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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采访毛泽东的儿媳邵华

- 童年：悲苦的记忆碎片

- 岸英哥哥叫我“拖尾巴虫”

- 舐犊情深论风雅，谆谆教诲引航人

-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 父亲的重阳

-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 刘家有份成长时间表

- 生死相依的世纪经典爱情

- 从共担风雨到生死诀别

- 与父亲最后的日子

- “我的心像狼一样冰冷”

- 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

- 刘少奇的儿女们

- “我一直叫伯母亲妈”

- “毛伯伯给我题字‘好好学习’”

- 乡村女教师情结

- 自己拉嫁妆的新娘子

- “她不可能是周恩来的侄女”

- 周恩来把弟弟由拘留改为拘捕

- “我从没想过伯父会回不来”

- 采访任弼时的长女任远志

- “党内的妈妈、人民的骆驼”

- “15年没叫过爸爸妈妈”

- 长辈们共同的大女儿

- 毛主席给我题词“光明在前”

- 这一生我最爱的就是父亲

- 风雨过后归于平淡

采访毛泽东的儿媳邵华

采访时间 2004年4月

采访地点 北 京

采访对象 邵 华 毛泽东的二儿媳、毛岸青的夫人

采访记者 董雅丽

邵华，毛泽东的二儿媳，少年时便常常伴在毛泽东的左右。2001年，她出版了散文集《毛泽东之路——追寻父亲的足迹》，60篇文字记述着她对父亲的回忆和怀念。2004年4月，邵华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毛泽东，当他在中国革命中艰难前行时，他的家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6个小儿女或夭折或失散，6位至亲的人献出了生命。邵华讲述着关于这个伟人家庭的风雨往事，带我们走入毛泽东的情感世界。

童年：悲苦的记忆碎片

邵华，并不姓邵。光环之下众所周知她是毛泽东的儿媳，但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的另一个儿媳刘思齐却是她同母异父的姐姐，更鲜为人知的是她与众不同的传奇身世。

记者：众所周知，您是毛泽东的儿媳。听说您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您母亲张文秋是1924年的老党员，您父亲陈振亚是平江起义跟着彭德怀上过井冈山的老红军，走过长征路，曾经被敌人炸断过一条腿……听说您在刚刚咿呀学语时，就和父母一起辗转奔波，被投进监狱，还经历了亲人离散、父亲被杀等种种刻骨铭心的痛楚……能具体谈谈您的身世吗？

邵华：我母亲参加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来在董必武、陈潭秋，还有恽代英这几位老师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且也找到了革命和爱情的伴侣，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我的同母异父的姐姐刘思齐，后来改名刘松林。但不幸的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我姐姐的父亲和我母亲被捕入狱，我母亲没承认是共产党员，后来被营救，而我姐姐的父亲就被杀了。

以后好几年我母亲都在上海做地下党的工作，后来1937年组织安排她回延安，我母亲和我的亲生父亲陈振亚就是在去延安的途中相遇认识的。一路上他对我母亲和姐姐非常照顾，后来他们就相爱结婚了，所以我就出生在延安。当时我爸爸看到大人小孩双双平安，就给我取了个乳名——安安。后来我母亲对我爸爸说：“咱们改改传统吧，让安安随母姓，怎么样？”我爸爸说：“姓名不过是个符号，安安姓陈，或姓张，都是我陈振亚的女儿！就姓张吧，取名少华。”

我父亲在长征中负伤后，当时中央军委决定，我父亲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经过新疆到苏联去休养、学习。结果这次新疆之行，却成了我童年最为痛苦的回忆……

一个在新疆，一个在上海，虽然天各一方，但邵华的童年与毛岸青的童年同样地悲惨。那阴暗可怖的森森高墙，那段浸透血和泪的苦难岁月，也许正是相同的体验，在冥冥中让两个饱经磨难失去亲人的革命后代走到了一起……

记者：听说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的童年特别苦，他们曾经在上海滩流浪过一段时间，靠自己在外头帮人家推黄包车，卖报纸，捡香烟头然后去卖，这样勉强度过生活。他们跟街上的流浪儿童没有什么区别。流浪中，岸青遭人毒打，头部受伤，留下了终身的病痛。岸英才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就坚强地面对这一切磨难……您和毛岸青同志的童年都是相当悲惨的，我们不忍心触动您最脆弱的神经，但这个话题又难以回避……

邵华：岸青的童年是很苦的。母亲牺牲后，毛泽东委托弟弟毛泽民将岸英、岸青、岸龙三个孩子送到上海，进入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开办的大同幼稚园。当时，毛岸英9岁，岸青8岁，岸龙4岁。后来，这个幼稚园由于国民党的种种迫害，最终被解散。那些孩子们也就被疏散了，他们当时被疏散到一个叫董牧师的地下党员家里。最后由于种种原因，岸英和岸青离开了董牧师家，到街上去流浪。

开慧妈妈和毛主席原来有三个孩子——岸青、岸英和岸龙。在大同幼稚园的时候，岸龙得病死了，这事岸英、岸青都给我讲过的。兄弟两个人当时发现弟弟的床空了，就问阿姨弟弟去哪了，她们说病了，送医院了，后来就再也没有回来。因为那个时候岸英也才8岁，最多9岁，岸青呢也才7岁。但是解放以后，贺怡同志还有主席身边的同志都调查过，寻找这个孩子，有很多在大同幼稚园工作的地下党的阿姨们还健在，最后证实岸龙得了中毒性痢疾，因为他又瘦又小，到医院里没有抢救过来，所以就夭折了。这是被我们家庭、主席认可的情况。

岸英、岸青兄弟俩虽然活了下来，但是特别悲惨，他们在上海滩流浪，受的苦真是难以言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岸英哥哥给我讲过，他们过的那种生活就跟《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漂泊生活一样，岸英哥哥说我除了没给资本家去做干儿子，其他的生活跟三毛是一样的。去给人家帮工啊，挨打啊，就算是去卖报，那些报童里面还有他们的小头头，也还有他们后面的老板，卖了报要分多少钱给人家，给你一点点的卖报钱。捡烟头等也都是这样。最后地下党找到了他们，通过李渡将军把他们带到了法国，后来又去了苏联。所以我觉得他们在上海非常悲惨、非常凄凉，没有得到一点点爱护，得到父母的一点点怜爱。

记者：岸英、岸青在上海整整流浪了4年。在这4年中，毛泽东与红军在江西瑞金抗击着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最后被迫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时候，毛泽东和他的孩子有联系吗？他知道他们的这种生活吗？

邵华：他并不知道，但他肯定惦记，是不是？五次反“围剿”以后被迫长征，他哪顾得上还想着自己的儿女，还去寻找自己的儿女。那时候他一心一意为革命。

记者：那孩子们有没有想过去找父亲？

邵华：岸英他们何尝不想去找他们的爸爸，但是在那种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那报纸上公开登着啊，悬赏多少大洋，要杀头的啊，他们怎么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呢？说出来能有命吗？（情绪激动）

1935年10月，红军结束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毛泽东想念着自己的孩子，他再次委托弟弟毛泽民帮助寻找。一年以后，党组织终于在上海的流浪儿中找到岸英和岸青，并将他们辗转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一位在苏联的同志曾这样描述这对兄弟：他们在国内养成了隐瞒自己真实身份的习惯，谈到毛泽东时，他们也直呼其名，以示他们和他没有关系。

毛岸英1945年回国，毛岸青1947年回国，父子再见已是20年后。

记者：听说您在新疆的时候，您和母亲、姐姐不幸落入当地的军阀盛世才的魔爪。您刚去的时候很小，才一岁多一点，从1939年到1943年，一下子度过了4年多软禁的生活。到1943年的时候盛世才正式投靠蒋介石，把你们正式抓到监狱里，又过了4年的铁窗生活。所以前前后后您在新疆8年的时间，也等于蹲了8年的监狱。您父亲是什么时候被杀害的？听说在监狱中，有一次为了和敌人作斗争，你们这些孩子们也和大人一样参与了绝食，是吗？能说说您在新疆时具体的状况和情形吗？

邵华：我父亲是在正式被抓到监狱之前，被杀害的。所以我和我姐姐第二次又失去了父亲。我母亲就带着我和我姐姐，还有在监狱里出生的妹妹又坐了4年的牢，一直到国共的重庆谈判。

我小的时候在监狱里真是苦不堪言啊，没有学习，没有自由，吃不饱穿不暖，冬天又冻又饿，夏天又被蚊子咬，平时都是吃的沙子馒头……

有一次敌人为了分化我们，准备将一部分阿姨关到别的地方去，他们的皮鞭、棍棒打在阿姨们的头上，我们没有一个人退缩，把手指能及的所有石子、断棍、鞋子，掷向敌人，皮鞭声、咒骂声、抗议声、孩子们的哭喊声响成一片……

那次我妈妈和别的阿姨们被抓走后，我们20多个大小不一的孩子们也和大人一起参与了绝食。到了晚上10点左右，已经有两顿没有吃饭的小弟弟、小妹妹，看着面前的面条不能吃，自己的妈妈又找不到，已经饿得受不了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再也坚持不住了，一个一个地哭了起来。20多个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在牢房里回荡……后来，我们终于取得了胜利，被抓走的妈妈和阿姨们回来了……

岸英哥哥叫我“拖尾巴虫”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平坦的原野，8年的囚禁生活终于迎来了日出雪融。在回到延安的接见会上，聪明的小邵华就曾经和毛泽东握过两次手，而日后为了常见到毛主席，她有了“拖尾巴虫”的外号。虽然被约法三章，但这成为了摄影家邵华的启蒙动力，而毛主席那双温暖的大手也一直牵引着她走向幸福的彼岸……

记者：1946年7月，听说您被营救回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和回来的每个同志握手。握完一次手之后，觉得还不够，然后您就赶快跑到队尾，再一次等待着和主席握手，所以那一天您和主席握了两次手，是真的吗？

邵华：是。一直知道延安是我们的老家，接近延安城的时候，我们一看漫山遍野的人都迎接到十里铺、二十里铺，大人孩子都非常激动，心里荡漾着一种幸福的感觉。车上已经有人禁不住流出了眼泪，妈妈也哭了。

我出监狱的时候8岁，是孩子们之中比较大的一个，还有一些是比我小1岁、2岁、3岁，甚至小4岁的，监狱不是4年吗，都是这样的小弟弟小妹妹。我们被欢迎的人抱着，手牵手回到了延安。

后来知道主席要接见我们的时候，我们特别高兴，特别兴奋，泪流满面。我第一次和主席握手，觉得这双手是那么温暖，那么巨大，我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我就又跑到队尾，有些大孩子看着我往后，也跟着我往后跑排在队尾。当时场面特别感人，那时候我们就把主席看成是心目中最伟大的人、最亲切的人。

我后来再见到毛主席的时候，就是岸英哥哥和我姐姐到中南海看望毛主席的时候，那时我就跟着他们，每一次他们去我都要缠着他们，所以岸英哥哥就给我取了个外号叫“拖尾巴虫”。

记者：“拖尾巴虫”？是因为您老跟着岸英和您姐姐去看主席吧，但是您不仅拖住了哥哥姐姐的尾巴，也为我们留下了主席许多珍贵的照片，这其中是不是有许多故事？听说后来主席看您喜欢给他照相，就给您“约法三章”：第一，胶卷不能拿到外面去冲洗；第二，不能发表；第三，不允许送人。他说您要是遵守这三条，就可以拍，要不然就不让您拍，是吗？

邵华：是。当时去看主席的时候，我觉得很幸福，因为在我心目中，主席是非常崇高、非常伟大的，但是我也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慈祥的人。我意识到，我和主席见面是非常值得珍惜的，应该把它留下来。用什么方式留下来呢，所以我就想到照相机。后来，在主席的“约法三章”下，我拿着岸英哥哥从苏联带回来的一架老式相机，给毛主席照相。

记者：当时一定拍了很多毛泽东很随意的照片，有没有不为人所知的珍贵照片？听说有一张您和他的合影是“怒发冲冠”，拍照时正好有一盆兰花在您的头后面，兰花就和您的头发融合在一起，头发就全变成翘起来的了，毛泽东笑着将之命名为“怒发冲冠”，是吗？

邵华：是。那张“怒发冲冠”的照片是我姐姐拍的，她也不太会取景选景，主席看了照片也和我们一样在那儿笑，说你这是怒发冲冠，帽子都冲掉了。

我拍了很多，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废片。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都不是全自动的，从光圈到速度，都要自己定，还有焦距也需要自己定，全是手动的，经验很丰富的行，像我这样一个孩子，又没有人教，只是盲目的，从冲出照片的感觉上也是。你再想，又不让我把照片拿到外面去洗，那就等于是主席逼着我学暗房。所以我就回到家里来，把卫生间的窗户堵上，把电灯泡换上红灯泡，然后就向会洗照片的叔叔阿姨学习，配洗影药啊，定影药粉，回来自己冲，自己洗，对我来说，难度就相当大，回过头看，当然也留下来一些比较珍贵的片子。如果当时手上有傻瓜相机，我就会留下更多珍贵的照片。

舐犊情深论风雅，谆谆教诲引航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毛泽东从本质上说是书生，是知识分子。他一生与书做伴，在书海中游泳，战时行军，在马背上吟诵，在担架上看书，直到暮年，犹在床头堆满了书。有人说毛泽东的胜利是“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这种酷爱读书的习惯赋予了毛泽东思想家的深邃智慧，也渗透到他对后代的谆谆教诲中。

邵华三岁时就失去了父亲，她非常喜欢这位毛伯伯，他们常常一起讨论诗词、讨论小说。在毛泽东的谆谆教导下，她走上了文学之路。

记者：毛泽东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也是个十分注重教育的长者，他对您有何影响？您幼年在监狱中度过，后来一直跟着母亲到处转战，11岁了还没有进学校读书，听说您到学校学习是毛泽东亲自安排的，当时是怎么回事？

邵华：那是在解放初，有一次我看见主席对我姐姐和岸英的工作、学习问得很详细，很关爱的，我在旁边很羡慕，不由得说了一句，毛伯伯，我也想上学。当时毛主席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说，孩子，你还没有上学吗？我说没有，我一直跟着我母亲转战，没有机会学习。主席就说，那好吧，孩子，这件事由我来办。哎呀，当时我听了特别感动，因为我母亲工作忙，她根本还没有考虑到怎么样安排我和妹妹去上学。

后来没过两天，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同志就交给我一封信，说你拿着这封信到育英小学去报到。你去找韩校长，他就会安排你学习的。哎哟，当时我激动得不得了，就把这封信捧在胸前，直接跑到学校去。后来找到韩校长，韩校长看了信以后，说，根据你的学习情况，应该上一年级，但你的岁数比同龄的孩子大，你就插班吧，其他落下的功课由老师来给你补上，你自己好好学，所以我当时就直接插到了三年级。

在中学的时候，有一次期末考试，我拿着成绩去给主席看，因为当时我的学习成绩，用现在的话说是满堂红，都是满分，只有一门体育，是用黑笔写的良。我当时想成绩这么好，主席一定夸我，没想到主席看了一看，沉思了一会儿，说是每门功课都学到五分固然好，但是这样是不专的。他说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把精力平均分配到每一门功课上去，你就必然有所得有所失，所以你要把精力集中在一门、两门你最喜欢的功课上来，对它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多问一些为什么，你才能抓住这门功课的实质，研究得更深更透一些。

我听了主席的话以后，觉得很有道理，所以以后我就专攻一门到两门。我比较喜欢音乐，另外我更喜欢的是写作文，喜欢语文课，所以后来我更多地把时间用在语文上，用在写文章上。在中学的时候，我的文章在班里是比较好的。我对文学的兴趣越来越大，后来考大学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北大中文系。

记者：您和主席也经常讨论文学方面的问题，听说有一次您看了外国小说《简&#8226;爱》，当时看得废寝忘食，被主人公的爱情深深地打动，随着主人公的情绪一把鼻涕一把泪。后来有一天您去看主席，就对主席大大讲了一番自己对这本书的感受。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再去看主席的时候，您发现《简&#8226;爱》这本书就扣在他的桌子上，是吗？

邵华：是，当时我看小说都看得痴迷了。后来我也觉得对《简&#8226;爱》有些地方我说得太过了，给主席讲，主席就笑了笑。

我觉得主席这么做也是出于一位父亲的心理。也想看看孩子究竟在想些什么，关心一个青年人的思想动态问题。曾经有些人讲主席根本没有读过外国著作，我说那纯属偏见，是对主席不了解的人。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主席就说要看《茶花女》，他找不到这本书，就托我姐姐，后来我姐姐想办法到她的一个朋友那儿借到了一本。过了一段时间主席就把这本书又还给了我姐姐，我姐姐拿到这本书以后，顺手翻开一看里头圈圈点点，甚至还有眉批，把我姐姐吓坏了。她就觉得我从人家那儿借来的，几乎是一本新的书，现在被主席都看成这个样子了，我怎么还给人家。所以后来我姐姐给我讲，她把这本书还给人家的时候，说了一句，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还给你，然后扭头就跑了。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岸英与我们告别，再也没有回来。他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永远地期待。”

——邵华《毛泽东之路——追寻父亲的足迹》

1950年10月19日夜晚，岸英和战友们在沉沉夜色中跨过鸭绿江大桥，参加抗美援朝。11月25日，参战仅一个月的毛岸英牺牲，年仅28岁。

听到岸英牺牲的消息时，正是北京隆冬的季节，毛泽东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抬头看到窗外的枯柳，他念了这样一首诗：“昔年种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停顿了很久，毛泽东说，先不要着急告诉思齐。

记者：主席对于毛岸英同志要求是相当严格的，他对儿子的培养就是要艰苦奋斗，要到第一线去锻炼。听说北京解放时，中央领导要进入中南海、颐和园、香山，那时国民党在周围埋了很多地雷，主席要求岸英同志和扫雷班的人一块去扫雷，那都是干最危险的活。万一找不好、检查不好的话，踩到地雷上随时有牺牲的可能。但是主席就是要求孩子们别人怎么做，你也怎么做，跟着去做……作为主席最钟爱、寄予期望最高的儿子，岸英同志的牺牲肯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心灵创伤。而您的姐姐却在很长时间内不知道丈夫阵亡的消息，这是为什么呢？

邵华：毛主席是一个感情非常充实的人，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人，但他将感情深深藏在心中，不轻易地流露。你看岸英哥哥牺牲的时候，他是非常痛苦的，我那时候还小，也不太了解，后来就从他对我姐姐的关怀、体贴这一方面来讲，我是很能体会他的感受。

岸英哥哥牺牲之后，主席因为我姐姐还在学习，怕她经不起这样痛苦沉重的打击，所以他把痛苦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里，整整三年他都没有告诉我姐姐。

记者：在这三年当中，您姐姐还经常去看主席吗？

邵华：经常去看他呀。现在回过头来想，我觉得我姐姐去看他的时候，他知道儿子已经牺牲了，可是儿媳妇还不知道，在他面前喜笑颜开的时候，他也不得不装出一副平常的样子，那时候他心中埋藏的痛苦有多深！我姐姐每次去看主席，对他来说都应该是一次心灵的创伤。他看到我姐姐，能不想到岸英吗？但是他又不能流露啊。

记者：可是孩子长大了，有些问题迟早要自己面对，长痛不如短痛，为什么三年这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找到机会给您姐姐说？

邵华：他怕她经受不起打击，他觉得越晚知道一天，就越多一天的幸福和欢乐。早知道一天，她就会多一天痛苦和悲哀。

毛泽东这一瞒就是整整三年，三年里，几乎每个周末思齐都会去看望他。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毛泽东再也瞒不住了。

记者：后来您姐姐知道消息后，是不是特别悲痛？

邵华：果不其然，后来当我姐姐知道消息去问他的时候，去证实的时候，我姐姐哭得昏了过去。等了三年了，因为她老得不到他的消息，最后产生了疑问，所以也有预感了。甚至在这之前，两年之后，我妈妈也知道了消息，但是当我妈妈知道主席没告诉我姐姐的时候，我妈妈也瞒着我姐姐。

我妈体谅主席的心情，这些老人们对子女的爱护有他们不同的方式。他们觉得把这种不幸的消息过早地告诉自己的孩子，对他们来说精神上的负荷和打击太沉重了，所以能瞒她就瞒着，我是这样理解他们的心情的。

到最后瞒不下去了，不得不证实这个消息。她证实这个消息的时候，电影上也表现过，我姐姐就哭，痛不欲生，旁边的同志就说，思齐你别哭了，摸摸你爸爸的手都冰凉了，我姐姐才哭着离开他的办公室，跑出去，病了一场。

就在这种情况下，主席对我姐姐说，你虽然不是我的儿媳妇了，但你是我亲爱的大女儿。因为我姐姐的岁数比李敏、李讷岁数都大。本来是他们的嫂子，但是哥哥牺牲以后呢，主席就说你仍然是我的女儿，是我的大女儿。

毛泽东是位开放的父亲，他不断地劝思齐重新成立家庭，但是5年过去了，6年过去了，思齐始终孑然一身。

记者：您的姐姐在岸英牺牲后八九年时间，一直没有再谈恋爱，听说在这期间主席一直不断劝她，岸英牺牲那么久了，人是不会再活过来了，你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家庭，不要老沉浸在过去的悲痛之中。可是您姐姐老是不考虑结婚的问题。后来主席就找到您，让您去问问姐姐，为什么不结婚？

邵华：从岸英哥哥1950年牺牲一直到60年代初的10年中间，从我姐姐1953年知道岸英牺牲到再婚，这中间有八九年时间，她一直没有找朋友。后来主席就问我，你姐姐为什么不找朋友，不再谈恋爱？意思就是你去问问你姐姐。我姐姐说，我活着没见人，死了没见尸，说我连岸英葬在朝鲜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我都没给他扫过一次墓，你说我能够再找别人吗？哎呀，我当时听了这句话，我的心这样一缩。（激动）

所以后来我见到主席就给他说了，这个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主席的眼泪，他也哭了……

后来没过几天，我们接到中南海办公厅的通知，一个秘书陪着姐姐，我跟着，一起去给岸英哥哥扫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当时又悲又喜。

那一天的情景，我记得相当清楚。车到了陵墓，那个墓很高，在半山腰上，我们看见“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几个字，就忍不住泪流满面。当我们走上一层层的台阶，到陵墓跟前的时候，才知道那个地方已埋了130多人了。中间前面的一个陵墓是岸英哥哥的，最早的时候只有一块碑，写着“毛岸英同志之墓”。我们悲痛欲绝，我和我姐姐献了一个花圈。我姐姐掏出一个手绢，在陵墓旁边包了一把土，放在怀里。

我姐姐回来以后大病了一场，在北京医院住了两三个月的院。主席在她住院期间给她写了一封信，大概意思是这样的，我的大女儿，你要放宽心，我让你去了朝鲜一趟，差点要了你的小命。意思是劝她振奋起来，一定要把身体养好。后来我姐姐出院以后，主席劝她，说你的心愿总算了了吧，可以考虑下一步了吧！所以朋友们都很热情地给她介绍对象。就这样，我姐姐和我现在的姐夫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关系比较成熟，主席很关心这件事情，还想办法把我现在这个姐夫的档案调过去，他自己看，一看才知道他也是农民家的一个子女，一个农民家的儿子成长为飞行员，也在苏联学习过，有一定的文化素质，组织上评价也不错。

记者：抗美援朝胜利以后，即1953年之后，当时有一小部分烈士的骨灰回国了，有些在辽宁，有些回老家葬了。听说您姐姐知道岸英哥哥牺牲以后，也曾经在主席面前提起过，是不是把岸英的骨灰迁回国内来，安葬在韶山。作为长子，按照中国的传统是应该在膝下尽孝的，即使死后也要葬在父辈的坟旁，而岸英同志却埋葬在了朝鲜，您觉得主席是怎么想的？

邵华：其实主席何尝不想把儿子的骨灰迁回来。他怎么能不想呢？从亲情方面来说，尤其岸英是他最疼爱的一个儿子，你想埋在异国他乡，亲人总不能经常去扫墓，是不是？我们10年去一次，不容易。何况每家每户到了清明节的时候倍思亲，家家哪一年不去给亲人扫墓呢？但是在异国他乡，这一点就做不到了。

当时提出把骨灰迁回来的时候，主席长叹了一口气，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岸英牺牲在朝鲜，就让他留在朝鲜吧!

后来听志愿军总部的一些人讲，由于主席的带头示范作用，这一次抗美援朝战争虽然我们牺牲了很多志愿军烈士，但是在处理志愿军烈士的后事上，这次是最顺利的。因为很多家属原来提议要把亲人迁回来，但是由于主席的示范作用，好多人全都不提了。现在我们去朝鲜访问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很多志愿军烈士陵园在那里，毛岸英和133位牺牲的志愿军战士，被埋葬在位于朝鲜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父亲的重阳

“父亲的重阳，回想起来总是伤心多于欢乐。一个个的亲人相继撒手而去，那活着的无处诉说，只能对着丛菊黯然，其情岂不惨凄！每逢这样的时刻，我们在一旁站一刻后，轻轻喊他一声，他回过头来，看见我们，总会微微点一下头。”

——邵华《毛泽东之路——追寻父亲的足迹》

逝者如斯，悲哀在时光的流转中沉积着同时也渐行渐远……1960年，毛泽东与亲家张文秋迎来了一桩喜事，思齐的妹妹邵华与毛岸青结婚。

记者：听说毛岸英和您一家感情很深，他对你们这些弟弟妹妹都很呵护，因为他从小失去了母亲，他跟母亲一起坐过牢，母亲被枪毙的时候他才8岁。可想而知，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震撼和创伤，他和弟弟相依为命度过了20多年。岸英的牺牲对岸青的打击是无法言说的？

邵华：是啊，岸英牺牲后，岸青很长一段时间都沉浸在悲痛里。岸英对岸青是非常疼爱和照顾的，虽然他只比岸青大一岁，我觉得他还是挑起了一份父亲、母亲对岸青的关爱之情，所以他们兄弟俩手足之情是非常深厚的。后来岸英去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在临行的前夜到了我们家，去看望我母亲。道别的时候，他也嘱咐我母亲，他唯一不放心的就是岸青，怕他没有人照顾，怕没有人在生活上给予他关怀。因为他知道父亲工作很忙，国家大事那么多，所以岸青生活上的事情，他就拜托我母亲来照顾他。

因为他去抗美援朝是保密的，所以他说这些话我母亲当时还觉得比较奇怪。岸英和我姐姐结婚以后，岸青几乎每周都一块来，岸青生活上的一些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啊，都是我母亲帮着做，另外岸青是在苏联长大的，喜欢喝牛奶啊，喜欢吃面包啊，那时候也是薪金生活，又没有多少钱，我母亲就常常用自己的零用钱贴补岸青，照顾他，把岸青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只要岸青到我们家里来，我母亲就会专门给他做一两道菜，所以我和岸青从小就认识。

我和岸青结婚是在大连，结婚的时候我妈妈、主席他们都没有到场。后来我和岸青一起回到北京看望爸爸的时候，爸爸那天特别高兴，把我们都叫到中南海，所以那一天，我姐姐、新的姐夫，再加上我妹妹，我和岸青，我们几个人都聚在了一起。

我们都高高兴兴去了，我还带着相机，准备自己照相。那天去了以后，父亲容光焕发，看见我们都来了，笑呵呵的，和每个人握手。这时我看见从屏风后面走出来一个人，一看，是吕厚明，哎哟，我们高兴死了。因为平常跟父亲在一起的时候，身边很少有摄影记者，尤其是在他书房里啊，在会客室里，都是父子之间，哪需要摄影记者，而今天爸爸特意想到了，因为平常老看着我拿着相机照啊照啊。

我一看摄影师来了，特别高兴。摄影师给我们照了合影后，我姐姐和姐夫、我、岸青和主席又照了，然后我们每个人又单独和主席照。主席不厌其烦地跟我们照，照完了还说，照片洗出来别忘了给他们。

1962年春，我和岸青一起回到了父亲身边，把家安在北京的西郊。1970年，我们的儿子毛新宇出生，岸青视儿子如掌上明珠。

记者：听说您和毛岸青结婚后，主席对您说，你是新媳妇，你和岸青第一件事，应该回湖南老家去看望杨开慧的母亲，你们叫外婆，90多岁了，你们应该给开慧妈妈扫墓，新媳妇应该去认认婆家门？

邵华：是啊，当时我觉得主席，哎呀，考虑事情考虑得这么全面，没有忘记外祖母，没有忘记开慧妈妈，因此叫我和岸青结婚以后呢，先去告慰老人。开慧妈妈葬在老家长沙县板仓，在她老家旁边，一个棉花坡，一个山上。后来我们一起到了长沙，看外婆，外婆很老……

“老屋里静悄悄的，地上似乎还留着父亲、妈妈高大的背影，空气中似乎飘溢着他们青春的气息。”

——邵华《毛泽东之路——追寻父亲的足迹》

1920年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育有岸英、岸青、岸龙三子。1927年8月，33岁的毛泽东告别妻子，奔赴湘赣边界准备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着队伍走入江西井冈山的大山里。别后三年，夫妻间少有音信。

“又是一晚没有入睡。我不想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

——杨开慧

杨开慧常常将自己的思绪写下来，被捕前，她将4000余字的散记藏入墙里。这些文字静静地在黑暗中吐露着主人的情思，半个世纪过去了，直到1982年这些文章才被发现，而此时毛泽东已经逝世6年了。

邵华珍藏着毛泽东《蝶恋花&#8226;答李淑一》的手迹，但这幅墨宝与众不同，它的开篇是这样写的：“我失杨花君失柳……”

记者：1930年11月，杨开慧牺牲，牺牲时只有29岁。其实，当时国民党称只要杨开慧登报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她就可以获得自由。可想而知她对毛泽东这份感情的深切，而毛泽东得知妻子被害时也写下8个字：开慧之死，百身莫赎。27年后，他又写下著名的《蝶恋花&#8226;答李淑一》，在这首词里他将妻子比作骄杨。

邵华：主席曾经给别人写过，“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他对我们说是用白话说的。开慧妈妈那时候上有老母，下面有三个孩子，但是她为了革命事业，换句话说，她为了和主席的一份感情，抛头颅洒热血，走上刑场，是非常难得的。主席一直给我们讲，开慧妈妈是非常难得的女性。

主席经常在我们面前谈起开慧妈妈，有一天我就忍不住对他说，爸爸，你能不能把你给李淑一同志写的《蝶恋花&#8226;答李淑一》再给我们写一遍啊。主席说好吧，这样他就坐在桌子旁，铺开宣纸，提起笔来。那个时候他的书法应该说是顶峰的时候，他就提起笔来写道：“我失杨花君失柳……”

记者：应该是“我失骄杨”啊。

邵华：对，看着他一开始写“我失杨花君失柳”，我心里一愣，我看了以后，跟你一样，也发了一个疑问，我说爸爸，不是“骄杨”吗？

因为他给李淑一写的是“我失骄杨君失柳”，爸爸看了一下，说，称“杨花”也很贴切。（停顿）

噢，当时我就领悟到，可能在同志在战友面前，他给李淑一写柳直荀烈士时，开慧妈妈是一株挺拔的骄杨；那么在子女面前，在家庭里，他就信手写了一个杨花，那样地洁白，那样地轻柔，那样地亲切，所以呢他说称杨花也很贴切。开慧妈妈在他心中是两面，既有骄杨挺拔不弯的一面，也有她温情贤惠的妻子、善良的母亲温柔洁白的一面。无论是“骄杨”也好，是“杨花”也好，他是没有忘记她的。

……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毛泽东《蝶恋花&#8226;答李淑一》

采访结束后，邵华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小孙子玩耍。这是这个小生命第一次出现在摄像机镜头前，他的小名叫东东，出生在2003年12月26日，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他的曾祖父毛泽东的生日。

东东笑得很幸福，这幸福是他的先辈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他的笑容纯净得一尘不染，逝去的亲人们似乎也在微笑着注视这个小生命；将来，爷爷奶奶会告诉他过去发生的故事，那些关于生命关于幸福的故事，那些故事将汇聚为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伴他成长、伴他前行。

后记：2008年6月24日，邵华因病在北京去世。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959年4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进入尾声。清晨，匆匆步入会堂的代表们比前几日多了一些兴奋，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刘少奇则同往日一样严肃而平静。但这一天，对刘少奇和新中国来讲，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在代表们热烈持久的掌声中，刘少奇当选为继毛泽东之后的新中国第二任国家主席……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共7078人参加，规模空前，被称之为“七千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的口头报告长达两个多小时，针对国民经济极端困难的局面，他提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震动了所有的代表……

记者：您父亲当选为国家主席的时候是1959年。事实上，1959年之后的连续三年正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经济困难时期。1958年制定的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超越生产力水平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使社会上刮起长达三年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导致国民经济下滑，人民生活日益困难。您父亲在危难之际受命，当选时的心情应该是非同寻常的，当选那天的情景是怎样的？

刘源：我是1951年出生的，1959年我8岁，记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想起来一幕一幕的。但是对爸爸讲的一些话并不一定全能理解，到后来这几十年才不断琢磨出来了。

1959年他第一次当选国家主席，全家都很高兴。爸爸回家后，家里的几个人，还有警卫员，都在门口迎接爸爸。那时我比较小，也没有别的什么想法，就拿着桌子上的一把塑料花。本来说是要欢迎他祝贺他的，他很奇怪地看了一眼，没有任何表示，就直接进了办公室。当时我们都觉得很奇怪，大家都很高兴，可他好像一点面子都不给，但我们都没有去问，爸爸也没有作解释。后来大家都在反复地想为什么会这样？

大概是因为那是1959年吧，三年困难时期的开始，他也算受命于危难时期，压力很大。

后来“文革”时，爸爸说过一句话，这句话他“文革”前也跟我们说过：“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就要负多大的责任，人民信任你是最幸福的事情，但是你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所以我们猜想爸爸当选国家主席，感到压力很大，感到沉重。

记者：面对国民经济异常困难的形势，中央决定采取一系列纠正措施，要对困难形势进行正确的估计和分析，为此，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1961年被称为党的历史上的调查年。那一年，少奇同志去了湖南宁乡——他的老家进行调查，据我们了解当时他在湖南整整待了44天。您作为夫人和秘书，陪同刘少奇同志一起去的？

王光美：对，1961年为了了解农村的整个情况，我和他一起去了湖南。在那里先住在养猪场，后来又住在他家的那个老屋。那时候，农村搞得挺困难的，他找了一些老百姓，主要是想了解真实情况。

当时我们已经知道咱们国家比较艰苦，但是去了以后觉得这些乡里乡亲过得比他想象的要苦得多。他每天都跟人见面，跟人聊天。我有时候在旁边记，而且他写东西我就在旁边看。反正当时就是了解农村的困难，有三年灾害的困难，有工作上的缺点，有好多不合理的事。

刘源：当时爸爸去了湖南我是知道的，但是他的心情，他的体会我就不了解了。到湖南调查之前，他对底下的事有所了解，知道有很多不正常的情况。他到农村调查给他的是一种直接的体验，我想对他的冲击很大。因此他下决心了解当时困难的情形对国家的影响。

他刚一下去，就按照八路军的做法，借门板，铺点禾草，尽量不打扰老百姓，不住招待所。结果到了农村呢，经过“大跃进”呀，拆村并屋把很多房子要不拆了当猪圈了，要不沤肥了，要不就把一些房子的木材拿去大炼钢铁了，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住，所以想住老百姓家也没法住。然后就在县里转，当时有个万头猪场，说是万头猪场，其实就有两三头猪，他一看，说就住这儿吧。随从下乡的警卫人员都说，这么脏怎么住？他说，打扫一下，不就可以住了吗？然后就住了下来，就是最有想象力的文学家也想不出来，国家主席下乡只能住猪场。

打扫打扫，大家就都住下了。住下来以后，就把门板摘了下来，去找稻草，却找不到稻草，这事儿又给他一大触动。你看，老百姓家没法住，住到猪场里，摘门板，铺禾草，就是战争年代里还有禾草铺，现在是在鱼米之乡，居然连草都找不到，有的烧了，有的烂在地里了，集体化后根本没人管，这对他又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他感到很震惊。

最后他走街串户访问老乡家，听了很多人给他介绍情况，有的人给他说了两三句，也有的一句都不敢说，他就反复动员他们，让群众一定要讲真话，讲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记者：解放后，刘主席的六姐、七姐都来看过他，听说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好，还开玩笑说，别看你当大领导了，小时候我还打过你屁股呢。这次回家少奇同志是不是也看望了家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家主席的亲戚、家人的生活境况怎样呢？

王光美：他这次回家看了他的六姐——刘尚德。少奇在家排行老九，她排行老六。他这个姐姐从小就非常苦。我还买了两斤糖、几斤米和一些饼干带去，我知道她们也很困难。去的时候也没事先打招呼，走了大概有七八里地吧，有人带路，带到我那个六姐家里。正好她的女儿在，叫鲁新秀，她一下子认出来了，说，舅舅来了，就赶紧把我们拉到屋里。我那个六姐那时已经饿得躺在床上，她女儿就说，娘啊，您天天念叨舅舅，他现在回来看您来了。但六姐根本就不认识他了，饿得已经麻木了，少奇喊她她没有什么反应。

我觉得那场面挺尴尬的，就问，新秀你爸爸呢？新秀快人快语，说，别提了，舅母是个大善人，上个月寄来100块钱，我爹特高兴，拿那100块钱去买了个熟的猪头，到家就吃。没想到年岁大了，饿得又久了，肚子抗不住，一下子拉肚子拉死了。我们当时都哑口无言。然后新秀又说，我母亲说了，死了好呀，总算不是饿死的。

后来新秀又拉着我们东家串，西家串，到各家看看油盐罐子。我们那次回老家，新秀是第一个跟少奇什么话都说的人。这期间少奇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可想而知对他的冲击和震动。

他的那个亲姐姐不久就去世了。

记者：我们知道，从湖南考察回来后，针对当时整个国家经济困难的状况，少奇同志曾有句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在当时震动很大。当年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了人民解放，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但是1958年后，由于政策的失误，人民生活并没有太富足，作为国家主席，看到这些情况，少奇同志有什么反应？您能谈谈当时的详情吗？

王光美：那次从六姐家出来，紧接着我们又到了浮肿病院，看到了那么多的病人。你想想他作为国家主席，看到他的老家的状况，这是他最了解的地方，他想象再穷再坏，鱼米之乡也不该到这种地步。

在考察期间，少奇开了许多座谈会，向群众道歉。说：“国家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有责任，我们道歉。”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就说，这哪儿是天灾呀，这三分是天灾，七分是人祸呀，你们共产党这么干，就不怕农民打你扁担吗？他确实是把少奇当作老兄老弟才这么说的。

在那儿40多天，少奇一直不停地向人民道歉，同时他也要求老百姓跟他说实话，说真话。他说，把你们的困难都讲出来，困难讲出来我才好帮你，你们也是在帮我们调整政策，改正错误。

回到北京后，少奇把这些事情都在中央会议上说了，包括“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这是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以后他也多次讲到这样一句话，说咱共产党再这样搞下去，不怕群众打我们扁担吗？群众打我们扁担是应该的。当时说出这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需要相当勇气的。但是我觉得，他考虑的是社会、国家怎么搞。

记者：在困难时期很多人都吃不饱，营养跟不上，你们家人口多孩子多，那孩子们当时的生活怎么样？

王光美：当时整个学校供应不好，源源（刘源）他们在学校也吃不饱，源源在学校吃什么愣是拿回一块给他爸爸看。所以那时的困难，我们也了解。

一些家长把孩子接回家补充营养，但是我们没有。那时候我们家里也不宽松，孩子们在学校大多吃不饱。亭亭几次在课间操时晕倒了，我就跟少奇商量，想把孩子接回家，因为家里虽困难，毕竟还是有保障。但少奇说不行，还是让他们和大家一样，大家吃不饱，也让他们尝尝吃不饱的滋味。还说现在全国人民吃不饱，孩子们吃不饱，我负有责任，让我的孩子们也尝尝吃不饱的滋味，等将来他们大了，为人民做事，要吸取这个经验，千万别再让人家吃不饱饭。

记者：少奇同志调查回来后，在第二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也就是“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的报告很长，认真分析了原因，总结了经验教训。后来中央提出并贯彻落实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由此，国民经济逐步开始恢复。据说1963年少奇同志还专门去逛过恢复了的厂甸庙会，您还记得吗？

刘源：平常父亲是非常严肃的，偶尔笑一下，我们都很惊讶。所以爸爸很高兴的时候，我们记忆就非常深刻，我印象中逛厂甸就有这么一次。

1961年他下乡去调查后，对他的震动很大，就在他调查中正好主席到了长沙，他们就在那里谈了一次，说无论如何要改正，不正之风不要再刮，食堂一定要散，农村的政策一定要调整。后来政策落到实处还是很有成效的，而且经济恢复得挺快，半年多就开始回转，到1963年1月，经济就开始明显好转了，也开始恢复厂甸庙会了。我舅说，叫这些孩子一起去逛逛厂甸吧，大家都很高兴，厂甸很热闹，我们几个小孩就去了。

我，我妹妹，我姐姐，还有我哥哥都去看了，回来中午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都特别兴奋，讲厂甸多么好玩，有大糖葫芦、小风车、各式各样的小用品、小泥人，这些我们都没见过，还有什么炸油饼，各式各样的小吃，特别热闹。

我们说得很高兴，我爸爸正在吃饭，忽然把筷子一放，说下午我也去看看。当时我们都很?惊，我母亲也很吃惊，说，那好啊。下午我们就坐着车去了，车停在远处，父亲跟大家一起走进去了。走进去也是这个东西摸一摸，那个也看一看。他带了一个口罩，但那个口罩较小，不能盖住全脸，我们可以看出他非常地高兴，可以说在我的印象中，那是爸爸笑得最开心的一次，我们甚至都能听到他笑的声音。

我们跟他一块走，大家都非常地欢乐非常地高兴。我现在体会到，看到国家的经济恢复，看到人民喜气洋洋，看到市场的供应好转，他就高兴。所以我觉得，领袖处理亲情的方式和大家不同，包括我所了解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还有现在的一些领导人，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和人民。

刘家有份成长时间表

在中南海，刘少奇家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幸福和谐是有名的。刘少奇共有9个儿女，他们中有少奇同志与何宝珍烈士的三个孩子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毛毛），少奇同志和第二位夫人的两个孩子刘丁丁、刘涛涛，少奇同志和夫人王光美的孩子刘平平、刘源、刘亭亭、刘小小（刘潇潇）。

刘源说：如果他们这些孩子曾经享受过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得到过一些特殊锻炼的机会。磨炼使他们自强、自立，在离开父母、孤立无援的日子，在走过几十年风雨人生后，每个孩子都深深地感谢父亲和母亲给予的这些人生财富。

记者：在中南海，据说你们家有两个地方出名，一是大家庭的幸福与和谐，二是父亲对孩子们出奇地严格。

王光美：少奇严于律己，对我也严，要求孩子也严。在生活上，首先他自己就是十分艰苦的，他的工作是负担最重的，工作量非常大，经常要过半夜，两三点睡觉，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只有一个人，没有人倒班。所以每天吃过饭，我把剩下的饭放在冰箱里面，在他的值班室外有一个电炉，晚上12点以后我就把剩饭给他煮一煮，多少年都是这样。有人说我是“烩饭师傅”就是指这个事情。这样大家方便，保证了吃饭的吃饭，睡觉的睡觉。

少奇办公室铺了地毯，他让揭了。他觉得地毯挺贵的，地板挺好的，那时他年纪不太大，不用铺。

从小学我就骑自行车，平时我出门一直骑自行车，跟他出访才坐车。后来工作了，我也骑车。记得那年到清华工作组的时候，我每天骑车从中南海到清华，后来贺老总说我从中南海骑到清华，太远了，他就给我找了一个地方住，从那儿骑车过去。

我们家孩子多，少奇又不让领补贴。那时候有很多故事，工作人员瞒着我们给每晚6角钱（两人）夜餐费补贴，后来少奇发现了，很生气，说那不行，要退还，从工资里扣。一退还，家里就更困难了。

那时家里有一个小铁箱（黑色），每个月的工资都放在里面。我当时的工资少，122元，少奇400元，哪些是给学校的，哪些给外婆的，都记得很清楚，反正过得挺有计划的。

记者：听说你们家有一个特殊的时间表，是父亲专门针对孩子们的成长制定的，他要求你们9岁必须学会游泳，学会骑自行车，13岁开始下乡劳动，每年逢暑假寒假必须到农村、工厂劳动，到解放军连队锻炼。

刘源：我们都遵守父亲制定的时间表。记得我8岁的时候，既不会骑自行车也不会游泳。9岁就快到了，要学骑自行车。骑自行车摔得满腿都是血，但是小孩子学会了以后就特别高兴，跟玩儿似的。游泳也是现学的，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父亲还要求14岁学会骑马，但是到哪里找马去？这很困难。当时北京有个骑兵部队，父母还真把我送到骑兵部队去了，还真学会骑马了。

爸爸对孩子的爱是另外一种爱，他要求我们早早地学会这些本领，尤其男孩一定要严格按照他制定的时间表完成任务。女孩子要稍微好一点，但也要按时间表来。女孩子们可以睡钢丝床，但是我和我哥哥这些男孩子必须睡木板床，夏天就睡凉席，不能睡钢丝床。

我父亲要求男孩子要吃得苦，受得起委屈，不能有怨言。看到小男孩淘气，抓破脸打破头，他觉得没什么。他只问你哭了没有，我不敢说哭了。他说：“你不能哭。”他也不问你有没有道理，淘气打架为什么，他更注重性格上的培养。

有一次在北戴河我们想下海游泳。到海边一看风浪很大下不去。父亲说：“浪这么大，你敢不敢下？”我说：“不敢下。”他很生气，说：“你不敢下？现在脱了衣服，下去！”我只好脱了衣服，穿着裤衩下去了。回来后他问我什么感觉。我说在岸上看着很害怕，下去以后好像没有这么可怕了。他说这就对了，你要掌握水的规律才会游泳，不能一开始就害怕。

父亲为了锻炼我，让我去当兵站岗。我1964年当兵，当时才13岁，就在中央警卫团、在中南海站岗。

当时父母这么做，就是锻炼孩子一种自立的精神。小时候这么摔打对以后也受益。“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离开父母到农村插队做工，都感受到小时锻炼的好处。在农村的时候我们班的同学一起干活，谁都不如我。因为毕竟我早就在农村、在部队里锻炼过。当时同学们连最起码的用锹呀，用镰刀呀这些都不会。但是我会用，而且体力又比较好，所以很快就和农民融到一块了。

生死相依的世纪经典爱情

刘少奇曾有过5次婚姻，他的婚姻生活与他的政治生活一样，都是多次遭际坎坷。刘少奇与王光美相识时，刚刚从几次不幸的婚姻中解脱出来。与高雅、秀美的王光美的结合，无疑使他那颗疲惫、历尽沧桑的心灵找到了永久的栖息之所。

王光美，辅仁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时曾获全额奖学金去斯坦福大学攻读原子物理博士。在延安和美国之间，她选择了前者。这一选择，使她日后结识了刘少奇并结为伴侣，最终成为国家主席的夫人；也是这一选择，使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在以后的岁月中始终都扮演了辅助的角色，并与丈夫共同经历了艰难的世事风雨。

记者：与刘主席相伴的几十年里，您恪尽职守，尽心尽力地辅佐丈夫的事业，盛极不骄，败极不惊。你们俩在最艰难的时候，心心相知，相依相携，患难与共。你们的爱情被叫做世纪经典爱情。您和刘主席是怎么从相识到相知的呢？

王光美：我与少奇相识，没有秘密。我在大学读书，同北平地下党很接近。国共和谈期间成立了军调部，叶剑英、张治中、马歇尔是三方代表。军调部下面有个军调处，军调处需要翻译，地下党便推荐了我。

和谈破裂后，我去了延安。那时候毛主席疏散到外地，朱总司令在枣园，我们一行去见朱老总，朱老总又带我们去见少奇，那是我和少奇的第一次见面。少奇说了一些鼓励我们的话。少奇送客时，我走在最后，因为我年轻，官最小，我自然走在了最后。最后一个与少奇握手的，少奇可能多握了一下。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缘分。

后来有一天少奇到我们外事局参观。中央同志来参观是大事，都有人陪着走，那是他第一次来。第二次他来就到我的房子了，参观的人也跟着。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吧，我的住处又换了一个村，他又来一回，好像还组织了我们这个村的一个舞会。他来参加，事先到我们屋坐了坐，这次坐的时候可能有点表示吧。

我记得有一天，王炳南说少奇同志要找我去谈话。我还说，怎么找我谈话呢？我刚到延安来，那枣园我都不认得，我不知该怎么去。于是就给了我一匹老马，说这老马识途认得枣园，认得少奇同志家在哪，你就跟着这匹马走吧。后来到了少奇那儿，他那儿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拿什么招待我。他跟我说着说着，就从特别破的抽屉里拿了一个很小的梨给了我，我就用小刀把梨削了，削的时候整个梨的皮连在一起不断下来，少奇就很感兴趣地问这是怎么削的，我从来没看见过人这样削梨。

所谓谈恋爱也没什么表示，有一次，他忽然说他家里有多少孩子，这些孩子岁数是多少，他有胃病，身体怎么不好，工作又很忙，没有时间照顾他们。当时我还觉得这人挺奇怪的，跟我说这些干吗。

我是知识分子，当时还没入党，所以在我和少奇有点好的时候，我还真跟他说，我觉得自己好像连党员都不够。后来他也没介意，只让我看看书什么的，那种身份的人谈恋爱跟年轻人谈恋爱不太一样。

我们那时候在一起没有现在的年轻人这么浪漫，说一些喜欢之类的话，我们那时候实实在在的。比如有一次吃饭，他说让我跟他上晋察冀，这话里有话，但是非常含蓄。我留在晋西北也是搞土地改革，为什么让我上晋察冀，我想，这就是他在表示他的意思了。

我和少奇是在西柏坡结的婚，婚礼是王炳南主持的。

记者：你们两个年龄相差很大，而且生活经历和历史背景都很不相近，从内心来说您喜欢他吗？

王光美：从内心讲我特别尊敬少奇。我真正认识少奇，或者说对他产生敬意，与一本书有关。书名叫《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者刘少奇。那个小册子我读了很多遍，和风细雨，娓娓动听，对共产党员的要求却非常严格，感觉到做一名共产党员真的很难。

后来在他找我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做什么工作都特别专心刻苦，观察什么都特细，我越来越佩服他。少奇说的做的，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婚后，他是中央领导，我是普通翻译，他的房间里有很多涉及政治、军事的机密，我只看公开的报纸和外事局送我的资料。

记者：嫁给一个年龄比你大很多而且还有孩子的男人，您父母怎么看待这桩婚姻？

王光美：我恋爱结婚都没告诉家里，因为我很早就自立了，一向自作主张。不过后来我还是很抱歉地给父母写了封信，说：我已结婚，先生是个布尔什维克，名叫刘少奇。父亲懂英文、日文和俄文，知道布尔什维克是相对于孟什维克的多数派之意，但却不知少奇何许人也。父亲没办法，只得跑到北京西单商场，买了一本日文书《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们》，书中有介绍少奇的内容。可以说，我父亲是从书本里认识少奇的。

其实我对婚姻的看法大概也受了我母亲的影响。当初我母亲和父亲结婚，除了外公默认，也是一片反对声。因为父?娶过两次妻子，母亲则是大家闺秀，待字闺中，要去做人家的续弦，还要面对非亲生儿女，但母亲主意既定，无人能阻止。结婚的那天，母亲没坐花轿，而是乘马车，从天津一直到北京，在六国饭店宣布举行婚礼。这在当时，也算是轰动性的新闻。

在我母亲身上，有一种传统的美德。对待子女，没有什么亲生不亲生之分。甚至对非亲生子女，还要照顾多些。我大哥眼睛不好，看不清东西，母亲让我们弟妹们轮流念书给他听，大哥攻读的是哲学专业，对我们来说真是枯燥无味，但母亲坚持要我们那样做。为了方便大哥去商务印书馆，母亲特地为大哥订了一辆包车。二哥、三哥也非母亲所生，但母亲还要资助他们留美。所以在这方面我母亲是我的榜样。

我和少奇结婚时，他已经有孩子了，相比别的中央领导家，我们家人口是最多的。那时候我们家有大儿子允斌、大女儿爱琴，还有弟弟毛毛，他们是何宝珍烈士和少奇的儿女，中间还有涛涛、丁丁这两个小孩也不是我亲生的，然后底下的平平、源源、亭亭、小小，大大小小一共9个孩子。这么一大家人团聚在一块挺不容易的。少奇一心做工作，家里他不管，就交代原则，具体的由我来照顾，我尽最大的努力去做，但也有照顾不周到的地方。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爱琴，是她从苏联回来。当时少奇去苏联把她带了回来，让我去火车站接她，她站在车门上，我看见了就过去说，你是爱琴吗？那时爱琴在苏联待得久了，已不会说中国话。而且穿着洋装，少奇同志不太愿意子女弄得很特殊，我就带她做长裤子，经常领她去做衣服。我觉得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值得一说，可爱琴很感动。后来我在监狱的时候，他们都去看过我。我从监狱出来，爱琴马上就去见我。总之我们这一家人还是非常和睦团结的。

从共担风雨到生死诀别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制造伪证，罗织罪名，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1966年刘少奇的命运开始急转直下，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国家第二号人物降至第八位。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酿成了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冤案。1969年10月17日，重病中的刘少奇同志被秘密送到开封“监护”，在开封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27天。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含冤而逝。

记者：您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您把丈夫两个前妻的子女，与自己的孩子，维系成一个和睦的家庭，非常不容易，孩子们都说您是个了不起的母亲。另外，您对少奇同志始终忠贞不贰，尤其是“文革”中，少奇同志蒙受不白之冤，遭受了非同寻常的凌辱和打击，您还是坚定地与他站在一起，共同承受这一切，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丈夫，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感情。在许多人高喊“打倒刘少奇”时，您仍然坚贞不渝地爱着他。人们都说您是个伟大的妻子。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体验过无尚的荣耀，也为此坐了12年牢房，如果不触动您内心的痛楚的话，我们很想听听您那段岁月的经历。

王光美：“文革”开始后，我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说到这里，他的声音颤抖了。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少奇受到批评，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0月全国开展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但在这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少奇的问题还是被作为党内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待，还没有完全打倒他。

实际上从1967年元旦开始，中南海造反派不断对我们进行围攻和揪斗，种种恶毒的攻击袭向少奇，他总是很少说话，我觉得少奇真的是特冤，从我接触来看，他凡事都以党中央为重，“毛主席并党中央”，报告抬头都是这么写的，内容都是他自己整理的。我觉得他特尊重而且全是为主席着想，怎么后来就全都不对了呢？

记得那时候是分头被揪出去开批斗会。有一次，通知我等着来人揪斗，少奇生平唯一的一次为我打点行装，拿出我的衣服放好，叠得整整齐齐。在最后的几分钟，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这时，平时不爱说笑的少奇却说：“倒像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弄得我跟着他笑起来。

和少奇见最后一面是1967年8月的一天。因为那时我们俩被分开关在前后院，见不着面，也不知道对方怎么样了。开始我并不知道我和少奇是在中南海的同一个院子里被批斗的，还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说要在全国放映。经过院子里的果树时，满树的果实使我想起少奇曾经说过果子摘下来就送给幼儿园的话，那一瞬间留给我的印象深极了。

批斗中暂停了一段时间，说是要“加火候”，我和少奇才在书房相见，让我们喝水，没有说话。批斗又开始时，然后就有人推搡少奇，场面就开始混乱。我们俩之间隔着四五米的样子，后来乱了就越来越近，我看到还有人开始打他，我就横出去了，只有我横出去，我不能把少奇横出去。我不顾一切地跑过去拉住他的手，紧紧地握住，什么也不能说……没想到那竟是诀别！

记者：“文革”中，刘主席作为丈夫，看着妻子受凌辱；作为父亲，看着儿女受迫害；作为领袖，看着党处在浩劫中；作为国家主席，看着人民沦落于你斗我、我斗你。对这些，他都无能为力，他的内心一定痛苦至极。而您后来为了少奇坐了12年的监狱，我们都不知道您是怎么挺过来的。在监狱中您都想些什么呢？其实在1969年11月少奇同志就已经含冤去世，后来您知道少奇已经离开人世了吗？

王光美：在监狱里我根本不知道哪天是哪天，今天是几月几号，只知道上午、下午，阴天、晴天。只有一个窗户，天气热的时候，上面两个窗户开着，底下两个窗户不开。那个监狱的床，都很矮，我们常年都坐在那儿，不许动，也不许抬头看窗户。那个时候我比较牵挂孩子们，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后来看管的人对我说，毛主席有批示。那是后来孩子们写信给毛主席，要求见爸爸妈妈。主席写着：爸爸已死，可以见妈妈。看管的那个人就把主席批示给我看了。后来小孩都从外地赶来了，那时我才知道少奇已经不在人世了。当时我倒觉得他去世是好事，用不着活受罪呀，这点有时候别人不能理解。我当时气得骂管我的人，我讽刺那个整我的人，我说少奇去世可能是便宜了他。因为我想，如果他活着，他们说不定整他整得更厉害，那他多活一天多受罪，走了倒好。我心里是这种想法，有些事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

与父亲最后的日子

“……作为一个15岁的孩子，看着自己的父母在这种场合生死诀别，是什么心情。现在30多年过去了，对我来说这一幕一直刻骨铭心。

……当时我特别紧张，因为不允许说话，一说话就……我说：‘他们不让我和你说话。’然后他站在原地大概有一分钟……他还想问，但是我特别紧张，脸特别红，他转身就走了……”

——刘源

记者：刘主席一案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冤案。“文革”开始后，由于刘主席蒙受不白之冤，不断遭受冲击，你们的家庭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父母被关押了，过去爱你们的人现在对你们侧目，周围环境从巅峰跌入低谷急转直下，这对于当时还是一个少年的您来说，心灵的打击绝非一般人可以想象出来的。

刘源：我那时15岁，我还记得那是1967年8月，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的大会，在中南海同时分别批斗刘、邓、陶。当时有几百人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那个场面非常狂暴，拳打脚踢什么都有。批斗会快到高潮的时候，忽然传来一个小孩的哭声。所有的人都很惊奇。后来我才知道是我的小妹妹，当时只有6岁。她在门口看见父母正在被人拳打脚踢，吓坏了，大哭起来。我就往那儿跑，旁边的人一把把我抓住，问我干什么。我说：“你没看见小小在哭吗？”我跑到小小那儿，把小小搁在哨兵那儿安抚下来。

那时候会场已经是一片混乱。我父母亲本来相距四五米，混乱中越打越近，在相距一米的时候，我母亲忽然一挣，就向我父亲扑过去，抓住我父亲的手，我父亲也抓着我母亲的手。这次是他们的最后一面，是生离死别了，他们在握手诀别……当时就有人打他们。看见父母亲这样分开，我心里十分悲愤。

我不知道人们是否能想象和理解，作为一个15岁的孩子，看着自己的父母在这种场合生死诀别，是什么心情。现在30多年过去了，对我来说这一幕一直刻骨铭心。

从那以后我父母就分开了，再也没见过面。

记者：据说后来刘少奇主席被隔离后，家人中只有您自己还可以接近他。那段日子是怎么度过的？您最后一次见父亲是什么情形？

刘源：父亲被隔离后，确实只有我一个人能接近他，因为我那时当过兵，从小和当兵的在一块，周围不管是哨兵还是卫士，都对我的印象很好。他们觉得我从小挺老实，就分配我负责给我父亲端饭碗、洗毛巾、送药。一般情况下是我在厨房把饭端好，然后父亲出来，我再把一杯水、小毛巾和饭给端过去。然后他进座吃饭，我就等着。父亲用完了，我再洗碗、洗盘、洗毛巾，完了以后，也不能扶他，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也不允许我和他说话，心里挺难受的。但是平常也不能接触，仅限于吃饭能见一面，别的时间都不能见。

有一天他差不多吃完饭了，我就拿着他的小毛巾，在餐厅外一个小池子里洗毛巾。他忽然问我：“你妈妈在哪？”当时我特别紧张，因为不允许说话，一说话就……我说：“我妈妈就在后面，就住在后面，你放心，她挺好。”“他们不让我和你说话。”然后他站在原地大概有一分钟。他还想问，但是我特别紧张，脸特别红，他转身就走了。

那是我和爸爸最后一次说话。所以现在就想，其实我应该多说些。当时我也害怕，担心我违反了纪律，以后再也见不着父亲了，毕竟我现在还有机会看见他。当时我紧张，并不是害怕我自己，我自己怕什么呀，我已经豁出去了，但就怕不让我再接近他。结果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第二天就走人。

记者：您父亲一直相信“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句话现在已成了刘主席一生坎坷却坚守革命信念的真实写照。您能谈谈他当时说这句话时的情形吗？

刘源：当时父亲跟我说这句话是在“文革”当中，那是1967年初，父亲重病了一次，他重病那次就我一个人，我给他送饭。他在卧室里动不了，病得很重。有一次在卧室里，他坐在床上，挣扎着给我讲了这些话：

“现在人民打倒我，人民对我有意见，人们是有权利对我有意见的，对我的意见也会转移到你们的身上，你们千万不要和人民对立，人民对你的误解是最大的痛苦。你们一定要经得住委屈，将来呢你们也会离开我，离开我以后，谁来做你们的父母呢？你要记住，人民是你们的父母，你们将来还会感觉到的。你们将来会知道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

这些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我的心像狼一样冰冷”

“当时我的心确实是非常冰冷的，跟狼似的，觉得周围都是敌人……我还没下去就传遍了，附近村里的老百姓都来看。开始就觉得很讨厌，就特别憎恨。后来看那眼神冲你笑，很善良，不是歧视你，憎恨你；说得不好听，就是把你当熊猫似的，好奇……农民把我那颗冰冷的心给融化了，在人民中间，我有特别温暖的感觉。”

——刘源

记者：家庭的苦难、父母的悲剧，这场劫难可以说让你们的家庭妻离子散，孩子们天各一方。据说最小的只有6岁的妹妹被保姆带走，您去了农村。这使你们早早就感受到世态炎凉，相信这段经历给您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刘源：1968年我到了农村，在山西雁北，我一开始是插队，和20多个同学一起。刚到农村的时候，那时候我确实很麻木，什么都无所谓，就觉得活不成了，活不成就死了算了，刚开始觉得周围好像都是敌对似的。

记者：那时候他们知道您父亲是刘少奇吗？

刘源：知道，我还没下去就传遍了，一到县城，老百姓都跑出来，像夹道欢迎似的，到村里后，附近村的老百姓都来看。开始就觉得很讨厌，就特别憎恨。后来看那眼神冲你笑，很善良，不是歧视你，憎恨你；说得不好听，就是把你当熊猫似的，好奇。当然在动物园里咱们被人看心里也不愿意，但是人家都不是恶意的，就是好奇，没什么人向我扔石子，没有这样的。农民非常好，不是那种有意地对你不好，农民没有歧视，我是黑崽子啊，他们不讲那些，他们很同情我，还说，好娃娃，多可怜呀。那时候什么活都干，跟农民融在一块。当时鼓励我的人也很多，确实是这样。1968年到1975年，那一段时间，他们都是背地里对我好，往我的窗台上放两个鸡蛋，也不知道是谁送的，我当时很受感动。正是在这种逆境和委屈中所得到的帮助、安抚和爱护，使人更感真挚，给人更多震撼。

我还记得有一个农民在劳动中给我写了一个小条，小条写的是“我代表全国的贫下中农欢迎你”，我看了非常感动，就装了起来。后来我给我妹妹写信说到这件事，没想到这封信给拆了，结果这件事就给报了上去，说这是反革命串联啊。

后来就把那个农民也打成反革命了，我们俩被审了一个月，也没审出什么来，最后就说是“反革命集团”吧，这“反革命集团”就我们两个人，那个农民是最冤枉的。

所以首先是农民把我给融化过来了，让我有一个正常人的心理，正常人的态度，然后大家才跟我靠近了。最后和农民不仅在生活上，还在劳动上，跟他们建立了感情。农民把我那颗冰冷的心给融化了，在人民中间，我有特别温暖的感觉。有了这种感情，才能从自己的小圈子里跳出来。原来认为都是自己家庭的大难，到农村了，才看到这是国家的大难，并不只是个人的灾难。

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应该为他们做点事，他们对我这么好，我就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照顾病人，帮助担水呀，劳动的时候给他们接把手呀，就尽力去做这些。因为我体力好，干活快，再加上自己也学点中医什么的，毕竟算是有点知识吧，给人家把把脉，看看病。还有的时候一些农民不懂的事情，比如盖房子怎么算，怎么搞木工活，他们看来这些都是技术活，在咱们来说，那都是很简单的几何计算。挖渠是最简单的物理常识，水往低处走嘛，农村建设有时候乱搞一气，甚至把渠往高的地方挖，我就帮忙搞农村水利建设，找低的地方挖渠，省工又省力。

所以我上完大学以后，回了农村，像个农民，这也是我的一个愿望。从这里我看到，父亲说得对，农民会当你的父母。他不是一个人，像父母亲那样对我，但是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对我的影响，整个农村对我的感染，确实是父母没有给我的。

记者：您在农村待了这么些年，没有耽误您的学习吗，为什么恢复高考时一下就考上了大学？听说刚刚恢复高考时，因为您特殊的家庭背景一开始没让您考，后来您还为此专门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刘源：我是17岁去的农村，24岁离开的，7年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农村过的，在农村有事没事点个蜡烛看书，什么中文、物理、化学都看一看。刚恢复高考时，据说是2000万人考呀，100个人收一个，也没有复习提纲，没有考试范围，什么都没有，当时大家全是蒙着考。

开始报名时是不让我报，我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他主持高考嘛。我说，你的招生简章上没有说出身不好就不让考，你得让我报名参加考试，考不上我心服口服，不让我考我不服。后来邓小平就批了。当时我们有10个人都不让考，后来这几个人全都考进去了。我考上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

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

1981年，刘源大学毕业到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管委会担任第“十七把手”。

1984年，刘源被全票选举为河南新乡县县长。

1985年，刘源被全票选举为郑州市副市长。

1988年，刘源在候选人名单之外，被河南人民选为河南省副省长。选举后人大代表们纷纷对刘源说，如果你父亲泉下有知，一定会欣慰的……

1992年，当他调离河南时，朴实的河南人民对他的评价只有一个字：“好”！

记者：您父亲的冤案平反昭雪以后，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您的身份地位都有了变化，从“黑帮”子女一下子变成了国家第二号领导人物的子女。您父亲平反后，对您的思想有什么影响吗？

刘源：我算是经历了一个从上翻到下，又从下翻到上的过程。

从下往上翻的时候也很痛苦，那种痛苦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痛苦，从上头跌下来的时候大家都理解都同情，但从下头翻上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比如那时候我正在上大学。在我刚进大学校门的时候还没有平反，同学们都对我很好，大家很平等。我们是七八个人一个宿舍，80个人一个班。在宿舍里，男孩有的晚上打扑克，有的看书，很吵闹，我在床上喊，你们别吵了，我还要睡觉呢。有时候拿一个馒头边吃边往教室走，也不抬脑袋，别人向我点头笑，我有时没看见，或是不在意，这也没关系，这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上了一年的大学以后，我父亲被平反了，情况就变了。变的不是我，我还是我，我没变，但是人们对我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我们之间很自然地出现了一条鸿沟。同样你喊一声，别吵了，我还要睡觉呢，人家会说，你狂什么狂，你算老几；你见人不打招呼，人家就说，这小子不认人了。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变，怎么人家对我的态度变了呢？这时候就得自己调整了，所以那时候得特别注意对面来个什么人，你先向他点个头，然后再赶快过去。你本来被吵得睡不着想喊一声，但是算了吧，别喊了，怪讨厌的。

记者：您1982年大学毕业时应该是可以留在北京的，后来为什么又回到农村，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管委会当了最后一名副主任？

刘源：我之所以去农村也是我多年的愿望，因为当时我大学所有同学都留在北京，我完全可以留校当助教，或者给领导当秘书，但是我觉得农村需要我。我在农村待过7年，17岁去，24岁离开的，是朴实善良的农民在我最艰难最绝望的时候帮助了我，才让我有一个正常人的心理，正常人的一种生存态度，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欠农民的，回农村是我的一个愿望。

我1982年去的河南，一直待到1992年，一共10年多时间。先在新乡县七里营公社，我是第十七把手，前面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干部。很快中央开始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当时公社里年轻的大学生就我一个，全县也没几人，特别是正牌大学毕业的，所以一挑就挑着了，副乡长，副县长，县长，然后又当了副市长，就是到了郑州了。

记者：您当选副省长的时候最初不是候选人，听说是人大代表们联名把您推举上去的。当时这在全国是首例，而且那时您36岁，当年是最年轻的副省长。

刘源：因为当时我在郑州市分管开发区建设，到天津和大连考察开发区。我正带队在天津，准备天津考察完了到大连去，就通知我说你赶紧回来，推举你当副省长了，我一听愣了。回来以后无所适从，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干什么。回来后一天的时间，我闷在开会的那个招待所宿舍里，不敢出门也不敢离开。后来说一投票就选上了。

当时一说我当选了，就让我上台去鞠了几个躬，下面很多代表都流泪，下来以后好多人争着跟我握手。说你爸爸在开封要是在天有灵啊，他看到我们河南老百姓把你给选上了，肯定高兴。我知道人家是冲着这个来选我的，要不你一介书生，当选副省长，人家流什么泪啊，因为他们想到了老一辈，所以才感动。

当时河南台的电视记者问我的感想，我就讲了这么几句，我说我很清楚选我的人民代表是对老一辈感情的转移，我自己只有一条，干好工作，全力以赴，决不谋私。

当时我确实并不在候选人里，是代表在会上主动联名提名，然后直接当选的。后来才听说，这在全国是第一个。

当时我就很震惊，而且我感到压力非常大，责任非常大，真有一点我父亲当选国家主席的那种感觉。因为我知道他们把这种重望寄托到我的身上，而我怎么能跟老一辈比呢？我上去很可能干砸了，把老一辈的名声都砸在里头，我当时感到压力特别大，期望值这么高，我肯定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就说，只有尽力去干。

我妈妈听说我当选以后，挺高兴的，说你就好好干吧，我也不跟她说什么。我确实觉得大家都是看老一辈的份上，只要我干好工作，大家都支持。

记者：您还是很谦虚的，事实上很多人都说您在郑州当副市长的时候干得很出色，据说当年郑州的许多出租车司机都认识您家，打的到您家去的人都不收钱。

刘源：那不是，人家都说是我干得出色，但大家都知道党政干部这一行，任何事情都不是你一个人能干的，都是大家干成的。关键是群众都支持。其实大家是对老一辈有感情，也总觉得我们挺冤屈的，所以就把很多的同情寄予我们身上，包括很多业绩呀都愿意转移到我的身上。

比如说当时我分管拆迁，回民区拆迁非常地难办，我去了跟人家拍拍肩膀，跟人家讲，咱们市政不改造怎么行呢，你不搬没办法改造。他就说，算了算了，冲着你，你能到我这里来做我的工作，看你爸爸的面子，咱不说什么了，走。

也确实有出租车拉人到我家门口司机不要钱的，还对我朋友说，你就跟刘市长说，他爸是好人就行了。看看，大家都是冲着老一辈的，我哪儿满足得了群众这么高的期望值呀，所以咱就得好好干。

记者：走的时候是不是很不舍得？

刘源：走的时候也是有感情的，许多人还都不知道呢，我只到七里营公社刘庄村去告了个别，大家都挺舍不得的，我是从那个村走的。怕张扬，没在郑州市告别，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许多人还是跑到火车站去了。

刘少奇的儿女们

中国有句古话，忠臣有后。刘少奇家的子女在父亲去后的30年里，依靠个人的努力，取得了足以告慰父亲、足以让人们刮目相看的成绩。

刘平平：在美国读取双硕士学位、一个博士学位。原国家商业部科技司司长。

刘源：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政委，中将军衔。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

刘亭亭：中国内地第一个考取美国哈佛商学院的女学生，联亚集团和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董事长。

刘小小：曾以北京市高考总分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后被北大保送出国攻读生物学。

记者：听说您的小妹在1979年参加高考，她是总分第二，那时您父亲还没平反。大家都说，刘少奇的小女儿考得这么好，真是忠臣有后，这也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现在您的兄弟姐妹都很有成就，觉得对父亲的在天之灵也是一种安慰吧？

刘源：我们这几个孩子现在取得了一点成就，有自己的努力，也有机遇吧，机遇还是很重要的。

我的姐妹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的。我姐姐平平特棒，她原来只读到高中一年级，后来在食品研究所搞研究，比较出色，然后公派自费去美国留学，每年都得靠优异成绩获得奖学金。她5年学完了大学本科、拿了两个硕士和一个博士学位。她完全靠自己的努力，从来没有透露过自己的身份，在美国她改名叫王晴。她的博士导师特别得意，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学生，5年拿4个学位，还是中国第一个食品教育博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来有人去采访她的老师，说你教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学生，她是刘少奇的女儿。他大吃一惊，说我一直不知道她是刘少奇的女儿，我只觉得她是个很聪明的学生，我今天才知道，为什么她会以这种精神来学习。

我妹妹亭亭学的是商学，她开始去的是波士顿大学，学国际关系，后来是哈佛商学院，她是中国内地第一个上哈佛商学院的女生。我的小妹妹小小也很出色，考大学是总分第二名，化学、英语是第一名，学的是生物工程。

采访结束时，王光美说，往事都已过去了，她不愿意再去触碰它，今天活得有意义是最重要的。

后记：2006年10月13日，王光美因病在北京去世。

“我一直叫伯母亲妈”

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周同宇的大女儿，建国后周恩来要求把弟弟的职务安排得尽量低、工资尽量少，因此周同宇的家庭生活稍显拮据，于是，三个大些的孩子便被大伯安排到身边。1949年6月周秉德第一次走进中南海——这个后来全国人颇感神秘和神圣的地方，开始了她红墙之内的生活……

记者：我们都知道，您虽然和总理生活在一起，但您不是他亲生的孩子，那原来你们家一共兄妹几个呀？

周秉德：我们兄妹6个，三男三女，我是老大。

记者：跟周总理生活时间最长的还是您，是吧？

周秉德：我，还有我弟弟秉钧，妹妹秉宜。老大、老二、老三，我们三个住的时间长。因为伯父要求要把我父亲的职务安排得尽量低，工资要尽量少，所以我们的房子也不可能大，很小、很拥挤，这样把我们三个大的接到中南海西花厅去住，三个小的住在家里。后来，1961年我弟弟当兵了，他就离开了，我跟秉宜还在那儿住，我是到1964年结婚时离开的。

记者：您还记得第一次进中南海时的情景吗？第一次离开父母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生活是什么心情，在此之前您知道您的伯父是共产党的大官吗？

周秉德：我第一次知道伯伯是共产党的大官是1947年在天津。当时我爸爸被天津警备司令部抓起来了，这时候有一个帮助保释我爸爸的常大爷告诉我，我爸爸是因为去北京见了趟伯伯才被抓的，我的这个伯伯是共产党的大官。他还翻开我们家里订的《益世报》，指着当时报纸上有关伯伯的报道，说：周恩来就是你爸爸的亲哥哥，你的大伯。他在共产党内可是做大事的！他还告诉我，我爸爸原来叫周恩寿，伯伯叫周恩来。后来为了保密，我伯伯让我爸爸改用他的“字”为“名”，叫同宇。其实我大伯也有字，叫翔宇。

第一次进中南海是1949年的6月下旬，当时我小学毕业了，伯父伯母就让我爸爸把我接到北京读中学。

当时我爸爸正在北京的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利用周末就带我坐火车离开天津，临走时我还哭了一次，毕竟是第一次离开自己的母亲嘛。不过有我爸爸陪着能好一些。再说我也有些兴奋，因为考虑到伯伯是大官，就想象自己会不会要住有草坪有花园，白墙红瓦带尖顶的小洋楼啊。

后来一位叔叔领着父亲和我进了中南海，是坐汽车进的门，里面一个个院子、一排排大树，还有很大的湖面，很安静。最后来到一个院子。进去以后伯父、伯母都不在，是卫士长成元功叔叔接待了我们，父亲把我交给他就去华大学习了，他就领着我到处转转。不一会儿，伯父回来了。卫士长成叔叔对他说，这就是秉德，她来了。伯父很高兴，说：“哦，是吗，这是秉德。来来来，看看，看看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就拉着我的手，看了看，说：“嗯，都像一点。”

可是他特别忙，对我说，成元功叔叔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就跟他，看看他怎么给你安排，我这儿的事情多，你自己先玩，休息、看书都可以，等开学以后你再去上学。

跟伯父第一次见面，我觉得他挺亲切的，所以也就没有太多拘束。

记者：那您第一次见伯母是什么时候呢？

周秉德：那年的八月份。当时我伯母受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委托到上海去迎请宋庆龄先生到北京来参加政协会议，到8月28日才回来。等她和宋庆龄来的时候，党政领导都去前门火车站迎接，伯伯把我也带过去了。我伯父下车以后就跟领导人在一块，成叔叔就带着我站在旁边。大人们见面，谈论之后，成叔叔又把我带过去看伯母。

我伯母一看见我特别高兴。见了面，我就叫她大娘，因为天津话管这个关系叫大娘。她说不叫大娘，叫我七妈，我当时12岁，不理解她这个七妈是什么意思，我还以为让我叫她亲妈，所以我就一直叫亲妈、亲妈的。

多年之后，我给她写信的时候叫她“亲爱的亲妈”。我七妈一看说，你怎么叫我亲妈，叫我亲妈当然是好事，但是你妈妈会怎么想啊？我给你说的是“七妈”，七八九的“七”，因为你伯伯在周家大排行里是排七，兄弟们都叫他七哥，所以你叫我七妈就可以了。我这才理解，她是让我叫她七妈。

“毛伯伯给我题字‘好好学习’”

周秉德住进中南海不久，中央领导人陆续从香山搬进来，周秉德有了许多小伙伴，其中包括李敏、李讷，同时，周秉德也得以结识了他们的父辈——诸多中共高层领导人，包括她早就在大幅照片上见到过无数回的毛泽东……

记者：那时候就一直住在西花厅吗？在中南海住应该不会太寂寞吧，我看到您的一张照片，和李敏、李讷的合影，挺快活的样子。

周秉德：我们平常都是住校的，我在师大女附中和北京师范学校时都是住校，星期六回来到七妈那儿去住，然后星期天就到我爸爸妈妈家里，去看看弟弟妹妹爸爸妈妈。寒暑假基本上住在西花厅，我跟李敏、李讷及其他孩子接触多数是在1949年9月上学住校之前。

我是6月底到的，伯伯那时候还不是在西花厅，是住在丰泽园毛主席南边的一个小院。八月份李讷跟她妈妈从苏联治病回来，礼拜六我们一块跳舞，平时还在“春藕斋”用李讷从苏联带回的小自行车学着骑，我们12岁就都学会骑自行车了。有的时候我们到湖边捉些小鱼小虾，有时候爬爬小山坡，或者自己瞎玩一通，互相讲讲故事，聊聊天，反正就是女孩在一起玩。

记者：我知道您还珍藏着毛主席的一幅题词，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得到的，非常珍贵，为什么主席会给您题词呢？那时候您经常见毛主席？

周秉德：我们如果有点什么小收获的时候挺高兴的，也是给毛主席解闷。那时候叫他毛伯伯，有大人鼓动我们，把那些小鱼小虾捉到之后，带过去给他献宝。这样就拿这些小鱼小虾给做了汤，我们就跟他一块吃顿饭。吃饭的时候他让我们吃苦瓜，当然也有红烧肉和别的菜。他就觉得苦瓜好，我说我不爱吃苦瓜，他告诉我，不会吃辣椒，不会吃苦瓜，就不会干革命噢！说小孩要学会吃苦，要学会吃苦瓜！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学手工制作，学做毕业纪念册。当时我用一个绿缎子的面，里面包一点棉花，再在一层硬纸壳外粘好，里面用彩色的打字纸，就这样做了一小本。当时有很多老师、同学在上面留言，临别赠言什么的。

1949年，我们捉了小虾跟他一块吃饭的时候，我就忽然想起来了，赶紧跑到我屋里去，把这个小本拿过来，说，毛伯伯，您帮我写个字吧。毛主席说好，给你写一个。写了“好好学习 毛泽东”7个字。我当时也想不到请他写一个“秉德小朋友”啊什么的，所以看不出来是给我写的，可是这个小本我一直珍藏着。

乡村女教师情结

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年，周秉德升入初中。那是一个激情迸发的年代，人们被一种空前高涨的革命热情驱动着。

周秉德像千千万万年轻人一样，怀着巨大的热忱，想要尽快地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去。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她前面的路似乎已经一目了然，初中、高中，然后留学苏联。

一部上世纪50年代影响了一代热血青年的苏联电影，彻底改变了周秉德的人生之路。

记者：您上初中的时候，你们师大女附中是个很好的学校，您在干部子弟班，一般高中毕业以后就可以留苏。当时您应该有很多的选择，后来为什么选择做小学教师呢？

周秉德：这事说来很有意思，当时我们都爱看苏联电影，初三时就看了《乡村女教师》。我觉得那个瓦尔瓦拉老师真了不起，她教了那么多的学生，都是农村的学生。她要不去农村，这些孩子们可能在农村里就埋没了，继续做农民，但是经过她的培养教育以后，他们后来就很快地成长。到她白发苍苍的时候，各地的学生都来看她，有工程师、科学家、医生、教授、拖拉机手、飞行员，各行各业的人都有。

当时我就想，新中国建立以后，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我感到做老师很崇高，责任重大，我干吗不做这样的老师呢。农村里很缺少教师队伍，所以我就下决心，要做老师，做小学老师，而且一定要做农村的小学老师。正好这时候北京师范学校来招保送生，要求各门功课都在85分以上的，我一看这个机会很好，我也合格，就想报名。

当时在青年当中最高的向往就是到苏联去学习，学校也是基于这一点，就觉得我还是应该考虑这种途径，于是教导主任找我，说，你应该再跟家长去征求一下意见，我就告诉我爸爸妈妈。妈妈就说，你上大学也一样做老师啊，你本来是师大女附中的，上师大不是也可以嘛。我就觉得我妈妈的思想那时候是不是不够进步，从那个旧社会过来的，不像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思想进步。然后就去跟七妈、伯伯他们谈。当时是在饭桌儿上，我一说我的想法，我七妈就特别地鼓励，说：“哎呀，好，我就是16岁做老师的，现在我们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家建设需要各种人才呢，你做老师太好了！”我伯伯还是吃他的饭，没吭声。七妈说：“哎，我鼓励了半天秉德了，你怎么不表态啊？”伯伯就说：“有你一个鼓励就够了，你让她有点儿独立思考的机会，自己再多考虑考虑嘛。”这就更鼓励了我，然后就坚持自己的想法，上了北京师范学校。

这件事情后来有别人跟我分析，说你伯伯其实还是很愿意让你读了高中上大学，或者能留苏也是个很好的途径，也是国家的需要，但是他又不能明确地跟你这么讲，因为他讲话影响就太大了。但我并未这么想，也并未后悔！

记者：毕业后您如愿以偿，果真当了乡村女教师，现实生活跟你理想中的一样吗？

周秉德：比我想象的好多了。当时我被分配到了朝阳区一个农村的中心小学教书。到农村去我过艰苦生活的思想准备是很充分的，我想农村各方面都很贫困，我想的是煤油灯，甚至是烧柴禾啦。到了学校一看，学校里面有电灯，有电话，而且还有街道，街道上还有小卖部，我觉得满意极了。现在回想起来，在物质条件上不做高标准的追求，我们就可以“知足常乐”！

但是上起课来就比较麻烦。当时我只有18岁，教四年级，一开始很没经验。而且农村的孩子上学也晚，都跟我差不多大小，有时候把我气得哭鼻子。后来我就想办法让同学们安静下来，表扬啊，讲故事啊，等等。可是刚刚有一点好转后，因为政治的需要，我又离开了学校，被调到区委机关。

很长时间我一直希望回到教学第一线，但是几十年来，我们这一代人，工作都是服从组织分配，也没有机会再回到教师行列了。

自己拉嫁妆的新娘子

在选择伴侣的问题上，周秉德完全不像在选择职业时表现得那样有主见，特殊的家庭背景让她在处理感情问题时慎重了再慎重，以至到了26岁还待字闺中……

记者：您的婚姻问题，听说您伯父伯母没少操心，大概先后接触过几个比较优秀的人，但是却迟迟没有解决，直到27岁才结婚。为什么，是不是您的条件太高？

周秉德：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比较慎重的，一直都比较看重爸爸、妈妈和伯伯、伯母的意见。刚毕业教书的时候，当地有一个年轻的派出所所长跟我挺谈得来，后来得知他的父亲在政治上还有些小问题，我伯母认为不太合适，就断了联系。

后来又有一个留苏回来的军人，各方面都很优秀，我们谈得也挺投机。但是后来跟苏联的关系破裂后，有一次我去看伯母的时候，她跟我聊天，挺紧张的，怕房间里有窃听器，所以到院子里去聊。伯母给我讲，你看中苏关系这么恶劣，苏联的克格勃很厉害的，可以用各种方法来探听我们的情报。如果你要找一个留苏回来的，他在苏联有好多同学，这些同学跟他聊天的时候，会不会因为知道和你的关系，无意地，他也可能会被人利用起来。她这样一说，我就完全理解她的意思了。我觉得我的事情一定要服从他们的大局，我就跟这位男同志断了。断的时候人家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也没法说出是什么意思。

再后来，我妈妈的干姐妹有一个亲戚，这个男同志大我几岁，表现不错，各方面也都挺好，又是个党员。见面以后，觉得还能谈得来，我伯母就带着一块去玩，还照了相，都觉得挺好的。但是后来我伯母帮我了解到，这个同志有些细节不是很完美。她从来不强求我什么，让我自己拿主意。我当时还是想追求完美一点，所以很快跟他断掉了。断了以后，那个同志又找了我几次，但是那时候我就很坚决了，我回绝了他。

这时候我就二十五六岁了。

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在当时就觉得很大了似的，妈妈也着急，就跟别人说。后来我伯伯的一个生活秘书叫何谦，他说他楼上沈钧儒家有个孙子，叫沈人骅，30多岁，在济南部队里当军人。我妈妈听了就觉得很好，后来他回家探亲的时候，我们在何谦那里见了一面，一块谈了谈。

他个子高高的，长得也挺英俊，是部队的一个军官，非常文静、腼腆，不随便多说话，但是心里头挺有数的。我的印象很好，后来一起聊天，谈话，我觉得他对一些事情还是很有见解的。这样我们就开始通信。

非常巧，很快他因为工作被调到北京的空军学院，到了北京，我们每个星期都可以见见面，聊聊天了，去颐和园、北海、八达岭，到处转转，感觉挺浪漫的。他各方面都行，政治上、业务上、人品、性格都挺好的，家庭也挺不错。我们越来越觉得谈得来，而且我觉得他也有生活情趣，又挺细心的。

后来我就跟伯母他们说，结果伯伯、伯母对这家人非常了解。沈钧儒老先生是1936年因要求抗日，被蒋介石关押的“七君子”之首，跟共产党合作了几十年，是党的亲密朋友，革命也很坚决，他们的家庭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大家就都首肯了。

我们是新年之前认识的，第二年，也就是1964年的国庆就结婚了。我记得登记了以后去见伯伯、伯母，他去的时候还挺紧张的，心想总理会不会很严肃。后来伯伯一跟他见面，就跟他聊家常，问长问短，他就觉得挺轻松了。

记者：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找到了合适的爱人，恐怕很多人都认为应该好好庆贺一番，应该举办个像样的婚礼吧。您结婚的时候伯父伯母送结婚礼物了吧，他们有没有参加你们的婚礼？

周秉德：结婚时我不想落俗套，不愿意搞仪式，家里也没有宴请客人，就是朋友、亲戚来看一看，认识一下新人，聊聊天，吃点糖、茶、水果什么的，随来随走。

结婚用的有些东西是伯母早就准备好的。东西很多，包括几个床单被面，毛毯，还有毛织的被面，那是国外送来的用细毛线织的，当时是很稀罕的东西，一对蛋青色有着精致的金色菊花的茶杯，是湖南产的。我们两人一直用，后来他们俩去世以后我就把它收起来了，我觉得很珍贵。还给我一个大的重庆玻璃厂做的大糖缸，是紫红色刻花玻璃的，上面刻一个双喜。还有很多零零星星的东西，反正很多。如果她自己有女儿出嫁，我想也就是这样了。婚礼前两天，我自己用自行车驮来的。我婆婆还说，没有见过这样的新娘子，自己用自行车把嫁妆给拉过来。

后来去见我伯伯的时候，他就说，你结婚，七妈给了你那么多东西，可是我给你们什么呢？当时正好在桌上摆着我伯伯和我伯母都非常欣赏的一张照片，那时我伯母自己非常喜欢摄影，自己在庐山含鄱口拍的一张风光照片，她很喜欢，照片拍得挺成功的，在当时的《中国摄影》杂志上也都登过。他们都非常欣赏，就放大成21寸的摆在客厅里。伯父当时就顺手拿起来，说这个送给你吧。

我们两人在结婚的床头一直挂的就是这张我伯伯送给我们的七妈所拍的庐山含鄱口的照片。现在还在我床头，几十年来我都没有改动过。

记者：您七妈对您结婚，应该就像母亲嫁女儿一样，挺高兴的。

周秉德：是。结婚那天，她带着她的秘书张元还有张元的女儿，带了些零零星星的东西，登上三层楼来参加婚礼。婚礼上我爱人的姑姑沈谱，还有她的丈夫范长江和我伯母都是老熟人，过去在白区的时候都是互相认识交往很多的。他们就很奇怪，说：“邓大姐你怎么来了？”我伯母说：“我怎么不能来啊，秉德是恩来和我的侄女啊。”因为我公公婆婆也事先没有讲过我跟伯母的这层关系，他们很吃惊：“哎哟，是您侄女啊，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又多了一层亲戚关系，我们太高兴了。”

事后我伯母就很欣慰，说你公公婆婆对亲妹妹都不炫耀这样的关系，他们这样的表现我真是没想到，非常好。

“她不可能是周恩来的侄女”

婚后，周秉德随着丈夫去了西部，一去就是9年。在陕西西安、贵州遵义，在那生活艰苦的9年里，深知伯父性格的秉德从未要求过伯父将她调回北京。

1974年初，周秉德随丈夫调回北京，当她回到阔别已久的西花厅看望伯伯、七妈时，面对的却是伯伯的质问。

记者：您在贵州遵义的一个山沟生活了多少年？在那儿做什么工作？听说那边的生活是很苦很苦的。

周秉德：那时我随丈夫在三线军事工业的一个工厂的政治处负责，离遵义大概70公里。我在那里生活了三年。那地方确实是非常艰苦，真是吃没吃，喝没喝，房子也很简陋，没有新鲜的肉吃，吃一顿咸肉大家就高兴得不得了。房间没有暖气，也没有炉子，零下10度，12度，冷得不得了，就从北京买了个有烟囱的铁炉过去，自己用点煤做煤球，弄些煤粉自己和一点泥，加上水，用铁揪使劲地搅拌，快黏糊了，然后摊在地上用铲子剁，剁成小方块，晾干了，然后再去烧。一次我还煤气中毒，险些没命！

我们的工作是上午、下午、晚上三段时间。我们的宿舍距离办公室大概有三公里。晚上我们是绝对要去办公室的，孩子吃完晚饭就跟着工人的小孩玩。天晚了人家要睡觉了，可是我们还没有回来，孩子就蹲在楼梯底下的煤堆上等我们。可是有小狗来了，还汪汪叫，他就吓得拿煤块去打。就这样子，五六岁的小孩，非常地艰苦。当时还有些家属就相互议论说：“听说她还是周总理的侄女？不可能吧，不可能，周总理的侄女会跟咱们这些人一样到这么苦的地方来？就是的话，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姓周而已。”

记者：在那里是不是也经常跟伯伯、伯母联系啊？那么艰苦，您从来就没想过通过伯伯的关系调回北京或者是调动一下工作？

周秉德：我经常给他们写信，主要是我给他报告一些情况，但是我深知伯父的一贯作风，肯定不会用他的关系再调到北京来的，所以我根本不可能考虑这条路，这是伯伯一贯的原则。我伯伯一直希望我们这些孩子能在最基层、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工作，过着和普通百姓一样的生活，比如说我妹妹秉建去内蒙古插队，弟弟秉和到延安农村插队，他就很支持很高兴。

我们在遵义工作生活了三年多以后，1973年底就把我们调回西安的原部队了。在西安的原部队，大概也就三四个月的样子，北京的空军学院当时叫空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需要增加一些人，就把我爱人调到北京空军学院了。临走之前，我给我爱人收拾好东西，然后陪他一起跟部队领导去告别。部队领导说：“你们两个一走，什么时候有时间到西安来啊？”我说调令是给他的，没告诉我也可以调回北京，所以我没准备走。当时他们就很奇怪：“你怎么不回北京啊，你在北京找工作不是一句话的事吗？”我告诉他们，我从来不做这样的事。后来他们告诉我：“调他也有你的份啊。”这样我才又回到家，把我爱人第二天的车票退掉，把行李打开，重新收拾我们两个人的东西，跟我爱人一起调回北京。

就是这样回到北京，一去西花厅看我伯父伯母，伯伯就说：“你在外地这么多年，已经八九年了，你怎么回到北京来了？”我说调回来的。“是不是因为我周恩来的关系？”马上就问我这个问题。我伯母在旁边就说：“你别忘了，人家秉德啊不光是你的侄女，人家还是军人家属，人家军人要调动，他是随军调动。”这样才算不再盘问。

周恩来把弟弟由拘留改为拘捕

周秉德在西安时，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让她始料不及的是，自己的父亲也被卷入这场灾难的漩涡；更让她猜不透的是，伯伯在审查父亲的报告上，亲自将“拘留”两个字改为“拘捕”。

记者：虽然你们是周恩来的亲戚，“文革”中您父亲还是未能幸免于难。据说有人检举您父亲参加了一个反革命的聚餐会，并被拘留、审查长达7年半。

周秉德：发生这事时是1968年，当时我还在西安。我伯母就派我15岁的小妹妹秉建坐火车到西安给我送信，我妹妹来了见我就哭，然后拿出伯母的信。信中就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问题，一切等待审查以后的结果。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最后总会有一个正确的结论。同时你们要划清界限，不管什么情况，你们要跟着党走，不能犹豫。

我觉得我父亲不可能参加什么反革命聚餐会，因为他的哥哥是咱们党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他一直很钦佩自己的兄长，怎么可能去参加反革命的聚餐会？！我不相信。但是又觉得既然有群众检举，就看有什么根据，听党的审查和结论吧！党组织这样对待他，我们只能去服从，不能去闹，不能去干涉。也没有办法干涉，只能听从组织的最后审查结果。

后来才知道是江青搞的鬼。当时我父亲跟王光美的一个哥哥王光琦，还有其他两个人他们四个在政协参加学习委员会。几个人很谈得来，就轮流坐庄到外面去吃一顿饭，打打牙祭，如此而已，没有其他政治上的活动。

记者：据说您父亲被陷害后，当时“刘少奇专案组”特别将此事的报告送谢富治和周恩来批示。周恩来将谢富治批的“拘留”改为“拘捕”。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周秉德：我想他们是在故意为难伯伯，给他出难题，好抓他的小辫子。如果他保护我父亲，那他就是包庇反革命小集团、包庇亲弟弟，就有这样的罪名了，江青他们就可以把他打倒了。所以根据当时情况我伯父不能去救我父亲，他也不可能去搞清楚问题，那就只有把我父亲拘捕起来。

后来在1982年，我伯母把我们全家召在一块开会，把这件事也给我们讲了。当时伯伯用意是好的，卫戍区把他拘捕起来，就不会被红卫兵弄去乱打乱闹，后来想想，实际上伯伯一方面顾的是大局，当然不会去包庇。另外，就是一种保护措施，把我父亲与红卫兵隔离起来。拘捕的话至少放在一个正规的一个司法单位里面，一个部队里面，有什么事你先查，但是人是安全的。红卫兵也可以去审他，但是父亲平常的生活都在卫戍区里，这样应该是更好一些，应该是更安全一些吧。

“我从没想过伯父会回不来”

周秉德当时未曾料想，就在她回到北京的时候，她的伯父周恩来实际上已经在死亡的边缘；但在当时，即使是作为周恩来的家里人，周秉德和其他人一样，无法确切得知一国总理的真实病情。

记者：1972年，总理积劳成疾，病倒了，一直拖到1974年夏才住进医院。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听说他住了院以后，“四人帮”控制着当时的所谓党中央，除了您伯母以外，不经中央文革批准，不许任何人去接近他。您最后一次见伯父是什么时候？

周秉德：他住院是1974年6月1号。在此之前一天，5月31号还专门把我找去吃午饭，谈了谈工作、孩子、家庭等等。谈话中告诉我，他要去住院了，以后见面机会很少了，要我注意，各方面要继续努力等等这样的话。

听了这个消息我当时还特别高兴，我没想到，他这么忙的人还有机会住院。我一直不知道他得了那么严重的癌症。我想他住院疗养一段，几个月以后，或者一小段时间吧，就能够出来继续战斗了，继续革命了，继续工作了。我总是这么想的，所以当时也不以为然。谈话中，他还专门取出事先准备好的两张照片送给我，是一年前他与七妈分别在大寨虎头山上的彩色照片，我仍未觉察出什么！后来回想，实际上那是伯父跟我作一次告别！

记者：也就是说当时您并不了解伯父的病情？

周秉德：我就不了解，别人也不是都知道的，对于他的病情一直是很保密的，但是后来在社会上有流传，可是流传的人以为我已经知道，也就不必要跟我们讲，所以反而我们就被蒙在鼓里。他住院以后，我要去医院探望，但伯母说，除伯母外的其他人想见他，必须经过“文革”领导小组的批准才可以见。我想我一个小人物，哪敢去惊动、打搅“文革”领导小组呀？！

这样又过了将近一年，1975年的5月20号中午，我接到伯母的电话，说：“秉德啊，我告诉你，你不是想看伯伯吗，他今天下午要回西花厅，你有机会，请个假，你回来看看，好不好？”

当时我正在上班，就请了假，骑了个自行车，从阜外大街一直骑到西花厅。看见伯伯进来的时候，人很瘦很瘦，但是服装仍笔挺整洁，眼睛还是挺有神的。但他人瘦得很，皱纹又增加了很多，头发又白了很多，老年斑也多了好几片，走路也大不如以前那么有力了，但是他兴致还是蛮高的。我们看到他都很高兴，一块聊聊天，聊到最后，我就说：“伯伯，我跟你一块照张相吧。”我伯伯说：“你看有这么多的叔叔、秘书、医务人员都在这儿，咱们改天吧。”

我非常遗憾，至今一直没有跟伯伯拍上这张最后的照片。

后来不到一个月，6月15号，我伯母又打电话说今天伯伯又要回来了，我们可以到西花厅看他。

当时是礼拜天，我正在给我爱人的一个几十年没见面的老同学做饭，一块聊聊天什么的。我一想，不到一个月他又可以回家，那以后回家的机会肯定很多，因此我就说，下次去吧，就没去。没想到这成了我终生最悔恨的事，我再也没有见过伯伯！真的，我从来就没想到伯伯会回不来！后来我有很长时间不敢想这件事，只要一想，后悔、自责、内疚的心情就无法控制。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世界为之震动。130多个国家和政党领导人先后发来唁电、唁函，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表示深切的悼念，对周恩来为中国、为世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作出高度评价。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由会议主席提议，全体代表起立，为周恩来默哀。联合国大厦下半旗志哀。当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是别的国家都是国家元首才可以降半旗，他只是一个国家的总理，怎么可以给他降半旗呢？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就说，如果哪一位总理也像周恩来这样，做了26年的国家总理，一生只有一个夫人，他在国外没有一分钱的存款。如果哪一个总理做到这一步，我们都可以给他降半旗。

1976年1月9日凌晨，出差在上海的周秉德忽然听到了广播里的哀乐，他亲爱的伯伯去世了，这个毫无征兆、毫无预料的噩耗犹如晴天中的一个霹雳，几乎使她当即晕倒。

记者：您知道他逝世是什么时候？因为以前不知道伯伯的病情，应该是没有丝毫准备的。听说您当时正在上海出差，您爱人给上海的亲戚拍电报，说家有要事，请速回京。但是亲戚看了这个电报，想第二天再告诉您，晚上就没有和您说。您第二天在广播里才听见，当时您听到这个消息时是什么感受？

周秉德：几乎就是当场要晕倒了！

那天是1月8号。我1月4号去上海出差，临走前我还往西花厅打电话，没有人接。我想我四五天就回来了，没有想到1月9号清晨听到广播，在上海和平饭店那我轰一下子就快倒下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有这样一个事实……

当时出差的几个人说怎么办呢，我说马上想办法给我买当天的飞机票，然后他们就陪我上街上去买黑布、黑纱，就戴了黑纱，当天就赶回北京。

其实8号中午我伯母就让秘书第一个告诉了我爱人沈人骅，让我爱人赶紧告诉我和在京亲属。其他不在北京工作的就不让他们来参加葬礼。伯母特地嘱咐秘书，给外地拍电报：见报请勿回京。也就是说见到伯父去世的消息，不要到北京来，要坚守岗位，不要影响工作。

回到北京，我到西花厅去看我伯母。见了面我抱着伯母就哭，但是她老人家真是坚强，没有眼泪，她说：“秉德啊，要坚强啊，不能哭啊！”再三地劝我不要哭……

1月10号，我们一起到北京医院后边的一个小太平间里去参加告别仪式，那时弟弟妹妹和有些亲戚都来了。在条件很简陋的一个小院子里，一个小的告别室，我打头，弟弟妹妹，还有哥哥嫂嫂，跟我伯父做最后的告别。那天很冷，我当时就是没有穿大衣，戴着围巾、手套，可来到伯伯躺在那里的房门外，我突然感到戴手套、围巾是对伯伯不恭，我就把手套什么的都脱下来，马上往地下一扔，才走进去。见到伯伯以后，我就特别特别难过！他的面庞削瘦极了……

我真后悔为什么没有多看伯伯几次，后悔啊！

记者：我还记得送总理的骨灰到八宝山时，“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情景，我相信那是每一个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铭刻在心的一幕，许多老百姓，站在寒风里，在那里哭送，那么庄严，那么肃穆，真是悲泪成河。当时您一直在吗？

周秉德：那时我坐在车里，跟着队伍一块去八宝山。路上，我们看到两边那么多的老百姓都在悲痛地哭送他，目送他，往西走……那种情形每个人都在悲痛，在流泪，那几乎是个悲痛眼泪的海洋，我的眼泪也就更加汹涌……

记者：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周总理就表达过他对后事处理的观点，死后不留骨灰，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江大河。当年恩格斯去世后，骨灰是撒在大海里的，而总理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上和江河里，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您参加撒骨灰仪式了吗？

周秉德：没有。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开了追悼会以后，七妈在台湾厅召集亲属、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共同开会，七妈对我们讲话，特别是对于丧葬仪式的改革，讲我国几千年都实行土葬，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号召实行火葬，这是一场丧葬革命；现伯伯主张火葬不保留骨灰，这又是一场殡葬革命，你们要支持伯伯这个主张！就说要撒掉骨灰。另外因为两位老人家一直说他们是党的人，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的葬礼都要由党支部来执行。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党支部，所以他的事情都交给党支部去做。15日至次日凌晨，伯伯的骨灰由西花厅党支部工作人员罗青长、张树迎、高振普，还有中组部一位领导，4个人一起坐军用飞机，将伯伯的骨灰撒在北京、天津和山东北部黄河入海口等处。

伯伯的骨灰没有保留，我觉得也只有他会这么做。他生前没有自己，死后也无须保留自己。他的身体虽然什么也没有留下，但他的名字，他的形象，他的品格，他的精神，却又装满了亿万人民的心田，在以后的日子，随着岁月渐渐越走越远，我越来越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岁月如河，在伯伯逝世后几年里，先后有4位亲人离开了周秉德，这些亲人是她的七妈、公公、婆婆，还有和她共同走过几十年的丈夫。受伯伯的影响，秉德把他们的骨灰撒向海河，让亲人们来去无牵挂地漂向大海。

如今最让周秉德开心的是她的两个孪生的小孙子嘀嘀和嘟嘟，跟他们在一起，周秉德面带慈祥的笑容，开心地玩闹，或许她也会将自己儿时的故事讲给儿孙们听……那时，她的思绪又会飞回当年的西花厅。

采访任弼时的长女任远志

记者：您父母是在1926年结婚的，我们听说您父亲和母亲是包办婚姻，过去革命青年都反封建，追求婚姻自由，您的父亲是青年运动的领袖，刚刚领导了五卅运动，为什么却听从了家里的安排？而且您父亲当时从苏联留学回来，是个洋学生，还担任大学教授，而您母亲陈琮英当时是一个织袜工人，在一般人看来他们之间有距离。

任远志：这件事情说起来话长。我爷爷娶过两位夫人，第一个夫人姓陈，结婚一年以后没有留下子女就病故了。后来我爷爷就娶了第二位夫人，也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是个特别重感情的人，他有时怀念以前的夫人，就想把他这门亲戚再续上。所以我奶奶怀孕的时候，我爷爷就说，如果是儿子，就跟前面夫人的侄女结婚，我妈妈就是这位夫人的侄女，所以我父母可以说是指腹为婚。

我父母很小就认识了，他们经常在一起玩，也可以说是青梅竹马。后来我父亲16岁就到苏联学习，回到上海当大学教授。老家就完全靠我爷爷教书来维持生活，家里是比较苦的。我的母亲家里也很艰难，我的外婆去世很早，我母亲是靠她的嫂子养大的，嫂子特别厉害，她吃的饭都是别人剩下什么就给她，剩不下呢，她就吃锅里头的锅巴。所以我的母亲个子特别矮，但性格特别坚强。

后来我父亲上学有困难，我母亲就用织袜子赚下的一点点工资，支持我父亲上学。所以我父亲很感谢我母亲。

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我父亲的婚姻，为什么会听从家里的包办，而且一生只有这一个夫人，我想是因为我父亲太重感情，可能是我爷爷的那种感情传给了我父亲。另外我母亲也很贤惠，特别会照顾人。

1931年后我母亲也从上海追随我父亲去了中央苏区，后来参加了长征，伴随父亲转战南北，所以他们既是感情深厚的伴侣，也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现在母亲还在，已经99岁了。（注：2003年陈琮英去世，享年101岁。）

记者：毛主席曾称您的母亲是“革命的贤妻良母”。您还记得您父亲、母亲的生活情景吗？

任远志：我记得在延安的时候，有一天，是一个礼拜六的晚上，晚上很晚了，我父亲坐在办公室看文件，这时候，我母亲端着一小碗稀饭送给我父亲吃。当时很晚了，我觉得很奇怪，就跟在后头。妈妈对父亲说，挺晚了，你喝一点稀饭吧，我怕你肚子饿。后来又怕他冷，就拿一件衣服披在他身上。父亲很客气的，说，谢谢你，谢谢你，还拍拍她的手。

我觉得他们俩之间，那种爱真是没法形容。他们虽然不像现在的人搂搂抱抱，亲亲吻吻，但是他们那种爱，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渗入到生活的细节中去。

1950年我父亲生病以后到苏联去养病，我爸爸左一封信右一封信给我妈妈写信，也给我们写信。给我们的信里也说，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妈妈，星期天一定要回去陪妈妈，生怕妈妈受委屈了。

而且我父亲给我妈妈写的那些信甜得要命，亲切得要命。我都觉得特酸，好比写“英”，陈琮英嘛，有时候写“亲爱的英”，都是那样的。

“党内的妈妈、人民的骆驼”

叶剑英在追悼任弼时的悼词中写过这样几句话：“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记者：您父亲去世以后，叶帅写的悼词中称他为“人民的骆驼”，人们还称他是“党内的妈妈”，是吗？

任远志：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我走访了很多革命老前辈，他们都对我父亲有很高的评价，说他是“党内的妈妈”。样子好像很凶，两撇胡子，好厉害的样子，大家都怕他。但一接触就会觉得他很慈祥，很细心，很和蔼。

他对同志们特别关心，而且很细心。师哲叔叔曾经是我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后来苏联把他当成反革命奸细关了起来，我们的几届大使，好多人都没有把他救回来，后来我父亲去了以后解决了他的问题，把他救回来，而且把他带回来了。1945年，师哲叔叔曾担任过我父亲的政治秘书。他因为早年参加革命，后来又长期待在苏联，所以和夫人、女儿失去了联系，谁也找不到谁。七大召开前夕，要盖一个礼堂开会，我父亲负责选址，就到处找地址。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小孩，就聊起来了，聊的一些身世使我父亲一下就联想到师哲。他就问这小女孩，你妈妈在哪，小女孩就告诉她妈妈在哪，问你爸爸呢，她说我不知道爸爸。于是我父亲就跟着她去见这个小孩的妈妈。一见果然是师哲的爱人。后来我父亲就把孩子带回延安，把师哲叔叔高兴得要命。

在转战陕北的时候，我父亲是司令员，当时什么都要管，所以行军到一定的地方，其他首长、同志，只要有居住的地方就休息了。但是我父亲不行，他要去管。毛主席他们住的条件好不好，警卫派好了没有，马有没有草吃，马拴好了没有，同志们都住下了没有，电台安上了没有，他都要关心一遍。他要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以后，才能休息。有时候，想起一件事来，爬起来就做。我父亲是五大书记里最年轻的，却走得最早。他确实是太辛苦了。

记者：在党的五大书记中，您父亲与毛主席相识最早。您父亲去世时，毛主席曾亲自为他执绋扶灵柩，是不是他们感情特别深？

任远志：我父亲是湖南湘阴人，毛主席是湖南湘潭县人，他们是老乡。在湖南第一师范，我父亲在附属高小部读书时就认识在高年级读书的毛主席。1920年父亲去苏联时，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主事，积极鼓励我父亲去苏联，毛主席是很器重我父亲的。

老前辈曾告诉我，1941年党内整风的时候，从整风到自救到肃反，有扩大化的趋势，有些做法过分了，别人其实也看出来了，唯独我父亲敢说，他说主席啊，如这么弄的话，都是特务你还怎么革命啊。所以后来整风运动才慢慢缓和一点。

他们感情很好，但也有争执的时候。1947年3月，由于胡宗南的大举入侵，毛泽东、党中央决定撤离延安。我父亲就和毛主席、周总理留在陕北，组成了中央纵队，而刘少奇、朱德领导中央工作委员会，赴山西临县三交镇。那时候情况比较危险，他们每个人都有化名。我父亲是司令员，所以他的化名就是史林，实际上是司令的谐音；陆定一是政委，他就叫郑位；周恩来叫傅必成，毛主席叫李德胜。

临分手的这一天，刘少奇和朱德一再叮嘱我父亲说：“你们的任务很重大，很艰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不能出一点差错！”所以就等于把保障领袖安全的重担托付给他，字字千斤啊。因此我父亲就感觉担子特重，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后来被敌人围住的时候，我父亲当时是中央纵队总司令员，他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想把部队往边上撤。毛主席就不同意，他主张往另外一个地方撤。他们当时吵得特别激烈，后来主席说撤了你的职，就把他撤了，让总理来带队。

他们俩也打，也好。到了北京我父亲抱病召开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和筹备5月4日召开的全国青年大会。可能是精神上的兴奋和极度的劳累，出现了昏迷的症状。毛泽东得知后，特派人送来一缸红鱼，并亲笔写了封信，说：“弼时同志，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

后来我父亲到苏联治病，毛主席也到苏联进行访问。他专门到克里姆林宫医院探望我父亲，后来我父亲转到疗养院休养，他又专程到疗养院看望。有一天我父亲去看望毛主席，主席特意吩咐厨师准备了一盘有湖南风味的辣酱烧黄鱼。可是后来听说医生不允许吃辣子，便把那盘鱼端得远远的，说：“对不起呀！弼时，不是我不让你吃，而是医生的话我不能不听啊!”他们都笑了。

他们就是这样。为了一件事，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可是到最后就像亲兄弟一样。我特别羡慕这五大书记，团结得跟亲兄弟一样，互相之间没什么隔阂。

“15年没叫过爸爸妈妈”

“父亲临走时对妈妈说：不管生男生女，就叫远志吧。

我不到100天就随母亲进了监狱，坐了一年的牢。

我的舅妈赵一曼夸奖我：远志真了不起，小小年纪就参加对敌斗争了。”

——任远志

记者：许多像您父亲一样的革命者，早年参加革命时，都是抛家舍业，别妻离子，相信你们家庭也有同样的遭遇。您能介绍一下家庭主要成员吗？

任远志：我们兄弟姐妹本来是9个，我原本是老四，现在是老大。我父母1926年在上海结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我父亲曾两度落入监牢。在那种残酷的环境里，他们有过一个大女儿苏明，后来又有过两个儿子，都先后夭折了。我是老四，1931年生。底下还有几个。弟妹寄养他人，以后再也没有了音讯。老七是在长征路上生的，远征妹妹。还有一个妹妹远方，我父亲在共产国际工作的时候，那个妹妹留在苏联。最后老九是我的小弟弟，在延安生的，叫远远，他1995年去世的。

现在只有我们姐妹三个，我是当兵的，远征是学工的，在中央气象局工作过，后来调到中纪委了。小妹远方在机械局，是高级工程师。我现在离休了，我两个妹妹都已经退下来了，都60多岁了，我今年已经70岁了。

记者：您是1931年出生的，那时正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您父亲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上海工作，但后来调往闽西苏区，他为即将出世的孩子取好名字后，丢下身怀六甲的妻子只身前往。那么你们父女见过面吗？

任远志：就是父亲要走的时候，我妈妈正好大肚子，当时南下路途艰苦，所以我父亲只好一个人先走，这是我父母结婚以后第一次分开，我爸就说，琮英啊，你不要害怕，也不要紧张。他说生出来，不管是男孩或者是女孩，都叫他（她）远志好了，希望他（她）有一个远大的志向。

我父亲刚走7天，我的母亲就生我了。我出生后不到100天，向忠发叛变以后就把我母亲出卖了，我妈妈就抱着我一起坐了国民党的监狱。后来经过组织上多方营救，而且我母亲也装傻，她就假装是农村妇女，人家问她，你是不是共产党啊？她就说什么当不当，我东西都当光了，就这样，人家说东她道西。实在问得她没办法了，我妈妈就在我身上用力拧一下，我就大哭大闹、大吵大叫的，结果闹得敌人没办法，有时候又拉屎撒尿，弄得他们很狼狈。敌人就骂我母亲是家庭妇女，“退堂”。

通过这些手段，我母亲逃过了敌人的审问。后来组织上把我们营救出来了。刚从监狱出来时，我才一岁多。到上海以后碰到赵一曼，赵一曼是我的亲舅妈，她当时就表扬我，说我的侄女真了不起，从小就参加了对敌斗争。

后来我跟父亲讲，我也是老革命，他说你什么老革命，我说我早就参加革命了。我就把这一段经历说给他听，我父亲捧腹大笑。

记者：您父亲离开和您出生就相差了7天，没能见到您，你们父女再一次见面时您都快15岁了。后来您母亲怕因为您影响工作，所以她当机立断，把您送回老家了。这7天的遗憾，过了15年才得以弥补。

任远志：我父亲和母亲都非常爱孩子，尤其是我父亲。但我父母为了革命，真的不要一切，别说子女，连他们自己都不在话下。为了党，为了革命，他们肯牺牲自己的一切，带着我给他们增加了困难，我母亲就把我送回了老家，后来她见到我的父亲，就向我父亲道歉，说对不起，我没有把你的女儿带来给你看。我父亲说她做得非常好，他还表扬了我母亲。

我在老家待了15年。后来我妈妈又把在长征路上生的远征妹妹也送回去了。远征被送回去的那一年，奶奶去世了。

记者：在老家，奶奶应该是你唯一的亲人，奶奶去世，是不是就等于失去了唯一的依靠？生活一定非常艰难。

任远志：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很小就很懂事，很会照顾我的奶奶。奶奶一咳嗽我就给她拿一个痰盂，或者端一碗水让她喝。

从小我就搂着奶奶的脖子，面对面地睡觉。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奶奶去世的时候我6岁，我奶奶有肺病，一直吐血。那天晚上，奶奶不行了，我和妹妹就被大人们哄着睡到另外一个屋子里去。半夜时，他们突然叫我过去，我跑到奶奶跟前。我一喊奶奶，奶奶就坐起来了，坐起来再躺下，躺下就再也没起来。

记者：听说在您6岁那年，您妈妈送您的妹妹回老家时，您见过她一眼。但是您的父亲就一直没见过。15岁之前，您一直和父母没在一块，您问过家人为什么父母不在身边吗？当时对父母有什么样的想象？对父母有没有点埋怨呢？

任远志：我妈妈那次回去是秘密的，晚上偷偷地回来。我当时连妈都没叫，因为从小没有见过妈妈，不会叫妈妈。

我那时不敢问父母在哪儿，因为别人都骂我，恶意地骂我是共产党崽子，说我的父母和国民党是对立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孩子们玩的时候总是相互之间有矛盾啊，别人骂我他妈的，我就不高兴了，我说我妈碍着你什么了，你为什么要骂我妈？我本来就没有母亲在，我就为这件事跟他们吵架，一吵的时候他们就恶狠狠地骂我：你是共产党崽子。后来为这事，我自己半夜里还偷偷躲在被窝里捂着被子哭。所以从小就感觉和孤儿一样，我就觉得我自己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我那时想，我怎么就变成孤儿了呢，总觉得自己太可怜了，没有父母亲。别人都有父母带着，上学都有笔、本子，家庭生活特别舒服，有吃、有喝、有玩、有闹，要什么给什么，衣服都穿得很新，而我没有，我穿的别人剩下的旧衣裤，就觉得孤儿生活挺难受的。我很想念他们，但是还没有埋怨的心情。

后来父母对这15年的生活解释过。那是我们到了延安以后，一次我水土不服病倒了，父亲看了我就很心疼，说，大女儿，很对不起你们，你看我们那时候为了党的事业，为了解放全国人民，把你们都放到老家，你不怪爸爸吧。我说爸爸，这不能怪你，你以国家的事业为重，是一个最好的爸爸，你这样做是对的，我不会怪你的。

长辈们共同的大女儿

“两个轿子，半夜里就把我和我妹妹偷偷地抬走了……

我就跑啊，跑啊，（跑过去）搂着我的爸爸……我流着很幸福的眼泪，心里想，这一下我可不是孤儿了。

后来爸爸说，我的大女儿啊，好不容易听到你叫我一声爸爸，你知道我多高兴啊。”

——任远志

记者：这里有一张照片，是你们家的第一张全家福，照片上每一个人都那么幸福，这是您见到父母后第一次拍的照片吧，它应该算是您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

任远志：对。我一直都记得拍照片的日子，是1946年7月11日，那一天我到了延安，见到了我的父母。其实抗战结束后，我父亲就一直想把我从老家接到延安。但是一直拖到1946年，有一天半夜里突然来了一个人，大概有40岁，他说带我和我妹妹去见我父母亲。他弄了两个轿子，半夜里就把我和我妹妹偷偷地抬走了。路上，我就不断地想，我父亲什么样子啊，我母亲什么样子啊。

后来经过长沙、武汉，到了南京，在南京时我问一个阿姨，爸爸妈妈长得什么样。她告诉我，所有的女同志里面，最矮的那个人就是你的妈妈，叫她没错。她说我父亲留着两撇胡子，戴一个黑圈的眼镜，手里拿一个拐杖，遇到这样的老头你叫爸爸就没错。我心里就记住了。

到了延安，我很早就看见妈妈在飞机场那里等我，她最矮最小了。我一看那是我妈妈，但是下去以后怎么也张不了口，不会叫妈妈两个字，因为我从小没叫过，怎么也不会叫。我妈妈抚摸着我的头，说大女儿你回来了。然后我就东张西望地到处找，妈妈就问，你是不是找你爸爸？你爸爸也很想你，本来想今天也来接你的，没想到有任务了。

我就跟我妈妈坐了个小吉普车回去。车走到延安唯一的一条街——新市场街时，对面来了个中吉普。我们刚一停下来，吉普车上下来一个老头，黑胡子，拄个拐棍，戴着黑边眼镜。我妈指着那个人：“快去，快去，那是你爸爸，你去叫他吧。”我就跑啊，跑啊，（跑过去）搂着我的爸爸，一句话都没说，也不叫爸爸，怎么也叫不出来。这种心态你们大概体会不到，就是叫不出来，不会叫。我的爸爸就抚摸着我的头说，大女儿你回来了，特别高兴。

我们就上吉普车了。杨尚昆叔叔，李伯钊阿姨，康克清妈妈还有朱总司令，他们坐在后面。前面留了一排椅子，正好妈妈坐一边，爸爸坐一边，我坐中间。我当时特别幸福，特别高兴，就是不会说话，就不知道该怎么说。后来憋了半天，我想叫一声爸爸，我们老家管爸爸就叫爹爹，我鼓足了勇气喊了一声爹爹，可是我爸爸理都不理我，他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可我后面的总司令却答应了。我猛一回头，想说，你不是我的爸爸你为什么答应了，虽然没说但带着一个不满意的情绪。但是总司令却高兴得要命，摸着我的头说，大女儿你已经看到你的爸爸妈妈了，也看到我这个爹爹啦。我妈妈赶紧给我解释，大女儿我告诉你啊，延安有个爹爹，就是朱总司令，还有个毛主席。朱总司令呢延安的小朋友全部都叫他爹爹，我就理解了。

在吉普车上他们都问我，都叫我大女儿。他们说，大女儿你小时候受苦了吧，这么多年没有爸爸妈妈，你怎么过来的，特别关心我。我觉得自己掉到福窝里了，特别高兴，特别美。

回来以后我们晚上才到宿舍，第二天才照相，你看那时候特别有意思，乡下来的小孩什么也不懂。穿上武汉曾宪植阿姨送给我的衣服，到延安以后，妈妈又给了我一个手表，我因为一直没戴过手表，所以那个时候就愿意把我手上的手表露出来，本来我这个手应该放到我爸爸后边一点，使劲往外伸，愿意把这个手表露出来，多有意思，小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心态啊。

记者：您从小一直是奶奶养大的，从学说话的时候就没有叫过爸妈，那您是什么时候叫出来爸爸妈妈的呢？

任远志：有好几天我就是憋得叫不出来。我跟他们特亲，后来就慢慢地叫了。有一天我鼓足了勇气，叫了一句，叫开了就慢慢适应了。那天早晨我起来，慢慢走到爸爸旁边，想叫也叫不出来。我爸爸就看出来了，他说，大女儿，你有什么事啊？后来我就鼓足了勇气叫了一声爸爸，感觉特别不好意思，就赶紧搂着爸爸。

后来爸爸说，我的大女儿啊，好不容易听到你叫我一声爸爸，你不知道我多高兴啊，就使劲摸我的头，使劲亲我。我自己觉得我什么都有了，有了爸爸妈妈，有这么幸福的家庭，有兄弟姐妹，我现在吃得也好，穿得也那么漂亮，那么多叔叔阿姨伯伯爱我，有种从地狱里一下升到天堂的感觉。

毛主席给我题词“光明在前”

“在延河边，一个人走来，用湖南话问我问题，我爸爸突然从礼堂里走出来了，说大女儿，快叫毛伯伯。

毛伯伯说，大女儿你要走了，我给你题个什么字呢，就这么考虑，想了一下，他就拿笔在我的小本上写了4个字。”

——任远志

记者：您有一个小本子，上面有毛主席的亲笔题字。那是1947年，当时您和您的爸爸在陕西王家湾的一个地方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一个小院里住的还有毛主席、周总理。您是他们共同的大女儿。从题字里我们能感觉到主席对您的关怀，您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哪里，当时的情景还记得吗？

任远志：我第一次见毛主席就是在我到延安的第一天。那天跟我同一天到延安的还有从新疆反动军阀盛世才那里出狱的叔叔伯伯阿姨们，毛主席就在延安大礼堂请从新疆回来的那些叔叔伯伯阿姨们，后来我们这个车也到了那里，我就随爸爸妈妈一起去吃饭。可是我怎么也吃不下，心情特别兴奋、愉快。后来我自己一人就跑出来了。我当时穿的衣服显得特别突出。毛主席从那个大礼堂里走出来，一眼看见我了，看见我他就走过来了，就用湖南话问我，他说：“你是谁啊？”我就告诉他我是谁。“你是谁的小孩？”我就告诉他我的爸爸是谁。他说：“你从哪里来的啊？”我就都给他讲。这时候我想，这个老人也是我们湖南人，他怎么问我问得这么详细，正在纳闷的时候我爸爸突然从礼堂里走出来了：“大女儿、大女儿，快叫毛伯伯，刚才妈妈不是给你介绍了吗，咱们延安有个毛伯伯，有个总司令，这就是毛伯伯。”我就赶紧叫毛伯伯。毛伯伯特别高兴，抚摸着我的头，叫我大女儿。因为我爸爸叫我大女儿，他也不知道我的名字，从此以后都叫我大女儿。

记者：1947年的春天，胡宗南全线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撤离延安，您父亲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一面和敌人周旋，一面指挥全国战局部署。那段时间，你们延安中学的孩子们也随之撤离了延安。因此又可以和父亲还有毛伯伯、周伯伯在一起了。

任远志：1947年，中央撤离的时候，我们学校考虑孩子年龄都不大，就建议我们跟着父母，没有安排我们随学校一同转移，但是我爸爸却坚决不同意，要求我们随大部队一起行军，撤出延安城，去接受锻炼和考验。结果行军途中我摔伤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半路上碰巧被我爸爸的警卫员看到了，就把我接到爸爸身边了，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那时在陕北一个叫王家湾的小村庄，我们跟爸爸共同生活了一个月左右，这时候跟毛伯伯，跟周伯伯，跟我爸爸都住在一块儿，所以我说我最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这个时候。我和爸爸就在一个窑洞里住，进去房中一个炕，是总理住的，这边一个门进去是另外一个房间，是毛主席住的。我父亲在右边洞里炕上住，我和妹妹在炕后边的粮洞里睡。

那时的炕啊家家户户都有虱子，有臭虫，我们都染上虱子了，浑身都是虱子，我就把被子都拆了，到河沟里去洗。那时候3月的河沟还是很冷的，洗完了以后就发高烧。爸爸把脸盆里装一盆水，一边办公，一边弄个毛巾来给我敷头降温，然后有什么事就去跟主席商量。周伯伯看我爸爸这么辛苦，他也跑过来把我的毛巾放在水里头攥一攥，也给我拧一把，说大女儿你好一点了吧？那时那儿的蚊子苍蝇特多，周伯伯给蚊子起了个名字叫飞机，说臭虫就是坦克，所以那两天我病了，周伯伯就开玩笑了，大女儿真糟糕，你这一病，另外一个战场上的飞机坦克就没人消灭了，跟我开玩笑。

毛主席也走到床边来问，大女儿你好些了吗，你还发不发烧？摸摸我的头，还在烧，就回过头告诉他的警卫员，你去找找大夫，看看他那里有没有降温的药，给我们的大女儿吃。陆定一叔叔说大女儿我这里还有一个薄荷糖，你放在嘴里可能舒服一些。那一次我病得挺凶，结果我爸爸、周总理这几个老人都为我着急，都很关心我，问长问短，我就觉得特幸福。

后来不到一个月，因为我们这些孩子们随着大部队一起转移不方便，中央决定把孩子和一些年纪小的工作人员及体弱有病的同志全部送过黄河，安顿到晋绥根据地。所以我就要离开爸爸和毛伯伯他们，有点舍不得，我就拿出一个小本子来让他们给我题字。我拿着那个小本，跑到毛主席那里去，我说毛伯伯请你给我题个字，我要过河了。我就趴到他膝盖上，他坐在躺椅上，说：“啊，你要走了？”我说：“是，爸爸说你们很忙，我们在这里给你们添麻烦，我病了，你们都为我操心，我要走了。”毛伯伯就摸着我的头说：“大女儿你要走了，我给你题个什么字呢。”想了一下，然后拿他的笔在我的小本上写下了“光明在前”。

后来我理解当时虽然暂时我们撤出了延安，但是革命形势很快就会好转，所以毛伯伯题的“光明在前”。后来我把这个题字交给了军事博物馆珍藏。

这一生我最爱的就是父亲

任弼时曾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并称为党的五大领袖；在中共第一代最高领导集体中，是最年轻的一位，然而他却是五人中离世最早的一位……

他去世后，毛泽东亲自为他扶灵。

党的骆驼，在最艰苦的革命年代里，负重而行。共和国成立后，他却倒下了……

记者：我们知道，您父亲一直身体不是太好，这可能和他早年两次坐过监牢有关系。1948年的时候，您父亲的高血压就很厉害了。

任远志：对，其实他的病早在党的七大前就严重地发作了。后来，斯大林派来了一个医生叫米尔尼柯夫，米尔尼柯夫就向毛泽东汇报说，大多数领导同志都还算健康，唯有任弼时一人堪虑。他患有动脉血管硬化、糖尿病和脑供血不足等病。脑血管硬化，影响到双目视力，这不是好兆头，表明他的病情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毛泽东听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党中央决定，要我父亲停止工作，立即休息。我父亲1946年曾休息过一段时间，1947年又在米脂县的杨家沟休息过一段。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休息，在杨家沟还调查过土地改革问题，写了《关于土地改革几个问题》的报告。后来又带病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随后又参与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这样紧张艰巨的工作。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进驻北平，我父亲已经病得很厉害了，他是躺在吉普车上进北平的。后来因为忙着召开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我父亲累得出现了昏迷的症状。于是医生建议休养。

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父亲没有出席开国大典，只能躺在玉泉山疗养所的病床上收听广播。

休养了一段时间，父亲的病情没有根本好转，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治疗。我还记得那时我们家住在景山东街3号，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亲自到家里来探望。他们谈话开始不久，医生就过来了，他要给我父亲服药，毛主席以为谈话时间超过了医生的规定，立刻就说：“我马上就谈完，我就走。”后来毛主席与我父亲握手道别，一再嘱咐他安心养病，尽早恢复健康。

记者：在苏联治疗了大概有半年，按道理说您父亲的身体状况应该要好一些。但是我们发现您父亲是1950年5月回国的，10月就去世了，为什么病情会急转直下呢？

任远志：主要还是他工作太辛苦，一工作起来就忘了一切。刚回国时，我父亲自己觉得身体情况不错，主动给中央写信要求工作。毛主席见他心情急切，特批示：“同意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4小时。”但是，父亲一投入工作，就全神贯注，忘记了病情。

病情复发的那一天是1950年10月25号。当时朝鲜发生战争，党中央讨论要不要出兵朝鲜，一连开了三天会。24号晚上，他还在看朝鲜地图，看得很晚，而且自己把日历还翻了一页，翻到25号那一天。可能他头晕了，他自己就上床了，就躺下去，躺下去就再没起来……

10月26号，有一个秘书叔叔去接我，在路上他就跟我讲，说远志啊，你见了爸爸不许哭。我就知道坏了。后来我看爸爸已经半身瘫痪不会说话了。但是他知道我回来了，使劲抓住我的手，眼睛看着我。我就一直守着他，我几乎是跪在地下，跪在我爸爸床旁边陪着他。眼看着我爸爸的眼睛慢慢地变浑浊了，不太清楚了，开始很亮的眼睛看着我，一只手抓着我的手，后来就不行了。

国家领导人都来看他，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他们都来了，就唯独总司令没有来。那时候不是要出兵朝鲜嘛，总司令特别忙，最后呢总司令急急忙忙赶来了，赶来了以后，刚走到我父亲的床头，就喊弼时呀，弼时呀，我来看你来了，就说这么一句话，我爸爸昏迷了好几天，这时“嗵”一下就坐起来了，坐得直直的，伸出手想握总司令的手。但坐起来就倒下了，再也没醒。

记者：您父亲突然去世，跟他一起征战这么多年的老伙伴，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大的打击。我从照片上都能看得出来，大家都很难过，尤其总司令，老那么皱着眉头。

任远志：是，他们感情都特别好。我记得父亲去世后，很多人都到家里来看，毛主席那天穿着灰布大衣，在我父亲的遗像前默默地端详了很长时间，然后，强忍着泪水，走到我母亲面前说：“你要注意身体啊!把孩子们好好抚养大吧，让他们好好学习，长大了继承他父亲的遗志！”

后来我父亲出殡的时候，毛主席亲自扶着我父亲的灵柩，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扶着灵柩，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

在我父亲逝世后的第一个周年，周总理到了我们家，当时我弟弟还很小嘛，也就刚刚10岁吧。总理搂着我弟弟就号啕大哭，大声地哭，放声地哭，就好像他不是总理似的。我真是，从来没见过男子汉那么大哭的，我第一次见。结果我跟妈妈就都不敢哭了。我使劲喊周伯伯，安慰他说，周伯伯您不要这样了，您国家大事这么忙，您不要太伤心了。我一辈子没见男子汉这么哭的，我没见过。

记者：您常说父亲是您最爱的人，为什么？其实你们真正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

任远志：我告诉你，我认识我爸爸，1946年到1950年一共4年零3个月16天，就是说认识我的爸爸一共4年多，我跟我爸爸在一起生活不到一年，但是，我从心底里爱他。每当我在他身边，我都能很实在地感到他从心里对我的爱，所以说我爸爸是我一辈子最爱的人。世界上最爱的人可以说是我的父亲，真的，再没第二个。

父亲死了以后，几十年来每到父亲的周年，我都骑着自行车到墓上去，我拿石头在爸爸的墓上刻着：爸爸，我最敬爱的爸爸。我看您来了。

我觉得我父亲去世了以后，我没有去求任何人，我宁愿一步一个脚印自己走。

风雨过后归于平淡

我们去采访任远志的时候，年久失修的宿舍走廊正在翻修。杂乱得以至于让我们怀疑走错了门，敲开房门进去，是一个拥挤、狭小、有点杂乱的房间。狭小的凉台，是任远志的画室，我们看到她的画、看到她养的鸟，脚下还有她养的两只狗。在中国，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人的家庭生活……

记者：我们知道，“文革”中，因为江青的“任远志是特务”一句话，您被关进了监牢，江青为什么和您过不去，您一直认识她吗？

任远志：认识。毛主席给我题字的时候，江青也给我题过字是“为人民服务”，还是用毛笔写的。

我想她恨我主要是因为我父亲，因为我父亲可能是得罪了江青。我父亲反对她跟毛主席结婚，那几大书记都反对，没有同意的，这是一个最恨的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江青想买个羊羔毛做坎肩，当时我父亲主管财政，我爸爸不同意，说前方战士连衣服都没得穿，你就……

我是1968年被抓起来的，被关了将近5年，受尽了折磨和歧视。后来又被下放到山西农村接受劳动改造。我丈夫同被关押在一座山上，却始终未得见面。1971年林彪出事后情况稍微好一点儿。1972年，我被释放，最后给我的定论是：查无实据。

那时候，我已经由山西回到北京。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去给父亲扫墓，没有想到第一次清明去扫墓的时候，刚到八宝山，一走到门口，就碰到我弟弟了。他留着小胡子，也是戴着黑边眼镜，也留一个小分头，就像我爸爸。我当时就觉得奇怪，哎哟，我爸爸怎么又活了？因为我5年与世隔绝呀，思想有一点儿麻木。我一惊，我弟弟叫我大姐姐，我醒悟过来了。

后来我就有自由了，但是一直到1992年我正式离休，之前一直没有正式解决我的问题，我就在家里待着，学画画啊，写字啊。

我经常说，我父亲给我起的这个名字，我就是没钱没权有志气，我从来不求人，因为我是任弼时的女儿。

“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而我却要说：父亲是我一生的老师，尽管我15岁才见到他，19岁时病魔便夺他而去。”

——任远志

追悼会上，湖南乡亲送来一副挽联：

生在湘阴，死在北京，埋在世界人民的心中；

望着遗容，怀着悲恸，永念革命导师的精神。

任弼时，党的骆驼，在最艰苦的革命年代里，负重而行。共和国成立后，他却倒下了，但他竖起来一座伟大的丰碑，让后人去缅怀，去继续他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