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

- 作者序

- 第1部·求学英国

- 我的家世

- 童年时代

- 童婚印象

- 新婚体验

- 在公立中学

- 结交一个损友

- 肉食的诱惑

- 从堕落中脱逃

- 父亲离世

- 感知宗教

- 打算赴英

- 家族风波

- 抵达伦敦

- 成为素食主义者

- 努力做英国绅士

- 极力节俭的生活

- 饮食方法的体验

- 我的羞涩性格

- 吐露结婚真情

- 初步研究各种宗教

- 神灵助我力量

- 纳拉扬·亨昌德罗

- 参观大博览会

- 取得律师资格

- 体会执业艰难

- 第2部·南非生活

- 赖昌德巴伊

- 开始新的生活

- 第一宗案子

- 头一次打击

- 选择前往南非

- 到达纳塔尔

- 头巾问题的纠纷

- 在旅途中的遭遇

- 不公正的待遇

- 到达比勒陀利亚

- 与基督教徒交往

- 和印度侨民的交往

- “苦力”原来如此

- 做案子的准备工作

- 对基督教的见解

- 决定留在南非

- 定居纳塔尔

- 反对种族歧视

- 纳塔尔印度人大会

- 巴拉宋达朗

- 三英镑人头税

- 各种宗教的比较研究

- 轻信的教训

- 返回印度

- 回到印度的见闻

- 我的两种秉性

- 参加孟买集会

- 在浦那获得支持

- 争取舆论支持

- 第3部·体验真理

- 首次携妻儿远航

- 遭遇暴风雨

- 突破重围

- 放弃控告产生的影响

- 对儿女的教育

- 在医院的义务服务

- 体验“禁欲”（上）

- 体验“禁欲”（下）

- 崇尚简朴生活

- 波耳战争

- 卫生改革和饥荒救济

- 贵重的礼品

- 重返印度

- 文书和听差

- 参加国民大会

- 寇松勋爵的朝觐

- 与戈克利的相处

- 加尔各答的见闻

- 难忘的一个月

- 在贝纳勒斯

- 第4部·非暴力运动

- 冷遇

- 亚洲来的官员们

- 忍辱负重

- 自我牺牲的信念

- 自省

- 因为素食的牺牲

- 经历土疗和水疗

- 警示

- 与权势抗争

- 回忆和忏悔

- 与欧洲人的交往（上）

- 与欧洲人的交往（下）

- 《印度舆论》

- 不可接触者

- 黑热病（上）

- 黑热病（下）

- 烧毁印度居民区

- 一本书对我的影响

- 凤凰村

- 创刊之夜

- 波拉克前来相助

- 上帝庇佑的人

- “家务劳动”

- 祖鲁人的“叛乱”

- 心路历程

- “非暴力”的含义

- 更多饮食实验

- 勇敢的嘉斯杜白

- 戒食盐与豆

- 自制

- 绝食

- 校长生活

- 文化教育

- 精神训练

- 好与坏

- 以绝食来忏悔

- 戈克利的召唤

- 志愿者

- 艰难的选择

- 小规模非暴力抵抗

- 戈克利的爱心

- 治疗肋膜炎

- 重返故国

- 回忆律师生涯

- 诚实的品质

- 当事人与同事

- 一个当事人怎样得救

- 第5部·谋求印度自治

- 初次经历

- 与戈克利重逢

- 这是威胁吗?

- 圣提尼克坦

- 三等车厢上的遭遇

- 印度公仆社

- 坎巴庙会

- 恒河上的吊桥

- 创建学院

- 风波

- 废除劳工契约制度

- 反“三卡塔”制

- 比哈尔人

- 谁是被告

- 斗争策略

- 调查三巴朗

- 同事们

- 到农村去

- 省长的支持

- 联系劳工

- 学院概况

- 再次绝食

- 凯达农民的反抗

- 偷洋葱的贼

- 凯达抗田赋斗争的意义

- 谋求一致立场

- 招募新兵

- 病危

- 身处窘境

- 呐喊的声浪

- 德里总罢市

- 与警察局长的辩论

- 铸成大错

- 反戒严令

- 在旁遮普的经历

- 护牛与抵制英货

- 阿姆里察国大党大会

- 修订国大党党章

- 土布运动

- 实行手工纺织

- 与纺织厂主一席谈

- 印度国民大会

- 结束语

作者序

大概在1920年的时候，由于我最亲近的几个同事的建议，我决定了写一部自传。

当我已开始写作，但第一页还没写完的时候，孟买的暴动便发生了，于是这工作便停顿了下来。接着又相继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最终导致我被囚于耶罗弗达监狱。捷朗达斯先生当时与我同在狱中，他希望我把别的事情暂搁一旁，继续写完我的自传。我回答他说，我已为自己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除非完成了这个计划，否则我不打算再做别的什么事情。实际上，如果在耶罗弗达狱中服满刑期，我真的可以写完自传，因为在我获释后，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写完。这时史华密·阿南德又提出这个建议，而我也已经完成了《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我便准备为《新生活》写我的自传。史华密要我单独写一本书出版，可我没有时间。我只能安排一周写一章，按此计划，每一个星期我总得给《新生活》写一点东西，那么写自传不是很好吗?史华密同意这个想法，于是我就硬着头皮干了起来。

然而有一个敬畏神灵的朋友，在我沉默的日子里向我表示他的怀疑。他说：“您怎么能这样冒失，写自传是西洋人的一种特殊做法。除了那些受了西方影响的人，我不知道东方有谁写过自传。而且您想写些什么呢?要是明天您否定了今天自以为是一些有原则性的东西，如果将来您改变了今天的想法，那么根据您写在书上的文字而行事的人不是要犯错误了吗?您难道不觉得不写像自传这样的东西，至少是现在不写，不是更好一些吗?”

他的一席话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不过我的意图倒不在于完成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自传。我只是想把自己体验真理的无数经历写出来，因为我生平没有别的，只有这种体验，所以不过是这个故事以自传的形式叙述出来。然而只要这个故事的每一页所讲的都是我的亲身体验，至于采取什么形式，我倒不在乎。我相信，或者至少这种信念使我感到得意，就是把所有这些体验的有关部分写出来，对读者不会是没有益处的。我在政治方面的体验，现在不但印度的国民都知道了，就是对于“文明”世界，也多少知道一些了。这些体验对我倒没有太多的价值，因此它们为我所挣得的“圣雄”的尊荣，价值就更小了。这一荣称常常使我感到痛苦；而且我不记得在什么时候，它曾使我感到过得意。然而我当然愿意把我在精神上的体验说出来，这些体验只有我自己知道，而且我在政治方面进行工作所具有的那种力量无不得自这些体验。如果这些体验真正是属于精神上的，那么就没有什么值得自吹自擂的了。它们只能增加我的谦虚。我越是回想和回顾过去的时候，我越发分明地感到自己不行。

我所想达到的——30年来我所致力和争取达到的——就是自我实现，面对面看着神灵，达到解脱。我为此目的而生，为此目的而行，而且孜孜求其实现。凡是我所说的和所写的，以及我在政治方面的一切冒险，无一而不导向这一目的；但是因为我一直相信，对一个人可能的事，对所有的人也是可能的，所以我的实验并不是关起门来而是公开进行的；且我并不认为这个事实降低了它们的精神价值。有些事情是只有一个人和他的造物主才知道的。这些当然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所要说的体验并不属于这一类，不过它们是精神上的，或者不如说是道德上的，因为宗教的本质就是道德。

只有那些属于宗教的、大人小孩都能理解的事情，才包括在这个故事里面。只要我能够以一种心平气和而又谦虚的姿态来讲这些体验，其他的众多体验者会从中找到他们进军的食粮。我还不敢说这些体验已经尽善尽美。我敢于宣称的只不过是像一个科学工作者那样，虽然以极端的准确、远见和细致进行实验，却从来不敢宣称得到的结论就是最后的，而对它们采取一种虚心的态度。我经历过深刻的自我反省，一再探求自己，并且检查和分析每一种心理状态。然而我还远远不敢宣称我的结论就是最后的，没有错误的。只有一样我敢于宣称，这也就是我所说的这一点。对我来说，它们是绝对正确的，而且似乎暂时是最后的。因为如果不然，我就不能根据它们采取行动，而我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根据它们加以接受，或者加以拒绝，从而据以行事。而且只要我的行动使我的理性和良心感到满足，那我就必须坚决地按照我原来的结论行事。

如果我只是讨论一些学院式的原理，我当然不应该写自传。然而我的目的是说明这些原理在各种实践上的运用。这当然包括非暴力、独身生活和其他一些被认为与真理不同的行为的原则。然而对我来说，真理便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它包括无数其他的原则。这个真理不单单是指言论的真实，而且也指思想的真实，不只是我们所理解的相对真理，而是绝对的真理、永恒的原则，即神灵。关于神灵，有无数的定义，因为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这些表现使我惊奇和敬畏，有一个时候还使我惶恐。但是我只把神灵当作真理来崇拜。我还没有找到他，但是我正在追求他。我为了达到这个愿望，宁肯牺牲我最珍贵的东西。即使所要求的牺牲就是我的生命，我希望我也能够把它贡献出来。然而只要我还不能实现这个绝对真理，我就得坚持我所理解的相对真理。那个相对真理同时还必须是我的光辉、护身符和防护物，虽然这条道路像刀刃那么笔直、狭窄而锐利，但对我来说，它却是最便捷而轻易的。就连我所铸成的大错，我以为似乎也很渺小，因为我已经严于此道。因为这条道路已使我免于悲愁，而我已按照我的灯光前行。我在前进的过程中常常隐约看见绝对真理，即神灵的一点光辉，而且只有他是真实的，其他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信念，天天都在我心里孕育着。让那些愿意的人了解一下这种信念是怎样在我心里滋长的；如果能够，让他们分享我的实验，也分享我的信念。更进一步的信念一直在我心中生长着：凡是对我是可能的事情，甚至对一个小孩也是可能的，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说。追求真理的工具既简单也困难。对于一个自高自大的人，它们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对于一个无辜的儿童，却完全是可能的。追求真理的人应当比尘土还要谦虚。人们可以把尘土踩在脚下，但是追求真理的人必须谦虚到比尘土还要轻。只有这样，也只有到那时候，他才能够一瞥真理。至富和妙友之间的对话极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个问题。

如果我在这几页里所写的任何事物使读者有骄傲的感觉，那末就应当肯定我所追求的一定有什么错误，而我所瞥见的不过是海市蜃楼罢了。让成千上万像我这样的人毁灭吧，而让真理获胜。大家不要像我这样在评价误入歧途的人类时将真理的标准降低，哪怕有丝毫的降低。

我希望而且恳求不致有人把以下几章所发表的意见当作权威。这里所谈的一些体验可以当作是一种例证，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所好和能力参照它来进行试验。我相信如果只限于这个范围，这些例证确实是会有帮助的；因为我既不打算掩饰，也不打算少说一些应当说的任何丑事。我希望把我所有的错误都完全告诉读者。我的目的是要描写我在暴力抵抗的科学中的体验，而不是要说我的为人多么好。对于我自己的判断，我将尽可能做到严格而又真切，因为我要别人也这样。根据这个标准来衡量我自己，我必须同首陀罗齐声高呼：

哪里有一个坏人，

像我这样邪恶而令人厌烦?

我已抛弃我的造物主，

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

因为我还离他那么遥远，这使我极感痛苦。我完全明白，他统治着我生命中每一次呼吸，而我是他的后代。我知道我所以离他那么遥远，是因为我还有不良的感情，可是我还不能完全摆脱这种感情。

不过我得就此止住了。我只好在下一章开始这个真正的故事。

莫·卡·甘地

我之所以抵制西方文明，实在是因为它代表不加选择或毫不考虑地模仿他人，好像亚洲人只适合抄袭来自西方的一切事物。

莫·卡·甘地

印度独立之父

第1部·求学英国

我的家世

甘地家族属于班尼亚种姓，最初出身好像是做小本生意的。然而，从我的祖父开始，已连续三代担任卡提阿瓦许多邦国的首相（卡提阿瓦是印度西端一个小的半岛，划分有不少的印度联邦，其中心在拉杰科特）。我的祖父乌云昌德·甘地，别名奥塔·甘地，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政治上的种种纷扰使他被迫离开了波尔班达；在那里他曾为当地土邦王公的首相。后来他避难于朱那加特，在那儿他以左手向当地的军政长官致敬。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不恭，他回答说：“我的右手已经发誓尽忠于波尔班达了。”

奥塔·甘地在结发妻子去世后又续弦。他的第一个妻子生了四个儿子，第二个妻子又生了两个。我在童年时，从来没有想到、而且也不晓得奥塔·甘地这些儿子原来不是一母所生的。这六个弟兄当中，第五个名叫卡朗玛香·甘地，别名卡巴·甘地；第六个名为都希达斯·甘地。他们兄弟俩先后当过波尔班达的首相。卡巴·甘地就是我的父亲。他原在王府法庭当过法官。现在这种法庭已经不存在了，然而在当时却是一个调处酋长及其族人之间纠纷的很有势力的机构。他还陆续在拉杰科特和樊康纳当过一个时期的首相。他去世的时候已经辞去了拉杰科特的首相且退隐了。

卡巴·甘地一共结了四次婚，每次续弦都是因为前妻去世。他在前两次结婚中生了两个女儿。他最后一任妻子普特丽白生育了一女三男，我是其中最小的一个。

我的父亲为人耿直侠义、慷慨大方，热爱宗族，只是性情有些急躁。他还多情善感，从某种程度上说，似乎有点纵情肉欲，年过四十时，还开始了第四次婚姻生活。但是他却是一个清廉自守的人，并且在家庭内外都公正无私，因此享有盛誉。他对本邦忠心耿耿，这一点远近闻名。有一次，一个英国总督派驻的助理政治监督官在谈到拉杰科特的王公时口气轻蔑，他立即挺身而出，对那监督官奋起攻击。监督官因此恼羞成怒，要求卡巴·甘地向他道歉。我的父亲严词拒绝，因此被扣留了好几个小时。但是因为卡巴·甘地毫无屈从之意，那个监督官只好把他放了。

我的父亲从来没有聚敛金钱的野心，所以只留给我们有限的财产。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最多只能说是读到古遮拉特文五年级的水平，更没有学过历史地理，然而他却在生活实践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有助于他解决最繁难的问题，并有能力领导众人。他没有受过多少宗教训练，但是他从在寺院的参拜中及聆听印度教经文的讲解时获得了这种修养。在他暮年时，他听从我们家族一个修行颇深的婆罗门的劝告，开始念起纪达经来，而且每天祷告的时候，总要高声朗诵几段。

我的母亲给我印象最深刻之处是她的圣洁。她是一个虔诚笃行的宗教徒；从来没有一次是不做祷告就进食的。她每天必到哈维立——毗湿奴神庙去参拜。在我依稀遥远的记忆中，她从来没有遗忘奉行宗教的斋戒，从来没有错过为期4个月的禁食期。她有时许下最不易奉行的善愿，但她始终是毫不懈怠地谨奉遵行。甚至有病的时候，她也并不以为是一个充足的理由而托故放弃。我还记得，有一次她正在履行一个特别的断食善愿（这种善愿的特点在于每日的食量随月亮的盈亏而增减）时，突然病倒了，可她却不许病魔中断她禁食的善愿。甚至于连续两次或三次禁食，对她来说也是不足为奇的常事。在4个月的禁食期中，每日只吃一顿，在她已成为一种习惯了。她对这还不满意，甚至有时在这段时期内，每隔一两天竟有一天整日绝食。还有一次，也是在4个月的禁食期间，她许愿看不见太阳不吃任何东西。在那段时期，我们一群小孩子总是翘首望着天空，等候太阳一出现就去报告我们的母亲。众所周知，在多雨的季节里，太阳是不轻易露面的，有时整整一天也看不见太阳。我记得有好几天，我们看见太阳突然出现了，急忙跑去告诉她。于是她就要走出屋外亲眼看一下太阳，但是等她出来后，那捉摸不定的太阳又隐没不见了，因此她仍旧必须守斋戒不能吃饭，但是她心平气和地说：“这没什么要紧，神不允许我在今天吃饭。”于是她又重新进屋整理家务了。

我母亲有丰富的常识，有一种很稳重的判断力。她关心熟悉国家大事、政治局势，连宫廷里的贵妇们也很推崇她的才智。我年幼的时候经常跟着她出去，从童年时就获得了出入宫廷的特权。我现在还记得她和本邦王公的寡母多次生动的谈话的场景。这就是我的父母。1869年10月2日我诞生在波尔班达，我在这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进入当地的小学接受启蒙教育。我克服了很多困难才学会了乘法口诀。在这段时期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现在还能记起来的，就只剩下我和别的孩子一起戏谑我们的教师的顽皮行为了。这件事实似乎可以证明，在那时我的智力一定是比较迟钝的，记忆力也不算好。

童年时代

在我大约7岁的时候，我的父亲离开波尔班达到拉杰科特去做王府法庭的法官。我即被送到拉杰科特的一所小学去读书，现在我对于当时的情景还记得很清楚，比如我记得许多教过我的老师的姓名以及他们的性格特点。关于我在这里的学习情况，也像在波尔班达一样，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记载下来的。大概我当时只是一个极其平凡的学生罢了。后来我又转学到郊外的另一所小学，12岁时又升入一所公立中学。在我的记忆中，在这段短暂的学生生活期间，我从来没有对我的师长或是我的同学说过一句谎话。那时我总是很害羞，常常避开别人，喜欢一个人独处，我的惟一伴侣是我的书本和功课。准时上学，一放学就跑回家——这就是我每天的习惯。我像脱逃一般跑回去，为了避免和别人讲话，害怕有人取笑嘲弄我。

中学一年级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一件我认为值得在这里叙述的事情。一位督学齐尔斯先生到我所在的中学来视察。他出了5个词让我们默写，来测验我们是否拼写正确。其中一个词是“汤锅”，我不知道这个词的正确拼法，把它拼错了。老师用脚尖碰了我一下，向我作暗示，可是我却没明白他的意思。我哪能想到他原来是要我去抄袭邻座的一个同学写在石板上的拼法，我只知道老师的责任是监督、防止我们抄袭的。这次测验的结果是，除了我一个人以外，别的学生都没有把这个词拼错。看来只有我是愚笨的。后来这位老师指责我，可是没有用，我仍不免使他失望。“抄袭”这种行为是我永远也学不会、也不愿意学的。可是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并没有减少我对师长的敬意。我是生来看不见长者的缺点的。后来我又发现我的老师还犯有其他的过失，可是我对他仍然十分尊敬。因为我已经学会了遵从长者的吩咐，而不判断他们行为的是与非。

这个时期还有两件事情也时常留在我的记忆中。我平常并不喜欢阅读课外读物。每天的功课我必做完，因为我害怕受到老师的谴责。所以我虽然做了功课，但经常是心不在焉。这样在繁重的功课之外，我自然没有心思去阅读课外读物了。可是，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了我父亲买来的一本书，上面记载了表现斯罗梵纳孝行的戏曲，我读得津津有味，受益颇大。正好在那段时期，我们家来了一队巡回演皮影戏的人。他们所演的影戏当中，有一幕剧情，表现斯罗梵纳肩负背带，驮着他那双目失明的父母去朝圣的情景。这本书和这个景象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一道不可磨灭的印迹。我对自己说，“这是应当效法的榜样。”斯罗梵纳死去的时候，他的父母悲痛哀号的一幕剧情，至今还历历如在我眼前。这一段可歌可泣的戏曲使我深受感动，我曾用父亲买给我的手风琴演奏过这一段曲子。

还有一出戏也曾深深影响了我。也在这一段时期里，我经父亲许可去看某剧团演出一场名为“哈立斯昌德罗”的戏。这次的表演把我迷住了，我认为它是百看不厌的。这出戏老是萦绕在我心中，我也曾多次独自扮演过哈立斯昌德罗。我日夜这样自问：“为什么世界上的人类不都像哈立斯昌德罗那么诚实呢?”从这部戏中，我受到激励和鼓舞的一个思想就是，我要学习哈立斯昌德罗的精神，追求真理，为了真理可以经受一切考验。我当时完全相信哈立斯昌德罗的故事是真实的。每当我一想起这个故事，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动得流泪。今天我据常识判断，哈立斯昌德罗大概不是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人物。但是，从我个人感情来说，哈立斯昌德罗和斯罗梵纳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人物；我相信，如果今天我重读这两本读物或重看这两场剧目，我还是会像从前一样深受感动。

童婚印象

我明白若是我自命为真理的崇拜者，就不能回避这一段经历；既便我不希望讲述这段事实，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叙述中我将饮下无数杯痛悔的苦酒。我必须先把我在13岁就结婚的事实在这里作一个详细的报告，这是一种沉痛的责任。今天当我看到我所监护的、和我当时年岁相仿的孩子们，想到我自己当年的结婚，我不能不为自己感到悲伤、为他们没有遭到与我同样的命运而感到庆幸。像我这样荒唐的童婚，我看不到有任何道德的论据可以说得过去。

请读者不要误解，我说的是我的结婚事件而不是订婚。因为在卡提阿瓦，关于订婚和结婚，有两种不同的仪式。订婚是男女双方的父母预先许下的婚约，并不是不可解除的。男的死了，女的用不着守寡。这仅仅是父母之间的一种协议，并不必取得儿女的同意，有时连本人也不知道。我好像曾经订过三次婚，虽然我自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举行过仪式。我后来听说挑选给我的两个少女都先后死了，因此我猜测我有过三次订婚。在我脑海中还有一些模糊的印象，我第三次订婚是在7岁那年。这也是人家后来告诉过我，我才知道的。我在这一章里要叙述的不是关于订婚的事情，而是在我记忆中极为清晰的我结婚的经过。

我们兄弟三人，大哥早就结婚了。我的父母决定要比我大两三岁的我的二哥，还有一个大概比我大一岁的堂哥和我自己三人在同一天举行婚礼。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我们的幸福着想，也不是出于我们的愿望，而只不过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方便和节省罢了。

在印度，结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了办好一场婚礼，男女双方的父母有的为之倾家荡产。他们浪费金钱和时间，往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购置衣物、购买首饰、备办酒席。男女双方还各自在仪式和膳食等方面争奇斗胜，看看谁家的样数多而出色。女人们不管有没有好嗓子都要引吭高歌，以致声嘶力竭，甚至因此得病。仪式上的喧闹之盛往往吵得邻居不得安宁。而邻居们对其视若常事，即使耳闻那些喧嚣噪闹的声浪、看到扬天的灰尘垃圾和喜宴后一片狼藉的残物，也总是处之泰然，因为他们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也会如法炮制回敬他们的邻居。

我们的家长认为我们三人的婚礼同时举行，可以减少由这些令人头痛的繁文缛节所带来的麻烦，而且可以节省金钱，同时显示排场。因为一次花钱，就算弄得铺张一些，总比三次开销合算。我的父亲和伯父年纪都已经很大了，我们又都是最小的孩子，也许他们希望在未死以前参与这样一种最后的家庭喜事。出于上述种种考虑，他们就作了这个三婚并举的决定，于是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大家在几个月前就忙碌着开始准备工作了。

正是由于看到家人忙碌备办的情形，我们才开始知道我们即将光临的婚礼。我当时对于结婚这件事所有的想像，无非是衣着华丽，敲锣打鼓，仪仗游行，丰盛的酒席，并多了一个可以共同游玩的陌生女孩子，如此而已。至于生理上的欲望是后来才有的。我准备隐秘我的羞事，我想除了一些似乎值得公开的若干事实外，别的我就不谈了。这些以后再说。而且这些情节和我写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并没有多大关系。

就这样，我和我的二哥被从拉杰科特送回波尔班达。最后演出以前的准备工作还有一些有趣的事——例如在我们周身涂抹上姜黄膏——然而我必须从略不赘了。

我的父亲虽位至首相，但也是国家的奴仆，而且颇得本邦王公的宠信。因此他直等到将近举行婚礼的那一天才得到王公的准假。王公特地派了一辆专程的双马车送我父亲回乡，这样可以节省两天的路途时间。但是时运不济，却发生了一次不幸的意外事故。从拉杰科特到波尔班达有120英里，坐普通马车要走5天。我的父亲却预备在三天内就赶到，但是当他所乘的那辆双马车走到第三个驿站时车身忽然翻了，我的父亲因此受了重伤。他担心婚礼受到影响，仍然按期赶回来。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已是遍体包扎着纱布。可是婚礼还得举行。因为婚期早就决定了，怎么可以改变呢?当时我只知道沉溺于幼稚的逸乐中，竟然把父亲的伤痛忘到脑后去了。

我在我父母的心目中，一向是个孝顺的孩子，但是我耽溺于肉欲的程度并未因此而减弱。我当时还不懂得孝敬父母应当牺牲自己的一些幸福和快乐。于是，似乎是为了惩罚我耽于享乐的行为，发生了一件使我遗痛终生的事情，这事情我以后还要谈到。尼西古拉朗咏唱道：“绝欲而不清心，终难持之有素。”每当我唱到或听到这句歌词时，我便想起这件令人痛心的事情，内心十分羞愧。

我父亲虽然受伤，却还勉强支撑着参加了整个婚礼。直到今天回想起来，我还能清楚记得他在举行婚礼各种仪式时所坐的位置。我自己觉得，我不应该到了后来责难我的父亲让我在幼年的时候结婚；因为在那一天，我觉得一切都安排得恰当且令人愉快，我自己在当时也是要结婚的。父亲当时的行为，我至今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深受感动。现在回想起来，我是不应该对父亲加以责难的。时至今日，我还能够把我当时结婚的情景作一次详细的描述。我能够追述当时我们怎样坐在婚礼台上，怎样和新娘同行婚礼中的各种仪式，作为新人，我们怎样把合欢糖送到彼此的口中，而此后我们又是怎样同居的。还有，那新婚之夜。两个无邪的孩子，就这么不知不觉地被投入生活的大海里了。我的嫂嫂曾经充分地将新婚之夜应有的知识传授给我，我不知道是否也有人教过我的妻子。我从来没有问过她，也不愿意过问。读者们或者会理解我们当初是如何的紧张和冒失。我们那时的确很难为情，我不知道怎样对她说话，也不知道是否应该和她说话。嫂嫂教给我的，似乎还不足令我得到多少的帮助。事实上，像这样的事情，一切旁人的意见和指示都成为多余的了。后来我们彼此逐渐开始了解，而且可以在一起随意交谈了。我们是同年，但没过多久，便确定了我作为丈夫的权利。

新婚体验

在我结婚的那段时期，有一些价钱便宜的谈论夫妻之爱、节约、童婚和其他类似问题的小册子，我对这类小册子总是很仔细地阅读。当时我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对我所憎恶的事情从来不做，而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这些小册子所谈论的把终生忠于妻子看成是做丈夫的责任，这一点永远铭记在我心中。而且，我天生就热心追求真理，因此就没有欺骗她的问题。再说当时年龄不大，很少有机会不忠于她。

然而对妻子必须忠实的想法也对我产生另外的影响。我认为：“如果我必须对妻子忠实，她也必须对我忠实。”这种想法使我成为一个嫉妒的丈夫。我把妻子所遵循的义务轻易地理解为我要求她忠实的权利，因此，我就必须理所当然行使我的权利。我对我的妻子的贞节不应该有所怀疑，然而嫉妒并不需要理由。我认为我应该监视她的一举一动，没有得到我的许可，不能随便行动。这种想法成了我们两人经常吵架的原因。这种限制对我妻子来说当然是犹如在监牢里一般。何况嘉斯杜白又是一个不能忍受这种对待的女子。她坚持要到她喜欢去的地方，我越是管得紧，她越是想自由行动，这让我更加烦恼。因此我们这一对新婚夫妻当时的生活状态经常是彼此不跟对方说话。现在我懂得，嘉斯杜白当时冲破我的限制而自由行动，原是无可非议的。一个无辜的女子怎么能够忍受没有去参拜神庙或探望朋友的行动自由?如果我有权利限制她，难道她就没有权利来这样对待我吗?今天我对这个道理倒是明白了。然而当时我所想的就是如何去执行做丈夫的权威。

不过，请读者不要误会，以为我们的生活是非常痛苦的。我所以这么苛刻，完全是出于爱情。我要让我的妻子成为一个我心目中的理想妻子。我希望她过一种纯洁的生活，学习我所获得的知识，让她的生活与思想和我的一致。

我不知道嘉斯杜白是否也有同样的想法。她没有文化，生性朴实、勤劳自强，在我面前不爱说话。她并没有因自己的无知而感到不安，我不知道我刻苦地学习是否对她产生过影响，也希望和我同样好学。因此我觉得，我的雄心壮志是我单方面的。我的爱情完全在一个女人身上，我希望有所回报。但是虽然没有得到回报，也不至于是痛苦的，因为至少有一方具有炽热的爱情。我自认为我非常喜欢她。甚至我在学校里也经常思念她，盼望黄昏到来以及夜晚我们的会面。这种情绪一直纠缠着我。分离是不可忍受的。我经常缠着她聊天，使她深夜还不能入睡。在这种贪婪的爱情之中，如果我没有强烈的责任心，那么我不是成为病魔的牺牲品，就是陷入不胜其负的生活中去。但是那个时候，我每天早晨都必须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又不能对任何人说假话。这种责任心和自制力拯救了我，使我因此得以避免坠入许多不可知的陷阱。

我已说过，嘉斯杜白是个文盲。我很想教她识字，可是性爱没有给我留下时间。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教书是在违反她的意愿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只能在夜间。在长辈面前，我不敢和她在一起，更没有勇气和她讲话了。就某种程度说，在当时（甚至于今天），卡提阿瓦还有其特殊的、毫无用处而又野蛮的深闺制度。可见当时的环境是不好的。我应该承认，年轻时我虽然努力教嘉斯杜白，很大程度上却是不成功的。而当我从性爱的酣梦中醒悟过来时，我却已经投身于公众生活，空余时间就更少了。后来我虽然想请家庭教师教她，却也同样失败了。结果，现在嘉斯杜白连写一封简单的信件都很吃力，只认得几个简单的古遮拉特字。我敢说，我对她的爱如果绝对不沾染色情的话，她今天一定是个很有学问的夫人；因为那样我就可以使她克服不爱学习的习惯。现在我懂得，为了纯粹的爱情，没有不可能的事。

我说过有一种情况多少把我从性爱的灾难中拯救出来了。还有一件事情也值得记述。许多事情使我确信：神灵终将拯救动机纯良的人。印度教社会虽然有童婚的陋习，却还有另一种风俗，这种风俗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童婚的罪恶。父母不同意年轻的夫妇长时间在一起居住，童妇有大部分时间在娘家。我们的情况也是这样。因此，婚后头五年（从13岁到18岁），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总共不过三年。当我们生活在一起还不满半年的时候，她的父母让她回家，我们当时对她娘家的这种传唤是非常不喜欢的，然而这种方式却挽救了我们俩。我在18岁的时候，就到英国去了，这相当于一次长期而有益的别离。甚至从英国回来以后，我们在一起连续生活的时间也很少超过半年，因为我因工作原因必须在拉杰科特和孟买之间来回奔走。再以后我又去了南非，那时我已经不再沉湎于性爱的逸乐里了。

在公立中学

我结婚的时候还在公立中学读书。我们三兄弟都在一所学校。大哥的年级最高，和我同时结婚的二哥只比我高一级。我们俩的学业因为结婚而耽误了一年；二哥所受的影响更糟，后来竟因此辍学了。天知道有多少青年遭遇了和他同样的不幸。因为只有在当时我们的印度教社会里，才有读书和结婚并行的现象。

婚后我则继续学业。因为我在学校里得到教师们的爱护，学校里的人并没有把我当成一个懒惰学生来看待。每一学期，学校把我的品行报告和成绩单寄给我的父母，上面都记载着优秀，我从来没有得过恶评。事实上我在第二年级考试以后还得过奖，到了第五和第六年级，则分别得到了4个卢比和10个卢比的奖学金。我所以取得这些成绩，与其说是由于我的用功，不如说是由于我的运气。因为奖学金并不是为所有人而设的，它只提供给卡提阿瓦的索拉兹地区的优等学生；而当时在一个班上有四五十个学生，但来自索拉兹的孩子并没有多少。在我的记忆中，我并不太自信于自己的才能。每次在获得奖品和奖学金时，我往往十分惊讶。但是我对于自己的操行，却是十分谨慎、小心维护的。即使偶然犯了轻微的过失，我都会流泪痛悔。当我应当受到（或者老师认为我应当受到）责备的时候，我是非常难受的。记得有一次我受到了体罚。我明知是无辜被冤屈的，我并不怕受罚，但是我所难过的是别人以为我是罪有应得。我伤心地哭了起来。那好像是在我读一年级或二年级的时候。在我读七年级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当时的校长是度罗伯济·叶杜吉·齐米。因为他为人公正，教导有方，因此很受学生爱戴。他规定高年级男生都必须修体育和棒球的训练课程，而我却不喜欢学校里的体育运动。在这两种课程被列入必修科以前，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足球或其他球类运动。我之所以回避这种运动，一是因为害羞，二是我认为那是可笑的事情。我在那时有一种错误的成见，以为体育运动和学校中的游戏比赛不应成为教育的一个内容。直到今天我才懂得体力的训练在学校教育中所占的地位并不应低于智力的训练，它们应受到同样的重视。可是我也得声名一下，我虽然不大参加体育运动，我的体格却不能说坏。因为我明白在室外做长途步行的益处；为了付诸实践，我还养成了步行的习惯，直到今天我还保持着这种习惯。而这种步行的习惯使我形成了相当强健的体格。

我不爱好体育运动的另一理由，是因为我热切希望看护我的父亲。每天一放学，我就赶紧跑回家去服侍我父亲。学校后来规定必修的体育课程，正好在这个时候开始进行，这样就直接影响了我回家服侍父亲。我曾经请求齐米先生宽免我上体育课，以便我有时间侍候我的父亲。然而并没有得到他的准许。有一次，记得是星期六，上午有课，课后我就回家了，但是下午4点有体育课，我必须从家里赶回学校上课。我没有表，而那天又是阴天，我把时间看错了，我赶到学校的时候，学生们全都放学走了。第二天齐米先生检查点名簿，发现了我的缺课，便来问我旷课的原因，我只好对他说明原由，但是他不相信我的话，还罚我交纳一个或两个安那（现在我记不清具体数额）。我的“罪名”竟然是说谎掩饰过错。这使我非常难受。我怎样才能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呢?我想不出办法来。我难过得大哭起来。从这以后，我懂得了：一个诚实可信的人同时也应该是一个谨慎周到的人。我在学校因疏忽而犯错误，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还依稀记得罚款最后被撤销了。我父亲后来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校长，说他需要我在放学以后回家料理家务，校长也因此相信了我的话，而且允许我不再上体育课了。

虽然没有因为忽视体育运动而吃亏，可是因为在别的方面忽视了，直到现在我还在承担因此产生的后果。在求学期间我并不认为书法教育是必要一环，一直到我去英国的时候还保持着这种观念。后来，到了南非以后，我看见当地的律师和生长在那里并受当地教育的青年都写得一手好字，自己觉得惭愧，并且深悔自己的这种缺陷。我知道字写得不好容易被认为是教育不完善的一种标志。以后我虽曾力图加强我的书法练习，可是已经太迟了。我在年轻时候的疏忽是永远不能再补救了。希望每一位青年从我的亲身体验中吸取教训，应该懂得好的书法乃是教育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现在我认为，小孩子在学习写字以前，应该首先教他画画。应该让小孩子看图识字，教他们用和观察描画花鸟事物时同样的方法。小孩子学会了画画后自然更容易学好书写，这样他就会写得一手好字。

我在中学时代还有两件事值得记述。我因为结婚，在学习上荒废了一年。老师为了弥补我这种损失，让我跳了一级——通常只有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才可以享受到这种优待。因此我在三年级只念了六个月，期考以后便跳到四年级，跟着便放暑假了。四年级以后，大部分的课程老师都用英文讲授。在头几天，我就觉得自己是一头雾水，怎么都听不懂。几何对我来说是一门新的功课，而且是用英文讲授的，我听不太懂，学起来也相当吃力。老师讲得很好，可是我却听不懂。因此我常常丧失信心，情绪消沉，想要退降到三年级去，因为我觉得两年的课程要在一年内学完，对我来说任务太重了。然而这样做不但我自己丢脸，还会使我的老师失望，面子上也过不去，因为是他认为我勤奋好学，才推荐我跳级的。因为这双重原因，我才坚持下来，继续留在四年级。后来，由于我的努力，学到欧氏几何第十三定理的时候，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感到一切都很容易了。一种课程，如果只要求单纯运用推理能力去解决，就不会是很难的。从此以后我对几何学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梵文对我来说也是一门比较困难的功课。几何是不凭记忆力的，但梵文却是处处需要死记。我也是从四年级就开始学习这门功课的，进入六年级后，对它就完全没有信心了。教员是一个严厉的人，我认为他是在强迫学生念书，我比较害怕上他的课。教波斯文的先生和梵文教员似乎恰恰相反。教波斯文的先生为人宽容。学生们常常私下议论说波斯文很容易学，说波斯文教员很好，待学生很和善。波斯文的“易学”吸引了我，有一天，我去上了一节波斯文课程。梵文老师很难过，责备我说：“你怎么可以忘了自己是毗湿奴信徒父亲的儿子呢?难道连自己的宗教的文字都不学了吗?如果你觉得学起来有困难的地方，为什么不来找我?我愿意尽我的能力好好教给你们梵文。只要你坚持读下去，循序渐进，一定会有进步，将来可以受益不尽。你不要灰心，还是回到梵文班上继续听我的梵文课吧。”

这一席诚恳的谈话不禁使我面红耳赤。我不能辜负师长的厚望。时至今日，我一想起克立斯纳商卡·潘提亚，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因为当时我如果没有学习他所教的那点儿梵文，后来我便很难对我们的圣书产生阅读的兴趣。事实上，我现在还在深悔对这种语言未能获得更加完备的知识，因为我认为每一个印度教青年，不论男女，都应当好好学习梵文。

现在，我认为在印度的中学教育科目中，除了本地语言之外，还应该包含印地文、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和英文。这一张课程表也不再会令人望而生畏，我相信，如果我们的教育更加系统化，而孩子们又解脱了被强迫学习外国语言的桎梏，学这些语言就不至于成为一种令人烦恼的任务，而是一件有无穷乐趣的事情。因为如果对一种语言有了科学的知识，就会为人们在学习其他语言时提供许多帮助，学起来也就比较容易了。

事实上，印地文、古遮拉特文和梵文可以算是同一种语言，而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也算是一种语言。虽然波斯文属于雅利安语系，阿拉伯文属于闪语系，但两者之间还是有一种密切的关系的。因为这两种语言都被各自持该语言的人认为是起源于伊斯兰教。我认为乌尔都文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因为它采用了印地文的文法，大部分的语则取自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谁想学好乌尔都文，就必须先学会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正如要学好古遮拉特文、印地文、孟加拉文或马拉提文，必须先学会梵文一样。道理是一样的。

结交一个损友

我在中学时代，在不同的时间里，有两个人可以算得上是我少数的几个朋友当中比较知己的。我和其中一人的友谊，并不长久；虽然我把他视为知己，可是他因为我结交了另外一个朋友，就中断了我们的友谊。我和这第二个朋友的关系却是我人生的一大悲剧。与他交往的时间比较长久，是因为我是抱着一种规劝改善的想法。这个同伴本来是我哥哥的朋友，他们是同班同学。我虽然知道他的缺点，但我仍把他当作一个忠实的朋友看待。我的母亲、大哥和我的妻子都警告过我，说我交上了一个坏朋友。为了维持我做丈夫的权威，我不听妻子的警告，但我却不敢把母亲和大哥的意见置之度外。然而我却为那个朋友辩护，对他们说：“我也知道他身上的确有你们所说的那些缺点，可是你们却没有看见他的长处。他不会把我带坏，因为我和他来往的目的就是为了规劝他改善。如果他能改正缺点，我相信他能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请你们不必为我担心。”

我想我的话并没有使他们满意，但他们却接受了我的解释，不再干涉我与他来往。我到了后来才发现我的想法是错误的。一个人如果想要改造别人，就不应同时和被改造者保持过于亲密的关系。真正的友谊是非常珍贵的，它是精神和心灵上的和谐统一。只有两个意气相投的朋友之间的友谊，才能长久维持，并能相互受益的。

朋友是相互影响的，在友谊中是不会有轻易改造任何一方的机会的。我以为一切排他性的亲密友情都应当避免，因为人容易受到坏的影响，却不容易接受好的东西。而且凡是想要做“神”的人，必须独行，或者和全世界的人成为朋友。我自己终于酿成大错，并且我竭力想培养的一种亲密的友谊的企图，结果也遭到失败。

当我与这个朋友刚认识的时候，拉杰科特处于“改革”热潮之中。他告诉我，在我们的教员中有一些人私下里偷偷地吃肉喝酒。他还举出了拉杰科特许多名人，也是他们一伙的，而且还有一些中学生也是如此。我听到这个消息，既惊讶又难过。我又向他询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事情。他解释说：“我们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孱弱的民族，是因为我们不吃肉食的缘故。而英国人能够成为我们的统治者，是因为他们吃肉而身体强壮。你知道我的身体很强壮，并且我跑得很快，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肉食者。凡是吃肉食的人从不会生疮，也不会长血瘤，有时即使偶然患病，也可以很快痊愈。我们的老师和其他有声望的人士，他们也吃肉食，却没有变成鲁钝、懦弱的人。他们都认识到了肉食的好处。你也应当这样做，有无好处，试试可知。你不妨试一试，试了之后你就可以知道肉食有些什么益处了。”

关于这些宣扬肉食的言论，他不止一次向我游说过，以上这段话是他随时想说服我的长篇大论的中心思想。我哥哥已经信服了我这位朋友的话，因此竭力支持他的理论。我与他们两人相比，身体的确衰弱得多。他们都比我结实、强壮、勇敢。而那位朋友又的确有着许多令我钦佩的技能：他能够做长距离的跑步，同时速度非常快；并且擅长跳高和跳远。无论多重的体罚加在他身上，他都能够忍受。他常常在我面前自夸，向我展示他的技能。一个人如果在别人身上发现了自己所没有的特长时，往往很容易产生钦羡之情。我也被这个朋友的高超技能所迷惑了，同时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学习和超越他的强烈的欲望。我几乎既不能跳也不能跑。我为什么不应当把身体锻炼得像他那么强壮呢?

我这个人本来非常胆怯：我怕贼，怕鬼，怕蛇；这种恐惧常常纠缠着我。晚上我不敢出门，黑夜更使我充满恐惧。在黑暗中我几乎不能入睡，因为黑暗会使我联想到鬼怪、贼和毒蛇，我害怕这三样东西会同时来袭击我。如果晚上屋里没有灯光，我就不能入睡。我怎么能够把这些恐惧心理告诉睡在我身边的妻子呢?那时候她已经不是小孩了，是一个青年了。我知道她比我胆子大得多，我的这种心理若告诉她，我难道不感到难为情吗?她不怕蛇和鬼，即使在黑暗里，她也什么地方都敢去。我那个朋友深知我这些弱点。他曾经对我说，他能把活蛇抓在手中，他敢和贼打斗，并且不相信世上有鬼怪。他说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他是肉食者的缘故。

这一切对于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久我终于被说服了。我开始渐渐相信吃肉对我是有好处的，认为它能使我身强力壮，胆识过人；并且以为如果全国人民都是肉食者的话，就能将英国人赶出印度。

于是我们选定了一个日子，开始我的肉食体验。而这些必须秘密进行。我们甘地家族都虔诚地奉行“毗湿奴”。我的父母更是忠诚的信徒。他们经常到哈维立神庙去参拜。我们家族还建有自己的神庙，古遮拉特盛行耆那教，其影响随时随处都能够感觉到。在古遮拉特，无论是耆那教，还是毗湿奴信徒，都十分严厉地反对和排斥肉食，这是印度的其他地方或印度以外的地方所没有的现象。我从小就是在这种宗教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而且我非常孝顺我的父母。我知道，如果他们获悉我破戒吃肉，他们就会吓坏。此外，我对真理的热爱之情也使我极为谨慎。当时我明白，我如果吃肉，就不得不隐瞒事实，这就等于欺骗父母。然而当时我的思想却倾向于“变革”一方，我并不是要满足口腹之欲，因为我并没有想到肉食有什么特殊的好滋味。我只是希望我能够变成一个强壮勇敢的人，而且我的同胞也能获得同样的益处，这样就可以打倒英国人，使印度获得自由解放了。当时我还没有听说过“自治”这个词，但我已经懂得自由的含义是什么。一种致力于“革新”的狂热蒙蔽了我，使我行事盲目。我自以为，这样一件隐瞒我父母而进行的秘密行动，还不能算是违背真理的。

肉食的诱惑

这个日子终于到了。我很难描述我当时的心情。我一方面抱着“革新”的热望和一种开始新生活的憧憬之情，另一方面我又感到十分羞愧，因为我觉得我像窃贼一样偷偷摸摸地干着一件不可告人的勾当。这两种心情交织在一起，我都说不出究竟哪一种占了上风。我们动身到河边去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在那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了肉。我们还带了从面包店买来的面包。这些食品我都觉得没什么滋味。那天的山羊肉硬得像皮革一样，实在无法下咽。我简直想呕吐，一点食欲都没有，把它给扔了。

那天夜晚我睡不着觉，整晚恶梦不断。每一次快要睡着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有一只活山羊在我的肚子里哀叫，我吓得惊跳起来，清醒过来后我十分懊悔。但是当我想到我们这次行动是出于责任，而不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这样自己安慰自己，我就觉得略为心安了。我的朋友并不是一个肯轻易放弃的人。他又为我准备了许多精美的肉食品，利用很多机会摆在我面前，那些食品看起来真是色香俱全。至于我们会餐的场所，已经不再是河边的偏僻的地方了，而是在一座大建筑物的餐厅里，桌椅餐具等设施俱全，那是我的朋友和餐厅的大厨师特意安排妥当的。

这种诱惑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再没有对洋面包的厌恶心情了，我也不再对山羊有恻隐之情了，我成了一个肉食的爱好者了，虽然不是很喜欢吃整块的肉，在菜里加一点肉类就可以了。这样持续了大约一年的时间。但是前后一共只进行了五六次荤菜会餐。因为餐厅并不是天天开放的，而且我们也没有经济实力经常备办那么多价格昂贵的肉类食品。我自己没有钱来担负这种“革新”的费用，所以每次都是我的朋友出钱。我不知道他的金钱来自何处，可是他时常会弄到钱用，因为他决心把我造就为一个肉食者。然而他的金钱来源总是有限的，因为后来我们进行这种会餐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间隔也越来越长了。

每次我参加这种秘密会餐的时候，就不在家里吃饭了。我的母亲自然要叫我回家吃饭，并想知道我不吃饭的原因。我只好这样回答她：“我有点消化不良，今天我没有胃口。”我对母亲说这样的谎话，心里并不是没有内疚的；我知道如果我的父母发觉我偷偷地开始食肉的话，他们一定会非常生气，认为这是一种莫大的罪恶，同时他们会深深悲痛。因此我的内心异常难过，心里像是什么东西在咬似的。于是我对自己说：“吃肉虽然是必要的，而且这对于‘革新’也是一种必要的因素，可是向父母撒谎、欺骗父母的行为比不吃肉更坏，是对父母的极大的不孝。所以当我父母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决不能再吃肉了。等到他们去世以后，我就可以自由了，那时我不就可以公开吃肉了吗。我以后应该克制自己，暂不吃肉了。”我把我的决心告诉了我的朋友，以后不再和他会餐了，从此我没有再吃肉。我的父母始终不知道他有两个儿子有这样一段食肉的经历。

我为了一种单纯的愿望，即不再向父母撒谎，也不再吃肉食了。但是我并没有和那位朋友断绝关系，因为我还抱着一种想要规劝改造他的热切愿望，而这种想法已经证明对我是一种祸害，并且在不知不觉中埋下了不祥的引子。

这位朋友几乎引诱我去做一件背叛我妻子的事情，可是幸免了。他有一天把我带到一个妓院去。他把应有的知识都告诉了我。一切都预先安排好了，而且连账都已经付清了。我便跌进了那个堕落的洞窟里了，幸亏无限伟大慈悲的神灵保护了我，使我克制住了自己。在这罪恶之窟，我几乎是瞠目结舌，手足无措。我坐在那个女人的身边，可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没有实现我朋友的期望，急忙逃了出来，好像有人在辱骂我。我当时惭愧得无地自容。然而我永远感谢神灵拯救了我。我记得在我一生当中，一共有过四次类似的事件，而我之所以得以幸免，与其说是因为我个人的克制力，不如说多半是由于我的好运。根据严格的道德学观点看，这些事情都可以视为道德上的堕落；因为肉欲的暴露，和事实的行为具有同样的坏的性质。但是照世俗的观点来看，一个人如果在肉体上没有犯罪，便可以认为自己是脱离罪恶了。我认为我自己已经脱离罪恶，就是建立在这个观点基础之上的。人有时免于做罪恶的事情，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侥幸，好像是上天为他和他周围的人有意安排的。人们一旦清醒过来，便应为自己的幸免而感谢神灵的仁爱赐予。因为我们知道，人类是最容易受到那些不易抵抗的诱惑，一不小心，就会掉入陷阱，终不免堕落；同时我们也知道，人类在产生犯罪意念的一刹那间，神灵也会赋予人类一种力量而把他挽救出来。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是如何进行的，人类的意志到哪一点是可以自主的，人的克制力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环境究竟对人类有何影响，命运究竟是不是注定的——这一切都是疑团，而且永远是疑团。但是，以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甚至这一切并没有完全暴露出我和我这个朋友之间友谊的危险性。因为，在我没有睁开眼睛看清楚他所做的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不道德的行为之前，我还要喝下许多苦酒，经历一些可痛的事情。那都是以后的事了，暂且按下不表，以后再述。

可是有一件事，我得在这里说一下，因为它正好发生在这个时期。我和那个朋友之间的交往，竟然成为我和我的妻子发生误会的原因之一。我是一个很忠实的丈夫，同时妒忌心又很强。那个朋友便燃起我的妒火，使我对我的妻子产生了猜疑。我从来不怀疑他的话，常常根据他的一面之辞对我妻子采取粗暴的行为，现在我对当时的行为非常悔恨，后悔不应该听信那些不负责任的挑拨言语，直到今天，我还不能饶恕我自己施加在我妻子身上的暴行。我想大概只有信奉印度教的妻子才能忍受我对她的这种粗暴的待遇，而我当时也只是把她作为可以随意对待的一种试验品罢了。因此我觉得，女子是容忍的化身。一个仆人如果无端被人猜疑可以放弃他的工作；一个做儿子的，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形，可以离开父母的家庭；一个朋友，也可以断绝与他的友谊。然而身为人妻的女人，即使她怀疑自己的丈夫有不端行为，也只能缄默不语；可是如果丈夫对她有所怀疑，那她一切就完了。她可以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一个信奉印度教的妻子，是不能到法院去请求离婚的；法律对她并没有任何保障。因此我对于一度把我的妻子逼到悲苦绝境的行为，是无论如何不能自行宽恕的。

等到我后来完全认识到“非暴力”的意义时，才得以根除我身上这种怀疑的毒瘤。这时我才看见了“节欲”的光辉，才明白妻子不是附属于丈夫的奴隶，而是他的伴侣、他的助手，是与他同甘共苦的平等合作者。她和她的丈夫一样，有着自己选择自己前途与道路的权利。今天我一想起那些充满疑惑和猜忌的黑暗日子，我便痛恨我的疯狂和暴行，并深悔我对于那个朋友的盲目轻信。

从堕落中脱逃

我在这里还应该叙述一下我在这个时期以及在这之前的若干时候——大概是在结婚前后，所犯的几件错事。

我和我的一个亲戚都染上了抽烟的嗜好。我们并不是真的上了烟瘾或者喜欢香烟的味道，我们只不过觉得吞云吐雾是一件有趣的玩意儿。我的伯父有吸烟的习惯，我们看见他抽烟，便产生了模仿他的念头。可是我们没有钱买烟，所以我们便偷偷捡所丢弃的香烟头来抽。不过，烟头并不是常常容易找到，而且所剩下的烟草也不多。所以我们便开始偷取仆人所积攒的零用钱，拿去买印度土烟卷。可是，最困难的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堂而皇之地在我们的家长面前抽烟，必须隐藏起来，而我们却不知道买来的香烟藏到哪里才好。在几个星期之内，我们用偷来的钱币，居然买了不少印度土烟卷。同时我们还听说，有一种植物的梗，里面有许多小孔，可以当烟吸，所以我们又四处采集，开始抽这种新型香烟了。然而我们并不满足这些尝试，我们突然有了一种要自由吸烟的欲望，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得到家长的许可便什么事情都不能自由行动，那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种不堪忍受的苛刻对待。最后，仅仅是因为生活乏味，我们竟然决定去自杀。

但是用什么办法自杀呢?到什么地方去买毒药呢?我们听说曼陀罗花的种籽有很强的毒性。我们便到草原上去采集，果然找到了。我们认为夜晚是最适宜自杀的时候，因此我们都到克达济神庙里去，把神灯灌满了油，到神坛参拜一下，便跑到殿堂中，找到了一个僻静的角落。但是当我们想到如果我们不能立刻就死去，该怎么办才好时，我们的勇气顿时就消退了。我们考虑到，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要走上这一条死的末路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忍受一下那一点不自由的处境呢?可是我们还是吞下了两三粒曼陀罗花的种籽，我们不敢再多吃了，我们俩都开始惧怕死亡了，于是决定到罗摩吉神庙，镇定一下心神，驱除自杀的念头。

我这才明白，实施自杀并没有计划的那样容易。从此以后，每当听到有人说要自杀，我对这种鼓动，却不会再有所冲动了，而是无动于衷。

这一次自杀未遂的结果，总算使我们戒绝了吸烟及偷钱的恶习。从这以后，一直到我成年后，我都没有产生过吸烟的欲望。这个习惯在我看来是一种野蛮的、肮脏的、而且是有害的不良习惯。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会存在着吸烟的癖好。在旅行中，如果车厢中充满了烟味，我就会觉得窒息，不能忍受，而迫切需要获得新鲜的空气。

但是，过了若干年以后，我又犯了比这种偷窃更为严重的一次错误。我偷零用钱在十二三岁——可能更小的时候。我在15岁的时候，又犯过一次偷窃。这一次我是从我那位吃肉的哥哥的手镯上偷了一小点金子。他那时欠了大约25个卢比的债。他手腕上戴着一只纯金的镯子，弄一小块金子下来并不是一件难事。

这样一来，债务是还清了。但是我是不能再有其他的心理负担了，我发誓再也不偷窃了。而且下定决心将一切事情向父亲坦白，但是我不敢说出口来。我并不是怕挨打。我记得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我所担心的是怕他伤心。但是，我最终觉得我应该冒一下险；因为如果我没有坦白的忏悔，是不能洗清我的罪恶的。最后，我决定用书面忏悔的形式，写一张悔过书交给我父亲，并请求他的宽恕。我于是写了一张字条，并且亲自呈给我的父亲。在字条上我不仅承认了我的罪状，而且请求给予惩罚，最后我还请求他不要因为我的过错而自责。我还保证以后永远不重蹈覆辙。

我双手颤抖地把悔过书呈给我父亲。当时他正因患病卧床。他的床是以简单的木板拼就而成的。我把字条交给他以后，便坐在他对面。他一面读，一面流泪，晶莹的泪珠滚流在他的双颊，连那张纸都弄湿了。他闭上双眼沉思了一会儿，把纸条撕毁了。他最初是坐着读我的悔过书的，后来他又躺下了。我看见他伤心的情景，不禁泪如雨下。如果我是一个画家，今天我还能把当时的整个情景画下来。因为这一切还仿佛历历在目。那些慈父的爱的眼泪，涤净了我的心灵，并且洗掉了我的罪恶。只有亲身体验过这种爱的人，才能体会爱的伟大。正如圣诗所说的那样：

世间惟有受过爱之箭伤的人，

才懂得爱的力量。

对于我来说，这是“非暴力”的一次教育。当时我以为这不过是一种父爱，今天我才懂得这是纯粹的“非暴力”。当这种“非暴力”包含对于一切的时候，什么事物都会发生变化。它的力量是无限的。这种崇高的宽恕，并不是出于我父亲的本性。我当时以为他必会震怒，而且一定会敲打着额头，声色俱厉地训斥我的。但是他却是异常的平静，我相信这是因为我坦白悔过的缘故。一种诚实的忏悔，同时能保证永不再犯，如果对一个有权利聆听的人陈述，那可以算是一种最纯正的悔过表示。我知道我的忏悔获得了我父亲的信任，所以他是用了超越他本性之外的无限的慈爱来对待我的。

父亲离世

我在这里叙述的几件事都是在我16岁时发生的。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我父亲卧病不起，由我的母亲、家里一个老仆人和我来看护他。我专门担任护士的工作，如给他包扎伤口、端水端药、把需要用的药剂在家给他配好等等。每天晚上我给父亲按摩腿部，知道父亲入睡或他叫我休息时我才离开他的卧室。我对这些工作是尽心尽力、并乐于去做的。我记得从来没有过半点疏忽。我除了睡觉、吃饭以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上课和服侍父亲这两件事情上。当父亲觉得身体好一点时，在得到他许可的情况下，我才能偶尔在黄昏时去户外散一会儿步。

也就在这段时期内，我妻子有了孩子。这种情形，直到今天我还觉得那是双重羞耻。第一，我并没有考虑到我作为一个学生是不应该有孩子的。其次，我的生理上的欲望比我对于父母的孝顺责任和我的求学职责更加强烈。而孝顺父母应该是我的天职，因为我从小就把斯罗梵纳看作我的崇拜对象。每天晚上，我的双手虽然在忙着为父亲做按摩，但我的心却神游到我的卧室里去了。在这种情景之下，无论从宗教、人情、医学及常识的角度看，都是不应当有性行为的。可是我在完成我的任务后，总是非常轻松，向父亲道了晚安，便像是逃脱了监视一般直奔卧室了。

我父亲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经验丰富的大夫们、伊斯兰教术士们和当地的庸医们，把他们所有的膏药、药方都用尽了。一个英国的外科医生也来给我父亲治疗过，他说最后和惟一的办法只有动外科手术。但是我们的家庭医生却表示反对。他认为年纪大的人不宜动手术。这个医生在我家里有着很大权威，并且被人们视为名医，他说的话很受大家的重视，他的意见自然是被接受了。于是大家放弃了动手术的计划，并把所有为手术而购置的药品也弃置一边了。我现在认为，如果当时那个家庭医生不加干涉，我父亲的病很快会好起来，况且手术本来打算由当时孟买很有名的一个外科医生做。但是神灵却另有主意。病情危急时，谁能想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呢?我父亲从孟买回来时带了所有应备的手术器械，但是这些东西现在已经没有效用了。他知道活不长了，心情很失落。他一天天地衰弱下去，到后来连大小便也不能下床了。可是不到不得已的时候，他还坚持要下床便溺。毗湿奴的信徒重视外部洁净的规矩是需要严格遵守的。

这样的洁净行为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西方的医学知识使我们知道，大小便等活动，包括洗涤，都可以在严格注意卫生的条件下在床上进行，病人一点儿不会感觉到麻烦，被褥也不会弄脏。我认为这种洁净和毗湿奴的教条并没有什么冲突。然而我父亲坚持要下床大小便的决心，当时的确使我对他更加崇敬了。

可怕的夜晚终于到了。我叔叔当时在拉杰科特，他一得到父亲病重的消息就赶回来探视。他们兄弟二人感情很好。这一天，我的叔叔一整天都没有离开过我父亲的床头，他打发走了我们，坚持一个人守在我父亲身边。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是我父亲生前的最后一夜，虽然他的病情十分严重，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大约在晚上10点半或11点钟的时候，我正在给父亲按摩。叔叔要来替我，我当然乐于把这工作交给他，自己回到卧室里去了。我的妻子，已经睡得很沉了，可怜的人儿，我回来了她怎能睡得安稳啊。我把她唤醒了。大约只过了五六分钟，仆人来敲门。我急忙跳起来，我只听见他说：“快起来，你父亲不好了。”我马上从床上下来，问道：“什么事?究竟怎样了?”

“你父亲去世了。”

一切都完了。我不禁号啕大哭起来，我愧痛交加。我跑到父亲的房里。如果我不盲目放纵我的情欲，我就可以继续为他按摩，我可以陪伴我的父亲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或许可以减轻他一点点心理的痛楚，也可以减轻我良心上的自责。我的父亲本来可以在我的怀抱中去世的，现在却由我的叔叔获得这种荣耀。他平时是非常敬爱他的哥哥的，所以应该得到这样一种报偿，我的父亲早已预感到他快要离开人世，留下了这样一张字条：“请预备后事。”他把手臂上的符录绳和罗勒珠的金项链都摘下来放在一边，过了一会儿他就断气了。

我的羞耻，前面一章所说的，指的就是当我在父亲临终而需要谨慎服侍的时候，还去放纵情欲。这是我终生不能洗刷的一大污点，是我一生不能忘怀的一大恨事，虽然我对父母的孝顺是极忠实的，我可以为了奉养他们而不惜抛弃世间的一切，但是我竟然为了一时的享受和欲望，做了对不起他们的事情，因此我的良心不安，问心有愧，总觉得心头上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所以我常常以为我虽不失为一个忠实的丈夫，但我仍然是一个堕落的浪荡儿。此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经历了长期的考验，最后才摆脱了情欲的羁束。

在结束这段令我羞惭的故事之前，我还要顺便提到一件事，我的妻子生下了一个不幸的婴儿，不到三四天便夭折了。不必再作其他的自我剖析了，让那些已婚的人，以我的行为作为一次教训吧。

感知宗教

从六七岁起直到16岁，我在学校念书，学到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但是关于宗教却知之甚少。我得承认我并没有得到教员们毫不费力就能传授给我的东西。可是从我周围的事物中，我却零零星星地学到了许多关于宗教的知识。这里我所说的“宗教”一词指的是其广义的概念，意即自我实现或自我成就。

因为我生长在毗湿奴信徒的家庭里，所以我常常到哈维立神庙去朝拜。可是我对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兴趣，我并不喜欢那些浮华盛大的仪式。而且我还听说神庙里也出现了不道德行为的传言，因此对它更失去了信赖的感情。所以我从哈维立神庙里并没有得到什么。

然而我在那里所得不到的，却从我的保姆——我们家里的一个老仆人——那里得到了。她非常疼爱我，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她的名字叫兰芭。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小的时候很怕鬼怪。每当我感到害怕的时候，兰芭就教我反复诵念“罗摩那摩”，说是这样就不会害怕了。我虽然不大相信这个办法，但我却信赖她本人，所以我小时候便经常采用这种方法来消除我对鬼怪的恐惧。当然，这只不过是短时间的事情，可是在孩童时代所播种下来的种子并不是没有作用的。直到今天，每当我在百无聊赖的时候，还时常念诵“罗摩”的名号，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说这应当归功于我那善良的保姆。在这一段时期，我有一个笃信《罗摩衍那》的堂哥，教我和我的二哥学习《罗摩护》。这是一部从《罗摩衍那》史诗中繁衍出来的经文。我们把它背熟了，并且每天清晨在洗澡之后都作为早课背诵。我们住在波尔班达的时候，这种做法从未间断，已成为一种惯例了。可是我们搬到拉杰科特后，就没有坚持下来。我对于这些圣诗上的词句，原本并没有多大的信心，并不相信它有什么魔力。我之所以诵读，只不过是想要向人炫耀我能够以正确的发音诵读《罗摩护》罢了。

可是有一件事情曾留给我极深刻的印象，那是在我父亲听别人为他念《罗摩衍那》经文的时候。我父亲有一段时间在波尔班达养病。在那里，他每天晚上都听读《罗摩衍那》的诗文。这个朗诵诗文的人名叫罗塔·摩诃罗治，他十分笃信罗摩。据说他害过麻风病，后来他没有用什么药物，而仅仅用供奉在比列斯瓦尔神庙大神像前的比尔花圣树叶敷在患处，并经常反复诵念“罗摩那摩”，他的麻风病就得以痊愈了。据说他的痊愈是因为信奉罗摩。这种传说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我们却确信这是事实。因为在罗塔·摩诃罗治痊愈后，就开始为别人宣读《罗摩衍那》诗文。他有一副流畅和谐的嗓音。当他唱起二行和四行诗句，中间穿插以阐释时，他自己固然完全浸沉于诗文之中，而且还能吸引周围的听众共同参与吟唱。我那时只有13岁，但是我现在还能清楚地回忆起他吟唱时的情景。这就是我奉行《罗摩衍那》的第一步。直到今天，我还认为杜拉希达斯所写的《罗摩衍那》是所有灵异文学中最伟大的一部作品。

几个月后，我们搬到了拉杰科特，在那里没有人给我们朗诵《罗摩衍那》了。但是每逢“叶迦达希”日，总要朗诵《薄伽梵歌》。有时我也去听，但朗诵者并不能激起我的兴趣。今天我认为《薄伽梵歌》是一部可以激起宗教热情的书。我曾读过古遮拉特文的版本，极感兴趣。然而当我在21天的绝食期间听到潘特·马丹·穆罕·马拉维亚朗诵这部诗经的部分原文时，我就想，如果我在幼年就能听到像他那样虔诚的人来朗诵这部诗经，那么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更能引起我的兴趣来。因为在每个人的本性中，一切最初的印象最深刻，并能产生根深蒂固的作用。我觉得在我幼年时没有认识并有幸学习这样的好书，是我终身不能弥补的一件憾事。

不过我在拉杰科特时，得到了关于印度教各种支派自由信仰的认识，对印度教所有宗派和其他姊妹教可以容忍。因为我的父母除了常常去朝拜哈维立神庙之外，也偶尔去湿婆天神庙和罗摩神庙，他们常常带我们去，不然就是派人把我们送去。耆那教的僧侣也常常来我家访问我父亲，甚至破戒和我们非耆那教人共同进食。他们和父亲往往谈到宗教和世俗的问题。

我的父亲还结交伊斯兰教和拜火教的朋友，他时常很尊敬地恭听他们谈论他们自己的信仰。我因为在父亲养病期间照料他，所以也常常有机会参与这样的场合。因此，我就养成了一个各种宗教信仰都能共存、信仰自由的观念。

只有基督教在当时是一个例外。我对它抱着一种厌恶的态度，对它有成见。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在那个时候，基督教的一些传教士常常站在公立学校的角落里，大声高谈，侮辱印度教徒和他们所信奉的神灵，我觉得不能容忍。我虽然只听到过一次，但是这一次的经历也足够我对基督教产生恶感了。我再也不愿意去受辱了。就在那段时期，我听说一个有名望的印度教徒皈依了基督教。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说他受过洗礼，在他洗礼那天，他必须吃牛肉和饮酒，还得改换服装，而且从此以后出门就得穿上西服，戴上礼帽。这些事情激怒了我。我认为，如果一种宗教强迫人吃肉、喝酒、换装，那么它就不配称为“宗教”。我还听说这个新的基督教徒已经开始诋毁他祖先的宗教，并开始嘲笑自己的习俗和自己的国家。所有这一切都成为我厌恶基督教的原因。

然而，我对于各种宗教持有信仰自由的态度，并不说明我对于神灵有强烈的信仰。就在这个时期，我偶然在我父亲的藏书中发现了一部《摩奴法典》，书中叙述了神灵造物和其他神话故事，但它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相反却使我更倾向于无神论。

我有一位堂哥，我对他的才智深感钦佩。我向他提出了我的怀疑思想，但他也不能给我解决。他只是跟我说：“等你长大了，你自然会解决这些疑惑。像你现在这样的年纪，不应该提出这些问题来。”我便不再说话，但心中不快。《摩奴法典》中关于神一类的篇章，在我看来，好像违背了日常实际生活中的一些规则，那些章节中所写的都无法解答我的疑惑。关于这个问题，就像对我提出的怀疑一样，堂兄又给了我同样的答复。我想：“等到更聪明一些，多读一些书以后，我就会明白了。”

无论如何，《摩奴法典》当时也毫不涉及“非暴力”的方法。我以前曾经讲过关于食肉的经历，对这种行为《摩奴法典》似乎是加以支持的。我还觉得杀害蛇虫之类是完全合乎道德的。我记得当时就曾杀害过臭虫和其它类似的昆虫，我认为这些行为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我深信道德是一切行为的基础，真理是一切的本质。于是真理就成为我惟一的目标了。真理的范围逐渐扩大，而我对真理所下的定义也因之而广阔。

有一段古遮拉特的格言诗同样铭刻在我的心灵里、牢记在我的脑海中。特别是它那以德报怨的训诫已成为我主要的处世准则了。我因为对这个训诫非常信服，因此便开始躬行实践。以下便是我认为最精辟的几行词句：

惠我杯水，报以美食；

与我寒宣，报以长揖；

锱铢之贻，重抵万金；

尔命被救，赴义舍身。

哲人言行，尔宜敬佩；

善小必为，其酬十倍。

至圣之域，人我界泯；

以德报怨，其乐无边。

打算赴英

1887年我念完中学。当时统一考试分别在阿赫梅达巴和孟买两地举行。由于家境贫困，所以卡提阿瓦的学生自然选择最近和最经济的地方去应试。我的家境也迫使我作同样的选择。这是我第一次独身一人从拉杰科特到阿赫梅达巴。

中学毕业后，我的家长要我进大学继续深造。巴弗纳伽和孟买各有一所大学，而前者收费较为低廉，因此我决定到那里去进萨玛尔达斯学院。入学以后，我如坠五里云雾中。对一切都觉得有困难。我听不懂教授的讲课，更不要说对功课有什么兴趣了。这不是他们的错误，因为那个学院的教授被认为是第一流的。我只能埋怨自己太笨拙了。在第一学期末，我就辍学回家了。我们家有一个老朋友，同时也是我们家的顾问，名叫马福济·达维，他是一个博学而又机敏的婆罗门。我父亲死后，他仍旧和我们家保持联系。在我的假期中，他来探望我们。他在同我母亲和大哥的谈话中，问起我的学业。他知道我在萨玛尔达斯学院读书，便说：“时代变了。如果你们无论是谁没有接受适当的教育，就不要指望继承令尊的衣钵。这个年轻人既然还在继续求学，你们应该帮助他取得首相的职位。他得念上四五年的书，才能够获得一张大学毕业文凭，而这充其量只能使他有资格谋求月薪60卢比的职务，首相可是当不成了。如果他也像我的儿子一样去学法律，那就需要更长的时期。等他毕业的时候，一定有不少律师在竞争着首相的职位。我替你们打算，倒不如送他到英国去留学。我的儿子柯华尔朗说过，在那里做律师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出三年他就可以学成回来，费用也不过四五千卢比。你想想，一个刚刚从英国回来的律师该是多么时髦啊。那时用不着他去谋求，首相的职位就会送上门来。我极力主张你们今年就把穆罕达斯送到英国去。柯华尔朗在英国有很多朋友，他会写介绍信给他们，穆罕达斯在那里不会有什么困难的。”

约希吉——我们常常是这样称呼年老的马福济·达维的——转过来用诚恳的口气问我说：“你愿意到英国去呢，还是愿意在此地继续求学呢?”自然，这对于我简直不用费什么脑子。我本来就担心学校的功课难，所以听到这个建议便高兴得跳起来，并说要送我去，愈早愈好。不过要想很快通过考试，却不是那么容易。因此我提出了改学医的想法。

我哥哥打断了我的话说：“学医违背了父亲的意愿。他对于你未来的职业曾经作过这样的表示：我们都是毗湿奴信徒，不应当做解剖尸体的事。父亲希望你当律师。”

约希吉也表示同意，说：“我倒不像甘地吉那样反对当医生。在我们印度的古代经典《沙斯陀罗》中，并不反对行医。不过你即使得了医科学位，也当不了首相，而我却希望你将来能成为首相，或成为一个更杰出的人。只有这样，你才能担起照顾你们这个大家庭的责任。时代变化很快，此后的日子会越来越艰难。所以你最好去做律师，那是上策。”他回头对我母亲说：“我该告辞了。认真考虑一下我的意见吧。我希望下一次再来时，你们已经开始准备让他去英国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找我就是了。”

约希吉走了以后，我便开始空想了。

我哥哥却想到实际的问题：怎样才能为我筹措旅途中所需的费用呢?可以放心像我这么年轻的人只身到国外闯荡吗?我母亲心肠很软，她是舍不得和我分离的。她对我说：“叔叔现在是家中的长者，我们应当先和他商量商量。如果他同意，我们再考虑这件事。”

我哥哥却另有打算，他对我说：“我们在波尔班达邦还有一个决定的权利。李立先生是现在的政务官，他对我们家很照顾，对叔叔也很敬重。我想如有可能的话，请他推荐你由政府资助到英国去留学。”

我觉得这些想法都很对，于是立即准备动身到波尔班达去。当时还没有铁路，坐牛车要五天才赶得到。我是一个胆怯的人，然而那时候我所考虑的只是想到英国去，在这种愿望面前，胆怯竟消失了。我雇了一辆牛车坐到度罗基，从度罗基改骑骆驼，这样可以早一天赶到波尔班达。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骑骆驼赶路。

我终于到达波尔班达，找到了我叔叔，向我叔叔行过礼，便把一切都告诉他。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我想送你到英国去这件事也许和我们的宗教信仰有冲突。就我所知的，我不得不表示疑惑。我见过的那些大律师，他们的生活和欧洲人没有什么分别，对于饮食也没有禁忌，雪茄烟也常不离嘴。他们穿的衣服，也像英国人一样粗鄙。所有这一切都不符合我们家族的传统。我不久就要去朝圣，而且活在世上的年月也不多了。在我这行将就木的时候，我怎么能准许你远涉重洋到英国去呢?不过我不愿意拦阻你。最重要的还是你是你必须获得你母亲的准许。如果她答应让你去，那么，祝你好运。告诉她我是不打算干涉这件事的。我祝你万事如意。”“我也只是期望你说这些，”我说，“现在我要设法让母亲同意我去。不过，可以请您把我介绍给李立先生吗?”“我怎么能这样做?”他说道，“但是他人不错。你可以把我和你的亲属关系给他说说，和他见一次面。他一定会接见你，也许可以帮助你。”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叔叔不替我写一封介绍信。我隐约感到，他之所以对我的出国不热心，也不怎么同意，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出国与我们的宗教信仰有冲突。我给李立先生写了封信，他回信让我去他家里。他在楼梯上接见了我，只是简短地说了几句话：“等你大学毕业后再来见我吧。现在我还不能帮助你。”说完话他就匆忙上楼去了。我为了见他还作了充分的准备，并且想好了要对他说些什么话，拜见他的时候还深深作揖，合掌致敬，可是这一切都是白费!

我想到我妻子的首饰。我想到我的哥哥，我对他非常崇敬。他为人非常慷慨，而且他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爱我。

我从波尔班达回到拉杰科特，把所发生的一切向家里报告。我还和约希吉商量，他甚至建议如果必要可以借债。我建议变卖我妻子的首饰，大概可以弄到两三千卢比。我哥哥答应设法去弄钱。然而我母亲还是不愿意。她已经了解了许多情况。有人告诉她，青年人到英国就会堕落。还有人说，到了那里还必须吃肉喝酒；更有人说他们没有酒就不能生活。“你知道这些事吗?”她问我。我说：“亲爱的母亲，你难道连我都不信任吗?我从来不向你撒谎。我可以发誓不干这种事情。如果我有这样的危险，约希吉会让我去吗?”

“我可以信任你，”她说，“但是叫我怎么去考察呢?我现在心很乱，不知怎样才好。让我去和贝恰吉·史华密商量一下吧。”贝恰吉·史华密本来属于莫德·班尼亚种姓，但现在已成为耆那教僧侣了。和约希吉一样，他也是我们的家庭顾问。他帮了我的忙，说：“我要这个孩子庄严地许下三个愿，才能允许他走。”他监督我发誓，我于是立下了不喝酒、不接触女人、不吃肉三个誓言。这样一来，我的母亲便答应我出国了。

我就读的那所中学为我举行了欢送会。对于一个拉杰科特的青年人来说，到英国去确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我先写好了几句答谢的话，可是却说不出来。我记得当我站起来致答词的时候，我的头晕得厉害，双手也在颤抖。

我在得到大家的祝福后，动身到孟买去。这是我第一次从拉杰科特到孟买去，我哥哥跟我一块走，一路照顾我，为我送行。然而好事多磨，我到孟买以后，又遇到了许多周折。

家族风波

得到母亲的许可和祝福以后，我便欢欢喜喜地到孟买去，离别了我的妻子和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然而一到孟买，便有几个朋友告诉我哥哥，要我等到11月再走，因为六七月间印度洋气候异常恶劣，而我这是第一次航行，必须特别考虑到安全问题。还有确切消息说，最近有一艘轮船遭遇风浪而沉没了。这使我哥哥感觉到不安，他不肯冒险让我马上动身。他把我安置在孟买的一个朋友那里，便回拉杰科特去料理他的事务去了。他把我的旅费委托给我的妻兄保管，同时给我介绍了几个朋友，请他们在我需要的时候帮助我。我呆在孟买觉得心里烦闷，常常幻想出发去英国的情景。

在这一时期，我们种姓里的人对于我出国一事议论纷纷。那时还没有哪个莫德·班尼亚种姓的人去过英国，我既然敢这样做，就必须说明理由。他们召开了一次会议，传我出席。我参加了。我也没有想到我会有足够的勇气出席这个会议。但是我无所畏惧、毫不犹豫地出席了。大会的主席、族长塞德是我家的一个远亲，而且和我父亲交情很好，这时却大声责问我说：“你到英国去的打算是不妥当的，不符合我们家族公众的意见。我们的宗教禁止去国外远行。我们还了解得很清楚，到了那里之后的生活不可能不违背我们的宗教律例。去那儿的人不得不遵照欧洲人的习惯饮食。”

我回答说：“我并不认为到英国去是违背了我们的宗教。我到那里的目的是求学深造。而且我已对我的母亲郑重地发过誓，决不做你们所忧虑的三件事。我相信我的誓言会保佑我的。”但是族长反驳道：“我们要警告你的是，在那里不可能保持我们的宗教信仰不受侵害。看在我同你父亲以及你们家的关系上，听从我的忠告吧。”“我知道这种情分，”我说道，“而且您又是我的长辈，但是恕我不能接受您的意见，我去英国的决心是不可更改了。先父的一个朋友，也是我们的家庭顾问，他是一个博学的婆罗门，他并不反对我到英国去，而家母和家兄也都准许我出国留学。”“那么你不服从家族大会的命令吗?”“对不起，我不能。我想家族大会不能干预这件事。”

这话激怒了那位族长。他斥责我，但我坐着不动声色。于是他便宣布他的命令：“这个年轻人从今天起不再是本种姓的人了。凡是帮助他或到码头去给他送行的人都要受到惩罚，必须交纳1卢比4安那的罚款。”这个命令对我毫无作用，我起身向族长告别，离开了会场。但是我不知道我的哥哥会有什么反应。非常庆幸，他并没有改变主意，写信告诉我说：不管家族大会有什么决定，他还是准许我出国，并会帮助我的。

然而这件事使我更急于要走。万一他们对我哥哥施加的压力发生了效果，那该怎么办?谁能担保不发生意外的事情?我正在发愁的时候，听说有一位朱纳卡德的律师要到英国去办理业务，将于9月4日乘船启程。我去见我哥哥给我介绍的几个朋友，他们也都认为我不应当错过同这位律师共同旅行的机会。我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就打电报请示我哥哥，他回电表示同意。我便向我的妻兄索取旅费，可是他竟提到那位族长的命令，说他不敢冒险，怕遭到家族大会的制裁。我只好找到我家的一个世交，向他借旅费和零用钱，并请他向我哥哥索还这笔款项。这位朋友不但答应资助我，而且还大大鼓励了我一番。我对他非常感激。我立刻拿出一部分钱去买船票，然后准备行装。还有一个朋友对出门旅行很有经验，他帮我准备好了衣服及随行物品。有许多衣服我还喜欢，但也有一些是我不中意的。我当时不喜欢系领带，但是到了英国之后却很爱用。我当时还觉得短外套是很不合礼节的。但是这些厌恶的心理却难以阻挡我坚决要去英国的热忱。我的行囊准备得很充实，甚至还有余。我的朋友们帮我订的舱位恰和朱纳卡德那位律师特立安巴克莱·马兹慕达先生同一个房间。他们还把我介绍给他。他是一个饱经世故的中年人。我那时还是个不懂人情世故的18岁的青年。马兹慕达先生让我的朋友们不必为我操心。

9月4日，我终于离开孟买远航了。

抵达伦敦

在船上，我没有什么晕船的感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日益觉得坐立不安。我不好意思和周围的人交谈，甚至连对侍者说话都觉得难为情。我的英语不熟练，但是所有二等舱的乘客，除了马兹慕达先生以外，都是英国人。我不敢和他们交谈，因为当他们和我谈话时，我几乎听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即使听懂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必须先花一段时间想好了要说什么，才能回答。我不懂得刀叉的用法，而且不好意思问清楚菜单上有些什么素菜。因此我一直没去餐厅吃饭，总是叫到房间里来吃，而送到房间里的菜主要是些水果之类。这些东西我自己都带了。我难以适应的这一切对马兹慕达先生来说几乎不存在什么问题，他和船上每个人都相处融洽，交谈甚欢。他经常在甲板上蹓跶，我却一天到晚躲在房里，只有等到人很少的时候，才敢走上甲板。马兹慕达先生一直劝说我多和乘客们打交道，多和他们交谈，大方随意一些。他对我说，要想做一个律师，必须要有好的口才。他还向我介绍他的工作经验。他劝我要利用一切机会练习英语，不要怕说错了。因为这是学好外国语言的一个必要的手段。但是他的这些话并没有使我的羞涩稍稍减轻一点。

船上有一个乘客，是英国人，年纪比我大，对我很友善。他主动和我谈话，向我提了一连串问题，问我吃了什么，要去哪儿，做什么事情，为什么不爱说话等等，他对我坚持不吃肉感到吃惊和好笑，并劝我到餐厅吃饭。当船经过红海的时候，他带着和善的笑意说：“现在当然问题不大，但是到了比斯开湾，恐怕你就要改变主意了。而且英国现在的气候非常寒冷，不吃肉的话，恐怕连活下去都成问题了。”

“可是我还听说人们不吃肉也能在那里生活。”我说道。

“我告诉你，这是胡说。”他说，“就我所知道的情况，那里没有一个人不吃肉的。我并没有劝你喝酒，虽然我自己喜欢喝酒。但是我认为你必须吃肉，因为不吃肉便活不下去。”

“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已经对我母亲发过誓，在英国绝不吃肉，所以我连想都不敢想要吃肉。如果不吃肉确实活不了，我宁可回印度，也不能为了留在英国而破戒吃肉。”

我们终于进入了比斯开湾，然而我并不觉得需要吃肉或喝酒。有人劝我准备一份素食的证件，我就请那位英国朋友帮忙，他于是给我开了一份证书，我把它珍藏了很久。然而后来我知道连肉食者也可以弄到这种证书，它对于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我自己说话都不算数，一张证书又有什么用呢?

我隐约记得，在一个星期六，我们终于到达了南安普顿。我在船上穿的是一套黑西服，朋友们送给我的那套白法兰绒西装，我是特意留到上岸时才穿的。我以为上岸的时候穿白衣服比较体面。那时已经是9月末了，上岸以后我才发现只有我一个人穿这种衣服。我已经按照其他许多人的做法，把所有的衣箱都交给格林德利公司的代理人托运了。

我带了四封介绍信，分别是给皮·捷·梅赫达医师、达巴特朗·苏克拉先生、兰吉特辛吉亲王和达达巴伊·瑙罗吉的。马兹慕达先生和我接受了船上的人对我们的劝告，住到了伦敦的维多利亚旅馆。但是我心里一直惴惴不安，因为我觉得只有我一人穿白衣服，让我显得与别人格格不入。到了旅馆以后我才知道，当天是星期天，我的行李要到第二天才能够从格林德利公司那里取出来。这使我更为局促不安。

我在南安普顿给梅赫达医生发了一封电报，他当天晚上8点钟左右便来看我。他对我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但看到我还穿着法兰绒的衣服，不免流露出惊讶的神色。我们谈话的时候，我无意中把他的礼帽弄乱了，因为我看见它是那么光滑，偶然用手抚摩了，但是因为不懂得纹理，竟把绒毛弄乱了。梅赫达对我这种行为有一点不快。他想阻止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这件事对我未来的生活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这是我学习欧洲礼节的第一课。梅赫达医生不无风趣地向我详细讲解，他说：“不要摸别人的东西；第一次见面，不要像我们在印度那样问许多问题；不要高声讲话；称呼别人时，不要像我们在印度那样老是称呼他‘先生’，只有仆人和下属才这样称呼他们的主人。”他还跟我讲了不少诸如此类的注意事项。他告诉我住旅馆很贵，劝我最好租房住。我直到星期一才考虑这件事。

马兹慕达先生和我都觉得住旅馆不舒服，而且也很贵。不过，马兹慕达先生已经和同船的一个来自马耳他的信德人混熟了，这个信德人对伦敦还算比较熟悉，他答应帮我们找几间房。我们很高兴。到了星期一，我们一拿到行李，付了房费，便搬到那位信德人替我们租好的房屋里去。我记得当时没想到我们头一天的旅馆费有那么贵，竟达3英镑。虽然费用这么贵，但事实上我却饿着肚子。因为我什么也吃不下。有时我不喜欢吃这样东西，又叫了另一样东西，但是同样要付两份钱。事实上，这几天我一直是依靠从孟买带来的食物维持生活的。

搬了住处以后，我还是觉得很不舒服。我非常想念我的家乡，尤其思念我的母亲。到了晚上，我常常禁不住流泪，家里的一切和种种往事涌上心头，使我不能入眠。这样的内心苦痛是无法解除的，也是无法向人倾诉的。而且，我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减轻我想家的痛苦。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以安慰。这里的一切，无论是人，还是物，还是生活的方式，在我看来都是那么陌生。我对于英国式的礼仪更是茫然无知，必须时时留意学习才行。还有一件不方便的事情，那就是关于我的素食誓愿。我所能吃的菜，都是淡而无味的，而且大部分几乎是无法下咽的。这让我觉得进退维谷。我在英国虽然难以忍受，但是回到印度去也是不太可能了。我想，既然到英国来了，至少应该住满3年。

成为素食主义者

星期一那天梅赫达医师到维多利亚旅馆来看我们，发现我们已经搬走了，于是找到我们的新住处来。我因为没有经验，在船上染了癣病。在船上大家老是用海水洗衣服和洗澡，不能用肥皂。可是我却偏偏要用肥皂，以为用肥皂才能表示自己有文化，结果是不但没有把皮肤洗干净，反而弄得混身油腻，因此长了癣。我指给梅赫达医生看，他教我用醋酸擦洗身子。我还记得醋酸怎样辣得我痛叫起来。梅赫达医生看了我的房间和摆设，摇着头说：“这个地方不行。我们到英国来，不仅是为了求学深造，而且也应该了解英国的生活和习俗。因此，你最好和英国人住在一起。照我看，我可以给你介绍我的一个英国朋友，你最好先暂时住在他的家里，他还可以照顾你。”

我非常感激，并表示同意，于是就搬到他那位英国朋友的家里去住。那个英国人对人非常和蔼体贴，把我当作他的兄弟一样。他对我讲解英国人的生活方式、礼仪和习俗，并鼓励我多说话，使我的英语得到了练习。但是我的饮食却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吃不下只用开水煮过而不加调料的青菜，厨师也不知道应该给我煮些什么才好。早餐的麦糊倒还可口，但是午饭和晚餐我总是吃不饱。那位朋友经常劝我吃肉，然而我总是对他们说明我已发过誓不吃肉，而不接受他们的劝告。午饭和晚餐我们吃菠菜、面包和一些果子酱。我食欲很大，胃口也很大，但是我每次只吃两三片面包，不好意思开口多要，因为我觉得多要是不适宜的。午饭和晚餐都没有牛奶。有一次那位朋友看不惯这种情形，坦白地对我说：“如果你是我的亲弟弟，我早就把你赶出去了。你母亲既不识字，也不了解这里的情形，在她面前发的誓言有什么价值?你的誓言是没有什么效力的，法律上也不会加以承认。坚守这种誓言是纯粹的迷信行为。我要告诉你，在这里你这样顽固，对你自己是不会有什么益处的。你曾经向我承认你吃过肉，而且觉得好吃。况且那个时候并不是必需吃肉的，现在到了吃肉已经成为维持生活的一个必备条件的时候，你倒反而坚决不吃了，真是怪事!”但是对这些话我只当耳边风，完全听不进去。

那位朋友还是不断地利用一切机会劝导我，但是我始终以沉默来抗议。他愈劝说，我愈固执。我每天祷告，求神灵保佑，果然发生效验。我对神灵并没有什么观念，这是信仰的作用，这种信仰的种子还是那位善良的保姆兰芭种下的。

有一天那位朋友开始给我读起边沁的《功利论》来。可是因其文字异常艰涩，我不能理解它的意思，他便为我解释。我说：“请原谅我吧，这些深奥的东西我实在弄不明白。我承认人需要吃肉，但是我不能破坏自己的誓言。我不能和你辩论这个问题，我知道我是争不过你的。请你把我当作一个傻瓜或固执的人放了我吧。我很感激你对我的爱护，我知道你确实希望我好。我也知道你再三劝我吃肉，是出于你对我的关怀，但是我没有办法。誓言就是誓言，它是不能违背的。”

那位朋友看着我，很愕然。他把书合起来，说道：“好吧，我不再和你争辩了。”我听了很高兴。他果然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他还是非常为我担忧。他既抽烟又喝酒，但是从来不要我抽烟喝酒。事实上，他倒叫我别抽烟别喝酒。他担心我的身体会因为不吃荤而衰弱下去，因而在英国呆着也不会开心。

我一个月的学徒生活就是在那里度过的。那位朋友的家是在里奇蒙，一个星期最多只能上伦敦一两次。梅赫达医生和达巴特朗·苏克拉先生商量，决定让我换一个住所。苏克拉先生看上了西肯新敦一个英印混血种的家，就安排我搬过去。主人是个寡妇。我把我发过誓不吃肉的情况告诉了她。这位老太太答应适当地照顾我，我就在她家里安顿下来了。可是我在这里也几乎同样吃不饱。我已写信回家去要一些糖果和其他家乡风味的食品，可是还没有寄到。这里样样东西都是淡而无味。这位老太太每天都问我喜欢不喜欢她做的饭菜。可是又能怎么样呢?我还是像以前一样的难为情，不敢跟人开口要更多的东西。她有两个女儿，她们总是多拿一两片面包给我。但是她们不知道，一大块面包也不一定能让我吃饱。

然而现在我总算安定下来了。我还没有开始正规的学习。由于苏克拉先生的提示，我到这时才开始读报。我在印度从来没有读过报，但是在这里，我已养成了经常读报的习惯。我常常浏览《每日新闻》、《每日电讯》和《保尔·玛尔公报》。每天我读报的时间大概是一个钟头。有时候闲着没事，我便出去散散步，顺便找找素食馆。那位老太太曾告诉过我市区里是有素食馆的。我一天要走10英里到12英里，找一家便宜的馆子吃面包，可是总是不满足。有一次我在闲逛的时候，无意中在法林顿街发现了一家素食馆。这个发现使我感觉像一个孩子得到了他心爱的东西一样欢喜。在素食馆门口，看见门边的玻璃窗里陈列着一些关于素食的图书出售，其中有一本是萨尔特的《素食论》。我花了一个先令买了这本书，便径直进了餐厅。在那里我吃上了到英国以后的第一次美食。神灵终于又来帮助我了。

我把萨尔特的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印象很深。从那一天起，我可以说是变成了一个明明白白的素食主义者了。想起我在母亲面前发誓的那一天，不禁十分感慨。我以前不吃肉只是为了要履行誓言，但同时私下却有这样的一个企图，希望所有的印度人将来都成为肉食者，我自己几乎也是忍耐不住地等待着，盼望着终有一天也可以公开地、自由地吃肉，并且劝导别人也加入吃肉的行列中来。但是，从那天起，我已经选择了素食，并且宣扬素食也成为我今后的任务了。

努力做英国绅士

我对素食的信仰程度越来越高。萨尔特的书使我对研究饮食更凭添了兴趣。我到处收集并阅读有关素食的书，其中有一本是霍华德·威廉斯的《饮食伦理学》，它被堪称为一部“自古迄今人类有关饮食著作的传记史”。这本书力图说明，自毕达哥拉斯和耶稣再到现代的一切哲学家和先知，无一不是素食者。安娜·金世福医师的《饮食善方》也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书。艾林生医师关于卫生和健康的许多著作同样引起了我的很大兴趣。他提倡一种以正规饮食治疗病人为基础的治疗制度。他自己就是一个素食者，他给病人开的方子也是严格的素食。读了这些著作以后，饮食实验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开始做这些实验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健康问题，但是后来宗教则成为凌驾一切之上的动机了。

同时我的朋友仍然一直关怀着我。他总以为如果我坚持不吃肉，不但我的身体会渐渐变弱，而且我也会变成一个无用的人，因为我永远不会融入英国人的社会里。当他得知我正在研究关于素食的书籍时，他非常担心这种行为会使我的头脑发昏，担心这种素食实验会弄糟我的生活，担心我成天耽于幻想，忘记工作。于是，他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想使我转变过来。有一天他带我去看戏。在演出之前，他又请我到贺尔朋饭店去吃晚饭。这是我离开维多利亚旅馆以后第一次见到的大饭店，非常豪华。这位朋友有目的地把我带到这个饭店来，他以为我会觉得在这里提出任何有关素食的问题都是不礼貌的。当时饭店里吃饭的人很多，我的朋友和我面对面地坐在一张餐桌旁。第一道送上来的是汤。我不知道这汤是用什么做的，但又不敢问那位朋友。因此我就召唤侍者过来。我的朋友看见了，就严厉地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忐忑不安地告诉他，我想问一下这汤是不是素汤。他非常生气，大声说：“你真是一个生活在文明社会的野蛮人。如果你坚持要这样，最好请便。你到别的饭店去吃你的素食吧，吃完了在外面等我。”这倒使我松了一口气，我就自己出去了。附近本来有一家素食馆，可是已经关门了。所以那一夜我根本没有吃饭，我后来又陪着那位朋友去看戏，可是他一个字也没提我们吃饭的事情，我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为素食而发生的争执，但它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情。我知道我的朋友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着想的，我对他非常感激，并且正是因为这些分歧和争论使我对他更为尊敬。

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让他再为我担心了，我于是向他保证我不再做一个文明社会里的粗人了，而是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适应这个文明社会的、虽然素食但是很有修养的人。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看起来更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努力做一个英国绅士。我从孟买带来的衣服，如今在英国似乎都不能穿了。于是我到海陆军制服店去定做了新的衣服。我还花了19先令——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高的价格——买了一顶高筒礼帽，我还不满足，又到伦敦最时髦的中心区股票大街花了10英镑买了一套晚礼服；还叫我那个善良而慷慨的哥哥给我寄了一条双层的金表链来。我认为打着现成的领结是不体面的，所以我又学会了自己打领结和打领带的方法。在印度，镜子是一件奢侈品，只有家庭理发师来给我修面时，才有机会照一照。在这里我每天要花去10分钟的时间，站在一面大镜子前打领带，把头发梳成流行的样式。我的头发是很硬的，所以每天总要费很大的力气用刷子把头发弄得服服帖帖。而且每次戴上和摘下帽子的时候，我都要不知不觉地用手把头发整理一下，更不必说坐在温文尔雅的圈子里，这只手应该怎样动弹才算合乎礼仪、有教养的举止了。

所以这一切还不能说明我的用心，我还得学习其他成为一个英国绅士所必要的琐碎事情。有人告诉我，我必须学会跳舞、法文和演讲。法文不仅是法兰西的语言，而且还是我想去周游一趟的欧洲大陆的通用语言。我决定到一个跳舞班去学跳舞，一个学期学费三英镑。我在3个星期内上了6堂课，可是我总学不会那有节奏的动作。我不懂钢琴的音调，步伐老是跟不上节拍。我该怎么办呢?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隐士养了一只猫防鼠，为了给猫喂奶吃又养了一头牛，而为了看牛又雇了一个人。我的欲望同那位隐士一样，贪得无厌。我觉得我应当去学一学小提琴，以培养我对西方音乐的乐感。于是我又花了3英镑买了一把小提琴，学小提琴又花了一些学费。我还请了第3个教员给我讲授演讲术，并且付了一个基尼的头一期学费。他给我指定的教材——培尔的《演说家典范》，我也买来了，并且开始学起毕特的演说词来。

但是培尔先生的书中有一些警句，给了我很大启发，使我清醒过来。读了他的书，我总算认识到，我并不打算在英国住一辈子，我去学演说术有什么用呢?跳舞怎么能够使我成为一个绅士呢?小提琴我在印度也可以学的。我是一个学生，我必须专心去读书。我必须取得律师的资格。如果我的品行能使我成为一个绅士，那是最好了，否则，我就要放弃这些想法。

于是，我便写了一封信给那位演说教员，告诉他我的这些想法，并且请他原谅我不再去上课了。之前我只上了两三堂课。我还写了一封同样的信给舞蹈教员，又亲自去找小提琴教员，并向她转让我那把小提琴，出多少价钱都行。她对我很和气，所以我把我思想转变的一切过程都告诉了她。她对我这种改变的决心表示赞许和鼓励。

这种可笑的生活大概延续了3个月的时间。至于对服饰的讲究，还持续了几年之久。但是从此以后，我便转变为一个学生了。

极力节俭的生活

希望人们不要以为关于我学习跳舞以及其他类似的经历是我一生当中放纵的一个阶段。我在那一段时期内，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丧失我的理性和良知，即使在迷恋于逸乐的时候，我内心也是在经常做自我反省的。我对每一分钱的用途都记了账。而且我的开支和费用，都是经过细心计算，并且极力节省的。每一个细小的项目，像公共汽车费、邮费、买报纸的一两个铜板，全部记入账目，每晚入睡以前结算一次。这种习惯以后我也一直保持着。而且我可以说，我虽然经手过高达几十万的公共基金，却能够在开支方面做到严格的节俭，不但没有负债，而且在我领导的运动中总是有盈余，这完全积于养成这种习惯的结果。希望每一个青年人能够学到我的这点经验，对于每项收支都登记入账，尽量节俭，我相信你会和我一样受益的。

正因为我严格反省生活中的每个细节，我才懂得必须节俭。所以我决定将我的开支减少一半。在这些支出中，车费开支较大。因为我寄住在一个英国人的家里，每个星期照例要付一次账。有时还要请东家的人吃饭和外出游玩。这一切都要消耗车费。如果所邀请的是一位女士，依照规矩必须由男方支付所有的费用。而且在外面进餐又是一笔额外的开支，因为即使不在家里吃饭，每星期所应付的伙食费也不会扣除。我觉得有许多不必要的开支是可以节省下来的，因错误的礼节观念而发生的支出也可以省掉。

于是我便决定从那个家庭中搬出，自己去租公寓住。而且斟酌工作需要，可以随时迁移，这样还可以获得新的经验。我选择了一家离我上学的地方仅有半小时路程的公寓，这样可以节省车费。以前我经常要坐车，要散步就得另外抽时间。这个新的办法就可以一举两得，既节省车费，又可以得到散步的机会，每天可以步行8至10英里。我在英国期间，没有害过什么病，而且身体还相当健康，主要原因也在于养成了这种长时间步行的习惯。

就这样我租下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这是我到英国后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还在后面。这样一来我就节省下了一半的开支。但是我怎样充分利用我并不十分充裕的学习时间呢?对于法学考试，我认为应付它不需要读很多书，因此我并不觉得时间很紧迫。我一直很担心的是我的英文水平。李立先生（后来被封为弗立德烈爵士）“念完大学再来找我”的话还一直被我记在心里。我觉得我不仅要争取做个律师，还要拿到学位。我又对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课程进行了一番了解，并请教了几个朋友，我发现如果选这两所大学的任何一个，都需要更大的费用，而且在英国住的时间比我所预想的要长得多。一个朋友向我建议说，如果对艰难的入学考试不觉得畏惧的话，可以报考伦敦大学，但是这样我就要花费更多的精力来准备入学考试，同时也可以大大加深对相关知识的了解，而且不用花费多少额外的开支。我听从了他的建议，但是紧接着却被考试的科目表给吓住了。科目表上的必考科目包括拉丁文和一种现代外语。我哪能学得好拉丁文呢?可是那个朋友却极力鼓励我学拉丁文，他说：“对于一个律师来说，学好拉丁文是很重要的。懂拉丁文对于研读法律书籍很有帮助，因为关于罗马法的一些文章全部是用拉丁文写作的。而且，学好拉丁文，对学习英文也很有帮助。”我觉得他这些话很在理，于是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克服困难学好拉丁文。法文我已经开始学了，我认为它可以算一门现代外语。我还参加了一个大学预科班的学习。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每半年举行一次，我的准备时间只有5个月。这对我来说，是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挑战。但是抱着要成为一个英国绅士的热望，我成为了一个刻苦的学生。我制定了一个很详细的学习计划表。但是就我的智力和记忆力来说，让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除了应付别的课程以外，还要学好拉丁文和法文，是非常困难的。考试结果下来了，我的拉丁文不及格，我感到非常惋惜，但是我并没有失望。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已经有了一些拉丁文的基础，而且法文也还不错，可以参加下一次考试。并且，我还想选一门理科方面的新课。化学我本来学过，但是因为没有做过实验，因此对我来说没什么吸引力，不然学起来一定是很有趣的。化学在印度各中学是一门必修课程，所以头一次伦敦大学入学考试中我选了这个科目。但是这一次我不打算选化学，而改选热光学，因为听说比较容易，而后学起来对我个人来说也确实如此。

为了准备下一次考试，我必须使自己的生活更加简朴。而且我觉得我的生活方式和我的家境是不相称的。我的哥哥在家里辛劳工作，并慷慨地援助我在外读书，将我所需要的钱一笔一笔地给我寄来，一想到这一点，我的心里就非常不安。我的身边有许多功课很好的学生，每月只花8至15英镑。而且我还见到了不少生活简朴的例子，有不少贫苦的学生，他们的生活情况远不如我。其中有一个学生住在贫民窟里，房子非常简陋，每星期的房租仅两个先令，每顿饭只花两个便士，从罗哈特便宜的可可间买一点可可茶和面包充饥。我要像他那样自然也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觉得我还可以做到的是，从一室一厅的房子里搬到另外一个单间里，并时常在家里自己做饭吃。这样我一个月就可以节省四五英镑。这段日子里，我又读了关于论述简单生活的几本书，很受启发。于是，我放弃了那套房间，改租一个单间，又添置了一个火炉，开始在家做起早饭来了。每天我至多花20分钟的时间做早餐，因为只要煮麦片粥和可可茶就行了。中饭我是在外边吃的，晚饭则在家里吃面包和可可茶。这么一来，我一天的生活费只需要一先令三便士就够了。那段时期我的功课任务非常繁重，这种简单的生活方式使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学习，准备考试。那一次考试我终于通过了。

其实，这种简朴的生活不但并没有使我觉得难受和厌倦，反而使我的内心思想和形象面貌都有了可喜的转变，这样也与我的家境更为相称。从此，我的生活也变得更加朴实率真，内心深处的愉快也是与日俱增的。

饮食方法的体验

当我更进一步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探讨的时候，我更加感到从内心的思想到外表的行动都应该有所改变。当我的花销和生活方式有了变动，甚至在变动之前，我就开始调整我的饮食了。我读过关于素食的许多书籍，它们曾经从宗教、科学、实践和医药等方面对素食进行过详细的论述。从宗教的观点来说，人之所以成为高级动物，令他超越其他动物的地方不在于前者必须以后者为食，而在于高级动物必须保护低级动物，两者之间必须互助，如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这种观点认为，人们之所以饮食并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生存，并主张不但不吃荤，而且不吃鸡蛋不喝牛奶。从科学的观点来说，人体结构表明，人本来不需要烹调食物，而是一种吃果子的动物；他本来是喝母乳的，等到长出牙齿后，便开始吃硬食物。从医学的观点来说，主张不吃任何香料和酱料。从实践和经济的观点来说，素食是最省钱的。这些理论与观点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素食馆我遇到过各种类型的素食主义者。英国有一个素食者协会，该协会出版了一种周刊；我订阅了一份，并加入该协会，而且不久还成了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就在这里，我认识了那些被称为素食主义的著名人物，并且开始了我自己关于饮食方法的体验。

我不再吃特意从国内带来的糖果和香料了。我的思想转变了，对于香料的嗜好也就逐渐没有了。现在用开水煮熟的菠菜，我也吃得津津有味。可是以前我在里奇蒙吃过同样的食物，却觉得淡而无味。这些体验使我认识到，真正尝到滋味的并不是舌头而是心情。

同时我还一直有着经济上的考虑。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茶和咖啡对身体是有害的，主张喝可可。而我也认为人们只应该吃那些有益于身体的东西，因此当然不再喝茶和咖啡，而代之以可可。

在我经常去的那几家餐馆里，店堂都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准备有各色各样的菜，任人点菜按价支付，这样每顿饭总得花上一两个先令。这里的客人大都是些比较富裕的。另外一部分每份饭只提供三道菜和一片面包，一顿只需花6个便士。在那些严格节约的日子里，我通常是在第二部分吃饭。

和这些主要的实验同时进行的，还有很多小实验；例如有时不吃淀粉质的食物，有时只吃些面包和水果，有时又只吃奶酪、牛奶和鸡蛋。最后这一种实验是可以提一下的。这种实验延续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那些主张不吃淀粉质食物的改革者非常推崇鸡蛋的价值，认为鸡蛋不是荤菜。吃鸡蛋对于生命显然是没有损害的。我就是听信了这种说法，而不顾我的誓言吃起鸡蛋来。可是这种荒唐也是短期的，我不愿意对我的誓言有什么新的解释。我还清楚地记得母亲为我监誓时所作的说明，她所指的荤菜包括鸡蛋。而当我一发现这誓言的真正含义，我就不再吃鸡蛋，而这实验也就放弃了。

对于这种鸡蛋不是荤菜的说法，还有一个很好的论点是值得一提的。我在英国听说有三种荤菜的定义。第一种是，所谓荤菜仅仅是指禽兽的肉。凡是接受这种定义的素食者都不吃禽兽的肉，但是吃鱼，鸡蛋就更不必说了。第二种定义是说，荤菜系指一切动物的肉而言。这么说来，鱼当然不能吃了，可是鸡蛋是可以吃的。第三种定义是，荤菜指的是一切动物的肉及其所有的附属产品。因此也包括了鸡蛋和牛奶。如果我接受第一种说法，我不但可以吃鸡蛋，而且还可以吃鱼。然而我相信我母亲的定义是我应当遵循的。所以如果我要恪守誓言，我就不该吃鸡蛋。因此我就这样做了。但是对于具体实践，这是一个难题，因为仔细追究就会发现，即使在素食馆里，也有好多菜都包含着鸡蛋。这就是说，除非我确实知道了，我就得通过令人难堪的过程来弄清楚某个个别的菜是否含鸡蛋，因为有许多布丁和糕点是离不开它们的。为了分清哪些该吃哪些不该吃引起了这种困难，只得更加简化我的伙食。这种简化给我带来的烦恼是，有很多我所喜欢的食品都要放弃了。这些困难只不过是正在消逝的东西，因为严格遵守誓言产生了一种显然更加健康、精美而永恒的内在滋味。

然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那是关于另一个誓言。但是谁敢损害神灵所保护的人呢?

这里不妨谈一谈对各种誓词的解释。对于誓词的解释一直是世界上争辩不休的丰富的论题。不管这誓词有多么简明，人们总是按自己的意图来加以歪曲。这种人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里都可以碰到，从富人到穷人，从王公贵族到乡下农民。自私自利使他们变得色盲，他们以模棱两可的中庸之道欺骗了自己，也企图欺诈世人和神灵。有一个金科玉律，那就是诚心接受监誓者对于誓词所作的解释。另一个办法是，如果可能有两种解释，那就接受弱者一方的解释。拒绝了这两个办法，就会引起源于不诚实的争吵和罪恶。只有追求真理的人，才易于遵循这个金科玉律，他不需要再去寻求深奥的解释。我母亲关于荤菜的说法，按照这个金科玉律，对我来说该是惟一的真理，而决不是我的比较广泛的阅历或引以自豪的较为丰富的知识所能教导我的那种说法。

我在英国的体验是由经济和养生之道的观点所指导的。这个问题的宗教方面在我到南非进行全力的体验之前并未加以考虑，这在以后还会谈到，虽然一切方面的种子在英国的时候就已种下了。

一个改革者对于他所信奉的新教的热情，往往比一个从小就信奉那种宗教的人还大得多。素食主义在当时的英国是一种新的信仰，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因为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我原是以一个被说服的肉食者到那里的，但是后来却有意识地改变成为一个素食者。怀着满腔新信徒对于素食主义的热忱，我决定在我居住的地区贝斯瓦特成立一个素食俱乐部。我邀请住在本地区的艾德温·安诺德爵士担任俱乐部副主任。《素食者》主编奥德菲尔德博士担任主任，我自己则担任秘书。这个俱乐部只活动了几个月便告结束了。因为按照我制定的定期迁居的计划，我离开了那个地区。可是这次简短的经历却使我在组织和经营社会团体方面得到了一些锻炼。

我的羞涩性格

后来我被选为素食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我决定参加该委员会的每一次会议，可是我总感觉说不出话来。有一次奥德菲尔德博士对我说：“你同我讲话很自然，可是会议上你为什么从不开口呢?你是一只雄蜂吧?”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恰当。蜜蜂非常忙碌，但雄蜂却完全是一个懒汉。在大会讨论时，大家都发表意见，我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这并不是因为我没有话说，而是我总觉得不知怎样表达我的意见。在我看来，其他所有的委员都比我能说会道。有时，当我鼓足勇气准备发言时，会议却转向下个议题了。这样我在会议上不爱发言的情形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次会议上，大家因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开始了争论。我认为不应该缺席，而且在会上保持沉默也是一种懦弱的表现。这场争论是这样引起的。协会的主席希尔斯先生原是泰晤士钢铁工厂的老板，他是一个清教徒，协会得以维持下去可以说实际上是依靠他的资助。委员会的很多委员都有听命于他的倾向。当时很著名的素食主义者艾林生医师也是委员会成员之一。他是当时新兴的节制生育运动的倡导者，并在工人当中积极宣传节育方法。希尔斯先生认为节制生育必须从道德方面开始，他认为素食者协会的宗旨不仅是食素，而且还应该进行道德改革，因此像艾林生医师这样一个持有反清教徒观点的人，不应当被容许留在协会里，建议开除他的会籍。这件事情引起了我的关心。我也认为艾林生医师关于人工节育的观点和方法是危险的，希尔斯先生作为一个清教徒，是有权利加以反对的。我对希尔斯先生的为人和他的慷慨也很尊敬。但是仅仅因为有人不承认清教徒的道德观念为协会的宗旨之一，就把他从素食者协会排除出去，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很不合适的。希尔斯先生关于从协会中开除反清教徒的看法是他个人的观点，和协会所宣布的只是提倡素食并非倡导什么道德制度的宗旨是不相干的。所以我认为任何一个素食者，不论他对于其他的道德具有什么看法，都可以成为协会的会员。

当时还有一些委员也持有和我相同的观点。但是我觉得有必要亲自表达我的意见，可该怎样表达呢?我没有勇气在会上发言，因此把我的想法写成了一份书面的东西。我带着它参加会议，但是我却连当众宣读它的勇气都没有，因此主席不得不找人帮我念。但是，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艾林生医师失败了，最终会议还是通过了开除他会籍的决议。这样，我发现在这种问题的争论上，我是站在失败者的立场上了。然而，我又自己安慰自己，我的立场是正确的，我所做的事情是应该的。记得当时会议结束后，我就向委员会辞职了。在英国的整个时期，我一直是非常羞涩的。有时我去做应酬性的拜访，如果在座的有6个以上的人，我甚至也会说不出话来。有一次我和马兹慕达先生一齐到文特诺去避暑。我们借住在一个素食者家里。碰巧《饮食伦理学》的作者霍华德先生也在那里。我们和他见了面，他请我们到一个提倡素食的集会上去发表讲演。我知道在会上念讲稿的做法是不礼貌的。而且我知道很多人念讲稿的目的是为了讲话前后连贯而简洁，但是即席讲话对我来说是不可想像的，因此我就把讲稿写下来。当我在会上站起来宣读的时候，却说不出话来，我的眼前模糊了，手也在颤抖。虽然我的讲稿总共不过一页。马兹慕达先生不得不代我宣读。他自己的讲话是非常精彩的，博得一片掌声。我觉得非常尴尬，心里也非常难过。

在我离开英国返回印度的前夕，我在作公开讲话的最后一次努力，但是这次努力也以失败告终，而且我还闹了一个笑话。我请我的朋友们到我在前面提到的贺尔朋饭店去吃饭。我是这么想的：“素餐当然要在素食馆吃。但是可不可以到一家非素食馆去吃呢?”于是我同贺尔朋饭店的经理商量，要他准备一席严格的素食。我的素食朋友们为了能够参加这一新的实验感到非常高兴。宴会原是为了聚餐，而西方则把它发展为一门艺术，成为音乐、演讲和聚会的场所。我所主办的这次聚餐同样也少不了这一类表演。于是，在宴会上演讲也成了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轮到我讲话的时候，本来我已经想好了几句话来说，可是当我站起来后，刚刚讲了第一句话，第二句就说不出来了。我以前读过关于艾迪逊的故事，他第一次在英国下议院讲演时，重复了三遍“我想”，后面的话却再也讲不下去了，于是有人站起来开玩笑说：“这位先生想了三遍，可是什么也没有想出来。”我原想引用这段轶事来发表一个幽默的讲演。所以我将开始说这个故事，可是说了一句话就卡壳了。我还想讲得生动有趣，可是后来却怎么也想不下去了，却弄得自己非常紧张尴尬。于是我只好说了一句：“谢谢你们，先生们，谢谢你们好意地接受了我的邀请。”然后就坐了下来。这种情况一直到我去南非以后才有所好转，但是我这个羞涩的毛病却从没有完全克服掉。即席演讲对我来说是不可想像的。当我不得不面对陌生的听众演讲时，我就会紧张不安，只要有可能，我就尽量推托不说。而且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完全自如地和朋友们一起海阔天空地漫谈和交流。

我可以说，我这种天生的羞涩除了有时闹笑话外，对我并没有什么害处。而且在我看来，这种羞涩反而会给我带来好处。讲话犹豫，曾经使我很烦恼，但现在对我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个优点呢。它的最大好处是使我讲话简练，并使我长期以来养成了一种约束自己思想的好习惯。现在我可以确信地说，我的舌头或笔尖决不会轻易放过一句思考不周密的话语。可以说，在我以前的讲演或写作中，并没有让我觉得有遗憾的地方。而且，这种习惯使我节约了不少时间，而且避免了很多差错。我从实践经验中得知，沉默是信奉真理的人进行精神考验的一种方式。人们天生有一种毛病，有意或无意地喜欢浮夸或抹杀或缩小真理，而沉默的方式就是克服这种毛病的方法之一。一个讲话不多的人，所讲出来的话通常是经过考虑的，他会衡量他的话该不该说，以怎样的方式说出来。而现实生活中，恰恰存在许多热衷发言的人。在各种各样的会议上，会议主席经常会为一些人递条子要求讲话的事而苦恼。而这些人得到允许开始发言后，他们讲话的时间往往要超越时限，喜欢喋喋不休，也不管大家有没有时间去听他讲话了。所以我认为这种热衷发言的现象实在说不上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反而浪费了不少时间。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羞涩维护了我，它使我不断成长，并帮助我获取真理。

吐露结婚真情

在40年前，英国的印度留学生为数很少。当时有一种风气，就是印度留学生即使是已经结了婚的，也要装作是单身汉的样子。因为英国的中学生和大学生都是未婚的，他们认为念书和结婚是不能并行的。印度古代的时候，也有这样好的习俗，那时候的学生叫作“波罗摩恰立”。只是到了近代，却盛行童婚的风俗，这在英国是闻所未闻的。因此，旅居英国的印度青年都羞于承认他们已经结婚了。还有另一个不好说出口的原因是：如果事实被人知道了，那些年轻人便不可能和年轻姑娘一同出去玩或者嬉戏了。一起游玩是不算什么的，家长甚至还会鼓励这么做，况且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女青年的这种交流和联系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印度青年到了英国以后，也放纵于这种在英国人看来十分正常的关系当中，后果却是难以想像的。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一些印度青年经不起诱惑，因为经常和英国女青年一起游玩，而过着一种不诚实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于印度青年来说，是非常不好的。我自己也染上了这种恶习，虽然我已经结婚，而且也做了父亲，但是自己也冒充单身汉。不过我这样自欺欺人，并不觉得从中可以得到什么快乐，只是我的胆怯和沉默，才使我免于卷入更深的漩涡当中。

我固然有些胆怯，却也十分谨慎。有一次假期，我寄住在文特诺的一个人家里。这里有一种风俗，房东的女儿要招待客人外出游览。有一天，房东的女儿带着我到文特诺附近那些风景秀丽的小山上去。我走路并不慢，但我的女伴走得比我更快，她经常把我落在后面。她一面在我的前头走，一面滔滔不绝地说着话。而我只是回答一声“是”或者“不是”，最多也不过说一句：“真的，那是多么美啊!”她像一只鸟儿一样在前面飞着，我却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啊!我们终于跑到了山顶上。然后就要下山了。那个才21岁的少女，尽管穿着高跟鞋，却像箭一般地冲了下去。我使足力气也赶不上她，觉得非常惭愧。年轻的姑娘站在山下，微笑着为我鼓劲，还要上来扶我。我怎么这样无用呢?于是我拒绝了她的帮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连跌带爬的，总算下了山。我的同伴放声大笑，并为我喝彩，这样更让我觉得无地自容了。

但是我不可能老是安然无事，因为神灵要我从说谎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有一天我到布莱顿去，这是一个和文特诺差不多的避暑胜地，这件事发生在我去文特诺之前。在那儿的一家旅馆里，我碰到一个中产阶级的老寡妇。这是我在英国的第一年，旅馆里的菜单都是用法文写的，当时我还不懂法文。碰巧我和这位老太太同桌，她见我是个外国人，看见我正在为难，便过来帮忙，她说：“你是才到这里吧，有什么需要帮忙吗。为什么你不点菜?”这位好心肠的太太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正在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菜单，打算问一问侍者这些菜是用什么做的。我向她道谢，把我的困难告诉了她，告诉她我不懂法文，不知道哪些是素菜。她说：“让我来帮助你吧。我来给你解释菜单的意思，告诉你可以吃哪些菜。”我于是很高兴地接受了她的帮助。在这一次邂逅之后，我们便开始了我们的友谊。这段友谊维持了很长时间，在我留学英国期间直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友谊也没有中断。她告诉我她在伦敦的地址，请我每星期日去她家吃饭。有时她还特别邀请我，帮助我克服羞怯的性格，向我介绍一些年轻的女子，设法使我获得和她们交谈的机会。有一个少女，是和她住在一起的，对我好像特别垂青。老太太也特别制造机会让我和那个少女有更多的交流。最初，我对这样的交际感到非常为难，既不能找到谈话的题材，又不善于打趣说笑。但是那个少女却努力引导我，使我渐渐地不再那么羞涩了。我开始学习，不久就每个星期都盼着星期天的到来，开始喜欢和这个年轻女子交谈了。

这位老太太一步步地开始实施她的计划。她开始注意我们的会面。也许她对于我们有她自己的目的。我因此才感到非常苦闷。我想：“我如果早把我已经结婚的事告诉这位老太太，那么她就不会产生让我同那少女订婚的念头了。但是，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我现在应该把真相告诉她，以免再发生更多的麻烦事了。”我于是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大意如下：“自从我们在布莱顿认识以来，你待我非常好。你照料我如同母亲照料儿子一般。承你美意关怀我的婚姻而给我介绍了不少年轻的女子。与其让事情这么发展下去，惹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觉得不如让我向你表白我实在有负你的盛情。在我们相识的时候，我就应该告诉你我已经结婚的事实。我知道留学英国的印度学生常常隐瞒他们已经结婚的事实，而我也这样做了。现在我明白了，我不应当这样做。我还应该告诉你我在童年时就已经结婚，并且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我很抱歉没有及早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但是我庆幸神灵现在给了我承认事实的勇气。你肯原谅我吗?我向你发誓，我对于你好意给我介绍的少女并没有不端的行为。我知道应该遵守的规矩。你不知道我已经结婚，所以希望我同她订婚。为了防患于未然，我应该向你说明真相。

“收到这封信以后，如果你认为我有负于你的厚意，我可以保证我不会再来打扰你了。你对我的真情厚谊我将终身不忘。如果你仍然不嫌弃我，依然把我当作是值得你关心的人，我自然会很高兴，并且会为你这样更深的厚爱而感激不尽。”

我的这封信并不是一挥而就的，确实经过了再三修改。信送出去以后，我觉得如释重负。送信人回来时，给我带了一封复信，大意如下：

“你的信我收到了。你是那样的率直坦白，我们两人都很欢喜，并且痛快地笑了一场。你所说的关于你的不诚实的过失，是可以原谅的。并且你能将事实告诉我们，那是值得称道的。我仍旧要邀请你到我家里来，下星期天我们等着你来，希望你为我们讲述你的童婚故事。我们可以尽情高兴一场。难道还需要我向你保证：我们的友谊丝毫不受这件事的影响吗?”

就这样，我摆脱了不诚实的苦恼。而且从此以后，只要是必要的时候，我总是毫不踌躇地将我已经结婚的事实告诉别人。

初步研究各种宗教

在我留英的第二年底，我遇到了两个通神论者。他们是兄弟俩，都是未婚的单身汉。他们跟我讨论《纪达圣歌》。那时他们正在读艾德温·安诺德爵士翻译的《天府之歌》，并请我和他们一起研读原文。我觉得惭愧，因为我从没有读过用梵文或古遮拉特文写的那首圣歌。我不得不告诉他们我对《纪达圣歌》一无所知，可是我很愿意和他们一起研究这本经典，虽然我的梵文根底很浅，但我希望我能指出译文中与原文不相符的地方。于是我就开始和他们共同研究起《纪达圣歌》来。其中第二章有这么几行，给我印象很深，而且对我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人如果注意感觉之物，

那就将受它的诱惑；

诱惑生爱好，

爱好煽起欲火，

由欲而生怒，

由怒而生狂，

由狂而失记忆，

由失记忆而失理性，

终至身心同归于尽。

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这本书中的一些真知在我心头铭记不忘，时至今日，我依然把它视为我认识真理的一本无上宝典。在我烦闷的时候，它给我极大的精神支持。在我后来所阅读的所有英文译本中，我还是认为哪一本都不如安诺德爵士的译本好。他对于原文很忠实，而且让人读起来不觉得是翻译过来的。我虽然和这些朋友一起阅读《纪达圣歌》，但当时还说不上有什么研究或心得，直到若干年以后，我才把它作为我的每日必读之书。

这两位年轻朋友还给我推介艾德温·安诺德爵士所著的《亚洲之光》。我以前只知道他翻译过《天府之歌》，直至读了这本书后，才觉得比《薄伽梵歌》有趣多了。当我拿到书开始读起来，便爱不释手了。有一次他们还把我带到布拉瓦斯基的住宅里，把我介绍给布拉瓦斯基夫人和贝桑特夫人。那时贝桑特夫人刚刚加入通神学会，她关于改变信仰的辩论，使我很感兴趣。这些朋友劝我入会，但是我婉言谢绝了。我说：“我对于自己奉行的宗教也仅有非常肤浅的知识，不便再加入别的宗教团体。”我记得我曾听从这两位弟兄的劝告，读了布拉瓦斯基夫人的《通神学入门》。这本书使我对阅读有关印度教典籍产生了兴趣，而且使我消除了那些传教士们所宣扬的、认为印度教全是迷信的观念。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在一家素食公寓里遇见了一个来自曼彻斯特的善良的基督教徒。他和我谈论起基督教义。我把我在拉杰科特的往事讲给他听，他流露出很难过的神色。他说：“我是一个素食者，也不喝酒。不错，是有很多基督教徒既吃肉，也喝酒；但是《圣经》上并没有规定肉食或饮酒的制度。你只要读一读《圣经》就知道了。”我听从了他的意见，他便给了我一本《圣经》。我依稀记得他自己常常有很多种版本的《圣经》出售，我向他买了一本有插图、有索引和附录的《圣经》。我开始读起来，可是无法把《旧约》读完。我读了《创世记》，但是后面的几章却使我昏昏欲睡。可是我仍然勉强读下去，用了很大的努力也觉得茫然无绪，我对它既无兴趣，也不了解。我最不喜欢的是《民数记》。

然而《新约》却给我一个不同的印象，尤其是《登山宝训》，使我深受触动。我认为它可以和《纪达圣歌》比美。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如果有人想要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我读后觉得很有道理，它还使我想起萨玛尔·巴特说的“惠我杯水，报以美食”那一段话。我用未成熟的理性试图把《纪达圣歌》、《亚洲之光》、《登山宝训》的教训都贯穿起来。宗教的最高形式莫过于弃而不取的理念，它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这几本书引起了我对读书的欲望，并使我对研究其他宗教家的生平发生了兴趣。有一个朋友向我推荐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我读了其中《先知是英雄》那一章，才认识到先知的伟大、勇敢和严肃的生活。

在这段时期，因为我要准备考试，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做其他的研究，所以除了这一点对宗教的认识外，我已无力做更多的研究。但是，我立志以后要多读一些宗教书籍，并研究各种宗教的教义。

可是我怎能不学点有关无神论的知识呢?每一个印度人都知道布拉德劳的名字和他的所谓无神论。我曾读过有关无神论的一本书，不过书名却记不起来了。这本书对于我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因为我已经走出了无神论的大沙漠了。贝桑特夫人是当时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一个人物，她从无神论转变为有神论，这个事实更加坚定了我对于无神论的反对。我曾经读过她的一本书《我怎样成为一个通神论者》。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布拉德劳去世了。他安葬在沃金公墓。我们所有侨居在英国的印度人都参加了他的葬礼，我也去了。有几个牧师也在送行的队列中。举行完葬礼，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在一个车站上等车。人群中有一个无神论者诘问其中的一个牧师说：“喂，先生，你相信有上帝存在吗?”

“我相信。”牧师低声说道。

“你也相信地球的圆周是两万八千英里，是吗?”那位无神论者很自信地笑着说。

“那当然。”

“那么请你告诉我，你的上帝有多高?他究竟在什么地方?”

“我们只知道一件事，他就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得了，得了，别把我当小孩子了。”那位无神论者胜利地望着我们说。

那位牧师谦逊地保持沉默。

这一段对话，更增添了我对无神论的偏见。

神灵助我力量

我对印度教以及其他的宗教，虽然都有了一点粗浅的了解，但是我也知道当我遇到困难或者在生活对我的考验中，我的这一点点知识还不足以使我得救。一个人当他经受着考验的时候，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帮助他，他是意识不到的，更别说事先有什么预兆了。如果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一定会将自己的安全归功于运气。如果是一个信仰神灵的人，他就会说这是神灵拯救了他。他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说在他困难的时候，或是在他受到考验的时候，给他以精神力量的是他对于宗教的研究，或他的精神力量起作用的结果。但是在他获得帮助的时候，他实际上并不知道是宗教的信仰还是别的东西援助了他。那些对自己的精神力量十分自信的人，不是也对它盲目崇拜吗?

我在留学英国的时候才开始发现，只依靠宗教知识并不能起多大作用。在那之前，我所遇到的几件类似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幸免的，我也不记得了，因为我那时毕竟太年轻了。而在英国发生以下这件事时，我已经二十岁了，并且成了家，还有了儿子，经验也有了。

我记得在我留学英国时，也就是1890年，有一次素食者会议在朴次茅斯举行，我被邀请参加会议，到会的还有我的一个印度朋友。朴次茅斯是一个海港，平时有很多海军人员在那儿停留。那里有很多名声不好的妇女，她们倒不是真正的妓女，只是道德并不那么好。我们借住的人家也属于这类人。当然，会议组委会对此是一无所知的。像朴次茅斯这样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些不常来的过客，是不容易分清好的或坏的住处的。

晚上会议结束后，我们回到住处，吃完晚饭后就坐下来玩桥牌，我们的女主人也来参加了。那时英国有一种风气，上等人家也不例外。玩桥牌时，大家之间会相互开玩笑，说一些无伤大雅的话。但是我的同伴却和我们的女主人讲了一些无聊的话。我不知道我的朋友对此还是颇为在行的。他们的谈话使我产生了兴趣，我也加入了他们的玩笑之中。正当我要越出界限把手里的牌都放下不玩的时候，神灵通过这位好同伴发出了可喜的警告：“你哪儿来的这种鬼主意呀，我的孩子?走吧，快。”

我觉得十分羞愧，于是接受了这个警告，衷心感谢我的朋友。我马上想起了我在母亲面前曾经立下誓言，而我现在在做什么呀?我立刻从他们身边离开了。我慌慌张张地、不安地逃回我的房间，像一只猎物逃脱了它的追逐者。

我记得那是除了我的妻子以外，第一次引起了我的冲动的女子。整个晚上我都没有睡着，我的心灵十分不安，心烦意乱。我应当离开这间屋子吗?我应当离开这个地方吗?我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我控制不住心性，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因此我打定主意，以后要非常谨慎；我要离开这间屋子，还要离开朴次茅斯。还有两天时间这个素食会议就可以开完了，但是我记得我在第二天晚上便离开了朴次茅斯。我的同伴又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才走。

那个时候我还不明白到底什么是宗教的真谛，神灵的实质是什么，也不懂得它在我们的心中究竟是怎样发挥着作用。在我的意识当中，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认为，我这次得以幸免，没有陷于堕落，是因为神灵拯救了我。在我的一生当中，我所经历的所有考验，都是在神灵的帮助下才得以顺利通过。直到现在，我才明白“神灵拯救我”这句话的更深刻的涵义，即使这样，我还是不能完全透彻地了解它的真义。只有经历更为丰富，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之后，我才能对它做更加充分的认识。但是就我所经受的一切考验来说，不管是精神上的考验，还是在当律师的工作中，以及对社团的经营管理和从事政治工作等等活动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和挫折，我都可以说，都是神灵保佑了我。当我有时候陷于绝望当中，觉得前途渺茫之际，“当愿意帮助我的人无能为力而得不到任何人的安慰时”，我发觉天无绝人之路。虽然我并不清楚地知道前途在什么地方，希望是否还存在。祈愿、膜拜、祷告，都不算迷信；它们是比衣食住行等等更加真实的行为。甚至可以这样说，只有它们是真实的，其他一切都不是真实的。这种膜拜或祷告并不是信口开河，也不是说说而已，它是从内心发出的祝愿。因此，我们能听到世俗的声音，并把它们都纳入正调。而这些发自真心的祷告却往往并不为人所知，仅隐蔽在音乐当中颤然成调。祷告是不用说出来的。就它本身而言，是独立与任何理性的努力之外的。我绝对相信祷告是消除内心情欲的一种成功的手段，但同时它也需要非常的谦逊。

纳拉扬·亨昌德罗

就在这段时期，纳拉扬·亨昌德罗到英国来了。我早就听说他是一个作家。我们在印度国民协会所在地曼宁小姐的家里见了一次面。曼宁小姐知道我不擅长交际。每次我到她那里总是静坐一隅，除了回答别人的问话，自己从来不说话。她向我介绍纳拉扬。我记得他不懂英文。他的服装很奇特，当时穿着一件褶皱不堪且肮脏的波希人穿的褐色衫子，既没打领带，也没系领结，戴着一顶有穗子的绒帽，穿了一条厚长裤。他留着一下巴的长须，身材短小，体格孱弱，圆圆的脸遍布着天花的斑点。他的鼻子既不尖也不扁。他的手老是抚摸他的胡须。这样一个身着奇装异服、长相古怪的人物，在这样时髦的社会里，自然特别引人注目。我对他说：“久仰大名，我还读过您的一些作品。如蒙光临寒舍，我将非常高兴。”

纳拉扬·亨昌德罗的嗓子沙哑，他面带笑容回答我说：

“当然，你住在哪里?”

“在斯多尔大街。”

“那么我们算是邻居了。我想学英文，您愿意教我吗?”

“不算什么，只要我能教您，我会很高兴，而且将尽力效劳。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到府上去。”“那怎么敢当?还是我上你那儿去吧。我还要带译文练习本来。”

我们就这样约定了时间，不久便成为亲密的朋友了。

纳拉扬·亨昌德罗对于文法一窍不通；他认为“马”是动词，而把“跑”当作名词。我记得当时在他身上有很多像这样可笑的例子。虽然文法知识太差，他却并不为此而灰心丧气。我的文法知识很有限，没能给他留下多少印象。他从来不认为自己不懂文法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他满不在乎地说道：“我不像你上学进行过专门训练。我在说话的时候，从来不认为需要什么文法。我问你，你懂孟加拉文吗?我懂，我在孟加拉旅行过。是我把马哈尔希·德文特罗纳斯·泰戈尔的作品转译成古遮拉特文。而且我还希望把许多别的语言的著作译成古遮拉特文。并且你知道我的译文从来不拘泥于原文，我认为只要把原文的精神实质表达出来就可以了。别人知识更丰富，将来也许会做得更好。但是我虽然不懂文法，我所能做到的，我已十分满意。我懂马拉底文、印地文、孟加拉文，现在我又开始学英文。我现在最需要的是尽量获得更丰富的词汇，但是你不要以为我的目标仅仅在此。别担心，我还要去法国学法文呢。我听说有非常多的优秀的法国文学作品。如果可能，我还想到德国去学德文哩。”就这样他会谈个不完。他对于学外文和到国外旅行，有着无穷的兴趣。

“那么你还要到美国去吗?”

“当然。不去看看那个新大陆我怎么能够回印度呢?”

“可是你上哪儿弄那么多钱?”

“我不需要那么多钱。我不像你那么时髦。我只要吃饱穿暖就已经很满足了。而这点花费靠我写书的收入以及朋友们的资助就够了。我旅行时坐的总是三等车。我去美国的时候，还打算搭统舱。”纳拉扬·亨昌德罗的简朴是出于自然，发自内心的，同时他对此又非常坦率。他一点都不骄傲，只是对于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才能未免过于注重与宣扬了。我们每天都会面。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我们都是素食者，我们常常在一起进餐。而那段时期，我每星期只花费17先令，并且我自己做饭。有时我到他的住处去，有时他到我这里来。我做饭是用英国人的方法，而他那时却只喜欢印度式的风味，别的食物他不喜欢。他要没有黄豆汤便吃不下，我做的却是红萝卜汤，而他嘲笑我的口味不好。有一次他用椒盐炒了一点蒙豆给我带来，我吃得很高兴，觉得味道很好。从此以后，我们就开始实行相互交换食物的方法；有时我把好吃的东西送到他那里，有时他也带来食物给我吃。那时曼宁主教的名字人人都在提及。码头工人的罢工在约翰·伯恩斯和曼宁主教的努力下，提前结束了。我告诉纳拉扬·亨昌德罗，人们都在夸赞主教是如何的简朴。他便说：“那么我一定得见一见这位贤人。”

“他是一个大人物，你怎能见到他呢?”

“怎么?我自有办法。请你用我的名义写一封信给他。说我是一个著作家，我要以个人的名义为他所做的基于人道主义立场的工作而向他致敬。我还要请你当我的翻译，因为我不懂英文。”我照他的意思写了一封信。两三天后我们便收到曼宁主教的一张约见我们的卡片。于是我们一同去见这位主教。我穿上平常会客的衣服，纳拉扬·亨昌德罗却仍然是老样子，还是穿着我们初次见面时的那件上衣和那条裤子。我笑话他这种打扮，可是他却大笑着反唇相讥：

“你们这些自以为文明的人都是胆小鬼，伟大的人物从来不以貌取人，他们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内心。”

我们走进主教的寓所。我们刚刚坐下，便有一位身材很高但很瘦弱的老先生出来和我们握手。纳拉扬·亨昌德罗向他致敬道：

“我不想多耽搁您的时间。我是久仰大名，特地来向您为罢工工人所做的好事道谢。我一直都有拜会世界上贤明的人的热望，因此今天来打扰您了。”

这自然是我的翻译，他讲的是古遮拉特话。

大主教回答道：“承你们光临，我很高兴。我希望你们在伦敦一切如意，并且希望你们和本地人和谐相处，亲密往来。愿上帝保佑你们。”

说到这里，主教便站起身来和我们告别了。

有一天，纳拉扬·亨昌德罗穿着一件内衣和一条“拖地”来看我。这种装束在我们印度是很常见的。我那位善良的女房东开门后，急忙来找我，满脸是惊慌的神色——这是一位新的女房东，她不认得纳拉扬·亨昌德罗——对我说：“有一疯子模样的人要见你。”我连忙跑到门口去，原来就是纳拉扬·亨昌德罗，我非常惊讶。但是他的脸上挂满了笑容，满不在乎的样子。

“难道路上的小孩子没有追你吗?”

“是的，他们跟在我后面跑。可是我并不理睬他们，他们也就不闹了。”

纳拉扬·亨昌德罗在伦敦住了几个月，便到巴黎去了。他果然学起法文来，而且翻译了法文书籍。我也懂得一些法文，所以他就将译文稿子寄给我看。我看了之后，感觉他其实不是翻译，只是写下了大意，简直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创作。

最后，他果然实现了他到美国去旅行的愿望。他好不容易才弄到一张统舱船票。他到美国以后，有一次因为上街时穿了那件内衣和“拖地”，竟以“着奇装异服”被拘留。我记得他不久即获自由。

参观大博览会

1890年巴黎举行过一次大博览会。当时的报刊详细地介绍了这次博览会的筹备情况，我也仔细地读过了，而且我早就非常盼望去巴黎看看。因此我想一举两得，这个时候去巴黎最好。这次博览会上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座高达1000英尺左右、全钢制成的埃菲尔铁塔。博览会上还有许多有趣的东西，但是这座铁塔是最为突出的，因为当时人们想不到这么高的建筑物会安然立在地面上。

我在去之前就听说巴黎有一家素食旅馆，我在那里开了一个房间，住了7天。我在巴黎的花销十分节约，费用只包括去巴黎路途上的必要开支和在巴黎的参观游览支出。在巴黎外出，我尽量步行，随身带着一张巴黎市区地图和博览会的路线图及指南，这些工具对于指导我一个人外出和游览巴黎的名胜古迹，还是足够的。

关于这个博览会的情况，我印象当中除了规模宏伟和内容丰富以外，就没有什么了。但是我对埃菲尔铁塔还是记忆深刻，因为我曾在塔上来回爬过两三次，我还在塔上的第一层月台吃了一顿午饭，以表明我曾经到过这里，这顿饭花了我7个先令。

我至今还对巴黎古老的教堂留有非常深刻的印象。最让人怀念的是它们的宏伟和安宁。巴黎圣母院的宏伟建筑和内部的华丽雕塑与精致装饰，让人流连忘返。当时我由衷感到，人们之所以投入如此巨大的财力、物力和精力来建造这座神圣宏伟的大教堂，完全是出于人们心中对神灵的无上崇敬和热爱。

很早以前，我就读过很多关于巴黎的繁华和时尚的描写及轶闻，正如我在巴黎时所亲眼见到的，随处都能表现出来。然而，那些教堂却似乎是独立于这些繁华逸乐的情景之外而存在的。人们只要一走进这些教堂，立刻就会忘掉人间的喧嚣和繁杂。当你从跪在圣母像前的人旁边走过，你的神色就不由地变得庄严、虔敬和肃穆。在这样庄严神圣的环境中，我的精神境界也得到了升华，情感也得到了净化。我相信这些虔诚地跪着祷告的人绝非出于迷信。跪在圣母像前的灵魂绝不仅仅是为了膜拜那块大理石。他们都是怀着真诚的、虔敬的、对自己的信仰的热忱的心灵，膜拜他们眼前所象征的神灵。我觉得，他们的行动不仅仅没有损害、而且增添了上帝的荣耀。

关于埃菲尔铁塔，在这里我还有几句话要说。现在我还不知道它之所以得以建造起来的动机，但在当时，对它既有好评，也有诋毁之言。我记得托尔斯泰就曾经对它提出过批评，他说埃菲尔铁塔不是人们智慧的成果，而是愚蠢行为的后果。他说在所有的麻醉品当中，烟草是最坏的一种，因为一个人如果染上了烟瘾，就会犯一个喝醉酒的人都不敢犯的罪；酒会使人疯狂，而烟草却会蒙蔽一个人的心智，并使他陷于盲目与空想的沼泽，埃菲尔铁塔就是人们在这种不良影响之下的一个作品。埃菲尔铁塔绝对没有什么伟大之处，它的出现并没有给这次宏伟壮观的大博览会带来什么益处。人们之所以对它有如此高的兴致、争相围观并以登上高塔为荣，只不过是因为这座建筑物的新奇和庞大、人们天性的好奇感使然。实际上埃菲尔铁塔仅仅是博览会的一个玩意儿罢了。只要人们那小孩子般的好奇心未泯，终将会为各种各样的玩意儿所吸引。这座高塔这么受欢迎，正好表明了，我们还都是一群容易被外在奇异的事物所迷惑的孩子。他认为这大概就是人们修建埃菲尔铁塔的动机吧。

取得律师资格

我去英国的目的，就是为了当律师。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都没怎么讲述。现在我就简单地说一下。作为一个学生，要想完成学业，再进一步正式当上律师，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保证学期”，即必须保证12个学期，相当于3年左右的时间；二是考试合格。“保证学期”意即吃掉学期，也就是说每一个学期至少要参加大约24次宴会中的6次。所谓吃掉，并不是指真正的吃一顿饭，而是指在规定的时间亲自报到，其余的时间只是参加宴会而已。自然，通常人人都是尽情地大吃大喝。一顿晚饭要花2先令6便士到3先令6便士，即两至3个卢比。这还算是非常便宜的，因为如果是在旅馆吃饭，光是喝酒的费用就得花这么多。对于我们这些在印度的人来说，在我们成为“文化人”之前，我们会认为喝酒的花费超过吃饭的费用，是十分不可思议的。我刚刚听说这种事的时候，也是很惊讶的。后来我才明白。在这种晚宴席上，我往往是不怎么吃东西的，因为我所能吃的只有面包、煮的马铃薯和大白菜。最初我连这些东西也不吃，因为我根本不爱吃这些；后来我才开始吃一点，并且也开始要点别的素菜。

晚宴席上给法官准备的菜往往比为学生准备的要好。有一个波希学生，也是素食者，为了让大家能吃上好一点的素食，我便申请要只有法官席上才有的素菜。这个请求被接受了，我们便开始从法官席上取得了水果和其他的蔬菜。

每四个人可以分到两瓶酒，因为我不喝酒，人们都想拉我和他们一组，这样他们三个人就能喝上两瓶酒了。每学期还有一顿“盛宴”，宴席上除了供应葡萄酒和樱桃酒以外，还有平时所没有的香槟酒。因此到了这种“盛宴”，我便受到特别邀请，而且到处都有人拉我入座。

那个时候，我既看不出来而且一直也弄不明白，这种晚宴怎么就应该是正式成为律师之前的必修“科目”，为什么能够使学生更有资格成为律师呢?最开始举办这种宴会的时候，往往只有少数几个学生参加，所以他们就有机会和法官交谈，还有人发表演说。而这些经历和见闻，都会使他们有机会获得一些如何进入上流社会的必备的社交知识，有机会学到如何表现得更为优雅、更为有风度，并且还有助于他们提高口头表达能力和与人交流的能力。可是到了我求学的那个时候，这种现象已经是不复存在了，因为法官们自己分设一席，与学生是分隔开的。因此，虽然这种制度的形式在这保守的英国还是依然得以保留，可是原有的内容与意义却逐渐消失了。

学习的课程并不难，律师们被人们讥讽为“宴会律师”。众所周知，考试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当时读书的时候，只有两门考试：罗马法和普通法。当时市面上有专门为这种考试而编印的教材，并且可以带到考场上去，可是平时几乎没有人去读它们。我知道很多学生只用一两个星期的时间突击罗马法的笔记，考试及格便不成问题了；只要花两三个月的时间读一读普通法的笔记，也可以应付考试。试题非常容易，监考也不严格，因此那时罗马法考试的及格率往往达95％至99％，而大考的录取率则在75％以上。所以大家对考取律师资格都非常有信心。更何况考试不是一年一次而是一年四次，谁也不觉得有什么困难。

我非常顺利地通过了两种考试。我认为我应该读遍所有的课本。我觉得不读这些书是在虚度光阴。我用在买课本上的开销很大。我决定读拉丁文的罗马法。因为即使我离开了伦敦，在我后来到了南非以后，对我也是很有用处的，因为罗马法就是南非的普通法。所以读了贾斯丁尼亚的著作，对于我了解南非的法律，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我花了9个月的时间，经过很艰辛的努力，读完了英国的普通法。布罗姆的《普通法》是一部精深博大却很有趣味的著作，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把它读完。斯尼尔的《平衡法》是很有意思的，可是有一点儿难懂。怀特和提德尔的《重要案例》中，案例较为丰富，叙述生动，并且启发性强。我还怀着极大的兴趣读过威廉士和爱德华合著的《不动产》，以及古德维著的《动产》。阅读威廉士的著作感觉像在读一部小说。回到印度以后，我又读了麦尼的《印度教徒法》，而且同样是抱着浓厚的兴趣把它读完的。不过这里并没有打算谈论印度法律书籍，所以暂且不多说了。

我通过了考试，并且被录取了，于1891年6月10日取得律师资格，并于11日在高等法院登记。12日我便启程回国了。

然而不管我读书怎样刻苦，我的紧张和恐惧心理并没有因此得到好转，我自己并不认为已经有了执行律师事务的资格。

但是我这种遇事束手无策的情形，只好在后面的章节中加以详细叙述了。

体会执业艰难

在英国取得律师资格并不难，但是执行业务却不容易。我倒是刻苦钻研过法律书籍，但是却没有学过在实际中如何执行律师业务。我曾经用心读过《对实习律师的建议》一书，但并不懂得如何在实际业务中应用书中的理论。书中有这样一句格言：“应用自己的财产应使无害于人。”然而我实在不知道应该如何运用这个格言而有利于诉讼公事人。我读遍了这本书中所有重要的案例，可是我的信心并未因此有所增强，我还是对在业务上如何加以运用感到茫然。

而且，我根本没有学过印度法律。对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律例，我也毫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应如何起草起诉书，并且对它感到一筹莫展。我曾听说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在法庭上高声辩论的故事，令我感到惊异的是，他在英国是怎样学得这种本领的。我并不奢望达到他那样高的造诣，但是我深感不安的是，我究竟能不能把律师作为我终生的职业。我在英国学习法律的时候，心中就经常有这些疑虑和不安。我向几个朋友倾诉了我的这些苦恼，其中有一个朋友劝我去请教达达巴伊·奥罗吉。我前面已经提到我去英国的时候，本来就带有一封给达达巴伊的介绍信。可是我过了很久以后才把这封信交给他，因为我始终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去打扰这样一位大人物，给他增添不必要的麻烦。我只是每次在有他的演讲消息时，才赶去参加，坐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欣赏他的风度，聆听他的讲话，等到演讲结束，我也大饱眼福和耳福之后，便自回家了。为了和学生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他曾创建了一个学会。我常常参加它的集会，看到达达巴伊对于学生的关怀和学生对于他的尊敬，心里非常高兴。过了一些时候，我终于鼓足勇气把介绍信交给他。他说：“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谈谈。”但我一直没有去找他。我觉得除非到了迫切需要的时候，否则就不应当去打扰他。所以当时我竟没有听那位朋友的劝告去找达达巴伊，向他提出自己的困难，得到他的建议。现在我已不记得是否也是这位朋友介绍我去见弗立德烈·宾卡特先生。他是一个保守党员，但他对于印度学生的关怀是出于真心和大公无私的。有很多学生去请教他，我也请他给我一次拜见他的机会，他同意了我的请求。我永远记得这一次的会晤。他对我谈话像对待朋友一样，在欢笑声中消除了我的悲观情绪。他对我说：“你以为人人都应该成为费罗泽夏·梅赫达吗?像费罗泽夏和巴德鲁丁这样的人总是少数。做一个寻常的律师用不着非常的本领，只要有一般人都具备的忠实和勤奋，就能够应付一个律师的日常工作了。案子并不全是繁难的，好吧，请你告诉我你读过哪些书?”

当我告诉他我读过的有限的几本书时，我看出他有点失望。但是失望的神色稍纵即逝，他的脸上很快又浮现出可亲的笑容。他说：“我了解你的困难。你读的书很有限，也没有经历过世故。而多读书和通晓人情是做律师不可缺少的素质。你连印度的历史也没有读过。但是要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律师，应该通晓人情，应当具备由表及里的素质，有能力从一个人的外表推断出他的内在品质。每一个印度人都应该了解印度的历史，这和律师的业务没有直接联系，但这是你应有的知识。我看你甚至连凯依和马尔逊的1857年兵变史也没有读过。你马上就去读一读这本书吧，我看你还得读一两本关于人情世故的书。”这就是拉伐拓和申梅尔品尼克等人有关相貌学的几本著作。

我对这位令人尊敬的朋友非常感激。在听着他那些激动人心的话的时候，我几乎一点也没有恐惧的心理，但是我一走出他的屋子，不安的情绪就涌上来了。“从一个人的外表推断出他的内在品质”对我来讲又是一个问题。我在回家的路上还在想着他对我说过的那两本书。第二天我就去买了拉伐拓的书，而申梅尔品尼克的书当时在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我读了拉伐拓的书，觉得它比斯尼尔的《平衡法》还要艰涩难懂，而且没什么意思。我还对莎士比亚的相貌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可是这种做法并没有使我从中学到什么方法，可以教我在伦敦街头发现像莎士比亚那样的人物。拉伐拓的书并没有使我的知识面有所拓宽，宾卡特先生的忠告也几乎没有给我什么实际的帮助，但是我却对他那种真诚无私的待人态度非常感激，并为此受到鼓舞。我永远清楚地记得他那开朗的笑脸。我认为他所说的一些话非常有道理：即费罗泽夏·梅赫达的敏锐、记忆力和才能并不是每一个有成就的律师所必需具备的素质，只要具备忠诚和勤奋这两点就可以了。而我自认为在忠诚和勤奋这两个方面还算马马虎虎，因此我就以此来自我安慰了。我当时在英国最终还是没有机会读凯依和马尔逊的书，但我后来在南非终于得以完成心愿，因为我已经打定主意，只要有机会，便要找来读一读的。

我乘“阿萨姆”号轮船回印度，船在孟买登岸。我当时的心情是满怀希望的，同时又带着一点无可奈何和忐忑不安。当时孟买港口的风浪很大，我只好搭一只小艇靠上码头。

第2部·南非生活

赖昌德巴伊

我在上一章说过，孟买港口的风浪很大，这在六七月间的阿拉伯海是很正常的。船从亚丁开出去以后，海上风浪一直很大，每个乘客都有晕船的现象，只有我一个人像没事一样，照样吃饭，照样喝水，还在甲板上欣赏海上的风浪。吃早餐的时候，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两个人进食，他们紧紧端着碗喝粥，以免汤水洒出来。

对我来说，这自然的风浪象征着我内心不安的情绪。但是，如同这自然的风暴并没有使我受到什么烦扰一样，我内心的不安实际上对我也没有什么更大的不良影响。我也预料得到，回去以后，关于我已被排除出种姓的许多麻烦事正等着我去应付。而且，我前面已经提过，对于如何开展我的律师业务的问题，我也感到十分迷茫。但是，我既然自认为是个改革者，我必须想方设法去进行一些改革措施。以上这些都是我可以预料的，但是还有一些我想像不到的事情在等着我。

我哥哥亲自到码头上来接我。那时他已经认识了梅赫达医师和他的哥哥，而由于梅赫达医师坚持邀请我到他们家去住，我们便接受了他的好意。这样，我们在英国结成的这段友谊又在印度延续下去了，并扩展到了我们两个家庭，以后很长时间也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往来。

在回印度的路途中，我就一直非常渴望见到我母亲。我还不知道她已经不在人世，再也不能拥抱我了。我获悉了这令人悲痛的噩耗后，我就依照习俗进行沐浴，守了斋戒。我的母亲是在我留学英国那段时期突然去世的，我的哥哥不愿我在异国经受这么沉重的打击，所以一直不让我知晓。但是我回来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的悲痛并未因此而稍有减弱。我也不想在这里多提了。我的悲痛甚至比我在父亲逝世时的感受更为深切。我今生最美好的希望现在大多破灭了，我现在已不能清楚地回忆起当初是怎样表达我深切的悲痛的。但是，我那时还能勉强镇静，甚至忍痛抑制住我的眼泪，咬紧牙关准备接受生活的考验，好像并没有发生过任何变故一样。

梅赫达医师介绍我认识了几位朋友，其中有一位是他的堂弟列瓦商卡·贾吉望先生，我们两人后来便成为终身的莫逆之交。在这段时期内，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提一下的。我认识了诗人赖昌德，名拉治昌德罗，他是贾吉望给我介绍的这几位朋友当中的一个，他是梅赫达医师一位哥哥的女婿，是贾吉望的珠宝店的合伙人。他那时年纪很轻，还不到25岁，但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便相信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物。他还是一个有名的“百事通”，有很强的记忆能力。梅赫达医师曾对他做过一次测试，试试他的记忆力。我便竭尽从我所知道的欧洲语言的词汇中找出几个很难的词句，念给这位诗人，让他背诵。他果然丝毫不错地、非常流利地完全按照我读的次序背诵出来了。我非常羡慕他这个天赋的特长，但是我并没有迷惑住。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他身上真正使我感到钦佩的是，他对于圣书的丰富的知识，他那纯洁无瑕的人格，和他那躬行实践的精神。我后来才得知，他的一生的目标就是修身笃诚。他经常在口中说着，并且在心中铭刻着的，是下列穆旦纳德的几行诗句：

我只有在日常的行为中可以获得降福，

他实在是维系着穆旦纳德的一条生命线。

赖昌德巴伊所经营的生意数达几十万卢比。他是珍珠和钻石的鉴别专家。无论什么困难在他面前都不算什么，买卖上的一切难题他都能应付自如。可是，他生活的目标和中心并不在于这些。他的生活中心，是他渴望与神灵面对面的热情。在他的办公桌上，在各种物品中，总有一本宗教书籍和他的日记。他一做完生意，便立即打开那本宗教书籍或日记，撰写关于研究宗教思想的著作。他已经发表的著作，多半是来自他的这本日记。谈完一大宗生意以后就能够马上坐下来书写内心思想的人，完全不像是一个做生意的人，而是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人。并且我曾对他做过许多次观察，看见他在忙完纷繁的俗务之后，也经常会沉浸在对精神及神灵的思索中。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在任何环境中为任何事情失落他的思想与准则。我和他在俗务上、生意上、或者私人方面并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们之间却有着很深厚的友谊。我当时还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律师，但是我们每次相见，他总是认真地和我谈论有关宗教的问题。我当时虽然还在暗中摸索，对于宗教问题还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兴趣，但是我还具备和他交谈的一点能力，并且这些谈话使我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后来我见过许多宗教领袖或导师，我还尝试研究各种宗教领袖的宗教思想，但是我要承认，没有一个人给我的印象比赖昌德巴伊更深刻。他的智慧在我看来是和他的道德上的诚挚同样的卓越，同样使我极为钦佩。我深信，他决不会使我走到邪路上去，相反，他永远能向我推心置腹，并把他的内心思想讲述给我。因此，当我碰到什么精神上的难题时，总是跑到他那里请教。

我对他虽然十分尊敬，但还不能把他当作心目中的大师。这个位置依然空缺，而我正在寻求之中。

我相信印度教徒关于大师的理论，并且知道大师在精神成就方面的重要性。我认为，没有大师就不能有真正知识的那种说法，是很有真知灼见的。如果说在世俗的事务和肤浅的学术方面，一个资望不足的师长还能够容忍的话，那么，至于在精神事务中，大师是决不能以一个不完善的师长充任的。只有对精神事务有充分知识的人、一个已臻美境的先知才配被推崇为大师。所以为了到达自己的最高境界，做人必须要坚持不懈地努力。而人的发展完善，必需要有充分资望的大师来指点他们。我们做人的目标，便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努力奋斗。无限地追求至善是人类的权利，这是这种权利的报酬，是每个人在追求过程中都可以获得一定的收获，实现一定的目标，其余的，比如说实现目标的程度等事情就操在神灵的手里了。

所以，我虽然不能把赖昌德巴伊作为我心中的大师，但他在很多方面仍然是我的向导和帮助我的人。有三位现代的人物在我的一生中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并且能不断地使我产生钦佩之情。他们就是赖昌德巴伊、托尔斯泰、鲁斯金。具体说来，就是我和赖昌德巴伊之间在生活中的交往；托尔斯泰的著作《天国就在你的心中》给我的指引；以及激励我一生的鲁斯金的书《直到这最后的一个》。它们在我的心目中都有着各自相当的地位。

开始新的生活

我哥哥对我的希望很大。他十分看重名利，为人慷慨大方、待人宽厚，性情也非常朴实，因此他的交际圈子比较广，朋友很多，他认为这样可以为我的律师业务带来很多客户。他还认为我的业务不久就会有很大发展，因此对于家里日益加重的生活负担并不十分在意。为了给我的事业打好基础，他还兢兢业业地工作，想方设法提高收入。只要有利于我执行律师事务的各项条件，他都尽力去创造和利用，从没有半点疏忽。

我出国留学的事情在我所属的种姓里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些我前面都曾提到过，在我回国以后，这场风波还未平息。结果种姓里的人分成两种阵营，一派主张恢复我的种姓身份；另一派坚决反对，依然要把我排除在种姓之外。我哥哥为了能与前一派联络感情，取得他们对我的支持，在我回到拉杰科特以前，把我带到纳西克的圣河里洗了一个澡，回到拉杰科特后，又设宴款待他们。我认为这些做法都没什么必要。但是由于哥哥对我是那么深厚的爱护，而我也是同样地尊敬他，不忍辜负他的一片热心和好意，对他也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于是我机械地照着他的话去做，把他的话当成圣旨。这样，关于我恢复种姓身份这件事情总算风平浪静了。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刻意地向那些拒绝恢复我的种姓身份的人请求，请他们对我网开一面；我对那些人的头儿也并不存在什么怨恨的心理。他们中间是有一些人嫌忌我，但我始终避免与他们发生感情上的摩擦。并且对于开除种姓身份的决定，我也很尊重。依照那命令所规定的内容，我的所有亲戚，包括我的岳父母，甚至我的姐姐和姐夫，都不能招待我，甚至连一杯水都不能给我喝。我的亲戚都想阳奉阴违，但这种行为却是和我行事必须光明正大的原则相违背的，我不愿意偷偷摸摸地做这些事情。

正因为我做事谨慎，所以我总算没有引起种姓中的人对我有什么责难、找我什么麻烦；事实上，就是拒绝恢复我种姓身份的那一部分人，对我的态度也是很和善的。有时候他们还帮助我处理一些事情，而我也尽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报答他们。我认为都是因为我的不抵抗态度，才能获得这些回报。如果我闹着要恢复种姓身份，如果因此而使种姓分为更多的派别，假如我对种姓首领有所冒犯，他们一定会报复，这样一来，我从英国回来后，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安然无事，只会使自己陷入争斗的烦恼中，而我不得不做出一些虚伪且无原则性的事情来。

我和妻子的关系，还是不太如意。我虽然在英国也算见了世面，但是我的妒忌心理并没有减弱。我经常神经过敏和捕风捉影，甚至对一些小事情也是如此，因此我所有的美好愿望都没有办法实现。我本来是想帮助她学习的，使她学会读和写的方法，但是我的情欲一直在作梗，而她就得由于我自身的缺点丧失了学习的机会。有一次我甚至要她回娘家去，等到她很难过的时候才接她回来。后来我才明白，这都是由于我的疯狂。

我还曾计划在儿童教育的问题上进行一些改革。我有几个侄儿，我去英国的时候留在家里的儿子，那时还是尚在襁褓的婴儿，现在也快4岁了。我希望教这些孩子体育，使他们的身体强健起来，而且由我亲自加以指导，这样效果会更好。这一点，我得到了哥哥的支持。我的努力也有一些成绩。我非常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直到现在我还保持着和他们共同游戏玩耍的习惯。从那时起，我常常认为我可以是一个优秀的儿童教师。在饮食的问题上，也需要改良，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我的家里，茶和咖啡早已是常备之物。我哥哥以为我回来以后，应该保持一点英国气派，便在家里刻意营造一种英国文化的氛围。因此，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中，还用上了意大利出品的瓷器，以及其他一些从前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使用的器皿。我的“革新”运动还扩展到了其他很多方面。我提倡吃麦片粥，并且以可可代替茶和咖啡，其实是在茶和咖啡之外加上可可。我早已穿上了皮靴和皮鞋，又穿上了西服，使欧化更加彻底。

我们每天都置办新的物品，因此开支骤增。我们又在门口拴了一只神象，可是我们拿什么来供养它呢?这样浩大的开支我们怎样才能维持下去呢?要在拉杰科特执行我的律师业务，是一件不明智的事情。因为我连一个印度合格律师应有的知识都不具备，当然没有一个当事人会来委托我办理案件了。即使有人来找我，难道我还能在无知之上再加上自大和欺骗，使我对世人所担负的债责又加重吗?

朋友们劝我到孟买去住一段时间，以便见习高等法院的诉讼程序，研究一下印度的法律，同时还可以探讨辩护的方法，并利用自己现有的能力挣一点钱。我接受了这个意见到孟买去了。

我在孟买开始动手立业了，我雇了一个和我同样没有能力的厨子。他是一个婆罗门，我不是把他当作一个仆人看待，而是把他视为家人。他有时用水冲身，但从来没有认真清洗过自己的身体。他穿的“拖地”污秽不堪，戴的圣丝也是脏的，对于印度教的圣书更是毫无所知。可是我到哪里去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厨子呢?

有一天，我问他：“罗维商卡，你对烹饪是个外行倒也情有可原，但是你至少该懂得日常的礼拜仪式吧?”

“礼拜呀，先生。耕犁就是我们的礼拜，铲子就是我们日常的功课。这就是我们婆罗门的本色。我是靠你的慈善过活的，我只能寄食于你的门下，否则，我当然只有去种地了。”

于是我不得不兼做罗维商卡的教师。他的懒惰加重了我的功课，我开始分担厨师一半的工作。我有的是时间。我开始自己做一顿饭，并且采用英国式的方法做素食。我买了一个炉子，自己动手，叫罗维商卡做助手，我们在厨房里来回跑着。就我本人来说，我从不觉得和不同种姓的人一起吃饭有什么值得禁忌的地方，也并不觉得不自然，罗维商卡也不受这种陈规的约束，所以我们能够毫无拘束地共同进食，我们就这样愉快的共同生活着。我们之间惟一的障碍就是罗维商卡一直改不掉他那肮脏的习惯，饮食怎么也弄不干净。

然而，在孟买我最多只能住上四五个月，因为我只有不断增长的消费支出，而无分文的收入。我就是这样开始生活的。而我知道在这样的景况下，在孟买开始我的律师事务是没什么希望的。我发觉当律师是一件苦差事——有其名而无其实。我感觉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了。

第一宗案子

我在孟买的时候，同时进行着印度法律的研究和饮食方法的实验，与我合作的是另一位叫甘地的人，他的全名叫作维尔昌德·甘地。我的哥哥则非常热心地四处为我招揽生意。实事求是地说，印度的法律很难学，特别是民事诉讼法，我简直不知该如何下手。好在我对见证法颇感兴趣，它使我得以继续保持学习法律的耐心和热情。维尔昌德·甘地当时正在为讼师考试做准备，他经常向我讲述一些有关著名律师和辩护士的故事，他说：“费罗泽夏爵士的才能就在于他有精湛的法律知识，他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见证法，并且知道第三十二节所有的案例。而巴德鲁丁·铁布吉则以其非凡的辩才使法官产生敬畏之心。”听到这一类壮举并没有让我兴奋起来，却使我很自卑。因为接下来他会告诉我：“当一名律师，混上5年或7年，算不上是什么稀罕事。但如果你能够独立经营一所律师事务所3年，那就算你运气好。”

其实我已经觉得自己有些支撑不下去了——事务所的门外虽然已经挂上了律师的招牌，屋里却还在忙着为开张做准备，开销则在逐月增长。在这种情形下，专心研习法律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虽然我对见证法产生了一些爱好，并且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麦尼的《印度教徒法》，但到头来我却没有勇气去受理案子，我无能为力的状况简直令人吃惊。就在这个时候，我受理了一个叫马密白的人的“小案子”。有人告诉我：“你得拿出一份佣金给中间人。”我坚决拒绝了。

“可是大律师某某先生每月收入虽达三四千卢比之多，也得出这种佣金呢。”

“我犯不着和他比，”我反驳道，“一个月如果有3000卢比的收入，我根本不需要做这种事情，我父亲的收入也不过就这么多呢。”

“你想想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以前那种日子早就成了老黄历，孟买现在的费用贵得惊人。希望你还是认真考虑一下。”

我态度坚决，未付佣金，并且照样接受了马密白的案子。依我看，这是一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案子了，我想用不了一天的功夫就可以了结此案，所以我只收他30卢比的费用。

这是我在小案法庭上的初试身手。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盘问原告的证人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我站了起来，可是心里却紧张得要命，脑子里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场面显得很滑稽，法官在一旁暗自发笑，在场的辩护士无疑都在那里看我出丑。可我已无法顾及自己的形象，我垂头丧气地坐了下来，然后告诉代理人说我很抱歉，我办不了这件案子，请他最好还是去找巴德尔，然后我把所收的费用全退了回去。代理人很快请来了巴德尔先生，他收的费用是51卢比。当然了，这件案子对他来说易如反掌。我无法再在法庭上呆下去，匆忙而慌乱地从法庭里退出来，根本不知道我的当事人是胜诉还是败诉。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使我很长时间都抬不起头来，为此我作出了一个决定：除非我已积攒了足够的勇气，否则绝不再受理案子。我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去南非以前，我再也没有去过法庭。对我而言，做这个决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没有人会愚蠢到把案子委托给像我这样只会输官司的人。

话虽如此，在孟买我还是接受了另外一件案子，不过这个案子不用我亲自上法庭，我只需起草一份＂状子＂就可以了。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位贫苦的穆斯林，他在波尔班达的土地被没收了，于是他跑来找我，像个溺水的人想拼命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他的案子看来没有什么可指望，不过我还是答应为他草拟一份状子，印刷费由他自己负担。写好以后，我拿给朋友们看，他们都觉得写得不错，这多少使我找回了一点信心。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虽然我在法庭上的表现很糟糕，不过我还是有能力写好状子的。于是我在想，如果我能免费为人写状子，那么找我的人一定会很多，我的业务就会兴盛起来。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根本行不通，如果不找个别的什么工作，我的生活就难以为继了。于是我想找个教员的差事，虽然对目前的困境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但至少可以弥补我的一部分开销。我的英文水平还不赖，而且我也很愿意到学校去教新生英文。我在报纸上见到一则广告说：“诚聘英文教员，每日授课一小时，月薪75卢比。＂这个广告是一家有名的中学刊登的。于是我申请应征，并应约前去面谈。我满怀希望地到学校里去，可当校长一发现我不是大学毕业生，他便抱歉地拒绝了我的申请。

“可是，我是在伦敦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且成绩及格的，拉丁文是我的第二外国语。”

“很对不起，我们还是要一位大学毕业生。”

希望破灭了，我失望地搓着双手，哥哥也很为此劳神。从这一连串事情上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在孟买再呆下去是毫无意义的，我应当住到拉杰科特去。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因为哥哥自己就是一个小讼师，在那儿他可以给我找一些起草呈文和状子之类的工作，而且我们既然在拉杰科特已经有了一个家，结束在孟买的业务就可以省下来不少的钱，我接受了这个建议。终于，在孟买住了6个月之后，我的律师事务所就此关门。

在孟买的时候，我天天都去高等法院，说实话，我真不知学到了些什么东西。在那段日子里，我除了常常因听不懂案情而打瞌睡外，似乎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好在里面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这使我的惭愧之心稍稍得以平息。到了后来，我连这点羞愧之心都没有了，因为我知道在高等法院里打瞌睡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况且依我当时的知识水平，也确实还不足以让我去学更多的东西。

如果在这一代人当中有人也像我一样在孟买当个没有收入的律师，那么我很愿意向他们介绍一些如何生活的实际经验。当时我虽然是住在吉尔关，但几乎没有坐过马车或电车。虽然走一趟至少要花费45分钟，并且回家的时候还是步行，但我已很习惯于步行到高等法院。我对于酷热的阳光已经习以为常。这样步行来回于法院，不但为我节省了不少钱，并且使我的身体非常的好，当我在孟买的朋友们经常病倒的时候，我却几乎不生病。即使后来我开始赚钱了，我还是保持着徒步往来于事务所的习惯，并因这种习惯而受益终生。

头一次打击

我失望地离开了孟买，回到拉杰科特。我建立了一个我自己的事务所，在这里我的收入倒还过得去。我每月靠给人写写诉讼状的收入，平均有300卢比。我的业务多半是由我哥哥介绍过来的，因为他和他的合伙人有着固定的客户。因此这点成绩与其说是我自己的能力，不如说是得益于朋友的帮助，因为我哥哥的伙伴已经有了一个颇有基础的业务。他把所有真正重要的、或者他认为重要的案件，都去委托给大律师；而送到我这里来写的，都是一些贫苦的当事人的诸如签订契约之类不重要的诉讼状。

这里我应当承认，在孟买我是坚持不给回扣的，但回到拉杰科特后，我对这一原则做出了让步。我知道在这两个地方回扣的支配情况是不一样的：在孟买，回扣是扣给中间人的，这里却要付给分办案子的讼师。但是所有的律师全都无例外地拿一定比率的收入付回扣，这一点和孟买的情形是一样的。我哥哥的理论，我无法辩驳。他说：“你要知道，我是和另一个讼师合伙的。我总是设法把我们所受理的、你又能够应付的案件都分给你去办，但是你如果不拿回扣给我的合伙人，你一定会使我为难。你和我共同组成一个事务所，你的收入都存在我们的账目上，我自然也有一份。但是我的伙伴呢?如果他把同一个案件交给别的律师去办，他一定也从那个律师那里得到一笔回扣。”我被他的理论说服了，而且我也明白，如果我要执行律师的业务，就不能对关于回扣的原则这样固执地坚持。我是这样说服自己，或者说白了，就是这样来欺骗自己的。不过，我应当补充一句：我并没有在别的任何方面，给人付过回扣。

虽然我这样已可勉强维持生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遭受了有生以来第一次重大的打击。我从前并不是没有听说过英国官吏是什么样的人，可是一直还没有面对面的遇见过。

我哥哥在波尔班达的已故王公兰纳萨希布即位以前，曾经当过他的秘书和顾问。哥哥在当年是威赫一时的，这时被人控诉，告发他在任期内出过错误的主意。这件案子已经送到一向对我哥哥怀有成见的政治监督官那里去了。这个官员我在英国就认识了，他对我可以说是相当客气的。我哥哥认为我和他既有交情，应当利用这一点去为他做一次说客，他认为或者至少可以对这件不利的事情起到一点挽救的作用。我不太同意这种想法，因为我知道，如果在英国，这种无意义的会面是会被视为不正常的，而且我也不愿意利用留英时很浅薄的一点儿交情去为人说项。如果我哥哥确实有过错，我去说情又有什么作用呢?如果他是无辜的，就应当照规矩上一个诉讼状，听候这件事的结果。但是我哥哥并不赞成。他说：“你还不了解卡提阿瓦的情形，你还需要见习这个世界上的人情世故。这里什么都讲权势，什么都靠人情。你是我的弟弟，你不能逃避你的责任。你去向你认识的这位官员为我说情，这是你的责任，而且对你来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拒绝，只好硬着头皮去见了这位官员。我知道我是没有去和他见面的资格的，同时充分意识到我这样做是容易把关系弄僵的，并且会损伤我的自尊心。但是我还是去求见了，并且终于得到了见面的许可，和他约定了见面的时间。我和那个官吏提起了往日的交情，但立刻就发现卡提阿瓦和英国不同；同一个官员，在供职期间和在休假期间简直判若两人。这位政治监督官虽然招待了我，也承认我们相识，但是一提起往事，脸上就好像蒙了一层寒霜。他用强硬的口气说：“我想你到这里来不会是利用这一点交情吧?”他的神色很严肃。虽然如此，我还是说明了来意。但是他不耐烦地说：“你哥哥是一个阴谋家，我不愿意再听下去了。我没有时间，如果你的哥哥有什么辩白，让他依照正当的方式提出来。”这种答复已经足够了，或许还是我所应得的合理的结果。然而自私是盲目的，我继续我的叙述。这位老爷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说：“出去!”“但是请听我说完。”我这样说道。这更加激怒了他。他召唤仆人来，命他送我出去。仆人进来的时候，我还在犹豫；他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推出了房门。

我只好焦急地离开了。但是我回去后立刻就这件事情写了一张条子送给他，内容大致是：“你侮辱了我，并且叫仆人袭击我。如果你不向我道歉，我就要依法控告你。”

送信员很快又带回了他的复信。大意是：“你对我不敬。我要求你出去，你却不肯听话。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命令我的听差送你出去。但是他先请你离开我的办公室，你还是不肯走。所以他只能强迫你出去了。你要告我，悉听尊便。”

我把他的回信揣入衣袋里，垂头丧气地回到家，把一切经过都详细地讲给我的哥哥听。他很难过，但不知道怎样才能安慰我。他把这情形告诉了他的讼师朋友，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控告这位老爷。这时候，碰巧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为了处理一件案子从孟买来到拉杰科特。但是像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律师怎么敢冒昧去见他呢?于是我把有关此案的书面材料委托聘请他的那位讼师转交给他，请他指教。他说：“转告甘地，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他因为才从英国回来，血气方刚，还不了解这里的官员。如果他打算在这里平安度日，并想做出一点成绩来的话，还是劝他撕碎那封信，忘记这个耻辱吧。他要控告这位老爷，不会有什么好处的，相反，或许会吃更大的亏。告诉他，还是好好学习学习人情世故吧。”

这个忠告对于我就像毒药一样苦，但是我只有吞下去。我忍受了这个侮辱，但是我也得到了一个教训。我对自己说：“从此以后，我永远不再做那样的傻事了，永远不再这样滥用交情。”以后，我真的没有重蹈覆辙。这一次的打击却改变了我的生活历程。

选择前往南非

我去见那个政治监督员，当然是我的错误。然而即使这样，他那样不耐烦和傲慢的态度也未免太过分了。他不必用暴力来驱逐我，其实我最多不过占用他5分钟的时间，只是他早已经不耐烦听我说话了。他本来可以客客气气地要求我走开，可是权力使他的傲慢与狂妄达到了一种反常的地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官吏根本没有忍耐的品德，对来访者进行肆意侮辱已成为他的习惯，只要稍微有一点点不称他的心意，就可以让这位老爷暴跳如雷。

如果我在这里继续执行我的律师业务，我的大部分工作必然要到他的法庭里去，但是要我和那个英国官吏敷衍或者讨好他，我是做不到的。我不愿意求他开恩，受他的优惠。况且，我既然声言要依法控告他，我也不甘缄默。

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了解了一点儿当地琐碎的政治事务。卡提阿瓦是一个小联邦，自然是充满着勾心斗角的政治争斗了。各个邦国之间的明争暗斗和官吏之间的争权夺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就是那些王公们也总听别人的摆布，喜欢听那些阿谀奉承的人的主意。连那位老爷的仆人都不能怠慢，而那位老爷的文书比他的主子还要厉害，因为他是那位老爷的耳目和译员。这位文书的意见就是法律，他的外快总是比他的主子的收入还多。这也许有点夸大，不过他那奢华的生活方式不是仅仅靠那点薪水就能维持的。我觉得这种乌烟瘴气的环境让我觉得窒息，要不受它的沾染，在这里过廉洁正直的生活几乎是不容易解决的难题。

我的确感到非常苦恼，这一点我哥哥也是知道的。我们两人心里明白，我要摆脱这种充斥阴谋诡计的环境，除非能在外地找到一个职位。但是如果不同流合污，是没有办法弄个部长或法官的职位的。而且我和那位老爷已经有了一些过节，这会给我的业务带来直接的不良后果。

当时波尔班达已受英国政府的管辖，我在那里有一点儿工作，就是替波尔班达的王公多争一些权力。为了减轻佃农所负担的过重的地租，我还不得不去见一个行政官。这位官员虽然是个印度人，我发现他的态度比那位老爷还要傲慢。因此，在我和他的交涉中，又受到了一次挫折。他是一个能干的人，可是我看农民并没有因此而得益。我总算给兰纳多争了一些权利，但并没有为佃农减轻多少负担。他们的苦难竟没有人加以注意，这实在使我吃惊。所以我虽然肩负着这个任务，但依然没有任何结果。我觉得我的当事人所受的并不公道，但是我又无法主持公道。我至多只能上诉于政治监督官或省督，他们就会把我的上诉撇开说：“我们不便干涉。”如果有什么法律或规定可以作为根据的话，或者还可以看到希望；但是，在这里那位老爷的话就是法律，又有什么话好说呢。

我实在愤慨极了，我濒于绝望，我只希望远离这个充斥阴谋的地方。

恰巧这时，波尔班达有一家伊斯兰教商行的总经理写了一封信给我哥哥，内容大致如下：“我们在南非做生意，开了一家大商行，现在那里正在进行一项诉讼，是一件重大的案子，涉及4万英镑的得失。这件案子已经进行很久了，我们聘请了最好的辩护士和律师。如果你能叫你弟弟到那里去，这对我们和他自己都是有利的。他会给我们提供很多帮助。他自己也可以借此机会见见新世面，交些新朋友。”

我哥哥找我商量这件事。我不明白我到那里是要亲自出庭辩护，还是仅仅作为一个法律顾问，但我还是愿意接受这个建议。

我哥哥便介绍我去见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就是上面所说的商行）的股东之一赛·阿布杜尔·卡利姆·嘉维立。他对我说：“这不是一件困难的工作。我们在那里有不少欧洲朋友，你到了那里之后我们可以介绍你们认识。你到我们公司，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我们的商业信函多数是用英文书写的，你还可以负责这方面的有关工作。你到那里应当算是我们的客人，所以一切费用都会由公司提供。”

“你要我为你们服务多长时间?”我问道，“有多少报酬?”

“不会超过一年。你的来回旅费由我们负担，你可以坐头等舱位的轮船。另外你的工作酬金是105英镑。”

这不像是给律师的待遇，倒像是给商店店员的报酬。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很想离开印度。去见识一个新的国度，体验一些新的经历；这也是一个不应错过的好机会。而且我还可以把那105英镑寄给我的哥哥以补贴家用。我于是并没有讨价还价，欣然接受了这个聘约，准备立刻动身到南非去。

到达纳塔尔

在我动身去南非的时候，已没有当年到英国去时所经历的那种别离的痛苦。时间过得真快，母亲已经去世了，而我自己多少也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并且积累了一些旅行方面的知识，至于从拉杰科特到孟买，我往来得太频繁了，所以心理承受能力已大为增强。

话虽如此，这一次还是有一件事让我感到难过，那就是我不得不离开妻子。在我从英国回来以后，我们又养了一个孩子。从那时起，我们的爱虽然还不能说已经摆脱了肉欲，但却是越来越纯粹了。自我从欧洲回国以后，便很少和她住在一起；而现在我更成了她的教师，正在某些方面给她以帮助，以使她更好适应这个变化着的世界，并且随着这种帮助的深入，我越来越认为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呆在一起，然而南非的吸引力却最终使我战胜了感情的牵绊，我觉得这种别离是我可以忍受的。我安慰她说：“要不了一年我们又会在一起了。”然后我离开拉杰科特到孟买去了。

到了孟买以后，我立刻通过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代理人购买船票，可是很不凑巧，船位已经卖光了，而且如果这一趟不走，我就要滞留在孟买了，这可太糟糕了。公司代理人对我说：“我们已尽了力，想给你弄一张头等船票，可是怎么也弄不到。除非你现在打算坐统舱，否则这一趟恐怕是走不成了。不过你要是坐统舱，我们还是可以把你安排到餐厅里去吃饭。”那时我出门从来都是乘坐头等车船，而且身为律师，我必须保持作为一名绅士的体面，怎么可以作为统舱乘客?我怀疑他并没有尽心，我不相信连一张头等船票也弄不到，经与代理人协商，我亲自设法去买船票。我登上了轮船，见到了船上的大副。他坦然相告：“通常并没有这么挤，这一趟因为莫桑比克的总督要坐这条船，所有的舱位都给订光了。”

“那你能不能想想办法给我挤一个地方?”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道。他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我一遍，笑着对我说：“看来只有一个办法：我的房间还有一张床位，通常是不卖给客人的，不过我打算把它让给你。”谢天谢地，我立即通知代理人去买了一张船票。这是1893年4月间，我怀着碰碰运气的迫切心情开始动身前往南非。船大约航行十三天以后，到达了拉谟港口，这是我第一次到这里。在这段日子里，船长和我已经混得很熟，成为了好朋友。船长很喜欢下棋，可水平实在不怎么样，或者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新手，为此他需要一个比他水平更低的人作对手，于是就邀请我充当这一角色。关于下棋的事情，我倒是听说过不少，不过自己从来没有亲自下过。下棋的人常说，棋盘就好像广阔的天地，可以尽情地施展一个人的才智。我还没说请教，船长已主动说要教我，因为我的耐性非比一般，虽然每次下棋都是我输，可我并不因此而气馁，所以他觉得我真是一个做徒弟的好材料，这使他想要教我的心情更加迫切。坦率地说，我的确挺喜欢下棋，但也仅限于此，我从不把这种嗜好带出棋盘以外，也不会把我下棋的知识扩大到棋子可以移动的范围之外。

船到了拉谟港后，要停泊三四个钟头，利用这段时间，我想顺便上岸看一看这个港口。船长也上岸了，但他警告我说，这个海港风浪很大，要我早点回来。

上岸后，我才发现，这个地方其实很小。我到邮局里去，没想到在那里见到了几位印度职员，我感到十分高兴，于是和他们攀谈了一会儿。此外我还见到了几个非洲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很感兴趣，也很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因为这些，我耽搁了一些时间。在回船的路上，我碰到了在船上认识的几个统舱的乘客，原来在我上岸后，他们也上岸了，想在岸上亲自做饭，好好地吃它一顿。这时我发现他们正打算回到船上去，于是就和他们一起搭上一只舢板。港内的潮水正在上涨，而我们的舢板又超载了。浪潮是如此猛烈，舢板根本无法搭住轮船的吊梯，它刚接触到吊梯，立刻又被浪潮冲开了。开船的头一道哨子已经吹过了，我很着急。船长在船桥上看见这情形，下令延缓开船5分钟。正在这时，船边又滑过另一只舢板，原来是一个朋友花了十几个卢比为我雇来的，这只舢板将我从那只超重的舢板上接过去。划到船边时吊梯已经拉上去了，无奈我只好拉住一条索绳爬了上去，我刚登上了甲板，船就开了，其他的乘客都还没来得及上去，这时我才体会到船长的警告是有道理的。

过了拉谟，我们到达的第二个港口是蒙巴隆，然后是赞稷巴。在蒙巴隆这里停泊的时间有八九个小时之久，于是我就换乘了另一条船。凭直觉，我觉得船长很喜欢我，可是这种喜欢发展到一种令人不敢恭维的程度。他邀请了一位英国朋友和我陪他上岸逛一逛，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别的什么意思，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然后我们坐他的小艇上了岸。虽然船长和我的关系不错，但并不表示就了解我，可以说他完全没想到我对他此行的意图是如此无知。我们上岸后被一个招揽顾客的人带到某些黑人妇女住的地方，然后每个人都被带进一个房间。我毫无思想准备，呆站在房里，简直无地自容，仁慈的上帝，那个不幸的女人会把我看作什么人呀。也不知过了多久，听到船长招呼我，我才迥然醒悟，赶紧跑了出来，船长见我的装束和刚进去时的情形一样，看出我是一个清白的人。虽然如此，我仍然羞愧不已，此外还暗暗有些后怕。慢慢地羞耻的感觉终于消退了，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谢天谢地：那个女人的样子一点也没有让我动心。我憎恨自己的软弱，我为什么没有拒绝走进那个房间呢，我的勇气到哪儿去了，真是太可悲了。

在我这一生发生的类似事情当中，这已经算是第三次了。我想遇有与我的情形类似的人当中，有很多本来是无辜的青年，只是因为无法摆脱虚伪的羞耻感而陷入了罪恶的深渊。说实话，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清白的人而沾沾自喜，假如我拒绝进入那个房间，或许还值得自我炫耀一番，将自己归入有光彩的那一类人。相反，我实在是要感谢仁慈的上帝，幸亏他拯救了我。这件事加深了我对上帝的信仰，是主教导我抛弃了虚伪的羞耻。由于我们要在赞稷巴停留一个星期，我就到城里去住，成天在住处附近走动，长了不少的见识。赞稷巴绿树成荫，极为壮观，或许只有印度的马拉巴才能和它相媲美，我为那些庞大的树木和丰硕的果子而惊奇不已。

过了赞稷巴，就是莫桑比克。我们大约于5月底从那里抵达了纳塔尔。

头巾问题的纠纷

纳塔尔的港口是德班，也叫作纳塔尔港。阿布杜拉赛到码头上来接我。船靠码头的时候，我观察那些到船上来迎接旅客的人们，发觉他们对印度人并不怎么表示尊敬。我不能不注意到那些认识阿布杜拉赛的人对他都有一种轻视的神情，这让我很不高兴，阿布杜拉赛却习以为常、不足为奇了。那些人看我的眼光似乎都带着一种诧异的神色。我的服装和别的印度人不同。我穿着一件长过两膝的大礼服，头上却戴着小头巾，就跟孟加拉的人戴着大头巾似的。

我被送到那家商行的所在地，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单间，阿布杜拉赛在我隔壁的房间。我和他相互都不了解。他弟弟让我给他带了一封信，他读了之后，更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以为他弟弟给他送来了一只“神象”。从外表看起来，我的服装很华贵，生活方式也似乎和欧洲人一样，这使他颇为震惊。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工作可以叫我做。他们的案子是在德兰士瓦进行的，把我立即送到那里也是不太实际的。那么他如何才能相信我的能力和为人呢?他又不会到比勒陀利亚去看我办事。被告都在比勒陀利亚，他还以为他们对我会有不好的影响。而且如果有关这案子的工作不能交给我去做，那么又有什么工作可以交给我呢?职员如果做错了事，还可以加以责备。如果我也做错了，那该怎么办呢?这么说来，要是和这件案子有关的工作不能交给我，那么，把我留下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阿布杜拉赛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文化，可是他处世经验非常丰富。他有极聪明的头脑，有很强的记忆力，这一点他自己也颇为自信。因为平常用的较多，他也能讲一些日常的简单英语，这对他处理一些业务上的事情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同时有助于他和银行经理或欧洲商人来往，以及向他的法律顾问陈述案情。当地的印度人都很尊敬他。他的商行是当时印度最大的商行之一，营业状况非常好。阿布杜拉赛具备许多优点，但是同时还有一个缺点——猜疑心很重。

他是一个伊斯兰教徒，并引以为自豪，而且喜欢谈论伊斯兰教的哲学。他虽然不懂阿拉伯文，但他对可兰经和一般的伊斯兰教文学，却有很广博的知识。他经常喜欢引经据典，因此我和他的交往使我获得了不少伊斯兰教的实际知识。有时我们谈得非常投机时，经常长时间地讨论各种宗教问题。

在我到达当地的两三天后，他便带我到德班的法院去。他在那里给我介绍认识了几个人，并让我坐在他的律师的身边。法官的目光不时地投向我，后来他要求我把头巾摘下。这一点我拒绝了，于是我离开了法庭。

由此我隐约觉得，在这里又将会有一次新的斗争了。

阿布杜拉赛向我解释叫一些印度人必须摘头巾的理由。他说只有那些穿伊斯兰教服装的人才有戴头巾的权利，其他的印度人到了法庭，都要按照规定摘下头巾。

为什么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待遇呢?为什么一部分印度人要受到歧视呢?我必须做个详细的调查。在这两三天里，我已看出来，印度人是被分成好几种类型的。一种是穆斯林商人，自称为“阿拉伯人”；另一种是印度教徒；还有一种是波希人，都是当职员的。印度教徒职员既不属于这一派，也不属于那一派，除非他们投身于“阿拉伯人”的队伍。波希人则自称为“波斯人”。这三种人彼此都有社交上的往来。但是为数最多的还是由泰米尔、德鲁古以及北印度订有契约却自由的工人这三种人所构成的一个阶层。那些有契约的工人是根椐协议到纳塔尔的，至少要做工五年以上，他们叫作“吉尔米提亚人”，是英文“协议”一词的变音。其他三个阶层和这个阶层只有生意上的关系。英国人称呼他们作“苦力”，而由于大部分的印度侨民属于这个劳动阶层，所有印度人都被叫作“苦力”或“沙弥”。“沙弥”是泰米尔文的结尾语，很多泰米尔人的名字后面都加上这个字，其实就是梵文的“史华密”，即“主人”的意思。因此如果有一个印度人不满意自己被称为“沙弥”，而他又有足够的胆识，他就会回敬一句：“你可以叫我‘沙弥’，但是你忘了‘沙弥’的意思是主人。我并不是你的主人呀。”有些英国人听了会有一些迟疑，另外一些人却会生气，辱骂印度人，甚至加以殴打；因为对他来说，“沙弥”是一句污辱人的话，把它说成是主人，简直是一种诬蔑。

因为这个缘故，我在法院中被人看作“苦力律师”，做买卖的也就被称为“苦力商人”了。“苦力”这个词的原意后来就渐渐被遗忘了，而成为印度人一个普遍的称呼。穆斯林商人很不乐意这种称呼，经常抗议道：“我不是苦力，我是阿拉伯人。”或者说“我是商人”。如果他碰到的是一个客气的英国人，那么就会得到英国人对他的道歉。

在这种情形下，戴头巾的问题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人如果被迫摘下印度头巾，就等于是受了一种侮辱。所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消除不愉快的纠纷，我想我倒不如不戴印度头巾，而改戴一顶英国式的帽子。

然而阿布杜拉赛不赞成我的想法。他说：“如果你这样做，将更不方便，而且还要连累其他那些坚持要戴印度头巾的普通人。况且在平日，你戴印度头巾是很相称的。你要是戴上英国式的帽子，人家就要把你当成咖啡店的侍者了。”

他的一番话是经验之谈。主张戴印度式的头巾固然是出于爱国的热诚，但是轻视咖啡店的侍者未免表明了一种狭隘的胸襟。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订有契约的印度工人中，包括三个阶层的人，即印度教、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后者是印度教契约工人的儿女，受到了劝化而皈依了基督教。在1893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达到了相当多的人数了。他们穿英国服装，多数靠在旅馆里充当服务员为生。阿布杜拉赛指的那些戴英国式帽子的人物，就是这一类人。在当地人的心目中，在旅馆里当服务员，被认为是一种不体面的工作。时至今日，有这种想法的人还很多呢。

但总的来说，我还是赞成阿布杜拉赛的话。我接受了他的劝告。关于我在法庭上坚持不摘印度头巾所发生的纠纷，我给报馆写了一封信谈这件事，为我的行为辩解。这问题在报纸上引起了很多争论，我则被描写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来客”。这样一来，我到那里不过几天，就意外地遭受了一件“头巾事故”，而这件事便为我在南非做了一次意外的广告，我被南非的报纸宣传出去了。我的行为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也受到了一些人的严厉批评，可以说是毁誉参半。

事实上在旅居南非期间，我差不多一直戴着印度头巾。我在南非什么时候和为什么根本不戴头饰，以后再谈吧。

在旅途中的遭遇

不久，我就和住在德班的信奉基督教的印度人有了接触。我认识了法院的译员保罗先生，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我还认识了当时在新教会倡办的学校里教书的苏班·戈夫莱先生，他是1924年访问过印度的南非代表团团员詹姆斯·戈夫莱先生的父亲。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还结识了巴希·罗斯敦吉和阿丹吉·米耶汗。我和这些朋友，当时除了生意上的来往以外，没有什么私人的交情，后来却有了密切的交往。在以后的章节中，我还要谈到一些关于他们的情况。

我认识了越来越多的朋友，我的交际圈子也越来越大，正在这时，这家商行接到了一封来自他们律师的信，说要准备打一场官司，还说阿布杜拉赛应当亲自到比勒陀利亚，或者派一个代表到那里去。

阿布杜拉赛把这封信拿给我看，还问我愿不愿意上比勒陀利亚去。我说：“只有等我从你那里弄清楚了这件案子，我才能决定去不去。现在我还不知道到那里去我应该做什么。”他便叫他的几个职员向我说明这件案子的案情。

我一开始研究这件案子，便感到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从头学起。我逗留在赞稷巴的那几天，就到法庭去见习。有一个波希律师正在考察一个证人，问了他许多关于账本里贷方和借方的问题，我却对此一点也不懂。我在印度中学里念书和留学英国的时候，都没有学过会计。而我到南非来所要处理的案子，主要的都是一些有关账目的问题。只有懂得账目的人才能理解和说明当时的问题。那个职员跟我详细地谈论这个借方和那个贷方，我却越来越糊涂。我不懂P.Note是什么意思，字典里也查不到这个词，只好请教那个职员，才知道P.Note原来是期票。我于是买了一本有关簿记的书，临时学习了一些。通过学习，我的信心有所增强。我终于搞明白了案情。阿布杜拉赛本来不会记账，可是他凭他的实际经验可以很快地解决簿记中的复杂问题。我告诉他们，我已准备好上比勒陀利亚去。

“你打算住在哪里?”他问。

“随便你怎么安排都行。”我说道。

“那么我给我们的律师写信告诉他这个决定，并请他为你安排住处。我还可以给那里的伊斯兰教朋友写几封介绍信，不过我劝你不要和他们住在一起。我们的对手在比勒陀利亚势力很强。如果他们当中有人想办法探知到了我们的私人通讯，就会使我们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处境。你越是和他们保持距离，对我们就越有利。”

“你的律师让我住哪里，我就住哪里，要不然我就找一个单独的住处，请你放心吧。谁也不会知道我们中间的秘密的。但是我却想结识我们的对手，和他们交朋友。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试试能否不通过法庭手段解决这件事情。因为无论如何，铁布赛总归是你的亲戚。”

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赛原来是阿布杜拉赛的近亲。

听到我说有可能在法庭外解决这个案子，阿布杜拉赛似乎有点意外。然而我到德班已经六七天了，现在我们应该说相互有些了解了。我已经不再是一只“神象”了。所以他说：

“那……好吧。能够在法庭以外和解是最好了。不过我们都是亲戚，都非常了解对方。铁布赛不是一个轻易就能让步的人。只要我们这边稍微有一点点疏忽，他就会利用一切机会来对付我们，而且不整到底不罢休。所以你如果想要有什么行动的话，请千万考虑清楚了。”

“这点请您放心。”我说，“我不用和铁布赛谈什么，也不用和别的任何人谈起这件案子，我只需要向他建议进行庭外和解，而不必进行一场不必要的诉讼。”

我在德班住了七八天后便动身了。他们给我定了一张头等座位的火车票，照惯例，如果需要租用卧具，另付五先令。阿布杜拉赛劝我租用卧具，但是由于固执和骄傲，也为了节省那5个先令，我谢绝了。阿布杜拉赛警告我说：“请你想好，这里的情形和印度不同。感谢上帝，我们还花得起这一点点钱。你需要什么东西，我能为你提供的，请你不要拒绝。”

我再次表示感谢，并请他放心。

火车到达纳塔尔的省城马利兹堡的时候，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车站照例是在这一站送上卧具来，有一个乘务员来问我要不要卧具。我说：“不要，我有自己的铺盖。”他便走了。可是接着便来了一个乘警，从头到脚打量我一番。见我是一个“有色人种”，他的神色便有些愠怒。他很快离开了，转眼又带了一两个官员回来，他们开始没说什么。这时又来了一个官员对我说：“跟我来，你必须到货车厢里去。”

“可是我买的是头等座位啊。”我说。

“那不算数，”另一个反驳道，“我叫你到货车厢里去。”

“我在德班上车时就被准许坐在这里，我一定要坐到目的地。”

“不行，”那个官员说道，“你不准留在这里，否则我只好叫警察拖你出去了。”

“随你的便。我决不能自己出去。”

警察果然来了。他抓住我的胳臂，把我拖到外面去。我的行李也扔出去了，我不肯到别的车厢里去，火车也就开走了。我到候车室里坐着，手里带着我的提包，其他的行李放在原处，由铁路当局负责看管。

那时正是冬天，而在南非的高地上，冬天是非常寒冷的。马利兹堡地势很高，海拔有上千米，所以我更觉寒冷。我的外衣放在行李里面，可是为了避免又受到侮辱，我也不敢去拿，所以我就坐在那里发抖。候车室内没有灯光，十分黑暗。大概在半夜里有一个乘客进来，似乎想要和我讲话。但是我却没心情和他说话。我开始想到我的责任。我应该为自己的权利进行斗争呢，或者干脆回印度呢，还是忍受这个侮辱而赶到比勒陀利亚去办完这件案子再回印度?如果我没有完成自己的责任即跑回印度，就是个懦夫了。我现在所遭受的痛苦是很难堪的，这是种族歧视的流行病的病症。如果可能的话，我应当设法把这病的根源拔除，为了寻求打破种族歧视观念的方法，我准备遭受一切痛苦与挫折。

于是我决定搭下一班列车赶到比勒陀利亚去。

第二天早晨，我发了一个长途电报给铁路局长，并且通知了阿布杜拉赛，他立刻去见那位局长。局长认为铁路当局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当的地方，但告诉阿布杜拉赛说，他已指示站长使我平安抵达我的目的地。阿布杜拉赛打电报给马利兹堡的印度商人和别的地方的朋友，请他们一路上照顾我。所以我每到一个车站，就会有几个商人到站来看我，他们还把过去所经历过的种种磨难和苦处讲给我听。他们告诉我，我所碰到的事情是司空见惯的，借此来安慰我。他们还说，印度人出门坐头等或二等舱位，会经常遭受铁路官员和白种人旅客的侮辱。那一个白天，我就在这样听着他们诉苦的过程中过去了。后来夜车到了，有人已经给我在上面定下了一个床位。这样，我便在马利兹堡购买了我在德班时不肯购买的卧铺票。

火车把我送到了查理斯城。

不公正的待遇

早上，火车到了查理斯城。那时候，查理斯城和约翰内斯堡之间未通火车，只有驿站，中途要在斯坦德顿过夜。在车站上有一辆可载客的马车在等候。我本来有一张车票，虽然在马利兹堡耽搁了一天，但此票依然有效；况且阿布杜拉赛还早已打过一个电报给查理斯城的驿站管理员了。然而那个管理员看见我是一个外地人，便想找借口阻止我上车。他对我说：“你的票已经失效了。”我告诉他车票仍然有效，据理批驳。实际上他想把我落下的真正理由，并不是因为没有空位，而是另有打算。乘客本来都应该坐在车厢里，但是在他看来，我是一个“苦力”，又是一个外地人，那个被叫作“领班”的马车管理员——是个白种人，认为我不配和其他的白种人乘客坐在一起。马车车厢外边本来另有两个座位，其中一个按例是给领班坐的。这一次他却坐在里面，把他的位子让给我。我知道这完全是不公正的，而且对我是一种侮辱，但是我还是不得不忍气吞声。因为我无法强行坐到车厢里面去，如果我提出抗议，这辆马车就会不带我走了，把我丢在一旁。这样便得再延误一天。谁知道第二天又会有什么变故呢。所以我心里虽然十分气愤，但还是咬紧牙关不声不响地在车夫旁边坐下了。

大约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马车到了巴德科夫。这时领班却想坐到我的位子上来吸烟，或者想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于是他从车夫那里拿了一块肮脏的麻布铺在脚踏板上，对着我说：“沙弥，坐到这里来，我要坐在车夫旁边。”这种侮辱未免太过分了，我实在无法忍受。我回答说：“是你叫我坐到这里来的，我本来是应当坐在车厢里面的。我已经够受你欺侮的了。现在，你要坐到外边来吸烟，却叫我坐在你的脚下。我不能答应，不过我倒愿意坐到里面去。”我还在吞吞吐吐地说这些话表示抗议的时候，那个人便走过来用力地给了我几个耳光。他抓住我的胳臂，想要把我拉下车。我用力拉住车厢里的铜栏杆，情愿手指断了，也不肯下车。车里的乘客们全都看见了这一情景——那个蛮不讲理的家伙不停地骂我，还拖住我打我，而我还是不动声色。他力气大，而我是孱弱的。有几个乘客看不下去了，出来排解道：“汉子，放了他吧。别打他了。他说得有理。如果他不准坐在那里，就让他进来和我们坐在一起吧。”“不行。”那个家伙叫道，不过他突然显露出轻蔑的神色，不再打我了。虽然他放下了我的胳臂，但嘴里还是不住地骂我。然后他叫坐在车厢另一边的那个赫顿托特仆人过来坐在脚踏板上，自己坐到那个空位子上去。

乘客们回到各自的位子。一声哨响后，马车又呼啸着出发了。我的心乱跳不已，暗自思量不知道我还能不能顺利抵达目的地。那个家伙用凶狠的目光看着我，用手指着我厉声说：“当心点。等我到斯坦德顿，再给你点颜色看看。”我坐在那里默不作声，暗自祷告请神灵保佑。天黑以后，我们赶到了斯坦德顿。我看见了几个印度人的面孔，便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我刚从车上下来，这些朋友便对我说：“我们在这里等候你，是接你到伊沙赛的店里去的。我们接到了达达·阿布杜拉的一封电报。”我非常高兴，便和他们一起到伊沙·哈齐·苏玛尔的店铺里去。他和他的店员们围坐在我身边。我把路上的遭遇都告诉了他们。他们听了很难过，一面劝慰我，一面也把他们自己的不幸经历讲给我听。

我想要马车公司的总经理知悉这件事的经过。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叙述了路上我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并特别请他注意那个“领班”对我进行恐吓的行为。我还要求他保证第二天早上我们再次动身的时候，让我和其他的旅客一齐坐在车里。公司的总经理回信说：“从斯坦德顿起，我们有更大一点的马车，并且换了马夫和领班。你告发的那个人明天不在车上，你可以和其他客人坐在一起。”这样我就有一点安心了。我也不愿追究那个侮辱我的人，所以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

第二天早上，伊沙赛派人送我上车。我得了一个很小的座位。当天晚上，我们顺利抵达约翰内斯堡。

斯坦德顿是一个小村庄，约翰内斯堡却是一个大城市。阿布杜拉赛本来已经打了电报到约翰内斯堡，还把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的商店的地址写给我。商店派了人到站上来接我，可是我当时却没有看见他，他也不认识我。于是我决定去住旅馆。我搭了一辆车直奔国民大旅馆。我见到了旅馆经理，要求开一个房间。他看了我一眼，客气地说：“很对不起，客满了。”还对我说了一声再见。于是我叫车夫送我到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的商店里去。我发现阿布杜尔·甘尼赛正在那里等我，他对我表示欢迎，并热情接待我。等我把我在旅馆里的经历告诉给他，他不禁哈哈大笑道：“你怎么居然妄想旅馆会给你开房间呢?”“为什么不能?”我问道。

“你在这里住几天，自然就会明白的。”他说道，“在这里我们已经非常受优待了。但是如果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要赚钱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忍受一些侮辱。就是这么回事。”然后他告诉我关于印度人在南非所受虐待的一些事情。

关于阿布杜尔·甘尼赛的情形，以后我们还要谈到。

他对我说：“这种地方是不适宜像你这样的人居住的。现在睡吧，明天你就动身到比勒陀利亚去吧，你只好坐三等车厢去。德兰士瓦的情形比纳塔尔还要恶劣，印度人从来不让坐头二等车的。”

“你们为什么不设法要求改善这种待遇呢?”

“我们也提出过抗议，但是我得承认，我们的同胞们倒也并不一定坚持要坐头二等车。”

我找到了一份铁路规章，仔细读了一遍，发现上面有一些漏洞。德兰士瓦的旧法令的文字本来就不怎么准确，铁路规章更是混乱得很。

我对甘尼赛说道：“我想坐头等车去，如果不行的话，我宁肯乘马车到比勒陀利亚去，好在路程不长，总共也不过37英里吧。”

阿布杜尔·甘尼赛提醒我，这样做既花时间又多花钱，但是对我坐头等车的意见却表示赞成，不过我们先要向站长请示一下。于是我们就给车站站长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上特别说明我是一个律师，出门总是坐头等车船的。并且说我需要尽早赶到比勒陀利亚，因为来不及等他的回信，我愿意到站上和他面洽，并且希望能买到一张头等车票。我想，如果能当面得到他的答复，肯定对我是有帮助的。因为在站长的心目中，一定对我抱有“苦力律师”的成见，因此如果站长采取书面答复，他一定是不同意的。所以我准备穿最讲究的英国式服装去见他，和他面谈，如果可能还要说服他，让我能买到一张头等车票。于是我穿着一件礼服，打好领带，到车站上去。我摸出一个英镑放在售票台上，说要买一张头等车票。

“那封信是你写给我的吗?”他问道。

“正是。你如果能给我一张车票，我将不胜感激。我今天要赶到比勒陀利亚去。”

他微笑着，和善地对我说：“我不是德兰士瓦本地人，我是荷兰人。我明白你的心情，我对你深表同情。我愿意给你一张头等车票，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查票员叫你转到三等车厢里去，你不要把我牵连进去；这就是说，你不要控告铁路公司。我知道你是一个绅士。祝你一路平安。”

他说完后，便卖了一张车票给我。我向他道谢，并答应了他的要求。

阿布杜尔·甘尼赛到车站来送行。这件事的顺利办成使他很高兴，但他还是叮嘱我说：“你能平安到达比勒陀利亚，那是再好不过了。但是我担心查票员不会让你坐到头等车厢，即使他不加干涉，别的乘客也会反对的。”

我坐上了头等车厢，火车开动了。到了日耳米斯顿，查票员上来了。他见我也坐在那里，很生气，用手指头做手势叫我到三等车厢里去。我拿头等车票给他看。他说：“这不算数，到三等车厢去。”

车厢里只有一个英国乘客，他为我打抱不平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麻烦这位先生?难道你没有看见他有一张头等车票吗?他和我坐在一起，我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便。”然后他转过头来对我说：“请在这里坐下吧。”

查票员嘟囔道：“你既然愿意和一个‘苦力’坐在一起，我也管不着了。”说完就走开了。

当晚8点钟左右，列车到达了比勒陀利亚。

到达比勒陀利亚

我原以为达达·阿布杜拉的律师会派人到车站来接我，因为我已经特地答应过不住印度人的家里，我知道不会有印度人来接我。没想到那位律师并没有派人来。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天正好是星期天，要去找人来接我是很不方便的。我觉得很为难，不知道到哪里去才好，因为我担心没有一家旅馆肯同意留我住宿。

1893年的比勒陀利亚车站和1914年的情形是截然不同的。那时灯光异常黯淡，旅客稀稀落落。我等所有的旅客都走了，心想等收票员快要结束工作时，我便把票递给他，随便请他指点我到一个小旅馆或其他我可能投宿的地方；否则我就只有在车站上过夜了。我得承认，我那时还犹疑了半天，不敢跟他提这一点请求，因为我惟恐又受到侮辱。

站上所有的旅客都走了，我把车票交给收票员，便开始问起来。他很客气地回答我，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帮不了多大的忙。但是当时我们旁边有一个美国黑人，他听见了我们的谈话，便过来跟我说：“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在这里没有熟人的外地人。你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如果你愿意跟我走，我可以带你到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开的一家小旅馆去。我想他会收留你的。”我虽有些迟疑，不过我还是向他道谢，并且接受了他的建议。他把我带到了约翰斯顿家庭旅馆。他把老板约翰斯顿拉到一旁说了几句，后者便同意我留宿一夜，但是有一个条件：我必须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

“我向你保证，”他说道，“我对有色人种是毫无偏见的。但是我的客人都是欧洲人，所以如果我让你到饭厅里去吃饭，我的客人也许会不高兴，甚至要离开我的旅馆。”

“非常感谢您的好意，”我说道，“好在我在这里只住一宿。我现在多少了解点儿这里的情况，我也明白你的苦衷。我在自己房间吃饭也没有什么不方便，我希望明天我就可以设法另外找一个住处。”

我被带进一个房间里去。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等饭吃，并开始空想起来。旅馆里的客人并不多，我以为服务员很快就会把饭送来的，不料约翰斯顿自己进来了。他说：“要你在房间里吃饭，我实在是很抱歉。所以我向其他的客人征求意见，问他们请你到饭厅里就餐有没有什么不方便。他们都说没有意见，都同意请你去饭厅吃饭，并且说他们都不介意你在这里住多长时间。所以我来请你到饭厅里去吃饭，并且，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想在这里住多久都可以。”

我再一次向他道谢，并到饭厅里痛痛快快饱餐了一顿。

第二天早上，我拿着阿布杜拉赛的介绍信去拜访那位律师阿·伍·贝克先生。阿布杜拉赛曾经向我介绍过他的为人，所以他的热诚接待，并不使我感到意外。他非常热情地接见了我，很关心地问了我的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他又给我介绍了当地的有关情形。他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律师的工作可以委托你做，我们不需要律师，因为我们已经请了最好的顾问。这件案子拖了很久，也很复杂，所以我想请你帮忙的，只不过是了解一些必要的情况。如果我们遇到一些有困难的事务时，我会来请你提供一些补充意见供我们参考。而且你到这里来自然可以给我和我的当事人带来很多帮助。今后关于我们与当事人之间的接洽联系等一切事务，都烦劳你做中间人，这样，我所需要的一切情况都可以通过你获得。这些对你当然也是有好处的。我暂时还没有给你找到住处，我想等和你见面以后再说。这里的人有很深的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所以你这样的人找住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我认识一个贫苦的女人，她是一个面包师的妻子。我想她会收留你，这样她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走吧，我们到她那里去看看。”

于是他领我到这个妇人的家里，他和她私下谈妥了。她果然同意收留我，食宿加在一起，每星期收35先令。

贝克先生不但是个律师，同时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的传教者。他现在还健在，但是已经不做律师了，专门从事教会工作。他的家境比较富裕。他现在还和我通信，信里总是谈论同样的话题。他用多种不同的方式来论证基督教是最好的宗教，并宣称，人类如果不承认耶稣为上帝惟一的儿子，并且是人类的救世主，便不可能得到永久的安宁。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贝克先生便询问我关于宗教的信念。我对他说：“我生长在一个印度教徒的家庭里，可是我对印度教的知识却很有限，对其他的宗教我更缺乏认识。说实话，在这个问题上，我并没有什么确定的信念，也不清楚自己在信仰什么和应当信仰什么。我有志于对印度教的教理做一下透彻的研究，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打算研究研究其他的宗教。”

贝克先生听了我这一番话，很高兴地说：“我是南非宣教总会的董事之一。我曾捐资兴建了一座教堂，我经常在那里传教。我毫无种族成见。我有几个同事，我们每天下午一点钟都在一起聚会，共同做几分钟祷告，祈求和平与光明。如果你愿意来参加我们的祷告，在我来说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我还要把你介绍给我的同事们，他们一定非常高兴和你认识，并愿意和你交朋友。我想你也会高兴和他们在一起。此外，我还可以给你看几本宗教书籍，当然，《圣经》是所有经书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了，它是我要特别向你推荐的。”我向贝克先生道谢，答应尽可能按时去参加下午一点钟的祷告会。

“那么我明天一点钟在这里等你，我们一块儿去祷告。”贝克先生说完，我们就告别了。我当时并没有花时间好好考虑这件事情。

我到约翰斯顿先生那里，付了房钱，便搬到新寓所去，在那里吃午饭。女房东是一个善良的妇人，她给我准备了一顿素食。不久我便和这一家人熟起来了。

后来我便拿了阿布杜拉赛写的介绍信去见一个朋友。他向我叙说了南非的印度侨民所遭受的种种磨难。他坚持要请我住到他家里。我向他表示谢意，告诉他我已有了寄宿的地方。他表示，如果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不必拘束，尽可以和他商量。

晚上，我回到寓所，吃过晚饭回房后，躺在床上独自沉思起来。在当地我无法立刻开始工作，我把这情况通知了阿布杜拉赛。我心里想，贝克先生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保证我可以从中得到好处，是根据什么呢?我从他的教友们那里能得到什么呢?我研究基督教能达到什么程度?我怎样才能读到印度教的书籍?我对自己的宗教还没有透彻的了解，怎么能够正确地理解基督教的真谛?我只能作这样一个决定：我应当排除干扰，研究我所碰到的一切事物，至于贝克先生那些人应当如何应付，只好听从神灵的指引了；在我还没有透彻理解自己的宗教以前，我不应当信奉另一种宗教。

想到这里，我便安心入睡了。

与基督教徒交往

第二天一点钟的时候，我去参加贝克先生的祈祷会。在那里我被引见认识了赫丽斯小姐、嘉碧小姐、柯兹先生，还有其他几个人。大家都跪下来祈祷，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那些祷告词都是请求上帝赏赐给各人所需要的恩惠。通常祷告的内容，无非是祈求那一天平安度过，或者请求上帝启发他的心智。

在那次祷告时，他们又特意为我另外添加了一段：“主呀，请你为这位新来加入我们的兄弟指示明路。主呀，请你把赏给我们的平安，也施给他吧。愿救我们的主耶稣也拯救他。我们所祈求的一切都是奉耶稣的名。”在这种祈祷会上，不唱诗也无其他的音乐。每天举行不同意旨的祷告后，大家便散去，各自回去吃午饭，因为那正是午饭的时刻。祈祷所占的时间不过5分钟。

赫丽斯和嘉碧小姐都是上了年纪的未婚女士。柯兹先生是教友会的会友。这两位女士住在一起，她们邀请我每星期日下午4点钟到她们家里去喝茶。

每逢星期日我们见面的时候，我总是把平日所写的有关宗教的日记请柯兹先生过目，并和他讨论我所读过的书和读书感想。这两位女士则常常叙述她们甜美的经验和她们心灵上的平安境地。

柯兹先生是一个坦诚坚毅、善良忠厚的青年。我们常常一起散步，有时候他也带我去看别的基督教徒朋友。

等我们的友谊更加深厚后，他便把他的藏书借给我看，有时我的书架都堆满了他的书。通过认真阅读这些书，我变得更加充实，心灵更为纯净。我怀着真诚的心态答应他读完这些书，有时候，我们还热烈地讨论书中的问题。

我在1893年读了不少这类的书籍。其中有一些书名我记不住了，现在还能记得的有贝克博士的《城庙评注》，皮尔逊的《很多确凿的证明》和巴特勒的《对比论》。这些书有一部分是我看不懂的，还有的是我喜欢和不喜欢的。在《很多确凿的证明》中，作者举出了许多事例来阐释《圣经》中的宗教教义，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小。贝克的《城庙评注》多是道德上的阐释，但是它对我这样一个不信奉基督教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帮助。巴特勒的《对比论》在我看来却是一部精湛艰深而又启发心智的著作，但是要想读懂它，必须反复阅读四五遍。我认为作者之所以写这本书，似乎是要把无神论者都变成有神论者。书中关于上帝存在的许多论点，对我来说是并不重要的，因为那时我已经对上帝的存在坚信不移了；但是它关于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以及神与人之间关系的论证，我读了以后，并没有被打动。

然而柯兹先生并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他对我很关心。他看见我的脖子上戴着罗勒念珠的毗湿奴教项链，他认为这是一种迷信，心里不太高兴。“你不应该有这种迷信。来，让我把这条项链给你弄断。”

“不，万万不行。这是我母亲送我的圣礼。”

“可是你相信它吗?”

“我并不了解它神秘的意义。如果我不戴它，我想我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我决不能把它取下来，因为我的母亲把它戴在我的脖子上是出于她的爱和一种信念，相信它能给我带来幸运。当它日久而自行耗损，终至破断的时候，我也不会再想去换一个新的。可是这条项链不能弄断。”

柯兹先生不能理解我的说法，因为他并不尊重我的宗教。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帮助我解脱无知的束缚。不管别的宗教是否也有一点真理，他不断地向我宣称，如果我不接受那代表真理的基督教，我是不可能得救的，除非我得到耶稣的拯救，否则我的罪过是没有办法洗清的，而且无论你做了多少善事，还是相当于什么好事也没做。他不仅向我推荐了许多书，而且介绍我认识了他的许多朋友们，这些朋友在他认为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其中有一个家庭是属于基督教的一个派别普鲁茅斯教友会的。

柯兹先生向我介绍的朋友们大都是非常善良的人，最使我感动的是，他们都是敬畏上帝的教徒。然而当我和这个家庭往来的时候，普鲁茅斯教友会的一名教友却向我提出了一个我无法答复的责难问题：

“你是不会理解我们的宗教有多么精深的。依照你的说法，似乎在你生命中每时每刻都在反省你的过失，并不断地改过自新。这种周而复始毫无休止的行为，怎么能使你得救呢?像你这样是永远得不到心灵的平和的。你承认我们都是有罪恶的人。现在看看我们的信仰是多么完美。单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而去补赎罪恶是徒劳的，但是我们必须消灭罪恶，必须得救。但是我们怎么担负得起这么沉重的责任呢?我们只能把它放在耶稣的身上。他是上帝惟一的儿子，是纯洁无瑕的。他不是宣称过吗?凡信他的，必得永生。这一点就是上帝的无限慈悲所在。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替我们赎罪，我们的罪恶就可以消除。我们是免不了要犯罪的。人生在世而无罪过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耶稣要受难来救赎人类罪过的原由。所以只有接受他伟大的救世事业的人，才能够得到永恒的平安。请你想一想你那充满惴惴不安的生活，而我们所得到的却是上帝许诺的平安。”

这一番理论对我并没有起什么作用。我谦逊地回答说：

“如果基督教的真义尽在于此，恕我不能接受。我并不寻求从自己的罪恶的后果中得到救赎。但是我希望从罪恶或罪恶的观念中把我自己解放出来，在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以前，我宁可过着惴惴不安的生活。”

那位普鲁茅斯教友反驳道：“我相信你的努力将徒劳无益，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请你好好考虑一下我对你所说的话吧。”

而这位教友果真将他的理论付诸实际了。他有意犯了罪，却向我表明他并未因此而感到不安，没有一点不安的神色。不过在我遇见这些朋友以前，我就已经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这样一种救赎论。柯兹先生本人就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的心地非常纯洁，他也相信人们通过自己的反省与努力是能够达到心灵纯净的。那两位女士也赞成这种观点。我所读过的书中有几本是充满着虔敬的思想的。所以虽然柯兹先生对于我所遭受的这次责难深表不安，可是我可以向他保证：我决不会仅仅因为一个普鲁茅斯教友的歪曲之论而对基督教产生成见。我的困难倒是另外的问题，那就是关于《圣经》及其已获得公认的注解问题。

和印度侨民的交往

在我还未述及我与基督教徒更多的往来以前，我应该提到我在同一时期所经历的其他事情。在比勒陀利亚，有一个要人叫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赛，他在当地的地位和达达·阿布杜拉在纳塔尔的声望相当。当地凡有什么公众活动，是少不了他的。我在比勒陀利亚的第一个星期就认识了他，我告诉他我很想和那里的所有印度侨民有所接触。我说我希望研究一下那里的印度人的情况，请他给我适当的协助，这一点他倒是痛快地答应了。

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召集一次会议，请比勒陀利亚所有的印度人都来参加，并且把德兰士瓦印度人的情况告诉他们。这次会议是在哈齐·穆罕默德·哈齐·朱萨布赛的家里举行的，我是通过一封介绍信认识他的。到会的大部分是伊斯兰教商人，虽然也有几个印度教徒参加了。事实上，比勒陀利亚的印度教居民是很少的。

我在这一次会议上的演说，可以说是我生平第一次当众发表演讲。我演说的题目是“论生意上的诚实”，在演讲之前，我已作好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我常常听见商人们谈论，他们认为做生意是不能讲诚实的。当时我不赞成这种观点，现在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时至今日，还有些做生意的朋友说商业和诚实是不相容的。他们说，商业是很讲实际的，而诚实则属于宗教性质的问题；他们认为实际的事是一回事，而宗教理论却是另一回事。他们认为做生意是不能太讲究诚实的，除非对自己有利，否则人们是不会轻易把真实情况说出来的。我在演讲中竭力反对这种观念，而力图唤醒人们的觉悟，使商人认识到他们的双重责任：在外国能保持诚实是格外重要的，因为在国外，少数印度人的行为代表的则是他们国内所有同胞的品行。

我早已发现我们的人民在卫生方面的习惯和他们周围的英国人是远不能比的，关于这一点，我特别提出来请大家密切注意。我还强调忘却诸如印度教徒、穆斯林、波希人、基督教徒、古遮拉特人、马德拉斯人、旁遮普人、信德人、卡赤人、苏尔特人等等差别的必要性。我大声疾呼，希望大家要消除对不同种族及不同宗教的成见。

我在结论中，提议成立一个协会，专门委托处理关于解决印度侨民的困难的事件，向有关当局反映印度侨民的处境和要求。我愿意尽可能抽出时间为这个协会工作。

我看得出来，这次会议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对于这次会议的结果，也非常满意。

我讲话以后，大会便进行了讨论。有人表示愿意向我提供事实。我觉得很受鼓舞。我发现听众当中懂英文的很少。我觉得在这个国家懂一些必要的英文是很重要的，我劝人们可以抽时间补习英文，并举了几个例子来证明我的观点。我说我打算开办一个英文班，我还答应为那些愿意学习的人进行个别教授。

英文班没有开成，但是有三个青年人表示愿意在方便的时候学习，条件是我到他们住的地方去上课。三人中有两个是穆斯林，一人做理发员，另一人是职员；第三个是印度教徒，是一个小店员。我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我对自己的教学能力是十分自信的，我的学生也许会坚持不下去，但是我决不会半途而废。有时候我去他们那里，却发现他们正在忙着做生意，可我还是很有耐心。他们本来只打算学点儿简单的英文就可以了，但是有两个学了大约八个月以后，可以说收效很大，他们学会了用英文记账和写普通的商业信件。那个理发员的目标仅仅是学的英文能应付他的顾客就可以了。最后，他们学习英文的结果是，其中两个学生具备了获得较多收入的能力。

我觉得那次的会议结果还算圆满。我记得，那次会议还决定了以后，有可能的话，每月开一次这样的会。总体上说，后来这种会都按计划召开了，会上大家还自由地交换意见。经过几次这样的会议后，我有了很大收获。凡是当时住在比勒陀利亚的印度人，没有一个我不认识，他们每一个人的情况我都非常熟悉。因此，有了对这些情况的了解，我就去见比勒陀利亚的英国监督官员贾科布斯·戴·韦特先生。他对印度人的处境很同情，但他没有什么势力，影响不大。但是他答应尽力帮助我们，还让我需要的时候随时去找他。

于是我便写信给铁路当局，告诉他们，只根据他们自己的规章，禁止印度人搭乘头、二等车厢等等旅行限制是对印度人不公正的待遇。铁路当局书面答复我说，此后，印度人只要是服装符合标准的，都可以买头、二等车票。这种言辞的修饰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谁的服装才算“符合标准”，决定权仍然操于站长手中。

这位英国监督官把一些有关印度人事务的文件给我看。铁布赛以前也给我看过类似的文件。我从这些文件里得悉，那些从奥兰治自由邦被驱逐出境的印度人受到了如何凶残暴虐的对待。

总之，在比勒陀利亚居留期间，我得以就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的印度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进行了一次深入的研究。我那时还未料到这一研究后来对我会有那么大的作用。我本来打算年底或更早一些就回到印度去，如果那件案子年前可以结束的话。然而，上帝对我却另有安排。

“苦力”原来如此

关于印度人在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的情况，在这里作充分描述无疑是不合适的。如果有人对此感兴趣，我建议他读一读我写的《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我仅在此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根据1888年或者更早的时候所订立的一部特别的法律，生活在奥兰治自由邦的所有印度人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如果他们想在那里生活下去，那就只能在旅馆做招待员或者干一些类似的待遇低下的工作。做生意的都被赶走了，所得到的仅仅是一点象征性的赔偿。为此他们向当局递交了请愿书，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1885年德兰士瓦通过了一部非常严酷的法律，1886年又略作修改。根据这部修订了的法律，所有印度人到德兰士瓦都得交纳三英镑的人头税，除非在特别划给他们居住的地区内。他们不得拥有私有土地，即使在划定的居住区内，他们实际上也没有土地的私有权，当然就更别说选举权了，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根据那部为亚洲人而制定的特殊的法律，同时其它适用于有色人种的法律对他们也同样有效。根据这些法律，凡有色人种、印度人都不得在公共的人行道上行走，如果没有许可证，不得在晚上九时以后出门。尤其是这最后一项规定，对印度人来说，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因为在相同情况下，作为一种优待，凡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人，则可以不受这项规定的约束。这样一来，谁能享受优待、谁不能享受优待完全取决于警察的喜好。因为我常常在夜间和柯兹先生外出散步，并且很少在十时以前回家，所以这两项规定对我是一个艰难的考验。我在想，如果警察把我抓起来了，那可怎么办呢?柯兹先生比我还关心这个问题。按规定，做主人的可以发许可证给他的仆人，柯兹先生也曾经给他的黑人仆人发过通行证，但他能发给我吗?即使我想要一张通行证，并且柯兹先生也愿意发给我，但他却不能这么干，因为这是犯法的。于是柯兹先生或者他的一些朋友便带我到当地的检察长克劳斯博士那里，一经交谈才知道，原来我们还是校友呢。于是，我把需要一张通行证以便夜间九时以后出门这件事告诉了他，他对我表示同情，但并没有下令发给我通行证，而是给了我一封信，这封信授权我在任何时候出门，警察都不得干涉。因此每次出门的时候，我身上总是带着这封信。也许只是个意外，我从来没有用过这封信。因为这件事，我和克劳斯博士成为了不错的朋友，他常邀请我去他住的地方，出于礼貌，我偶尔也去拜访一下。在那里，通过他的介绍使我得以认识他的哥哥——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约翰内斯堡检察官。在波耳战争期间，他因密谋刺杀一名英国军官而被军事法庭判处七年徒刑，同时还被禁止从事律师业务。战争结束以后，他得以获释并恢复了名誉，又重新获准在德兰士瓦当律师。

这些关系在我后来的公众生活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且为我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另外，关于使用人行道的规定，在我身上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那时我常常要经过总统大街到一块空旷的地方去散步。克鲁泽总统的房子就在这条街上，那是一栋非常朴素、不惹人注意的建筑物，没有花园，同周围房子没有什么差别。相比之下，比勒陀利亚有很多百万富翁的房子要豪华得多，并且四周都是花园。克鲁泽总统的俭朴的确是有口皆碑的，只有在你看到一名警察在门前放哨时，才会让你联想到它是某某官员的房子。这里站岗的警察常常轮班调换，通常我总是沿着人行道静静地走过他们身边。结果有一次，一个警察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甚至并没有让我离开人行道，便一把将我推开，接着把我打到街上，这使我非常吃惊。就在我还没有来得及责问他的行为时，正巧柯兹先生骑马走过这里，他招呼我说：

“甘地，我全都看见了。如果你到法庭里控告这个人，我将乐意做你的见证人。你受到这样粗暴的殴打，我觉得非常遗憾。”

“你不必为此难过，”我说道，“这个可怜的人知道什么呢?在他看来，每一个有色人种全都一样。毫无疑问，他对待黑人和对待我并没有什么区别。我已立志不为任何个人的疾苦打官司，所以我不打算控告他。”

“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柯兹先生说，“你可要考虑清楚，像这种人我们必须给他一点教训才行。”于是他把这个警察叫过来交谈了一会儿，因为警察是波耳人，他们讲荷兰话，谈些什么我听不懂。不过看得出来，柯兹先生是在训斥他。接着他过来向我道歉。我觉得没什么必要的，因为我已经宽恕他了。

不过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走这条马路了。因为总会有别的人来接替这个警察的工作，他们并不一定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所以没人能保证他们还会不会干出同样的事来。因此我完全没有必要再吃一次不必要的亏。于是我挑选了另一条路散步。

从这件事上加深了我对印度侨民的感情。我就这些条例所产生的问题会见了英国监督官，然后便和他们研究是否在必要时就这一类的案子进行一次控诉。因为我对印度侨民艰苦的生活状况作过深入的研究，不但收集到很多材料，听了很多谈话，而且经过了亲身的体验。我清楚地意识到南非不是一个有自尊心的印度人所能够生活得了的国家，如何才能转变这种状况，便越来越成为我操心的问题了。

然而当时我的主要任务则是关注达达·阿布杜拉的案子。

做案子的准备工作

我在比勒陀利亚住了一年，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历。在这里，我有了见习公众事务的机会，并且获得了一些工作能力。在这里，我深深领悟到宗教的思想对于我实在是一种活跃的力量，我的宗教精神变成了一种动力。在这里，我得到了律师业务的真正知识。我深信，一个资历尚浅的律师，只有在一个富有经验的律师事务所里才能学到真正的知识，而且可以学到避免失败的方法。总之，我获得了律师成功的秘诀，也是在这里。

达达·阿布杜拉的案子不算小，诉讼的目标是4万英镑。因为它是关于商业交易的，所以里面涉及许多琐碎的账目问题。原告有一部分要求是根据已经交付的期票，另一部分是根据对方交付期票的特别承诺。被告的辩护是说这些期票不是用合法的手段取得的，而且缺乏充分的理由。这个微妙的案子涉及到无数的事实和法律问题。

原告和被告双方都延聘了最有才能的律师和法律顾问。因此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研究他们的工作。我所负责的工作是，给律师准备原告的案由和挑选一些有助于他的事实。我因此得以有机会到我所准备的材料有多少是律师所采纳的，又有多少是被舍弃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律师所准备的材料究竟哪些被法律顾问所采用，这种工作对我熟悉律师业务的确是非常有帮助的。我认为这种准备工作会提高我的理解力和运用材料的能力。

我对这个案子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我对它的确投入了我的全部精力。我把关于这种商业行为的所有文件都研究了一遍。我的当事人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人，而且他对我绝对信任，这使我在工作中得到了很多便利条件。我参考了不少的书籍，以便对材料作出详细的分析，同时我还对簿记学进行了相当的研究。我的翻译技能也有了很大提高，因为来往信件大部分是古遮拉特文，需要翻译为英文。

正如我已经在前面提到过的，虽然我对宗教问题和公众工作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也常常分出一部分时间花在这些事务上，但这却不是我当时主要的任务。我主要的任务还是为这件案子做好准备工作。我必需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研究法律书籍，必要时查考法律案例。结果，我对于这件案子的了解，恐怕超过了原告和被告，因为双方的文件都在我一个人手里。

我回想起宾卡特先生的话，他说事实只占法律的四分之三。这种说法后来被南非著名的律师李昂纳先生的做法充分地证实了。在我所经办的一件案子里，我发现我的当事人的理由虽然是充足的，法律却似乎不利于他。我不知所措，便去征求李昂纳先生的意见。他也认为案情复杂而又困难，想了一会儿，他突然说道：“甘地，我知道怎么办了：如果我们能特别留意一个案子的事实方面，法律自身也会注意到的。让我们好好研究一下这件案子的事实吧。”说完，他叫我进一步研究案子，然后再去找他。我回来把事实重新推敲了一番，仿佛发现了一个新的天地，而且无意中我还找到了一件和这个案子非常类似的南非旧案例。我非常高兴，去找李昂纳先生，把我的发现告诉了他。“这就对了，”他说道，“我们一定可以胜诉。但是，我们要静待法官公正的判决。”

当我在准备达达·阿布杜拉的案子的时候，我还不能充分理解事实竟有那么大的作用。事实就是真理，我们只要依附了真理，法律自然就会来帮助我们了。我知道达达·阿布杜拉的案子，事实方面是极为有力的，法律方面当然也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我也知道，长时间拖下去的官司往往会使原告和被告双方都蒙受巨大的损失，甚至还会同归于尽，而他们彼此都是亲戚，又是同乡。没有人知道这件案子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如果让它继续在法庭里争个究竟，它可能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双方都希望立即了结这个案子。

我去见铁布赛，劝他去找人仲裁，以解决这件案子。我建议他去见他的法律顾问。我向他提议，如果双方对这个仲裁人都能充分信任的话，请他出来公断，一切纠纷是可以迅速获得解决的。因为律师的费用高涨，当事人虽然都是大商人，也经受不起这么庞大的支出。律师们承办到有利可图的案子，宁愿放弃其他的案子而专注于此。而两大商团因为这件案子占据了他们过多的注意力，使得他们连做别的事情的时间都没有了。同时双方都不肯相让，相互间的恶感也在上升，结果是两败俱伤。我对于这种职业感到厌恶。双方的律师和法律顾问当然是各自找寻法律根据来支持他们的当事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胜诉的一方永远收不回来因此而花费的一切代价。根据诉讼费法规的规定，双方当事人之间有固定的费用范围，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实际费用则高得多。这是我所不希望看到的。我认为我的责任是尽最大努力使双方当事人和解。最后，铁布赛总算同意了我的建议。经双方同意，选定了一个仲裁人。双方在他面前申述案子，结果达达·阿布杜拉获胜。

然而这样的结果并没有使我满意。如果我的当事人要求立刻执行仲裁决议，要求对方立刻赔偿，铁布赛一定无法弄到全部的款项。旅居南非的波尔班达伊斯兰教的人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就是与其破产毋宁死。铁布赛无法全部付清3.万英镑和公证费。他决不愿意少付一个铜板，而他又不愿意宣布破产。所以只剩下惟一的办法，就是希望达达·阿布杜拉同意接受他分期偿付。这一点阿布杜拉最后倒是慷慨的答应了，而且限期也很长。达成分期付款的协议，对我来说，比说服他们同意仲裁还要困难。可是双方终于都在比较满意的条件下接受了我的建议。双方也因此获得舆论的推崇。我为此感到无比的快乐。通过这件案子，使我认识到法律的真正精神是发扬人性的善良优点及激发人的天良。我还因此懂得了律师的真正职责是使敌对仇视的双方走向和解。这一次的经历使我受益匪浅，令我对我的律师业务充满了信心。在我执行律师业务的20年中，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促使案件双方当事人妥协和解方面。我这样毫无损失——甚至我的收入也没有受到影响，更不用说我的人格受到什么损失了。

对基督教的见解

现在可以回过头来谈一谈我和基督教朋友们的一些经历了。

贝克先生十分关心我的前途。他带我去参加威灵顿大会。新教派的基督教徒每隔几年便召集这样的大会，使信徒们得到宗教的启发，或者说是教徒的自我完善。这是一种宗教维新或宗教复兴。威灵顿大会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主席是当地有名的神学家安德鲁·穆莱牧师。贝克先生原希望大会上浓厚的宗教气氛以及教徒们的虔诚，可以在无形当中推动我皈依基督教。

不过他最后寄希望于祷告的功效上。他对祈祷是永远充满信心的。他确信只要祷告是绝对热诚的，上帝就不能不听。他给我举了好多例子，如布里斯托尔的乔治·缪勒，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祈祷上，那怕是世俗的需要，也是如此。我不带一点成见地聆听他讲述祈祷的功效，但是我向他保证：除非我感觉到了内心的召唤，否则我是难以皈依基督教的。我向他郑重表示，我给他这个保证是毫无犹豫的，因为我早就学会了使自己顺从内心的声音。我乐于顺从这种声音，并且一直以来我都是这么做的，一切行为都要以它为准则。如果违背我内心的声音，对我来说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痛苦的。

于是我们便动身回到威灵顿去。贝克先生陪着像我这样的“一个有色人种”赴会，实在是招人非议的。在许多场合，他都因我的缘故而遭受不便和麻烦。有一天碰巧是个星期日，由于贝克先生和他的伙伴不愿意在安息日赶路，我们便停了下来，投宿到一家车站旅馆。虽然在经过多次交涉后，车站旅馆的老板总算收留我住宿，但绝对不让我进餐厅吃饭。贝克先生不是一个肯轻易让步的人，他根据旅客所应该享受的权利向旅馆老板提出抗议。但我明白这是没有用的。到了威灵顿，我还是和贝克先生住在一起。我非常清楚他爱护我的种种苦衷，因为他时常为了努力要使我避免不受歧视的待遇而遭受到许多的麻烦和纠葛。尽管他竭力隐藏他所遭到的一些不便，我还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在威灵顿所举行的大会上，聚集着一群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那样虔诚的信心使我颇为感动。我拜会了穆莱牧师。我还看到了许多教徒为我祈祷的情形，我非常喜欢他们唱的那些美妙动听的圣诗。

大会会期有三天。我可以理解并欣赏那些赴会的教徒的热诚，但是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改变信仰，改变我所皈依的宗教。我不能相信这种说法，即不成为基督教徒就不能进天堂或得到解脱。当我很坦白地把想法告诉我那几个善良的基督教朋友时，他们都流露出惊异不快的神色。然而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对于基督教的不信任是由来已久的。要想改变我的信仰还存在其他困难。我的确不能相信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也不相信只有信仰他的人才能得到永生。我认为如果上帝能有儿子，我们都应该算是他的儿子。如果说耶稣像上帝一样，或者就是上帝本身，那么所有的人都像上帝一样，或者就是上帝。我的理智阻止我相信，像经书上所说的那样，耶稣是以他的死和他的血来赎救世界的罪恶。也许当它是个寓言，还有几分道理。还有，根据基督教的教义，只有人类才有灵魂，其他生物却没有，所以它们死亡就等于完全的毁灭；我的信仰正好相反。我只可能承认耶稣是个殉道者，是个人格化的牺牲者，是个神圣的导师，但并不认为他是空前的完人。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给人世立下的一个伟大的榜样。但是如果这件事本身含有什么奇异或神秘的意义，我是难以置信的。基督教徒的圣者生活并没有使我获得裨益，如果说其他宗教的信徒的生活也不能给我什么帮助的话。我在其他的生活方式中发现有和在基督教徒们当中所听到的同样的改革。从哲学上说，基督教徒所奉行的教义并没有什么非常之处。而且从牺牲精神的角度看，我认为印度教徒远远胜过基督教徒。所以要我承认基督教是一种最完美无瑕的，或者是一种最伟大的宗教，那是不可能的。

我时常有机会和我的基督教朋友们参加一些辩论，而当我把心中这些翻来覆去的思想告诉他们时，他们的回答却总是不能使我满意。

这样说来，我既然并不认为基督教是一种最完美或最伟大的宗教，当时我也不相信印度教就是这样一种宗教。印度教的缺点在哪里我也是十分清楚的。“不可接触者制度”是印度教规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只能说是腐朽的，或者说是一个瘤子。我不能理解无数的宗派和种姓为什么存在。又根据什么说《吠陀》是神灵所启示的?如果它们真是由于神灵的启示，那么《圣经》和《可兰经》不也就可以这样认为吗?

我的基督教朋友们都在努力设法改变我的信仰，我的伊斯兰教的朋友也希望我皈依伊斯兰教。阿布杜拉赛就经常劝我研究伊斯兰教，当然，他也经常赞美伊斯兰教的伟大。

我把我思想上的不解写信告诉赖昌德巴伊。我还和印度其他的宗教权威们联系，并且得到他们的答复。赖昌德巴伊的回信使我获得了心灵上的一点平静。他劝我要耐心对印度教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信中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以冷静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我确信任何别的宗教都没有印度教那么精深的理论，那么深远的思想，没有它对于灵魂那么深刻的认识，也没有它那么宽广的博爱精神。”

这份友谊使我对宗教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虽然不能有像在比勒托尼亚那么多的空闲时间来研究宗教问题，可是我仍然抽出一部分闲暇时间用在这上面。我还经常与其他宗教界人士保持通讯。通过这些方法，我获得了对于各种宗教的一些知识。我在研究时经常会产生一种冲动，想把我的心得在实践方面表现出来。我对于“瑜伽”也有一点经验，并逐渐加深。但是，我不能有更进一步的研究，我决定等我回到印度之后去请教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但是这个想法却没能实现。差不多同一时期，我和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开始有了来往。听从他们的劝告，我每星期日到教堂里去做礼拜。在礼拜天，我还应邀到朋友们家去吃饭。我对教堂并没有什么很好的印象。到教堂去的人们在我看来并不全都是虔诚的，有的似乎像是赶时髦或者说是消磨时间。有些时候，我竟然忍不住打瞌睡。我觉得很惭愧。这种情况没能持续多久，后来我就不去做礼拜了。

我买了一部谢礼译的《可兰经》，并且开始阅读。同时我也研究其他关于伊斯兰教的书籍。我还和住在英国的基督教朋友们通讯，其中有一个朋友把我介绍给爱德华·麦特兰，我和他也开始了书信往来。他寄给我一本《完美的道路》，这是他和安娜·金世福合著的书。这本书对流行的基督教教义提出了反面的看法。他还给我寄了另一本书《圣经新诠》。这两本书我都很喜欢。它们似乎是支持印度教的。托尔斯泰的《天国就在你的心中》使我深受启发，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本充满独立思想、深奥的道德和求真的精神的书籍，柯兹先生给我的所有书籍与它相比，似乎都是一些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我所进行的研究就这般把我带到这样一个方向，而这是我的基督教朋友们所没有想到的。我和麦特兰保持了很长时间的通信联络，和赖昌德巴伊的书信往来则一直保持到他去世为止。我看了他寄给我的几本书，包括《五业》、《珍珠环》，华斯陀《瑜伽论》中的《解脱章》，哈利班德罗·苏立的《妙见集》等。

我虽然没有走上基督教朋友希望我走的道路，但是他们却唤起了我内心深处对宗教的向往，对这一点我是永不会忘记、永远感激的。我会永远怀念和他们往来的日子。而且，在以后的岁月里，这类甜美而神圣的联系也是越来越多，而没有减少。

决定留在南非

这件案子既然已经办完了，我就没有理由再在比勒陀利亚住下去了。于是我就回到德班，并准备回国了。但是阿布杜拉赛却想在我走之前为我饯别。为此，他在西登罕举行了宴会。在宴会开始前，我顺便拿起一份报纸翻了翻，突然发现在报纸的一个小角落里有一则新闻，题目是《印度人的选举权》，这则新闻提到了当时立法议会正在讨论一项法案，该法案主张剥夺印度人选举纳塔尔立法议会议员的权利。我还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议案，于是仔细读了一遍，耽误了一会儿时间，然后才去赴宴，我是到会最迟的一个。

在宴会上，我向阿布杜拉赛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关于这些事情我们能知道什么呢?我们只知道那些与我们的生意有关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在奥兰治自由邦所有的业务全都没有了。这的确使人们烦恼，可是又有什么用呢?况且我们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又都没怎么受过教育。我们平常看报，仅仅是为了了解当天有些什么新鲜事，哪能懂得什么立法不立法呢?我们的耳目就算是这里的欧洲律师了。”

“可是，”我说，“这里有许多本地生的印度青年，他们都受过较好的教育，难道他们不能帮助你们吗?”

“他们呀。”阿布杜拉赛叹了口气，沮丧地说，“他们从来不愿意到我们这儿来，而且说实话，我们也不愿意买他们的账。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得依靠白人牧师，而那些牧师又在政府的管理之下。”

这些话却启发了我的思路。我想，这些人应该说是我们的同胞。难道基督教就是这样的意思吗?难道他们就因为信奉基督教而忘了自己是印度人了吗?

但是我就要回国了，我当时一时还表达不出我的内心想法。我只是简短地对阿布杜拉赛说了这么几句话：“如果这个法案获得通过，成为法律，那么我们的处境就更为艰难。它像是钉在我们的自尊心上的一根钉子。”

“是啊，”阿布杜拉赛也有同感，他说，“我将这个选举权问题的前因后果都告诉你吧。本来我们什么都不了解，将这个事情告诉我们的是艾斯坎比律师，你也认识他，他与我们的关系一向是很好的。事情是这样的：他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他和码头工程师之间的矛盾比较深，斗争也很激烈。他担心他的选举权会被剥夺，因而使得他自己在选举中输给那个工程师。所以他就把我们的处境告诉我们了，并且让我们全部登记为选民，投他的票。我们答应了，并按他的建议行动了。从这些事情中，你现在可以明白，选举权对于我们并没有像你所说的那种价值吧。不过我们明白你是什么意思。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其他客人也听见了我们的谈论，有人说：“你想不想听听我们的意见呢?我说，你还是把船票退掉，在这里再待一个月，我们听你的吩咐去做。”

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道：“好主意，好主意。阿布杜拉赛，你一定得把甘地留下。”

阿布杜拉赛十分圆滑地说：“现在用不着我来留住他了，你们大家都可以留他。不过我认为你们说得不错，让我们大家共同劝他留下来吧。但是你们要知道他是一个律师，他的费用怎么办呢?”我听到他们提起费用问题就很不安，我大声说道：“阿布杜拉赛，费用不成问题。为公众服务不能收费。如果我能成为大家的公仆，我很高兴。我可以留下来。不过你们知道，我和这些朋友都不熟，如果你们认为可以合作的话，我打算多住一个月。可是有一件事情，虽然我不用你们付给我什么钱，但是我们计划进行的这些工作，如果没有基金也是搞不起来的。比如我们要发电报、印发文件、派人出去活动、和当地的律师进行联系与协商等等事情，都需要经费。而且由于我还不熟悉这里的法律，可能需要一些法律书籍作为参考。所有这些事情没有钱是办不成的。而且这些事情光靠一个人做也不行，还需要大家提供帮助。”

大家都说：“钱会有的，人有的是，需要多少就有多少。只要你同意留下来，办法总会有的。”

就这样，饯别宴会变成了一个工作委员会。我建议吃完饭赶回家去。我在心里已经想好了发动这场运动的纲领。我还查清楚了选民名单上有哪些人。我打定主意再住上一个月。就这样，在神灵的指引下，奠定了我在南非生活的基础，并在内心中埋下了为民族自尊而斗争的种子。

定居纳塔尔

1893年时，纳塔尔印度侨民中威信最高的领袖是哈齐·穆罕默德·哈齐·达达赛，这是大家首推的。从经济上来说，他们的首领是阿布杜拉·哈齐·阿丹赛，但是在社会活动中，大家公认的领袖是哈齐·穆罕默德赛，他被认为是当之无愧的。于是，在阿布杜拉赛的家里召开了一个简单的会议，由哈齐·穆罕默德赛主持，会议决定对选举法提出反对意见。

志愿人员都作了登记。而出生在纳塔尔的印度人，大部分是信奉基督教的青年，他们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德班法院的译员保罗先生和一个教会学校的校长苏班·戈夫莱先生都出席了，他们负责带来了一大批基督教青年到会上，这些人全都主动登记为志愿人员。当地很多商人也都登记了，其中值得一提的有达乌德·穆罕默德赛、穆罕默德·卡桑·康鲁丁赛、阿丹吉·米耶汗赛、阿·科兰达维鲁·皮莱、西·拉契朗、兰格沙密·巴提亚齐和阿玛德·齐华。巴希·罗斯敦吉当然也在内。担任文书工作的有马尼克吉、约希、纳辛赫朗诸位先生，他们都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和其他大商行的雇员。他们对自己也能分担一部分公众工作而感到非常高兴。对他们来说，他们还是头一次像这样被邀请来参加这种工作。面对着印度侨民整体所遭受的苦难，无论高低贵贱，无论是上等身份的人，还是地位低下的仆人，不分所属教派区别，也不分民族差异，所有印度侨民，包括印度教徒、穆斯林、拜火教徒、基督教徒，古遮拉特人、马德拉斯人、信德人等，全都仿佛是祖国的儿女和人民的公仆。

当时的情况是，这个法案已经或者即将二读通过。从讨论中的发言看，还没有发现印度人对这个不合理的法案表示反对意见，这个事实竟被看作是不应该享受选举权的证据。

我在会上就当时的情况向大家作了介绍。我们要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给议会的议长发一份电报，要求他将对该法案作进一步讨论的时间延期。并且给当时的总理约翰·鲁宾逊爵士和达达·阿布杜拉的朋友艾斯坎比先生发了同样内容的电报。议长的答复很快就来了，他答应将这个法案延期两天讨论。这个决定使我们很高兴。我们拟好了请愿书，打算提交给立法议会。请愿书必须誊写三份，还必须给新闻界准备一份。提交给立法议会的请愿书上还要征集尽可能多的人的签名。而所有这些工作我们只能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办完。有几个志愿人员为这事忙了一个通宵，其中有几个懂英文的。有一个老人叫阿瑟先生，因为字写得好，负责誊写正本。其余几份则由一个人念，几个人写，就这样同时五份请愿书都准备好了。征集签名的事情由商人志愿人员去完成，他们有的坐自己的马车，有的出钱雇马车出去请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这个工作很快就办完了，请愿书也顺利寄出。有几家报纸刊登了请愿书的内容，并发表了支持我们的评论。请愿书还在议会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议会还就这份请愿书进行了讨论。但是那些怀有成见的人仍然坚持法案的观点。最后该法案还是获得议会的通过。

这个结果虽然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但是我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这件事情引起了全体印度侨民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并且给侨团的工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带来了新的气象。在参与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全体印度侨民逐渐形成了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所有印度侨民已经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为了整个侨团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而斗争，是大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当时英国的殖民地国务大臣是李朋勋爵。大会决定通过他送一份大请愿书。这个任务很重要，也不是一天所能完成的。我们又招募了一些志愿人员来分担一部分工作。

我为了起草这份请愿书费了很多工夫。我几乎将我能找到的所有有关这个问题的书籍都读了一遍。我的论点集中围绕着“一个原则和一种权宜之计”来说明。我认为我们在纳塔尔同样应该有选举权，因为我们在印度有选举权。我呼吁保留这种选举权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能够行使选举权的印度人毕竟还是少数。

在不足半个月的很短的时间内，便有一万人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要在全省征集这么多人签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做这些工作的人全都没有经验的条件下。我们特别挑选了几个能干的志愿人员。因为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不会勉强那些对请愿书没有充分了解的人签名。我们要征集签名的范围很大，村庄很分散，有些村庄很远且偏僻，只有那些全心全意投入的人，才能圆满而迅速地完成这项工作。事实上，我们挑选的那支队伍积极地完成了分配的任务。当我写到这儿的时候，达乌德·穆罕默德赛、罗斯敦吉、阿丹吉·米耶汗和阿玛德·齐华的形象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记得他们当时工作得非常出色，并且所有人都完全是出于热爱，都把它作为一种应该的义务劳动，没有一个人要求过任何报酬。达乌德赛整天坐着他的马车为这件事奔波。达达·阿布杜拉的屋子成为大家的活动中心和办公场所。

请愿书终于递上去了。我们又印了一千份散发出去。它第一次把纳塔尔印度人的情况公诸于众。我还向我所知道的所有报馆和出版社分别寄了请愿书。《印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讨论了这份请愿书，并且对印度人的要求持支持的观点。我们还寄了几份请愿书给英国各党派的刊物和出版社。伦敦的《泰晤士报》也支持我们的要求。得到了各国舆论上的支持，我们便看到了希望之光，以为这个法案会被否决。

这个时候我即使想离开纳塔尔也已经不可能了。印度朋友们都涌到我身边，劝我长期住下来。我将我的难处向他们作了说明。我已经决定不能依靠公众的捐资来维持我的生活，我要自力更生。我觉得应该有一栋好房子，而且地点合适。我还认为，如果我不是过着一种普通律师的生活，我就不会得到侨民的信任。而且如果一年没有300英镑的收入，是不可能维持这样的门面的。因此我对他们说，只有印度侨团保证我可以做一定的律师工作，以维持公众工作所需的日常开支，我才能够住下来。“可是，”他们说道，“我们情愿你为公众工作，而由我们自己来出那笔钱，并且我们可以轻易地募集起来。当然这部分资金并不包括你私人的律师工作所应得的收入。”

“不行，我不能因为公众工作而要你们的钱。”我说，“这种工作并不需要多少律师才能。我的工作主要是动员你们都来参加，我怎么能要你们的钱呢?何况今后我还要经常为这类工作要你们破费，如果我依靠你们的破费来维持生活，那我就会觉得向你们募集大笔款项很不方便了，最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了。再说，我还要侨团每年为公众工作筹措300英镑以上的数目呢?”

“可是我们对你已经有相当的了解了，我们相信不需要的东西你是一点也不会要的。但是我们如果要你以后在这里长期住下来，难道我们不应该负担你的开支吗?”

“你们是因为对我的热爱以及现在对工作的热情，才这样说。我们怎么能够肯定这种爱和热情能够长期保持不变呢?而且作为你们的朋友和仆人，我会经常向你们抱怨，谁会知道那时候我是否还会得到同样的爱护。因此，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因为公众工作而接受你们提供的任何薪水。你们同意把案子委托给我办理，这已经是对我的充分信任了。何况这一点可能以后还会给你们增添很多麻烦，因为我不是一个白种人律师，法院能否承认我还是一个问题。况且我也说不准，作为一个律师，我的运气究竟怎样。所以即使你们聘我为法律顾问，你们可能也要冒冒风险。但是你们既然支持了我，我当然把它看成是我为大家效劳的报偿。”

这次讨论的结果是，有二十来个商人聘请我当他们的法律顾问，为期一年。此外，达达·阿布杜拉用他原本打算为我送行的一笔钱为我购置了必需的家具。

就这样，我在纳塔尔定居下来了。

反对种族歧视

法庭的徽号是一架天平，不偏不倚地由一个公正、失明、但又明智的妇女把持。命运有意让她双目失明，使她在进行裁判的时候，不会因一个人的外表来评判他的真实价值。然而纳塔尔法律协会却使最高法院的行为违背这一原则，从而背弃其徽号。

我申请到最高法院当律师。我有孟买高等法院颁发的许可证。我在孟买高等法院登记为律师时，将一份英文证书交存备案。这一次的申请，需要附上两份操行证明。我想这两份证明如果是出自欧洲人就会更有分量，因此我就设法从阿布杜拉赛所介绍的两个有名的欧洲商人那里弄到这种证明。申请书必须通过法院的律师递上去，但是如果是由检察长递上去的，按照规定是不收费的。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法律顾问艾斯坎比先生，当时担任检察长职务。我拜访了他，他答应为我转递申请书。

这时法律协会却通知我，不同意我申请为法院律师，这使我大为惊讶。他们反对的理由之一，是我的申请书没有附上英文证书原件。然而主要的原因却是，在制定有关律师入会申请手续的有关规定时，他们并没有想到会有有色人种的律师申请入会的可能。他们认为纳塔尔的发展主要靠欧洲人的企业，所以欧洲人必须统治法律界。如果有色人种也加入进来，就会从数量上或者在具体事务中影响到他们的统治，他们对此十分担心。

法律协会聘请了一位著名的律师来为他们的意见辩护。因为他和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也有往来，他托阿布杜拉赛传话给我，请我去看他。他和我交谈的态度很直率，而且还问起我的经历，我也一一跟他说了。后来他说：“我没有什么要与你作对的意思。我只是担心，你是来自殖民地国家的一个冒险家，而你的申请书上未附原证件这一事实使我更为怀疑。有些人虽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证书，但这些证件并不是他们本人的。你虽然也送来了欧洲商人给你开的操行证明，但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作用。他们真正了解你吗?他们和你的交情能有多深?”

“不过，”我说，“我对这里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就连阿布杜拉赛也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我的。”

“可是他刚才不是说他是你的同乡吗?如果你的父亲在那里当过首相，阿布杜拉赛一定知道你的家族。要是他能为你写一份保证书，我是绝对相信的。那时我将乐于通知法律协会，说我没有办法反对你的申请。”

这一席话激怒了我，不过我还是忍住了。我想：“如果我附上了达达·阿布杜拉的证明，我还是会被拒绝的，那时你们又会跟我要欧洲人的证明。而且我只是申请当律师，这和我的出身和经历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我的出身多么贫贱或令人厌恶，又怎么能对我申请律师本身产生影响呢?”但是我克制了自己的感情，平静地说：“我不认为法律协会有什么权利来了解这些细节，但是我还是准备提交一份你想要的保证书。”

阿布杜拉赛的保证书准备好了，而且送交到了法律协会的理事会。法律协会对此表示满意，可是当地律师协会却加以反对。它在最高法院反对我的申请，但是最高法院拒绝了，甚至没有传艾斯坎比先生出庭作答。首席法官宣布说：

“因为申请书上未附原证件而加以拒绝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如果他伪造证件，他将受到处分；如果他被证明有罪，他的名字也会被注销。法律对于白种人和有色人种，并不区别对待。所以本法院不能阻止甘地先生登记为律师。我们接受他的申请，甘地先生，现在你可以进行宣誓了。”

我站起来，在登记官面前宣誓。宣誓完毕，首席法官对我说道：“甘地先生，现在你必须取下你的头巾。在执行律师业务时，你必须遵守法院的规定，按规定着装。”

我明白自己受到一定的限制了。我服从最高法院的命令，取下了在县长法庭上曾经坚决不摘的头巾。我这样做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我不摘头巾是错误的行为，而是由于我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为今后更艰巨的斗争作准备。我不能仅仅因为摘下头巾这件小事而消耗我的力量，为了更大的事业，做一点小小的让步是值得的。

阿布杜拉赛和我的一些朋友们都不赞成我屈从（或者说是软弱吧）。他们认为我应当坚持执行律师业务时应该有戴头巾的权利。我设法说服他们，向他们解释“入乡随俗”这句谚语所蕴含的真理。我说：“如果在印度，有一个英国官员或法官下令叫你摘掉头巾而加以拒绝，那是对的。但是在纳塔尔省，作为法院的一个官员，如果我不尊重当地法院的习惯，那就错了。”

我用这类的话使朋友们渐渐平息下来，但是就这件事来说，我并不认为已将他们完全说服了。我接受了在不同的情况下应以不同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原则。然而在我这一生中，在坚持真理的同时，我也认识到了妥协的作用。在我今后的生活中，我认识到这种妥协的精神就是非暴力活动的一个必要的部分。虽然它使我的生命常常面临危险，并且经常引起朋友们的不满，但是真理却是固若金汤。当时的结果是，多数报纸与舆论都对法律协会反对我申请律师这一行为表示抗议，并对法律协会的嫉妒表示谴责。这些舆论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以后的工作带来了便利条件。

纳塔尔印度人大会

律师的业务当时和而后一直都不是我的主要工作。当时我必须集中精力搞公众工作，因为这正是我继续住在纳塔尔的原因。仅仅靠散发关于争取选举权的请愿书是很不够的。我们要给殖民地国务大臣留下印象，坚持和鼓励是必需的。为此，必须成立一个经常性组织。于是我经过与阿布杜拉赛以及其他朋友讨论后，一致决定要建立具有经常性的公众组织。

给这个新的组织取名使我很伤脑筋。我觉得它最好不要和其他任何特殊的组织混淆。我知道“大会”这个名称在英国保守分子中，名声是很坏的，可是国民大会在印度却是很根本的组织，我要在纳塔尔加以推广，让人们愿意使用这个名称。因此我就对采用这个名称的理由进行了详细说明，建议将这个组织定名为“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大会终于在5月22日宣布成立。

5月22日，在达达·阿布杜拉的一间宽敞的房子里人头攒动。参加大会的人很多，全体到会者都对大会的成立表示坚决的支持。会章很简单，会费却很多。大会会员必须每个月上缴5先令的会费。经济情况较好的人则被劝告尽量多交一些会费。阿布杜拉赛每月交两英镑，是交纳会费最多的。还有两个朋友也写上了同样的数额。我想我不能太落后了，便写上月付一英镑会费。虽然这对我来说不算是一个小数目，不过只要平日节俭一些，我想还是可以负担得了的。而且我还有神灵的保佑呢。我们这次招收了许多月付一英镑会费的会员，月付10先令会费的会员就更多了。此外还有一些捐款，我们都非常感谢地接受了。

之后的事实说明了一个情况，单靠催要，谁也不会交纳会费，住在德班以外的会员，要经常去找他们，也不可能。一时的热情，看来很快就消退了。就是住在德班的会员，如果不再三催要，也不会交纳会费。

我是大会的秘书，自然要承担收集会费的工作。后来我不得不专门雇一个文书成天忙着收集会费。后来他也给这种工作搞得厌烦了，我觉得，要改进这种状况，必须把会费由月费改为年费，而且还要收上来。因此我便召开了一次大会，大家都同意把月费改为年费的建议。大会还规定一年最少要交会费三英镑。这样一来，收会费的工作就大为顺利了。

最初我就知道，开展公众工作不能仅仅依靠借贷。在多数事情上，人们可以依靠诺言，但是只要涉及到金钱，事情就不一样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谁能够总是按时交纳他所承担的会费，纳塔尔的印度人也是一样。大家都是因为没有钱而不做事。正是因为没有钱的时候便不做事，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就从来没有负过债。

我的同事们对联系会员的工作特别地积极。他们对这种工作非常感兴趣，同时还认为它可以提供很多有价值的经验。多数会员都愿意用现金交纳会费。但是在偏远的乡下，工作相当困难，那里的人们不了解公众工作的性质和作用。不过到很远的地方去收会费，对我们来说，是经常的事情，而各地都有当地著名的商人来接待我们。

在一次这样的旅行中，我们碰到了非常困难的局面。我们希望接待我们的主人捐资六英镑，可是他只答应最多给一英镑。如果我对这个数目表示接受，那么其他人就会效仿，我们收会费的工作就会受到影响。那时夜已经很深了，我们还没有吃饭，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但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完成，怎么好吃饭呢?我们把一切好话都说尽了，但是主人似乎极为坚决，不改变主意。当地其他的商人都看他的榜样，我们坐了一个晚上，双方都坚持不让步。我的同事们心里都非常恼怒，可是大家还是忍住了。最后等到天亮的时候，主人作了让步，交了六英镑，还请我们吃饭。这事是在东卡特发生的，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连北海岸边的史丹泽和内地的查理斯城的人们都知道了这件事情。这件事也加速了我们募集会费的工作。然而募集基金并不是惟一的工作，事实上我早就懂得这样一个原则：不要使人有多于他所需要的金钱。

会议通常是每月举行一次，在必要时，也有一星期一次的。开会前总要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然后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多数人还没有参加公众讨论的经验，都有些紧张。我向他们说明了会议的议程和规则，并且得到了大家的遵守。他们懂得这对他们是一种教育，有很多人以前从来没有在公众面前讲过话，经过参加多次大会讨论后，也养成了就公众利益问题当众发言的习惯。

我知道开展公众工作的过程中，平时极小的开支积累起来，有时会形成庞大的支出。所以往往在开始的时候，为节省费用，连收据也不用铅印。我的事务所里有一架油印机，收据和各种文件都采用油印。直到大会有了充足的经费，会员的数目和工作量都增加了，才拿这些东西去铅印。对每一个团体来说，这种节约都是必要的，可是我也知道并不是每一个团体都做得到。对于我们这个很小的、但在不断发展中的团体，从一开始我都要强调这些问题，详细谈论这些小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交纳会费时，对有没有收据并不在意。然而我们总是坚持要开收据。所以每一个铜板的用处在账上都记得一清二楚。并且我敢说，1894年的账簿今天还可以在纳塔尔印度人大会的档案中找到，其中的内容也会完整无缺、清清楚楚。对于任何组织来说，如果不能细心保存账目，它就不可能保持其应有的纯洁和廉洁性。

大会还吸收了在当地出生并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来为大家服务，这也是大会的一个特点。在大会的赞助下，侨生印度人教育协会成立了，会员是这些在当地出生并受教育的印度青年。他们得交纳名义上的会费。协会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与印度商人进行联系和交流，并向他们提供为侨民服务的机会和内容。协会还是一个辩论的场所；会员定期集会讨论各种问题。协会还赞助建立了一个小图书室。

大会的第三个特点是宣传。这包括使南非和英国的英国人以及印度的人民了解纳塔尔的真实情况。为此，我写了两本小册子：第一本是《向南非的每一个英国人呼吁》，包括一篇声明，其中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纳塔尔印度人的一般状况。另一本是《印度人的选举权——一个呼吁》，其中叙述了纳塔尔印度人选举权的简史，事例丰富，还穿插了许多数字和资料说明。为了写作这些小册子，我参考了不少的资料，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花费了许多精力。虽然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这些小册子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对我们的社会活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所有这一切活动的结果是，在国际上为南非的印度人赢得了无数的朋友，并且得到了印度国内各党派的积极支持。这些活动的胜利开展还给我们指引了一条争取南非印度人权利斗争的光明道路。

巴拉宋达朗

从我多年的经历中，可以证实这么一个经验之谈：纯真的愿望因为内心热诚的作用往往是可以实现的。为穷苦人服务一直是我内心的真诚的愿望，而这个愿望常常使我能够并愿意与穷人们在一起，并且能够和他们的要求趋于一致。

纳塔尔印度人大会虽然吸收了侨生印度人和一些文书工作人员作为会员，但是并不包括非技术工人和契约工人，大会并不是他们的。不可能要求他们交纳会费成为会员，大会只能为他们服务，才能取得他们的依附。有一次偶然事件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体现了大会的服务性质，虽然当时大会和我都没有预料到有这种情况。在我开始执行律师业务三四个月后，一天，我正在事务所里，有一个衣衫褴褛、手拿头巾、满口流血的泰米尔人来到我这里，全身颤抖，伤心地向我哭诉他的不幸遭遇。原来他遭受了主人的毒打。我有一个文书也是泰米尔人，他帮助我了解事情的全部经过。这个可怜的人名叫巴拉宋达朗，按照契约他在德班一个很有名的欧洲人的家里做工。那个主人为了一件小事对他大发雷霆，不能自制，将巴拉宋达朗狠狠地打了一顿，把他的两个门牙打掉了。

我赶紧送他去看医生——那时还只能找到白种人医生。看完病后，我要医生开一张证明，说明巴拉宋达朗的伤势情况。拿到证明以后，我又替巴拉宋达朗写了一份起诉书，带着他直接去找县长，递交起诉书。县长看过起诉书后，非常生气，立即发出传票传讯雇主。

我当时其实并不想要使雇主受罚，我只是想要他放了巴拉宋达朗。我曾经见过有关契约劳工的法律文件，有这样一条规定，一个普通用人如果在没有得到主人许可的条件下擅离职守，他的主人就可以在民事法庭上告他；而对契约工人，情况就更严酷了，如果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他就会被告到刑事法庭上去，并被判服刑。威廉·汉特尔爵士曾经说过，契约工人制几乎和奴隶制一样残酷。他的话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契约工人像奴隶一样，也是主人的私有财产。

当时只有两个办法可以解救巴拉宋达朗：要求契约工人的保护人取消契约将他转让给别人，或者是要求巴拉宋达朗的雇主释放他。我首先想采取后一个办法，我拜访了他的雇主，对他说：“我并不想控告你而使你受到法律的惩处，你毒打了那个人会有什么后果，我想你是明白的。我们所希望的，就是请你同意释放巴拉宋达朗，或者说同意取消契约将他转让给别人。”他权衡了一下利弊，立刻接受了我的建议。然后我又去找保护人，他同意我的想法，条件是，要我去找一个新的雇主。

于是我便到处去找雇主。我想他必须是个欧洲人，因为印度人不能雇用契约工人。当时我所认识的欧洲人很少，我找到了其中的一个。他很慷慨地答应收留巴拉宋达朗。我感谢了他的好意。这件事情发生以后，许多契约工人开始不断地涌向我的事务所，我也获得了很好的机会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并为他们提供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帮助。巴拉宋达朗的这件案子所产生的影响，远及马德拉斯等地方。从这些地方来到纳塔尔来做工的契约工人，从他们的工人弟兄们那里听说了这件事情，并传播到故乡。

从这件案子本身来看，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奇之处。但是，因为它使得广大的契约工人看到了有人能够真诚地为他们着想，并为争取他们的权益作公开的斗争，这一点使得他们感到惊喜，并受到了鼓舞，看到了前进的希望。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巴拉宋达朗第一次到我的事务所来，出现在我面前时，手里拿着头巾。那种情景对我们印度人来说，是有一种特殊的含义的，这也体现了我们所受的屈辱。我在前几章中也叙述过我被要求摘下头巾时的情景。有些契约工人和印度侨民，在见欧洲人时，在崇洋媚外或者诚惶诚恐的心理支配下，往往有一种似乎被强制而养成的一种习惯，要摘下头饰，不管头饰是帽子、头巾或缠在头上的披肩，并以双手致敬。即使是这样，他们有时还觉得对别人不够尊重。巴拉宋达朗以为对我也应该遵循这种做法。但是这种待遇对我来说却是我生平第一次。我感到屈辱，于是要他缠起他的头巾。他虽然有些迟疑，但还是照我所吩咐的做了，而且我可以看出他的脸上流露出欢喜的神色。

我一直以来感到非常不可理解的事情是，当自己的同胞受到侮辱的时候，竟然还有人以此为荣。

三英镑人头税

巴拉宋达朗的事情使我有机会与印度契约工人有了接触和联系。然而，促使我对他们的情况进行深入研究的，却是与那种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的企图的斗争。在1894年，纳塔尔政府打算对印度契约工人每年征税25英镑。这项政策一出台，自然就激起了印度侨民的抗议。

首先，我要简要地叙述一下这种捐税的起因。大约在1860年，纳塔尔的欧洲人发现在这里种植甘蔗有非常大的经济利益，但是这里缺少劳工。因为纳塔尔的祖鲁人不适宜从事这种工作。如果没有外来劳工，是不可能发展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的。因此，纳塔尔政府便和印度政府协商，征得印度政府的同意，大量招募印度劳工去纳塔尔，并与这些劳工签订契约，要求他们在纳塔尔做工5年，期满后工人可以在那里自由定居，并有权购买土地。这些条件可以说是对他们的诱饵，因为当时那些白种人所希望的是印度工人在技术契约期满之后留下来帮助他们发展农业。

然而印度人所提供的东西远远比人们所期望的要多。他们带来了大批的印度良种，并设法种植，改进了当地的品种。他们还大批量种植蔬菜，还将印度的芒果种植方法传入纳塔尔。他们除了进行农作以外，还创办了企业，进入了商界。他们购置土地，建造房屋，其中还有很多人从契约劳工的地位上升为土地和房产所有者。印度国内的商人也随之而来，并定居下来从事商业或经营事业，阿布巴卡·阿穆德赛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人物；他很快便创建了规模宏大的实业。

白种商人对这种情形产生了嫉妒和戒备。他们最初对印度劳工的到来是抱着欢迎的态度的，并没有料到这些人也有其他的本领，并能够发展到如今这种程度。白种商人或许还能容忍这些印度劳工仅仅作为独立的农业劳动者，但是绝对不能忍受他们在商业上的竞争。白种商人仇视印度人的根源就这样种下了，再加上其他的许多因素，又使得这种苗头越长越旺盛。我们印度侨民的生活方式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生活简朴，我们满足于自给自足，我们对于清洁卫生满不在乎，我们不善于保持周围坏境的整洁，我们不善于保持房屋的美观——所有这一切，加上宗教信仰上的分歧，都有助于他们煽起对印度人敌对的火焰。这种敌对的情绪从很多事情上可以体现出来，比如在取消印度人选举权的法案中，在对印度契约工人征收苛税的立法中等等。而且在立法事件之外，有许多对印度人进行欺压的手段早就开始了。

纳塔尔印度人大会为了抗议这项政策，提出了几条建议。第一个建议是印度劳工必须强制予以遣返。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当他们的契约期限到期时，他们已经在印度。而印度政府也许不会接受这种办法。于是又有人提出另一种建议，内容是：一、印度劳工于契约期满时，必须返回印度；二、如果他不回去，每隔两年，就签订一次新的契约；每签订一次契约，都要增加工资；三、如果他不愿意回印度，又不愿意签订新契约，每年就得交纳25英镑的捐税。

我们派亨利·宾斯爵士和马逊先生代表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回到印度去，就此建议与印度政府协商，谋求他们的同意。当时印度总督是叶尔金勋爵。他不赞成征收25英镑的税，主张收3英镑的人头税。当时我觉得这是总督的一个严重的错误，甚至现在我还是同样的想法。他当时在对这种建议表示赞成时，根本没有考虑到印度的利益。他原本并没有什么责任对纳塔尔的欧洲人作这种让步。根据上述建议的意思，在四年的时间内，一个契约工人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16岁以上的儿子和13岁以上的女儿都得纳税。这样，一个四口之家——一对夫妇和两个孩子——每年要缴税12英镑。可是做父亲的每月的平均收入还不足14先令。因此这种征税政策是非常残酷的，而且可以说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为了反对这种捐税，我们组织了一次激烈的斗争。如果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对于这个问题保持沉默的话，印度总督说不定连25英镑的税也认同了。从25英镑减少到3英镑，也许完全是大会进行抗议的结果。也许我这种想法也错了。也有可能不管纳塔尔印度人大会是否进行抗议，印度政府从一开始就反对征收25英镑的捐税，因而将它降到3英镑。总之，印度政府这种做法是不得人心的，作为印度福利的受托人，总督绝对不应该赞成这种苛酷的捐税的。

大会并没有认为25英镑的捐税降为3英镑这种结果是什么成绩。大会因此为没有能完全维护印度契约工人的利益而感到非常遗憾和惭愧。大会决定在这件事情上要进行不懈的努力，直至达到取消这种捐税的目的。然而这个目标直到20年后才实现。后来终于达到这个目的，不仅因为纳塔尔印度人大会不懈的努力，而且还是旅居南非的全体印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戈克利先生的背信弃义，使我们为全体印度侨民权益的斗争达到了最高潮，印度契约工人全都参加了这次斗争，斗争的结果终于促使当局取消了苛税。但是在斗争过程中，由于当局的镇压，有些人牺牲了生命，一万多人受到了监禁。

然而真理终于取得了胜利。印度人所受的苦难正是那种真理必须经受考验的表现。可是如果没有无所畏惧的信念，没有巨大的耐心和不懈的努力，就不会取得胜利。如果侨团放弃了斗争，如果大会也放弃了斗争，而对这种捐税保持沉默，以为那是不可改变的，那么，印度契约工人将继续承担这种可恶的捐税，直到今天也不会获得解放。这样，就会给旅居南非的印度人和整个印度带来永远的耻辱。

各种宗教的比较研究

如果说我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为印度侨民服务的工作中去了，那么，我这么做的理由就是出于我自我实现的愿望。我把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教，因为我觉得只有通过服务，我对于宗教的信仰才能得以体现。我所说的服务，就是为印度服务。因为这是不需要刻意去寻求而自然来临的，而且我也非常愿意将我的精力投入到其中。我到南非去，最初只是为了出去散散心，为了逃避卡提阿瓦那种勾心斗角、令人窒息的环境，同时也是为了谋生。可是现在，正如我所说过的，我却发现自己在寻求神灵，并致力于自我实现。

与基督教朋友们的接触使我产生了追求知识的欲望，而我的这种欲望几乎是无法满足的，而且即使我想安于平淡，他们也不会让我安然度过。南非传道总会的会长斯宾塞·华尔顿先生在德班见过我之后，对我很看重，老是邀请我去他们家，我几乎成了他家里的一分子。而我之所以能够结识他，也是因为我在比勒陀利亚和基督教徒的往来。华尔顿先生的做法与众不同。我记得，他从来没有试图说服我改变信仰，皈依基督教。然而他却让我观察他的全部行动，如同摊开一本书一样将他的生活展示在我的面前。华尔顿夫人是一位非常温柔而能干的妇女。我对他们夫妇两人非常欣赏和喜爱。我们彼此之间都明白，我们双方来自不同的地方，思想及信仰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同的，再怎样讨论，彼此之间的差异也不会消除。但是只要彼此能够互相容忍、并抱着博爱和追求真理的态度，虽有见解上的不同，也有它的好处。我喜欢华尔顿夫妇的谦逊、耐心和对于工作的热爱，我经常去拜访他们。

这种友谊使我对宗教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现在我已经没有足够空闲的时间像在比勒陀利亚那样对宗教进行深入研究了。不过只要我有一点空闲时间，我总会充分利用。我与一些宗教界人士关于宗教问题的通讯联系，一直保持着。赖昌德巴伊是我的导师。有一个朋友给我寄来了玛达香卡著的《达摩吠舍》。他的序文我读了之后感觉受益匪浅。我曾听说过有关这个诗人所经历的流浪生活。序文中描写他一生研究宗教的整个过程，以及因为研究宗教而进行生活变革的经过，使我很受启发。我便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从头到尾专心研读。我还饶有兴味地读完了马克斯穆来所著的《印度能使我们学到什么》，和通神学会所出版的英译本《奥义书》。这一切都使我加深了对印度教的信仰，而印度教的精深美妙也渐渐展现于我眼前了。虽然，这并不使我对其他的宗教产生成见。我看了华盛顿·欧文著的《穆罕默德及其弟子传》和卡莱尔对于这位先知进行赞美的一本书。这两本书加深了我对穆罕默德的敬仰之情。我还看了一本书，叫《索罗亚斯的箴言》。就这样，我获得了更多的有关各种宗教的知识。这种研究使我自我反省的能力得到了促进，还使我养成了将所受的启发与思想在阅读和研究中加以应用的习惯。因此，在对印度教书籍进行研读时，我还了解到一些瑜伽法的知识，我便在实际中开始运用。但是我自己修行的进度非常慢，我决心等回到印度后，再找专家指点。但是这个心愿一直没能实现。我还粗浅地研究了一点托尔斯泰的著作，我读了他所著的《圣经简要》、《做什么》以及其他的几本书，这些书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这些研究使我越来越认识到，要做到博爱不是不可能的。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基督教徒家庭。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每个星期天都到卫斯理教堂去做礼拜，并且做完礼拜后，我还被请去他们家吃饭。开始一段时间，我还去得比较勤，但是因为那里的人，包括我在内，都似乎并不怎么虔诚，而只是为了消遣和习惯，所以后来我就不去了。不久以后，我和这个基督教徒家庭的关系突然破裂了。事实上，可以这么说，我是受了警告：不要再到他们家里去了，因此我们才断绝了来往。

那一家的女主人是一个善良而单纯的妇人，但是心胸很狭窄。我去他们家的时候，经常和他们家人讨论宗教问题。那段日子我正在研读安诺德的《亚洲之光》。有一次，我们将耶稣和佛陀的生平进行比较。我说：“看看释迦牟尼是多么慈悲吧。他的慈悲并不限于对人类，而是推广到一切生物身上。我们一想到那快乐地蜷伏在他肩上的羔羊，心里能不洋溢着怜爱之情吗?可是人们在耶稣一生的经历之中，却找不出有这种对一切生物的爱。”这个对比使得那位善良的夫人非常不开心。我可以理解她的感情，于是我结束了这个话题，和她一齐走进餐室。她的儿子当时还不到五岁，像天使一样可爱，与我们坐在同一张饭桌上。我和这个小孩子一直相处得非常愉快，而他也把我当成一个大朋友了。我们经常开开小玩笑。我对他盘子里的那块肉加以讽刺，而尽情赞美我自己盘子中的苹果。这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被我说服了，和我一齐称赞水果的鲜美。

但是他的母亲听了我们的话，却惶然不安了。我因此受到了她的警告。于是我听从了她的话，转换了话题。下一个星期日我照旧到她家里去，但是心里有些不安，我隐约感觉到我是不该再去他们家了，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去不好。可是善良的夫人却替我把问题解决了。她对我说：“甘地先生，如果我说了对你不敬的话，请你千万不要见怪。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我觉得我的儿子和你在一起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他每天总是迟疑着不肯吃肉，照这样下去的话，即使是不生病，他也一定会瘦弱下来。如果是这样，我会受不了的。希望今后你只和我们大人讨论这些问题，不要和小孩子讨论了，否则一定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我回答道：“太太，实在是很对不起。我明白你们做父母的心情，因为我自己也有儿子。我会尽快结束这种不愉快的状况的。实际上我对于饮食的选择比我的话对孩子的影响更大。所以我看最好的办法是以后不再来打扰你们了，当然，这对我们之间的友谊没有任何影响。”

“谢谢你。”她说道，显然是松了一口气。

轻信的教训

对我来说，成家立业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不过，我在纳塔尔所成立的家业，却不同于我在孟买和伦敦的家业。在纳塔尔，有一部分开支完全是为了撑门面和表示我的体面。我认为为了和我在纳塔尔作为一个印度律师和印度人大会代表的地位相称，我必须有这样一个门面。于是我在一个著名地区租了一栋漂亮的小房子，并且置备了一套像样的家具。平时我的伙食比较简单，但是因为我常常请英国朋友和印度的同事们吃饭，家里的开销一直非常大。

每一个体面的家庭要有一个好用人。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如何把一个人当用人使唤。

那时住在我家里的还有我的一个朋友，我把他当作我的同伴和帮手。还有一个厨子和事务所的几个文书，也在我家里，和我同住同吃。

我认为在工作中，我做得还是很出色的。但是我也深深体会到了日常生活中因我的轻信和鲁莽带给我的惨痛教训。我的那个同伴是个很聪明的人，而且我以为他对我是很诚实的。然而这一点是我看错了。他对住在我家里的一个文书心怀嫉妒，于是在我面前编造了似乎很严密的谎言，使我对这个文书产生了怀疑。这位文书朋友脾气很倔强，他一知道我在怀疑他，便立刻从我的家里离开了，也不在我的事务所里干了。我很后悔也很难过，觉得可能是我错怪了他，对不起他，因此心里一直很不安，很烦闷。

这时，厨子因事请假要离开几天。他走了以后，需要另外找一个人来代替他的工作。后来我了解到这个新来的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但是对我来说，他却是当时神灵特意派遣来解救我的一个人。他刚来两三天后，就发现在我家里有人背着我偷偷摸摸地干一些不正常的事情，他于是决定提醒我。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对人很轻信并且非常率直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发现更使他震惊。那段日子每天中午1点钟左右，我常常从事务所回家吃饭。有一天大约快到12点钟，这个厨子神色匆匆地跑到事务所来对我说：“请你马上回家，你会大吃一惊的。”

“怎么啦?”我问道，“你得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呀。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事务所呢?”

“你如果不去，你会后悔的。我就只能跟你说这些了。”

他的坚持对我产生了督促作用。我马上带着一个文书赶回家去，那个厨子则走在我们前头。他带我直奔楼上，指着我那位同伴的房间说：“打开门，你就全明白了。”

我全都知道了。我敲了几下门，却没有回答。我使劲地敲门，连墙壁都摇晃起来了。门开了，我看见房里有一个妓女。我要她离开，永远不许她再来。

我转身对那个同伴说：“从此以后，我和你不再有任何来往了。我一直受你的欺骗，简直像一个傻瓜。我对你如此信赖，这就是你的报答吗?”

他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威胁说要掀我的底。

“我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我说道，“我做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公开。但是你得马上离开。”这更加激怒了他。我看我对他已经没有办法了，便对站在楼下的文书说：“请你去报告警长，就说有人在我家里有不正当行为。我不愿意他再住在我家，可是他不肯走。如果警察局能派人来帮忙，我非常感谢。”

这足以向他表明，我是很认真的。他听了这些话，有些紧张，于是只得向我道歉，请求我不报告警察，并答应马上离开。说完他灰溜溜地走了。这件事可以说是对我的生活的一次及时的警告。直到那时，我才认识到我是如何被这可恶的家伙蒙蔽和欺骗的。当初我收留他，是想达到好的目的，但我却采用了不好的方法，用一句成语来说，就是“缘木求鱼”。我对这个同伴的恶劣品行早有耳闻，但我相信一点，就是他对我是诚实的。因此我想要改造他，使他照我所期望的那样变得好一些，但是结果却几乎毁了自己。我不理会那么多好朋友对我的警告，把我完全蒙蔽住的是因为我对他的过于信赖。

如果没有这个新厨子，我就不会发现真实的情况，而在这个同伴的影响之下，我也许就不能够过着我当时已经开始了的新生活。我可能会永远把时间浪费在他身上，他就会有可能置我于黑暗之中而把我引入歧途。

然而和以往一样，神灵又一次拯救了我。我的用心是纯洁的，所以我虽然犯了错误，还是得到了挽救，而这一次早年的经历却为我的未来提出了警告。

这个厨子可以说是上天派来的使者。他不会做饭，因此作为一个厨子，他不可能在我家里呆下去。可是没有别人能开启我已受蒙蔽的心灵。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女人并不是第一次被带到家里来。以前她来的次数也比较多，但是谁也比不上这个厨子有勇气。因为谁都知道我是多么信任那个同伴。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这个厨子似乎就是专为这件事情而来的，因为当时他马上要求离开。他说：“我不能住在你的家里，你是一个容易上当的人，我不能呆在这里。”

我让他走了。

那时我才知道，使我受到蒙蔽而怀疑那个文书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同伴。以后我仍然想尽一切办法想要补救我所做的对不起那个文书的事情，但是我终究不能如愿。这是我终生的憾事。不管我怎样弥补，裂痕终归是裂痕。

返回印度

我在南非已经住了三年多了。我对当地的情况已经有了一些了解，而当地的人们同样对我有了一些了解。1896年，我请假回国半年，因为我打算以后在南非久居，在南非我已经建立了良好且稳定的业务关系，并且我觉得那里的人们是需要我的，所以我决定回家一趟，把妻儿一起带过来定居。我还认为，如果我回国去住一段时间，也许还可以开展一些社会活动，做一些宣传工作，引起国内人民对于南非印度人的关注。3英镑人头税是一个明显的毒瘤，除非加以废除，否则人们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不过我走了以后，大会和教育协会的工作由谁来负责呢?我想到两个人：阿丹吉·米耶汗和巴希·罗斯敦吉。现在虽然也可以从商业界找到很多工作人员，但是能够执行秘书职责、承担常务工作并且受到南非印度侨团的尊敬的，就只有他们两人了。做秘书的还必须具有较好的英文水平。我向大会推荐了阿丹吉·米耶汗，大会同意任命他为秘书。后来的实际工作证明了这个决定是正确的。阿丹吉·米耶汗以自己的坚忍、宽宏大量、平易近人和彬彬有礼赢得了大家对他的满意，并且以他的出色工作向大家证明了：做一个称职的秘书，并不一定需要具有律师正式学位或受过英国高等教育。

在1896年，我搭乘开往加尔各答的“彭戈拉”轮船回国。

船上乘客不多，其中有两个英国官员，我和他们曾经交往密切。我和其中一人，每天都要下一小时的棋。船上的医生给我一本《泰米尔文无师自通》，我便开始学习起来。我住在纳塔尔时的那段经历使我获得了一个经验，就是我必须要学会乌尔都文，才能够和穆斯林进行联系和交流；必须学会泰米尔话，才能够和马德拉斯的印度人进行联系和交流。

另一位英国官员和我一起学习乌尔都文，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在统舱的乘客中找到了一个教乌尔都文的很好的老师。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个官员的记性比我还好，他学过的字从来不会忘记；我却常常觉得辨认乌尔都文字非常困难。我更加耐心地学习，但是总赶不上那个官员。至于泰米尔文，我却学得好得多。当时虽然找不到帮助我学习的人，但是幸亏有了《泰米尔文无师自通》，这是一本好书，因此我觉得学好它并不一定需要其他外力的帮助。

回到印度后，我还想继续这种学习，可是已经实现不了了。1893年以后，我所读过的书，大部分是在监狱里读到的。我后来在学习泰米尔文和乌尔都文方面，确实有了一定的进步，但都是在狱中坚持学习的结果——在南非的监狱中学泰米尔文，在耶罗佛达狱中学乌尔都文。不过我始终没有学会讲泰米尔话，而且我通过自学所学得的那一点儿知识，因为运用得太少，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直到今天，我还是感觉到不懂得泰米尔文和德鲁古文的不便。旅居南非的德罗维达人对我的情谊，我现在仍然是记忆犹新。每当我碰见一个泰米尔或德鲁古朋友的时候，便不禁想起他在南非的许多同胞的信仰、坚忍和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而他们大部分是文盲，妇女固然很多人都不认字，男人识字的也很少。在南非的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他们。而这种斗争的参加者是那些不认字的战士；斗争是为了穷人，而穷人也都加入到斗争中去。不过，不懂得他们的语言却并没有对我赢得这些单纯而善良的同胞的心产生什么影响。他们会讲几句简单的印地语或英语，因此我们在一起工作并不感觉有什么困难。然而为了报答他们的关心和爱护，我决心要学会泰米尔文和德鲁古文。我学泰米尔文，正如前面提到的，是有一定成效的；但是德鲁古文，我虽然在印度学过，但仅仅会认几个字母。现在我恐怕永远学不会这两种语言了，因此希望德罗维达人学会印地语。旅居南非而不会讲英语的德罗维达人，的确会讲印地语，虽然讲得不好。只有那些会讲英语的人不愿意学印地语，仿佛觉得懂了一点英文就用不着学习他们自己本国的语言了。

还是回到我们的正题吧，下面我就讲讲我旅途中的情况。在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彭戈拉”号的船长。经过在船上几天的交往，我们已经成为朋友了。这位善良的船长是普鲁茅斯教友会的会员。我们的谈话虽然包括航海生活经历，但更多的则是谈论精神上的问题。他认为在道德和宗教信仰上是有严格区别的。对他来说，《圣经》上的教义并不怎么高深，道理也比较简单，而它的优美之处就在于它的纯朴。他说，让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信仰耶稣和他所作的牺牲吧，他们的罪过肯定是会得到赎救的。这位朋友使我想起了比勒陀利亚普鲁茅斯教友会。他认为，任何一种宗教形式，如果对人进行道德上的约束，那么这种宗教就不是完美的。另外，我们讨论的话题还常常涉及到我的素食问题。我为什么不能吃肉呢?吃牛肉又有什么关系呢?上帝创造一切低等动物，不就是为了人类的享受，正如他创造了植物世界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吗?而讨论这些问题的结果总是不可避免地把我们引向对宗教问题的争论。

我们谁也没有把对方说服。我当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宗教和道德是合二为一的。而这位船长所持的观点与我截然相反，而他对自己的观点也是深信不疑。

经过24天愉快的旅行，我的旅程结束了。我欣赏了胡格利河的美丽景色，在加尔各答上岸，并于当日搭火车赴孟买。

回到印度的见闻

火车在开往孟买的途中，在阿拉哈巴停了45分钟。我利用这个时间到城里逛了一下，我又到药店里去买了一点药，但是因为药剂师配药的时候还在惺忪半睡之中，漫不经心，动作太慢，所以当我匆匆忙忙赶回车站时，火车已经开走了。虽然好心的站长在我赶回来前已经为我特意将开车时间拖延了一分钟，但因没见我回来，只得叫人把我的行李小心地取下火车。

于是我只好停留了一天，在克尔尼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决定在当地做一点工作。我曾经听说过关于阿拉哈巴的一家报纸《先驱报》的许多情况，而且还知道这家报纸经常对印度人的愿望持反对意见。我记得这家报纸当时的主编是小吉士尼先生。我要争取各方面的帮助，所以我便给吉士尼先生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因误了火车而在当地停留，第二天才可以离开那里，想和他约个时间见面。他马上给了我肯定的答复，而且更让我高兴的是，他耐心地听取了我的意见。他答应在他的报纸上发表我所写的东西，但是声明他不能答应支持印度人的要求，因为他明白，他的报纸应该为英国服务，必须给有关殖民者的观点以一定的分量。“这就够了，”我说道，“只要你答应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在你的报上加以讨论。我所要求和希望的，并不是别的，仅仅是我们所追求的正义罢了。”

这一天其余的时间，我游览了雄伟壮丽的圣地，并开始计划如何开展眼前的工作。

这一次因偶然的机会和《先驱报》主编进行的谈话，为以后的一系列事件埋下了伏笔，而这些事件的结果是终于导致我在纳塔尔受到刑罚。

我在孟买没有停留，直接回到拉杰科特去，开始动笔写一本有关南非局势和南非印度人地位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从写作到出版差不多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这本小册子的封面是绿色的，后来便以《绿皮书》著称。在这本小书中我描绘了一幅南非印度人被压抑的景象，很有深意。在这本书中，与前面提到的那两本小册子相比，我的文字要温和得多，因为我知道传闻中的事实往往甚于真相。这本小册子一共印了1万份，分发印度各报和各方面的领袖人物。《先驱报》首先就这本小册子发表了社论，并由路透社摘要发到英国，又由伦敦总社摘发纳塔尔。这则电讯印出来不过三行，只是一个简要，但是对我所描述的印度人在纳塔尔的遭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夸张，而且不是我的原话。这在纳塔尔所造成的影响，以后我们就会明白。同时各种有影响的报纸对这个问题都大加评论。

要把这些小册子寄发出去并不容易，而且要雇人包装也很费钱，因此我想出了一个比较简便的办法。我找了当地的一些儿童，发动他们每天早上在上学之前，义务劳动两三个小时。他们都表示自愿接受。作为奖励，我答应把我所收集的邮票分送给他们。他们很快地完成了任务，这是我第一次尝试招募儿童为志愿工作者，并且取得了成功，其中有两个小朋友长大后成了我的同事。

正在这个时候，孟买发现了传染病，因此孟买附近的居民都惶惶不安，大家都担心拉杰科特也不能幸免。我觉得我如果参加卫生部门的工作，会给大家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于是我向政府报名参加卫生工作。我的申请被接受了，并被委派到卫生委员会去工作。在工作中，我特别强调大家要注意保持厕所的清洁，委员会决定对每一条街道的厕所进行检查。贫苦人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配合，而且他们还听从我们的建议，对自己的清洁卫生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然而当我们去上等人家检查厕所的时候，他们中有些人甚至不让我们进门，更不必说接受改进意见了。通过检查，我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有钱人家的厕所比穷人的还要脏。他们的厕所都是黑乎乎的，又臭又脏，蛆虫遍处。对这种情况，我们所提的改进意见很简单：用桶盛粪便，以免弄得遍地都是，把厕所的围墙拆除，使厕所里有充足的光线和流通的空气，也使打扫清洁的人便于清除。上等人家对后面这点建议提出了无数反对的理由，有很多人根本不执行。

委员会还得去检查不可接触者的地区。委员会中只有一个人愿意和我一起去看看。到这种人居住的地方去看看，对其余的人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更不必说去检查他们的厕所了。但是对我来说，到这些地方去倒是一件令人喜悦的意外之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这种地区。那里的人们，无论男女，看见我们来都很惊异。我请他们带我们去看看他们的厕所。

“我们的厕所。”他们惊奇地叫道，“我们都是到空地上去大小便的。厕所，只有你们大人物才有。”

“那么，如果我们去看看你们的屋子，你们不会介意吧?”我问道。

“非常欢迎，先生。你们可以随便看看我们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住的算不上是什么屋子，都是一些洞穴。”

我进屋一看，发现里面和外面一样干净，这让我很高兴。过道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地面都用牛粪涂抹得很美观，少数几个罐子和盘子都洗刷得闪闪发光。这种地区不必担心会有传染病。

在上层人家的住宅区里，我们看见的一个厕所，我不能不在这里多写几句。每一个房间都有一条小沟，水和尿都弄到小沟里去，整个屋子都有臭味。但是其中有一栋屋子有一间带楼的寝室，屋里的小沟是供大小便用的。这条小沟有一条管子直通楼下。房里臭不可闻；住在里面的人如何能睡下去，只有让读者去想了。

委员会还视察了毗湿奴教徒的哈维立神庙。负责这个哈维立神庙的僧侣曾经和我的家庭有很好的交往，所以他同意让我们随意检查，并让我们提出任何改进意见。这座哈维立神庙中有一个地方连他自己也没有去过，人们经常从墙外向这里抛进乱七八糟的东西，到处都是当餐盘用的叶子，而且这里还是乌鸦和老鹰栖集的地方。庙里的各个厕所，当然是很脏的。我们提出了不少的改进意见，但是我不知道这位僧侣究竟采纳了多少，因为我在拉杰科特住的时间不长。

我发现拉杰科特这样一个受人们膜拜的地方，居然这样糟糕，心里非常难过。我认为一个神圣的地方，人们往往希望它在清洁卫生方面搞得更好。而据我所知，即使在当时，许多著名作者对于内心和外界的洁净，都是非常看重的。

我的两种秉性

我对于英国宪法的忠诚，可以说很少有人可以比得上我。现在我才知道，我那么热爱和追求真理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忠诚。我永远不会，也不可能假装忠诚或者假装别的什么美德。在纳塔尔我所参加的集会，都是必须要奏国歌的，当时我的想法是，我也应该和大家一齐唱。我知道英国人统治有哪些缺点，但是我认为，总的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当时我相信，从整体来说英国人的统治，对于被统治的人是有好处的。

我认为我在南非所看到的种族偏见，是违背英国人的传统的，而且我相信这不过是暂时的和个别地方的现象。所以我效忠于国王的决心可以和英国人相比。并且我还非常认真、耐心地学会了“国歌”，只要有人唱起来，我就跟着一齐唱。只要有机会表达我对国王的忠诚，我都是非常虔诚地加入，毫无虚伪的成分。在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滥用过这种忠诚，也从来不曾想过以忠诚为手段，来达到私自的目的。我认为，忠诚就是一种义务，表示忠诚并不指望报偿。

我回到印度的时候，印度全国上下正在准备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周年的庆祝仪式。拉杰科特也为这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我被邀参加。我接受了这个邀请，但是我觉得这种庆祝恐怕主要是走走形式罢了。而且我还发现了其中有许多虚假和欺骗的事情，对此我很难过。我开始反省自己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委员会工作。考虑了许久，我最后决定，我只要把我那部分工作做好，就可以了。

在庆祝活动中，有一项议程是植树。我发现许多人植树不过是为了装装样子和讨好达官贵人罢了。我曾设法说服他们：植树不是强迫的，而是一种自愿活动。因此要么就认真地种，要么就根本不种。我记得当时他们听见我的话，都大声笑起来。我记得我在种植分配给我的树苗时，是非常认真的，我还细心地浇水和看护。

我还教家里的孩子唱英国国歌。我记得还教过当地师范学院的学生，不过我忘了是为庆祝女王在位60周年，还是为了爱德华七世加冕为印度皇帝。后来我越来越从心里感到国歌的歌词含义与我自己的思想原则起了冲突。因为后来我对于“非暴力”的观点越来越成熟了，我对自己的思想和言论也越来越谨慎了。这首国歌的歌词有这么几句，特别和我的“非暴力”思想发生抵触：

把她的敌人打垮，

使他们片甲不留；

把他们的政治扰乱，

使他们的毒计破灭。

布斯博士认为一个信奉“非暴力”的人唱这几行是很不合适的，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凭什么假定所谓“敌人”都是“歹徒”呢?难道敌人就一定是坏人吗?我们所需要和追求的，只是正义。布斯博士对我的观点完全赞同，他为听道的人编了一支新歌。不过关于布斯博士，我们以后还要谈到。

和忠诚一样，我的秉性之中还有一点是非常突出的，就是愿意护理别人的倾向。我愿意护理别人，不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

当我在拉杰科特忙于写作那本有关南非的小册子时，我抽空匆匆去了一趟孟买。我打算就这个问题在城市里组织几次集会来发动群众，而孟买就是我所选择的第一个城市。开始我会见了兰纳德法官，他认真地听我讲话，劝我去见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然后我又去看巴德鲁丁·铁布吉法官，他也是同样的看法。他说：“兰纳德法官和我不能给你什么有用的指导；你知道我们的地位。我们在社会活动中的影响不是很大，虽然我们对你很同情。能够给你以有用帮助的人，只有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

我当然想见一见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不过既然连这两位老前辈都劝我照他的意见做事，我因此就对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在公众中间的巨大声望认识得更为清楚了。我立刻去拜见了他，而且对于承受他那“大人物”的派头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人们对他有很高的赞誉，称他为“孟买之狮”、“本省的无冕之王”，而这些我都是有所耳闻的。然而这位帝王并没有吓坏我，他对我的态度就像一个慈父对待他已成年的儿子一样。我们是在他的寝室里会面的，当时他周围聚集着一群朋友和信徒，有人向我介绍说，其中有德·叶·瓦恰先生和卡玛先生。我早就听说过瓦恰先生，他被视为费罗泽夏爵士的左右手。维尔昌·甘地先生告诉过我，他是一个大统计学家。瓦恰先生说：“甘地，我们再找个机会谈谈吧。”

我们相互之间的介绍不过两分钟，费罗泽夏爵士仔细地听我讲话。我告诉他，我已见过兰纳德和铁布吉法官。他说道：“甘地，我觉得我应该帮助你。我应当在这里召开一个群众大会。”他说完这话，便跟他的秘书孟希先生说，叫他定一个集会的日子。日子确定以后，他便向我告别，叫我在开会的头一天再去见他。这次会谈消除了我的恐惧，我兴高采烈地回了家。我这次到孟买，还去探望了我的姐夫，他当时正卧病在床。他不是一个富有的人，而我的姐姐（他的妻子）也不太会照料他。他的病很重，我建议带他到拉杰科特去。他同意了，所以我就同我的姐姐和姐夫一齐回家。他的病比我所预料的时间拖得长。我把他安置在我的房里，日以继夜地陪伴着他。我在夜里不得不用一部分时间看护他，同时还得写那本关于南非的小册子。可是后来，病人还是死了，但我能有机会在他临终的那些日子看护他，内心感到很大的安慰。

喜爱护理别人的倾向使我对别人的困难及病痛非常关心，我常常为了照料他们不惜放下手头紧张的工作，有时我一个人料理不过来，还把我的妻子、甚至把全家的人都拉进去。

我认为，只有当人们觉得能从中得到乐趣，他们才会愿意护理别人。如果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做给别人看，或者由于害怕公众舆论，那就会对别人的成长产生不良影响。如果在为人服务的时候没有愉快的心情，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都是没有好处的。然而当人们怀着愉快的心情为他人服务的时候，就会得到他人的尊敬、自身品格修养的提高以及自身心灵的安宁，这是所有财富和其他任何事物都给予不了的。

参加孟买集会

我去孟买出席公众大会前的那段时间里，我姐夫逝世了。我实在抽不出时间好好准备我在大会上的演讲。经过几天几夜紧张的忙碌劳累，再加上心理的不安和焦虑，我实在是筋疲力尽了，嗓子也变哑了。因此我觉得我到孟买去参加大会会有什么结果，完全就听凭神灵的安排了。而且我压根就没想到要把自己的讲稿写出来。

按照费罗泽夏爵士的指示，大会前一天的下午5时，我亲自赶到他的事务所。“你的讲稿准备好了吗，甘地?”他问道。

“还没有呢，先生，”我有点紧张，说道，“我想即兴发言。”

“这种做法在孟买不行。如果我们想要在这次大会上有所收获的话，你就应当把讲稿写出来，而且必须在明天天亮以前印好，我希望你能赶出来。没问题吧?”

我觉得有些困难，但是我对他说尽量赶出来。“那么，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让孟希先生到你那里拿稿子?”

“晚上11点钟。”我说道。

第二天我去参加大会的时候，我才明白费罗泽夏爵士对我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这次大会是在柯华斯吉·捷汗吉尔爵士研究所的大厅里举行的。我曾听说过，在任何集会上，只要是有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出席并讲话，出席大会的人总是特别多，大多数是爱听他讲话的学生，大厅总是挤得满满的。我是第一次出席这么大规模的集会。我知道能听清楚我讲话的人很少。当我开始念讲稿的时候，我的声音在颤抖。费罗泽夏爵士不时地在旁边为我打气，叫我大声念下去。但当时他对我的鼓励给我带来的实际效果是，不但没有使我增加勇气，反而使我的声音越发低弱。我的老朋友柯沙福劳·德希潘特先生出来帮助我，我把讲稿交给他。他的声音还比较洪亮，但是听众不乐意听他讲话，大家开始高喊：“瓦恰!”“瓦恰!”瓦恰先生便站起来接过讲稿开始念，效果很好。听众完全安静下来了，必要的时候还为他的讲话喝彩，瓦恰先生一直将讲稿念完了。这时候我才大大舒了一口气。

费罗泽夏爵士后来表示他非常欣赏我这次的讲稿。我为此感到非常荣幸。通过这次集会，我赢得了德希潘特和一位波希朋友的积极同情和帮助；这位朋友的名字我暂且还不便提起，因为他现在是一个高级政府官员。他们两人都表示非常愿意和我一起去南非工作。但是当时担任小案子法庭法官的西·姆·寇希之先生，劝阻了这位波希朋友。因为这位波希友人当时正打算要结婚。他必须在结婚和去南非两者之间选择其一，而他终于选择了前者。德希潘特并不打算结婚，但是他也没有跟我一起去。为了这个原因，他到现在还觉得十分愧疚，于是做了许多义务工作来弥补当年的过失。我在返回南非途中，在赞稷巴遇到了一位铁布吉家族的人，名叫阿巴斯·铁布吉先生，他也答应来帮助我，但是实际上却一直没有来。现在他也在因为那次失信而设法弥补。总之，我劝说别的律师跟我一起去南非所作的几次努力，都没有结果。

在这里，我想说一说贝斯敦吉·巴德夏先生。自从我留学英国以来，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未曾间断。我是在伦敦的一家素食馆里第一次见到他的。我还听说过他的兄弟巴若吉·巴德夏先生，他以“怪人”的称号闻名。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朋友们都说他脾气很古怪。他因为怜悯马匹而不坐马车；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却不愿意考取学位；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而且他虽然是个波希人，但一直食素。贝斯敦吉没有他兄弟的名气大，但是早在他求学伦敦的时候，就以博学著称。不过如果说我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素食主义而不是学识，论学识我是远远比不上他的。

我在孟买又见到了他。他那时是高等法院的书记长。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忙着编纂古遮拉特文高级字典。当时，我对与我交往的每一个朋友，都要劝说他们协助我在南非的工作。可是贝斯敦吉·巴德夏不但不愿意帮助我，反倒劝我不要回南非去了。

“我是不可能帮助你的，”他说，“而且说心里话，我都不赞成你到南非去。难道我们国内没有工作吗?你看看现在，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中有许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说，我要找出一些科学用字。但是这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工作罢了。你想想我们国家目前是多么的穷啊。虽然说我们在南非的人非常困难，这是不用说的，但是我不希望你这样的人为那种工作作牺牲。让我们先在这里争取自治吧，然后我们才有能力去帮助我们在南非的同胞。虽然我知道不能把你说服，但是我决不鼓励像你这样的人和你一块去牺牲。”

我虽然听不进这种劝告，但是我却因此对贝斯敦吉·巴德夏先生更加敬重了。他对自己国家以及对本国语言的热爱，使我深受感动。这次谈话拉近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我对他的观点表示理解和感激，但是我决不能放弃我在南非的工作。恰恰相反，我更加坚定了去南非的信心。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不能看轻能为祖国服务的任何工作。我认为，《纪达经》中的几句话对我的成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一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当中：

尽己之责，虽败犹可；

为人尽责，虽成犹失。

尽责而终，非由于疾；

别谋他途，彷徨无所。

在浦那获得支持

我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费罗泽夏爵士的帮助。我又离开孟买，到浦那去。我需要寻求社会多方面的人士对我的赞助。首先我去见罗卡曼尼亚·狄拉克。他说：“你寻求多方帮助的想法是很对的。在南非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都会与你一致。不过你得找一个无党派人士来担任大会主席。你去看看潘达卡教授吧。虽然最近他很少参加公众运动了，但是这个问题有可能使他动心，并积极参与进来。你先去看看他，看他有些什么想法，回来后你告诉我情况如何。我愿意尽我的最大努力来帮助你。当然，只要你愿意，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我愿意为你效劳。”

这是我第一次与罗卡曼尼亚见面，从他的谈吐和为人中我似乎明白了他为什么如此受人爱戴的原因。

然后我去见戈克利，我在法古逊学院的院子里找到了他。他见到我，非常热情，他那热诚爽朗的态度使我对他立刻产生了好感。这虽然也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可是我们好像老友重逢。在我看来，费罗泽夏爵士仿佛是喜马拉雅山，罗卡曼尼亚像是海洋，而戈克利却像恒河。喜马拉雅山高不可攀，海洋更是远不可及，但是恒河却是袒胸相迎。一只船，一把桨橹，泛游于河上，那感觉是多么舒畅，甚至还可以在这条圣河中来一次清新的沐浴。戈克利详细地问了我很多问题，就像一个校长对新入学的学生进行考试一样。然后他告诉我去找谁，怎么找他们。他还要看我的讲稿。最后他向我承诺，我如果有困难的话随时都可以找他，还嘱咐我把会见潘达卡博士的结果告诉他。会面结束了，我也怀着异常高兴的心情离开了。在社会工作方面，戈克利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直到现在，还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

潘达卡博士接待了我，他对我的态度很温和，像一位慈父。我去拜见他的时候正是中午。我在这个时刻还在为物色合适人选这个工作而奔波忙碌，这使得这位思想坚定的大学者深为感动。而对我坚持要找一个无党派人士担任大会主席这个想法，他也是很赞成的。他一面听着我的叙述，一面连声说：“是的，是的。”

听我说明完来意，他说道：“你一定听人告诉过你，我现在是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不过对你的诚意我不能拒绝。你所从事的事业及工作非常有意义，而你的态度又非常诚恳，你对我的努力劝说又让我不忍拒绝，我没有办法不参加你的大会了。你跟狄拉克以及戈克利都商量过了，这很好。请你转告他们，我将非常乐意担任由这两个组织联合举办的大会的主席。至于什么时间合适，你不必征求我的意见；他们认为什么时候合适，都可以，我没有意见。”说完这些话，他便和我道别，并向我表示祝福。

就这样，在浦那，我几乎没有花费什么力气，就得到了这些博学、公正和无私的颇有名望的人的帮助，在这个美丽而朴素的小地方举办一次集会。我的心情非常兴奋，并且对我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更加充满了信心。接着我便到马德拉斯去，我在那里受到了狂热的欢迎。之前，巴拉宋达朗的事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这次集会上反映出来了，人们对我非常热情。我的讲稿是铅印的，而且这次讲话可以说是在我的演讲经历中时间比较长的一次，但是听众却很耐心地认真聆听每一个字。大会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要销售那本《绿皮书》，这次是经过修订的第二版。我为这次大会准备的一万册书，顷刻售罄，像刚出炉的点心一样受人欢迎。我的报告是面向说英语的公众讲的，但是在马德拉斯，单是这个阶层不需要一万册这么多的数量。

在这里，最大的帮助来自格·巴罗梅斯瓦朗·皮莱先生，他是《马德拉斯旗报》的主笔。他对这问题有过深入的研究，他常常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与我讨论，给了我不少指导意见。格·巴罗梅斯瓦朗·皮莱先生还把《马德拉斯旗报》的专栏完全交给我办，我也就无所顾虑地接受了这个安排，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宣传。《印度教徒报》的格·苏伯罗曼尼安先生和苏伯罗曼尼亚博士也对这件事情深表同情。我记得，巴才阿巴大厅的集会是由苏伯罗曼尼亚博士主持的。

我所结识的朋友大多给了我无私的眷爱，并且对我的事业和我从事的工作给予了热心的帮助，他们是如此的伟大，我对此非常感激，并永记在心。我与他们的友谊毫无隔阂，即使我不得不用英语和他们交谈。人与人之间有什么隔阂不能用爱来消除呢?

争取舆论支持

我从马德拉斯又赶到加尔各答，在那里我遭遇到了很多困难。在那里，我人生地不熟，一个人也不认识。于是我在大东旅馆住下了。后来我结识了《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叶勒妥贝先生。他请我到他的住处孟加拉俱乐部去。起初他还不知道当地有一条禁规，不能带印度人到俱乐部的客厅里去；后来知道了，他只好把我带到他的寝室里去。他对当地英国人还存在这种偏见感到很难过，并为不能请我到客厅去而感到抱歉。

我当然应该去拜会“孟加拉偶像”苏伦德罗纳斯·班纳吉。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被一帮朋友簇拥着。他对我说：“恐怕人们对你的工作不感兴趣。你知道，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困难。不过你可以尽量试试看。你必须取得王公们的同情，还得去见一见英印协会的代表。你最好去找罗阇·皮亚立穆罕·穆克琪爵士和摩诃罗阇·泰戈尔谈一谈。这两个人都是关心自由的，而且对公众工作非常热心。”

我又分别去拜会这两位绅士，但是没有得到什么效果。他们待我很冷淡，都说在加尔各答召开一次公众集会很不容易，如果要取得什么成效，实际上得全靠苏伦德罗纳斯·班纳吉。我明白我的任务是越来越艰巨了。我去访问《甘露市场报》，那位接待我的绅士把我当作一个游方的犹太人。《孟加拉人报》态度更不好，主笔让我干等了一个钟头。他显然要接见很多人，但是即使在别人全都走光了，他还是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当我苦等了一个多钟头之后大着胆子向他说明来意时，他说道：“难道你没有看见我们都很忙吗?像你这种客人总没有个完。你最好走吧，我没有功夫听你的。”我当时觉得受了侮辱，但很快便谅解这位主笔对我的恶语相待。《孟加拉人报》的大名我是早就听说了，我知道到那里的客人是络绎不绝的，而且都是他所认识的人。他的报纸不担心没有消息可登，何况南非问题在当时是罕为人知的。

我退一步想，不管我所遇到的问题有多么严重，遭受的苦难有多么深，我只不过是闯入这位主笔办公室的无数人当中的一个，而这些人都各有自己的问题。这位主笔怎么能够对每一个人都加以接待呢?何况苦难者总以为报馆主笔是地方上最有权力的人。只有主笔自己才明白，他的权力实在非常有限，甚至连他的办公室的门槛都难以跨越。不过，我并没有灰心丧气，我还是继续去找其他各大报社。和以前的做法一样，我还是去找英印混血种的主笔。《政治家报》和《英吉利人报》的主笔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和他们作了长谈，他们在各自报纸上全文刊登了我的报告。

《英吉利人报》主笔宋德斯先生把我当作自己人看待。他让我在他的办公室工作，并把报纸的一部分工作交我处理。他甚至准许我对他所写的有关这个问题的社论进行随意修改，所有关于此问题的发文校样要先送给我看。一点儿也不夸张地说，我们之间通过这件事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答应尽其所能为我的工作提供帮助，而且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后来他和我一直保持通信联系，直到他病重为止。

我这一生能够有幸得到了许多这样无私的友情，它们往往是在不经意中产生并发展的。宋德斯先生对我如此爱护，是因为我不加渲染的自由和我对真理的热爱。他在对我的事业表示同情与支持之前，曾对我进行了至为详细的询问。他因此了解到，我连南非的白种人的情况都向他作了详细而公正的说明和评价，并不夹杂个人恩怨。我的经验告诉我，待人公正，就能很快地得到公正对待。

宋德斯先生给予了我意想不到的热心帮助，我于是开始有勇气去设想，如果在加尔各答举行一次公众集会，也许会成功的；这时我却接到了从德班发来的一份电报：“议会一月开会，速归。”

于是我给报馆写了一封信，说明我匆忙离开加尔各答的原因，并立即出发赶赴孟买。在动身之前，我发了一个电报给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孟买代理行，请他们定好开往南非的最早一班轮船的舱位。达达·阿布杜拉当时刚好买了一艘名为“戈兰”的汽轮，他坚持要我搭那艘船，并答应给我和我的家眷全部免费乘坐的优惠待遇。我感激地接受了这份盛情。就这样，我带着我的妻子、两个儿子和我的外甥，于12月初第二次远渡南非。当时还有一条“纳德利”号轮船也在同一时间开往德班。这家轮船公司的代理就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这两条船的乘客总共有800人左右，其中有一半是到德兰士瓦去的。

第3部·体验真理

首次携妻儿远航

这是我第一次带着妻儿外出远航。在叙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需要作一些补充说明。在印度，中产阶级的印度教徒盛行童婚，做丈夫的多半有些文化，妻子则目不识丁。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丈夫和妻子往往无法沟通，无形中在他们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鸿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做丈夫的就当然地担负起了指导妻子的义务。所以我不得不经常考虑一些很琐碎的事情，如在不同的环境中，妻子、孩子该穿什么衣服、该吃什么东西、该表现出什么样的仪态等等，都是我指导的内容。不过依今天眼光再来看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是觉得颇为有趣。

在印度，丈夫是家中的绝对权威，尤其是在信奉印度教的家庭里，做妻子的最高信条就是对丈夫百依百顺，她必须对他和颜悦色、亦步亦趋、绝对顺从。在当时我曾持这样的观点，为了给人以文明的观感，我们的服饰和仪表应当尽量以欧洲人为标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产生一点影响力；对我们来说，没有影响力而要为侨团做事，那无疑是天方夜谭。

基于这种考虑，我亲自为妻儿决定了服装的式样。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采用纯粹的欧洲式样看来也不合适，而在印度人当中，波希人通常被认为是最文明的，于是我们就选定了波希式样作为着装的标准。这样我的妻子就穿上了波希“纱丽”，孩子们则穿上了波希上衣和裤子，而且鞋袜是必须要穿的。不过在执行这个决定时，我的妻子和孩子吃了不少的苦头。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一般印度教徒，不论男女，终年赤足，尤其在室内，如果穿着鞋袜，便会被认为是大不敬。男的通常不穿裤子，只围一长条白布，叫作“拖地”；女的通常也不穿裤子，只围上一条长布当裙子，其中一端还可以披在身上，叫作“纱丽”。纱丽的色彩和质地则是多种多样的。习惯了赤足，让他们穿上鞋袜，就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一会儿是鞋子夹得他们的脚难受，脚趾疼，一会儿是穿上袜子出汗了，有臭汗味。对于这种情况，我早就找好了理由来说服他们。不过确切地说，与其说我的解释有道理，不如说是我的权威起了作用。他们除了同意改变服装之外，别无他法。就这样，他们费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逐渐适应。在饭桌上，他们以同样的精神和更加勉强的心情使用刀叉。因为一般的印度人，不论其宗教信仰，都是用手抓饭吃，而刀叉、筷子甚至于调羹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他们没有使用这些东西的习惯。等到我对这些所谓文明象征的迷恋消逝以后，他们立即放弃了刀叉。这样一来，经过很长的时间，他们终于习惯了新方式以后，又要回到旧方式上来，同样费了一番周折。不过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没有这种“文明”的虚饰，我们会生活得更自由，也更轻松。与我们同船的还有一些亲戚和熟人，因为这艘船属于委托我办案的一个当事人的朋友所有，我可以随意走动，这样我就常常见到这些人和统舱的乘客。

由于这艘船直达纳塔尔，中途不停，所以航程大为缩短，只需18天时间。然而不幸的是，距离纳塔尔只有四天的航程时，我们遭受了一场可怕的风暴，冥冥之中这似乎是一种警示，在即将着陆的我们身上还将面临一场真正的风暴。在南半球，12月份处在夏天，并且正值雨季，在海上，大大小小的暴风骤雨十分平常。但我们所遇到的那次风暴是如此猛烈而漫长，以致乘客们全都惶惶不安起来。那是一个严峻的场面，大家面临着共同的危险，必须同舟共济。人们忘记了彼此之间的分歧，无论是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和其他所有的人，此时心中都只有一个念头。大家发出了各种各样的誓言，船长也和乘客们一起祷告。他向乘客们保证，这次风暴虽然很危险，但比起他曾经历过的几次遭遇，这不算是最危险的。他还表示，他的船建造得非常坚固，可以顶得住任何恶劣的气候。然而这些安慰的话没人相信，因为船上每一分钟都听得见像是爆裂和漏水的响声，船颠簸摇摆得非常厉害，仿佛随时都可能沉没。甲板上早就空无一人了，每个人都在喊“上帝保佑啊”。这一场灾难持续了大约一昼夜，最后终于天晴了，太阳出来了，船长宣布暴风雨已经过去。人们的脸上重又泛出了快乐的光彩，随着危险的消逝，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感消除了，一刻不停的热诚祷告已让位给美好的梦想，祷告自然还有，但已失去了患难中的那种庄严和神圣，吃、喝、唱、玩又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

不过因这次风暴却使我和乘客们的关系更为融洽了。由于我已有过类似的经验，所以对这次风暴并不怎么害怕，加上我是一位不错的业余海员，不晕船，使我能够在乘客之中来回走动，照料他们、安慰他们，把船长所发出的每隔一小时一次的报告传达给他们而没有表现出不安。以后大家就会体会到，我因此所得到的友谊对我后来有着相当大的帮助。

12月18日，要不就是19日，船在德班港口下了锚。“纳德利”号也在同一天到达，不过真正的风暴还未来临。

遭遇暴风雨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两条船是在12月18日左右在德班港口下锚的。但到了那儿，我们并没有立即上岸。因为根据规定，在南非的任何一个港口，乘客在登陆前都须经过一次彻底的卫生检验，如果船上有任何乘客害着传染病，他就得被隔离一个时期。而我们起程的时候，孟买正爆发鼠疫，因此我们恐怕不得不遭受一段短时间的隔离。在进行检验以前，每一条船都得升起一面黄旗，经医生检验确认为健康之后，才能把黄旗子降下来，然后乘客的亲友才可以上船接人。

当医生到我们这条船上来检验时，船上已照例悬挂着黄旗，他下令把我们的船隔离5天，因为照他的看法，鼠疫病菌最长可以生存23天，所以我们的船奉命隔离，直至我们离开孟买已满23天为止。然而这一道隔离的命令，并不仅仅是因为卫生上的理由，其实还另有其他的考虑在内。

德班的白种人听说我们又回来了，正在那里骚动不已，这道命令的理由之一便是出于这种骚动。达达·阿布杜拉公司每天把城里所发生的事情都通知我们。白种人每天都举行大会，极尽威胁恫吓之能事，有时甚至利诱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他们表示，如果把这两条船赶回印度去，他们准备赔偿由此给该公司造成的损失。然而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并不害怕恐吓，阿布杜尔·卡利姆·哈齐·阿丹赛当时是这家商行的股东经理，他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使这两条船停靠码头，并让所有的乘客登岸，他天天写信把详情告诉我。非常幸运的是，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当时正在德班，他特意到那里来接我。他是一个能干而无畏的人，指导着印度侨团。他们的律师劳顿先生也同样是一个无畏的人，他谴责当地白种人的行为，不仅作为一名受聘请的律师，而且像一位真正的朋友一样地帮助侨团。

这样一来，德班便成了一场不平等的决斗的场所了。一边是少数贫穷的印度人和他们的几位英国朋友，另一边却是无数的白种人，这些人在武装上、数量上、受教育程度上以及财富上，都比印度人强大得多。同时他们还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因为纳塔尔政府公开帮助他们，内阁中最有势力的成员哈里·艾斯坎比先生还公开地参加了他们的集会，所以这次隔离的真正目的是想通过对乘客或代理公司进行恐吓，强迫乘客返回印度。这时，他们已开始向我们发出威胁了：“如果你们愿意回去，还可以收回路费，否则就把你们抛到海里去。”我则不断在同船的乘客中走动，给他们鼓劲打气，我还给“纳德利”船上的乘客送去慰问函，他们全都保持镇定而没有丧失勇气。为了使乘客们放松，我们在船上安排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圣诞节那一天，船长宴请头等舱的乘客，我和我的家人作为主要宾客出席了宴会。在宴会的讲话中我谈到了西方文明，我知道，在这个场合并不适合发表严肃的演说，可是除此之外，我的确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讲。虽然我也和他们一齐欢乐，但是我的心却始终沉浸在德班的战斗中，因为这次骚动的真正目标是我。反对我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说我在印度的时候，肆意谴责纳塔尔的白种人；二是说为了挤占纳塔尔，我特意带了两船印度人到这里来定居。

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知道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为了我，正冒着极大的风险，乘客们的生命仍处在危险之中，我把家眷带来，也使他们陷入危境。这样对待我真是太冤枉了，我从未劝诱过任何人到纳塔尔去。乘客们上船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们呢。除了有一对夫妇是我的亲戚之外，船上几百名乘客姓甚名谁，住在哪里我一点也不知道。在印度的时候，我是谈论过纳塔尔的白种人，但我在印度谈过的话我也同样在纳塔尔谈过，并没有任何逾越之举。而且我所说过的话，并非空口捏造，都有无数的事实为证。

现在出现这种情况，让我对于体现在纳塔尔白种人身上的文明，以及他们所代表和拥护的那种文明，由衷地感到悲哀。对于西方文明的看法，一直藏在我的心头，所以趁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小小的宴会上，我把它谈了出来。船长和其他的朋友都十分耐心地听我发言，并且接受了我发言的基本精神。我不知道这一席话对他们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但是后来我和船长以及其他的官员曾多次谈到过西方文明。我在发言中把西方文明描述为主要是以实力为基础的文明，这和东方文明是截然不同的。其中有一个人——我记得是船长，却对我说：“如果那些白种人真的把他们的威胁变成事实，你的非暴力原则还管用吗?”我回答说：“我希望上帝会给我勇气和理性来宽恕他们，而不是以法律对付他们。我对他们并不生气，他们那么无知和狭隘，只能使我感到惋惜。我知道，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是正确而恰当的，所以我没有理由为此而感到不快。”

提问题的人笑了，可能对我的话不以为然，而我则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令人心烦地拖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呢，谁也不知道。执行隔离的官员说，这件事已超出他的职权范围，他无权作出任何决定，但他又说只要政府下令，他便准许我们上岸。最后的通牒终于来到了，他们说如果我们想要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就只有向他们屈服。乘客们和我在答复中一致认为，我们有在纳塔尔港口登陆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剥夺我们的这种权利，同时我们显示了不惜任何代价进入纳塔尔的决心。

经过奋力抗争，我们这条船终于在二十三天期限满的那一天获准入港，准许乘客登陆的命令也下来了。

突破重围

于是这两条船便开进了码头，乘客们纷纷上岸。就在这时，艾斯坎比先生却通知船长说，因为白种人对甘地非常仇视，所以我仍处在危险之中。为了安全起见，我和我的家眷最好是等天黑时再上岸，到时港务警官达图姆先生将护送我们回家。船长把这个通知传达给我，我同意照办。我在船上等了不到半个钟头，劳顿先生来找船长，他说：“我是这家代理行的法律顾问，我认为你不一定非要照艾斯坎比的意见办，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想带甘地先生一齐上岸。”然后他来看我，我还记得他当时这样对我说：“如果你不担心的话，我建议让甘地夫人和孩子们先坐车到罗斯敦吉先生家里去，你和我则在后边徒步跟着他们走。老实说，我不赞成你在夜里像个小偷似地进城。现在一切都平静了，白种人全都散开了，我认为不用担心会有人来伤害你。总而言之，我认为你偷偷摸摸地进城是没有必要的。”我马上就同意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平安地坐车到罗斯敦吉先生那里去，在征得船长的许可之后，我便和劳顿先生上了岸。罗斯敦吉先生的家离码头有两英里路。

然而我们刚一上岸，便有几个青年认出我，而且喊着“甘地，甘地在这里”。接着便有五六个人赶过来，跟着他们一齐喊。劳顿先生怕人越来越多无法脱身，便叫了一辆人力车。但是这些青年不让我上车，还恐吓车夫说，如果敢载我，就要他的命，车夫吓得赶忙走开。无奈我们只好继续往前走，然而人却越来越多，最后终于寸步难行了。他们首先抓住劳顿先生，把他拉开，然后拿石头、砖头和臭鸡蛋向我投掷。混乱中有人抢走了我的头巾，另外一些人则不断地打我的脸、踢我。我躺倒在地上，抓住一栋房子的栏杆，想站起来喘一口气，可是他们根本不给我喘息的机会，冲过来又是一顿拳打脚踢。就在这时，恰巧有一位女士走过这里，她是警官亚历山大的妻子，她认识我。见到这种情况，这位勇敢的夫人走过来，她机智地打开伞，当时虽然没有太阳，但有这把伞挡在人群和我之间，暴徒的狂野便被阻挡住了，因为他们如果再要打我而同时又不致伤害亚历山大夫人就有困难了。

与此同时，有一个印度青年看见了这个情景，连忙跑到警察所去报告。警官亚历山大先生闻讯后，立即派了一队警察赶了过来，叫他们把我围起来，安全地护送我到目的地。警察所就在我们回去的路上，我们到那里的时候，这位警官叫我暂时在所里躲避一下，但是我谢绝了他的好意。我说：“我相信他们是讲道理的，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一定会平息下来的。”在警察的护送下，我到了罗斯敦吉的家里，期间再也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不过我已遍体鳞伤，好在除了一处之外，别的地方并没有破皮流血。同船来的医生达迪巴若医师当时也在场，他赶忙为我治疗。

房里很安静，但很快外面的白种人就把屋子包围起来。天色已经晚了，外面躁动的群众还在高声叫喊：“我们一定要抓住甘地。”那位警官赶到现场，他没有采用威胁的手段，而是讲了一些幽默的话，力图控制那些群众的情绪，使气氛有所缓和。虽然如此，他仍然放心不下，让人传话给我：“如果你要保全你朋友的房屋和财产，避免你的家属及朋友受到伤害，你就得照我的意见化装逃出这栋屋子。”就这样，我在同一天面临着两种矛盾的局面。当生命的危险不过是一种假设的时候，劳顿先生劝我公开面对它，我接受了这种劝告。而当危险成为一种现实的时候，另一个朋友劝我逃避，我也接受了。我这样做也许是因为我看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也许是因为我为了避免使朋友的生命财产和我的妻儿的生命遭到危险，也许两种顾虑都有。我刚开始还勇敢地面对着群众，现在却要化装潜逃，谁能断定这两种做法哪个对、哪个错呢?

对于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如果继续纠缠不休，一定要论个对错，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如果可能的话，好好分析一下其中值得吸取的教训，以此作为借鉴，倒是十分有益的。要判定一个人在某种具体的环境里会作出什么反应是十分困难的。由此类推，仅仅从一个人的外在行为所得出的结论，无疑是不可靠的。因为在没有充分了解一个人的内在本质之前，是无法作出全面而正确的判断的。不管怎样，逃亡的念头使我忘记了身上的伤痛。我照那位警官的建议，穿上了一套警察制服，头上戴着马德拉斯人的头巾，缠成一顶盔帽的样子。有两位侦探跟着我，其中一位装扮成印度商人，把脸上抹成个印度人的模样。另一位装扮成什么样子，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我们从一条小巷走进邻近的一家铺子里，越过库房堆积的麻袋，从那家铺子的大门逃出来，穿过群众，走到街头一辆事先为我们准备的马车跟前，然后我们坐上那辆车子，赶到了先前亚历山大先生劝我暂时躲避的那个警察所里，我向警官和那两位侦探致谢。

当我正在以这种方式逃脱的时候，亚历山大先生却唱起这样一个调子来取笑群众：吊起老甘地，在那棵酸苹果树上。

在得到通知说我已安全到达警察所后，他便把这消息向群众宣布：“好啦，你们的猎物已经从邻近的一家铺子逃走了。现在你们还是走吧。”有的人听了很生气，有的却笑起来，有的根本就不相信。

“那么好吧，”警官说，“假如你们不相信我的话，可以派一两个代表跟着我进去看看。如果他们找到了甘地，我愿意把他交给你们处理；要是找不到，你们就得离开。我相信你们不会毁坏罗斯敦吉先生的房子，或者伤害甘地先生的夫人和孩子吧。”

这群人果然派了代表搜查房子，不久他们便带了失望的消息出来。人群终于散开了，大部分人对这位警官应付这场事故的技巧表示欣赏，也有少数人为此焦躁不快。

张伯伦先生当时是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得知此事后，打电报要纳塔尔政府依法严惩闹事的人。艾斯坎比先生把我找去，对我遭人殴打负伤一事表示歉意，并说：“你知道吗，因为你受到的伤害而使我面临恶劣的处境。假如你能好好听从我的建议，我相信这个不幸的事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现在只要你认得出殴打你的人，我一定加以逮捕法办。张伯伦先生已经就此事做了指示，他也希望我这样处理。”

我对这些话的答复如下：

“我不打算控告任何人，或许我能认出一两个人来，不过处罚了他们又有什么用处呢?况且他们也是听信了别人的谣言，以为我在印度散布了一些不实的言论毁谤了纳塔尔的白种人才闹事的，所以我不会怪他们的。而且如果他们是因为听信了这些报道而忿怒，那就更不足为奇了。如果你准许我表达自己意见的话，我想应当受到责备的，倒是那些领导人，还有你自己。你本来可以恰当地引导人民，不要让他们受谣言的蒙蔽，但是你也听信了路透社的谎言，以为我确实夸大其词了。我不愿意控告任何人，我相信事情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会为自己的冒失而感到懊悔。”

“那么你能不能把你刚才说的话写成书面的东西?”艾斯坎比先生说，“因为我得把你的意见用电报报告张伯伦先生。我不打算叫你匆匆忙忙发表什么声明。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和劳顿先生以及别的朋友商量商量，然后再作最后的决定。不过，我承认，如果你放弃了对闹事人起诉的权利，不但对于使局势恢复平静大有帮助，而且还有助于你声誉的提高。”

“谢谢你，”我说道，“我不用和谁商量。在来见你以前，我就已经作了决定。我再次声明，我不会控告打我的人，我现在就把这个决定写成书面的东西。”说完，我便把他所需要的声明写给他。

放弃控告产生的影响

艾斯坎比先生派人来找我的时候，我还在警察所，虽然我在那里已经住了两天了。他们派了两名警察保护我，其实当时并不需要这么谨慎。

就在船上的黄旗降下来、我们上岸的那一天，《纳塔尔广告报》有一个记者跑来采访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我也在回答他的采访时，对于反对我的各种说法，逐一作了批驳。由于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的建议，在我身边带有我在印度所作的报告的讲稿，以及我写的其他文章的副本。我把这些材料全部交给这位记者，并且向他说明：我在印度所说的话，全都在南非说过，而且还比不上在南非说过的话强烈。我还向他说明，“戈兰”和“纳德利”的乘客到南非来，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大多是老侨民，而且大部分的人都不打算住在纳塔尔，而是准备到德兰士瓦去。当时在那些抱着发财的心理来的印度人看来，德兰士瓦的机会比纳塔尔要多得多，所以大部分的印度人都愿意去那里。

记者对我的这次采访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我的这些话和不准备控告闹事的人的态度，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使得德班的许多欧洲人都表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报纸上宣布我是无辜的，并谴责那些暴徒。这次的迫害最终的结果是，大家对我、也就是对我们的事业有了赞许。它提高了南非印度侨民的声誉，并给我以后的工作带来了便利。

三四天以后，我回到家里，安顿下来了。这次事件发生后，我的律师业务有了很大的增加。然而，虽然说这次事件的结果使印度侨民的声誉得到了提高，但是它也煽动起了反对侨团的偏见之火。一旦事实证明印度人也可以从事英勇的斗争，印度人便被认为是一种危险。在纳塔尔立法议会中有人提出了两个法案，一个不利于印度商人的贸易活动，另一个则对印度人的入境提出了严格的限制条件。幸而通过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终于使当局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即不得通过对印度人歧视的法案；也就是说，法律不得对肤色或人种加以区别对待，或有什么歧视的观点或行为。上述两个法案的条文虽然对所有的人都适用，但显而易见，它们是要对纳塔尔的印度居民进行更加严厉的限制。

这两个法案的出现，使我的社会工作大大增加了，并且使侨团空前积极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们把这两个法案译成印度文，而且作了详细的解释，使侨团对它们的含义和目的有了彻底的了解。我们向英国殖民地大臣呼吁，可是他不愿干预，因此这两个法案就成为法律了。

现在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开展社会活动上了。我前面说过的那位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这时已经到德班来了，和我住在一起，由于他在公众工作中投入了全部精力，因此给我带来了不少帮助，大大减轻了我的负担。阿丹吉·米耶汗赛在我回国期间，代理我的职务，工作干得也很出色。他发展了很多会员，还积极筹集资金，使纳塔尔印度人大会的金库的基金增加了大约一千英镑。两个法案唤起了印度侨民的斗争觉悟，并引发了人们对船舶事件的示威游行，我也利用这些机会，发展了许多会员，筹集了一些基金，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现在会员增加了，基金也增加到5000英镑了。我想为大会募集一笔永久基金，这样它就可以购置自己的产业，以后就可以靠收取租息进行工作了。这是我经营公众机构的第一次体验。我向同事们提出了这个意见，并且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大会所购置的产业也租出去了，所得到的租金足够维持日常的开支。这项产业委托给一个很有实力的托管机构经管，这个机构现在还存在，不过到后来人们却为这个机构的存在和经营问题开始争论不休，结果现在只好把租金放在法院里了。

在我离开南非以后才发生了上述这种不幸的情况，但是在这种分歧发生以前，我最初那种以永久基金维持公众团体的想法已经有了改变。现在我已经有了许多经营不同公众团体的经验。现在我认为，以永久基金来维持公众团体并不是一个好办法。永久基金本身就给团体道德没落提供了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而一个公众团体是依靠公众的赞成和基金的支持而存在的；一旦失去了公众的支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但是依靠永久基金的维持而存在的团体，常常忽视公众的意见，而且往往出现一些违背公众意见的行为。在国内，我们在采取每一个行动方案时都有这种体会。有一些所谓宗教性的托管会根本不公开账目，受托管的人反倒成为业主，对谁也不负责。得不到公众支持的团体当然不可能生存下去。而一个团体是否受公众欢迎，它的内部管理是否廉洁有序，可以从这个团体每年所能筹集到的会费中看出来。我认为一个团体必须经受这种考验。然而我希望人们不要对我产生误解。我的意见对那些由于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没有永久性资产就无法经营的团体并不适用。我的观点是，日常的开支应该靠每年志愿捐献的会费维持。

这种看法在南非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时，已经得到了证实。那一次规模宏伟的运动持续了6年之久，虽然没有永久基金，却需要几十万卢比的费用。我还记得，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如果当天没有捐款，我们都发愁第二天该怎么办。然而我用不着预述未来的事情。读者从以后的叙述中，会发现上述意见是十分有道理的。

对儿女的教育

1897年1月间我到德班时，带着三个孩子：我姐姐的10岁儿子，我自己9岁和5岁的两个儿子，当时他们的上学问题让我犯愁。

在那里，有两种学校可供选择，一种是欧洲人的学校，但入学条件非常苛刻，只有特殊照顾和破格才能进得去，一般的印度孩子根本进不去。另外一种是基督教会为印度孩子办的学校，这些教会学校只用英文讲授，就算有泰米尔或印地文，往往也难以得到时间和质量上的保证，这种授课方式对孩子们是十分不利的，所以我打消了送他们进这种学校的念头。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我只好自己设法教他们，但能够给他们上课的时间也极为有限，而要找一位合适的古遮拉特文教员来代为授课实在是勉为其难，无奈我只好登广告征聘英文教员。

我要求应聘的教员必须在我的指导下进行教学，他只负责一些经常性功课的讲授，其它的功课就只有靠我利用一点一滴的零碎时间进行讲授了。这样，我以月薪7英镑聘请了一位家庭英文女教师。用这个办法持续了一段时间，但仍不能令我满意。孩子们通过和我交谈虽然学到了一些古遮拉特文，却只是纯粹的土话。我曾经考虑过将他们送回印度，但我的另外一种观点占了上风，当时我认为少年儿童不应当和父母分开，孩子们在一个井井有条的家庭里受到的天然熏陶，是在寄宿学校的宿舍里所不可能得到的。另外我也舍不得让他们离开我。因此我把孩子们留在身边。由于这种想法，在印度的时候，虽然我把外甥和大儿子送到寄宿学校住了几个月，但不久我便把他们接回来了。后来孩子们渐渐长大了，在我的大儿子到了上中学的年龄时，我才将他送回到印度，进入阿赫梅达巴的中学学习。我记得，对我所能提供的这种教育，我的外甥曾表示满意。不幸的是，他在得了一场暴病之后，便夭折了。除了在我为南非参加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人们的儿女所办的临时学校上过学之外，我另外三个儿子从来没有进过正规的公共学校，虽然这些临时学校也上些正规的课程，但依然离我所期望的甚远。

由于我不可能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孩子们身上，不能给他们足够的照料，使我不能给他们所希望的正规学校教育，孩子们全都对我有意见。因为一旦他们需要申请应考硕士或学士学位、甚至于大学入学考试时，他们就会明显感到缺乏学校教育对他们产生的负面影响。然而我仍然坚持认为，假若我送他们去公共学校念书，那么他们是不可能获得那种只有在富有经验的学校里、或者只有和父母经常在一起才能得到的训练。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可以不必要为他们的学习成绩的好坏而操心，而且以我的体验来说，比起他们在英国或南非所能够得到的矫揉造作的教育，今天他们生活中所显示的那种纯朴和为人服务的精神，恰好证明了我的这种教育方式是正确的。从而也得以避免那种造作的生活方式成为我从事公众工作的严重障碍。

当我回顾自己的过去时，我得出的结论是：我虽然不能给予让他们或者我自己都感到满意的正规学校教育，但我已尽力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并且不会为此感到遗憾。作为一个反面例子，今天在我长子身上所看到的那种不好的脾气，正是我自己未受训练和不成体统的早年生活的反映，我把那时看作是一知半解和放纵不羁的一个阶段，他这些年的行为举止正和我当年放纵不羁和毫无经验的时候一样。他自然不承认这一点。相反，他认为当时是我生平最多姿多彩的时刻，而以后所发生的变化则是由于我误把幻想当作开明。我无法左右他的想法。但我在想，为什么他会认为我的早年生活是代表着一个觉醒的阶段，而后期的生活则是代表急进的变化、幻想和自负的年代呢?

朋友们常常向我提出各种问题：给孩子们一种学院式的教育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要剥夺孩子们受正规教育的美好愿望?为什么要阻碍他们考取学位和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是谁给了我这种权力?我无心去探个究竟，况且到这个时候，已没有什么值得争论的。不过通过和无数的学生的接触，我总是有意无意地试图把我的教育“癖好”也应用在其他孩子的身上，不管是我亲自施为还是通过他人间接的影响，而且我认为取得了效果。今天很多青年和我的几个儿子年龄相当，但我并不认为他们比我的儿子有何优越之处，有多少东西值得我的儿子们学习。当然我的试验的目的并不只为了现在，而是着眼于未来，最终结果还远在孕育之中。

作为一位文明史的研究者，对于有纪律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的区别，对于父母生活中的变化在孩子们身上所产生的影响，我的这个体验是一个很好的结论。我写这一章的目的还在于表明：一个信奉真理的人在体验真理的时候，必须付出的耐性要有多大；同时还要表明：信奉自由的人需要付出的牺牲有多少。如果我缺乏自尊心，仅仅满足于我能提供给我的孩子们以别的孩子所得不到的教育的话，那么他们可能得到了正规的学校教育，然而却失去了自由和自尊。当必须就自由与学习之间加以选择的时候，谁不认为前者比后者要好一千倍呢?

这也正是我在1920年劝导那些我从奴隶的城池——中学和大学——中呼唤出来的青年：与其套在奴隶的锁链中去寻求文字教育，还不如目不识丁、为自由而冲出囹圄的根本原因。

在医院的义务服务

我的业务大有进展，但是还远未达到我所期望的局面。如何能使我的生活过得更简单一些，同时为我的同胞多做点具体的服务工作等是我经常考虑的问题，它们一直使我激动不安。有一位麻疯病人来到我的门前的时候，我实在不忍心只给他吃一顿饭就把他打发走。所以我收容他，让他住下来，为他敷药治疗伤痛，并且开始照料他。然而我不可能这样无休无止地做下去，在经济上我担负不起，同时我也缺少永久收留他的意志。于是我把他送到政府的医院里去当契约工人。虽然我已尽力，然而心中仍感不安。我盼望做一些永久性的慈善工作。于是我找到布斯医师，他是圣爱丹教会的会长，一位心地善良的人，他免费为人治病。由于巴希·罗斯敦吉的捐献，我们得以设立了一个小小的慈善医院，由布斯医师负责。我非常希望到这个医院里当一名护士。在这里，配药工作每天需要一两个小时，我觉得这个工作比较适合我干，于是决定每天从事务所里抽出两个钟头来，担任医院药房药剂师的工作。我那时的时间大部分都花在事务所的业务上，如出具证书和公断。同时在县法院里，我也常常接一些案子，不过其中大部分都不具有争议性，处理起来比较容易。当时同我一起到南非来的可汗先生和我住在一起，我不在的时候，工作便交由他处理。这样我就有时间去这个小医院，每天早上两个钟头，包括往返走路的时间。工作内容包括问清病人的要求，向医生说明事实，配发药方。这个工作给我的心灵以慰藉。它使我和印度病人有了密切的接触，他们大部分是契约工人，也有泰米尔人、德鲁古人、北印度人。

如何抚养孩子一直是我关心的问题。我有两个儿子是在南非出生的，而我在医院的服务工作对于解决这个问题，起了很大作用。我认为独立自主的精神，是做任何事情不竭的动力。我和妻子商定，在她生产的时候，应当给她提供最好的医药上的帮助。但使我顾虑的是，如果医生和护士在紧要关头束手无策，使我们陷入危境，我该怎么办呢?所以护士一定要是个印度人，可是在南非要找一位训练有素的印度护士，并不比在印度更容易。于是我便亲自研究有关安全分娩的必要知识。我阅读了特立普望达斯医师的著作《母亲须知》，然后按照书中的指点照料我的两个孩子，同时把我从别的地方所得到的经验，全都用上了。我找了一个护士——每次不超过两个月的时间——主要是帮助我的妻子，而不是照料婴儿，照料婴儿的工作是我亲自干的。

最后一个孩子的诞生使我接受了一次最为严峻的考验。妻子的阵痛突然而来，而一时又找不到医生，找接生婆也要花不少时间，即便她在场，我也不需要她帮助接生，因为我要从头到尾保证孩子安全诞生。对特立普望达斯著作的细心研读，给了我一种无法估量的帮助。我并不紧张，相反我很自信。我确信为了科学地养育孩子，做父母的应当具有照料和看护婴儿的一般知识。我对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详细研究，使我在抚养孩子们的每一过程中都得到了好处。如果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没有利用这种知识，我的孩子们就不会享有他们今天所拥有的健康。通常人们抱有一种迷信的看法，认为孩子在5岁以前没有什么可学的。然而恰恰相反，事实上孩子在5岁以前从生活中学到的东西是他5岁以后所学不到的。对儿童的教育最早在孕期就开始了。父母怀孩子的时候，他们的体力和精神上的状态都会在孩子身上得到反应。所以妊娠期间，胎儿总是不断受母亲的情绪、欲望和脾气的影响，自然也受她的生活方式的影响。生下来以后，孩子便摹仿父母，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成长完全依赖于父母。

夫妻双方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就永远不会为了满足性欲而性交，只有当他们想要繁衍后代时才可以为之。有人相信性行为是一种独立的功能，就像睡眠和饮食一样必不可少，我认为这种想法无知到了顶点。人类是依靠传代的行为而存在，而人间是上帝的游戏场和他的光荣的反映，传代的行为必须为了人类有秩序的成长而加以节制。凡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人，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他的性欲，用子孙体力上、精神上的福利所必需的知识武装自己，并把这种知识施惠于他的后代。

体验“禁欲”（上）

需要说明的是，我那时已经开始认真考虑奉行“禁欲”誓言了。自从结婚以来，我一直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生活，这是我认为最理想的一种生活，并且我认为忠于妻子同我热爱真理是完全一致的，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但是到了南非以后，我才认识到实行“禁欲”的重要性，甚至对我妻子来说也一样重要。我无法确切地说明，我的这种思想是源于何处，为什么会朝那个方向发展，是因为环境的因素，或者是受了哪一本书的启发?不过必须承认，我形成这种思想的主导因素还是源于和赖昌德巴伊的一次谈话。关于这个人我在前面的章节已经提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他面前对葛莱斯顿夫人对她丈夫的忠诚赞不绝口。我看过一本书，里面谈到葛莱斯顿夫人甚至在葛莱斯顿先生出席下院会议的时候，仍不忘给他准备一杯茶水。这对光彩照人的夫妇之间的行动是那么调和与默契，已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生活规律。我把这个故事告诉这位诗人，然后赞扬了这种堪称典范的夫妻间的恩爱。“你最赞赏的究竟是什么，”赖昌德巴伊问道，“是葛莱斯顿夫人作为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爱呢，还是她那种真诚的侍奉?如果撇开她和葛莱斯顿先生的关系不谈，假如她是他的姐妹，或者是忠心的仆人，并且以同样的关怀对待他，你又会觉得如何?难道我们没有见过像这样忠心的姐妹或仆人吗?假如你发现有一个男仆也有同样的忠诚和爱心，你是不是也会像对葛莱斯顿夫人那样赞美他呢?你仔细想过这一点吗?”

赖昌德巴伊也是一位有妇之夫。我记得他的话在当时听来十分刺耳，但必须承认，他的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并且无可抗拒地抓住了我。我觉得一个仆人的忠诚的确要比一个妻子对于丈夫的忠诚更值得一千倍地颂扬，妻子对于丈夫的忠诚是极为自然的不足为奇的事情，因为他们之间天然有一种难解难分的关系。但是主仆之间，要达到同等的忠诚却需要多得多的特殊努力。这位诗人的观点开始逐渐占据我的心里。我反问自己：我和妻子的关系究竟算什么呢?我的忠实是不是仅仅在于使妻子变成我发泄性欲的工具呢?而且只要我还是性欲的奴隶，我的忠实就一文不值。坦率地说，我的妻子从来不诱惑我，只要我愿意，我奉行“禁欲”的誓言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说还有什么别的困难，那么惟一的障碍就是我的脆弱的意志或性欲对我的吸引。

即使我在这件事上下了决心以后，还是有过两次失败。我失败的原因是因为这种努力的动机并不是最高尚：我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有更多的小孩。我在英国的时候，读过一点关于避孕知识的书。这一点我在有关素食那一章，已经谈过艾林生医师关于节制生育的宣传。如果说它对我在某一段时间有过一定的影响，那么希尔斯先生则反对这种办法——反对利用外力而主张运用内心的努力，即自我克制的办法，却对我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后来我就遵循了这种办法。为了避免有更多的孩子，我便开始致力于自我克制。而为实现这一目的，我经历了无数的困难。我们开始分床睡觉，我每天除非工作到使自己完全精疲力竭，否则决不上床睡觉，然而所有这一切努力的成效并不显著。但是当我回顾过去时，我觉得最后的解决办法正是从那些不成功的尝试中总结出来的。

我记得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到1906年才想出来。那时，非暴力抵抗运动还没有开始，而且我丝毫也没有想到它的来临。波耳战争结束后不久，纳塔尔又发生了祖鲁人的“叛乱”，当时我还在约翰内斯堡当律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印度侨团有义务为纳塔尔政府服务。我的建议被侨团接受了，关于这一点以后我还会谈到。然而生育和随之而来地对孩子的照料是和为公众服务相矛盾的，这个工作促使我强烈地朝自制方向考虑，按照我的习惯，我把我的想法提出来和同事们商讨。在“叛乱”期间，为了服役我不得不放弃在约翰内斯堡的工作，一个月之后，我又放弃了我曾精心布置过的房子。我带着妻儿到凤凰村，管理着分配给纳塔尔部队的印度救护队。在当时的艰苦的行军中，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我要用这种办法为印度侨团服务，我必须放弃养育孩子、追求财富的欲望，过着“瓦纳普罗斯达”——摆脱家事的生活。

这次“叛乱”仅占用了我6个星期的时间，然而这个短暂的时期却成为我生平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禁欲誓言的重要性，在我的心中越发明朗起来。我认识到这种誓言，绝不是禁锢真正的自由，而是为自由开辟了道路。如果说我到这个时候之所以还没有什么成就，恰恰就在于我的意志还不够坚强，对自己还缺乏信心，对上帝的恩惠也缺乏信心，因此我的心思总是漂浮在怀疑的狂暴海洋上，不能够平静下来。我意识到一个不敢起誓的人，最终将身陷于诱惑之中，而不能够自拔。而一个受誓言约束和引领的人，却能够摆脱荒淫的生活，真正实现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我相信人力，我不愿意受誓言的约束”只能说是一种脆弱的精神状态，它反映了一种在想要追求而又极力避免的含糊而又矛盾的心态下所产生的欲望。否则，在这种誓言面前，人们为何如此难于下定最后的决心呢?我发誓要挣脱将要害我的“蟒蛇”的缠绕，但只想逃避是不够的，我知道仅凭个人努力可能意味着某种死亡。仅凭个人努力意味着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蟒蛇”对自己产生危害的事实。所以如果我只满足于人力，这就意味着我还没有认清采取明确行动的必要性。“然而如果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将来发生了改变，我是否还用以前立下的誓言束缚自己呢?”这种疑虑时常使我犹豫不定。不过这种疑虑也说明了我对于禁欲的誓言还缺乏内在的理解。就像尼斯古兰纳所唱的那样：抛弃而不厌恶，万事难持久。只有欲望消除了，禁欲的誓言才会成为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体验“禁欲”（下）

经过充分的讨论和深思熟虑之后，我终于在1906年立下了这个誓言，直到立下誓言的时候我才告诉妻子，而以前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和她谈过。即使如此，妻子并没有责怪我，而且对这件事她也表示赞成。然而我在作最后努力时，我却觉得困难重重。我的内心没有足够的力量，而且没有和妻子经过充分的沟通，我如何才能控制自己的情欲，从而达到消除和妻子的肉体关系呢?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于是我怀着对于上帝的力量的信心开始了新的体验。

当回顾奉行禁欲这20年的感受，我的心里充满了快乐和奇妙的感觉。自1901年以来我就开始实行自我克制，当时已小有成就。但直到1906年以前，我却从来没有体验过奉行禁欲誓言以后所得到的那种自由和乐观。我在发誓以前，随时都有被诱惑征服的可能。而如今我的誓言已成为抵御诱惑的一种坚强而可靠的武器。对我来说，“禁欲”的伟大潜力日益显露出来。我是在到凤凰村的时候立下誓言的。我一完成了救护工作后，便到了凤凰村，然后回到约翰内斯堡去。回去一个月左右，便奠定了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基础。“禁欲”誓言为我发起这个运动作好了准备，我并没有意识到，非暴力抵抗运动不是一种有预谋的计划，它是自发地产生的，并非出自我的意愿。不过我明白我以前所有的努力都使我导向那个目标。我在约翰内斯堡大幅度地减少了家庭开支，尽心尽力地奉行“禁欲”誓言，就意味着“婆罗门”的实现。对这一点的认识并不是得之于经书，而是我从经验中慢慢体会得来的。我是在后来才读了有关这个问题的经书。奉行这个誓言的每一个日子都使我更加接近这个认识：“禁欲”具有保护肉体和心灵的力量。因为现在“禁欲”已不再是艰苦忏悔的过程，而是一种安慰和欢乐，每一天都会显示一种清新而美妙的感觉。

虽然我说它是一种日益增长的欢乐，但决不要以为这对我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今天虽然已经是56岁的人了，可我还是体会到这一切是多么来之不易。我一天一天地越发明白，这个誓言就像让我在刀刃上行走，我必须时时刻刻保持永恒的警惕。

奉行这个誓言的首要条件就是克制食欲，我发现如果能控制住食欲就很容易奉行誓言，所以我现在对于饮食之道的体验不仅仅是从素食者的、而且是从禁欲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体验的结论是，禁欲者的饮食必须予以限制，要简单、不加香料，而且，如果可能，最好是生吃。

6年的经验表明，禁欲者的理想食物是新鲜的水果和坚果，我在改变饮食以前，一直不知道以这种食物为生能够摆脱情欲的烦扰。当我在南非只吃水果和坚果的时候，奉行“禁欲”誓言一点也不觉得困难，但自从我开始喝牛奶以来，就变得非常吃力了。我为什么不吃水果而改喝牛奶，以后还要交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喝牛奶使得“禁欲”誓言难于奉行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但是我也希望人们不要因此就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禁欲者都不能喝牛奶。其实不同的饮食对于禁欲者所起的影响，只有经过多次的实验以后才能肯定。我必须发现有什么水果可以代替牛奶，而又具有同等有助于保证身体的营养，并且易于消化吸收的效力。西医、印度教医生和穆斯林医生都没有能给我以启迪。因此，我虽然知道牛奶多多少少是一种刺激品，却还不敢就此规劝别人不喝牛奶。作为禁欲的一种外来助力，绝食和挑选食物以及节食一样都是必须的。情感具有这样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只有在它受到了四面八方的抵制时，才能够加以控制。谁都知道，没有食物，情感这东西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所以我一点也不怀疑：禁食对于节制情感是很有帮助的。然而对于某些人来说，绝食并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们以为单靠机械的绝食就可以解决一切难题，于是他们虽然不吃东西，却是满脑子的山珍海味，老是盘算着绝食期满以后要吃什么、喝什么。这样的绝食既不能帮助他们控制食欲，也无助于他们节制情欲。所以只有在心情和饥饿的肉体合作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肉体所不应有的东西都能漠然处之的时候，绝食才有用处。心情是一切情感的基础。所以绝食的用处是有限的，因为绝食者仍然会被情欲所支配。不过可以这样说：如果不绝食，而要消除性欲，通常是不可能的，所以奉行“禁欲”誓言的人，不绝食是不行的。之所以很多热烈拥护“禁欲”的人都失败了，是因为他们想要像不禁欲的人那样运用别的情感。这样他们的努力就像在酷暑而求寒冬一样的徒劳。一个禁欲者和一个非禁欲者，从表面上看，他们并无明显的不同，但在实质上，他们中间应该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而两者的区别就像白纸黑字毫无二致。虽然他们都以肉眼观察事物，但不同的是，禁欲者用以观察上帝的光辉，非禁欲者却用以观察身边的琐事。他们都用耳朵听，但不同的是，有的人耳朵只闻天上赞歌，有的人听到的却是人间鄙语。他们都常常深夜不眠，但不同的是，有的人用以专心祷告上天，有的人却把时间消磨在粗野而无聊的嬉戏之中。他们内心都供奉着神灵，但不同的是，有人对于寺庙善加修葺，有的人却饱食终日而置神皿于不顾。所以这两种人就像两根分立的柱子，他们之间的距离只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越来越远。

“禁欲”的意思就是控制思想上、言论上和行动中的情感。每一天我总是认识到节制上述各种欲望的必要性，并且都有所进步。如果对于奉行“禁欲”誓言的人不限制其放弃克制，放弃自我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这种“禁欲”是不可能以有限的努力达到的，对于许多人来说，“禁欲”只能是一种理想。一个立志奉行“禁欲”的人应该经常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应该把缠绵于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欲追索出来，并不断加以克服。只要思想不受意志的完全控制，“禁欲”就不能彻底。不自觉的思想是一种心情的反应，克制思想就等于克制心情，而这甚至比捕风捉影还要困难。然而，只要上帝存在于人们的内心，即使是控制心情也是可能的。千万不要以为人们对困难是无能为力的。最崇高的目标，需要最崇高的努力才能达到，这样才是可能的，也才是合理的。

在这里，我谈了这么多关于“禁欲”的心里感受，只是想说明，只要人们对于上帝的信仰足够坚定，那么他们希望通过奉行“禁欲”来认识上帝的愿是可以实现的。

所以立志禁欲者最终的精神支柱就是他对上帝的信仰。我是在回到印度以后才认识这个真理的。

崇尚简朴生活

我曾经有过一段短暂安逸的生活，并且有一幢我曾精心装饰过的房子，然而它已丝毫不能使我留恋了。在我开始奉行“禁欲”这种生活不久，我便开始大幅度削减我的日常开支。在此之前，光是结清洗衣匠的账单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由于他向来不遵守时间，我虽有两三打的衬衫和领子，仍不够应付，领子是必须天天要换的，衬衫如果不是一天换一件，至少每隔一天就得换一次。这就意味着我要多付出一倍的开销。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在这上面支出太多，所以我便自己买了一件洗衣机来省下这笔开支。我买了一本有关如何洗衣服的书，对洗衣服的艺术进行了研究，并且教会我的妻子，这无形中增加了我的工作，不过由于它的新奇，使我觉得做这项工作是一种乐趣，一点也不枯燥。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亲手洗过的第一条领子。我用的浆粉过了量，因为怕烫坏领子，熨斗不敢太热，也不敢使劲熨。结果领子虽然相当平挺，浆粉却从表面不断掉下来。我带着这个领子到法院去，引起了同事们的嘲笑，但是当时我对此一点也不在意。我说：“这是我头一次亲自浆洗自己的领子，所以浆得不好。没想到却给你们提供了这么多笑料。不过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可笑。”

“可是这里并不缺少洗衣店呀?”有个朋友问道。

“你说的没错，可是费用太贵了，”我说道：“洗一条领子的钱几乎够买一条新的了，而且老是要依靠洗衣匠。我觉得自己亲自动手洗东西可能会更好。”

然而我的话并没有使我的朋友们懂得自力更生的美妙之处。没过多长时间，我的洗衣技术就比得上浆洗专家了，而且我所洗的东西绝不亚于洗衣店，我的领子挺刮和光亮的程度并不比别人差。因为一次机缘，我得以显露了一下我的身手。戈克利到南非的时候，带了一条披肩，是摩诃宝·戈温德·兰纳德送的礼物。他很珍爱这件纪念品，保存得极为细心，只在特别场合才使用。有一次，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侨民举行宴会欢迎他，可是他那条围巾太皱了，需要熨平。当时要送到洗衣店去熨已不可能及时取回，所以我便毛遂自荐，要充当洗衣匠。

“你当律师的才能，我深信不疑，但当洗衣匠的才能，我深表怀疑，”戈克利说道，“万一你熨坏了怎么办?你知道这条围巾对我的意义吗?”接着他以非常高兴的心情叙述了这件礼物的故事。听完后我并没有因此畏缩不前，还是坚持要给他熨，并且保证决不会出差错。最终经他许可以后，我把那条围巾熨好了，他对此大为赏识。从那以后，即使全世界其他任何人都不赏识，我也不在乎了。

当我从对洗衣匠的依赖中解放了自己的时候，我还以同样的方法抛弃了对理发师的依赖。凡是到过英国的人，至少都学会了刮胡子的本事，但是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学会自己给自己理发。这种事我也觉得有学习的必要。我在比勒陀利亚的时候，有一次到一个英国人开的理发馆去理发。结果遭到白人理发师轻蔑的拒绝。我为此感到很难过，于是立即买了一把剪子，对着镜子剪自己的头发。额前的头发看起来剪得还不错，脑后的头发却剪得一团糟。于是这又成了法院里的朋友的笑料。

“你的头发怎么啦，被老鼠啃了吗?”

“不是的，白种人理发师不屑碰我的黑发。”我说道，“这样我只有自己给自己剪了，即使剪得很糟总比受人侮辱要好得多。”

朋友们对我的这种回答已习以为常了。

不过话说回来，那个理发师不给我理发也有他自己的苦衷，如果他替有色人种理发，他就会随时失掉白人主顾。同样印度侨民也不准许我们的理发匠给那些不愿与我们接触的白人理发。我在南非得到了这种报应已经多次了。我认为这是自作自受，所以我并不生气。

种子撒下了，只要浇水就可以使它发、开花和结果。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也一直以自力更生和简单朴素的生活标准来要求自己，至于具体的情况，我将会在以后的章节中向读者叙述。

波耳战争

我得把1897至1899年间许多别的经历从略，直接来谈一谈波耳战争。

战争爆发的时候，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对波耳人持同情的态度，不过这也只是想一想而已，因为当时我对此无能为力，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中就这个问题出现的心理斗争作了详尽的说明，这里无需赘述。如果有人对此感兴趣，可以去翻一翻那几页。当时由于我是忠于不列颠的统治的，这使我在战争中站在了英国人这一边。我觉得既然我要求享有一个英国公民应有的权利，那么我也就有责任和义务保卫不列颠帝国。当时我以为印度只有在不列颠帝国的领导下并且通过它的帮助才能获得完全的解放。所以我召集了尽可能多的印度侨民，组成一支救护队，并且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为当局所接受。

一般英国人都认为印度人怯懦，不敢冒险，他们到南非就是为了挖掘金钱，以图自肥，且目光短浅。所以有很多英国朋友对我的计划冷眼相待。而劳顿先生和艾斯坎比先生都热情地支持这个计划，并且布斯医师全力支持我。他鼓励并训练我们做救护工作。在我们取得了适合于作医务工作的证件后，我们终于申请到前线去为士兵们服务。政府以感激的姿态接受我们的申请，但又表示当时并不需要我们服役。事情到了这一步，我是绝不会妥协的，只有另想办法了。通过布斯医师的介绍，我拜访了纳塔尔的主教，由于我们救护队里有很多信奉基督教的印度人，主教对我的建议颇为称道，他答应做政府的工作，帮助我们获准服役。

当时的时机对我们也很有利。波耳人表得非常顽强而勇敢，战斗力之强出乎人们的意料，负伤的人很多，这使得我们的志愿救护终于派上了用场。

救护队有1100多人，有将近40个队长；其中有300人左右是自由印度人，其余的都是契约工人。布斯医师也和我们在一起。由于当局不愿意我们处于炮火射程之内，我们的工作被安排在火线以外，此外还有红十字会的保护，不过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被派上火线去工作，救护队表现得很好。然而在斯比昂·柯柏败退以后，形势变得严峻起来，布勒将军函告我们说，我们虽然不必冒险，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到战地去救护伤兵，政府将会感激不尽。我们毫不迟疑，立即投入战斗，这样我们在斯比昂·柯柏就处于火线之内。不过其辛苦程度出乎我们的意料，在这些日子里，用担架抬着伤兵，每天行军20到25英里已成为我们的家常便饭。在这些伤兵当中，我们有幸救护过像伍盖特将军这样的军人。

然而救护队工作仅仅6个星期以后，便宣布解散了。因为自从在斯比昂·柯柏和瓦尔克朗茨被击败以后，英军总司令放弃了主力攻取列第史密斯和其他地方的计划，决定缓攻，以便等待英国和印度援军的到来。

我们在这一期间所做的微不足道的工作得到很大的赞扬，为此印度人的名誉也提高了。报纸上发表了赞扬我们的诗歌，说“我们终究是帝国的儿女”。

布勒将军以感激的口吻在他的报告中提到了救护队的工作，救护队的队长们也都荣获了作战勋章。这时印度侨团已经组织得更加完善了。而且由于这次战争，我和印度契约工人有了更密切的接触。他们已经有了更高的觉悟。他们认识到，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泰米尔人、古遮拉特人和信德人都是印度人，都是同一个祖国的儿女，这种感情在他们中间已经根深蒂固了。大家都相信，印度人的疾苦现在可以得到解脱了。当时白种人对印度人的态度似乎有了明显的转变。战争期间，我们和白种人的关系非常融洽。我们接触了成千上万的士兵，他们对我们很友好，对于我们到那里为他们服务十分感激。

我忍不住想要说，在人性经受考验时所表现的英勇气概是多么甜蜜，多么令人回味。有一次，我们正向齐弗里兵营进发，罗伯兹勋爵的儿子罗伯兹中尉在那里受了重伤，急待救护。我们的救护队有幸把他从战地上救下来。我们行军的那一天天气酷热，大家早已口干舌燥，路上恰好有一条小溪可以解渴，但是这么多人，谁先去喝呢?我们建议，等士兵们喝完了，我们再去喝。可是他们不愿意抢先，一定要我们先去，于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谦让相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卫生改革和饥荒救济

让我做一个平庸的政治团体的会员，并且什么都不做，是我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我一向不喜欢隐藏或漠视侨团的缺点，而且我认为在没有消除它的各种瑕疵之前，侨团是没有资格去要求这样那样的权利的。在纳塔尔定居下来以后，我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致力于消除人们对于侨团的指责。这些指责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人们常说印度人的生活习惯很邋遢，屋里屋外总是不干净，因此侨团里的领袖们已开始把他们的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在德班即将发生鼠疫的报告公布以后，我们和城里的神甫们商量，并且得到了他们的赞同以后，进行了挨家挨户的检查。我们认为同他们密切合作，一可使工作更加顺利地进行，同时也减轻了我们的负担。因为城里一旦发生了传染病，当局总是沉不住气，往往会采取一些过激的措施，从而招致人们不快。侨团因为自动采取了卫生措施而避免了这种压力。

然而通过这件事我却得到了一些痛苦的经验。我意识到，我不能像我指望侨团本身争取权利那样，轻易地指望它良好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在呼吁人们保持卫生这件事上，在有些地方我受到了侮辱，在别的地方则又遇到了客气的轻蔑。要人们保持环境卫生，这对他们来说太麻烦了。更别说让他们出钱来做这件事。这些经验给我的一个教训就是：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要有无限的耐性，急于求成意味一事无成。所以如果说有什么真的需要迫切需要改革的，那么首先是改革者自己，而不是社会，因为社会所能给与他们的除了反对、厌恶、甚至残酷的迫害之外，不会有别的更好的东西。反过来说，社会总是把改革者像珍视生命一样所珍视的东西视为不合适宜的，认为他们跟社会格格不入。

尽管如此，这次的鼓动还是有效果的：印度侨团多少懂得了保持他们的屋里屋外清洁的必要性了，同时我也受到了当局的敬重。因为他们明白，我虽然好为印度侨团打抱不平，竭力为他们争取权利，但我是积极对待并坚持自我纯净的修养的。

此外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唤醒印度侨民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印度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印度侨民到南非来寻找财富，生活条件及处境比国内好多了，当国内的同胞处境困苦的时候，他们应该贡献一部分收入给他们的同胞。在1897年和1899年的可怕的饥荒年头里，他们充分表现了这一点。他们捐献了不少钱用于救济饥荒，1899年的捐献比1897年还要多。同时我们也呼吁英国人捐款，得到了很好地响应，就连印度契约工人也捐了钱，并且这两次饥荒所建立起来的制度一直继续下来。我们知道，一到印度遇有民族灾难的时候，南非的印度侨民总是会汇出一大笔捐款。南非的印度侨民所做的这一切，就这样在每一个阶段向我显示了真理的新含义。真理就像一棵大树，你越是精心呵护它，它所结的果实就越多。在真理的矿藏之中，越是追寻得深，发掘的宝藏就越丰富，为人服务也是同样的道理，只要努力去做，它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它的潜力也是无穷无尽的。

贵重的礼品

战地救护队的任务一结束，我就感到我的工作中心不再是南非，而是在印度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南非已无事可干，而是我担心自己会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赚钱上，而无暇顾及我的同胞，我真的害怕出现这种情况。就在这时国内的朋友来函催我回去，而我也感觉我真正的天地应该在我的祖国印度，那里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我去做。至于南非的工作，因为有可汗先生和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可以承担。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求我的同事们让我辞去我目前承担的工作。几番周折，多次的讨论以后，我的要求总算是有条件地得到批准，条件是：如果一年之内，侨团需要我的话，我就得准备再回到南非来。对我来说遵守这个条件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出于对侨团的热爱，我接受了它。

我清楚地意识到，把我和印度侨团连结在一起的爱的丝线太坚韧了，没有人可以割裂它。人民的呼声就是上帝的呼声，而这里朋友们的呼声是太真诚了，我根本无法拒绝，因此我接受了这个条件，然后他们准许我离开。

我和纳塔尔的印度侨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我向他们辞别的时候，他们用饱含着爱的美酒浸浴我，为我举行送别会，并且送了我许多珍贵的礼品。

在1899年我回印度时，他们已经送了不少礼品，但是这一次的送别尤为隆重，礼品中自然包括金银制品，而且还有珍贵钻石。这使我十分为难，因为我为侨团服务是从来不计报酬的，如果接受了这些礼品，那和我做律师工作收取业务费有什么区别呢?所有这些礼品，除了少数几件是我的当事人送的以外，完全是为了酬谢我为侨团所做的工作，而我也无法区分我的当事人和同事，因为当事人也帮助了我进行公众工作。有一件礼品是一条金项链，价值50个金基尼，是送给我的妻子的。然而这件礼品也是因为我为公众工作而赠送的，所以它和其余的礼品一样，我没有权利去接受。

在我收到这一大堆东西的那一晚，我夜不能寐，在房里走来走去，情绪激动，不知如何是好。坦率地说，每个人都有一点私欲，我也不能幸免，所以让我拒绝价值昂贵的礼品，心里不可能无动于衷，而且叫我保存这些礼品那就更加困难了。就算我能够收下，但我如何面对我的妻儿呢?在我的影响下，他们正在接受这样一种观念：为人民服务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奖赏。

我们早已简化了自己的生活，家中并没有值钱的首饰，那么现在我们怎么能够戴上金表金链和钻石戒指呢?一方面我还在劝导人们不要迷恋珠宝，一方面我的家中又出现了这么多珠宝，这不是非常的荒唐吗?权衡再三，我决定不接受这些东西。第二天早上我同妻子和孩子们商量，我知道要说服我的妻子会有一些困难，至于孩子们，我想是问题不会太大。所以我决定先从他们入手。我刚说明我的想法，孩子们立刻表示赞同。“我们不需要这些贵重的礼品，我们应当转送侨团，而且如果我们需要，我们可以随时买到。”他们说道。

我听了很高兴。“那么你们同样会说服妈妈，不是吗?”我问他们。

“当然，”他们说道，“她用不着佩戴首饰，她的手饰是为留给我们用的，所以那也是我们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要了，她一定会同意丢开这些东西。”

话虽如此，但真正实行起来却困难多了。

“对你来说，这些东西也许没什么用处，孩子也可以不用。你说几句好听的话他们就会听你的了。我也可以原谅你不准我戴首饰，可是我们总得为将来的儿媳妇想一想吧，她们怎么办?你不能说她们也不用吧。况且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说不定哪天就用得着这些东西了。人家这么好心好意送的礼品，我可舍不得丢掉。”我的妻子说道。我们的争论这样就展开了，到了后来妻子已泪眼汪汪。但我和孩子丝毫没有动摇。我温和地对妻子说道：“孩子们还没有结婚，我也不愿意他们早婚。等他们长大了，他们会自己照料自己。而且我们决不能为我们的儿子找一些喜爱首饰的媳妇。况且退一万步讲，如果我们真的需要给他们购置首饰，到时候你向我要好了。”

“向你要?你剥夺了我的首饰，我有了首饰，你就弄得我不得安宁。还指望你给媳妇们买首饰。这一回我算是认识你了。就想叫我们儿子们当苦行僧。不，这些首饰不能退回去。再说，你有什么权利剥夺给我的项链?”

“可是，”我反驳道，“项链是为了答谢你的服务还是为了答谢我的服务而送的?”

“当然是为了答谢你。但是你的服务其实也就是我的服务，我日日夜夜为你操劳，难道不算是服务吗?你唆使大家来逼我，使我难堪，而我却为他们当牛作马。”

她说的是实情，也很有道理。但是我仍然决定退还这些首饰。经过一番舌战，她最终勉强同意了我的意见。我写了一封信，连同这些礼品转送给侨团，决定将自1896年至1901年所得到的礼品全部退还。并为之成立一个托管委员会，我们准备了一份托管契约，指定巴希·罗斯敦吉和别的几个人为托管人，然后将这些首饰存到一家银行里，根据我或托管人的意愿，供侨团服务使用。当我为公众目的需要资金，我也尽量不去动用这笔钱，而是另外设法募集。这笔钱现在还存在那里，在需要的时候也用过一部分，不过积累多于支出，一直在不断增加。

我这样做后，从来没有懊悔过，过了若干年以后，我的妻子也看到了这样做的好处，它使我们免除了很多诱惑。我坚决认为，一个为公众服务的人绝对不应当接受贵重的礼品。

重返印度

在处理好南非的事务后，我搭船回国。途经毛里求斯时，因为船停泊的时间较长，我趁便上岸观光，了解了一下当地的情况，并作为这个殖民地的总督查理斯·布鲁斯爵士的客人，在他那里住了一夜。我回到印度以后，先花了一段时间到各地看了看。当时是1901年，适逢国民大会党正在加尔各答开会，由丁绍·瓦恰先生（后来受封为爵士）主持。我当然也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民大会党的集会。

因为我打算把南非的情况告诉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并提出一些建议，所以在我离开孟买时和他同乘一列火车。他包了一个特等厢房，我奉命到他的包厢里坐一站和他谈话。于是我就在指定的车站到他的包厢里去向他报告。在座的有瓦恰先生和金曼拉尔·谢达华先生（后来是爵士）。他们正在讨论政治问题。费罗泽夏爵士一看见我便说：“甘地，看起来我似乎帮不上你什么忙。当然，我们愿意通过你提出的议案。但即便这样，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相信，如果我们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你们在殖民地的不会有什么好的待遇。”

我有点惊异。谢达华先生似乎很同意这种看法；瓦恰先生则以怜悯的眼光看着我。

我试图说服费罗泽夏爵士，但是像我这样的人要说服这位孟买的无冕之王几无可能。不过我提出的议案得以获准，我也应该满足了。为了避免我让我失望，瓦恰先生鼓励我说：“你把决议书给我看一看好好吗?”我对他的好意表示感谢。火车到下一站时我便和他们告辞了。

不久我们到了加尔各答。大会主席受到了招待委员会的热烈欢迎，接着被接到为他安排的住处。我则站在那儿，然后问一位义工我应该上哪儿去。于是我被送到李朋学院，有很多代表都住在那里。我的运气还不错，罗卡曼尼亚和我住在同一座楼，我记得他比我们晚到一天。罗卡曼尼亚还是和以往一样，端坐在床上接受人们的拜见。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我就会把他端坐在床上的样子画下来——整个场景在我的记忆里是那么的生动。那时有无数的人来看他，到现在我只记得其中的一个，即已故的《甘露市场报》主编巴布·莫迪拉尔·戈斯，他们纵声大笑并高谈阔论、针砭时弊的情形令人难以忘怀。

在我安定下来后，我就想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这个驻地的情况。我发现义工没有工作热情，工作上互相推诿。你请某人做一点什么事，他便转给别人，而别人又推给第三者，就这样推来推去，结果什么事都干不成。至于代表们，则不知去了哪里，到处都找不到人。

在交谈过程中，我和几位义工交上了朋友。我告诉他们一些南非义工的情况，他们听后面露愧色。我尝试着使他们懂得为人民服务的意义。他们很容易就理解了，不过这件事并不像说的那样容易，它首先决定于意志，然后是依靠经验。就那些善良而心地单纯的青年来说，他们并不缺少意志，但是他们毫无服务的经验。国民大会党每年开三天会，会一开完，大家便去睡大觉了。一年才有三天的服务机会，他们能受到什么训练呢?而代表们同义工也差不多；比起义工来，代表们同样没有受过更好的和更长期的训练。他们自己什么事也不干，却经常指手划脚地说：“义工，你应当这样做，义工，你应当那样做。”

另外在这样的地方，我还面临着不少不可触犯的陈规。泰米尔人的厨房和其他人的厨房隔得很远。因为对于泰米尔代表来说，在他们吃饭的时候，是不能有其他人在场的，如果在这个时候恰好有人经过碰到他们，就会被认为是对他们的冒犯。所以只好在学院的空地上专门给他们弄一个厨房，用柳条板墙围起来。做饭的时候，厨房里烟气弥漫，令人窒息。并且一室多用，即是厨房，又是餐室和洗衣间，空间紧密几乎透不过气来。我心想，如果在国民大会党的代表之间也有这种不可触犯的陈规，就不难想像在他们所代表的选民之中存在的隔阂究竟有多大了。想到这一点，我不禁叹了一口气。

不卫生的情况糟糕到了极点，到处是水沟。那么多的人厕所却只有很少的几个。我一想起那种臭味冲天的情形就忍不住有作呕的感觉。我指给义工看，他们干脆说：“那不关我们的事，那是打扫厕所的人干的。”我对他说我要借一把扫帚，那个人惊奇地望着我。找到扫帚后我开始打扫厕所，我这样做并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我自己。人那么多，那么挤，厕所却那么少，所以需要经常打扫，然而我一个人却干不了那么多。我只能满足于自己蹲得下就算了。而别人呢，似乎毫无知觉，根本不觉得脏臭。除开这些之外，有些代表夜里干脆就在他们房外的走廊上大行方便。第二天早上我指给义工看，却没有一个人打扫一下，而且我发现即使我动手去扫，也没有人愿意与我分担这种光荣。以后的情况虽然已大为改善，但是时至今日，随地自行其是从而损毁了国民大会党开会场所的那种令人厌恶的代表，也还是大有人在，而所有的义工也还是不愿意老盯着他们打扫。我想如果把大会召开的时间拖长一些，这种情况对于传染病的发生倒是十分有利的。

文书和听差

离国民大会党正式开会还有两天。我决心要为国民大会党的办事处做上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以便取得一些经验。到加尔各答以后，在做完了日常的斋戒沐浴，我便赶到国民大会党的办事处。当时的秘书是巴布·普本德罗纳斯·巴素和戈沙尔先生。我去找普本先生，作了自我推荐。他看了我一眼，说道：“我这里没什么事可干，不过戈沙尔先生说不定会给你一点儿事情做做，你去找他看看吧。”

于是我去找他。他瞟了我一眼，笑着说：“我只能给你文书工作，你愿意干吗?”

“当然，”我说道：“只要我干得了，我什么事都愿意干。”

“这倒是一种应有的精神，小伙子。”他说道。然后他对着身边的义务工作人员，又加上一句说：“你们听见这个小伙子讲的话了吗?”接着他又转过身来对我说：“那么，好吧，这里有一大堆信需要处理，你坐到那张椅子上去干吧。你知道吗，成千上万的人来看我，我是接见他们好呢，还是答复这些源源不断的来信好呢?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你之前没有人愿做这件工作。这些信件大部分没有什么意思，不过还得请你看一遍。凡是应当答复的，你就答复好了，凡是需要考虑再答复的，你就交给我。”对于他的这种信任，我感到很高兴。

戈沙尔先生给我分配这个工作的时候，并不知道我是谁。只是到了后来，他才问起我的来历。我觉得处理那一大堆信件很容易，我很快就处理完了，这使戈沙尔先生非常高兴。他是一个健谈的人，所以我们一连谈了好几个钟头。当他了解一点我的历史的时候，他对于分配文书这样的工作给我干感到很抱歉。但是我安慰他说：“别多心了，我在你面前算得了什么呢?你为大会干得头发都白了，而且也是我的长辈。我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经验的青年。你这样信任我，把这件工作交给我来做，我已十分感激。而且我正想给大会做一点工作，你给了我难得的机会使我得以了解详细的情况。”

“老实告诉你吧，”戈沙尔先生说道，“这才是真正的服务精神。然而今天的青年却很少有人了解它。当然，从大会诞生的时候起我就了解它的情况。事实上，大会的成立，除了得力于休谟先生之外，也有我的一份功劳。”

就这样我们成为了好朋友。他坚持要我和他一起吃中饭。戈沙尔先生有一个习惯，穿衣服时常常叫用人给他扣扣子。于是我自动担负起了用人的职务，因为我对于长辈一直很敬重，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当他知道这种情况以后，他对我为他所做的一点点个人的服务，也就不介意了。不过心里头他倒是挺高兴的。他叫我给他扣衣服的时候，总是说：“现在你明白了吧，大会的秘书忙得连扣衣服的时间都没有了。”戈沙尔先生天真的样子使我感到好笑，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对他产生厌恶之心。要知道，我因为做了这件工作所得到的益处远远超出我的期望。不到几天的功夫，我便了解了大会的工作。我见到了大部分的领导人。我观察了像戈克利和苏伦德罗纳斯这些中坚人物的言行。我还注意到大会召开的过程当中浪费的大量的时间。另外我也看到了英文在我们的事务中所占的突出位置。节省精力的事情，谁也不关心。做事效率不高，一个人做得了的事情，却偏要好多人做，而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却根本没有人做。

看到这些情形，我心里实在很不以为然，然而我总是把事情朝好的方面去想，我想在那种情况下，实在也难得做好，这就使我避免低估了任何工作。

参加国民大会

大会终于开幕了。宽大的天幕、穿戴端庄得体的义务工作人员，还有那些坐在主席台上的老前辈，都令我肃然起敬。在这样大规模的集会上，我真有些不知所措了。大会主席致词的讲稿厚得像一本书，要从头到尾读完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只选读了其中的几段。主席讲话以后，接下来是提案委员会的选举。戈克利带我去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会议。费罗泽夏爵士自然是同意采纳我的提案，但问题是我不知道这个提案将由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向提案委员会提出来。因为每一个提案都有冗长的发言，都用英文，而且总有一些知名人士加以支持。如果说那些老手的提案像锣鼓声，那么与他们相比，我的提案不过是一种微弱的笛声。天色越来越晚，我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我记得，凡是最后提出来的提案，都是匆匆忙忙通过的。大家都急于要走，完全没有仔细去听那些提案到底讲了些什么。这时已经是夜里11点钟了，我实在已没有勇气起来讲话。因为在此之前我已与戈克利联系过，他已看过我的提案。我便凑近他的位子低声向他说：“务请帮忙。”他说：“你的提案的事情我一直放在心里。你看他们是如何草率地通过各种决议的。不过我不会让你的提案轻轻地一带而过。”

在大会结束前，戈克利先生提议让我宣读提案，他说他已经事先看过我的提案，认为很好。我用颤抖的声音宣读了我的提案，戈克利在一旁附议。大家叫着“一致通过”。瓦恰先生告诉我说，我有5分钟的讲话时间，但是，谁都不耐烦去了解这个提案，大家都急于要走，而且因为戈克利已经看过这个提案了，于是大家就以为其他人不需要再去翻阅或者了解了。

这个程序实在令我失望。那一天早上我就为我的发言担心。而且我也已经为我5分钟的发言作了充分的准备，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竟一时语塞。我原已决定不念讲稿，打算即席讲话，但是我在南非练出来的口才这时似乎已经失去了。轮到我提出议案的时候，我站起来，我头脑晕沉地把提案念完了。我又念了一首别人散发给代表的一首歌颂移民的诗，同时说到了南非移民的疾苦。正在这个时候，瓦恰先生按起铃来了。我敢断定我的发言绝对没有到5分钟。我不知道第一次按铃只是警告，说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曾经听过别人讲半个钟头或三刻钟的话，却没有人对他们按铃。我感觉受到了伤害，于是一听见铃声我就坐了下来。我当时天真地认为，那首诗包含了对费罗泽夏的回答（见第十三章第二段）。决议都获得通过。当时大会的来宾和代表们实在没有什么区别；每个人都举起手来，于是所有的议案也就一致通过了。我的提案也是这样通过的，所以对我来说，它失掉了一切必要的神圣和庄重，不过就大会通过这个提案这一事实来说，我也应该感到高兴了。因为大会的认可，就等于是全国的认可了，这足以使每一个人都感到高兴。

寇松勋爵的朝觐

大会就这样闭幕了，但是为了南非的工作，我还得去见一见商会和各方面的人物，于是我就在加尔各答住了一个月。经过介绍以后，我在印度俱乐部弄到了一个房间，所以没有再住旅馆。俱乐部的会员当中有几位印度名人，为了使他们能注意南非的工作，我很希望能和他们接触一下。戈克利常常到这个俱乐部来打台球，他听说我还要在加尔各答住一段时间，便邀请我去他的住所下榻。对此我非常感激，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同时又觉得就这样去不太合适，大概过了一两天，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戈克利先生亲自跑来接我。他发现我还有点客气便对我说：“甘地，你还要在国内呆下去，这样讲客气是不行的。你应当尽可能同人们接触。我希望你为国民大会党工作。”

于是我去了他那里住下。在我叙述和戈克利相处的情形之前，我还想先谈一下在印度俱乐部所发生的一件事。

寇松勋爵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举行朝觐。有些应邀前来参加朝觐的王公贵族，都是俱乐部的会员。我常常看见他们在俱乐部里穿着讲究的孟加拉“拖地”、衬衫和围巾。然而朝觐的那一天，他们却穿上“坎沙玛”（khansamas，即招待员）的裤子和闪闪发光的皮靴。我觉得很难过，便问其中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只有我们知道自己不幸的处境，只有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忍受侮辱，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存我们的财富和头衔。”他答道。

“可是为什么要穿‘坎沙玛’的服装和光亮的皮靴呢?”我问道。

“你看‘坎沙玛’和我们有什么分别吗?”他答道，接着又说：“他们是我们的‘坎沙玛’，而我们呢，却是寇松勋爵的‘坎沙玛’。如果我不参加朝觐，那我就得为此付出代价。如果我穿平时的衣服去朝觐，那就会被认为是一种大不敬。你以为我到那里有机会和寇松勋爵谈话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我很同情这位直言不讳的朋友。这使我想起了另一次朝觐。

那是在哈定基勋爵为印度教徒大学奠基的时候而举行的一次朝觐。王公贵族当然都来了，在潘迪特·马拉维亚吉特别邀请下，我也参加了这次朝觐。

那些王公贵族打扮得像女人一般——穿着丝绸做的长裤和长上衣，脖子上戴着珠项链，手上戴着镯子，头巾上挂着宝珠和钻石缵子，此外，腰带上还吊着金柄的宝剑。然而令我难过的是，我发现这些东西并不是他们忠诚的标志，而是他们的奴隶地位的象征。我原以为他们佩戴这种女性化的标记是出于他们的本意，然而我却听说他们是被迫这样做的，因为在这种场合佩戴所有这些贵重的珠宝乃是王公贵族们的义务。我还听说有一些人其实非常不愿意佩戴这些珠宝，除了像朝觐这样的场合以外，他们从不佩戴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否正确。但是无论他们在别的场合是否佩戴这些东西，但身上戴着只有某些妇女才佩戴的珠宝来参加总督的朝觐，确实是够尴尬的。这使我由衷地感叹：人们为了财富、权力和声誉所承担的罪孽与谬误是多么沉重啊。

与戈克利的相处

现在再让我来叙述一下和戈克利相处的情形。和戈克利住在一起的头一天，他就使我感到我完全像是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待我如自己的亲弟弟一样，他尽量了解我的要求，并设法满足我所需要的一切。由于我已养成了自力更生的习惯，而且我所要求的并不多，很少需要对我个人的照料。我自立的习惯，个人的洁净，坚忍不拔的性格和有规律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常常为此称赞我。

他对我似乎从不隐瞒。凡是前来拜访他的重要人物，他无不向我一一介绍。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皮·西·罗伊医师。他就住在戈克利的隔壁，是戈克利府上的常客。我记得戈克利是这样介绍罗伊医师的：“这位是罗伊教授，他的月薪是800卢比，但是他只为自己留下40卢比，其余的都捐献给公众事业。他还没有结婚，而且不打算结婚。”

罗伊医师到现在也没有多大变化。他当年的衣着差不多和现在一样简朴，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现在穿的是土布，而当时穿的是印度纺织厂出产的细布。对于戈克利和罗伊医师的谈论，我觉得我永远听不够，因为他们所谈的全都是有关公共利益，或者是具有教育意义的事。有时他们对于从事公众工作的人也有一些看法，也对很多事情表现出无奈和难过。有些我原来认为是坚忍不拔的斗士的人，现在看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

说实话，看着戈克利工作，实在像受教育一样令人愉快。他从不在别的事情上浪费一分钟。他的私人关系和友谊全都为了公众的利益。他所有谈论的话题都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且没有丝毫不真实或不诚恳的地方。印度的贫困和屈辱一直是他最关心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人企图使他对别的事情也发生兴趣，但是他给每一个人以同样的答复：“你做你的，我干我的，我们互不干扰。我所要求的是国家的自由。只有国家自由了，我们才能考虑别的事情。今天这一件工作已够我用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了。”他对于兰纳德非常尊敬，而且这种尊敬的影子随时可见。兰纳德的权威在每一件事情当中都具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体现，对他的某些观点，戈克利随时随地都会加以引用。兰纳德逝世纪念日（或者是诞辰，我记不清了）的时候，我正和戈克利住在一起，他照例举行了纪念仪式。当时除了我之外，还有他的朋友卡士华教授和一位法官。他请我们参加纪念会，他在讲话中追述了兰纳德的生平事迹。他偶尔也把兰纳德、戴朗和曼德立克作一个互相比较。他赞美戴朗潇洒的风度和曼德立克作为一个改革家的伟大之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曼德立克如何热心为当事人服务的。他说有一次曼德立克误了火车，为了及时赶到法庭上为他的当事人辩护，他竟包了专车赶赴法庭。然而和他们相比，兰纳德就显得更加的崇高，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天才。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法官，同时还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家、经济学家和改革家。虽说他是一个法官，他却毫无惧怕地参加了国民大会党的集会，而且大家对于他的贤明是那样的信任，以致于凡是他所决定的，人们没有疑问地都加以接受。戈克利在描述他的先辈的智慧和心地的品质时，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欢乐。

那时戈克利有一辆马车。而我一直没有觉察到他有要一辆马车的必要性，所以有一次我问他：“你出去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坐电车呢?难道这样就降低了你作为领导人的尊严吗?”

他听了有点儿难过的地说道：“可见你对我还不够充分了解。我并没有拿公家的津贴用在个人安适上面。我很羡慕你那样自由自在地坐着电车到处走动，可是很抱歉我不能这样做。如果你也成为像我这样知名的牺牲者，那你要坐电车到处走动，不是说不可能，至少是很困难的。没有理由认为一个领导人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个人的舒适。我喜欢你的简单的习惯。我也尽可能过简单的生活，但是像我这样的人，有一些开销是无法避免的。”

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令人满意，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并没有给我满意的答复。

我曾经问过他：“你为什么甚至都不出去散散步呢，你经常觉得身体不舒服，难道你的工作那么忙，以至于连锻炼身体的时间都没有吗?”他回答说：“你看我什么时候有工夫出去散步啊?”

我对戈克利极为尊敬，从来不敢和他顶嘴。这个回答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我也就此作罢。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始终认为，一个人不论有多少工作，总要找点时间运动运动，就和吃饭一样。运动不但不会耗损一个人的工作能力，而且会增强这种能力。

加尔各答的见闻

我住在戈克利家里的时候，经常出门访友。我曾经对在南非的基督教朋友们许诺，回到印度以后我要结识一些印度基督教徒，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很早以前我就听说过巴布·卡立恰朗·班纳吉，他是一位基督徒，我对他十分敬仰。一般的印度基督教徒不参加国民大会党的活动，并且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关系相当疏远。而巴布·卡拉恰朗·班纳吉则与他们完全不同，他积极参加国民大会党的工作，且为人善良，因而我对他颇有好感。我告诉戈克利我很想见他。他说：“你为什么要见他呢?他是一个大好人，不过我担心他会让你失望。我和他很熟，如果你想见他，我可以为你引见。”

于是我请他为我安排。我去看巴布·卡立恰朗·班纳吉的时候，他的夫人正重病卧床，生命垂危。他的家里布置得十分简单。我记得在大会上他穿的是西服，这一次我很高兴见到他穿孟加拉“拖地”和衬衫。虽然我自己当时穿的是一件波希外衣和裤子，但我要说，我很喜欢他简朴的服饰。我向他讲述我心中的疑问及所遇到的困难。他问道：“你相信人生来就有罪孽的说法吗?”

“我相信。”我回答说。

“那很好，印度教不能解决的问题，基督教却解决了。”他接着又说：“在印度教中，罪孽的代价是死亡，而《圣经》上说，得救的惟一道路是投靠耶稣。”

我则提出《薄伽梵歌》虔诚之道的含义，但是他没有理会。虽然我对他的回答不太满意，但我仍然要谢谢他的好意，总得来说这次会见对我还是很有益处的。

在加尔各答的那些日子里，我常步行在街上走来走去。期间我会见过米特法官和古鲁达斯·班纳吉爵士，我需要他们支持我在南非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我还见过拉加·皮亚立穆罕·穆克琪爵士。

卡立恰朗·班纳吉早就对我说过迦里神庙的事，尤其是在我读了许多关于这个神庙的书籍以后，我更急于去看个究竟。于是有一天我去了那里，米特法官的住所恰好也在同一个地区，所以我就在去拜访他的那天顺便到庙里去看看。一路上我看见成群的羊正被赶去屠祭迦里神。成群的叫化子沿着通往神庙的小巷求乞，还有一些托钵僧掺杂其间。当时我是坚决反对给那些身体强壮的叫化子施舍的。他们成群地跟着我，其中有一个人坐在走廊上。他挡住我，和我搭讪着说：“上哪儿去呀，我的孩子?”我告诉了他。于是他要我和同伴下来同他谈谈，我们表示接受。我问他：“你认为这种牺牲就是宗教吗?”

“谁会把杀害动物当作宗教呢?”

“那么，你为什么不发动人们去反对这种做法呢?”

“那不关我的事，我们只管拜神。”

“可是你不会另找一个地方去拜神吗?”

“所有的地方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人们就像一群羊，跟着为首的人，他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所以这与我们‘沙陀’无关。”

话谈到了这个程度，我们没有纠缠下去。我们接着向神庙走去。在那里我们受到了血流成河的接待。看到那种场景，我实在受不了，既恶心又难受。那种情景我永远不能忘怀。

那一天晚上我应邀出席孟加拉朋友们的聚餐会，席间我对一位朋友谈起这种残暴的拜神形式。他说：“羊是不会有什么感觉的，那里的嘈杂声和擂鼓声早就使一切痛苦的感情都僵化了。”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我对他说，如果羔羊也会讲话，它们说的将与此完全不同。我觉得这种残暴的风俗必须加以制止。另外我还想到佛陀的故事，不过我也明白，我对这种事情是无能为力的。尽管如此，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羔羊的生命也是生命，其宝贵并不亚于人的生命。为了人身而去牺牲一只羔羊的生命，我是绝对不忍心这样做的。我认为越是弱小无助的生物，越是有权受到人类的保护，使其不受人类残暴行为的迫害。但是那些不配进行这种服务的人，当然不能指望他们会去保护这些生物。我希望在我能够拯救这些羔羊免受这种不洁的牺牲之前，首先我自己必须经历更多的自洁和牺牲。直到今天我都认为如果有必要，我会为这种自洁和牺牲而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一直祈祷上苍，让它降生伟人（不论男女）于人间，以神灵的慈悲，把我们从这种深重的罪恶之中拯救出来，拯救那些无辜的生灵的生命，洁净这个神庙。我在问自己，孟加拉以它所具有的知识、聪明、牺牲和感情，怎么能够忍受这种血淋淋的屠杀呢?

难忘的一个月

那种以宗教的名义献给迦里神的可怕的牺牲增强了我想了解孟加拉人的生活的愿望。我曾经听人谈起过关于梵教团（孟加拉梵教团成立于1828年，主要从事印度教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许多事情。我也知道一些有关普拉达布·昌德罗·马俊达的生平事迹。我参加过几次孟加拉人的集会，听过他在会上的讲话。我还弄到了他所写的关于克沙夫·昌德罗·沈生平的书，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那本著作，从中了解了沙达朗·梵教团和阿迪·梵教团的区别。我见过潘迪特·许樊纳斯·萨斯特立，还在卡达瓦特教授的陪同下去探望玛哈希·戴文德罗纳斯·泰戈尔，但是因为当时当局禁止他会客，我们未能见到他。不过，我们都被邀请参加了一次就在他家里举行的梵教团的庆祝会，在那里我们得以有机会听到了优美的孟加拉音乐。从那以后，我便成为孟加拉音乐的忠实的乐迷。

在参加够了梵教团的集会以后，如果不见一下史华密·维卫康纳，那可就太遗憾了。于是我便兴高采烈地到贝禄·玛斯去，一路上大部分是步行的。那里的风景十分优美，我很喜爱玛斯这么一个幽静的地方。然而当我听说史华密现在正住在加尔各答的家里，卧病不起，不能接见客人时，心中不免一阵怅然。后来我弄清楚了尼维蒂妲修女的住处，便到乔林居大厦去看她。她周围的陈设富丽堂皇，使我大吃一惊，和她的谈话也很不投机。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戈克利，他说我同她这么一个轻浮的人谈不到一起，是不足为奇的。我第二次会见她是在贝斯敦济·巴德夏先生家里。我进去的时候，正好碰上她和巴德夏先生的老母亲在谈话，于是我便成为她们两人的翻译。尽管我对她没有任何的好感，我还是十分重视并欣赏她对于印度教的厚爱。为此我后来还读了她写的书。

我通常把一天的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为了南非的工作去拜访加尔各答的名人，一部分是参观和研究这个城市的宗教和公共团体。有一次我在穆立克博士所主持的会上，作了有关波耳战争中印度救护队的工作的报告。由于我和《英吉利人报》有过交情，所以这一次的报告也得到不少帮助。当时宋达斯先生虽然正生病卧床，但是他还是像1896年那样给我很大的帮助。戈克利很喜欢我这一次的讲话，当他听说罗伊医师也很赏识这个讲话，心里非常高兴。

我要说，住在戈克利家里对我在加尔各答开展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它使我的各项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并使我和最有名望的孟加拉人家族有了往来，这也是我和孟加人拉密切接触的开端。

在这个令人难忘的一个月中，还有许多的故事，但我必须从略了。这里我只简单提一下我到缅甸逗留时的一些观感。那里的和尚神情低迷，看到他们那种昏昏沉沉的样子，我的心里压抑。我到过大金塔，殿内老鼠成群地窜行，而且我不喜欢神庙里点着那么多小蜡烛，它使我想起了史华密·达衍纳德在摩尔维的经历。不过缅甸妇女的自由和活力使我感到了她们的可爱，而那里男人的懒散使我难过。在我短暂的逗留期间，我也意识到来仰光并非就是缅甸，就像孟买并非代表印度一样，而且正如我们在印度已经成为英国商人的经纪人一样，我们在缅甸竟和英国商人结合起来把缅甸人变成我们的经纪人。

从缅甸回来以后，我便向戈克利告辞。虽然这次别离使我的心里很难过，但是我在孟加拉、或者说在加尔各答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再住下去已经没有必要了。

在我定居下来之前，我就打算乘坐三等火车游遍印度，亲自体验一下三等车旅客的苦楚。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戈克利。刚开始他觉得很可笑，但是当我向他说明我的意图以后，他却高兴地赞成了。我打算先到贝纳勒斯去拜望正在病中的贝桑特夫人。要坐三等车旅行，我需要为自己重新做一些准备。戈克利送给我一个金属的点心盒子，里面装满了甜点心和油饼。我花了12个安那买了一只帆布袋，还买了一件恰亚出产的羊毛外衣。帆布袋里就装着这件外衣、一条“拖地”、一条毛巾和一件衬衫。我另外配备了一条刚够自己盖的毯子和一个水罐。这样准备停当以后，我便动身去旅行了。戈克利和罗伊医师都到站上来送行，我本来请他们别麻烦，可是他们坚持要送。“如果你坐头等车走，我就不来送行了，但是现在我必须得送一送。”戈克利说道。

戈克利戴着丝绸头巾，穿一件夹克短外衣和“拖地”，当他进入车站月台时，没有人阻挡他。而罗伊医师穿的是孟加拉服装，就被查票员挡住了，在戈克利说明是他的朋友以后，才让进了月台。就这样伴着他们良好的祝愿开始了我的旅行。

在贝纳勒斯

这次旅行的出发点是加尔各答，终点到拉杰科特。我计划途中在贝纳勒斯、阿格拉、斋埔和巴兰埔稍作停留。除此以外，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不打算再到别的地方去了。而且在上述每个城市我只停留一天，并且像普通的香客一样住在福舍（福舍是香客免费的休息所），只有在巴兰埔是个例外。我记得，这一趟旅行的花费总共加起来不过31卢比（包括车费）。坐三等车旅行，我通常都是搭普通车，而不搭邮车，因为邮车总是比较拥挤，而且车费也比较贵。

事实上三等车厢的肮脏和厕所的糟糕程度，现在和当年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也许现在稍有改善。但是头等和三等车厢的设备悬殊很大，比起车票的差价来，完全不成比例。三等车厢的旅客被当作羊群看待，他们所得到服务并不比羊群更舒适。我在欧洲的时候只坐过一次头等车，其余都是坐三等车，我的用意就是想看看头等车和三等车究竟有何不同，但是我发现头等和三等车厢的悬殊并没有像在印度这么大。在南非三等车的乘客大都是黑人，可也比这里舒服得多。南非有些地方的三等车厢还有卧铺和弹簧座位，为了避免过分拥挤，车上的人数是有限额的，而在这里我发现车厢里往往是严重超员的。

铁路当局对于三等车乘客的舒适是漠不关心的，再加上乘客本身肮脏和习惯不良，对于一个爱好洁净的三等车旅客来说，真是一种艰难的考验。这种不愉快的习惯最主要表现在乱扔脏物、随时随地抽烟、嚼槟榔叶子和烟叶，把整个车厢变成了一个大痰盂，人们吵吵嚷嚷，大笑大闹，讲一些粗野的话，完全不去考虑是否会给别人造成不便和影响别人的休息。我感觉1902年我坐三等车的经验和1915至1919年坐三等车的经验并没有什么不同。这种恶劣的情况，我想只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应当坐三等车以便改正人们的不良习惯，而且不能让铁路当局无所事事，一有问题要立即向他们提出来，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舒适而进行贿赂或采取任何其他非法的手段，不能听任与此有关的人犯规。一旦这样坚持下去，我相信这种状况一定会有很大的改进。1918－1919年间我害了一场大病，这使我不得不在事实上放弃了乘坐三等车旅行的做法，我一直为这件事而惭愧不已，特别是正当为消除三等车乘客困难的宣传工作已经有所进展的时候，我不能继续坚持那样的旅行。这样贫苦的铁路和轮船乘客的苦楚，便因为他们的不良习惯而更加严重了。我认为，政府给予对外贸易的过分的便利，而对三等车乘客的困难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却漠不关心，值得一两个有胆识、有毅力的人把它当作终身的事业来进行改革和斗争。

不过关于三等车乘客的问题谈到这里就此为止，接下来我要谈一谈我在贝纳勒斯的经历。我是在一个早晨到达那里的，首先我决定到一个“潘达”（潘达是婆罗门僧侣兼圣地的向导）的地方去歇脚，我刚一下车，便有无数的婆罗门围拢过来，我在其中挑选了一个最干净而且给我的印象又较好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他的院子里有一头母牛，有一幢两层楼的屋子，我就住在楼上。按照正统的规矩，在我到恒河去沐浴以前，我是不吃任何东西的。这位“潘达”便忙着为我准备起来。我预先向他言明，我最多只能给他一个卢比四个安那的小礼，他在筹办这一切的时候，应当记住这一点。这位“潘达”欣然同意了。他说道：“不管香客是有钱人还是贫苦人，我们的服务都是一样的。不过我们收受小礼的多寡却完全看香客的心意和能力而定。”我没有发现这位“潘达”对我的接待有什么不周之处。“普佳”（普佳，意即拜神。）在12点钟的时候便结束了，我便到迦尸·毗湿奴神庙去参拜。然而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使我极为痛心。1891年我在孟买执行律师业务时，我曾到普罗坦纳社的礼堂去听过一次关于“到迦尸去进香”的演讲。因此在思想上我已有不抱奢望的准备。然而使我所料不及是，实际情况比我想像的还要糟糕得多。去神庙的小巷又窄又滑，非常的嘈杂，成群的苍蝇和卖货人同香客的嘈杂声混杂在一起，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人们本来打算在这里找到冥想和神交的一种气氛，然而这里显然缺乏的正是这种气氛。如果真要找这种气氛，那只有从人们自己的内心去找。在那里，我的确看到虔诚的姊妹们完全沉湎于冥想之中，她们丝毫没有意识到周围的喧腾，我对此表示敬佩。不过对于这种情况，寺庙当事人实在是难辞其咎。作为当事人，他们有责任在寺庙内外创造并维持一种纯洁而安静的气氛，它不仅包括肉体上，还包括精神上的。然而我所发现的却不是这种气氛，这里完全是一个充斥着狡猾的小商人贩卖甜点心和入时的玩具的市场。

我刚一到达寺庙，便有人在门口献给我一捆已经凋谢的花。寺庙的地面是用精致的大理石铺成的，可是却被一些不懂得美学的善男信女们打碎了，他们捐了钱，却造了一座精美的垃圾箱。我走近“旃纳－伐辟”（知识之井），想寻找上帝，但是没有找到他。我的情绪很低落，加上“旃纳－伐辟”周围的环境也很脏，我完全没有心情施行小礼，所以我只给了一个铜板。有一位负责的“潘达”生气了，他把那个铜板扔在地上，然后对着我咒骂道：“这种侮辱会把你一直打入地狱。”

当然，这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安，“王爷，”我说道，“不管我的运气如何，至少像你这一阶级的人是不应该说出这种无理的话来的。这个铜板你要么就拿去，要不然你连一个铜板也得不到。”

“滚开，”他答道，“我不在乎你一个铜板。”跟着便是一连串的咒骂。

我从地上捡起那个铜板就走了，心里正庆幸这个婆罗门失去了一个铜板而我却少花了一个铜板时，那位王爷却并不甘于失去一个铜板。他又叫我回去说：“好吧，把那个铜板留下，我不愿像你那么计较。我还是收下吧，这样对你对我都好。”

我一声不响地给了他那个铜板，叹了一口气走开了。

此后我又两次到过迦尸·毗湿奴，不过那是在我已经苦恼于“圣雄”的称号以后，像我上面所描述说的那些经历，当然不会再有了。人们急于要参拜我，不让我再去参拜那座神庙了。做“圣雄”的苦恼，只有“圣雄”自己才知道。不然的话，那种肮脏和嘈杂还会依然如故。我想如果有人怀疑上帝的大慈大悲，那就请他到这些圣地来看看吧。人们把虚伪和背教都归罪于瑜伽派的神祗，而这使他神圣的名字蒙受多少屈辱?其实他老早就宣布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羯摩”的法则是亘古不变而且无法规避的。他立下了这个法则，便悄然地退去了，因为已实在没有什么需要上帝操心的地方了。

在参拜过这座神庙以后，我便去拜见贝桑特夫人，我知道她得了一场病，才刚刚好。虽然这样，我去见她，她还是立即就迎出来了。由于我见她的目的只想对她表示一下我的问候，我便说道：“听说您身体欠安，特前来问候，您身体虽然不好，还是出来接见了我，这种盛情厚意，我深表感谢。所以我就不多打扰了。”说完我便向她告辞了。

去孟买

戈克利迫切希望我在孟买定居下来，一方面执行律师业务，同时又可帮助他从事公众工作。当时所谓公众工作就是指国民大会党的工作，而我帮助他所进行的主要工作便是大会的行政事务。我对他的意见表示赞同。由于对过去失败的那些不愉快的经历还记忆犹新，我对是不是当得好律师缺乏信心，我对使用谄媚手段才能开展业务这一恶习的憎恶仍然像憎恶毒药一样。考虑到这一点，我决定先在拉杰科特开始工作。柯华尔朗·马福济·达维还在那里，他一向对我寄予厚望，劝我到英国去留学的就是他，他立即就给了我三个案子让我办理。其中两件是要到卡提阿瓦政治监督官的司法助理官那里去上诉，另外一个是在嘉姆纳伽的旧案子。而且最后这一个案子相当重要。于是我告诉他说我对这个案子没有多大把握，柯华尔朗·达维大声说：“我会帮助你的，胜诉还是败诉与你无关，你只要尽力而为就行了。”

对方的律师是沙玛兹先生。为此我做了精心的准备。我这样做不是因为我懂得很多印度法律，而是柯华尔朗·达维给了我非常明确的指示。在我去南非以前就听朋友们说过，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对于见证法非常熟悉，他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此。这一点我一直记在心里，我在赴南非途中曾就印度见证法及其评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外，我在南非所获得的法律经验，也是很有用处的。最终我赢得了这场官司，我的信心也随之增强了。至于另外两个上诉的案件，我本来就没有什么顾虑，所以也胜诉了。这一切在我心里激起了一种希望：即使在孟买开业，我也不至于无立足之地。

在我叙述我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才决定去孟买以前，我想谈一谈我所看到的关于英国官员完全不顾民间疾苦的情况。原来司法助理官的法庭是巡回性的，他总是到处走动，这样一来，律师们和当事人们都得跟着他转，他走到哪里大家就得跟到哪里。律师一出门，收费就增加，当事人自然就得出双份钱。很长一段时间，这位法官对此毫不关心。我在上边所提及的案子就在维罗瓦尔开庭，当时那里正在闹时疫。我记得，那个地方的人口只有5500人，每日疫情却有50起之多。而且那个地方很荒凉，我还可以住在离城较远的一个荒凉的福舍里，可是让打官司的人住到哪里去呢?如果他们没有钱，天知道他们该怎么办。

我有一个朋友也有几件案子要在这个法庭里办，他发了一个电报给我，让我向法庭申请换一个地方开庭，因为维罗瓦尔正闹时疫。我刚递上这个申请书，那位官老爷便问我：“你害怕吗?”我回答说：“这不是我怕不怕的问题。我自己可以搬来搬去，也可以找到地方住，可是打官司的人呢，他们怎么办?”

“时疫在印度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这位官老爷答道，“为什么要怕它呢?维罗瓦尔的气候很好啊（这位官老爷住在离城很远的海边上，他在那里搭起宫殿似的帐篷），人们一定要学会露天的生活。”我一下子明白了，和他进行争论是毫无用处的。这位老爷对他的文书说：“你先把甘地先生所说的话记下来吧，再告诉我，是不是律师和打官司的人感到很不方便。”

这位老爷自然以他认为正确的方式来办事了。所以他怎么会去考虑贫苦的印度人有什么疾苦呢?他怎么会了解人民的需要、习惯、特性和风俗呢?尽管这个世界不乏最美好的愿望，但是让一个习惯于以金币衡量事物的人，忽然让他用铜板来计算，他怎么能够适应呢?一只大象不可能想到蚂蚁的事情，同样，英国人根本不会为印度人的利益着想，或为印度的利益而立法。说到这里，我得接下去谈谈我还没有讲完的故事。我虽然在律师业务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却并没有打算搬到孟买的想法，我还想在拉杰科特再多住一些时候。可是有一天柯华尔朗·达维却跑来对我说：“甘地，我们觉得让你呆在这里实在太埋没你了，你应当到孟买去。”

“可是我在那里没有工作呀?”我问道，“你能帮我解决开销问题吗?”

“当然，我当然可以，”他说道，“说不定我们到时候还要把你当作一位大律师从孟买请回来，我们还会请你帮我们写状子。一个案件的成功还是失败，就在于我们这些当律师的了。在嘉姆纳伽和维罗瓦尔你已经显示出自己的才干来了，所以我完全不用为你操心。你是那种注定要干公众工作的人，我们也不能容忍让你埋没在卡提阿瓦。好吧，你什么时候去孟买?”“等纳塔尔汇一笔钱来，钱一到我就动身。”我回答道。

两个星期以后，钱汇到了，我便动身到孟买去了。我在裴尼、吉辛伯特和沙衍尼的事务所挂起了牌，这样看来我很像是定居下来了。

真正的考验

然而上帝似乎不想让我安顿下来。我虽然在福特地区租了事务所，并且租了房子，可才搬进新房子不久，我的二儿子曼尼拉尔便得了严重的伤寒病，还夹带着肺炎和夜间昏迷的症状，他在前几年还害过一次严重的天花。

我们把医生请来了，他说吃药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过如果能给他吃些鸡蛋或喝些鸡汤很有好处。曼尼拉尔当时只有10岁，他还是个孩子。向他征求意见是不可能的，作为他的监护人，我必须做出决定。这位医生是一位和善的波希人，我坦率告诉他，我们全家都吃素，所以我不能给儿子吃这两样东西，于是我问他可不可以用别的东西代替呢?“你儿子的生命目前有危险，”这位好心的医生说道，“也许我们可以给他喝一点掺水的牛奶，不过这样他仍不能得到足够的营养，你知道，有很多印度教徒也来找我看病，但他们并不反对我所开的任何方子。我想在这上面，你对待自己的儿子最好别那么固执。”

“你说的完全有道理，”我说道，“作为一名医生，你这样做是你的权利。但是对于我的小孩，我所肩负的责任却很重大，如果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了，我当然会征求他的意见，并且尊重他的意见。可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必须由我为他考虑，并且为他做出决定。我认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信仰才算受到了真正的考验。不管我所做的选择是对还是错，我的宗教信仰告诉我，人不能吃肉、吃鸡蛋和类似的东西，哪怕这是我们维持生命的手段，我们在这件事上必须有一个限度。对于我们来说，就算是为了生命本身，有一些事情我们也是绝对不能做的。因此即使是在这种场合，我的宗教信仰也不能允许我或我的家属用肉或鸡蛋治病，所以我只能冒你所说的那种可能的危险。虽然我不能有幸采用你的治病方法，但我打算试一下我知道的水疗法。不过我还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我不知道怎样给孩子检查脉搏、胸膛、肺部，如果你能费心随时来给他检查并把他的情况告诉我，我将不胜感激。”

这位好心的医生对我的困难表示谅解，他接受了我的要求。虽然曼尼拉尔自己还不能做出抉择，我还是把我和医生的谈话都告诉了他，并且征求他的意见。

“就请你用水疗法吧，”他说道，“我不吃鸡蛋，也不喝鸡汤。”

这使我很高兴，虽然我也知道，如果我给他吃其中某种东西，他同样也会吃的。

我懂得库赫尼疗法，而且也试过，我还知道绝食也有好处。于是我便开始按照库赫尼的方法给曼尼拉尔进行坐浴，每次让他坐在水盆里不超过三分钟，并且接连三天不断给他喝掺水的桔汁。可是他的体温没能降下来，仍高达华氏104度。到了夜间他已陷入昏迷状态，我开始不安起来了。如果出了事，人们会怎么说我呢?我的哥哥又会怎样看我呢?我们能不能另找医生呢?为什么不找个“夜柔吠陀”的医生呢?做父母的有什么权利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他们的儿女身上呢?

我知道这是我的信仰和现实在作激烈的斗争。上帝看见我以同样的治疗法治疗我的儿子，就像治疗我自己一样，他一定会高兴的。我相信水疗法，因为就连医生也不能保证治好病，他们只不过是在作试验罢了。生命之线掌握在上帝手中，为什么不相信上帝并以他的名义继续进行我认为正确的治疗方法呢?我的心为这两种冲突的思想折磨着。已经是夜晚了，我躺在在曼尼拉尔的身边，决定把他用一条湿被单裹起来。我起床去泡一条被单，把水挤掉以后，便把曼尼拉尔裹起来，只把他的头露在外面，然后盖上两条毛毯。我用一条湿毛巾蒙在他的头上。他的整个身体烫的像块热铁一样，而且非常干燥，一点汗也没有。

我已疲惫不堪。我把曼尼拉尔交给他的母亲，然后到乔巴底去散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大概已经10点钟了，路上的行人已经很少了。我正沉浸于思考之中，所以很少去看行人。“主啊，在这个经受考验的时刻，我的荣誉掌握在你的手中，”我自己这样反复地念着，嘴里离不开“罗摩南玛”。没过多久我便赶回家去，心里紧张的怦怦直跳。

一进门，曼尼拉尔便说道：“你回来了吗，巴布?”

“是的，好孩子。”

“你能把我拖出来吗，我身上热得厉害。”

“你发汗了吗，孩子?”

“我浑身都湿透了，请你把我搬出去吧。”

我摸了一下他的额头，的确是汗水淋漓。温度降下去了，感谢上帝。

“曼尼拉尔，你现在肯定要退烧了。再出一点汗我就搬你出来。”

“不，我求求你。快点把我从这个锅炉里救出来吧，要不以后再裹吧。”

我设法哄他过了几分钟。汗水从他的额头直流下来。我这才解开了被单，擦干了他的身体。父子在一张床上呼呼地睡着了。大家都睡得像木头一般。第二天一早，曼尼拉尔烧得没有那么厉害了。就这样，靠掺水的牛奶和果汁过了40天，他的身体渐渐康复了。如今我不再害怕了。我知道这是一种顽强的病，不过它最终还是被制服了。

今天曼尼拉尔是我的孩子当中最健康的一个。谁能说清楚他的康复是由于上帝的恩典，还是由于水疗法，或者是由于细心的饮食和看护呢?让人们根据自己的信仰去决定吧。就我来说，我相信是上帝挽救了我的荣誉，直到今天，我仍然对此深信不疑。

再次前往南非

在曼尼拉尔康复以后，我觉得我租的房子潮湿，阴暗，已不我们居住。于是我和列瓦商卡·贾吉望先生商量，决定在孟买郊区租一栋空气清新的洋房。我到班德罗和珊塔·克罗兹去找寻，因为班德罗有一个屠宰场，所以我们不能选择那个地方。喀特科巴和附近的地方又离海太远了。最后我们选中了珊塔·克罗兹一栋漂亮的洋房，从卫生观点来说，那里的条件算是最好了，所以我们就租了下来。

我买了从珊塔·克罗兹到赤契喀特的头等火车季票，我通常步行到班德罗去搭乘特快火车。我还记得自己常为此感到自豪，因为头等车厢里往往只有我一个乘客。

此外，我的律师业务比我所预期的还要兴旺。我的南非当事人常常给我一些工作，光这些就足够我们全家开销了。我在高等法院里还没有找到什么工作，不过我却常常参加那里举行的“辩论会”，虽然我一直没有勇气参加辩论，但我很喜欢那里的环境。我记得贾米亚特朗·纳纳巴伊是一位非常不错的参与者。就像其他刚做律师的人一样，我到高等法院去旁听，与其说是为了增加见识，不如说是为了享受直接从海上吹来的微风，那种感觉真是令人陶醉。而且我发现享受这种乐趣的还不止我一个人。这似乎是一种时髦，所以我并不为此而感到有什么不妥。而且在高等法院我已开始利用那里的图书室了，并认识了许多新的朋友，这样没过多久，我就对自己在高等法院里找工作而充满信心了。

我感觉我的业务正逐渐步入正轨，戈克利却忙着为我制订他自己的计划。他每星期总要到我的事务所两三次，并且常常带几个朋友来要我认识，同时设法使我熟悉他的工作方式。然而命运对我却另有安排。正当我觉得可以如愿以偿地定居下来的时候，却意外地接到了一封南非发来的电报：“张伯伦可望抵此，盼即返。”我记得我做出的保证，于是回电说等他们把钱一汇过来，我就立刻动身。他们很快便把钱汇来了，我关闭了事务所，动身去南非。我估计我到那里去至少得工作一年，所以我保留了那栋房子，把妻子和孩子们留下。

当时我相信凡是有事业心的青年，如果在国内找不到门路，就应当到国外去想办法。所以我便带了四五个这样的青年，其中有一个便是摩干拉尔·甘地。甘地家族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大家族。我要把那些愿意离开迷途而敢于出国的人都找出来。我的父亲常常收容一大批人，给他们安插一些政府的工作。我要他们从这种诱惑中解放出来。我既不能、也不愿意为他们找别的工作；我要他们靠自己的能力生活。我设法说服这些青年也把他们的理想同我的理想统一起来，而我在指导摩干拉尔·甘地方面，确实获得了最大的成就。

离妻别子，眼看着刚刚安顿下来的家又拆散了，而且又要从安定走向不安定——面对所有这一切，我不免有些难过，但是我已使自己习惯于不安定的生活了。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要指望安定是错误的，因为这个世界除了上帝是真理以外，别的全都是在变化着的。在我们的面前和周围所出现和发生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暂时的。只有至高无上的上帝本身才是代表着确定，如果有人能看见他并遵照他的指引，那么他就有福了。只有追求那样的真理才是生命中最高的境界。我适时地赶到了德班，那里已有工作在等着我。派代表去等候张伯伦先生的日期已经定下来。我得起草一份备忘录，和代表团一起去见他时亲手递交给他。

第4部·非暴力运动

冷遇

张伯伦先生对印度代表团冷眼相看，因为他来南非只是争取英国和波耳人，并且接受3500万镑。

他说：“你们知道，英国政府对自治区域没有严格控制，我将尽我所能帮助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想与欧洲人共同生活，你们就必须和他们友好相处。”

这番话让代表团的成员们和我都非常失望。但这却让我们认清了局势。我看我们必须从零开始，我把这个局面向同事们作了说明。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伯伦的答复也没有什么不好。他用一种非常委婉的措辞，让我们懂得弱肉强食的竞争规则。

但是我们手无寸铁，而且连承受丝毫武力的能力也没有。

张伯伦在这个次大陆只停留很短的时间，他从纳塔尔匆匆忙忙赶到德兰士瓦，我必须为当地的印度人准备好备忘录，并且提交给他。可是，战争将德兰士瓦变成了一片荒野。那里既找不到吃的，也找不到穿的。商店不是空的，就是关着门。德兰士瓦人必然领到许可证才能回到故土，但是印度人领取许可证的难度比欧洲人要大得多。同样，我也很难领到。

战争期间，大批的军官和士兵从印度和锡兰来到南非，打算定居。为了安置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还有专为黑人而设的部门。为什么没有为亚洲人而设的部门呢?当我到达德兰士瓦的时候，这个新部门已经开始办公，并且逐渐扩大它的行政控制权。那些给归来难民签发许可证的官员必须在这个新部门的推荐下，才可以把许可证签发给亚洲人。新部门的推荐分担了原来发证人员所要承担的责任，但是新部门和旧部门之间也因此产生了许多争端。事实上是，新部门需要有事可做，而以往的发证官员也需要从中谋利。

印度人必须向这个部门申请，但是得等很多天以后，才会有回音。当时要回德兰士瓦的人太多，于是就出现了一大堆掮客，他们和官员勾结起来，勒索印度的穷人。我听说，如果没有后门，就弄不到许可证，有时候还要花上100多英镑才行。这样，我的希望就太渺茫了。我去找了我的老朋友德班警察所的警长，我对他说：“你知道我本来就住在德兰士瓦，你能帮我弄一张许可证吗?”他带上帽子出去了，一会儿，许可证回来了。当时离火车发车已经不到一个小时了，我带上了行李，谢过亚历山大警长，赶紧奔赴比勒陀利亚。

现在我已充分认识到路途的坎坷。我到达比勒陀利亚马上起草了备忘录。在德班的时候，没人要求预先提供印度代表名单，但是这个新部门，它却要一份详细的代表名单。比勒陀利亚的印度人早已听说官员们要想方设法把我赶走。

现在回忆起这段痛心往事，还不失趣味，我将把这段往事另写一章。

亚洲来的官员们

新部门的负责人不知道我这个危险分子是怎么进入德兰士瓦的，他们去盘问那些“掮客”，但是他们也说不清楚。那些官员以为我大概没有许可证，是依靠旧关系非法混进城的。如果真是那样，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拘捕我。

一战结束以后，政府通常被赋予许多特殊的权力。南非的情况正是如此。政府颁布了一项维持和平令：任何没有许可证而进入德兰士瓦的人，将被处以拘捕和监禁。官员们暗地里讨论了是否应该根据规定逮捕我，可是谁也不想出头来向我查看许可证。

那些官员发电报到德班查问，当得知我是持证进城时，他们失望了。但是他们并不甘心。虽然我已经来了，他们还是可以阻止我和张伯伦的会面。

于是他们通知当时的印度侨团提交即将组成的代表团的代表名单。种族偏见在南非比比皆是，但是我没有想到这里的官员和我在印度所熟悉的那些一样。南非的公众组织是为人民谋利益并且要对公众的舆论负责。负责的官员需要保持礼貌和谦逊的风度，而有色人种也因此而受益。那些来自亚洲的官员，却大不相同，带来了他们专横跋扈的习惯。南非有一种民主的传统，而从亚洲来的这些官员却是单纯的专制。因为亚洲没有自己的共和政府，统治他们的是外国强权。而欧洲人在南非是已经定居下来的移民，他们作为南非的公民，对政府官员有监督的权力。而这些来自亚洲的专制官员的出现，使印度人的生活坠入更黑暗之中。

对这种专制作风，我深有体会。最初我应召去见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他是一个来自锡兰的官员。我说我是”应召”去见他，并不是夸大其辞。印度侨民领袖们常常去见亚洲人事务部的官员，已故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赛就是印度侨民中的一个领袖。他并没有按惯例给我书面的通知。我由铁布赛和别的几个人陪同去见这位官老爷。那里没有椅子让我们坐，我们全都站着。他问我是谁，为什么来这里。

“他是我们的顾问，”铁布赛说道，“他是应我们的要求来这里的。”

这位官员问道：“那么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我们不是被派来保护你们的吗?甘地对这里的情况知道多少?”

铁布赛回答说：“当然你们是在这里，但是甘地是我们的人，他懂我们的语言，也了解我们，你们呢，毕竟是当官的呀。”

这位官员命令铁布赛把我带到他跟前。

“你来这里干什么?”他问我。

“我是应我的同胞们的请求来这里给他们意见和建议的。”我答道。

“可是你无权到这里来，你的许可证是人家发错了。你不能算作一个落户的印度人，你必须回去。你不能在这里等候张伯伦先生，亚洲人事务部成立起来，就是为了保护这里的印度人。好了，你可以走了。”说完，他便请我出去，不给我答辩的机会。

然后他把我的同伴留下来痛骂了一顿，责令他们把我打发走。同伴们被气坏了，这样一个尴尬局面是我们未曾料到的。

忍辱负重

我很难过，但是过去我已忍受过很多这样的侮辱，早已习惯了。因此我决定忘却它，尽可能采取平和的态度来对待它。

稍后，我们接到了亚洲人事务部主任的来信，信中说鉴于我在德班已经见过张伯伦先生，有必要把我从向张伯伦请愿的代表团的名单中删去。

这封信使我的同事们义愤填膺，他们劝我取消组织代表团。我向他们解释了侨团所面临的不利局面。我说：“如果你们不去请愿，人家会以为你们根本没有什么问题。而且请愿总是以实现拟订的书面文字为根据的，请愿书由我来念还是由别人来念，都是一样的。张伯伦先生是不会和我们争论这件事情的。我看我们必须忍耐。”

我的话还没有讲完，铁布赛便嚷起来了：“难道你所受的侮辱不就是对侨团的侮辱吗?你是我们大伙儿的代表啊。”

“你说的对，”我说道，“就是侨团也必须忍受这样的侮辱，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我们为什么要忍气吞声?还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们还有多少权利可丧失?我们不怕。”铁布赛问道。

这倒是一个很有气魄的回答，可是无济于事，我充分地意识到侨团的权力限度。我劝他们找乔治·戈夫莱先生——一个印度律师来代替我的位置。

戈夫莱先生领着他们去请愿时，张伯伦提到我没能参加请愿的事。他极力缓和空气，说：“与其反复听取同一个代表的话，换一个新人岂不是更好一些?”

然而这一切不但没有了结，反给侨团和我们增加了工作。我们必得从头做起。

“就是听从你的主意，侨团才为战争出力，现在你看到了结果吧。”有人这样嘲笑我。可我不以为然，我答道：“我不为我的建议后悔，我认为我们做得对。我们参加战争是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做一件事情，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不过我坚信：辛勤播种，总会有收获。让我们忘掉过去，想想当前的任务吧。”这次，大家都同意了。

我接着说：“实际上，请愿的事已经做完了。但是现在我认为我还不宜离开德兰士瓦，即使你们让我回去，我也得尽可能多住一段。我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在纳塔尔做事，而是必须搬到这里来工作。我不一年内不打算回印度，我会在德兰士瓦最高法院登记为律师。我有足够的信心可以对付这个事务处，如果我们连这都做不到，那么侨团一定会被赶出这个国家。侨团每天都会面对新的侮辱。张伯伦先生拒绝见我和那个官员对我的侮辱，同整个侨团所受到的侮辱比较起来，不算什么。要我们去过狗一样的生活，那是办不到的。”

我趁热打铁，又和比勒陀利亚以及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人讨论了许多事情，最后决定在约翰内斯堡成立事务所。

我是否能在德兰士瓦的最高法院里登记为律师，并没什么把握。好在法律协会并未反对我的申请，法院也接受了。当时，一个印度人要在合适的地点找几间办公室是很困难的。但是通过当地一个商人李琪先生的关系，我们终于在城里司法地区内找到了几间适当的房子作为我的事务所，于是我就开始工作了。

自我牺牲的信念

说到这，我必须转回去谈一谈我生命中的其他方面。

直到现在我心里还是很矛盾。自我牺牲的信念和为未来打算的愿望一直困扰着我。

在我到孟买开设事务所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美国保险经纪人。他嘴巴很甜，长得也讨人喜欢。他像一个老朋友一样地和我谈起我未来的幸福。“生命如此莫测，在美国，像你这样有地位的人，没有不参加人寿保险的。我们美国人把保险当作一种宗教义务。你不为自己买一张保单吗?”

在此之前，我对一切经纪人都不屑一顾，我以为人寿保险意味着惧怕，意味着对上帝缺少信仰。然而现在我的确被这个美国经纪人打动了。当他大发宏论的时候，我眼前浮现出妻子儿女的情形。我暗自对自己说道：“你这个人啊，老婆的首饰差不多都被你卖光了。万一你有三长两短，供养妻子和儿女的担子便会落到你那可怜的哥哥身上，他已经担起我们父亲过去的重任。你怎能这么做呢?”于是，我终于说服自己，买了一万卢比的人寿保险。

在南非，当我改变了生活方式后，我的观点也变了。在这个经受考验的时刻我的一切行为都是以上帝的名义并且为上帝服务。我不知道我得在南非住多久，恐怕我再也不能回印度了。我决定把妻子儿女接来，并赚钱养家。这个想法让我感到人寿保险是多么可悲。我很惭愧中了保险经纪人的圈套。我对自己说，假如有一天我身遭不测，哥哥真的处在我们父亲的位置上，他一定不会认为抚养一个守寡的弟媳是过分的负担。而且我有什么理由认定自己一定比别人早死呢。归根结底，真正的保护者既不是我自己，也不是我的哥哥，而是万能的主啊。我保了人寿险，就剥夺了自己的妻儿的信心。为什么不能指望他们自己呢?世界上还有无数的贫苦人家，为什么我不能把自己算作是他们中的一员呢?

这种念头在心里激烈地斗争着，但我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在南非我至少还交了一次保险费。

还有一些外在的因素让我反省。第一次来到南非时，基督教徒曾唤起我内心深厚的宗教感情；现在是通神学者的影响增强了这种感情。李琪先生是一个通神学者，通过他，我联系上了约翰内斯堡的通神学者团体。我没有加入这个团体，但我和每一个通神学者都有密切的往来，和他们一同讨论宗教问题，有时我还在他们的集会上讲话。通神学的主旨是启发和推动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很多争论。我还批评了那些行为和理想不一致的通神学者。这本身对我也有很大的触动，引发了我自身的反省。

自省

1893年，我仍在潜心研究印度教。对于其他宗教，我也很希望能够多了解一些。对于我这样一个谦逊而怀着敬畏之心的听道者，基督教友们也竭力帮助我，希望我聆听耶稣的福音。

到了1903年，情况有了变化。通神学的友人们一心要我加入他们的团体，他们不过是想从我这样一个印度教徒身上获取某种东西。通神学的文学深受印度教的影响，他们期望我能够帮助他们。我解释说我的梵文水平很一般，我没有读过印度教的经典原文，就是译文也接触得很少，然而他们是”沙姆斯迦罗”（前生注定的）和“普纳建摩”（转世）的信奉者，他们相信，多多少少，我一定能帮得到他们。这种信任让我飘飘然。于是，我开始同几个朋友诵读辩喜所著的《瑜伽经》，还读起姆·恩·德维卫迪著的《瑜伽论》以及《瑜伽修多罗》和《薄伽梵歌》等等。我们成立了一个“教徒俱乐部”，经常诵读经书。过去我就深信《薄伽梵歌》，它对我有一种无穷的吸引力。现在我更愿意深入钻研。我手边有它的一两种译本，平时就依靠它们理解梵文原意。每天清晨，我在面前的墙上贴上一片纸条，在我刷牙和沐浴的同时，努力背诵一两首。因此我每天要花15分钟刷牙（我已经习惯像西方人一样站着刷牙），花20分钟沐浴。用这个办法我背诵了13章。后来，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工作几乎占去了我全部的时间，诵读《薄伽梵歌》也变成昔日往事。

对于我那些通神学的朋友们，诵读《薄伽梵歌》究竟有什么用，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但对我来说，《薄伽梵歌》早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准则。我依靠这部行为准则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问题和考验。

《薄伽梵歌》中提及的“阿巴里格拉哈”（不占有）和“萨摩婆瓦”（平等）抓住了我。如何发掘、保持那种平等?一个人如何平等地应付骄横、野蛮和腐败的官僚，总是纠缠于琐事的旧同事以及明哲保身的人?一个人怎样才能彻底地舍弃所拥有的呢?难道拥有肉身本身还不够吗?妻子和儿女不也是所拥有的吗?难道我应该把书柜里的书籍全都烧毁?难道我应该像“他”一样，放弃一切吗?答案是简单明了的：只有我舍弃一切，我才能皈依“他”。我对于英国法律的研究帮助了我，我想起了史尼尔有关平衡法的讨论，《薄伽梵歌》的训诂使我更加明白“受托人”这个词的含义。我在法律学中发现了宗教的痕迹。《薄伽梵歌》中的“不占有”是说：凡是要解脱的人应该以受托人为榜样——他虽然控制着大量的财物，但是不把它当作自己的个人财产。这就像白昼一样清楚：一个人要做到不占有和平等必须先改变自己的态度。

于是，我写信给列瓦商卡巴伊，请他容许我撤销人寿保险，如果可能也顺便收回一部分保险费，这时我已经相信，上帝既然创造了我的妻子儿女和我自己，就会照顾他们。我还写信给我的哥哥，他一直像父亲一样待我。我告诉他我已把当时全部的积蓄都给了他，此后我将不再汇钱回去，如果以后有积蓄，也将用到侨团的事业上。

对于我的这一决定，哥哥很难理解。他严辞要求我承担起应负的责任。他说我不应当自作聪明，应像父亲一样地照顾家庭。我对他说，我所做的正是我父亲过去所做的。不过“家庭”的内涵在这里稍有扩充，将来他会明白我的。

哥哥很不满，从此不再与我通信。虽然我很愧疚，但是我无法放弃我的信念，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在我内心深处还是非常敬爱我的哥哥，这种感情始终如一。他对我的厚爱正是他的不幸的根源。他并不是那么需要我按时汇款，他认为这是我对自己家庭应尽的义务。好在到了晚年，哥哥终于理解了我。在他临终时，他认同了我的行为，给我写了一封非常感人的信。如果说一个父亲可以向他的儿子道歉的话，他以他的信向我道歉。他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我，叫我按我的方式教育他们。他很希望和我会面，发电报说他想来南非看我，我很高兴。然而，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他在动身来南非前便去世了，他的几个儿子依然是在旧的环境氛围中长大，他们的生活方式没有什么改变，我也无能为力。我不能怪他们。谁能预先设定自己的命运呢?谁能消除他与生俱来的印象?同样，一个人如果期望自己的儿女必须经历和自己当初一样的成长过程，是一定会落空的。多多少少，从这件事情里可以看出，为人父母是一件多么重大的责任。

因为素食的牺牲

随着牺牲和简朴的理想在我的生活中逐渐实现，对宗教的信念也成为了我生活中的重要主题。我对素食充满了使命感和难以遏止的热情。我只懂得一种传教的方法，那就是“言传身教”。

一个信奉库赫尼水疗法的德国人在约翰内斯堡开了一家素食馆。我去过这家饭馆，还帮它招揽了许多英国朋友。这家素食馆总是生意清淡，我知道它维持不了多久。但我尽可能用我认为合适的办法帮助它，并在它身上花一些钱，可是它最后还是倒闭了。

大多数的通神学者都算是素食者，其中一位很有事业心的女士出面开设了一家规模很大的素食馆。她交游广泛、爱好艺术，口才很好，可是对经营却不内行。刚开始，这家素食馆规模很小，她认为应当冒一点风险，租用大房间扩充店面。当她向我求助时，我还不知道她的经济情况，但是我想她的计划得相当准确。当时我的当事人常常把大宗的款项存在我这里，征得其中一个当事人的同意以后，我以他的名义借了1000英镑左右的金额。这个当事人十分慷慨而且真诚，当初他来南非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契约工人。他说：“如果你需要，就把钱拿走吧。我不懂这些事情，但我相信你。”他名叫巴德立，后来积极参加了非暴力抵抗运动，还为此入了狱。我想既然他同意了，就把这笔钱借给了那位女士。

两三个月以后，我才知道这笔钱收不回来了。我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损失。这笔钱本来可以派上很多其他的用途。这笔钱一直没有归还，可是也不能让信任我的巴德立遭受这笔损失。他只认得我；这笔损失必须由我来补偿。

有一次我把这件事告诉一个打官司的朋友，他委婉地对我说：

“老兄，”——亏得我那时还没有成为“圣雄”，当时甚至没人叫我“巴布”（父亲），朋友们都亲密地叫我为“老兄”——“这不是你该干的事。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得靠你。这笔钱你是要不回来了。我知道你不会叫巴德立难过，你会自己垫上，但是如果你总是动用当事人寄存在你这里的钱推动你的改革计划，这些当事人都会毁在这上面，你很快也会因此一贫如洗的。可你是我们的委托人，你知道：如果你沦为乞丐，我们所有的公众工作就都完了。”

我一直很感激我的这位朋友；他现在还活着。不论是在南非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还没有遇见过比他更纯洁的人。每次他发现自己在错误的怀疑别人时候，他能毫不迟疑向别人道歉。

我明白他说得对。因为虽然这次我填补了巴德立的损失，可我再也经不起类似的事，也不能忍受长年累月的负债——这是我最痛恨的事了。我意识到：一个人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改革。我也明白，我这样挪用人家寄存的钱，实际上已经违背了《薄伽梵歌》的教义：凡事只问耕耘不求收获，才是为人的美德。我终生都将谨记这次的错误。

这种奉献在素食祭坛上的牺牲，既不是事先计划的，也不是意料之中的。这只是一种必要的美德。

经历土疗和水疗

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简单，药也成了多余之物。我在德班工作的时候，曾经得了过度虚弱和风湿类疾病。皮·捷·梅赫达医生帮我治好了。在这以后一直到我返回印度之间，我再没患过什么大病。

但是，在约翰内斯堡，我经常有点便秘和头痛的小毛病。我因此要吃泻药，并节制饮食，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我认为自己并不健康，还常常忧虑：什么时候才能够告别泻药呢?

这时，一份报纸报道说，曼彻斯特成立了一个“不吃早餐者联盟”。这个联盟的倡导人认为，英国人吃东西太频繁而且吃得太多，他们还常常在半夜里吃东西，他们的医药费因而非常可观，这个倡导人进一步说，要改变这种情况，最好是从不吃早餐做起。虽然这个倡议并不是针对我的，我认为它用在我身上也是对的。我一天吃三餐，下午还吃茶点。我吃东西从不节制，吃不加香料的素菜时，只要有好吃的总是由着自己多吃。每天早晨我总要到六七点钟以后才起床。我相信，如果不吃早餐，我也许就不再会头疼了。这以后，我真的实践起来。开始几天不吃早餐的确很难受，但是我的头痛真的消失了。我于是得出结论：我过去所吃的远远超过了自己所需要的。

但不吃早餐对我的便秘并没有用。库赫尼的坐浴疗法我也试了，有点疗效，但是并不能根治。这时，不记得是那个开素食馆的德国人，还是别的朋友给了我一本贾斯特的书《重归自然》。这本书里讲到了土疗的方法。贾斯特还推崇用新鲜水果和干果作为人类的食物。我并没有马上改成只吃水果，但是我在尝试土疗法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进行土疗的方法是：在一块细布上铺上冷水与干净泥土的混合物，当睡觉时，用这块细布敷在肚皮上，夜里或者早上醒来的时候再取掉。这一试验马上就获得了成功。从这以后我经常用这办法给自己治病，并推荐给我的朋友们，从未使人失望。但是我回印度后却中断了这一试验，原因之一是：我一直没能安定下来以进行这种实验。然而我内心对土疗和水疗法的信赖丝毫没变，直到现在，我还会在必要的时候用土疗法给自己治病，也把它推荐给我的同事。

虽然我也曾患过两次大病，可我相信人一生不必怎样依赖药物。99．9％的病都可以用非药物方法，即有规律的饮食、水疗、土疗或诸如此类的家常办法，来治疗。有些人只要有一小点毛病，就跑去找印度教的或是伊斯兰教的土医，还乱吃各种各样的草药和化学药物。这些人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沦为肉体的奴隶，他们不但在损害自己的身体，从精神上也不再成为人了。

虽然此刻我是在病床上写这番话，我还是希望人们不要轻视这些意见。我之所以患病，应该由我自己负责。实际上，我从病中得到了许多教训，成功地抗拒了许多药物的诱惑，我的固执己见常常令医生们苦恼，他们最终还是客气地忍受了。我应该为我的病感谢上帝。

说到这，我还要说一些题外话。在我做更多的说明以前，我很愿意给读者一个忠告。如果你们因为读了我的这一章而去购买贾斯特的那本书，千万记住：不要把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当作是福音书中的真理。世间万物，每一件事情都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观察，可能这多个方面全都是正确的，但是写书的人往往只能谈到其中的某一方面，而且还不能说这一方面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正确的。我们还得充分考虑到世上还有很多书都是为了取悦读者的名利之作。所以，读者诸君在读这一类书时，应该有自我辨别的能力，不可一味全盘仿效。读者应该先请教一些有经验的人，再按书中的意见进行自己的实验，或者全部理解书中的内容，然后再按照书本采取行动。

警示

恐怕这一章我还是不能归入正题。在我进行土疗法试验的同时，我还在进行饮食方面的试验。可能现在说这个问题并不适当。

不过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都不打算详谈饮食问题。几年前，我曾经在《印度舆论》上用古遮拉特文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后来文章还结集出版了单行本，英文叫做《健康指南》。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在我的几本小册子里，这本书在东、西方都很受欢迎。这本书是为《印度舆论》的读者写的，可我从读者来信中得知它对很多从没看过《印度舆论》的人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然书里的观点没什么需要修改的，但是我想应该让那本书的读者们知道，我在实践中已经有了某些重大改变。

像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我是在一种信念的支持下完成这本小册子的。这种精神上的信仰支持鼓舞着我的每一个行动；因此当我做不到书中的一些理论时，我心里非常的不安。

我相信一个人除了幼时的母乳之外，根本不用再摄入什么奶制品。从葡萄和杏仁这一类果实中可以得到神经和身体组织需要的足够营养。各种果实可以组成食物的全部。一个人如果能以果实为主食，也就更容易节制性欲和各种情感。印度有一句谚语说“吃什么，像什么”，我和我的同事都有亲身的体会。这些观点在那本书里都曾详细地提及。

可是，我在印度发现自己在实践中不得不修改其中一些理论。在凯达从事募兵运动时，我吃错了一点东西，搞坏了身体，几乎丧命。我尽量不喝牛奶，希望可以重新恢复机体，可是不行。我向所有的医生求助——印度教的大夫和科学家，请他们推荐一些牛奶的代用品。有人建议喝豆汤，有人建议喝“茅赫罗”油，还有人建议喝杏仁露。我不顾惜身体一一实验，但我还是没有好转。印度教大夫引述了查罗克的许多诗文，向我说明在治疗时是不考虑宗教上对饮食的顾虑的。除非我喝牛奶，他们无能为力。那些毫不犹豫地介绍我喝牛肉茶和白兰地酒的人怎么能理解并帮助我坚持吃没有牛奶的食物呢?

我发过誓，不喝黄牛或是水牛奶。当然，发誓时是说不喝奶，但是因为心目中指的是黄牛奶和水牛的奶，而我现在还想活下去，我只好欺骗自己，从字面上强调我的誓言，决定喝羊奶。我心里很清楚：我的誓言的精神已经被破坏了。

当时，领导一次运动来反对劳莱特法案的想法一直占据着我，增加我活下去的欲望。结果，我生平最重大的试验之一就因此完结了。有人会争论说灵魂和一个人的饮食无关，因为灵魂本身是不吃不喝的。他们认为问题不在于你从外面放进了什么东西，而在于你内心所流露的是什么。这当中确实有合理之处。我不想追根溯源、争论不休，我只要宣布自己的坚定信念就够了：对于那些敬畏上帝、愿意面对面地看到上帝的人，节制饮食的数量和质量，是和节制思想与言论一样的重要。

对这件事，我不但要声明，还要正式地警告大家：不要再运用我的理论。请不必坚持这种实验，除非你们发觉这样确有益处，或是出于有经验的医生的劝告，就我的经验来说，我认为：对于消化不良和久病不愈的人，奶类是最清淡和富有营养的东西。

如果有人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能够凭他的亲身体验而不是理论告诉我有什么和奶类同样有营养、易消化的蔬菜作为奶类的代用品，我将感激不尽。

与权势抗争

现在我想再谈谈有关亚洲人事务部的事。

约翰内斯堡仿佛已成为那些管理亚洲人的官员的基地。但是据我的观察，他们与其说是在保护印度人、中国人和其他的亚洲人，不如说是在欺榨他们。每天我都会听到类似的话：“我们很多要进城的人得不到许可，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花100英镑就进来了。如果你不出来主持公道，还会有谁出来呢?”我既然来到了德兰士瓦，我认为我也有这种责任消除这种弊害。

我收集了许多证据去找警察局长，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很耐心地听我的陈述，非但没有对我置之不理，还热心地要我把所有的材料都拿给他看。他亲自询问证人，而且得到了比较好的结果。但是他和我都明白：在南非，如果要审理白种人涉嫌侵犯有色人种利益的案件，将很难找到一个白人陪审员肯为之说公道话。“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试一试。我们不应该因为惧怕陪审员袒护他们，就放弃采取行动。我向你保证，我会用一切办法逮捕他们的。”警长说。

警长的保证对我没有什么意义，有一大批官员都不能使我相信。后来只下令拘捕了两个人，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确凿的证据来指控所有的人。但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两人有罪。

我不可能做得很保密，近来我几乎每天都去找警察局长的动向，许多人都知道了。那两个将要受到拘捕的官员，他们手下也颇有几个厉害的暗探，他们常常在我的事务所放哨，把我的行动报告给那两个官员。幸好那两个官员实在太坏了，他们不可能有许多暗探。我还应当承认，要不是有印度人和中国人帮助我，他们也不会被捕。

这两个官员中的一个人曾经逃跑了，但还是被警察局长的引渡传票弄回德兰士瓦来了。这两人随后受到了审判，虽然有充足的证据，而且陪审员也知道其中一人逃跑的事实，最后这两人竟被宣判无罪释放。

这个结果使我无比失望，警察局长也非常伤心。我因而对自己从事的律师职业无比厌恶：一个聪明的人为了掩盖罪恶，竟可以背叛自己的良心，变成一个令人憎恶的人。

这两个官员尽管被释放了，但这一案件使他们的罪行全然曝光，原单位无法再接纳他们，他们两人被革职了。这一事件后，亚洲人事务部较以前干净了，印度侨团的利益多少得到了一些保护。这一事件使很多人知道了我，我的业务也因而增多了。现在正直的官员基本上能保持他们的操守，印度侨团因此每个月可以少花几百英镑，但是因为贪污的官员仍想利用职权捞一把，完全不给他们送点钱还做不到。

其实我与这两个腐败的官员之间不存在私人恩怨。这一点，连他们自己也不会否认。后来他们在困难的时候找过我，我也努力帮助了他们。当时有一个情况是，只要我不反对，他们便能够到约翰内斯堡市政府工作。他们的一个朋友为此事来找过我，我答应了，他们因此得到了市政府的工作。

正因如此，我与许多官员都能友好相处，虽然在某些场合，我常常不得不言辞激烈，但是他们也知道那并不是针对个人的攻击，而是对这种官僚作风的反感。这种处事方式是我与生俱来的天性中的一部分，但这一点我在当时还没能发现。也是到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品行正是我后来倡导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必要部分，是“非暴力”的特性。

评价人和行为的好坏有不同的标准。善的行为应该受到赞扬，恶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人是行为的执行者，因此我们总是习惯用某种行为的善恶就判断它的执行者的善恶，总是因为他的行为的好坏而受到尊敬或怜恤。有一句话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反对：不能因为他做错了事，就说他是一个坏人。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照其中的真义去做。那也难怪我们会生活在一个仇恨的世界里。

追求真理的基石就是这种“非暴力”精神。追求真理必须以“非暴力”精神为基础，否则必然失败。关于这一点，随着时间的增长，我更加坚信不移。打倒和抵抗一种制度，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但要打倒和抵抗这种制度的创立人却是不行的，因为那就等于打倒和抵抗我们自己。我们都同样是被创造出来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都有着巨大的神赋予的力量。轻视其中任何一个普通的生命，都是对神灵的亵渎。如果那样，他轻视的不仅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世界。

回忆和忏悔

因为生活中的很多事，我同各阶层的人都有密切的联系。无论是亲戚还是陌生人，是同胞还是外国人，是白种人还是有色人种，是印度教徒还是信奉其他宗教的印度人、如穆斯林、波希人，基督教徒或犹太人，我同他们往来时，都一视同仁。我可以说我心里没有任何刻意的区别。我不敢说这是我天性中的特殊美德，但这并不是某种努力的结果；至于像“阿希莫杀”（非暴力）、“婆罗摩恰立亚”（节欲）、“阿巴里格拉哈”（不占有）这些美德，我是一直全心争取的。

我在德班作律师时，事务所的职员往往和我住在一起，按宗教派别来说，职员里有印度教徒和基督教徒，按省份说，里面有古遮拉特人和泰米尔人。我记得我一直拿他们当自己人和家人看待。为此如果我的妻子有异议，我还会同她争吵。有一个职员是基督教徒，他的父母属于潘查摩种姓。当时，我们住的房子是西式结构，房里没有倒污水的设备。每个房间都有一个马桶。清洗这些马桶不是让用人或扫地的人去做，而是我妻子或我自己亲自照管。那些经常来同住的职员当然会自己清洗这些东西，可是这个基督教徒是一个生客，我们有责任去整理他的卧室。我的妻子收拾了别人的马桶后，要她再去清洗潘查摩人用的马桶，似乎已经超出了她忍受的限度。于是我们就吵开了。她不但不容许我干，自己也不愿意干。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责备我的样子。当她拿着马桶走下楼梯时，眼睛都气红了，眼泪顺着她的两颊流下来。然而我是一个残忍的仁慈丈夫，自以为是她的教师，出于盲目的爱而折磨她。

我看她倒马桶并不心甘情愿，我要她心情愉快地干。于是我大声说：“在我的屋子里，我看不得这种无聊的样子。”

这话像箭一样的刺伤了她。

她回嘴说：“你自己照管这个家吧，让我走。”

我大怒，原有的怜悯之情烟消云散。我抓住她的手，把这个可怜的女人拖到楼梯对面的门口，准备打开门，把她推出去。她满脸是泪，哭着叫：“你不感到羞愧吗?你忘了你自己是谁了吗?你让我上哪儿去?我没有父母亲戚可以投靠。做你的妻子，你就可以对我拳打脚踢吗?看在老天的份上，你自己检点一些，把门关上吧，免得别人看了笑话。”

我确实感到惭愧，可还是板着面孔，把大门关上。要说我的妻子离不开我，其实我也不能没有她。我们之间不知道打过多少次架了，但是结果总是言归于好。我的妻子具有无限的耐性，往往是最后的胜利者。

今天我这样超脱地回忆这件事，是因为它已成为我过去幸福时期的见证。我不再是一个盲目的、堕入情网的丈夫，不再是妻子的老师了。如果她愿意，今天嘉斯杜白还可以容忍我，就像从前我对她那样。我们成为历经考验的朋友，不再把对方看作是放纵情欲的对象。当我生病时，她是个最忠心的守护，照顾我，不求回报。

我所说的这件事发生于1898年，当时我还没有“节欲”的思想。那时我以为妻子是丈夫的发泄情欲的对象，生来就要服从自己丈夫。那时我还不认为她是一个助手、同志和分担丈夫的欢乐与忧愁的人。

1900年，这种观念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到1906年才具体表现在行动上，以后我会在合适的时机再谈这个问题，这里只说一点：由于性欲的要求逐渐消逝了，我的家庭生活变得越来越平静、甜美和幸福了。

听我这样说，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那种理想的伴侣，或者以为我们两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也许连嘉斯杜白自己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与我不同的想法。到了今天，我大概还有许多做法是她不赞成的。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些事，我看这种讨论也没什么必要。因为父母没有给她教育，而我在应当帮她的时候，也没有给她指导。然而她拥有一种大部分的印度教妇女都具有的高贵的品质。这就是：有意无意地，她总认为追随我的脚步是应该的，在我致力于一种有节制的生活的时候，从未阻挠我。所以，虽然我们在文化程度上有很大差别，我还是感到我们的生活是美满、幸福和进步的。

与欧洲人的交往（上）

写到这一章，我想先回忆一下我写作这部自传的经过。

最初我写这部自传，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计划，也没有日记或文件来作这部传记的基础。我写作完全是听任心之所至。检查我一生中采取的重大举措，我可以不揣冒昧地说：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我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是遵照神的指示而为。

我没有见过神，也不认识神。我因为我坚定的信仰而信奉上帝。对于这种信仰，我无法准确地描述它的性质。或者，我可以这么表达：这种信仰是一种经验。把信仰描写成为经验，也许你会认为我在窜改真理，但是就我而言，实在也找不到更贴切的词了。也许你现在可以理解我：为什么自信写这部自传是出于神的旨意?

当我开始写这一章时，我遇到了一严重的问题。对于我将要写的那些英国朋友，哪些事情应该说，哪些可以省略不说。如果把重要的事情省略了，真理必不能完全彰显。但什么才是重要的事情，这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明了的。老实说，我自己都还不明白，何种写法才是最适当的。

记得在很久以前，我接触到这样的观点：不能简单地将一切自传都看作是历史。现在我真是深刻体会到这个观点的正确性。起码，在我的这部自传里，我没有把所有记得的东西都记录下来。为了真理，哪些才是我应该写，哪些才是我应该省略的?没有人能告诉我。例如，关于我生平的一些事件，我曾在法庭上提供过一些没什么价值的证据，这些证据我没有写到这部自传中来。看了我前面的一些章节，可能会有好事者可以为之增加许多内容；也可能会有严厉的批评家，为了表现他自己的功底而指出“我的许多矫情虚伪之处”。

我于是有点疑惑，下面的几章是否还要继续写下去?但我还是相信：只要没有人禁止我说出这些内心的话，我应该继续下去。除非从道德上证明是错误的事情，否则，既然已经开始的事情，就不应当半途而废。这句先哲的名言指引我继续我的工作。

我写这部自传本身就是对真理的一种体验，而不是为了取悦批评家的。提供给我的同事们一些安慰和回忆材料也是我的目的。坦白地说，我写作这部自传也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愿望。这本书如果没有捷朗达斯和史华密·阿南德的坚持，是写不成的。因此，如果我写这本自传是一个错误，他们也有部分的责任。

还是言归正传吧。在德班，我与英国朋友住在一块，如同一家人一般，这种情形就像我与许多印度人同住一样。并不是所有与我同住过的人都喜欢这样住，但是我坚持这样。在这件事情上，也许我并不聪明，我有过一些与人同住的痛苦经历，包括印度人和欧洲人。但我并不为此难过。尽管我有过那些痛苦的经历，尽管我的朋友们时常会被我弄得不适，我还是不肯改变自己的做法。我的朋友们也很愿意与我共同生活。如果我的朋友们因为我同陌生人交往而不愉快，我会责备他们。信仰上帝的人只有带着足够的包容和理解去和他人共同生活，才会发现他们和你同信一个上帝。我相信这种同他人一起生活的能力是可以培养的，这种共同生活可以视作我们与他人交往的难得的机会，我们应该带着爱心拥抱这样的机会，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感到人与人的交往缺少机会。

正因为有这种想法，在波耳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接待了两个来自约翰内斯堡的英国人，其实当时我的屋子里已经住满了人。这两个英国人都是通神学者，其中有一位就是吉特庆先生，我以后还要谈到这个人。我可怜的妻子因此多了许多的麻烦，她经常为我这么多的朋友黯然泪下。因为我的缘故，她已经经受了很多类似的考验。这是我们第一次与英国朋友像家人一样地生活在一起。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也曾住在英国人家中，但那时的情况与现在又有不同。那时候，我住在公寓里，并遵照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现在的情况是，这两位英国朋友成为我们家里的一分子，从很大程度上说，他们是遵照我们印度人的方式在生活。虽然家里的陈设还是西式的，但我们内部的生活主要是印度化的。当然，现在回忆起来，把他们当作家人的过程也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是最终他们在我家里生活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没有什么不便。在德班，这种交往不如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多。

与欧洲人的交往（下）

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我最多的时候雇了4个印度职员，不过与其说他们是职员，倒更像是我的孩子。虽然人手并不少，可还是不能满足我的工作需要，就说打字吧，这是不可缺少的，可我们当中，只我一个人会。虽然我教了他们，可他们的英文太差，还是不合要求。后来，我还曾试着训练一个职员做会计。因为没有入境证谁也不能到德兰士瓦来，我不愿意去求负责发证的官员，也就没有办法到纳塔尔去招人。

我实在是焦头烂额。业务上的和公众工作上的事务越堆越多，不管我怎样勤奋，都很难应付过去。我很想招一个欧洲人来当职员，但我不知道有没有白种人愿意给我这样的有色人种做事。不过我还是决定试一试。我去找一个熟识的打字机经纪人，请他帮我物色一个速记员。当时女速记员倒是有的，他答应帮我试试看。他遇到一个苏格兰女子，叫做狄克，刚从苏格兰来这里。她需要工作，认为只要是正当工作，在哪里工作都行。于是那个经纪人便让她来见我。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很好。

“在印度人的手下做事，你不嫌弃吗?”我问她。

“我不在乎。”这是她肯定的说。

“你希望每月多少薪水?”

“17镑10先令是不是太多了?”

“如果你做得好，这不多。你什么时候可以来?”

“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就行。”

我很高兴，马上口授信件让她打字。

没过多久，她同我的关系，就像父女或兄妹一样。她的工作几乎无懈可击，我常常让她经管几千英镑的巨款，还把账目交给她管理。在工作上，我完全地信任她。不仅如此，她甚至把自己内心世界都想我敞开。最后婚嫁的事也来征求我的意见，我甚至还有幸为她主了婚。狄克小姐成为麦克唐纳夫人以后，不得不离开我的事务所，但是只要我工作上实在忙不过来，找她帮忙，她一定过来。

现在我得找一个固定的速记员来代替她原先的工作，好在我又找到了史丽新小姐，她是卡伦巴赤先生介绍给我的。关于克伦巴赤先生，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史丽新小姐现在是德兰士瓦的一个中学老师。她到我这里来的时候，大约只有17岁。她有点怪脾气，有时让克伦巴赤先生和我都受不了。与其说她是来作速记员，还不如说她是来增加经验的。她天性对有色人种一视同仁。她待人接物时对年龄和经验都丝毫不放在心上，甚至会当面侮辱、斥责别人。她粗鲁的行为常常让我很为难，但是因为她的坦白率真，也往往消除了引起的问题。我常常不加核对就签发她打的信，因为我觉得她的英文比我强，我充分信任她的忠诚。

她很有牺牲精神。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每月不过6英镑，从来不肯每月薪水多过10英镑。每次我劝她多领一些薪水时，她总怪我说：“我不是冲着薪水来的。我来这儿是因为我喜欢同你一起工作，我喜欢你的理想。”

有一次她向我支取40英镑，可是她一定要算是借的，而且去年已经全清还了。除了牺牲精神，她也很有勇气。我生平有幸遇见过几个这样的妇女，她们像水晶一样纯洁，比战士还要有胆色。她便是其中之一。她现在已经长大了。她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不像从前那样了解了，但是我和她的交往，将永远是我的一个神圣的回忆。如果不把我所了解的她的为人说出来，就太对不起真理了。

为了运动，她日夜操劳。晚上，她独自外出工作时，如果有人提议派人送她，她总是生气地拒绝。成千上万的勇敢的印度人向她求教。在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那段时间，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被投入监狱，多亏她一个人继续领导运动。她率领几千个人，每天处理无数的信件，还要负责《印度舆论》周刊，但她总是生气勃勃。

像这样的事，简直举不胜举。我要引用戈克利对她的评价来结束这一章。戈克利认得我所有的同事。他喜欢其中的很多人，也常常夸奖他们。在所有的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同事之中，他最推崇史丽新小姐。他说：“像史丽新小姐那样勇于牺牲、为人纯洁和无所恐惧的人，我很少遇见。在我看来，在所有你的同事当中，她应当位居第一。

《印度舆论》

关于我与欧洲人的密切交往，我还要特别谈到我与李琪先生的交往。前面我已经提到，我与他很熟。当时我虽然雇了狄克小姐来工作，但我感觉还需要更多的帮手。李琪先生那时还是一家商行的经理，他知道我的需要后，很支持我，于是辞职到我这里来，分担了我许多的工作。

在这时，马丹吉特先生为创办《印度舆论》一事来征求我的意见。在此之前，他已经开设了一家印刷厂，我赞成他的建议。1904年，《印度舆论》出版了，曼苏克拉尔·纳扎担任第一任编辑，他在印度办过许多报刊。但是因为我在那里，他把那些复杂的南非问题都推给我写。他对于我极其信任，把社论一栏都推给我主笔。实际上，经营这份周报的责任也落到了我头上，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此了。最开始，《印度舆论》有古遮拉特文、印地文、泰米尔文和英文四个版本。我觉得泰米尔文和印地文两个版本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为了防止给读者一种欺骗的感觉，我停了这两个版本。

我花了许多时间在《印度舆论》的写作编辑方面，后来还不得不为它投入许多钱。事实上，如果没有我在经济上的支持，它不太可能会继续出版下去。我虽然不是《印度舆论》的正式编辑，却担负着实际的经营管理责任。这一点，印度人和欧洲人都明白。我认为，一种报刊，如果它没有产生过，我们也不会太为之遗憾。但是既然它已经出版，我们就应该克服困难努力维持。否则，听任它被迫关门，不仅仅是我们事业的损失，对于我们这些曾经为之出力的人，还是一种耻辱。因此我尽可能不断地给予它经济资助。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每个月要花75英镑。直到后来，我的存款差不多要花光了，这种支持才告一段落。

在这几年里，我认为这份报纸对印度侨团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从来没有把办这份报纸当作商业性的经营工作。因为它一直是由我管理的，这份报纸的历程就可以反映出我这段时间生活的历程。就像现在的《青年印度》和《新生活》一样，当年的《印度舆论》也是我某一部分生活的反映。一周又一周，我用我的心血凝注成这份报纸的版面，在这些文字里，我向读者宣传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印度舆论》从1904年到1914年共发行了10年，这10年里，我除了在监牢中被迫中断工作外，几乎每一期《印度舆论》上都可以看到我的文章。就我自己的记忆，那些文字都是我字斟句酌的结果，我力求做到没有一个虚夸的文字，我的写作也不为谄媚任何人而做。坦率地说，我因为《印度舆论》的工作而成长，它还是我的朋友们与思想交流沟通的一个工具。即使苛刻的批评家在这里也难以找到用武之地，实际上，批评家们都因为《印度舆论》的言辞而在批评方面谨慎起来。对于读者而言，他们希望借这份报纸获得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可靠信息，也想从这里知道南非印度人的真实生活状况。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印度舆论》，非暴力抵抗运动也许就不可能发动起来。办《印度舆论》期间，我经常收到许多读者发自内心的信件，我一直想建立一种编者与读者之间的亲密联系，我非常喜欢这些来信。由于写信人的性格不同，他们有的殷殷关切，有的提出严肃的批评，有的毫不客气地责骂我们。从处理和研究这些信件的过程中，我也得到了一种很好的教育。正因如此，《印度舆论》的工作成为我研究人类天性的一种手段。从这些信里，我还仿佛听到了侨团的声音。《印度舆论》使我充分意识到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重大意义，通过这份报纸，我与侨团保持一致，将来非暴力运动能够以不可遏止的趋势顺利推行，与这期间的工作是有关的。

在《印度舆论》创刊的第一个月，我就意识到服务才是新闻出版工作的惟一目的。新闻报纸是一支巨大的力量，但是正如汹涌的大潮也可能冲毁农田庄稼，不加任何控制的文字也是有害的。我的意思可不是说应该对新闻写作进行外在的控制。外部环境强加的控制只能是比不加控制更加有害。只有靠内在的监督进行控制，才能使新闻出版工作发挥最大的用处。依这一观点来评判，真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报刊能经受这一考验?但是，谁又能阻止这么多的没有用处的报刊的存在呢?谁才有权利对它们做出这种有用还是无用的评判?就像这世上永远是善恶并存一样，有用的和无用的报刊也会并存下去。作为读者，必须自己做出选择。

不可接触者

有一些阶层的人对我们的社会贡献很大，但我们这些印度教徒认为他们是“不可接触的”。他们被赶到远远的一个城镇或乡村去，这样的地方用古遮拉特话来说就是“德瓦度”，这个词中含着侮蔑的意思。就像在盛行基督教的欧洲，犹太人也曾被当作“不可接触的”，被指定在犹太人地区居住。今天我们也成为南非的不可接触者了。以后人们就会明白为了我们的复兴，安德禄和沙斯特立的魔棍曾经作了多大的牺牲。

古代的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不同于其他一切民族，结果，他们的后代竟遭受这样一个奇异的、甚至是不公平的报复。印度教徒差不多同样自认为是雅利安人，即文明的人，而把自己的一部分同胞当作非雅利安人，即不可接触者，结果，不但在南非的印度教徒遭受一种奇异的、不公平的报复，就连穆斯林和波希人也受到同样的歧视，因为他们属于同一个国家，同他们的印度教弟兄有着同样的肤色。

读者现在多少明白了这一章的题目的意思了吧。我们在南非得了一个坏名声，叫做“苦力”。“苦力”这个词在印度是指挑夫或者雇工，但在南非，它含有侮辱的意思，就像我们说的不可接触者的意思一样，划给“苦力”居住的地方就叫做“苦力区”。约翰内斯堡就有这样一个地区，和别处的印度人拥有租赁权的情况不同，在约翰内斯堡的这个地区内，印度人以99年的期限租借的。在这个地区内，人口拥挤不堪，可这个地区的面积并没有随人口的增加而扩大。除了马马虎虎地打扫厕所以外，市政当局在这个地区几乎没有什么环卫工作，修筑道路和供应灯光就更谈不上了。市政当局对于居民的福利既抱着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自然，更难指望它来关心这个地区的公共卫生。没有市政当局的帮助和监督，人们也不那么注意市政卫生的规则。如果那里的居民都具有鲁滨逊的精神，事情自然就不一样了。可是世界并没有鲁滨逊的移民区。通常说来，人们出国是为了寻求财富和进行贸易，但是到南非的印度人，大多是无知的、贫苦的农民，他们需要关怀和保护。然而同去的商人和受教育的印度人很少，漠不关心的市政当局和无知印度居民一起“造就”了这个极不卫生的地区。市政当局不但不想着如何改变这种情况，竟以这种由于他们的漠视造成的肮脏为借口要取缔这个地区。为此，他们向地方的立法当局申请到驱逐居民的权力。这就是我在约翰内斯堡刚定居时的情况。

印度人既在这个地区内拥有土地所有权，自然有权要求赔偿。当时有一个特别法庭被专门委任来处理地产问题。如果租用人拒绝接受市政当局给予的赔偿，他有权向这个法庭提出申诉，如果法庭宣判的款数超出了市政当局提出的数额，市政当局必须承担法庭所宣判的赔款。

大多住户请我担任他们的法律顾问。我不打算在这种案子里赚钱，我对他们说，不管法庭判决多少钱，只要他们胜诉就好，不管最终结果怎样，每个案子我只收10英镑诉讼费。我还告诉他们，我会把收取的钱拿出一半来为穷人建立一所医院或类似的机构。对于这一点，他们全非常高兴。

当时大约70个案子中，只有一个案子败诉了。所以律师费达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印度舆论》经常需要钱，就我所知，它用去了1600英镑。为了这些案子，我的工作非常忙。当事人老是围着我，他们大多是来自比哈尔、邻近地区和南印度的合同工。为了与困苦做斗争，他们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协会，和自由的印度商人分开。他们当中有些人没有成见的，向往自由，具有很高尚的人格。他们的领导人是蔡朗新先生和巴德立先生，蔡先生是主席，他们都非常和善。现在他们都过世了。当时他们对我帮助很大。巴德立先生和我联系很密切，他在非暴力抵抗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这些和别的一些朋友，我和来自南北印度的无数侨民有了密切的联系。我不仅是法律顾问，还成了他们的兄弟，和他们共同承担所有的愁苦。

说起这些印度人对我称呼，也很有趣。阿布杜拉赛不愿叫我甘地。幸好也没有谁污辱地叫我“老爷”。阿布杜拉赛用了个很好的称呼——“兄弟”。别的人跟着他一起，一直叫我”兄弟”，直到我离开南非。被那些做合同工的印度人称为“兄弟”，心里真是别有一番甜蜜滋味。

黑热病（上）

市政府收回了对这个地区的所有权，但一时还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让搬出来的印度人住，所以，印度人还得在这个“肮脏的”地区住着。然而他们的处境反而比以前更糟了。失去了所有权，他们变成了市政当局的佃户。过去当他们还是所有者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害怕法律的制裁，总之他们对于环境的整洁还是有所注意的。现在的所有者市政当局却不需要害怕法律。所以这里的住户越来越多，他们的环境变得更肮脏混乱。

就在他们为此事发愁的时候，忽然传来黑热病流行的消息。这种病也叫肺炎传染病，比鼠疫更凶猛可怕。发现这种传染病的地区是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个金矿，这里的工人主要是黑人，白人雇主完全负责着他们的卫生状况。也有一些印度人工人的工作与这个金矿有关，这些印度工人中就有23人突然感染了这种病。一天晚上，马丹吉特先生到这个居住区做《印度舆论》的征求工作，碰到这些病得很厉害的工人。他是一个热心的人，见到这些害病工人的严重情况，心中非常忧虑，马上用铅笔给我写了一张纸条：“发现黑热病，情况紧急，请速来商议，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请速来!”

勇敢的马丹吉特先生立即将所有的病人都安置在一间空房里。后来我骑自行车到了这个地区，我给城里的书记官员写了一张条子，告知他我们为什么占用这间房子。

得知这一消息，远在约翰内斯堡的威廉·戈夫莱医生立即赶来救护，他又当医生，又当护士。即使如此，我们三个人还是无法照顾这23个病人。但我根据以往的经验已经形成这样一种信念：只要我们心存美好的善念，即使遇上灾难，也会有人来帮助我们，并找到解决办法的。当时我的事务所有4个印度职员：卡利安达斯，马尼克拉尔，甘樊特莱·德赛，还有一个我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卡利安达斯的父亲托我照顾他，他倒是个踏实勤勉又听话的人，这种人我在南非见的不多。而且他那时还没有结婚，不管碰到多么危险困难的事情，我总是毫不犹豫地交托他去做。还有我从约翰内斯堡带来的马尼克拉尔，当时也没有结婚。这四个人与我的关系不仅是雇主与雇工的关系，我们在一起共事，还兼有父亲与儿子的关系，所以在这困难的时候，我决定请他们4个人帮忙。除卡利安达斯不用征求意见，其他三人也都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您到哪，我们就跟您到哪”。

李琪也决定全身心地参加救护工作，但是我知道他有一个大家庭需要照顾，所以不想让他陷入危险的境地，在我的反对下，他只参加了危险区以外的工作。

那一夜真是难忘，我们精神高度紧张，同时认真地护理和安慰他们。以前我也护理过病人，但护理黑热病人现在还是第一次。戈夫莱医生的勇敢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其实，我们要做的并不多，我们的全部工作就是：给病人吃药，问问他们还有什么需要，帮他们的收拾床铺，安慰他们。这几个青年对待这项特别的工作，表现出无畏勤勉的献身精神，这让我特别高兴。对于戈夫莱医生和马丹吉特的参与，我觉得并不奇怪，但这4个涉世未深的青年对这样艰苦的工作，也能如此敬业，我觉得真是非常难能可贵，为之感佩。

我记得那一夜，我们把所有的病人都集中在一起。这是一个充满痛苦的事件，并没有什么趣味性的情节。它更大的意义，在我看来，是具有很大的宗教意义，因此我还打算在下一章里继续阐述这一事件。

黑热病（下）

我们把病人集中在那个空房照料。为此，市书记官很感谢我。他坦白说市政委员会没什么办法应付这样的紧急状况，不过他会尽力帮忙。市政当局既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也立刻采取了紧急措施。

第二天，他们拨了一座空的仓库给我，建议我把病人移置到那里，但市政当局不负责清扫那座房子。那个仓库凌乱而且肮脏，我们先把它清扫干净，又请几个好心的印度人帮忙找了几张床和其他的必需品，搭建成一个临时医院。市政当局派了一个护士来帮忙，她带来了白兰地酒和其他的一些医院器械，戈夫莱医生仍然负责全部事务。

这个护士是个慈祥的妇人，她很乐意看护病人，不过我们很少让她接近病人，免得她也被传染上黑热病。

我们按照医生的指示不时给病人喝一点白兰地酒。护士要我们也像她那样，喝一点做预防，可是我们谁都没有喝。我甚至怀疑它对病人有什么用。征得戈夫莱医生同意后，我把三个没有用白兰地进行治疗的病人，分出来进行土疗法，用湿土带敷在他们的额头上和胸口上。其中有两个人治好了，其余的21人死于仓库里。

这时市政当局正忙于采取其他的应急措施。离约翰内斯堡7英里的地方有一所传染病隔离医院。那两个被救活的病人被送到那所医院附近的帐篷里，并准备把新来的其他病人也送过去。

就这样，我们从这份任务中暂时解脱出来。

过了几天，我们听说那个好心的护士也传染上了，而且很快就死了。那两个病人是怎样被救活的，我们为什么没有受到传染，我没有明确的解说，但这次的经验确实增加了我对于土疗法的信心，也增加了我对白兰地药用功能的怀疑。我知道我的这种信心和怀疑并没什么可靠的依据，但我现在依旧印象深刻，所以在这里又拿出来提一提。

这次传染病发生蔓延时，我曾给报界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指责市政当局收回这个地区后又不负责环卫工作，应该对这次疫病的发生负责。因为这封信，我结识了亨利·波拉克先生；我和约瑟夫·杜克神甫结为朋友，部分也是因为这封信而起的。

我在前面说过，我常去一家素食馆吃饭。在那里，我认识了阿尔伯特·韦斯特先生。我们几乎每晚都在这家饭馆碰头，饭后一起出去散步。韦斯特先生是一所小印刷厂的股东。他在报上看见我那封关于疫症蔓延的信，在饭馆里又找不到我，因而感觉不安。

我早有一种规矩，只要传染病流行，我就吃得很少。发生传染病以后，我和同事们便减少了食量，所以那几天我根本就没吃晚饭，中饭也是在别的食客来之前就吃完了。我同这家饭馆的老板很熟，我早先对他说，我正忙于看护黑热病的病人，尽量避免和朋友们接触。

韦斯特先生在饭馆里连着两天都没有找到我，一天很早我正想出去散步的时候，他跑来敲我的门。我一开门，他便说：“我在饭馆找不到你，很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我这么早来看你，好在家里找到你。好了，现在你就说吧，我也想帮忙照料病人。你知道我是单身汉，有什么可牵挂的。”

我谢了他，随即又对他说：“我不想要你去做看护。如果一两天内不增加新的病人，我们完全忙得过来。不过这里另有一件事。”

“是的，什么事?”

“你到德班去主持《印度舆论》的印刷工作吗?马丹吉特先生多半得留在这里，德班需要有个人照料，如果你能去，我就放心了。”

“你知道我有一所印刷厂。我应该是可以去的，不过我能到晚上再给你最后的答复吗?

“我们晚上散步的时候，可以谈谈这件事。”

我们谈了以后，他答应了我，我非常高兴。酬金的问题他根本没有考虑，他也志不在此。但我们决定给他10英镑一个月，如果有盈利，再分一部分红利给他。第二天韦斯特先生便搭当晚的邮车到德班去了，把他的债务委托给我代收。从那时直到我离开南非的海岸，他一直是我患难与共的朋友。

韦斯特先生出身于卢特（英国林肯郡）的一个农家。他只接受过普通的学校教育，但是他在社会课堂里和独自谋生的努力中，得到了更多的学问。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纯洁、冷静、敬畏上帝、热爱人类的英国人。

在下面的几章中，我们还会更多地谈到他和他的家庭。

烧毁印度居民区

我和我的同事们不用再护理黑热病人了，但是还有很多由黑热病引起的事情有待处理。市政当局一向轻视这个印度居民区，只不过对于白人市民的健康非常关心罢了。为了保证白人市民的健康，市政当局在过去已经花了很多钱的基础上，这次为了预防黑热病的传染，更是不吝惜花钱如水。我虽然指责市政府全然不顾印度人的死活，但对于他们对白人市民的关照，却相当地赞同，并对这些行为给以尽可能的帮助。那时候，如果我不合作，市政当局的工作会更加艰难。很难想像，如果那样，它会不会举足无措，以至于发展到动用武力的地步?

终于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市政当局对于印度人的所作所为较为满意。后来，我尽我所能鼓励印度人去帮助市政当局厅，进行黑热病防疫工作，虽然这样做并不容易，但是没有人反对我的提议。

我们打算放火烧毁印度人居住的这个地区。为了这样做，我们必须先将这里的居民都迁移到距约翰内斯堡约13英里的平原上，让他们搭帐篷住3个星期。但是，立刻就搬来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用品供他们在帐篷里生活，还是不可能的，这需要一些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原来的印度居住区必须被严密看守起来，只有凭通行证才能进出。我和同事们也是凭通行证在这里进出。

这里的人感到很恐慌，但我的经常到来，多多少少给他们一些安慰。他们没有银行的概念，不知道钱可以交给银行保管。他们总是把自己积攒的钱埋在地下，现在要搬家了，家家户户都在挖自己存在地下的钱。我于是成了他们的银行家：他们纷纷把钱交给我的事务所保管。这种服务完全是免费的。为了稳妥地保管这笔钱，不负他们在危急中对我的依赖，我想还是转存到银行比较保险。这笔钱中大量的都是零钱，而且还是来自发现了传染病的地区，一般的银行并不会很乐意揽这个生意。我平时存款的那家银行的经理与我很熟，他答应了我的请求。我们将全部大约6万英镑的钱进行了消毒，存进了这家银行。我还说服那些有能力的人在银行开个人账户。有些人因此而养成了把钱存到银行的习惯。

这里的居民终于乘坐一辆专车集体搬到了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克里斯普鲁伊特农场，市政府向他们提供粮食。每天，我都骑自行车去看望他们。这个完全由帐篷构成的城市俨然一座兵营一般。初来乍到的人们对于这种新生活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习惯，但他们好像并无明显的不适。安顿下来还不到24小时，他们便仿佛已经忘掉了所有的困苦，快乐地拥抱新生活了。每次我来看他们，都能看到他们欢乐生活的情景。很显然，这段为期三个星期的帐篷生活对他们的健康状况也是大有裨益的。

我记得，他们原来的居住区在他们迁出来后第二天，就被放火烧掉了。市政府不想保持其中的任何东西。据说因为有人在附近的商场发现了几只死老鼠，市政府还毅然放火焚烧了商场，损失价值大约1万英镑。

市政府这一系列举措，虽然花去了很多金钱，但它成功地阻止了可怕的传染病的蔓延。市民们终于能摆脱恐惧，恢复正常的生活了。

一本书对我的影响

这次的黑热病扩大了我对贫苦的印度人的影响，也增加了我的法律业务和肩负的责任。我同一些欧洲人有了新的密切交往，这在另一方面也大大地加重了我道义上的责任。

就像我在那里认识韦斯特先生一样，在那家素食馆里，我又认识了波拉克先生。一天晚上，有一个青年坐在离我不远的一张桌子上，他送给我一张名片，说是希望可以和我谈谈。我请他到我桌子这儿来。

他说：“我是《评论报》的副编辑，我看见你在报上发表的关于瘟疫的那封信，就很想见见你。真高兴今晚能有这样的机会。”

波拉克先生的诚恳吸引了我。就在初次见面的那个晚上，我们就了解了对方。似乎我们对于生活中的好些重要问题的意见都很接近。他喜欢简朴的生活。他有一种将信念付诸实践的特点，这些改变迅速且剧烈。

《印度舆论》的开销一天比一天大起来了。韦斯特先生的第一个报告便令人震惊。他写道：“我并不认为这个事业能产生你所期待的利润。甚至我担心可能会亏损。账目很含混，有大宗应追回的欠债，但是没人能理清其中的头绪。这里需要一番清理。不过你不用为这些担心失措，我会尽力把这些事情处理好。不管有没有利润，我都会留下来的。”

在发现这个工作无利可图的时候，韦斯特先生完全可以一走了之，我也没什么可责怪他的。相反，他还可以责备我，说我没有确实的证据，就随便告诉他这个事业是有利可图的。但是他从没埋怨什么。不过我却有一种印象，韦斯特先生因此认为我是一个轻信的人。我只是简单地全盘接受了马丹吉特先生的预算，没有检查，就对他说将得到利润。

现在我才明白，一个为公众工作的人，不应该随便发表自己不确定的意见。对于一个信奉真理的人来说，就更要严谨。让人相信未经充分证实的事情是对真理的损害。我虽然明白，却还不能完全克服轻信的习惯，这是因为我渴望多做些工作，而自己又分身乏术，无能为力。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实在是令人难过。虽然我自己并不在意，但这种渴望多做工作的心情却常常令同事们不安。

我一收到韦斯特先生的来信，便去了纳塔尔。我一直把波拉克先生看作知己，他来车站送行时，留了本书给我在火车上阅读，他说他相信我一定会喜欢它的。这就是鲁斯金的《给那后来的》。

我一旦拿起这本书，就再也放不下了。它牢牢地抓住了我。从约翰内斯堡到德班有整整一天的时间，火车会在晚上抵达。那天夜里我一直难眠，我决心追随这本书的理想去改变我的生活。

这是我第一次阅读鲁斯金的著作。在学校时，我除了教科书，涉猎很少，投身社会以后，读书的时间更少了，所以我没有太多书本上的知识。可我相信虽然有这种限制，我并没有太大的损失。相反，正因为我读书少，倒让我可以彻底理解读过的书。这本《给那后来的》我后来把它译为古遮拉特文，叫做《万人之福》。它使我的生活立刻发生实实在在的变化。

我相信我在鲁斯金这部巨作中发现了我内心深处一些最深切的信念，这是它吸引我并改变我的生活的根本原因。每个诗人造诣或有深浅，但他们最感人的力量就在于他能够映射出人们心底蕴涵着的善良。

我从《给那后来的》中看到的是：

一、个体的利益存在于集体之中。

二、工作并无贵贱，律师同理发师具有同样的价值，依靠工作谋生是人们共有的权利。

三、只有劳动者的生活，像种地的人和做手工的人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

第一条是我已经知道的。对于第二点，我只有模糊的认识。第三点我却是从未想过。《给那后来的》清楚地向我说明：在第一点中涵盖着第二点和第三点。天亮了，我也想通了，我要在生活中实现这些原则。

凤凰村

我向韦斯特先生讲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还谈了《给那后来的》这本书对我的影响。我向他提出这样一个建议：把《印度舆论》的所有工作搬到一个农场去，农场的每一个人都要劳动，并利用业余时间为《印度舆论》工作，发给他们同样的生活费。我的提议获得了韦斯特先生的同意。我们决定，不论人种肤色和国籍，这里的人每月都发给生活费三英镑。

考虑到印刷厂里的十来个工人也许并不愿意搬到偏僻的农场去住，并且只领取这么微薄的生活费，我们建议许可那些有异议的人，仍然可以领到原来的薪水，希望他们能逐渐成长为新生活中的一分子。

我对工人们谈了我的计划。马丹吉特先生认为我的建议很愚蠢，他说这会毁了他为之努力的事业，工人们不会同意的，《印度舆论》必会以停刊告终，等待印刷厂也只能是关门的噩运。

我有一个堂弟叫恰干拉尔·甘地，他当时正在印刷厂工作。当我向韦斯特先生谈我的计划时，也和他一起商量过。他从小就决心跟随我学习做事，完全地依赖我。当时他已有家室，但他毫不犹豫就表示同意我的计划，此后他一直同我工作在一起。还有一位叫戈温达·史华密的机械工人也同意我的建议。其他人虽然没有直接表示赞同我的建议，但他们均表示：印刷厂搬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大约只用了两天时间，我就和他们一起做好了计划前的准备工作。然后我立即登广告求购德班附近靠火车站的地。有一块位于凤凰区的土地来应征。我和韦斯特先生去看了，只见泉水潺潺，还有橘子树和芒果树点缀其间。一星期内我们便买下来这里一块20英亩的土地。就在这块地附近，还有一块80英亩的土地，有很多的果树，还有一个旧农舍。我们也一并买了下来，一共花了1000英镑。

记得罗斯敦吉先生在世时很欣赏我的这个计划，他始终支持我。当时，罗斯敦吉先生把他一大仓库的波纹形铁皮和其他建筑材料都让给我们用。我的计划就马上开始实施了。不到一个月，一个长75英尺、宽50英尺的印刷厂就盖起来了。帮助建造的是几个曾在波尔战争中同我一起工作过的印度木匠和泥水匠。韦斯特先生和其他几个人，同木匠和泥水匠们住在一起。起初大家都住在帐篷里。当时这个地区简直是人迹罕至，杂草丛生，还有无数潜伏的虫蛇，所以住在这里是非常危险的。用了不到一星期，我们就用牛车将原印刷厂的主要物件运达这里。因此我们只有一期《印度舆论》是托给外面的一家印刷厂印刷的。这地方离德班14英里，离火车站两英里半。

我有不少亲戚朋友是同我一起从印度到这里来正在各种生意中碰运气的。我现在动员他们都到凤凰村来。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发财，所以我要说服他们有一定的困难。但我还是动员了一些人。我要提到的是其中的摩干拉尔·甘地。其他的人后来又回去做生意了。只有摩干拉尔·甘地永远告别了他的经商生涯，从此与我一同工作。他的聪明能干，以及对事业的忠诚和牺牲精神，使他在这最初的一批工作者当中，脱颖而出。从道德上衡量，我必须对他伸出大拇指。从技艺上说，他虽然全靠自己领会和掌握，也是第一流的。

1904年，凤凰村终于成立了。在艰难险阻中，《印度舆论》也依然坚持照常出版。

关于这最初的艰辛过程，挫折、革新、希望与失望，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继续讲述。

创刊之夜

第一期的《印度舆论》发出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凤凰村就更是这样了。要不是我采取两个预防措施，第一期一定会出不成或者延期出版的。村子里的农业都还是完全依靠人力的，我想用人力印刷才能够保持这里的气氛，不打算用发动机作为驱动。可是这个想法几乎是不现实的，最后我们装了一部柴油发动机。不过我曾向韦斯特先生提出，要提防那部发动机万一不好使。因此他预备了一个手摇的轮子。在凤凰村这样偏僻的地方，报纸大小的纸张是没法使用的，我们把纸张一一裁小，以防万一，不成就靠一部踏板机印刷。

开始，每出版一期，我们全都要忙到深夜。不论老少，人人都得动手裁纸。常常要到10点以后我们才能完工。第一夜是令人难忘的。版式都拼好了，可是发动机却出了故障。我们从德班请了一个工程师来调修。他和韦斯特先生想方设法，可机器还是没有动静。这下大家都急了。最后韦斯特跑来找我，沮丧地眼泪都快流了出来。他说：“机器不行了，恐怕报纸不能按时出版了。”

我安慰他说：“如果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哭也没有用。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吧。手摇轮子试过了吗?”

“我们哪里有人手?”他答道，“我们人手不够。那个轮子要四个人才摇得动，还要轮班，可是所有的人都已经筋疲力尽了。”

当时被找来盖房子的木匠还都在。他们就睡在印刷厂的地板上。我指着他们说：“这些木匠用不上吗?我们大概得干一个通宵，我想我们还能再试试。”

“我不敢叫醒这他们，可我们的人实在太累了。”韦斯特答道。

“好吧，我去和他们谈谈。”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或许可以完成这件工作。”韦斯特答道。

我把木匠叫起来，请他们帮忙。他们并不需要我过多的请求，他们说：“如果急的时候，我们不能在帮你，那我们还有什么用?你们去歇着吧，我们来摇轮子。对我们来说，这是轻便的工作。”当然，我们的人也做好了准备。

韦斯特高兴坏了，当我们干起来时，他哼起了歌。我和木匠一起工作，其他的人也轮流地干，就这样一直干到早上7点钟。可还有很多事情，我让韦斯特去叫工程师起来看看能不能把机器发动起来，如果这次成了，我们就可以按时出版报纸了。

韦斯特把他叫醒了，他马上到机器房里去。看哪，他只是按了几下，机器便轰隆作响地转起来了，厂里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为什么呀?昨夜我们花那么大的工夫都没用，今天早上又这么容易，好像没出过毛病似的?”我忍不住问。

“难说，”不记得是韦斯特还是工程师对我说道，“有时候机器就像人一样，也需要休息休息。”

在我看来，这一次发动机的问题对于我们大家都是一种考验，就好像是我们努力的结果，在紧急关头它却又工作了。

刊物终于按时发出了，大家都非常高兴。

这种开创初期的坚持不懈，保证了报纸按时出版，也在凤凰村创造了一种自力更生的氛围。后来终于有一天，我们故意放弃了机器单靠人力工作。我认为那些日子正是凤凰村道德水准上升到最高点的时刻。

波拉克前来相助

我建立了凤凰村，但让我遗憾的是，我只在这里住过几次而已。我曾想过要逐渐辞掉律师工作，到凤凰村居住，从事体力劳动，以此为生；为凤凰村服务，以此为乐。但是这个愿望并没有得到实现。我的经验告诉我，我们所制订的计划经常会被上帝推翻，以至于不能如期进行。但是只要我们是以寻求真理作为自己的最终的目标，即使我们的计划受到挫折，这种结果也并不是坏事，因为有了上帝的干预，我们可能会得到比计划预期得还要好的结局。事实上，凤凰村所遇到的在我们预设之外的种种变化和事件，虽然也很难说它一定比我们原来所设想得更好，但可以肯定的说，它们都不是坏事。

我们把印刷厂周围的土地按3英亩一块分开，分给人们让他们可以靠此劳动和生活。我也分到了一块。我们在自己分到的土地上用波纹形铁皮盖房子。我们本来是想完全像普通农民那样，用小土砖和茅草盖房子。但实际上，我们那样做要花更多的钱，而且也更麻烦。而在当时，最快地在新地方安顿下来，是大家最盼望的事情。

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仍然负责着《印度舆论》的编辑工作。他没有接受这个新移居计划，继续留在德班《印度舆论》分社管理整个报社。我们雇用了专门的排字工人，但是我们还想让凤凰村的每一个人都学会排字。排字是印刷作业中最易会的一种，但同时也是最麻烦的一道工序。于是村里不会排字的人，都在学习。我自己却一直没有很好地掌握这一工作。摩干拉尔·甘地学习得最好。他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印刷工作，现在却成为一个排字专家。他不但排字速度快，而且很快就掌握了印刷工作中的所有业务。对此，我感到非常钦佩和吃惊。我始终相信他具有一些他自己尚未意识到的能力。

在房子还没有盖好、我们还没有完全安顿下来的时候，由于不得已的原因，我却不得不把凤凰村的工作先放下来，动身去约翰内斯堡。

我回到约翰内斯堡以后，向波拉克先生详细讲述了我的新事业进展情况。他借给我的一本书，居然对我有这么巨大的影响，他非常高兴。他问：“我能参加你们的新生活吗?”我说：“当然可以。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加入凤凰村。”他回答说：“只要你肯接纳我，我就去。”

我很钦佩他的决心。他立刻向他的上级提出辞职请求，请求在一个月内辞去《评论报》的职务。没过多久，他真的来到了凤凰村。他开朗喜欢交朋友，很快就与大家和睦相处，融入了大家庭之中。他生活简朴，因此对凤凰村的生活，不仅不以为苦，反而生活得非常快乐。但是他在凤凰村的快乐生活没持续多久，便因为我的原因中断了。因为李琪先生要到英国去完成他的法学学业，我的事务所非常需要帮手，波拉克便因为我的召唤，来我的事务所做律师。我当时还想我们两人可以退休后再到凤凰村去生活，这个想法却始终没有变成现实。波拉克有这样一种令人依赖的性格：对于他信赖的朋友，他会尽可能提供帮助。对于我的召唤，他从凤凰村回了一封信给我。他说他虽然很喜爱那里的生活，他在这里生活非常愉快，并且也希望自己能发展凤凰村。但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我们的理想，只要我需要他到事务所来，他决定离开凤凰村来帮我。他的回信让我高兴万分，不久，波拉克就离开凤凰村到约翰内斯堡来同我一起工作。

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叫马新泰的苏格兰通神学者，他本来是想在我指导下参加当地的法律考试。像波拉克一样，他也应我的请求和召唤，来事务所帮忙。他担任的是处理合同文书的工作。

虽然我竭力主张要尽快地实现凤凰村的理想，事实上，我好像在做反方向的运动。要不是上帝有他的安排，我也许就陷入这个打着简单生活口号的网中，不能出来。

过几章之后，我会讲到，我和我的理想是如何出乎人们意料和预想而绝处逢生的。

上帝庇佑的人

到现在，我已经不再抱有近期回印度的期望了。原本我答应我妻子一年内回国，一年过去了，还是定不下回国的日程，我于是决定把她和孩子们都接来。

来南非时，我的第三个儿子兰达斯在船上和船长玩耍的时候，把胳膊给摔断了。船长很细心地照顾他，让船上的医生给他治疗。船抵达的时候，兰达斯吊着一只胳膊下了船。

医生嘱咐我们说，一到家里马上要找个合适的大夫进行治疗。然而这时候正是我对于土疗法最有信心的时期。我劝说相信我的人都去试一试土疗和水疗法。

那么兰达斯该怎么办呢?他只有8岁。我问他愿不愿意让我来给他看病。他笑着说：“好啊。”他这个年纪，根本不可能判断出什么对他最好，但是他能清楚分辨土医和正当的治疗。他也懂得我一直坚持的家庭疗法的习惯，足够信任我，把自己交给我。我满怀恐惧解下他的绷带，清洗伤口，再敷上干净的细土，最后把它包扎起来。每天如是，大约坚持了一个月，伤口终于好了。我并没有用绷带缠住他的手臂。可伤口的复原并不比船上医生所说的正常治疗要花的时间长。

这几次试验增加了我对这种家庭疗法的信心，这下我对这种疗法更加自信了。我把治疗的范围扩大了，试验用土疗、水疗和绝食的办法来治疗外伤、发烧、消化不良、黄疸病等等，大部分都很见效。不过今天经验说明这种试验显然是冒险，我不再有在南非时那样的信心了。

我在这里谈论这些试验，并不是宣传疗法的成功。任何试验，我都不敢说完全成功。甚至做医务工作的人也不敢说他们的试验完全成功。我只是想说，凡是要进行新的实验，必须先从自己开始。这会使你更快发现真理，上帝是会庇佑认真尝试的人。

和进行土疗法的实验一样冒的风险一样大的，是试着同欧洲人建立友好密切关系。当然两者的性质并不一样。不过在试着培育这种关系时，我却没有对这种风险事先考虑太多。

我请波拉克过来和我一起住，我们开始像自家兄弟一样生活在一起。波拉克有一个女友，已经订婚好几年了，却一直拖着没结婚。我猜想，波拉克是想先攒一些钱。他对鲁斯金学说的理解比我更透彻，但他的西方文化的背景却让他不能将鲁斯金的学说即时地付诸实行。我劝他说：“如果两个人像你们这样相爱，却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把婚事耽搁下来，这是不理智的。如果贫穷是一道藩篱，那么穷人岂不是永远不能结婚了。现在你同我住在一起，并没有什么家庭开支。你还是尽快结婚吧。”正如我以前说的，我和波拉克从来不在同一个问题上讨论两次。他被我彻底说服了，马上向他的女友求婚，当时她还在英国。她高兴地同意了，没几个月便来到了约翰内斯堡。婚礼办得很是简朴，他们甚至没有添置一套新衣。他们没举行什么宗教仪式。波拉克夫人是个基督徒，波拉克却是一个犹太人，他们共同的宗教是伦理的宗教。

顺便提一下结婚时的一件有趣的事。德兰士瓦的欧洲人结婚注册官拒绝为黑人或有色人种的婚姻办理登记手续。他们结婚，我答应做他们的傧相。倒不是找不到欧洲朋友做傧相，而是波拉克不愿意另找别人。我们三人一起到结婚登记处去办手续时，登记官怎么也不相信由我充当傧相的新人竟然是白种人。他建议延期登记，以便进行调查。第二天是周日，跟着就是新年元旦，一个公共假日。以这么一个荒唐的借口来拖延庄严拟订的结婚日期，实在让人不能接受。我认识县长，登记处是他的辖区范围，于是我带着这一对新人去找他。他一听说就笑开了，给我批了一个条子，让我交给登记官，结婚手续就这样按时办妥了。

以前，和我们同住的欧洲人，都是我们事先多少有些了解的。可现在有一个陌生的英国妇女走进了这个家。我不记得我们之间曾有过什么争执，就算波拉克夫人和我的妻子有过什么不愉快，那也不过是一些极为融洽的家庭里所发生的正常的事情罢了。你知道实际上我的家庭基本上是一个不同种族的家庭，各种各样脾气的人都可以加入。说起这个问题，你会发现，种族间和种族内的差别不过是一种假设罢了，四海之内皆兄弟嘛。

我想，最好在这一章里把韦斯特的婚事也一并庆祝了吧。这个时候，我对于“节欲”的想法还没有完全成熟，我总希望所有的单身朋友都能够结婚。一次韦斯特去卢特看望他的父母，我劝他可能的话在那里结了婚再回来。凤凰村是一个共同的家庭，我们几乎全都变成了农民，我们不怕结婚生子之类的平凡生活。韦斯特果然带着韦斯特夫人回来了。她长得很漂亮，是莱斯特一家工厂的鞋工之女。韦斯特夫人自己也在这个厂里工作过。说她美丽，是因为她的心灵的美一下子吸引了我。真正的美永远都是包含在纯洁心灵中的。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岳母，这位老夫人现在还健在。她很勤劳，为人又轻快达观，真让我们望尘莫及。

我一面劝欧洲朋友们结婚，一面鼓励印度朋友把家眷都接来。凤凰村就这样发展成一个小小的村庄，有不少家属来到这里定居并且开始繁衍后代。

“家务劳动”

家庭的各种开支虽然很大，好在我们在德班的时候已开始过简朴生活。根据鲁斯金的教训，我更加严格地检查了我在约翰内斯堡的家。凡是一个律师家庭所能够达到的简朴，我都努力做到了。只是，作为一个律师的家，没有一定数量的家具还是不行的。内心的简朴也许比环境的简朴更有革命性。我对于各种体力劳动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还开始根据这种简朴风格来教育我的孩子。

为了不买做好的面包，我们根据库赫尼的食谱自制不发酵的黑面包。我们认为自己手磨面粉会更加简单、营养而又经济，因此不用普通的细面粉。我花7英镑买了一个手工磨子，这个磨子的铁轮一个人推很吃力，两个人磨就很轻便了。我和波拉克，还有孩子们就经常自己磨面粉。在我们磨面粉的时候，我妻子就在厨房里忙着做饭，有时候她也来帮我们磨。波拉克夫人来了以后，也加入到这项工作中来。磨面是一项对孩子们十分有益的运动。我们从来不强迫他们做这种或那种工作，他们来帮忙完全是兴之所至，如果累了不想干了，他们可以随时跑开。但这些孩子们总是在帮我们的忙。当然他们之中也并不是没有落后的人，但大部分都干得非常卖力。很少有不愿意工作或用累了的借口逃避工作的。这些孩子们有几个我以后还会讲到。

我们雇了一个用人来做家务，他像家人一样与我们住在一起，孩子们也经常帮助他工作。市政府有清道夫负责拉走粪便，但是厕所还要自己打扫。我们家的厕所从来不让用人打扫。显然孩子们从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他们没有一个看不起清道夫的工作，都非常注意保持清洁卫生。在约翰内斯堡，我们家里很少有人害病。即使偶然遇上了这种情况，孩子们也都自愿担任看护工作。我并非不重视文字方面的教育，不过在必要的情况下，我认为可以牺牲这种教育。所以我的孩子们有理由埋怨我。他们有时也不隐藏这种不满，我也承认我对他们的教育有这方面的缺点。我也有过给他们文字教育的愿望，我甚至于还想过要亲自给他们上课。但是我的这一教育计划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迫搁置下来。我没有为他们找家庭教师，因此我每天都带他们在家与事务所之间往返，这其中的路程大约5英里。我们坚持步行，对我和他们来说，这都是一种好的运动。在没有麻烦事在心头难遣的情况下，我一般都会利用路上交谈的机会对他们进行教育。除了在印度大儿子哈里拉尔，在约翰内斯堡，我一直坚持对其他的孩子进行这种教育。我想，只要我每天抽出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对他们进行严格而有规律的文字教育，我一定会给他们一种理想的教育。但让我遗憾的是，我并没有能给他们足够的文字教育，这一点，他们也有同感。大儿子除了私下经常地对我表示不满以外，有时还将这种不满发表到报上；其他几个孩子虽然比较能原谅我，却不过因为那是一场已经无法挽回的失败罢了。作为我自己，虽然多多少少有些遗憾，因为我并不是个理想的父亲，但我并不为之悲痛。我认为对他们的文字教育是因我对侨团的工作而牺牲的，也许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但我却很相信。我清楚地知道，为了塑造他们的品格，我没有忽略一切必要的教育。我认为为孩子提供这种教育，是父母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已经做出了这方面的努力。如果我的孩子们发现还有什么欠缺，我确定，这并不是由于我对他们照顾不周到，而是由于他们的父母的缺点。

子女不仅会继承父母身体上的特征，而且还继承他们内心的气质。对于小孩子来说，生长的环境虽然也很重要，但从祖先那里延续下来的因素才是他们到这个世上赖以生活的最初工具。我也见过有许多孩子成功地克服了不良遗传的影响，但那也正是因为他们继承了纯洁的灵魂。

我和波拉克经常为了是否应当给孩子们英文教育的问题而发生激烈争执。我一直认为，作为印度人，如果从小教育孩子用英语思考和交流，那就是对孩子和祖国的背叛。因为他们剥夺了孩子继承民族精神遗产和社会遗产的权利，使他们不能更好地为祖国服务。出于这种想法，我在日常生活中，用古遮拉特话与孩子们交谈。波拉克反对这一做法。他认为我这是在毁他们的前途。他坚信，如果孩子们能从小就学习一种普遍通用的语言，如英语，他们将来在社会上生活，就比别人更有竞争优势。我并不同意他的这种理论。不知道是我的想法说服了他，还是因为我太固执己见，他最终放弃了说服我的念头。这件事过去大约20年了，但我并未后悔过对他们的本国文化教育，随着时间的增长，我更加相信自己的正确。虽然我没有能对孩子们进行足够的文字教育，他们在社会上不免吃亏，但他们因为获得了本族语言和知识，而对自己和国家都有好处，他们才不会像个外国人一样看待自己的祖国。他们能掌握两种语言。因为生活在一个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很多英国朋友都有往来，所以，他们除本国语言以外，还很轻易地掌握了英语的交谈和写作。

祖鲁人的“叛乱”

虽然我自以为是在约翰内斯堡定居下来了，可却没有享受到真正安定的日子。我刚以为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报上报道了祖鲁人在纳塔尔“叛乱”的消息。我对祖鲁人没有什么偏见宿怨，他们从没伤害过印度人。我对于“叛乱”这种说法很怀疑。但那时我相信大不列颠帝国是为世界的和平幸福存在的。这种真诚的信念让我对帝国没有任何不好猜测。并不会因为这次的“叛乱”影响我的想法。纳塔尔有一个自卫队，它还在招募新兵。报上说这支队伍已被动员去平息“叛乱”。

因为我和纳塔尔有密切的关系，我把自己当作是纳塔尔的一个公民。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省督，表示如果需要，我准备成立一个印度救护队。他立即回信欢迎我的建议。

我没有想到这么快他就接受了我的提议。好在之前我已经安排准备妥当了。我早就决定，如果我的建议被接受，我就放弃约翰内斯堡的家，到波拉克找个小一点的房子，而我的妻子则去凤凰村安顿下来。我的妻子完全同意我的安排。像这样的事，她总是赞同的。所以省督的回信一来，我便给房东发了通知，要求一个月内退租，并把东西收拾一些送到凤凰村，还有一些留给波拉克。

然后我便去德班召集队员。我们不需要很多人，一共召了24个人。这个队伍最后由我，4个古遮拉特人，一个自由的巴丹人和南印度满期的契约工人组成。为了给我一个职位和便于工作，加之考虑到当时的习惯，医务长封了我一个上士的临时军衔，并由我挑选三个中士和一个下士。我们还从政府方面领到了制服。我们的救护队积极工作了大约六周的时间，我一到“叛乱”地点，就知道并没有什么可以称做“叛乱”的事，也没看见什么抵抗。这一场骚乱所以被夸大地称为“叛乱”，是因为有个朱鲁首领劝人不要缴纳向祖鲁人征收的新税，还杀了一个去收税的军士。说起来，我很同情祖鲁人，到司令部后，听说我们主要的任务是护理受伤的祖鲁人，心里很高兴。

主任医官出来欢迎我们。他说他一点办法也没有，白种人不愿意为受伤的祖鲁人做护理，所以很多人的伤口都溃烂了。他说那些无辜的人，有我们的照料，真是天赐之福。他把我们带到临时医院，把绷带和消毒药水什么的都交给我们。祖鲁人看见我们很高兴。那些白人士兵常常站在栏杆那边看着我们，想不让我们给祖鲁人包扎伤口。我们总是不搭理他们，他们恼起来，就出言辱骂祖鲁人。

后来我逐渐和这些士兵接近，他们也就不再这样了。这些士兵的指挥官之中，有史巴克斯和威利两位上校，他们在1896年的时候曾经激烈地反对我。可现在他们特地来看我，向我道谢，这真让我惊讶。他们把我介绍给马赓志将军。您可别误以为他们是职业军人。威利上校是德班一个有名气的律师。史巴克斯上校是德班一个知名屠宰店的老板。马赓志将军则是纳塔尔一个有名的农场主。这几位绅士都是志愿军，所以接受过军事训练，也很有经验。

我们照料的伤员并不是在战场上受的伤。一部分人是被当作嫌疑犯抓过来的。将军判他们受鞭笞，所以受了重伤。这些人的伤口因为没有人照料，已经溃烂了。还有些是友善的祖鲁人，他们虽然领到一种证章以示区别于“叛乱分子”，士兵们还是开枪误伤了他们。

除了看护外，我还要给白种士兵配药，分发给他们。因为我早先在布斯医生的小医院里受过一年的训练，这对我来说倒是件容易事。因为这工作，我同许多欧洲人都有密切的接触。

我们隶属于一支快速反应队伍。这支队伍惟一的命令就是：哪里有危险，便开到哪里去。这只队伍大部分由骑兵组成。每次我们的营地一移动，我们就得抬着担架徒步随军行动。有两三次一天要赶40英里的路程。可是无论我们到哪里去，我总是感谢上帝，是他赐予我们好的工作。我们要用担架抬着那些被误伤的祖鲁人行军，照料、看护他们。

心路历程

对我来说，经历这场祖鲁人的“叛乱”，有许多新的体验，我因此而有了新的思考。这场“叛乱”使我产生的对战争的恐怖感，甚至是以前的波耳战争都不曾有的。这简直是一种对人的猎杀。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与我谈过的英国人，都持这样的意见。每天早上，村庄里到处都是激烈的枪声，要在这里生活，必然是一种冒险。我不得不冒这个险。我们救护队的工作是护理受伤的祖鲁人。我多少有一些欣慰，因为如果没有我们，受伤的祖鲁人便得不到护理。

除此以外，我还必然考虑到许多别的事情。这个地区没什么人烟，几个“原始蛮荒”的祖鲁人村落稀疏地分散在广大的山岭和山谷中。走在这寂静的地方，不论是否带着受伤的人，我经常都会陷入思考之中。

过“节欲”的生活，这就是我思考的结果，我的这一想法很坚定。我还与同事们谈起这一想法。那时，我还没意识到它正是自我实现的必要条件，但是我已清楚地知道，凡是决心全身心为人类服务的人，都必须这样做。我知道我将来还有更多的工作是为他人服务的，如果我不能过“节欲”的生活，只倾心于家庭的欢乐和儿女的养育，我就不能胜任这一工作。

归根到底，我不能同时享受灵与肉两种生活的快乐。如果不过“节欲”的生活，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二者就不能没有矛盾冲突。譬如在当前情况下，假设我的妻子正在怀孕，我就不能冒这样的风险。但是如果我过的是“节欲”的生活，这种窘境就可以摆脱，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二者就能完全统一。

过“节欲”的生活，这个决定给我鼓舞。我于是想立即立下最后的誓言。我的想像力顿时活跃起来，我仿佛看到在前面的路上，我有了无穷尽的为他人服务的机会。

我不停地劳动，不停地思考，就在这个时候，有消息传来说：“叛乱”的镇压工作接近功成，不久我们就可以解散了。果然，一两天后，我们解散了。没过几天，我们都回到了家里。

不久我收到省督的信，他为我们救护队的工作致以特别的谢意。

我回到凤凰村，便立刻与恰干拉尔、摩干拉尔、韦斯特和其他人讨论“节欲”问题。他们同意我的提议，而且认为有必要立誓，但也提出了一些困难。其中有几个人于是毅然身体力行起来，有的已经获得了成功。

我自己也义无反顾地实践这一理想，并立誓终身实行“节欲”。现在我还能隐约记得当时我们经历了许多困难。坦白地说，我当时还并不能预想到这件事的重大意义。现在，它的重大意义在我脑中逐渐明晰。我认为，生活不实行“节欲”，就和禽兽无异。野兽生来没有自我控制的能力，人与野兽的差别正在于有自我控制的能力。以前我读到宗教经籍中“节欲”的赞美，总觉得那是太理想太夸张了，现在却逐渐认识到，原来那些赞美是完全正确而且是有生活依据的。

“节欲”虽然自有它的神奇的之处，但我知道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节欲”始于肉体的自我控制，但绝不止于此。一个真正的“节欲者”，连饮食都必须非常有节制。“节欲”到完美的境地，甚至不允许有任何不纯洁的思想。一个人要在达到这种一目标，必须付出多大的努力啊。

在肉体“节欲”方面，我经历了许多困难，好在现在已经有了相当的自制。思想的“节欲”更加重要，但是这方面，我还没有达到完全自制的境地。我不是一个意志力薄弱和懒惰的人，关于那些不纯洁的思想究竟从何而来，我至今还未理出头绪来。我知道，人人都有一把钥匙可以锁住自己不纯洁的思想，但每个人需要自己去寻找这样的钥匙。先贤圣哲只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并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万能灵药。完美只能由上帝赐予，《罗摩衍那》等吉祥而纯洁的经典，只有那些追寻上帝的人才能写作。读每一本宗教经典，我们都能体会这样的精神：只有永远追寻上帝的旨意，我们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思想。在向完美“节欲”境地努力的过程中，我时时刻刻都在体会这一真理。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对新鲜想法充满了热情的想往，进行得非常顺利。我的第一个步骤是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而和妻子分床，或者分室。我从1900年开始就随意地实行“节欲”，到1906年六七月间终于以誓言方式确定下来。以后几章我还将进一步讲述我在“节欲”道路上所经历的困难和进行的努力。

“非暴力”的含义

现在约翰内斯堡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的这种节制都好像是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早期准备似的。现在我才知道我生活中，所有因为“节欲”的誓约而达成的重要元素，都在默默地替这个运动作着准备。在非暴力抵抗运动名称发明之前，它的原则就已经存在了。实际上，这名称产生时，连我都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在古遮拉特文中，我曾用英文的“消极抵抗”这几个字来阐释它。一次在欧洲人的一个集会上，我发觉“消极抵抗”这个词含义过于狭隘，它被当成是弱者的武器，强调的是仇恨，最后甚至会演变成暴力。我必须反对这些解释，向大家说明印度人运动的实质。显然，印度人必须创造一个新的词语来代表这个斗争。

我挖空心思，还是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于是我在《印度舆论》上设一定的金额征集读者的建议。最后，摩干拉尔·甘地凭着“萨达格拉哈”（“萨特”意即真理，“阿格拉哈”意即实力）这个字得了奖。但为了更清晰，我把这个字改成了“萨特阿格拉哈”，从此便成为古遮拉特文中这个斗争的通称。

这个斗争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我在南非的生活史，特别是我体验真理的历史。我在耶罗佛达狱中写了这部历史的大部分，出狱后全部写完。它先是发表于《新生活》，后来印刷成单行本。华尔济·戈温吉·德赛先生曾为《思潮》杂志，把它译成英文，我现在也正在安排尽早出版英译本，让人们更易于熟悉我在南非的最重要的实验。对于那些还没有读过我那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人，请您先读一读。我不想在这里重复那本书的大意，但是下面我要谈一谈该书，介绍一些我在印度体验真理的情况。想要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来看待这些体验的读者，可以从中理出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的脉络。

更多饮食实验

我想立即在思想和行为两方面都实践“节欲”的计划，同时还决心为非暴力抵抗运动投入大部分的精力，我认为培养纯洁的品质有助于我更好地为非暴力抵抗运动服务。在此之前，为了健康原因，我曾做过一些饮食方面的节制试验，现在，我的节欲动机上升到宗教意义上，于是我做了更多的改变，希望达到更大的节制。

现在，绝食和节制饮食对我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通常来说，人的情欲和食欲总是相伴相生的。我也不例外。在节制这两种欲望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困难，即使现在，我也不敢说我已经完全能控制自如了。我知道自己其实是一个能吃能喝的人。有时候，朋友们告诉我什么是我应该节制的东西，我自己还没感觉到。这是我的缺点，还好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一缺点，因此我更努力地去克服缺点。也正因为这些努力，这些年来我才能振作精神投入工作。我想，如果我连现在的节制程度也达不到，我与禽兽还有什么区别呢，一定早就失败了。

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的缺点，便想加倍地努力，我还交了一些同样有节欲理想的朋友。于是，我开始只吃水果为生，到了“叶卡达希”日、“黑天”的生日和其他类似的节日，还要进行绝食。

最初，我每天改吃水果。但是不久我便认识到，从节制的角度出发，水果和谷物并无本质的区别。即使每天只吃水果，也可能像吃谷物一样，大吃大嚼不节制，吃得很多甚至更多。因此我更倾向于绝食或者在节日只吃一顿。我还经常在忏悔等场合进行绝食。

但是，因为我的身体更加饥饿了，食物对于我来说便更加可口诱人了，我的食欲也更旺盛了。绝食既可以导致节制，也可以导致放纵。我在后面将会用我自己和别人的许多经验来证明这一点。我要改善身体状况，但是我目前的要做的主要还是节欲。我选一种食物来进行节欲，然后再换一种，对每一种食物都要控制食量。但我的食欲总是那么旺盛。即使我改吃另一种食物，它甚至会比前一种食物更加可口。

还有一些同伴与我一起进行节制饮食的实践，我特别要提的是赫曼·卡伦巴赤。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一书中谈过这位朋友，这里不再重复。他同我一起绝食或改变饮食方式。在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高潮中，我住在他家里。我们一起商量改变食物，然后又从新食物中，获得比旧食物更大的快乐。记得我们还会在一起谈起这种感觉，真是趣味无穷。人需要食物并不是为了口舌之乐，而是为了保持身体的生命。当人身上的每一种器官都在为身体工作，并通过保持身体的生命而支撑着人的灵魂，这时候，食物就并没有什么特殊滋味。这正是大自然交付给食物的使命。

我们的节欲实验就是为了达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实验多少次，做出多少牺牲，都是值得的。但不幸的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情况却与这一理想背道而驰。我们眼前充斥着这样的情景：为了迟早要死亡的肉体，为了个人生命哪怕有须臾的延长，我们不惜牺牲无数人的生命作为代价，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自我毁灭，不论肉体还是灵魂，都将灰飞烟灭。为了治疗一种旧病，我们不惜制造几百种新病；为了极一时的口腹之乐，不惜丧失一切享受快乐的能力。对于这些真实发生着的现实，可悲的是，还有许多人竟然视而不见。在我说明了节欲的目的和原因之后，下面将更详细地介绍我节制饮食方面的故事。

勇敢的嘉斯杜白

这是我妻子第三次因为重病而濒于死亡。她的病是用家常药品治好的。她得第一场大病的时候，非暴力抵抗运动正在或即将进行。她得了痔疮，医药界的朋友主张动手术，她虽然犹豫，还是同意了。因为她的身体太衰弱了，动手术的时候没有实行麻醉。手术情况良好，可她忍受了很大的痛苦。最后她以非凡的勇气终于挺了过来。医生和他的妻子全心全意地照顾她。当时她在德班。医生让我到约翰内斯堡去，对我说不必为她的病担心。

几天以后，我收到信说，嘉斯杜白病况恶化，身子太虚，甚至坐不起来，还曾经休克。医生知道如果我不同意，他不能给她喝酒吃肉。于是他专门拨长途电话到约翰内斯堡找我，请我许可他给病人喝牛肉茶。我对他说我不同意，但是只要我妻子可以自己表达意见，他可以同她商量，听我妻子的意思。医生说：“可我不能为这件事征求病人的意见。请你回来一趟吧。如果你不让我按治疗需要安排病人的饮食，我不能对你夫人的生命负责。”

我搭上当天的火车回德班，见了那位医生，他平静地告诉我这个消息：“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已给甘地夫人喝了牛肉茶。”

“大夫，这是一种欺诈。”

“给病人开药方和安排饮食，算不上什么欺诈。实际上我们医生为了救活病人，就算欺骗病人或对他们的亲戚有所隐瞒，也是一种美德。”医生很坚定的说。

我很痛心，但还强作镇静。这位医生是个好人，我们也有私交。我很感激他们夫妇，可我并不想容忍他所谓医学上的道德。

“大夫，告诉我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吧。如果她自己愿意吃，我无所谓。可我决不让我妻子吃肉，即使她会因此死去。”

“你信仰什么哲学是你的事。可是只要是我治疗你的夫人，我就有权按我的意见给她任何东西吃。如果你不喜欢，抱歉，请你把她送往别处，我不能看她在我的屋子里死去。”

“你的意思是要我马上带她走吗?”

“我什么时候要你带她走?我只是要你给我完全的自由。如果你能做到，我和我的妻子将竭尽全力，你也可以放心地离开。但是如果你连这简单的道理也不明白，那等于逼我叫你把她从这里带走。”

记得当时有一个儿子跟着我。他和我的意见完全一致，他说母亲不应喝牛肉茶。我又和我妻子商量。她身体太弱了，这种时候本不该和她商量这种事情，可我实在不得已。我把医生和我的谈话告诉她，她很坚决的回答：“我不喝牛肉茶。在这个世上，降生为人是一件幸事，我宁肯死在你的怀里，也不要这种可憎的东西玷污我的身体。”

我求她说，她不一定要按我的方式做。有些例子说明印度教朋友有时也拿肉和酒当药吃喝并没有禁忌。可是她非常坚决，说：“不，请马上带我走。”

我心里很高兴。不过，当我决定带走她时，心里也不是毫无震动。我告诉医生她的决定，医生气得叫起来：“你是个多么残忍的人，她病得这个样子，你还把这件事告诉她，你应当感到羞耻。坦白地说，她不能移动。一点震动都受不了。如果她死在路上，我也没什么奇怪的。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做，随你的便。你不肯给她喝牛肉茶，我连一天都不敢留她下来。”

我们决定立刻离开那儿。当时正下小雨，到车站又有一段路。我们要从德班乘火车到凤凰村，再从那里走两英里半的路，才能到我们的村子。毫无疑问我们冒着极大的风险，但我相信上帝，我一定可以。我派人先走一步，到凤凰村请韦斯特准备1张吊床、1瓶热牛奶、1瓶热水和6个人到车站来接我们。我雇了辆黄包车，把她小心地放上车子赶着去搭下一班的火车。

嘉斯杜白不但不用我鼓励。还安慰我说：“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

她已经好几天没有吃有营养的东西了，看起来很消瘦、憔悴。火车站的站台很长，人力车拉不进去，要上火车就得走一截路。我小心地抱着她上车。下车后我们用吊床把她抬到凤凰村，在那里她靠水疗慢慢地恢复了元气。

我们到凤凰村两三天后，有一个史华密来看我们。他听说我们拒绝了医生的意见，专门来劝我们。我记得他来的时候，我的二子曼尼拉尔和三子兰达斯都在。他引证《曼奴法典》的话说，吃肉于宗教并无损害。我不喜欢他在我妻子面前进行这种辩论，但为了礼貌，只好算了。我读过《曼奴法典》里的这几句话，我不用它们来决定我的主张。我知道有些人认为这些话是虚构的，即使不是虚构，我的素食论和宗教经文并没什么关系，而且嘉斯杜白的信仰也是坚定的。她并不知晓经籍，但是祖先流传下来的传统宗教已经够她作为行事的参照了。我的儿子自然是追随父亲的信仰，他们也不在意史华密的说法。可嘉斯杜白马上打断他说：“史华密吉，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愿意用牛肉茶来治病。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你要是高兴，可以同我的丈夫和孩子讨论。可我的主意是打定了。”

戒食盐与豆

1908年，我第一次坐牢。犯人有一些与“节欲”者相同的规则。例如，我记得当时对我们的规定中有一项：必须在太阳落山之前吃完最后一顿。没有茶或咖啡供应给印度犯人和非洲犯人。任何用来满足口味的食品都在被禁之列，只可以在煮熟的食物里加一点盐。有一次我向监狱里的医生要求：给我们一点咖哩粉，并且让我们在煮东西的同时放一点盐。他回答说：“你们不是来吃东西的。从健康角度出发，咖哩粉并不必要，在煮熟以前放盐还是以后放盐，也没有区别。”

经过一些努力，这些规定后来都被修改了。但是我认为这两条办法对于“节欲”其实很有帮助的。诚然，外界所强加的禁令一般不见得会有效，但是如果有自愿的动机，就不一样了。从监狱里出来以后，我立刻规定自己要按这两条规定来做。如无特殊情况，我不喝茶，一定在日落之前吃完最后一顿饭。实行到现在，我已经一点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困难了。

后来我干脆连盐也不吃了，并且持续了10年。我读过一些谈论素食的书，书中提到，食盐并非人类的必需品，而且没有盐的食物，反而更有益于身体的健康。因此我认为，一个实行“节欲”的人，应该不要吃盐。书上还说，身体虚弱的人应当不吃豆类，这一点，我也有同样的认识，但我自己很喜欢吃豆类。

嘉斯杜白动手术之后，曾经感觉稍微好一点，但没过多久便又开始出血。这种病真是非同一般，我的水疗法也没有效果。虽然她并不拒绝我的治疗，但我知道她并不太信任我的治疗方法。她没找别的人医治，我在我的治疗方法都失败以后，请求她戒掉吃盐和豆类。虽然我很努力地劝她，并竭力引经据典来证明我的意见，但是她不愿意接受我的建议。她还说，如果有人这样劝你，你也不肯的。这让我感到难过，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很高兴，因为我又添了新的方法可以鼓励她。我对她说：“你错了，我会这样做的。如果我有病，医生要我戒吃某些食物，我一定毫不犹豫地照着做。你看吧，不论你肯不肯同样去做，从现在起，虽然没有医生的劝告，我也决定一年不吃盐和豆类。”

她非常诧异，大声叫道：“你饶了我吧。我了解你，我不应该这样去激你。我答应照你说的去办。但是请你看在上帝的面子上，一定要收回你刚才的许愿。这太让我过意不去了。”

我回答说：“我真高兴你能戒食盐和豆类。我知道这样做对你非常有益处。但是我刚才许愿也是真诚的，我是不会收回的。不论出于何种动机的自我节制，都对人有益。我相信戒食盐和豆类对我也是非常有益的。所以你不用为我担心。我要这样做，一方面是希望锻炼自己的意志，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它，从道义上鼓励和支持你同样去做。”

“你这人太犟了，总是不肯听人家的话。”她说着竟流下泪来。但是她也不阻止我实行自己的计划。

在我看来，这件事是非暴力抵抗的一个例子，也是一个美丽的回忆。

这件事以后，嘉斯杜白很快健康痊愈了，流血也完全停止了。究其原因，是因为戒吃了食盐和豆类，还是因为其他饮食变化?是因为发生了这件事以后而精神愉悦，还是因为我对她的生活进行了严格规定?我并不确知。但是，嘉斯杜白的的确确好了，我这医生的名声于是不胫而走。

对我而言，这些新的节欲规定对我非常有好处。我一点也不怀恋过去不太节制的生活。一年过去了，我发现我能更加容易地控制自己的感情了。这种结果鼓励了我继续实行节欲的想法。在我返回到印度很久以后，我仍然坚持戒吃这些东西。例外的一次情况是在1914年，在伦敦，我破戒吃了盐和豆类。至于我在怎样的情况下吃它们的，我会在后面谈到。

我还奉劝许多同事戒吃食盐和豆类，在南非，我的这一建议获得了很好的响应。在医学上，也许会有人对这种吃法的价值提出异议，但是在道德上，我确信一切自我控制都是对人有好处的。一个实行“节欲”的人和一个醉心享受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当然是完全不同的，食物也截然不同。如果一个实行“节欲”的人干了旨在享乐的事，他的“节欲”必然会遭到失败。

自制

我在前一章谈到，嘉斯杜白的病促成了我的饮食的变化。后来为了“节欲”，饮食上的变换就更多了。

头一个改变是不喝牛奶，最初我是从赖昌德巴伊那里了解到，牛奶是刺激性欲的一种饮料。有关素食论的书籍也支持了这种意见，但我还没有许愿节欲，所以一直拿不定主意不喝牛奶。我早就明白牛奶并不是支持肉体必不可少的，但是从此不喝并不容易。正在为了自制不喝牛奶的时候，凑巧我又看到了加尔各答寄来的几本书，书中谈到母牛受饲养人折磨的情形。

这对我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影响。我同卡伦巴赤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中向读者介绍过卡伦巴赤先生，前面一章我也谈起他，这里我还想再提一提这个人。我们的认识是很偶然的。他是可汗先生的朋友，可汗先生因为发现他有脱俗的气魄，就介绍他与我认识。

我一认识他，便惊异他对奢侈和炫耀的钟爱。我们初次见面时，他问了许多有关宗教的问题。我们甚至谈到乔达摩佛陀的出家。不久我们便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以至于我们的思想也很接近，而且他相信，凡我进行的自我改造，他一定要身体力行。

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单身汉，房租不算在内的话，每月他的个人的开销有1200卢比。现在他已大大地简化了，每个月的花费只有120卢比。我的家拆散和我第一次出狱以后，我们便住在一起。当时我们的生活的确很艰苦。

我们讨论有关牛奶的事情，就在这时。卡伦巴赤先生说道：“我们老说牛奶有害，那么为什么不停止喝牛奶呢?喝牛奶实在是没有必要。”听到这个建议，我惊喜极了，我热烈赞同，从此不再喝牛奶。这是1912年在托尔斯泰农场的事情。

这个改变并不能使我满足。之后不久我又决定单纯以水果为生，而且只吃最便宜的水果，我们要过最穷苦的生活。

吃水果其实还是一种极方便的事。煮饭烧菜的事情实际上多余的。生的花生、香蕉、枣子、柠檬和橄榄油就是我们通常的粮食。

这里我必须警告奉行“节欲”的人。我虽然在饮食和节欲之间找到了密切的联系，但心灵仍是首位的。一个人如果心灵有意识地不洁净，即使绝食他也不能洁净。单纯地改变饮食没有用处。纵情情欲的人，除非积极自省，向上帝忏悔，得到上帝的恩典，否则心灵是无法洁净的。同时，心灵和肉体之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色欲的心灵往往耽于口腹之欲或者贪恋华服。要摆脱这种倾向，节制饮食和绝食显然是必要的。肉体需要清洁的没有刺激性的食物和定期的绝食，否则色欲的心灵不但不能控制情感，还将成为情感的奴隶。

就我的经验来说，单靠轻微的节制饮食和绝食来自制与完全依靠节食和绝食都是错误的。对于一心想要自制的人来说，节食和绝食是很有帮助的。没有它们的帮助，色欲的心灵无法完全消除。

绝食

牛奶不喝了，谷物也不吃了，水果成为主要食物，不仅如此，我还开始绝食。卡伦巴赤先生也与我一同绝食。过去为了健康，我也经常绝食。现在却是为了“节欲”。一位朋友告知我：绝食有助于“节欲”。

我生在一个毗湿奴教派的家庭，我的母亲一生严格遵守一切誓言和教规。为了仿效母亲的行为，取悦父母，我在印度时，曾奉行“叶迦德希”绝食和其他的绝食。

但是在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也不相信绝食会有什么好处。后来，我看到前面提到的那位朋友从绝食中获益，就也仿效他，实行“叶咖德希”绝食，我希望因此可以做到“节欲”。在绝食的同时，印度教徒可以喝牛奶和吃水果。我绝食的次数越来越多，现在我已经实行完全地绝食，只喝点水罢了。

我开始这种绝食，正碰上印度教历的司罗梵月和伊斯兰历的兰赞月同时到来。甘地家族既信仰毗湿奴教派，又信奉赛义德的誓言和教规，所以既参拜毗湿奴的神庙，又参拜赛义德的教堂。每到司罗梵月，我们家族的一些人会进行一个月的日间绝食，直到夜里才吃东西。我也打算这样做。

这些重要的举措都是在托尔斯泰农场进行的。当时，我和卡伦巴赤先生，还有几个非暴力抵抗者的家庭，都生活在一起。我们为这些家庭的青年和儿童办了一所学校。我一直鼓励和督促他们要严格遵守自己的宗教习俗和教规，我把这当作是我的责任。他们中有四五个人是穆斯林，还有基督教徒和拜火教徒。我经常检查他们是否每天做礼拜。

在这个印度教的司罗梵月和伊斯兰教的兰赞月同时到来的时候，我一面督促穆斯林青年实行兰赞绝食，一面自己实行印度教的日间绝食，此外，我还要求印度教、拜火教和基督教的青年都与我一起绝食。我向他们解释说，与人一起采取任何自我控制的措施，都是有益的。我的建议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当然在实施过程中，不同信仰的人们可以有所不同。比如，印度教和拜火教的青年不必完全效仿穆斯林。穆斯林的青年一定要到太阳落山以后才能吃早饭，其他人并不这样做。正因为如此，这些人可以提前为穆斯林朋友们准备些好吃的食物。印度教青年和穆斯林以外的其他青年，总是在第二天的太阳出来之前吃一天的最后一顿，穆斯林青年并不这样。除穆斯林以外的青年，都可以在绝食的同时喝水。

通过这次绝食，大家都开始相信绝食的用处，而且他们的集体精神也得到了锻炼和体现。

我们这些住在托尔斯泰农场的人都吃素。说到这，我必须感谢一切尊重我的感情的人，对他们我一直心存感激。农场的穆斯林青年在兰赞月，一定少吃了许多肉，但是没有人向我提这一点。他们有滋有味地吃着素食，印度教青年经常会做点好吃的给他们，当然，为了符合农场生活的纯朴要求，这些食物也是素食。

我已经说得有些离题了，但是，这些往事实在太美好了，我不愿割舍。前面我已经多多少少提到过我有这样一种性格：对于我认为是好的东西，我会努力劝我的同事们也来享受其中的快乐。对于托尔斯泰农场的青年来说，绝食完全是件新鲜事，幸好有印度教日间绝食和伊斯兰教“兰赞”绝食的风俗，我比较轻松就使他们与我一同绝食，并从中享受到自我控制的乐趣。

农场里于是充满了自我控制的氛围。所有的人都参加到我们的部分绝食或全部绝食活动中来。我相信这对他们是非常有益的。我不能肯定，这种自我控制在他们心中达到了何种程度，对他们肉体的控制能力有多强。然而我清楚地知道，这种自我控制对我的身体和思想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也知道，大家并不一定非要采取绝望和类似的行为，也可以达到这样的结果。

绝食并非总是行之有效的，必须以自制为目的，才是有效的。一般来说，绝食有助于控制性欲，这也只有以自我控制为目的时才能达到。我的一些朋友在经历绝食以后，性欲和食欲反而增强了。因此要想绝食行之有效，就必须在绝食同时不断地严格约束自己。《薄伽梵歌》第二章中有这样的名言：自制之人，尚有欲望，得不到解脱，没有欲望，就得到了自由。

所以，绝食以及此类的规定，并非万能，只不过是达到自我控制的一种手段罢了。光做到肉体上的绝食还不够，如果同时不能做到精神上的绝食，必然是要失败的。

校长生活

这几章叙述的，都是《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中没有或很少提及的事情。记住这点，您就容易弄清这几章间的联系了。

随着农场的成长，我们发现有必要为农场的孩子们提供一些受教育的条件，虽然没必要也不可能给他们聘请专门教员。当时农场里有印度教徒、穆斯林、拜火教徒和基督教徒的男孩和几个印度教徒女孩。我们不可能聘请专门的教员，一来合格的印度教员很少，再者即使有合格的，别人也不愿意为有限的工资跑到离约翰内斯堡21英里远的地方去教书，何况我们也没有很多的钱。我不相信现存的教育制度，我打算凭经验和实验找出真正合理的教育方式，没必要从外面请老师来农场。我只知道理想的情况是：真正的教育应当来自父母，再加上最低限度的外力的帮助。托尔斯泰农场是一个大家庭，而我是一家之主，因此我应当尽量担起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当然我这个念头不是无懈可击。孩子们并不是都从小同我在一起，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而且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个宗教。对于这种情况，即使我处在家长的位置，恐怕也很难完全公正对待他们。

我始终坚信内心的教化以及或性格的形成是首要的事，不管孩子们年龄和教育相差多大，精神上的训练都是适用的。我决定像一个父亲似的24小时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性格的形成就像是为他们的教育奠定适当的基础，只要我把基础打扎实了，我相信他们自己或者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可以学会所有其他的东西。

我同样清楚的知道文字训练的必要性，在卡伦巴赤先生和普拉吉·德赛先生的帮助下，我开了几个班。此外还有身体上的训练。这一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已经得到了。农场里没有用人，所有的事从烧饭到打扫卫生，都靠自己。农场里还有很多果树需要照顾，有很多花木需要种植。卡伦巴赤先生喜爱种花，他在政府的一个示范花园里得到了这方面的经验。只要不是在厨房里工作的，农场的人，不论老少，都有义务做一点园艺工作。挖土、砍树和搬运东西这类的工作，孩子们做得可不少。这给了他们运动的机会。他们也很喜欢这工作，所以通常，他们不需要别的运动或游戏。当然有的人，有时是所有的人装病和偷懒。有时我也随他们去，不过通常我对他们是很严格的。他们虽然不喜欢，可也没有谁反抗过。当我严格的时候，我总是设法用道理说服他们，把工作不当回事是不对的。然而过不多久，他们又会抛下工作去玩了。无论如何我们就是这么训练他们的，他们总算有了强健的体格。农场里几乎没人生病，当然，新鲜的空气和水，还有定时的饮食对这也功不可没。

我还想在谈谈职业教育。我的意思是每一个青年人都该学会某种有用的手艺。为此卡伦巴赤先生跑到一个特拉比斯特修道院去学习做鞋，然后我再向他学习，并传授给那些打算干这行的年轻人。卡伦巴赤先生和另外一个人还会一点木工，于是我们开了一个小班的木工课。做饭几乎所有的青年都学会了。

这一切对他们是新鲜的。他们从没想过有一天竟会学这些东西。一般，南非的印度儿童能学到的不过是读、写、算三样罢了。

在托尔斯泰农场，我们立了一条规矩：凡是老师没有做的事，就不能叫青年人去做，让孩子们做的事，总会有个老师合作并且和他们一起来做。正因为这个，无论他们学什么，都很高兴。

关于文化训练和性格的形成，下面几章会提到。

文化教育

虽然采取的方法并不能完全使我满意，但是，我们在托尔斯泰农场进行体格训练和职业培训，基本上获得了成功。

至于对他们进行文化教育，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没有执教所需的资料，自己的语言文字功底也很有限，而且我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一天的体力劳动下来，晚上，我的身体已经非常疲惫。平常我可以勉强不睡觉，但是现在要上课，我必须保持一定的睡眠，才能有足够的精神从事这一脑力劳动。但是，我的时间这么少，我总是在最需要睡眠的时候，不得不去上课。我把上课的时间安排在午饭以后，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合适时间了，比如我早上的安排是做家务事和为农场工作。

孩子们每天最多上三节文化课。课程都用孩子们的方言进行教授。在语言方面，我们教授印地文、泰米尔文、古遮拉特文和乌尔都文，还有英文。古遮拉特的印度教徒孩子们，还要学习简单的梵文。所有孩子都要学习初级历史、地理和算术课程。

我担任教授两门语言课程：泰米尔文和乌尔都文。我的泰米尔文是在船上和监狱里学来的，程度尚不及波布的杰作《泰尔米语手册》。我利用一次坐船的机会学习了乌尔都文字，因为与穆斯林朋友们交往，我学到了一些日常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因此会了一点乌尔都语。除泰米尔文和乌尔都文以外，我不过在中学学习过梵文，即使古遮拉特文，我知道的可能并不比学校提供得更多。

作为执教者，我自身的知识准备就只有这些，这方面，我同事的情况要比我好很多。但是，我非常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也认为自己有教育的能力，另一方面，学生们缺少知识，这些都有助于我的教育工作，我当然不会忘记其中最重要的还有孩子们对我的宽容理解。

这些在南非长大的泰米尔学生根本不认识泰米尔文字，连泰米尔话也懂得很少。我必须从文字和基本语法开始教他们。好在这并不难。我让学生们明白，他们随时都可能在泰米尔语言上超过我。在我与不懂英文的泰米尔孩子交流的时候，懂英文的泰米尔孩子能充当我的翻译。我从来不在学生面前伪装我无所不知，我愿意在方方面面都向他们展示真实的我，哪怕是无知的我。结果，虽然我的泰米尔文知识少得可怜，我却教得很快乐，还赢得了学生们对我的敬爱。我还教穆斯林孩子们学习乌尔都文，因为他们认识字母，我教得更轻松一些，主要是引发他们对乌尔都文在读和写方面的兴趣。

我发现自己能教给这些孩子的知识并不多，虽然他们大部分都不识字，也从来没有上过学。我的主要作用也许更在于督促他们学习，不要偷懒。我很满足自己起了这种督促的作用，因此，我总是让不同年龄的学生都到同一间教室，学习不同的课程。

我并不认为教育一定需要教科书。我始终认为学生真正的教科书就是自己的老师，我记得过去我的老师很少照本宣科地教我，但直到现在这些知识还清晰地映在我的大脑里。因此，我们对孩子们进行文化教育，也不需要在他们的书桌上摆放多少图书。至于当时，我是如何利用那些可以获得的图书的，现在已经不记得了。

孩子们通过耳朵所获得的知识比通过眼睛获得的要多得多，而且也更加容易。我并不要求学生从头至尾去读某一本书。我用自己的语言向他们传授知识，这些知识与书本知识不同，它们是我把自己读过的书消化以后的产物。我敢肯定，这些知识至今还清晰地留在他们的大脑中。他们要背诵书本实非易事，但对于那些我讲过的知识，他们马上就可以记住。读书是学生的责任，但是，经过我的努力，课程更加有吸引力了，学习也成了他们的乐趣。对于我的讲述，他们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也据此对他们的理解能力有不同的认识。

精神训练

比起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训练来，孩子们的精神训练要难得多。在精神训练上，我不大依靠宗教书籍。我相信每一个学生对于自己的宗教，都该有一些基本的知识，对于他自己宗教的经典，也应该知道一些基础知识，我尽量教给他们。可是在我看来，这只是精神训练的一部分。在教育托尔斯泰农场的儿童以前，我早知道精神训练是一项特殊的工作。个人的精神发展就是形成性格、认识上帝和自我实现。精神训练是青年自身发展的一个基本部分，如果其他训练中没有精神上的陶冶，单纯的精神训练不但无用，甚至有害。

我知道有些人固执地认为，自我实现只有在人生的第四个时期，即遁世期，才有可能。可谁都知道凡是把这种阶段的准备工作拖到人生最后的人，得到的不是自我实现，而只能是暮年，好像再次经历可悲的儿童生活一样，成为别人的一种负累。我清楚记得我在教书的时候（1911～1912年），就有这种观点，虽然当时并没有用同样的话表述出来。

精神训练究竟该如何着手呢?我教孩子们熟读、背诵圣诗，念有关德育的书给他们听，可这远不够。当我和他们接触更多以后，我才知道精神训练不能靠书本。正如体力训练来自于体力运动，智力训练来自于智力运动一样，精神训练只有通过精神运动才能得到。而精神运动完全要靠教员的生活和人格表现出来。无论教员是否与孩子们生活在一起，他都要留心他的言行举止。

一个老师即使住在几里外，要以他的生活方式影响学生的精神，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我是个爱撒谎的人，要教孩子们诚实，那是不可能的。懦弱的老师教不出英勇的学生，放纵的人也不能使他的学生明白自制的价值所在。我明白，我必须永远以身作则来教育同我住在一起的男女儿童。这样他们也成了我的老师，使我懂得我必须有正直纯洁的生活。是这些委托给我教育的孩子们促使我在托尔斯泰农场不断加强对自身的节制。

这里面有一个粗野难管、好撒谎、爱打架的孩子。有一次他更是变本加厉，我气坏了。我从来没有体罚过孩子，可是这一回实在忍不住了。我和他讲道理，他却像金刚石一样顽固，还想哄骗我。最后我拿起身边的戒尺在他手臂上打了一下。我打他的时候，手直发抖，他一定都看在眼里。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全新的的经历。那孩子哭起来，求我原谅。他哭，并不是因为痛。他长得很结实，已经17岁了，如果他存心要报复，大可以还我一拳。他了解我不得已使用暴力的心中的痛苦。以后，他再没有违背我的意思。可是我还是懊悔那一次用了暴力。我那一天在他面前表现的，大约不是我的精神，而是我的粗暴。

我一直反对体罚。我记得只有过一次我对我的一个儿子用过体罚。到现在，我还不敢确定那次使用戒尺对不对。也许是错了，因为那是因为激怒和处罚人的欲望。如果它只是我自己的一次痛苦经历，倒无所谓了。可那一次打人的动机是复杂的。

这件事情刺激了我，让我知道纠正学生有更好的办法。我不知道当时那个方法是否有效。不久那个青年就忘了这事，我也不认为他后来有多大的进步。可这件事使我更加了解教师对学生的责任。

这以后，男孩子们还是常常犯规，可我再没有用过体罚。我从这些孩子进行的精神训练中，更了解到精神的力量。

好与坏

在托尔斯泰农场，卡伦巴赤先生让我注意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从前没太在意的。我前面已经提到过，农场里有些坏孩子，其中有几个的行为尤为不端。其他孩子，包括我的3个儿子，每天都与这些坏孩子生活在一起。卡伦巴赤先生为我担忧，有一天他终于直接对我说：“你让你的孩子和那些坏孩子混在一起，我认为很不妥，这样下去，近墨者黑，他们将来也一定会变坏的。”

当时，我是否感到这个问题很不好办，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我还记得我的回答是：

“我怎么能不让自己的孩子同那些不规矩的孩子交往呢?那些孩子是我请来的，对他们我也有同样的责任。如果我用一点钱打发他们走，他们马上就会回到约翰内斯堡，重操旧业。而且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监护人多少认为他们到这里来，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你我都知道，他们的到来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但是我有责任留下他们。既然要留下他们，我就不能只让别的孩子与他们玩，而让自己的孩子离他们远远的。你肯定也不会赞成这样做的。因为这样，只会让我的孩子滋生出他们比别的孩子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这才会真的把他们毁了。因此，我认为我的孩子必须同他们一起生活。与各种各样的孩子交往，对他们自身是有好处的。这样，他们会增强对好坏的辨别能力。如果他们自己真有某些好的品质，难道我们不能相信，近朱者赤，他们对别的孩子会有好的影响呢?归根到底，即使这样做可能会有危险，我也一定不会开除他们。”

卡伦巴赤先生摇摇头，不再说话。

事实证明，我的这种决定并没有产生什么恶果。我的儿子不仅没有学坏，相反，我看得出这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学会了同各种各样的孩子生活，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如果他们过去多少有一点的话，已经消失了。经过锻炼，他们对规矩和纪律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经过这次试验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试验，我认识到，可以让好孩子与坏孩子混在一起进行教育，只要在同时，父母或监护人能严格细致地进行监管，这对于好孩子反而是有益的。否则，如果太在意教育孩子的环境，把孩子用消毒棉花包起来，倒未必能一如初衷地阻止孩子们不受外界的不良影响而变坏。当然，把各种各样的孩子都混在一起进行教育，对于父母和教师来说，无异于一场严峻的考验，因为他们必须经常留心孩子们的变化。

以绝食来忏悔

我越来越明白，把孩子抚育成人还要正确地教育他们有多难。如果要成为他们认同的的老师和监护人，还得走进他们的内心，帮他们解决问题，分担他们的欢乐和忧愁，把他们年轻充沛的热力纳入正轨。

等到那些参加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人从监狱出来之后，托尔斯泰农场已经没什么有人了。剩下来的几个说都是凤凰村的，我让他们全都搬回去。我在那里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和成长。

当时我必须在约翰内斯堡和凤凰村之间来回奔波。一次我还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突然听说，书院里有两个人行为出轨。我并不耿耿于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失败或遇到挫折，这个消息，对我倒却像一个灾难。我当天就乘火车赶回凤凰村，卡伦巴赤先生一定要和我同行。碰巧也是他告诉我这个难堪的消息，他看着我当时的样子，实在不忍让我一个人回去。

一路上我逐渐想清楚我应该承担的责任。我认为被监护人监护人或教师必须为学生的堕落承担一部分责任。而我的责任就更清晰了。我的妻子早就警告过我，但是我总是太容易信任别人，并没有过多的考虑她的话。我觉得我一定要让犯错的人知道为此我所受的痛苦和他们自己堕落的程度，惟一的办法就是我必须忏悔。我决定绝食7日，并且在以后的四个半月里，每天只吃一餐。卡伦巴赤先生想劝阻我，但我拒绝了。最后他也赞同了我的方法，还坚持要和我一起绝食忏悔。我无法拒绝他这种坦诚的关怀。

我终于从对自己的苛责中解脱出来，对罪人的愤怒也被单纯的怜悯所代替。为此我的心情也大大地轻松了起来，带着这种心情我到达凤凰村。在那里，我有进一步调查了这事件的原委，了解了其他一些重要的细节。

大家都很难过为此我要进行的忏悔，但是村子的气氛因此晴朗了。大家都认识到犯罪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而我同那些孩子们的关系也更加坚实而真实了。

不久以后由于这件事又出了一件事，让我不得不绝食14天，结果是我也没有料想到的。

我说这些事情的目的并不是要说：学生有败坏道德的行为，教师就应当绝食。不过我以为，这种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前提是：老师必须对事件和自己有清楚的认识，同时具有相当的精神引力。如果师生之间没有真正的关怀，老师没有真正为学生的罪行而忏悔，或者学生对教师缺乏足够的敬意，绝食不但是无用的，还是有弊端的。不过无论如何，教师都应对学生的错误负责，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第一次忏悔对我们大家来说，并没有什么困难。我并没有因此影响我的日常活动。读者大概还记得，我在忏悔的整个期间，是只吃水果的。但是第二次绝食的后期却让我觉得很不适。

当时，我还不完全了解“罗摩那摩”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在忍受痛苦方面，我的能力已经不如以往。而这时我还不懂得绝食中的技巧，尤其是绝食以后，无论水喝起来有多恶心、多无味，都得多喝水。此外，第一次绝食那么容易度过，这让我在第二次绝食时很疏忽、放松。第一次绝食的时候，我每天按库赫尼的方法洗澡，但是第二次绝食的时候，我只洗了两三天的澡，因为水太不好喝，喝了心里也不舒服，所以也很少喝水。结果，喉咙干燥，身体也非常虚弱，到绝食的最后几天我说话的声音已经很低微了。可即使是这样，工作中需要我的时候，我还是坚持口授工作。那段时间，我经常听《罗摩衍那》和其他的经典。遇到紧急的事情，我还能撑住讨论，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

戈克利的召唤

我不得不省略一些我在南非的经历。

1914年，在南非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结束了，戈克利召我经由伦敦回国。于是，在这一年的7月，我和嘉斯杜白、卡伦巴赤三人一道坐船来到英国伦敦。

在非暴力抵抗运动期间，我开始乘坐三等的车船座位旅行。所以这次去伦敦，我买的是三等舱。但是，这条线上的三等舱位与印度海岸的三等舱位，以及印度国内的三等火车座位差别很大。印度车船的三等座位经常会遇到座位不够、睡铺很少的情况，而且很很脏。但是在我们这次去伦敦的船上，不仅位子是足够的，而且船上还很干净。轮船公司还特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专门的洗手间。一般轮船并不为三等舱的客人供应水果和干果，但是因为我们是素食者，这艘船上的厨房供应给我们这些特别的食物。我们在船上的18天过得很好，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轮船公司对我们的优遇。

这趟航行有一些事情颇值记载。卡伦巴赤先生是个望远镜爱好者，他有一两个很贵的望远镜。我努力要说服他，用望远镜不符合我们为之努力的简朴生活理想。在船上，我们每天都会讨论这个话题。有一次，我们正站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又开始激烈讨论这个话题。

我说：“如果这物体会引发我们这么多的争论，为什么不干脆把它们扔到海里去呢?”

“像这种不吉祥的物件当然可以扔掉。”克伦巴赤先生答道。

我说：“我指的是望远镜。”

他立刻说：“我说的也是它。”

接着，他的望远镜果真被我扔到海里去了。这个望远镜值7个英镑之多，而且，卡伦巴赤先生原来对于它的喜爱，还远远超过7英镑这个价值。但是，克伦巴赤先生并不为此后悔，以后也没有。

除望远镜事件以外，在船上，我和卡伦巴赤先生之间还发生了许多事情。

因为我们两人都信仰真理，所以我们每天都能通过上面的方法来提高自己。为了到达真理的境地，我们必须克服愤懑、自私、怨恨等性格，否则，我们就不能到达真理的境地。只有完全摆脱爱与憎、利与害的纠缠，才能成功地找到真理。一个人如果总是为自己的情感所左右，他就永远不可能找到真理，即使他拥有美好的理想，表达也很真诚。

动身来伦敦的时候，我的绝食才停止没多久，体力尚未恢复。所以在这趟旅行中，为了恢复我的食欲，帮助消化食物，我经常在甲板上做点运动，走动走动。但是，现在很轻微的运动也会让我难以承受，我的两条腿总是疼得厉害。到伦敦时，我的情况更加恶化。在伦敦我认识了齐弗拉兹·梅赫达医生。当我把自己进行绝食以及后来的不适告诉他以后，他说：“如果你不完全休养几天，你的腿就废了。”

到这时，我才知道：绝食久了，不能急于恢复体力，另一方面，更要非常注意控制自己嘴巴才行。绝食后或许比绝食中更需要小心翼翼地自我控制。

船到马得拉的时候，我们听说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我们在英吉利海峡中的时候，又得知，大战已经爆发了。我们的船在埋了的水雷的海峡中航行，停了很长时间，用了整整两天才开到南安普敦。

8月4日，战争正式爆发，两天后，我们抵达了伦敦。

志愿者

一到伦敦，我就听说戈克利由于健康原因会去巴黎，而巴黎和伦敦之间的交通已经断绝，他现在困在巴黎了。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回来。即使谁也不敢确定他什么时候会来，我不见到他是不会先回南非的。

那么我现在该干什么呢?对于大战，我可以承担起什么责任吗?当时索罗布吉·阿达加尼亚正在伦敦学习法律。他曾和我一同坐牢，是非暴力抵抗运动中最坚强的活动者之一。现在把他送到英国留学，是希望他取得律师的资格以后，可以回到南非去取代我的工作。他留学的费用由普兰吉望达斯·梅赫达医生负责。我和他，加上通过他的关系认识的齐弗拉兹·梅赫达医生以及当时留学英国的其他几个人一起开会。和他们商量之后，我们召开了旅居英国和爱尔兰的印度侨民大会，在大会上，我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我觉得在战争中，侨居英国的印度人应当做一点工作。英国学生已经大批从军，印度人不应甘居人后。很多人反对我的意见。他们说，印度人和英国人截然不同：我们是奴隶，他们是主人。主人遇到了困难，奴隶还要和他合作吗?奴隶本可以乘这时机设法争取自由?当时我可不这么想。我知道印度人和英国人的确地位不同，但我并不认为我们已经到了成为奴隶的地步。当时我认为与英国制度相比，更多的错误是由一些英国官员个人造成的，而且我们是一定可以用爱感化他们的。如果我们想利用帮助英国人、与他们合作来提高我们的地位，那现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更要支持他们来获取他们对我们的同情。当时，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虽然制度中也有错误，但并没有到不可忍受的地步。可要是我今天对制度不再有信心，甚至不愿与不列颠政府合作，那么他们当时一定对制度毫无信心，对官员们也没有什么好影响。难怪他们那么主张了。

当时，朋友们反对我说，这正是公开宣布印度人的要求和改进印度人地位的时候。

我却认为我们最好别在这个时候乘人之危，而且更有远见的做法是在战争期间都不以我们的要求相要挟。我坚持我的意见，号召大家自愿报名成立志愿队。响应的人很多，在志愿队中几乎每个省和各种宗教的人都有代表。

于是我给克立威勋爵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实际情况，并且表示如果可以给予必要的训练，他们愿意接受训练负责起救护的工作。

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克立威勋爵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并对我们肯在这个时机为不列颠政府服务，表示感谢。

很快，志愿队便开始在著名的康特里埃医生的手下接受看护伤兵的基本训练。短短6周的时间里，他们学完基本课程。

我们这一班一共有80人左右，学习结束后的考试，只有一个人不及格。这时政府还提供了军事和其他方面的训练，贝克上校奉命负责这项工作。

这些日子里伦敦的情况是很值得提一提的。没有人惊慌失措，大家都忙着尽力帮着多做一点事情。强壮的成年人接受士兵的训练，那么老弱妇孺做什么呢?只要她们愿意，同样大有可为。她们可以为伤兵缝制衣服、裹绷带等等。

有个妇女俱乐部竭尽全力为士兵们准备了很多衣服。沙罗珍尼·奈都女士就是这个俱乐部的一个会员。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她。她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常常把裁好的一大堆衣服交给我去缝。我很高兴可以帮得上忙。在接受看护训练期间，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缝制了很多衣服。

艰难的选择

我们为战争工作的消息很快传到南非，我马上收到了两封电报。波拉克在他的电报中指责我：我的行为与我的“非暴力”的宗旨完全是背道而驰。

我早已预料到会有这种结果。在我自己主编的刊物《印度自治》上，我已经写过类似的文章。在南非时，我也经常与朋友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一致认为，战争与道义相矛盾。如果我并不想杀死我的敌人，甚至对战争的原因和目的也不知晓，我就不应该参加战争。我过去的确曾参加波耳战争，这一点，朋友们都知道，但他们认为我从此改变了对战争的态度。

我知道，参加战争与“非暴力”的精神一定是矛盾的。然而并没有人来指引我们应该做什么，为了追寻真理，我们需要不断地尝试。过去促使我参加波耳战争的因素，现在又促使我为世界大战工作。

“非暴力”的含义非常广泛。在我们这些普通人生活的世界里，每天都在发生互相杀害的事件。不是有这样的俗话吗：一个生物总是要靠杀戮另外的生物，才能生存。人在生存的同时，也正在杀戮外界的生命，不论这种杀戮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否则，他就不能生存的。比如，人的日常生活，比如我们每天必须吃东西，一定会杀戮别的生命，哪怕是小生命，也的确是因我们而受到了杀戮。因此，即使一个“非暴力”者，他也一定不可能不去杀戮其他生物。但是，只要他总是带着一副慈悲心肠来生活，不论对待多么弱小的生物，都竭力要减少对他们的杀伤，并努力解救它们，这样，即使他仍有不可避免的杀生行为，事实上，他通过不断的自我控制，以及痛苦的生活经历，在不断地进步，他仍不失为一个忠实的“非暴力”信奉者。

“非暴力”的另一层含义是一切生命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人犯下的恶一定会影响到其他生命，因此只要是人都会有杀生行为。社会的运行就包含生命的互相杀戮，因此，但凡社会上的生物，都是这种杀戮行为的操作者。如果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对于“非暴力”信仰者来说，他的责任当然是阻止战争。但是，如果他不能阻止战争，或无能力抗拒战争，他可以参加战争，然后努力谋求对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拯救，使他们早日摆脱战争的阴云。

很久以来，我就期待英国能改善我和我国人民的地位。我在英国曾得到英国舰队的武力保护，如此说来，我也参加过它的潜在的暴力。所以，如果我想保持同英国的关系，仍在它的影响下生活，我可以有三种选择：第一，我公开宣布反对战争，对英国采取非暴力抵抗对策，直至它退出战争；第二，对于那些站在战争一边的法律，我一律采取不服从对策，然后以不文明的罪名被关进监狱；第三，我支持英国，参加战争，通过这种途径，努力抵抗暴力的战争。现在我正缺乏这方面的体验和能力，我相信第三种方法，有利于提高我在这方面的能力。于是我决定为战争工作，除此之外，我认为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从“非暴力”的理论出发，我认为只要参加了战争，前线作战人员和非前线作战人员之间并没有区别。比如，强盗团伙中的人，不论他是参与打家劫舍的，还是放哨的，亦或只不过护理受伤的同伴，都犯的是强盗的罪，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在战争中，即使是护理伤员的工作，也与在前方打仗的人员没有什么区别。

早在收到波拉克的电报之前，我已经对整件事情有了全面的思考，并且也得出了上面的观点。收到他的电报后，我又马上与朋友们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我必须为战争工作。直到现在，我也丝毫不怀疑我做出这种决定的正确，因为我赞成保持同英国人的关系。

我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就知道，不可能所有的朋友都会相信这种决定的正确。我得承认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所以，对那些信仰“非暴力”的人，以及那些在社会各方面努力推进“非暴力”实践的人，我都尽可能地解释我的想法。追寻真理的人，必须要考虑到他人的惯常想法，他必须永远谦虚，一旦发现是自己错了，还能毫不犹豫地承认错误，并努力采取补救之策。

小规模非暴力抵抗

就这样，虽然我把参加战争当作一项责任，可我还是直接参与了，事实上在紧要关头，我还被迫进行了某种小型的“非暴力抵抗”运动。

我已说过，我们的名单一被批下来，就有一个军官被任命来负责我们的训练。我们都认为，这个指挥官只是在技术事务方面做我们的队长，其他事务上，我才是这个队的队长。就是说，我直接负责队里的纪律，这个指挥官要处理队里的问题，必须通过我。可是一开始这个军官便打破了我们这种想法。

索罗布吉·阿达加尼亚先生很聪明，他警告我：“要小心这个人，他像是有心要来做上司的，咱们可别听他的。咱们把他当作老师看待，可他派来训练我们的那些年轻人好像总自以为是我们上司似的。”

这些来训练我们的年轻人是牛津大学的学生，他们被这个指挥官派来当我们的小队长。

我并不是看不出这个指挥官有多蛮横，不过我总是安抚索罗布吉，劝他不要太着急。很显然，索罗布吉并不容易被说服。

他笑着说：“你太轻信别人了，这些家伙只会哄骗你，到了你最后彻底清楚的时候，你就只有号召我们非暴力抵抗，你不单自己会难过，还要叫我们和你一起难过。”

“你既然与我持相同的信念，追随我，那么除了难过以外，你还会怎样呢?信奉非暴力抵抗的人，是天生要受人欺负的。就让那个指挥官骗我们好了，我不是告诉过你很多次，欺人者终自欺吗?”

索罗布吉大笑起来：“那好吧，你就继续受人欺负吧。一天，你一定会死在非暴力抵抗上，背后还拖着我们这些可怜人。”

他的话让我想起伊弥丽·贺布豪斯小姐写给我的一封关于不合作的信：“要是有一天，你为了真理?走上绞刑架，我一点也不会奇怪。愿上帝为你指引正确的道路并且保护你。”

和索罗布吉说这些，是在那个指挥官奉命到我们队里没多久的事。然后没几天我们和他的关系就破裂了。上次我绝食14天以后，体力一直都没有恢复过来，我刚到部队的时候，常常要从家里走两英里左右才能到指定的地点。结果我得了肋膜炎，身体很差。这样我还得参加周末露营。别人都留下了，我却回家，然后就发生了非暴力抵抗。

这个指挥官开始多少有点随意地行使他的权利。他想让我们清楚地了解，所有的问题，不管是军事的还是非军事的，都由他负责，不光说，他还一边还让我们亲自体会一下他的权威。索罗布吉急忙跑来找我，他完全没有想到还来忍受这种粗暴的做法。他说：“所有的命令一定要通过你发下来，还在训练营里，他就给我们下达这些没有道理的命令。那些指挥我们的牛津青年和我们截然不同，他们令人厌恶。我们一定要和指挥官讲清楚这些，不然没法呆下去了。我们救护队的印度学生和其他人没人会服从不合理的命令。这是我们从事的事业，要我们放弃自尊可不行。”

我去找指挥官，把我听到的意见转告给他，请他注意。他写了一个条子给我，让我把意见用书面的形式交给他，还让我“通知那些有意见的人，正常的程序是通过任命的小队长来提交意见，小队长会通过指导员再告诉我。”

对于程序问题，我回答说，我并不要求什么权力，从军事意义上说，我和别的人一样，不过我作为志愿队的主席，我应当被允许非正式地作为大家的代表。我还把人们让我注意的一些困难和要求向他说了一遍：任命小队长却不考虑队员的意愿，让队员们很不满；这些小队长应当立即被召回，由救护队自己选举小队长，希望指挥官能够批准。

我并没有说服指挥官，他说由选举产生小队长是不合军纪的，而撤销已经下达的任命更是违背法纪的。

于是我们集会讨论决定抵制这种做法，我把“非暴力抵抗”可能的严重后果告诉大家，可大多数人还是投票赞成这个决议，即除非撤销已任命的小队长，由救护队队员自己选举队长，大家将不得不停止军事训练和周末露营。

然后我写了一封信给指挥官，信中说，他在回信中拒绝我的建议令我非常失望。我保证说，我并不追求什么权力，我所希望的只是工作。我还向他举以前的例子：在波耳战争期间，我在南非印度救护队里也没有官衔，但葛尔威上校和救护队之间一直没有不和睦，上校采取措施前，总是先征求我的意见，弄清楚队员的愿望。此外，我还把前天晚上时集会时通过的决议附给他。

这封信并没有在那个指挥官身上产生什么好影响，他认为我们的集会和决议严重的破坏了队伍的纪律。

为此，我又给印度事务大臣去了封信，把事情的始末告诉他，还把决议也附给他。他回信解释说，南非与英国不同，按规定，小队长是由指挥官任命的，不过他向我保证，指挥官应当先考虑我的推荐再任命小队长。

后来我们的信件往返更多了，可是这事太让人痛心，我不想多谈。只有一点，即结果同我在印度平常得到的一样，指挥官软硬兼施地分裂了我们的救护队。几个原本赞同决议的人在指挥官的威逼或者劝诱下屈服了，归了队。

就在这时，一大批伤兵意外地运到尼特利医院，马上需要我们的救护。那些接受劝告的，都去了尼特利。我病卧在家，仍和队员们保持着联系。副国务大臣罗伯兹先生也来看了我几次，他竭力劝我说服剩下的人去工作。他建议由这些人单独成立一个救护队，到尼特利医院后这个队只对指挥官负责，这样就不存在放弃自尊的事了。政府会尽可能调解的，但救护队也该到医院里去照料那一大批伤兵。同伴们和我都很赞同，随后剩下的人也都去了尼特利。

只有我继续躺在家里养病，没有去。

戈克利的爱心

在我患肋膜炎后不不久，戈克利也来到了伦敦。我和卡伦巴赤经常去看望他。我们的主要话题还是战争。卡伦巴赤的德国地理知识非常好，他亲自到过欧洲许多地方，所以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他总是能在地图上指出相应的地点。

我的肋膜炎也成为我们经常谈及的话题。在患肋膜炎期间，我仍在节制饮食。我的食谱包括花生，新鲜的或煮了的水果如香蕉、柠檬、蕃茄、葡萄等。我彻底戒食牛奶、谷物、豆类等。

给我治病的齐弗拉兹·梅赫达医生总是劝我喝牛奶、吃饭，我执意不肯。戈克利得知了这一消息，他并不听我要以水果为生的解释，要我执行医生从健康角度出发为我推荐的食谱。

戈克利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以我也不能轻易拒绝他的意见。我要他给我一天时间考虑。晚上，卡伦巴赤到我家，我与他一起讨论。他一直与我一起进行“节欲”，他很愿意这样做，但是，假如因健康需要，我必须停止节制饮食，他也赞成。所以，我知道这个决定还是要由我自己来做。

我整夜都在思考。对于我来说，改变饮食就意味着放弃与此有关的所有理想，我一直以来都在为这些理想奋斗，而且我珍视这些理想。使我为难的是如何面对戈克利对我的好心。我是否要接受戈克利的部分意见?或为了我的健康，我是否有必要更改某些饮食规定?经过反复考虑，最后我还是决定要继续进行“节欲”试验，因为这一试验有来自宗教方面圣洁的动机支持我。但是我认为，对于这个试验中，并没有纯洁动机的细节，可以听医生的话作更改。但是我不愿意改喝牛奶，我仿佛看到加尔各答的养牛者是如何从牛身上挤干最后一滴奶的，并且我认为，既然我们不吃它们的肉，也就理所当然不要喝它们的奶。第二天早晨，我已决心继续不喝牛奶，这样，我起床后反而感觉心情异常舒畅。我有点不好意思去见戈克利，但是，我相信他会接受我的这一决定。

晚上，我同卡伦巴赤到国家自由俱乐部去找戈克利。他一开始就说：“你一定是决定要按医生的建议改变饮食了吧?”

我轻声但很坚决地回答：“你的意见我都愿意采纳，只有一件例外，希望你能理解。我是一定不肯喝牛奶的，有牛奶的食物我都不吃。假如我不吃牛奶就会死，我也宁肯去死。”

戈克利问：“这就是你最后的决定吗?”

我回答：“我知道你听了这样的决定会不高兴，但是我实在不能有更好的决定，所以请你宽恕我。”

对于我的决定，戈克利非常不快，但是出于对我的爱心，他愿意尊重我的决定，他说：“我不赞成你的想法。我认为这里面并没有宗教问题。但是，既然你决定了，我也不会强迫你的。”然后，他掉头嘱咐齐弗拉兹·梅赫达医生：“你不要在饮食方面难为他了。请按他的饮食规定开药方吧。”

齐弗拉兹·梅赫达医生也不认为我是对的，但他也没办法。他建议我喝一种加少量阿魏树脂的汤，我这样做了。但是过了一两天，病痛不仅没有丝毫减轻，反而更加严重。因为不相信医生的办法，我又重新靠水果为生。同时，外用的药并不停止，果然我的病痛有了好转，但是我对于饮食的种种讲究却让我的医生感到为难。

这事发生在10月，此时的伦敦正弥漫着大雾，戈克利因为受不了这种天气，回国了。

治疗肋膜炎

很长时间了，我开始有些不安，肋膜炎总是不能痊愈，我知道要治好这病，不但要服药还得改变饮食，再敷些外用药。

我去拜访一位知名的大夫艾林生医生，他也是素食者。我在1890年曾见过，他通过改变患者的饮食来治病。他为我做了全面的检查。我向他解释我曾发誓不能喝牛奶。他鼓励我说：“不用喝牛奶。其实我甚至想让叫你这几天别吃含植物蛋白的东西。”他劝我吃黑面包，生菜、甜菜、萝卜、葱和其他的青菜，还有新鲜的水果，主要是橘子等。吃的时候，蔬菜不用煮熟，如果我嚼不碎，可以先捣碎再吃。

这样过了3天，似乎生菜对我并不合适。而我身体的状况也让我没法继续对这个实验给出完全客观的结论。吃生菜确实让我心神不宁。

艾林生医生还劝我夜间打开所有的窗子，用温水沐浴，用油涂抹按摩痛处，露天步行15分钟到30分钟。我很喜欢他的这些建议。我屋子里的窗子是法国式的，如果全都打开，雨就会浇进来。扇形窗实在不好开，我索性打破了玻璃，让新鲜空气进来，还把窗子开到雨水淋不进来的程度。

所有这些办法或多或少改善了我的健康，但是我的病还是没治好。

谢西丽亚·罗伯茨夫人有时过来看我。我们成了朋友。她极力劝我喝牛奶，因为我坚决不肯，她就到处为我物色代用品。有些朋友向她推荐麦奶粉，还向她保证，说这是一种与牛奶没关系的化学制品，但具有牛奶的营养价值。我绝对信任谢西丽亚夫人，她对我的身体非常担心。我冲了奶粉试着喝了一口，发觉它的味道和牛奶的完全一样。再看瓶子上的说明，才知道麦奶粉是牛奶制成的，可是已经太晚了。我只好放弃它。

我告诉谢西丽亚夫人，请她别在意。她连忙赶来向我道歉说她的朋友没有看说明。我请她别担心，还向她道歉：她费尽心思弄来的东西我却不能吃。我还向她保证说，我并不介意，误喝牛奶不算是违反誓言。

同谢西丽亚夫人的交往中还有很多美好回忆，这里就不多说了。在我受考验的时候、失望的时候，许多朋友给了我安慰。凡是有信仰的人，在思虑和失望时，都会从朋友身上看到了上帝的仁慈，于是他就会消除悲愁，欢乐起来。

艾林生医生第二次来看我的时候，放宽了他的饮食限制，为让我吸收脂肪，让我吃花生酱或者橄榄油。他说如果我喜欢的话，还可以煮饭菜，我很欢迎这样的改变，但我还是不能痊愈。我只好大部分的时间在床上休息，小心地照料自己。

梅赫达医生有时也来为我看病，如果我肯听，他给了个永久性的治疗建议。

有一天罗伯茨先生来看我，发现情况这样一天天地拖下去，力劝我回国。“你这样去不了尼特利了。以后还有更冷的日子呢，我劝你回印度去，只有在那里，你才能康复。等你好了，如果还在打仗，你还有机会贡献你的力量。就算现在这样，你已做的事已经是不小的贡献了。”

我听了他意见，开始准备回印度。

重返故国

来英国并不是我和卡伦巴赤的最终目的，我们希望取道英国到印度去。我们一起来的，当然想一同到印度去。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人们对德国人保持特别的警惕，他们办理护照是很难的。我努力为他想法子，罗伯茨先生也在努力，他还为此发了一份电报给印度总督。但哈定基勋爵回复说：“对不起，印度政府不能帮这个忙。”这个回答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当然清楚。

我于是不得不与卡伦巴赤先生分开，我非常难过，看起来他比我更难过。他现在还在南非，他是一个建筑师，事业很红火，生活方式与过去没有什么区别。我想，要是他当初获准与我一起来印度，他今天的生活一定会大为不同，他会在印度务农织布，简朴而快乐地生活着。

按原计划，我们是要坐三等舱回来的，但因为这家轮船公司的轮船没有三等舱，我们只好买了二等舱的票。船上提供丰富的新鲜水果，但是要得到干果就不容易了。还好我们携带了一些从南非带来的干果。

临行前，齐弗拉兹·梅赫达医生在我的肋骨上绑了一些石膏，他叮嘱我要到红海才能拿掉。我只绑了两天，实在受不了，于是费了很大的劲终于拿掉了这些劳什子，又可以自由地洗澡了。

我的主要食物是干果和水果。我感觉我的健康在一天天地恢复，当船行至苏伊士运河，我感觉更好了。虽然我的身体还是很虚弱，但我知道这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于是我一点一点地增加运动。大约由于温带地区空气适宜，我的身体恢复了健康。

我在这趟船上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存在较大的距离，我不知道这种距离是在过去的交往中产生的，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从南非到英国的船上，我没发现有这样的现象，我与英国人真诚地交谈。但是在返回印度的船上，我虽然也与几个英国人有过对话，但大多数的话都不过是普通的问候语罢了。我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是因为不平等关系的存在，英国人总是不经意要流露出他们属于统治民族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印度人意识到自己是被统治民族的成员。

我迫切期待马上回家，以逃离这个不舒适的环境。

当船到达亚丁，我们就有了家的感觉。在德班的时候，我们认识了克科巴·卡瓦斯吉·丁索先生，并且同他夫妇都非常熟稔，因此我们比较了解亚丁人。

又过了几天，我们就到达了孟买。10年了，离别祖国10年后，重新回来，心中感到怎样的快乐啊。我实在难以言表。戈克利虽然身体不好，却亲自到孟买来接我，他还在孟买为我举行了一个欢迎会。我是在他的召唤下回国的，希望与他共同奋斗，我感觉非常愉快。但事情的发展却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回忆律师生涯

我想先回忆一下曾经故意省去的南非时的一些体验，然后再说说回到印度以后的生活。

有几个律师朋友要我把当律师时候的事谈一谈。这类事情太多了，要是全写下来，得用一本书，那可大大超出我准备的范围了。不过谈谈那些凭着理想实践的事情，倒也不错。

我记得，在做律师的时候从没做过不诚实的事，我的业务大多是为了公益事业，而我收的费用也从未超过实际开支，甚至有时还要我自己倒贴。对我的律师业务，我只想说这么多。可朋友们还要我多谈一些。估计他们是认为，如果我能简单地回忆几件难忘的事，他们一定可以从中得到律师行业的教益。

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听说律师行业里充满了谎言。可这种说法对我并没什么影响，我自己并不想以此换得名利。

在南非，我的原则不断受到考验。我知道对手们常常怂恿证人；如果我也这样，我们会很容易打赢官司。可是我一直坚持抵抗这种诱惑。记得一次即使是打赢了那场官司，可我还是怀疑我的当事人骗我。在我的心底里，我总希望由我胜诉案子里没有欺骗存在。不管我的当事人是胜是败，我从不在最后收费的时候，把胜诉当作一个条件，我并不十分介意费用的多少。

每次新当事人来找我的时候，我最先警告他的是，我不受理欺诈的案件，他也别期待我会去钻证人的空子。这样做的结果是，我的声誉大噪，没一件这样的案子来找我。实际上，一些当事人把清白的案子交给我，而把可疑的案子找别人办。

一次，一件案子是我最好的一个当事人交给我的，这的确是一次严厉的考验。案子牵涉到一笔非常复杂的账目，而且已经拖了很长时间。有几个法院受理过案子的一部分，由法院将账目交给几个有相当资格的会计师仲裁。结果对我的当事人是有利的，但是仲裁人在计算时却出了一个差错，数目虽然很小，性质却很严重。他们把借方误为贷方了。对方因为其他原因反对这个仲裁。当时我是当事人的助理律师。主办律师发现这个差错时，认为我们的当事人不应当承认这个差错——做律师的不能承认任何违反当事人利益的事情。我却说我们应当承认错误。

主办律师反对说：“这样，法院很可能取消整个仲裁，任何稳健的律师都不会这样的。我不能随便冒这种风险。如果案子还得送上去再开一次庭，我们的当事人还要花多少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都很难说。”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当事人也在场。

“我觉得我们双方该冒这个险。靠我们不承认错误而且指望法院支持一个错误的仲裁靠得住吗?”我说，“如果由于我们承认了致使当事人吃亏，又会怎样呢?”

“可我们干嘛要承认错误?”主办律师说道。

“我们凭什么可以认定法院或我们的对手就找不出差错呢?”我说。

“那么，你来辩论吗?我不会用你的说法和别人争论。”主事律师决定道。

我温和地说：“你要是不愿意，那么我来申辩，只要当事人同意。错误不改正过来，这个案子我也没有什么好办的。”

说话时，我一直看着当事人。他犹豫了。可这件案子我一直参与，当事人很信任我，对我也有充分的了解。他说：“那么你就去申辩这件案子，把错误改正吧。如果不可避免的话，失败也没什么，上帝是保证正直的。”

我很高兴。我期望他做的就是这样。主办律师虽然一面提醒我，一面感叹我的固执，也一样向我祝贺。

至于结果，请看看下一章。

诚实的品质

我相信我的意见一定是正确的，但是我很不确信自己能把这宗案子办得非常好。要在高等法院为这样复杂的案子做辩论，我明白前面有许多困难。当我出现在法院的时候，心里非常紧张。

当我说到账目中有错误时，有一个法官问我：

“甘地先生，你这不是存心欺骗吗?”

这简直是在平白无故地怀疑我有意欺瞒法庭，因此，我非常生气。

我对自己说：刚开始就碰上这样一个武断的法官，要想把这宗复杂的案件办成功真是太难了。但是，我还是按我的本来想法，理清发言次序，回答他说：

“我还没有做完陈述，您就指责我不诚实，这实在让我吃惊了。”

那个法官说：“这并非我对你的指责，只是一种怀疑。”

我回答他：“对我来说，这种怀疑就是对我品质的指责。我请求您首先听我做完陈述，然后，如果您有证据，再做出类似的指责。”

听了我的话，那个法官不得不向我道歉：“很对不起，我打断了你的陈述。请继续陈述造成账目错误的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得非常感谢这位法官。正因为一开始他就针对账目问题向我提出指责，这使得法院马上注意到这个问题，愿意听我充分展开我的辩论。我很高兴，利用这个机会，向法庭做了详细的解释。我有充足的证据来证明我的陈述。法庭认真听取了我的陈述。我努力说服了那些法官，账目的差错完全是由于疏忽造成的。所以，他们认为不用推翻他们此前做出的整个裁决，他们为这个裁决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对方辩护律师误以为这个错误得到纠正，就意味着他们要赢了，他也不再做什么辩论。但是法官们接下来问他：为什么他们没能核出账目的错误来?法官们相信这个错误是很容易被核出的。那位律师于是力陈这个裁决是不正确的。这时，那个最初怀疑我的法官也支持我了。他问道：

“如果甘地先生不主动纠正这个错误，你会有什么办法呢?”

对方律师说：“我们指定的会计人员已经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专业、最公正的专家了。”

那位法官则表示：“本法院必须假定你最了解自己办理的案件。你必须向我们解释，为什么这种差错是所有高明的会计人员都不能避免的?否则，本法院只能强迫你们双方再花钱在这个明显的错误上面，重新诉讼。如果这个错误能够得到纠正，我们也就不用再听你们双方的申辩了。”

他们不再理会对方律师的意见。至于最后的结果，法院是赞同纠正错误以后的裁决，还是下令仲裁人重新核查账目，我已经不太清楚了。

这次辩论让我和我的当事人，以及主事律师都很高兴。经过这次事件，我的信念更坚定了：不执著地坚持真理，就不可能担负起律师的责任。

我要给读者们一个忠告：做所有的事，都一定要诚实，这种诚实决不是在担任某一职务中保持一定的忠诚，可以代替的。

当事人与同事

在纳塔尔当律师和在德兰士瓦当律师不同：纳塔尔有一种兼职律师，只要取得了辩护士的头衔，还可以做状师；而德兰士瓦则和孟买一样，辩护士和状师的范围不同。一个律师，可以选择充当辩护士或状师。所以我在纳塔尔的时候，虽然取得了辩护士的资格，到了德兰士瓦，还得申请作状师。因为辩护士是不能和印度人直接联系的，而南非的白种人状师也不会来主动找我做辩护士。

不过德兰士瓦，状师也可以出庭县法院。一次，我在约翰内斯堡的县法院里受理一宗案子，发现我的当事人欺骗了我。他在证人席中证词漏洞百出，还没辩论我就向县长要求撤诉。对方的律师很奇怪，县长却很高兴。我指责当事人让我受理虚假的案子，而他明知道我从不受理这种虚假的案子，当我把事情向他说明以后，他承认了他的错误，而且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我请县长作了不利于他的判决，他并没有对我生气。事实上，我这次的行为并没使我的业务恶化，倒反让我的工作更加顺利了。我对真理的信念还提高了我在当地的声誉，尽管有肤色歧视的阻力，我在有些案子里甚至赢得了当时人的敬爱。

我做律师还有一个习惯：我不懂的，从不隐瞒我的当事人；自己没把握的时候，会劝当事人另请高明；如果他一定要找我，他得许可我请教别的大律师。我的坦率赢得了当事人的好感和信任。如果必须同大律师商讨的时候，他们也都愿意承担费用。这种好感和信任对我的公众工作大有裨益。

前面几章我已经一再说明，我在南非当律师是为了公众服务。无论如何，赢得人们的信任还是不可缺少的。心胸开阔的印度人很善于挣钱，可当我劝他们别为了自己的权力去坐牢时，许多人接纳我的意见，与其说是他们明辨是非，不如说是他们对我极度信任。

写到这里，我的心里涌现出很多美好的回忆。无数当事人逐渐成为公众工作中的朋友和真挚的同事，他们的配合让原本艰苦、危险的生活变得美好。

一个当事人怎样得救

现在读者应该很熟悉巴希·罗斯敦吉这个名字了吧。他先是一个当事人，立刻又成了我的同事。或者更确切一些，他先是我的同事，然后才成了我的当事人。他是如此信任我，就连家务事也和我商量，听从我的意见；生病的时候，也想到找我帮忙。我们的生活方式虽然差别很大，他却毫不犹豫地接受我的疗法。

一次，这个朋友处境很不好。虽然他把他大部分的事情都告诉我，却竭力隐瞒一件事情。他是一个大进口商，常从孟买和加尔各答进口货物，有时难免会走私。但因为他和海关官员的关系很好，没人怀疑他。由于对他的信任，他们往往凭货单收税。有的走私也许是经过默许的。

古遮拉特诗人阿科曾说过，小偷像水银一样难于就范，巴希·罗斯敦吉的情况也是这样。一天，这个好朋友紧张地跑来找我，哭着说：“我骗了你。今天我的事被揭穿了——我走私了。这下完了。一定会坐牢，全完了。只有你说不定还可以救我。我什么也没有瞒过你，但是我以为这种生意手法不应当烦扰你，所以走私的事，从来没有告诉你。可现在，我多后悔。”

我安慰他说：“上帝决定能不能救你。你是了解我的。我只能用坦白认错的办法帮你。”

这位善良的波希人绝望了。

“难道我在你这里认错还不够吗?”他问道。

我温和地说：“你是对政府不是对我犯了错，向我认错有什么用呢?”

“我一定听你的，但是要不要找我的老法律顾问商量一下?他也是我的一个朋友。”巴希·罗斯敦吉说道。

经过调查，才知道走私已经很久了，但这次被发现的数目很小。我们去找他的法律顾问，他看过文件以后说道：“这件案子应由陪审员审判，一个纳塔尔陪审员是不会轻轻放过印度人的。不过我不会气馁。”

我和这个律师不太熟，巴希·罗斯敦吉接口说：“谢谢，这件案子我想请甘地先生帮忙，我们很熟。当然，需要的时候，还得请你不吝赐教。”

这样回避了法律顾问的问题后，我们到巴希·罗斯敦吉的店里去。

这时我对他说明我的看法：“我认为这个案子根本没必要弄到法院去。告不告你全要看海关官员的态度，而海关官员又得听检察长的，我的意思我们去找这两个人，或许他们会同意你只缴付他们规定的罚款。不过如果他们不同意，你就得准备坐牢。依我看是犯法比坐牢更丢人，既然已经犯了法，你应当把坐牢当作一种忏悔，而真正的忏悔则在于不再重犯。”

我不敢说巴希·罗斯敦吉完全听了进去。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但当时他没有足够的勇气。他的名望濒于破灭，而且如果他多年的心血全完了，那他又该怎么办呢?

他说：“好吧，我答应过你，我全听你的。你要怎样就怎样吧。”

为了这个案子，我费尽口舌。我去找海关官员，勇敢地告诉了全部事实，还答应把所有的账目都交他审查，还对他说巴希·罗斯敦吉现在后悔莫及。

那个海关官员说：“我喜欢这个老波希。他干了件傻事。我也很难过。你知道我的职责，我必须听从检察长的指示，我劝你还是尽力说服他吧。”

“如果你不坚持要他上法庭，我就太感激你了。”我说。

他答应后，我写了封信给检察长并去看他。我很高兴，他很欣赏我的坦率，相信我也没有再隐瞒什么。

现在我也记不清是这个案件还是因为别的事情，对于我的坚持和坦率，别人评价说：“你永远不会得到否定的回答。”

巴希·罗斯敦吉的案子就这样解决了。他得交出他所承认的走私款项的罚款的两倍。罗斯敦吉把这事儿记录了下来镶在镜框里挂在他的办公室，借此引起他的后代和同行的警惕。

罗斯敦吉有几个朋友警告我，要我别上他的当，说他的后悔是靠不住的。当我告诉罗斯敦吉的时候，他说：“如果我骗你，我还有什么前途呢?”

第5部·谋求印度自治

初次经历

从凤凰村起程的那批人已经在我之前先回到印度了。按照原定计划，我应该在他们之前回到印度，但是因为我在英国忙于有关战争的工作，原来的计划便没能实现。当我发现我将不得不在英国滞留一段时间后，我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安顿凤凰村这一帮人。我认为，最好能让他们在印度的时候也在一起居住，使他们的生活仍旧像在凤凰村一样。但是我暂时还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介绍他们去住，因此电告他们去找安德禄先生，听取他的安排。

于是他们先在康格立的古鲁库尔安顿下来，史华密·史罗曼纳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女看待。后来他们又搬到圣提尼克坦书院，在那里他们又得到了诗人泰戈尔及其朋友们的关心和照顾。他们在这两个地方的经历对他们自己和我都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我常对安德禄说，诗人、史罗曼纳吉和苏希尔·鲁德罗院长，就是三位一体。在南非的时候，安德禄常常谈起他们，并且一谈起来就滔滔不绝。我现在还能回忆起安德禄先生关于这伟大的三位一体持续不休的谈论，这可以说是我在南非那段经历中最甜蜜最生动的回忆。安德禄先生把凤凰村来的这一帮人也介绍给苏希尔·鲁德罗了。鲁德罗院长并没有书院，但是他有一个家，他将凤凰村的这些人安顿在自己的家中。他的热情与和善使得凤凰村的人感觉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一点也没有因为离开了凤凰村而产生失落之感。

我直到在孟买上岸以后，才知道凤凰村的人已到了圣提尼克坦。所以我在见过戈克利以后，便赶忙去看他们。

我在孟买受到了当地人们的热烈欢迎，这使我有机会发动了一场可以说是小小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在孟买，人们在杰罕济·贝迪特先生的家中举行了一次集会来迎接我的到来。我在会上不敢用古遮拉特语讲话。我已经习惯了与契约工人在一起生活，因此到了那种金碧辉煌的宫殿式的地方，更感到自己完全像一个乡巴佬一样。我穿着一件卡提阿瓦外衣，戴着头巾，扎着“拖地”，那样子似乎比我现在的样子还要文明一点，但是贝迪特先生家的大厅那种豪华壮观的景象，却使我有点手足无措。幸好有费罗泽夏爵士在旁边一直照顾着我，否则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过去。后来又有一次古遮拉特人的欢迎会，是由乌曼拉尔·立维第组织的，因为不搞一次欢迎会，古遮拉特人轻易不放我走。我先了解了欢迎会的节目。真纳先生也参加了，因为他也是一个古遮拉特人，不过我已记不清他是那次欢迎会的主席还是主要讲话的人。他的演讲是用英文说的，简短而精彩。我记得，当时大会上的人们的发言大部分是用英文讲的。轮到我讲话的时候，我用古遮拉特话表示我的谢意，表明我对古遮拉特话和印度斯坦语的偏爱，并且婉转地提出在一个古遮拉特人的集会上不该用英语发表演说。我这么说的时候，心里也有些顾虑，我这么一个久离祖国的没有经验的人竟然对已有的惯例提出反对的意见，我担心大家会认为这是失礼的行为。然而似乎没有人误会我坚持用古遮拉特话致答词的做法，而且我还很高兴地看到，大家似乎对我所提出的反对意见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因此，从我在这次集会上的经历看，我觉得在同胞面前提出一些与传统做法不相符的意见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在孟买住的时间不长，但是我却提出了不少与传统做法相左的建议。后来我便应邀到浦那去见戈克利。

与戈克利重逢

我一到孟买，戈克利便通知我说，省督想见我，并说按礼节我最好在去浦那以前就先去看看他。我听从他的意见拜会了省督。省督与我寒暄了几句，便向我提出：“我对你提出一个请求。我希望，不管你在何时打算采取同政府有关的行动，都请你先到我这里来谈谈。”我回答说：“我答应你，这不存在什么问题。因为我是一个非暴力抵抗者，按照我们的做事原则，采取行动之前要先了解对方的意见，并尽可能同他达成协议。我在南非的时候，是严格按照这个规矩行事的，在这里我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威灵顿勋爵向我道谢，并说道：“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来见我，你应该明白我的政府是不希望做什么错事的。”

我回答说：“我能支持下去正是因为有了政府这种积极的态度。”

我和他见过面以后，便到浦那去。我现在并不能完全记得这段时间里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也无法把它们完全记录下来。戈克利和印度公仆社的朋友们给了我热烈的欢迎。我记得戈克利召集了公仆社的所有人为我办了一个欢迎仪式，在会上我同他们坦率地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

戈克利很希望我参加这个团体，我对此也表示愿意。但是社员们却认为，我的思想和做事的方法与他们大不相同，让我入社也许有一些不便的地方。戈克利却相信，尽管我坚持自己的主张，我还是愿意、并且能够容忍他们的意见的。

“但是”，他对我说，“他们还不知道你是抱着准备妥协的态度的，而他们对于自己的主张却是固执的，毫不动摇的。我希望他们会接受你的加入，但是如果他们不接受你，请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对你不尊重。他们不愿意冒这个险，因为他们恐怕这样做会妨碍对你的尊敬。但是无论你是否正式入社，我总是把你当作社员看待。”

我告诉戈克利我的想法：不管我是不是社员，我现在的想法是办一个学院，把凤凰村的那些人安顿下来，地点最好在古遮拉特，因为作为一个古遮拉特人，为古遮拉特服务也是间接为国家服务。戈克利赞成我这个想法，他说：“你当然可以这样做。不管你和他们商谈出什么结果，请你一定要让我来筹措学院的经费。我将对这所学院像对我自己的一样尽心尽力。”

我听了十分高兴：我既不用为筹措经费而费心，也不用担心我自己单独来办这所学院会力不从心，以后我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也有可靠的人给我以指导和帮助了。这使我心理上的负担大大减轻了。

于是戈克利去请德夫医生在该社的账目内给我开一个户头，为我提供所有的因筹建学院所需的款项和其他的公共开支。

然后我就准备到圣提尼克坦。在我出发前，戈克利为我安排了一个茶会，参加的人只有少数几个朋友。戈克利还亲自定了一些我所喜欢吃的东西，如水果和干果等。但是茶会开始了，他却病倒了。虽然茶会离他的家只有几步远，他却没有力气走出来。但是因为他太爱我，竟然坚持要来。他过来坐了一会，就因身体太虚弱而差一点昏厥过去，又不得不让人抬着离开了。但他对自己并不在意，在离开前虽然力所不支，他还吩咐我们茶会照常进行下去。

这个茶会事实上是一个次座谈会，是在该社招待所对面的空地上举行的。朋友们在会上一面吃着花生、枣子和水果，一面谈心。

然而戈克利这次的昏倒对我来说却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

这是威胁吗?

我离开浦那先到拉杰科特和波尔班达探望我的寡嫂和其他的亲戚。

我在南非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时候，为了和契约工人保持密切的联系，我的服饰有了很大改变。即使在英国，不出门的时候，我还是穿得很简单的。在孟买上岸的时候，我穿了一身卡提阿瓦服装：一件汗衫，一条“拖地”，一身外衣和一条白围巾，全都是印度布做的。但是因为我要从孟买坐三等火车出去旅行，我认为围巾和外衣是多余的，所以我不带这两样东西，而花了八九个安那买了一项克什米尔帽子。穿起这样的服装，人们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穷汉。

当时因为黑热病正在流行，我不记得是在维朗坎还是八德弯，便有人上来检查三等乘客的健康情况。我有点发烧，检查员说到拉杰科特时，叫我亲自向医务所去报告，并记下我的名字。

大概有人通知八德弯说我要经过那里，因为当地有一个知名的公共工作者——莫迪拉尔裁缝到站上来接我。他告诉我维朗坎的风俗习惯和火车乘客因此必须遭遇到的困苦情形。我因为发烧，不大想讲话，想用一句简单的话结束这次谈话：“你打算坐牢吗?”

我把莫迪拉尔当作一个轻率的青年，以为他讲话是不假思索的。然而莫迪拉尔并不是这样的人，他以坚定的口气答道：

“只要你领导我们，我们当然不怕坐牢。我们是卡提阿瓦人，我们对你有特别的尊敬。当然了，我们现在并不想把你留下，但是你得答应回来的时候，在这里停一停。你要看到我们这些青年人的工作和精神，你就会高兴的，你可以相信我们，只要你一声号召，我们就会响应。”

莫迪拉尔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同志夸奖他说：

“我们的朋友虽然只是一个裁缝，但是他对他自己的工作非常精通；他每月只需要15卢比，他一天只做一个钟头便够他维持生活了，因此他就把其余的时间放在公众工作上。他领导我们大家工作，他对于工作的投入使我们这些受过很多教育的人都感到非常惭愧。”

后来我同莫迪拉尔的交往渐渐多起来，我才知道人们对他的夸奖一点都不过分。那时我所筹办的学院刚刚成立，他每个月都要来学院住几天，一方面教孩子们学裁缝，同时他自己也为学院做一些裁缝工作。他来的时候，每天都同我谈维朗坎的情况和火车乘客的困难，并说他对此已经无法忍受了。后来他因为害了一场急病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尚在壮年。他的去世，对于八德弯的公众生活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我一到拉杰科特，第二天便到医务所去报告。那里的医生认识我。他对那个检查员的做法很生气，并为此感到很抱歉。这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那个检查员那样做是他的责任。他不认得我，就算认识，他也会那么做。那个医生不让我再去看他，坚持要让检查员来看我。

在疫病流行的时候，检查三等乘客的健康情况是很必要的。如果大人物也愿意坐三等车，不管他们的地位如何，他们也应当自觉遵守穷人所遵守的规定，而铁路上的官员也应当大公无私，我觉得，铁路上的官员并不把三等车的乘客当自己的同胞看待，而是把他们当作一群绵羊。他们态度傲慢，听不进别人的解释或争论。三等车的乘客必须服从官员，好像是他的奴仆似的，当官的还可以无缘无故地打他们或勒索他们，而且常常对他们折磨侮辱够了才把票卖给他们，有时甚至弄得他们误车误点。这一切都是我亲眼看到的。除非受过教育和有钱的人自愿屈居穷人的地位、坐三等车、不享受穷人所享受不到的待遇，而且不单单是愿意承受可以避免的艰难困苦、无礼和不公道，还得决心为消除它们而斗争，不然，改革是不可能的。

我在卡提阿瓦，到处都听见有人在诉说维朗坎海关的弊端。因此我决定立即采用威灵顿勋爵的提议。我搜集并翻阅一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亲自证实那些意见是确有依据的，然后便把这些情况向孟买政府写信反映。我还去拜访了威灵顿勋爵的私人秘书，并求见勋爵阁下。勋爵接见了我，对我表示他的同情，但是把责任推到德里身上。他的秘书说道：“如果这件事归我们管的话，我们早就把关卡撤了。这件事你得去找印度政府。”

我于是和印度政府通信，但是他们除了承认已经收到我的信件以外，没有给我任何答复。直到后来我有机会见到了詹士福勋爵，这个问题才得到了解决。当我把这些事实告诉他的时候，他表示惊讶。这些情况他一点也不知道。他耐心地听我陈述，立刻打电话调阅有关维朗坎的文件，并答应说，如果当局不能说明理由或加以辩解，他就把关卡撤销。我会见他以后不过几天，便在报纸上看到维朗坎关卡已经撤销了。

我把这次事件当作是非暴力抵抗在印度的前奏。因为我去找孟买政府时，那个秘书对我在巴格斯拉（在卡提阿瓦）的一次演说中所提到的非暴力抵抗表示不以为然。

“这是威胁吗?”他问道，“你以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会在威胁之下屈服吗?”

“这不是威胁，”我答道，“而是教育人民。把解除疾苦的一切合法的方法都告诉人民，这是我的责任。一个想要自立的民族应该懂得一切获得自由的方法和手段。这通常包括暴力，而且暴力被当作是最后的办法，可是非暴力抵抗却是一种绝对不使用暴力的武器。我认为向人民解释它的做法和界限是我的责任。我不怀疑不列颠政府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但是我也不怀疑非暴力抵抗是一个最有效的良方。”

这位聪明的秘书怀疑地点一点头，并说道：“我们瞧着吧。”

圣提尼克坦

我从拉杰科特赶到圣提尼克坦去。那里的师生对我表示热烈欢迎。欢迎会办得很简朴，而且洋溢着友谊和爱的气氛。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卡卡萨希布·柯列卡。

当时我还不晓得柯列卡为什么叫做“卡卡萨希布”。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明白这个名字的由来。我在英国认识的一个好朋友柯少福劳·德希潘特先生，现在巴洛达邦主办一所学校，名为“甘伽纳新学院”，他为了给他的学院创造一种家庭气氛，常常给教师们起一些家庭名字。柯列卡先生在那里教过书，所以叫做“卡卡”（意即伯伯）。伐德叫做“摩摩”（意即舅舅），而哈利哈尔·夏尔玛则得到“安纳”（意即兄弟）的称呼，别的教师也得到过类似的名称。阿南德（史华密）是卡卡的朋友，巴特华曼（阿巴）是摩摩的朋友，都曾在这个大家庭工作过，并且先后成为我的同事。德希潘特先生自己常常被称为“萨希布”。他的学院被解散以后，这个家也就拆散了，但是他们之间仍然保持联系，他们的别名也没有改变。

后来卡卡萨希布到许多院校去学习，我到圣提尼克坦的时候，他正巧也在那里。金大满·萨斯特立也在那里，他们原是旧相识。他们两人在我的学院讲授梵文。

凤凰村的那一帮人在圣提尼克坦都分配到了住处。摩干拉尔·甘地是他们的领导人，他的职责是负责凤凰村学院的规章和纪律。由于他渊博的学识、博爱的精神以及公正无私、耐心坚毅的人品，赢得了学院全体师生的尊敬。安德禄和皮尔逊也在那里。孟加拉教员中和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有贾格丹南德巴布，尼巴尔巴布，孙托斯巴布，克希提穆罕巴布，纳庚巴布，沙罗巴布和卡里巴布。

和以前的经历一样，我很快便和那里的师生打成一片，并且引导他们讨论自力更生的问题。我对教员们说，如果不雇佣厨子，教员和学生自己准备伙食，那么这种改革可以使教员们更好地执行管理监督厨房的责任，并能留意学生们在身体和心理上的健康问题，同时可以使学生们利用这个机会得到自力更生的训练。有少数教员不同意我的建议，也有不少人支持我。也许是因为感到新奇的缘故，学生们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我们便开始实验。我请诗人发表意见，他说只要教员们赞成，他没有意见。他对学生说：“这一种经验将授给你们以自治的钥匙。”

皮尔逊非常热诚地尽最大努力促成这次试验的成功。他为这件事情几乎投入了全副精力。他组织了一批人，大家分工合作，有的人切菜，有的人洗米，等等。纳庚巴布和别的几个人负责厨房及其周围的环境卫生。看到他们拿着锄头去工作，我心里很高兴。

但是我们也不能对他们抱有太大的期望。这125名学生和老师进行这种体力劳动，是不可能非常在行的。他们几乎天天都在为一些小事讨论不休。有的人早就开始产生厌倦情绪了。但是皮尔逊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我们常见他在厨房里忙进忙出，面带笑容。他自愿担任洗涤较大的餐具的任务。一些学生在洗涤餐具，另外一些学生在他们面前弹着“希达”等乐器，以活跃气氛，使大家减轻劳动的疲倦。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干着，圣提尼克坦显示出一派忙碌的景象，如同群蜂聚居之地。任何事情有了开头，便会发展下去。这样的变化也在不断发展之中。不但凤凰村的人自己做饭，而且他们的饭菜也都相当简单。作料是不吃的。饭、豆汤、青菜甚至面粉同时放在一个蒸笼里蒸。圣提尼克坦的学生们为了改革孟加拉的厨房，也着手进行类似的试验。有两个教员和几个学生负责进行这个改革工作。

然而这次试验进行不久便中断了。我认为这个著名的学术机构进行这一次试验，时间虽然不长，却没有什么损失，其中所取得的一些经验对于教员来说，是有利无弊的。

我本想在圣提尼克坦多住一些时候，但是事与愿违。我到那里不到一个星期，便接到浦那来的一个电报，传来戈克利的噩耗。在圣提尼克坦的同事们都非常悲痛，大家都来向我表示哀悼。他们在学院的神庙里举行了一次特别的集会来哀悼戈克利的逝世。集会的整个过程的气氛庄严肃穆。第二天我带着妻子和摩干拉尔赶赴浦那，其余的人仍然留在圣提尼克坦。

安德禄送我们到八德弯。他问我：“你认为印度也可以进行非暴力抵抗吗?如果可以，你看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合适?”

“这很难说，”我答道，“我在一年之内，还不打算采取什么行动。因为我答应过戈克利，在印度全境旅行，进行实地考察，以增加见闻，积累经验。这个考察期是必须要经历的，在这个考察期内，我不能就公众问题发表意见。即使一年以后，我也不会急于表达什么意见。因此我想在5年左右的时期内，我不会发动什么非暴力抵抗运动。”

关于这一点，我还记得戈克利常常对我的一些关于印度自治的天真想法有过善意的嘲笑，他说：“等你在印度住上一年以后，你的看法就会改变的。”

三等车厢上的遭遇

在八德弯的时候，我们亲身经历了一个困境，我们连买三等车的车票都非常困难。“三等车票不能提前这么久出售”，售票员告诉我们。我想去找站长，这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有一个好心人告诉我站长在什么地方，我便去向他诉说我们的困难。他对我们的答复跟售票员一样。我们只好干等着。好不容易等售票窗口一打开，我便赶过去买票。然而买票实在不容易。只有力气大的占便宜，所有的人一拥而上，我本来排在最前面，还是给后面的人给挤了出来。所以我几乎是第一批最后一个买到车票的。

火车进站了，上车又是一次战斗。已经上了车的人和要上车的人对骂起来，互相推挤。我们在站台上跑来跑去，可是到处都是同样的回答：“这里没有位子。”我去找乘务员想办法，他说：“只要挤得上去你就赶紧挤上去，否则，你就等下一班车吧。”

“可是我有急事呀。”我恭恭敬敬地答道。他不理会我的话，转身就走了。我实在急坏了，我叫摩干拉尔随便挤个地方，我自己则带着妻子走上二等车的车厢。乘务员看见我们上车了。到了阿三索尔车站，他便过来要我们补票。我对他说：

“给我们找座位原是你的责任。我们找不到位子，所以坐到这里来了。如果你能在三等车厢里给我们找个位子，我们当然很愿意过去。”

“别罗嗦，”乘务员说道，“我没空给你找位子。要么补票，要么下车。”我要赶到浦那，因此不打算同车守争论，就把他要补的车钱付给他，然而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我却非常气愤。

第二天早上火车到达莫加尔沙莱。摩干拉尔设法在三等车厢里弄到了一个座位，我便搬过去。我把所有的事实都告诉查票员，请他开个条子证明我在莫加尔沙莱便搬到三等车厢来。他却不肯开证明。我又把这情形去向铁路当局反映，得到的回答是：“照规矩没有证件是不能退费的，但是我们对你可以例外。不过，从八德弯到莫加尔沙莱的补票费是不退的。”

我如果把我这次以及以后的日子里，我乘坐三等火车的经验，全部记述下来的话，简直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因此我只能在这几章里简单地提一提。后来由于身体健康的关系，我不得不放弃乘坐三等火车，这是我一直引以为憾的。

三等车乘客有这样的困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铁路当局的高压手段造成的。但是乘客本身的粗野、肮脏，自私和无知也不能说一点也责任也没有，可惜的是他们往往并没有认识到这些，在他们看来，他们自己的行为是很极其自然的，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而所有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对他们漠不关心。

我们到卡利安时，已是疲惫不堪。摩干拉尔和我从站上的水管里弄了一点水来洗澡。我正设法找地方给我妻子洗澡时，印度公仆社的高尔先生认出了我们，他向我们走了过来。他也是到浦那去的。他建议让我的妻子到二等车厢的浴室去洗澡。我不想接受这个殷勤的好意。我知道我的妻子没有权利到二等车厢的浴室去洗澡，但是最后我还是不得不采取了这种不相称的做法。我明白一个崇奉真理的人是不应该这么做的。这倒不是因为我的妻子非到那里去洗不可，而是因为做丈夫对自己的妻子的偏爱胜过了他对真理的尊崇。《奥义书》说：真理的脸隐藏在玛耶的金纱幕后。

印度公仆社

在浦那参加完葬礼后，我们便讨论了印度公仆社的未来以及我是否应当加入的问题。对我来说，入社问题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戈克利活着的时候，我用不着请求入社。我只要服从他的意愿就行了，这正是我所乐意的。现在我既已投身于波涛汹涌的印度公众生活中，便需要有一个可靠的舵手。以前曾经有这么一个舵手，那就是戈克利，而我在他的领导与庇护之下，也觉得非常安稳。现在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只得靠自己去奋斗，而我也觉得我有责任请求入社。我想这样做才能告慰于戈克利的在天之灵。于是我便毫不犹豫地而且坚决地提出请求。当时大多数的社员都在浦那，我向他们开诚布公地说明我的愿望，并设法消除他们对我的疑惧心理。但是我看得出来，他们的意见存在分歧。一部分人赞成我入社，另一部分人却表示反对。我明白这两派人都对我有真诚的友爱，不过他们似乎更重视对于印度公仆社的忠诚。不管怎么说，这种忠心并不影响到他们对于我的友爱。因此他们所有的争论都只限于原则上的问题，而不作意气上的争论，并对我没有一点感情上的伤害。反对我入社的那一派人说，我和社员们对于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和见解，相去甚远。他们担心，我入社以后，印度公仆社原来的宗旨便要大受影响，甚至有改头换面的危险，他们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这个问题讨论了很久，也没有什么结果。大家便各自分散了，决定等日后再举行一次大会作最后决定。

我回家后，心情非常不安。如果我能够获得大多数社员的投票支持，而得以入社成为社员，那么这是不是公正的呢?那样是否可以算是合乎我对于戈克利的忠实呢?我清楚地看见，社员们对于我入社的问题，意见已经有很大分歧了。我觉得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自行撤销入社的申请，免得那些反对我入社的人处境为难。我想这才是我忠于印度公仆社和戈克利所应尽的义务。我突然间作了这么一个决定。于是，我立刻写信给萨斯特立先生，请他不必再召集下一次的会谈了。那些反对我入社的人，都表示赞同我这个决定。这个决定使他们摆脱了左右为难的处境，并且更加增进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我撤销申请的行为，反而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社员。以后的实践经验告诉我，我当初没有做一个正式的社员是正确的，而当时反对我入社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证明，我们对于一些原则性问题的看法是极不相同的。但是认识到这些分歧的确存在以后，我们并不因此而疏远，也并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仍然是情同手足，而印度公仆社在浦那的家一直被我当做一个经常巡礼的圣地。

我虽然在形式上并不是印度公仆社一个正式的社员，但是在精神上我始终是和它有着亲密的联系。这种精神上的关系要比物质上的关系更加珍贵得多。一种友谊如果只具有物质的形式而缺少精神的内在契合，那无异于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坎巴庙会

接着我便到仰光去看梅赫达博士，途中在加尔各答停留了一段时间。在加尔各答，我去拜访了巴布·普本德罗纳斯·巴素。这里的孟加拉人是极为好客的。当时我还是一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所以凡是加尔各答能够搜罗得到的各种水果和干果他都给我买到了。女主人通宵不睡为我去剥果皮。他们还想办法把新鲜的水果按印度办法调制，还为我的同伴——包括我的儿子兰达斯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他们这种热情的款待使我极为感动，但是一想到他们为招待我们两三个客人竟然全家都在忙乎，我又实在过意不去。然而我又无法说服他们不要给我们这么盛情的款待。

我们是搭船去仰光的，坐的是统舱。如果说我们在巴素先生的家里所受到的过分款待使我们感到过意不去，那么，我们在船上的遭遇与之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们所受到的，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粗野的待遇，我们连一个统舱乘客应得到的最起码的安适也没有。所谓浴室，实在脏得令人难以忍受，厕所更是污浊不堪。要上厕所就得踩着屎尿或者跳越过去才行。

这简直不是人所忍受得了的。我去找大副，但是没有任何结果。如果说这幅又脏又臭的图画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那么旅客们毫不在意的坏习惯便把它补足了。他们随地吐痰，乱扔脏物，吃剩的东西、烟头和槟榔叶子到处都是，弄得周围肮脏不堪。周围是永不休止的一片嘈杂之声，而且每个人都想尽可能多占地方，他们的行李比他们自己占的地方还大。我们就这样经过了两天的最严重的考验。

我一到仰光便写信给船公司的代理行，向他们反映了船上的肮脏情况。由于这封信的作用和梅赫达博士在这个问题上的努力，我们返程的时候虽然还是坐统舱，但是不那么难受了。

在仰光，我一直是拿水果当饭吃的，这又给主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不过梅赫达博士的家就像我自己的家一样方便，而我也还能控制一下奢侈的菜单。然而我自己对能吃多少水果并没有多少限制，我的胃口又非常好，总是不知不觉地超越自己应吃的限度。当时吃饭的时间又不固定。印度人习惯在日落以前吃晚饭，但是我往往因工作忙的缘故，要到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才能吃上。

那一年，即1915年，在哈德瓦举行了一次坎巴庙会。这种庙会每隔12年在哈德瓦举行一次。我本来并不打算参加这种集会，可是我却非常渴望能到古鲁库尔去见摩哈德玛·孟希朗吉。在这之前戈克利的印度公仆社已经派了一个志愿队到坎巴去服务，委任潘迪特·赫立达亚纳斯·孔知禄当队长，德夫医师是随队医生。他们请我派凤凰村的人去协助他们，所以摩干拉尔·甘地已经比我先去了。我从仰光回来后，便同他们会合。

从加尔各答到哈德瓦的旅途特别使人感到疲劳。有时车厢里没有灯火。车过沙哈兰埔以后，我们被塞上装货物或牲口的车皮。这种车皮没有车顶，头上是炎炎烈日，脚下是烫人的铁板，我们差不多被烤熟了。在这样的旅途中，虽然口渴难耐，正统的印度教徒还是不肯喝水，如果这种水是穆斯林的。他们要等到有了印度教的水才肯喝。可是有一点要说的是，这些印度教徒如果生了病，医生叫他们喝酒或牛肉汤，却也不会问给他们水的是一个穆斯林或是基督教徒，就会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的。

我们在圣提尼克坦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在印度的特殊作用就是作清道夫的工作。因为哈德瓦志愿队都集中住在福舍里，德夫医师已经挖了一些坑作厕所，他要雇用清道夫来打扫这些厕所。我觉得可以交给凤凰村来的人来做这些工作。我们建议用尘土盖住粪便并且加以清除，德夫医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建议自然是由我提出的，但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却是摩干拉尔·甘地。我的任务是大部分时间安坐在帐篷里。接受无数香客的“朝拜”并和他们讨论宗教和其他的问题。因此我自己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几乎就没有了。就连我去河边沐浴的时候，这些“朝拜者”也跟着我，甚至在我吃饭时他们也不离开。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在南非所做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在整个印度造成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但是我这种地位并不是值得夸耀和令人羡慕的。我仿佛是在魔鬼和深渊之间一样。在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我是应该忍受国内千百万大众同样命运的待遇，例如旅行时只能乘坐三等车之类的事情。但是当我一到了许多人认识我的地方，他们就把我包围起来，于是我又成了群众盲目崇拜狂热的牺牲品了。而且我往往自己也不能弄明白，这两种情况到底哪一种地位更足以令人怜悯呢。不过我至少知道，这些“朝拜者”盲目的崇拜却常常使我生气，甚至使我难过。整个旅行虽然令人疲惫不堪，但我仍然保持平和的情绪。

当时我的身体还不错，可以到处走动，而且认识我的人还不多，到街上去还不会有太多的麻烦。我在街上闲逛着，看见许多香客心不在焉的样子，在他们身上流露出的虚伪和无聊比他们的虔诚似乎更多几分。聚集在这里的“沙陀”们，就像是天生就应该专门享受人世间的好东西一样。

在那里我还看见了一头五脚母牛。我非常惊讶，但是旁边的人很快就告诉了我实际情况。这头不幸的五脚母牛是一个坏人因贪婪而制造出来的。原来那个坏人从一只活生生的小牛身上砍下来一只脚，移植到母牛的身上，因而母牛便成了五只脚了。这种对小牛和母牛的双重残暴行为，仅仅是因为那个残暴贪婪的人为了骗取无知者的钱。只有印度教徒才会被这头五脚母牛所吸引，而且也只有印度教徒才愿意为这么一头奇异的母牛布施。

庙会的日子终于到了。这对我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到哈德瓦来并不是怀着香客的心情，我从来没有想过通过朝拜圣地来寻求信心。然而据说参加庙会的有170万人，不能说他们都是伪善者，或者仅仅是好奇的观光者。我确信，在他们当中，无疑地有无数的人是忠实的信徒，他们到那里去的目的是朝拜致敬，是为了心灵的自洁。这种信仰的力量对于人们的心灵的净化与升华有多大作用，的确是很难，或者说是不可能加以评估的。为了这个问题，我整个晚上没有睡着觉，独自反复思索了一夜。在这个伪善的世界当中的确有不少虔诚的灵魂，这些虔诚者生活在伪善者之中，出污泥而不染。他们在造物主的面前，是可获赦免的或者是有罪过的。如果到哈德瓦来本身就是一种罪过，我便应当公开抗议这件事，并在当天就立刻离开哈德瓦。如果到哈德瓦来参加庙会并不是什么过错，我便应当给自己规定一种克己的苦行，为那里流行着的罪恶进行忏悔同时也为了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的生活是以遵守纪律为基础的。我想起我在加尔各答和仰光所受到的优厚的款待，实在是给主人增添了不必要的麻烦。我于是决定开始实施节食，并在日落以前进晚餐。我深知，如果我不采用这种节食的方法，我将来会给接待我的人，造成很多麻烦，那简直等于强迫别人来侍奉我，而违背了我服务他人的初衷。因此，我还下决心，只要我在印度境内，24小时以内我的进食决不能超过五样，而且在夜间绝不进食。我也曾考虑到将来可能遭遇到的种种困难。但是我不愿意有让自己逃避的机会。我也想过，如果我生了病，我是否把药品也算在五种食品以内，我是否可以例外地进用其他特殊的食品，最后我决定无论在哪一种景况之下，都不能有任何例外的通融办法。我严格遵守这个誓言已经有13年了。这个誓愿对我是一种严厉的考验，但是我也可以证明它具有保护者的作用。我认为这个誓言使我的寿命增加了若干年，同时减少了我得病的机会。

恒河上的吊桥

到了古鲁库尔，我会见了身体魁伟的摩哈德玛·孟希朗吉，使我得了心愿，如释重负。我立刻感觉到古鲁库尔的宁静和哈德瓦的喧腾恰恰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对照。

摩哈德玛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实行“节欲”的人们待我都很周到。我在这里正好看到了阿恰立亚·兰玛德福吉，我立刻发觉他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物。我们两人虽然在许多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结识不久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了。

我还和阿恰立亚·兰玛德福吉以及其他教授讨论了很久，大家一致认为在古鲁库尔添设实业教育很有必要。临别的时候，我们真是依依不舍。

我很早就曾听说过很多人称赞拉克斯曼·朱拉（恒河上的一座吊桥），这桥离赫里克斯不远。很多朋友都劝我在离开哈德瓦以前一定要去看看这座桥。我想步行去瞻仰这座桥，于是我分两次去了。

我到赫里克斯以后，有很多游行僧人都来看我。其中有一个和我特别亲近。凤凰村的人也在那里，这引起那位史华密的许多问题。

我们谈到宗教，他发现我对于宗教有一定的知识。我看见我从恒河沐浴回来，光着头，也没有穿汗衣。他看见我头上没有“饰嘉”，脖子上又没有圣环，流露出很难过的神态。他说：

“你这个样子让我见了很难过。你是一个有虔诚信仰的印度教徒，居然不束发，也不戴圣环。要知道那是印度教的两种外在的象征，每一个印度教徒都应当遵守的。”

关于这个问题，原来是有一件故事要叙述的。我在10岁的时候，看见婆罗门的孩子们将成串的钥匙，用圣环穿住，拿来游戏。我也很想能作同样的游戏。当时卡提阿瓦的吠舍家族还没有戴圣环的风气。但那时正有人提倡一种运动，强迫前三等种姓的人遵守这个规矩。结果，甘地家族里便有不少人戴上了圣环。有一个给我们两三个小孩子教《罗摩护》的婆罗门，给我们戴上了圣环。我虽然没有成串的钥匙，但也弄到了一把钥匙来玩，并且在众人面前显耀。后来丝线坏了，我不记得我是不是很惋惜。不过我记得我没有再戴新圣环。

多年以后，我在印度和南非的时候，都有人一再劝我重新戴上圣环，可是都没有成功。我宣布我的理由道，如果首陀罗阶级的人不能戴圣环，别的阶级人为什么要戴它呢?况且我也不觉得我有充足的理由必须遵守我认为并不必要的规矩。我并不反对戴圣环，只是我认为没有充足的理由一定要戴它罢了。我是一个毗湿奴派信徒，我的脖子上当然要戴小项圈，而“饰嘉”是长辈们认为必须有的。可是在我动身去英国留学的前夕，我把“饰嘉”剃掉了，因为我担心光着头会被人取笑，或者担心我这个样子会被英国人当作是野蛮人。而且实际上，这种卑怯的心理愈来愈厉害，甚至后来我在南非的时候，还鼓励我的堂弟恰干拉尔·甘地也把他因对宗教的信仰而留下的“饰嘉”剃掉。我担心他留着“饰嘉”会对他的公众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不顾他是否难过，竟强迫他剃掉了。

我向那位史华密说了有关这一经历的所有情况，并说：

“我不戴圣环，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有无数的印度教徒都不戴圣环，仍不失为印度教徒。况且佩戴圣环，应该是革新精神的一种象征，佩戴圣环的人应当先立志追求一种更高尚、更纯洁的生活。但是联系现在印度教中和印度全国的现状来看，我怀疑那些戴圣环的人是否都能维护佩带具有那种意义的标记的权利。而要具备佩戴圣环的权利，印度教本身就必须废除‘不可接触’的陋习，取消一切尊卑贵贱的界限，并将在宗教的面具下掩盖着的一切罪恶和伪善全都消灭掉。否则，印度教徒就没有这种权利。所以我现在对戴圣环是抱着反对的看法的。但是对于你所说的留‘饰嘉’的问题，我倒是认为值得考虑的。我本来是留过的，后来因为怕人家笑话才剃掉，而这种想法我现在认为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应当留起来。这件事我得和我的同事们商量一下。”

这位史华密并不赞成我对于戴圣环的见解，我所提出来的不应当戴圣环的几点理由，在他看来，正好有着相反的意义。他认为这些理由反而正好可以说明是应当戴圣环的。直到今天，我的态度和在赫里克斯时还是基本相同。我认为，只要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宗教存在，那么各种宗教在外表上有区别标记是必要的，每一种宗教都需要某种特殊的外表的象征。但是如果把象征当作圣物来崇拜，或者把当作比别的宗教更加优越的标志，那就应当把它放弃。我认为，圣环并不是用以表示印度教比其他宗教更为高明的一种证明，因此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

至于“饰嘉”，我以前是因为卑怯的心理而剃掉的，所以我和朋友们商议以后，就决定再把它留起来。

言归正传，我还是接着说恒河上的吊桥的情况吧。我非常欣赏赫里克斯周围和恒河上的吊桥本身的天然景色。我不禁由衷地佩服我们的祖先，他们竟然具有对自然美景有如此精妙的感觉，并能够赋予这种自然美景以宗教方面的意义，将自然与信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

但是令我非常不安的是，人们对于这些美景竟然是如此不珍惜的态度。在赫里克斯和在哈德瓦一样，道路和恒河美丽的两岸都被人们弄得龌龊不堪，连恒河的圣水都给人们污染了。他们本来只要多走几步路就可以隐蔽起来大小便，可是偏偏要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河边自行其是，这种情形使我的心里异常难过。

我所看见的拉克斯曼·朱拉只是是恒河上面的一座铁桥。我早就听说这里本来是一座很好的绳索桥，可是有一个慈善家马尔瓦蒂提出了一个提议，并出资拆掉了绳索桥，建造了一座铁桥，并且把钥匙交给政府，由政府对它进行管理。我没有亲眼见过那座绳索桥，因此无法对它做什么评论，但是我觉得在这么一个地方架上一座铁桥实在是不合适。我当时虽然非常效忠于政府，但是我仍然认为，这种由政府来管理这座朝圣的桥梁、并对过往行人收费的做法，未免太过分了。

过了桥便到了福舍，那里十分简陋，除了波浪形铁板和破旧的架子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这种福舍，据说是为远道来朝圣的人们盖的。但是我没有看见有什么人住在那里，而那些在大厦里居住的人给人的印象又非常不好。

然而以后我所遇到的一些事情证明，哈德瓦的经历，对我是非常有价值的。我在哈德瓦所得到的经验对我决定在那里住和要做些什么等问题都有很大帮助。

创建学院

我到坎巴庙会去朝圣是我第二次访问哈德瓦。

非暴力抵抗学院是在1915年5月25日成立的。史罗曼纳吉要我在哈德瓦住下来。加尔各答的几个朋友却向我推荐卫提亚纳士潭。还有些人又极力劝我选择拉杰科特。但是当我偶然经过阿赫梅达巴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劝我在那里创设一座学院，他们愿意为学院筹措必要的款项，并为我们设法找一所住宅。

我对于阿赫梅达巴有一种偏爱。我是一个古遮拉特人，我认为我应该通过古遮拉特语言尽最大的努力为国家提供最好的服务。而且阿赫梅达巴本来就是古代手工纺织业的中心，如果要重振乡村手工纺织业，这应该是一个最适宜的地方。而且这个城市是古遮拉特的首都，因此相对于别的地方来说，在这里要获得有钱人的资助更加容易。

我和阿赫梅达巴的朋友们经常就各种问题进行讨论，其中自然涉及到“不可接触者”的问题。我很明确地向他们表示，我愿意首先选择合适的机会为学院招收一名不可接触者学生，只要他能够具备入学资格。

“你到哪里去找一个合格的不可接触者呢?”有一个毗湿奴派的朋友自信地说道。

最后我决定在阿赫梅达巴建立学院。

学院成立了。但是关于住房还是一个问题。恰好阿赫梅达巴有一个律师吉望拉尔·德赛先生是我的主要帮手。他愿意把他在科赤拉布的一所洋房租给我们，我们就把它租下来了。

我们首先要给学院取一个正式的名称。我和朋友们商量。有人建议采用“西伐士兰”（服务之家），还有人提议用“塔普凡”（俭朴之家），等等。我倒喜欢“西伐士兰”这个名称，只是觉得这个名称没有把服务的方法这一点意思体现出来。“塔普凡”这个名称似乎带着一点自我标榜的意味，因为简朴虽然是我们应该具备的品质，但是我们却不能自命为简朴之人。我们的信仰是忠于真理，我们的任务是追求和坚持真理。我想把我在南非的一些试验方法，拿到印度来实践运用，而且我还想看看这个方法在印度是否适用，如果适用的话，又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我和我的同志们就选定了“非暴力抵抗”这个名称，因为它将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服务方法都同时表达出来了。

为了使学院的管理规范化和制度化，必须制订一则校训。为此，我们起草了一个草案，并邀请大家都来发表看法，提出建议。我现在还记得当时这个草案得到了大家的极大关注，收到了许多意见和建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古鲁达斯·班纳吉爵士的意见。他赞成我们的校训，但是建议加上“谦恭”一条，他认为谦恭的品德是当前许多青年人所特别缺乏的。我虽然也注意到青年人有这个缺点，可是如果把“谦恭”列入校训之中，那么人人都必须遵守，我担心从此谦恭就不再是“谦恭”的本来意义了。谦恭的真正含义是自卑。自卑是自救，如果不是，就要寻求别的方法来自救了。如果一个奉行自救的人，或是一个奴仆缺乏谦恭或大公无私的行为，对于自救或服务就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没有谦恭的服务，不过是自私自利罢了。

当时我们这些人当中，好像有13人是泰米尔人，其中有五个青年是从南非随我们来的，其余的则来自全国各地。我们总共大约有25个人。

学院就这样成立了。我们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吃饭，生活得像一家人一样。

风波

学院成立几个月后，我们就遇到了一件完全没有想像到的事件，这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考验。我收到安立特拉尔·塔卡尔的一封信，信上说：“有一个谦逊而正直的不可接触者家庭希望进入你们的学院，你们能接收他们吗?”

我心中有点为难。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会有一个不接触者家庭请求进入学院，而且不是通过别人，而是由塔卡尔巴巴这么一个大人物介绍的。我把这封信给同伴们看，他们都表示欢迎。我于是写信给安立特拉尔·塔卡尔，表示我们愿意接受这一家人，只要他们都能够遵守学院的校规。

那个家庭共有4人，成员是杜达白、他的妻子丹尼朋和他们的女儿拉古斯密，还有一个刚会摇摇晃晃走路的儿子。杜达白以前在孟买当过教员。他们全都同意遵守校规，于是便得到准许进入学院。

然而这件事却在曾经帮助过筹建学院的朋友们当中引起了波动。第一件困难的事情，是关于井水的使用问题。那口水井是房东所有，并由他派人管理，管理水井的人借口我们的吊桶里滴出来的水会玷污他，于是他便辱骂我们，并且还侮辱杜达白。我吩咐大家不要理会他的辱骂，并不动声色，仍旧去打水。他见我们并没有以恶语回答他，反而自觉惭愧，也就不再故意为难我们了。

可是因为我们接收那个家庭的事情的影响，我们所有各方面的金钱援助都停止了。曾经对我提出有关不可接触者是否能够遵守校规的问题的那位朋友，也许根本没有料到会发生这些事情。

随着金钱援助的断绝，同时还有一种谣传，说社会上的人们要对我们进行封锁，要孤立我们。我们对这些事情的发生已经作好了准备。我早已通知我的同伴，即使我们受到抵制的打击，或者别人拒绝供给我们日常的必需品，而使我们得不到日常生活的便利，我们也决不能离开阿赫梅达巴。我们宁可迁移到不可接触者的区域里去，用我们自己的自力更生来维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有一天摩干拉尔·甘地提醒我说：“我们的基金快用完了，下个月就无法维持了。”

“那么我们就搬到不可接触者的地区里去。”

我泰然地回答。像这一类的考验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是，每当我遭遇到这类考验的时候，神灵总会在最后的瞬间来援助我。在摩干拉尔·甘地向我提出经济上陷入困境的警告以后不久，一天早上，有一个小孩走过来告诉我，说外面有一个客人坐在他自己的车里等着要见我。我于是出去见他。他问道：“我要资助这个学院，你肯接受我的敬意吗?”

“当然。”我说道。我把我快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的情况告诉了他。

“我明天这个时候再来，”他说道，“你在这里吗?”

“在的。”我说道。他便走了。

第二天，就在约定的时间，那辆车子又开来了。我们听见喇叭响。孩子们进来报信。那位客人并不进来，我出去见他。他给了我1.3万卢比的支票后，就开车走了。

我从来没有指望得到这笔援助。而且这是多么新奇的一种援助方式啊。这位绅士以前从没有到过学院。我记得，我只和他见过一次面。他没有对学院进行过正式的访问，也没有任何询问，而是极简单地给我们以援助就离开了。这是我一生当中独一无二的经历。有了这笔援助，我们就暂时把搬到不可接触地区去的打算搁置一边了。我们一年之内就可以安然度过了。

学院外面起了风波，学院内部也没有安宁，也在酝酿另一场风雨。虽然在南非的时候，不可接触者朋友常到我家里来看我，并与我同吃同住，可是我的妻子和其他的妇女们却似乎不大欢迎他们到学院里来。我很容易就觉察出来，她们对待丹尼朋虽然并没有口头反对或憎恶，至少也表露出冷淡的样子。经济上的困难并没有使我感到忧虑，但是对这一次的内部风波我却不能忍受。丹尼朋是一个寻常的妇女，杜达白则是一个受教育不多但是很有见地的人，而且生性很敏感。我对他的忍耐性格颇为欣赏。可是有时他也发脾气，但是总的说来，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善于容忍的个性。我请他对轻微的屈辱要容忍。他不但自己这样做了，而且劝他的妻子也作同样的忍耐。

这一家人得以准许进入我们学院，对于我们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在最初的时候，我们就曾向世人宣称，我们认为不可接触者制度的存在是不合理的，我们愿意帮助他们，我们的学院将给不可接触者以种种的便利。我们也曾把我们这个意旨通知给所有援助学院的人们，这些努力可以使很多具体事情得以简化。事实上，学院的日常开支在逐渐增加，而这些开支几乎完全由正统的印度教徒不断地予以支持和援助。这件事实也许可以清楚地说明，不可接触制度的基础已经发生动摇了。此外，关于这一点还有其他的例证，但是最有力的例证，莫过于许多善良的印度教徒肯毫不犹豫地援助一个让不可接触者与大家同吃同住的学院这个事实。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不得不一笔带过关于以下这些事情的描述，如我们怎样处理因主要问题而引发的一些微妙而复杂的事情，我们如何克服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没有预料到的困难，还有其他很多与学院有关的事情，等等。下一章中也同样有这样的不足，一些重要的细节问题我不得不从略。因为这些事情涉及到许多现在还健在的人们，在叙述和他们有关的事情而必须提到他们的名字时，是应该征得他们的同意的。而征求他们的意见，或者随时请他们修改和他们有关的章节，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况且这些程序已经不在这本自传的范围之内。所以关于这类事情的描述，即使我认为是对那些追求真理的人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我还是不得不加以省略。我的愿望是，神灵的意志也是，把这本书写到进行不合作运动的时候为止。

废除劳工契约制度

我们暂时将从开始建立就遭遇内部和外部困难的学院搁置不谈，将话题转移到我始终关注的另外一件事情上去。这个问题在我旅居南非时就引起了我的关注，如今我回到了印度，它又重新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中。这便是契约工人问题。所谓契约工人，就是那些根据为期五年左右的契约从印度到国外去做工的人。虽然根据1914年史沫资与甘地所订的协议的规定，去纳塔尔的印度契约移民每人交纳的三英镑人头税是已经废除了，但是来自印度的一般移民的一些问题却还没有解决，一些不合理的规定同样需要重新加以修订。

1916年3月，潘迪特·马丹·穆罕·马拉维亚吉向帝国立法议会提出一个废除劳工契约制度的议案，并且已获承认。哈定基勋爵在接受这个动议的时候宣称，他已得到“英帝国政府的允诺在适当的时期内宣布废除这个制度”。但是我很明白，印度对于这么一个空泛的诺言，并不能满意。我们应该呼吁立即废除这种制度。印度以前之所以容忍这个制度的存在，完全是因为疏忽的缘故。现在我认为大家齐心协力通过积极争取能够有效地推翻这个制度的时机已经到了。我会见了一些领袖，并在报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我知道舆论界已经倾向于坚持立即废除劳工契约制度这个立场的。这不是非暴力抵抗一个很好的课题吗?我确信如此，但是我对如何着手这个工作还没有什么明确的计划。

那个时候，总督已不再讳言“未定的废除”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据他说，这个意思是指，废除这个制度是在“在合理的时间之内可以采取一种新的措施的适当时候”。因此，在1916年2月，潘迪特·马拉维亚吉便要求提出一种关于立即废除这种制度的计划动议。詹士福勋爵拒绝了他的要求。我觉得我周游印度全境、发动全印度人民起来抗争的时机已经到了。

在开始宣传鼓动之前，我认为最好要先去拜会总督。于是我请求谒见，并很快得到了许可。马菲先生，即现在的约翰·马菲爵士，当时是总督的私人秘书。我和他有些交情，他向总督詹士福勋爵介绍了我。我和总督的谈话是很投机的，虽然他只是含糊其辞地答应帮忙，而没有什么确切的表示。

我于是开始我的游说工作，第一站是孟买。杰罕济·贝迪特先生打算用帝国公民协会的名义召开一个大会。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先行开会，以便草拟一个议案在会上提出。史丹立·李德博士、拉鲁白·沙玛尔达斯先生（现为爵士）、纳达罗建先生和贝迪特先生都出席了委员会会议。讨论的题目是讨论一个规定期限，请政府在这个时期内废除劳工契约制度。当时有三种建议，第一种，“在尽可能短的近期内废除”；第二种，“在7月31日以前废除”；第三种是“立即废除”。我赞成规定出一个期限，限期废除，因为如果政府在期限内没有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就可以决定应付的方法。拉鲁白先生则主张“立即废除”。他的理由是“立即废除”比7月31日的期限更短一些。我向他说明人民不一定懂得“立即”这个字的准确意思。如果我们要他们有所行动，就必须用一种更加确定的字眼。因为每一个人对“立即”这个词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解释。——政府方面有这样的解释，而人民方面可能有与之不同的看法。如果说明了“7月31日”，就不会引起其他的误解了，如果到了那一天政府没有什么动静，我们就可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李德博士同意了这种说法，最后拉鲁白先生也同意了。我们于是决定将“7月31日”作为向政府提出的、由政府宣布废除这个制度的最后一天的限期。这个决议后来在公众大会上通过以后，在印度各地的集会上也都获得了通过。

嘉芝·贝迪特夫人也尽力奔走提供帮助，她组织了一个妇女请愿团去向总督请愿。我还记得，在从孟买来参加这个请愿团的妇女中，还有塔塔夫人和狄尔荻夫人。这个请愿团的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也起到了较好的效果。总督对大家的答复令人鼓舞。我后来还到过卡拉奇、加尔各答和其他地方。我们在各地召集组织集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各地人民都热情参与，并给予极大支持。这种热烈的场面，是我最初开始我的宣传活动之时，所没有预料到的。

在那段时期，我常常是独自一个人旅行，因此获得许多奇异的经验。印度政府的罪犯调查局的侦探们各地都有，总是尾随着我。但是因为我没有做什么秘密的事情，所以他们也并不侵犯我，而我也没有给他们造成什么麻烦。幸而我那时候还没有得到“圣雄”的头衔，虽然在那些有许多人认识我的地方，有人见了我时常用这个称号来称呼我。

有一次，在好几个车站上，都有特务找我的岔子，他们查我的车票，记下号码。我呢，自然是有问必答。同车的旅客以为我是一个行者或是僧人。他们看见我在每一个车站上都受到了骚扰，都对我表示同情，并为我抱不平，向那些特务提出抗议，质问道：“你们凭什么这样无缘无故地老是骚扰这个可怜的苦行僧呢?”他们又对我说：“犯不着把车票给这帮混蛋看。”我很和气地回答道：“这并不算什么，把车票给他们看看也没有什么麻烦。他们是在执行他们的公务。”旅伴们还是愤愤不平，他们对我越发表示同情，并强烈反对这种虐待无辜的行为。其实，这些事情倒还可以容忍，真正的苦难还是坐三等车旅行。我最难受的一次经历是从拉合尔到德里的一段旅程。我是从卡拉奇出发到加尔各答去的，取道拉合尔，在那里我要换乘区间车。在车上我无法找到一个座位，车厢里早就挤满了人。能够挤进去，必须靠力气大。有些人则是从窗口爬进去的，因为门后来关上了。我必须在规定的会期之前赶到加尔各答去参加集会。如果我误了这一班车，我就不能按时赶到那里、准时出席会议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肯帮我的忙让我上车，我差不多要放弃挤入车厢的希望了。这时有一个挑夫发现了我的狼狈样子，便跑过来对我说：“给我12个安那，我替你去找个坐位。”我说道：“好的。只要你帮我找到了，我便如数付给你。”这个青年便从这个车厢到那个车厢，去向旅客们恳求，可是走遍了整个车厢，也没有人肯理睬他。车子快要开了，有的旅客说：“这里没有坐位了，不过你不妨把他推上来，叫他站着好了。”那个青年挑夫问我：“怎么样?”我立刻答应了，于是我就从窗口被人塞进了车厢。我就这样上了车，而那个挑夫也赚到了12个安那。

那一夜对我来说真是难熬。别的旅客好歹总有座位，我却用手抓住上面床架的链子，足足站了两个钟头。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旅客不断地生气责难我说：“你为什么不坐下来?”我尝试向他们解释，我没有位子可坐。但是他们虽然躺在上层卧铺上，却不能容忍我站着。他们毫不感到疲倦地与我为难，我也不恼，总是温和地回答他们。最后，他们总算平静了。有人问起我的姓名，我告诉了他们，他们便觉得难为情了。他们向我道歉，并且让地方给我坐。忍耐终于得到了报偿。我实在累极了，头有些晕了，眼前开始旋转了。多谢神灵，在我最危难的时候，帮助了我。我就这样迷迷糊糊地到了德里，接着又赶到了加尔各答。加尔各答大会的主席喀辛巴刹王公，热情地接待了我。当地集会的情形，和卡拉奇一样，气氛热烈而紧凑。有一些英国人也参加了这次集会。

还不到7月31日的最后期限，政府便宣布废除印度移民的契约制度。我抗议这个制度的头一个请愿书是在1894年草拟的。当时我就希望这种被汗德爵士称为“半奴隶制”的契约制度能够有被废除的一天。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

1894年开始发动这场斗争的时候，有许多人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但是我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那具有潜在力量的非暴力抵抗加速了它的成功。要详细了解那次斗争的情况以及参加斗争的人物，我建议读者读一读拙著《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

反“三卡塔”制

三巴朗是贾纳卡王的国土。那里现在遍地都是芒果林，但是在1917年以前，那里是以种植靛青而著名的。按照法律规定，三巴朗的佃农每耕种20卡塔土地，其中要有3卡塔土地为地主种植靛青。这种制度叫做“三卡塔”制（刚好等于1英亩），因为每20卡塔要有3卡塔种植靛青。我应该承认我当时连这个地名也没有听说过，也不知道三巴朗的地理位置，对关于种植靛青的知识更是一无所知。我曾见过一小包一小包的靛青，但是根本不知道它是在三巴朗由成千成万的农民历经千辛万苦种植和制造出来的。

拉兹库玛尔·苏克拉就是遭受到这种苛刻制度欺压的一个农民。他热切期望能为成千上万的、正在遭受和他从前同样痛苦的农民，洗刷掉靛青的污渍。

1916年我到勒克瑙去出席国民大会党的大会时，这个人一把抓住我说：“律师先生会把我们的痛苦告诉你的。”他还央求我到三巴朗去看看。所谓“律师大人”并非别人，正是布拉兹吉索尔·普拉沙德巴布；他后来成为我在三巴朗的一个可敬的同事。他当时是比哈尔公众工作的重要人物。拉兹库玛尔·苏克拉领他到我的帐篷里来。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当时穿一件黑绒衣服和裤子，给我的印象不深。我以为他一定是一个欺诈纯朴农民的律师。我听他谈了一些三巴朗的情况以后，便照我平时的习惯回答他说：“在我没有亲眼看到那里的情况、了解事情的真相以前，我不发表任何意见。请你向国民大会提出你的议案，但是暂时请你把我放在一边。”拉兹库玛尔·苏克拉自然需要得到国民大会党的支持。布拉兹吉索尔·普拉沙德巴布向大会提出了对三巴朗人民表示同情的决议，获得了全体一致的通过。

拉兹库玛尔·苏克拉对此很高兴，但是并不满意。他要我亲自到三巴朗去视察农民们的疾苦。我告诉他，我将把三巴朗列入我未来的旅程之中，我准备在那里住一两天。“一天就够了，”他说，“你就会亲眼看见那里的情况。”

我从勒克瑙到康埔去。拉兹库玛尔·苏克拉随我同行。他劝我说：“三巴朗离这里很近，请你去住一天吧。”我对他说：“这一次请你原谅。不过我答应你再过一段时间，我是一定要去的。”我作了进一步的许诺。

我回到学院里，又碰到了拉兹库玛尔。他说：“现在，请你约定一个日子吧。”我说：“好吧。在某一个时间我要到加尔各答去，你到那里去找我。我跟你一起去。”我不晓得要到什么地方去、要做些什么、去看什么。

我还没有到加尔各答布本巴布的家里，拉兹库玛尔·苏克拉早就在那里等我了。这个愚鲁的、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率直的但是坚决的农民就这样征服了我。

1917年初，我们两人离开了加尔各答到三巴朗去。我们都是一副乡下人的样子。我连要乘坐哪一班火车都不知道。他把我带上车，同我坐在一起，一清早就到巴特拿。

这是我第一次到巴特拿。那里我没有什么朋友或熟人，可以去借宿，拉兹库玛尔·苏克拉给我最初的印象虽然只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但我觉得他在巴特拿总该有一点影响。我在旅途中对他多作了一些了解，到巴特拿的时候，我对他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幻想了。他是毫无保障的人。那些他认为是他的朋友的律师们，其实并不是他想像中的那样。可怜的拉兹库玛尔，可以说是处于他们的奴仆地位的。在这种农民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之间，存在着犹如波涛滚滚的恒河那么宽的鸿沟。

拉兹库玛尔·苏克拉把我带到巴特拿拉金德拉巴布的家里。拉金德拉巴布已经到普里或别的地方去了；去什么地方我现在忘了。当时屋里有一两个用人，他们并没有理睬我们。我当时身边没有带任何食物，我叫我的同伴到一家店铺买了一些枣子来充饥。

在比哈尔，实行着非常严格的不可接触者制度。用人们正在井边打水的时候，我不能到那里去汲水，因为他们怕我桶里滴下来的水会玷污他们，他们不知道我是属于哪个种姓的。拉兹库玛尔要带我上屋里的厕所，用人立刻叫我去屋外的厕所。这一切并不使我感到吃惊或使我忿怒，因为这样的事情在我已司空见惯，所以毫不觉得奇怪。用人是在执行他们的职责，他们认为这正是拉金德拉巴布要求他们做的。

他们这种待客的方式，反而使我更加敬重拉兹库玛尔·苏克拉的为人，同时也使我更加了解他的为人。于是我明白了，他已经不能做我的助手，而应该由我亲自去采取行动。

比哈尔人

我是在伦敦认识大毛拉·马志哈鲁尔·哈克的，那时他正在学习法律。后来我在1915年孟买的国民大会党的大会上又遇到了他，他那时正是穆斯林同盟会的会长。我们重叙旧情，他请我无论在什么时候经过巴特拿，务必住到他家里去。现在我想起了这个邀请，便写了一封信给他，告诉他我我此行的目的。他立即开车来看我，坚持要招待我。我向他道谢，请他给我指示，我要乘最早的一班火车到我的目的地去，因为像我这么一个对当地情况完全陌生的人，火车时刻表并没有什么用处。他同拉兹库玛尔·苏克拉谈了一会，建议我先到穆扎伐博。当天晚上就有一班火车到那里去，他还把我送上了车。

克里巴兰尼校长当时正在穆扎伐博。我是在海德拉巴作客时认识他的。蔡德朗博士曾经对我讲过关于他的重大牺牲、他的简朴生活和他资助蔡特朗博士办学院的事情。他原是穆扎伐埔公立学院的教授，我到那里的时候，他刚刚辞职。我先给他发了一个电报，通知他我要到那里。他带着一大群学生到站上来接我，虽然火车是在半夜里到达的。他自己没有住处，他寄住在马尔康尼教授家里，因此马尔康尼实际上便成为我的东道主。一个公立大学的教授竟肯收容像我这样的一个人，这在当时可以算是一件稀罕的大事。

克里巴兰尼教授给我讲述了关于比哈尔人们的困苦情况、特别是狄哈特区的情形，并且给我指出我的任务将会遇到哪些困难，他和比哈尔人已经建立了很密切的关系，并且已经向他们谈过我这次到比哈尔来的使命。

第二天早晨，有几位律师来看我。我还记得其中有兰纳弗密·普拉沙德。“如果你住在这里（指马尔康尼教授的家里），”他说道，“那你就不可能完成此行的任务。你得过来同我们住在一起，伽耶巴布是这里有名的律师。我代表他来请你住到他家。我承认我们对政府都有忌惮心理，不过我们会尽我们的最大所能帮助你。拉兹库玛尔·苏克拉告诉你的事情大都是事实。可惜我们的领导人今天不在这里。不过我已经给布拉兹吉索尔·普拉沙德巴布和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巴布两个人打了电报。我估计他们很快就会回来，他们一定会把你想要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并且能给你很大的帮助。请你就到伽耶巴布那里去吧。”

这个要求我是难于拒绝的，但是我有点担心这会使伽耶巴布为难。然而他对此表示理解，于是我便搬过去和他住在一起。他及其家人待我都非常热情。

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和拉金德拉巴布分别从达尔班格、普里回来了。他已经不是我在勒克瑙所见过的布拉兹吉索尔·普拉沙德巴布了。这一次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的谦逊、简朴、和善和他的坚定的信仰，都足以代表比哈人的特有性格，这些特别能打动我。比哈尔的律师对他都很尊敬，这使我感到十分惊喜。

不久我与他和他的朋友们之间就形成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并成为了终生的朋友。布拉兹吉索尔巴布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详细地跟我讲述，使我有了清楚的认识，并根据他在法律上的经验，解释农民所受到的困苦。他有一种习惯，就是常常受理贫苦佃农的案子。我到那里的时候，正遇上他在受理这样两宗案子。他如果打赢这种案子，就会为自己替穷人做了一点好事而感到高兴。虽然他并不是不向那些单纯的农民收费。但是这里的律师所收的费用和孟加拉以及比哈尔的律师的收费标准较起来，实在令人吃惊。有时候，请某人出个主意要花1万卢比，不管什么案子，收费很少是在四位数以下的。对于这种现象，我向这些朋友们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朋友们听取了我的和蔼的谴责，对我并无误解。

当他讲述完毕，我说道：“对这些案子进行研究以后，我认为：我们不能把案子告到法庭上去。把这种案子告到法庭上去没有什么好处。农民们既然如此受欺压，而又存在畏惧的心理，法庭对他们也就丧失了本来的意义了。惟一的对他们的真正解救方法，就是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因此，在我们推翻比哈尔的‘三分制’之前，我们是不能停息的。我本来以为两天内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然后离开这里了，现在我才明白或许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使命。如果必要的话，我准备花它两年的时间。现在我心里对这件事情有些打算了，但是我需要你们的赞助。”

我发现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头脑特别冷静。他从容地说：“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你。但是请你告诉我们，你需要我们什么样的服务。”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又详谈到深夜。

“你们的法律知识，也许我是用不着的。”我对他们说道，“我需要你们关于宗教问题、文书方面和翻译方面的帮助。甚至我们还要为这件事蹲监狱。不过，我虽然很愿意你们接受这种冒险，但是你们还得量力而行。不说别的，就是放弃你们的本职工作，在无限定的时间内，要你们成为一种简单的文书，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本地的印地方言，我是不怎么懂的，而且凯达语或乌尔都文的文件我也看不懂。我要你们帮我翻译。而且做这些工作，没有金钱报酬，完全是尽义务。一切的工作完全要出于爱和服务的精神。”

布拉兹吉索尔巴布马上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他又向我和他的同伴提出询问。为了更详细地了解我这一席话的含义，他问我：我需要他们服务多长时间，需要多少人，他们是不是可以轮流工作等。然后他又问在座的律师们究竟能付出多大的牺牲。

最后他们给我这样一个保证：“我们有一些人可以完全服从你的指挥。其余的人，也可以应你需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你一起工作。至于要我们准备坐牢，那对我们是一件新鲜的事情。不过我们愿意努力采纳你这个意见。”

谁是被告

我的目的是要调查三巴朗农民的实际情况并听取他们对于靛青种植园主的意见。为此我就必须与成千上万的农民会面。可是我觉得在开始进行调查以前，最好应该先弄清楚种植园主方面的情况，并且与本地区的专员见一次面。于是向两方面的人要求约见，并约好了会面的时间。种植园主联合会的秘书坦白告诉我说，我是一个局外人，种植园主和佃农之间的事与我无关，不过如果我有什么陈述的话，可以用书面提出来。我客气地告诉他，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局外人，如果佃农们要我担任调查这些情况的工作，我当然是有调查的权利的。

然后我又去拜会地方专员，他的态度却十分傲慢，并劝我立即离开狄哈特。

我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我的同事，并对他们说，政府很可能对我以后的活动进行阻挠，我也许随时会被逮捕。我告诉他们，如果我被捕的话，我认为对我们较有利的是在莫提哈里，也可能在贝提亚。因此我应该尽早地去那些地方。

三巴朗是狄哈特专区的一个县，是莫提哈里县城。拉兹库玛尔·苏克拉的家在贝提亚附近，而那里的“料提人”佃农是县里最穷苦的。拉兹库玛尔苏克拉要我去看看他们的情况，我也很想早点见到他们。

于是我便在当天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出发到莫提哈里去。戈拉克·普拉沙德巴布招待我们住在他家里，他的家简直成了一个旅馆，我们所有的人勉强在他家挤下了。就在到达的当天，我们听说离莫提哈里5英里的地方有一个佃农遭受虐待的事情。我们决定第二天早晨由达朗尼塔·普提沙德巴布陪我们一齐去看他。第二天，到了约定的时候，我们骑着象去了。顺便说一句，在三巴朗骑象，就像在古遮拉特坐牛车一样平常。我们走到半路，便有警察局派来的一个差役追上我们，说是警察局长托他向我们问好。我明白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我于是让达朗尼塔巴布先行到目的地去，自己坐上那个差役雇来的车子。我上车之后，他递给我一张通知，上面写的内容是要我马上离开三巴朗，不管我去什么地方，他们都送我去。我写了张收条，说我已经收到了要我离境的通知，但是我还写道，在我完成我的调查以前，我还不想离开三巴朗。于是我便接到传票，要我第二天去受审，因为我违反了离开三巴朗的命令。

那天晚上我整夜都没有睡觉。我一直在写信，并且向布拉兹吉索尔·普拉沙德巴布布置了工作任务。当局要我离开以及传讯我受审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我听说，那一天莫提哈里的景象是空前的。戈拉克巴布的家里来了不少人，我去法院的时候，法庭里也挤满了人。幸好我在头一天夜里把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因此我才有时间能来接待这么多人。我的同事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们忙着维持秩序，因为我不管去哪里，都有许多人跟着我。

我和当地的官员——收税官、县长、警察局长——已经建立了友情。根据法律，我可以拒绝接受那些命令。然而恰恰相反，我却完全接受了，而且我对待那些官员的态度也是正确的。他们于是明白，我并没有意思冒犯他们个人，我只是站在民事的立场反抗他们的命令而已。他们便如释重负了，不但不再和我为难，反而很高兴地和我们合作帮忙维持群众的秩序。但是，很显然，他们的权威已经发生动摇了。在这个时候，人们对于刑罚已经不再存有恐惧的心理了，他们都给新的朋友所施与的爱的力量所征服了。大家应该不会忘记，在三巴朗并没有认识我的人。农民是愚昧无知的。三巴朗是在恒河北岸很偏远的地方，在喜马拉雅山脚，接近尼泊尔，和印度的其他地方是隔绝的。在这些地区，没有人知道关于国民大会党的任何事情。即使有个别人听说过国民大会党这个名称，他们也不敢参加，有的连名字都不敢提。可是现在国民大会及其党人却来到了这个地方，虽然并没有打着国民大会党的名义，但是实际上他们所进行的工作的实质意义却更为重大。

我和同事们商量好了，决定在工作时不使用国民大会党的任何名义。我们所追求的是做实际工作，而不打算进行名义上的招摇，我们注重的是实质而不是形式。因为国民大会党这个名字对于政府及其统治者——种植园主来说，是一个十分憎恶的名词。在他们看来，大会党不过是一个代名词，它代表着的不过是律师舌战的场所罢了，是律师们利用法律的空子来破坏法律的工具，代表炸弹和无政府罪行，代表外交和讹诈。我们必须改变他们这种错误的看法。于是我们打定主意，不提大会党的名称，也不让农民知道有所谓大会党这么一个组织。我们只要让他们了解并遵循大会党的精神就可以了，不必让他们知道国民大会党的名称。

因此国民大会党方面并没有以自己的名义派遣代表在我们到达的地方公开地或秘密地做一些准备工作。拉兹库玛尔·苏克拉本人并不能发动成千上万的农民。在他们中间，还没有开展什么政治工作，也没有发展什么政治组织。这些农民对于三巴朗以外的世界是一无所知的，然而他们却把我当作是一个多年的老朋友一样来对待。这倒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这一次和这些农民的接触，犹如面对着神灵、非暴力和真理一样。我曾经想过，到底是什么原因能使我有了得以实现我的使命的资格。后来我发现，那时因为我身上有一种对于人民大众的强烈的爱的感情，而这一点，也就是我对“非暴力”持有不可动摇的信仰的一种表现。

这一天在三巴朗所发生的事件，是我终身不能忘怀的一件大事。它对于我和当地的农民们，都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

根据法律，我是应该受到审判的，但是实际上，它却变成了一件政府在受审的案子了。而那个官员所取得的一点点成绩，就是他使政府陷进了他为我所布下的陷阱。

斗争策略

审判开始了。政府的律师、裁判官和其他官员对于我的案子都感到很棘手，不知如何是好。他们相互商议解决办法。政府律师请求法院的院长延期再审。但是我却提出反对意见，提出了不要延期的请求，因为我愿意就违背命令不离开三巴朗的这一罪状作辩论。我宣读了一个简短的陈述书，内容如下：

经法庭准许，我愿意作一个简短的陈述，解释我为什么采取极为严重的行动，这个行动看起来似乎是违背了根据刑法第144条所发出的命令。依我的拙见，那只是地方政府和我私人之间的意见有分歧的问题。我踏上这块土地的动机，是要为人道主义和国家人民服务。我到这里是应本地农民的一个紧急的请求。据他们说，他们受着靛青种植园主不公平的待遇，而要求我来援助他们。而我在没有进行调查研究之前，是无法对他们提供任何帮助的。因此，我特地到这里来，如果可能的话，我打算和本地政府和种植园主进行合作来研究这个问题。除此之外，我实在没有其他的动机。我也不认为我的到来以及对此事的参与能够扰乱公共秩序或者造成生命的损失。我自信对于这一类的问题我有着许多经验。可是本地官员们却有不同的想法。我对他们的苦衷完全谅解，我也知道他们只能根据自己所获得的信息和想法、奉命行使职权。我是一个奉公守法的良民，我所能采取的第一行动就是要服从命令。但是我一想到我对那些穷苦农民所应负的使命，我却无法这样做。我觉得我现在能够援助他们的惟一办法就是留在他们当中和他们在一起。因此我不能随意自行告退。在这两种责任的冲突之中，我只能把责任归于强迫我离开民众的政府身上了。我完全明白，像我这样一个在印度公共生活中有一定地位的人物，自当非常注意以身作则。我还坚信，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复杂的制度之下，正如我现在所面临的处境一样，一个有自尊心的人，他的惟一安全而有名誉的做法，就是做我所决定做的事情，那就是，甘受不服从命令的处罚，而不提出抗议。

我冒昧作这样的陈述，并不是希望减轻我所应受的处罚。我只是表明我所以违背命令，并非对于掌管法令的当局有什么失敬的意思，而是为了服从我们人类最高的法律，那就是良心的呼声。

现在再没有延期开庭的理由了，然而由于法院院长和政府律师，都觉得此事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法院院长即宣布延期判决。在延期的这段时间内，我把所有经过的详细情况电告总督，巴特拿的友人，以及潘迪特·马丹穆罕·马拉维亚和其他友人。

在法院传我到法庭去接受判决以前，法院院长给我送来了一份书面通知，说省督已下令撤消我的案子。同时收税官也写信告诉我，说我可以自由进行拟议中的调查，而且在必要的时候，我还可以得到政府官员的帮助。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会有这么迅速而令人满意的结果。

我去拜会收税官海柯克先生。他似乎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好人，待人热心，乐于主持公道。他告诉我，我需要什么文件，都可以到他那里去调阅；而且我还可以随时去找他。就这样，当地的民众们第一次直接有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实践经验。当地人民之间和报纸上对这件事情都讨论不休，而我的调查也利用这个机会得到了意外的宣传。

我的调查要顺利进行，需要政府保持中立的态度。可是我的调查也不需要新闻记者或报纸上的社论予以支持。实际上，三巴朗的情形实在是十分微妙而复杂的，所以过激的评论和色彩太浓的报道，都容易破坏我所想要做的事情。因此我写信给各重要报纸的主管人员，请他们不必派记者来采访，因为我如果有什么需要发表的消息时，一定会让他们随时知悉的。我知道，政府容许我住在三巴朗的态度以及给予我便利行事的条件，引起了当地种植园主的不快。我也知道，就是那些当地的官员也是不高兴的，虽然他们不敢做什么公然的表示。那些不正确的或过于夸张的报道反而更加容易刺激他们的愤怒，但是他们并不起来反对我，因此必然会把那些穷苦的恐惧的农民们当作发泄忿怒的对象，而这就会对我为这件案子寻求事实的工作发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尽管我预先采用了种种警戒措施，种植园主还是使用阴谋诡计掀起了一次恶毒攻击我的活动。报纸上出现了种种对我私人以及我的同事们的种种污蔑之辞。然而我的极度谨慎和坦率态度，以及我坚持真理、一丝不苟的作风，使他们不得不对我有所收敛。他们转移了攻击的目标。种植园主转而恶毒攻击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可以说是一刻也不放松、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布拉兹吉索尔巴布所受的毁谤越厉害，就越发得到人们的尊敬。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形之下，我认为邀请别省的领袖到这里来是不适当的。潘迪特·马拉维亚吉曾经向我保证说，在我需要他帮助的时候，只要写信通知他一声就可以了，可是我从来也没有打扰过他，这样我就可以使这次斗争避开了政治色彩。可是，我有时候也把那些不公开的报告写信告诉那些领袖们和重要的报纸，使他们得以知悉一切经过的情形。我还深知这样一个道理：一件事情，哪怕它的目的是政治性的而其起因不是政治性的，如果我们给它加上政治色彩，就会坏事，反之，如果我们使其保持在与政治无关的范围内，对这件事的发展就能起到有利的作用。三巴朗的斗争证明了这个事实，就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之下，只要给予人民以大公无私的援助，最后的结果总是在政治上有利于国家的。

调查三巴朗

要把三巴朗的调查工作作一个详细的描述，就必须叙述三巴朗农民本身的历史，而这不是这几章的篇幅所能容纳的。三巴朗的调查是真理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一次大胆的试验，而这里我所记述的情况只是我所认为值得记载的。读者如果想对该调查的详细情况作个了解，可以去读一读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先生用印地文写的《三巴朗非暴力抵抗运动史》，现在听说就要出版英文译本了。

现在言归正传。在戈拉克巴布的家里进行调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又不可能要求不幸的戈拉克巴布把屋子完全腾出来给我们用，而那时莫提哈里的人都如同惊弓之鸟，还没有消除他们的恐惧，甚至不敢出租一间屋子给我们用。幸而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巧妙地弄到了一所空的木屋，木屋周围还有很大的空地，我们于是搬进去了。

这项工作要顺利开展不能没有钱。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为了这件工作向公众募过捐。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和他的朋友们大都是清苦的律师，他们或者是自己慷慨解囊，或者是必要的时候向朋友募捐。他们当时也许是这么考虑的：当他和他的朋友都还出得起钱的时候，他怎么能要求别人出钱呢?我已决心不接受三巴朗农民的任何东西。那一定会引起误会的。我同时也决定不向全国募集关于此项调查活动所需的资金，因为我担心那可能会使这件事情带有全国性和政治色彩。孟买的朋友们愿意捐助我1.5万卢比，但是我向他们婉言谢绝了。我决定尽可能在布拉兹吉索尔巴布的帮助下，向住在三巴朗的比哈尔富户那里募捐，如果不够，我就准备去仰光的朋友梅赫达医师那里，请他设法帮助我。梅赫达医师答应我们如有需要，他就如数寄来。这样我们对于经费方面的问题就不必再担心了。我们并不需要巨大的款项，因为我们充分考虑到三巴朗地区的贫苦情形，尽最大努力节省开支。事实上，我们最后发现这项工作果然不需要大量的花费。我记得，我们所有的花费还不到3000卢比，而且在我们募集所得中，还剩下好几百个卢比。

我的同事们在最初一段时期所过的那种奇异的生活方式，成为我时常嘲笑他们的一个笑柄。每一个律师都雇有一个用人和一个厨子，所以每个律师也都各有一间相互隔离的厨房，他们常常到午夜才吃晚饭。虽然律师们都是由各自负担开支，但是他们的这种不规律的生活方式仍然使我感到烦恼。后来因为我们彼此熟悉，成为知交，相互之间也不会有什么误会，我对他们的许多嘲笑他们也不以为忤。最后，大家都同意把所有的仆人全部辞退，不再雇佣仆人，并决定合并厨房，严守规定的时间。大家虽然不完全是素食者，但是因为两个厨房又太不经济，因此大家就决定只使用一个单独的素食厨房。我们还认为坚持简单的饮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些调整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收到了节省开支的效果，并且给我们节省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而这正是大家所迫切需要的。许多农民成群结队地前来向我们申诉他们的苦境，那么大的一群人把空地和花园挤得水泄不通。我的同事们想尽力使我避开那些前来的人的“朝拜”，但是往往他们的努力都没有成功，而我也只好在一定的时间被弄出来展览，以供“朝拜”。一般情况下，至少需要5个至7个志愿工作者来担任笔录来访者陈述的工作，即使这样，还有不少人等了一整天也得不到陈述的机会而不得不在晚上回去了。他们的陈述并不都是重要的，大部分都是非常繁杂的，还有很多是重复的，但是不这样做他们便不会满意，而我也体谅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感情。

那些对陈述作笔录的人应该遵守一定的规则。每一个农民都需要经过口头的测验，经过严密反复的盘问，如果不合格的，就予以舍弃。这样一来就需花费很多额外的时间，但是大部分的材料便因此而确实可靠，有采用的价值。

我们作记录的时候，罪犯调查所总有一个官员在场监视我们。我们本来可以阻止他出席，但是我们在最初就已经决定了，不但不必因为罪犯调查所的官员在场而感到不安，并且我们对他们要以礼相待，并尽可能给他们提供所有可参考的材料。这样一来对于我们不但无碍反而有益。事实上，农民在罪犯调查所的官员面前记录谈话这一事实，就可以使农民消除恐惧的心理。这一方面可以消除农民对于罪犯调查所的过分畏惧，另一方面，有了这些官员在场，可以限制农民们作过分的铺张渲染。考查人员是罪犯调查所的职责，所以农民们是必然要注意提防的。

我是不愿意挑拨起那些种植园主的忿怒的，而想用温和的办法去说服他们，因此，对那些被他们攻击的最厉害的人，我的责任就是给他们写信并设法与他们会面。我也去会见种植园主联合会的人，把农民的疾苦告诉他们，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他们讨论解决的办法。那些种植园主们，有的对我恨之入骨，有的对我置之不理，只有少数人对我态度较温和。

同事们

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和拉金德拉巴布真是一对举世无双的好人。他们对我们的服务如此热诚，可以说，我的工作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便不能有任何进展。他们的弟子或者说他们的同伴山浦巴布、安努格拉哈巴布、达朗尼巴布、兰纳弗密巴布和其他几个律师，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文提亚巴布和贾纳克达立巴布也时常来帮助我们，他们都是比哈尔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记录农民们的陈述。

克里巴兰尼教授不能与我们分离，他惟一的工作就是投入我们的共同工作之中。他虽然是一个信德人，他却如同一个土生土长在比哈尔的人一样。在我见过的工作人员中，只有少数人能够入乡随俗，随遇而安。而克里巴兰尼便是那少数人中的一个。几乎没有一个人会猜想他是一个外省人，可以说，他的工作是担当我的卫队长。在目前，他把设法使我避免人们的“朝拜”当作他的生活的目的。他能够挡驾那些慕名而来想见我的人们，有时是运用他的机智的幽默，有时又运用他那温和的威吓，遣散那些不速之客。到了晚上，他又执行起教员的老行当，他对历史深入的研究及独特的观察常常使听他讲课的同伴们饶有兴趣，并对新的来访者起到了鼓励的作用，使他们消除了恐惧的心情，鼓起了勇气。

大毛拉·马志哈鲁尔·哈克的名字也在我们的长期赞助者的名单之中，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通常都是通过他们这些人来寻求帮助，而他们通常也是靠得住的。他每月必来一两次来做我们的顾问。他往年所过的那种奢侈豪华的生活同他今日的简单生活，恰恰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虽然他喜欢穿漂亮时髦的衣服，给我们一种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印象，但是他同我们一直维持着友好的关系，我们觉得他是我们当中的重要的一分子。我对比哈尔当地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我深信：如果不给农民们以适当的乡村教育，就不可能建立起一种永久性的事业。农民们的愚昧无知的情形实在可怜。他们放纵自己的孩子到处游荡、终日嬉戏，或者让他们从早到晚在靛青园里做工，每天只挣两个铜板。在那个时候，一个男工的工资只十个派士，女工不过6个派士，童工才只有3个派士。如果每天能够挣得上4个安那，就算是最幸运的了。

我和同事们商议以后，决定在6个村子开办小学。我们同当地的农民们定了一个条件，就是由他们供给教员食宿，其他的费用则由我们负担。农民们手头是没有钱的，可是他们还可以供应粮食。其实他们早已允诺，愿意供给谷物和其他原料。

到什么地方去物色教员呢?那倒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在当地要找到肯为一点点薪水，甚至没有薪水而义务工作的教员，是很困难的事情。我的主张是决不能把孩子交给平庸的教员去管理，我认为教员的知识方面的才能不如他们的道德品质重要。

于是我们公开招聘义务教员，并很快得到了回音。基伽达劳·德希潘特先生派巴巴萨希布·索曼和彭达立克来找我们。阿旺蒂克白·戈克利夫人和阿南蒂白·卫珊巴扬夫人分别来自孟买和浦那。我派人到我们的学院里去找卓达拉尔，苏伦德罗纳斯和我的儿子兰达斯。大约就在这时候，摩诃德夫·德赛和纳罗哈立·巴立克带着他们的妻子，投奔我而来。嘉斯杜白也应召前来工作。这是一支相当强大的队伍。阿旺蒂克白夫人和阿南蒂白夫人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杜尔嘉·德赛夫人和曼尼朋·巴立克夫人只懂得一点点古遮拉特文，而嘉斯杜白甚至连古遮拉特文也不懂。她们怎能用印地语来教导儿童呢?我对她们说明，我们希望她们多多教育儿童们注重养成卫生清洁和礼貌的习惯，而不仅仅是教他们文法和读、写、算。并且我还跟她们说，就文法而论，古遮拉特文、印地文和马拉提文，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像她们想像中那样；不管怎么说，在低年级中讲授初步的字母和数字方面的知识，对她们来说并不算是什么困难的事情。结果，由这几位夫人所担任教师的班次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种经验使她们的自信心增加了，使她们对于自己工作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了。而由阿旺蒂克白所主持的学校成为模范学校。她在自己的工作中投入了全部身心，她为学校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专长和心血，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女教师还是我们对当地农村妇女加强联系和了解的纽带。

然而我并不满足于我的工作仅限于兴建小学教育。农村的环境是很不清洁的，街上堆满了污物，井的周围是臭气熏人的泥泞，村子的庭院里也是脏乱得令人不堪入目。对成年人也需要灌输清洁教育。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患有各色各样的皮肤病。于是我们决定尽我们的所能，对他们加强卫生教育，多做一些卫生工作，并设法深入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这个工作需要医生的参与。我要求印度公仆社派德夫医师来帮助我们。我们两人本来是很要好的朋友，他愿意来服务半年。所有的男女教员全都由他管理，在他手下工作。

我们对所有这些工作人员都有明确的指示，不准参与农民们对于种植园主们的不满的议论，不要涉及有关政治问题。凡是农民们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就叫他们直接来见我。任何人也不许超越自己的职守。我的朋友们对于这些训诫都非常认真地执行。我记得没有一个人发生过不遵守这些戒律的事情。

到农村去

我们尽可能将学校的管理事务交给两个人，一男一女，并要求这些志愿人员必须管理药品及卫生事宜，由妇女自己来管理妇女工作。

医药的管理工作是比较简单的，发给志愿人员的药品只有三种：蓖麻油、奎宁和硫磺膏。如果病人舌上有苔，可能是患便秘，便用蓖麻油。如果发烧，便先服蓖麻油，再吃奎宁，至于烫伤和疮疥之类，则先将患处洗净，然后敷上硫磺膏。但是病人不得将药品带回家去。遇有疑难病症，便请德夫医师来医治。德夫医师每个星期都安排固定的的时间到各个中心区去出诊。

很多人都接受了这种简易的医疗方法。这里的疑难病症并不多，采用简易的疗法就可以应付得过来，不需要请专家来帮忙，所以人们并不觉得我们的工作办法有什么奇怪的。而对当地的人们来说，这种做法也取得了很顺利的成功。

至于卫生工作，却是一件困难的问题。当地的乡民们自己并不打算做一些工作。就连田地里的农夫也不肯担任一点点清洁工作。但是德夫医师不是一个轻易就知难而退的人。他率领他的志愿人员们集中精力把一个村子改造成为一个出色的“清洁示范村”。他们打扫道路和院子，洗净水井，填平村里和周围的水沟，并且婉言相劝村民们自行征集志愿工作者。在一些村子里，志愿工作人员的这些工作使得当地村民们十分感动，并感到惭愧，过意不去，因此与他们共同合作，出来担负一些工作。还有一些村子的人非常热心，积极响应，他们甚至修路，使我的汽车能顺畅通往各处。在这些愉快的经验中，还掺杂着一些由于人民的冷淡而产生的苦涩经验。我记得有些村民曾坦率地表示他们对这种工作感到不快和厌恶。

我在这里应该说明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这件事情我过去曾在多次集会上谈到过。比提哈瓦是一个小村子，村里有一所我们办的一个小学校。我偶有机会去参观这个村子附近的另一个小村子，发现那里的妇女的穿着都很脏，我于是叫我的妻子去问她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衣服洗干净。我的妻子于是把我的这番话告诉她们。其中有一个妇女把我的妻子领到她自己的茅草屋里说：“看呀，这里没有可以收藏其他衣服的箱子或柜橱。我所有的衣服就是我身上所穿的这条纱丽，我怎么能够洗它呢?请你告诉摩哈德玛吉（对甘地的尊称），让他给我另买一条纱丽，我一定天天沐浴，天天穿清洁的衣服。”

像这样的人家为数并不少，在印度许多村落里都是普遍存在的。在印度，无数的人家，人们住的是茅草房，里面既没有家具，也没有可以更换的衣服，他们凭以遮体的只是一条破烂不堪的破布。

我觉得还有必要追记另一次经历。三巴朗有丰富的竹子和茅草。他们在比提哈瓦所建筑的小学校舍，就是用这些材料建成的。有一天夜里，有人——也许是附近种植园主的人——偷偷地放火把校舍烧了。于是大家认为重建校舍不宜再用竹子和茅草。这个学校是由苏曼先生和嘉斯杜白负责的。苏曼先生决定要盖一所坚固的房子。他的热情不倦的劳动，赢得了很多人对他的支持与合作，不久果然盖起了一座砖结构的校舍。从此以后大家不必再担心这所房子会被烧毁。

就这样，这些志愿人员通过建造学校、加强当地的清洁工作和医药工作，赢得了当地乡民的信任和尊敬，并且因此能够对当地乡民产生良好的影响。

但是我非常遗憾，我得承认，原先我抱有一种希望，就是想把这种建设性的工作作为我们永久性事业的基础，这种希望最终并没有实现。志愿人员来担任这些工作都是短期的，我又无法从其他的地方再找一些人来及时补充，而在比哈尔也找不到永久性的志愿工作者。我在三巴朗的工作刚刚有了一些起色，别的地方的一些新的工作又需要我去做，我不得不离开三巴朗。但无论如何，在三巴朗几个月的工作已经为当地以后的发展埋下了很深的种子，直到今天，我们在那里还可以发现它所产生的良好影响。

省长的支持

至于我在前面提到的社会事业，进行得还算顺利。记录农民疾苦的工作也有了很大进展。已经登记下来的农民们的陈述书也有几千份了，这些工作当然并不是没有效果的。越来越多的农民前来诉苦，这就使种植园主们对此更为恼火，他们便想方设法来破坏我的调查工作，并在酝酿一次意欲破坏我们工作的行动。有一天，我接到比哈尔政府发来的一封公文，公文上说：“你的调查时间已经延迟很久了，你现在还不结束这个工作，离开比哈尔吗?”这封信的措词很客气，但是它的意思非常明显。

我回信说，调查工作仍然需要延长时间，我暂时还不能离开比哈尔，直到调查的结果能使人民获得解救。我还指出，通过以下这两种方式，政府完全可以结束我的调查工作：第一个方法是，对我们所记录的这些陈述书进行研究并予以承认，承认农民的疾苦是真实的并为他们解除这种疾苦；第二种方法是，认定农民的境况是有着作为官方调查依据的价值，政府应当立即成立一个调查团对此进行调查。

省长爱德华·盖德爵士召见了我，表示愿意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并请我担任委员。我弄清楚其他委员有哪些人，并和我的同事们商量以后，最后同意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但是同时提出了以下附加条件：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有同我的同事们商谈的自由权利；政府应当承认我虽然是委员会的一员，但仍然是农民的辩护人；政府还应当承认，如果调查的结果不能使我满意，我能够和农民们商量，以采取其他的必要行动。

对这些正当合理的条件，爱德华·盖德爵士表示接受。他随即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公布了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弗兰克·史礼爵士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

委员会的调查以及通过调查提出的议案对农民是有利的，委员会认为种植园主对农民的榨取是非法的，种植园主应该把他们从农民们身上榨取而来的财富的一部分返还农民，而“三分田”制度必须依照法律予以废除。

委员会能够提出全体一致同意的报告书，土地改革法能够按照委员会的建议通过，盖德爵士在其中所做的重大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如果不是他表示了坚定的态度，如果不是他全力以赴、运用他的才智和热情来处理这件事，恐怕报告书就很难获得一致同意，而土地改革法也不容易得到通过。种植园主们竭尽全力来反对这件事情，他们根本不愿意报告书获得通过而形成法案，于是对它猛烈攻讦，并且对土地改革法提出强烈的反对，但是盖德爵士自始至终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终于使委员会的建议得以完全实现。

就这样，存在将近一百年的“三分田”制被宣告废除了，而三巴朗的种植园主的“王国”也就随即寿终正寝。那些一向遭受压迫的农民，现在总算可以抬起头来了。而那种一向认为靛青的污渍永远无法洗去的迷信也被破除得一干二净了。

我一直有一种愿望，就是想在以后的几年内继续发展我的这种建设性的事业，开设新的学校，更有效地深入农村。我的基础工作已经打好了，但是正如以前曾经的经历一样，神灵不允许我实现我的这个计划。命运对我另有安排，安排我去别的地方工作了。

联系劳工

我在三巴朗的工作才告结束，就收到了穆罕拉尔·潘提亚和商卡拉尔·巴立克先生发来的一封信，告诉我凯达县的农作物歉收，农民交不起田赋，当地发生饥馑，要我去指导他们，争取请政府对那里的农民免除当年征赋。我认为，在我没有进行现场调查以前，我不想也没有能力和勇气提出意见。

同时安娜舒耶朋夫人来信说明了阿赫梅达巴劳工的情况。这些劳工工资太低，工人们早就要求增加工资，但一直未能如愿，他们请求我去帮助他们。我对此的想法是，如果可能，我也愿意去领导他们。但是因为两地相隔太远，即使是这种很小的事情，我对事情成功与否也没有信心。于是我便以头一个事件为由到阿赫梅达巴去。我希望我能够很快地对这两件事情做一个较好的了结，然后回到三巴朗去监督业已在那里开始的建设性工作。

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我想像的那么顺利，因此我想回到三巴朗去继续工作的愿望也没能实现，而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我以前在三巴朗建成的学校先后关门了。我的同事们和我曾经建立了很多建设性的事业，此刻全都幻灭了。除了农村中的卫生和教育工作外，我认为还有一种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在三巴朗展开护牛运动。我在多年的对于印度全国的周游中，就已经发现，护牛和印地文宣传早就是马尔瓦底人极为关心的两件事情了。我在贝提亚的时候，有一个马尔瓦底朋友招待我住在他的“福舍”里。当地的其他马尔瓦底朋友的牛奶场则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时我的关于护牛的思想已经形成了，并且十分明确，一直到现在也还没有什么变化。我的意见是，护牛包括畜牧、改良牲畜品种、善待耕牛、建设模范牛奶场等等许多方面的工作。马尔瓦底的朋友们曾经答应过我，在这个工作上给我以充分的支持和合作，但是因为我自己不能住在三巴朗，这个计划就没能实现。贝提亚的牛奶场还在那里，可是并没有成为模范牛奶场，三巴朗的耕牛所承担的工作依然负荷过重，超越了其本身的体能限制。而那些所谓的印度教徒们，还在继续虐待着不幸的牲口，并且因此而玷污着他自己的宗教信仰。

对我来说，这个工作没能开展下去，护牛的计划没能实现，始终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每当我到三巴朗，听到马尔瓦底和比哈尔的朋友们对我的委婉的责备的时候，我就为诸如这类的不得不放弃的计划，而深感遗憾。在很多地方，各种各样的教育工作仍然在进行着。但是因为护牛工作的根底不牢固，所以并没有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

当大家还在为凯达农民的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我就已经在着手处理阿赫梅达巴纺织工人的事情了。我当时的处境非常困难。纺织工人的问题很不好解决。安娜舒耶朋夫人不得不同她自己的哥哥安伯拉尔·沙罗白先生作斗争，她哥哥代表着工厂老板同工人作对。我和他们兄妹俩的关系都很好，这就给我的实际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我和他们商量，并且建议他们将这个纠纷提交仲裁，可是他们都不接受仲裁的原则。

因此我只好劝说工人继续罢工。在这之前，我和他们及其领导人已经有过多次非常密切的接触，我告诉他们，要想取得罢工胜利，工人们应该做到：1.绝不使用暴力；2.绝不进行破坏；3.绝不依靠施舍；4.不管罢工多久，必须坚定不移，罢工期间，应当用其他正当的劳动维持生活。

罢工的领导人对这些条件确认并接受了。在一次大会上，他们领导工人们共同宣誓，除非他们要求的条件得到实现，或者工厂老板同意将这个问题提交仲裁，他们决不复工。

在这次罢工期间，我结识了伐拉白·巴德尔和商卡拉尔·班克先生。安娜舒耶朋夫人我是早就认识了的。

我们天天在沙巴玛底河边一棵大树下同罢工工人举行集会。参加集会的工人总是成千上万的，我在讲话中总是提醒他们注意遵守他们的誓言，并且有责任保持和平和自尊。他们在大街上举行游行示威，举着一面写着“决不违背誓言”的大旗。

这次罢工持续了21天。在罢工期间，我经常去找工厂老板们谈判，要求他们能改善对工人的态度。他们老是说：“我们也有誓言，我们对待工人就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我们不能容忍第三者的干涉。我们不接受什么仲裁。”

学院概况

在对劳工纠纷的情况作进一步的叙述之前，我想在这里先说一下有关学院的情况。我在三巴朗的时候，经常想着学院的事情，有时我也抽时间到那里匆忙地看一看。

当时学院位于科赤拉布，在一个靠近阿赫梅达巴的小村子里。当时这个村子发生了传染病，很显然，学院里的孩子们都有着染病的危险。因为我们学院里的环境无论搞得多么清洁，但是校外的卫生工作很差，因此我们不受传染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当时我们既无法叫科赤拉布的人做到清洁卫生，也不能为这个村子做些其他有效的工作。

我们的想法是，把这所学院搬到既不靠近城市又与村子隔绝的安全地带，但是为了便于照管，学校又不能离村庄太远。而且我们早已有了这样一个愿望，总有一天我们要有一块自己能够自由支配的土地。

在我看来，这次传染病的发生，是迫使我们离开科赤拉布的一个明显的警示。阿赫梅达巴有一个商人潘嘉白·希罗昌德先生和我们的学院有过密切的往来，他以前在很多事情上都大公无私地为我们服务，并尽其所能为我们提供支持和帮助。他对阿赫梅达巴当地的情形非常熟悉，于是主动提出愿意给我们找一个合适的地方重建校园。我跟着他跑遍了科赤拉布周围各个地方，到处去找合适的建校用地。我跟他说，我觉得在北面三四英里的地方比较合适，他就为我们选中了现在这个地点。这个地点离沙巴玛第中央监狱不远，这一点对我来说反而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我认为，对我这种坚定地奉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原则的人来说，坐牢是随时都有可能遇到的事情。我很喜欢这个地点，并且还有一点理由是，我知道为兴建监狱而选定的地点，一般说来，环境还算是比较干净的。

我们把这块土地买下来了，前后不过八天的时间。这片土地十分空旷荒凉，既没有房屋，也没有树木，但是因为它位置偏僻并且位于河边，对建学校倒有好处。

我们决定先住在帐篷里，搭一个铁皮厨房，然后再盖起房子。

我们的学院渐渐重新建立起来了。这时整个学院里的总人数已经发展到40多人了，男女老幼都有。我们大锅吃饭，共同吃住，过着集体生活。搬家的主意是我提出来的，但是有关搬家的所有事情照例交给摩干拉尔去做。

在我们还没有住上建成的牢固房子之前，确实有很大困难。眼看着雨季快到了，住在帐篷里有遭受风吹雨淋的危险。粮食要从4英里外的城市运过来。土地本来就是荒废的，蛇特别多。小孩子们和我们一起生活在这么一个地方，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冒险行为。我们对大家的规定是不准打蛇，虽然我承认，我们大家都害怕毒蛇，即使到了现在，还是这样。

我们早在凤凰村、托尔斯泰农场和沙巴玛第时就开始实行了这种不准打蛇的规定了。我们刚刚到这些地方的时候，那些地方全都是一片荒地。然而我们谁也没有因为被蛇咬伤而致命。因此，我把这种情况归功于大慈大悲的神灵对我们的保佑。千万别再吹毛求疵了，说什么神灵永远不会偏心的，说什么他没有时间管那么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我无法用恰当的言辞来表述产生这件事情的原因，来描写我自己的始终如一的经验。我一直认为，有关神灵的意志是无法用人类语言完美地加以描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无法描述和不可捉摸的。凡人如果想描述它，除了无声的语言，他是没有其他办法的。我认为，如果25年不杀生能够完全免于灾难，那么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的事件而是出于神灵的仁慈。即使有人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一种迷信的话，我也宁愿继续持有这种迷信。

阿赫梅达巴的纺织工人正在罢工的时候，学院里正在开始建造织布室，因为当时学院的主要活动是织布。那时我们还不可能发展到纺纱这个阶段。

再次绝食

让我接着来叙述阿赫梅达巴的纺织工人的罢工事件的进展吧。头两个星期，纺织工人们表现了巨大的勇气和自制力，他们每天都举行盛大的集会。我在集会上讲话时，总是提醒他们注意遵守自己的誓言，而他们总是大声向我保证说：他们决不违背誓言。

但是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有些迹象表明他们开始松懈了。就像一个身体衰弱的人容易发脾气一样，当罢工看起来快松弛下来的时候，工人们的态度越来越容易忿怒了，而我也开始担心他们会发生暴动。他们参加每天集会的人数越来越少了，而那些参加集会的人也是神情沮丧而绝望的。最后有人告诉我说，罢工的工人开始有所行动了。我对此深感不安，不得不认真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责任究竟是什么。我在南非的时候，也有过参与大规模罢工的经验，然而我在这里所面临的形势却和那里不同。纺织工人是根据我的建议发誓的，他们天天在我面前重申这个誓言，他们可能会违背誓言，这个念头对我来说是不堪设想的。在这种感情的背后究竟是我对于工人的骄傲呢，还是对于他们的爱和我对于真理的热诚——谁能说得清楚呢?

一天早上，在纺织工人的集会上，开始我还是没有想出任何办法，但后来忽然受到启发产生了一种想法，我于是不由地向大会宣称：“我决定今后我决不接触任何食物，除非罢工工人重新集合起来，继续罢工直到事情最终获得圆满解决，或者直到所有工人全部离开了纺织工厂。”工人们大为震动。安娜舒耶朋夫人都感动得流泪了。工人们异口同声地高喊：“你不能绝食，我们宁愿自己绝食。你如果绝食，那就太不近人情了。我们松懈了，请你宽恕我们，现在我们一定忠于我们的誓言，一定坚持到最后。”

“你们不必绝食，”我回答道，“只要你们遵守自己的誓言就够了。你们都明白，我们没有基金，而我们又不愿意依靠公众的救济来继续我们的罢工。因此你们应当想办法找点什么工作来维持生活，不管罢工持续多久，你们能够免于忧愁。至于我的绝食，不到罢工得到解决，决不停止。”

同时伐拉白正在想办法在市政厅里给罢工工人找一点事情干，然而成功的希望不大。摩干拉尔·甘地建议说，我们的学院正在兴建一座纺织室，需要沙土奠基，可以雇一批人来干这工作。工人们接受了这个建议。安娜舒耶朋带头投入了工作，工人们也积极响应。于是出现了这么一种壮观的景象，由头顶一筐沙土的工人们组成的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从河边走上来，一直进入学校。工人们干得热火朝天，他们也因此感到自己有了新的力量。但是对学校来说，给工人们付工资，却又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了。

我认为，我采用绝食的方式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我同工厂老板们一向有着非常密切而良好的关系，我的绝食不可能不对他们最终的决定产生影响。但是作为一个非暴力抵抗者，我不应当用绝食的方式来反对他们，而应当放手让纺织工人们的罢工去产生影响。我进行绝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工厂老板们不做一点让步，而是因为工人们自己松懈下来，我既然是他们的代表，便觉得自己有一分责任。对纺织工厂的老板们，我只能讲理；用绝食反对他们等于使用暴力。然而尽管我自己也明白我的绝食一定会对他们产生压力，事实也是这样，我却觉得不得不这样做。对我来说，进行绝食的责任是很清楚的。

我试图安慰纺织工厂的老板。我对他们说：“你们没有丝毫必要从你们的立场上撤退。”然而他们听不进去我的话，甚至对我进行尖酸刻薄的挖苦，当然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

对于罢工采取不妥协的态度的纺织工厂的老板们，主要的幕后人物是赛·安伯拉尔，他有着非常坚定的意志和坚持不懈的作风，这使我衷心钦佩。我认为同他做斗争是一件好事情。我的绝食在以他为首的纺织工厂的老板中引起了紧张，这让我很不安。而且他的夫人沙罗拉德维像亲姊妹一样的待我，对我非常关切，我看见她因为我所采取的绝食行动而难受，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

安娜舒耶朋和其他许多朋友和工人，头一天便同我一起绝食。但是经过若干困难以后，我终于说服了他们不再绝食下去。

最后的结果是，双方总算建立起了进行合作的认识基础，达成了共同努力以求事情解决的共识。纺织工厂的老板们对我的绝食行动深为震动，他们开始愿意并着手与工人代表们接触，共同寻求解决的办法。安娜舒耶朋的屋子变成了双方的谈判地点。阿南商卡·特鲁瓦先生也对这件事情过问了，后来他便被双方委托为仲裁人。在我只绝食3天以后，罢工便宣告结束了。为庆祝事情圆满结束，纺织工厂的老板们向工人散发了糖果。就这样，持续21天的罢工得到圆满解决了。

在庆祝罢工结束的集会上，纺织工厂的老板们和当地的专员都出席了。在这次集会上，这位专员对纺织工人劝导说：“你们应当自始至终按照甘地先生的意见行事。”这件事过后一段时间，我在不得已的条件下，又曾和这位绅士打过一次交道。然而事过境迁，他后来竟对凯达的农民发出警告，不准他们听从我的意见。

在结束这一章的叙述之前，我在这里还要叙述一件既令人好笑又令人痛心的事情。这件事的发生，可以说是因分发糖果引起的。纺织工厂的老板们订购了大量的糖果，但是怎样散发给成千上万的工人，的确是一个难题。他们最后决定最好是在工人们宣誓的那棵大树底下的空地上散发，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让他们到任何其他的地方集合是一件极不方便的事。

我原本以为，持续进行了足足21天罢工、并在罢工期间严格遵守纪律的工人们，在分发糖果的时候，排好队伍，不发生混乱，也不发生争先恐后的现象，是毫无困难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到了那一天，我们所能想到的分发糖果的一切办法都没有成功。每次分发开始不到两分钟，队伍便乱起来了。纺织工厂的领袖们极力要维持好秩序，但是都失败了。混乱、拥挤和争抢的情况严重到践踏了不少糖果，在空地上散发糖果的设想最后不得不放弃。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剩下的糖果搬到赛·安伯拉尔在米尔扎堆的屋里去。第二天，糖果就在那栋屋子的草地上顺利地分发了。

显而易见，这件事是非常滑稽的。但是值得提到的是它的令人痛心的一面。后来通过调查混乱的原因，我们才知道，阿赫梅达巴的叫化子听说了在那棵“发誓”的大树底下要散发糖果的消息，便都聚集到那里去，就是由于他们拚命争抢，才造成了秩序混乱。

我们的国家的人民一直遭受着赤贫如洗、吃不饱穿不暖的命运，生活上的困苦使得每年都有不少人沦为乞丐。有时候他们为了面包、为了能填饱肚子，不惜置一切礼仪和自尊于不顾。而我们的慈善家们并没有能找到解决这种困境的办法，慈善家们所做的，不是给这些穷苦的人们以工作并坚持他们必须工作才能有面包，而是仅仅给了他们施舍。

凯达农民的反抗

阿赫梅达巴纺织工人的罢工刚刚结束，我又得投入凯达的非暴力抵抗的斗争中去。我连一点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由于收成不好，凯达县发生了饥荒，而凯达的农民正在酝酿反抗，要求免除那一年的田赋。

在我向农民们提出明确的建议之前，安立特拉尔·塔卡尔先生已经进行过调查并且提出了情况报告，还亲自和当地的专员讨论了这个问题。穆罕拉尔·潘提亚和商卡拉尔·巴立克也已经投入了这场战斗，并且通过维达尔白·巴德尔先生和戈库尔达斯·卡罕达斯·巴立克爵士，在孟买的立法议会中进行斡旋。许多民间代表团也在为这个问题向总督提出请愿。那时我是古遮拉特大会的主席。大会向政府递了请愿书、发了电报，并且忍受着委员们的凌辱及威吓。这些官员们在这次事件中的行为是非常可笑的，他们那种不合身份的举措，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难于置信。

农民们的要求，像白昼一样光明正大，并且措辞温和，他们的要求并不过分，按理说，这样一个要求是应该予以承诺的。根据田赋税则的规定，如果收成是在二分五以下，农民可以要求完全免征那一年的田赋。照官方的数字，收成据说是在二分五以上。但是农民们一直坚持说，收成不足二分五。对农民们的请愿，政府置若罔闻，并且认为人民要求仲裁的请求是“大逆不道”。最后所有的请愿书和请求都归于失败。我和同事们商量以后，决定劝导农民们进行非暴力的抵抗。

除了凯达的志愿人员以外，我的主要的同志们都参加了这次斗争，其中有伐拉白·巴德尔，商卡拉尔·班克，安娜舒耶朋夫人，印都拉尔·扬兹尼克，摩诃德夫·德赛先生等人。伐拉白先生为了要参加这次斗争，不得不停止了他那日益兴旺的律师业务，谢绝了许多案子当事人的委托，到了斗争结束以后，由于实践上的原因，他竟再也无法复业了。

我们把大本营设在纳底亚·安纳塔斯朗，因为除此之外我们实在找不到能够容纳这么多人的场所。下面的一篇宣言，是由所有的非暴力抵抗者共同签订的：

由于我们这几个村子的收成都不足二分五，我们请求政府免征这一年的田赋，等到下年再收，可是政府对我们的请求不闻不问。因此我们在下面署名的人，一致郑重宣布：我们决不交纳今年所有的或余下的田赋。我们要求政府采取它认为恰当的任何合法步骤，我们也宁愿承担因为我们不交租所应得的后果。我们宁肯让我们的土地被抵押，也不愿自动缴纳租税，从而使人们误会我们的要求是错误的或虚伪的，并且因此伤害到我们的自尊和尊严。但是，如果政府肯允诺停收全县第二期的所有田赋，我们当中有能力纳税的自当交纳应纳的全部或一部分的田赋。有能力交纳而不交纳的人的理由是，他们不忍看见其他贫苦农民陷入绝境。因为如果他们交了，贫苦农民就可能产生恐慌心理而不得不变卖财产、或者举债，用以交纳租税，这样就会给贫苦农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都有援助贫苦农民的义务，为了贫苦农民，甚至那些有能力交纳田赋的人也有责任不交纳田赋。

关于这场斗争，我无法再详细进行叙述了，因为同这次斗争有关的很多很多细节问题我都回忆不起来了。如果有人想对这次斗争做更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可以读一读商卡拉尔·巴立克先生写的《凯达非暴力抵抗运动史》，其中的内容是比较完整和真实可靠的。

偷洋葱的贼

三巴朗是印度的一个偏僻小地方，而一般的报纸对那个地方发生的事情也不太注意，又没有对那次运动加以报道，因此它并没有吸引外人的好奇心。凯达运动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报纸上天天都有报道。

古遮拉特人对这次斗争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新奇的体验。为了斗争的胜利，他们准备捐献财产加以支持。但是要设法让他们理解非暴力抵抗不能单单靠钱的支持，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金钱往往不是最需要的东西。我虽然向他们努力作了说明，孟买的商人还是给我们汇来了大量钱物，超过我们所需要的，所以运动结束的时候，我们的账目上还存留有一笔余款。同时，进行非暴力抵抗的志愿人员还得学习一门新课程，那就是做到生活俭朴。我不敢说他们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不过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观了。

对于农民们来说，这次战斗也是一件十分新奇的事情，因此我们得走遍各村向他们说明非暴力抵抗的原则。

我们所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消除农民的恐惧心理，要他们明白官吏们并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公仆，他们的俸禄来自人民所缴纳的税款。但是要他们认识到把无畏的精神和遵守文明的义务结合起来的这种责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一旦他们消除了对于官员的恐惧，恐怕难以阻挡得了他们对他们所受到的侮辱加以回敬和反抗。可是如果他们万一有了粗暴的行为，那就会对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原则带来致命的打击，就如同牛奶里掉进了一小点砒霜一样。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所学到的文明的课程远远没有我所指望的那么多。经验教导了我，学习文明并坚持文明的行为是非暴力抵抗中最困难的部分，在这里，所谓文明并不是单指在外表上要说话温和的意思，而是指一种内在的温和，一种善意对待敌人的胸怀。这是每一个非暴力抵抗者在一切行动中所应该表现出来的美德。

在最初的阶段中，人们虽然表现了很大的勇气，政府却似乎不打算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但是后来因为人民所表现的坚定态度并没有动摇的迹象，政府就开始使用高压的手段了。收税的官员把人民的家畜都强行变卖了，把他们所能带走的东西强行扣押了。处罚的通告到处张贴散发，有许多地方，正待收割的庄稼也被抵押了。农民们开始惊慌失措起来，有的人连忙去交税，有的人则按照官员们的办法，带着他们的便于携带的东西在官员们经过的路上等待交给他们，以便让官员们拿去抵押交税。另一方面，则有一些人打算斗争到底。

这些事情正在进行的时候，商卡拉尔·巴立克有一个佃农为他的土地交付了他应交纳的田赋。这件事情引起了大家的不安，商卡拉尔·巴立克为了立即补救他的佃农的过失，他把那块已经交了田赋的土地捐献出来作为救济之用，因此挽回了他的荣誉并且为别人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为了使那些恐惧的人们重新坚定起来，我劝导他们，在穆罕拉尔·潘提亚先生的领导下，把我认为被错误地当作抵押品的那块地里的洋葱收割起来。我声言，关于扣押待收割的庄稼的行为，虽然是政府根据法律而做出的决定，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文明而正当的行为，它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对人民的一种掠夺。因此人民有责任把洋葱收割起来，不管它是否已有征封的命令。这是人民学会承受罚款或遭受拘捕的好机会，因为这些都是违抗命令的必然结果。对于穆罕拉尔·潘提亚来说，这正合他的心意。他不希望这次运动没有人因为坚持非暴力抵抗的原则而遭受拘捕就悄悄结束了。所以他自告奋勇要去收割地里的洋葱，跟着便有七八个朋友和他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政府自然不能放任不管。穆罕拉尔先生和他的同伴的被捕更加使人们参与运动的热情高涨。人们既然已经连入狱的恐惧心理都消除了，他们越是受到高压越是鼓起了勇气。到了开庭那一天，法院被大批群众包围了。潘提亚和他的同伴被宣判处以三个月的拘禁。我认为这个判决是不公正的，因为收割洋葱的行为并没有触犯刑法中的有关“盗窃”的条款。然而我们没有上诉，因为我们的政策是避免对簿公堂的。

入狱那天，成群结队的人护送“犯人”入狱。从这一天起，穆罕拉尔·潘提亚先生就得到了人们送给他的一个光荣称号：“洋葱贼”，一直到今天许多人还这样称呼他。

关于凯达非暴力抵抗运动是如何结束，我在下一章中会继续叙述。

凯达抗田赋斗争的意义

这场斗争得到了一个意外的结果。经过长期的坚持，农民们就快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了，我正在为如何才能使他们不致陷入绝境而苦思冥想。我在筹划一种策略可以使这场斗争早日结束、同时又符合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原则的办法，这种办法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而出现了。我后来听说了一个消息，说如果让有能力交纳租税的佃户们交付了田赋，其余贫苦的农民就可以获准缓付。我便去见征收田赋的官吏，因为只有他有掌管全县田赋的权力。他告诉我说，关于缓付田赋的办法已经有命令公布了。这一点我还不知道，但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农民们的宣言已经达到目的了，我们对这个命令感到比较满意。然而这个结果远没有使我感觉快乐，非暴力抵抗运动却没有完全达到它所应该达到的目的就停止了。征税官实施他的办法，好像根本没有经过什么调解，有些似乎还像没有接到命令一般。贫苦的农民本来可以缓交，但是几乎没有人得到好处，极少的人能够利用这个办法。农民们是有权决定哪些是贫苦的人，可以援引法令办理，可是他们不能运用这种权利。我对他们无力行使权利的结果感到非常遗憾和难过。所以，虽然运动的结果可以认为是非暴力抵抗的胜利，但我却并不因此感到兴奋，受到鼓舞，因为它缺乏完成彻底胜利的主要因素。非暴力抵抗运动，只有当它在结束时使非暴力抵抗者比开始时力量更加强大、更有精神时，才能认为这场运动收到了实际的效果。

但是，这次运动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它所带来的间接成果，我们还可以感受到它的深远影响。凯达的非暴力抵抗是古遮拉特农民开始觉悟起来的标志，是他们开始真正的政治斗争的标志。

贝桑特博士的辉煌自治运动虽然确实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但是凯达的这场斗争，确实推动受过教育的公众工作者去接触农民的实际生活的真正动力。他们从中学会了如何与农民们打成一片。他们找到了适当的工作范围和工作方式，他们的牺牲精神得到了加强，工作能力得到了提高。伐拉白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得非常好，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小的成绩。我们可以根据1924年的水灾救济活动和今年的八度里的非暴力抵抗来了解成就的大小。古遮拉特的公众生活由于有了新的生命力和新的蓬勃气象而显得生动活泼了。农民们开始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这次教训使农民们深深认识到，人民的解救要依靠他们自己，依靠他们受苦和牺牲的能力。通过凯达的斗争，非暴力抵抗在古遮拉特的土地上深深地扎了根。

所以，虽然我觉得这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结果并没有使我完全满意，但是凯达的农民却因此而得到了鼓舞。因为他们从这场斗争中体会到了，他们所获得的成就是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而且他们发现了摆脱疾苦的真实而可靠的方法。由于知道了这一点，他们的高兴是有着充分理由的。

然而凯达的农民并没有完全了解非暴力抵抗的内在意义，我们在以后几章中就会知道，他们懂得这种内在的意义，是在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以后。

谋求一致立场

凯达的运动开始的时候，欧洲的大战还未结束。这时的战争形势已面临重大危机，总督邀请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到德里去参加作战会议，我也被请出席参加。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我和总督詹士福勋爵本来是有着很好的交情的。

我应邀赶到德里去，然而我对于参加这次会议是存有异议的，主要的理由就是像阿里弟兄这样的领袖人物并没有得到邀请。他们当时还被囚禁在狱中。我只见过他们一两次，虽然我听说过很多有关他们的事情。大家对他们做事的热诚和勇气都十分称道。我那时还没有和哈金·萨希布发生什么密切的关系，但鲁德罗校长和丁纳班度·安德禄曾对我讲过很多称赞他的话。我在加尔各答的穆斯林联盟的办公处见过苏埃布·顾列希先生和克华嘉先生。我和安沙立博士和阿布杜·拉赫曼也有过接触。我正在寻求结交善良的和优秀的穆斯林人物，我还渴望通过结交他们中间最纯洁和最爱国的代表们，来了解穆斯林的心情。所以我并不需要别人来强迫我，而会很自动地跟从他们到任何地方，以便熟悉他们、了解他们。

以前在南非的时候，我就知道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友谊。但是我从来不肯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消除障碍求得团结的机会。从我的本性来说，我不愿意用有损自尊心的方式去阿谀别人或与人相处。然而我在南非的经验使我确信，我的不杀生和非暴力的原则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问题上将要受到最严厉的考验，而且这个问题是我体验非暴力的原则的最广阔的天地。我现在还是这样相信。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分钟，我都感觉神灵在考验着我。

我从南非回国以后，我对这个问题的信念更加坚强了。所以我很珍视和这两个兄弟的接触。然而在我和他们建立更亲密的友谊之前，他们却都被捕入狱了。大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在获得狱吏许可的时候，常常从贝都尔和金特华达给我写来长长的信，我曾经申请到狱中去探望这兄弟两人，但是都没有获准。

我是在阿里兄弟入狱之后，才应穆斯林朋友们的邀请参加加尔各答穆斯林联盟的会议的。我应他们的请求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我讲到了穆斯林要把营救阿里弟兄早日出狱作为自己的责任。会后不久，这些朋友们便带我到阿里伽的穆斯林学院去参观。我在那里也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我请学院里这些未来的律师们为祖国服务。

不久我就写信给总督，请求政府释放阿里弟兄。为了这件事情，我还研究了这两个兄弟的观点和他们有关基拉法的活动。我曾和穆斯林友人们谈论过。我明白如果我想成为穆斯林的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应当全力帮助营救这两个弟兄出狱，并使基拉法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我对这个问题本身的是非，并没有作过什么深入的研究，也不想妄加评论，我只知道，他们的要求在道德方面并无不合之处。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每人都有各自不同的信仰，而且每个人的信仰对他自己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所有的人都具有同样的宗教信仰，那么世界上便只可能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宗教了。我知道穆斯林关于基拉法运动的动机，不但不违背什么道德原则，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的首相也已经承认穆斯林的要求是正当的。因此我觉得我应当竭尽所能来帮助取得首相诺言的实现。首相的诺言讲得非常清楚，因此可以说，如果一定要根据是非问题来对穆斯林的要求进行评判的话，只能使我自己的良心得到满足。

朋友们和批评家们曾批评过我对于基拉法运动所抱的的态度。虽然有这些批评，但是我并不觉得有必要去修改它，或者对我与穆斯林之间的友谊和合作而感到后悔。如果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我仍会采取同样的态度。

所以我到达德里的时候，便打算把穆斯林这个问题向总督提出来，作为参考。当时基拉法问题还发展到后来那种情形。

但是到达德里以后，我参加会议的事，又发生了另外的问题。安得禄对于我参加这次作战会议是否合乎道德的事情提出了疑问。他告诉我英国报纸上正在争论英国和意大利的秘密条约问题。安得禄问我说，如果英国和欧洲的另一个强国缔结了一种含有侵略性质的秘密条约，我怎么可以去参加那个会议呢?我对于这些条约的事情，完全茫然无所知。但是丁纳班度·安德禄的话在我看来已经足够了。因此我写了一封信给詹士福勋爵，说明我因为秘密条约的问题，对于参加这次会议有些犹豫。他请我去面谈这个问题。我同他和他的私人秘书马菲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我同意参加会议。总督对我所说的话归纳起来就是这样：“你以为总督对于英国内阁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知道吗?我也从来不敢说，而且谁也不敢说，英国政府所做的决定没有一点错误。但是如果你相信帝国的势力是有益的，相信印度和英国的合作是对印度有利的，难道你不承认在帝国危急的时候，全体印度国民都有援助帝国的义务吗?我自己也看到英国报纸上关于秘密条约的各种评论。我可以向你保证，除了报纸上所说的以外，我什么都不知道。而你知道那些以宣传为目的的报纸是常常造谣的。难道在这样一个紧急关头，你可以单凭报纸上的报道就拒绝帮助帝国了吗?等战争结束以后，你可以随心所欲提出任何道德问题并可以随意向我们责难，但是今天不是时候，请不要在今天这么做。”

这番议论并不是新奇的东西。可是因为我是在那个时机那个场合听到发言人用那么一种方式提出来的，所以我会觉得它十分新奇。因此我便答应出席这次会议。至于穆斯林方面所提出来的要求，我准备写信和总督商议。

招募新兵

我就这样出席了作战会议。总督非常希望我支持关于招兵的决议。我请总督准许我用印地——印度斯坦语发言。他答应了我的要求，不过他还是劝我也用英语发言。我本没有什么话好讲，我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受责任心的驱使，竭诚拥护这次会议的决议。”

很多人因为我用印度斯坦语讲话而向我祝贺。他们说，在他们的印象当中，在这种类似的场合中用印度斯坦语发言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出现。大家的祝贺以及发现在总督主持的会议上我是第一个用印度斯坦语讲话的人，这些事情损伤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我觉得惭愧得无地自容。这是一种多么大的耻辱啊，在本国召集的会议上，讨论的又是有关本国的事情，却不能用本国语言讲话，甚至于像我这样一个偶尔出席的人用印度斯坦语致辞，竟被认为是一件可庆贺的事。像这样的种种事情使人不由地联想到，我们平日所处的地位是多么低下啊。

我在会议上所讲的那一句话，实际上对我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的。那一次的作战会议和我所支持的那个决议是我此生所不能忘记的。在德里的这段时间，我还有一件计划中的事情要去做。我必须写一封信给总督。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想这是我应尽的义务，为了政府和人民双方的利益着想，我要在信中说明我为什么参加和如何参加这次会议的，而且还要明白表示人民对于政府的期望是什么。我在信中表示，我非常遗憾，因为像罗卡曼尼亚·狄拉克和阿里兄弟这样杰出的领袖人物有没有得到邀请参加会议，并说明当时在因战争而造成的形势下人民和穆斯林在政治方面的最低要求，以及穆斯林在战争发生后所形成的生活情况。我要求总督准许我公开发表这封信，他欣然同意了。

这封信必须送到西姆拉去，因为总督在会议结束之后，立刻就到那里去了。我非常重视这封信，它对我是极为重要的，如果通过邮局寄去恐怕要耽误时间。我想要节省时间，可是又不愿随便找一个人送去。我想找一个廉洁诚实可靠的人亲自带着书信，并送到总督的住处。丁纳班度·安德禄和鲁德罗校长向我推荐剑桥教会的爱尔兰牧师，建议可以委托他带去。牧师同意了，不过他要求让他先看一看，并且信中的内容使他认为满意才行。我并不反对，因为这封信并没有私密的性质。他读完信后表示满意，并且表示愿意承担送信的使命。我要给他买一张二等火车票，但是他却婉言推辞了，说他平日是坐惯了三等车旅行的。虽然那是一整夜的路程，当晚他果真搭乘三等车动身了。他那种简朴、豪爽和坦白的态度使我非常钦佩。委托这么一个心灵纯洁的人去送信，一定会达到我预期的效果。就这样，我如释重负，放下心来。以后的事情果然进展得很顺利。我的另一项任务是招募新兵。除了在凯达以外，我能从别的什么地方着手进行呢?除了我自己的同事以外，我可以请谁来应征第一期的新兵呢?所以我一到纳提亚，便和伐拉白以及其他的朋友们商谈这件事情。有些人不容易接受这个建议，赞成的人又怕它不能实现。在我想向他们呼吁的那个阶级中，他们本来就对政府没有什么好感。在这些人的记忆当中，还保留着政府官员给予他们的痛苦经验。然而他们还是准备从事这件工作。可是当我一开始实施我的任务的时候，我就马上明白了。我的乐天主义突然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打击。回想从前进行反抗田赋运动的斗争时，人们很乐意并毫无条件地把车辆免费给我们使用，而且在我们需要一个志愿人员的时候，居然有两个人都来应征。但是现在，连租用一辆车子都遇到了很大困难，至于征求志愿人员的事情就更不用说了。然而我们并没有丧失信心。我们决定安步当车。这样，我们每天要走20英里左右的路程。如果别人连车子都不肯供给我们，我们自然更无法让他们供给我们食品，我们自己也不好意思强去向人家要粮食。因此我们决定每一个志愿工作者的背包里必须自备干粮。至于床铺倒不是问题，因为那时恰好是在夏天，用不着带铺盖。

我们一路上召集集会。参加集会的人数倒是很多，但是难得有一两人愿意应征为新兵。“你是一个主张非暴力的人，你怎么能叫我们拿起杀人的武器呢?”“政府为我们印度干过什么好事，值得我们做它的盾牌呢?”像这类的问题，常常会有人向我们提出质问。然而，我们坚持的工作逐渐收到了效果。来报名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希望把第一批人送走以后，就能得到源源不断的人应征。我已开始同当地的专员商量应征者的住宿问题。

每一个分区的专员都仿照德里的办法纷纷召集会议。其中一次会议在古遮拉特举行，我的同事们和我都被邀请参加。我们都出席了，但是我知道我在这里我不能像在德里那样有所作为。在这种充满奴性的氛围里，我觉得非常局促不安。我发表了一个相当长的发言，但是可以说其中没有一句话是那些官员们所爱听的，反而有些话是要使他们听了之后觉得刺耳而为之深省的。我常常散发传单，要求人们报名应征。我所主张的说服人们应征的理由中间，有一种是不会合那些专员的心意的：“历史终究会证明，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做出了许多对印度人民不利的坏事，而其中最大的坏事，就是它强制通过了剥夺全印度武装的法令。如果我们希望废止这个法令，如果我们希望学会使用武器，那么这就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如果在现在英国政府面临危急关头的时刻，中产阶级肯站出来对它进行援助，那么英国政府对印度人的不信任就会逐渐消除，而英国政府关于印度人不准携带武器的禁令也就会很快撤消。”那个专员提到这一点时说，虽然我们彼此的观点不一致，他还是对我能够出席会议表示满意。而我向他说明我的观点时，不得不采用非常客气的方式。

以下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给总督的那封信：

如您所知，鉴于我4月26日给您的信中所言的理由，我原本不会参加这次会议，是您的召见令我最终改变了主意。出于对您的极大敬重，我同意出席这次会议。然而我认为很有必要再次向您表明那些阻碍我与会的原因：在我看来，罗卡曼尼亚·狄拉克、贝桑特夫人和阿里弟兄都是被公认的最有号召力的领袖，却没有得到政府的与会邀请。我不能不为政府感到遗憾，这是一个失误。我知道省会的会议随后即将召开，到时他们如被邀请参加，为政府献计献策，我想失误也就得到了补救。恕我直言，任何政府都会重视那些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代表，即便他们与政府观点不同。在这次会议的分区会上，我很高兴各党派人士都能畅所欲言，我则有意不在会上发表意见，我认为我为大会宗旨所做的最好服务就是拥护本次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这点我已经完全做到了，我希望政府能采纳我的建议，尽快付诸于行动。这条建议我已另函同时附上。

我同意在此危急时刻，我们必须按照原决定发自本心、毫不犹豫地给帝国以支持，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获得自治领地位。我们响应帝国的号召是由于我们希望借此尽快实现我们的目标。这只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由此，即使主动承担这份责任可以带来相应的权利，人民仍有理由相信您所谈的重大改革将体现在国大党联盟方案的主要基本原则中。我相信参加大会的很多成员衷心与政府合作，正是基于此种信念。

如果我有可能使我的同胞收回他们的要求，我一定会要他们撤销国大党的一切决议，而不要在大战危急时刻，连连要求“自治”或“责任政府”。我愿号召全印度的体魄强健的男儿在帝国告危之际为帝国贡献自己的生命。我想采取此一行动后，印度自然会成为帝国最宠爱的伙伴，种族歧视也会随之成为过去。可事实上，印度的整个知识阶层却决定采取另一种办法，而且现在无人能否认知识阶层对于大众的影响。我自南非回国后，一直保持着与农民的密切联系。我希望您能明白，自治的要求在印度已深入人心。我参与起草了上届国大党大会所通过的要由一个国会机构明文规定在一定时期内给予英属印度一个完全的责任的决议。这是一个大胆的步骤，但我确信，只有在最近期内实现这个自治的明确理想，才会令印度人民满意。为了这个目的，许多人印度人认为任何牺牲都是必要的。他们也清楚为了达到帝国伙伴这一最后的地位，需要做出同等牺牲。我们懂得只有解救帝国于危难中，才能最终达到自己的目标，不明白这个基本道理，则无异于民族自杀。我们将会在拯救帝国的同时取得自治。

关于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为了保卫帝国的安全，我们必须向帝国提供最大限度的人力支援，但是我们没有能力提供财政上的支持。通过与农民们的密切往来使我明白，印度对帝国国库的捐献已超出了自身能力的极限。我这样说代表了我国大部分人民的心声。

这次会议对我及大多数人来说，都意味着为了共同的事业而牺牲的一个明确的步骤，但我们现在的地位还够不上帝国伙伴，我们是为了美好的未来而做出牺牲。我必须把我们同胞的希望如实地、明确地告诉你。否则我就是不诚实的。我这样说并非讨价还价，而是想让您明白，失望等于幻灭。

还有一件事情我不能忽略。您曾经向我们呼吁，要我们放弃内部的分歧。如果这个呼吁是指容忍迁就官员们的专横和错误行为，我是无法响应的。我决心对有组织的横暴抵抗到底。您应该呼吁官员们，要他们停止虐待平民、抛弃过去一贯的做法，多和人民沟通，多尊重群众的意见。我在三巴朗的时候，因为抗拒一种长时期的专制，最后竟不得不诉之于英国司法的最高权力。在凯达，过去不断咒骂政府的人们，现在却觉得真正有力量的并不是政府，而是那种愿意为真理受难的代表着真理的力量。所以他们已经不再感到痛苦了，他们认为政府应当是个一切为了人民的政府，因为当人们感受到不公平的时候，这样的政府能够容忍有秩序的、可敬的不服从。所以三巴朗和凯达事件就是我对于这次战争直接的、明确的和特殊的贡献。要令我中止在那方面的活动，就无异于叫我中止生命。如果我能够推广这种精神的力量——其实这就是爱的力量的别名——以代替暴力，我知道我可以为您呈现一个能遏制全世界的作恶行为的印度。因此，我将年复一年地锻炼我自己终生运用这种忍受苦难的永恒的法则，并把它提供给那些同样愿意接受的人，而且如果我参加了别的任何活动，其动机也是为了表明那个法则的无比的优越性。

最后我请您转请帝国政府就穆斯林土邦问题提出明确的保证。我相信您知道每一个穆斯林对此问题都是极为关注的。我是一个印度教徒，我不能对他们的事业漠不关心。对于他们的悲与愁，我们会感同身受。帝国的安全就在于以最慎重的态度尊重那些土邦的权利，尊重穆斯林对于礼拜场所的宗教感情，以及您对于印度自治要求的公正而及时的态度。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我爱英国，我希望唤起所有印度人对于英国人的忠诚。

病危

在招兵运动中，我的健康大受损害。在那些日子里，我吃的食品主要是花生、牛油和柠檬。我知道吃太多的牛油对于健康是有害无益的，可是我还是放任自己大量地吃，因此我患了轻微的痢疾。我倒不怎么在乎，傍晚还是照例到“非暴力抵抗”学院里去。在那个时期，我很少服用药物。我以为少吃一餐饭我的病就会自动痊愈了，在发病的第二天早上我不吃早饭，当真觉得舒服多了。可是，我知道要获得完全的痊愈，最好是要延长我的绝食期，如果我要吃东西的话，只能吃一点果汁。

那天恰巧是一个节日，虽然我已经告诉了我的妻子嘉斯杜白午饭时我不吃任何东西，她还是劝诱我吃，而我竟然上了当，也就吃了。因为我已经立誓不喝牛奶或奶制品，她就特地给我准备了一碗甜麦粥，不放酥油而放一些植物油。她还在旁边给我留了一碗豆汤。这两样东西都是我平时喜欢吃的，为了让嘉斯杜白高兴一些，同时还为了满足我自己的食欲，我便吃下了。然而那正是恶魔在等待着的一个机会。我本应该只吃一点的，但是我却因为饿得久了，吃得很饱。这无异于招来了死亡的天使。一个钟头后，我的痢疾就厉害起来了。

当天晚上我还得回到纳提亚去。到沙尔玛第车站不过一英里多的路程，我却走得非常吃力。伐拉白先生在阿赫梅达巴上车和我同行，他看出我有生病的样子，但是我却没有告诉他我正在忍受的痛楚的厉害程度。

大概10点钟的时候，我们到了纳提亚。我们总部的所在地印度教安纳塔学院，离车站只有半英里，但是我却觉得有10英里远。我总算勉强走到了，可是腹部的剧痛却有增无减。厕所离我的房间很远，我没有用它，我要他们在我的隔壁房间里放一个便盆。我这样做觉得很惭愧，但是出于不得已。傅尔昌先生立即弄来了一个便盆，所有的朋友都围在我身边，为我担忧，他们都很关心的照料我。但是他们如此的厚爱和关心，还是不能消除我的痛楚。而我的固执的本性，更让他们觉得无可奈何、束手无策。我拒绝一切医学上的治疗和药品。因为我甘愿忍受因为我自己的过错而带来的责罚，也决不吃药。他们只好在旁边沮丧地看护我，表示爱莫能助，并深表不安。我的病况很严重，我在一昼夜之间，大约泻了三四十次之多。我已开始绝食，连果汁也不喝了，我是一点食欲也没有了。从前我以为自己的身体像钢铁一般的强壮，但是现在我发觉自己的身体不过是一堆泥土罢了，它已失去了一切抵抗力。康努加医师来看我，他劝我吃药。但是我谢绝了。他还建议给我注射，我也拒绝了。在那些日子里，我对打针的无知是很可笑的。我以为用来注射的药物一定是什么兽类的液汁。后来我才知道医生要给我注射的是一种植物性的药液，但是等到我发现了这个现象，并开始同意注射药物时，已经为时太晚了。我的腹泻还是持续不停，弄得全身异常衰弱。我的身体的过度衰竭还引起了一种致人昏迷的热症。朋友们更加着急了，又请来了几个医生。然而对于一个不听医生建议的病人，这些办法又有什么用处呢?

赛·安巴拉尔同他的妻子这时也到纳提亚来了，他们和我的同事们商量以后，非常小心地把我抬到阿赫梅达巴地方的他的米尔扎埔洋房里去疗养。我在这次病中所享受的爱护和无私的照料是无以复加的。但是我觉得我的热度仍未降低，我的身体还是日渐衰弱。我知道这种病要是拖延下去的话，恐怕就非常危险了。我在安巴拉尔的家里备受那样无微不至的厚爱和照料，内心非常不安。我要求他把我送回学校里去。在我的强烈要求之下，他顺从了我的愿望。当我正在学院的床上辗转反侧、痛苦呻吟的时候，伐拉白先生告诉我们一个消息说，德国已经完全被打败了，而那位专员也捎信来说不必再招募新兵了。这个消息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它及时地消除了我对于招募新兵这件事情的烦恼，积压我心中许久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放下了。这时我开始试用水疗法，觉得有一些效果，但是要身体完全恢复健康，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医生给我了提出了很多建议，可是我总不肯采用他们中间任何一种治疗方法。有两三个人知道我曾立誓不喝牛奶，于是劝我喝肉汤，作为一种变通办法，并引证《夜柔吠陀》的一些句子来支持他们的意见。还有一个医生竭力劝我吃鸡蛋。但是对他们所有的人一切的劝告，我都用一个字来回答：“不”。

我个人认为，关于饮食的问题，不必根据经典的权威来加以决定。饮食问题是属于我固有的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是和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而指导生活的原则，不受任何外在权力的影响。我不愿意背弃这些原则而生活。我是那么坚定无私地要求妻子儿女和朋友们遵循这些原则，我自己怎么可以任意破坏它们呢?

于是，我这一场生平头一次的这么长时间的病痛，倒成为了检验我是否坚定地实行这些我要求自己和别人同样遵守的这些原则的一个绝好的机会。有一天晚上，我几乎完全绝望了。我感到我已到了死神的门前。我派人去通知安娜舒耶朋。她急忙跑到学校里来。伐拉白和康努加医师一齐来，后者给我把了一下脉搏说：“你的脉搏跳得很好，我看绝对没有什么危险。这不过是因为你的身体极度衰弱而引起的一种反应罢了。”然而我还是不相信。那一夜我根本没有睡着。

天亮了，我还活着。可是我依然不由自主地感觉死期将近，因此我开始把我所有的清醒时间都用于倾听学院的好友给我念《薄伽梵歌》。我自己已经没有力气诵读了，也不愿意开口说话。因为只要一讲话，脑子便会异常紧张。所有生存的兴趣都消失了，我是从来不愿仅仅为了要生存而苟活。在身患绝症的时候，自己既不能做事，还要朋友和同事们侍候，并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慢慢地衰弱下去，在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生活，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当我这样躺在床上束手待死的时候，有一天达瓦尔卡医师带了一个客人来，他是马哈拉斯特拉人，不是一个有名气的人，但是我一看见他便知道他也是和我同样有着奇异的性格的人。他来是为我试验他的治疗方法的。他曾在孟买的格兰特医学院学习，学业都修满了，但是没有取得学位。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梵社的会员。他的名字叫克尔卡先生，是一个有着独特的固执性格的人。他说他只用冰疗法来为我治病，他要我试试看。我们因此称呼他做“冰医生”。他非常自信，他宣称他发现了其他一些有资格的医生所不注意的东西，但是他为他的这种自信和治疗方法没有对他们产生感染力而感到非常遗憾。可惜的是，我对于他的办法也并不完全相信，而且我担心他是在简单匆忙之中得到了这样一种治疗方法的。但是不管他的发现有多大价值，我还是答应让他在我的身上作了试验。外部的治疗方法并不使我感到担心，而他的办法就是在我的全身敷冰。虽然我还不敢肯定他对我所施用的治疗方法收到了如他所说的那种效果，但是这种方法的确使我从内心里产生了一种新的希望和新的勇气，而且这种心理对身体方面的康复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影响。我开始觉得有了食欲，而且可以开始进行5分钟到10分钟的缓慢的散步。这时他建议我改良我的饮食习惯。他说：“我敢向你保证，如果你吃几个生鸡蛋，你的体力就可以恢复得更快一些。鸡蛋和牛奶一样，对你绝对没有什么害处。它们当然不能算作肉类。你知道鸡蛋并不是都具有繁殖性，而且在市场上也有不具有繁殖性的鸡蛋出售的。”可是我仍然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即使是消过毒的鸡蛋，我也不打算吃。但是我的健康的确逐渐在好转，并且体力的恢复又使我开始能够从事我的公众活动了。

身处窘境

朋友们和医生们都劝我，说我如果到马特朗去休养，我的健康会恢复得快些，于是我便听从他们的意见到那里去了。可是马特朗的水是硬水，这让我平日的生活觉得非常不适应。我因为害了那场痢疾，肛门极为软弱，又因为我有痔疮病，所以大便时非常痛苦。甚至到了这种地步，一想到吃东西，我的心里便产生了恐惧。在那里住了不到一星期，我不得不离开了。商卡拉尔·班克非常关心我的健康，他极力劝我去找达拉尔医师来为我治疗。于是我去看了达拉尔医师。他果断高超的诊断能力使我非常佩服。他要我立刻做手术，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他表示就在我的卧室里给我做手术也没有什么不便的地方。因此第二天他就给我动了手术，效果非常好。可是他还表示不满意。他说：“如果你不喝牛奶，你的身体便不能完全康复。此外，如果你还愿意接受铁质和砷酸注射，我敢担保你可以逐渐健壮起来。”

“你可以给我注射，”我回答道，“至于喝牛奶，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曾经发过誓不喝牛奶，我不能违背我的誓言。”

“你的发誓究竟有什么严格的性质呢?”这位医生问道。

我便告诉了他，我是如何立誓的，我为什么要立这个誓言，以及我如何自从知道母牛怎样被挤尽牛奶的情况以后，我多么不愿意喝牛奶等等有关的事情。况且，我始终认为牛奶并不是人们的天然食物，所以我发誓不喝牛奶。我讲这一番话的时候，嘉斯杜白一直站在我的床边听着。

“那么你该不会反对喝羊奶吧?”她插嘴说道。

这位医生也乘机说道：“只要你愿意喝羊奶，我看也够了。”

我屈服了。我为了想急于恢复体力从事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斗争，因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所以我只遵守了誓言的字面意义，而牺牲了誓言的精神实质。虽然在我发誓的时候，心里所想到的只是牛奶，但是誓言的自然的含义应该包括所有动物的奶。再说我既然认为奶类对于人类来说不是一种天然的食物，我也就不应该喝奶。这一切我都明白，可是我终于还是答应喝羊奶。我的求生的欲望胜过了我对于真理的虔诚。一个真理的信徒这一次却因为热衷于组织进行非暴力抵抗的斗争，而危害了他的神圣的理想了。直到现在，我一想起我曾经采取了这种行动，还会为我的行为感到惭愧和悔恨。我时常自问怎样才可以做到停止喝羊奶。然而只要我仍然抱着为大众服务的强烈愿望，我就始终无法摆脱那种不可思议的诱惑。这些对于饮食习惯的实验，对我来说是一些宝贵的经验。我把它当作我寻求非暴力精神实质的一个部分。这些实验使我感到精神舒畅而快乐。但是直到今天喝羊奶这件事情还使我深感不安，倒不是因为从我违反了我的饮食不杀生的原则这个角度来说的，主要的原因还是从我追求真理的观点来说的，因为我这种行为无异于违背了誓言，也就是违背了追求真理的原则。我一向认为我对于真理的理想比对于非暴力的理想了解得更多一些，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我放弃了真理，我就永远解决不了非暴力的谜。真理的理想就是要求人们遵守誓言的形式及其精神实质。我喝羊奶的这种行为，就是伤害了精神——我的誓言的灵魂——而只遵守誓言的外表形式而已，这就是一直使我不安的原因。然而尽管我对这个问题心里很明白，我却没有勇往直前的气概。也就是说，我还没有勇气采取断然的办法。归根到底这二者是一回事，因为如果存在疑惑，那么就是信仰坚定或缺乏信仰的结果。所以我每天必须向上苍祷告：“主啊，赐我信仰吧。”

我开始喝羊奶以后不久，达拉尔医师便为我的痔疮动手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当我的健康逐渐得到恢复的时候，我的生存欲望又异常强烈起来，特别是因为神灵已经准备了很多工作要我去做。

在我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之前，有一次偶然在报纸上看见劳莱特委员会刚刚发布的报告书。报告书的建议主张采取严厉手段，“犯人”不经审判即可监禁。这使我感到惊异。商卡拉尔·班克和乌玛尔·苏班尼来向我建议，要我在这个问题上赶紧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大约一个月以后，我便到阿赫梅达巴去。把我所担忧的事情告诉伐拉白，他几乎天天来跟我见面。我对他说：“我们必须赶快采取必要的措施。”“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什么呢?”他问道。我说：“我们可以找几个人出来签名反对，即使签名反对的人数不多。如果他们不顾我们的反对，通过了劳莱特委员会拟议中的措施，而将其成为法律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马上进行非暴力的抵抗。如果我没有病得这么厉害，我一定会全力去进行斗争，并带领大家一起。但是就我目前这种衰弱的状态来说，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担任这个任务。”

这次谈话的结果是，我们决定召集一个由少数人参加的会议。据我看来，劳莱特委员会报告书中所列举的那些论据并不能充分证明他们所提出的建议，因此，这些建议是不应该成立的。而且我认为任何人只要还有一点自尊心，就绝不能屈从这些建议。

我们决定召集的会议终于在学院里如期举行了。应邀出席会议的不到20个人。我现在还记得的，参加的人除伐拉白外，还有沙罗珍尼·奈都夫人，洪尼曼先生，乌玛尔·苏巴尼先生，商卡拉尔·班克先生和安娜舒耶朋夫人等等。那次会议上，起草了非暴力抵抗的誓约。我还记得所有到会的人全都在非暴力抵抗的誓约上签了名。当时我还没有主编什么刊物，不过我常常通过日报发表我的观点。这一次我还是采取了同样的做法。班克非常热心地参加这次斗争，我第一次发现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并且有很踏实的工作作风。

由于我认为要依靠现有的组织来运用非暴力抵抗这么一种新颖的武器，是没有希望的，在我的建议之下，另外成立了一个非暴力抵抗大会。它的主要会员都在孟买，因此总部也就设在那里。有很多会员已经在誓约上签了名，又有人印发了传单，并且到处举行群众大会，一切情形都像凯达运动一样。

我被选为非暴力抵抗大会的主席。我不久便发现我和组成这个大会的知识分子之间似乎很少有协同一致的机会。我坚持大会一定要用古遮拉特语文，还有我所提出的别的一些工作方法看起来很特别，使他们颇为不安和为难。不过我得说句公道话，他们大多数很宽容地迁就了我的个性。

然而我从一开始就看出这个大会不会支持多久。我觉得我所强调的真理和非暴力已经为一部分会员所不喜欢。虽然我们这个新的活动在创始的时候进行得蓬蓬勃勃，运动的发展也很迅速。

呐喊的声浪

这个时候，一方面，反对劳莱特委员会报告书的运动的声浪越来越激烈，另一方面，政府实行其建议的决心逐渐坚定起来，劳莱特法案就这样公布了。我这是第一次到印度立法院中去旁听，而这次讨论的正是这个法案。萨斯特立吉发表了一个慷慨激昂的演说，向政府提出了一个庄严的警告。总督外表上似乎已在倾听，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萨斯特立吉，任他自由发挥其滔滔不绝的雄辩才能。那时我还以为总督也会被他的热切而充满感情的话所深深打动的。

然而人们只能唤醒那些已经真正入睡的人；如果他是假装睡着的，叫唤对他是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的。这恰好就是当时政府的处境。政府只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法律形式而已。政府的主意早就打定了。因此，萨斯特立吉的庄严警告，对于政府是徒劳无用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的声音也只能等于荒野中的一声呐喊而已。我在总督面前诚恳地尽力呼吁，我还给他写了很多私人的和公开的信函，向他明确表示，政府的这种做法只能使我重新发动群众进行非暴力的抵抗。但是这种表示也是徒劳无用的。这个法案的条例还没有在政府的公报上正式公布成为法律。我的身体还十分衰弱，但是我在接到马德拉斯的邀请时，便决意冒险作一次长途旅行。当时我还没有力气在大会上高声发言。我有时想尝试站着作长时间的讲话，就会全身发抖，浑身难过。

因为我曾在南非工作的缘故，我觉得我对于泰米尔人和德鲁古人还可保持着一些特殊的权利，而南方的善良的人民也对于我一向有着相当的信赖。那份请帖是由喀斯朱利·兰格·艾扬伽先生签名发给我的。但是我在赴马德拉斯途中才知道，主张邀请我去的却是拉贾戈帕拉查里。这可以说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虽然我曾经听说过关于他的许多情况，但是我们这是第一次亲自面谈，并逐渐互相了解。

拉贾戈帕拉查里离开沙列姆到马德拉斯来当律师，时间还不算太长。他是应喀斯朱利·兰格·艾扬伽先生等朋友的一再邀请而来的，他来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便于更积极的投入到公众工作中去。我们在马德拉斯就住在他的家里。我们同他住了两三天以后，我才发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所住的那栋洋房是喀斯朱利·兰格·艾扬伽先生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我们是艾扬伽先生的客人。幸而摩诃德夫·德赛纠正了我的想法。他很快便和拉贾戈帕拉查里搞得很熟，而拉贾戈帕拉查里因为怕难为情，一直不大出面。然而摩诃德夫提醒了我，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应当培植这个人。”我于是接受他的意见。我们每天在一起讨论斗争的计划，但是除了举行公众集会之外，我想不出什么其他的办法。如果劳莱特法案终于被通过而成为法律，我也不知道怎么进行文明的抵抗来加以反对。政府先给人们以不服从的机会，人们才能对它表示不服从。如果没有这种机会，我们能不能对其他的法律进行文明的不服从呢?如果可以的话，界限又在哪里?这些和其他一大堆类似的问题就是我们讨论的主要题目。

喀斯朱利·兰格·艾扬伽召集了一个由少数领导人参加的的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出席会议的人当中，维加耶罗卡瓦恰利先生的意见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他建议我起草一份明确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理论阐述，并且写上详细的说明。我认为我还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因此我也坦率地向他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正在为此感到烦恼的时候，便有消息传来，说劳莱特法案已公布为法律。那天晚上我正在考虑这些事情，却不知不觉睡着了。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便醒了，醒得比平时稍微早一点。当我在半梦半醒之间时，忽然心里有了一个主意，仿佛做了一场梦一样。早上起来以后，我便把这件事的经过告诉了拉贾戈帕拉查里。

“昨夜我在梦里得到一个主意，那就是号召全国举行总罢市。非暴力抵抗是一种自我纯洁的过程，而我们的斗争又是一个神圣的斗争，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自我纯洁的行动，似乎是很恰当的。让印度的全体人民在那一天停止工作，把那一天当作绝食和祈祷的日子。穆斯林的绝食不能超过一天，所以绝食的时间不超过24小时。各省是否都会响应我们这个号召还很难说，不过我觉得孟买、马德拉斯、比哈尔和信德是靠得住的。即使只有这几个省份很好地进行总罢市，我想我们也应当感到满意了。”

拉贡戈帕拉查里立刻接受了我的意见。其他的朋友得知以后，也都表示支持。我起草了一份简短的呼吁书，总罢市的日期最初定在1919年3月30日，但是后来又改为4月6日，因此，人民只得到了紧急的通知。由于这事情要马上要开始行动，所以不能及早发出通知。

但是，我们都没有预料到这个决定会产生如此巨大的效果。整个印度全境，从东到西，从城市到农村，在那一天实行了总罢市，那场景观真是惊人而壮观啊!

德里总罢市

在南印度短期旅行之后，我去了孟买。大概是在4月4日那一天，我接到商卡拉尔·班克先生的一封电报，叫我赶到那里去参加4月6日的庆典。

但是在这个时候，德里已按照最初的通知在3月30日举行了罢市。在那里，史华密·史罗昙纳吉和哈钦·阿兹玛尔汗·萨希布的意思便等于法律。关于总罢市延期至4月6日举行的电报到达时已经太迟了。德里总罢市的情景可以说是空前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联合起来就像一个人一样。史华密·史罗云昙纳吉应邀到朱姆玛大寺去作演讲。所有这一切都让当局无法容忍。当总罢市的游行队伍行进到火车站的时候，大批警察出来镇压。他们还向游行群众开枪，结果死伤了很多人，而且在德里已开始实施高压政策。史罗昙纳吉叫我火速去德里。我回电说，等4月6日孟买的庆典过后，便立刻动身到德里去。

德里所发生的事，在拉合尔和阿姆里察也都重演着。沙提亚巴尔博士和克其鲁博士从阿姆里察给我发来了紧急的邀请，叫我到那里去。当时我同他们还互不相识，但是我答复说，我一办完德里这边的事以后便去阿姆里察。

4月6日早晨，孟买大批市民在乔巴蒂海边沐浴完后，列队向塔库德华出发。在游行的队伍里还有一些妇女和儿童，还有许多穆斯林。同行的几个穆斯林朋友把我们参加队伍的人从塔库德华带到附近的一个伊斯兰教堂里去，并说服奈都夫人和我演讲。维塔尔达斯·捷罗嘉尼先生建议我们当时就地叫人们举行使用国货和印—穆团结的宣誓，但是我不赞成这个建议，理由是：宣誓不应在仓促间进行，我们应对民众们业已做到的事情感到满足。我认为，如果举行了宣誓，就不得反悔。所以在宣誓之前，必须要使人民先充分了解到使用国货的誓言的意义，同时也应该使一般关心印度教与伊斯兰教联合问题的人明了印—穆团结的重大的责任。最后，我提议凡是愿意举行宣誓的，不妨在第二天重新召集一次会议。不用说，孟买的总罢市是完全成功的。事先对于推进文明的不服从的运动早已有了缜密的准备。关于这一个问题，曾经讨论过两三件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文明的不服从的对象应当是那些使群众容易不服从的法律。那时的盐税是人们早就表示不满意的，而且那时还有一场反对盐税的强大运动正在酝酿之中。我因此提议从今以后，大家可以用海水在自己家里制食盐，以抵制关于盐税的条例。我另外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售卖禁书。我有两本书，即《印度自治》和《给那后来的》（鲁斯金同名书的古遮拉特文改写本），都是已经被禁止发行了的，这时正用得着。把这两本书加以重版并公开售卖似乎是进行文明的不服从的最轻易的办法。因此这两本书被大量翻印了，并且安排好那天晚上终止绝食以后在大会结束时发售。

4月6日晚上，许多志愿人员按预定计划携带了禁书向民众兜售。沙罗珍尼·蒂维夫人和我两个人则乘车出巡，巡视售卖情况。我们发现，所有的书很快便卖光了。卖书所得的钱都用来作为开展文明的不服从运动的基金。这两本书的定价为每册4个安那，但是我记得当时买书的人并不是只按定价付钱的。许多人把他们袋里所有的现钱都拿出来买一本书。为了买一本书，很多人乐意付5卢比或10卢比的钞票，我还记得其中有一本书竟然卖到了50卢比。我们向买书的人讲清楚，我们所卖的是禁书，大家都知道买这种禁书有被捕坐牢的可能。然而那时候他们对于坐牢的恐惧全都没有了。

后来我们听说政府为了避免陷于被动，认为我们售卖的不是原版的禁书而是翻印本。而政府认为这些翻印的书是禁书的新版，出售新版书并不算犯法。这个消息使我们都为之失望。第二天早晨又召集了一次会议，来讨论关于使用国货和印—穆团结并安排有宣誓的议程。维塔尔达斯·捷罗嘉尼这才第一次懂得闪闪发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那天到会的人不多。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有几位姐妹参加了会议。到会的男人也很少。我已经写好一份誓词带在身边。宣誓之前，我对到会的人详细说明了誓词的全部意义。我看见到会的人是如此之少，但是我并没有因此感到难过或意外。因为我已经注意到群众态度上的这种特殊的差异：他们喜欢从事令人兴奋和激动的工作，而对于埋头苦干的建设性工作却不感兴趣。这种特点到现在还依然存在。

关于这一点我将另辟一章来谈。现在言归正传。7日晚我动身到德里和阿姆里察去。8日到马都拉的时候，我听到了一种传言，说我可能会被捕。车到达马都拉站时，阿恰利亚·齐德万尼到车上来看我，通知我将要被捕的确切消息，并跟我说，如果我需要什么帮助的话，尽管找他。我非常感谢他的好意，并向他保证，需要的时候，我一定请他帮忙。

火车还没有到达巴尔瓦尔车站，我便接到一个书面命令，不准我进旁遮普境内，因为我到那里可能引起地方秩序的纷乱。警察要我下车，我拒绝说：“我是应一个紧急的邀请到旁遮普去的，我不是去扰乱秩序，而是去安定人心。所以我很抱歉不能服从这个命令。”

最后火车进了巴尔瓦尔站。摩诃德夫跟我在一起。我要他去德里把路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史华密·史罗昙纳吉，并要求人民保持镇定。我叫他解释清楚我为什么决定不服从对我所发的命令，并准备承受违法的处分，同时还要他说明，为什么即使不管我受到什么处分，如果人民能够保持充分的平静，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在巴尔瓦尔车站，我从车上被带出来，受警察的拘押。不久有一列火车从德里开来，我被迫上了一个三等车厢，由几个警察押着我走。车到马都拉的时候，我便被带到警察局的拘留所去，但是没有哪个警官能够告诉我他们打算拿我怎么办，或者准备把我送到哪里去。第二天清晨四点钟的时候，我被叫醒，他们把我押上开往孟买的一列货车。到了中午他们又在沙威·马渡坡叫我下车。有一个警官叫鲍林先生从拉合尔乘特别快车赶来，现在负责押送我。他把我押上头等车厢，于是我便由一个普通的犯人一跃而为“绅士”式的犯人了，这个警官开始滔滔不绝地称赞旁遮普省省督米凯尔·奥德耶爵士。他说米凯尔爵士个人对我并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他只是担心我到了旁遮普会引起地方的上骚乱，诸如此类的话。最后他劝我自动回孟买去，并答应不进入旁遮普境。我回答他说，我不能服从这个命令，我也不打算自动回去。警官知道没有别的办法了，便告诉我说，他不得不以法律加诸于我。我问他：“那么你预备拿我怎么办呢?”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正在等候新的命令。“此刻，我是把你送回孟买去。”他说道。

我们到了苏拉特。在这里，我被交给另一个警官看守。我们到孟买的时候，这个警官对我说：“你现在恢复自由了。”但他又接着说：“你最好是在海滨车站下车，我可以叫火车在那里停一停。科拉巴车站可能有很多人拥在那里。”我告诉他我将乐于遵从他的安排。他听了很高兴，并且向我道谢。到了海滨站，我便下车了。有一个朋友的车子刚好从那里经过，他把我带到雷瓦沙卡·捷维礼家里。那位朋友告诉我说，我被捕的消息引起人民极大的愤怒，他们差不多激动到了发疯的地步。他又说：“在白敦尼附近，随时可能发生暴乱，县长和警察都已经赶到那里去了。”

我刚刚到达目的地，乌玛尔·苏班尼和安娜舒耶朋便赶来，要我立即坐汽车到白敦尼去。他们说：“人民已经忍不住了，他们十分愤懑，我们无法使他们安静下来，只有你亲自出马才行。”

我马上上车。在白敦尼附近我看见一大堆人挤在那里。人们一见我便欣喜若狂。他们立刻结成队伍，空中响彻了“祖国万岁”和“神灵至上”的呼声。在白敦尼我们看见一队骑马的警察。砖头像雨点一样自天而降。我要求群众镇静，可是看起来我们似乎逃避不了砖头的袭击。当游行队伍经过阿布杜尔·拉赫曼大街，正要走向克罗福特市场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队骑马的警察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阻止他们进一步向要塞的方向行进。群众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几乎突破了警察的警戒线。在这广大的人群中，我的声音绝没有被听见的可能。正在这个时候，骑兵警察的警官便下令驱散群众，于是马队便立刻向群众冲过来，一边跑一边挥舞着枪矛。当时我以为我要受伤了。其实我所担心的并没有根据，因为枪矛挥过来的时候，只不过擦上汽车罢了。游行的队伍不久便被冲散了，他们陷入混乱。有的被人践踏，有的被人挤伤了。在那鼎沸的人海中实在没有让马走过的空隙，也没有让群众可以散开的出路。于是骑士们便在人群中横冲直撞，杀开一条去路。我很难想像他们会明白自己是在干什么。整个事情呈现出一种极端恐怖的景象。骑警和人民在疯狂的混乱中乱成一团。就这样群众被驱散了，游行队伍的前进被挡住了。我们的汽车获准前行。车在警察局门前停下来，我们进去向警察局长控诉警察的暴行。

与警察局长的辩论

在我走进警察局长格立菲斯先生的办公室之前，走廊里的空气非常紧张，通往局长办公室的楼梯上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当我被引进办公室的时候，我看见鲍林先生坐在格立菲斯先生身边。于是我就把我的所见所闻向这位局长作了详细的描述。说完之后，他则冷冷地随口地答道：“为了避免在那里发生骚乱，所以只好禁止游行队伍向要塞行进。而当时人们不接受我的劝告，别无他法，我只好下令骑警把群众冲散。”

“可是，”我说道，“你知道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难道你没想过那些马会踩着人?为什么非要派骑警去镇压人民呢?我实在看不出有这样的必要。”

“你不能这样妄下断言，”格立菲斯先生说道，“作为警官，我比你更懂得你的主张对人民产生的影响。如果我们不采取断然的措施，局面就会发展到我们无法控制的地步。我想告诉你的是，你控制不了他们，对他们所能采取的惟一办法就是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恢复接受服从法律的思想；你的用意我并不怀疑的，可是他们不会懂得你的意图。他们无法了解保持和平的责任，他们只受本能的驱使。”

“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我答道，“人民的天性不是凶暴的而是和平的。”

于是我们就这样辩论起来。最后，格立菲斯先生说道：“如果你现在确知人们已经不听你那一套说法，你又将怎么办呢?”

“如果我确信情况真是这样，我会号召要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

“这是什么意思?你对鲍林先生说过，你一获释还要到旁遮普去。”

“是的，我原本打算搭下一班火车去。但是今天已经来不及了。”

“如果你能保持更多一点的耐性，你就会发现你的上述想法是多么不切实际，你知道阿姆里察已经发生了什么事了吗?那里的人像是发疯了，到处闹事。由于有些地方电线被割断了，所以我还没有掌握所有的事实。但我想告诉你：你要对这些骚乱带来的所有后果负责。”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会逃避任何责任，凡是我发现该我负责任的地方，我一定负责。但是如果我发现阿赫梅达巴也发生骚乱，那么除了惊讶和伤心之外，我不会负任何责任。因为我从来没有到过那里，那里也没有人认识我。此外我也相信，就算是在旁遮普，如果不是该省当局阻止我入境，那里的治安不会如此恶化，我必可以提供相当的帮助。但是因为他们的阻拦，反而不必要地激怒了人民。”

鉴于这样絮絮不休地争论，我们是不可能取得一致看法的，于是我就向他告别，临行前，我告诉他我打算在乔巴蒂举行一次群众大会，我要向人民讲话，请他们保持平静。群众大会按照我的设想在乔巴蒂海滩上举行了。我详细说明非暴力的责任和非暴力抵抗的界限，然后接着说道：“非暴力抵抗本来是诚实的人的一种武器。一个非暴力抵抗者要坚守非暴力的原则，而且除非人民在思想上、言论上和行动上都遵守这个原则，否则进行群众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是不会有任何成效的。”

就在这时，安娜舒耶朋也接到了阿赫梅达巴发生骚动的消息。同时有人还散布谣言，说她也被捕了。纺织工人听说她被捕都气得发疯了，他们举行了罢工，并采取了暴力行动，打死了一名警官。

于是我赶到阿赫梅达巴去，在路上，我听说维朗坎有一个政府官员被杀害了，并且有人企图把纳提亚车站附近的铁轨也拔掉，阿赫梅达巴正在戒严。人民惊慌失措。我想，他们曾经放肆地采取暴力行动，现在终于轮到他们来还债了，非但如此，他们还得为此加上利息。

到了车站，有一个警官正在等我，他把我护送到警察局长普拉特先生那里去。我发现他的神色十分激动，满脸怒气。于是我以尽量温和的语气同他说话，我向他表示我对当地的骚动感到遗憾。然而我仍然认为戒严是不必要的，我向他保证我愿意和他合作尽力恢复和平。我要求他准许我在沙巴尔玛第学院的广场上举行一次群众大会。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大会就在4月13日星期日举行了，与此同时，也就在那一两天政府撤销了戒严令。我向大会作了发言，我极力使人们意识到他们所犯的错误，并宣布我自己将绝食三天以示忏悔，同时呼吁人民绝食一天，还建议那些犯有暴行的人承认自己的罪过。

我完全明白自己的责任。然而最使我不能忍受的是工人们也参加了暴乱，我对他们寄过很大希望，因为我们相处很久，并且我曾为他们服务，他们犯了罪，我感到我有义务也分担一份。

我一方面建议人民承认自己的罪过，另一方面也建议政府能够宽恕他们的罪过。然而双方面都不接受我的意见。就在这时，罗曼白爵士和阿赫梅达巴的其他朋友们前来吁请我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其实他们呼吁已没有必要了，因为在他们来这前我已下定决心，在人民没有学会和平的教训以前，非暴力抵抗运动将必须停止。听到这个消息，这几位朋友高兴地走了。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赞同我的决定，有一些人对此十分不满。他们认为，如果我到处都要求和平并把它当作发动非暴力抵抗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群众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就不可能发动起来。对此，我表示遗憾，我不能同意他们的意见。我坚决认为，如果连那些曾经同我进行过合作的人和我曾指望能够服从非暴力的原则并且能够受得了这些苦的人都不能放弃使用暴力，那么非暴力抵抗运动当然是不可能的，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那些要领导人民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人应当而且能够把人民保持在他们所希望的非暴力界限以内。

铸成大错

一旦阿赫梅达巴的群众大会结束，我便立刻赶到纳提亚。在阿赫梅达巴的时候，我就已经隐约觉察到自己的错误。然而到了纳提亚，看到实际情况和听到凯达县有很多人被捕的报告以后，我才觉得情况比我估计得严重得多。直到现在，我始终认为，我号召凯达县和其他的地方过早地发动文明的不服从运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在一个群众大会上讲了话，我承认铸成了大错，我在这里第一次用了“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这个形容词，后来这个形容词便广泛流传开来。因为这件事，我招到不少人的嘲笑。但是我对承认自己的错误绝不后悔，因为我始终相信，只有用放大镜来看自己的错误，而用相反的方法来对待别人的错误，只有这样才能对自己和别人的错误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而且这应当是一个打算实行非暴力抵抗的人所必须遵守基本原则。

现在让我来说明一下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到底是怎么回事吧。一个人在具备进行文明的不服从的条件以前，他必须先自愿尊重并服从国家的法律。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之所以服从法律，尤其是对于那些不包含道德原则的法律，是为了避免触犯法律而受到惩罚，但是，即使在没有禁止偷窃的法律的条件下，一个正直且受人尊敬的人也决不会突然偷东西，因为那是做人的基本准则，而不是出于法律的威慑。然而同样是这个人，对于是否遵守在夜里骑自行车必须开灯的规则，他并不会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对他来说，遵守与否和是否触犯法律好像并没多大关系，于是，同样是法律问题，但得到的看法却截然两样。这样就会存在这样一种疑问：即他是否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很好地接受别人对他在这方面的善意劝告。如果要避免因犯规而受处分的麻烦，他就得遵守这一类带有义务的法规。对于一个非暴力抵抗者来说，这种顺从不是无意识地自动服从。他应当始终是有意识地自觉地服从社会上的法律，而且他认为这样做是他的神圣职责，只有当一个人能够这样小心翼翼地服从社会上的法律，他才能够判断哪些具体的法律是和公正合理的，哪些是有失公正的。只有这样他才有权利在明确限定的范围内进行文明的不服从运动。而我的错误就在于没有遵守这个必要的限度。在人民还不具备这些条件以前，我便号召他们发动文明的不服从运动，所以这个错误在我看来就像喜马拉雅山那么大。我一进入凯达县境，当年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一切往事又重新涌现在我的眼前，回想那个时候，我感到惊奇的是，为什么这样明显的事情我当时却没有觉察到。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没有对文明的不服从的深刻含义的透彻了解，人民进行文明的不服从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在重新发动一次群众性的文明的不服从运动以前，必须先建立一队久经考验、心地纯洁而又完全了解非暴力抵抗的严格条件的志愿人员。他们可以向人民说明这些原则，并且时刻保证这一运动的正确进行。

带着这种想法，我到了孟买，通过当地的非暴力抵抗大会成立了一个非暴力抵抗者志愿队，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开始对人民进行教育，并通过印发关于这个问题的有教育意义的小册子使人民明白非暴力抵抗的意义及其内在含义。然而当这个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应征担任这个工作的志愿人员并不多，而且也不积极，就是那些真正报名参加了的人，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进行经常的有系统的训练，因此日子一久，担任这个工作的人越来越少。这时我才明白，文明的不服从的训练，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容易，要使人民对非暴力抵抗的和平方面发生兴趣，还是一件十分艰苦的任务。

反戒严令

就这样，一方面，正当非暴力方式的运动稳步地而缓慢地开展的时候，另一方面，政府却在全力推行非法镇压的政策，特别是在旁遮普，他们的表现特别露骨。在那里，国大党的领袖们纷纷被捕入狱，政府公布了戒严的法令，特别刑事法庭成立起来了。但这些特别刑事法庭并不是正常的法院，它们只是些贯彻专制者专横意志的工具，判决书是在没有证据和公然违法的情况下宣布的。所以与其说它是戒严法令，不如说是保证警察“非法”或“无法无天”的法令。在阿姆里察，众多的无辜的男女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尽管引起印度和全世界人民注意的主要是嘉里安瓦拉花园的悲剧，然而与此相比，那一次的悲剧简直不值得一提。

在这种情况下，我被催促立刻动身到旁遮普去。在我去之前，我先给总督写信，并发了电报，要求他准我到那里去，可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然而如果我得不到许可而毅然前往，我就无法进入旁遮普境内，并且这样做也违背了我文明的不服从的本意。我对此深感为难。事情很明显，如果我违反禁止我进入旁遮普的命令，那我就违反了文明的不服从的精神，在我周围完全不具备我所需要的那种和平的气氛，并且在旁遮普境内的肆无忌惮的镇压已经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令人愤懑的情绪的情况下，即使我能够进行文明的不服从，我也不能那样做，因为那样不但无助于事情的解决，反而是火上加油。因此，虽然面临着每天从旁遮普源源不断地传来人民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迫害消息，并且朋友们一再催促我去旁遮普，但是我只能坐在那里无可奈何地咬牙切齿。这对我无异于咽下苦药，心如刀割。正在这个时候，使《孟买纪事报》声名雀起的洪尼曼先生突然被当局驱逐出境。我认为政府的这个行动充满着污秽和恶臭，我一向知道洪尼曼先生从来不希望非法的行动。他不同意我未经非暴力抵抗委员会的允许而去破坏旁遮普政府禁止我入境的命令，而且完全拥护停止文明的不服从的决定。事实上在我还没有宣布停止文明的不服从的决定以前，他就来信劝我这样做了。只是因为孟买和阿赫梅达巴之间的距离，才使我在宣布以后才接到他的信。他突然遭受驱逐这件事既令我痛心，也使我惊异。政府这个行动的污秽和恶臭直到现在还充斥着我的呼吸。

由于发生了这些事情，《孟买纪事报》的董事们便要求我负起指导这张报纸的责任。布列维先生已经参加那边的工作，所以我可以做的事情并不多。不过按照我的性格，既然我担负了这种责任，我就不会将其置之度外，就在我正准备为此做点什么的时候，政府却做得更彻底：他们下令《孟买纪事报》停止出版。

那些经营《孟买纪事报》的朋友们，如乌玛尔·苏班尼和商卡拉尔·班克先生等，这时还掌握着《青年印度》，由于《孟买纪事报》受到迫害，他们建议我担当《青年印度》的主编职务，而且为了弥补《孟买纪事报》被封后留下的缺口，《青年印度》应由周刊改为双周刊。我觉得这样做是十分合适的，因为我正想把非暴力抵抗的内在意义向公众进行宣传，而且希望通过这个努力至少可以为旁遮普的形势主持公道。因为在我所写的文章后面，还隐含着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宣传，这一点政府也很清楚。因此我很愿意接受这些朋友们所提出来的建议。

但是怎样通过英语来训练一般群众进行非暴力抵抗呢?当时我主要的工作范围是在古遮拉特。印都拉尔·扬兹尼克先生那时候与苏班尼和班克这一帮人有些联系。他正在经营古遮拉特文的《新生活》月刊，这个刊物在经济上得到了这几位朋友的支持。这时他们把这个月刊也交给我处理，并且印都拉尔也答应继续干下去。于是我将这个月刊改为周刊，后来《孟买纪事报》又准许复刊了，因此《青年印度》又恢复原来周刊的形式。然而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出版两个周刊使我感到十分的不便，并且开支也更大。由于《新生活》原来就在阿赫梅达巴出版，于是在我的建议下将《青年印度》也搬到那里去了。我这样做其实还有别的考虑。我在办《印度舆论》时已经有了经验，我认为这种刊物应当有自己的印刷厂。而且根据当时印度的出版法，如果我想不受限制地发表我的意见，就会出现那些为做生意而开设的印刷厂不敢承印的局面。考虑到这一点，我认为建立我们自己的印刷厂就显得十分迫切而必要了。现在既然在阿赫梅达巴做起来比较方便，所以把《青年印度》搬到那里去是顺理成章的事。

有了这两个刊物，我就可以一展身手，尽我最大的能力向读者进行有关非暴力抵抗的教育了。刊物办得很红火，销量很广，曾有一个时期两者的发行量均达到4万份以上。然而正当《新生活》发行量激增的时候，《青年印度》的发行量却不见有所突破。并且在我受到禁闭以后，这两个刊物的发行量很快又落了下来，现在发行不到8000份。

我从一开始就反对在这两个刊物上登广告，我相信为了有助于它们保持独立，这样做是完全值得的，我并不认为这样做是一种损失。此外，因为既然不可能立即进行文明的不服从，刊物就使我有可能把我的思想和心事自由地和人民群众沟通起来，所以这两个刊物出乎意料地帮助我保持了内心的和平。我觉得这两个刊物在这个受到考验的时刻确实为人民提供了很好的服务，而对于揭露戒严法令的专横残暴无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旁遮普的经历

我认为，针对我在旁遮普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米凯尔·奥德耶爵士要负全责。因为他的过错，一些激动的旁遮普青年把政府施行戒严的责任归到我身上。他们断言如果当初我不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就不会发生嘉里安瓦拉花园的大屠杀。因此，有人甚至恐吓我说，如果我去旁遮普，他们就要干掉我。

但我并没有因为这些而退缩，我始终认为，我的立场是正确的，凡是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对此产生任何非议。虽然面临着危险，但我仍迫切希望到旁遮普去。由于我从未去过那个地方，这使我更想到那里亲自看看所发生的事情。原来曾经邀请我到那里去的几个人：沙提亚巴尔博士，克其鲁博士和潘迪特·兰巴兹·杜德·乔达理，现在都下狱了。但是我相信政府决不敢把他们和别的囚徒关得太久。我每次到孟买去，都有很多旁遮普人来看我，遇到这种场合，我总是给他们鼓励和安慰。我相信自己的做法是有感染力的。

由于每一次我要求总督准许我前往旁遮普的时候，他总是说“还没有到时候＂，于是我的行程就一再拖延。就在这个时候，汉德委员会宣布要对旁遮普政府在戒严时期所做的事情进行调查。西·弗·安德禄先生这时已到达旁遮普，他来信描述那里的事情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并且出乎我的意料，使我觉得戒严令产生的暴行甚至比报纸上所报道的还要严重。他敦促我，叫我立刻赶到那里同他一起进行工作。同时，马拉维亚吉也来电叫我立刻动身到旁遮普去。我再一次致电给总督，向他询问我现在是否可以去旁遮普。他回电说等到过了某一个时候就可以去。现在我已不能确切地记住是哪一天了，大概是10月17日吧。

我乘坐的火车到了拉合尔，车站上从这头到那头到处是人，简直是人山人海，好像全市的人都出来了，他们都在车站上热切地期待着我的到来，仿佛在迎接一个阔别多年的亲人，他们见到我时的那种是欣喜若狂的情景使我终生难忘。我被安排住在潘迪特·兰巴兹·杜德的家里，负责接待我的担子则落在沙罗拉·蒂维夫人身上。由于当时和现在一样，凡是我住的地方，总是有川流不息的人往来于我的住处，这样就给她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我发现，由于主要的旁遮普领导人都在狱中，潘迪特·马拉维亚吉、潘迪特·莫迪拉尔吉和史华密·史罗昙纳吉已经适时地替代了他们的地位。马拉维亚吉和史罗昙纳吉我从前就很熟悉了，但是我还是第一次和莫迪拉尔吉建立密切的私人联系。我发觉同所有这些领导人（包括幸免入狱的领导人）相处得极为亲切，以致于在他们中间没有丝毫的陌生感。

经过协商，我们一致决定不为汉德委员会提供见证，因为采取这个决定的理由当时曾经公开发表过，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事件了，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我惟一想说的就是，自始至终，我一直认为当时作出抵制这个委员会的决定是绝对正确的。

作为抵制汉德委员会的一个补充，我们决定成立一个非官方的调查委员会，由潘迪特·莫迪拉尔·尼赫鲁，德希班度·西勒·达斯，阿巴斯·铁布吉先生，姆·勒·贾亚卡先生和我本人任委员，潘迪特·马拉维亚吉担任委员会主席，代表国民大会党进行几乎是平行的调查。为了便于进行调查，我们每个人负责一个地区。委员会的组织工作由我负责，这样很多地方的调查工作便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因此得到了一个特别的机会来深入地了解旁遮普人民和旁遮普村庄的情况。

我在调查的过程中，还认识了许多旁遮普的妇女。说来奇怪，虽是初次见面，但我们好像彼此在几百年以前就已经认识了似的。所到之处，她们成群结队地来看我，在我面前献上了她们带来的成堆的棉纱。因此我所进行的调查工作，还使我弄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旁遮普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织布工作的园地。

当调查一步步地深入进行下去时，我听到越来越多的关于人民受到的暴虐行为的指控，听见了很多关于政府的专制和官员的蛮横的故事，这些事情大出我的意料之外，直到现在，我仍然惊讶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大战期间曾经为英国政府提供了大量士兵的省份，竟然遭受了如此穷凶极恶的暴行。我为此痛心不已。调查结束后，委员会委托我起草报告书。关于这个报告书我这里想说明的是，那里面没有一句不实之词，或有意夸张的话，每一件事的记载都有据可查。而且报告书里所发表的证据仅仅是委员会所掌握的一小部分而已。哪怕是稍有疑点的材料，都没有收入报告书里。如果有人想要了解旁遮普人民遭受过什么样的暴行，我建议他可以去看一看那本报告书。提出这份报告书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说明真相，而且也只有说明真相才能够使读者看清楚英国政府为了维持它的政权到底能做出多少惨无人道和野蛮无比的坏事。据我所知，这份报告书里的任何记载都经受了事实的考验，没有任何人能够推翻它。

护牛与抵制英货

国民大会党在旁遮普对德耶主义进行的调查刚刚开始，我便接到邀请要我出席在德里举行的讨论基拉法问题的印—穆联席会议。就我记忆所及，这个会预定在那一年的11月间举行，在邀请书上签名的有哈钦·阿兹玛尔汗·萨希布，他还是大会的副主席。这次会议要讨论基拉法被出卖所引起的形势的变化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否应当参加和平庆祝的问题。邀请书中还说，会议的不单要讨论基拉法的问题，而且还要讨论护牛问题，因此对于解决护牛问题来说，这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我不喜欢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护牛的问题。所以我在回信中一面答应尽可能来参加这次会议，同时提出我的意见，我认为这两个问题不应该混在一起讨论，这样会产生一种讨价还价的气氛，应该将两者分开，根据情况分别对待。

我带着这种想法参加了这个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很多，虽然它比不上后来的一次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集会那么辉煌，但已相当可观。我同当时也参加了会议的的史华密·史罗昙纳吉讨论了上述问题，他对我的看法表示赞赏，鼓励我在会上提出来。我也同哈钦·萨希布谈过这个问题。我在会上提出来说，我确信提出基拉法问题有它正当而合法的根据，如果政府的处理实在有失公允，那么印度教徒支持穆斯林的要求以纠正基拉法的错误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如果他们借此机会提出护牛的问题，或者利用这个机会同穆斯林讨价还价，那就非常不合适了。这就正如穆斯林不应当以停止屠牛作为换取印度教徒支持基拉法问题的代价一样是十分荒唐的。但是如果穆斯林出于尊重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出于对邻居和同一土地的儿女的责任感而自动停止屠牛，那就另当别论了，那只能说明他们互相之间有很大的信任。我认为采取这么一种独立的态度是他们的责任，并且会提高他们行为的尊严。但是如果穆斯林认为作为邻居他们有责任停止屠牛，那他们完全不用考虑印度教徒会不会在基拉法的问题上帮助他们。“所以，这两个问题应当分开讨论，这次会议的题目应当只限于讨论基拉法的问题。”我说道。我的主张得到出席会议的人们的一致赞同，最终，在这次会议上就没有讨论护牛的问题。然而尽管我已提出了警告，大毛拉·阿布杜尔·巴里·萨希布还是说：“不论印度教徒是否帮助我们，作为印度教徒的同胞，穆斯林都应当尊重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而停止屠牛。”说真的，在一段时间里，他们看起来真像是放弃了屠牛。

在另外一些方面，有人提出旁遮普问题也应当作为一个附带的问题和基拉法的错误一并提出。我对这个意见表示反对。我说，旁遮普问题是一个地方事件，不能和我们决定是否参加和平庆祝的问题视为一体。如果我们把地方上的问题和基拉法的问题——这是直接起因于和平条款——混淆起来，那我们就犯了严重轻率的错误。我的论点很容易地被接受了。

大毛拉·哈斯拉特·穆罕尼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以前就认识他，但是直到这以后，我才发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战士。我们差不多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意见，而且在许多问题上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大量决议中，有一个是号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双方宣誓使用国货，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抵制外国货，但那已没什么区别了，但是那时土布还没有找到它的适当地位。在这个决议作出后，哈斯拉特·萨希布表示绝对不能接受。他的想法是，如果基拉法的要求得不到合理解决，那就要对不列颠帝国进行复仇。因此他提出一个相应的反建议，如果需要，有可能专门抵制英国货。我立即表示反对，我反对的理由现在已为人们所熟悉了，我想不论从原则上，还是从实践上，这个想法都行不通的。我在会上还提出我对于非暴力的看法。我注意到我的发言给了听众一个深刻的印象。因为在我发言以前，哈斯拉特·穆罕尼的讲话已经博得了热烈的掌声，我担心我的发言将得不到任何回应。我之所以还能鼓起勇气发言，是因为我感到如果我不在会上提出我的观点就将是一种失职。然而令我惊喜的是，听众对我的发言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并且博得了主席台上的人的充分支持，接着发言的人无不对我的观点表示支持。那些领导人会明白，如果这个议案被通过了，那么抵制英货不但不能达到目的，而且他们会成为笑柄。事实上参加大会的人几乎没有一个身上完全没有一点英国制造的产品。因此很多听众都认识到，通过一项连投票赞成的人都不能实行的议案，其结果可想而知，它不会带来任何的好处。

“单单抵制外国布并不能解决问题，谁知道土布的产量什么时候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呢?谁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对外国布进行有效的抵制呢?我们要做一点对英国人能马上发生效力的事情。你抵制外国布的意见尽可保留，我们不去管它，但是我们需要另外一种更快更有效的东西。”——大毛拉·哈斯拉特·穆罕尼这样说道。甚至当我正在听他讲话的时候，我也感到除了抵制外国布，还需要另外一些新的东西才行。在当时，要马上抵制外国布，在我看来是显然不大实际的。然而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制造足够的土布以供国内的衣着需要。另一方面，我在那时就已经知道，单靠我们的纺织厂来抵制外国布我们注定是要失败的。穆罕尼结束他的发言时，我的头脑里正在为这两种矛盾问题做着激烈的斗争。我充分感觉到对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知识的欠缺，使我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大部分是来自北方的穆斯林的集会上发表辩论式的演讲。我在加尔各答的穆斯林联盟的会上曾经用乌尔都语讲过话，不过只有几分钟，而且只是向听众作一点情感上的呼吁而已。相反，在这里，我所面临的是一些带有批评意味的、如果不是敌意的听众，我必须向他们解释并争取他们了解我的观点。所以我把一切羞涩的心情都抛弃了，我在那里不是要用经过选择的没有错误的德里穆斯林的乌尔都语来讲话，而是用我所能讲的支离破碎的印地语向听众表达我的观点。我的这一愿望达到了。这次集会给我一个直接的证明：只有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混合起来的语言才能成为印度的国语。如果我用英语讲话，我根本不可能对听众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而穆罕尼也许就不会感到有必要提出他的反对意见，或者就算他说了，我也不能那么有效地加以反驳。我不能找到一句适当的印地语或乌尔都语来表达一个新的思想，这多少使我感到为难。最后，我用了“不合作”这个字来表达我的意思，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会上采用这个字眼。当穆罕尼正在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采用武力是不实际的或者我们不希望的话，那他所说的对政府进行有效的抵抗就是一句空话，因为他和政府进行的合作远不仅是这一件事情。因此，在我看来最有效的抵抗就是停止和政府合作，于是我就想到“不合作”这个词，当时我对于这个词所包含的多方面的意义并不清楚，因此我并没有对这个词作详细的说明，我只是说：

“穆斯林已经通过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如果和平条款对他们不利的话——愿上帝保佑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就将停止和政府的一切合作。进行不合作原是人民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政府在像基拉法这么重大的问题上竟然背弃了我们，我们并不一定要保持政府的封号和荣誉，或者继续为政府服务，我们除了不合作之外，别无他法。在我们遭受背弃的时候，我们有权利不和政府合作。”

但是，过了几个月，“不合作”这个字才流行起来。在当时它还埋没在会议的记录里。事实上，一个月后当我在阿姆里察国大党的会议上支持不合作的决议时，我仍然希望这种背弃永远不会到来。

阿姆里察国大党大会

我认为，旁遮普政府不可能将成百上千的旁遮普人长期监禁，因为他们是在戒严法的统治下被投入监狱的，而且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他们犯法，同时办理这些案件的也都是一些有名无实的法庭。这种公然违反常理的做法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对，因此在国民大会党的大会开幕以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被释放了。大会进行期间，拉拉·哈基山拉尔和其他的领袖们也都被释放了。阿里弟兄是直接从监狱赶到大会的。人们对此感到无比的欢欣。潘迪特·莫迪拉尔·尼赫鲁是那次大会的主席；他放弃了极为兴旺的律师业务，把旁遮普当作他的总部，为大会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当时的接待委员会的主席是史华密·史罗昙纳吉。

直到那时，我参加国大党的年会还只限于建设性地提倡使用印地语，主张将印地语规定为国语，另外就是在发言中提出印度海外侨民的问题。除此之外，这一年我并没想到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做。然而事情往往都具有相似的一面，像往常一样，负责的工作总是突如其来地降临到我的身上。英皇所宣布的改革方案那时刚刚公布。这个方案连我都不能完全满意，更不用说其他人了。不过我当时觉得，那个方案虽有缺点，但并非完全不能接受。在英皇的公告中和那个方案的语气里，我感到也有辛哈勋爵的意见在其中，这使我看到了一线希望。然而那些久经锻炼的老战士，如罗卡曼尼亚和德希班度·齐达朗建·达斯却频频摇头，表示不以为然。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则采取中立态度。当时马拉维亚吉把我安置在他自己的屋里。我在印度教徒大学的奠基典礼上，对他的简朴生活已有所了解；但是这一次因为同处一室，使我有机会对他的日常生活作细致的观察，而我所看见的事实使我充满了既惊奇又欢欣的心情。他的房间有一种近乎贫民免费公寓的气氛。屋里是如此拥挤，你简直很难从屋里通过，甚至里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然而即便这样，仍有很多不速之客随时来找他，而且可以随便占用他多少时间。如果说，在这个小房间还有什么比较醒目的话，那么为我摆在角落里的棕绳木床，也许可以算一个。

说到这里，我的话题又有一些偏了，现在还是言归正传吧。

这样我就可以天天同马拉维亚吉讨论，他常常像老大哥一样亲切地向我解释各党派的不同观点。我明白我参加关于改革方案决议的讨论是无可避免的了。我既然负责起草国大党关于旁遮普事件的报告书，那么对于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应当加以注意。而且在很多问题上都需要和政府进行接洽。何况基拉法问题也还同样没有解决。我那时还相信，蒙太鸠先生不会变节，印度的事业也不容许被出卖。阿里弟兄和其他人的释放，我以为也是一种吉祥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惟一可行的就是通过一个接受而不是拒绝那个改革方案的决议。然而，德希班度·齐达朗建·达斯却持坚决的否定态度，认为那个方案是完全不恰当的，它无法令人满意。罗卡曼尼亚虽然尽可能地保持中立，但还是决定支持德希班度所赞同的任何决议。

这样我就不得不面对这一个难于忍受的事实，现在我和这些处世有方、久经锻炼、受大家敬仰的领袖们在决议上已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我虽然想极力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另一方面，我的良心告诉我，我应该离开这次大会。于是我告诉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和莫迪拉尔吉，我最好不参加大会的其余几次会议，那样我就可以避免暴露我同那些受人尊敬的领导人意见上的分歧，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然而这两位前辈并没有赞同我的建议。有人把我的意见告诉了拉拉·哈基山拉尔。他说：“你千万不要那样做，那样做会大大地伤害旁遮普人的感情。”我同罗卡曼尼亚、德希班度和真纳先生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毫无解决的希望，最后，我把我的苦处告诉了马拉维亚吉。我对他说：“我看不出有妥协的希望，如果我提出我的议案，会上就会引起分裂，然后就得进行表决。在大会的公开会议上，我们一向是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正式代表和列席旁听的人因此很难区分，而在这样的大会上我们还没有找到进行计算表决的方法。所以即使我想分别进行表决，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且这样做本身就违背了我的初衷。然而除此之外我的确找不出别的什么好办法。”最后，还是拉拉·哈基山拉尔来给我解了围，他决定采取必要的安排。他说：“进行表决那一天，我们不准旁听的人进入会场。至于计算票数，我有办法。但是你千万不能离开大会。”

话说到这里，我只好接受了。我把议案写好，心神不安地准备在大会上提出来。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和真纳先生打算支持我的这个议案。我想我们的发言虽然都是根据冷静的推论，并且我们的意见分歧也没有产生任何恶化的迹象，但就意见分歧这个事实本身，人们也是不能容忍的，这会使他们痛心，他们要求全体一致的意见。

我记得，甚至当发言正在进行的时候，主席台上也在酝酿解决意见分歧的办法，领导人之间也在为了这个目的而自由地交换纸条。马拉维亚吉想尽各种办法，要消除分歧。正在这个时候，捷朗达斯递了一个修正案给我，他态度亲切，请我设法避免使代表们陷于分裂的困境。我仔细考虑了他的修正案，觉得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这时马拉维亚吉的眼睛已在四处打探，向各方探索那道希望之光。我告诉他，在我看来捷朗达斯的修正案似乎双方都可以接受。接着看这个修正案的是罗卡曼尼亚，他说：“如果西·勒·达斯同意，我也没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德希班度的态度终于软化了，他望了比彬·昌德罗·巴尔先生一眼，像是在要求他的支持。马拉维亚吉则满怀着希望，他抢过那一张修正案的纸条，在德希班度还没有说出肯定的“行”以前，就向大会嚷道：“代表弟兄们，你们一定乐于知道，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那时的情景实在无法形容，会场里响起热烈的掌声，而听众的沉郁的面孔立即露出了快乐的光辉。

我无暇说明修正案的全文，而且我的目的只是在于说明这个议案是怎样通过的，凭心而论，这次的妥协使我觉得身上的担子进一步地加重了。

修订国大党党章

虽然我参加国民大会党的会议已有多次，但真正算得上是参加了政治活动的，我认为应当是国民大会党的阿姆里察会议。过去的几届年会，我虽然都出席了，但除了私人事务以外，我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工作需要我去做，而且自己也没有这样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我参加大会不过是为了表明我对国大党的忠心罢了。

在阿姆里察的经验说明，国大党觉得我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事，而且我也具备这样的能力。我意识到，罗卡曼尼亚、德希班度、潘迪特·莫迪拉尔等领导人对我在旁遮普所进行的调查工作十分赞赏。他们经常邀请我参加他们的非正式集会，我发现他们常在这种集会里，讨论和构成提案委员会的议案。得到邀请的人往往只有那些得到领导人特别信任以及他们的服务是为领导人所需要的人。但在这种集会上，有时也会有一些与此毫无关系的人来参加。

在那次会议的第二年，有两件事情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这两件事情都能充分发挥我的特长。一个是为纪念嘉里安瓦拉花园的大屠杀而建立纪念堂。国民大会党为此通过了一项决议，并得到了热烈的支持。为此必须募集50万卢比以上的资金。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在公众事业中享有群丐之王的声誉。但是我知道就这方面来说，我并不比他差多少。我在南非的时候就发现我有这方面的天赋。坦率地说，我没有马拉维亚吉向印度权贵们募集大宗款的那种无可比拟的魔术。然而，我知道为了建立嘉里安瓦拉花园纪念堂而向王公们募捐的是不成问题的。而且事情正如我所预料的，他们把募捐的任务交给了我。慷慨的孟买市民捐献了大量的款项，至到今日纪念堂的基金在银行里还有一笔相当可观的余款。钱的问题解决了，然而今天全国所面临的问题却是在哪个地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纪念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绞尽了脑汁。这三个教派的人不但没能在和谐和仁爱中团结一致，反而公开地互相攻击，以致整个印度都不知道如何运用这一笔纪念基金。国大党可以利用我的另一种能力就是起草文件。国大党的领导人发现我有把问题简练地表达出来的能力，而只有我自己知道，这种能力我是在长期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并非天生如此。当时国大党的党章是戈克利的遗作。他拟定了几条规章作为国大党这个机构运作的基础，戈克利曾亲自告诉我制定这些规章的有趣的历史。然而由于国大党的事务越来越繁重，现在大家都感到这些规章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了，于是这个问题年复一年地被提出来。那个时候国大党在闭会期间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机构可以进行日常工作或者处理在闭会期间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现存的规章规定有三个书记，但实际上只有一个书记在做实际工作，并且还不是专职干部。仅靠他孤身一个人，如何能够照管好国大党的党部，并同时考虑未来的工作，或者承担国大党上届大会所规定的来年的任务呢?所以在那一年内，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比以往更加重要了。国大党大会是一个机构非常臃肿的组织，讨论公共事务的效率非常低。大会对于代表人数毫无限制，对于各省代表的人数也没有规定。对于这种混乱的情况，大家都已觉得到了非改不可的境地。我要求他们必须保证满足我提出的一个条件，我才会承担修订党章的责任。当时国大党有两位领导人，即罗卡曼尼亚和德希班度，他们对群众有极大的影响。我的条件是，作为人民的代表，他们应当参与党章修订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他们显然抽不出这个时间，因此我建议委员会里应有两位他们充分信任的人同我一齐工作，并且委员会的委员不超过三人。这个建议为他们所接受，他们分别提名克尔卡和埃·比·沈先生作为他们的代表。虽然党章委员会连一次会也没有开成，但是我们依靠通讯互相商讨，最终还是提出了一个意见一致的报告书。我认为这个党章在一定程度上让我颇为自豪。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完满地制定出这个党章，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为我们带来自治。就因为有了这种责任感，我才说我已经真正加入了国大党的政治活动。

土布运动

1908年我在《印度自治》一书中把织布机或纺车描绘为救治印度日益增长的贫困的灵丹妙药，然而我记得，那时我并不曾见过这些东西。在那本书里，我认为任何可以使印度广大群众摆脱极度贫困的都可以算作灵丹妙药，在他们摆脱贫困的同时他们也就得到了自治。即便到了1915年我从南非回到印度的时候，我也没有真正见过一具纺车。非暴力抵抗学院在沙巴尔玛第成立以后，我们弄到了几部织布机。然而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困难。因为我们所有的人，不是自由职业者，就是做生意的，没有一个人是懂得手艺的。在我们有使用织布机以前，我们必须需要找一个纺织专家来教我们纺织技术。后来我们从巴兰埔找到了一个人，可是他并没有把他的手艺全部传授给我们。然而摩干拉尔·甘地却不肯就此罢休，他有运用机械的天赋，经过摸索，很快便精通了这门手艺，就这样在学院里他培训出了一个个新的纺织者。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用自己的手织出我们衣着所需要的全部布匹。因此我们决定不用纺织厂生产的细布，并且规定学院里的全体人员都要穿用印度土纱和土法织出来的粗布，这个实践使我们获得极为丰富的经验。我们通过直接的接触，了解到纺织工人的生活状况，他们生产的能力，采购棉纱遇到的困难，受人欺诈的苦处，以及他们债务日增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当时还不可能一下子就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全部布匹，因此就只好向其他的手工织布者购买欠缺的部分。然而用印度纺纱厂的棉纱所织成的现成布匹却很难从布商或织布者本人那里买到。因为印度的纺织厂并不生产细纱织布，所以工人在织布过程中所用的棉纱全都来自国外。时至今日，印度纺织厂所生产的细纱也十分有限，最高级的细纱则根本纺不出来。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总算找到了几个织布工人愿意给我们纺制本国棉纱，但他们提出的惟一的条件就是学院必须全部包购他们所生产的布。就这样，我们用纺纱厂的棉纱织出来的布做衣服，并在朋友们中间广为宣传，无形之中，我们就成了印度纺纱工厂自愿的代理人了。这反过来又使我们同纺纱厂有了接触，并使我们从中有可能了解一点他们的经营情况和困难。我们明白土布纺织工人所签订的合同并非出于自愿，而只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我们对于还不能纺自己的棉纱这件事，心里十分的焦急。情况已经很明显，除非我们能够自己纺纱，否则依赖纺纱厂的情况就无法改变。而且我们并不认为继续充当印度纺纱厂的代理人，会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困难一个接着一个又向我们袭来。我们既弄不到纺车，也找不到一个纺工来教我们纺纱。我们的学院里虽有几个卷棉纱的轮子和纺织线轴，但我们从未想到这些东西也可以当作纺车用。有一天卡里达斯·贾维礼找到一位妇女，她愿意给我们表演一下纺纱的手艺。我们便派了学院里一位擅长学习新事物的人到她那里，然而这个人也未能找到这门手艺的窍门，情况依然一如既住。

时间过得飞快，我也越发不耐烦了。每逢碰到前来学院参观人，如果他们当中有懂得一点纺纱手艺的人，我都向他打听有关这门技术的许多问题。然而这门技术只有妇女才懂得，而且懂得的人也为数极少。如果偶然还有这样的人生存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可能也只有少数妇女才知道她们在哪里。1917年，我被几个古遮拉特的朋友拉去主持布洛亚赤教育会议。我在那里发现了那位异乎寻常的妇人甘嘉朋·马兹蒙妲。她是一个寡妇，但是她的事业精神是无限的，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她所受的教育并不算多。然而以胆量和常识而论，她却胜过多数受过教育的妇女，她已经摆脱了不可接触制度的陈规，无所畏惧地在被压迫的阶级中活动并为他们工作。她饱经风霜，一个人独自为生，对生活要求十分简单，她善于骑马，无论到哪里去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从来不叫人护送。在戈德罗会议上我对她有了更深切的了解。我向她倾吐了关于纺车的苦楚，她答应会尽最大努力为我们找一辆纺车，虽经历千辛万苦也在所不辞，听到这些，我顿时如释重负。

实行手工纺织

最后，甘嘉朋找遍了古遮拉特，终于在巴洛达邦的维加埔找到了纺车。在当地有不少居民家里有纺车，不过已经多年不用，把它们闲置在无用的器材中了。这些人对甘嘉朋表示，如果有人能够按期供给她们以纺织的棉条，并购买她们所纺出来的棉纱，她们便预备重理纺纱业。甘嘉朋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我觉得供给棉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把此事告诉了乌玛尔·苏班尼，他立即替我解决了这个困难，他答应立刻从他的工厂提供足够的棉条。我把乌玛尔·苏班尼所供给的棉条送到甘嘉朋那里，不久棉纱便生产出来了，而且产量非常大。

乌玛尔·苏班尼先生对我们非常大方，但是我仍觉得最好还是自力更生。我从他那里不断地收取棉条，心里觉得很不安。而且我总认为使用纺织厂的棉条是一个错误。我想如果人们可以使用机器棉条，为什么就不能使用机器棉纱呢?难道古代的人是靠纺纱厂提供棉条的吗?当时他们怎么造的棉条呢?于是我建议甘嘉朋找一些可以供给棉条的梳棉匠。她暗中照我的吩咐去进行，终于找到一个梳棉匠。她要求得每月35个卢比的报酬。我答应了。她训练了几个青年把梳好的棉花做成棉条，我向孟买要求供给棉花。亚斯望普拉沙德·德赛先生立刻答应了。甘嘉朋的事业因此也发达起来，经营状况好得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期望。她又找了一些织布工人，把维加埔纺成的棉纱织成布疋，不久维加埔的土布就享有盛名了。

当这些事正在维加埔顺利进行的时候，在学院里纺车也已经迅速地发展起来。摩干拉尔·甘地还施展了他的出色的机械天才，把纺车加以改良，非暴力抵抗学院还开始自行制造纺车和附件了。学院里自己织出来的头一匹布每码价值17个安那。布虽然粗，价格也贵，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将这种粗陋的土布向朋友们推销，而他们也非常乐意照价购买。

我在孟买虽然患病在身，但我仍旧支撑着出去处理纺车的问题。后来，我碰巧遇见了两个纺工，并把他们请到我们那里去。他们索价太高，我最初不了解土布的行情，我宁愿出高价买到手纺棉纱。但是后来我把他们出的价钱同维加埔的一比较，才发现自己上当了。但是这两个纺工却不愿意减价，因此我就不再找他们做工了。不过话说回来，他们也算是作了一些贡献。他们教会了阿旺蒂嘉白夫人、商卡拉尔·班克的寡母罗密白·康达夫人和华素玛蒂朋夫人怎样纺纱。于是我的房间里开始有了纺车欢快的辘辘之声，我可以说，纺车的声音对于我恢复健康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我承认，纺车的这种声音，实际上对我心理所产生的效果大于对我生理上产生的效果。然而，这些可以证明，精神对于人类生理的影响可以比物质来得更为巨大。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曾亲自纺纱，但是还不能做长时间的工作。

在孟买，也存在着如何供应手工做的棉条的老问题。我们又找了一个梳棉工人给我们梳棉条，虽然他要价很高，但我们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这些手工制作出来的棉纱，我们卖给毗湿奴教派的朋友们，作为“叶迦德希”绝食日供献花环之用。许福济先生在孟买开了一个纺纱训练班。所有这些工作花了不少钱，但是那些有着深厚爱国热诚、对土布运动充满信心的人们，对这些花费都在所不惜。而且我自己认为，这样的花费是值得的，并不是浪费，不付出这些，我们就不可能获得如此丰富的经验，也不可能了解运用纺车的可能性。

但是，我自己还没有能够穿上土布，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恼火。我的“拖地”仍然是印度纺织厂生产的细布。非暴力抵抗学院和维加埔生产的粗布只有30英寸宽，我告诉甘嘉朋说，如果她在一个月内不给我制造出一条45英寸宽的土布“拖地”，我就只好穿用短的土布做的“拖地”了。她非常震动，于是加快改良生产的进程。不到一个月，她便送来了两条45英寸宽的土布“拖地”，满足了我的要求，终于解救我于困境之中了。

这时，拉克斯密达斯先生和他的夫人甘嘉朋，从拉底请到一位纺织工人兰芝先生来到非暴力抵抗学院，就在学院里专门从事纺织土布“拖地”。这对夫妻教会了许多人手纺棉纱的技术，并且带动了一大批人从事手纺棉纱。他们在推广土布的运动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与纺织厂主一席谈

土布运动，当时也称为经济自主运动，在一开始的时候，遭到了许多纺织厂主们的批评。乌玛尔·苏班尼当时是一个很能干的纺织厂主，他有着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我从他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而且还从他那里了解到其他纺织厂主的意见。其中有一个厂主所发表的意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主张我去和那个厂主作一次会见。他特地为我们安排了会面的时间和场所。那个纺织厂老板问我：“你知道以前也发生过关于提倡国产土布的事件吗?”我说：“是的，我知道。”他又说：“你也知道在分治的那段时期，我们这些纺织厂主曾提倡并充分利用了那场经济自主运动。当这个运动发展到全盛时期的时候，我们抬高了布匹的价格，并且还做了比这更坏的事情。”我说：“是的，我听说过这件事，而且觉得很难过。”他说：“我能了解你的难过心情，可是我不认为那件事情有什么值得难过的。我们并不是干慈善事业的人，我们做生意无非是为了获利赚钱，我们应该使股东们觉得满意。一件商品的价格是根据市场的供求状况而定的，谁能推翻生产及买卖的规律呢?孟加拉人应当懂得，由于他们发动了那场运动，势必会增加市场上对国产布的需求量，因此势必会抬高国产布的价格。”

我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孟加拉人像我一样，都是秉性诚实的人。他们从心底里相信，纺织厂主绝不是那样极端自私自利的人，也并非毫无爱国心肠之流，不会在国事危急的时刻，出卖国家，甚至丧心病狂，把洋布冒充国产布卖出去。”

那位纺织厂主听完这些话，便叫身旁的一个职员把厂里产品的样本拿来。他指着样本对我说道：“你看看这种布。这是我们厂里最新的货样。这种布销路极广，我们已接到了大量的定单。这是我们利用废布纱头制成的，价钱自然低廉。它的销路甚至远至喜马拉雅山谷等地区。我们在全国各地都有代理人，就连你的声音或你的代理人永远都不能到达的地方，也有我们的人。因此你该明白，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代理人了。此外，你还应当知道，印度所生产的布匹，远远不能满足国内的需要，所以经济自主问题，无非是一个生产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够大量增加生产，同时将产品质量做必要的改良，外国布匹的输入自然而然地就会停止了。所以我奉劝你，不必在继续从事新的什么群众运动，你只需要注意到、并把精力投入到建造新的纺织厂这个方面的工作上来。我们不需要做更多的宣传，吸引更多的定货客户，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大量的增加产量。”

我对他说：“那么你对我们的工作一定会表示欣慰和祝愿的，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做的工作是与你的说法大致相符的。”他显得有点莫名其妙，大声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已经有了设立新的纺织厂的计划，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自然是要向你祝贺的。”

我向他解释说：“我所做的并不完全像你所希望的那样。我所致力的是怎样把纺车恢复起来。”“你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问道，越发感到莫名其妙了。我把关于寻访纺车的前因后果都告诉了他，并且说：“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我是不必去做什么纺织厂事实上的代理人的，那样不仅没有什么用处，而且对于国家来说，坏处大于好处。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我们的布厂不必担心没有主顾。所以我的工作应当是，而且现在就是，从事土布事业，组织手纺土布的生产，并设法推销这种产品。当然我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土布的生产事业上。我所以提供这种形式的经济自主，就在于通过它，可以为印度半饥饿的、半失业的妇女找到工作。我的主张是要叫这些妇女去纺纱，而且印度的人们都能够穿上用这种棉纱来织成的土布。我还不知道这个运动能发展到怎样的程度，现在我们的工作仅仅在初期阶段。但是我对我们的事业信心十足。总之，我坚信我们的工作无论如何，不会有什么坏处。相反的，即使它的产量非常微小，对于国内布匹的产量增加仅仅起到很小的作用，但那毕竟也是一种帮助和促进，也算是一种切实的收获吧。现在你可以明白，我所提倡的运动，根本没有你刚才所说的那些坏处。”

他答道：“如果你组织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产量，我并不表示反对，至于纺车在这个动力机器的时代能起多大作用，那是另外的问题。不过我个人祝你好运。”

印度国民大会

这里，我对于土布运动进展情况的具体描述暂告一段落。下面让我把不合作运动的情况作一简单介绍吧。

当阿里弟兄发动的基拉法运动正在迅速发展的时候，我曾就这个问题和大毛拉·阿布杜尔·巴利以及其他的穆斯林重要人物进行了长时间热烈的讨论，我们讨论的重点就是穆斯林实行非暴力主义的限度问题。讨论的结果是，大家取得一致意见，认为伊斯兰教并不反对政策上的非暴力原则，并且如果它的信徒们遵循非暴力政策，并立誓要采取这个政策，他们便应当忠实地奉行。最后，不合作的议案终于在基拉法会议上提出来，并经过讨论通过了。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在阿拉哈巴举行的一次委员会通宵达旦地讨论这个问题。最初，哈钦·萨希布是有点怀疑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的。但是，后来当他的疑虑消除了，他便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可以说，他为运动的顺利开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不久，在古遮拉特举行的政治会议上，我又提出了不合作的议案。起初，有一些反对意见认为，在国大党还没有采取措施以前就由省会议通过这样的决议是不合适的。我对这种意见不以为然，我说，对于向前发展的运动，只要有必要的勇气和信心，下级的组织不但完全有资格，而且有责任这样做。这个议案在会上得到了热烈而充满理性的讨论，并且最后以绝对多数的票数获得通过。当时大会的主席阿巴斯·铁布吉先生，对这个议案的态度是完全支持的。因此他，还有伐拉白，对于不合作议案得以顺利通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决定，于1920年9月在加尔各答召开大会特别会议来讨论不合作运动问题，并为大会的顺利召开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从孟买到加尔各答有专车专供大会代表乘坐。在加尔各答聚集了大量的代表和列席参观的人。拉拉·拉兹巴特·莱当当选为会议主席。

我被推选为大会中不合作决议的起草人。为准备这个草案，我花了很多工夫。我为了找到适当的表达“不合作”意思的印地文、古遮拉特文和乌尔都文费了不少心思。在拟出的草案交稿付印后，我发现了一个错误，草案中漏掉了“非暴力”这几个字，于是我又赶在开会之前，将印好的草案做了必要的修改。后来我想，幸好预先准备好了草案，否则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开会之前，我的心里很不安，我根本不知道对这个决议谁会支持，谁会反对。我只看到我的许多战友们在加尔各答会集，其中有贝桑特大夫、潘迪特·马拉维亚吉、维加耶罗伽华恰立先生、潘迪特·莫迪拉尔吉和德希班度等人。

在我的提案里，我认为不合作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要为旁遮普和基拉法的错误得到伸雪。可是这一点却为维加耶罗伽华恰立所反对，他说：“如果我们宣布不合作，为什么一定要提到一些特殊的错误事件呢?没有自治权正是我国所忍受的最大的错误，不合作的矛头应当是以这一点为目标。”潘迪特·莫迪拉尔吉也主张把要求自治写在决议中。我立刻接受了这个建议。这个决议案经过充分的、热烈的讨论后终于得以通过。

迪拉尔也是最早参加不合作运动的人。我还记得会前我和他曾对这个决议案进行过热烈讨论。对他提出的若干文字上的修改意见，我都一一接受了。他还主动积极地将相信运动的正确性、但对人民实现它的能力持怀疑态度的德希班度争取过来，全心全意地投入这个运动。

在会上，我特别深切地感到罗卡曼尼亚去世的损失，我一直确信，如果他当时还在人间，和我们在一起的话，他在这次会议上一定会给我以莫大的鼓励和帮助。即使他是反对这个运动的，我也会对他的反对表示敬意，并从中得到教益。我们虽然经常意见相左，但是这并不妨害我们之间深厚的友谊。当我执笔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我还不由地回想起惊悉噩耗时的情景。那是一个深夜，我的同事巴特华昙打电话告诉我，罗卡曼尼亚去世了。当时我周围还有不少同志，我却不禁惊呼道：“我最坚固的堡垒坍塌了。”不合作运动当时正处于紧张时期，而我正热切期望得到他的鼓舞和启发。虽然我们都无法知道他对于不合作究竟会采取什么态度，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参加加尔各答大会的人都痛切地感到他的去世对于我们事业的损失。

加尔各答特别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还必须在拿格埔的年会上加以确定。同样地，出席那次年会的人也是非常多。那时对大会代表人数还没有限制，结果出席这次会议的人数竟达1.4万名。拉拉吉极力主张把抵制学校的条文略加修改，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德希班度也提出几点修正案。不合作的决议最后获得通过。

关于修改国大党党章的决议也要在拿格埔大会上进行再次讨论，并在会上作最后的决定。提案委员会只对草案作了一个重要的修改就通过了。我记得我在草案中曾将大会代表的人数规定为1500人；提案委员会把这个数字改为6000人，我认为代表人数的简单增加并不是什么明智的想法，而以后的工作经历更让我确信这一点。我认为代表人数的简单增加，并不一定能够更好地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和维护民主的原则。1500名关心人民利益的、责任心强而忠诚诚实的代表，总比随便选出来的6000名不负责任的人更能够维护民主。

国大党的宗旨问题引起了大会最热烈的讨论。在我所起草的党章里，国大党的宗旨，如果可能的话，是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达到自治，如不可能，则脱离不列颠帝国而自治。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和真纳先生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主张只限于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自治，但是他们并没有获得多少支持。党章草案再一次提出实现目标必须采用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对此也有反对意见认为，对于采取什么手段在党章中不应加以限制。大会经过深入的、坦率的讨论以后，仍然维持原议。我认为如果这个党章是由人民真诚地、理智地、热心地制定出来的，那就将成为进行群众教育一个有力的工具，而制订党章的过程本身就是我们走向自治的必经之路。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印—穆团结、取消不可接触制度和开展土布运动的决议。从此以后，国大党的印度教徒党员便承担起了废除不可接触制度观念的责任。为了提倡土布运动，国大党的党员们和贫苦的印度下层人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大会还实现了有助于印—穆团结的一次重大的尝试，那就是通过了基拉法而开展不合作运动的决议。

结束语

现在是该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了。

我的生活，从以后，便是完全公开了，人们所不知道的只有极少数的琐碎事情。而且，从1921年开始，我与国大党的领导人在一起密切地工作，因此我在叙述此后阶段我的内心生活的历程时不得不提到我同他们之间发生的种种关系。今天，史罗昙纳吉、德希班度、哈钦·萨希布和拉拉吉虽然已与我们永别了，可是我们很幸运地还能和很多其他老练的国大党领导人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工作。国大党如何创建的历史，我在前文中已经有所叙述，而且它依然还在不断前进和创新的过程中。而我在最近7年中对于真理的主要体验，都是完全靠着国大党的支持，并且通过国大党而进行的。因此，如果我要继续叙述我此后的经历，我将不能不牵涉我同这些领导人的关系。而这一点我是不能这么做的，即使是仅仅因为礼貌，至少在目前我是不能这么做的，我也不愿意这么做。最后，我对于我目前所有的经验，还不能下确切的结论。因此，我觉得现在最好的办法是不提为妙。我以为我的简单的责任就是，在这里结束我的叙述。而且说实话，我的笔也已经本能地不让我再写下去了。

我不得不向读者告别，心里自然有些感触。我很尊重我的体验的价值。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表现出它的自身价值，并且能公正地对待它。在这里，我可以说明的是，我已经尽我所能对所有的事情都很忠实地叙述出来。我一直不懈地追求的是，把我所感觉到的和我所确切得到的结论，根据实际情况描述出来。这种尝试使我在内心上得到一种无法形容的宁静，因为我最真挚的愿望就是向给予怀疑者或信念薄弱的人以信心，使他们更坚定地信仰真理和非暴力。从我一生的经历给予我的经验，使我确信，除了真理以外，没有别的神灵。我在前面这篇文字中所叙述的种种事实与心理历程，都不外乎是要向读者说明实现真理的惟一办法就是非暴力。如果我没有能够充分地将这一思想表述出来，那么我花在这本书上的工夫几乎可以说是徒劳无用的。即使我在这方面的努力得不到结果，那也只能把它归结于方式而不是原则上的错误。虽然我是那么诚挚地致力于非暴力，但是终究还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因此，仅根据我在一瞬间所瞥见的一点点真理的光辉，还很难把真理的无法形容的所有的光辉展现出万分之一，这光辉的强烈，实在比我们日常亲眼看见的太阳的光辉要强烈千万倍。实际上，我所瞥见的只不过是这个伟大的光明的最微弱的一线而已。然而我可以根据我的亲身体验确定地向读者证实说，要窥见真理的完全面目，只有完全地实行非暴力。

要想体会到普遍的和无所不在的真理的精神，仅仅净化自己是不行的，而必须爱护一切有生之物，甚至于对最卑微的生物也应如此。而一个有志于此的人，便不能对生活的任何方面采取超然的态度。这就是我为什么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而不得不投身于政治的原因。如果没有这种行动，我认为我的非暴力思想终归是一句空话。我可以确信地、并抱着最谦逊的态度这么说，那些抱着宗教与政治无关的看法的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明白宗教的意义。要想和有生之物共同化为一体，而不进行自我净化，那是不可能的；没有自我净化的工作，要遵行非暴力的法则也必然是一种梦想；凡是心地不纯洁的人，是无法认识神灵的。因此，自我净化就是要净化生活中一切思想和行为。这种净化的过程是非常具有感染力的，一个人如果能做到自我净化，那么他必定会使周围的环境也自然净化起来。然而自我净化的道路是崎岖难行的。一个人为了要达到完全净化的境界，就应该超升到爱与恨的逆流之上，就必须从爱与憎等感情中解脱出来，在思想、言语及行为方面成为一个绝对没有过激倾向的人。我虽然常努力不懈，但是我知道自己还没有达到这三个方面的纯洁。所以世俗的荣耀不能使我感动，实际上它时常使我感到烦恼。我认为要克服微妙的情欲比用武器去征服客观世界要更困难得多。自从我回到印度以后，我总感到情欲一直在我的内心潜伏着。这种感觉使我感到惭愧，但是从不为此而气馁。这些经验和尝试使我得以支撑下去，并给我以莫大的喜悦。但是我知道在我的面前横陈着一条崎岖的道路，我必须穿越它。我应该把自己化为零。一个人若不能自动地把自己列为同伴中最后的位置，那么他终究不能解脱，因为非暴力是最大限度的谦虚。

这里在向读者道别时，我请读者同我一起来向“真理之神”祈祷，求他赏赐我在思想言论和行为方面的非暴力的恩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