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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名将之后立戎志（1）

- 名将之后立戎志（2）

- 名将之后立戎志（3）

- 投笔从戎学班超（1）

- 投笔从戎学班超（2）

- 投笔从戎学班超（3）

- 平息壬午兵变，初显大将之才（1）

- 平息壬午兵变，初显大将之才（2）

- 平息壬午兵变，初显大将之才（3）

- 平息壬午兵变，初显大将之才（4）

- 平息壬午兵变，初显大将之才（5）

- 宁捐其身，不误国事－－袁世凯平定甲申之乱的是非（1）

- 宁捐其身，不误国事－－袁世凯平定甲申之乱的是非（2）

- 宁捐其身，不误国事－－袁世凯平定甲申之乱的是非（3）

- 宁捐其身，不误国事－－袁世凯平定甲申之乱的是非（4）

- 宁捐其身，不误国事－－袁世凯平定甲申之乱的是非（5）

- 宁捐其身，不误国事－－袁世凯平定甲申之乱的是非（6）

- 宁捐其身，不误国事－－袁世凯平定甲申之乱的是非（7）

- 宁捐其身，不误国事－－袁世凯平定甲申之乱的是非（8）

- 宁捐其身，不误国事－－袁世凯平定甲申之乱的是非（9）

- 十年折冲守东邻（1）

- 十年折冲守东邻（2）

- 十年折冲守东邻（3）

- 十年折冲守东邻（4）

- 十年折冲守东邻（5）

- 十年折冲守东邻（6）

- 十年折冲守东邻（7）

- 十年折冲守东邻（8）

-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发动，与袁世凯何干（1）

-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发动，与袁世凯何干（2）

-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发动，与袁世凯何干（3）

-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发动，与袁世凯何干（4）

-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发动，与袁世凯何干（5）

-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发动，与袁世凯何干（6）

- 发愤练兵（1）

- 发愤练兵（2）

- 发愤练兵（3）

- 发愤练兵（4）

- 发愤练兵（5）

- 发愤练兵（6）

- 小站－－袁世凯的军事基地（1）

- 小站－－袁世凯的军事基地（2）

- 小站－－袁世凯的军事基地（3）

- 小站－－袁世凯的军事基地（4）

- 小站－－袁世凯的政治政权基地（1）

- 小站－－袁世凯的政治政权基地（2）

- 小站－－袁世凯的政治政权基地（3）

- 小站－－袁世凯的政治政权基地（4）

- 小站－－袁世凯的政治政权基地（5）

- 小站－－袁世凯的政治政权基地（6）

- 小站－－袁世凯的政治政权基地（7）

- 小站－－袁世凯的政治政权基地（8）

前言

前言

几十年来史书已把袁世凯钉死在“窃国大盗”的耻辱柱上，成了几代人的通国定论。近年大批历史文献的披露，厘清了道听途说的传闻、想当然的臆断、无意的附会，或有意的伪造。使国人常识般的定论，却并无史实的支持。

袁世凯的历史，几乎同人们的认识相反。

史书皆说袁世凯青年时代是个胡天黑地的纨绔小混混。实际上他是一位有志青年，一直在探索着人生目标，最后的定位目标是汉代的青年英雄班超。

经过曲折的途径，投奔驻军登州的吴长庆军营，几年的学习和军伍生涯，锤炼成一位有军事常识、有战斗经验的年轻军官。

史书说袁世凯在朝鲜的十年不仅什么也没干，而且惹得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史料证明，袁世凯在朝鲜的“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中，大智大勇，击败了日本的武力进犯和外交讹诈，维护了中朝关系，是中朝两国的历史功臣。连北洋大臣李鸿章也认为袁世凯是极罕见的军事天才和外交人才，清廷上下也无不知之。

早在二十多年前，新史料已证明袁世凯没有出卖维新运动。是康有为“围园捕后”的军事行动被西太后侦知，维新派才被镇压。袁世凯是主张变法的，他的办法更切合实际，只是戊戌年没给他试行的机会。

庚子事变是中国的巨大灾难。袁世凯手中有战斗力很强的新式陆军，他坐镇山东，八国联军不敢轻视，因此使山东成了一块净土，直隶等省的难民多去山东避灾。

直到袁世凯当选总统前，他都做直隶总督。在此任上，他把维新主张进行实践，他把直隶变成了当时称谓的“模范省”。

辛亥革命发生，各党各派都无力推翻清政府，都表示让袁世凯压迫清廷退位，然后让他做大总统。袁世凯做到了，他当选大总统，是历史的必然。所以，外人评论袁世凯是“唯一可以胜任的领袖”。

美国传教士赫德兰说，袁世凯是“为国家掌握航向”的人；《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则说，袁世凯是“中国的未来”。袁世凯的思想“与时俱进”，从维新变法到立宪运动，清末十几年，他的确是“掌握航向”的人。他一直认为“君主立宪”是中国当时唯一的选择，“民主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所以，他最终搞的是君主立宪制，不是封建专制。蔡锷、梁启超都是拥护君主立宪的，他们都去推翻袁世凯。他们所以那么做，是另有原因的。

骂袁世凯是“卖国贼”，主要是指“二十一条”。但历史却提供了相反的证据，袁世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坚韧而艰苦地与日本人斗争。终于争回了其中最重要的条件，终于没有让日本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

袁世凯做直隶总督和大总统期间，做了许多至今少有人知的革新和善事。同李鸿章一样，他搞了许多中国的“第一”，如北京城的自来水、电业、交通事业，等等。

总之，历史本身是极为复杂的，袁世凯的历史更要复杂些。要让历史真实，就得尊重历史。

名将之后立戎志（1）

名将之后立戎志

袁世凯是近百年被全盘否定的历史人物。中国的史作者有个特点：要否定某人就从头到脚、从小到死地彻底否定。说袁世凯出生在“恶霸”之家，自幼就是个“胡天胡地的恶少”，结识的也尽是“市井无赖少年”。

青年袁世凯。袁世凯出身名将仕宦之家，他自幼就是有志少年。而历史的真实是，袁世凯出身名将仕宦之家，他自幼便是有志少年。

袁世凯出生于19世纪中期。中国一方面遭受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另一方面发生了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和捻军起义。是清政府内忧外患当头的乱世。

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地处豫皖两省之交，是捻军起义的中心地带。

内忧外患的清政府，把太平军和捻军起义当做“心腹之患”，集中力量剿灭之。由于这次农民起义的规模之大，所以战争的残酷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仅是中国人口的消亡就很可观，战前中国总人口为4

名将之后立戎志（2）

袁氏家族的高官还是产生于镇压近代农民起义的战争中。

袁世凯的祖父袁树三、叔祖父袁甲三、袁重三、袁凤三，都是耕读为生。其中甲三成就最大，道光十五年（1835年）中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监察御史、兵部给事中。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清军屡败，军饷告罄，清政府只好命地方兴办地主武装，即团练，以抵御太平军和淮河流域崛起的捻军。湘军、淮军都是这时编练成军的团练武装。许多文官和大批知识分子都弃笔从戎，参加镇压起义的地方部队。

袁氏家族的全部成年男子都投入到地方武装之中。袁甲三由兵科给事中回乡办团练，被清廷命为帮办团练大臣，驻军安徽临淮关以攻捻。他的长子袁保恒，进士出身，为翰林院编修，也投入甲三的军营。次子袁保龄，举人出身，同时弃文随父征战。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因是长房长子，未允离家出征，也在家乡以同知（县）衔，举办团练。袁世凯的叔父袁保庆，也同时随袁甲三剿捻。保中和保庆是袁树三的两个儿子，因保庆无子，把袁世凯过继为嗣子，保庆即为世凯的嗣父。

在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的过程中，袁世凯父子叔侄皆因战功晋升。袁甲三由一个五品京官直升为督办皖、豫、苏三省军务钦差大臣、漕运总督，为地方一品封疆大员（清廷地方一品大员称为八督，共八缺；十二个省级长官为二品称为十二抚，共十二缺，统称为八督十二抚，是地方20个封疆大吏），漕运总督职掌清廷的漕粮征调运输，并统领及制江北的镇道各官，是清政府极为重视的一品大员。

袁甲三于同治二年（1863年）病死，死后被皇帝赐谥“端敏”，即端正聪敏。清政府时“端敏”公的态度，是袁氏家族极大的荣耀，成为袁氏世世代代的楷模。

袁甲三的长子袁保恒也因军功升迁内阁学士、户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为朝中的二品大员，与巡抚（省长）同级。

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也因军功升至二品官。

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以军功历住济南候补知府、江南盐运道等重要官职。

袁氏家族出了这么多高官，是典型的高门显族，即是所谓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在河南那个穷地方，在大众眼里，俨然一个小王朝了。

袁世凯生于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其生父袁保中生有五子，袁世凯在世字辈里排行是老四（并非保中的四子）。其叔父袁保庆曾生一子，出生不久夭折。保庆妻牛氏非常喜爱世凯，自幼为之哺乳，视如己出。时任济南候补知府的袁保庆年过四十，以为无望生子，便向哥哥讨来世凯作为过继儿子。

名将之后立戎志（3）

袁世凯与母亲的合影

时年七岁的袁世凯遂跟着嗣父至济南、扬州、江南（治所在南京）等任所。自幼受官场陶冶，大城市的繁华，使幼年的袁世凯眼界大开。

高门显族，军功世家，尤其祖父袁甲三国战功得高官的荣耀，成为幼年袁世凯的奋斗目标，决心如祖父一样，做八面威风的大将军。

捻军失败后，时局趋近和平，国家进入建设年代。嗣父袁保庆企图让世凯走科举正途，在济南府任所请名师为之启蒙；至南京后更延聘文武兼资的老师对他进行严格教育。

据史料记载，袁世凯幼年异常聪明，诗书过目成诵，但却表现出不愿死读经书，对拳脚武功尤为喜好。那个文武兼备的塾师便教他习练武学，自幼随军征战的袁保庆见儿子偏好武功，也把自己多年的领兵战斗心得，编为《自（ｙ　，音义，有能力）琐言》一书，亲自向世凯演讲。

世凯不愿走科场旧途，学汉代班超，立下投笔从戎之志。“柳林春试马，虎帐夜谈兵”，他苦读兵书，学习骑射。他经常去南京郊外习练骑术。一次不慎从马背上摔下，伤了脚踝骨，怕嗣父责怪担心，不让他再练骑术，自己偷着让走方郎中医治，结果伤虽医好，但断骨未接好，使他终生留下残疾，走路有些微瘸。

同治十二年（1873年），嗣父因患霍乱，在南京弃世，十四岁的袁世凯与嗣母牛氏扶柩还乡。次年，在西北左宗棠处帮办军务的堂叔袁保恒又带他去左氏军营历练行伍。后来，保恒调任刑部侍郎，也把他带在身边。

袁保恒出身两代进士，也想好好培养世凯，曾延请进士张星炳等名师为之课读。但是，时任内阁中书的堂叔袁保龄则认为世凯资质虽堪造就，但其好动的性格，不易培养成文才。

光绪三年（1877年），袁保恒奉命去河南开封赈灾，袁世凯随行。此时世凯已十八岁，袁保恒让他“参佐一切”，发现他“办事机敏”，是“中上美材”。

光绪四年（1878年），袁保恒染上时疫，不幸病死开封任上。袁世凯从此失去长辈庇护，返回项城老家。此年，四世同堂的袁氏家族分家，世凯继承了袁保庆分得的一份丰厚家产。十九岁的袁世凯独立门户，成为一家之主。两年前，他曾回河南参加乡试，考举人未第完婚娶妻于氏。

袁世凯自幼受着将门熏陶，冲龄随叔辈去济南、南京、西北、北京，足迹及江南塞北，官场、兵戎历练，已成为胸有壮志，身怀阅历，出类拔萃的干练青年，绝非史书千篇一律记述的“恶少”、“混混”。

投笔从戎学班超（1）

投笔从戎学班超

袁世凯幼年立定从军的戎志，以祖父辈为榜样，做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因此，对科场时文极无兴致。

然而，这并非说明他的文墨荒凉，一窍不通。他毕竟经过众多良师教育，文史功底也很深厚。改革开放后，由廖一中、罗真容整理出版的《袁世凯奏议》（原名《养寿园奏议》，养寿园是袁世凯寓居河南彰德洹上村的别墅名），共四十四卷、三巨册、110多万字，即是袁世凯一生文墨的大部分。

读读袁世凯的原墨，即可知其文字和知识功底。可惜辱骂、否定袁世凯的那些大小作品，怕是都没见过袁世凯的原墨，胡写乱骂而已。

袁世凯娶妻生子，又分得丰厚的财产，生父也早于1875年病死，他独门立户，家居三年。

袁家是高门显族，他本人是见过大世面的富家公子，史科记述他“性任侠，喜为人鸣不平。慷慨好施与，以善为乐，寒士多依为生，士绅推戴，负一郡望”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一（该书记述袁世凯前期生平）。。

这自然不是否定他的著作说的“胡天胡地的恶少”，而是“负一郡望”正义之士的主心骨，文人学士的食主。犹如春秋时期的平原、春申、信陵、孟尝四君子，宽厚爱人、尊贤重士，以揽英才。

这几年，他的身边也的确聚集了一大批文武学子。他办起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他主持其事，出资供给食用一切。

袁世凯主持的文社无大内容，无非对诗饮酒、议论文章；同时也驰骋讲武，习练武技。

光绪五年（1879年），袁世凯的姑丈张向宸受命办理河南赈捐，委他专办陈州捐务。袁世凯办得异常出色，“集款独巨”。这一方面说明他办事干练；另一方面说明他在地方影响很大，才能令绅商捐款。从而说明，《容庵弟子记》中“士绅推戴，负一郡望”的记述不虚。

为此，张向宸把袁保恒生前的捐款，为袁世凯捐了一个七品的中书科中书，表示对他奖励。对于此事，否定袁世凯的作品，到袁世凯从军时报了中书七品，以为是袁世凯投机谎报。实际上晚清的捐官，已成制度，并非见不得人的丑事。官吏中出现“科班”与“捐班”两种，从清廷角度是卖官以补财政；而客观上是向商人开放政治，打破了长期轻商抑商的局面，许多民族资本家捐了官衔，其社会地位便发生了改变。

投笔从戎学班超（2）

胡雪岩因经商而资助左宗棠西征，为西征军安排饷械，得到了一品官位，被称为“红顶商人”，在前清封闭政治情况下，是不可思议的事。

同年，袁世凯又与他主持的文社多人参加了乡试。榜发、文社有两人中举，他再次榜上无名。尽管他并不热衷科举，但既然参加了考试而未被取中，也是很丢面子的事。这次失败，促成他彻底丢弃科考，投笔从戎的决心。据记载，他“倾箧举所作诗文付之一炬，曰：‘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明耶！’”沈祖宪等：《容庵弟子记》卷一。

随后，他便收拾行装，北上京都，谋求安身立命的途径。他家居的几年，因慷慨好施，家产大半荡尽。他不惜毁家借贷，筹借了川资，北上京师。

但是，他到了京城后，虽然那里有不少祖辈父辈的门生故旧，因自己的先人多已凋零，故无人问及。不仅没寻到建功立业的机会，连返乡的路费也花得精光。

完全落拓的袁世凯何去何从，史书记载有了多种说法。大致正确的说法是，他先是出京到了天津，他的堂叔袁保龄正在天津李鸿章督署做幕宾。由同做李鸿章幕僚的周馥为袁世凯写了一封推荐信，让他入李氏的幕府。他认为李鸿章手下有的是人才，自己去了难有出头之日，便放弃投奔李鸿章的机会，继续寻觅机会。

此后，堂叔袁保龄给了他四十两银子，让他返回河南。但他认为开弓没有回头箭，便拿上这四十两银子，乘轮直去上海，到那里去找寻机会。

上海虽然繁华，但同样无机会可寻。袁世凯逆旅寂寞，在烟花场上遇到苏州籍的妓女沈氏。二人情好日密，沈氏愿资助他川资，劝他赶快离开上海，去寻求男子的事业。袁世凯甚为感动，行前立誓，富贵后绝不相负。这个沈氏，便是袁世凯后来的第一位妾，或称如夫人。

此时，袁世凯再度下决心弃文从武，去山东登州投奔嗣父的好友，督办山东海防的吴长庆。

由上海去登州的途中，又知交了阮忠柩，又由阮氏馈送部分路费，才直奔登州，投奔吴长庆。一些史书记载（如陶菊隐：《袁世凯真相》）袁世凯去登州时率领了一批市井无赖少年；或说带领家乡旧部几十人（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因此吴长庆见了甚为不满。实则袁世凯本人落拓，连往来路费都要由别人馈送，他何来金钱供这么多人食用？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第174辑，第125~126页。

投笔从戎学班超（3）

袁世凯在人生道路的抉择方面，选择了他的正确方向，是他成功的先决条件。他在当时的战乱年代，不习章句而从军行伍，是快速成功的最优途境。当时的湘、淮大将，本来是没有官级只有功名的秀才、举人、进士；还有一批连低级的功名也没有。清政府在危难之秋，亟需有人拯救，湘、淮军崛起，几个胜仗打下来，就产生一大批府、县，甚至省级高官衔，即是翰林放官，熬到府、省级，也得几十年，有的一生仍是低级官，承平年代，很难为官员提供升迁的机会。

例如他的叔祖袁甲三，道光十五年进士，熬到咸丰三年，近20年还是一个七品低级官。此后以帮办团练大臣头衔攻捻，因其不湘不淮，常受到排挤，即使如此，由于他领兵在涡阳、临淮等攻捻大战中取得胜利，一次性就升为钦差大臣、漕运总督，官至极品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第1014~1024页《袁甲三》。。

当时，他拿到周馥的推荐信，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和资质，认为到李鸿章幕府极难有出头之日。因此，超过一般人的抉择，毅然放弃投奔权势极大的李鸿章，而去投奔吴长庆，这也是他精明之处。袁家和吴长庆有着极为特殊的关系。

原来，吴长庆是安徽庐江人，其父吴廷香为当地著名绅士。太平军北上，吴廷香受命办理庐江团练，以对抗太平军，吴长庆亦随父守庐江。咸丰四年，太平军围攻庐江，吴廷香派吴长庆至宿州向督办团练大臣袁甲三求救兵。当时袁保恒、袁保庆皆随袁甲三作战。时因袁甲三同受太平军攻击，袁甲三对是否分兵救庐江举棋不定。袁保恒坚持不能分兵援庐江，而袁保庆则力主赴援。因争执迁延，庐江城被太平军攻破，吴廷香战死见《袁甲三传》、《淮军志》、《太平天国》等。。此后，吴长庆深恨袁保恒，与之断交。与袁保庆则视为亲兄弟，后来袁保庆供职江南盐运道，吴长庆以淮军“庆”字营驻守长江防线，经常与为官南京的袁保庆往还，过从甚密。袁保庆病故，吴长庆亲为料理丧事，抚柩痛哭不已。袁世凯当时随嗣父在南京，其情其景历历在目，他是袁保庆的唯一嗣子，吴长庆对他的态度不问可知。

当袁世凯落魄至京沪等处求职时，吴长庆已官居一品，是李鸿章淮军著名大将（时称淮军四名将：刘铭传“铭”军、张树声“树”军、潘鼎新“鼎”军、吴长庆“庆”军）。

袁世凯当时不选势大声隆的李鸿章，而选择与自己的家庭有特殊关系的吴长庆。这位父执对他有特殊情感，处处关心、照护、培养，是他顺利发展、发达的极为关键的一步。许多史作者用极不准确的史料全盘否定袁世凯，流传下来的无稽传说，写出吴长庆如何不欢迎袁世凯，写那些袁世凯在吴长庆军营如何胡作非为，甚至编造故事讽刺挖苦。说他跟张謇读书，正确的中国字写不出几个来，甚至在课堂捣乱，向老师的砚台墨盒撒屎等等，简直无聊透顶。

平息壬午兵变，初显大将之才（1）

平息壬午兵变，初显大将之才

光绪壬午时（1882年），袁世凯、张謇随吴长庆“庆军”赴朝鲜平定壬午兵变。

主持朝鲜外交事务的金允植赞扬袁世凯“豪慨似宗悫（ｑｕ　，音确，忠厚意），英达类周郎”。把袁世凯比喻为宋代的名将宗悫，率军讨代越南叛乱；比喻为三国时统率吴蜀联军，战败曹操的周瑜。

张謇赞扬袁世凯是“谢幼度一类的人物”。谢幼度即东晋名将谢玄，在历史上着名的以少胜多的淝水之战中，他统率八万军队，打败前秦苻坚的百万大军，史书说他有“经国之才略”。

统帅吴长庆则称赞袁世凯是“中州有数男儿”。

李熙1882年朝鲜发生的壬午兵变，反映了极为复杂的矛盾关系。表面是朝鲜宫廷内部矛盾的激化，实质上是日本企图侵略朝鲜，破坏中朝关系，进而侵略中国的深层矛盾的反映。

朝鲜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的属国，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实行疯狂扩张的“大陆政策”，吞并朝鲜是其既定政策。

朝鲜统治者是李氏王朝，自明初建朝，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宗属关系。同治三年（1864年），国王李昇去世，因无嗣子，乃以皇帝李昰应之子李熙继位。李熙年幼，由其父以大院君身份摄政。十年后，李熙成年亲政，而大权又落入皇后闵氏外戚集团之手。大院君仍想揽权，就出现了统治集团的尖锐矛盾。

日本则企图利用矛盾控制朝鲜，于1876年出动军舰侵朝，清廷未能尽到宗主国的保护之责，使朝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朝鲜王室的一些人对清廷失望，从而把眼光投向日本，日本进而挑拨中朝关系，鼓动朝鲜脱离中国，并大力培植亲日势力。于是，在朝鲜王室和大臣中，出现了维护中朝关系的一派和亲日派。

光绪六年（1880年），朝鲜王室接受清廷的开导实行改革开放，闵妃集团在改革军事制度时，又乘机削弱大院君集团实力，裁汰了大院君的“亲军营”，大院君则借此挑拨军队和闵妃集团的矛盾，煽动兵变。当时闵妃集团以国王名义改革旧军队，成立新军营聘请日本教官训练。新军营的待遇优于旧军队。大院君挑拨说闵妃勾结日本，旧军营官兵先是殴打发放饷米的军漕，进而抢夺武器，攻击日本使馆，杀死日本教官，进攻高官住宅。并攻入王宫，闵妃出逃，汉城陷入瘫痪。

李熙被迫召回大院君柄政，大院君重新组阁，恢复旧制。

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回国，报告了兵变经过，日本政府以为正是举兵入朝，迫使朝鲜投靠日本的大好机会。此后，由朝鲜宫廷矛盾转为中日关于朝鲜问题的矛盾。

平息壬午兵变，初显大将之才（2）

清廷驻日公使黎庶昌看到日本的动向，急电署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树声（李鸿章母亲去世，丁忧回籍），建议派兵入朝。逃亡在外的闵妃也通知正在天津的朝鲜使臣金允植和鱼允中向清廷求救。

1882年8月17日，清政府命庆军统领吴长庆、水师提督丁汝昌、候补道马建忠率军乘威远等三舰赴朝。8月10日，清军抵达仁川登陆，庆军六营快速进入汉城，“旬日之间，祸乱悉平”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黄山出版社，第264页。。

当时，日军也快速入朝，但却比庆军慢了半天。庆军已控制了大局，使日军无所作为，趁机控制朝鲜的阴谋破灭。

中国军队所以能迅速入朝，平定变乱，遏制了日本侵略朝鲜的阴谋，同袁世凯个人的努力及其卓越的军事才干绝难分开，他堪为中朝两国的功臣。

袁世凯是入朝中国军队的前敌营务处帮办，是直接组织、指挥入朝和平变的军官。

袁世凯自入吴长庆军营，未因自己与统领的特殊关系而表现骄傲，同时也没有世家公子惯有的放纵习气，总是“谦抑自下”。所以，做他老师的张謇，认为他对八股文不感兴趣，但办起事来却刻苦认真，干练有条。

同时，对军队训练、战术等也刻苦钻研。他每日勤读兵书，并随营出操、参加野外演习，使他很快熟悉了指挥军队作战和行动的实际本领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26页。。

袁世凯的表现，既得到吴长庆幕府总务张謇的赏识，也得到统领吴长庆的信任。所以，在朝鲜警报传来，袁世凯才能在间不容发之时，为吴长庆委以前敌指挥重任，使袁世凯得以发挥其军事指挥之才。

袁世凯的军事才干并非摆摆样子，入朝之前在庆军中已有表现。1882年春节时，营中放假三天，暮气已深的淮军染有许多恶习。士兵群赌、酗酒斗殴，甚至动以刀枪。营官们因放假离营过年，无人管束，营中大乱，事态发展，不堪闻问。袁世凯见状，乃假以统领之命，率亲兵营士兵赶往械斗现场，迅速查实肇事者，当即命令就地正法，使这场恶性事件平息。事后，他向吴长庆报告经过，并向统领请罪。吴长庆了解真相后，极力赞许他的管理才干，命他为营务处帮办同上。。

袁世凯在前敌营务处，进兵神速，为中国军队取得了先机。

平息壬午兵变，初显大将之才（3）

据史料反映，朝鲜警报传来，庆军营务处的幕府办事人员多回乡参加“秋闱”乡试，仅张謇数人操办，人手不够。张謇委袁世凯一手操办，结果应该“五六天办好的事，他不到三天就办得妥当齐备”，在极短时间里，出征军队便备好一切，登船赴朝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册，第90页。。中国旧军队，往往因准备行军拖沓，失去戎机而失败，其战例笔笔可数。

庆军抵达仁川后，先锋营管带强调士兵不习乘船，多数晕船，躺在舱里迟迟不动。吴长庆大怒，立撤先锋营管带，在军前宣布让袁世凯接任指挥进兵。袁世凯受命，催令登陆，在两小时内即完成登陆和战斗准备，大受吴长庆夸奖。于是，先锋营在袁世凯的率领下，飞行汉城，争得先机，迅速平乱。

袁世凯治军极有方法。入朝庆军，纪律甚为涣散，“奸淫掳掠，时有所闻”。袁世凯说：“前来戡乱的王师，军纪如此，遗笑藩封，玷辱国体”，乃向吴长庆请令严肃军纪。吴长庆授以全权，发给治军令符。袁世凯“传令各营，有擅入民居及军营者斩。恰好有违犯命令者，于是立即处斩数人传首示众”。有人报告庆军某人强奸朝鲜妇女，袁“徒步前往查办，亲自监督搜捕，竟然废寝忘食。最终查获了人犯，亲手处决了他”。

袁世凯还向吴长庆申说，军纪败坏，全在军官管束不严，甚至带头犯纪，必须对治军不严和犯纪军官予以严惩。平日，吴长庆总认为手下军官随自己长期作战，多有劳绩，不忍严惩。而来朝鲜后，官兵劣迹昭彰，不惩办有辱国体，实不是小事。于是，吴长庆同意袁的请求，发文允其便宜行事。袁世凯在军前查饬犯法和治军松懈的军官，查实情状当军公布，立即处罚。其雷厉风行，大刀阔斧，慑服了将士，使庆军声威再次振发沈祖宪等：《容庵弟子记》卷一。。

袁世凯多年研究兵法，懂得大将治军应“恩威并施，宽猛相济”，“他严于执法，而待遇属下却十分厚道，训诫劝告不停于口。常常说：‘服从命令者是我手足，违抗军令者就是贼寇仇敌。（我）倍赏必罚，决不会有一点迁就。’士兵的伙食日用，下令全部要充分供给。有病者他亲自前往抚慰探视，发给他们药物。夜闻巡查军营，看见有在外露宿者，都招呼他们入室休息。阵亡者他亲自视殓祭奠他们，负伤者他监督医疗救治，每日必亲自探视一次。所以士卒都感动奋发，全都乐于为他所用”。同上。

“对待朝鲜的军民百姓则主张宽厚体谅，所以朝鲜人对他的感戴就如同对待父母，连妇女小孩子也都知道尊敬爱戴他。”同上。

在平乱中，吴长庆派他剿灭聚集汉城城郊枉寻里的变兵和饥民。袁世凯俘虏了他们，仅诛杀那些凶悍首要十人，余者则遣散不究，事变得迅速平息同上。。

平息壬午兵变，初显大将之才（4）

金允植要求庆军诱捕挑动兵变的大院君，归政国王。吴长庆命令袁世凯“密为布置”。8月26日，大院君去清军营帐访问，袁世凯将其亲兵阻于帐外。大院君很有礼貌地访问吴长庆，同时讽清军名为平乱，实则欲夺其权而归闵妃。吴长庆听后“尚友吾其辞，不忍发动”，袁世凯则持刀侍侧说：“事情已经泄露，迟则生变！”遂令亲兵把大院君扶入轿子，星夜奔赴仁川马山浦，又扶入军舰，送往天津。成功完成了朝鲜王室的归政，消弭了大院君的分裂祸患。

事后，吴长庆褒奖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同上。。为他上奏请赏，清廷授予五品同知，优先补用，并赏戴花翎。”

兵变平息，朝鲜王室继续编练新军，辞却日本教官，让袁世凯统筹编练。他为之起草规制，选拔壮丁，逐步编练，未及一年，成效显着。朝鲜王公大臣、各国使节等前往参观检阅，皆感赞编练的新军“堪称劲旅”。就连治军多年的淮军名将吴长庆，也为之惊异、赞叹不已。

因此，袁世凯的出色表现，受到当事者多方面的高度赞誉。

朝鲜外交大臣金允植自壬午兵变后与袁世凯过从甚密，“未曾一日相离”，他目睹袁的作风，五内折服。他在赠诗中称赞袁世凯“豪慨似宗悫，英达类周郞”金允植：《云养集》卷三，《中日战争》二，第404页。。

张謇在登州就与袁世凯最接近，赴朝也是每日在一起。他对袁世凯的军事天才、指挥作风也极为赞赏，说他是“谢幼度一类的人物”《中日战争》二，第315页。。

而吴长庆曾向金允植说：“英达夙成，志气轩豁”，“慰庭（袁世凯字）是中州有数男儿”沈祖宪等：《容庵弟子记》卷一。。

光绪十年（1884年）吴长庆奉命调回大连金州防卫。行前保举袁世凯总理留驻朝鲜的庆军营务处，兼领庆字营。庆军是淮军主力，军官中有很多提督、总兵等高级将领；士兵也都骄横成性。但袁世凯在短期内便协调好关系，自己统带的庆字营也很快服命于袁世凯，操练和军纪都“位于各营前列”同上。。

留驻朝鲜的庆军还有吴兆有、张光前两营，他们都是淮军宿将，官至一二品。而当时袁世凯仍为五品候补同知，却独带庆军的庆字先锋营，而且尚有总理庆军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头衔。同时，军事之外的外交使命，清政府也统令袁世凯办理，让他去与朝鲜官方和各国驻朝外交官打交道。

平息壬午兵变，初显大将之才（5）

由于袁世凯在平息兵变过程的影响，使朝鲜当局对他非常器重。袁世凯在朝鲜与朝鲜政府及各国使臣的沟通，都远远超过清政府驻朝鲜的外交官。久之，中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实主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都视袁世凯为驻朝外交官。李鸿章也评价袁世凯：“袁公不但懂军事，而且熟悉外交。”同上。

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袁世凯在朝鲜受到重视，是他的个人努力、资质和功绩所取得。但全盘否定他的旧着，却说是袁世凯巴结李鸿章，同时“在密告中说吴长庆的坏话。李鸿章的耳根子素来很软，加上袁又善于逢迎，他就开始重视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而与吴长庆日益疏远。吴因兵权被削去一半而郁郁不乐，不久就在全州病死了”。陶菊隐：《袁世凯真相》，第6~7页。

实际上，吴长庆率三营奉调回国驻防金州，是因中法战争爆发，渤海湾防卫空虚，才被调回充实防务，而朝鲜与日本等国的关系，也必须留下军队驻防。清政府只好把去朝鲜的六营庆军，留下一半，另一半调防金州。哪里是因袁世凯背后说吴长庆的坏话，“夺取吴长庆的军权”呢？吴长庆与袁世凯的家庭有很深的交情，袁世凯在登州、在朝鲜的作为，他都历历在目，对袁世凯赞不绝口。袁世凯的功劳和受到表奖，以及提升官职，都是吴长庆向清廷报告，才使袁有了升迁的机会。袁世凯哪有机会向远在直隶的李鸿章“说吴长庆的坏话”呢？他的级别之低，想说吴长庆的坏话，也根本说不上的。袁世凯向李鸿章禀报朝鲜军情和政况，是吴长庆早已调去金州、甚至已病死后才有的事，那些是他权限之内的事。在吴长庆率庆军入朝平乱的过程中，袁世凯是无权、也没有机会向李鸿章报告事由的。更何况吴长庆是李鸿章编练淮军最早成军的铭、鼎、树、庆四军之一，是他的淮系老班底，这几个统领为他打下天下，都是他的心腹嫡系。不要说一个小小的袁世凯，就是袁世凯的祖父袁甲三和他的父辈们，站在不湘不淮的位置上，想向李鸿章说吴长庆等人的坏话，让李鸿章舍弃自己的爱将，把军权夺过来交给他们，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不是当时朝鲜和金州的防卫重要，李鸿章不会把自己的军队交给别人指挥的，军阀们都视军队为命根子。袁世凯在朝鲜独领庆军一营，是出于形势之需要，也是吴长庆亲自保举的。再者，当时的朝鲜三营庆军，仍有吴兆有、张光前统带的两营。袁世凯虽统带一营，也仅是统带而已，那一营军队的所属仍然是原来的淮军，最高领袖仍然是李鸿章。如果吴长庆不是很快就死在金州，朝鲜的三营也仍然是他的三营，仍然是“庆军”，而不是“袁军”。仅仅是六营庆军，分兵驻守朝鲜和金州，这哪是袁世凯“夺取吴长庆的军权”呢？

宁捐其身，不误国事－－袁世凯平定甲申之乱的是非（1）

宁捐其身，不误国事－－袁世凯

平定甲申之乱的是非

光绪甲申年（1884年），日本公使支持朝鲜开化党发动叛乱，颠覆政权、捕禁国王、屠杀朝臣。在间不容发的危迫时刻，袁世凯果断率兵入宫，打败了日军和叛军，迅速平定了叛乱。

平叛后，多方面的人物各怀成见私利，一齐攻击袁世凯。搞得他在朝鲜无法立足，只好借故逃回。是非功过，当事者心如明镜。

清廷派去查办其事的钦差大臣吴大澂，查实情况后向李鸿章说：“公一向说张幼樵为天下奇才，在我看来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某也。”

李鸿章得悉实情也“咨嗟叹服”。

查办特使“入都复命，扬言于朝”，使袁世凯“名望重中外”。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事关系是宗法制度的上下有秩关系，人们所做之事或所建之功也要求秩列关系。下级小人物做事立功若不合身份、超出有秩关系，往往不被认可。就如主人的笼中之鸟，只要在笼中，歌唱得好听就能博得主人高兴、赞赏。如果鸟儿越出笼子，跳到树上唱歌，歌声会比在笼中还好听，但主人就会恼怒，可能会遭到枪弹射击。

诸葛亮所以被人颂扬，是因为他明知刘备的儿子阿斗是个毫无作为的浑小子，仍是赤心耿耿为之打天下；而曹操身为汉朝的丞相，却丢开汉室，自图大业，便留下千古骂名。曾国藩创办湘军为清廷卖命，天天盼着攻下金陵。而一旦金陵被攻破，他又吓得日夜难眠，怕功高盖主，超出清廷的宗法秩列，丢掉身家性命。他赶忙遣散湘军，自解兵权，要求回家种田，清政府才没有搞垮他，让他做一个无将无兵的行政长官，犹如清政府笼中之鸟，清政府才开始重新赞扬。在金陵城破之初，曾氏兄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连他的弟子和被他提拔起来的督抚大员也一齐攻击他，准备合力消灭他。

一个仅为五品虚衔的袁世凯，未经在朝鲜的一、二品大员吴兆有、张光前同意，更未经清政府批准，就擅自率兵闯入朝鲜王宫与日本兵和叛军作战，从而平息了变乱，又立下了不该他立的国际级别的大功劳。该立功者没立寸功，人们如何不攻击袁世凯这个越级而擅自立功的多事者呢？如果袁世凯不关心朝鲜王宫中叛乱之事，听任日本人和叛乱者所为，坐等清政府发来命令，听从吴兆有等人的坐失战机，即使日本人得逞，即使中国失去朝鲜的一切，也怪罪不到袁世凯头上去。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高个子先倒霉，矮个子后倒霉，至少袁世凯后倒霉，这就是中国人不负责任的逻辑。可惜袁世凯未按这个逻辑办，未按封建的秩序办，所以成了众矢之的，成了人们常说的“野心家”，目无王法尊长的捣乱分子。

宁捐其身，不误国事－－袁世凯平定甲申之乱的是非（2）

也怪袁世凯太爱动脑筋。壬午兵变后朝鲜政局，不要说吴兆有、张光前等四肢发达者未能察知，连李鸿章专事外交的大员也麻木不仁。以袁世凯的睿智、勤奋、对国家大事的负责任、对职守的忠诚，他早已料定会有日本人挑动朝鲜内乱发生的那一天。

就在甲申变乱发生的前夕，未雨绸缪，袁世凯洞察变乱将发，向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禀报了朝鲜的政局动向。

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要，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金允植、尹泰骏、闵泳翊意见稍歧，大拂王意，渐疏远。似此情形，窃虑三数年后，形迹必彰。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外，殊堪隐忧。该国王执拗任性，日事嬉游，见异思迁，朝令夕改。近时受人愚弄，似已深信不疑，如不设法杜其骛外之心，异日之患，实非浅显。卑职谬膺重任，日思维系，竭力图维。初犹譬喻可悟，自中法兵端既开，人心渐歧，举止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不入。日夕焦灼，初食俱废，大局所关，不敢壅于宪听。近闻福州台湾同时告警，东洋讹传最多，韩人不允必有新闻。鬼蜮之谋，益难设想。外署虽与日人不睦，而王之左右，咸用其谋，不知伊于胡底也。竹添进一郎带兵换防，八九日内必到。薛斐尔已在东洋，闻将偕至，嗣有所闻再当密禀。《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第3300~3301页。

这是甲申变乱前的21天，即1884年11月12日，袁世凯向李鸿章的禀报。袁世凯这篇禀文的文字极为简练，不失优美。他洞若观火，仅以数百字，就把朝鲜、日本的关系和政局发展趋势透彻地表述，给主持中国大局的李鸿章示之以警。

原来，自壬午兵变之后日本未甘心他们在朝鲜的暂时失机，而进一步寻找机会，扶植亲日派，颠覆亲华政权、为将来侵占朝鲜创造条件。在日本的离间、扶植下，朝鲜出现了以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为党魁的开化派。掌握政权的被称为事大派，代表人物是闵泳翊、金允植、尹泰骏、赵宁夏等，是亲华派。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要集中力量应付法国的侵略，把吴长庆及庆军三营调防离朝。又因清军在中法战争中接连失败，使朝鲜政治格局骤然发生变化。国王李熙倒向日本一边，王室成员包括原来亲华的事大派部分成员也开始动摇。开化派和日本人认为清廷在中法战争中失败，无暇兼顾朝鲜，便抓紧活动，发动政变，推翻亲华政权，颠覆朝鲜。

日本人的阴谋被袁世凯洞悉，山雨欲来，袁世凯向李鸿章禀报当时紧急的政情。日本人幕后指挥，国王为亲日派包围，不再听从劝告，严重的祸患临近，不久将发生大事变。禀文最后直言：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郞率换防日军在八九天内到达汉城，美国驻朝公使薛斐尔（也积极策划朝鲜独立）已在朝鲜，预示着朝鲜马上要发生大事变了。

宁捐其身，不误国事－－袁世凯平定甲申之乱的是非（3）

李鸿章看到了袁世凯的禀函，命令他“不动声色，坚守镇静，并随时侦探情况随时报告”。正因为有李鸿章的亲自指示，袁世凯才通知吴兆有、张光前等随时行动。袁世凯有“总理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头衔，函禀李鸿章与庆军统带和清朝驻朝外交官商办外交、军事事务，他有其权力，并非过格行为。但是，吴兆有等人的官衔远高袁世凯，他们见袁世凯的行动过于积极，不合礼法、秩序，心里已生忌嫌，不愿意配合行动了。

袁世凯严肃紧张地备战，“密令下军中，夜不解带卸履，困束士兵，一如战时”。袁本人更是日夜监视敌人动向，各方面的情报都较及时而准确金玉均：《甲申日记》，见《中日战争》二，第467页。。

尽管袁世凯日夜监视，而政变在王宫的秘密发生，还是让他一时未知。

光绪十年十月十七日（1884年12月4日）晚上六时，开化派首领之一、任邮政局总办的洪英植以庆祝邮政大厅落成，邀请政府官员和各国驻朝使节赴庆祝宴。中方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税务司穆麟德出席，日使竹添托病未出席。

席间，厅外突然失火，宾客纷纷离席察看。埋伏在四周的开化党徒一拥而上，把亲华派大臣闵泳翊乱刀砍倒。放火、杀人的叛乱分子大呼清军作乱。金玉均等迅速冲进王宫，迫令国王写出“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书，由朴泳孝持敕书引日使竹添带兵入宫，把国王、闵妃软禁于景佑宫。然而假诏传新华大臣入宫，进去一个杀死一个，先后被杀的大臣有闵台镐、尹泰骏、韩圭稷、李祖渊、闵泳穆、赵宁夏等人，几乎把宫中亲华重臣杀光。随后，以国王谕旨形式组成新政府，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开化派人物皆为政府要员。将新政府中枢名单函告各国公使。

6日上午，又颁布了新的政治纲领。美、英等国公使皆入宫晋谒国王和新政府中枢，政变似乎大功告成。

政变当晚，袁世凯未知内情。陈树棠告知日使竹添和开化派杀人的情况，袁率兵赶往邮局，已空无一人；袁又达宫门，则宫门已闭。

5日上午，开化派公布了新的政府名单。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等商量对策。吴、张及陈树棠都表示等待中国的命令，遂向李鸿章发函，由军舰送往旅顺，再由旅顺电告李鸿章。

6日，汉城全城震动。幸免于难的亲华官员向清廷驻朝将领“痛苦乞师”。而吴兆有等人仍整日坐待。袁世凯则一直强调事态紧急，不能待命后再行动。他联络了自己负责编练的朝鲜新军，向新军发放军饷、约集新军指挥官金钟吕、申泰照，准备入宫护卫国王《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534页。。行动前，他致书日使竹添，质问何以杀害大臣八九人，并告知将率队入宫，保护国王［日］佐藤铁治郎着：孔祥吉等整理：《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第3页。但未见竹添的回音。

宁捐其身，不误国事－－袁世凯平定甲申之乱的是非（4）

袁世凯向吴、张等表示：事态严重，应朝鲜大臣请求，师出有名，应立即入宫戡乱，并声明：“朝鲜的防务和外交，我负有专门的责任，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获罪，由我一个人承担，决不牵累诸位。”沈祖宪等：《容庵弟子记》卷一。吴、张等见袁世凯一人承提责任，才勉强同意。袁当即约定：会合朝鲜新军左、右营，分三路入宫。袁自率庆军庆字营及新军左、右营为中路，入敦化门；吴率一营为左路，入宣仁门；张率一营为右路，负责策应《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527页。。

庆字营和朝鲜新军皆是袁世凯训练，所以行动迅速、作战勇敢。很快进入景佑宫，与敌军展开数轮激战；又有袁世凯曾教练的韩兵数百人倒戈，合力打击日军和叛军，竹添败逃日本使馆，金玉均、朴泳孝等叛臣随日军逃跑，受到朝鲜民众的一路追打，十分狼狈。

整个战斗历经一个时辰，清军大获全胜。

当夜，清军获悉被劫持的国王下落，洪英植等阻拦救护，被平乱军队杀死。

次日上午，国王被护送至袁世凯军营，原政府官员金允植、金弘集赶来。经商定，组成了以沈舜泽为首的新政府。

8日，国王召见各国使节，宣布变乱被剿平。日使竹添则自焚使馆，率使馆人员、驻军和金玉均、朴泳孝等叛乱骨干逃往仁川。

变乱被袁世凯迅速平定后，国王李熙邀他住在国王的偏殿，朝夕会晤。各部大臣环于袁世凯左右，听从指挥。袁“代韩内筹抚治，外辑邦交……衣不解带，目罕睫”，旬日间头发斑白沈祖宪等：《容庵弟子记》卷一。。

此时，清政府正愁于中法战争的节节失败；李鸿章因海防失败、台湾被法军封锁、越南北部的清军接连失地，被整得焦头烂额。因此，当李鸿章接到朝鲜事变消息，迟至平乱后的第九天才密令“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清政府更拒绝援军，并派吴大澂前来朝鲜“熟审机宜，悉心办理”，主要任务是“剖析中倭误会”，“免生衅端”《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353~354页。。清廷的“密旨”送达朝鲜，甲申变乱已平息半月有余了。

如果坐等清廷指示，日本人策划的政变就早已成功了。

然而，袁世凯迅速平定这次变乱，其结果却是被追查“谁先挑起事端的责任”，变成了被追查的罪人。按吴大澂的计划，是想“诛世凯以谢日人”。时因中法战争紧急，清廷生怕得罪日本，生怕日本借中法战事进攻中国的东北。故而杀一个袁世凯，“以谢日人”胡思毅：《大盗窃国记》。

宁捐其身，不误国事－－袁世凯平定甲申之乱的是非（5）

但是，当吴大澂行至山海关，忽接到李鸿章发来电报一通，告诉他袁世凯有一份万余言的事变始末报告书，令他去马山索取一阅《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369页。。原来，袁世凯已把事变始末电告李鸿章，并说马山浦有更为详尽的报告书，并有充分证据可供阅览。李鸿章的电报虽未说明袁世凯报告书的内容，但电报的口气，已对袁世凯进行了赞赏，吴大澂当然就打消了“诛世凯以谢日人”的计划。

当袁世凯在汉城参见吴大澂等人时，有一段对话，已见吴大澂看到李鸿章的电报，又在马山浦取阅了袁世凯的详细报告书，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

袁世凯入见说：“袁某带兵驻韩，责任即在于保护，如果失掉了韩国，并且丧失了其君主，朝廷会不会予以谴责？”

吴大澂说：“必会严厉谴责。”

袁世凯说：“既然拼以死力救护，韩之君主国家俱存，但也有擅自挑起争端之罪，愿朝廷按律法惩治。然而袁某自问：还是觉得无所愧怍啊。”

吴大澂急忙说：“君劳苦功高，相见恨晚，当以实情上达。”沈祖宪等：《容庵弟子记》卷一。

吴兆有、张光前满以为钦差大臣一到朝鲜，袁世凯准要倒霉。因此，早准备好了口实，把袁世凯一案告倒。岂料，吴大澂前来后根本不查“启衅”的缘由责任，而把袁世凯当成了功臣，对吴、张的态度却极为轻视怠慢。吴、张等人非常恼火，从而引发了袁世凯与庆军将领，包括长期做吴长庆幕僚的张謇的根本性矛盾冲突。吴、张等人抛开平叛主题，另找袁世凯的平日缺陷，罗织其“罪名”，向钦差大臣告发他，并在仕林中文泛宣传、诬陷他，给袁世凯造成许多难以挽回的名誉损失。他们罗织的种种“罪名”、“恶习”，多是“欲加之罪”。

其一，挪用军饷。

甲申变乱的过程过中，受保护的朝鲜亲华官员被乱党杀死一大批。事后经袁世凯与营务处吴、张等人会商，以清军军饷给死者家属发了抚恤金。然而，吴、张等合谋诬告是袁世凯擅自挪用。不仅向吴大澂告黑状，还直告到李鸿章那里。当袁世凯要求报销这些款子时，李鸿章拿出吴、张的“黑状”，诬告是袁世凯“以银买给韩人之心”，并责令袁以私款赔补。袁世凯百口莫辩，只好请假赶回老家，“售卖家产进行补偿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第102页。。此事不仅是吴、张等人恶毒诬陷袁世凯，也是清廷、北洋对他的极大不公平。他不避艰险平息变乱，即使是他主张挪用军饷抚恤韩国官员家属，也是完全应该做的。朝鲜是中国藩属，中国向有保护之责，有困难时中国也向来帮助解决。在平乱非常时期，向死者家属抚恤，正显得中国给予保护的立场和态度，是完全应该的，是不应该让袁世凯变卖家产赔偿的。

宁捐其身，不误国事－－袁世凯平定甲申之乱的是非（6）

当北洋大臣李鸿章不给他报销恤金，袁世凯尚不明白其中奥妙。他并非朝鲜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他完全可以不承认是自己挪用，横赖是吴、张的责任。事情出来了，他的叔叔袁保龄，时在旅顺任水陆军防务总办，给他写信，指出：“你此次朝鲜之功，众论昭然，而吃吴某如此大亏。”同上书，第99页。袁保龄比袁世凯更知官场恶习，袁世凯当时毕竟才是20多岁的青年人。李鸿章虽已深知是吴、张等人告袁的恶状，但吴、张毕竟又是李鸿章的淮系大将。壬午兵变后，袁世凯在朝鲜锋芒毕露，大刀阔斧整顿淮军纪律，并杀了违反军纪的淮军官兵，淮军“分统提督黄仕林泣诉于吴公（吴长庆）”，淮军众将就已侧目于袁。此后，袁世凯接管淮军一营，一再显示个人锋芒，使淮军大将吴、张等人非常难堪。因此，李鸿章明知就里，仍护着自己的旧部，也给袁世凯一定的惩处，为淮系大将挽回一点面子。

其二，冒名钦差。

这是张謇的揭发，实际上也是淮军将领吴兆有跟张謇说的。

袁世凯的行文发函，落款确有“钦差北洋大臣奏派总理亲庆等营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一）。。但在“钦差北洋大臣”后面总空一格，在自己的职务前有“奏派”二字，这个格式是无可挑剔的。“钦差”是北洋大臣的重要头衔，而袁的职务是由北洋大臣奏派产生的。可见，钦差是指北洋大臣，袁只是个“营务处会办”。这犹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驻美国大使馆译员”，谁也不会说那个译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幼儿就明白的知识。

袁世凯与外国使节的留影

尤其在国外做官办事，面对的是各国使节等国际代表，袁世凯的确身膺其职，必须用这个大落款。如果不用前面的大帽子，那才是极其错的。如果是一个国内某单位的译员，自然不必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帽子，在国外若不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冠语，只剩驻美国大使馆译员，怎么认定该译员的身份呢？如果袁世凯不用“钦差北洋大臣奏派”就得加上“大清国派”。那么，把“钦差北洋大臣往哪里摆”？那他袁世凯不就是皇帝直接派来的，那才是真正的“钦差”了。袁世凯确是钦差北洋大臣奏派来朝鲜，他的官衔北洋大臣无权赐给，只能是北洋大臣向皇帝上奏，名义上仍是皇帝通过北洋大臣上奏委派这个官职去朝鲜办事的。这有什么错呢？

还应该指出，清政府和朝鲜的关系原是宗属关系，地位不平等，不能直接派出使臣，而到朝鲜后面对的却是和清廷平等的各国公使，这就让代表清廷的袁世凯、陈树棠（名义商务委员）、吴兆有（名义营务处总办）等做事十分难堪。

本来陈树棠是个大使衔，但只有“商务委员”名称，日本使臣明知就里，而故意刁难他，“平日宴会应接，卑亢俱难”《李鸿章全集》，第十七卷，第3349页。。

就连吴大澂已有“钦差”头衔，而无“全权”官样，日本派“全权大使”井上馨赴朝后，和吴大澂明明同等官衔。就少了“全权”二字，连私人拜访都被井上馨拒之门外。日韩交涉会议，牵扯中国的内容，井上馨也拒绝吴大澂参加，吴大澂硬闯会场，井上馨则宣布休会，根本不予理睬同上书，第2800页。

宁捐其身，不误国事－－袁世凯平定甲申之乱的是非（7）

所以，袁世凯的官职不高，代表的是大中国，落款前面冠个吓人的大帽子，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朝鲜的左宝贵也曾不得已用了“钦差”字样，曾被言官弹劾。左宝贵是真用了“钦差”头衔，而袁世凯用的是由“钦差”奉派而来的，自不能同日而语。

其中原因，吴兆有等人心知肚明；李鸿章曾有专文谈了中国驻朝官员的难堪和不得已。张謇作为大手笔的多年幕僚更是明晰此故，而在袁世凯立了大功后，众人忌嫌之时，他又曾是袁世凯的老师，也跟着起哄攻击自己的学生，也真正太小气了。

其三，“事事任性，妄自尊大”。

这条罪状也是淮军驻朝将领一致认为的，张謇曾写信责备袁世凯，点出这条罪状。信中说：既然你是一个小小的五品“司马”，是吴兆有的帮手，做起事来应听从吴兆有的。但是，你却总是妄自尊大，威福在我，凌蔑一切，致使将领寒心，士卒愤涕。朝鲜国王处处皆言“袁会办”而吴兆有“总办”反而被忽略。“这难道不是由袁司马的心思、力量、手眼所造成的吗？”张謇给袁世凯信函见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第100页。

张謇信中所谈，说来说去还是袁世凯官职微小，不该越级办事，更不该越级立功。造成了朝鲜王公大臣只知有一个五品的“袁司马”，不知有一品的大员吴兆有，造成了淮军大将寒心愤涕。

这个结果的造成，前文已经论及。甲申变乱突然发生，袁世凯一直等着吴兆有等人拿主意。但吴兆有等人的主意是坐等清政府下发命令，根据命令行事。事实已证明，如果等到命令，得半个月以后。那么，朝鲜发生的政变早已成功，中国对朝鲜的历史关系早已改变，朝鲜政权早已为日本控制了。

袁世凯是在如此紧急的形势下，立主入宫戡乱，也是得到吴兆有等勉强同意了的。但是真正行动起来，吴、张两营却几乎未能配合作战，戡乱之役实是袁世凯一人率庆字营和朝鲜新军完成的。

宁捐其身，不误国事－－袁世凯平定甲申之乱的是非（8）

据沈祖宪等《容庵弟子记》、目击战事的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郞所着《袁世凯》种种历史见证，都已言明吴兆有、张光前实未参加戡乱，而是躲在高墙下，未敢发一枪、进一步。

事实是，吴、张、袁议定入宫戡乱，袁即率军入宫，与敌人几番枪战后，才看到吴兆有由两名士兵搀扶着狼狈地走着。吴见到袁世凯后，即“跌足号哭”。袁问其故，吴哭着说：“士兵入宫一闻枪声，便逃跑溃散了。”袁笑着说：“你作出这副模样，敌人就能放过你吗？你赶快回营吧？不要乱我军心！”随即指挥军队与敌继续激战。

整个战斗过程更未见张光前率部前来，袁世凯很担心，派人查看，原来他率领的军队全躲在王宫西面金虎门内的高墙下躲避子弹，未敢发一枪进一步。

这些情况，是《容庵弟子记》的描述。

而甲申变乱在日本记者佐藤的笔下，也是袁世凯先给竹添书信，“书甫入，我公使未暇拆阅而袁军已先鸣枪。时韩兵守宫门，我兵驻内院，清兵入门，先击毙韩兵数十人，继我军相接。清众我寡，势不敌。我公使势甚危。”见佐藤铁治郎着，孔祥吉等整理：《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第12页。

佐藤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写作的，“书甫入，我会未暇拆阅而袁军已先鸣枪”，是要把责任推给中国方面。但是，他的记述对袁世凯的表现，应较沈祖宪《容庵弟子记》更客观真实。在佐藤的笔下，也只见到袁世凯的戡乱作战，未见有吴兆有、张光前的行动。

袁世凯的戡乱作为，震动了日人、各国公使和朝鲜王及官吏。戡乱之后，韩王李熙是被袁世凯接到自己的营中，吴、张畏敌不敢参与战事，自然无颜与闻。此后，朝鲜王和官吏依靠袁世凯“内筹抚治，外辑邦交”。

整个戡乱过程如此。张謇责备袁世凯“事事任性，妄自尊大”，不是跟着吴兆有做事，而是“威福在我，凌蔑一切”。又说韩王来函，处处提的是“袁会办”，仅仅顺便提带吴兆有，等等。

吴兆有、张光前如此畏敌，那般狼狈，让袁世凯如何跟着他们去应付甲申变乱？韩王信中不提吴兆有，只写“袁会办”。吴兆有等人见死不救，自己吓得狼狈不堪，自己说士兵闻警，吓得逃散。让韩王如何去写他们的表现？

宁捐其身，不误国事－－袁世凯平定甲申之乱的是非（9）

历史事实的确如此。淮军的暮气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已不堪闻问。吴长庆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作战中，成为淮军名将。但当他死后，随时间推演，他的部队也日益腐败、老化了。甲午战争中，张光前、黄仕林统兵驻扎旅顺口，日寇杀来他们也是一枪未放，尽数逃走，造成旅顺一地人民几乎被日军杀光。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时。张光前前往道贺，谈到自己曾到安徽无为县拜访庆军的创始人刘秉璋，被刘拒之门外。李鸿章说：“你是败军之将，（他）不见你是合适的。”而李鸿章却仍留张光前做两广防营统领刘体仁：《异辞录》，第130页。（刘体仁是刘秉璋之子）。。

想当年曾国藩攻下金陵，大功告成却变得四面楚歌。他首先令功劳最大的九弟曾国荃开缺回籍，写了几首饱含怒愤和伤感的诗送给九弟，有句曰：“十载艰难下百城，漫天箕口复纵横”；“河山策命冠时髦，鲁卫同封异数叨。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

如今袁世凯在朝鲜立了大功，结果却是“外国人全部以流言诋毁他，留防朝鲜的清军诸将也都嫉妒其功劳而中伤他，而钦差对慰庭也追查得很急。尉庭愤懑不已”金允植：《云养集·送慰庭归河南》卷三。。为偿还抚恤韩官家属挪用的饷项，适逢嗣母牛氏生病，以此为借口，“抽身而退”。

然而，李鸿章了解实情后，对之大加赞赏，以为袁某20几岁青年，在那般紧急之时，能不避嫌疑，不计自身后果，果断率军入宫戡乱。“在军事上，甚至在外交上作详尽周密的布署，发号适令，统驭中韩联军，击溃日军，摧毁政变集团的势力，拯救韩王，恢复李熙政权，同时维持汉城的治安，实为难能可贵。”汤优祥：《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第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认定袁的才干、度量、能力，在复杂的环境中可以独当一面，是难得的军事外交“奇才”。

袁世凯当时大功不争，委屈不诉，尤其“无一语及吴兆有，李相咨嗟叹服”汤优祥：《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他在功过是非搅和之际，全身而退，更让人钦佩。当李鸿章与井上馨会谈时，井上馨提出惩办“肇事者”袁世凯，李氏也坚予回护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第28页。。

虽然袁世凯在甲申政变中未领寸功，且获祸回籍。但是，他的出色表现，实令他腾誉中外。钦差吴大澂表面上查办了他挪用军饷以恤韩官家属等项“欲加之罪”。而对他却钦佩安慰，连连称赞，同他一道同船返津，向李鸿章当面称袁为“当世奇才”。在入京向皇帝复命时，更是“扬言于朝，认为公才可大用，由是各望重中外”沈祖宪等：《容庵弟子记》卷一。

十年折冲守东邻（1）

十年折冲守东邻

古语云：弱国守四境，强国守四夷。意思是只能自守的弱国守好自己的周边，不让外敌入侵。而强国则是先征服周边小国，以小国为藩篱，才是守边的深远策略。当年汉高祖吟咏《大风歌》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句。他的眼光和力量尚不足，只想有猛士为他守住四境，“使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宁，爰及苗裔”。盼望着黄河水枯，泰山变为平地，他的国家却依然存在，让边远的民族也都听他的命令。是谓“山河带砺”云然。

汉武帝时国力强大，东征西伐，开疆拓土。尤以派张骞出使西域为显着，沟通西域众多小国家，建立西部关系。东汉的班超投笔从戎，以三十六骑再进西域，纵横三十年，使汉朝声威普被西陲。

然而，西域各国却仅是我国西部的各少数民族。真正做到“守四夷”者，是唐代太宗、武则天等皇帝。征服中国周边的缅甸、罗、越南、高丽、蒙古、越南等国，建立了所谓“龙沙雁海”的藩属关系庾信：《对烛赋》有“龙沙雁塞甲应寒，天山月没客衣单”句。龙沙、雁海（又称雁塞），泛指边塞海隅之地。。这些属国在中国的四邻，是中国的国防外线，用着名外交史专家蒋廷黻先生的话说：这些属国“是代我们守门户的”。

袁世凯投笔从戎，驻节朝鲜，就是仿效张骞、班超，沟通、控制东邻朝鲜，完成清政府“守四夷”之使命。

袁世凯被迫归国省亲，驻朝鲜代表是陈树堂。此人“谨厚有余，才智不足”，应付不来朝鲜的复杂局面。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往返议论，决定仍用袁世凯为清廷驻朝鲜代表。

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1885年7日8日），李鸿章致函总署，决定起用袁世凯。让袁保龄催袁世凯销假，限期去天津直隶总督衙门报到。8月21日袁去天津，“李相见袁公至，非常高兴。开玩笑说：‘如今就像演戏，戏台已搭成，客人已请到，专等你登场了。’”沈祖宪等：《容庵弟子记》卷一。

李鸿章举荐袁世凯的信函，对他称赞有加。说他“曾两次带兵救护韩王，屡立战功，该国君臣士民深为敬佩”；说他：“才能见识突出，精明敏捷，忠实开朗”；还说他在朝鲜的关系巩固，有很多莫逆之交的朋友；并说应对袁世凯特加恩典，“从优赏加更高的职衔”，“可以得到耳目臂指之助”《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3348~3349页。。

并说，可让袁世凯护送大院君一同回朝鲜。大院君李昰应是三年前在壬午兵变中，被袁世凯俘虏送往保定安置的。如今把大院君释放归国，这原是袁世凯的建议。袁世凯已洞悉朝鲜自甲申变乱后，开化派被扫除，闵妃集团一党专政。而因中法战争的关系，闵妃集团竟不再相信清廷的力量，打算向俄国靠拢，依靠俄国，抵制日本，录求自主出路。把大院君放归朝鲜，以他威胁朝鲜王室：如果谨守宗藩关系，则相安无事；否则将以大院君取而代之。

十年折冲守东邻（2）

关于护送一事，袁世凯认为自己官小职微，不足当此大任。李鸿章笑着说：“朝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沈祖宪等：《容庵弟子记》卷一。

1885年10月3日，袁世凯与大院君等由天津启行，五天后到达汉城。

朝鲜绅民闻大院君归国，由仁川至汉城，道路络绎相迎，父老多涕零。而王室不仅不迎，反而在大院君到达的当天，捕杀了大院君的几名亲信。国王传谕诸大臣，不许与大院君往来和通信。

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袁世凯赴朝的第一个难题。

袁世凯首先给各国驻朝使节、领事发照会，沟通了各国关系，并与他们“应酬答谢”。这无疑给闵氏集团和国王以极大压力，让朝鲜朝廷明白，中国的朝鲜代表袁某重回朝鲜，与各国已有了相互关系，不是陈树棠那般好对付了。此谓先声夺人、先入为主之策略，已而震慑闵妃集团和韩王。

然后，他直奔朝鲜王宫见到李熙，申明清朝皇帝恩典韩国，是保全韩王父子骨肉之亲，存其慈孝之义。王妃当时立于屏风之后，袁世凯明白知晓，就是说给她听。袁又说，大院君虽返国，但绝无干预国政之想。接着责备诸闵，辜负了朝廷之恩、慢待父亲，是不忠不孝同上。。

闵妃听后，打消了敌意，稳定了宫廷，各相安位。

袁世凯在朝的最重要的使命是，让朝鲜王室打消依靠俄国谋求自立的企图，只有如此才能巩固清廷对朝鲜的控制。

当时有个叫穆麟德的德国人，原是德国驻天津领事。他卸任后，被李鸿章推荐保中国驻朝鲜协办交涉通商事务。然而，穆麟德却鼓动朝鲜王室向俄国寻求保护，朝鲜王室听从穆的怂恿，委之以“典圜局”官差，每月给他三百薪金。

袁世凯首先设法让朝鲜免去穆之差使。他先找金允植，嘱其向韩王说其利害关系。又作《摘奸论》，揭露俄国对朝鲜的阴谋。终于促使韩王解除了穆的职务。

但是，朝鲜王室依靠俄国，疏离清廷的计划并未打消，袁世凯看得清楚。李鸿章给总理衙门致函说明朝鲜局势，以为“诸闵少年，阴谋唆使闵妃主持其事。欲请求俄国保护，凭供俄国为后援，以对付中国，同时仍外结中国以防俄国”。李在函中说：“据袁世凯密告，该国王还是表面顺从心里违拗。物腐虫生，后患甚大。”《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八，第3351页。

十年折冲守东邻（3）

袁世凯26岁时，从军只有四年便由一般青年人跃为三品高官，可谓官场升迁的奇迹。

10月28日，李鸿章上奏清廷，正式任命袁世凯出使朝鲜。10月30日奉旨：袁世凯“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委以“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五五，第1636页。。

时年26岁的袁世凯，从军四年便由一般青年人跃为三品高官，可谓官场迁升的奇迹。

李鸿章向垂帘听政的慈禧竭力推荐袁世凯说他“胆略廉优，能持大体”，还说，“韩王趋向不专，择强自庇，日本兵刚刚撤退，俄国使节随即到来，反复筹算，几乎想不出什么办法。袁世凯足智多谋，可以挽回匡正，暗中扭转。该员两次戡乱，皆身在行武，操纵合宜，其功甚伟”（出处见前引注）。

李鸿章当时身为北洋大臣，主持全国的外交、国防等极为重要的事务，其权力实称慈禧一人之下，为清廷倚重。他能高度评价年轻的袁世凯，赞誉而衷心佩服。在李鸿章，一生推荐人才，也极少有如推荐袁世凯这样不遗余力，这样莫高赞誉了。

李鸿章向垂帘听政的慈禧竭力推荐袁世凯，说他“胆略兼优，能持大体”，在朝鲜战场的表现，“其功甚伟”，李鸿章一生中推荐人才，少有这样不遗余力的。

此后，袁世凯驻朝又十年。十年间，他既是清廷在朝鲜的代表，也是李鸿章北洋大臣的代表。李鸿章把袁世凯作为驻朝的耳目、手臂。袁世凯其人的确足智多谋，对形势的观察多凭足够而深入的了解，李鸿章极为欣赏袁的踏实作风。当时的朝鲜政局极为复杂，其内政危机重重，外交杀机四伏。粗横的俄国极力争夺朝鲜；日本奸诈阴险，时刻陷人以水火；英国也目朝鲜为必吞之食，居间谋视。

而袁世凯依靠的清廷，在中法战争中新败，政治、经济、军事都远不如列强。在这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袁世凯只能靠自己的谋略、智慧和胆识。壬午兵变、甲申变乱时，袁世凯尚有中国在朝鲜的驻军为后盾。甲申之后，中日交涉已将军队全部撤走，袁世凯在朝鲜的外交折冲，是极为艰难险恶的。

袁世凯既觉察闵党的阴奉阳违，就欲抓住证据，以破坏闵党与俄国的密谋。

1886年7月25日（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亲华官员闵泳翊报告：韩政府屡派官员与俄公使韦贝联系，可能有文字密约。袁将情况报告李鸿章，同时让闵泳翊设法把密约文本搞到。

十年折冲守东邻（4）

当时，朝鲜的电报业务全操纵在清廷手中，袁世凯便命令报务监控俄使向俄国发送的电报，适时借口电线故障，阻其发送。从而，有一天报务发现了俄使向国内发送的电报，袁认为是韩俄密约，便令闵泳翊盗出了文本。观其内容是韩国议政大臣沈舜泽署名的致俄使韦贝的密函，内容虽非韩俄密约，但确实是朝鲜欲脱离清廷，请俄国协助并派军舰保护，等等。

袁世凯抓住了把柄，火速报告李鸿章，要抢先发兵，阻止俄军登陆朝鲜。同时进宫面见国王，要国王“速肃清君侧之奸臣”，否则天朝将兴师问罪，不日“金州七十二营”将乘轮前来。在袁世凯的虚声震吓之下，李熙把主张联俄大臣金嘉镇、赵存斗、金鹤羽、金养默等免官。

李鸿章接到袁的电报，通过日本使臣查询俄国，又质问朝鲜国王和大臣。俄国否认此事，韩王及诸臣也坚持“密函为小人伪造”。因查无实据，亲俄大臣亦被罢职，此事遂告罄。

事后，袁的作为使各国使节对之十分不满，总理衙门也认为袁世凯行为鲁莽，徒生是非，授人话柄。但李鸿章极力为袁辩解，以为各国使臣怪罪袁世凯，乃“嫉恨朝鲜为我属国之意”，朝鲜问题“是篇难作的文章”，比袁世凯更优秀的外交人才是难以找到的。

此事虽然生出不少无谓事端，但的确遏制了朝鲜王室联俄拒清的恶行，给亲俄势力以沉重打击。

袁世凯没有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接着又面见国王，向之面交“十款四条”，劝诫他认过改悔，好自为政。

“十款”内容，即为韩王提出改善内政的十六方针。即“住大臣”、“屏细臣”、“用庶司”、“收民心”、“释猜疑”、“节财用”、“慎听闻”、“明赏罚”、“亲中国”、“审外交”。是让韩王任用亲华的重臣、斥退亲日亲俄的奸臣；梳理庶务，明达政事，使臣民归心于王；改于对中国关系，应以诚相待，不应阳奉阴违；外交事务更应审慎对待，保持睦邻友好关系，杜绝隐患滋生，等等。

“四条”内容为，袁世凯以极为形象生动的比喻，分析朝鲜的现状，让韩王正视现实，听从劝告，改非从善。

一喻曰“立国如立室”。中朝关系犹如一个大家院，东边的侧室将要倾覆，堂屋也将受累。而大院主人派人来修理东屋，屋主人的态度应极力欢迎，不该冷漠对之，甚至生厌并要逐走之。显然是把大院主人喻之为中国，东屋主人是朝鲜，大院主人派来修理东屋者是他袁世凯。如今，东屋将倾，屋主人朝鲜王反而对来人生厌而欲逐之也。

二喻曰“朝鲜如破舟”。言韩国犹如破漏将沉的船只，应抓紧抢修。不料同舟的小人贪图舟中的金币，反而故意摇幌破船，让它沉掉，趁机会携金逃走。修船人是他袁世凯，舟中人是韩王和通国臣民，盗金人是亲俄、亲日小人。如不抓紧配合他“修理”韩国内政外交，听凭小人“摇摆”，其结果如何，智者可自己去想象。

十年折冲守东邻（5）

三喻曰“一国如一身”。人身重要者是质地而不是外观，外表华丽体质极弱将是生命完结。治国犹如治身，应修明内政，不应粉饰外表。这是讽喻韩王受浮饰的恶习，让他奋发而为，急修内政。

四喻曰“治国如医病”。比喻朝鲜如病入膏肓，反而拒绝良药苦口，只图美味甘食。而一食病加剧，再食病重不可救药，后果堪忧。《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725页。

论者以为袁世凯太嚣张跋扈，以一个外交使者，把韩王当成玩儿教训、劝弄。然而，当时的中朝关系，是延续数百年的宗属关系；袁世凯就是代表“上国”东训导属国的。韩王即使内心不服，对当时的宗属关系，也认为无可不可。袁世凯针对韩国内政外交，想出了那些办法，是实心让他们变好，并无跋扈、劝弄之意。自然，从韩王的作为看，他并没有听信袁世凯的训喻，乃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我行我素。

袁世凯知道韩王的态度不诚，认为是他对中朝关系仍不明晰，“糊涂犹豫”的结果。随后他又写《朝鲜大局论》，面递韩王，且为之讲解。

该文阐述各国特点，论证朝鲜依附于中国的必然性。认为英、法乃侵略国，虎狼噬吞恶性不改；德国强、美国富，但不愿帮助别国；俄国的狼子野心，久有与日、英争夺远东的妄想；日本阴谋诡诈，尤为不可依恃。

朝鲜是“万国中最贫弱之国”，必得依靠强国才能自保，而依附之中，只能是中国。因为中韩毗邻，缓急可予支援；中国乃仁义之国，从来视藩封为一体，出师救护如对兄弟子侄，向来不索兵贵、不责供应，“其德可恃”；中国以待藩国，不把藩国视为版土，不设行政、不收租税，仅作唇齿相依的以大护小关系；中朝关系已数百年，关系年深日久，韩民依靠，习以为常，朝野相安，政令易行；中韩团结，使强邻无隙可乘；中国对韩国向来不疑，韩国依附中国，乃最佳选择。

所以，朝鲜欲求“至近、至大、至仁、至公之国以底荫之，除了中国还能有谁呢”？《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140~2163页。

经过袁世凯的努力，李熙心里可能仍不服气，但联俄以抵制中国的图谋停息。极力表示对袁的“感佩”；并致函清廷，表示朝鲜“密函”求俄庇护的偏失；感谢中国对他的“天心宽恕”。

但是，朝鲜君臣总在致力于独立。用现在的眼光看自然是应该的，中国对朝鲜总想控制，自然是蛮横干涉。然而，封建的国家历史，世界上的各国关系本就如此。直到半个多世纪后，帝国主义还是野蛮地侵略别的民族，屠杀别国人民。这比宗属关系要野蛮、血腥多了。历史如此，我们也只能站在历史的角度客观看待当时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有几人能如马克思那样，超越时代和国界思考问题呢？康有为曾设想过类似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但他还不是总为一己群体想问题吗？最后反而落后得不可思议了。

十年折冲守东邻（6）

光绪十三年（1887年），又发生关于朝鲜向各国派使的问题。

朝鲜争取独立，那么外交上也要争取自主。1887年5月，贸然违反宗藩体制，任命公使，向日、美、英、法、俄、意大利派驻。因为自知不合体制，5月任命，到8月才派闵泳骏赴任日本，到9月才向清廷报告此事。

事出后，袁世凯连续致函朝鲜王，责其擅自派使违反体制。朝鲜王室声称派使是各国的“愈切催清”，不得不为，同时还准备派朴定阳出使美国，接着咨请清廷批准，完全是走形式。清廷的答复是，派使不得用“全权”字样。朝鲜王则回答，“全权”称号已通知了各国政府，如改变，将见疑于各国，失信于天下。

鉴于此，清廷则申明三条原则：韩使至各国，先向中国使馆报到，由中国使臣携带去各国外部；遇有交际，韩使跟随中国钦差使臣之后行事；一切交涉大事，韩使必先密商于中国使臣，而后决定办理。《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882页。

但是，韩国派出的公使并不遵行清廷申明的原则，驻日、驻美公使，而是直接向美、日外部递交国书，朴定阳还向美国总统呈递国书。李鸿章询知情况，责成袁世凯查问。

当袁世凯根据李鸿章的指示“切责”韩王时，其答复：先拜华使并请携带前往递国书，太失韩国体面，各国也会拒绝如此办理，恳请删去此条，顾全韩国体制。

就这项原则，清廷坚决不允更改。并令韩王撤回已派的公使，尤应惩办谒见美国总统的朴定阳。

而朝鲜王室则认为清廷最怕洋人，我们向洋人硬派使节，既成事实，清廷的态度无非虚张声势，并不会有什么作为，会得罪西洋国家。而表面文章则做在已派出的公使身上，只称是朴定阳迫于形势，冒罪违章，向美国总统递交国书，只想完成外交使命而已。

袁世凯向李鸿章建议，韩国把违章责任推给朴定阳，而朴远在美国，无法惩办。清廷只宣布等着韩王惩办朴，不惩办再不许第二个使臣出国。

此时，赴欧公使赵臣熙在香港逗留，不敢赴任，进退两难。韩王迫于压力，只好召回朴定阳，赵臣熙也返回韩国。

十年折冲守东邻（7）

以后又围绕朴定阳的惩办问题展开争斗。韩王拖着不办，袁世凯再不理会他们，并拒绝为韩国传递给清廷的任何文件。因为袁世凯是清廷驻朝鲜的全权代表，韩廷致清廷的文件必须要袁世凯阅后允准发出。

后来，韩王居然任朴定阳官职。袁世凯则通华王太妃向韩王施加压力，达到惩办朴定阳之目的。

就惩朴一节，韩国方面与袁世凯都是暗用心计，展开斗争。韩王和闵妃让亲信洪在羲游说袁世凯，让袁向李鸿章报告：韩王已惩办了朴。而韩王仅将朴免官，不予公布，了结此事。实则，为以后再独立派使留出空间。

袁世凯与李鸿章私相定计：由袁假说私下了结朴案，罢免其官，而不公布，是袁与韩方合谋糊弄李鸿章。这样，先诱使韩王罢免朴的官职，而后再咬定上述三条原则不放，让韩国掉入其圈套之中。

后来，韩王又任命朴为户漕判书，被清廷抓住不放。韩王只好以遵守三条原则为条件，让清廷允许朴定阳任职。总之，在清廷的压力下，韩国的外交终不能独立自主，一直在清廷的控制之下，而袁世凯则是清政府和李鸿章控制韩国最得力的工具。

控制朝鲜海关和经济命脉，也是袁世凯作出的一个大题目。

近代以来，由于通商口岸的开放，国际贸易的兴起，海关行政及其税收成国家财政的要枢，控制了海关，即控制了国家的主要财政命脉。

清朝末年，中国的海关为英国和列强控制，成为抵押借款和赔款的主要来源，中国的财政命脉为列强控制。而清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后，也曾控制朝鲜海关好多年，这个题目也是袁世凯作出的。

19世纪中期，海关骤然开放，半殖民地性质的中国“聘请”英国人赫德为海关总税务司，直到清朝灭亡为止，海关行政主权都在列强控制之下。而清政府也以宗藩关系，企图控制朝鲜海关。同样也是把外国人推荐给朝鲜，让这些人代表中国，控制其海关行政权。先后做朝鲜海关税务司的有德人穆鳞德、英人墨贤理、德人史纳机、美人德尼等。

这些人是中国控制朝鲜海关的工具，然而他们被聘后，却对清政府的宗藩关系不认可，往往帮着朝鲜实现独立自主，摆脱中国的控制。

十年折冲守东邻（8）

1890年，朝鲜税务司史纳机向袁世凯说，朝鲜准备自聘美国人李仙得接替他的税务之职，打算收回被中国控制的海关主权。实际上，这个史纳机也一直鼓动朝鲜王实行海关自治。因此，袁世凯对他的态度很强硬。威胁他，如果海关权在你手中丢失，你将无立足之地；只要坚决代表中国说话，将为之谋取总税务司之职。

李仙得受聘日本外务省，卸任后向朝鲜驻日使臣说项，能为朝鲜借贷巨款，而被驻日使臣推荐来韩。

袁世凯得知信息，立即电告李鸿章，提出由中国为朝鲜借贷，阻止李仙得的诡谋。于是，总署和李鸿章同意了袁的建议，电令驻英、美、日、俄等国使臣，转告诸国：朝鲜贫穷且浪费，无力偿还借贷，中国也不允许以朝鲜海关税收作担保《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232页。，从而断拒李仙得以关税担保，为朝鲜借贷的计划。

此时，朝鲜财政已极为困难，除向外国借贷已无法维持。由于袁世凯的工作，李仙得借款的计划成了泡影，各国银行无敢应借者。朝鲜原贷之款也已到期。

此时，袁世凯暗讽韩国官员，“倘有正宗要需，不妨商请中国设法”。韩王闻言，便迫不急待恳请袁世凯。

袁世凯立即电商于李鸿章，以华商款项贷予韩国，用朝鲜海关税收入逐期偿款。李鸿章熟知其中利害，因为中国的海关税收一直为借洋款作低押，从而丧失了海关自主权。因此，称赞袁世凯的招数高明，立即批复，并联系了中国的公款借贷。即从上海海关拨库平银十万两给袁世凯，袁世凯联系在韩华商同顺泰号，假托是该商号私款借予韩国，以朝鲜海关税收作担保，按一年半时期还清，利息为六厘。

随后，韩国又求袁世凯借贷，李鸿章又立即同意，在两个多月中借贷两笔，总计20万两，皆由朝鲜海关偿抵。

两笔借贷解决了朝鲜王室的燃眉之机，朝鲜海关为中国更紧密地控制，朝鲜王室反而对袁世凯倍加感恩。这，便是穷国的悲哀，袁世凯把中国的悲剧，搬上了朝鲜的政治和经济舞台两笔借款情况皆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482、526页。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发动，与袁世凯何干（1）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发动，与袁世凯何干

论者多把甲午战争的起因推到袁世凯之身，谓袁世凯报告朝鲜发生民乱，催李鸿章派兵入朝，给了日本发动战争的机会。甚至说，朝鲜根本就“无所谓东学党，其事为袁世凯所虚造，而两国因之酿战祸”。袁世凯何以“虚造”东学党起义？论者胡编：当时清廷欲以“潘某代袁，袁闻而恐慌，乃电告北洋大臣说：朝鲜有东学党将作乱，袁某宜暂留，不可归，且请兵。北洋大臣信之，为遣叶志超统一旅赴朝鲜。日本人闻之，怀疑中国将乘机灭亡朝鲜，夺其土地，也派兵前往。”孙宝暄：《忘山庐日记》（上），第307~308页。

孙宝暄日记的此项内容是宗恕提供，宗恕即“维新”士人宗平子。此人为当时倜傥文人，曾以标榜维新谒张之洞、李鸿章等大员，又结交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曾做李鸿章北洋学堂总教习。因其志不得展，39岁即郁郁而死。

宗君编造袁世凯假造东学党起义，令李鸿章出兵朝鲜，不仅毫无根据，更严重者，颠倒了战争发动的主体。把日本蓄谋已久的战争国策，说成是中国受袁世凯影响，出兵朝鲜，“日本人闻之，怀疑中国将乘机灭亡朝鲜，夺其土地，也派兵前往”，方出现甲午大战的。

实际上，不管是何种具体事件，日本都要、也总能找到借口侵略朝鲜和中国的。这是他们的基本国策和十年准备，一定要发动那场战争的。

日本君臣卧薪尝胆，蛰伏十年，开始寻找侵略机会和战争借口。东学党起义之前，他们已经在制造战争事端、寻找战争借口了。

1893年，日本派大石出使朝鲜，就是让他去韩国制造事端、制造战争借口。大石狂妄至极，一到朝鲜便扬言结恩各国公使，扶持韩王，不再受中国凌侮，驱逐中国的派官，就是要让韩国自派使节。

大石未来得及找出中日间的事端，却借口日朝间的经济纠纷制造事端，强令朝鲜赔偿，以下旗断交相威胁。他以为这样，袁世凯会直接找他算账，战争借口就会产生。

岂料袁世凯认为他摆出的架势实在可笑，无赖得像是幼儿打仗。袁世凯电告李鸿章：“倭强大不如俄国，大石阴谋不及韦贝等人，各国亦未必听其联合，庸人自扰，似乎没什么了不起”《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521页。。

果然，袁世凯在背后指导朝鲜外署和他玩游戏，很快使大石怒发冲冠，蛮横凶暴本相充分显露。说什么“扶持韩国自主”，不久就“为韩君臣所深嫉”。战争借口没能制造出来，结局却是上任仅半年就再难驻节，灰溜溜滚了回去。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发动，与袁世凯何干（2）

1894年，大石又企图利用金玉均被杀事件发动战争。金玉均是朝鲜开化党的主要领导人，“甲申政变”后随日使竹添逃走，一直躲在日本。朝鲜政府多次要求引渡，都被日本政府拒绝。1894年3月，金玉均密谋返回朝鲜从事反政府活动，先到中国活动，在上海租界中被本国人洪钟宇枪击死亡（洪钟宇父洪英植在甲申变乱中死亡）。尸体经朝鲜政府请求，由清政府派船送回朝鲜。这一事件纯属朝鲜内政，与别国毫无关系，但日本侵略者却乘机煽动仇视中朝情绪，并大吹大擂组织所谓“友人会”，用金玉均的遗发在东京举行盛大葬仪。日本议员发表演说，攻击中国拨船运尸是对日本的“侮辱”，并说是中朝日三国间的重大事件。浪人团体立洋社，向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建议断然向中国宣战。陆奥宗光认为金玉均事件不足以构成宣战的理由；日本参谋次上川上操六接见立洋社，鼓励他们去充当“放火”的角色，担保出事后由日本军部承担后果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332页。。

为发动战争，日本人做好了一切准备。川上操六又以旅游为名，连续去朝鲜、中国考察四个多月。参观了中国各要塞，李鸿章把他作为上宾接待。通过川上的考察和日本间谍的刺探，中国军事部署全部为日本掌握，情况比中国人自己还清楚。日本人的战争准备十分充分后，便去找一个合适的借口。

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他们打出“除暴安良”、“逐灭洋倭”等口号，号召朝鲜人民进行反日、反封建斗争。数日之间南三道（全罗、忠清、庆尚）迅速转入起义者的控制之下，全罗道首府全州也被起义群众攻占。

5月，川上操六与玄洋社头目冈浩太郎商定，利用农民起义发动侵朝、侵华战争。由玄洋社浪人组成“天佑侠”秘密接触起义领导人，“帮助”起义者作战，使之改变“逐灭洋倭”的口号。

农民起义萌发时，袁世凯即劝韩王“早为翦除，毋使滋蔓”。在起义民众大集会时，袁世凯又向韩王提出，“派公正臣前往抚辑，将各城镇的贪官污吏和苛政分别汰除，再调各处练军到那里虚张声势，显示将进行征讨，并切实明白地吩咐其解散，倘若终不遵从，再议进剿”《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165~3166页。。但是，韩国君臣畏葸不决，袁表示自任督剿，朝鲜政府才派员赶往集会场所，驱散了东学党的集会。

早在同年3月，袁上报李鸿章：“东学邪教联名请韩王尽数驱逐洋人，屡有揭贴榜文，沿西方人门前多端诟詈，声称将驱逐杀戮。在汉城的洋人都大为恐慌……刚才英国官员禧在明来称，各国洋员均要求调兵船防范。已告以中国有弹压责任，应该静候。请求凯速调兵船，以防意外，而清除各国的疑惧云。查西方人既等待中国弹压，自然属于好事，乞即电令水师，迅速派遣两艘兵船来仁（川），以尽弹压之责。”《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540页。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发动，与袁世凯何干（3）

这封电报便是后来国人追究甲午战争，是由袁世凯错误估计形势，导致李鸿章派兵赴朝平乱，给日本造成了发动战争的借口。从电报内容看，是由外国驻华使节向袁世凯请求，袁世凯为稳定汉城的形势，杜绝各国为保护侨民使绾而出兵干预。这与朝鲜当局的要求完全一致，与李鸿章的态度完全一致。韩国也曾向李鸿章请求派兵来韩戡乱，电文中有，中国“如不允，他国人必有乐为者（即派兵自保），将置中国于何地，自为不可推却之举”。李鸿章的电稿中也有“韩国归中国保护，其内乱不能自我了结，求中国代其戡乱，自为上图体面”电派海陆军赴朝平乱同上书，第681页。。

中国方面如果要找负责任者，不是袁世凯，而是李鸿章。是李鸿章判断失误，在日本人的诱使下，自以为中国出兵朝鲜，日本人不会出兵。而日本人所以有出兵的借口，远在十年前李鸿章与伊滕博文签订《天津条约》中，就有“朝鲜本国如有乱党滋事，该国王若请中国派兵弹压”，“必须预先通知日本”；而日本亦将出兵，“保护使署、领事及商民”《中朝关系通史》，第633页。。

有此条约内容，日本人担心中国不出兵，乃通过日本译员郑永邦、代理公使杉村多次向中国声明：朝鲜乱党，大损商务，“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勘乱。我政府必无他意。”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333页。驻日公使汪凤藻也为日人欺骗，给李鸿章发电说：“日本国内官民争执日益加剧，决没有再生外事之余力。”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333页。

李鸿章在日本的“必无他意”的诱骗下，才决定出兵朝鲜的。而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李鸿章和总署的决定，照会日本。清廷即派兵赴朝的第二天，日本外务省即复照汪凤藻，宣称日本根据《天津条约》，派兵赴朝。同一天，日本驻华公使、驻天津领事也分别照会总署和李鸿章，宣布派兵赴朝“保护使署、领事及商民”。日本人实际上在向汪凤藻、李鸿章发照会的前一天，以护送日使大鸟圭介返任为名，派海军陆战队400名赶赴朝鲜了。

其实，日本人诱中国出兵，又由“必无他意”变成立即出兵朝鲜，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李鸿章完全可以察党其诡计，改变计划，免得入其陷阱。

身临其境的袁世凯发觉日本的阴谋比谁都早，他曾及时电告李鸿章，日本人阴险狡诈，不可轻信。无奈李鸿章却对伊藤深信不疑，电告袁世凯“伊藤尚明大局，不致唆使韩匪起事。……伊藤与我交好，异非虚伪”《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552页。。他不听袁世凯的劝诫，自然落入伊藤的陷阱之中。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发动，与袁世凯何干（4）

若真要究其责任，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头脑清醒、纵横捭阖，在外交战场上一直是胜利者。连以奸诈、闻名于世界的日本人，也绝非袁世凯的对手，竹添、花房、大石等在袁世凯的手下无不变成铩羽之鸟。其他的阴谋人物，如韦贝、德尼、李仙得、穆麟德、史纳机等，全不是他的对手。至于朝鲜的各派，一直在兴风作浪，甚至阴谋发动政变，也全都落得身败名裂。恰恰是执掌中国等政外交大权数十年的李鸿章，却一下子掉进伊藤的圈套之中，一再受其蒙蔽，一误再误，乃至战争，外交全数失机、失败，贻害无穷。即使如此，中国的失败也不应让李鸿章全负其责。清政府外强中干，腐败不堪，实难与蒸蒸日上的日本相抗衡。远比中国强大的俄国，不久也败在日本之手。置于弱国之中，外交人员头脑再清醒，终究还得落入“弱国无外交”的规律泥淖中。

何况，一个无兵无势的袁世凯，甲午战争前夕不过为李鸿章提供一些他能觉察的信息，也未被李氏重视。他陷入生命难保的困境，又有何法挽救如火如荼的时局。日本发动战争是非发动不可了，国人又如何能把战争责任归咎于他呢？

1894年6月9日，大鸟率四百名日军低达仁川，第二天达汉城。同时，清军聂士成、叶志超部也到了距汉城一百五十余里的牙山。东学党起义群众已被朝鲜军队打败，又迫于清军的到来，很快宣告解散。

农民起义失败，动乱平息。袁世凯电告李鸿章援增军队，并会晤大鸟圭介，会商双方撤兵之事。

双方会谈情况如下：

袁世凯说：“韩国乱事渐平，我国拟定早早撤兵。日本如继增兵，我国自然也要增兵，双方防备，必生嫌隙。如西方人借机播弄，韩国危急，中日亦必有损。中日和睦，亚洲大局可保。倘互生嫌隙，徒然自害。”

大鸟说：“我之见解与您一致。我国因把韩国乱事看得太重，才派来军队。我年过六十，岂愿生事？我们约定：我国留韩八百士兵，再不增兵，你也发电阻止贵国增兵。我们推诚相办《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698、702页。。”

大鸟的谈话虽然动听，实际上是在虚与委蛇，因日本的兵力在朝鲜尚不足。以此麻痹中国，争取增兵时间，延缓中国增兵速度，占据军事先机。

此后，日本则快速增兵，六月底已增陆军万人，军舰七艘。陆军集中于仁川、汉城一带，抓紧构筑工事，准备作战。

而此时李鸿章则电告驻日使臣汪凤藻，韩事平复，我将遵守乙酉（1885年）中日谈判订约，军队撤离。让汪凤藻照会日本，也把日军撤回同上。。

然而，日本却拒绝撤军，同时向李鸿章提出中日两国共管朝鲜，代之进行内政改革和训练军队。亦声称：无论中国同意与否，日本都不会撤兵；中国不同意共管朝鲜，就由日本独立进行。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发动，与袁世凯何干（5）

李鸿章对日本的违约，仅声明仍按约办事，不同意日本的要求。陆奥宗光承认，日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让中国处于两难的被动地位，日本为所欲为，继续增兵、抓紧备战，到一切准备就续，则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陆奥宗光：《伯爵陆奥宗光遗稿》，第323页。。

李鸿章军事上不置可否，仅把希望寄予西方国家的调停上。身在前线的袁世凯知道中日战争在所难免，遂电告驻军牙山的叶志超，让他作出向汉城进军的姿态，为自己提供对日交涉的依恃。但叶志超部淮军仅二千余人，远非日军的对手，不敢响应袁世凯。

袁世凯差不多每日都找大鸟协商日本退兵之事，大鸟对他软磨硬抗，只待日本发动战争，袁世凯徒费口舌。袁世凯又联合各国驻汉城外交官，共同诘问大鸟日本增兵之事，大鸟有了大兵作后盾，气势变得愈加凶悍，各国官员皆毫无办法。

随着日军不断增兵和备战，朝鲜亲华派很快发生逆转，原来与袁世凯交好的官员，也不敢再向他提供情报，袁世凯越来越孤立无援，而且因战前的局势紧张、混乱。日本浪人、被平伏的东学党人、被袁世凯处置过的韩国亲日分子，都想趁乱杀害袁世凯。袁知情势危迫，不敢出使馆一步，因使馆的供应断绝，幕僚多托故离去。袁世凯已处在杀机四伏的环境之中。

6月30日，朝鲜政府迫于日本压力，照会大鸟，宣布不再是清政府的属国。并听说大鸟将依照公法，以袁的“职名均舛”，即中朝宗属关系解除，袁的官职和代表身份皆不成立，将派兵押他递解出境。袁世凯在朝鲜已无可作为，若被押解，使国家蒙羞，乃电请李鸿章，提出撤任回国的要求。

袁的要求未被清廷批准；李鸿章来电让他坚决顶住，“勿怯退”。此后，袁世凯坐困待守，焦虑万分。反复向李鸿章发电，告知汉城日渐紧张，日本不日将发动战争，要求快速批准他回国，留在韩国已毫无意义，莫如去天津“面禀详情，佐筹和战”。7月7日，清廷向他电发上谕：“现在韩日情势未定，袁世凯在彼可以常通消息，且与各国驻韩使臣商议事件，亦较熟悉。着勿庸调回，钦此。”《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58页。

清廷尚不知汉城的紧张形势，更不知袁在朝鲜已无法正常行使职权，还让他如平日那般“常通消息”，并与各国使臣共商事件。可这是圣旨，袁世凯不敢再回绝。一急之下，竟致病倒。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发动，与袁世凯何干（6）

有人认为是袁世凯装病，躺倒不再工作，迫使清廷批准他回国。实则他真的急病，办理税务、并任翻译的唐绍仪电告李鸿章：“在汉城两署办公只剩二人，今闻南北进兵，均马上逃走，没办法挽留。仪一人译电办公难处理，袁道有病又须照理，势急情迫，乞速示。”接着又发一电说明袁的病情：“袁道病日重，发高烧，心跳厉害，左肢痛不可耐。韩国事态危险正极，医药并乏，留汉城难望治愈，仪目睹心忧如焚。韩国事务以袁道最为熟悉，调回尚可就近商办一切，无论和战，当可图报效。若弃置不顾，可惜。”李鸿章接唐两电，认为说得切合实际，袁世凯徒留朝鲜无益，莫如调回可资询问。乃与总署协商成就，于7月18日（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六日）电告袁世凯“奉旨调袁回国”。同上书，第788页。

接到批准回国的电报，当夜即在英国领事朱尔典的协助下，由唐绍仪护送去仁川，乘舰返国。

7月25日，日本海军袭击中国运兵船，丰岛海战爆发。28日，日军在成欢进攻中国军队，陆战开始。8月1日，中日双方同日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论者又谓：袁世凯在战争爆发前“临阵脱逃”。实际上，袁世凯未经清廷下令，即使病死或被杀死在朝鲜，他也不会擅自逃回的。他只等到清廷正式下旨：“袁世凯着准其调回。钦此。”《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88页。才离开朝鲜，回归祖国的。此论证据确凿，无懈可击，毋庸随意造谣，篡改历史。

袁世凯在朝鲜的12年，是清政府宗藩制度的忠实维护者；也是清廷对属国朝鲜诸项政策的出色执行者。甲午战争由日本挑起，他仅为清政府通达信息，挑起和引发战争的责任不在袁世凯，而全在日本军国主义。这是个根本性的史实和原则性问题，如把责任推给袁世凯，不仅不是历史真实，更重要的是为日本军国主义解脱罪责，错误的史论者企图攻击一个袁世凯却颠倒了一个大原则。

甲午战争中国遭到侵略，遭到惨败，国人无不痛愤。而失败原因在于清廷的积弱，在于李鸿章判断失误，调度无方，贻误战机。还在于前方的一些领兵统帅畏敌怯战，乃至于丢城失地，一败再败，直至全军瓦解，举手投降。

负有最大责任的是清政府自己，他不会自我惩罚；李鸿章是全军统帅，虽遭到国人痛骂，但清政府离不开他，也不会对他严惩。那些败军之将，或杀或免或罚，罪有应得。

而清廷为什么没有惩罚袁世凯，因为他没有该处之错。战起归国，战后仍被委以重任，说明他的能力是可被任用。这也是历史的公正一面；我们自然无权把公正的一面再颠倒为不公正。

发愤练兵（1）

发愤练兵

想当年曾国藩练湘军也在于“发愤”。曾老夫子是个典型的文人，国难之秋，清政府非让他带团练与太平军作战。于是，他组织湘乡子弟借湖南抚衙而居，结果与绿营军发生冲突，几乎丢了老命。曾国藩“因是发愤练兵万人，居然成就了一支队伍，而有今日”《曾文正公书扎》，第三卷，第1页。。

曾国藩练湘军差不多是皇帝的钦命，名正言顺。他的“发愤”，在于受人的排挤，在于“借人抚衙”不独立，而“发愤”练一支自己的军队来。

袁世凯要为清政府练兵就困难了，他得设法取得“练兵大臣”的权力，对一个三品之名，四品（道员是四品）之实的虚衔官，那可太难了。

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几天，因唐绍仪的两封电报催促，李鸿章才上奏把袁世凯从汉城调来天津。他向李鸿章详细汇报了朝鲜的形势，认为中日战争在所难免，而李鸿章心里根本没有要同日本打仗的念头，战争迫在眉睫，仍致力于列强调停。

袁世凯何去何从，当时他是浙江温处道实职，即为管理浙江温州，处州两府十余县的地方行政长官，因为是实职，袁世凯可以马上去上任。但是，袁世凯认为中日大战在即，去了浙江也难当成和平道员。何况，他根本就不愿做碌碌无为的文员。于是，仍想投入戎伍，为国效力。

李鸿章便根据他的精明干练，决定派他协助周馥办理前敌营务。袁世凯的原意是想独领一军赴前线作战，既然李鸿章如此安排，他也只得听命。此后他随周馥赴往甲午战争清军的后勤供应、转运军械粮秣、收集散亡等，他也干得非常出色，受到湘军统帅刘坤一的极力赞扬（战争前期随淮军办后勤，淮军海陆皆败，清廷起用老湘军，刘坤一为统帅，袁又为湘军在山海关外办后勤）。

袁世凯在淮军营十几年，深知淮军的腐败，而随周馥赴甲午战争前敌营务职差，再次看到淮军根本不堪日军一击，随战随败随逃，袁世凯一直随在溃军的后面，心里受到了极大刺激。他给弟弟袁世彤的家信中说：“平壤溃败后，士兵已失去了战斗意志。后续援兵太零星，徒然送死，简直没有办法。郁公（即周馥）及容（即自称，袁号容庵）跟人蹭跑，没有意义之极……堂皇的大国竟束手为小丑所困辱，岂非天乎？然而也是因为谋之不善，平时未能预先防备啊。”见李宗一：《袁世凯传》第41页。

袁世凯这里说的“谋之不善”，主要是指中国的军队缺乏先进的军事训练，内乱时与农民起义军战争可以坚持，而一遇西方部队便不堪一击了。正如外人评论：中国军队“全军都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在军容严整的欧洲军队面前抵抗不了五分钟。此外，清国军队军纪恶劣，他们的兵丁通常是社会上一些举止粗野和品行恶劣的人渣，在哪里驻扎，哪里的民众就恐惧万分”郑曦原：《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极晚清观察记》，第216页。

发愤练兵（2）

袁世凯身历淮军兵营十几年，又参加了淮军和老湘军与日军作战的甲午战争全过程，他目睹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实况，简直目不忍睹。除少数爱国将领凭借一股热血，拼死冲锋陷阵之外，多数战斗尚未接仗，兵将已溃。“非望风而逃，即闻风先溃”，即称“能战”之军，亦毫无战法，与受西洋军事训练的日军抗衡，简直无由战胜。这样的军队必须根本淘汰，从新用西法编练出新式军队，中国以后才有希望。

但是，淮军的统帅是李鸿章，是袁世凯赖以提携的靠山。所以，在甲午战争中，袁世凯亲见淮军无法再存在，也不好直接揭露，怕“辜负相国（指李鸿章）的提槜”《甲午中日战争》（上），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26页。。后来，袁不得不要求淘汰淮军，编练新军，果然就得罪了李鸿章，大家也一齐攻击袁世凯没有良心。

实际淮军的不堪有目共睹，当时抨击淮军的人、揭露淮军的史料，难以数计。就连淮军将领宋庆，当时率淮军刘铭传、程之伟等部在辽南抗敌。他致电李鸿章，报怨这些当年的名牌军队，如今“积弱已久，而且承袭了绿营兵的恶习，一半的人都嗜好抽鸦片烟……马瘦仆庸，又缺乏精良的武器，自保都成问题。”《甲午中日战争》（下），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22页。宋庆军中的将领姜桂题也说：铭军本来是名将督率的劲旅，如今奉调东征，变得“将领安逸，兵士疲沓，竟成积习”，“遂以怯敌扰民”为表现。

这都是临敌的淮军将领的自我揭露，实际上宋庆、姜桂题部淮军与刘铭传、刘盛休、程之伟部完全一样，都腐败得不堪一击。他们向李鸿章报怨，也都有推托失败罪责之意，并不说明他们的军队怎么精良。

此前的袁世凯自幼立下军伍之志，喜读兵书。远在登州军营整顿军纪受到吴长庆的表扬，在朝鲜率兵平定壬午和甲申两次兵变，身先士卒、洞察敏锐，表现了非凡的军事天才，已在朝鲜立下奇功。为日本所重视，在各国公使中深有影响，清廷官员也多知其名。《马关条约》谈判时，日本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都在李鸿章面前称赞袁世凯的才干。他对淮军及其将领的暮气，从朝鲜兵变中已览之无余。

他有改革中国军制的志向，也有其才智和经验。不久，他被清政府委派编练新军，成为中国新式军队编练的创始人，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袁世凯要为清政府练新军，必须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一般情况下，如果李鸿章能推荐他，是有可能被批准的。但是，当时李鸿章的淮军和北洋水师全部败绩，加上他一力主和，终与日本签订了丢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为清议和全国舆论所不容，到了人人呼杀的地步。清廷将他革职留任摘去顶戴、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重位保不住，连两总督的职务也被劾免。

发愤练兵（3）

李鸿章的失势使袁世凯的冰山倾倒，而袁世凯对淮军战败的“微言”，也听到李鸿章的耳中，李鸿章开始讨厌他。一次，袁世凯在辽东战场上病了，托人向李鸿章求情回后方治疗，李鸿章批示：“始祸之人，无置身事外之理。”《甲午中日战争》（上），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27页。李鸿章所说“始祸之人”，指在朝鲜时袁电告李鸿章东学党起义消息，李鸿章派淮军赴朝鲜之事。当时有人提出袁是“始祸之人”，李鸿章依据实情，一直为袁洗刷。现在李鸿章翻脸，反把自己不承认、也不符合事实的罪行，一反常态，学着别人的口气，把“始祸”加到袁的头上。袁世凯心寒齿冷，知道李鸿章十几年的提携不会再有，将来不做自己的仇敌就是庆幸之事了。所以，他决心要编练新军的志愿，靠李鸿章实现已绝不可能，只好另寻门径。

论者把袁世凯以后的寻求门径，为国家练新军，统称为“野心”、“钻营”、“投机”，等等。非这么说也没办法不能让人住口。但是这么一来，历代数千年历史，有多少人上书当局，要求为国有做事，那些成就大名者，开始也就都可以说成是“野心”、“钻营”了。张骞、班超都是自荐从军做出大事业的；薛仁贵自荐从军成为征朝鲜、征西戎的大将军；魏元忠投书唐王，成就军事大业，成为唐朝名相；花木兰冒名顶替从军成为千古传颂的女英雄的传说，也该改一改，定为女野心家好了。如此而已。

论者们愿怎么说怎么说吧。

我们还得接下去说袁世凯怎么另寻门径的。当甲午战争打得热火朝天之际，清廷中央内部也在发生争斗。随着淮军的战败，主和派失去势力，主战派得势。李鸿章手握军权，却一味主和，主战派见淮军一败再败，便由主战派中枢成立了“督办军务处”，以取代李鸿章一人统帅海陆军的局面。督办军务处的大臣多为不知兵的书生重臣组成，核心是李鸿藻、翁同　。

既然淮军和北洋水师全军战败、老湘军更不堪日军一击，就得赶快遣一支能打败日本兵的军队冲到前线，取代淮军。当时有德国人汉纳根自我推荐，要为中国练兵10万人、购买智利产新型快速巡洋舰17只，与日本对抗《翁文恭公日记》，第三十三册，第104页。。

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像为战败的舆论注上一支强心剂，令人欢欣鼓舞。好消息不胫而去，很快传开，从而也传到了袁世凯的耳朵里。袁也欢欣鼓舞，认为既然国家需要编练新军，李鸿藻、翁同　向来讨厌洋人，汉纳根一定不会被用，这正是自己可利用的机会。

发愤练兵（4）

徐世昌是袁世凯少年时的朋友

他赶快打听门径，很快打听到自己少年时的朋友徐世昌，徐已是翰林院编修，而李鸿藻则是翰林院掌院学士，是徐世昌的师傅；而自己的叔叔袁保龄又是李鸿藻任河南学政府时的得意门生，这下子让袁世凯找个正着。于是，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1895年5月7日），给李鸿藻上一封长达二千余言禀函禀函全文见：《甲午中日战争》（上），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17~222页。。

禀函开始表示对《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痛心疾首；而前线残留各军将帅及吏员以为和议已成，可冀幸免竞“嘻嘻相庆”，若此“三年后，大局之危必有大甚于今日者”。接着，分析甲午战争失败原因，军事上“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尤其是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纷歧，纪律废驰”。后面则以大量的事实，描述淮军在前线的各种腐败的表现，尖锐指出，这样的军队，只会“滋扰闾阖”，“与务不但无补，而闻风惊扰，反为他军之累”。“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麋费，退庸将，以肃军政。”“并延聘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着为成宪。……”

与袁世凯同时代的张国淦和陈夔龙同时回忆记载此事：“袁世凯甲午回国，中日升战，李鸿章仅令其与周馥同办转运，何以屡得转旨询问，督办军务处成立即派其创办新军呢？……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谓：‘甲午中日之战失败后，军务处王大臣鉴淮军不足恃，改练新军，项城袁君以温处道充新建陆军督办。该军屯兵天津小站，于乙未（1895年－－引者）冬成立。当奏派时常熟不甚谓然，高阳力主力’。我曾面询陈，陈谓：‘袁世凯经徐世昌介绍于李鸿藻后，袁就对李拜门，……使李逐渐相信袁知兵。所以他首先推荐袁督练新建陆军’。”张国淦：《北洋述闻》，第3页。

还有人记述，袁世凯从朝鲜回国时，李鸿章派他去平壤“办理抚缉事宜，并联络各军，协筹粮运”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879页。。袁不愿干营务处的后勤差使，就托堂弟袁保恒之子袁世勋，去找翁同　。翁同　七月十六日（8月16日）日记中确记载了此事：“袁世勋敏孙（世勋字）为袁慰廷事来见，慰廷奉使高丽，颇得人望，今来津不得入国门，李相（指李鸿章）保令赴平壤，欲求高阳（李鸿藻）主持，因作一扎予高阳，即令敏孙持去。”

发愤练兵（5）

光绪皇帝

翁、李二人此前都不认识袁世凯，但他在朝鲜的作为，却都有所闻。所以，袁世凯托人找到了主持中央枢垣翁、李。三天后，翁、李二人商量后写奏折推荐袁世凯赴前敌作战，让他带兵数营，已革职的陈长庆交其委用。七月二十日（8月20日）光绪下旨批准了翁、李二人的推荐折，下旨给总署，总署当天电告李鸿章，让李催促姜桂题、程允和招募一军，交给袁世凯和吴长庆的部将陈长庆率领，即赴前敌作战《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401页。。但是，当时的军事大权尚在李鸿章一人之手，李鸿章既已派袁世凯作了前敌营务，而又见他去京活动，弄了个上谕下来，要亲自率军赴前敌作战。李鸿章当时就很生气，所以未同意袁世凯率军赴前敌作战，仍派他随周馥出吴去辽东半岛战场办理营务转运后勤之事。

这些记载与第二年5月7日（四月十三日）袁世凯给李鸿藻写禀函并行不悖，就是说，袁曾多次活动中枢，先是想率军赴前敌与日本直接作战，被李鸿章阻挠未成功。第二年李鸿章兵败失势，甲午战争尚未结束，袁世凯趁着“督办军务处”打算编一支能战之军以取代淮军时，再次通过徐世昌进一步活动李鸿藻，而既然李鸿章失势，李鸿藻在“督办军务处”有了重要位置，他原已知袁世凯的表现，去年又于翁同　将袁上奏光绪帝。当他看到了袁世凯那个长达二千余言的禀函时，文字充满热情，说的全是战场上的实情，才进一步“相信袁知兵”，首先同意并推荐他督练新建陆军。张国淦认为，这是李鸿藻“完全出自爱才之意”。

论者应该想到：袁世凯当时并非一般的官职“钻营”，他是要率兵或练一支能战之兵，马上赴前敌与日军打仗的。这是个要命的差事，也不是纸上谈兵，那是要立见分晓，见火见血的差事。当时赴前敌作战的将领，有几个是自愿去的？他们被硬派去战场，结果是“非望风而逃，即闻风先溃”。连淮军创办者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时，打过好些硬仗，但主持中日战争时，却毫无斗争决心，甚至根本就不想打那个仗。

人们爱戴颂扬那些在国家、民族危难时，敢于上战场英勇战斗、牺牲的英雄；厌恶唾弃那些平日喊口号，关键时不敢上战场、或在战场上畏葸后退的逃兵、懦夫。甲午战争是淮军大败，民族危难之秋，袁世凯就是在那时要求率兵冲锋陷阵。

发愤练兵（6）

荣禄他应该是被人传颂的英雄。国人所以非难他，是后来他所谓“窃国”的行为，累他在甲午战争、朝鲜十二年的行为都被连根否定。袁世凯不是说空话的人，他也敢于牺牲。在朝鲜的两次戡乱中，敌人的枪炮齐发，他的两各卫兵被炸飞到半天空，地雷爆炸，把他推倒在地，他受了轻伤，但毫不畏缩，仍冲锋在前。吴兆有的士兵逃光了，本人吓得号哭；张光前和他的士兵躲在墙后，未敢前进一步。他的表现、他的品质，在朝鲜和京津被传颂若干年，所以李鸿章才一再提携他、赞扬他。李鸿章明知自己的淮军里已很少有这样的人了，李鸿章是战将出身，他已做不到当年的冲锋陷阵了，但他毕竟也赞佩这样的人，赞佩袁世凯这般敢于在战场上不怕血和火的人。

在中枢成立的“督办军务处”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荣禄，对袁世凯取得练新军之职也很重要。

荣禄是清末的一个权臣，为慈禧格外倚重。同时，荣禄与李鸿藻的渊源关系也极深。远在咸丰同治年间，李鸿藻作为帝师入军机，荣禄是军机大臣文祥的手臂人物，至甲午年，他们共事三十多年，荣禄也成为中枢重臣，李鸿藻、荣禄二人极为投合。他二人皆认为袁世凯将门之后，娴熟军事，赋予练兵之责，必能矫正绿营旧军队的弊端。

中枢“督办军务处”中的李鸿藻、翁同　、荣禄都同意袁世凯担任练兵事务。再由他们向领衔王爷庆亲王奕匡引见，经查询大家都很满意，便由“督办军务处”上奏光绪，请求接见和下旨留用。

庆亲王奕匡袁世凯军装照，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一生中最为关键的一步，此后，中国的军事制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1895年8月2日），光绪帝接见了袁世凯，于当日下旨，让袁世凯留在督办军务处供王大臣差委。此后，他便系统研究练兵事宜，拟定按西法练兵计划和章程。十月二十二日（12月8日），督办军处理再次联衔上奏，令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当日，光绪下旨批准。当日，袁世凯奉旨出都奔赴津南小站。从此，开始了袁世凯一生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小站练兵。此后，中国的军事制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跨进了世界军事制度的行列中。

小站－－袁世凯的军事基地（1）

小站－－袁世凯的军事基地

我们可以比较，近代史上几位以练兵起家重要人物。曾国藩练兵衡州（即衡阳），为的是对抗太平天国，最终完成了这一使命，湘军解散了，但他成为清政府的中兴名臣。李鸿章受曾国藩之托，“招募淮勇，组建援沪之师”，“以济湘军之穷”。结果，李鸿章借机大量招兵，组建了比湘军势力还大的淮军。其主要“功绩”是镇压了捻军，使李鸿章成为控制清政府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教等方面数十年之久的、近代史上无人能望其项背的将相人物。

在外国人看来，湘淮军还不算真正的军队，“不过同室操戈，互相残杀而已”，此二军朝成军，暮拼杀，“以乌合敌乌合，无所用其训练也”汤伏祥：《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第2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此论虽不免过当，但却说明了一个事实：湘淮军的编练纯为镇压中国的百姓起义；因为镇压农民爆动，都是仓促成军，以屠杀编制和武器更为落后的农民起义军。等到真的遇上受过训练的现代化军队，外国人说“恐怕抵抗不了五分钟”（见前出处）。淮军在甲午战争的战场上，也的确是“非望风而逃，即闻风先溃”。吴兆有和张光前也号称“名将”，他们的军队也号称精锐。但是，仅仅遇上少量日军（200人），一品将军吴兆有竟吓得“跌足号哭”；张光前部竟“未敢发一枪进一步”。

与曾国藩湘军、李鸿章淮军相比较，袁世凯编练新军目的是抵御外侮；他又是按照驱淮军如牛羊的西方军队的方法练兵。相形之下，优与劣顿可见之分晓。

袁世凯对军队的训练，是针对淮军的弱点，采用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和编练方法进行，并非对西方的盲目照抄。

例如：他手制《简明军律》《北洋军阀》（一），第128页。二十条，就是针对淮军的军纪涣散而定。二十条内容是：

一、临阵进退不候号令及战后不归队伍者，斩。

二、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私语者，斩。

三、临阵探报不实，诈功冒赏者，斩。

四、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

五、守卡不严，敌得偷过及禀报迟误，先自惊走者，斩。

六、临阵奉命怠慢，有误戎机者，斩。

七、长官阵殁，首领、属官援护不力，无一伤亡；及头目战死本棚兵丁无伤亡者，全部斩首示众。

八、临阵失火误事者，斩。

九、行队遣失军械及临阵未经受伤，抛弃军器者，斩。

十、泄露密令，有心增减传达的指示及窃听密议者，斩。

十一、骚扰居民，抢掠财物，奸淫妇女者，斩。

十二、结盟立会，造言惑众者，斩。

十三、黑夜惊呼，疾走乱伍者，斩。

十四、持械斗殴及骤众哄闹者，斩。

十五、有意违抗军令及凌辱本管官长者，斩。

十六、深夜逃出军营浪流者，斩。

十七、官弁有意纵兵扰民者，官兵并斩。

十八、在营内吸食鸦片烟者，斩。

十九、夜深聚会谈话，私留闲人，酗酒赌博，不遵约束，及有寻常犯过者，均由该管官酌量情节轻重，分别插箭责罚。

二十、凡兵丁犯法，情节重大者，该管官及头目失察，均分别轻重参革、责罚、记过。

小站－－袁世凯的军事基地（2）

军纪是军队的生命线，古今中外的“王牌军”都首先有钢铁纪律作保证，此不用赘言。可是，军纪公布后是否严格执行，那才真正是军纪好坏的表现。

袁世凯性格的显着特色就是说到做到，早年在吴长庆军中是一般营务处随员，就对淮军下手治理，因此开罪了淮军将领，说他“擅杀”、残忍，对他怀有深恨。小站练兵，他成为一军统帅，执行纪律，就一丝不苟。一次，操练完毕，一名士兵离队至百余米处买瓜吃。不仅士兵受罚，连带该营官、哨官受罚，哨官被打二百军棍。一次几名士兵假日上街游逛，所在六哨官皆被打四十军棍。一名哨长让士兵携物而带不了武器，该哨长被责二百军棍，降为棚目。一次，袁世凯令全军操演攻守阵法，参差不齐，阵中嘈杂声不断。所有参加的官佐一律受罚，有功者销功一次，无功者记过一次《北洋军阀》（一），第138~193页。。

袁世凯对军队的大小官佐无一不熟，他对军官要求严格，也关心他们的生活起居。这样，官佐们就都关心自己的士兵，对士兵也呈既严格又爱护。袁世凯对官兵的饷项发放尤其注意，“为了杜绝过去军营中惯有的一些毛病，如吃空额、冒领饷银，等等，在每月发饷银的时候，他一定亲自点名，按名发给”，“因而他所练的新军，在当时是享有盛名的。”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28页。

新军的招兵条件与湘淮军皆大不一样。

湘军组建是“选士人，领山农”。即将佐要是有功名的知识分子，士兵要是不识字的质朴农民。淮军则是“兵将冗杂”、“志在利禄”，使淮军“自始至终，俱在贪图利禄，以骚扰民间为能事。”苑书义：《李鸿章传》，第48~4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而袁世凯新军招募条件，除具体素质，如年轻、体壮、无恶习等一一检验合格之外。袁世凯还格外要求“应募兵丁，如其秉性忠贞，矢志报国，考验才技，果属优长，必将不次擢用”。而“有能粗通文意者，口粮昭头目之例”《北洋军阀》（一），第45~46页。。

显然，湘军就是要求士兵无文化，成为受指挥的作战工具；而淮军一反湘军要求，用利益吸引士兵。袁世凯的新军，要求士兵基本素质条件全面合格，有报国的觉悟，有一定文化。这些条件，已同现在的“兵役制”招兵条件一致起来。

小站－－袁世凯的军事基地（3）

这是袁世凯学习西方兵制的结果。他说：世界各国的将弁，都是军校的毕业生，根据考试成绩选拔任职的。有的还要通外语，出国学习。这样的军官对军事的各项要求，能精益求精，日新月异。而中国的旧军队，仅以一勇拼杀取得职位，对新式兵学毫无所知，对古代兵法也一窍不通。“以他们扞御外侮，恐怕必无制胜之道。”所以，他向清政府申请设立军事学校，培养军官，教育士兵，乃“为练兵第一要义”同上书，第38页。。

为提高官兵文化素质，袁世凯在练兵开始，就在军中开办随营学堂，既教育官兵的文化，又在文化中渗进军事要领，军事技术、军纪军律。袁世凯为随营学堂组织编写一系列通俗读物、歌谣俚词，连一般不识字的士兵也能记得住、背得来，识了字，通了义。袁世凯新建陆军的《劝兵歌》同上书，第150页。便是一例：

谕尔兵，仔细听：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一年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自左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二要打仗真奋勇，命不该死自然生。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帮忙功自成。四英奸淫人妇女，哪个不是父母生？尔家也有妻和女，受人羞辱怎能行？五莫见则生歹念，强盗终究有报应。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场空。六要敬重朝廷官，越分违令罪不轻。要紧不可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安分守己把钱剩，养家活口多光荣。你若常记此等话，必然就把头目升，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一篇劝尔要紧歌，务必字字记得清。

新建陆军的待遇优厚，也是近代我国军队最高的。袁世凯认为“饷厚则人无纷念，悉力从公”。八旗兵的饷银每月只有1

小站－－袁世凯的军事基地（4）

按新军初建规定：新建陆军在胡燏棻定武军十宫4750名的基础上，再招2250人，总计步兵5000人、炮兵1000人、骑兵500人、工程兵500人，共17000人。由于待遇优厚、士兵社会地位提高等原因，仅仅13天便招足数目。新军来自苏北、安徽、山东、河南数省。招兵期间，袁世凯“朝夕督察，事无巨细，靡不躬亲”。因为新军招募必得严格审查，降低了条件，便会影响素质，落入过去“吃粮当兵”的旧套中。

在小站这块基地上，袁世凯与其说为清政府练出一支精锐之师，勿宁说为他自己练出一支赖以成就事业的武力支柱。这个有力的支柱，是清政府给他十分充足的经费练出来的。当年曾国藩编练湘军时，清政府没给一文钱，他东凑西拼，为湘军的经费来源，几乎走入绝境。李鸿章编练淮军时，清政府也没给经费，是他被上海绅商求去保护上海，一下子进入被称为“财汇之区”的上海，只得靠对商人的横征暴敛，才免强支撑淮军的生存。比起湘、淮军，袁世凯可幸运多了，他从未因军饷发过愁。

有充足的经费，便不愁精良的武器装备，从而也就有高素质的兵员，从而也就有了一支精兵。有了自己的一支精兵，清末十几年便有了袁世凯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那时候，一提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无论中外，再也不会小看他了，连后来的林彪都曾归结出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清政府给他的编制是七千人马。以后只要有机会他便扩充人数，做山东巡抚时，他把山东巡防营和张之洞、刘坤一编练的自强军并入新军，他的军队扩充到两万人。

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的武卫中、左、前、后各军溃散，唯袁世凯的武卫右军（新建陆军又是清政府统编武卫军的右军）完整无缺，他的军队成为他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资本。新建陆军改称北洋常备军，扩建到二万五千人。

日俄战争爆发，袁世凯以护卫京师之名，以朝廷名义把北洋三镇扩建为六镇，兵力达到八万人。

有如此雄厚的军事实力作后盾，使他成为当时的清政府、革命派、立宪派等各党各派都争取的人物。使他挟着重兵，威慑革命党、压制清政府，终于迫清帝退位、迫孙中山让位，成为名正言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九小站－－袁世凯的政治政权基地

小站－－袁世凯的政治政权基地（1）

小站－－袁世凯的政治政权基地

袁世凯的小站练兵，更重要的是练出了他的政治力量，成为他以后做总督、总统的政治资本。在小站那个军号声声的练兵场上，光大总督就出了四个，内阁总理出了六个，中央部长、省长、督军等，像走马灯般丛现丛出。这些人物是他小站练兵时的军官，由他一手选出、提拔，他用国家的俸禄，培养自己的政治力量。这不仅是曾国藩、李鸿章难与相比，连后来办黄埔军校起家的蒋介石，也没从黄埔培养出这么多重要的人物来。

袁世凯奉旨练兵，在十几天里就招齐了朝廷规定的人数，上奏成军。因此，他所用之人，不是自己早已准备好了的，只能是现有的人物被他选用而已。

通观他当时选用的人，大体有三大类。一类是原来旧军的老将，二类是原李鸿章创办的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三类是袁世凯自己招来的幕僚。

而这三类人，主要都和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任人唯亲是错误的，但愿意用同自己有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实心支持自己的人，这是人的天性。古今中外，即使是伟人也大都如此。没有几个愿意用坚决反对自己的人，除非是征服了他，如果不服而一直反对，或者不用，甚至杀掉，这似乎是古今伟人的一定用人原则。

袁世凯用的淮系老将，最有代表性的是姜桂题。

姜桂题同袁世凯是亲缘关系。安徽亳州人，是袁保恒的把兄弟，是他父执辈的将军。早年在淮军宋庆部，剿捻立有战功，官至提督、毅军（淮军之一军）分统，旅顺失守后接替刘盛休统率铭军。袁世凯编练新军，便把他招来，任命他为新建陆军的左翼翼长。

平日袁和姜的关系极为密切，总称他“老叔”，姜称袁“老四”。入小站时，姜已53岁，是年龄和资历最老的。姜桂题没有文化，但为人朴诚忠直。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对下级和士兵极为亲善，袁世凯称他“实是宿将中不可多得之员”《袁世凯奏议》（上），第11页。。

姜桂题在近代笔记史料中，有很多传奇故事。传说他在防守旅顺口时，总愿袒胸露腹，在街面上溜达，像个乡巴佬儿。时而进入农户讨水喝，自称姜老汉。同捻军作战在江北浦口街上溜达，见一士兵买鱼不给钱，还打卖鱼的，他上去抽了士兵嘴巴子。士兵见一农民打扮者敢打他，也还他老拳头。扰攘之际，一兵头见了大喊：“这是大帅啊！”后来该士兵被管带缚至辕门，请求处治；管带也自请治罪。姜桂题仅瞪他们许久（那是怪他们违犯军纪），说：“我扇他嘴巴，他还我老拳，都是打嘛，治的哪门子罪嘛！”在场者皆不禁大笑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下），第21~22页。。

小站－－袁世凯的政治政权基地（2）

平日他总亲切地称年轻军官“小鸟孩”，当着袁世凯的面向痰盂子里小便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53集，第195页。。

姜桂题对袁世凯的新军统带十分认真，对袁忠心耿耿。后被委任热河都统，授衔陆军上将、陆军检阅使等高级军衔。姜的宽厚长者作风对新军建设带来淳朴风范，袁能用老军官，又能以长辈待，也使新军官兵对袁很钦佩。

张锡銮，是袁世凯早年的把兄弟，大袁16岁，袁以兄事之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下），第50页。。他是浙江钱塘人，因讨土匪有功，第升参军、知州、道员、奉天新军统领等职。小站练兵时被招入营，曾任营务处总办。对袁忠心不二，一度从袁退居彰德。后复任巡抚、总督、都督等职。袁任总统时，封为“镇威上将军、一等伯爵、参政院参政。”

倪嗣冲，与袁有地缘关系，早年取秀才后入淮军，曾与袁相识。小站练兵之初即被招至。1913年奉袁世凯命攻占安庆，任安徽都督，为袁晋封将军府安武上将军。

吴长纯，是袁世凯在朝鲜时的部下。早年以武举人投军吴长庆淮军庆字营，后任庆军营帮带，随赴朝鲜平乱。吴长庆中法战争归国，留为袁世凯所部军官。小站练兵初即为老将之一，被袁任为全军右翼翼长，与姜桂题同分两翼，是袁的左膀右臂。后为北洋陆军第二、五镇统制，极受袁世凯信任。1906年病死山东军营，袁世凯极力上奏褒扬，为之申请优恤，并附祀李鸿章、吴长庆专祠《袁世凯奏议》（下），第1295~1297页。。

刘永庆，与袁世凯有亲缘关系。河南项城人，是袁的表弟，自幼相近。在朝鲜为袁的侍从官，升任驻仁川交涉通商委员。小站练兵时任粮饷局总办兼转运局总办，掌一军军需，为袁世凯的亲信，官至提督《袁世凯奏议》（中），第819页。。

吴凤岭，河南项城人，是袁世凯家的佣人之子，一直在袁家长大。后随之投军，在朝鲜为袁贴身侍卫。小站练兵时，任马队队官。后直升为北洋陆军第四镇统制。

雷震春，庆军下级军官，赴朝鲜与袁世凯相识。小站练兵时任右翼队官。后升任北京执法处处长，为袁世凯政权的执法干将，被封“震威将”，是为北洋老军人之一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下），第32页。。

江朝宗，淮军刘铭传部帮带，袁自朝鲜归国，随袁办理前军转运。任新军参谋营务处和军官学堂监督。袁做民国总统时，提为北京步兵统领。

袁世凯罗致的“老将亲兵”，还有袭元友、任永清、王世清、王同玉、赵国贤、王凤岗、徐邦杰、唐天喜，等等。这些人也都是北洋军的知名军官。这些人大都是袁在登州载朝鲜时的部下官弁亲兵。也都成为新建陆军编练时，袁世凯“靠得住”的军官。

小站－－袁世凯的政治政权基地（3）

袁世凯的第二类练兵的人才，是李鸿章创办的武备学堂的毕业生。

该学堂为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在天津设立的陆军学校，光绪十一年（1885年）创设。略仿西洋陆军学形制，聘用德国教习，学习军事和自然科学知识。初时学员从淮军弁目中抽调入学，为一年制短期训练班，训练淮军官佐。1896年延长学制，招青年学生考试入校，当年有学生二百八十人，分马、步、炮三科。然而，因淮军是由于镇压太平军而临时招募，军官都是行武起家，一致认为“功名自马上得之，对于军事学习多谩语讪笑”张一麟：《心太平室集》卷四，第14页。。所以，即使是武备学堂肄业，去了淮军军营，皆不被重视，以为书生纸上谈兵，不让他们带兵和指挥作战。天津武备学堂十余年肄业和培训大批武备学生，他们虽有一定的近代军事科技知识，但全压在淮军军营里，所学不得其用。

甲午一战，淮军溃败星散，这些学生更无军队倚靠，袁世凯办新军，就把这批青年人网罗至小站，成为新军中的新型军官和建军骨干。他们在淮军中受到轻视，而到了小站就成了袁世凯的骨干，这些人对袁世凯的忠诚就不言而喻了。当时他们大都20多到30初头的年岁，是小站练兵的有生力量。随着袁世凯政治和军事事业的发展，这批人也迅速升迁，成为总统、总理、部长、省长、督军和逐鹿中原的军阀。

国人共知的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王士珍、张怀芝、段芝贵、李纯、陈光远等，都是这个系列的代表人物。

段祺瑞，以文童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炮科，毕业后去德国学习一年，回国后任威海防军随营学堂教习。1896年被袁世凯调入小站兵营，破格提为炮科随营学堂总办，时年仅30岁初头。后连连升迁，由镇统、提督等衔直升为民国初年的陆军总长、代国务总理。1924年在直奉战争中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执”，代表了反动的一任北洋军阀政府。他与冯国璋、王士珍为小站练兵的元勋，被称为“北洋三杰”。他一直是北洋各军校的总教务，是北洋陆军军官的校长兼总教习。时人谓之“军事学第一”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下），第30页。。

段祺瑞，1896年被袁世凯调入小站练兵，连连升迁，时人谓之“军事学第一”。

冯国璋编写过军事专着，极受袁世凯重视，称他为“军界之学子无愈公者”。

冯国璋，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时考中秀才，被时人指为通文事。1895年充出使日本大臣的随员，得考察日本军事之机，编出军事专着。后入小站将书呈袁世凯，极受重视，袁称他“军界之学号无逾公者。”张一麟：《心太平室集》卷四，第15页。小站新军操典，为其一手制定。辛亥革命军兴，他任第一军统领，赴武汉王士珍，1896年入小站练兵，一直追随袁世凯，袁任他为陆军大臣。

小站－－袁世凯的政治政权基地（4）

镇压革命，攻下汉口，助袁升任大总统。后又镇压“二次革命”，被袁封为“宣武上将军”。曾任中华民国总统。因与段祺瑞矛盾，造成北洋分裂为直、皖两系，冯为直系首领。

王士珍，天津武备毕业后督办正定镇标随营学堂，甲午战争率学生军赴平壤与日军作战，曾负伤。1896年入小站军营，一直追随袁世凯。王士珍“少年英挺”，为官少有的清正廉洁。袁任大总统时，任他为陆军大臣。后见军阀混战，乃退出政坛，直至病逝。被时人目为近世武人中少有的“德优于才”者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上），第27~28页。。

曹锟，天津布贩子出身。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后入宋庆部任哨官。官为袁世凯招至小站，任学兵营统带。一直追随袁，为第三镇统带等高级军官。积极推戴袁世凯作大总统，率兵镇压“二次革命”，被授“虎威将军”。后以贿选为民国大总统，是出自北洋的第四任总统。

其他重要成员有：

曹锟，天津布贩子出身。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后入宋庆部任哨官。后为袁世凯招至小站，一直追随袁，后以贿选为民国大总统，是出自北洋的第四任总统。

张怀芝，武备学堂毕业后入小站练兵，历任队官、营官、第五镇统制、察哈尔都统、山东督军、参谋总长等职，被袁升为“清武将军”。他是北洋军统中“资才并茂”，操守较好者。

段芝贵，其父是淮军军官，与袁世凯相知，袁自武备学堂将他调来小站，时年20多数，任新军督操营务处提调。一直追随袁世凯，历任第三镇统制、湖北都督、陆军总长等高级军官，被袁封为“彰武上将军”。

陆建章，武备学堂毕业投奔小站，一直追随袁世凯。阴谋诡诈有“诸葛之号”。民国后任袁世凯安全警卫处和执法处处长，以“杀乱党邀宠袁”为能事。曾督师剿灭白朗起义，因功升任陕甘督军。袁死后归附冯国璋，任总统府高级顾问，被皖系诱杀于天津。

李纯，他投奔小站时也是20初头的武备生，以镇静、智计称为“同辈翘楚”。后一直被袁信任，升迁很快。为北洋军第六镇统、江西都督、受封“昌武将军”。

王占元，早年为刘铭传部淮军下级军官，武备学堂毕业后转入小站。在镇压武昌起义中露其锋芒，升任湖北督军兼省长，后封“襄武将军”。

陈光远，武备学堂毕业转入小站，后历任北洋军第四镇统制等高级军官，后为直系军阀之中坚，冯国璋任总统时为江西督军。

追随袁世凯为北洋骨干的还有陆军第五师师长、陆军次长的田中玉；陆军第四师师长、受封“克威将军”的扬善德；为袁世凯全国讲武堂堂长的鲍贵卿；袁世凯陆军第一镇统制，受封“弼威将军”的何宗莲；袁世凯北洋军第六镇统的李长泰；曾任袁世凯北洋军第六镇统制的商德全；曾任北洋军第二镇统制的王英楷；受封“度威将军”的吴金彪；受封“恒威将军”的马龙标；受封“绩威将军”的张永成；受封“果威将军”的靳云鹏，等等诸人简历见：《中国军阀史词典》，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都为袁世凯的事业立下汗马功劳，为袁世凯军事、政治和政权建设的中坚。

小站－－袁世凯的政治政权基地（5）

小站练兵的第三类人员是袁世凯的幕僚。幕僚多者构成幕府，是官僚系统之外的一个庞大的行政辅助系统。其起源远在先秦春秋战国时期，典型者是“四公子”广招天下“客”。客，即幕僚，时称客卿、食客，是各种人才的荟萃。其身份虽不固定，但却尊贵，与幕主之间处得好的特别亲密。幕僚做的事大量者为参谋、参军、记室、文案、秘书等。近代曾国藩、李鸿章湘淮军里，有大批幕僚，后来大都成为清政府的高官。左宗棠做湖南巡抚骆秉辛的幕僚，简直包办了抚衙所有的差使，世人称之为“左都御史”，被传为佳话。

袁世凯做人豪爽、大方、宽厚、随和、不拘小节、不囿一格。他的幕府人才济济，是他身边的忠实助手和智囊，也是他成功的基础。

袁幕的代表人物是徐世昌。

徐世昌号菊人，天津人。其祖、父皆居官河南，后迁居河南汲县。父亲死后，家道衰落。徐世昌靠做家庭教师为生，即使设馆授徒，家境已然贫寒。1879年，他在河南陈州坐馆时，听说袁世凯办文社，为人急公好义，便幕名拜访。当时去访袁世凯之目的，想求得去省城参加乡试的川资。袁世凯慷慨赞助，使他顺利成行。徐世昌壬午年（1882年）中举，丙戌年（1886年）进士，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科考算是升到最顶端。

但是，他的官运却很差。仕途惨谈，财运不佳，仍然过着清苦的日月，每年仅有几十两银子的收入。其原因是翰林院掌院学士李鸿藻对他有很执拗的成见，说他“虚矫过人”，不给他事做，就仅有那几十两银子的收入而已。李鸿藻不仅不委之差事，还把他对徐的固定看法到处散布，使他守着翰林院编修九年而无出头之日。但徐世昌仍然默默守着，对李鸿藻仍非常尊重，逢年过节必然省点钱孝敬他，这是固定要做的，人人如此。但徐世昌拿不出钱，每次仅能拿出二两银子来。由于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进贡，使他更不得晋升张达骧：《我所知道的徐世昌》，《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217~218页。。

当袁世凯于1895年小站练兵消息传开，生活窘迫的徐世昌或该立即前往。但他迟之两年才被袁招去，其中原因可能是翰林清贵之名，使他不愿俯就了还是李鸿藻束着不让他前往？究其原因还是后者的可能性大（后文当有进一步说明）。

袁世凯也是奉旨为国家练兵，1897年还是把徐世昌招去小站，委任为参谋营务处总办。徐世昌书生一个，不懂军事。庆亲王奕匡

袁以高参对待，负责文案工作和学堂事务，还汇编营制、操练、供饷资料，编成《新建陆军兵略录存》、《新建陆军操法译晰图说》，算是发挥了他的专长。

袁世凯给他优厚的薪水，月收入达160多两，年收入约2000两，是做翰林院编修无法相衡的。袁深知文人的特点，平日优容相待，随和相处，行动出入自由自在，不加约束。

小站－－袁世凯的政治政权基地（6）

开始时袁保奏他为四品道员，比编修提高三级。后逐步升级，历任兵部侍郎（二品）、会办兵事大臣、军机大臣，成了一品大员。1907年，东三省改设一般行省，徐授为钦差大臣兼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从此，袁世凯的势力扩至东三省。两年后还京任邮传部尚书、铁路督办大臣、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

袁世凯被黜回籍时，徐世昌利用中央枢垣身份，维持保护北洋嫡派同仁。同时把清廷诸方面的消息传递给袁世凯，使他随时知悉政情。

武昌起义爆发，国家局势大乱，徐世昌活动被清廷倚恃的王爷庆亲王奕匡，奏请起用袁世凯，允准后代表清廷去河南洹上敦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就任总理大臣，徐积极策划“逼宫”活动，迫清退位。袁就任大总统，徐为国务卿，即总理之职。袁病危时，把国事、家事委托于他。1918年被“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是北洋出身的第三位大总统、民国第四任总统徐世昌简历见《北洋军阀史料》、《徐世昌年谱》、《袁世凯奏议》等。。

袁世凯小站练兵后的重大事业，徐世昌出尽肱股膀臂之力。

慈禧出行，前排太监左为崔玉贵，右为李连英。

对袁世凯忠心不二的第二位幕友是阮忠枢，前文已提到此人。他也是淮军将领的后人，光绪七年，他由老家安徽合肥赴京赶考，与北上山东投奔吴长庆的袁世凯邂逅于途中，二人相处甚洽，乃结拜兄弟。1889年阮以举人身份投奔李鸿章，受之器重，担任水师学堂汉文总教习、北洋军械局总文案。甲午战败，淮系飘零，他留在北京李莲英兄弟家中做家庭教师，时称“西席”。袁世凯结识李连英，是他的牵线。

小站练兵之始，袁招之付以文案差使，甚受袁信任。他是袁的早年异姓兄弟，文章写得好，袁仍以兄弟相称相待。袁大他八岁，总以大哥哥身份对他关心爱护，甚至包容其缺陷。阮在淮军养成吸食大烟的恶习，夜里吸烟，早晨起不来，直到下午三点才能起床办公。在新军营中，有食大烟者处以斩刑，袁世凯对阮却不闻不问。而且，多次向清廷上奏，极力保奖。如1902年上奏皇帝，说他“才长心细，学博识优”，“在营数年，多资臂助。嗣随臣移驻山东，委办各事，均能竭诚赞画”，“洵为得力出色之员”《袁世凯奏议》（中），第554页。。在袁幕中屡被奏请升职，直升为二品大员，在简补顺天府时，阮坚不赴任。直向袁世凯说：该职“一年所收入五百两，仅抵得上幕府中一个月的薪金”。嫌收入低虽是实情，他主要还是不想离开袁世凯。后来，阮不得不上任，而袁世凯照样付给他银子，让他为之遥为策划，仍算其幕僚，这件事在历史上也算是趣闻了。直到袁任大总统时，阮已是邮传部侍郎了，阮仍甘做袁的总统府“内史监”，即秘书长，总管总统府文案。可见，阮忠枢对袁世凯是多么忠心了。

小站－－袁世凯的政治政权基地（7）

袁世凯的幕中人物甚众，着名者还有田文烈、言敦源、沈祖宪、吴笺孙、陈燕昌、萧凤文等等。田文烈是袁世凯在朝鲜相识，他是朝鲜仁川理事府文案。入幕后也长期任袁的文案工作，受袁推举，历任陆军部副大臣、河南都督，授为陆军上将军衔。沈祖宪是浙江绍兴人，曾任职湖南知县，被革职后经袁奏请起复，充任袁幕二十余年。他师事袁世凯，以弟子相称，与袁的另一幕僚员闿生撰述袁世凯辛亥前的生平，为《容庵弟子记》《袁世凯奏议》“编辑说明”，第2页。，成为认识、研究袁世凯的重要史料。

张勋，是由淮军自投小站的军官，因作战勇猛，被袁任为新军工程营统带，统率袁世凯的护卫亲军。后因拥“溥仪复辟”，而臭名昭着。

另有一个张勋，是由淮军自投小站的军官。他是江西奉新人。1884年已30岁投军，不久中法战争爆发，由长沙转入广西提督苏元春军，同法军作战，作战勇敢而被提升军官，1891年升为参将。后又转入宋庆部淮军，参加了甲午战争对日作战。淮军星散后，在小站练兵之初就自投至袁世凯的军营中。被袁任为新军工程营统带，再转为督练处任中军官，统带袁世凯的护卫亲军。

以上是张勋前期的基本事略。由于他以后曾搞臭名昭着的复辟活动，人们就把他的一生改写，搞得处处面目狰狞。在费行简的《现代名人小传》等历史作品里，编造了许多虚构故事，耸人听闻。

如说他少年无赖，恶事作绝，沦为强盗，杀人抢劫等。中法战争时，有人把他推荐给苏元春。一次，苏元春给他两万两金（应是白银），命他去上海订购军装。到上海后他每日吃喝游荡，赌博嫖妓，把两万银子花光。有人劝他一跑了之，他却说：“若如此，就不像个男人了。”竟回到苏元春军营，自缚请处治。元春奇之，佯怒下狱，暗中派人放了他，且写了推荐书给他投奔袁世凯，等等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下），第24页。简直诌掉了下巴，胡乱捏造，时间、地点全对不上号。

小站－－袁世凯的政治政权基地（8）

从其简历，可见张勋性格刚猛勇敢，也有些鲁莽，由于他的勇敢，袁世凯才让他率领亲兵营。袁世凯极为识人，张勋一定还是个忠勇者，因为不忠只猛，是不可以信任的，让不忠的人做亲兵保卫是极其危险的。从他后来的表现，清政府灭亡了，他的部队还都留大辫子，可见对清政府的忠心。一个人留条辫子不起眼，一个统帅让全军都留大辫子，不忠不孝者，不忠到可以的程度，是做不到的。

后随袁世凯去山东，任武卫右军（即前新建陆军）先锋官兼巡防营帮带。在山东镇压义和团，袁世凯表奖他“有胆有识，血性忠勇，精悍绝伦”，“往往以寡击众，屡立奇功，声威烂然，士民交颂”，“有古名将风”。《袁世凯奏议》（上），第365页。

庚子年，八国联军入北京，两宫蒙难。袁世凯特命张勋率军前往护驾。两宫由西安回銮，张勋一路送往北京，慈禧满心欢喜，特命其护卫颐和园，进一步结交宫禁和近臣。

当东三省变为行省制，徐世昌任三省总督时，奏调张勋为东三省巡防军翼长。后历任江南提督、会办长江防务大臣、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张勋的官位直追先时的曾国藩和李鸿章。

张勋对清廷和袁世凯几乎同样忠心不二，他极力反对辛亥革命，在南与革命军顽强对抗。他向徐世昌表示：“宫保（袁为太子少保，故尊称宫保）在，从宫保；宫保不在，仍从旧朝。”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下），第27页。

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时，命为江苏都督、长江巡阅使，授之“定武上将军”。

袁世凯死后，他实现自己“仍从旧朝”的诺言，在徐州召集督军会议，号召拥立清帝复辟。1917年率军入都，同年7月1日拥溥仪登极复辟旧朝见张国淦：《北洋述闻》、《北洋军阀》等。。终被北洋旧友联兵打败，他避入荷兰使馆，被许世昌特赦，委以热河垦殖督办，未就任，不久病殁于天津。

通观张勋的表现，并非国人对他的看法那么坏。此人文化水平不高，对政治制度的优劣不能认识。但是，此人忠勇血诚，信诺坚贞，应属品质高贵的一类。在晚清风云变幻的年代，士林多为一己，见风行船，张勋这般操守者，少而又少。袁世凯得到张勋，其于袁之事业坚贞不二；张勋其人，能为袁操守不移，亦足见袁之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