刊物，号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实际上书卷气很重。他说，我们办《理论动态》就是要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②这些意思胡耀邦也对我们反复讲过。

以上是胡耀邦创办《理论动态》最初的一些想法。有几点是明确的，就是这个刊物要有针对性，要适应当前理论斗争的需要，要查明马、恩对一些基本原理、重要观点的原意和原话，来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颠倒了的理论问题。总之，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说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刊物要适应领导干部的需要，每期一篇，文章要精短，主要由自己搞。

但是，正如胡耀邦所说，办这样一个刊物没有经验，还是试办，要在实践中不断完满起来。《理论动态》的办刊方针是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和明确的。

《理论动态》的办刊方针(2)

我依据自己的笔记本粗略统计，从1977年6月4日开第一次会议，宣布创办《理论动态》的决定起，到1978年4月底这一段时间，共11个月，胡耀邦在此期间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开会19次。此外，有时他还派秘书到理论动态组传达他的意见，他召集的一些其他会议也让理论动态组同志参加，在这些会议上，他也常常讲到《理论动态》。

在上述这些会议上，除了研究选题外，胡耀邦和大家一起，不断地研究读者的反映，包括某些冷嘲热讽，总结办刊经验。他反复地向我们阐述办刊的方针和要求。

1977年9月10日，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全体同志开会，并吸收有关同志参加。他对《理论动态》创办两个月作了小结，讲了四条重要的意见。首先，对两个月的刊物作估计。他说，办了两个月了，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我们没有犯原则上的错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有了一定的影响，要有信心。第二，这个刊物有一定的目的，一定的篇幅、作用、编法，有它自己的特点，主要在理论上，又牵涉到一些思想问题，用短小精悍的篇幅发表一点看法，发表一点意见，不要在预定的目的、作用、篇幅以外去寻求什么。他要求大家坚持办刊方针。他还要求大家努力提高质量。他说，只要两期质量一般，威信马上就会降下来。不要炒冷饭，搞一般化的东西。怎样保证质量？就是要对当前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解释介绍。第三，要熟悉马克思主义观点，又要观察当前思想理论动态，把这两者高度结合起来。一方面，要经常翻阅马列著作，另一方面，要经常观察当前有什么重大的思想理论动向，还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第四，文风要注意摆事实，讲道理。

1977年10月12日下午，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吸收有关同志参加）上，总结了10月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那篇文章的经验。他说，这篇东西的优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接触实际，阐述了毛主席的干部路线，用一种彻底唯物主义精神，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毛泽东思想的观点，谈了党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敢于接触几千万人的问题，还是恢复到叶帅讲的理论越敢接触实际，就越彻底，越能掌握群众，越能变成物质力量，不是绕开问题走，不是模棱两可。他指出，这篇文章接触了一个很大的实际问题，给了我们搞马克思主义的信心，不要怕，形势不同了。他提出，《理论动态》是华主席表扬过的，文章要短小精悍，是匕首、投枪、手榴弹，要办好，要精雕细刻。

1977年12月10日，党中央任命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仍然兼任中央党校的领导职务）。12月17日晚，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开了一次会。他说，我后天到组织部上班，你们要满怀信心地提高、前进，我还和大家共命运，继续管《理论动态》，由吴江具体抓。在《理论动态》刚创办时，他说管两个月。现在，已经5个月过去了，他还是要继续管。这说明，他对这个刊物有了感情，而且，充分认识到这个小刊物所起的重要作用、所发生的影响。他向大家明确提出，《理论动态》“应该继续前进，不要后退；应该提高，不能降低”。他还提出，要做思想战线上的前卫战士，每天用这个要求来激励自己。鉴于他的工作重点要转向中央组织部，大家有一种惜别的感情。他讲了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人总要依附，依附于自己的领导者、熟人、老朋友、首长、老同事。我不这样。不要把自己轻易地依附于什么人，不要把自己轻易地绑在一个什么车上。主席讲得很深刻，跟正确的走，跟科学走，依附于人民，归根到底，还是个人民，还是个人心的问题。大小干部都是这样。他郑重地说，这是我易地闹革命要对大家讲的最重要的一段话。这段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头脑中，多少年后，大家还记得这段话。

胡耀邦最后一次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开会，是1981年9月29日。这时，他已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这次会是在中南海勤政殿中央书记处会议室开的。胡耀邦作了长篇讲话。他提出，还是要抓住当前人们关心的一些实际问题加以阐述，加以思想的、理论的阐述。抓住人们脑子里有怀疑的、没弄清楚的、模糊的、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加以条理的、理论性的、有说服力的说明。他要求大家密切地注意实际情况，注意思想动向。在文风上，他提出要反对假、大、空、套、长。他认为，写文章的根本方法，要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地上到天上，而不应从抽象到抽象、从概念到概念、从天上到天上。胡耀邦的这次讲话实际是对《理论动态》创办四年来的总结，同时也对以后进一步办好这个刊物寄予希望。

《理论动态》的办刊方针(3)

1978年5月以后，胡耀邦多次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开会讲的意见，这里不一一介绍了。其中有些内容在介绍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时将会涉及。

胡耀邦到中央组织部上班以后，直至到党中央工作后，同“理论动态组”联系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写批语。他为《理论动态》写了许多批语，有的是针对某一文稿的，有的是讲《理论动态》办刊方针的。现选抄一些如下。

在同一主题的第四篇文稿上，他指出：“为什么我们往往留意老题目呢？这里，可能有多种原因。接触实际不够，或者不敢接触许多实际问题，或者没有想许多没有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都可能是原因。当然也还有个思想上的习惯势力原因。”这个批语的精神是要求大家大胆地接触实际，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的重大问题。

在一篇文稿上，胡耀邦写了如下批语：

这是一篇研究新问题的理论文章，也是个标兵文章。

在更多的理论工作者还没有下最大的决心，做最大的努力转到这条轨道上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大力提倡这种理论研究风气。

在“理论动态组”送去的一份材料上，胡耀邦写了如下的尖锐的批语：“为什么老是在同理论问题没有什么姻缘的问题上打主意呢？就是对当前实际没有什么指导意义的思想理论文章，也要扣住不发。请用心地坚决地端正对理论动态性质和方向的态度。这样才能做到朱子讲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在一篇送审稿上，胡耀邦批示：

《理论动态》切不可绕开当前全党性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矛盾走。如果绕开，质量要立即降低。这一点，请你们千万注意警惕。

在另一篇稿上，他批示：

中央决心搞经济改革。为了改革，必须首先破除思想僵化。因此，我支持一切改革的积极言论。

在一个材料上，胡耀邦批示：

现在在一小部分人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要进行教育（不提批判），这是一个大事。要努力写出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论文来。

有好几次，胡耀邦对不符合《理论动态》方针要求的文稿，写了尖锐批评的批语，从前面的一些批语中已可看出。在送审的一篇哲学论文稿上，他写了这样的一条批语：

文字庞杂，学究气太重。我对这篇东西估价不高。

胡耀邦对“理论动态组”同志反复讲，要把被林彪、“四人帮”搞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再颠倒过来。他的另一个说法是，把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把弄偏了的东西纠正过来，把混淆的东西加以澄清。这是当时我们研究选题、讨论稿件时的一个基本要求。

我在前面讲到，在编写研究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提要时，胡耀邦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是要完整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际上，这也是他指导办《理论动态》的两条原则。

以上这些，成了理论动态组同志的共识，虽然我们对有些问题思想认识跟不上，但对胡耀邦阐明的《理论动态》的性质、办刊方针和要求，是认识一致并努力贯彻执行的。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理论动态》上发表，不但没有产生任何不同意见，而且，大家都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开会认真讨论，主动地做好编辑发行工作。事实上，从《理论动态》创刊到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一段时间内，《理论动态》的内容既突出了要完整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要求，也触及了实践标准问题。再加上1978年4月在学员讨论中反映出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思潮的对立，已经决定要撰写文章。因此，从《理论动态》本身来说，撰写和发表论实践标准的文章，原已安排在自己的发稿计划中了。

《理论动态》的特点和影响(1)

三、《理论动态》的特点和影响

《理论动态》是以领导干部为对象的思想理论性的内部刊物，除了形式上一期一篇、文章精短、文风犀利、五天一期外，最主要的特点是理论紧密联系实际，敢于接触当前全党重大的实际问题，不绕开矛盾走。

我在前一节摘引的胡耀邦关于《理论动态》办刊方针的讲话和批语，从今天来看，可能感到没有什么新意，平平淡淡的，如果放到两年徘徊的历史背景下，那时“两个凡是”还紧紧地束缚着大家的思想和手脚，个人迷信还远没有打破，人们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许多人心有余悸，同时，社会思潮又比较复杂。在这样的具体条件下，胡耀邦的这些讲话和批示是具有开拓性的，也是体现了理论勇气的。由于贯彻了这样的办刊方针，就使《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在拨乱反正中起了带头的作用，成了引人注目（至少在党内领导干部中）的一个刊物，影响不断扩大。

《理论动态》第1期的文章题目是《“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个题目本身在当时就是使人震惊的。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九大、十大，直到1977年8月召开的十一大，都充分肯定、高度评价这个理论，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要大家反复学习。对这个理论是不容有任何怀疑的。还在1977年7月，《理论动态》就居然提出要进行“探讨”，确实是够大胆的。从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来看，虽然还没有（在当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这个理论，但对某些重要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比如，文章不认为继续革命的对象总是“走资派”，内容都是阶级斗争。文章还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不断反右的观点，不是毛泽东思想等等。这是接触了当时一个最大的实际问题，确实使人耳目新，甚至大吃一惊。

《理论动态》创办后，从各个方面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撰写和发表文章，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林彪、“四人帮”的谬论，同时也勇敢地触及了多年来的“左”的一套，特别是敢于碰那些属于禁区的使人畏而却步的问题。

《理论动态》第6期发表了《按劳分配是否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的探讨》一文。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久就开始了）的情况，文章指出，按劳分配是反对剥削的，按劳分配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如果认为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实际上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所谓按劳分配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在理论上讲不通，在实际生活中也不存在。这篇文章有力地批驳了认为今后还要搞多次“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第18期刊登了《关于社会主义企业利润的几个问题》一文。这篇文章充分肯定并阐明了社会主义企业利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提出要理直气壮地抓利润。以后，陆续发表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货币的若干问题》《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社会主义银行的利息是剥削吗？》《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等文章，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做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的所谓“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等各个主要观点，一一进行拨乱反正。

《理论动态》的特点和影响(2)

《理论动态》第36期（1978年1月5日）发表了《农村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吗？》一文，第55期（1978年4月15日）又发表了《怎样看待正当的家庭副业？》的文章。这两篇文章有力地批驳了多年来流行的所谓“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说法。文章指出，“社员经营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那么以这种从属性的经济为其存在的主要基础的集市贸易，当然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文章阐明，现阶段保留社员的家庭副业仍然具有客观必然性，它对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仍然起着积极的补充作用和助手作用。把社员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就是实行一种愚蠢的政策，自杀的政策。这两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遭到了那些长期搞“左”的一套而尚未觉悟的人的强烈反对。据说，山西就有人指责这些文章是“宣传资本主义”，是“同学大寨对着干”。

1977年12月5日出刊的第29期《理论动态》，刊登了《揭穿“四人帮”对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原理的篡改》一文。这篇文章阐明，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并没有过时，生产力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文章系统揭露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批“唯生产力论”，实行停工停产的观点和做法。文章引用了毛泽东说的“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发展我们的生产力”这句话，表达了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愿望。

解放思想，反对“两个凡是”，就要破除迷信。《理论动态》大胆地触及了这个最敏感的问题。在第9期（1977年8月25日）就引用了毛泽东关于要破除迷信的一段话：“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引用这段话的针对性是很明显的。《理论动态》第33期（1977年12月25日）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反对对自己的不科学评价》为题，编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几条语录，并加了编者按语。这一期发行出去以后，其反响之强烈是可想而知的，不少人叫好，也有一些人表示愤怒。我记得，中央党校一个教研单位的同志打电话叫我去一下。我去了以后，他们拿出这一期《理论动态》责问：你们要干什么？你们的矛头是针对谁的？当时，不少人的思想还没有从“左”的框子中跳出来，个人迷信的历史重负还没有卸下，发生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不好对别人提出责问，就把我找去了。这充分说明拨乱反正之艰难！

《理论动态》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家内部性的思想理论性质的刊物，大家都知道它是胡耀邦主持办的一个刊物，特别是这个刊物的内容和文风的特点，很快在党内在社会上发生了影响。那时，胡耀邦曾对我们讲过这样的情况。他说，我出去碰到熟人，主要是两句话，一句是你当组织部长，大家欢迎，还有一句是《理论动态》办得好。胡耀邦也深深懂得办这个刊物的重要意义。他说：“这个刊物你别看它小，办好以后，等于我们办了另外一个党校。”③这句话他对我们党校其他同志不止一次地讲过。他还对“理论动态组”同志多次讲过这样的话：要把自己的工作提高到扭转乾坤的高度来认识，要明确认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理论工作的历史使命。他鼓励大家做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前卫战士和思想勇士。

“特约评论员”的由来(1)

四、“特约评论员”的由来

新闻界是很敏锐的。《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很快引起了一些报纸的关注，要求转载其中的某些文章。

1977年11月30日，胡耀邦布置“理论动态组”写一篇文章，题目是《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这篇文章发表在《理论动态》第34期（1977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的同志看到提前发出的这一期《理论动态》后，立即打电话来要求转载。我们请示胡耀邦，他同意了。后来，《人民日报》又来电话问，这篇文章发表时怎样署名？当时正好我们都在胡耀邦的办公处，就请示他。胡耀邦想了一下说：他们报纸发社论，写评论，有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评论嘛！报纸要依靠大家办嘛！我们也可以参加评论嘛！我们可以当特约评论员嘛！大家感到“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很好，都一致赞同。随即由陈维仁给《人民日报》的同志打电话说了这个想法。《人民日报》的同志也认为这个署名很好，当即表示同意。可是，在1978年1月2日《人民日报》第1版发表的这篇文章，署名却是“岳平”，而不是“特约评论员”。“岳平”显然是“特约评论员”中“约评”的谐音（此后，“岳平”就成了《理论动态》的一个笔名）。这说明《人民日报》的同志对这个署名还是犹豫的。直到1978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在第1版上发表的《老干部的光荣责任》一文，才用了“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这篇文章是胡耀邦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撰写的。此后，《理论动态》的文章就连续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197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认真肃清“四人帮”的流毒》（《理论动态》第46期），3月23日发表的《提高执行十一大路线的自觉性》（《理论动态》第48期），3月28日发表的《开展一个新的持久的学习运动》（《理论动态》第51期，原题为《要大兴学习之风》），这些文章发表时的署名都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在当时，“特约评论员”文章很有特点，很引人注目。香港等地的报纸纷纷报道，并发表文章揣摩和评论“特约评论员”，认为是中共高层的一位权威人士搞的，但他们终究没有能搞清“特约评论员”的庐山真面目。当时，一些报纸的同志也乐意用“特约评论员”这个署名。据说，报纸发社论要送审，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说，党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人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那些有棱有角的拨乱反正文章送审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如果用“本报评论员”的署名，就不那么引人注目。“特约评论员”文章既不必送审，又引人注目，其影响甚至超过一般的评论。④那时还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的本来打算作为社论的文稿，报社同志宁肯先给《理论动态》刊登，然后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在自己报纸上发表。《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这篇文稿就是这样的。这篇由《人民日报》社同志提供的文稿，原拟作社论，但又怕送审通不过，就送给《理论动态》，希望给予支持，先在《理论动态》刊登。《理论动态》第88期（1978年9月30日）刊登以后，《人民日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在10月4日公开发表，并由新华社转发，全国各报都转载了。“特约评论员”这个署名本身就闪烁着智慧。在真理标准讨论和全面拨乱反正过程中，一篇一篇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起着冲锋陷阵的作用，功不可没。胡耀邦将“特约评论员”文章作为推进拨乱反正的一种有效方式。《理论动态》第119期（1979年3月5日）刊登的《实践标准与科学预见》一文，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时，署的是作者邵华泽个人的名。胡耀邦在1979年3月20日给“理论动态组”写的批语指出：“不管是谁执笔的，我意报刊发表时还是用特约评论员好。实践标准和科学预见，用的个人名义而没有用特约评论员名义，效果可能小点，实在是个憾事。”杨西光所以要将论述真理标准的文章送《理论动态》发表，就是为了使它成为“特约评论员”文章，以扩大影响。以后，特约评论员文章很快成为各报刊采用的一种形式。一些重要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都是互通声息，主动支持，进行转载，而且，互相商量好处理办法，安排在头版，作通栏标题。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各报刊都竞相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而文章分量又不够的情况。

“特约评论员”的由来(2)

《人民日报》的原总编辑李庄写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书中，有一章的题目就是《本报特约评论员》。他从自己工作的角度介绍了有关“特约评论员”的一些情况。他说，从1978年2月开始，到1981年5月，“本报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用了三年多时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新闻界瞄准“两个凡是”的重型炮弹，几乎都是“特约评论员”文章，各报分别刊登，互相转载。这些“特约评论员”文章，针对当前国家政治生活中最紧迫的问题立论，但不是就事论事，而有较多的理论色彩，能引发读者深思和回味。许多文章由于主题重大，内容深广，逻辑严密，能够透彻地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超过某些社论的影响。他们在编辑过程中，都尽可能作突出、醒目的安排，重要版面，大字标题，全文排楷体字。这也是一种导向。李庄认为，对于“特约评论员”文章，“在我国新闻史上应该记上一笔”。⑤我想补充一句，如果撰写中国的拨乱反正史，“特约评论员”文章也是应当写上一笔的。

《理论动态》的一些比较有分量的文章，大都作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有的作为《解放军报》和新华社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还有的作为《红旗》杂志和《北京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此外，还有一些文章，是作为社论、本报评论员、观察家文章公开发表的。粗略统计，这样的文章，从1978年3月到1985年12月，7年多时间，共有70多篇。在这70多篇文章中，有23篇是我撰写的。现不揣冒昧，将这23篇文章向读者开列一个篇名。

1．《要大兴学习之风》，《理论动态》第51期（1978年3月25日）。《人民日报》于3月28日在头版头条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题目改为《开展一个新的持久的学习运动》。

2．《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理论动态》第98期（1978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于11月22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3．《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理论动态》第104期（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于12月22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4．《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方针》，《理论动态》第118期（1979年2月28日）。《光明日报》于3月11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5．《要重温马克思主义的战争理论》，《理论动态》第122期（1979年3月20日）。《解放军报》于3月30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6．《略谈人权问题》，《理论动态》第141期（1979年6月25日）。《光明日报》于10月27日作为“评论员”文章发表。

7．《理论工作唯一正确的方针》，《理论动态》第145期（1979年7月15日）。《人民日报》于7月28日作为社论在一版上部发表。新华社转发，全国各报均在显著位置转载。

8．《干部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理论动态》第168期（1979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于11月21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头版头条发表。

9．《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理论动态》第212期（1980年6月20日）。《人民日报》于7月4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10．《认真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制》，《理论动态》第226期（1980年8月30日）。《人民日报》于9月9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11．《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理论动态》第236期（1980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于10月28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12．《努力把党的形象搞好》，《理论动态》第242期（1980年11月20日）。《北京日报》于12月24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人民日报》于12月31日全文转载。

“特约评论员”的由来(3)

13．《纠正不正之风要从领导做起》，《理论动态》第247期（1980年l2月25日）。《人民日报》于1981年3月16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题目改为《一定要纠正不正之风》。

14．《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理论动态》第259期（1981年2月15日）。《光明日报》于2月18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以第一版整版发表。

15．《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理论动态》第263期（1981年3月5日）。《人民日报》作为社论于3月10日在一版上部发表。新华社转发，全国各报刊在显著位置转载。

16．《评“左”比右好》，《理论动态》第271期（1981年4月15日）。《人民日报》于5月27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17．《要卓有成效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理论动态》第294期（1981年8月10日）。《人民日报》于8月21日作为“评论员”文章发表，题目改为《要卓有成效地工作》。

18．《思想理论战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理论动态》第452期（1983年10月5日）。《光明日报》于10月8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19．《“文革”的理论是根本错误的》，《理论动态》第520期（1984年9月20日）。《经济日报》于10月11日作为观察家文章发表。

20．《对社会主义的一次深刻的再认识》，《理论动态》第528期（1984年10月30日）。《经济日报》于11月14日作为观察家文章发表。

21．《革命者要善于科学地估量和分析形势》，《理论动态》第564期（1985年4月30日）。《光明日报》于5月6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在一版上部发表。

22．《人事工作要进一步破除陈腐的老观念老框框》，这是我为《理论动态》第570期写的按语（1985年5月30日）。《中国劳动人事报》7月17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23．《在新形势下要多做群众工作》，《理论动态》第607期（1985年12月5日）。《光明日报》于12月12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以上23篇文章中，有12篇是由胡耀邦审阅修改定稿的，多数也是他出的题。从我自己来说，是学习做理论工作。这些文章涉及的面也相当广，因此，撰写起来是相当紧张和艰苦的。

《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从一开始就引起最高一层领导人的注意。华国锋和邓小平都给予肯定。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在前面讲到，胡耀邦1977年10月12日对“理论动态组”同志的讲话提到，《理论动态》是华主席表扬过的。1978年1月31日，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的秘书梁金泉打电话来说：“华主席说这篇文章好。新时期，新任务，新要求，多谋善断，提法很好。叫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组参考。”1977年12月30日出刊的《理论动态》第34期，刊登了《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当天送到华国锋手里，他看后很赞赏。据《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⑥的同志讲，华国锋在12月30日晚上，拿了创刊以来的所有34期《理论动态》问起草组的同志，这三十几期你们都看过没有？这一期看过没有？这一期写得很好，观点也是好的，提出的问题和观点都是好的。华国锋把这篇文章中的三个问题讲了一遍后说，现在就是新时期新形势新课题，我们全党同志面临着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怎么学习呢？多谋善断特别重要。他对文章的第三段“多谋善断”，反复地讲了，要大家好好看一看，学一学。这个事实说明，华国锋在开始的一段，对《理论动态》是肯定的、赞赏的，曾有多次表示。这一时期，《理论动态》主要是从正面讲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揭批林彪、“四人帮”，同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没有发生正面冲突，而《理论动态》文章中的一些观点、提法对他有启发。但当《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以后，他就不支持了，改而支持《红旗》杂志，指示《红旗》不要介入真理标准的讨论。

前面已经讲到，邓小平对《理论动态》第1期就给予肯定。据当时中央办公厅同志来电话说，邓小平看了第1期后说，基本上同意提出的问题。在真理标准讨论展开以后，他表扬了《理论动态》，明确地给予支持，我在下一章中再具体讲。

我在前面讲，《理论动态》这个刊物在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前，就贯彻了胡耀邦提出的研究党史的那两条原则的精神，就触及了实践标准问题。现再具体举两个例子。其一，《理论动态》第13期（1977年9月15日）发表的《群众路线也是我党理论工作的根本路线》一文。这篇文章的第一段就指出：“头脑中形成的思想、理论究竟正确不正确、会用不会用，还得交由群众的实践去考验。”其二，第19期（1977?10月15日）发表的《列宁关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有一个小标题就是：“必须使理论符合于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现实和历史，必须从生动的实际生活出发，做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在这一材料中，编进了列宁这样的语录：“马克思主义者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本身的正确性及其与现实的相符合为标准的。”

从《理论动态》的思想路线和基本思路的发展来看，从《理论动态》的地位和影响来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由《理论动态》首先发表，并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是顺理成章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事情。

1994年4月17日初稿

1995年4月7日定稿

注释：

①师东兵《短暂的春秋》（香港港龙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4页。

②《中央党校通讯》第185期第3版。

③转引自《中央党校通讯》第185期第2版。

④⑤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页，第330～331页。

⑥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召开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华国锋作为国务院总理，要在这个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一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第三章

一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而引发的。关于这篇重要文章的撰写、修改、定稿等有关情况，为大家所关注，也应当有一个客观的全面的交代。我将努力这样做。为了叙述方便，以下将这篇文章简称《实》文。

《实》文的撰写和修改(1)

一、《实》文的撰写和修改

第一章第二节中讲到，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初，有三个人互不联系地在撰写同一主题的三篇文章。

一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他从1977年8月起，在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据《光明日报》1979年3月21日刊登的采访胡福明的报道说，胡文从1977年8月开始撰写，10月完成，即寄送《光明日报》。《光明日报》的编辑同志们认为此文尚不成熟，对此稿作了多次修改，将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直到1978年4月，他们还在进行修改，还觉得存在明显的不足。

另一位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他从1978年2、3月起，依据中央党校起草研究党史的文件及在学员中进行讨论暴露出来的问题，按照吴江的布置，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约在1978年4月，孙写出了一个初稿，吴江和其他一些同志看后，认为不成熟，需要修改加工。

还有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他接受《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委托，针对读者提出的问题，撰写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此文大概是1978年4月开始撰写。邢贲思原拟用《问题与答复》为题，因为这篇文章是答复问题。《人民日报》的同志认为这样的题目不鲜明，最后，还是用了《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这个题目。

对于《实》文的撰写、修改和定稿过程，有关的人士都在自己的论著中作了说明，但在几个关节点上说法很不一致。为便于大家研究判断，我将他们的说法分别作客观介绍，然后指出问题的焦点。同时，也将我掌握的情况作一介绍，对有些问题作出我自己的判断。当然，读者完全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

首先要说明的是，从《理论动态》来说，当时并不很重视文章的作者。在很长时期中，理论动态组自己撰写的文稿，在刊出时不署名。那时，思想上没有著作权的概念，更没有著作权法，甚至连稿酬也没有。用当时流行的用语来说，大家就是为了干革命，没有什么名、利、权的考虑。因此，对于《实》文的作者问题，理论动态组也没有很认真地考虑，更没有在会议上讨论，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时隔二十来年，又不是每人手头都有原始资料，自然出现说法的不一致（当然还可能有其他的原因）。这就造成了问题的复杂性。因此，我不得不以较大的篇幅来叙述这个问题。

下面我就来分别介绍有关的说法。

（一）胡福明讲的情况

1979年3月2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张行端写的对胡福明的专访稿。这篇专访稿详细记述了有关胡福明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的情况。现将此文详细摘录如下：

文章的主题是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产生的。

这年的十一月初，有关部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分析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战线的形势。胡福明在发言中愤怒地指出：“教育战线是遭受‘四人帮’破坏最严重的部门之一。这几年，教学质量大大下降，简直是糟蹋了一代人！”话没有讲完，有关部门的一个负责人便指责说：你这种说法违背过去上级指示的精神，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胡福明激动了，他说：“我讲的是事实，不信的话，请你到南大来辩论！”有人打圆场说，双方各自讲各自的吧！

胡福明想，“难道这就没有是非标准了吗？”时隔不久，在一次哲学系师生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大会上，胡福明和其他一些教师在发言中列举大量事实，提出教育战线的所谓“黑线专政”、“两个估计”是错误的，应予推倒，讲话一结束，就有人当面责问：“两个估计”的提法是中央文件上讲过的，你们这是批判到谁头上来了？

在另一次讨论会上，胡福明又旗帜鲜明地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四人帮”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造成了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严重恶果。话音刚落，又有同志批驳说，批判“唯生产力论”，这是在党内一次大会的历史性文件上记载了的，谁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谁就是为修正主义观点辩护。

拨乱反正，为什么处处有禁区？南京大学哲学系是个政治空气活跃的地方，教师们的思想比较解放。胡福明和他的同事们联系这些现象，展开了讨论。大家摆出了这方面的许多问题。譬如，有的同志主张在工厂、农村认真落实按劳分配政策，有人却说这同过去的“精神”有抵触；广大群众强烈要求给天安门事件、南京事件平反，有人又宣称这是“铁案”不能改。大家说，林彪、“四人帮”把制造迷信当作搞阴谋的手段，利用片言只语给他们的反革命阴谋镀上一层金色。如果我们不从真理的标准问题上，把思想解放出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就寸步难行，拨乱反正就将是一句空话！

《实》文的撰写和修改(2)

从现实生活的激烈斗争中，从同事们的发人深思的议论中，胡福明越来越感觉到，林彪、“四人帮”在理论问题上制造了许多混乱，使各条战线的许多问题不能分清是非，拨乱反正的任务十分艰巨。作为一个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必须从人们认识路线的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回答什么是区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是和非、正和乱的标准，回答什么是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这个念头时时咬啮着他的心。一九七七年五六月间，他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中，挤时间读了马克思和毛主席的有关哲学著作。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使他的思想开始升华，问题的关键终于明确了：鉴别任何思想、理论、法令的标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实践。这棵永不凋零的常青树，它既能开出色彩缤纷的真理之花，又是最严峻的历史裁判者。令人痛心的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被林彪、“四人帮”搞得混乱不堪。胡福明决定立即动手写一篇文章，宣传这个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给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提供锐利的哲学武器。

（文章发表后）文章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强烈反对，给它扣上了“荒谬”“砍旗”等帽子。有些同志则观望、怀疑。斗争的尖锐化，也使胡福明深思：为什么这样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普通常识的文章，竟会有人反对，会有人迟疑不决，不敢表态？他认为，就绝大多数同志来说，这是认识问题，是被林彪、“四人帮”的蒙昧主义、封建专制主义迷住了双眼的结果。

这篇专访说，胡福明是在揭批“四人帮”中，遇到有些人对一些“马克思主义普通常识”持反对、迟疑不决的态度，他就这些问题与同事们议论，自己阅读有关哲学著作，终于明确了实践标准，决定撰写文章。这篇专访稿离胡福明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的时间较近，所讲情况，应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的。

记者写的这篇专访稿中，有这样一句：“拨乱反正，为什么处处有禁区？”这似乎是讲胡福明当时的感慨，是指1977年5、6月以前的情况。从历史实际情况来看，那时候还不可能有这么明确的语言。因为“拨乱反正”这个提法，是稍后的事。1977年5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提出：“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在当时，这是属于最高的认识了。那时，还没有“拨乱反正”的语言。我记得是在1977年下半年，我们才听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提法。我们的消息算是比灵通的。我查阅文献，《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中，最早出现“拨乱反正”的提法，是在1979年9月19日。

过了17年以后，即1996年，胡福明自己写了一篇长文章，题目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序曲》，记述当年他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章的情况，全文有33000字，发表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开放时代》杂志第1、2月号和3、4月号。限于篇幅，这里摘录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如下：

到1977年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形成。写成初稿，已是7月底了。经三次修改后，于9月初寄给《光明日报》哲学组王强华。

这篇文章，是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自己选定的题目，自己形成的主题，自己提出的观点，自己寻找的材料，自己拟定的提纲，自己撰写的文章。我于1977年夏天写作实践标准的文章，有什么特点呢？第一，我于1977年6月间抓住了阻挠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两个凡是”；第二，我找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批判“两个凡是”；第三，我以马克思恩格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的理论，证实、修改自己的某些观点作典范，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也不是“句句是真理”，以此批判、否定“两个凡是”；第四，我阐明一切理论，都必须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才成为真理，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第五，我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抓住这个问题，于1977年6月到8月，写成了七八千字的文章，并于同年9月及时寄给《光明日报》；第六，我力图通过这篇文章，把实践标准作为人民群众参加拨乱反正的理论武器。时间，是个严肃的问题，写新闻首先写明时间、事件是何时发生的。国际上评诺贝尔奖，也要审查某项发现或发明的时间，何时何人首先取得某项发现或发明。把时间搞错了，把时间抹掉了，历史就弄不清了，不应模糊“时间”。

文章寄出后四个月没有消息。1978年1月14日，王强华给我一信。随信寄来两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小样。他信中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已粗粗编了一下，主要是把原稿第一部分压缩了，突出后两部分，但似觉得长了一些。是否请你看看再删一些，有些地方，文字的意思有些重复，可否精炼一些。另外，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我认真地、反复地研究了文章，自认坚持马列主义，没有错误，没有片面性，不会产生副作用。我对文章修改得很少。在2月、3月、4月，强华都给我寄文章的小样，让我修改，然后寄去。我都照办了。这几次修改，改动不大。

3月13日，王强华又给我一信。他说，“您的文章，基本上已定稿，但现在看来，联系实际方面的内容较少，原想等您来京时面商，可老等也不见您来，只好再把小样寄给您，请抓紧补充，以便早日刊出！”于是，我在文章最后加了一大段话。但是，在《光明日报》4月2日的大样上，还是删掉了最尖锐的几句话：“判断是非，不以实践为标准，不拿事实作根据，而以片言只语作准则，总之，心有余悸。”

《实》文的撰写和修改(3)

4月，《光明日报》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态度有了重大变化，主导者是新任总编辑杨西光。4月中下旬，我与南大哲学系两位同志到北京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当晚，《光明日报》把我接去。在《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我见到了杨西光、马沛文、孙长江，在座的还有王强华等同志。杨西光说明了意图：《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我把它从哲学版上拿下来，要作为重要文章放到第一版发表，因此，要进行修改，请大家提修改意见，他说，已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联系，理论研究室也在研究这个题目，因此请孙长江来参加讨论，帮助修改。当时，大家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我白天参加哲学讨论会，晚上则修改《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按照杨西光的嘱咐，我去中央党校看望吴江。吴江充分肯定了文章，向我谈了修改意见，他的基本观点是：加强理论联系实际，论证充分一些，文章写得周密一些，以增强战斗力。在他桌子上，放着杨西光给他送去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一份小样，吴江在上面写了几句话，我随即在《光明日报》的稿纸上记了下来：

“杨西光同志：

写得不错，是一篇有力的说理文章。

吴江四月二十二日”

“五一”节快到了，我到北京已十多天了，学校工作很多，想节前回校，我向西光谈了想法。杨西光与我作了一次长谈。他说：“文章已改得差不多了，你要回去也可以，下面就交给中央党校的同志帮助作点修改了。”杨西光接着说：“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他在中央党校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办了个内部刊物，叫《理论动态》。发表在《理论动态》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同志审阅批准。所以，我们这篇文章要交给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修改，请胡耀邦同志审阅，先在《理论动态》发表，《光明日报》第二天就公开发表。《理论动态》是逢五逢十出版，他们五日刊出，我们六日见报。他们十日刊出，我们十一日发表。”杨西光还同我商量了一个问题，他说：“福明同志，我要跟你商量一个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我们没有约你写这篇文章，但是现在我们聘请你做《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就是《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看行不行？”我爽快地表示：“行。”我说：“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为了拨乱反正。文章发表后，能起更大作用就好。”当时，我只考虑如何批判“两个凡是”，推进拨乱反正。到4月底，在文章的小样上，都署我的名字。文章发表时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让人觉得这篇文章来头很大，特别引人注目。这正是运用“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所希望达到的效果。我想，聘请《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应该是总编辑杨西光职权范围内的事。杨西光还跟我谈了文章发表的计划。他说：“发表这篇文章，已作了安排。先由《理论动态》内部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然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二天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稿。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要批判‘两个凡是’，推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这时我才知道，围绕真理标准这篇文章，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计划。这已经超出了《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的范围。

我是1978年4月29日离开北京的。在这以前，同志们只是对文章提意见，由我修改文章，《光明日报》编辑作过修改，主要是文字修改，其他同志还未动手修改。我离开北京后，才由孙长江老师动手修改（到孙长江老师手里后，理论研究室究竟有几位同志参与讨论、修改，我不清楚）。

孙长江是我的老师。当我在杨西光办公室见到他时，很高兴。我仍称他孙老师。此后，我们见了几次。他曾同我一起去中央党校看望吴江，还曾邀我到他家坐了一回。孙老师告诉我，他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与吴江在一起。孙老师告诉我胡耀邦交给他们一个任务，要写一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他们正在研究。他说，现在有了你的这篇文章，就不用再写了。可以肯定，当时中央党校还没有写成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如果已写出真理标准的文章，就会立即送胡耀邦审阅，既然是胡耀邦出的题目，耀邦同志当然会立即定稿，并在《理论动态》发表，但是没有发生这事。理论研究室写好了文章既不送耀邦同志审阅，又不发表，而要等一篇事先并不知道的、外来的真理标准的文章，再把两篇文章合起来，然后发表，这种事是没有的。但是，由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在研究耀邦同志交给的任务，所以修改我的文章就较顺手。

孙长江老师下了很大力气，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里谈谈他作的修改。

第一，把文章梳理了一下。第二，对文章的观点作了分析发挥。第三，孙老师的修改，使文章精炼了，去掉了一些重复的词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理?观点是正确的，社会效果也是好的，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但文章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修改也不是无可批评的，不但今天看来，有可修改之处，在当时，我对几点修改，也有自己的看法。

整个说来，孙长江老师在修改文章上，花了很大工夫，提高了文章的质量，作出了贡献。这是不容抹杀的。但是，文章的主题、基本观点、主要内容和主要材料，没有变化，没有增加重要论点，没有改正错误观点，因为原文没有错误观点。这个修改，是在原文的基础上的修改，是在原文基础上的提高，所以，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后面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1978年底，中央召开全国理论务虚会，于光远、杨西光、胡绩伟、穆青、吴江等10位同志有个联合发言（据查，理论务虚会上只有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胡绩伟等六人作的《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的长篇联合发言——引者注），谈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时说，这篇文章是以南京大学哲学系胡福明的稿子为基础修改的。1982年，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辑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之后，也有一个说明：“《理论动态》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南京大学胡福明。本刊发表时作了较大修改。”这是实事求是的介绍。

《实》文的撰写和修改(4)

在文章修改的问题上，我还要作三点说明：

第一，“唯一”二字，据我所知，是杨西光加的。文章题目，经过了几次变动。我最初定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来，我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以后我又把“一切”二字圈去，仍恢复原先的题目。最后，杨西光加上“唯一”二字，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看到，文章题目的基本精神没有变化，而从文章的内容看，自始至终坚持检验真理只有一个实践标准。杨西光在题目上点明了这点。

第二，“科学无禁区”这个论断，来自周扬。

第三，在我修改文章的过程中还吸收了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孙长江、吴江等提的意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能够发表，能起重大反响，《光明日报》哲学组、理论部的重要作用不可抹杀。今天看，发表这篇文章，批判“两个凡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但是1977年，多年的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盛行，“两个凡是”统治，许多同志心有余悸，不少人还模模糊糊，这个问题还未考虑。而《光明日报》哲学组的同志已经意识到这篇文章的针对性、尖锐性，敢于支持，抓住不放，力求发表，做了大量工作。这种胆识，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杨西光在发表这篇文章上面，起了巨大作用。理论部把文章的清样送给他审阅，他没有否定，没有简单地同意发表，而是大做文章，决定把它放到第一版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为此，他组织了修改，与中央党校联系，向胡耀邦请示，与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合作，研究发表文章的计划，亲自推敲修改文章。这一切都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推动拨乱反正。杨西光的政治眼光是很敏锐的，思想理论水平是很高的，以很大的勇气、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担当这项任务。

胡耀邦在这篇文章的发表上，起了关键作用。他十分重视思想战线上拨乱反正的任务。他主持中央党校工作后，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创办了《理论动态》，并亲自审阅在该刊发表的文章。他于1978年初首先提出，要使高级干部根据实践研究“文化大革命”，并要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撰写真理标准的文章。他挑选杨西光去《光明日报》工作，端正《光明日报》的方向，他亲自审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准先由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然后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继而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稿。没有胡耀邦的审阅批准，这篇文章可能胎死腹中。

胡福明这篇长文中，涉及问题很多，我仅就四个问题作点辨析。

（一）特约评论员。胡福明在文中说，杨西光曾对他说，“现在我们聘请你做《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胡福明认为，“聘请《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应该是总编辑杨西光职权范围内的事”。杨西光与胡福明究竟是怎样谈的，这是他们二人的事，别人无法知道。但据我的判断，杨西光聘请胡福明做《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这是不可能的事。我在本书前面已经讲了，“特约评论员”这个署名，是胡耀邦想出来的。当时，只有胡耀邦指导的中组部《组工通讯》，和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这两个内部刊物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时用“特约评论员”这个署名。《人民日报》最早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是在1978年2月19日，题目是《老干部的光荣责任》。3月11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将《理论动态》的文章署名“特约评论员”发表，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认真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到1978年5月，《人民日报》总共才发表了几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当时，以某一个人（包括我们理论动态组的人）的文章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也不可能（说白一点，是不敢）转发转载这样一篇纯粹是个人写的文章。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特约评论员”的署名才逐渐推开，不少报刊都发表“特约评论员”署名的文章。直到1985年，《光明日报》才想进一步使用“特约评论员”这个署名。1985年4月30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沈宝祥”。这也是仅有的一次。据说，邵华泽还将此事写进了新闻史。杨西光对胡福明究竟是怎么讲的，我不知道。但杨西光为此事与中央党校多次联系，又写信、又口头谈，他坚持这篇文章要胡耀邦审阅，要先在《理论动态》发表，然后《光明日报》才能作为“特约评论员”署名的文章公开发表。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在有关章节作了详细阐述，此处不赘述了。

（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是否写了论实践标准的文章。胡福明的文章说：“可以肯定，当时中央党校还没有写成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如果已写出真理标准的文章，就会立即送胡耀邦审阅，既然是胡耀邦出的题目，耀邦同志当然会立即定稿，并在《理论动态》发表，但是没有?生这事。理论研究室写好了文章既不送耀邦同志审阅，又不发表，而要等一篇事先并不知道的、外来的真理标准的文章，再把两篇文章合起来，然后发表，这种事是没有的。”我在本书第一章第三节已经讲了，中央党校自己的教学过程中，首先由胡耀邦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总结十年“文革”，由吴江具体负责起草供学员学习讨论的指导文件，经胡耀邦审定后，将这个文件发给八百学员学习讨论，在学员学习讨论的基础上，吴江决定撰写文章，并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题目，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孙长江承担撰写任务。孙长江写出了文章的初稿，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孟凡、理论动态组组长王聚武都告诉我，他们看过这个初稿。对于初稿来说，当然可以说“还没有写成”，还要修改加工提高，从最后定稿来说，《光明日报》送来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同样是“还没有写成”的文章。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来说，《光明日报》送来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是一种巧合。以当时理论动态组的情况来说，有胡耀邦的指导，有吴江的具体领导，只要是自己确定要写的文章，包括《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样的文章，定能写出来，根本不会“等一篇事先并不知道的、外来的”文章。

《实》文的撰写和修改(5)

（三）胡福明说，文章题目中“唯一”二字，是杨西光加的。实际情况是，中央党校从一开始就将文章的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于1978年4月21日送给孙长江的文稿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在4月23和24日，《光明日报》的同志又对文稿作了修改，在题目上加了“唯一”二字，改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中央党校来的题目一样了。《光明日报》有的人说，他们的修改稿突出了“唯一标准”。令人难解的是，他们在文中却强调：“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4月4日、4月13日、4月20日的修改稿一样。这只能说明，他们的修改文稿是匆忙在题目上加了“唯一”二字，文章的基调并没有作相应的调整。

（四）胡福明在文章还讲到时间问题。他说：“时间，是个严肃的问题，写新闻首先写明时间、事件是何时发生的。国际上评诺贝尔奖，也要审查某项发现或发明的时间，何时何人首先取得某项发现或发明。把时间搞错了，把时间抹掉了，历史就弄不清了．不应模糊‘时间’。”这些话，其实都是常识。不过，发现或发明的时间，一般来说，要以正式发表的时间为准，这也是常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内部发表是在1978年5月10目的《理论动态》，公开发表是1978年5月11日的《光明日报》。胡福明的初稿和《光明日报》的历次修改文稿，虽然也有具体时间，但都属于修改阶段，还不是成品，恐怕难以定为“发现或发明的时间”。

胡福明在他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说，他一开始就明确地反对“两个凡是”。对此，王强华有评论。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一本《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的书，书中有当年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撰写的一篇文章。王强华在这篇文章中有如下一大段：

关于“两个凡是”问题

胡的原稿和历次改稿中没有出现批判“两个凡是”的字样，不仅没有两个“凡是”，连一个“凡是”也找不到。在我向他约稿时，在以后很长时间内多次当面交谈和信函往来中，我没有向他提出过此文的重点要放在批判“两个凡是”上，他也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现在有不少论著，介绍他写作此文时的思想和内心活动，说他如何如何酝酿批判“两个凡是”，如何如何力求文章中选择什么角度体现批判“两个凡是”等等，对此我不好妄加评论，也许它们是真的；但我作为此文的约稿者、发排者和责任编辑，我得坦言，当时我感觉不出来，我不知道也从未与他说过。我当了40多年编辑、记者，现在仍在做编辑工作，我知道，当年约稿或最初修改稿件时，如果我能认识到批判“两个凡是”的极端重要性，我会把它列为文章写作的重点，明确告诉作者，否则就是失职了。同样，我也认为，如果当年作者能认识到批判“两个凡是”的极端重要性，一般情况下他也会把它列为文章的重点，并明确告诉我，以引起我和报社对它的重视。可是上述这两个情况都没有发生，这只能说明，当时我们并没有这种意识、这个观念。这一点从上引的我当年给他的两封信中，我当年写的那条新闻（这些都是历史记载），以及以后本文还要介绍的情况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我们必须从当年的实际出发来认识和剖析这种现象。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证明，今天人们普遍认识到“两个凡是”的严重错误和当年批判“两个凡是”的重要性。可是在22年前即1977年，那时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原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是1977年3月（按：实为2月），以他当年的威望，以及人们当年思想解放的程度，那时能有多少人，特别是普通的人们有那么高的觉悟、那么大的胆量，能一眼洞穿并批判“两个凡是”的危害和提出“两个凡是”的原中央领导人的问题？邓小平以他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感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洞察力，最早发现了这个问题，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没有也不可能向一般同志作普遍宣传，只是在会见个别党内高级领导干部时指出，因此，当时只有少数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拿我当年任职的《光明日报》来说，尽管它是中央主要新闻机构之一，我也没听说过在哪怕是小范围内传达过，远离京城的一般人甚至包括领导干部，如果没有特殊的渠道，是很难得知这一高层的绝密信息的（王强华说，当时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也不知道此文的背景，还通过人向他打听）。

胡福明那时是南京大学政治系（或哲学系）的一位教师。江苏省的“一把手”当年都弄不清楚《光明日报》发表此文的背景，那么江苏省及南京市的干部、群众中能有多少人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尚未展开之前，就那么清醒地认识到批判“两个凡是”的重要和在苦心思索写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呢？（该书第100～102页）

王强华在《杨西光与第一篇“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一文中说，他是在1978年4月13日晚，杨西光召集他们开会时（参加者有孙长江、胡福明、马沛文等），才第一次听到杨说“两个凡是”，感到很新鲜，于是随手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四个字。

以上是王强华作为当事人所介绍的情况。

（二）《光明日报》社及其编辑人员讲的情况

十多年来，《光明日报》社和马沛文、王强华、陶铠等同志，撰写和发表过多篇文章，介绍《实》文的撰写、修改和定稿的情况。为便于有兴趣者查阅和研究，我将这些文章篇目开列如下：

《光明日报》社撰写的文章有两篇：

1．《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的经过》。这是《光明日报》社评论部编的一个资料集，时间是1985年1月20日。主要内容是5600字的说明和13个附件，即《实》文的历次修改稿和定稿。

《实》文的撰写和修改(6)

2．《编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纪实》。发表在《光明日报通讯》1986年第6期（总97期），署名辛广民。

马沛文撰写的文章有：

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的前前后后》（1978年7月24日在首都举行的全国哲学讨论会上）。

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及其影响》（1988年5月6日在《光明日报》社召开的纪念真理标准讨论10周年座谈会上）。

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的前前后后》（1988年5月12日《光明日报》）。

以上第1、2篇收进《放言集》上册，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4月出版；第3篇收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

王强华撰写的文章有：

《杨西光与第一篇“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载《炎黄春秋》杂志1995年第5期。

陶铠等撰写的文章有：

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纪实》，此文为前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书中的一篇。

2．《真理标准讨论始末》，陶铠、张义德合写，《中南海的前前后后》书中的一篇，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

3．《走出现代迷信——真理标准讨论始末》，陶铠、张义德、戴晴合写，刊登在江苏的文学双月刊《钟山》1988年第3期。后由湖南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以上各篇文章所讲情况有详有略，且大同中有小异。现在我将所列第一篇的一大段摘录如下，因为这是集体撰写的，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有关的情况。同时，我也作一些必要的补白。

（1978年）4月初，理论部主任马沛文送给杨西光一份拟在4月11日刊出的《哲学》专刊的大样，上面有一篇署名为胡福明，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此文是报社理论部王强华约请南京大学胡福明写的有关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一篇文章。胡的稿子是1977年10月左右寄到报社的，原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由光明日报理论部同志作了修改，经胡福明看过后，于1978年1月14日发排，印出小样，后经过五次修改，第五次修改时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在五次修改过程中，第二和第五稿，是经胡福明看过的。其他几稿是理论部的同志修改的。第五、六稿，是由马沛文、王强华修改、定稿的，最后的一段是新写的。这篇初步改定的文章既提出了真理的检验标准，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的观点，批判了“四人帮”，接触到拨乱反正的问题。杨西光审阅大样时，认为文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但此文联系当时的实际还不够有力，要进一步触及当时影响拨乱反正的一些思想障碍，要提出冲破禁区这样的现实问题；而且认为真理标准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因此，他给马沛文提出了两点处理意见：第一，文章要改，要针对在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作比较充分的论证，使文章更有指导意义；第二，这个问题大，和各方面都有关系，文章应当从《哲学》专刊上抽下来，再认真加以修改，改好后在一版上发表。

杨西光和《光明日报》其他同志着手改写文章不久，约在4月10日，得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正在写相同主题的文章。恰好这时胡福明也来京参加一个会议。4月13日晚间，杨西光邀请孙长江、胡福明、马沛文和王强华，共同讨论了这篇文章，认为要保持原稿的长处，并议定了修改意见。

这次讨论后，胡福明曾在4月14、15日改了一次，由于他急于离京，没有来得及把讨论的观点全部反映出来。马沛文、王强华后来根据杨西光和会议讨论的意见接手修改，才把上述观点基本体现出来了，这就是4月20日的改稿。这个改稿于21日送孙长江修改。后约在4月23、24日，马沛文、王强华和杨西光又一次进行讨论，再次进行修改，又一次把改好的稿子送孙长江。

20日和23、24日的改稿比前几次的改稿增加了内容，为这篇文章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第一，文章的结构由三大段改为四大段。第二，文章的思想性和针对性前进了一步。第三，文章突出了邓小平关于要完整地、全面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观点，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第四，文章阐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第五，文章的结尾部分分量加重了。

这个期间，杨西光还到党校同吴江、孙长江交换过意见。大家对文章的基本观点认识是一致的。吴江认为，4月20日的稿子写得有勇气，理论逻辑上差些，要理好，并加以提高，杨西光提出要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要永葆其青春的观点。之后，孙长江以原来文章与这次讨?的意见，和党校原拟写的文章草稿为基础（在3月间向马文瑞汇报过的）修改出稿子，再经吴江修改，于4月27日定稿，送胡耀邦审阅。

《实》文的撰写和修改(7)

在此过程中，杨西光和吴江商定，为扩大文章影响，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见报。这个考虑，经吴江请示耀邦，得到耀邦批准。

孙长江修改的稿子，与4月23、24日的改稿比较，保持了基本观点，质量上有了提高。

文章对原来的稿子作了不少删削，约一半多段落是重写的，对真理和社会实践作了定义式的简明界说，使逻辑和文字叙述以及定论都更加清楚，更加精确。

文章又加了毛主席在1958年修改三年前写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个别提法的例子，使文章的论据增加了分量。

文章最后一段写得更加有力，提出要反对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并指出共产党人要有责任心和胆略，要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就使现实问题的针对性有了加强。

文章还加了小标题，使主题和表述更加鲜明。文章在公开发表时，对超越实践设置“禁区”的现象又加重了批判，说这不仅造成蒙昧主义，还会变为“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此文经胡耀邦审定后，即在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上发表。原来文末注有“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本刊作了些修改”字样，并按此印出一小部分，此时中央党校有同志提出意见，认为文章很多段落已重写，后来改的过程中胡福明没有参加，又来不及听取他的意见，而且其中有些观点是领导和其他同志的，因此再署原作者的名字已不恰当（前述胡福明1996年的文章也说到“我对几点修改，也有自己的看法”。看来，这样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引者注）。经再三斟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决定将原注改为“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

综合以上所述，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支持并审查同意的。《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上述几个同志主持和参加了撰稿和编发，作了多次重大修改。胡福明是初稿的执笔者，孙长江最后执笔完稿。

王强华是当时的《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是这篇文稿的约稿者和主要的编者，他的回忆是值得重视的。

王强华在《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书中讲了当年约稿的情况。他说：1977年7月，南京地区理论界在南京召开理论研讨会，报社派他去参加。他发现，胡福明发言有勇气，思想比较解放，就约请他为《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写稿。王强华说，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没有出具体的题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题目，完全是他自己定的。胡福明于1977年9月同时寄给《光明日报》两篇稿件，一篇题为《女人也是生产力吗？》，另一篇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时，王不在报社，编辑部其他人阅看后认为，前一篇无理论可言，不予选用，另一篇（即《实》文）是“纯理论”文章，缺乏与实际的联系，也决定不用。王回报社阅看两篇文稿后，认为《实》文符合“哲学”专刊的基本要求，只要把那些冗长枯燥的大段引证删去，增加联系实际的内容，不失为一篇好文章。王处理后即排出小样。（见该书第92～94页）

现在摘录王强华在《杨西光与第一篇“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中的一大段：

1978年4月10日，一张《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按规定送到了当时的总编辑杨西光的案头。他立刻被“哲学”上的头条署名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吸引住了。他在详细审阅了该文后，把我叫去，要求把它从专刊上撤下来。杨西光提出的意见有两条：一、像这样重大主题的文章应放在第一版刊登，在专刊上发表影响小，太可惜了。二、文章要作重大修改，主要是应针对当前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作比较充分的论证；要进一步触及当前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到理论和思想路线上来批评、阐述。

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师。他的这篇文章是我在1977年8月到南京参加一次理论讨论会时向他约的稿，原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稿子寄来后，从1978年1月14日发排到4月10日经过了5次修改，才送到杨西光手中。对杨西光的两条意见，第一条我照办了，当即把文章撤下，换了现在“哲学”第77期上刊登的那篇文章。但对第二条却感到为难，因为按杨西光的意见，文章要作很多修改，而作者又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京，来不及征求意见。作者是一位大学教师，在南京理论界有一定影响，这样做担心他会有意见。杨西光说没关系，改出来可以用你的名义发表。杨是从政治家的角度办报，考虑的是大的问题，只要能够尽快发表，用谁的名义则是次要的。可我作为文章的编者，又是我约来的稿子，就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

无巧不成书。正当我两难之际，胡福明从天而降。他是从南京到北京来参加国家教委召开的一个哲学教材（或辅导材料）座谈会的，住在朝阳门外的那个招待所里。他一到京就与我联系，我把杨西光的意见告诉了他，同时又立刻向杨西光报告。杨很高兴，说赶快把胡福明找来报社，一起讨论文章的修改。

《实》文的撰写和修改(8)

4月13日是周末。吃罢晚饭，我就乘了杨西光的小车到朝阳门外的一个招待所，把胡福明接到报社。接着，又按照杨西光的意见，到阜成门外把当时中共中央党校教员孙长江请来。孙是党校《理论动态》（内部刊物）的编辑，当时党校副教务长吴江与他也正在撰写一篇主题与胡福明的文章差不多的文章（引者按：当时孙长江是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不是《理论动态》编辑，吴江是理论研究室主任）。杨西光知道此事，就让我把孙长江请来。

是日晚7点多钟，杨西光、胡福明、孙长江，还有当时分管理论宣传的小组成员马沛文和我，就在杨西光的大办公室里开了会。开始时，杨西光说明原委，还说了当时的形势，接着就询问孙、胡二人对写这样主题文章的基本思路和重点。胡福明认为重点应该放在理论上分清是非，而孙长江认为主要应放在思想路线上分清是非。杨西光当场决定，你们二人可以按照各人的思路写，《光明日报》都给你们发表，谁的文章先写好，定了稿，就先发谁的，两篇文章都要发。

接着在杨西光的主持下，对胡福明的文章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在当时撰写这样的文章，意义重大，要保持原稿的长处，并议定了修改的原则意见。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文章一定要解放思想，批评“两个凡是”，冲破禁区。这个意见是杨西光提出来的。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最早是邓小平在1977年5月24日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中提出来的，但一直没有向下传达，许多同志包括我在内，当时都不清楚，所以在胡福明的原稿和我们历次的修改稿中都没有涉及。由于我觉得这个问题重要、新鲜，就在我的笔记本上记下了“两个凡是”这四个字。现在人们对“两个凡是”的危害是非常清楚了，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杨西光敢于明确提出批评“两个凡是”是一个大胆的意见，画龙点睛，一下子就把文章的要害抓住了，把主题升高了，实在功不可没。后来我们在修改稿子时，就十分注意贯彻这个意见。

《光明日报》的同志的说明强调了以下几点：（一）文章的主题是逐步明确的。1978年4月13日晚，杨西光在讨论修改方案时指出，文章一定要解放思想，批评“两个凡是”。王强华感到重要、新鲜，当即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下了“两个凡是”四个字，后来在修改稿子时，十分注意贯彻这个意见。（二）杨西光认为，文章（指胡福明第5次改的稿）要作重大修改。当即讨论了修改方案。胡福明修改后，《光明日报》的同志觉得没有“把讨论的观点全部反映出来”（《光明日报》同志在另一篇文章中的说法是：“未能充分把四月十三日会上的意见反映出来”）。因此，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又对稿子讨论修改了两次。（三）《光明日报》的同志在1985年1月20日的文章中，对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这样说的：“《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上述的几个同志主持和参加了撰稿和编发，作了多次重大修改。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执笔者，孙长江同志最后执笔完稿。”在1986年辛广民的文章中，是这样说的：“在写作过程中，由胡福明、孙长江同志执笔，杨西光、吴江、马沛文、王强华同志主持和参加了撰稿和编发，作了多次重大修改。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写作者，孙长江同志是完稿者。”

（三）吴江、孙长江讲的情况

吴江在1979年8月23日、9月6日，分别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介绍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有关情况。以后，将这两次讲话搞了一个铅印的记录稿。在这个记录稿中也讲到《实》文的写作情况。他说：

大概在四月下旬，《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同志，送给我一篇专讲实践标准问题的文章，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同志。杨西光同志在党校第一期毕业，刚分配到《光明日报》工作。他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需要和我们商量一下，同时报社内部意见也不一致，有人不同意发表。既然如此，我建议这篇文章先在我们的内部小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然后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报上登载。文章经过较大的修改，大部分重写了，最后经耀邦同志过目，5月10日登《理论动态》，11日见报。

吴江1995年在《“真理标准讨论”追述》一文中，也讲了类似上述的一段。此文刊登在《传记文学》杂志1995年第9期，读者若有兴趣，可以去查阅，此处只摘引两段：

党校学员在讨论中对实践标准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各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诸如此类。我和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同志谈起这个问题，他自告奋勇愿意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涂认识，发给学员参考。我同意了，题目就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讲“唯一”，是根据列宁所说“理论的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而来。这大概是1978年二三月间的事。

我将来稿（按：指杨西光送来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交给孙长江一并处理，请他与他正在起草的文章并在一起，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

孙长江于1984年10月23日致函光明日报社和杜导正（当时的《光明日报》总编辑），讲了有关情况：

《实》文的撰写和修改(9)

中央党校是在1977年12月研究一个党史问题时，由当时主持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随后在校的一千多位高中级干部进行了讨论。1978年3月间，吴江同志根据耀邦同志意见，并向马文瑞同志（当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汇报后，指定我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这时候，《光明日报》也想搞这个问题。杨西光同志是参加了党校高干班的讨论的，当他得知上述情况后，请人告诉我，他们有篇同类文章希望帮着搞。4月中旬，西光同志派人接我到报社，讨论那篇稿子。胡福明同志在场。4月21日，《光明日报》王强华同志把胡福明根据大家意见修改后的文章小样送到我家，同时送吴江同志，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吴江同志看完小样后，认为文章写得有勇气，但理论和逻辑性较差，叫我尽量把两个稿子捏在一起，吸收胡文的好意见，题目还是用我们原来的。西光同志在这个过程中，曾两次找我到报社，两次来党校与吴江同志和我讨论这篇文章。我搞出一个稿子，由吴江同志修改、补充，然后送耀邦同志审阅定稿，登在5月10日的《理论动态》。现将当时付印的影印件送上，其中剪贴的小样，就是经报社修改过的胡文部分。实际上文章吸收胡文原稿的文字恐怕已不及三分之一，基本上是重写了。

署名的经过是这样的：虽然如上所述文章是基本上重写了，但我落款还是写了“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本刊作了修改”。吴江同志考虑到不管怎样总是吸收了外来的稿子，因此同意了这样写法，并照此印出一小部分。后来有同志提出意见，认为文章实际上已重写，整个过程胡福明都没有参加，而且其中有些是领导同志的意见，因此再用外稿作者的名字已不恰当，由孙、胡两人署名也无必要。经再三斟酌，终于决定中途改版，删去“作者胡福明”一句，将原注改为“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修改”。这期《理论动态》的大部分照此付印（见《理论动态》1978年5月10日第60期）。《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时，同杨西光同志商定，用了特约评论员名义。

此信及影印件同时送当时中央党校的领导同志胡耀邦、马文瑞、冯文彬同志，当时参与处理此文的杨西光、胡绩伟同志，以及陈维仁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龚育之同志，并送薄一波同志、陆定一同志、《人民日报》。

吴江和孙长江所讲情况中，值得注意的是：1．此时，孙长江已经写出了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初稿；2．吴江对孙长江提出的指导意见是，尽量把两个稿子捏在一起，吸收胡文的好意见，题目还是用我们原来的；3．文章写好后，吸收胡文原稿中的文字不及三分之一，基本上是重写了。而且，孙长江将他把两个稿子捏合在一起的原稿复印件附在信后一并发出。

孙长江采取那样严肃的方式写信提出问题，引起了杨西光的重视和思考。他于1984年11月12日写了一个材料，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的思想背景》，全文近1500字，铅印后按孙长江那封信同样的范围发送。杨西光这封信只讲这篇文章写作的历史背景，而未讲文章的写作修改过程。但他在这封信的最后一段提出：

关于写作的具体发展变化过程，建议由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当时参加写作的同志共同座谈回忆，并尽力搜集原始材料；还要请《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有关同志参加，整理邓小平、胡耀邦同志在此前后的有关讲话，以及耀邦同志继续组织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中央领导同志指导、组织和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为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的全面情况写出一份较完整的历史资料。

杨西光的这个材料，用委婉的语言提出，《实》文的作者问题要重新研究考虑。《光明日报》评论部1985年1月20日撰写和编印的材料，看来就是根据杨西光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个材料在讲了《实》文写作、修改的“具体发展变化过程”以后，作出了如下的判断：“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执笔者，孙长江同志最后执笔完稿。”这个判断明显不同于《光明日报》社1984年10月12日给吴江、孙长江信中的说法：“参加文章修改的你们二位。”

为了说明《实》文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以便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我已经费了那么多的笔墨。但是，到此还不能打住，还要继续讲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和理论动态组的有关情况。

（四）中央党校撰写、修改和处理《实》文的情况

《光明日报》为什么要将胡福明撰写的文稿送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这篇文章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又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加工修改过程，最后是怎样定稿的？下面我将依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加以说明。

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使《光明日报》同《理论动态》联系起来了，这里关键的人是杨西光。因此，在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杨西光的有关情况。

当时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孟凡，一开始就参加《理论动态》的工作，现将他的回忆材料抄录如下：

杨西光同志是我的老战友。1947年，我从山东军区调到华东野战军，在政治部下的联络部工作，起初在材料科任研究员，后来，杨西光任科长，我任副科长。华东野战军还有一个解放军官总团，专门教育改造团以上的俘虏。杨西光兼军官团的教育长，我兼训练处副处长。杨西光的爱人卢凌，也是在材料科工作。因此，我和杨西光比较接近。他对我的印象也比较好。

《实》文的撰写和修改(10)

1977年9月，中央党校复校开学。杨西光同志到中央党校第一期高中级干部读书班学习。我当时任校刊室副主任，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具体负责《理论动态》这个刊物的工作。杨西光同志常来找我，把他写的一些材料给我。我记得的有两篇，一篇是讲民主问题，有自己的见解，比较好；还有一篇，是稍后写的，讲认识论的，讲到实践与真理的关系，是提纲性质的，虽然还不够成熟，但说明西光同志对这一问题早有见地。他想给《理论动态》，想通过我给耀邦同志看看。这篇稿子是否给耀邦同志看过，我记不清了，但没有在《理论动态》发表。不过，当时耀邦同志经常看学员写的东西，有可能送耀邦同志看过。他不认识耀邦同志，我和他一起到耀邦同志那里几次。我也向耀邦同志介绍过他的情况。耀邦同志对他的印象比较好。杨西光思想比较解放，但也比较谨慎。他还没有毕业就派到《光明日报》当总编辑了。

杨西光同志到《光明日报》以后，我同他经常有往来，有时他上我这儿来，有时我到他那儿去，在他家吃饭，就一些理论问题交换意见。有一次，杨西光同志找我，说要同我商量一个问题。他说，最近胡福明同志投来一篇稿子，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但不够成熟，需进一步加工。他告诉我，对这篇稿子，在编辑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篇稿子要是发表了，会引起震动，不能发表，慎重点好；另外一种意见认为，这稿子很重要，主张发表。主张发表的人中有理论部负责人马沛文同志。相当数量的同志主张发，也有一些同志主张不发。杨说他倾向于发表，而且要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但考虑到《光明日报》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有一定局限性，政治影响不如《理论动态》大，所以，如能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然后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政治分量和社会效果就大不相同。

至于胡福明文章清样是否给我看了，已记不清楚，但主要内容杨和我说过。他对文章是肯定的，但认为如果发表，要结合实际，从思想路线角度作重大修改。我也认为仅从理论上论述是不够的，要更有针对性。杨表示他可以在报社主持修改，但他也谦虚地表示，我这个人的水平有限，你是知道的，你那里有吴江，他是哲学家。秀才比较多，特别是还有耀邦同志把关。如能得到你们的支持和协办，政治上更有保证。所以他希望此文经修改后先在《理论动态》发表，并问我可否将这个意见先向耀邦同志疏通一下。我表示吴江同志是理研室主任，请杨最好直接找他商量。当然，我也可以有机会问问耀邦同志。

一次散步的时候，碰到耀邦同志。他向我问康生在党校的情况，我顺便就对耀邦同志说，老杨找过我，有一篇文章，什么什么内容（我简单地向耀邦同志介绍了文章的内容和观点），可不可以在《理论动态》发表。耀邦同志说，可以吧，把稿子拿来看一看。这是好事情嘛！应该支持，你们处理吧！我还说，耀邦同志如果您同意的话，我请老杨直接找吴江同志，吴江同志是专家。耀邦同志说，可以。我就把耀邦同志的态度告诉了杨西光同志。

以后，杨西光又为此稿给孟凡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原件尚在，全文如下：

孟凡同志：

我们给孙长江同志带去一稿，请吴江和你以及孙长江同志加以审改，最（再）请耀邦同志定稿。务（无）论如何，此文盼你争取五月一日前定下来，五月五日在《理论动态》上用，以便五月六日在《光明日报》上见报。此文对我们改版后做到旗帜鲜明大有用处，务请抓紧办一下。

此致敬礼

（宝卿同志已来，请你来玩）杨西光28／4（1978）

孟凡还为这封信写了几点说明，现摘抄如下：

西光曾向我表示，要将此稿的编发作为《光明日报》改革和改版的突破口。

据我所知，孙在以前也撰写了同样主题的文稿（原稿我看过，也向杨谈过），孙就是以胡福明文章和他的文章为基础，在杨西光、吴江的指导下，吸收校内外各方面意见进行修改的，至于，是由吴江或是由我推荐他去《光明日报》还是杨要求孙去，我已记不清楚。但我认为，过去有些介绍《实》文发表情况的文章只提胡福明，而不提孙也撰写过同样主题文稿的事实，是不全面的。

纪宝卿同志是西光的夫人，她原在上海工作。

杨西光是中央党校复校后“第一期高级干部轮训班”的学员，学习期限是1977年9月到1978年4月。他住中央党校22楼。由于孟凡的关系，我也多次同他接触，有好几篇《理论动态》拟用的稿件都征求过他的意见。1978年3月，中央任命他任《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据在报社任他的秘书的陶铠讲，1978年3月他接到任命后，去了一次报社，正式到职是在中央党校结业以后，即1978年4月。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参加了关于研究第九次、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问题的讨论，对胡耀邦提出的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不但有所了解，而且作了较多的考虑。前面孟凡的回忆中说，他写了一篇关于实践与真理的关系的材料，并希望通过孟凡给胡耀邦看看。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这样做的时候，一定是经过了认真思考的。

《实》文的撰写和修改(11)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个情况，在本书第一章第三节，我曾经讲到，当时，曾召开了一个一部学员座谈会（参加者6人），听取对研究路线斗争提要那个文件的意见，请他们帮助。杨西光作为一部三支部的学员参加了这个座谈会（1978年3月6日）。在这个座谈会上，杨西光作了系统的发言，共讲了6点。我觉得第3、第4两点最重要，现将记录抄录如下：

（3）关于“左”的批判问题，我感觉从（一九）五八年以来20年对党内“左”的思想不能低估，右的思想比较容易识别，但对“左”的比较难以识别，林、“四人帮”都利用这一点。六四年刘少奇也利用这一点。毛主席曾多次提出反“左”问题，但不能得到贯彻，如两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庐山会议前后、农业十二条、高教六十条、农业六十条等，但文化大革命中都批了。为什么不能贯彻？这么多年我们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同过去对主难（观）唯心论批判不够有关。这次是否能解决一下。

（4）应该占有材料，现在占有材料不够。延安整风时有三本厚厚的材料汇编，现在文件很多，但有些还不好分辨，缺乏五七年以后的文件，应搜集整理一些，原来的东西那些正确不正确的，用实践检验。

以上是会议参加者随手记的，虽然文字简略，但意思是清楚的。杨西光明确提出，要“用实践检验”。当然，一些问题也反映了当时的认识水平（如对刘少奇的认识）。

我在前面讲到，杨西光到《光明日报》工作后，能自觉地将胡福明撰写的《实》文从“哲学”专刊中抽出来，作为重点文章，加以处理，这同他在中央党校学习中接触了这个问题，思想理论水平得到提高直接有关。

前面我不厌其烦地将有关情况作介绍，目的是想把有关情况尽可能摆出来，让人们更多地了解这篇文章形成的过程及事情的全貌。

其实，如果理一下头绪，事情并不难搞清楚。

第一，胡福明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稿，投给《光明日报》；

第二，《光明日报》理论部同志对胡福明的稿作了多次修改，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准备在“哲学”专刊发表；

第三，杨西光在中央党校学习后，认识到实践标准的重要现实意义，并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建立了联系；

第四，杨西光看了“哲学”专刊《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大样后，决定对此稿作重大修改加工，作为重点文章在《光明日报》第１版发表；

第五，杨西光请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同志帮助修改加工这篇文章（他自己也参加），并要求先在《理论动态》刊出，再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

第六，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已为《理论动态》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稿，但不成熟（除孟凡外，当时的理论动态组组长王聚武告诉我，他也看过这个稿）；

第七，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请示胡耀邦以后，接受了杨西光的要求，最后将《光明日报》送来的稿和理论研究室原已写出的稿，由孙长江“捏在一起”，形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文稿；

第八，文稿送胡耀邦审阅定稿，1978年5月10日，在《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5月11日，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

这里，需要进一步搞清楚的问题是，《光明日报》作了多次修改的文稿，送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以后，是经过了怎样的修改加工过程，最后怎样形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稿，最后形成的这篇文稿同《光明日报》送来的那篇稿是什么样的关系？

正如《光明日报》的材料所说，1978年4月13日，孙长江就到光明日报社同杨西光、胡福明等人一起讨论了对胡福明撰写的那篇稿的修改问题。以后，杨西光又到中央党校同吴江、孙长江研究了进一步修改的意见。对这篇文章的框架和基本观点，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光明日报》的材料还说，“孙长江同志以原来文章与这次讨论的意见，和党校原拟写的文章草稿为基础修改出稿子，再经吴江修改”。孙长江究竟是怎样“修改出”这个稿子的呢？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对孙长江明确提出了修改的原则要求，这就是前面已经引的：“尽量把两个稿子捏在一起，吸收胡文的好意见，题目还是用我们原来的。”①“孙长江当然要按照他的领导者吴江的意见办。作为中央党校的理论研究室，在中央党校已经组织八百学员初步讨论了实践标准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已有自己的考虑。吴江那样提出修改这篇文章的原则要求，是很自然的。

孙长江是怎样将“两个稿子捏在一起”的呢？我这里有文稿的复印件，可以一目了然。我将孙长江的完成稿照片在书中印出来，读者可以参阅。

《实》文的撰写和修改(12)

孙长江是在大稿纸上重新撰写，将《光明日报》送来的稿（铅印的清样）中可用的段落和长句，剪下贴上。我粗略地统计一下，剪下贴上的共约2700字（全文6600字），其余的文字都是重新撰写的，当然也吸收了《光明日报》修改稿中的一些思想和语言。文章的框架和基本观点是孙长江和杨西光等人讨论过的。孙长江确实是将“两个稿捏在一起”的，很难说是在哪一个稿的基础上修改的。这个稿同胡福明撰写的初稿（5200字）和他后来修改的稿（5600字）相比，说“面目全非”，是过头了，但确是基本上改写了。

孙长江对《实》文的改写，前面所引《光明日报》评论部编印的材料，作了具体分析，概括地说就是：“保持了基本观点，质量上有了提高”。我认为，所谓“质量上有了提高”，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孙长江在将两个稿“捏在一起”时，共剪贴《光明日报》稿2400字。《光明日报》送来的文稿有9000多字，大部分改写了，浓缩提炼为6400字，文章精炼了。

（二）经过孙长江的改写，文章的主题思想和主线清晰了。如原稿第一部分，就是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道理。孙改写后，加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个鲜明的小标题，文字逻辑清楚，先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再讲是唯一标准，进而讲实践也是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同原稿相比，质量的提高是很明显的。总之，经过孙长江的改写，使这篇文稿达到了在《理论动态》发表的要求。

（三）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最重要的改动。对此，当年《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在1978年7月24日的一个发言中说：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最后改定的标题上加了“唯一”二字。“这个改动也颇关重要。因为，有人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却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读者如有兴趣，可查看马沛文著《放言集》上册第3页。于光远说：“我特别看重‘唯一’这两个字。我知道马克思讲‘实践标准’时，实际上就含有唯一的意思，但没有使用‘唯一’这两个字。毛泽东的《实践论》中是这么写的：‘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在这段表述真理标准的语句中也没有‘唯一’两字。”于光远一再讲这个问题。读者可查看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第153页。于光远认为，在1978年那场讨论中有针对性地排他地提出实践是“唯一”标准，有很强的现实性，有明确的对立面，问题提得突出、尖锐与彻底。据1995年4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陈云“非常赞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他多次将这句话写成条幅送人。我在杨易辰的办公室里就看到这样的条幅，并拍了照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作为文章的题目，不但使文章的主题明确了，而且，使文章上升到了新的境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简单是一个题目，而是这篇文章的精华所在。这句话精确、简练、鲜明、通俗，成为这场大讨论的基本语言。邓小平就将这场讨论称之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也是这样称呼这场大讨论的。这场大讨论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那篇文章的具体内容恐怕一般人都说不出来了，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却被历史留下来了。党的重要文献一再使用这句话，并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一切真理”与“唯一标准”两个提法，似乎相差不大，但含义不同。“一切真理”的提法，强调的是实践标准的普遍性；“唯一标准”的提法，强调的是实践标准的唯一性。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正是当时争论的焦点。

1979年4、5月间，我到江苏去调查研究，住在南京（省委的一个招待所），就有一些我并不相识的人来访问我，并询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写作修改情况。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肃性，经过认真思考，讲了三条：1．胡福明写过实践标准的文章，这很不容易，要充分肯定；2．公开发表的那篇文章，实际上是集体劳动的成果；3．真理标准讨论开展的一些情况，胡福明不知道。经过了十多年，我又进一步调查了有关情况，我基本上还是持这种看法。1997年初开始播出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第6集，有胡福明回忆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镜头。他也说：“据我知道，为这篇文章作出贡献的有一批同志，这也是集体创作。”

《实》文的定稿和发表(1)

二、《实》文的定稿和发表

1981年9月25日上午，胡耀邦在同文艺界的一些领导同志座谈时，讲了下面这样的一段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改了好多天。第二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罗瑞卿磨了四十天，是党校的同志搞的，吴江领头的。那个时候的局面也确实是不太明朗。第二篇我没有参加，是我们的罗总长主持定稿的。我在去年的政治局会议上讲，罗瑞卿至少同我通了六次电话。”胡耀邦说，第二篇文章是罗瑞卿主持定稿的，实际上也是说，第一篇文章是他主持定稿的。

据我看到和经历的，《实》文向胡耀邦送审了两次，现将有关情况介绍如下。第一次送审，大约是1978年4月底或5月初。在这个送审稿（铅印）上写了：

送耀邦同志审阅。准备五月十日《动态》用稿

这是理论动态组已故的刘立中的笔迹。在这一句话后面，没有写日期。胡耀邦用铅笔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再看文章，胡耀邦在第3页上改了一个标点符号，在第10页上改了一个错字，他的笔迹很明显。

在胡耀邦审阅退回的这个稿上，吴江写了一段话：

其中又有些修改，“统”在一起，迅速退改一次。然后送哲学教研室韩树英、吴秉元、马清健三同志各一份。送耿立一份。外送龚育之一份。孙在电话上同龚联系一下，务请他细阅提出意见。请他们拨冗阅读，四号把意见收集起来。

吴四月三日

吴江写了“四月三日”，这是他的笔误，实际时间应为五月三日。在这个稿上，吴江作了不少修改，特别是第6页，删去了9行，又改动了好几处。

这个送审的铅印稿就是孙长江依据吴江“尽量把两个稿子捏在一起，吸收胡文的好意见”的指示，在稿纸上重新撰写而成的那个稿。吴江对孙的原改稿作了不少修改，并写了如下一段处理意见：

孟凡同志：

请即排印15份（送胡、杨、作者各一份），五月十日那期用。

吴江四月二十七日

在“作者”（即胡福明）二字下面，吴江还写了“航空发出”四个字。“胡、杨”指胡耀邦、杨西光。这个稿排印出来以后，吴江又作了些修改，并在一份铅印稿上写了：“拟在五月十日刊出”。这就是第一次送胡耀邦审阅的稿。刘立中写的“准备五月十日《动态》用稿”一句，就是根据吴江写的那句话而写的。

在这里，我还要补充讲一点自己和理论动态组同志涉及这篇文稿的有关情况。

我记得很清楚，孙长江对我讲过《光明日报》送来的这篇稿，并将稿给我看了。我看了以后，也发表了一些意见，主要是说这个稿针对现实分析还不够，具体说了些什么已无法回忆，但有一点却记得很清楚，就是这篇文章的题目。孙长江给我看的稿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个题目强调“一切真理”。我看后对孙长江说，“一切真理”这个提法不妥。我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

胡耀邦规定，《理论动态》刊登的任何人的稿子，都要经过理论动态组的讨论。但是，吴江和孙长江直到排出《理论动态》的清样也没有将《实》文稿交理论动态组讨论，我就向孟凡提出这个问题。孟凡表示应该由“理论动态组”讨论。这样，孙长江就将稿交理论动态组。我的日记在1978年5月5日这一天是这样记的：“上午，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稿。”我记得，为了讨论这篇稿，自己还准备了一下，除了看《实》文的文稿外，还翻阅了其他有关材料，能记得起来的是，看了华国锋在1977年5月1日发表的文章，即《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参加讨论的有孟凡、王聚武、吴振坤和我，孙长江当然也参加了。讨论中大家提出了一些修改补充意见。由于没有记录，这些意见也无从查找了。有一条意见我是记得很清楚的。我估计，这篇文章在《理论动态》发表后，肯定又要遭到非议。为了堵一些人的嘴，我提出，将华国锋上述文章中的一句话加到文章中，大家都同意了。这就是《实》文第三部分第二段开头的那一句：“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来编定他的选集。’”经过理论动态组讨论，孙长江又作了一些修改。这样，就告一段落，只待胡耀邦最后审定了。下面讲第二次送审的情况。

第二次送审，是在1978年5月6日。具体经办人就是我。

我将1978年5月6日和7日两天的日记抄录如下：

5.6上午……

《实》文的定稿和发表(2)

下午，到胡耀邦同志家谈理论动态问题。

5.7，星期日，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稿（根据耀邦同志的意见）

1978年5月6日下午，胡耀邦把理论动态组叫到他在城里的家里去开会。胡耀邦每次召集这样的会总嘱咐，就是理论动态组的人，不要多。去之前，孙长江来找我，让我将《实》文清样带去，请胡耀邦审定。我记得这次去的人中有冯文彬、吴江、孟凡、陈维仁、王聚武、阮铭、吴振坤和我。到了他家坐下以后，我先将稿子送给他，并说，耀邦同志，请你先看一下这个稿。他接过去就埋头看这个稿。大家在一旁静坐。胡耀邦看稿子又快又仔细。过了一会儿，他看完了这个稿对大家说，我认为可以了。只是有两处，他提出了修改意见。一处是第6页，原稿是：“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他说还是不要提“新的理论”，改为“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另一处是文章结尾，他提出加“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一句。由于大家都在，他提出这些修改意见时，是采取同大家商量的口吻，大家也都表示同意。我坐在他家藤椅上，迅速记下这些修改意见，因字迹不大清楚，所以回来后，在第二天（星期日）又认真地誊写了一份清楚的，星期一上班时交给了孙长江。孙长江又作了某些文字的修改，于1978年5月8日送印刷厂正式付印。这是《理论动态》第60期，1978年5月10日。这就是大家都很关注的由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具体情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起了历史性作用的文章的最后定稿，现在存放在中共中央党校档案室，但那个稿上没能留下胡耀邦的手迹。我当时也没有想到要请他签一个字。这或许使人感到遗憾，但历史事实就是这样。这里需要强调一下的是，那个稿上由我写的字，全是胡耀邦的意思，我不过是个记录者而已。我相信，我已经将这一人们关注和感兴趣的历史事实讲清楚了。

我们对照看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稿，和《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稿，就可以发现，这两篇文稿在基本观点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同邢贲思那篇《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稿相对照，情况也是这样）。这是不奇怪的。因为这些文章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同一重要观点（有不少人说这是基本常识），基本的道理就是那些，不可能有大的差别。这篇文章的特点，不是提出什么新的学术观点和见解，而是在于联系实际，在于对“两个凡是”思潮剖析的深度和尖锐性。从这个角度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文稿确是大进了一步（理论性也大为加强了），同《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相比，这是这篇文章的最主要特点，也正因为如此，发表以后才会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

下面再讲讲这篇文章的署名问题。《理论动态》创办以后，对于每期登的文章究竟怎样署名，并没有专门讨论定出具体办法。大部分由理论动态组和理论研究室同志撰写的文章在发表时都没有署名。某些负责同志和知名人士的文章则是署名或是在编者按语中作说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时，重要的评论性的文章用“特约评论员”的署名，此外，还用“岳平”和“董太”两个署名（都是报纸编辑们给取的）。在吴江看过后的送审稿末尾注明：《光明日报》供稿，作者胡福明同志，本刊作了些修改。《实》文如何署名，理论动态组虽没有讨论，但我记得，在正式发稿前，孙长江跟我商量过此事。当时，理论动态组人手少，工作也没有严格程序，有些事是胡耀邦直接给某一同志布置，有些事往往是大家相互交换一下意见就定了。孙长江对我说，这篇文章从实际情况看，不应再用原来的署名了，但是为了照顾兄弟单位的关系，还是写“《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同志，本刊作了些修改”。他反复说，其实，不是作了些修改，基本上是重写的。我也从发扬风格出发说，算了，就这样吧。就这样定下了署名。现在看来，当时对此事的处理，是有些轻率。有的文章说，印了一部分，因有人提出这样署名不妥，才“中途改版”，删去了“作者胡福明”。实际情况确是这样。

《实》文的定稿和发表(3)

大概就在1978年5月8、9日，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光明日报》同志打来的。他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你们《理论动态》究竟哪一天用？我肯定地说，5月10号。他说，那我们在5月11号见报。我感到有点突然。以前，报社要刊用《理论动态》的文章，有时也很急，我们都是有意压二三天，以免出现读者还没有收到《理论动态》，文章首先见报的情况。我就说，你们为什么这么急？11号我们《理论动态》还没有发行出去呢！对方说，杨西光讲了，这篇文章必须《理论动态》先刊登。《理论动态》登了，我们马上就见报。以后我知道，打电话的这位同志就是杨西光当时的秘书陶铠。对此事我的印象很深。《光明日报》并不是根据《理论动态》第60期的版本发表《实》文的，可能是孙长江早些时候给他们的改稿。所以，仔细查对一下就可以发现，《光明日报》发表的《实》文同《理论动态》第60期，有两处很小的、不影响文义的差别。这是一个小的插曲，在此交代一下。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的下半部，以通栏标题、正文楷体字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在此之前，《光明日报》转载过《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也转载过《红旗》杂志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但还没有发表过自己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文是《光明日报》的第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光明日报》从当年5月1日改版。《实》文是改版以后的第一篇重头文章。这对《光明日报》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对扩大报纸的影响也很起作用。其明显表现之一，是发行量的上升。据说，4月份《光明日报》发行68万多份，到7月份，竟一反暑期订数减少的常规，发行数猛增到89万多份，到1979年1月，发行数到了140多万份，创了历史的最高纪录。这篇文章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见《光明日报通讯》1986年第6期第13页）。

这里又有一个“特约评论员”究竟是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在第二章第四节中已有说明。具体到《实》文，又该怎么说呢？《光明日报》的同志说，杨西光觉得这篇文章关系重大，同时为了扩大影响，要请胡耀邦审定，并希望先在《理论动态》发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胡耀邦和《理论动态》来说，已有了撰写和发表论实践标准文章的安排，并已着手进行了，而不是接受委托，为外单位审阅一篇他们另请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胡耀邦对特约评论员的署名是很重视的，我在第二章第四节中已讲了一些有关情况。《实》文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发表，并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转载以后，当时在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追究时，也是直指胡耀邦，当时，胡耀邦是承受了巨大的政治责任的。

《实》文在《光明日报》第一版下半版刊登了约五分之二，其余在第二版上部刊登。这大概也是一个偶然的原因。这天《光明日报》第一版有两个通栏大标题。头版头条是：《华主席离平壤回国金主席到车站热烈欢送》。如果不是这样的新闻，我相信，《光明日报》是会把《实》文作为头版头条以整个版刊登的。对这样的版面安排，《短暂的春秋》一书的作者也费了一番心思来研究。该书作者认为，这是政治家们精心安排的，是让“华国锋回国收见面礼”。从本书前面叙述的情况可以知道，这样的论断缺乏事实依据，是作者的想象。事实上，这篇文章原拟5月6日见报，后推迟到5月11日见报，并不是有什么政治考虑，邓小平事前也不知道有这样一篇文章。我在后面还要具体讲到这件事。

新华通讯社当天将《实》文转发全国。这既反映了新华社领导同志的鉴别力（他们是同意这篇文章阐述的基本观点的），也是杨西光事前给他们打了招呼。另一方面，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孟凡也跟以上有关单位负责人打了招呼（孟凡工作的一大部分内容就是同各有关单位联络）。

《实》文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这种强烈反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首都主要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不少地方报纸立即转载；另一方面，立即就有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下一节就要具体讲这些情况。

最初的争论(1)

三、最初的争论

1978年5月12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全文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署名是“《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在同一天，影响很大的《解放军报》也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在5月12日转载这篇文章的省报有4家：上海的《解放日报》、江苏的《新华日报》，还有《福建日报》《河南日报》《广州日报》和武汉的《长江日报》也转载了。

5月13日，有更多的省报转载这篇文章。计有：《河北日报》《山西日报》《陕西日报》《内蒙古日报》《辽宁日报》《大众日报》（山东）《安徽日报》《甘肃日报》《湖北日报》《江西日报》《南方日报》（广东）《贵州日报》《云南日报》《四川日报》《西藏日报》，共15家。有人统计，两天之内，全国35家省、市以上的大报有25家转载了这篇文章。其他一些省报也陆续转载：

《新疆日报》，1978年5月14日。

《青海日报》，1978年5月15日。

《天津日报》，1978年5月17日。

《吉林日报》，1978年5月18日。

《湖南日报》，1978年5月20日。

《黑龙江日报》，1978年5月23日。

《宁夏日报》，1978年5月27日。

《浙江日报》，1978年6月10日。

《北京日报》，1978年6月14日。

《广西日报》，1978年8月9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主题鲜明突出，题目就精确地概括了全文的基本观点。文章开门见山地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一下就扣住了读者的心弦，让人们思考。文章从理论上全面而透彻地阐明，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能是真理本身，而只能是实践，而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没有停留在理论问题的分析上，进而指出，检验路线的正确与否，标准也只有一个，就是实践，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文章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正是第二篇文章的题目）。这篇文章以很大的篇幅，一方面强调，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又着重指出，人们在实践中对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而且，由于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实践证明错误的或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文章最后指出，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这篇文章自始至终没有点“两个凡是”，但是，文章实际上揭示了“两个凡是”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击中了它的要害。这篇文章说出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心中要说而又不大敢说的话，把不少人隐隐约约感到的问题挑明了，适应了拨乱反正深入发展的迫切需要，从而一下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最初的争论(2)

《实》文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以后，第二天（即5月12日）就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9家报纸全文转载，第三天（即5月13日）又有15家地方报纸转载，到5月底，先后有三十多家报纸转载。②这首先反映了舆论界对这篇文章的高度重视，但也有一些报纸迟迟不转载，据说是他们的上级打了招呼。

另一方面，反对意见也来得很迅速、很尖锐。

1978年5月12日晚上十一点，正在人民日报社值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接到吴冷西的电话。他在电话中对《实》文和《人民日报》转载《实》文提出了尖锐的上纲很高的批评。吴冷西在“文化大革命”前曾任新华社社长，后又兼《人民日报》总编辑，那时，胡绩伟是副总编辑。1978年5月这个时候，吴冷西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组建的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办公室主任是汪东兴，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是办公室副主任。关于这个出了名的电话，胡绩伟有一个记录，全文如下：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按这种说法，那么现在党提出十一大路线就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二十三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以上是胡绩伟的记录。关于这个电话的内容，早有不少论著加以披露，为了讲清情况，我在这里再次抄录。

这个电话中所说的意见，对《实》文有严重曲解，把理论要经受实践检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重要原理，硬说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是要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反对教条主义就是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这个电话给坚持实践标准的人横加罪名，扣上了“砍旗”的政治大帽子。当然，反应如此之快，反对如此之烈，也确实说明了《实》文对“两个凡是”触动之深。这预示着以后的争论将是很尖锐的。

吴冷西的电话很快就传出去，也引起了广泛的批评和议论。吴冷西便向胡绩伟索要这个电话记录。胡绩伟在给吴冷西送这个电话记录时写了一封信。

全文如下：

冷西同志：你要的电话记录，送上。

社会上流传的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这是我当时整理的记录。你当时在电话上讲得很清楚，我也听得很清楚。我不会速记，记录中当然有不少不完全是原话，但你的主要话、主要的意思，我没有记错。

此致

敬礼

绩伟

十月十七日

最初的争论(3)

这封信的时间是1978年。胡绩伟信中讲的“主要的意思，我没有记错”的话，是符合实际的。这从1978年11月吴冷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对这个电话的内容所作的四点说明中，可以得到证实。我在后面要作具体的介绍。

吴冷西给胡绩伟的这个电话，应当被看做是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争论的开端。邓小平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是个政治问题。吴冷西这个电话，就是很好的说明。他是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和提出问题的。

吴冷西在电话中对胡绩伟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要外传。胡绩伟当即作了这样的回答：“你既然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那么，胡绩伟是跟谁讨论这个问题的呢？不是别人，就是胡耀邦和“理论动态组”的同志。

1978年5月13日下午，胡耀邦把理论动态组同志召集到他在灯市口富强胡同6号的家中。参加的人有：冯文彬、吴江、孟凡、陈维仁、王聚武、吴振坤、阮铭等人和我。胡绩伟和人民日报社的另一位同志也来了。这个会议首先听取胡绩伟介绍吴冷西给他打的电话的内容。胡绩伟讲完以后，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胡耀邦联系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既有些生气又有些激动地说，我怎么会反对他老人家（毛主席）呢！他很有感触地说，把学术争论、理论争论一下上升到政治上，斯大林的时期是这样，我们党十几年来也是这样！大家初步地剖析了吴冷西那个电话中提出的无理指责，认为要进一步加以分析。吴江表示要写文章回答。但这次会上没有作出具体的安排。我想，胡耀邦肯定比我们考虑得更多更深。胡耀邦在讲了一些事情以后就讲《理论动态》的选题。

在这次会上，胡耀邦出了几个选题，第一个也是主要的一个选题是，从真理越辩越明谈起，阐明历史潮流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他认为，我们的民族经历了这么一场大灾难，反面教训如此之深，在今后几十年，再重复这种灾难，倒退，人民通不过，这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他具体地提出，北京的问题不解决？天津的问题不解决？河南的问题也捂不住了。他说，社会往往在倒退以后实现大跃进。他列举世界和中国历史的许多例子，提出必须写一篇文章，说一下这个辩证法，把历史潮流怎么不可阻挡这个问题讲透一点。这实际是从历史发展规律批评“两个凡是”。《理论动态》在第70期（1978年6月30日）发表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说，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激发了人民的觉悟和斗志。这种全民族的觉悟和斗志，必将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带来今后几十年我国社会的飞跃前进。这个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文章尖锐地指出，有一些人，不属于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但是受林彪、“四人帮”流毒很深。这些同志思想上、感情上、路线上、作风上对林彪、“四人帮”那一套很舒服，对人民起来揭批林彪、“四人帮”总是不那么舒服。他们的思想脉搏，同亿万人民跳不到一块，人民高兴的，他们不高兴。他们迈的步子，也就是同新的历史条件格格不入，成为前进的阻力。这篇文章还阐明，人民的意志，人民的要求，人民的情绪，人民的呼声，人民的经验，人民的利益，一句话，人心所向，归根到底决定历史前进的方向。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的最深厚的基础，存在于人民之中。这是一篇从历史发展趋势的高度对“凡是派”的回答。这篇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岳平）在1978年6月30日公开发表，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光明日报》于7月2日全文转载，许多报纸也转载了。

胡耀邦对《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篇文章是很赞赏的。这篇文章从历史发展潮流的角度论述问题，没有触及敏感的具体问题，同华国锋思想还能合拍，他也能接受，并且赞赏。1978年7月9日，胡耀邦对理论动态组同志谈话时说，这篇文章我看了五遍，华主席看了两遍。

《实》文公开发表后的最初争论，就是很尖锐的。这有它的必然性，但也收到了意外的效果，就是使这场大讨论引人注目，很快展开。有的同志幽默地说，如果没有强烈的反对意见，这篇文章不会一下引起那么大的注意，很可能大家看一看过去了，这场大讨论也许可能推迟。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这篇文章的同志很有功劳。这话不是一点没有道理。

1994年1月24日初稿

1995年4月8日定稿

1996年8月30日补充

注释：

①见孙长江《真理的求索》（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59页。

②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第324页。

理论界新闻界密切合作有效推进讨论

第五章

理论界新闻界密切合作有效推进讨论

对于理论界和新闻界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出色工作和突出贡献，在前面各章已经讲了很多。这里还要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讲一下。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既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作为思想路线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理论工作者通过撰写文章、讨论、讲演等方式，从理论上思想上提高大家的认识；作为政治问题，需要掌握各级各单位领导权的干部的参与和支持。这些，又都要新闻工作者通过新闻媒介提供阵地，造成强有力的舆论。这个大讨论的性质和特点，当时的特殊形势，要求理论界和新闻界共同努力，要求理论界与新闻界密切合作。

理论界和新闻界讨论真理标准问题

一、理论界和新闻界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密切合作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10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胡绩伟撰写了一篇文章，回顾这一段重要的历史。这位在这个大讨论中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的同志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理论界和新闻界密切合作，对党和国家作出的一大贡献。”①这个估计和论断是符合实际的。

我在一开始就讲，从“准确、完整”到实践标准，这是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这就是说，提出真理标准问题，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所处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对这种客观需要感觉很敏锐，而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又需要依靠理论工作者的努力。

《人民日报》在1978年3月26日发表了《标准只有一个》的短文，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但是，却收到二十多封来信，反对这篇文章阐述的基本观点。这就说明，需要从理论上来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需要理论界来参与。于是，《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就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撰写文章。

与此同时，《光明日报》的杨西光，也将他们作过几次修改仍不满意的胡福明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稿送中央党校，请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同志帮助修改加工，并希望先在《理论动态》发表此文。尽管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自己也在撰写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初稿。应当说，中央党校已在学员中广泛讨论了这个问题，对情况了解得更多更深，更有条件撰写这样的文章。但是，理论研究室仍然痛快热情地接受了《光明日报》同志的要求，并决定将自己已撰写的文稿同《光明日报》送来的文稿合在一起，写成一篇文章。在《理论动态》发表时，又谦让地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同志，本刊作了些修改。”理论界同新闻界的这种合作，成功地向全党和全社会响亮地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上面讲到“响亮地”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这也是协同动作的结果。胡绩伟曾在文章中这样讲：“事先商量好，该文用‘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1978年5月11日的《光明日报》发表，第二天由《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并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全文。”②由胡耀邦创办并具体指导的《理论动态》作为特约评论员，由首都三家大报《光明日报》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和转载，权威的新华社转发全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才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这是理论界和新闻界密切合作的生动体现和极大成功。从此开始，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程中，理论界与新闻界的密切合作就日益发展，从而冲破重重阻力，为这个大讨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5月13日，胡绩伟及时地向胡耀邦和理论动态组同志通报了反对者的电话内容。大家在一起进行了议论，一致认为，反对者的电话内容从理论观点上说是错误的，给这篇文章和作者编者扣的政治大帽子是不能成立的。大家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这样，大家的心贴得更近了，从而为今后的紧密合作奠定了更好的思想基础。

论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二篇重头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得到了《解放军报》社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具体帮助。这篇文稿首先是由《解放军报》副总编姚远方向罗瑞卿汇报和推荐的。在修改加工定稿过程中，《解放军报》的总编辑华楠和副总编辑姚远方，做了许多工作。这篇重要文章的发表，也是几个大的新闻单位协同动作。事前商量，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在当天同时刊载，由新华社全文播发，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这反映了当时大家决心之大，几个单位合作之密切程度。

胡耀邦1979年3月31日给理论动态组写的一个批语说：“希望新闻界、理论界更好地发扬这种互相商讨、互相琢磨的风气。”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过程中，理论界与新闻界的合作始终是很好的。这种合作是多方面的，有多种方式，如互通情况，共同研究，共同修改文稿，联合开讨论会，约稿撰稿，协调行动等等。理论界与新闻界密切合作，有效地推进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生动事例，在中央、在地方都很多，前面已讲了不少，下面在有关章节还要讲到，这里就不再多讲了。

新闻界的勇气与机智(1)

二、新闻界的勇气与机智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刚开始，新闻界就遇到了大麻烦。当时，分管宣传工作、权力很大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以及在他领导下的中央宣传部长和一些颇有影响的人士，对这个讨论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人民日报》在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当天晚上，就接到了那么明确、那么严厉、那么气势汹汹的反对这篇文章的电话。特别是汪东兴，很快就亲自出马指责《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刊登这篇文章，加以压制。在这样的形势下，该怎么办？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新华社这些首都主要新闻单位的同志，表现出了可贵的敢于拨乱反正、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

6月15日，汪东兴以分管宣传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身份，召开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新华社的负责人胡绩伟、杨西光、曾涛等人都被召去参加这个会议。在这个仅有十几个人参加的小会上，汪东兴严厉批评报纸“把关不够好，把得不严，把得不紧”。这是针对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而言的。他指责这些新闻单位党性不强，提出了“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的方针，下了一道禁令。

就在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邢贲思撰写的《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文章。新华社全文播发这篇文章。《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于6月18日全文转载。这就是这几家新闻单位的同志对汪东兴的批评指责和下的禁令的回答。同当时不少人还心有余悸、遇事三思的精神状态相比较，他们的这种胆略和精神，确是很令人钦佩的。

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除了要有敢于拨乱反正的精神外，在当时复杂的情况下，策略也很重要。在这方面，新闻界的同志也是很出色的。

前面已经讲到，当时不少重要文章，是用“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对此，胡绩伟讲了他们的考虑。他说，这样重要的好文章本来应该用《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但是考虑到当时有规定，社论必须送给那位主管宣传的常委审查，肯定送去就会扣压下来，于是想到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但有规定，重要的评论文章也要送审。胡耀邦说，用“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表明不是报社写的，而是社外同志个人写的，可以不代表党报，不送审就更有理由。③正如胡绩伟所说，这种做法在党报史上没有先例。这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一种很高明的策略，已得到实践的充分证明。不少重要文章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而顺利发表。也正因为署了“特约评论员”的名，而更引世人瞩目，更显得有分量。

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讲话，作为重要新闻，由新华社电讯发出，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报纸和地方报纸在显著地位逐一刊登，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出，这是新闻界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他们的一大杰作。前面已经讲过，新华社黑龙江分社社长孙铭惠，首先报道了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情况。这个报道先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刊出，在中央党校学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1978年8月3日，新华社又作为电讯稿发出；8月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首都其他报纸和地方报纸也都在显著地位刊登了这条新闻。接着，新华社又发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新闻。1978年9月和10月，接连报道了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河北、青海、宁夏、内蒙古、四川、湖北、天津、江苏、广西、贵州等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讲话。与此同时，又报道了沈阳部队、广州部队、兰州部队等大军区负责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讲话。这些重要新闻报道和其他有关的报道，造成了一种形势，造成了一种坚持实事求是、推倒“两个凡是”势不可挡的形势。全国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都在密切注视着这种形势的发展。那些还没有明确表态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自然就成了人们注目和议论的对象。据说，在长沙街头，有一张大字报，附了一张全国分省地图，把凡是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省、市、区都作了标记，剩下两个空白的省，一是台湾，一是湖南。④这是充满智慧的群众对湖南省委负责人不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态度的尖锐批评。

新闻界的勇气与机智(2)

到1978年9月和10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形势加速发展，这同新闻界的出色工作是直接有关的。有人把这种新闻报道指责为“强迫表态”。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但新闻报道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起的引导和推动作用，确是很明显的。

地方报纸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所做的努力和贡献，也是很值得称道的。可惜我掌握的材料很少。这里仅举几个例子，以见一斑。

这里主要讲上海市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后，有的同志在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上几次提出建议，上海要发表文章，但均遭拒绝，说什么中央没有文件，《光明日报》一篇文章怎么能算数。不仅如此，还交代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要看住上海的几张报纸。作了这样的规定，上海的报纸可以转载其他报纸的文章，不能自己组织文章。《文汇报》有9篇文章送审，都被压下了。后来又规定，5000字以上的文章要送审。《文汇报》的同志想方设法，巧妙地冲破这些禁令。复旦大学党委举办了党员干部读书班，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夏征农作了动员报告。《文汇报》的同志写了报道，并问夏征农，能不能发这个稿？夏说，为什么不能发？《文汇报》总编辑马达认为，这是冲破市委禁令的一个好机会。因为夏征农是一位有影响的老同志，发表后，如果来追问，就可以说是夏征农让发表的，估计他们不敢对夏征农怎么样。这样，《文汇报》就在1978年9月16日的第一版，发表了这篇报道。以后，为了不受5000字以上的稿要送审的限制，《文汇报》的同志就把稿都压缩到5000字以内发表。⑤

《解放日报》的同志也是想方设法，巧妙地组织文章，参加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10月间，在一次市委常委的学习会上，赵行志等几位同志发言，明确赞同真理标准的讨论。《解放日报》的负责人知道这一信息以后，便立即派人前去约稿，在这位常委的发言稿的基础上，很快形成文稿，但不便署这位姓赵的常委的真实姓名，便署名“赵启”，在1978年11月3日的《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的题目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权威》。他们戏称此文的编发，“有点地下工作的味道”。⑥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任《河南日报》总编辑的刘问世，也是中央党校的校友。他向我提供了《河南日报》在这一讨论中的工作总结材料，比较全面也比较具体。我将这个材料全文抄录如下：

从1978年5月至1981年6月，《河南日报》比较集中系统地进行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次讨论是全国规模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基本理论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讨论是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开始的。5月12日，《河南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重要文章，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自此以后至1978年底，《河南日报》连续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有关重要文章、评论和消息19篇，发表了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学员、河南省军区党委、中共郑州市委和各地市委等单位讨论的消息、文章和评论20多篇。1978年11月23日，一版头条刊登了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强调指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解放思想做好各项工作。他要求全省各级党委认真进行讨论，端正思想路线。这个时期，《河南日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报道，侧重于阐明意义和思想发动。

新闻界的勇气与机智(3)

从1979年开始，中共河南省委要求结合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深入到基层群众中去。为了适应讨论深入的需要，帮助基层干部和群众认识讨论的意义，《河南日报》约请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所编写了题为《谈谈真理标准问题》的辅导材料，分载于8月10日、12日和13日的报纸上。辅导材料共分十节：一、为什么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真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四、怎样用实践检验真理。五、革命理论也要不断接受实践检验。六、实践检验与理论指导。七、实践检验与科学预见。八、有用的不一定都是真理。九、坚持实践第一，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学风。十、坚持实践标准、继续解放思想。这个辅导材料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对深入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起到了推动作用。从1978年8月25日起，《河南日报》在《学习》专刊（后改名为《理论与实践》）开辟《坚持实践标准，端正思想路线》专栏，连续发表理论联系实际的文章，交流讨论的心得与意见。这个专栏一直办到1981年6月5日，共出刊69期，发表文章78篇和学习问答3篇。在1980年全年发表的47篇专栏文章中，大多数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述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正确性，指出实行联系产量的承包责任制深得人心，强调要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敢于打开治贫致富之门，不要见“包”色变。有的文章还论述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不能用奖金代替思想政治工作，丢掉思想政治工作就会走偏方向，“精神万能”与“金钱万能”都是不对的。这些论述对全面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在整个讨论中，1979年的发稿量比较大，全年共发表文章26篇，消息36篇，评论员文章6篇，加上其他有关稿件总计84篇，反映了讨论的情况，把讨论逐步引向深入。《河南日报》三年零一个月的讨论，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摒弃了一切否认实践的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为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进改革和四个现代化建设扫除了思想障碍，创造了有利条件。

全国有那么多的报纸，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作为党委的机关报，固然是历史的责任，责无旁贷。这里要讲一下的是，有些专业性的报刊，也积极地组织文章，参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如《体育报》，在1978年8月16日，就发表了《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10月25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打破思想僵化》；10月30日发表了《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署名文章。这些文章的水平都比较高。《中国青年》和《中国妇女》等杂志，也都发表了论述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

由于各地党委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采取的态度不同，也由于报社同志自身的某些原因，各地报纸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态度，主要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一段时间内，也是有明显差别的。这里讲一下《北京日报》。

新闻界的勇气与机智(4)

《北京日报》是中共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尽管它也是省级报纸，但由于地处首都，因而是一张很引人注目的报纸。《北京日报》直到1978年的6月14日，才在该报第二版全文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从时间顺序上说，这是全国省级党报转载此文的倒数第二家。从《光明日报》5月11日发表此文到6月14日，已过去了一月有余。在这一段时间内《北京日报》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保持了完全的沉默，不但一文不发，而且可以说是一言不发。该报5月24日第一版的长篇报道很能说明这个情况。在这一天该报第一版下半部的通栏大标题是：《揭批“四人帮”篡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罪行》。这是一篇关于北京市宣传部门召开批判会的报道。这篇报道说：“市委宣传部负责同志最后指出，要分清是非，拨乱反正，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批判‘四人帮’，就必须提倡认真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才能很好地掌握批判的理论武器。要把批判和学习结合起来，把学习、批判和弄清各条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是非界限结合起来，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这篇讲话作为这个会的总结，显然是代表中共北京市委的。这篇讲话绝口不提已在首都议论纷纷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那位负责人一再提出要分清是非。怎么才能分清是非呢？他的办法是读书和批判。他绝口不提要以实践作为唯一标准进行检验。这是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着唱的一次讲话。

在1978年的6月和7月，《北京日报》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仍然保持沉默，只是刊登一些新华社的电讯稿和转载一些《人民日报》的文章。到了1978年的8月，《北京日报》终于发表了两篇自己组织的论述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一篇是1978年8月8日，在该报第三版发表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一文。这篇文章的题目很鲜明，反映了一些编辑人员的态度，但内容是讲哥白尼太阳系学说的确立和发展。另一篇是，8月21日，在该报第三版，刊登了《从“东非人”的遭遇看真理标准》，此文从人类化石的发现讲真理标准问题。这两篇文章在当时的首都来说，可以说是奇文。它比较明显地反映了当时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反对态度，也多少反映了《北京日报》社一些人的精神状态吧！

1978年10月18日，《北京日报》在头版头条的重要位置，报道了10月13日该报编辑部召开座谈会，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情况。大标题是：《分清真假高举　促进思想解放》。这篇报道说，发言者一致认为：“当前在思想、理论战线就这个问题展开的讨论，意义十分重大。它实际上是一个怎样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正确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一定要解决好，否则，我们的思想就不能进一步得到解放，党的优良传统就不能得到发扬，各方面的工作就不能做好，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将成为一句空话。”这些话在当时来说，已不新鲜，更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在《北京日报》上刊登出来，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中国政治形势发展的一个新的信号。它表明，中共北京市委已经改组，“两个凡是”在北京市已难有立足藏身之地。《北京日报》已经明确地站到了坚持实践标准的立场上来了。

像《北京日报》这样的情况，在全国的大大小小党报中，也有它一定的代表性。当然，前面引的《河南日报》的材料，具有更大的代表性。从《河南日报》可以看出全国大多数报纸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工作情况和所起的重要作用。

理论界卓有成效的努力(1)

三、理论界卓有成效的努力

首先是理论界的同志，科学地分析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的发展形势，适时地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重大命题（胡耀邦作为中央党校的负责人，也可以看做是理论界的，《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则既是新闻界的，又是理论界的，一身二任）。理论界与新闻界密切合作，勇敢地公开地提出了真理标准问题以后，又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参加理论务虚会），严肃地批评剖析“两个凡是”，推进这个大讨论。在恢复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进全面拨乱反正，实现历史伟大转折的历史进程中，理论界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功绩是巨大的。

除了前面已讲的以外，在这一节，再着重讲一下理论界在举办理论讨论会、撰写文章两个方面的出色工作。

先讲理论讨论会。主要介绍一下北京的一个在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的理论讨论会。

1978年6月20日、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编辑部，邀请首都部分哲学工作者和一些部门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召开了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有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协、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广播学院、石油部、冶金部、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的60余位同志。大家围绕真理标准问题进行了座谈。发言者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标准问题，实践第一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坚持实践观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背离实践观点，就是背离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与会者结合实际情况，阐明了重新学习、研究和讨论这个问题的必要。

从报道材料看，这个讨论会本身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联系当时的背景看，这个会就不一般了。

前面已经讲到，在1978年的6月15日，即这个讨论会的前五天，汪东兴召开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发表了那么一篇气势汹汹的讲话，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下了禁令。不仅如此，在这个讲话中，汪东兴还点名批评了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邓力群，说他的一篇讲话，没有提十一大，没有提毛主席，没有提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里，已经有几顶政治大帽子快扣到邓力群头上了。《哲学研究》编辑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这个座谈会的。这是冒着风险的，是要有勇气的。这是首都理论界召开的第一个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1978年7月7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公开报道了这个座谈会的情况。

1978年7月17日至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又召开了全国性的讨论会。他们邀请了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哲学理论工作者（包括党校、哲学研究单位、大专院校）和实际工作者，以及中央、国家机关、解放军、新闻出版单位的人员，共160多人参加会议。这个讨论会的具体筹办者就是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邢贲思和《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张岱。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参加了会议开幕式，并作了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周扬参加了会议闭幕式，作了讲话。会议还邀请《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单位的同志，讲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背景和情况。

理论界卓有成效的努力(2)

邓力群的讲话首先指出，这个讨论会是要讨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问题。他提出，在讨论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态度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

邓力群在讲话中明确肯定了《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他说：“《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引起了一些议论。后来《解放军报》又发表了长篇文章，对前一篇文章的观点，进行进一步的阐述，对不赞成这篇文章的看法，进行了商讨和批评。我个人是完全同意这两篇文章的。说实在话，第一篇文章见报后，在没有听到不同意见时，我认为是一篇很普通的文章，并没有觉得发表了什么谁也没有讲过的新意见，听到不同意见以后，我才觉得，这篇文章的确起了好作用。理论界、学术界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个讨论还在继续深入。它对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会有很好的影响。”⑦

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发出这样的责难，按照实践标准，“那么现在党提出的十一大路线就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二十三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这种指责，一方面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曲解，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们对十一大文件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左”的东西的赞赏。邓力群在讲话中不回避这些在当时来说还是很敏感的政治问题，作了明确而有力的回答。他说：

反对这篇文章的同志，有一种意见：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说法，现在党提出十一大路线还不是真理，要等到四个现代化实现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这种意见很值得讨论。我的理解，十一大路线是总结了过去正反两方面经验制定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那么，十一大路线是不是还要在今后的实践中接受检验、补充和发展呢？按照上面这种意见，好像就不再需要实践的检验、补充和发展。路线制定了，总任务提出了，但要实现这条路线、这个总任务，还要解决一系列涉及各方面工作的问题。五届人大以后，中央在处理实际工作中间，就发现很多新问题，认为我们的思想还要更解放一点，决心要更大一点，步子要更快一点，办法要更多一点。我们的十年规划还需要补充、丰富和发展。五届人大以后才几个月时间，在中央的工作日程上就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就足以证明，十一大路线来自实践，但还要回到实践中去，继续接受检验并且得到补充和发展。不能说我们制定了一条路线，就算达到了真理终点，不要再前进了。

邓力群进一步阐明：

过去二十八年的历史证明，只要路线对头、方针对头、办法对头，就可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们有不少好的经验，也有反面教训，现在和今后，还会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理论工作者积极研究和探索，如果我们回避这些问题，研究工作就不能搞好。理论工作者完全可以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聪明才智，作出贡献。

这个问题也证明理论上已经达到了的东西，已经为过去的实践检验过的东西，还需要在新的实践中继续进行检验、修正、补充和发展。……我们必须贯彻毛主席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新的问题，解决新的问题。这对搞实际工作的同志和对搞理论工作的同志都极为重要。

理论界卓有成效的努力(3)

邓力群强调：

由于面临着前人没有解决的新问题，更加需要容许不同途径的探讨，容许不同意见的争论，也就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所讲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上次的哲学讨论会上，周扬同志讲，科学无禁区，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讲得很好。新的问题的答案，书本上找不到，要靠我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不同的途径来探讨。在探讨过程中，难免犯错误，要允许改正，继续探讨。

针对一些人乱扣帽子、爱打棍子的做法，邓力群说：

其实，喜欢打棍子的人，往往不是因为他怎么高明，而是因为他有些空虚，无非是不能以理服人，只好用帽子、棍子压人。这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调查研究的表现。对这种离开马克思主义、不根据调查研究的做法，我看用不着怕。

这是一篇支持刚刚兴起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解放思想，鼓舞士气的讲话。

周扬在闭幕会上的长篇讲话共讲了三个问题：

1．现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意义何在？

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还有第二个标准？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否定或削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3．科学无禁区，这话对不对？

周扬在讲话中一开始就指明了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意义。他说：

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个思想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如果我们放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那么我们就会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所以这次讨论很有必要。

周扬明确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他说：

“文章的命题、基本观点都是正确的，站得住脚的。但是有人从这篇文章中看出了问题。”“听说他们认为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是‘砍旗’的。我没有亲耳听过这话，只是传闻。这样，问题就严重了，这就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阐述，政治上正确还是反动，对毛泽东思想是举旗还是砍旗的问题。这个事情事关重大，必须要搞清楚。如果不搞清楚，我们这些共产党员也就实在太马虎了。这样重大的问题不搞清楚是不行的。对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

针对“砍旗”的指责，周扬指出：

“如果说砍旗，那是砍林彪、‘四人帮’的旗。这次讨论会就是对着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思想流毒来的。林彪倒了很久了，‘四人帮’也倒了快两年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也已经被摧毁了，但是他们的思想流毒还在，他们的阴魂并没有散，它不仅附着在‘四人帮’的帮派人物身上，也还附在我们某些同志身上，否则，我们就用不着开这个会讨论这个问题了。正因为林彪、‘四人帮’的阴魂不散，需要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不散阴魂作斗争。现在我们开这个会就是做驱散林彪、‘四人帮’阴魂的工作。如果人家问，你们写这些文章干什么？我看就是做驱散阴魂的工作，这是个艰苦的工作。”

理论界卓有成效的努力(4)

这些话，是对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的尖锐而深刻的驳斥。

周扬在阐明了坚持实践标准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一致性后，尖锐地指出：

为什么有些人要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就是因为他们在运动中办了一些错事，讲了一些错话，又不肯认错，不肯按照实际情况来改正错误。实践和他们的主观意见相违反，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主观意见，却硬要反对实践这个客观标准。

关于科学不应当有禁区的问题，周扬说：

给科学设置禁区，那就是承认某些客观事物的领域是科学所不能接触、不能探索的，那就是否定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那就必然要引导到不可知论、怀疑论、神秘主义、迷信和宗教。所以必须反对科学禁区。不粉碎“四人帮”人为设置的禁区，我们就不能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就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空想的感伤的社会主义，而是科学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我们就应把它当做一个头等重要的科学研究的对象，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根据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经验，从各方面来加以科学的研究和总结，是不应当设置禁区的。”“政治也好，学术也好，都需要民主。学术特别需要有民主空气，需要有自由讨论的空气。要反对对学术问题采取粗暴态度，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又考虑到科学艺术的特点和特殊规律，坚决反对乱扣帽子，乱打棍子。”

周扬讲话的重要性在于，他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和性质，指出这“是个思想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这一论断取得大家的认同，以后，在讨论中，大家都这样讲。高级领导干部的表态讲话，也都是这样讲的。

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的这个理论讨论会，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以后，第一次全国性的大型讨论会。这个理论讨论会的规模大、规格高，讨论的水平也高，因此，这个讨论会的影响也大，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都在7月30日报道了这个座谈会的情况。地方上的不少同志将7月开的这个会议称之为“北京会议”。一些省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回去后，是向省委领导直接汇报的。福建省参加会议的三位同志回去后，于８月间向省委常委作了汇报，参加者除常委外，还有各部、委、办负责人。9月2日，省委书记廖志高就在省委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求大家进一步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浙江省参加会议的两人回去后，也是向省委常委作了汇报。省委研究决定，立即筹备召开全省理论讨论会。这两位同志还向8月间召开的全省政治理论教员备课会作了传达，要求依据北京会议的精神，修改和编写政治理论课教材。他们还到十多个单位作了传达讲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了三百多人参加的理论宣传干部会传达这个会议的精神。当然，在当时的形势下，不是各地普遍都这么重视、这么做的。

在首都，还有两个座谈会，也需要在这里讲一下。

理论界卓有成效的努力(5)

一个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这是一个北京地区部分经济理论工作者、经济工作者座谈会，讨论实践是检验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的标准。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在发言中说：“检验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的标准，只能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凡是经过实践检验，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实践的标准，是唯一的标准。只有经过实践，才能认识客观规律。”北京师范大学的曹宪章的发言中说，在实践中检验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最根本的，就是看它能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提出，“对于那些实践证明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就应该充分加以肯定；对于那些实践证明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甚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就要破，就要改。只有这样，才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四个现代化才能早日实现，否则就会违背广大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四个现代化就会落空。”中央党校的龚士其在发言中说，我们讲的实践，是一定历史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不能根据某一单位的实践作为检验理论、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这是针对照搬大寨经验、农业学大寨的做法而言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孔生发言说，“坚持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涉及是否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大事情。我们不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在理论研究工作中，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有真高举和假高举的区分。”⑧这个座谈会上的发言，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潮和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实际情况，讲得很有针对性，很有理论深度，也相当尖锐。新华社发了这次会议的电讯稿。《人民日报》于1978年9月4日对这次会议作了报道。《光明日报》于9月3日刊登了新华社的电讯稿。

另一次就是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召开的理论讨论会。这个会于1978年7月5日和10日举行，参加者有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三百余人。与会者以科学史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材料，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观点，澄清在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上存在的混乱。发言的同志指出，“承认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我们科技事业的高速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科学就是实事求是的学问，科学不承认任何偶像，而要倾听实践的呼声，接受实践的检验。”“在我们的内部，现在还存在着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这一根本原则的思潮。如果听任这种思潮泛滥，新鲜活泼的空气将被窒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停滞，科学技术现代化就不能实现。”大家提出，“在这个历史转折的重要时刻，迫切需要开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自然科学工作者从科学技术角度讲实践标准，批评“两个凡是”，把问题展开了，这对推进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无疑又是一个有力的推动。7月10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对这个会议作了报道。

召开理论讨论会，是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的和有效的方式。除了前面讲的这几个讨论会外，当时，全国各地开了很多这样的理论讨论会。现在将《哲学研究》编辑部从公开报刊上的报道中抄录的座谈会、讨论会，以及我自己收集的，计算一下，在1978年，理论界召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座谈会、讨论会，就有70来个。这是见之于报端的，没有公开报道的这类座谈会、讨论会，一定是更多（见本书附录一）。

1978年是中国理论界异常活跃的一年。理论界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逐渐苏醒起来并投入拨乱反正的斗争。1978年，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中心，理论界的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活跃程度。这里所说的前所未有，不只是讲“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包括“文化大革命”以前时期在内。正如前面所讲，1978年，实际是1978年下半年，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召开的理论讨论会、座谈会，共有70多个。⑨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围绕同一主题，开这么多的理论讨论会、座谈会，确是空前的。

理论界卓有成效的努力(6)

这些理论讨论会、座谈会，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批评剖析了“两个凡是”，也造成了一定的声势。在这些讨论会、座谈会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批理论文章。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全国的报纸和刊物上，究竟发表了多少篇文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完整统计数字。从我个人来说，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的历程》一书中说：“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专文650余篇。”⑩

《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集》中，有一个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部分文章目录和报道索引。我依据这个目录索引和该书收进的文章统计，1978年的文章共363篇。这是经过筛选的文章数。从地方报纸来说，最早的文章是1978年6月，共2篇，一篇是《黑龙江日报》的（6月19日），另一篇是《吉林日报》的（6月26日）。7月份，地方报纸的文章已有12篇，是《吉林日报》《沈阳日报》《山西日报》《河北日报》《哈尔滨日报》《黑龙江日报》《辽宁日报》《甘肃日报》《长江日报》《西藏日报》，共包括8个省、市、自治区。特别要指出的是仅《沈阳日报》在7月就发表了3篇文章。8月份，地方报纸的文章一下增加到45篇。9月份，为55篇。10月份，为57篇。这些数字很不完整，但可以看出大致的发展势头。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它却是以哲学形式出现的，带有很强的理论性。因此，这个大讨论的展开和深入发展，理论工作者必然要起特殊的重要作用。撰写文章和发表文章，是推进这个讨论的一个基本形式：这些文章紧密联系实际，全面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明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批判了林彪、“四人帮”把理论与实践相颠倒的种种谬论和做法，解答了人们存在的种种顾虑和疑问，澄清了许多糊涂观念和混乱思想，阐明了这个讨论的重大意义。这些文章，也是我国理论工作者参加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真实记录，有它的历史价值。

我国理论界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这一节，只是讲了两个侧面。

四、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的积极行动

讲了新闻界和理论界同志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的突出贡献以后，还应当讲一下若干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的同志主动投入，为这场大讨论的开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的情况。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本来是党委宣传部门责无旁贷的事。但是，当时中央宣传部的部长不但不支持这个讨论，而且站在“两个凡是”的立场，同这个大讨论唱反调，对着干。他亲自召集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宣传部长开会，要他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不同意见”，实际上是要大家来批判这篇文章。以后，他又到东北地区对党委宣传部门的同志泼冷水。他还对某些省委负责人打招呼叫他们不要搞这个讨论。他支持《红旗》杂志负责人的“不卷入”方针。以上这些，就是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在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主要作为。这种情况，不能不对全国各地党委宣传部门产生消极影响。尽管这样，还是有不少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的同志，主动投入这场大讨论。

理论界卓有成效的努力(7)

首先要讲的是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的情况。早在1978年6月27日，甘肃省委宣传部就与《甘肃日报》编辑部联合召开座谈会，座谈《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的几篇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讨论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有兰州大专院校、省委党校、兰州市委党校、部分厂矿企事业单位、兰州市委宣传部的有关负责同志。大家一致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观点。大家一致认为，这些重要文章正确地阐明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对从思想上理论上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下定决心，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与会者指出，这是关系到我们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旗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一手培育的党的优良作风，胜利地进行新的长征的大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一连有几个大的动作，来发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年8月2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乌鲁木齐地区理论工作者和宣传干部会议，传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讨论会的精神。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韩劲草出席会议，并发表了旗帜鲜明的讲话。他说，当前全国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关于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带有原则意义的讨论，既有理论上的意义，也有实践的意义，不仅值得理论战线上的同志注意，也值得所有干部注意。他指出，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的实质，涉及如何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把它看做是革命的科学，行动的指南；另一种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看成教条。这后一种态度，看来好像是很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实际上这种态度本身就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这个会议的规模很大，参加者有乌鲁木齐地区各高等院校、干校，自治区各部、委、办、局，新疆部队和乌鲁木齐市有关单位的同志三百多人。!1

由韩劲草提议并经他审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又编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小册子，根据这个讨论的性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实际情况，收编了7篇重要文章（包括《哲学与宗教》一文），于1978年8月出版，先后印刷三次，印数近50万册，并在10月份出版了维文，印数3万册。由宣传部理论处赵振明起草，经韩劲草审定的“编者的话”，简明地阐述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实质和意义，坚持实践标准与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关系，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新华社为此发了电讯，《人民日报》于1978年9月27日摘要刊登这篇《编者的话》，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78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又召开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型理论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各部、委、办、局政工部门和宣传部门的负责同志，乌鲁木齐地区各大专院校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同志，出席自治区宣传工作座谈会的各地、州、市委宣传部门负责同志和部分县委宣传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宣传部长韩劲草主持会议，并作了总结性发言。14位发言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真高举与假高举的区别，发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等问题。《新疆日报》对此作了详细报道。!2这个会议对新疆地区的讨论，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

理论界卓有成效的努力(8)

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也是很早就积极地抓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7月25日到8月1日，辽宁省委宣传部召开了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各市、地、盟委宣传部负责人和专业理论工作者60多人。这个讨论会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民主，思想活跃，畅所欲言，收获很大。辽宁省委书记张树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刘异云分别在会上讲了话。这个会对辽宁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一次有力的推动。!3

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于1978年8月召开了理论和实践问题讨论会，由参加北京讨论会的同志传达了会议精神，与会者敞开思想，各抒己见，联系实际，畅所欲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省委宣传部长梁文英主持会议并作了讲话。!4这个讨论会之后，云南各地的讨论就逐步开展起来，红河、临沧、保山等地、州党委宣传部，组织地、州、县级机关部分干部和党校、中学的专职理论干部，学习和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昆明市所属的机械、轻工、化工、电信、邮政、物资等六个局和冶金公司，在组织座谈和讨论的基础上，都举行了专题讨论会。云南工学院从9月下旬开始，组织全院教师和干部，进行了两次讨论。通过各地的学习讨论，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和主要内容，逐步为广大干部所理解。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及早地抓了这个讨论，效果是很明显的。!5

山西省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从全国范围来看，是滞后的省区之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地开展起来。但是，中共吕梁地委宣传部却能及早地组织这个问题的讨论。吕梁地委宣传部于1978年8月下旬（或9月上旬），召集理论宣传工作干部座谈了真理标准问题。在座谈讨论中，许多同志指出，时至今日，还有人拿“四人帮”断章取义、歪曲篡改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只言片语，去品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因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采取了错误的行动。因此，恢复和发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这一最基本的原则，是真捍卫还是假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界限。!6《山西日报》和《人民日报》对这个座谈会都作了报道。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在省委领导下，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抓得及时，也抓得很有成效。早在1978年7月，湖北省委宣传部就组织理论工作者座谈了真理标准问题，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又在干部和群众中作了调查研究，摸清了思想动态。省委宣传部根据省委指示，召开了省直机关学习委员会（省直各部、办、委、局负责同志参加），向会议通报了宣传部掌握的情况，确定在全省干部和群众中开展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学习讨论。早在1978年6月，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就认真学习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文件，特别是邓小平在这个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结合报纸上的有关文章，热烈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湖北省委常委责成省委宣传部抓这件事。省委宣传部召开了上述会议，安排第三季度全省着重学习讨论真理标准问题，通过学习，在思想上来个大解放，在领导方法和思想作风上来一个大改进和大转变，推动7、8、9三个月抗旱夺丰收的斗争，促进各项工作大干快上。省委宣传部要求省直机关和地、市、县委，要有计划地举办小型多样的理论讨论会、座谈会、学习班，开展切实的讨论。!7

1978年8月下旬，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也召开了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讨论会。市委书记和市委宣传部负责人都在会上讲了话，要求大家高度重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8

从上面所列举的一些情况，就可以看出，许多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的同志，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就起了积极的组织推动作用。他们所以能起这样的作用，同党委的领导和支持是直接有关的，但他们自身的敏锐性和积极性、主动性，也是十分明显的。

1995年1月9日初稿

1995年4月17日定稿

注释：

①《新观察》1988年第10期。

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版）第258页。胡绩伟文原载《光明日报》1988年5月7日。

③《猛醒的时刻》第261页。

④学员回忆材料19。

⑤调查访谈材料16。

⑥见上海《解放日报》创刊40周年纪念文集《跨入不惑之年》第182～183页，金维新文。

⑦此处和后面所引材料（包括周扬的讲话），引自当时记录，修改后的文字均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集》第一集，第72～95页。

⑧各人发言均见《经济研究》1978年第8期第2～7页。

⑨见本书附录一。

!0王洪模：《改革开放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第73页。

!1!2《新疆日报》1978年8月27日，10月27日。

!3《辽宁日报》1978年8月11日。

!4!5《云南日报》1978年8月25日，10月19日。

!6《人民日报》1978年9月6日。

!7《湖北日报》1978年7月14日。

!8《长江日报》1978年9月1日。

《理论动态》发表的一系列文章

第六章

《理论动态》发表的一系列文章

在邓小平、罗瑞卿等同志强有力的支持下，很快出现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局面。这个大讨论的局面，大致是由于以下几方面力量的配合和会合而形成的：一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的明确表态和参与；二是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参与；三是中央党校和地方各级党校在培训干部中进行真理标准问题的教育，广大干部在党校学习中的热烈讨论以及这些干部回去后对讨论的推进。中央和地方的报纸、新华社、广播电台，则成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主要舆论阵地。在胡耀邦直接指导下的《理论动态》，则大胆地组织了一系列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对这个大讨论起了引导和重要的推动作用。

以下各章，我将分别就这几个方面叙述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情况。首先介绍《理论动态》撰写和发表的若干篇重要文章。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三篇主要文章(1)

一、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三篇主要文章

在罗瑞卿支持下，《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公开发表。邓小平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讲话，又于7月22日同胡耀邦谈话，明确地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已不敢公开坚持自己的观点了，实际是无力应战。对于胡耀邦来说，“不太明朗”的局面已告结束，他指导理论动态组同志大胆地撰写文章和组稿。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主要是以下三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作为《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作为《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

以上三篇文章，分别作为首都三家主要报纸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三篇文章中的第一、二篇文章的撰写、修改、定稿、发表情况，前面已作了详细介绍。这里着重介绍第三篇文章的撰写和发表情况。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三篇文章，其内容各有侧重，反映了这个大讨论的逐步扩展和深入。

第一篇文章明确提出了实践标准，针对“两个凡是”，阐明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实践，不能是理论本身，阐明了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并初步剖析了“两个凡是”。这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开篇文章。

第二篇文章是针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对第一篇文章的指责所作的正面回答。这篇文章对“两个凡是”的思潮，特别是所谓“砍旗”的大帽子，一一作了剖析，进行了有说服力的批驳，从而更深入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撰写第三篇文章的要求，是根据当时讨论的情况，将真理标准问题加以扩展，引导党的干部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坚持实践标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从而推动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推动各项迫切任务的完成。

第三篇文章的酝酿、撰写和定稿，同样经过了反复的讨论斟酌，费了好多心思。

胡耀邦提出要写这样一篇文章，是在1978年8月3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这一天下午，他把理论动态组的一些同志找到他家，研究选题。他提出，已经写了一篇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现在要谈的是，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然后罗列出若干条来展开论述。他具体提到的有，政治路线、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评价干部。这些，都是多年来在人们思想上搞得很混乱的问题，很需要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找到一个科学的评价尺度，进行拨乱反正，作出正确的评价。这篇文章的撰写任务，是由理论动态组组长王聚武承担的。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三篇主要文章(2)

8月18日晚，胡耀邦又进一步讲了这篇文章的撰写问题。他说，当前突出的问题，一个是思想路线问题，要强调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是组织路线问题。这两者相辅相成。他还讲到，在一次看电影的时候，将这个问题对叶帅讲了。他对叶剑英说，（真理标准）这个问题，我现在要准备把它扩大，不光讲真理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要影响各条战线的工作。我那天给他们（指理论动态组）出了个题，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胡耀邦没有具体讲叶剑英说了什么，但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叶剑英是赞同支持的。胡耀邦又将这个命题进一步发挥。他说，你说是先进、正确，我就要看实际，不管纲领、宣言、指示、检讨、声明、政策、措施，通通都要经过实践检验。他说，现在有些县委书记说，你们这个问题跟我无关，其实，这个问题早就在他的工作中发生影响了，他还不知道。这样，这篇文章的主旨和主要内容，就更明确了。

根据胡耀邦的意见，王聚武认真地撰写了这篇重要文稿。在撰写过程中，理论动态组同志几次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9月初写出了第一稿，即打印送胡耀邦审阅。胡耀邦于9月4日审阅并写了如下批语：“总的说，很不错，改了一点，还要加一段，长点没有关系。”对这篇文稿的内容，他具体提出加以下一段内容：“对犯了错误的，不能光看检讨，还要看实践中（是否）真正改正了。即不轻信诺言，而要相信实践。谁是好干部，谁有能力，也要看实践。看干部不能一成不变，要不断看实践。”文章初稿的结尾是这样的：“林彪、‘四人帮’早已垮台，但是他们的阴魂不散。‘顶峰’、‘绝对权威’、‘句句是真理’之类的东西，还在一些人身上起作用。他们设置的重重禁区，还像紧箍咒一样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端正思想路线，驱散阴魂，砸掉紧箍咒，这是我们各条战线的同志一个共同的战斗任务。”对这个结尾，胡耀邦批了一句：“这一段还可以改换另外的话。”

根据胡耀邦的批语和修改，王聚武连夜对文稿进行修改。我的日记上在9月5日的这一天有这样的记载：“上午，讨论通过《一切主观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稿子。”1978年9月5日上午理论动态组讨论通过后，立即送印厂发排，又将铅印稿送胡耀邦审阅。胡耀邦在9月6日审阅后写了如下批语：“改了一点点。我认为是近一个多月来最好的一篇。请再斟酌一下。”这样，这一篇文章就定稿了。

这里，对于第三篇文章的题目，要作一些说明。胡耀邦最初出的题目是：《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大家感到这个题目还不够清楚、不精确。吴江提出，“一切”只能是指理论、意见等等，实践就不好用实践来检验。胡耀邦说，我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就有了第二个题目：《一切主观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向胡耀邦送的两个稿都是这样的标题。9月9日，在胡耀邦家里召开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又讨论了这篇文稿的题目。大家觉得，“一切主观的东西”这样的提法，还是不清楚、不精确。经过议论，最后确定的题目是：《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在文稿付印前，才把题目改了过来。

《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这篇文章，从8月3日向理论动态组布置，8月9日、9月5日，理论动态组两次讨论，还有若干次交换意见，9月4日、9月6日最后讨论确定题目，经历了一个多月时间才写成。《理论动态》第84期（1978年9月10日）发表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于9月25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于9月26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转发，许多地方报纸也转载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问题，不仅是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带根本性的现实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哲学战线，而且关系到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当时，不少人，特别是处在第一线的干部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一个理论问题，是一个学术问题，跟自己没什么关系。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把真理标准问题同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挂上了钩。

接着，文章以主要篇幅阐述了以下六个问题：真高举还是假高举，要看实践；对人的处理是否正确，要受实践的检验；谁是好干部，谁有能力，也要靠实践来检验；看待先进，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对生产的领导，要靠实践检验；检验文艺作品，也要靠实践。这六个方面的问题，都是长期以来被搞得很混乱而当时又迫切需要拨乱反正的问题。这篇文章对这些问题上长期存在的是非颠倒和各种糊涂观念，一一作了剖析。当然，这篇文章不限于这六个方面的问题，而是希望通过这六个方面问题上的拨乱反正，使大家得到进一步的启发，更好地掌握实践标准，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所以，这篇文章在分析了六个方面的具体问题以后，又进一步升华，写了一段总结性的话。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三篇主要文章(3)

文章说：“四十多年前，毛主席专门写文章，反对那种遇事‘拿本本来’的本本主义。今天，还有这么一种人，他们自己不从实际出发，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不允许别人从实际出发，不允许别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只准照搬照抄照转。他们的座右铭是：‘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否则，就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过去，一切都是对的，不看事实如何，都神圣不可侵犯，都不可更改。今后，一切都只能照搬，不论实践怎么发展，只有上了书的才是对的。这种观点，恰好是丢掉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丢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这段话，对“两个凡是”作了透彻的揭露。“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这是胡耀邦对“两个凡是”这种思想方法的特点所作的概括，在这篇文章中，是提神之笔。李庄在他的书中说：“此文篇幅不长，作用不小，把‘砍旗’、‘丢刀子’的指责还给了它们的发明者。”①这篇文章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同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起了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这是胡耀邦为了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同实际工作和从事实际工作的领导干部挂起钩来而提出的一个重要论题。1978年12月31日，新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在政协礼堂召开的宣传口干部大会上讲话，在谈到当前的宣传工作时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要继续讨论，但必须要有新东西新道理可讲，结合实际工作解决问题。他强调的是，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1978年也好，1979年也好，70年代也好，80年代也好，90年代也好，对的要坚持，错的要改，一切人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包括这两年没有犯过错误的人，今后也有可能犯错误，都要以实践判明是非，判明功过，坚定不移地按实践论办事。他还指出，一切人，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逃不脱实践的检验。每个人对任何人任何事的判断，都要不断经受历史的检验，检验证明你错了，自己改正。胡耀邦多次批评，有些刊物的文章，同实际不挂钩，书卷气很浓，像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如不注意，有些人很可能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纯学术问题，从哲学史、哲学原理、哲学概念上进行争论。胡耀邦也发现，有些干部认为这个讨论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因而不关心这个讨论。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有的领导干部以这个问题是学术问题为理由，而拒绝在本地区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因此，提出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从真理扩展到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扩展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示、决议等等，这对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健康发展，确是很重要的。对《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能低估。

二、其他若干篇重要文章的撰写和发表

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以外，胡耀邦还精心指导理论动态组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也选用了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在《理论动态》刊登。统计一下，共有11篇。现将这11篇文章开列如下。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第70期，1978年6月30日。

《“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第73期，1978年7月15日。

《谈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第82期，1978年8月30日。

《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第84期，1978年9月10日。

《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第95期，1978年11月5日。

《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第98期，1978年11月20日。

《伟大转变与重新学习》，第103期，1978年12月15日。

《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第104期，1978年12月20日。

《伟大的实践论指引我们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第105期，1978年12月25日。

《实践标准和科学预见》，第119期，1979年3月5日。

《分清两条思想路线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132期，1979年5月10日。

以上共1l篇文章，其中9篇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和会议期间发表的，最后两篇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表的。这些文章都是从不同侧面针对人们思想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摆事实，讲道理，比较有说服力，能启发人们的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下面，我有选择地向大家作些介绍。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三篇主要文章(4)

《“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这篇文章，是胡耀邦出的题，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哲学家韩树英撰写。这篇文章从真理论的高度阐明，真理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既有绝对真理，又有相对真理，都离不开实践。文章指出：“承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绝对真理又是相对真理，就是既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基本原理，又要根据实践的发展和客观实际的需要，向前发展理论。世界在变，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在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上，在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事物和问题。革命导师教导我们，不能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结论上，应该从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对这些新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回答。承认真理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这和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致的，凡是实践表明是不再符合实际的原有的个别论点、结论，就不能不加以改变。”这篇文章对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的一些错误观点，针对他们认为提出实践标准就是“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的无理指责，从真理论的高度进行了剖析，作了有力的驳斥，同时，也进一步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中阐述的基本观点。这是一篇理论水平比较高的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胡耀邦于1978年7月3日审阅修改并写了批语：“我觉得这篇东西写得很不错。”这篇文章7月15日在《理论动态》刊出后，又在7月25日的《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刊登在该报第一版下半部，用的是楷体字，虽然是个人署名，但从报纸的安排来说，同“特约评论员”文章是一样的规格。

《谈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一文，是《人民日报》理论部同志撰写的。1978年7月23日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讲到这篇文章的由来。他说，前天（应为7月21日），《人民日报》理论部四个同志来，讲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我说，要好好搞一篇，谈所谓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指责讲实践标准是抽象肯定毛泽东思想是真理，而通过实践标准具体地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他们通过这样的逻辑给讲实践标准的人扣上“砍旗”的大帽子。这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反对实践标准的一个新论点，也是这场讨论的一个新动向。很明显，他们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混为一谈，用这样的手法来混淆视听。在当时人们还没有完全从个人迷信中解脱出来的情况下，坚持“两个凡是”的人这种逻辑和手法虽然蹩脚，却很有迷惑作用。所以，对这种指责必须写文章加以剖析，进行有力的反驳，以澄清思想混乱，推进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谈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这篇文章的撰写、修改和定稿的过程，大致是这样。

1978年7月21日，《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何匡和汪子嵩等四位同志访问胡耀邦，谈了有关情况，胡耀邦请他们撰写这篇文章。

8月17日，《人民日报》理论部将文稿（印小样）送胡耀邦审阅，并写了如下一封信：

胡耀邦同志：

关于“抽象肯定，具体否定”问题，根据你谈的意思，我们起草了一篇文章，送上请你审阅、指导。

人民日报理论部

八月十七日

这封信说明，文章的基本思想是依据胡耀邦讲的意见写的。

8月18日，胡耀邦将文稿批给中央组织部研究室，写了如下批语：“请研究室仔细看看并提出修改意见。”

8月23日，中央组织部研究室主任曹志将意见报胡耀邦，曹志写了如下一封信：

耀邦同志：

研究室几位同志讨论了这篇文章，总的感觉很好，提出点修改意见，可否转作者修改时参考。

曹志　8月23日

中组部研究室同志的意见一开始是这样写的：“这篇短文，有针对性，有锋芒，有说服力，基本上是一篇好文章。”他们也提了具体的修改建议，共有5页之多。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三篇主要文章(5)

胡耀邦将中组部研究室同志的意见转给了理论动态组（8月23日上午，胡耀邦在中组部同理论动态组同志谈话，这些材料很可能是秘书当场交给我们的）。回党校后，我们立即将文稿送中央党校印刷厂排字。我的日记上1978年8月24日下午是这样记载的：“到印刷所取82期清样，《谈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

8月25日上午，我的日记是：“与孙长江、王聚武讨论《谈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一稿，觉得要请作者修改。同孙、孟一起去人民日报社理论部。”这说明，理论动态组讨论时间不长，于当日上午就立即去人民日报理论部了。孟凡还给理论部同志写了一封信：

何匡、子嵩同志：

耀邦同志转来组织部政策室对此文的意见，请你们参考。特寄上，请查收，原件请退回。

敬礼

孟凡　八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理论部同志立即着手修改文稿，并将修改稿连同转给他们的意见送理论动态组。

8月26日，我的日记是这样的：“下午，同王、吴最后讨论82期稿子，交陈维仁送耀邦同志。”我同王聚武、吴振坤三人最后讨论了一次。吴江又作了不少修改补充。8月26日讨论修改的稿，立即送给了胡耀邦。

8月27日是星期日。8月28日，上午上班后，陈维仁即通知理论动态组，耀邦同志审阅同意这篇稿。

8月28日，由我在清样上作了修改并签发印刷厂付印。《谈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这篇稿，作为《理论动态》第82期，于1978年8月30日出刊。这就是大致过程。这个过程说明，在胡耀邦直接参与和指导下，撰写、修改、审定这篇稿，是采取了很慎重的态度，同时，工作也抓得很紧，效率很高，体现出一种战斗风格。

1978年9月22日，《谈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这篇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该报第2版上半部公开发表。《光明日报》于同一天在同样版面刊载。这显然是事前约定的。《解放军报》于9月23日以同样版面全文转载。

《谈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这篇文章，针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指责，从理论上阐明，坚持实践标准，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是非纠正过来，正本清源，“这才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正肯定”。文章指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区分基本原理和个别结论，还有分析性的话和材料，对某些具体结论，要着重研究革命导师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能简单照搬。文章说，“以为只有句句照办，才算是‘肯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说：这实在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糟蹋”。从而进一步揭示了“两个凡是”的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实质。

这篇文章还讲了如何看待先进单位的问题（实际上主要是针对推行多年的农业学大寨中存在的问题）。这是当时大家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从更高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同样涉及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而且，当时有些人把这个问题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联系起来，气势汹汹地指责提出和坚持实践标准的人。当时，山西和大寨有些人，动不动就指责别人对大寨红旗、对大寨的先进经验，态度有问题，甚至说人家否定大寨大队的先进经验，实际是要求别人机械照搬大寨的具体做法。特别是，他们习惯地将这些具体问题上升到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的高度，给人乱扣政治大帽子。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上。胡耀邦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1978年5月6日的理论动态组会上，他就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先进与一般是什么样的关系，先进是比一般的好一些，走在前面一点，这是比较而言。后进也可以赶先进。学先进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先进事物本身也有不足的地方，一般的地方也有某些先进的东西。先进部分否认自己有落后的东西就不是先进的观点。有些先进单位想在一切方面都超过别人，不可能。现在连文艺方面的会也到那里去开，这是错误的。从整体讲是先进，具体分析也有先进部分、中间部分、落后部分。不承认这个，必然要弄虚作假。在7月中旬的一次谈话中，胡耀邦又提到这个问题。他提出，对先进单位也要有两点论，先进单位鼓舞人，也容易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背包袱。但是，在当时条件下，对这个问题不宜专门写文章讨论，所以，在这一篇文章从侧面触及一下这个问题。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三篇主要文章(6)

文章将笔锋一转，提出了学先进的问题。文章概括地指出这样的情况：“在学习先进单位的经验时，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有人认为，先进单位的经验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要学先进，就得具体地学；先进单位怎么做的，你就得一项一项都照着做。如果不这样，就是对先进单位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文章以山西省的大寨大队为例，指出主要应当学习大寨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这是当时条件下的提法）。文章说，这样地肯定大寨的经验，是很具体的肯定，绝不是什么“抽象肯定”。文章进而指出，先进单位的许多具体经验，总是同一定的具体条件联系在一起的，绝不能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照抄照搬。文章还很尖锐地指出，有些人把具体经验充当根本经验，硬要别人完全照搬，人家不愿意，就说别人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是“反对学红旗”，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大家关心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上进行拨乱反正，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也是很有作用的。

《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这一篇，是《理论动态》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转载的唯一的一篇文章，当然也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上海复旦大学1978年第1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几篇论述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胡耀邦看了这个刊物后给予很高的评价，给理论动态组写了如下一段批语：

今天收到这本刊物，翻了一下，觉得敢于接触实际问题，内容多彩，文风也较好。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空气仍很沉闷，哼哼哈哈的东西很多，相比之下，就更感到这个刊物可爱。你们赞不赞成以“介绍复旦学报和它的一篇论文”为题，搞一期《理论动态》？介绍的话，有十来句就够了。论文是选“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还是选“论真理没有阶级性”为好，我拿不太准，看来各有千秋，请你们斟酌。如果可行，提议下期就发。

1978年10月27日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停刊十年。1978年10月复刊出第1期。复刊词中说，学报要多刊登理论联系实际的，有材料、有分析、有作者自己观点的文章。在该刊第1期，开设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专栏，刊登了七篇笔谈短文，还有两篇论文。在当时来说，《复旦学报》确实是“敢于接触实际问题”的、很有生气的学术理论刊物。胡耀邦对北京的不少学术理论刊物不大满意，认为联系实际、接触实际太少，书卷气太浓。他对复旦大学这份学报很赞赏，要求《理论动态》转载其中的一篇文章，并要加编者按语，显然是希望起一种导向作用。理论动态组同志研究后，主张转载《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这一篇。

《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这篇论文的作者林永民，当时是复旦大学哲学系一位比较年轻的教师。这篇文章针对性强，有理论深度。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武断地认为，提出实践标准，就是否定理论的指导作用；主张在实践检验中修正补充理论，就是“要砍旗”。这篇文章针对这些指责，也针对当时一些人存在的某些模糊观念，有理有据地作了反驳、剖析和论述。文章指出，革命导师十分重视理论的作用，也是最尊重实践的。文章着重阐述了尊重实践与重视理论的一致性。文章说，理论在指导实践、应用于实践的同时，实践也在显示和衡量着理论作用的好坏、大小，鉴别着理论本身的正确与错误。实践对理论的检验，不是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之外，而是在同一的认识过程之中，是同一认识过程中互相区别，又互相统一的两个方面。文章指出，混淆两者的区别或割裂两者的统一，都是错误的。这就从认识论原理的高度驳倒了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对实践检验真理的曲解，驳倒了他们对坚持实践标准的人的指责，甩掉了他们给人扣的“砍旗”这顶吓人的大帽子。文章进而指出，实践无止境，认识也无止境。真理是没有顶峰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每时每刻都在指导着千百万革命群众的实践，同时，它本身也受着实践的不断检验，因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显示着它的强大生命力。文章的这些论述是精辟的，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三篇主要文章(7)

《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这一篇，是由我撰写的。平反冤假错案，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大家十分关注、希望尽快解决的重大问题。胡耀邦很早就高度重视并尽力设法解决这个重大问题。1977年9月，他就指导中央党校的三位同志撰写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题目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篇文章在1977年10月7日（即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时）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次公开提出平反冤假错案问题（这篇文章的提法是“落实干部政策”），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以后，他不断地指导理论动态组和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撰写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但是，情况表明，解决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这就促使胡耀邦更深地思考问题。他从苏联的肃反扩大化和这一过程中一些人的所作所为中，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我们党内发生的一些情况，决定写一篇文章，来论述这个问题。理论动态组于1978年10月10日研究决定由我来撰写这一篇文章。我当即开始作准备，收集有关参考书籍和材料。几天以后，我接到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肛门科医院的通知，要我于10月17日住院做手术。我就带了这些书籍材料进了医院。在手术后情况稍有好转的时候，我就在医院翻阅书籍材料，并开始撰写文稿。这个医院物质条件很差，是旧式房屋，病房是一个大厅，四周围隔了一些小间，有好几十个病人住在这个大厅里。所以，我在写稿（在大厅中间一张旧的方桌上写）时，许多人都看得见。我记得在我旁边一张床上睡的是一位清华大学的老师，他问我写什么，我说，写一篇稿，急着要用。他还好奇地看了我的稿，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内容。初稿写好以后，孟凡等人到医院探视时取走。这个稿他们略作修改后，即报送胡耀邦。胡耀邦很快审阅并同意发表。胡耀邦的秘书陈维仁于11月15日在稿上写了如下一句：“耀邦同志让此稿提前到二十号发。现就可以印了。”这样，这篇文稿就在11月20日出刊的《理论动态》第98期发表了。《人民日报》于同一天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在第一版全文发表，这有点异乎寻常。这是由于当时形势的迫切需要。于11月10日开幕的中央工作会议，此时正在讨论解决几个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也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光明日报》于11月21日在第一版转载此文。这里讲一个插曲。《人民日报》发表此文时，我还在医院住着。那天早晨广播中，摘要播发了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清华大学那位老师知道就是我写的那篇稿，他惊喜地立即向全室病员大声讲，刚才广播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就是老沈写的。从此，大夫和病友都称呼我为“特约评论员”。

我于11月24日出院。这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北京召开。接我出院的汽车拐到开会的地方去接另一位同志回中央党校。他们告诉我，《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那篇文章在与会者中反响很强烈，好几位省委书记都说这篇文章好。这对我当然是一个鼓舞。

这篇文章是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已取得决定性胜利，而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又很高的形势下撰写和发表的。文章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从长治久安的高度来阐述这个问题，更引人注目和深思。文章把平反冤案同实践标准相联系，尖锐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不以某些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对冤案、错案、假案进行平反昭雪。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案件，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搞的，也不管是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全错的全改，部分错的部分改。事实是最顽强的东西。一切不实之词和错误处理，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终都是站不住的。对冤案、错案、假案，如果今天不坚决纠正，明天还是要纠正的。自己不主动纠正，我们的后人、我们的子孙也是要纠正的。”应当说，这些话是很坚定的，也是很彻底的，反映了人们的心愿。这里我要交代一下，这些话都是胡耀邦在不同场合讲的。我稍作加工写进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还指出，“有些人怕平反冤案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摆出一副杞人忧天的样子。其实他们真正担忧的是怕否定了自己。因为他们过去在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主持或参与了一些错案，欠了债，现在又缺乏纠正错误的决心。”这样触及一下某些人的灵魂，也是很必要的。

1978年11月22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讲到这篇文章。他说，平反冤案的文章，中央工作会议上反应很好，陈丕显、万里都说好。过了十多年以后，当时的《人民日报》领导李庄对这篇文章还有印象。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此文反应强烈，对平反冤假错案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②

《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这一篇，是配合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撰写的一篇重要文章。撰写者是王聚武。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三篇主要文章(8)

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是1978年11月10日开始的。11月12日，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一些同志开会，讲了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些情况。他说，到今年为止，作为一个运动来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结束。从明年起，我们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他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着重点转移，干部中很多南郭先生就要暴露了，可以写些东西。这就是《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这篇文章的由来。理论动态组讨论决定由王聚武承担撰写任务。11月2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三部第一期学员结业会上讲话中，进一步讲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上面来的问题。他说，这个转变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新问题。过去二十几年搞的是阶级斗争，现在我们要来搞建设，搞四个现代化，老实说，不懂。他提出，我们要重新学习，如何重新学习我讲不清楚。我建议《理论动态》写一篇“谈重新学习”，总结一下历史经验。这样，就使这篇文章的要求更为明确了。

王聚武很快写出了初稿，题目是《论新的重新学习》。12月9日，理论动态组开会进行了讨论。讨论后，王聚武又作了一些修改，于12月12日送胡耀邦审阅（油印稿）。

胡耀邦将《论新的重新学习》这个题目改为《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并写了如下的批语（未写日期）：

我觉得可以，请好好走走群众路线，请问问××，邓副主席的讲话要提到这个问题。

这个批语中提到的邓副主席的讲话，应当是指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现在看《邓小平文选》（1975～1982）中，确有“善于重新学习”的提法。这说明，胡耀邦是很注意宣传贯彻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的。从胡耀邦的口气看，当时这个讲话还没有讲，而这个稿是12月12日送去的，说明他在12月12日收到这个稿就看了，写批语的时间应是12月12日。

王聚武在听取了一些人的意见后，又将稿修改了一下，并排成铅字稿送胡耀邦审阅。胡耀邦审阅后，写了如下批语：

这篇东西可发（如果还有稿子就迟发一期）。但要同各报刊打个招呼，暂不要转载，要等三中全会公报发了后，才能转。

另外，我改了一个地方。请特别注意。凡属根本理论的地方，望千万不要出漏（娄）子，或者忘记了。

这个批语也没有写日期，很可能是12月14日。因为上一稿是12日批回的，经修改排成铅字，肯定是在13日了。而这个稿是12月15日在《理论动态》刊登的，因此，胡耀邦14日批回的可能性较大。

原稿第二部分讲“重新学习，学什么？”根据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提出的要求，讲要学习经济理论、科学技术、管理。胡耀邦在此之前加写了以下一句：

总的来说，我们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对我们更多的干部来说，（要抓三个方面的学习）。

对于这一个重要的补充，胡耀邦要求我们“特别注意”。这确实是很重要的。

这篇文稿经过了胡耀邦几次审阅，撰写者又征求了其他同志的意见，作了几次修改，才定了稿，在《理论动态》第104期刊登。但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却在第104期那篇文章公开发表之后，这是胡耀邦的安排，是为了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合拍。

《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这篇文章，及时阐述了党中央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重大决策，并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崭新的课题，全党同志都要重新学习。文章提出，重新学习，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我们要打倒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这两个学习的敌人。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不允许任何人改变和取消。凡是不符合客观规律，不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抛弃，坚决改正，不允许任何人袒护和包庇。这样，这篇文章就将重新学习同实践标准联系起来了。文章最后以中国的成语故事南郭先生作比喻，阐明我们的干部必须老老实实地学习，切忌不懂装懂。否则，长此下去实践会将你的军，群众会将你的军，终将在新的长征途上落下伍来。这篇文章在1978年12月15日出刊的第103期《理论动态》刊出。《人民日报》于12月24日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同时在该报刊载（刊在第二版下半部，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因而使这篇文章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光明日报》也在同一天的第二版下半部发表，署名“《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

这篇文章讲南郭先生故事的那一部分，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起，被收进了高中语文课本。这样，《理论动态》这个刊物的文章，就有两篇收进了高中语文课本。

《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这一篇，也是由我撰写的。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三篇主要文章(9)

关于学风问题，这是胡耀邦很早就深有感触并十分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当时所说的学风，实质上就是思想路线问题。他在理论动态组和其他有关场合多次讲这个问题。1978年7月9日，他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提出，要写一篇《学习做理论工作的一年》的文章，在《理论动态》创刊一周年（1978年7月15日）时发表。

这篇文章要按照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中的基本观点，阐明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工作、什么是理论家，结合我们的实践，加以发挥。由于时间太紧，人手又少，理论动态组没有及时安排，这篇文章没有写成。在1978年7月15日，《理论动态》一周年时，发表的是韩树英的《“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的文章。

1978年11月2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三部第一期学员结业会上讲话。这个班是理论班，学员都是思想理论战线上来的干部。胡耀邦的讲话很大一部分是介绍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特别是讲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推倒上海的“一月风暴”、为彭德怀和陶铸平反等十件拨乱反正的大事。在这个讲话的最后部分，胡耀邦讲了理论工作问题。他结合实际简要地讲了什么叫理论、什么叫理论工作、什么叫理论家。他在讲完这些问题后说：“我提议了好多次，说理论工作要讲这三条ABC，提议我们《理论动态》写这个问题，没写出来。”③这实际上是对我们没有及时写出这篇文章的批评。理论动态组立即开会研究撰写这样一篇文章的问题，决定由我来承担这一项任务。我将手头的事尽快办完，于12月4日开始考虑撰写这篇文章。12月12日写出了初稿，题目是：《理论工作的ABC》，立即打印，13日下午印出，于12月14日将打印稿送胡耀邦审阅，同时送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和其他有关同志。吴江立即阅看后写了如下评语：

写得清楚。一个问题不求写深，写得清楚也不容易。是分析式而不是下结论式。略有修改。

吴江　十四日

胡耀邦于15日批回初稿，将题目改为《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在文字上作了多处修改，并给陈维仁写了如下批语：

老陈：

这篇东西，写得很好。我用心地加一点工。请即排出印出来，多请几个人看看。20号发表。并同报社先联系一下，请他们及时转载。并可说是我的意见。

胡　12月15日

胡耀邦在此稿开头一段的末尾加了如下一段话：

有的同志往往对基本道理或基本常识不太注意，甚至认为不值得多说。其实，我们有些同志恰恰是在一些普通常识上犯了错误。这一点，毛主席对我们的教导是非常之多的。

在文章中间，胡耀邦作了多处修改，并加了如下一句：

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将要冒出来的新问题、新课题是非常之多的，需要我们去研究、解决。

对这篇文章，胡耀邦倾注了很多心血。下面，将我这几天的日记抄录如下，从中可见其情形。

12月15日

耀邦同志批回稿件，连夜修改（下午同王、力讨论修改了一遍）。

12月16日

一早送印刷所排清样，上午取回清样。

即送耀邦同志。

12月17日星期日

耀邦电话通知提了修改意见，继续改动了一下。

12月18日

又来意见，作了修改。

12月19日

上午参加×××追悼会，后到京西宾馆，耀邦定了稿（经王若水修改）。

下午与陈维仁、王聚武又通了一遍即送印刷所。（最后定稿）排出清样正式付印，并送人民日报。

从我的日记可以看出，1978年12月14日到19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2月18日到22日），胡耀邦每天都过问《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这篇文稿，不断提出修改意见。同时，我们也将稿送请《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理论部何匡、汪子嵩，以及其他有关同志，请他们阅改提出意见。12月19日上午，我和陈维仁一起，去八宝山参加了一个追悼会后，即赴京西宾馆胡耀邦的房间。我们进去时，胡耀邦正伏在墙角的一张桌子上（开着台灯）戴着老花眼镜，专心致志地审阅修改那篇稿件。见我们进来。他招手示意我们坐下，一句话也没说。王若水比我们先到，也坐在一旁静候。我们三个人坐在那里，一句话也没有讲，房间里有一种宁静而紧张工作的气氛。过了一会儿，胡耀邦已将稿看完，他摘下眼镜，转过身来，说了几句肯定这篇文稿的话后，又提出一些问题，同我们商量，王若水也讲了一些意见。最后胡耀邦说，这个稿大体上就这样定了，你们回去再根据刚才讲的意见，仔细抠一遍。我和陈维仁回党校以后，如日记上写的那样，下午和王聚武一起，三个人认真抠了一遍，最后定了稿，送印厂正式付印。同时，将定稿送人民日报社的同志。

《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这篇文章，在《理论动态》第104期刊出，时间是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于12月22日在第一版下部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公开发表。《光明日报》也在这一天的第一版下部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同时刊登。这是两报的又一次协同行动。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三篇主要文章(10)

这篇文章以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中关于理论问题的精辟论述为武器，揭露了林彪、“四人帮”破坏我们党的学风的种种表现，也剖析了一些人在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工作、什么是理论家这样一些问题上存在的模糊观念和不良习气。文章指出：有些人由于中林彪、“四人帮”的“句句是真理”等一套谬论的毒太深，习惯性地照抄照搬，并以此衡量一切。谁要是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他就说你越了轨。还有个别的人，摆出一副师爷的架势，今天批评这个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明天又指责那个是“砍旗帜”。他们还大言不惭地宣称，这是维护旗帜。其实，这种做法的本身，离毛泽东思想何止十万八千里！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和揭批“四人帮”的伟大运动，特别是经过最近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一套货色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紧接这些话，胡耀邦加了一句：“这实在是激励我们理论工作者奋发有为的一件大好事。”这篇文章在最后一部分强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四个现代化实践中的各种新问题，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到达四个现代化的自由王国，这就是历史新时期理论工作的总的方向和根本任务。”文章再次提出，绝不能躺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搞现成的条文和片言只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不能违背，但是我们也要有所前进，有所创造。理论工作者要敢于接触实际，不要回避问题，要旗帜鲜明，不能含混不清。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都是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章中阐明了的，但由于紧密结合了实际，针对性强，因而显得有分量。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在当时来说，这是最合适的人选，甚至可说是众望所归。

1978年12月31日上午，在政协礼堂召开了宣传口干部大会。胡耀邦作为新任中宣部长同大家见面并作了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特别提到这篇文章。他说，前几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叫《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的文章，很不客气地讲了一点马列主义的常识。有些同志恰恰是在常识问题上犯了错误。几十年中，我们党在常识问题上犯错误的高级干部有的是。这两年又有人在马列主义的常识上犯错误。这些话是有明确的针对性的，是针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来的情况而讲的，是针对刚刚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生的情况而讲的。有关情况我将在后面讲。

《伟大的实践论指引我们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这篇文章，也是理论动态组撰写的。这篇文章是怎么具体提出的，我没有查找到材料。

根据我的日记记载，12月22日，“讨论修改105期动态稿”。第105期《理论动态》就是这一篇。

这篇纪念毛泽东诞生85周年的文章，从毛泽东的主要哲学著作《实践论》，自然地联系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文章总结了半年多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这是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它的重大意义，就是解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从根本上端正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把我们的一切事业重新引导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为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文章进一步剖析了思想路线不端正的若干种表现及其原因。文章强调，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集中人民群众在新的实践中提供的大量、丰富的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再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在思想理论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文章进一步指出，四个现代化是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必须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因此，必须发扬民主。没有人民民主，人民就不可能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要强调民主集中制，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开动机器，集思广益，总结经验，提高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伐。这样，就一定能够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日益密切地结合起来，从而使我们的伟大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这篇文章在《理论动态》刊登以后（12月25日），《人民日报》于12月26日在第2版全文转载，署名是“本报评论员”。

《伟大的实践论指引我们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这篇文章，从题目到基本思想，都是胡耀邦提出的。他11月28日在中央党校三部第一期学员结业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今后我们的工作怎么搞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我们要尊重实践论。”④他说，有些人不尊重实践，总说毛主席没有说过呀！他提出，大家都尊重实践，一切靠实践检验。在这个讲话中，他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讨论，我觉得起了很好的作用，起了解放思想、起了面向实际、起了真正地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巨大作用。”他还提出，尊重实践论，就不要搞天才论，不要搞特殊论。他尖锐地指出，有的人是“天才论加特权论”。以上这些重要观点和论断，文章都较好地作了阐述发挥。

为了慎重起见，这篇文章也请一些同志提了意见。现在查找到的稿是王若水的修改稿，时间是12月23日，上面有胡耀邦的批语：

我在若水同志的修改的基础上，又作了较大的修改，主要是把第二部分作了较大的修改，主要是把第二部分改缓和了。请排印出。送人民日报和我再仔细斟酌一下。

胡

从这个批语可以看出他对这篇文章的重视程度和慎重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在中国，在北京，有两篇阐述《实践论》的重头文章同时在撰写。除了《理论动态》的这一篇外，当时的《红旗》杂志在中宣部部长（胡耀邦的前任）的关怀支持下，在《红旗》总编辑熊复的直接指导下，也在撰写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重温〈实践论〉》这篇文章可能在8月份就开始酝酿撰写了，一直到12月上旬几易其稿，但终究没有能够发表。这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一件颇具典型意义的事。关于《重温〈实践论〉》一文的有关情况，我将在后面“《红旗》杂志的‘一花独放’”一章中详加叙述。

以上，我将《理论动态》从1978年6月30日到12月25日这一段时间内，发表的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的撰写、定稿和发表情况，一一作了介绍。《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一篇（6月30日发表），在第三章已作了介绍。在这里介绍的实际是7篇。1979年发表的两篇，就不在这里介绍了。以上这些文章紧密结合实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真理标准问题，针对性强，又有理论深度，对真理标准的讨论，起到了引导和有力的推动作用。

胡耀邦呕心沥血，精心组织(1)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我们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的同志都很悲痛。我们自己制作了花圈。花圈上是这样写的：“《理论动态》的创办者、真理标准讨论的组织者胡耀邦永垂不朽！”该年4月30日出刊的第836期《理论动态》的第1页，也印了这句话。这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切身体会而写出来的。直到今天，我觉得这句话还是符合实际的。

胡耀邦适应拨乱反正的需要，在中央党校创办了《理论动态》这个刊物。为了实事求是地研究评价“文化大革命”（当时叫做研究三次路线斗争），他提出了实践标准，搞了文件，让八百名党的中高级干部讨论。接着，他又修改审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公开发表，从而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此，他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件大事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他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坚定地但又机智地前进，使这个讨论一步步地深入、扩展。邓小平、罗瑞卿等同志的支持，起了巨大的作用，但他自己确实是呕心沥血，担当起了这个讨论的具体组织者的角色。打个比喻，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胡耀邦是出色的前敌总指挥。

胡耀邦密切注视着这一具有重大意义又有极大尖锐性的大讨论的进展情况。他要求孟凡（他有长期搞社会科学情报资料工作的经历，当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及时提供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包括报刊上的文章，各种材料，各省的情况，公开的和内部的。孟凡认真地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经常向耀邦同志提供各种资料。据孟凡回忆，胡耀邦对这些材料很注意阅读，有时还写批语，有的批语就写在报纸上。孟凡说，胡耀邦还表扬过他，说他提供了不少材料。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胡耀邦以很大一部分精力抓文章的撰写。

以上各章，我已将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重要文章，一一作了介绍。将这些文章连贯起来看一下，就可以大致地看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展过程和涉及的方方面面。第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确地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开篇文章。《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从历史观的高度阐明，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要飞跃前进。这个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我们要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努力走在历史潮流的前头，不能徘徊于这个历史潮流之外，更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那些受林彪、“四人帮”流毒很深的人，应当转变思想立场，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这篇文章从历史观的高度，对坚持“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那些人作出了有力的回答，也是对他们的忠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是对“凡是派”的指责的正面回答，也是对真理标准问题作进一步的全面论述。第三篇，《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一文，是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导到解决实际问题，同干部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从而使这一讨论的政治意义更加明显。以后的各篇文章，则各有侧重。《“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一文，从真理论的角度指出，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都离不开实践，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批驳了认为提出实践标准就是否定相对真理，就是要砍旗帜的错误观点和无理指责。《谈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一文则阐明，坚持实践标准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正肯定。文章又指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采取“句句照办”的态度，从而有力地批驳了认为提出实践标准就是具体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责。《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一文，阐明了尊重实践与重视理论的一致性，批驳了认为提出实践标准就是否定理论指导作用的指责。以上这几篇文章反映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开端和逐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情况。

胡耀邦呕心沥血，精心组织(2)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胡耀邦同时抓了四篇文章。这就是：《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伟大的实践论指引我们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在这历史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胡耀邦的繁忙紧张，是可以想象的。但他却具体地抓了这样四篇文章的写作，从定题到设计框架，作多次修改，到定稿，到发表的时间与方式，他付出了很多心血。这四篇文章，《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一文论述了当时的一个最紧迫的问题，实际上是组织路线问题，其他三篇文章讲的是端正思想路线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实现历史伟大转折的重大问题，关系到历史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能否确立和顺利贯彻的大问题。胡耀邦对这些文章抓得准，抓得及时，抓得细致，也抓得很紧。可以看出，他是从实现历史伟大转折的高度来抓这些文章的，也是卓有成效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并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当然，这绝不是说这个讨论可以结束了。从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来说，从当时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状况和精神状态来说，要求把这个讨论继续下去。胡耀邦1978年11月28日在中央党校三部第一期学员结业会上的讲话就说：“这个讨论还没有完，还要深入，因为我们不少同志的思想方法不对头。”⑤他确实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并采取了措施。我这里有胡耀邦手写的一张题目单，是给理论动态组写的。现抄录如下：

新题目

思想路线

1．每个干部都要有个正确的思想路线（参考邓副主席讲话）

2．怎样把真理标准讨论引向深入？

3．脱离群众和思想僵化

4．阶级斗争

（请多想几个题目分开写）

这个题目单没有注明日期。从其中“参考邓副主席讲话”的话看，当是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后。正是这个讲话，指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越看越重要”，讲了思想路线，分析了思想僵化。这个题目单中的题目明显地出自这个讲话。因此，这个题目单无疑是在邓小平这个讲话之后拟出来的，就是为了贯彻这个讲话的精神。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胡耀邦同时抓了上面列举的那四篇文章的撰写、修改、定稿。这个题目单是在这四篇文章完成以后，即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以后，为了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继续推向前进而拟定的。从这个题目单也可以看出，胡耀邦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视与周密的考虑。

我们在前面着重介绍了胡耀邦组织撰写文章，办《理论动态》这个刊物的情况。他是从拨乱反正的需要这个高度来创办和坚持办这个刊物的。在拨乱反正中，特别是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理论动态》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胡耀邦对理论动态组同志多次讲，《理论动态》起了历史作用，在思想理论方面，《理论动态》是一家。胡耀邦逝世后，我于1989年5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耀邦同志与〈理论动态〉》。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记得在1978年下半年，真理标准讨论已经初步开展起来的时候，胡耀邦在同理论动态组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曾经深情地说，我死后，要写上一笔，生前办过《理论动态》。胡耀邦一生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他在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时亲自创办《理论动态》这个内部刊物，是他的重要贡献之一。”从1989年5月到我正在撰写此稿的1994年3月，又过去了五年时间，但我对他的这句话和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对我所写的这个评价，觉得符合实际。

胡耀邦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起的作用，当然不仅仅是上面讲的那些文章。他为了在某些省、市、自治区打开讨论的局面而调兵遣将。他对中央党校的教学中如何贯彻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倾注了心血。这些，我将在以后有关章节中记述。

1994年3月28日初稿

1995年7月4日定稿

注释：

①《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第328页。

②《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第332页。

③《中央党校校刊》第2期第17页。

④《中央党校校刊》第2期第17页。

⑤《中央党校校刊》第2期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