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大传记系列2

甘地自传

信仰的自由

甘地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译者序

甘地是印度独立运动领袖，20世纪非暴力主义倡导者。甘地的景仰者之一爱因斯坦曾对他作出中肯的评价：一位不靠外在权威的扶持而成为本民族领袖的人；一位不是凭借投机取巧，也不是凭借技术装备，而是纯粹依靠令人信服的人格力量而成功的政治家；一位一贯反对使用武力的胜利的斗士；一位智慧与谦逊、果敢与坚定的人；一位将全部力量都用来推动民族崛起与改善民族命运的人；一位用纯粹的人性尊严对抗残暴，并在任何时刻都不屈服的人。在未来的时代，可能极少有人相信，这样一个血肉之躯曾经在地球上匆匆走过。

本书是甘地的自传，是甘地一生见证与实践真理的写照，书中记述了他从1869年到1928年间的人生经历。甘地所作的自传，为的是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非暴力主义，实现自我克制，坚守道德底线，做追求真理的人。甘地一生身体力行实践着非暴力主义。“非暴力”意为不杀生，或不伤害。其核心是爱和感化，其方法是“坚持真理”。甘地竭力主张，人应当通过非暴力的手段，即采取自我牺牲和爱的行为，抑制不良感情，首先使自己“善”的本性显现出来，然后通过感化去唤醒犯错误者“善”的本性，使他们改邪归正。“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政治运动的一项伟大发明，能够唤醒人们心中的爱，消除社会上的各种罪恶。

原著的语言平实中蕴含着深刻，因译者时间和水平有限，恐未能将原作中诸多细节之处一一展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希望读者能够从译文中略微领略到原作的风采。译文中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真诚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自　序

在四五年前，我的几个最亲近的同事建议我写一部自传，我答应了，并已经着手进行写作，可第一页还没写完，就发生了孟买暴动，这项工作也不得不停下来。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我被关进了耶罗弗达狱。当时捷朗达斯先生恰与我同狱，他希望我放下别的事，继续写完这本自传。我告诉他，我已定好了一个学习计划，若不完成计划，我不打算再做其他事情。倘若在狱中服满刑期，其实我真的可以写完这部自传，况且出狱后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完成它。史华密·阿南德现在再次希望我写自传，而我也已经写完了《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史》，于是我便准备在《新生活》上连载我的自传。史华密要我单独写成一本书出版，可是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只能一周一章这样写，反正我每周总得给《新生活》写专栏，那么就写自传吧。史华密同意了，我也就硬着头皮干了起来。

然而在我沉默的这段日子里，有一个敬畏神灵的朋友向我质疑，他说：“您怎么如此莽撞？写自传是西洋人的习惯，只有那些受了西洋人影响的东方人才写自传。而且您想写些什么呢？假如明天您否定了今天的原则，假如明天您改变了今天的计划，那些依据您的指示行事的人们不是要出错吗？难道您不觉得至少现在不写自传，会更好吗？”

我受过这种说法的影响。不过写一部自传并不是我真正的目的。我只是想用自传的形式讲述自己体验真理的无数经历，我平生只有这种体验，没有别的。只要把它们都说出来，采取什么形式倒无所谓。我相信，并且也为自己的信念而自得。我觉得我写的所有这些体验对读者是有好处的。如今我在政治方面的体验，不但印度人民都知道，包括“文明的世界”的人民也了解一些了。这些体验对我价值不大，因此凭它们而获得的“圣雄”这一尊荣的价值就更小了。这个称号常使我深感痛苦，从未曾给我带来快乐。当然我更愿意分享我在精神方面的体验，这些只我一人才有的体验给予了我在政治活动中的力量。它们只会增加我的谦虚，它们是真正属于精神层面上的，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越是回望过去，我就越分明地察觉到自己的不足。三十年来我想要的、我争取的，就是自我实现，和神灵面对面，达到“莫克萨”（Moksha）(1)。所有我说的、我写的、我在政治方面的冒险，都是为此，我为此而生，为此而行，而且锲而不舍地去实现它。我一直相信，我可以做到的事情，其他人也可能做到。所以我的实验是一直公开的，没有私下进行；而我并不认为这个事实的精神价值会因此而降低。当然有些事情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只有他一个人和他的神灵才知道。但我的体验不属于这一类，它们不仅是精神上的，更是道德上的，而道德就是宗教的本质。

这个故事只包括大人孩子都能理解的属于宗教的事情。只要我能够把这种体验以一种平和谦虚的方式讲述出来，众多体验者都可从中得到启发。科学工作者从不敢宣称他的实验就是最后的结论，他们始终谦逊，尽管实验极其准确、有远见、细致。同样，我也不敢说我的体验尽善尽美。我深刻地反省过，一再对每种心理状态进行探寻、检查和分析，但远不敢宣称我的结论就是最终的、正确的。我敢于宣称的只有一样——目前对我而言，我对真理的体验是最终的，也是绝对正确的。倘若不然，我就不能把它们作为采取行动的依据，而对行动的步骤加以增减。我必须坚决依据我原有的结论行事，从而使我的理性和良心得到满足。

我写自传不是为了讨论一些古板的原理，而是要说明它们在各种实践上的运用。因而我准备给这些篇章起一个共同的名字：我体验真理的故事，它包括“非暴力”、单身生活以及其他有别于真理的行为原则。然而对我而言，真理是最崇高的，包括无数其他的原则，它不仅指言论的真实，也指思想的真实，不只是相对真理，更是绝对真理——永恒的原理，即神灵。无数个关于神灵的定义有多面的表现，这使我感到惊奇和敬畏，有时还会惶恐。然而我只把神灵当成真理来崇拜。我还没有找到它，还在继续追寻。为了找到真理，我宁愿牺牲最珍贵的东西，即使是生命，我也愿意贡献。然而只要这个绝对真理还不能实现，就得继续坚持我的相对真理。这个相对真理必须庇护着我，虽然寻找真理的道路像刀刃般径直、狭窄、锐利，我却觉得它是最便捷、最容易的。在我眼里，我犯过的喜马拉雅山般大的错误也已渺小，我遵道而行，不再悲伤。在前行的路上，我常隐约看到绝对真理的光辉，即神灵的光辉，只有这种光辉是真实的，每天在我心中闪亮。我想让那些愿意看到的人也看到，想和他们分享我的实验，分享我的信念。这些信念在进一步地成长：凡是我可以做到的事情，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小孩子也可以做到。追求真理的工具是简单的，但难得。一个天真的儿童完全可能拥有它，而自高自大的成人似乎完全不可能。追求真理的人应比尘土谦虚。世界可以把尘土都踏在脚下，但是追求真理的人必须低低的，谦虚到可以被尘土践踏。只有这样，也唯有那时，他才能够看到真理。至富（Vasishtha）和妙友（Vishvamitra）(2)的对话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也极其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如果读者在这几页里的内容中读出骄傲的情绪，那么他就应当知道我瞥见的是海市蜃楼，一定有什么错误。把像我这样的人毁灭吧，但让真理盛行。千万不要让我这种因毫厘之差而判断失误的人去降低真理的标准。

我希望人们也恳求人们不要把以下几章的内容奉为圭臬。此处所谈的一些体验，你们可以把它当做一种图解，可以参照它来进行实验，要依据自己的喜好和能力来操作。我相信如果仅限于这个范围，这些图解会发挥作用的；因为那些丑事，我既不会掩饰也不会少说。我希望读者解我全部的错误。我不是要说我的为人有多好，而是想说我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的体验。我将尽可能使我自己的判断严格而又真切，因为我希望你们也如此。依据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我必须同首陀罗一起高喊：

哪里会有一个坏人，

像我这样邪恶而令人生厌？

我已抛弃我的神，

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

我感到极度痛苦，我还离神灵那么遥远。我完全懂得，他统治着我的生命，而我是他的后代。我明白之所以离他那么遥远，是由于我还不能完全摆脱不良的情感。

不过我要停笔了，我会在下一章写一个真正的故事。

莫·卡·甘地

1925年11月26日于沙巴玛第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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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即脱离生与死的自由，最接近“解脱”之意。

(2) 至富和妙友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化敌为友的两位圣人。至富属婆罗门，妙友属刹帝利。有一次妙友想偷至富的神牛，于是引起激战，最后妙友服罪，并承认至富的种姓是高于自己的种姓的，今后不再有所逾越。

目　录

译者序

自　序

第一部　家世与求学

我的家世

童年岁月

童婚印象

新婚体验

中学生活

一个悲剧（上）

一个悲剧（下）

偷盗和赎罪

父亲离世

开始感知宗教

准备赴英留学

种姓身份被除

抵达伦敦

成为素食主义者

学做英国绅士

节俭的生活

饮食的新实验

我的羞涩性格

吐露结婚的事实

接触各种宗教

神灵给弱者以力量

纳拉扬·亨昌德罗

参观大博览会

取得律师资格

我的不安与无助

第二部　由孟买到南非

赖昌德巴伊

开始新的生活

第一宗案子

头一次打击

准备赴南非

抵达纳塔耳

头巾的问题

赴比勒托里亚途中

遭遇不公正对待

抵达比勒托里亚

与基督教徒往来

设法与印度人联系

印度侨民的悲惨

准备打官司

对基督教的见解

决定留在南非

定居纳塔耳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

反对种族歧视

巴拉宋达朗

三英镑人头税

比较研究各种宗教

轻信同伴的后果

回到印度

在印度的见闻

我的两种秉性

参与孟买的集会

浦那和马德拉斯

争取舆论的支持

第三部　体验真理的故事

带着妻儿远航

另一种风暴

经受考验

风暴过后的平静

对儿女的教育

在医院做义工

禁欲（上）

禁欲（下）

崇尚简朴生活

波耳战争

卫生改革和饥荒救济

贵重的礼物

重返印度

当文书和听差

参加国民大会

寇松勋爵的朝觐

与戈克利相处一月（上）

与戈克利相处一月（中）

与戈克利相处一月（下）

在贝纳勒斯

定居孟买

信仰经受考验

再次前往南非

第四部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丧失了爱的劳动？”

来自亚洲的专制者

忍受侮辱

自我牺牲的精神

自省的结果

为素食而作的牺牲

土疗和水疗实验

一个警告

与当权者斗争

回忆和忏悔

同欧洲朋友的亲密往来（上）

同欧洲朋友的亲密往来（下）

《印度舆论》

苦力集中地还是“隔度”？

黑死病（上）

黑死病（下）

火烧印度居民区

一本书的魔力

凤凰村

创刊第一夜

波拉克毅然前来

被神灵保佑的人

家庭生活一瞥

祖鲁人的“暴动”

心灵的追寻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诞生

更多的在营养学上的实验

嘉斯杜白的勇气

家里的非暴力不合作

致力于自我克制

绝食

当校长

文字训练

精神训练

好与坏的差别

把绝食当做苦修

应戈克利之召去伦敦

战时志愿者

一个艰难的选择

小型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戈克利的仁爱

胸膜炎的治疗

重返故国

当律师的一些回忆

法庭上的诚实

当事人变成同事

解救一个当事人

第五部　谋求印度自治

初次体验

与戈克利重逢

这是威胁吗？

圣提尼克坦

三等车乘客的悲哀

印度公仆社

坎巴庙会

拉克斯曼·朱拉

创立学院

遭遇风波

废除契约制度

反对“三卡塔”制

文雅的比哈尔人

面对着“非暴力”

撤销诉讼

调查三巴郎

同伴们

深入农村

得到副省长的支持

与劳动者接触

学院概况

再次绝食

凯达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偷洋葱的贼

凯达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结束

走向团结

征兵运动

平生第一场大病

劳莱特法案和我的窘境

奇观

难忘的一周！（上）

难忘的一周！（下）

铸成大错

《新生活》和《青年印度》

在旁遮普的经历

护牛与抵制英货

阿姆里察国大党大会

国大党的入党礼

土布运动的诞生

发展手工纺织

与纺织厂主的对话

大势所趋

在拿格浦

尾　声

Memoirs of Mohandas Gandhi

生由死而来。

麦子为了萌芽，它的种子必须要死了才行。

我的家世

我们家族属于班尼亚（Bania）种姓(1)，祖上似乎是卖杂货的。从我的祖父那辈开始，家族里已连续三代有成员担任卡提亚华各邦的首相。我的祖父乌塔昌德·甘地，别名奥塔·甘地，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原是波尔班达的帝万（Diwan）(2)，后由于某种政治纷扰而被迫离开，避难于朱纳卡德。他仅以左手向当地的纳华伯（Nawab）(3)致敬。有人质问他为何如此不恭，他解释道：“我的右手已经对波尔班达效忠了。”

祖父因丧妻而续弦。前妻与他育有四个孩子，继室又生了两个。我年幼时，并不觉得祖父这些儿子原来并非一母所生。这六个兄弟中，排行第五的名叫卡朗昌德·甘地，别名卡巴·甘地；排行第六的名叫杜尔希达斯·甘地。他们兄弟俩曾先后担任波尔班达的首相。而卡巴·甘地就是我的父亲。他原是王廷法庭的法官。现在这种法庭已不存在，但是当年却是调解宗教首领及其成员之间纠纷的一个极有权力的机构。父亲曾先后在拉奇科特和樊康纳做过一阵子首相。去世时还领到了拉奇科特的年金。

父亲结过四次婚，每次续弦均因前妻去世。他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婚姻中育有两个女儿。最后一任妻子普特丽白生有一女三子，我是他们最小的孩子。

父亲忠勇侠义、慷慨大方，十分热爱自己的宗族，只是性情有些急躁。某种程度上，他有纵情肉欲之嫌，因为第四次结婚之时他已年过四十。不过他为人廉洁，且以在家族内外处事公正严明而闻名。众所周知，他对本邦忠心耿耿。一次，一个助理政治监督官（Political Agent）(4)出言侮辱了拉奇科特的王公，父亲当即挺身而出维护他的长官，对那监督官加以斥责。监督官因此动怒，责令父亲道歉。他自然不依，因此被拘留了好几个钟头。但是因为父亲态度坚决，毫不屈服，监督官只好把他放了。

我的父亲向来没有敛财致富的心意，所以也没给我们留下多少产业。

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却有非常多的实际经验。父亲充其量只有古遮拉特文五年级的水平，更没有学过历史、地理，然而他那丰富的实际经验却使得他在解决最烦琐复杂的问题和管理成千上万的人时得心应手。他没有受过专门的宗教训练，却有本宗教文化的习惯，这个习惯是在经常参拜寺庙和听人讲解经文中养成的。父亲到了晚年，由于家里一位博学广识的婆罗门朋友的引导，他开始念起纪达经(5)来，每天祷告时总要高声诵读几段。

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信徒，她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便是她的圣洁。她坚持每餐祷告，一餐未做祷告便绝不进食。每日到哈维立——一座毗湿奴（Vishnu）神庙(6)去参拜，从未间断过。我印象中，她从未错过“查土摩”（Chaturmas）禁食期(7)。母亲有时甚至会许下最不易奉行的誓愿，并始终信守不渝。即使身患重病，也不借故失愿。记得一次，她在履行“昌德罗衍那”（Chandrayna）(8)誓言时突然病倒，但她依旧不进食。对她而言，连续禁食两三次都不算什么。在长达四个月的禁食期内，她也早已习以为常地每日只吃一顿饭。母亲还不满足于此，在某次“查土摩”禁食期间，她竟隔日便绝食一天。在另一次“查土摩”禁食期间，她立誓不见太阳则不进食。那段日子里，我们几个孩子总是翘首等候，太阳一出现便报告母亲。人所共知，在雨季顶峰期，太阳是不会轻易露面的。记得那时只要太阳一露面，我们就忙去告诉她。她总要跑出来亲自证实，然而等母亲出来时，那捉摸不定的太阳又转瞬隐没了，于是又剥夺了她进食的权利。她却高高兴兴地、心安理得地说：“不要紧，这是神的旨意，今天不能进食。”她便又回屋做家务了。

母亲有丰富的常识，熟悉本邦的各种事务，连宫廷里的贵妇人也颇为赞赏她的才智。我年幼时有幸常伴随她出去，至今我仍记得她与本邦王公的寡母所作的那些生动的交谈。

这就是我的父亲母亲。1869年10月2日，我在一个叫波尔班达也称苏达玛普里的地方出生。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记得我也是在那儿入学的。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学会了乘法口诀。除了与其他孩子一起戏弄过我们的老师这件事以外，我几乎想不起当时发生的那些事了。这充分地证明了我的智力迟钝，记性也不好。

童年岁月

我大概七岁时，父亲离开波尔班达，去做拉奇科特的王廷法庭的法官。我就在那里的小学就读，当时的情景现在还记得很清晰，包括曾教过我的老师的姓名，还有他们的某些特点。

我在拉奇科特的学习情况同在波尔班达一样，无足称道，平平庸庸。此后我转到郊外的另一所小学，并一直读到中学，那时我已经年满十二岁了。

记忆里，在这个不算长的求学过程里，我从来没有对师长或同学说过一句谎话。我内向害羞，常常回避与人交往，埋头于功课之中，书是我唯一的伴侣。我的习惯是每天准时到校，一放学就立刻跑回家。的确是一路跑回去的，因为我实在害怕与人讲话，唯恐取笑于人。

在中学一年级考试时，发生了一件值得写一写的事。有一位学监齐尔斯先生来巡视我们学校。他要我们拼写五个词，其中一个单词是“水壶”，我拼错了。在场的老师用鞋尖踢了踢我，可是我没有领会他的用意，还以为老师在场是为了防止我们作弊的，原来他是授意我去抄袭我旁边的一个同学的石板上的写法。最后结果是，除了我以外，那天在场的同学都正确地拼出了每个词，只有我是个傻瓜。事后，老师骂了我，想让我知道我做的是一件蠢事，可是没有用。我是永远也学不会“抄袭”这门技术的。

不过这个事丝毫无损我对师长的尊敬。我总是本能地屏蔽长者的缺点。即便后来我有机会了解到他还有诸多别的缺点，但对他的尊敬还是不变。因为我自小就学会的是要遵从长者的吩咐，而不是质疑他们的行为。

这个时期还有两件事让我记忆深刻。平日里，我并不爱阅读课外书，但日常功课我总得做完，因为我不愿意被老师罚，更不愿意欺骗他。所以功课我照做，但心不在焉地去做。既然连作业都不能好好完成，更别提课外阅读了。不过有一次，我却对父亲买的一本书很感兴趣，那是《斯罗梵纳孝顺双亲》的剧本。我还读得津津有味呢。刚好这时家中来了几个演皮影戏的巡回艺人，他们表演的其中一个段子便是斯罗梵纳背着双目失明的父母去朝圣。这本书和这场景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暗自思量：“这就是我应当效仿的榜样。”我至今仍难忘斯罗梵纳死去时，他的父母悲恸欲绝、伤心哀号的情状。这一段哀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还用父亲给我买的大风琴演奏过这一段曲子。

还有一件事情则与另一出戏有关。

那时，父亲允许我去看某剧团表演的一出戏，这部《哈立斯昌德罗》深深地把我吸引住了，百看不厌。但我又能有几次机会再去看呢？这个问题困扰着我，后来我便自个儿扮演哈立斯昌德罗，也数不清有多少回了。我日夜自问：“为什么世人不能如哈立斯昌德罗那般诚实呢？”我要像他那样去追寻真理，为了真理而承受一切考验——这就是我的内心深处鼓舞我的念头。我深信哈立斯昌德罗的故事，一想起来就会情不自禁地落泪。时至今日，根据我的常识判断，哈立斯昌德罗大概不是现实中的历史人物。但无论如何，斯罗梵纳和哈立斯昌德罗对我而言都是现实，我确信哪怕今日我重读这两出剧本，仍会像从前那样感动。

童婚印象

我知道自己要流下很多眼泪，吞下很多苦水，所以我很不愿意写这一章。不过既然我自命为崇拜真理的人，就不能避开而不谈这段经历。把十三岁就结婚的经历写下来是我沉痛的责任。每当看到我所照料的跟当时的我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就不禁想到我的婚姻，于是便不由得伤感了起来，也十分庆幸他们没有遭遇这样的事。在我眼里，这种荒唐的早婚毫无道德依据。

请读者不要误解，我确实是结婚而不是订婚。在卡提亚华，订婚和结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仪式。订婚是男女双方的父母预先许下的婚约，并非不可违背的。男孩去世，女孩不必守寡。而且这完全是父母的约定，与子女无关，很多时候，本人也不清楚这些。我好像就订过三次婚。长辈们说给我挑选的两个女孩子都相继去世，因此我推想我应该是订过三次婚。第三次订婚是在我七岁那年，还有模糊的印象，但记不清是否有人跟我提过这件事。这一章里我要谈的是结婚的经过，这个我记得相当清楚。

我们兄弟三人，大哥早就结婚了。长辈们决定，比我大两三岁的二哥，比我大一岁的堂兄还有我，三个人一块完婚。长辈们这样做，谈不上是替我们的幸福着想，更不是尊重我们的意愿，纯粹是为了方便和节省。

印度教徒结婚非常麻烦。新郎新娘的父母为了办婚事往往是耗尽家财，精疲力竭。他们会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来购置衣饰、装饰房子、备办酒席，而且还要在数量和种类上互相攀比，努力让自家的风头盖过别家。而妇女们无论是否拥有适合唱歌的好嗓子，都要放声高歌，甚至因此生病、打搅到邻居也在所不惜。对于这些喧嚷和烦乱，邻居们总是处之泰然、平心静气，因为他们清楚总有一天自家也免不了有这么一场。

我家的长辈们知道这些麻烦，所以干脆将几个孩子的婚礼合办，既省又好，风风光光地大办一场，一次花钱要比三次开销合算得多。我的父亲和叔叔都上了年纪，我们又是需要操心婚事的最小的孩子，也许他们是希望在有生之年感受到最后一次婚事的快慰吧。出于这样的考虑，如我前面所言，家里就作了三婚并举的决定，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来操办这件事。

在准备婚礼的过程中，我们才慢慢察觉到将要到来的事情。当时，我想结婚无非就是穿漂亮衣服、敲锣打鼓奏乐、迎接新娘、摆丰盛的酒席并和一个陌生的女孩子一起玩耍，仅此而已。后来才有了对性的欲望。为了遮羞，除了那些值得记述的细节，其余的我就不提了，留在以后再说。而且这些细节与本书的中心思想并没有多少关联。

于是二哥和我从拉奇科特被带回波尔班达。为了在如同演出般的婚礼上抛头露面，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比如我们浑身上下被涂抹了姜黄膏——然而诸如此类的细节必须从略不赘了。

虽然我的父亲是一个帝万，但终究是仆从，尤其他深得本邦王公的信任，更得听命从事。操办婚礼那个时候，直到最后一刻王公才肯放父亲走，还派给父亲几辆专用马车，节省了两天的车程。然而命运的安排却是另一番模样。拉奇科特到波尔班达有120英里，坐马车是五天车程。父亲只用了三天，但在最后一程时车子竟然翻了，他受了重伤，到家时全身裹着绷带。父亲和我们对婚礼的兴趣顿时大减，但婚礼还得照常举行，婚期怎可更改？于是我便又沉浸在对举行婚礼的孩子气的欢乐中，竟然把对父亲受伤应有的难过都抛在脑后了。

我是孝敬父母的，但是我沉迷于肉欲的程度并不逊于我对父母的孝顺程度。当时我还不懂得孝敬父母是应牺牲掉一切欢愉的。像是为了惩罚我贪享欢愉似的，一件使我悔恨终生的事情发生了，下面的章节我还会提到。尼斯古兰纳歌中有一句歌词：“抛弃外物而不清洁内心，终难持久。”每当我唱起这首歌，或者听到别人唱，便会想起那痛苦的回忆，羞愧难当。尽管父亲受伤，但他仍支撑着全程参加了婚礼。直到今天，他仔仔细细地检查婚礼的每个细节的情形我都记得。我没有想到有这么一天我竟会严厉地批评他给我安排的童婚。当时我觉得每件事情都合理得体，我自己也是想要结婚的。而父亲那天的举动也无可厚非，这些回忆至今依旧新鲜。如今，我还能详尽地描述出我和新娘当时是如何坐在婚礼台上，如何同行“七步礼”（Saptapadi）(9)，如何把合欢糖喂到彼此口中，此后又是如何共同生活的。

还有，我那新婚之夜！两个无知的孩子的命运就这样被牢牢地绑在一起，不知不觉地被投入人生大海之中。嫂子曾将初夜应做的事明确地告诉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教过我的妻子。我从没问过她，现在也不愿意问了。读者可以想象我们当时有多害羞，紧张得不敢面对面。我怎么跟她说话呢？说什么好呢？嫂子教给我的似乎没有什么用。其实，初夜前的教导是没有必要的，对本能的领悟使一切教导显得多余。我们开始逐渐地彼此了解，然后轻松地交谈。尽管我们同岁，但没过多久，我就行使了做丈夫的权威。

新婚体验

我结婚那时，有一些价值1个派司或1个派(10)（现在我记不清究竟是多少钱了）的小册子常常出版发行，主要谈论夫妻之爱、节俭、童婚和其他类似的话题。每当我碰到这种小册子，总会从头至尾研读，于是养成一种忘我所憎、行我所爱的习惯。这些书里宣扬丈夫的天职是矢忠于自己的妻子，这一点我铭记在心。更何况，我生来就有追求真理的热诚，自然是不会欺骗她的。而且当时年纪还小，很少有不忠于她的机会出现。

可是有关忠诚的训诫也有其不良的影响。我告诉自己：“如果我发誓矢忠于她，她也必须发誓矢忠于我。”这种想法把我变成一个嫉妒心很强的丈夫。做妻子的义务轻易地成为我要求她忠实于丈夫的权利，为了确保这点，我时刻留心我的权利。我丝毫没有理由怀疑妻子的忠贞，但嫉妒并不需要理由。我总是监视她的一举一动，没我的允许，她不能随意出门。这成了我们吵架的导火线。说实话，这种人身限制形同囚禁。而嘉斯杜白又不是逆来顺受的女子，她决意自己做主，去哪儿或是何时去都要由她自己决定。我限制得越紧，她越是自由行动，我为此备感苦恼。谁都不理谁成为我们这对小夫妻的家常便饭。现在看来，嘉斯杜白不顾我的限制而自由行动并没有错，一个坦率的女子怎可忍受丈夫限制她去参拜神庙或外出访友？假使我有权限制她，难道她对我就没有相同的权利？今日我都想通了，然而当时我满心想的都是行使做丈夫的权威！

不过，读者们不要误以为我们的生活是异常痛苦的。这种苛刻是基于我对妻子的爱。我想把妻子塑造成理想的类型。我的野心是要她过上纯粹的生活，了解我所学的一切，并使她的生活和思想与我同步。

我不了解嘉斯杜白是否也有这样的志向。她不识字，生性单纯、自立、坚忍，与我相处时沉默少言。她对自己的无知并没有感到不安，印象中，我勤于学习也没有激起她求知的热情。因此我猜，我的雄心只是自己单方面的。我的热情完全给了这个女子，同时期盼这种爱是双向的。然而即使得不到回应，我也不至于痛苦难耐，因为至少我这一方有热烈的爱。

必须承认，我十分依恋我的妻子。哪怕在学校，我也总是对她牵肠挂肚，一心期盼着夜幕降临好与她相见，这种想法一直折磨着我。分离是难以忍受的。我和她说一些无聊的话，夜深了还不睡。倘若不是因为我心中还有一份炽热的责任感，像我这样陷入贪婪的爱情里的人，不是因为恶疾缠身而早逝，就是陷入不堪的生存之苦了。无论怎样，每天早晨我总得完成学校留的作业，而我又不可能对任何人说谎。就是这点最后拯救了我，使我免于一错再错。

我曾说过嘉斯杜白不识字，我很想教她识字，可是贪图爱欲使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教她识字又不是她本人的意愿，因而只能在夜间进行。在长辈面前，我都不敢看她，更不要说和她讲话了。这是卡提亚华独特的、一无是处的而又很野蛮的深闺制度，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如此。那时的环境是不利的，所以我必须承认年轻时我也曾努力去教导嘉斯杜白，但收效甚微。而当我从爱欲之海中抽出身时，又已投身于公共事务，再无余力。而后我曾想过请家庭教师，却同样失败。直到现在，嘉斯杜白写起一封简单的信还是很吃力，只认识几个简单的古遮拉特字。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我贪图爱欲而耽误了教育她的机会的话，她如今应该是个很有学问的女人了，因为我可以帮助她克服不喜学习的习气。在纯洁的爱面前，没有不可能的事。

前面我写过有一种情形或多或少地把我从贪图爱欲中拯救出来了。此外，还有一事值得一提。无数的例子使我确信：神灵终将拯救那些动机纯良的人。印度教的社会里，在残酷的童婚习俗制度外，还有另一种风俗，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童婚的罪恶。父母通常不让年轻的夫妇长时间耳鬓厮磨，童妇大半的时间是在娘家度过的。我和妻子的状况也是如此。就是说，婚后头五年（从十三岁到十八岁），我们一起生活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三年。我们相处不到六个月，她的父母便把她叫回娘家了。尽管我不喜欢她父母的这种做法，但这的确拯救了我们俩。十八岁那年我去英国留学，这无疑是一次长期而有益的别离。从英国回来后，我奔走往返在拉奇科特和孟买之间，与妻子在一起的时间也不会超过半年。接着便是去南非工作，那时我已能相当自如地从肉欲中挣脱出来了。

中学生活

我前面提到结婚那年我还在上中学。我们兄弟三人在同一所学校就读。大哥的年级最高，和我同时结婚的二哥高我一年级。我和二哥都因为结婚耽误了一年。二哥的情况更糟，他竟因此而辍学了。天知道当时有多少印度青年遭受了同样的厄运。只有在印度教的社会里，才出现读书和结婚并行的现象。

婚后我依旧读书。中学时没有人觉得我笨，师长们都宠爱我。学校每年寄给我父母的成绩单和操行评定都是好评。事实上二年级时我还得过奖，到了五年级和六年级时，还分别拿到了4卢比和10卢比的奖学金。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与其归功于勤奋，倒不如说是运气好。因为奖学金并不是面向所有学生的，而是保留给从卡提亚华的索拉兹地区来的优等生。而当时四五十个人的班上，来自索拉兹的孩子没有几个。

我对自己的能力评价没有那么高，每次拿到奖品和奖学金时都会惊异。然而我的确很严格地要求自己，即使犯了小错也会哭。无论我是应受责备，还是老师觉得我应受到责备，我都无法忍受。记得在一年级还是二年级，我被体罚。我倒不在意受罚这件事，而别人认为我是罪有应得却令我难过，还伤心地哭了。上七年级时，又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当时的校长是度罗博济·叶杜吉·齐米。他因严于纪律和善于教学而深受学生的欢迎。体育课和棒球课都被他列为高年级男生的必修课，可这两样我都不喜欢。在这两样被设为必修课以前，我从不参加运动，无论是棒球还是足球。我回避运动的原因之一是害羞，现在看来那是错的。我当时还错误地以为体育和教育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我已经了解体能的训练与智识的培养在学校教育中内应受到同样的重视。

话又说回来，虽然我不大参加体育运动，身体却并不衰弱。我曾从书中读到过露天长时间散步的好处，我很认同这个观点，于是养成了散步的习惯，一直保持至今。由于经常散步，我练就了相当强健的体格。

我不喜欢上体育课还有一个原因：那时我热切地希望看护父亲，一放学我就要赶回去，而体育课成了必修课这件事恰好直接妨碍了我。我恳求齐米校长免除我的体育课程，好使得我有时间侍候父亲，然而他没答应。有一个周六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上午的课已经上完了，但我们必须在下午4点时再来学校上体育课。我没有表，恰好那天又是阴天，我弄错了时间，当我赶到学校时，同学们全都走了。第二天齐米校长检查点名册，发现我缺课，问了原因，我据实相告，但他却不相信我的话，还罚了我一个或是两个安那（现在我记不起来到底是多少了）。

我竟然被冤枉成撒谎！我极其难过，怎样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呢？我想不出办法，只有伤心大哭。此事让我明白：即使是一个诚实的人也必须行事谨慎。我因疏忽而在学校犯的错误，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还隐约记得最后撤销了罚款。父亲亲自给校长写了一封长信，说明了我需要放学后回家照顾他的情况，于是不上体育课的事被批准了。

尽管我没有因为忽视运动而使体格变差，但却因为另一种疏忽而吃亏了。我不知道从何时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觉得书法并不属于教育的内容，直到我去英国那时还保持着这种观念。后来，尤其是在南非时，当我看到当地的律师和那里土生土长的印裔青年写的一手秀丽的好字时，就会感到惭愧，追悔莫及。现在我认为糟糕的书法应该被视为教育不完善的一种表现。此后，我曾努力改善我的字体，无奈为时已晚，我已无法弥补年轻时候的疏忽。希望每一个青年以我为戒，应该认识到好的书法乃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现在我觉得孩子在学写字以前要先学一点绘画，应该让他从观察不同的事物如花、鸟中看图识字，等他学会了描画东西，再教他学习写字，这样他便能写得一手好字。

关于我在学校的事情，还有两件值得记述。因为结婚，我辍学一年，老师为了帮我弥补这种损失，特许我跳了一级——通常只有学习勤奋的学生才能得到这种优待。于是，我在三年级只读了六个月，期考以后便直接去读四年级，随后就放暑假了。四年级的绝大部分的课程都用英文授课，于是我发觉自己如坠云中。这时开设的几何是新功课，学起来很吃力，再加上用英文授课就更让我觉得难学了。应当说老师讲得不错，可是我却听不懂。我常常没有自信，想要再回到三年级上课，对我而言，把两年的课程并到一年来学未免太难了。然而再回去读三年级不但自己丢脸，老师也没面子，因为正是他考虑到我勤奋好学，才推荐我跳级的。这种怕双方都没面子的想法使我坚持留了下来。后来，经过不懈的努力，在学到欧氏几何第十三定理时，我突然开窍了，觉得一切都变容易了。其实，如果一种课程只是单纯地需要运用一个人的推理能力的话，就不会很难。此后，我便觉得几何既容易又有趣了。

梵文是另一门有难度的课程。几何是不靠记性的，但梵文却需要死记硬背。这门功课同样也是从四年级开始的，但当我一进入六年级时，便有些丧失信心了。老师非常严厉，我认为他是在强迫我们学习。而教梵文的老师和教波斯文的老师颇有一种互相较劲的意思。教波斯文的老师比较温和，同学们普遍认为波斯文容易学，说波斯文老师很好，体谅学生。于是有一天，畏难的我就去学波斯文了。梵文老师知道后很难过，把我叫到他身边，对我说：“难道你已经忘了自己是毗湿奴信徒的儿子吗？难道连本宗教的文字都不想学了？学习中有什么困难，为什么不来找我呢？我是竭尽全力想要教好你们的梵文，继续坚持学下去，你会发现其中无穷的趣味的，千万不要灰心，还是重新回到梵文班吧。”

梵文老师亲切的态度使我惭愧。我无法漠视他的关怀。时至今日，一想到克立斯纳商卡·潘迪亚老师，我依旧心怀感激。如若当初我没有学那一点点梵文，后来便很难有研读宗教经典的兴趣。事实上，现在我还在深深懊悔当初没有深入透彻地掌握梵文知识，此后，我坚信每一个信奉印度教的青年都应该好好学习梵文。

我觉得现在印度的中学课程里，除了开设当地的语言课之外，还应当有印度文、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和英文。大家不要被这诸多的语文课程吓倒，只要我们的教育更加完善，使孩子们不需借助外语这个媒介来学习课程，学习这些语言文字就不至于变成一种令人生厌的任务，反而会从中感到无穷的乐趣。学会了一门语言的科学知识，会使得对其他语言知识的学习事半功倍。

实际上，印度文、古遮拉特文和梵文可算作一种语言，而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则可归为另一种语言。虽然波斯文属于雅利安语系，阿拉伯文属于闪语系，但两者之间还是大有关联，因为它们都自以为起源于伊斯兰教。而我觉得乌尔都文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语种，因为它的文法取自印度文，而绝大部分语汇取自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想要学好乌尔都文，首先要学会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正如要学好古遮拉特文、印度文、孟加拉文或马拉提文，必须先学会梵文，道理如出一辙。

一个悲剧（上）

中学时代，我没几个朋友。在不同的时间段里，有两个人算得上是我的密友。我和其中一人的友情并没有维持多久；不是因为我抛弃他，而是在我结交了第二个朋友后，他就不和我交朋友了。我人生中的一个悲剧就是与这第二个朋友的交往。我是以一种革新的精神与他交朋友的，这段友谊维持的时间很长。

他和我二哥是同班同学，本是我二哥的朋友。其实我很清楚他的缺点，但我坚持把他当一个忠实的朋友看待。母亲、大哥和妻子都告诫我，说我交友不慎。为了维持丈夫的尊严，我并没有把妻子的提醒放在心上，但却不敢不听母亲和大哥的建议。我仍坚持为他辩护：“我知道你们所说的他的缺点，可是他也有你们不知道的优点。他不会把我带坏，而我和他交朋友正可以改造他。如果他改过自新，一定会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请你们不要担心我。”

我也不知道我的话是否能让家人放心，总之最后他们不再过问了。

后来事实证明我的想法错了。一个革新者是不应与他要改造的对象保持过于亲密的关系的。真正的友谊是灵魂上的契合，然而这是人间稀少的巧合。只有性情相投的两人才能结成高贵持久的友谊。

朋友是互相影响的，所以友谊中几乎没有改造的余地。我们应该尽量避免那种排他性的亲密关系，因为人容易学坏，却不容易学好，要么就孤独地与神灵面对面，要么就和全世界的人为友。也许我的想法是错误的，无论怎样，我想要培养亲密友谊的企图以失败告终。

我刚遇到这个朋友时，一场“改革”的热潮正冲击着拉奇科特。他说我们的老师中有不少人背地里吃肉喝酒，还列举了本地许多有名的人，甚至有一些中学生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我既讶异又难过，向他追问原因。他解释道：“我们之所以是一个孱弱的民族，正是因为我们不吃肉。英国人之所以能够统治我们，就是因为他们吃肉。你是知道的，我身体强健，跑得也快，是因为我也吃肉。吃肉的人不会长血瘤，偶然长上了瘤也好得快。那些老师和社会名流并不是傻子，有好处他们才吃肉。你也不妨试试看，不要紧，亲自体验一下效果。”

他诱导我吃肉并不是一次和盘托出的，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深入引导。我二哥已经坠入此道，因此他也支持我这位朋友说的话。同我二哥和那位朋友比起来，我确实显得很单薄，他们都比我结实、强壮、胆大。我当时也真的被这个朋友的技能迷住了，他跑步时速度又快耐力又强，跳高跳远也很棒，多重的体罚他都受得了，还常常在我面前展示他的技能。当一个人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不具备的才能时，常常会为之神往，我也是这样的。此时我有一种想赶上他的强烈欲望。我既不能跳，也不擅长跑，怎样能像他那样强壮？而且我还是一个胆小鬼：怕贼、怕鬼、怕蛇，夜里我甚至不敢到室外走动，恐惧常萦绕在我的心里。对我而言，黑暗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在黑暗里，我根本睡不着，我怕要么这一边来鬼，要么那一边来贼，或是另一边又来蛇。因此，如果房里没灯，我就不能入睡。我怎么好把这些都告诉睡我身边的妻子呢？那时她已经不是小孩了，也是一个青年了。我知道她比我勇敢，为此我常常自惭。她不怕蛇和鬼，夜里也敢出去。我的朋友非常清楚我的这些弱点。他说因为他吃肉，所以能抓住活蛇，不怕贼，也不信什么鬼。

当时，同学圈子里面流传着古遮拉特诗人纳玛德的一首诗：英人高大威猛，印人渺小可怜；强者盖因食肉，弱者必被其治。

我在这一切的影响下，终于妥协了，也渐渐地认同了吃肉有益这种观点，以为吃肉能使我身强体壮，胆识过人；以为如果全国民众都吃肉的话，便可战胜英国人。

于是我们便选定了一日，在那天开始了肉食体验。这一切必须秘密进行。我们家族都是毗湿奴信徒，我的父母更是笃信宗教，他们经常定期到哈维立的神庙参拜。我们家族也有自己的神庙，除此之外，古遮拉特盛行耆那教（Jainism）(11)，这个教派随时随地都在影响我。耆那教徒和毗湿奴信徒都极其反对和厌恶吃肉，其厌恶程度是印度的其他地方或印度以外任何地方都罕有的。我成长在这样的传统下，况且我十分孝顺我的父母，所以一旦他们知道我破戒吃肉这件事，一定会吓坏的。再加上，出于对真理的热诚，我一定要谨慎从事。我并非不知道吃肉就是欺骗父母，但当时，我是为了“改革”，并不是逞口腹之欲，我并不觉得肉特别好吃，更多的是希望我自己和我的同胞变得强壮勇敢，从而打倒英国人而使印度获得解放。我倒还没听过“自治”这个词，但已经明白自由的意义。这种“改革”的欲望蒙蔽了自己。既然这件事是秘密进行，我便说服了自己：仅仅隐瞒着父母，算不得是违背真理。

一个悲剧（下）

体验吃肉的日子终于到了，很难描述那天复杂的心情。一方面，我好奇地抱着“改革”的热望；另一方面，却又惭愧自己像贼一样偷偷摸摸地做这件事。到底哪一种心情占上风，连我自己都分不清了。我们到河边找了一个僻静之地，在此处，我生平第一次看见了肉，还有面包店里买来的面包。我吃不出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味道。那天的山羊肉硬得像牛皮一样，根本无法下咽。我实在受不了，不得不丢下。

那天夜里我很难过，一直在做噩梦。每当快睡着时，总感觉到肚子里有一只活山羊在苦苦哀叫，然后我就会懊悔得惊跳坐起。后来，我只好自慰道：吃肉是在履行一种责任，这样想想我的心情就会平复了。

我的朋友可不肯轻易罢休。接下来，他变着样地准备肉食，真是色香俱全。而我们聚餐的地方也不再选在河边僻处，而是在一家政府宾馆的餐厅里，桌椅应有尽有，都是我朋友和那里的主厨特别布置的。这种诱惑果然生效了，我先是爱吃羊肉面包，然后也不再对山羊抱有怜悯之心，虽然也并不很喜欢吃肉，但可以接受了。这种情况继续了约一年之久。不过实际上只吃了五六次肉，因为政府宾馆并非每天开放，而且经常准备那么多好吃昂贵的肉食也有困难。事实上，我并没钱来支付这种“改革”，每次都是我朋友筹钱。至于他的钱从何而来，我一无所知。可是他总是能弄到钱，因为他一心想把我变成肉食者。只是他的能力毕竟有限，所以后来这种肉食聚餐的次数就越来越少，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每一次外出秘密聚餐时，就没法在家里吃饭了。母亲自然会叫我吃饭，而且还会问我不吃饭的原因。我总以“消化不良啊”，“今天没胃口啊”这样的托词来骗她，这让我不安。我知道自己在撒谎，还是向母亲撒谎。但我清楚，如果父母知道我变成了肉食者，他们会多么难过。这些念头总是咬噬着我的心。

因此我告诉自己：“尽管吃肉是必要的，在国内推行‘饮食改革’也是必要的，但向父母说谎比不吃肉更坏。所以在父母还活着的日子里，一定不可以再吃肉了。等到他们去世以后，我就可以随心所欲了，到那时，我便可以公开吃肉，不过在这以前，我绝不能吃肉了。”

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我的朋友，从此再没有吃肉。我的父母丝毫不知道他的两个儿子一度成为肉食者这件事。

我不再吃肉是出于我的一种纯洁的愿望，即不愿向父母说谎。但我并没有和那位朋友绝交。我试图改造他的热望后来被证明对我而言是一种祸害，但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就是这位朋友，差点诱惑我做出不忠于我妻子的事情来，还好最后得以幸免了。有一次，他把我带到妓院，还告诉我该怎么做，一切都预先安排好了，连账都已经结了。我闯入了罪恶之窟，幸亏神灵以他无边的仁慈守护了我。在这淫邪之所，我几乎说不出话，看不见东西。我坐在那个女人的床边，什么也说不出来。她当然受不了，边辱骂着，边把我赶出门。作为男人的尊严被践踏，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然而真的永远感谢神灵拯救了我。回顾过往，我曾遇到四次类似的情形，最终得以解脱，绝大部分不在个人的努力，多半是幸运使然。以严格的伦理观点来看待这类事情，无疑是道德败坏；因为这已然是肉欲的暴露，有这种想法和去做是同样的坏。但是以世俗的观点来看，一个人如果肉体上没有出轨，便已算是得救了。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获得了拯救。有时上天为他和身边的人作了安排，他就躲开了罪恶。一旦他醒悟过来，就会深深感谢神灵拯救他的慈悲。我们知道，就算有时一个人竭力去抵抗诱惑，终不免堕落；我们也看到，就算有时一个人要犯罪，而神灵却庇护他、拯救他。这究竟为什么，一个人究竟能获得多少自由，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环境支配，究竟自由意志能发挥多大作用，命运究竟对我们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一切都是谜，而且永远是谜。

还是让我接着把这个故事讲完吧。哪怕是这件事，也没能使我认清这个朋友人品之恶劣。我因此还有许多惨痛的经历，直到我亲眼目睹他所做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劣行时，我才恍然大悟。有的留到后面再说，先按时间顺序讲。

这个时期发生的一件事，我不得不提一提。还是因为这个朋友，我和妻子之间发生一些误会。我是一个既专情又妒忌的丈夫，这个朋友便火上浇油，挑拨离间我们的感情。我对他的话常常深信不疑，当初因为他的唆使，我粗暴地对待妻子，给了她诸多伤害，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无法原谅自己。大概只有印度教徒的妻子才能隐忍这种折磨，所以我常想：女子是宽忍的化身。做仆人的无故受了怀疑，可以辞工不干；做儿子的遇到同样的情形，可以离家出走；做朋友的则可以绝交；然而做妻子的，即便她怀疑自己的丈夫，也只能保持缄默；但如果做丈夫的怀疑了她，她就无路可走了，她能怎么办？一个印度教徒的妻子是不能向法庭申请离婚的，法律不能帮助她。我曾一度把妻子逼得走投无路，尽管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还是难以忘怀，始终无法饶恕自己。

直到我完全了解“非暴力”（Ahimsa）(12)的真义后才得以根除怀疑这个毒瘤。我看到了“禁欲”（Brahmacharya）(13)的光辉后，才懂得妻子绝不是丈夫的奴隶，而是他的伴侣、助手，和他共享一切忧愁和欢乐。她有权像她的丈夫那样，选择自己要走的生活道路。每当想起那些充满猜忌的黑暗时光，我便痛恨自己的愚昧、荒唐和残忍，并为我盲目轻信这个损友而感到悲痛。

偷盗和赎罪

应当说一说，肉食时期以及这段时期前——差不多是结婚前后，我还犯过其他错误。

我和一个亲戚那时都喜欢上了抽烟。不是抽烟有什么好处，也不是迷恋烟草的味道，只是觉得吞云吐雾是一件好玩的事儿。我叔叔有这个嗜好，我们一看到他抽烟，就想学他。但我们没钱买烟，只好偷偷地捡叔叔扔掉的烟头抽。

烟头也并不是常有的，而且抽烟头也很没劲。因此我们便开始偷用人口袋里的零用钱，买印度本土产的烟卷抽。买来的香烟藏在哪儿呢，这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总不能当着长辈的面抽烟。这样偷钱买烟的勾当，我们干了好几个周。后来我们听说，有一种植物的梗中间有许多小孔，可以当烟，所以我们又开始抽这个了。

然而这些事还远远不能满足我们。我们无法忍受被束缚的感觉，做什么事都要经过长辈的许可，这让我们好难过。最后，我们厌世了，决定自杀！

然而到底怎样才能自杀呢？我们上哪儿去弄毒药呢？我们听说闹阳花的种子是一种好用的毒药，便去丛林里寻找，果然找到了。

想来想去，觉得晚上行事最适宜。我们晚上去了克达济神庙，把酥油倒进神灯上，参拜了神坛，找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准备自杀。然而到了最后那刻，我们失了勇气。“如果一下子死不了那怎么办？自杀究竟有什么好的？缺少一点自由就真的不能忍受吗？”这些念头在翻滚着，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吞下了两三粒闹阳花的种子。没敢多吃，我们俩都有些怕死了，于是决定到罗摩吉神庙去自我镇静一番，摈除自杀的念头。

我这个时候才明白：自杀是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此后，我听见有人嚷着要自杀时，全然不放在心上。

自杀的念头终于戒掉了我们俩抽烟和偷用人的钱去买烟的坏习惯。

长大成人后，我再也没有抽烟的欲望了。后来我总以为抽烟是一种野蛮的、肮脏的、有害的行为。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瘾君子。我无法忍受旅行时坐在一节充满烟气的车厢里，那样会窒息的。

然而不久以后我犯了比那种偷窃更严重的错误。偷零用钱那年是十二三岁——或可能更小时，十五岁时，我又犯过一次更严重的偷窃行为。这回是从我那位同是肉食者的哥哥的手镯上偷着撬下了一小点金子。那时他欠了一笔债，大约25个卢比。而他手上的镯子是纯金的，弄下一小块来并非难事。

金子到手了，债也还清了。然而这一回我实在不安，立志不再偷窃，决定向父亲坦白，可是我不敢和他当面谈，并不是怕挨打。不，我记得他从不打我们，我只是担心这件事会使他痛苦。但我还是要冒这个险，没有坦白的承认，就不能彻底的悔改。

最后，我决定交给父亲一封悔过书，恳求他的饶恕。我写了一页纸，亲手交给父亲看。我不仅承认了罪状，还请求给予适当的处分，最后还恳求他不要因我的过错而自责，并发誓永不再犯。

我双手颤抖地把那一页纸递给父亲。当时他正害着瘘病卧在床上。那床只是一块光木板。我把字条交给他后就坐在了他的对面。

父亲读完后，泪水止不住地流，甚至打湿了悔过书。他合上眼沉思了一会儿，把那张纸撕了。起初他是坐着看悔过书，后来又躺下了。我看着他也情不自禁地哭了。如果我可以成为一个画家，今天就会把当时的整个情景都画下来，这一幕依旧栩栩如生。

那天父亲那些慈爱的珍珠般的泪水，涤荡了我的心灵，冲掉了一切罪恶。只有像他那样曾经经历过这种爱的人，才能体会什么是爱。正如圣歌里唱的：曾经被爱伤过，方晓爱的力量。

对我而言，这是对“非暴力”的一次实实在在的体验。当时我认为这不过是父爱，今天我才明白这就是纯粹的“非暴力”。当我们以这种“非暴力”包容一切时，任何事物都会改变，它的力量是无限的。

对我父亲而言，作这种伟大的宽恕并不是天性所为。依常理，他定会勃然大怒，愤怒斥责，捶胸顿足。但那天他却异常平静，我相信这是我诚心忏悔的结果。在一个有权利接受自己的忏悔和保证的人面前，真诚坦白地悔过，发誓绝不再犯，这便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悔意。我知道我的悔过使父亲心安，也加深了他对我无限的慈爱。

父亲离世

现在我讲的是我十六岁的事，父亲因害着瘘病，一直卧病在床，由母亲、家里一位老仆人还有我负责看护他。我担负着护士的职责，主要是替他包扎伤口，给他吃药，配好需要在家里配好的药，每晚给他按摩双腿，只有等到他吩咐我去睡或者直到他睡去后，我才回房休息。我乐于照顾父亲，从来没有什么闪失。除了盥洗等事外，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上课和照顾父亲这两件事上。只有他让我去或者他觉得好些时，我才在黄昏时去外面散步。

也是在那时，我的妻子怀孕了。今天再看，对我而言，这件事是一种双重羞耻。其一，我当时还是学生，应当克制自己的性欲，可是我并没有做到。其二，这样沉迷肉欲妨碍了全身心去孝顺父母，而那才是我更大的天职。从小我就立志要像斯罗梵纳那样侍奉双亲，然而每晚，虽然我忙着为父亲按摩双腿，我的心却徘徊在卧室周围，而且在那种情形下，无论是从宗教伦理、医学还是从常识的角度出发，都是不应当与妻子有性行为的。但我却在职责完成后，满心欢喜地向父亲道声晚安，便直奔卧室了。

那段时间，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从阿育吠陀（Ayurveda）(14)的大夫们，到赫金（Hakims）(15)的术士们，还有地方上的庸医们，我们用尽了所有的膏药、秘方。还曾向一位英国外科医生求诊，他觉得动手术是最后唯一的办法了。但是我们的家庭医生不同意，他反对给父亲这样上了年纪的病人动手术。我们的家庭医生医术高明，很有名气，最终我们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不动手术了。因此为手术而购置的药品也扔到一边了。现在想来，如果家庭医生同意动手术的话，手术会由当时孟买很优秀的一个外科医生主刀，说不定父亲的伤口很容易就长好了。这可能是神灵的旨意吧。死亡要来临了，还有谁能想到良策？父亲从孟买带回来的所有手术器械，到后来也没能派上用场。此后，他也放弃了活下去的希望，身体越来越衰弱，连床都下不了了。可是直到万不得已时，他还坚持要下床便溺。在毗湿奴信徒的心中，保持外部洁净是不可逾越的铁律。

保持洁净的确很重要，但我们也从西方医学中学到，各种必要的生存活动，如大小便、洗澡等，在严格限制卫生的前提下，都可以在床上完成，病人不会感到麻烦，被褥也不会被弄脏。我觉得这与毗湿奴的教条并不冲突。然而父亲坚持要下床便溺的举动的确使我惊奇，也使我对他充满敬意。

那个可怕的夜晚终于来了。我叔叔当时在拉奇科特，我依稀还记得他是在得到父亲病重的消息后才赶回来的。他们兄弟感情很深。叔叔整日坐在父亲的床边，打发我们去休息以后，他自己执意要睡在父亲身旁。尽管大家都知道危险随时可能发生，但谁也不曾料到那是阴阳永隔的一夜。

大约是在那晚10点半或11点钟，我正在给父亲按摩，叔叔让我回去休息，我很愉快地把这工作交给他，径直回到我的卧室。我可怜的妻子已经睡熟了。我回房后，怎会让她安心睡觉，我把她弄醒了。然而不过五六分钟后，用人便来敲门，我惊慌地跳了起来。他说：“赶快起来吧，你父亲不好了。”父亲生命垂危，所以我马上知道“不好”代表着什么意思。我跳下床，赶忙问：“什么事？赶快说！”“你父亲去世了。”一切都完了！我只有紧握双手，愧痛交加，连忙跑到父亲的房里。我当时若不为肉欲所蒙蔽，本可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守在他身边，分担他的痛苦，本能够为他按摩，让他在我怀中离去。然而现在却是我叔叔得到了这样的荣幸。他是那么深爱他的哥哥，所以才会得到在最后关头服侍他的光荣！父亲快不行时，他用手势叫人拿来纸笔，写了“准备后事”这几个字，并把手臂上的符箓(16)和罗勒珠（Tulsi）(17)串成的金链都摘下来放在一边，做完这些后他就辞世了。

我在前文中提到的羞耻，指的就是在父亲临终而需要我不眠不休去服侍他时，我还放纵情欲。这是跟随我终生的污点。我常想：尽管我认为自己对父亲的孝心是全心全意的，不惜一切去孝顺他，但是一到紧急关头，我却因身陷情欲而做得那么少，这是不可宽恕的。所以此后我知道自己虽忠实于妻子，但却是一个放纵情欲的丈夫。我经历了多次痛苦的挣扎，花了很长时间，最后才彻底摆脱了情欲的羁绊。

在我没有结束关于这种双重羞耻的讲述前，再提一提我妻子生下来的那个可怜的孩子吧，这孩子不到三四天便夭折了。还有什么好说的！让那些已婚的人以我的教训为戒吧，千万警惕啊。

开始感知宗教

六七岁到十六岁期间，我一直在学校里念书，涉猎了很多知识，但不包括宗教。老师们轻松地传授给我的东西，我没有掌握很多，但却随时随地从身边的事物中学到了许多。这里“宗教”一词是一种最广义的用法，意即“自我实现”或“自知之明”。

我生来就是毗湿奴信徒，常参拜哈维立神庙。可是这并没有触动我的心灵。

说实话，我不喜欢神庙里的金碧辉煌，而且还听说了神庙里也有人干着败坏道德的勾当的传言，于是更没有兴趣了。所以参拜哈维立神庙并没有使我得到什么宗教方面的启示。然而我倒从我们家的一个老用人——我的保姆兰芭那里得到了。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对我的疼爱。前面提到，小时候我很怕鬼怪。兰芭教我反复诵念《罗摩那摩》（Ramanama）(18)以消除我的恐惧。

虽然不大相信她这办法，但我信任她本人，所以我幼时便开始反复诵念“罗摩那摩”以消除对鬼怪的恐惧。那些刹那的事情，便是幼时所播下的良种，至今还是影响着我。正是因为善良的兰芭撒下了这粒种子，至今对我而言，诵念“罗摩那摩”依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祛除心魔的办法。

这时，有一位笃信《罗摩衍那》的堂哥要我和二哥学习《罗摩护》（Ram Raksha）(19)。我们将它背熟了，还每日在早浴以后进行朗诵。在波尔班达居住期间，我从未间断过这种做法，可一搬到拉奇科特，便忘了坚持。因为我并不怎么相信它。之所以背诵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向人夸耀自己有正确的发音。

然而，有人为我父亲诵念《罗摩衍那》的情形却留给我深刻的印象。父亲害病时，曾在波尔班达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时每晚都请人为他诵念《罗摩衍那》。朗诵者是比列斯瓦尔的罗塔·莫卡罗治先生，他十分崇奉罗摩。据说他治好了自己所患的麻风病，不是靠药物，是将人们在比列斯瓦尔神庙里供奉过大天帝以后弃用的比尔花叶（Bilva）(20)敷在患处，并反复诵念“罗摩那摩”，他痊愈是因为他的信仰。我们不知道这种传言是否可靠。但无论怎样，我们宁愿相信这是真的。事实上，每当罗塔·莫卡罗治念起《罗摩衍那》，他仿佛完全摆脱了麻风病的折磨，歌声悠扬动人。当他为我们唱起二行和四行韵诗，并解释其中的深意时，固然他自己完全沉醉于诗文之中，而听众也被他带入了圣境。大概只有十三岁的我还记得，他的朗诵曾使我多么的心悦神怡，使我深深爱上了《罗摩衍那》。至今，我仍然认为杜拉希达斯（Tulasidas）(21)写的《罗摩衍那》是所有神性文学中最伟大的一部作品。

几个月以后，我们搬回拉奇科特，再没有人朗诵《罗摩衍那》了。但是每逢“叶卡达希”日（Ekadashi）(22)，总是诵念《薄伽梵歌》。有时我也会去听，但朗诵者读得没什么意思。今天我认为《薄伽梵歌》也是一部很能激起宗教热情的书，我曾怀着强烈的兴趣读过古遮拉特文的版本。后来，当我在二十一天的绝食期间(23)听到潘迪特·马丹穆汉·马拉维亚吉(24)朗诵《薄伽梵歌》的部分原文时，真恨不得年幼时便能听到像他这样虔诚的信徒来诵念这部诗，那样的话我年轻时就会深深地喜爱它的。年幼时接触事物的印象最深刻，那个时候没有人多多给我念这种好书，是我终生的遗憾。在拉奇科特时，我养成了一种对印度教各教派及其他姐妹教派的宽忍之心。因为父母常去参拜哈维立神庙，有时也会去湿婆（Siva）神庙(25)和罗摩神庙。父母常常亲自带我们去神庙，不然就是派人送我们去。耆那教的僧侣们也常来拜访父亲，与他讨论涉及宗教和世俗的问题。甚至还会破戒接受我们这些非耆那教徒的食物。

此外，父亲还有伊斯兰教的朋友和拜火教的朋友，他们常与父亲谈起他们自己的信仰，而父亲总是尊敬地、饶有兴趣地聆听他们的言论。由于当时我在照顾父亲，所以常常在场听到他们的讨论。这许多因素凑合起来，便使我形成了兼容一切宗教信仰的态度。

但当时只有基督教是例外，我对其怀有某种反感之情。原因在于，不少基督教的传教士总站在中学附近的角落里传教，同时还侮辱印度教徒和我们所崇奉的神灵，这是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我只听过一次他们的布道，但仅此一次就够了，再不愿多听了。就是那时，我听说一个声望很高的印度教徒皈依了基督教。人们纷纷议论这件事，说他接受洗礼后，就必须得吃肉喝酒，还会改变服装，从此以后要穿西服，戴礼帽出门，我也不能忍受这些事。如果一种宗教逼着人吃肉、喝酒、易服，那还配称为宗教吗？我后来还听说这个人竟然诋毁祖先创立的宗教、贬低本民族的习俗、嫌弃自己的国家。所有这一切都激起我对基督教的强烈反感之情。

尽管我对其他宗教都能够兼容并包，但对神灵并没有信仰。那时我恰好偶尔看到父亲的一部藏书《摩奴法典》（Manusmriti）(26)，我对书中谈到神灵创造万物之类的说法的印象并不深，倒有点倾向于无神论了。

我有一位博学多识的堂兄，他现在还健在。那时我问了他很多问题，但他也无法为我解答。他对我说：“等你长大了，你自己会解开这些疑团的。现在小小年纪，没必要想这些问题。”我没话好说，但心中闷闷不乐。在我看来，《摩奴法典》中关于饮食一类的篇章，与日常生活实践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而我问他这个问题，他给我的回复与上次是一样的。于是我暗想：“等到将来读的书多了，见识也多了，我就会明白了。”

当时《摩奴法典》完全没有给予我“非暴力”的信念。《摩奴法典》似乎也支持吃肉的这种做法。而且那时我还认为杀死蛇虫之类是完全合乎道德准则的。我记得自己曾杀死过臭虫和其他类似的虫子，还将其当做自己的责任。

不管怎样，我心中有一个看法是不可动摇的，即道德为一切事物的基石，而真理又为一切道德的本质。追求真理已成为我唯一的目标。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真理的范围在扩大，真理的定义也随之变得更为深广。有一段古遮拉特格言同样令我深深信服。其中那以德报怨的寓意成为我日后做人处世的指导原则，我将其广泛地付诸实践。以下便是我心中最美的几行格言：

予我杯水，报以美食；

给我祝福，回以长揖；

锱铢之贻，万金以抵；

救命大德，赴义舍身。

贤者言行，人所共敬；

善小亦为，其酬十倍。

至圣眼中，无分人我；

以德报怨，其乐无穷。

准备赴英留学

我中学毕业于1887年。当时大学入学的统一考试只在阿赫梅达巴和孟买二地举行。由于印度全国都很贫困，卡提亚华的学生大多选择离得较近、花钱较少的地方去应试。我拮据的家境也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去阿赫梅达巴，而且还没人做伴。

家里人希望我中学毕业以后继续读大学。当时，八万纳伽和孟买都有大学，而前者花钱较少，我决定去那里的萨玛尔达斯学院念书。我倒是去了，但遇到的困难太多了。我听不懂老师讲课的内容，更不要提对学习的兴趣了。错不在他们，那个学院的师资是公认一流的，只是我不开窍，第一学期结束后，我便辍学回家了。

马福济·达维是我们家的一个老朋友兼顾问，他是一位机警博学的婆罗门。父亲去世后，他还与我家保持往来。在我放假期间，恰好遇到他来探望我们。他在与母亲和大哥的谈话中，问起了我的学业情况，知道我就读于萨玛尔达斯学院时，便说：“现在时代变了，如果你家的孩子不接受适当的教育的话，恐怕很难继承令尊的事业。既然这个孩子还在读书，你们应当设法使他继承父业。他要拿学士的学位得念上四五年的书，毕业后充其量只能找到一个月薪60卢比的职务，是当不成帝万的。若像我的儿子一样去学法律，花的时间就更长了，而等他毕业那时，一定有很多人在竞争帝万的位置。我觉得你们倒不如把他送去英国留学。我儿子柯华尔朗说，在英国做律师很容易。不出三年他就能回来，费用也不过四五千卢比，想想看，一个从英国回来的律师该有多受欢迎啊！那时用不着他去谋求什么，帝万的职位就会自动送上门来。我强烈建议你们今年就送莫罕达斯去英国留学。柯华尔朗在英国有一些朋友，他会给他的朋友写介绍信，莫罕达斯在那儿不会遇到什么困难的。”

约希吉——我们总是这样称呼上了年纪的马福济·达维的——转过身来诚恳地问我：“与在这里读书相比，难道你不是更愿意去英国吗？”我当然十分愿意。本来我就担心学校的功课太难，我应付不了，听到这个建议后我再高兴不过了，并说要去，越早越好。但想要很快通过考试，并不那么容易。我甚至还想去国外学医。

大哥否定了我的观点：“父亲反对学医。他说我们毗湿奴信徒不应当解剖尸体。父亲希望你做律师。”

约希吉也赞同大哥的意见：“我倒不像甘地吉那样反对你当医生。我们的《沙斯陀罗》（Shastras）(27)并不反对行医。但是你获得医科学位也当不了帝万，而我希望你将来当帝万，或比帝万更好。唯有这样，你才能担负起照顾大家庭的责任。这个时代变化速度快，一日比一日艰难。做律师是条好出路。”他转过头来对母亲说，“我该告辞了。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希望我下次再来时，能听到你们准备让他去英国的消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约希吉走后，我便开始坠入云里雾里的空想了。哥哥的想法很实际：如何为我筹到旅费呢？而且像我这么年纪轻轻的独自出国能让人放心吗？母亲很困扰，她不愿意与我分离。她有了这样一个借口：“你叔叔现在是家中的长辈，我们问问他的意见。如果他同意了，我们再考虑这件事。”

哥哥另有主意，他对我说：“我们家在波尔班达邦还有一定的声望。现在那里的政务官李立先生很敬重父亲和叔叔。请他推荐你由政府出资去英国留学是很可能的。”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于是立即打算动身前往波尔班达。当时还没有火车，坐牛车去要五天才赶得到。我前面说过我的胆子很小，然而那时候我一心想要到英国去，在这种愿望面前，胆怯竟消逝了。我雇了辆牛车坐到度罗基，到了度罗基便改骑骆驼，我生平第一次骑骆驼赶路，为的是可以早一天赶到波尔班达。

终于到了波尔班达，先去问候了我叔叔，然后把一切都告诉他。他仔细地考虑了：“我也不确定你去英国留学与我们的宗教信仰是否有冲突。但就我现在所听到的一切，我感到很怀疑。我见过一些大律师，看不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欧洲人有什么区别。他们对于饮食没有禁忌，嘴上永远叼着雪茄，穿的衣服也像英国人一样丢人。这些都与我们家族的传统背道而驰。不久我就要去朝圣了，而且也活不了几年了。在我大限将至时，怎敢轻易允许你远涉重洋去英国呢？不过我不愿阻拦你。还得看你母亲的意见。如果她允许你去，祝你一路平安！告诉她我不会干预此事。如果你能去，我会祝福你的。”

我对叔叔说：“我对您的期望正是如此，现在我要尽力争取母亲的允许。还有您能不能引荐我去见一见李立先生呢？”

“我怎么能这样做？”叔叔说道，“李立先生是个好人。你可以约他，告诉他你的家世。我想他会见你，甚至还会帮助你的。”

我不知道叔叔为何不肯给我写一封介绍信。我猜他是不愿直截了当地反对我留学英国，可能在他看来，出国是一种不合宗教信仰的做法。

我给李立先生写了一封信，他邀我到他家里见面。我们在上楼梯时碰了面，他简单地说了几句：“等你大学毕业后拿到学士学位时再来找我吧。现在我没法帮助你。”说完这几句话他就匆忙地上楼了。本来我已经精心准备了一番话，见到他时还向他深深弯腰、合掌致敬。但这一切都是白费劲！

于是我想起了妻子的首饰，想到了我最敬重的大哥，他为人极慷慨，而且又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爱我。

从波尔班达回到拉奇科特后，我向家人诉说了一切经历。还与约希吉商量此事，他当然是建议哪怕举债也要去。我则提议变卖我妻子的首饰，大概可以换来两三千卢比。我大哥答应设法去借钱。

然而母亲始终不情愿。她已经详细地向人打听了一番。有人告诉她，年轻人到了英国就会堕落。还有人说英国人是成日吃肉喝酒，离了酒就不能生活。“你知道这一切吗？”母亲问我。我答道：“难道您不信任我吗？我绝不会对你撒谎。我发誓绝不碰这些东西。如果真的这么可怕，约希吉会建议我去吗？”

母亲说：“我可以信任你，但你只身一人去国外，叫我怎么能放心？我的心很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问问贝恰吉·史华密的意见。”

贝恰吉·史华密原本属于莫德·班尼亚种姓，但那时已成为耆那教僧侣了。他和约希吉一样也是我们的家庭顾问。就是他帮助我说服了母亲，他说：“我要这孩子郑重地许下三个愿，如果他做得到，就让他去。”他给我见证，我发誓不喝酒、不吃肉、不接触女人。立下这三个誓言，母亲终于允许我出国了。

我就读的那所中学还为我开了一个欢送会。对于当时的拉奇科特年轻人来说，去英国留学的确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我先写好了几句答谢词，但磕磕巴巴地念不出口。还记得当时我站起来致词时，头脑发昏，周身都在颤抖。

带着长辈们的祝福，我便起身前往孟买。这是我第一次从拉奇科特出发去孟买，是哥哥陪着我去的。然而好事多磨，到孟买以后，我又遇到了好多波折。

种姓身份被除

在得到母亲的允许和祝福后，我告别了妻子和刚几个月大的孩子，欢欣鼓舞地去孟买了。一到孟买，我哥哥的几个朋友便告诉他，6、7月份印度洋的风浪很大，再加上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他们要我最好等到11月再走。还听人说最近有一艘轮船因遇到风暴而沉没了。这些消息令哥哥感到不安，他不肯冒险让我立马动身，就把我托付给他在孟买的一个朋友照顾，然后回拉奇科特忙他自己的事去了。他将我的旅费交给我的妻兄来保管，并嘱咐一些朋友在我需要时给我帮助。

哥哥走后，我在孟买度日如年，常常梦见自己去英国的情景。

此时，我出国的事在我们本种姓中掀起轩然大波。莫德·班尼亚种姓的人还没有去过英国的，要是我胆敢去，就得为自己辩解。他们召开了一个种姓大会，传我参加，我便去了。我也不知道当时是如何突然鼓足勇气去那里的，总之我无所畏惧、毫不迟疑地出席了那次大会。我们的族长塞德，也是我家的远亲，而且与我父亲私交很好，在这个时候却严厉地对我说：“我们种姓一致认为，你去英国极为不妥。我们的宗教禁止远行航海。我们还听说在那里生活一定会损害我们的宗教。饮食方式不得不同欧洲人一样！”

“我倒不觉得去英国留学是违背了我们的宗教。我是为了求学深造。而且我已郑重向母亲发誓，不做你们最害怕的那三件事。我相信我的誓言可以保证我不会出问题的。”我回答他们。

“但是我们要你明白，”族长反驳道，“到了国外，不可能守住我们的宗教习俗。你知道我与你父亲的关系，所以你应当听从我的忠告。”

“我清楚您和我家的关系，”我说道，“而且您是我的长辈。但在这件事上，我无能为力了，我不能改变去英国的决定。先父的朋友兼顾问，是一个博学多识的婆罗门，他赞同我去英国，而母亲和大哥也支持我出国留学。”

“可是你竟敢违抗本种姓的命令？”

“我实在无能为力。我认为种姓的亲族是不应当干预这件事的。”

我的这些话激怒了族长。他严厉地斥责我，但我不动声色。于是，塞德宣布了他的命令：“从即日起，这孩子被本种姓开除了。要是有谁敢帮助他或送他到码头，就必须缴纳1卢比4安那的罚款。”

这个命令于我无碍，我起身向族长告辞。只是不知道哥哥会有怎样的反应。幸好他也很坚定，并写信对我保证：即便族长反对，他还是允许我出国。

这件事让我更急着要走。万一种姓的人对哥哥继续施加压力，又该怎么办？谁能担保不发生意外？就在我发愁时，突然听说有一位来自朱纳卡德的律师受召要去英国执业，9月4日走。我去找哥哥的那些朋友们，他们也都认为我不该错过与这位律师结伴同行的机会。时间匆促，我急忙打电报请示哥哥，他也回电表示同意了。然后，我去向我的妻兄索取旅费，这时他搬出了族长的命令，说他不想因我而失去种姓身份。我只好去找朋友，请他暂借我旅费和零用钱，以后我哥哥会替我还钱。这位好心的朋友不但答应了我的要求，还说了一番话来鼓励我，真的很感激他。拿到钱后，我立刻买了船票，然后收拾行李。还有一个朋友有海上旅行的经验，他替我打点好衣服和其他东西。有些衣服我很喜欢，还有些我一点也不喜欢。比如当时，我很讨厌领带，后来才喜欢戴了。还有一件短马甲穿起来使人显得很轻浮。无论怎样，这些和一心要去英国的愿望比起来，都算不了什么。食物也准备得很充足，显得绰绰有余。朋友们帮我订了舱上与那位律师同一房间的床位，还把我引荐给他。那位律师名叫特里安巴克莱·马兹慕达，他上了年纪，饱经世故，而我那时只有十八岁，毫无社会经验。马兹慕达先生告诉我的朋友们不用为我操心。

我终于离开了孟买远航了，那天是9月4日。

抵达伦敦

一路上我都没有晕船。只是随着日子一天一天流逝，我感到局促不安，连对船上的服务生讲话都觉得难为情。我非常不习惯说英语，可是除了马兹慕达先生以外，二等舱的其他乘客几乎全是英国人。我不敢与他们攀谈，因为当他们跟我讲话时，我几乎听不懂他们说的，有时候即便听懂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得先打好腹稿才敢说出来。此外，我还不会用刀叉，而且点餐时不敢问明菜单上哪些是素菜。因此我一直不敢在餐厅里吃饭，通常会叫餐到房间里吃，送到房间里的菜主要是甜品和水果，不过这些东西我自己也带了。马兹慕达先生就没有任何困难，他与什么人都合得来，常去甲板上自在地闲逛，而我却成日里闷在舱中，等到人少时，才敢走上甲板透透气。马兹慕达先生常常劝导我多和乘客们接触，多和他们攀谈。他告诉我做律师需要口若悬河，还给我讲了许多他的业务经验。他劝我抓住每个可能的机会来说英语，不要怕说错，因为说外语时出错是难免的。然而我还是无法克服自己的羞涩。

有一位待我很好的英国旅客，他年龄比我大，拉着我攀谈起来，问了我一些问题，诸如吃什么，做什么的，上哪儿去，为什么害羞，等等。还劝我去餐厅吃饭，笑话我坚持不吃肉。当船经过红海时，他友善地劝导我说：“现在不吃当然没什么问题，可是到了比斯开湾，只怕你就得改变你的决定了。况且英国的天气是那么冷，不吃肉根本无法生活的。”

我辩驳道：“可是我听说有人不吃肉也可以在英国生活。”

他说：“这是瞎扯，据我所知，英国人没有不吃肉的。难道你没发现尽管我自己也喝酒，可我并没有劝你喝酒吗？但是我坚持认为你需要吃肉，否则就活不下去。”

“谢谢您的好意，但我已庄严地对我母亲作出了不吃肉的承诺，所以吃肉这件事，我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如果不吃肉确实是活不了的话，我宁肯回印度，也不能为了适应英国的生活环境而去吃肉。”

我们的船终于开进了比斯开湾，我依然不觉得有吃肉或喝酒的必要。有人建议我去开一个不吃肉的证明，我便请那位英国朋友帮忙，他欣然同意，给了我写一份证书，我一直把那证书珍藏了很久。然而到了后来，我发现有些肉食者也照样可以弄到这种证书，于是这证书完全丧失了意义。如果我们说的话都不值得人信任，何必还弄一份证书呢？

不管怎样，我记得我们总算在一个周六到达了南安普顿。在船上我穿的是一套黑西装，朋友们还给我买了一套白色法兰绒的西装，我特意留到上岸时才穿。原以为上岸时穿白衣服会显得比较体面，于是我便穿上了那套白色法兰绒西装。那时是9月底，上岸后我才发现只有我一人这么穿。我把所有的箱子及钥匙都委托给格林德利公司的代理人，因为看见其他人是这么做的，我也照办了。

我带着四封介绍信，分别交给了皮·捷·梅赫达医生，达巴特朗·苏克拉先生，兰吉特辛吉亲王和达达巴伊·奥罗吉(28)。在船上时，有人劝我们去住伦敦的维多利亚旅馆，我和马兹慕达先生都接受了这个建议，住进了那家旅馆。只有我一个人穿白衣服这件事让我觉得不舒服。到了旅馆以后，才知道我们要等到第二天才能从格林德利公司把东西取出来，而那天恰好是周日，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心里很憋气。

我在南安普顿发给梅赫达医生一封电报，当天晚上8点左右他便来看我。他向我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又笑我居然还穿着法兰绒西装。我们谈话之时，我随便地拿起了他的礼帽，想试试它多么平滑，毛手毛脚的竟弄乱了礼帽上的绒毛。对我这种行为，梅赫达医生多少有些生气。他本想阻止我，但已经来不及了。

对我而言，这件事是一次教训，也是我学习欧洲礼节的第一课。梅赫达医生幽默诙谐地给我详细讲解一些细节，他对我说：“不要随便动别人的东西；不要像我们在印度时那样常常在第一次见面时就问对方许多问题；不要高声讲话；也不要像我们在印度时那样总是称呼别人‘先生’(29)，在这里只有仆人和下属才如此称呼他们的主人。”诸如此类，他讲了很多。他还告诉我，住旅馆很费钱，最好住在外国人的家里。但我一直拖了一个周才考虑他的建议。

我和马兹慕达先生都觉得住旅馆很不舒服，而且花很多钱。好在同船有一个从马耳他来的信德人与马兹慕达先生成了朋友，他对伦敦很熟悉，要给我们介绍几间房，我们自然接受了。到了周一，一拿到行李，我们就马上结账并搬到信德友人帮我们租好的房子里去。我记得当时我在旅馆的住宿费高达3英镑，其昂贵程度吓了我一跳！尽管花了这么多钱，事实上我一直饿着肚子！我基本上没吃什么东西，有时我不喜欢一样吃的，只好又叫了另一样，但那同样要付两份钱。实际上，我一直是靠我从孟买带来的食物在撑着的。

即使搬进了新房子，我的心里也还是不舒服，时常怀念家和祖国，怀念母亲的爱，一到了晚上我便禁不住泪流满面，对家的种种回忆使我辗转反侧，不能成眠。内心的苦闷无法向别人诉说，即便可以诉说，又有何用？没有什么东西能带给我安慰，一切都是陌生的——无论是人，还是他们的习惯，甚至于他们的住所。我不懂英国的礼节，所以要时时地留心。而且在这里生活对于发誓吃素的人是极为不便的。我可以吃的素食又都是淡而无味的。这种滋味儿使我进退两难。待在英国不舒服，然而再回印度更不是办法。我思忖着，既然来了，总得住满三年再回去。

成为素食主义者

周一那天，梅赫达医生去维多利亚旅馆，以为我们还住在那里，结果发现我们搬走了，他要到了我们的新址，便到住处来看我们。在船上时，由于我的无知而染了癣病。旅途上我们用海水洗衣服和洗澡，根本使不上肥皂，但我偏偏要用肥皂，以为用肥皂是自己有文化的象征，结果不但没有洗净皮肤，反而弄得满身油腻，因而染上了癣病。我指给梅赫达医生看我的患处，于是他便教我用醋酸去洗涤，还记得醋酸涂在身上后是怎样把我痛到大叫起来。梅赫达医生看过我的房间和陈设后直摇头说：“这地方不行。我们到英国来的目的，与其说是求学，不如说是体验英国人的生活与习俗。你应当搬去和英国家庭住在一起。在这之前，我想你最好先跟着别人学习几天，我会带你去。”

我十分感激地接受了他的建议，就又搬去和一位英国朋友住。这位朋友非常和蔼、可亲、体贴，很关心我，把我当自己的弟弟一样看待。教给我英国人的礼俗，帮助我适应用英语交谈。只不过，我的饮食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我吃不下煮熟的但又不搁盐或香料的蔬菜，家里的主妇不知道该给我做什么吃才好。早餐的麦片粥倒还可口，吃得很饱，但中午和晚上我总也吃不饱。朋友一直劝我吃肉，我总以誓言为理由拒绝他的建议，后来就干脆保持沉默。午饭和晚餐通常都有菠菜、面包和果子酱。我胃口很大，可每次只吃两三片面包，不好意思再多要，觉得多要是不对的。况且，午饭和晚餐又都没有牛奶。有一次我的朋友着急了，对我说：“假如你是我的亲弟弟，我就送你回国算了。你母亲不识字，也不了解这边的情况，对她发的誓有什么价值？而且这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誓言，法律上也不会承认。坚守这种承诺简直就是执迷不悟。我要告诉你，你这样执拗对你没有好处。你也承认你以前吃过肉，而且也觉得好吃。在绝对不需要吃肉的时候倒吃了，现在到了必须吃肉的时候你却又不吃。真是令人费解！”

但我还是坚定不移。

这位朋友仍是每天语重心长地劝导我，但是我始终报以否定的态度。他越是劝我，我越是固执。我天天祷告，求神灵保佑，果然很有效果。当时我对神灵并没有概念，都是信仰的作用，而这颗信仰的种子是善良的保姆兰芭种在我心中的。

一天，这位朋友开始读边沁的《功利论》给我听，其内容晦涩难懂，他便试着要给我解释。我对他说：“请原谅我吧，这么深奥的东西我实在无法理解。我承认人是需要吃肉，但是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我不争辩这个问题，也知道争不过你。请你把我当成一个傻瓜或执迷不悟的人而饶了我吧。我十分感激你对我的爱护，也知道你的的确确是为我好，也知道你再三与我争辩这个问题是出于对我的关心，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誓言就是誓言，是不能违背的。”

我的朋友惊讶地望着我，合上书对我说道：“那好，我不再和你争辩这个问题了。”我感到很高兴，他果然不再说起这个话题。只是他并没有停止对我的担忧。他自己既抽烟又喝酒，但从不要我抽烟喝酒。实际上，他反倒不希望我沾烟酒。他所担心的是，我的身体会因为吃素而衰弱，从而在英国待得不自在。

我就这样跟着这位朋友学习了一个月。他家在里奇蒙，每个周最多只能到伦敦去一两次。梅赫达医生和达巴特朗·苏克拉先生决定让我去另一户人家寄宿。苏克拉先生替我选中了西肯新敦一个英印混血血统的人家，把我安置在她家了。那家的主人是个寡妇。我对她说了我的誓言。这位老太太答应会适当地给予照顾，我便在她家住了下来。在这照旧挨饿。我已写信回家，让家里寄来一些甜点和其他家乡风味的食物过来，可东西还没有寄到我手里。这里样样食物都淡而无味。房东太太每天都问我饭菜是否合口，但我该如何回答呢？我还是像以前那样害羞，别人给多少就吃多少，不好意思多要。房东有两个女儿，她俩总会多拿一两片面包给我，但她们不知道一大块面包未必能让我吃饱。

无论怎样，现在总算安定了。还没开始正规地学习，多亏了苏克拉先生的提醒，我开始读报纸了，在印度从没读过报纸，在这里却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常花一小时来浏览《每日新闻》、《每日电讯》和《保尔·玛尔公报》。闲着时就出去逛逛，我想找到一家素食馆。房东太太曾告诉我市区里会有的。那时我就每天步行10～20英里，然后找一家便宜的饭馆，畅畅快快地吃上一顿面包，但始终意犹未尽。终于一次闲逛时，偶尔在法林顿街发现了一家素食馆。

发现这家店使我万分快乐，恰如小孩子得到了一件心爱的宝物一般。正要进店时，看见门边的橱窗里摆着一些待售的书，里面有萨尔特写的《素食论》。我花了1先令买下这本书，然后径直走进餐厅。这是到英国以来吃得称心如意的第一顿饭。神灵终于援助我了。

我把萨尔特的书仔仔细细地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留下的印象很深刻。从读那本书的那一天起，我才算是靠自己选择真正变成了一个素食者，不禁感怀在母亲面前发誓的那个日子。从前不吃肉是为了忠于真理和信守誓言，与此同时却又希望每个印度人都能成为肉食者，盼望着终有一天自己也能公开地、自由地吃肉，并且支持别人也这样做。可是现在，我是自觉地选择了素食，认同了素食，并决心把宣扬素食主义作为终生的使命。

学做英国绅士

随着对素食主义的信仰与日俱增，我研究饮食的兴趣也被萨尔特的书激发了出来，开始到处搜集和阅读一切跟素食有关的书，其中有一本是霍华德·威廉斯写的《饮食伦理学》，是一部“从古至今人类各种饮食著作的传记史”。这本书力图指出，毕达哥拉斯(30)、耶稣乃至现代的所有哲学家和先知，都是素食者。安娜·金世福医生的《饮食善方》也是一本很好看的书。艾利生医生有关卫生和健康的许多著作也使人获益颇多。他在书中倡导一种以规范日常饮食为治疗病人基础的治疗制度。而他本人就是一个素食者，给病人开方子时也会严格制定素食食谱。读了这些著作后，我生活中多了一个重心，那就是饮食实验。一开始做实验，主要是为了健康，到了后来宗教信仰便成为最重要的动机了。

与此同时，曾一起住过一个月的那位朋友还是一如既往地担心我的身体会因为不吃肉而变得衰弱，变成一个无用的人，永远无法在英国社会中感觉自如。当他获悉我正陶醉于有关素食理论的著作中时，他越发担心素食实验会使我的思维混乱，影响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沉浸在幻想之中。于是，为改造我的现状，他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一天他请我看戏，演出前又请我去贺尔朋饭店吃晚饭，自从离开维多利亚旅馆以来，这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宫殿式的大饭店。住在维多利亚旅馆时，糊里糊涂的，确实没有得到什么有益的经验。这位朋友有计划地把我带到这里，显然是觉得碍于礼貌，我不会在就餐时提出任何问题。当时吃饭的人很多，朋友和我面对面坐着。送上来的第一道是汤。我很想知道这汤的原料是什么，又不敢直接问朋友，就招手叫服务生过来。看我的这一举动，朋友面色一沉，厉声问我是怎么回事。我犹豫了一下，告诉他只是想问一问这是不是素汤。他很生气地大声说：“你的行为在这个文明社会里显得太鲁莽了。如果你不能约束自己，最好请便吧。找家别的饭店去吃，然后在外面等我。”这话倒使我轻松多了，然后独自出去了。附近有一家素食馆，但已经关门了。于是我没吃晚饭，陪着朋友去了剧院，但是他只字不提我刚刚的行为。我呢，当然也无话可说。

这是我俩最后一次友善的争执，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我的朋友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我的爱护，我明白这一点而且深深感激他，我们在思想和行为上的分歧倒使我对他多了几分尊敬。

我决定让他宽心，想向他保证我不会再鲁莽行事，而是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文质彬彬、举止得体、虽然食素却又不令人生厌的人，符合这个文明社会的规范。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更不可能的任务——做英国绅士。

从孟买带来的衣服似乎不合时宜，我去陆海军商店买了一些新衣服，还花了19先令买了一顶礼帽，在当时这些都很贵。我觉得不够，又跑到伦敦的时尚中心区股票大街，花了10英镑买了一套晚礼服；还叫我善良高尚的哥哥寄给我一条双层的金表链。当时戴现成的领结是不体面的，于是我又学了自己打领结。在印度，镜子是一件奢侈品，通常只有在家庭理发师给我刮脸时才有机会照一照。在这里，我每天花十分钟对着一面大镜子，按当时正确的样式打领带、梳头发，认真端详整理仪容。我的头发很硬，每天只好用刷子和它斗争，才能使它服服帖帖的。每次戴帽和脱帽时，我的手便会不自觉地掠到头上去整理头发，置身于文雅的公共场合，为了符合文明社会的规范，就更加注意诸如手应如何摆放之类的各种举止行为了。

光这些似乎不足以显示我是一个真正的绅士，我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必要的细节中。有人告诉我还必须学会跳舞、法文和演讲。法文不仅是与英国相邻的法兰西国的语言，也是我想周游的欧洲大陆的通用语言。我还决定报一个舞蹈班去学跳舞，已经交了3英镑当一个学期的学费，三周之内得上六堂课，可是我总掌握不了有节奏的动作。我不懂钢琴的旋律，所以步伐与节拍总是不合拍。我该如何是好？有一则寓言是这样说的：从前一个隐士养了一只猫来抓老鼠，又养了一头牛挤奶来喂猫，又雇了一个人来看牛，如此照推。我学做英国绅士的欲望同那隐士的家庭一样，有增无减，不断膨胀。为了习惯于欣赏西方的音乐，我觉得应当学小提琴，所以我又花了3英镑买了一把小提琴，还交了学费。此外，我还请了第三位老师教我演讲，并且付了1几尼（Guinea）(31)作为第一期的学费。他向我推荐培尔先生的《演说家典范》作为教材，我买了，还开始学起毕特(32)的演说词来。

然而正是培尔先生的书给我一个警示，使我清醒了。

我想，我并不打算一辈子待在英国，学演讲有什么用呢？学会跳舞就能成为一个绅士吗？在印度也可以学小提琴啊。我现在是学生，还是应当去读书，必须得成为律师才行。如果我可以凭借我良好的品行成为一个绅士，那最好不过了，不然，我就得打消这种念头。

这些类似的想法占据了我的心，就马上给那位演说老师写了一封信，说了这些想法，并且请他原谅我不再去上课了。事实上，我只上了两三次课。给舞蹈老师也写了一封同样的信，还亲自去找小提琴老师，请她帮忙卖掉那把小提琴，卖多少都无所谓。她对我很和善，于是我对她说了从我追求错误的观念中觉悟过来的心路历程。她也鼓励我去作这种完全的改变。

我大概过了三个月这种荒唐可笑的生活。至于对服饰的讲究，还是持续了好几年。无论如何，此后我就安心去当一个学生了。

节俭的生活

但愿不会有人把我跳舞和其他类似的体验想象成我人生中的一个放纵阶段。也许读者已经注意到，即使在那时我也是谨小慎微的。在那段荒唐可笑的岁月里，我依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自我反省：花的每一笔钱都记了账，而且每一次开销都精打细算，每一个细小的支出，比如坐公车、寄信、买报纸所用的钱，全部登记入账，每晚临睡前都结算一次。我一直保持这样的习惯，正是这样，日后经我手处置过的高达几十万的公共基金，在开支方面也能厉行节约，在我领导的运动的经费开支中，不但没有负债，还总有盈余。希望每一个年轻人能从中学到一点经验，养成各项收支都记入账目的习惯，我相信他最终会受益的。

正是由于我以严苛的眼光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才明白节俭的必要。我决定将我的开支减少一半。通过记账，我发现车票的支出很多。而我寄住在房东那里，就意味着每周要付食宿费。有时为了表示礼貌，还要邀请房东一家人吃饭或是和她们参加一些聚会。这些都会花很多钱，尤其是邀请的对方是女士，按惯例，要由男士承担一切开销。更何况出去吃饭本就是一笔额外的开销，即便不在家里吃饭，饭钱也不好在每周应付的伙食费中扣除。我觉得这些开支都可以节省下来，由于不必要的客套而用的钱也应当省掉。

我便决定自己租房子，不再寄宿别人家里。这样就可以根据工作的需要随时迁移，同时还可以借此获得新的生活经验。我的新居离工作地点不远，步行只有半小时的距离，还可以省下车费。此前，我到哪儿都要坐车，还得另外找时间散步。现在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把节省开销和散步结合起来了，每天既省钱，又可以步行8～10英里。养成了这种长时间散步的习惯后，我在英国的那段日子里基本上没有生病，而且身体还相当结实。

于是我租了一套房子，包括一间客厅，还有一间寝室。这是我在伦敦生活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还在后面。

生活上的改变使我省下一半的开销。可是如何利用时间才好？我知道英国的法学考试不需要看很多书，所以倒不觉得时间很紧。但一直令我很担心的是自己的英文水平。李立先生（后来的弗立德烈爵士）“拿到学士学位再来找我”的话还在耳畔回响。除了争取做一个律师，还应该拿个学位才好。我打听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课程，还咨询了几个朋友，发觉如果选定这两所大学中的任何一所，都是一笔大开销，待在英国的时间会比预期的长很多。有一个朋友提了一个建议，他说如果我真的很想体验一下通过高深考试的满足感的话，应当参加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准备这样的考试需要很用功，但也会大大地增加我的基础知识，而且无须额外的开销。我非常赞同他的建议，可看到课程表后却吓了我一跳。拉丁文和现代外语是必修课！我怎么学得会拉丁文？可是那位朋友力劝我学一学拉丁文，他说：“拉丁文对于律师来说是很有用的，学会拉丁文有助于对法律书籍的理解，一篇罗马法的论文就完全是拉丁文。此外，学会拉丁文便于更精确地掌握英文。”我觉得他说的话有理，于是决定不论多难也要学会拉丁文。我已经开始学法文了，我想这大概也算是现代外语吧。我参加了一个私人办的大学入学考试辅导班。入学考试每半年举行一次，那时我只有五个月的时间了。对我而言，这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做一名英国绅士的热望迅速将我转变成一个认真刻苦的学生。我制定了一个相当精密的时间表，只是无论是我的智力还是记忆力，都不容许我在这段有限的时间内除了应付其他课程，还能应付得了拉丁文和法文。最后考试的结果是，拉丁文不及格。我觉得挺可惜的，但是并没有灰心。我认为我的法文比拉丁文好很多，可以再试一次，同时，我还想在理科方面选一门新课来学。我以前学过化学，但是因为当时那门课缺乏实验教学的环节，所以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让我感兴趣，不然，学起来一定很有意思的。它是印度各校的一门必修课，所以上一次我就选了这门课程去参加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不过这一回我改选热光学而不选化学了，据说热光学比较容易，后来我发觉事实确实如此。

准备下一次考试期间，我更加努力地简化自己的生活。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家境是不相称的。一想到我那辛苦打拼的哥哥总是慷慨地把我要的钱如数寄来，心里就不好受。有很多每月只花8～15英镑的学生，学习成绩都很优异。眼前有太多这样生活简朴的事例。我遇见过好多贫苦的学生，他们的生活条件比我差得多。其中有一个人以每周2先令的租金在贫民窟租了一个房间，每顿饭只花2便士，就从罗哈特便宜的可可屋买可可茶和面包充饥。我虽做不到像他那样，但是可以由住两个房间改住一个房间，也肯定可以做到有时自己在家里做饭吃。这样下来，每个月就可省下4—5英镑。我还读了几本关于如何过简单生活的书。后来我退掉了那套房子，改租单间，还买了一个火炉，开始每天在家做早饭。一顿早饭只要煮麦片粥和可可茶就可以了，都用不了二十分钟就做好了。午饭我是在外边吃的，晚饭则在家吃面包和可可茶。如此一来，我每天的生活费保持在1先令3便士左右。这段日子也是我最发奋读书的时光。简单的生活方式给我带来了充足的学习时间，最后终于通过了考试。

读者朋友们不要以为我这样的生活会很沉闷，相反这种改变倒使我的内心思想与外部行动更为协调，也使我的生活更加符合家庭实际的经济状况。实际上，我过着一种率真的生活，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喜乐。

饮食的新实验

在进一步探索自我时，我越发感觉到自己内外两方面都需要改变。在开销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时，甚至在此以前，我就已经开始调整饮食了。我知道许多论述素食主义的作家曾从宗教、科学、实践以及医学方面着手，细致地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从伦理学的观点出发得到的结论是：人之所以超越于低等动物，不在于人可以任意捕杀低等动物，而是高等动物必须保护低等动物，两者之间理应有互助互惠的关系，一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还揭示了这样的真理：人之所以饮食并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生存。由此，他们中有些人建议：不但不吃肉，而且不喝牛奶不吃鸡蛋，同时他们也身体力行。他们从科学的观点出发得出的结论是：人体的生理结构表明，人本来是一种吃果类的动物，本不需要吃煮熟的食物。人在出牙之前只能喝母乳，长牙之后便开始吃坚硬的食物。他们从医学上的观点中得出的结论是：人不应该吃所有的香料和调味品。另外，从经济实惠的角度考虑，他们指出素食是最省钱的。所有的观点都对我有影响，而且我也在素食馆里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素食主义者。英国有一个素食者协会，这个协会每周出版一期会刊。我订阅了一份，还加入了这个协会，不久之后便成了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我就是在这里接触到许多信奉素食主义的著名人物，并且由此开始了我自己的饮食实验的。

我不再吃从印度带来的甜点和香料了。只要观念一转变，我对香料的嗜好也逐渐消失了，现在我吃开水煮熟的菠菜也觉得津津有味，可是以前在里奇蒙时却觉得淡而无味。这许多实验给我带来的体验是：真正感受到滋味的，是心情而不是舌头。

对我而言，当然还有经济上的考虑。当时流传的一种说法是茶和咖啡都是有害的，而可可对身体较好。我坚信一个人只应当吃那些对身体有益的东西，因此不再喝茶和咖啡，而代之以可可。

我常光顾的那几家餐馆里都分两个区域。一个区域是针对那些经济条件相当好的人的，有各色各样的菜供人随便选取按价支付，每顿饭大概要花上一两个先令。另一区只有三道菜和一块面包，每顿饭6便士。在我严格节约的那些日子里，通常是在第二个分区吃饭。

伴随着主要实验同时进行的，还有一些小的实验，比如有时会不吃淀粉类的食物，有时仅靠面包和水果生活，有时就只吃奶酪、牛奶和鸡蛋。最后这一项实验值得记述，它延续不到半个月就终止了。那些饮食改革者主张不吃淀粉类食物，但对鸡蛋有很高的评价，他们说鸡蛋不是荤菜，吃鸡蛋不算是杀生。我听信了这种说法，就不顾誓言而吃起鸡蛋来。不过这种荒唐终究没有持续多久，我是无权给誓言加上新的解释的。当初母亲为我监誓时所作的说明里，所指的荤菜是包括鸡蛋的。而当我一认识到这誓言的真谛时，便不再吃鸡蛋，放弃了这一项饮食实验。

还有一个很好的论点是值得在此一提的。在英国我见过三种荤菜的定义。

第一种定义，荤菜仅指禽兽的肉，凡是持这种定义的素食者除了不吃禽兽的肉之外，还吃鱼，鸡蛋就更不用说了。第二种定义是说，荤菜是指一切动物的肉。如此说来，鱼当然不能吃，不过鸡蛋还是可以吃的。第三种定义上的荤菜包括一切动物的肉及其副产品，当然包括鸡蛋和牛奶。

如果我接受第一种定义，不只可以吃鸡蛋，还能吃鱼。然而，我确定我应当遵循的就是母亲的定义。如果我要信守誓言，就不该吃鸡蛋。我是这样做的。这是个麻烦事，仔细追究起来你就会发现，即便是在素食馆里，也有好多菜里有鸡蛋。这样一来，除非我确实很清楚什么菜是什么原料做成的，否则我就得大费周折来弄清楚哪道菜里含有鸡蛋，要知道，许多布丁和糕点都是离不开鸡蛋的。尽管辨别这些很麻烦，但它却简化了我的生活。这种简化也带给我烦恼，因为我不得不舍弃一些美食。不过这些困难正在消失，而严格信守誓言则会在我们心中激发出一种更为健康、美妙和永恒的体验。

与另一个誓言有关的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但是谁能伤害被神灵庇护的人呢？

对各种誓词的解释，我有自己的体会。对于誓词的解释一直引发这世界争论不休的丰富的话题。不管这誓词是多么简明，总是有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对其加以歪曲。社会上各个阶层里都有这样的人，从有钱人到穷人，从王公贵族到乡下农夫。自私自利的动机使他们失去判断力，以模棱两可的中庸之道来欺骗自己，欺骗世人，欺骗神灵。实际上，诚心接受监誓者对于誓词的解释是一条应该遵守的金科玉律。另一个原则，如果可能存在两种解释，那就接受弱者那一方的解释。拒绝采用这两个原则，就会引起源于不诚实的争端和罪恶。追求真理的人，都应该遵循这个金科玉律，不需要再去寻求深奥的解释。按照这个金科玉律，母亲关于荤菜的定义对我而言便是唯一的真理，而不是我的广博阅历或引以自豪的丰富学识。

省钱和养生是我在英国做饮食实验的主要目的。对这个问题的宗教方面的考虑是在我去南非以后才开始的，以后还要谈到这个话题。但不管怎样，这颗种子是在英国时就种下的。

一个皈依者对于他改信的新教的热情，往往比一个生来就信奉那种宗教的人的热情大得多。当时在英国，素食主义便是一种新的信仰，对我而言亦是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刚从印度到英国时，我虽然食素，但认同吃肉，后来却是自觉地成为一个素食者。作为素食主义的新信徒，我满怀着对素食主义的热忱，决定在我居住的地区贝斯瓦特成立一个素食俱乐部，还邀请了也住在此地的艾德温·安诺德爵士担任俱乐部副主席，请《素食者》主编奥德菲尔德博士担任主席，而我自己则担任秘书。这个俱乐部开展了一些活动，但是几个月便结束了。原因是按照我定期迁居的习惯，我搬到其他地区了。可是这段为期不长而谨慎运作的经历，些许锻炼了我组织和经管社会团体方面的能力。

我的羞涩性格

当选为素食者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后，我就决定每一次会议都参加，可一到开会时，总感觉舌头打结，说不出话。一次奥德菲尔德博士对我说：“你平日里同我讲话很自然啊，可为什么在会议上从不开口呢？你是一只雄蜂吧？”我挺欣赏这个揶揄，蜜蜂总是很忙碌，而雄蜂呢，却是彻头彻尾的懒汉。当大家在会议上发表意见时，我总坐在那里默不出声，这并不是一件怪事。倒不是我从来不想发言，我只是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在我眼里，其他所有的委员都比我有想法。有时正当我鼓足勇气想要说，大家又开始讨论另一个问题了。这种情形持续了很长时间。

协会内部在这期间争论起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感到如果这时还是保持沉默是不对的，是懦弱的表现。争论是这样引起的：协会的主席希尔斯先生，他原是泰晤士钢铁厂的老板，也是一个清教徒，依靠他的资助协会才得以生存。委员会里受他庇护的委员有很多。以素食者闻名的艾利生医生也是委员之一，还是新节育运动的倡导者，亲自在工人阶级中宣传节育的方法。希尔斯先生认为，这些方法简直是要在道德的本源上开刀，素食者协会的宗旨不仅是提倡素食，还应该进行道德改革，像艾利生医生这样一个持反清教徒观点的人，应该开除他的会籍。这问题引起了我高度的关注。我也以为艾利生医生关于人工节育的方法是危险的。也相信作为清教徒的希尔斯先生，有权加以反对。而且我也很敬重希尔斯先生的为人和他的慷慨大方。

尽管如此，我认为仅仅是因为有人不把清教徒的道德观念作为协会的一项宗旨就把他从素食者协会中革除的做法是很不合适的。希尔斯先生想开除协会里的反清教徒只是他个人的观点，和协会提倡素食的宗旨是不相干的。所以我的看法是，不论他的道德观念是怎样的，只要是素食者，都有资格成为协会的会员。

委员会中有一些委员与我持同样的观点，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亲自说出我本人的意见。问题是我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我没有勇气说出口，于是决定把想法写出来，带着这份写好的材料去参加会议。还记得当时我甚至连读都读不出来，协会主席不得不找人代读。艾利生医生那天失败了。在这类问题的斗争中，我发现自己第一个回合就是站在失败者这一边。然而我认为我所做的是正确的，并以此自慰。依稀记得这件事过后，我就向委员会递辞呈了。

在英国期间，我一直持有这种羞涩。去作应酬性的拜访时，如果在座的有六个或更多人，我就说不出话来了。

一次，我和马兹慕达先生一起到文特诺去，住在那儿的一个素食者家里。恰好《饮食伦理学》的作者霍华德先生也待在这个避暑胜地。我们见到了他，他还邀请我们到一个宣扬素食的会上作讲演。当时，我也明白在会上照稿念的做法并非不恰当的。有很多人为了讲话前后连贯简洁而这样做。我不可能做到即席讲话，因此事先写好了我的讲稿。可是，当我在会上站起来宣读时，却读不出来，我眼前一片模糊，还瑟瑟发抖，尽管讲稿总共不过一页，最后还是由马兹慕达先生代我宣读的。不用说，他的发言是很精彩的，博得一片掌声。我感到很难为情，为自己的无能而暗暗伤心。

在我离英返国的前夕，我为可以在公众面前讲话作了最后一次努力。然而那一次我还是出了洋相。我邀请同为素食者的朋友们去前文中提过的贺尔朋饭店吃饭。我的想法是，“素餐在素食馆里吃是理所应当，可怎么不能到一家非素食餐厅吃呢？”我找到贺尔朋饭店的经理商量，请他准备一桌严格的素食席。应邀赴宴的素食者听说我这个新实验后都很高兴。一切宴会旨在一种享受，但西方已将其发展成为一门艺术。这种宴会上还会有喝彩、音乐和讲演。而我所举办的小小的宴会也少不了这些，所以也有讲演的部分。轮到我讲话了，我站起来打算说几句。本来我已经想好了腹稿，只要几句话就能说完。可是讲完第一句话后就接不下去了。以前我读过关于艾迪逊的故事，他在英国下议院开始作第一次讲演时，重复了三次“我想”，后来再也接不下去了，这时有人站起来开玩笑说：“这位先生想了三次，可是什么也没想出来。”(33)我原想引用这段趣闻发表一番幽默的讲演，可是刚开始说就卡壳了。本打算讲得幽默风趣，却什么也想不起来。于是突然冒出一句话来就坐下了：“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好意接受了我的邀请。”

直到去南非后我才对这种羞涩有所克服，实际上，我从未完全克服过它。现在我依然无法即席讲话。一面对陌生的听众时便会犹豫，只要可能，能不讲话就不讲话。如今我还是不能而且也不愿和朋友们聚在一起闲聊。

应当说，这种天生的羞涩除了时常闹笑话外，倒是没有任何坏处的。对我而言，相反，这种羞涩对我确实有极大的好处。

讲话磕磕巴巴，一度使我头疼，现在却是我的乐趣，这一点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言简意赅。自然而然地，我便养成了约束自己的想法的习惯。现在我倒敢保证，我口中还是笔下绝不轻易出现一句思虑不周的话。我的讲演和写作中没有使我感觉遗憾的地方。因此也使我避免了许多差错，很少浪费时间。经验告诉我沉默是追求真理的人所经历的精神训练的一部分。有意或无意地夸大、抹杀或篡改事实的倾向原是人天生的弱点，要克服它，沉默是必要的。一个很少讲话的人说出来的话通常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会审慎地衡量每一句话。在日常生活里，确有许多急于讲话的人。每当开会时，没有哪个会议主席不会为与会者递条子要求发言的事犯愁的。一旦准许一个人讲话时，他就滔滔不绝，总是超过时限，要求更多的时间，喋喋不休地讲下去。所有这种谈吐对这个世界实在没什么帮助，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我的羞涩确实保护了我，容许我成长，助我识别真理。

吐露结婚的事实

四十年前，留学英国的印度学生还不算多。他们普遍有一种习惯，就是装成单身汉，尽管有的人已经结婚了。而英国的中学生和大学生都是未婚的，他们认为读书和婚姻生活是相互冲突的。在印度过去比较好的时代，也曾有这样的习俗，那时候的学生叫做“波罗摩恰立”（Brahmachari）(34)。然而到了近代，国内出现了童婚制度，英国人对这种制度闻所未闻。旅居英国的印度学生往往不好意思承认他们是已婚青年。他们不敢说实话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被人知道了实情，便不能和他们所寄宿的那个家庭的姑娘出去玩或者一起嬉戏了。英国父母甚至鼓励青年男女一块出去玩儿，为的是年轻人能选到一个配偶，青年男女之间有所交往，互相联系是必要的。对英国青年而言，这是很自然的，但对印度青年而言，一到英国就在这种关系里放纵自己，其结果是不堪设想的，正如我们常看到的，一些印度青年经受不住诱惑，为和英国女孩子交往而过着一种不诚实的生活。对于英国青年，这种交往不算什么，但对于印度青年却极为不妥。我也受了他们的影响，毫不迟疑地冒充单身汉，尽管我已是有妇之夫，还做了一个孩子的父亲。不过我这样自欺欺人，并不觉得快乐。好在我的谨慎和羞涩使我没有陷入更深的泥潭之中。如果我不说话，是没有女孩子会愿意与我交谈或陪我外出游玩的。

我固然个性胆怯，却很谨慎。一次，我寄宿在文特诺一户人家里，那里有的人家有这样的规矩：主人家的女儿要带着客人外出散步。我就遇上了这样的情形，有一天房东家的女儿带着我去爬文特诺附近那些可爱的小山。我走路速度不慢，但我的女伴走得比我还快，她一面拽着我往前走，一面滔滔不绝地说着话。我只是时不时轻轻地回一声“是”或“否”，至多也不过说一句“是的，多么美！”她像一只小鸟一样迈着轻盈的脚步，我却暗暗地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就这样我们走到了山顶。但怎样再跑下山倒成了问题。尽管穿着高跟鞋，这位二十五岁的活泼少女竟像离弦的箭一般冲下山。我在山顶上扭扭捏捏地挣扎着下来。她站在山下笑嘻嘻地给我打气，还要上来拉我。我为什么这样胆小呢？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是跌跌撞撞地爬下山来。她却放声大笑道“真有意思！”使我更加难为情。

然而我仍然无法避免不出问题，大概是神明要替我摆脱这不诚实之害了。我去文特诺之前，曾在布莱顿避暑胜地待过一段时间。那是我到英国的第一年，在那儿的一家旅店里偶遇一位中产阶级的上了年纪的寡居女士。旅店里的都是法文写的菜单，当时我还看不懂法文。我恰好和这位老太太同桌，她见我是外地人，知道我正在犯难，便马上过来帮忙。她说：“看来你是个外地人，不熟悉这里的情形。为什么不叫东西吃呢？”在这位好心的太太讲话时，我正一个字一个字地念菜单，打算问一问服务生这些菜的原料。我谢过她，告诉她困难的原因是我不懂法文，不知道哪些菜是素菜。

“我帮你，”她说，“我给你解释菜单，告诉你什么可以吃。”我高兴地接受了她的帮助。从此便与这位太太结识了，并成为朋友，在我留英期间和回国以后很长的时间内，这种友谊一直维持着。她给我她在伦敦的地址，还请我每周日到她家吃饭。有时她还找机会邀请我，介绍我和一些年轻的女子认识，引导我和她们交谈，以帮助我克服羞涩。尤为明显的是她常常引导我和一位与她同住的女孩交谈，还让我们二人单独交往。

最初我感到十分烦恼，既不会交谈也不敢开玩笑。但是老太太总是引导我，我开始学习了一些相处之道，不久后竟盼着每个周日，开始喜欢和这个女孩聊天了。

这位老太太的罗网越撒越大，她对我们的会面非常感兴趣。也许她对我们的交往早有计划。

这时我才进退两难。暗想：“如果早点把我已婚的事实告诉这位老太太，那么她就不会撮合我们两人订婚了。现在补救还不算晚。说出实情，就可免去以后更多的麻烦。”我怀着这种想法，给她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自从我们在布莱顿相识，您一直待我很好，如同母亲对待儿子一般照顾我。您大概觉得我应该结婚了，所以总把我介绍给一些年轻姑娘们。为了不惹出什么麻烦，现在我要向您坦诚，我实在不配接受您的深情厚谊。我早该在拜访您时就告诉您，我已经在印度结婚了。我知道在英国留学的印度学生总是隐瞒他们已婚的事情，我也照着他们的样这样做了。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补充说明，我是在童年时就结婚了，现在已经是有一个儿子的爸爸了。这么长时间了，没有告诉您这件事情，实在抱歉，可喜的是，现在神明给我勇气去说真话。您可以原谅我吗？我保证我绝没有冒犯您好意给我介绍的姑娘，我有我应守的规矩。您不知道我是一个有妇之夫，所以才有心撮合我们。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我必须说出实情。

“如果您看完这封信后，觉得我有负您的深情厚谊，我绝不会抱怨。我将永远铭记您对我的热心和关怀。假若自此以后，您并不嫌弃我，依然把我当成值得关心的人，我当然高兴，并把它理解为是您进一步加深了对我的爱。”

读者朋友们能看出来，这封信并非一气呵成，而是经过了再三修改。实际上，它帮我卸下了心里的负担。不久后我就收到了回信：

“收到你那封坦白的信后，我们二人都很高兴，还痛快地大笑了一番。你所说的关于你的不诚实之过，是可以原谅的。将事实告诉我们也是对的。我还会继续邀请你来，希望你下个周日来时能为我们讲一讲有关你的童婚的故事，让我们再笑一场。我们的友谊不会因为这件事而受到什么影响的。”

就这样，我成功地消除了不诚实之害。自此以后，我总是毫不迟疑地告诉别人我已婚的事实。

接触各种宗教

在英国第二年的年末，我偶遇两个通神论者，他们是未婚的两兄弟。他们和我谈起《纪达圣歌》(35)。当时这两兄弟正在阅读艾德温·安诺德爵士翻译的《天国之歌》，邀我和他们一起读原著。我深感惭愧，因为这篇圣歌的梵文或古遮拉特文版本我都没有读过。我不得不对他们说我没有读过《纪达圣歌》，但是我很乐意和他们一起读，尽管我的梵文水平很有限，不过仍希望可以通过原著来弥补看译本时可能会出现的讹误之不足。于是我开始和他们一起读《纪达圣歌》，其中印象很深的第二章的几行诗句，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耳畔：沉迷于外在的感觉，必将受它的诱惑；诱惑生成愿望，愿望煽起欲火，熊熊欲火一旦燃烧起来，便会置一切于不顾，理智丧失，浩气无存，终至精神泯灭，身心同归于尽。

这本书是无价之宝，给我留下的印象日渐深刻，时至今日，我依然把它奉为圭臬。在我最烦闷时，它带给我莫大的帮助。我差不多读遍了所有的英文译本，最好的还是安诺德的译本。他忠实原著，读起来甚至并不像翻译稿。尽管和这些朋友一起读《纪达圣歌》，但当时并没有对它进行深入研究，直到几年后，我才每日必读这本书。

这两兄弟还向我推荐了艾德温·安诺德爵士所著的《亚洲之光》，此前我只知道他是《天国之歌》的译者，直至读起《亚洲之光》，这本书甚至比《薄伽梵歌》还吸引我。一旦开始读起来，便爱不释手。有一次他们还把我带进布拉瓦斯基的住宅里，将我介绍给布拉瓦斯基夫人和贝桑特夫人。贝桑特夫人那时刚加入通神学会，我对她改变信仰这件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也劝我入会，但被我婉言谢绝了。我对他们说：“我对于自己本民族的宗教的认识也很有限，不想再加入其他宗教团体了。”我听从了这两位兄弟的建议，读了布拉瓦斯基夫人的《通神学入门》。这本书不仅激发了我阅读印度教典籍的愿望，还在我心中排除了传教士们宣传的关于印度教是充满迷信的宗教的观念。

大概就在这个阶段，在一家素食公寓里，我遇见了一位善良的基督教徒，他来自曼彻斯特。我们谈起了基督教，我把我在拉奇科特的一些经历告诉了他。他听后觉得很难过，说道：“我自己是一个素食者，也不喝酒。毋庸置疑，的确有很多基督教徒既吃肉又喝酒，但是吃肉喝酒都不是经文训示的。你一读《圣经》便知。”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他给我了一本《圣经》的复印本。我隐约记得他也常常卖《圣经》，便向他买了一本含有地图、索引和其他有用的附录资料的《圣经》。我开始读起来，可根本读不下去《旧约》。读完《创世记》后，一读后面的几章就昏昏欲睡。但是为了在人前炫耀我也读过《圣经》，我还是极为勉强地读完了其他部分，既无兴趣，也不求甚解。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民数记》。

然而《新约》却带给我不同的感受，尤其是《登山宝训》，简直说到我的心坎了。它完全可以与《纪达圣歌》媲美。我欣赏那句“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有人要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也让他拿去”，这使我想起萨玛尔·巴特说的“予我杯水，报以美食”那段话。年轻的我试图把《纪达圣歌》、《亚洲之光》以及《登山宝训》的训诫都贯穿起来。克己是宗教的最高形式的这个观点极大地鼓舞了我。

对这几本书的阅读，引发了我研究其他宗教导师生平的兴趣。一位朋友向我推荐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读罢《先知是英雄》那一章，我才了解先知的伟大、勇敢和简朴的生活。

刻苦攻读以准备考试这件事，使我几乎没有时间涉猎其他知识了，除了对宗教的这点认识以外，当时我已无力进行更多的研究。但我已做好打算，今后要广泛地阅读宗教书籍，以求对所有主要的宗教都有所涉猎。

对于无神论，我又怎能没有一点认识呢？每个印度人都知道布拉德劳和他所谓的无神论。我曾读过一些关于无神论的书，书名都忘记了，总之它们没有对我产生什么影响，我早已走出了无神论的撒哈拉沙漠。当时贝桑特夫人是社会上备受关注的人物，她也从无神论者转为有神论者，我读过她写的书——《我如何成为一个通神论者》。

大约就在这个阶段，布拉德劳去世了。他被安葬在沃金公墓。我参加了他的葬礼，我以为每个旅居伦敦的印度人都会参加。还有几个牧师也前往墓地，对他表示了最后的敬意。葬礼结束后，我们一起在车站候车，人群中有一个无神论者，诘问其中的一位牧师：“喂，先生，你相信上帝存在吗？”

“我相信。”那位善良的牧师低声答道。

“你也同意地球的周长是28000英里，是吗？”那位无神论者自信满满地笑着说。

“当然。”

“那么请你告诉我，你的上帝有多大？他在哪里？”

“好的，只要我们去感受，他就住在我们的心中。”

“行了，行了，别拿我当孩子哄了。”那位无神论者带着胜利的表情望着我们说。

那位牧师谦逊地保持沉默。这段对话加深了我对无神论的偏见。

神灵给弱者以力量(36)

虽然我对印度教以及世界上其他宗教都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我清楚当我经受着考验时，这一点点知识还远不能使我得到拯救。究竟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一个人经受考验，他是不会先有所感的。没有信仰的人，一定会将自己获救的事归功于机遇。而有信仰的人，会说这是神明拯救了他，是他自身的宗教修养或他的精神信条发生作用的结果。然而在他获救时，他并不清楚究竟是他精神信条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拯救了他。那些深信精神力量的人，不是也看见过精神也会被世俗折服吗？在经受考验时，所谓的宗教知识与得自经验的知识是不同的，它不过是戏言罢了。第一次发现靠宗教知识是无济于事的，是留学英国时。当时我太年轻，也说不上来是如何从以前经历的几次遭遇中得救的。但现在我已经二十岁了，已经有了做丈夫和父亲的经验了。

我记得我在英国的最后一年，也就是1890年，我和一位印度朋友应邀去参加在朴次茅斯举办的一次素食者会议。朴次茅斯是一个海港，驻扎着很多海军人员。那里的公寓住着许多名声不好的妇女，她们并不是真正的妓女，但是品行不端。我们就被安排住在其中的一个公寓。老实说，会议的组织者也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要在朴次茅斯这样的城市里区分住所的好坏，对于我们这种偶然来到的旅客是十分困难的。

我们开完会后，晚上回到寓所，吃完晚饭后大家一起坐下来玩桥牌，女房东也参加了，这是英国的一种规矩，哪怕是上等人家也是如此。每个玩牌的人一般要讲一些无伤大雅的话，可是我的朋友和女房东越说越不像样。我以前没看出来我的这位朋友是精于此道的人。我被吸引了，不由自主地加入了他们的谈话。正当我打算越出界限，放下手中的牌然后去做坏事时，我的这位朋友向我发出了警告：“你哪儿来的这种坏念头啊，我的孩子？离开吧，快！”

惭愧顿时涌上心头，我接受了警告，向朋友表示了衷心的感谢。想起在母亲面前立下的誓言，我立即从现场狼狈地、颤抖地、心慌意乱地逃回自己的房间，像一只猎物从猎人手心逃脱一样。

这是我印象中除了妻子以外第一次对异性触动了情欲。那一夜我辗转难以成眠，各种念头在脑中盘桓。我是否该离开这屋子？我是否该逃离这个地方？我现在在哪儿！如果我失去了理智，会发生什么？我决定今后要小心行事：不但离开这个公寓，而且要离开朴次茅斯。这次会议两天就开完了，第二天晚上我便离开了朴次茅斯，我的朋友在那里多住了几天。

我那时还不了解宗教或神明的实质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如何对我产生作用，我只是模糊地觉得那一次是神明拯救了我。我经历考验的所有时刻，都是从神明那里获得拯救的。如今我才了解“神灵拯救我”这句话更深刻的含义，但我并不能完全明白它的意义。只有更多的经验才能帮助我作更透彻的理解。但就我所经受的一切精神性的考验而言，我敢保证，无论是身为一个律师，还是管理公共事务、从事政治活动，都是神明在庇护着我。当一切希望都趋于幻灭时，即“孤立无援而全无安慰时”，神会在我不确知的某刻出现，给我帮助。不能将祈愿、膜拜、祷告算作迷信，它们是比饮食住行更为真实的行为。即使说只有它们才是真实的而其他一切都不真实也不为过。

这种膜拜或祷告不是长篇大论，也不是说说而已。它发自内心深处。所以，当我们的心灵达到“除了爱以外别无杂念”的境界时，我们会感觉到“无法用眼睛看到的天籁之音”穿透心灵。祷告是静默的。它本身是独立于任何外物的精神上的修为。我完全相信通过祷告是可以清心绝欲的，但要做到这一点，还是必须对神灵怀着谦逊的心。

纳拉扬·亨昌德罗

纳拉扬·亨昌德罗这个时候到英国来了。早就听说他是作家，我们也在印度国民大会的曼宁小姐家中见过面。曼宁小姐知道我不善于交际，每次去她那儿我总是默默地坐在一边，除了回答别人的问话外，自己从不吭声。于是她把我介绍给纳拉扬·亨昌德罗。他不懂英文，那天穿的衣服也很古怪——一条粗陋的裤子，一件皱巴巴的肮脏的波希人（Parsi）(37)常穿的褐色外衣，既没打领带，也没有打领结，还戴着一顶有穗子垂下来的绒帽，留了一颔长须。

他个子不高，体格瘦小，圆圆的脸上布满了出天花后的留下来的斑点，鼻子既不挺也不扁。老是用手抚摸自己的胡须。

这样一个样貌奇特、穿着奇装异服的人，在这个时髦的社会里自然特别醒目。

我对纳拉扬·亨昌德罗说：“久仰大名，读过您的一些作品，如果您愿意光临寒舍，我将深感荣幸。”

纳拉扬·亨昌德罗声音沙哑，面带笑容地回答我说：“当然可以，你住在哪儿？”

“斯多尔大街。”

“那我们是邻居呢。我想学英文，你可以教我吗？”

“只要我知道的，我都愿意教您，我会尽力效劳。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到您那儿去。”

“那怎么好意思？还是我去你那儿吧。我还要带翻译练习本去。”我们就这样约好了，不久之后便成为好朋友了。

纳拉扬·亨昌德罗对于英文文法一无所知，他认为“马”是动词，而“跑”是名词。我记得诸如此类的笑话还很多。可是他丝毫没有为自己的无知而气馁。我的文法知识也有限，不能帮他学通。但说真的，他从不以自己不懂文法为耻。

他全然漫不经心地说：“我从来不觉得在表达思想时需要什么文法。你懂孟加拉文吗？我懂，我在孟加拉旅行过。就是我把玛哈希·德文特罗纳斯·泰戈尔（Maharshi Devendranath Tagore）(38)的作品转译成古遮拉特文的。我还希望把其他外文著作都译成古遮拉特文。你知道我很满意于我的译文可以表达出来原文的精神。别的人可能知识更丰富，将来可能做得更好，但是如今，不懂文法的我所能做到的也很令人满意。我懂马拉底文、印度文、孟加拉文，现在又开始学英文。我所缺的不过是丰富的词汇，你以为我的抱负仅止于此吗？别担心，我还要去法国学法文。我说过，语言是更广博的文学。可能的话，我还想去德国学德文呢。”就这样，他会说个没完，对于学外文和到外国旅行充满着无穷的兴趣。

“然后，你还要到美国去吗？”

“当然。不去见识一下那个新大陆，我怎么能够返回印度呢？”

“可是你要上哪儿去弄钱？”

“我要钱干什么？我又不像你那么时髦，我只求有吃有穿就行了。维持这种生活需求只要靠我写书和朋友们的接济就够了。我旅行时总是坐三等车的。即便去美国，也一样搭统舱。”

纳拉扬·亨昌德罗的简朴是十分自然的，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率直的人。他一点也不骄傲，只不过对于自己写作的才能过分在意了些。

我们天天见面，思想和行动常常不谋而合。我们都是素食者，又常在一起吃午饭。那段时间我正过着自己做饭，每周只花17先令的日子。有时我去他那儿，有时他到我这儿。

我煮的饭大多是英式的，他却是除了印度菜之外，一律都不爱吃。他顿顿不能没有黄豆汤（Dal）(39)，我做的却是胡萝卜汤，而他始终不认同我的口味。有一次他弄到了一点地道的蒙豆（Mung）(40)，煮好了带到我这里来一起吃，我吃得很爽。此后，我们之间经常交换食物，有时我把好吃的东西送到他那儿，有时他带美食给我。

当时，曼宁主教名声大振。由于约翰·伯恩斯和曼宁主教从中斡旋，码头工人的罢工才得以提早结束。我告诉纳拉扬·亨昌德罗，狄斯荣立十分赞赏曼宁主教的简朴。于是他说：“那么我一定要见见这位圣人。”

“他是大人物，你怎样才能见到他呢？”

“怎么会见不着？我自有办法。我必须请你以我的名义写封信给他，告诉他我是作家，想以个人的名义当面祝贺他对人道主义的贡献，再告诉他我不懂英文，所以带你同去，你当翻译。”

我照他的意思写了一封信。两三天后，曼宁主教真的回信约见我们了。于是我们一同去拜访这位主教。我穿上平日会客的正装，纳拉扬·亨昌德罗依然故我，还是从前那副邋遢打扮。我对他开起了玩笑，可是他却大笑起来：“你们这些文明人都放不开，其实大人物从来不关心一个人的外表，他们注重的是一个人的内心。”

我们进了曼宁主教住处的大厅。刚一坐下，便看见这位瘦瘦高高的老绅士走出来同我们握手。纳拉扬·亨昌德罗表达了他的问候：“我不想占用您太多的时间。久仰您的大名，特地来当面感谢您为罢工工人所做的善事。拜会世界名人是我的习惯，所以今天冒昧地打扰您了。”

这自然是我帮纳拉扬·亨昌德罗做的翻译，他讲的是古遮拉特话。

“很高兴你们能来看我，希望你们在伦敦称心如意，也希望你们能和这里的人多来往。愿上帝保佑你们。”

说完这几句话，主教便起身和我们告别。

还有一次，纳拉扬·亨昌德罗穿着一件内衣，裹着一条“拖蒂”（Dhti）(41)到我这里来。

我那位好心的女房东开门后，便慌张地跑过来找我。这是一位新来的房东，她不认识纳拉扬·亨昌德罗，于是对我说：“外面有一个疯子要见你。”我连忙跑到门口，没想到就是纳拉扬·亨昌德罗，我吃了一惊。他却一如平常，脸上充满笑意。

“难道街上的小孩子没有追你吗？”

“是的，他们追着我跑。可是我不理会，他们也就不闹了。”

在伦敦住了几个月后，纳拉扬·亨昌德罗便到巴黎去了。他果然开始学起法文来，而且还翻译了法文书籍。我的法文程度倒是足够帮他校对译文了，所以他就常常将稿子寄给我看。严格地说，他那不算是翻译，只是写下了大意罢了。

纳拉扬·亨昌德罗最后果然实现了他访问美国的愿望。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弄到一张统舱船票。到美国以后，他有一次因为穿那件内衣和“拖蒂”上街，竟以“奇装异服”的罪名被起诉。

我记得他最后被判无罪开释。

参观大博览会

1890年巴黎举办过一场大博览会。我早就听说了关于这场博览会详细的筹备情况，也怀有热望想去看看巴黎。因此我觉得这时候去巴黎真是一举两得。这场博览会最吸引人的是一座高1000英尺左右、完全用钢铁铸成的埃菲尔塔。当然博览会上还展示了很多有趣的东西，但无疑这座铁塔是最突出的，因为那时人们还认为这么高的建筑物是很难安然屹立于地面的。

我早听说巴黎有一家素食旅馆，就在那里订了房间，住了七天。当时，我非常节省，无论是去巴黎的路上还是到那里以后的参观游览，全都精打细算。靠着一张巴黎地图和博览会的路线图指南，我步行游览了巴黎，这些工具足以指导一个人找到主要的街道和名胜古迹了。

关于这个博览会，除了规模宏大和品种繁多以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不过我还清楚记得埃菲尔塔，自己曾攀登过两三次，为了表明我也曾在很高的地方吃过饭，我花了7先令在塔上的第一层平台的餐厅吃了一顿午饭。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巴黎的古老教堂，它们的宏伟和肃穆令人难忘。巴黎圣母院的恢弘建筑、内部华丽的雕塑与精致的装饰真是叹为观止。我觉得如果人们心中没有充满了对于上帝的虔诚的敬爱，是不会耗费巨资来修建这么神圣宏伟的大教堂的。

来巴黎前，我就读过很多有关巴黎的时尚逸闻，这一点体现在巴黎的每一条街上。然而与此同时，那些教堂却醒目地屹立于这些繁华之外。当人们走进这些教堂，立即就会忘却门外的嘈杂与繁忙。

当他从跪在圣母像前的人身边走过时，他的神情态度就会转变为庄重而虔敬。当时我体会到自己体内的宗教情感也在升华，我觉得这样跪下来的祈祷者绝非出于迷信，跪在圣母像前的虔诚的灵魂膜拜的对象绝非那块大理石。他们心中燃烧的是热诚的爱，他们所膜拜的并不是石像，而是它象征的神灵。我觉得他们的崇拜不是减损了而是增加了上帝的荣耀。

我再提一下埃菲尔塔。直到今天我也不懂得究竟是为了什么要建它，当年我听闻的关于它的诋毁和褒誉都不少。我记得托尔斯泰就是批评它的主要人物之一。他觉得埃菲尔塔乃是人类的愚蠢而不是智慧的象征。他说烟草是最能麻痹人的麻醉品，因为一个有烟瘾的人敢犯一个醉鬼所不敢犯的罪；酒能使人疯狂，然而烟草却会蒙蔽人的心智，而使他沉迷于建立空中楼阁。埃菲尔塔就是在这种麻痹影响之下的产物之一。它不算是一件艺术品，不过是为了显示这个博览会的博大华丽而建。人们之所以争先围观，还以一登高塔为快，无非是因为它的新奇和庞大。实际上，它是博览会的玩具，我们还像小孩子那样，会被各种各样的玩具吸引住。这座高塔恰好证明了我们还具有容易被玩具所吸引的孩子的心态。这也许就是建造埃菲尔塔的用意所在吧。

取得律师资格

我去英国是打算当律师，一直到如今还没有谈到这个，现在该简单地谈一点了。

在正式当上律师之前，一名学法律的学生必须履行两个事情：一个是“持续的学期”，十二个学期相当于三年的时间；还有一个是通过考试。“持续的学期”意味着参加聚餐，每一个学期的二十四次聚餐必须至少参加六次。这种聚餐并不是指单纯地吃一顿饭，而是要求参与者在规定的时间内表现自我，并在整个宴会过程中保持形象。当然宴会上，人人都是随意享用好菜、大喝美酒。一次聚餐每人要花2先令6便士到3先令6便士，即2～3个卢比。这个价位还算合适，如果是在外面的餐厅吃饭，光是酒钱就得花那么多了。对于我们印度人来说，如果我们还没有变得“文明”的话，实在无法接受酒钱超过饭钱。刚开始我也奇怪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就逐渐理解了。在宴会上，我常常不吃东西，能吃的只有面包、煮的马铃薯和卷心菜。最初这些东西我也不吃，我根本不爱吃这些；后来既然吃了，也就渐渐有了勇气要别的东西吃。

宴上提供给法官的食物往往比学生的好。有一个波希学生，也是素食者，出于替素食者着想，我申请了只提供给法官席的素菜。这个请求获允了，我们开始从法官席上得到水果和蔬菜。

由于每四人一组便可以分到两瓶酒，而我不喝酒，所以人们都想拉我凑数，这样三个人就能喝两瓶酒了。每学期还有一个提供额外酒水的“盛夜”，除了葡萄酒和樱桃酒，还有平常没有的香槟酒。一到“盛夜”，我便特别受欢迎，到处都有人拉我加入他们。

当时我既想不通，而且一直也搞不懂，这种聚餐怎样使学生变得更有资格当律师。最初只有少数几个学生有资格参加这种宴会，因此他们就有机会和法官攀谈，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种场合有助于他们学会得体、优雅、精练的社交知识，而且还提高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可是到了我读书的那个时候，法官们自己分设一席了，像以前那样是不可能了。这样一来，这种教学体制便逐渐丧失了它的本意，然而保守的英国依旧保持着这种形式。

我们学的课程是容易的，因而律师们被笑称做“宴会律师”。人人知道考试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我读书时，考试有两门：一是罗马法，一是普通法。当时有指定的参考书，而且可以带进考场，可是很少有人去读它们。据我所知，很多人用一两个周突击一下笔记，便可以通过罗马法的考试；普通法也只是需要花上两三个月的时间读一读笔记就可以通过。考卷十分容易，主考员的监考也很宽松。罗马法考试平时测验的及格率高达95％～99％，而最后大考也有75％或更多的人通过。所以大家都不怕落榜，更何况考试一年四次，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困难。

我对付这两种考试的办法只有一个。我想我应该读遍课本所有的内容，不读是错误的。于是花很多的钱去买课本，还决定读拉丁文版的罗马法。在应付伦敦大学入学考试时学到的拉丁文知识，对我很有帮助。尤其在我到了南非以后，很有用，因为罗马荷兰法就是南非的普通法。所以读贾斯丁尼亚的著作确实有助于我了解南非的法律。

经过了九个月的艰苦劳动，我终于读完了英国的普通法。布罗姆的《普通法》是一部体系庞大而且十分有趣的著作，我花了很久才读完。斯尼尔的《平衡法》很有意思，可是有一点儿不好理解。怀特和提德尔合著的《案例精粹》收集了很多重要的案例，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启发性。我还怀着极大的兴趣读过威廉士和爱德华合著的《论不动产》以及古德维著的《论私有财产》。威廉士的著作读起来很像小说。回到印度后，我继续怀着浓郁的兴趣去读麦尼的《印度教徒法》，不过这里并非谈论印度法律书籍的地方，不再赘述了。

我通过了律师资格认定考试，于1891年6月10日取得了律师资格，并于11日在高等法院注册。12日我便动身回国了。

我内心的恐慌和束手无策并未因此告终，我并不觉得自己已经具备执行律师事务的资格。

要详述我这种无助的情形，只好另辟一章了。

我的不安与无助

在英国取得律师资格并不算难，但是执行业务却很难。我倒是钻研过法律书，但是却没有学过如何执行业务。我曾经用心读过《法律通则》，但不知道如何应用在实践上。“使用自己的财产应使其无害于人”是其中一条格言，然而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把这个格言很好地应用于为我的当事人争取权益。我读遍了书中所有重要的案例，可是并没有在法律实践时给我多少信心。

而且，我根本没有学过印度法律。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法律完全不懂。连起诉书怎么写都不知道。我曾听说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在法庭上大显身手的故事，倒是令我感觉奇异的是他是如何在英国学得这种功夫的。我并不奢望具有他那种敏锐的法学意识，但是我不确定自己今后能不能以这样的职业为生，这使我深深地不安。

我把这些困难告诉了身边的几个朋友，有一个朋友建议我去请教达达巴伊·奥罗吉。我说过，去英国时，本来身上带着一封给达达巴伊的介绍信，可是时间过很久了我才把这封信交出去，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麻烦这样的大人物接见我。只要有他的讲座，我便赶去坐在大讲堂的一个角落里听，等到大饱眼福和耳福后，便自行回家了。为了和学生建立更密切的往来，达达巴伊曾建立了一个学会，我常去参加集会，看到他对学生的关怀和学生对他的尊敬时，我心中充满了欣喜。过了一段时间后，我终于鼓足勇气把那封介绍信交给他。他说：“你随时都可以来和我谈心。”但我一直没去，我想只有万不得已时，才可以去麻烦他。所以当时我竟没有接受朋友的提议向达达巴伊说出自己的困难。我不记得是否还是这位朋友建议我去见弗立德烈·宾卡特先生。他是一个保守派，对印度学生的关怀充满了纯洁和无私的爱。有很多学生去向他求救，我也请他约见我，他同意了，我永难忘怀这一次会晤。他待我向朋友一样亲切，用爽朗的笑声驱走了我的悲观情绪。他说：“难道人人都应该成为费罗泽夏·梅赫达吗？毕竟费罗泽夏和巴德鲁丁这样的人总是少数。做一个普通的律师用不着非凡的本领。只要忠实勤奋，就足够维持生活了。也不是总能遇到繁难的案子。好吧，请你告诉我你都读过什么书。”

当他听说了我读过的少量的那几本书后，我察觉到他有点失望。但只是一瞬间，他的脸上很快又挂满了可爱的笑容。他说：“我知道你的困难在哪儿，你读的书不多，也不懂得人情世故，甚至连印度的历史也没有读过。这些都是做律师不可缺少的知识。身为一个律师，需要通晓人情，应该具备从一个人的长相中推断出他品格的能力，而且每个印度人都应该了解本国的历史，这与法律实践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你该有的知识。我觉得你大概连凯依和马尔逊的1857年兵变史(42)都没读过。你快去读一读这本书吧，我觉得你还得读几本关于人情世故的书。”这就是拉伐拓和申梅尔品尼克等人写的有关相貌学的书。

我十分感激这位令人尊敬的朋友。在他面前，一切恐惧全都走了，一离开他，我又不安了起来。“从一个人的长相中就可从看出他的品格”倒成了盘旋在我心中的一个问题，回家途中我一直想着那两本书。第二天我就买了拉伐拓的书，当时已经买不到申梅尔品尼克的书了。读过拉伐拓的书后，觉得它甚至比斯尼尔的《平衡法》还要艰涩难懂，而且索然无趣。我仔细研究过莎士比亚的长相，可是到底没有学会在往来于伦敦街头的人群中发现莎士比亚之流的人物的本事。

我并没有通过拉伐拓的书增长什么知识。宾卡特先生的建议对我的直接作用也很小，但是他的情谊鼓舞了我。他那明朗的笑脸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我相信他说的，即费罗泽夏·梅赫达的高度敏锐的法学意识、超级好的记忆力和不凡的才能并不是每一个成功的律师所必需的；对于普通人而言，只要忠诚和勤奋便足够了。就这两个方面，我自问还算不差，自己多少有了点信心。

我没能在英国读凯依和马尔逊的书，但决心一有机会就马上读，最终在南非读到了。

带着一点点掺杂着无可奈何的既有憧憬又有绝望的复杂心情，我乘“阿萨姆”号轮船在孟买上岸。当时港口的风浪很大，我不得不乘一艘小艇靠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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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印度教徒有四大种姓，地位由高到低分别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班尼亚是吠舍的一支，由务农或经商的人组成。

(2) 旧时印度各个王宫土邦的首相。

(3) 印度莫卧尔王朝时分封各地的掌管军政的长官，世袭制。

(4) 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时代，驻印度的英国总督派往印度较小土邦的官吏，掌握着实权，土邦王公都要听命于他。

(5) 即《薄伽梵歌》（Bhagavadgita），约出现于公元二三世纪之间，作者不详，其为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中的一段有音律的对话，是黑天神告诉阿朱那（Arjuna）的哲学义理。

(6) 毗湿奴是印度教中维护宇宙秩序的主神，其信徒戒杀生，极重视爱与慈悲。

(7) 一年里神圣的四个月中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的雨季，是要绝食或半绝食的。

(8) 是一种每日食量随月亮的盈亏而增减的绝食方式。

(9) 印度教徒的新娘和新郎的一种仪式，行七步，彼此承诺要一生互守贞节和敬爱，从此他们的婚姻就是百年不变的结合。

(10) 印度旧币制，1卢比（Rupee）等于16安那（Anna），1安那等于4派司（Pice），1派司等于3派（Pie），现已改为十进制。

(11) 产生于公元前6～前5世纪，几乎与佛教同时。它提倡刻苦牺牲，消除物欲，自救而不被世俗所累。它有五个信条：一讲真言，二尚清贫，三不杀生，四不偷盗，五守贞洁。耆那教与印度教很像，因而教徒与印度教徒可通婚。

(12) 意为不杀生，或不伤害。其核心是爱和感化，其方法是“坚持真理”。

(13) 照字面意思解，是引人到神灵那里去的行为。通常其意思为自制。

(14) 印度最古老的医学典籍。

(15) 伊斯兰教施行优难尼（Yunani）医术的术士。

(16) 印度教徒的手臂上都系着一条绳，绳子上面缠着所谓符箓，以期驱邪去病。这种符箓受之于父母，所以临终时都要取下。

(17) 罗勒系印度教的神树。用罗勒木做成念珠戴在身上，可以驱邪去病。

(18) 反复诵念这个词，是在表示对罗摩的崇拜之情。罗摩是传说中古印度十车王（Dasaratha）之子，是毗湿奴神的化身，以孝悌忠信和救妻伏魔著称。

(19) 从《罗摩衍那》中繁衍出来的经文，意为恳求罗摩的庇佑。

(20) 一种热带树，印度人将其视为圣树，用其树叶供盛祭品。

(21) 16世纪末17世纪初印度最有名的诗人、精神导师。最著名的著作《罗摩生活之地》（Ramcharita Amanasa）是当时家喻户晓的作品，颂扬了罗摩的品德。甘地在此所指的《罗摩衍那》就是这部著作。《罗摩衍那》原著是公元前口传的史诗，传说是蚁蛭（Valmiki）的作品。

(22) 一个月中的“第十一日”，为印度教徒的绝食日。据印度教神话：有一位极为俭朴的人请求湿婆赐予不死，湿婆应允，但条件是虽然他不死于凡人之手，但必死于一个无母之女之手。此人得此恩赐后，便胆大无边大闹天宫，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三神不得不携众逃避于一树洞之内，因过于拥挤，于是他们的气体凝成一女，即无母之女，后除此害。这个神女名为叶卡达希。后人每至一个月之第十一日即绝食以纪念其恩典。

(23) 1924年12月，甘地为平息当时国内的教派冲突，改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关系，进行了长达二十一天的绝食。

(24) “吉”是印度教徒对长者的尊称，通常加于对方姓名的后面，有“敬爱的”之意。

(25) 湿婆是印度教中终结宇宙之主神，他既是保护神，使牲畜、人类免受祸难；又是破坏神，力大无边，摧毁一切。

(26) 印度婆罗门教最古老的法典汇编。

(27) 印度教古代经典的总称。

(28) 巴伊（Bhai），印度人对兄弟的称呼。

(29) 英文Sir除了指“先生”，还含有“老爷”之意。

(30) 公元前6世纪希腊的哲学家。

(31) 英国旧金币单位，1几尼等于20先令。

(32) 毕特（1759～1806），英国政治家，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曾任英国首相。

(33) 英文为I conceive, conceive还有一个含义是怀孕，此处有双关之意，玩笑的意思是“这位先生怀了三次孩子，却什么也没生出来”。

(34) 即完全自制的人。

(35) 这里指《纪达—戈文达圣歌》（Gita Govinda），据说是十二三世纪时由抒情诗人贾亚·德瓦（Jaya-deva）写下的歌颂黑天（Krishna）早年的牧牛生活的诗，戈文达即黑天的别名。

(36) 原文为Nirbala ke bala Rama，是苏尔达斯（Surdas）著名的赞美诗中的一句，直译为“他帮助无助者，给弱者以力量”。

(37) 波希人大多聚居于孟买，他们是8～10世纪间移民印度，坚持信仰琐罗亚斯德教而不愿改信伊斯兰教的波斯人的后裔。

(38) 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是印度现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罗宾特罗纳斯·泰戈尔（1861～1941）的父亲。

(39) 印度特产，印度人日常吃饭必备的黄豆汤，豆粒很小。

(40) 印度豆类，颇似扁豆。

(41) 一般印度男性的传统服装，就是一块宽长的白布缠在身上当裤子用。

(42) 即1857年印度人民的大起义，从18世纪中叶起，英国人采取蚕食的方式逐渐征服了印度，并在政治上、经济上、宗教上和军事上进行重大改革，引起人民的不满，1857年5月德里附近英国雇用的士兵（印度人）中发生了兵变，印度中部各地英国人统率的印度兵也群起响应，几个月内起义席卷了恒河上游的广大地区。

Memoirs of Mohandas Gandhi

地球所提供的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

但不足以填满每个人的欲望。

赖昌德巴伊

前一章说过，孟买港口的风浪很大，而这种情形在6、7月间的阿拉伯海并不反常。船开出亚丁以后，波涛一直汹涌，差不多所有乘客都晕船；只有我一人状态如常，在甲板上看巨涛滚滚，浪花飞溅。吃早餐时，除我以外，就只有一两个人小心翼翼地紧紧地捧着碟子吃麦片粥，免得粥洒出来。

天然的风暴与我内心的不安相互映照。正如这天然的风暴并没有妨碍我的生活一样，后者也没有让我方寸大乱。原来遗留下来的种姓的麻烦正等着我去对付。我已说过，对如何执行律师业务，我是彷徨无策的。况且，我既以改革者自居，总得盘算着开始进行某些改革。这些都是我能想象到的，然而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

哥哥亲自上码头来接我。那时他已结识了梅赫达医生和他的哥哥，梅赫达医生坚持留我住他家里，我们便去了。于是这个始于英国的结识在印度继续了下去，两个家庭之间也结下了永恒的友谊。

我热切地想要见到母亲。此时我还不知道她已经撒手人寰，我再也不能回到她的怀抱了。得知了这个噩耗后，我照规矩守了斋戒。在英国时，母亲便去世了，哥哥却一直瞒着我，是怕我在异国难以经受这么沉重的打击。即使现在，对我而言，这个消息仍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也不想再多说了。这悲痛更甚于父亲的逝世。我感到所有最美好的愿望大多破灭了，但我记得我并没有过度地表达我的悲痛，甚至能够忍住眼泪，假装若无其事地照常生活。

梅赫达医生介绍了几位朋友给我，其中的一位是他的堂弟列瓦商卡·贾吉望先生，后来我们成为终生的朋友。但是在这几位朋友当中，特别值得介绍的是诗人赖昌德巴伊，也叫拉治昌德罗，他是梅赫达医生的哥哥的女婿，和贾吉望合伙经营一家珠宝店。那时他未满二十五岁，然而我初次见到他便相信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人。赖昌德巴伊还是有名的“百事通”（Shatavadhani）(1)，梅赫达医生曾叫我考一下他的记忆能力。我搜肠刮肚地把我知道的欧洲语言的字汇都说出来，请这位诗人背诵，结果他完全按照我的次序丝毫不差地背诵如流。我十分羡慕他的天才，但是没有为之着迷。直到后来我才知道，真正使我着迷的，是他那对宗教经典的渊博知识，和他那纯洁无瑕的高尚人格，以及他那自我实现的热烈追求。而且最后一点便是他生存的唯一目的。他反复念诵并铭记在心的，是穆旦纳德的几句诗：

一言和一行，俱与神同在，

唯有如此般，方能得福音，

生命之力量，均来自此处。

赖昌德巴伊经营的是数额高达几十万卢比的生意。他是鉴别珍珠和钻石的行家，生意上的一切难题他都能应付自如，但是他生活的中心并不是生意，而是敞开心胸直面神灵的那股热情。他的办公桌上总放着一本宗教书籍和日记。一做完生意，他便立刻阅读宗教书籍或撰写日记。他已发表的著作多半是从日记中摘录下来的。谈完一大宗生意以后，能够立刻坐下来书写自己内心隐秘体悟之人，显然不是一个纯粹的生意人，而是一个真正尊崇真理的人。而我不止一次两次地看见他在经营生意时还能这样追逐真理，而且从未为任何事情失去常态。我们没有什么生意上往来或其他私人利益的关系，可是我们十分投缘。当时我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律师，但是每次我们相见，认真地谈论有关宗教的话题时，总会获益匪浅。那时我还在暗中摸索，还没有对宗教问题产生强烈的兴趣，但是我一直喜欢听他的谈论。我后来也见过很多宗教领袖或导师，也竭力与各种宗教的领袖接触，但他们很少有人像赖昌德巴伊那样深深地触动我。他的话总能说到我的心坎上。他不凡的才智和诚挚的道德同样使我特别钦佩。我确定他绝不会把我引入歧途，他对我始终是以诚相待。每次当我在精神上陷入危机时，总会向他求助。

我十分尊敬他，但他并不是我心目中的精神导师。这个宝座依旧是虚位，而我也在继续寻求着。

我相信印度教徒关于精神导师的理论以及精神导师在个人精神自我实现过程中的重要性。没有精神导师就不会有真正知识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一个不完善的导师还可以存在于世俗事务中，但在精神事务中就不行了。只有已臻完美之境的“格那尼”（Gnani）(2)才能被崇奉为精神导师。所以人应当永无止息地追求至善。一个人能得到怎样的精神升华，其实完全看他的追求究竟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追求至善的权利，如果不懈努力，就必有所得，至于其他，是由神灵来决定的。

虽然我不能将赖昌德巴伊尊奉为我的精神导师，但毫无疑问，在很多场合下都是他在帮助和指引着我。在我的生命中，有三位当代人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和赖昌德巴伊在生活上的往来；托尔斯泰的书《天国在你的心中》；鲁斯金的书《给最后的一个》。它们在我心中各有各的位置。

开始新的生活

哥哥对我寄予厚望。他的名利心很重，生性宽宏大量，为人朴实，于是他交友甚广，他希望通过这些社会关系能为我招揽到一些顾客。他以为不久以后我就会飞黄腾达，他听任家中花销超支，煞费苦心地替我筹建事务所。

关于我出国而在我所属的种姓中掀起的轩然大波，在我回国以后，仍在兴风作浪。种姓里分两派，一派主张立刻恢复我的种姓身份；另一派依然要把我排除于种姓之外。为了讨好前一派，在我回拉奇科特前，哥哥特意带我到纳西克的圣河里沐浴，一回到拉奇科特，又大摆筵席，邀请同种姓的人参加。我不赞同这些做法。但是哥哥是如此爱护我，而我对他也是那么尊敬，我便一切听他的话，这样，恢复种姓的一场风波就这么过去了。

我从未想过得到拒绝恢复我的种姓的那部分人的准许，对于那部分人的首领也不心怀怨恨。他们中有不喜欢我的，但我尽量避免伤害他们的感情。我充分尊重开除种姓的规定。按照规定，所有的亲戚，包括岳父岳母，姐姐姐夫，统统不能招待我，连在他们家里喝一杯水也不可以。亲戚们打算偷偷地突破这种禁例，但这种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做法与我的脾气大相径庭。

由于我行为谨慎，种姓问题并没有使我感到困扰。那些把我当成是种姓异己的人，待我也是友善的，甚至在工作上帮助我而不指望我为种姓做什么。我确信这样好的局面完全是从我的不抵抗中来的。如果我吵着闹着要恢复种姓身份，并在种姓内部搞分裂，触怒了种姓首领，必然会遭到报复，这样，从英国回来后，我会陷于斗争的旋涡里，或日趋虚伪。

我和妻子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改善。留学英国也算见过世面了，但是我的嫉妒心并没有被治好。每一件小事情都会使我神经过敏，捕风捉影，美好愿望还是无法实现。本打算帮助她学会读写，但是情欲总是从中作梗，她由于我的过错而一次一次地失去机会。有一次我甚至把她赶回娘家很长时间，直到令她痛苦万分时才接她回来。后来我才知道自己那时有多无聊。

我计划对儿童教育作出改革。我有几个侄儿，还有我的儿子，现在也快四岁了。我打算亲自指导，教他们体育，让他们身体强壮。在这一点上哥哥也很支持我，我的努力也有了效果。我特别喜欢孩子，直到今天也还是有和他们玩耍、讲笑话的习惯。从那时起，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错的儿童教师。

饮食也是需要改革的。在我们家里，已经有了茶和咖啡的位置。哥哥认为，我回来以后应当在家里保持一点英式作风，因此，从前只在特殊的日子里才使用的瓷器，现在竟也变成日常用具了。我的“改革”更进一步。我倡导吃麦片粥，用可可代替茶和咖啡，其实我是建议除了茶和咖啡以外，还可以将可可作为一种饮品。我们早就有了皮靴和皮鞋(3)，现在加上西服，将欧化贯彻得更为彻底。

这大大增加了开销。家里每天都在添置新鲜的东西。好比我们把一头白象(4)拴在家门口了，可是拿什么来供养它呢？在拉奇科特当律师，一定会被人笑话的。我连一个称职律师的知识都不具备，怎么指望能得到十倍于人的收入！没有这样的当事人愚蠢到要来找我。即便有这样的人，我也不能在无知之上再加上自欺和自大，以加重我对世人的愧疚。

朋友们劝我去孟买的高等法院积累一点经验，顺便研究印度法律，接点力所能及的业务。我听从他们的意见去了孟买。

在孟买，我雇了一个同我一样无能的厨子。他是一个婆罗门（Brahman）(5)，我没有把他当做仆人，而是当做家人一样看待。他有时用水洗澡，但从不认真，他穿的“拖蒂”是脏的，戴的圣丝（Sacredthread）(6)也很脏，对印度教的经典一无所知。可是我到哪儿才能找到比他好的厨子呢？“罗维商卡（这是他的名字），”我问他，“即便你不会做饭，但你总该知道日常的礼拜吧？”

“哦，礼拜呀，先生！耕地就是我们的礼拜，铲草就是我们的宗教仪式。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婆罗门。如果不靠你的慈善过生活，我只有回去种地了。”

于是我不得不充当罗维商卡的教师。我有的是时间，我开始亲自去做饭，并且采用英国人煮素食的方式。我买了一个炉子，开始和罗维商卡一块奔走于厨房。我不忌讳和不同种姓的人一起吃饭，罗维商卡也不忌讳，所以我们能够无拘无束地一起生活。唯一的障碍就是罗维商卡总改变不了他那不讲卫生的毛病，食物怎么也弄不干净！

然而，由于没有收入来支撑居高不下的生活开支，我顶多在孟买住了四五个月的时间。

我就是这样开始新生活的。律师是一个很苦的职业，徒有虚名，我身上的担子太重了。

第一宗案子

在孟买时，我一边研究印度法律，一边同一位名叫维尔昌德·甘地的朋友一起开始实验饮食方法，而我的哥哥则竭尽全力为我招揽顾客。

研究印度法律非常沉闷乏味。我怎么也不明白民事诉讼法，学习见证法的情况稍好一些。维尔昌德·甘地正在准备参加诉讼师的考试，他在向我讲解有关律师和讼师上庭的各种情形时总说：“费罗泽夏爵士的才能在于他精湛的法律知识。他对见证法倒背如流，而且知道第三十二节的所有案例。巴德鲁丁·铁布吉的能言善辩则引起了法官的敬服。”

听这一类激动人心的故事，却使我感到气馁。

他接着说：“当律师熬个五年七年，并不是稀罕事。正因如此，我甘愿签订合约去当讼师。像你这样如果能独立运营三年，就算幸运了。”

花销在逐月增长。门外挂着律师的牌子，屋里却在忙于达到自己做律师的职业标准，这使我无法专心研究法律。我逐渐对见证法产生了兴趣，也怀着巨大的兴趣去阅读麦尼的《印度教徒法》，但是我还是没勇气去受理案子。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是无法形容的，简直就像新嫁娘刚跨入婆家的门时一样！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一个名为马密白的案子。这是一个“小案子”。有人跟我说“你得给中间人一份佣金”，我坚决拒绝了。

“但是连月收入达三四千卢比之多的刑事案件律师某某先生，也得照样出这种佣金呢！”

“我犯不着效仿他，”我反驳道，“一个月能有300卢比的收入，就足够了。我父亲当年的收入也不过这么多呢。”

“但是那种日子已经成为过去了。孟买的消费贵得惊人。你得有点生意头脑才行。”

我坚持不付佣金，照样受理了马密白的案子。这是一件很简单的案子，我只收他30卢比的费用。看起来不用一天就可以了结此案了。

这是我在小案法庭上初次出庭。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我必须要盘问原告的证人。我站起来了，可是心虚头晕，觉得整个法庭似乎在旋转，什么问题都想不起来。法官大概也觉得好笑，其他律师无疑地都在开心地看我出洋相。我眼前一片黑，坐下后告诉当事人我不能受理这案子，请他最好去找巴特尔先生帮他，我会把我所收取的费用全部退回。果然巴特尔先生被请来了，他收了51卢比的律师费。当然，对他来说，这案子易如反掌。

我匆匆忙忙离开法庭，也不知道我的当事人是胜诉还是败诉，内心惭愧难当，除非有足够的勇气去处理，否则我再也不受理案子了。事实上，直到我去南非以前，我都再没去过法庭。作这个决定是一个无奈之举。不会有人愚蠢到肯把案子委托给我，因为只有败诉！

然而，孟买还有一个以前留下来的案子待我处理，那是一个尚待起草的“状子”。一个贫苦的穆斯林在波尔班达的土地被没收了，他怀着像儿子对父亲一般的崇敬心情找到我。这案子看来没有赢的指望，但我还是答应帮他写一份状子，印刷费由他负担。我写好后，念给朋友听，大家都很赞许，这增强了我的信心，以为自己至少有足够的能力写状子，而事实也是这样。

如果我能靠免费为人写状子使我的业务兴盛起来也好，然而依旧无济于事。因此我打算找个老师的兼职来做。我的英文还算好，也很愿意到大学里去教刚入学的新生。这样我至少赚点钱弥补一部分花销。那时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招聘英文老师，每日授课一小时，月薪75卢比”，是一所有名的中学刊登的。我递交了申请，并应约去面试，我兴高采烈地去面试，校长发现我不是大学毕业生，他便抱歉地回绝了我。

“可是我是在伦敦大学通过考试的，还选修了拉丁文作为我的第二外语。”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只要大学毕业生。”

我无计可施，绝望地搓着双手。哥哥也很替我操心。我们盘算了一下：在孟买住下去也没有意义了，应当回拉奇科特，我哥哥自己也是一个小讼师，他可以给我介绍一些起草呈文和代写状子一类的工作，何况家在拉奇科特，不在孟买单过就可以节省下来很多钱。在孟买待了六个月之后，我在那儿的小家就没了。

在孟买时，我天天都去高等法院，不过在那里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我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常常会因为听不懂案情而在那儿打瞌睡。里面还有不少人跟我一样，这大大减轻了我的负疚感。之后我连羞愧的心情都没有了，我发现在高等法院里打瞌睡已成为一种时髦。

如果现在的这一代里，还有人像我当年那样，在孟买当个没有收入的律师，我要给他们介绍一些有关当时生活的实际情况的概念。尽管当时我住在吉尔关，但几乎从没坐过马车或电车。我习惯徒步四十五分钟走到高等法院，当然我也是步行回家，我已习惯了被太阳晒。这样来回步行，确实节省了好多钱，当时，我在孟买的朋友们常常会生病，而我却不记得我生过病。即使到我开始赚钱时，还保持着徒步上下班的习惯，也一直受益于这种习惯。

头一次打击

怀着失望之情，我离开孟买回到了拉奇科特，建立起我自己的事务所。我在这里的收入倒还可以。给人写写呈文状子，平均每月大约有300卢比的收入。得到这样的工作机会与其说是靠我自己的本事，倒不如说是得利于朋友的帮助，哥哥的合伙人在这里已经打下了一个颇为牢固的工作基础。所有真正重要的，或他认为重要的诉状，全都被送到大律师那里去。而送到我这里来代理的，都是那些贫苦的当事人的呈文。

在这里我必须得承认，我在孟买认真坚持的不给回扣的原则向现实妥协了。在孟买，回扣是给中间人的，而在这里却是付给合办案子的讼师的；而且和孟买的情形相同，所有的律师都无一例外地以回扣的形式来支付一定的佣金。哥哥的理论令我无法辩驳。“你要知道，我是在和另一个讼师合伙做事。我们到手的案子，只要是你能受理的，我都设法分给你去办，如果你拒绝给我的伙伴回扣，我一定会为难。假设是你和我合伙开事务所，你的收入就等于我们共同的收入，我自然也要从中分到一份。再说我的合伙人，如果他把同一个案件转给别人去做，他一定也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一笔回扣。”我同意了哥哥的说法，觉得如果自己要做律师，就不应当在给回扣的问题上固执己见。我就说服了自己，换句话说，是这样来欺骗自己的。但我应当补充一句：在其他来源的案子上，我没给人拿过回扣。

那时我的收入已勉强可以维持生活，也是在这个时候，我遭受了平生第一次打击。以前就听说过英国官员如何如何，却一直没有机会面对面地遇见过。

在纳萨希布王公（现已故）即位之前，我哥哥曾经给他当过一阵子秘书和顾问。这时有人跑来控告我哥哥在职时提过错误的建议，而且还把这件事捅到一向对我哥哥心怀成见的英国政治监督官那里去。我在英国时就认识这个官员了，他对我还是相当客气的。哥哥想让我借着这一点交情去替他说几句好话，以消除那位官员的成见。我很不赞同他的这个想法，我不愿意利用在英国时那点很浅薄的交情来说事儿。假使我哥哥真的有过失，我去说情又能怎样？如果他没有犯错，应当通过正当的程序递交呈文，说明真相，静候结果。我哥哥不赞同我的意见。他说：“你不了解卡提亚华，更不了解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什么都靠人情。你是我的弟弟，去向你认识的官员替哥哥说情，是你的责任，你不应当逃避这个责任。”

我无法推诿，违心地去见了这位官员。我知道自己没有权利去找他，也知道这样做十分有损我的自尊心。但我还是求见了，预约了并获得批准。当我提起往日的交情时，立刻发现了卡提亚华和在英国的情形不同；同一个官员，在职时和休假时简直判若两人。监督官承认我们相识，但提到那些交情只是使他态度更加强硬。“你绝不是到这里套近乎，来滥用交情吧？”他语气生硬，眉宇之间也透露出这种态度。尽管如此，我还是说明了来意。这位老爷不耐烦了，“你哥哥是一个阴险的人，我不愿意再听你说下去了。我没有时间，如果你哥哥有什么要解释的，请他通过正当的途径提出来。”这种回答已经令人不堪了，其实也是我应得的。但是自私令人盲目，我继续往下说。这位老爷干脆逐客：“你现在该走了。”

“但是请您听我把话说完。”我这样说使他更生气。他吩咐听差把送我出去，就在我还在迟疑时，差役进来两手一架，把我推出了房门。

然后那位老爷和差役都走了，我也恼羞成怒地离开了。马上写了个条子让人传给他，大意是说：“你侮辱了我。还让你的差役粗暴地对待我。如果你不道歉，我就要告你。”

监督官马上让他的随从送来答复：“是你先对我不敬，我请你离开，你又不走。我别无他法，只好命令差役送你出去。他来之后叫你离开，但你还是不肯走。所以他不得不把你弄出去。你要怎样，悉听尊便。”

我揣这封回信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把事情从头到尾地告诉了我的哥哥。他很难过，但也不知道如何安慰我。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控告这位官员，他便把这情形告诉了他当讼师的朋友。碰巧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为了处理一个案子，从孟买来到了拉奇科特。但是像我这样一个小律师，怎么敢去见他呢？于是便通过聘请他的那位讼师把关于此案的文件转托给他，请他指教。他回话说：“告诉甘地，这是许多讼师和律师都会遇到的事。他才从英国回来，年轻气盛，还不了解英国那些官员们。如果他打算在这里平平安安过日子，就把那封信撕掉，忍下这个侮辱吧。控告那位老爷对他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反而会毁了他。告诉他，他还不懂人情世故呢。”

这个忠告对于我无异于苦涩的毒药，但我不得不吞下去。我忍下了这个耻辱，也因此而获益。我告诉自己：“绝不再陷入这样错误的境地，绝不再这样滥用友谊。”从此以后，我再没有打破这个誓言。这次的打击也使我的生活历程发生了改变。

准备赴南非

去找那位官员无疑是个错误。但与我的错误相比，他盛气凌人的态度未免也太过分了。他没有必要驱逐我，我最多占用他五分钟的时间，只是他完全不想听我说的话，其实他大可以客气地请我走，可权力已把他迷醉到了一种不可理喻的地步。后来我听说，这位英国官员完全不具备忍耐的美德，经常侮辱来访者，只要他稍感不如意，就会暴跳如雷。

当时我的大部分工作都在他主持的法庭里开展，我不会同他和解，因为不愿意拍他的马屁。况且，既然我说过要控告他，就不甘这样沉默。

我开始在这个时候对小地方上的官场政治有了一定的了解。卡提亚华是由诸多小邦组成的，自然是免不了钩心斗角之争了。各邦之间、官吏之间的争权夺利是家常便饭。王公们都听信身边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像上次那位官员的听差，要被小心伺候着，而那位官员的文书作为他主子的耳目和翻译，则比他的主子还厉害。这位文书的话就是法律，他的收入比他的主子多，也许有点夸张，不过他的确不是靠拿薪水过生活的。

对我而言，这种气氛毒害身心，怎样才能不被沾染倒成了困扰我的难题了。

我深感苦恼，哥哥也察觉到了。我们都觉得，要是我能在别的地方找到工作，就有机会离开这个钩心斗角的地方。因为如果不耍一点手段，想当上部长或法官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且我和那位官员发生了冲突，要在本地继续执业是困难重重。

当时，波尔班达已属英国人管辖，我在那里还有一点工作可以做，就是替当地的王公争取更多的权利。为了解决佃农负担的地租过重的问题，我还得去见当地的一个行政官。尽管这位官员是个印度人，气焰比上次那个英国官员还嚣张。他很能干，可是当地的农民并没有因此得益。我或多或少给王公争得了一些权益，但佃农的负担并没有减轻，而佃农们的苦难这样被漠视，这实在令我大为震惊。

我的工作令我相当失望。法官对我的当事人并不公道，可我又无法主持公道，顶多只能向政治监督官或省督提出上诉，但他们会以一句“我们不便干涉”便把我的上诉驳回。如果有什么规章条文可以管制他们的做法，我还有办法，可是在这里，官员的话就是法律。

我无限愤慨。

这时，波尔班达的一家弥曼（Moman）(7)商行给我哥哥写信，提出邀请：“我们是一家大商行，在南非有生意，正在那里打官司，涉及到4万英镑。这个案子已经拖了很久了。我们聘请了最好的讼师和律师来帮助我们。如果你能让你弟弟过来协助我们，对我们彼此都有好处，他能够恰当地指导我们的顾问，也可以借这个机会见见世面，结交新朋友。”

哥哥跟我商量这件事。我没搞清到那里只是从旁协助顾问，还是亲自出庭，但我愿意试试。

哥哥介绍给我去见赛·阿布杜尔·卡利姆·嘉维立，他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股东，最近才去世的。这家公司就是信上所说的商行。他向我保证：“这不是一件难事。我们有很多欧洲朋友，你到了那里就有机会认识他们。你的到来对我们铺子上的生意很有帮助。我们的大部分往来信件是用英文的，在这方面也需要你帮忙。到那里后当然你是客人，不会承担任何费用。”

“需要多长时间？报酬是多少？”我问道。

“不超过一年。我们负担你坐轮船头等舱的来回船票，另外付给你105英镑。”

这待遇不像是给律师的，倒像是给商店雇员的。但当时我真的很想离开印度，这是一个不该错过的好机会，可以去新的国家体验新的经历，而且那105英镑的收入可以寄给哥哥补贴家用。于是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准备赴南非。

抵达纳塔耳

这回去南非，并没有当年赴英国时所经历的那种离别之苦。母亲已经去世了，心中少了一份牵挂，现在我多少已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并且已经有了旅居海外的生活经验，而且从拉奇科特到孟买的来回奔波更是家常便饭了。

这一次我只是舍不得妻子，因为要离开她而难过。从英国回来后，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世了。这时我们的爱虽然还没有彻底摆脱肉欲，但已经越来越纯洁了。回国后我很少和妻子住在一起，而且还当起了她的老师，尽管她不怎么关心，我还是帮助她作了某些改革，我们都觉得，要继续进行这些改革，需要有更多的时间相处，然而去南非的吸引力超过了别离的痛苦。我安慰她：“不到一年我们就能相聚了”，然后便离开了拉奇科特去孟买了。

到孟买后，我需要通过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代理人来购买船票，但舱位已经卖光了，而且如果不坐这一趟的话，我就得滞留在孟买。代理人对我说：“我们已想方设法去买头等舱船票了，可是怎么也弄不到。若你坐统舱，仍然可以被安排在餐厅就餐。”那时，我出门都乘头等车坐头等船，而且身为一名律师，怎么可以乘统舱？我拒绝了他的建议，还怀疑是他们故弄玄虚，我不相信他们买不到一张头等舱船票。得到代理人同意后，我设法自己去买船票。我直接登上轮船，找到了船上的大副。他坦白地告诉我：“平常并不是这么挤，因为这一趟的乘客中有莫桑比克的总督，所以所有的舱位都被订走了。”

“能不能给我腾个地方？”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笑着说：“还有一个办法：我的房间有一个床位，通常是不卖给乘客的，不过我打算给你。”我连忙道谢，通知代理人去买那张票。1893年4月，我满怀着期待，动身赴南非去碰碰我的运气。

航行十三天后，我们停泊在拉谟港口。我已经和船长成为好朋友了。他喜欢下棋，但完全是一个新手，特别需要一个棋艺更低的人做他的对手，因此他就邀请我一起玩。我倒是听说过怎样下棋，可是从来没有下过。精于此道的人常说，棋盘里有一片给人施展才智的广阔天地。船长主动教我，因为我很耐心，他觉得我是一个好学生。我每一次都输，于是他就更加热心的想要教我。我很喜欢下棋，但绝不沉迷，只在船上玩一玩，我对棋艺的理解仅限于移动棋子。

船在拉谟停泊了三四个钟头，我上岸去参观港口，船长也上岸了，他提醒我这个海港风浪很大，要我快去快回。

拉谟是个小地方。我去了邮局，很高兴在那儿见到了几个印度籍的职员，还和他们聊了一会儿。还见到了几个非洲人，我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很有兴趣，就了解了一下，耽误了一些时间。

我在船上认识的几个统舱的乘客也上岸了，他们想在岸上做饭，好好地吃一顿。我发现他们正打算回船上去，便一起搭上一只小艇。港口的潮水在涨，而我们的小艇又超重了。浪潮如此猛烈，这只小艇搭不住轮船的吊梯，一挨到吊梯，就被浪潮冲开了。此时，起锚开船的头一遍哨子吹响了，我很着急。船长在船上看见我们，下令延迟五分钟开船。大船旁边还有另一只小艇，是我朋友花了10卢比为我租的。这只小艇把我从那只超载的小艇上接过去。这时吊梯已经拉上去了，我只好拉住一条长索上去，轮船马上就起航了，其他乘客都被丢在后面。这时我才体会到船长的提醒是有道理的。

拉谟之后的第二个港口是蒙巴萨，然后是赞稷巴。

船在这里停泊的时间很长，达八九天之久，于是我们换了一条船赶路。

船长很喜欢我，可是这种喜欢的方式值得商榷。他邀请了我和一个英国朋友陪他上岸玩一玩，我们坐着他的小艇上了岸。我不知道“玩一玩”意味着什么，而船长也不知道我原是不懂此道的人。有一个掮客把我们带到某些黑人妇女的住处，每个人进一个房间。我站在房里，又羞又呆。只有天知道那不幸的女人是怎么看我的。她大概看出来我为人清白。起初我除了害怕外再也想不起其他事情，后来羞耻感终于消退了，谢谢神灵：我没有对那个女人动心。我讨厌自己的懦弱，并为自己没有拒绝走进房间的那种勇气而深感可悲。

这是我一生中第三次经历类似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本来清白的青年，恐怕就是因为这种错误的羞耻感而滑向了罪恶的深渊。我想如果我当时拒绝走进那个房间，我会更信任自己。感谢神灵，多亏他拯救了我。这件事坚定了我对神明的信仰，也在一定程度上教会我抛弃错误的羞耻感。

由于要停留在这个港口一个周，我干脆住到城里，成天四处溜达，增长了许多见闻。赞稷巴绿树成荫，印度只有马拉巴才能与之媲美，那些高大的树木和巨硕的果子使我感到惊奇。

过了赞稷巴便到了莫桑比克。5月底我们到达了纳塔耳。

头巾的问题

纳塔耳的港口是杜尔班，又叫做纳塔耳港。

阿布杜拉赛（Sheth）(8)来码头接我。当船靠码头时，我就观察那些上船来接朋友的人，发觉这里的印度人并不被人尊重。很容易就能看出来那些认识阿布杜拉赛的人都很藐视他，这使我很难受，阿布杜拉赛却已习以为常了。盯着我看的人似乎都对我很好奇。我的服装有别于其他印度人，穿着长过膝盖的大礼服，头上却戴着头巾，很像孟加拉人戴的“普格里”（Pugree）(9)。

我被送到那家商行，安顿在阿布杜拉赛隔壁的一个单间里。我们彼此都不了解对方。他读着他弟弟托我转交给他的信，更不知如何是好。在他看来，他弟弟给他送来了一头很难伺候的白象。我的穿着打扮和生活作风看起来很像欧洲人，这让他颇为震惊。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可以给我做。他们的案子正在德兰士瓦进行，立即把我送到那里没有意义。那么他如何才能信任我的能力和人品呢？他不会到比勒托里亚去观察我办事，而被告都在比勒托里亚，他觉得被告很有可能对我施加不好的影响。如果不放心把有关这案子的工作交给我做，那还有什么工作可以交给我呢，因为别的职员都能干得好？职员们如果做错了事，还可以责备几句，要是我也做错了，那该如何是好？如此看来，要是不把与这个案子有关的工作交给我，那么，把我留下来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实际上，阿布杜拉赛没有什么文化，但有丰富的经验。他很能干，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这一点特长。因为经常在工作中用到，他掌握了足够日常对话用的一点点英文，已足够他与银行经理或欧洲商人来往时自如地处理一切事务，以及向他的法律顾问陈述案情。当地的印度人都非常尊敬他。他的商行是当时那里最大的印度商行，或者说是最大的其中之一。他有许多长处，但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天性多疑。

他非常看重伊斯兰教，而且热衷于谈论伊斯兰的宗教哲学。尽管不懂阿拉伯文，但却颇为精通《可兰经》和一般的伊斯兰教文学。他善于旁征博引，能信手拈来各种例子。在和他来往的过程中，我获得了不少关于伊斯兰教的实际知识。当我们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后，常常长时间地探讨有关宗教的问题。

我到了那儿后两三天，他便领我去杜尔班的法院，介绍我认识了几个人，还让我坐在他的法律代理人身旁。庭长一直看着我，后来还吩咐我摘下头巾。我拒绝了，离开了法庭。

我意识到，未来这里也有斗争在等候着我了。

阿布杜拉赛向我解释了在法庭上责令一部分印度人除下头巾的原因：那些身穿伊斯兰教服装的印度人可以戴着头巾，但是其他印度人便要照例除下头巾。

为使读者了解为何有这么一点多余的区别，我必须详细地作个说明。在这两三天之内，我已看出来这里的印度人分成了好几派。一派是穆斯林商人，自称为“阿拉伯人”。另一派是印度教徒。还有一派是波希人，都是当职员的。印度教徒职员，哪一派都不属，除非他们投身于“阿拉伯人”的那一派。波希职员则自称为波斯人。这三个阶层彼此都有些社会关系。但是为数最多阶层的还是由泰米尔、德鲁古以及北印度契约工人和自由工人构成的。契约工人是指那些签了契约到纳塔耳来工作五年的工人，他们又叫做“吉尔米提亚人”，这个称呼是英文“协议”一词的变音。前面三个阶层和这个阶层之间只有生意上的往来。英国人把这些人叫“苦力”，而且由于大部分印度侨民属于这个阶层，于是所有印度人都被冠名为“苦力”或“沙弥”。“沙弥”是泰米尔文的后缀，放在很多泰米尔人的名字后面，其实与梵文的“史华密”是一个意思，即“主人”。如果有哪个印度人不愿意自己被称为“沙弥”，又有足够的胆识，他就会反唇相讥：“你可以叫我‘沙弥’，但你不要忘了‘沙弥’的意思是主人。我可不是你的主人啊！”有的英国人听了就算了，有些人却会生气，破口大骂印度人，甚至拳脚相加，对他而言，“沙弥”是污辱人的话，把它当做主人的意思，简直就是一种诬蔑！

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我被称为“苦力律师”，而做生意的人也就被称为“苦力商人”了。“苦力”这个字的原意就这样被淡忘了，成为所有印度人的普通称呼。穆斯林商人很讨厌这种称呼，他们声称“我不是苦力，我是阿拉伯人”，或声称“我是商人”，如果遇上的是一个比较客气的英国人，便会向他道歉。

在这样的形势下，戴不戴头巾的问题显得非常重要。一个印度人如果被迫脱下头巾，无异于忍受一场耻辱。我想干脆改戴英式的帽子得了，免得遭受这种耻辱，还可能引起不愉快的争论。

然而阿布杜拉赛却不赞成我的想法。他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影响一定很恶劣。你将置坚持要戴印度头巾的人于何地？何况印度头巾很适合你。戴上英式的帽子，倒显得你像个餐厅的服务生了。”

他的话里夹杂着真知灼见，爱国思想和一点点褊狭的思想。其中的睿智显而易见，同时，如果不是出于爱国，他便不会坚持戴印度头巾；而那么轻蔑地提起服务生，正好反映了他褊狭的思想。印度契约工人包括了三个阶层的人：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最后一个阶层是皈依了基督教的印度契约工人的子女。在1893年，这个阶层的人就相当多了。他们穿英式服装，大多以在旅馆里当服务生为职业。阿布杜拉赛批评英式的帽子，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些人的服装。在旅馆里当服务生，被公认为是不体面的事。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我总体上是赞成阿布杜拉赛的话的。我向报馆投稿谈了这件事，坚决捍卫我在法庭里戴印度头巾的权利。戴头巾的问题在报纸上引发了争论，我则被媒体描写成一个“不受欢迎的造访者”。如此一来，我到南非不过几天，这件事便出乎意料地为我做了一回广告。有人支持我，也有人激烈地批评我的冒昧。

我旅居南非期间，几乎一直戴着印度头巾。至于在南非我何时和为何不戴头饰了，后面再谈吧。

赴比勒托里亚途中

不久我便接触到了住在杜尔班的信仰基督教的印度人。我认识了法院的翻译保罗先生，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还认识了当时新教会倡办的学校的教员苏班·戈夫莱先生，他是1924年出访印度的南非代表团成员詹姆斯·戈夫莱先生的父亲，现在已经过世了。大概也在这个时候，我还结识了巴希·罗斯敦济（现已故）和阿丹吉·米耶汗（现已故），所有这些朋友，当时只是工作上的交往，与他们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往来，后来才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关于他们的情况，后面还要谈到。

正当我不断扩大我的社交范围时，商行接到了他们的律师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说要充分准备好打一场官司，建议阿布杜拉赛亲自去比勒托里亚一趟，或是派一个代表去。

阿布杜拉赛给我看了这封信，问我愿不愿意去比勒托里亚。我说：“只有从你那里了解清楚这个案子的情况以后，我才有应对的办法。现在我都不知道到那里去我要做什么。”他叫来几个职员向我说明了整个案情。

我开始研究这个案子，感到我需要从头学起这里面涉及的问题。逗留在赞稷巴的那几天，我曾去法庭见识过那里的工作情况。见到一个波希律师盘问一个证人，问他不少关于账本所涉及的借贷问题，我一点也听不懂。无论在中学读书还是在英国留学时，都没有学过簿记。而我到南非来处理的这个案子，主要和账目有关。只有懂账目的人才能理解和解释其中的问题。那个给我讲案情的职员滔滔不绝地说着借方、贷方的内容，我却越听越糊涂。我不懂P. Note的意思，在字典里也查不到，只好请教那个职员，才知道P. Note原来指的是期票。我买了一本有关簿记的书，认真加以研究。这倒使我增强了一些信心。我终于弄清楚了案情。阿布杜拉赛其实也不会记账，可是他有很多实践经验，能够很快地解决簿记中的复杂问题。我告诉他们，我已做好去比勒托里亚的准备了。

“你打算在哪里住？”他问道。

“随便你安排。”我说道。

“那么我就写信给我们那边的律师，他会替你安排住处。我还可以给那边的弥曼朋友写几封信，不过我希望你尽量不要和他们一起住。我们的对手在当地有很大的势力，如果他们中有人设法看到了我们的来往信函，会对我们十分不利。你越是避免和他们来往，对我们就越有利。”

“你的律师叫我在哪里住，我就在哪里住，不然我就自己找个单独的住处，请放心吧。没人会知道我们的秘密。但是我倒是很想认识我们的对手，和他们交朋友。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试试达成庭外和解。毕竟铁布赛是你的亲戚。”

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赛是阿布杜拉赛的近亲。

我提到的有可能解决这个案子的方法，多少令阿布杜拉赛感到意外。然而我到杜尔班已经六七天了，我们对彼此已经有些了解，我不再是所谓的“白象”了。

他说：“那好吧。能够庭外和解再好不过。我们都是亲戚，彼此都清楚对方的脾气，铁布赛不是一个轻易答应和解的人。只要我们稍一疏忽，他就会想尽办法钻我们的空子，一整到底。所以你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

“关于这一点，请不必担心。”我说，“我无须和铁布赛说什么，也不必和其他任何人谈起这个案子。我只是建议他同我们达成庭外和解的共识，避免一场不必要的官司。”

我只在杜尔班待了七八天便离开了。他们给我买了一张头等车厢的票，如果需要坐卧铺，通常要再付5先令。阿布杜拉赛非要我坐卧铺，但是出于固执和骄傲，也为了节省5先令，我谢绝了。阿布杜拉赛说：“小心点，这里有别于印度。谢谢神灵，我们还花得起这点钱。只要是你需要的，请你不要舍不得花。”我谢过他，并请他不必担心。

晚上9点左右，火车抵达纳塔耳的省城马利兹堡。照例从这一站开始提供卧铺。有一个乘务员过来问我要不要卧铺。“不要，我自己有铺盖。”我说道。他便走了。跟着来了另一个乘客，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看我是“有色人种”，很不高兴。他马上走出车厢，带了一两个官员来。他们一言不发，后来又过来一个官员对我说：“跟我来，你必须转到货车厢里去。”

“可是我有头等车厢的票呀。”我说。

“那没用，”另一个官员道，“我跟你说，你必须去货车厢。”

“我告诉你，我在杜尔班就获得坐这个车厢的许可了，我会坚持坐到目的地。”

“不行，”那官员说，“你必须离开这里，否则我只好叫警察把你推出去。”

“那好，你去叫吧。我绝不自动离开。”

警察果然来了。他抓着我的手，把我推了出去，行李也扔了出去，我拒绝去别的车厢，火车就开走了。我拿着提包走到候车室，把其他行李留在原地，交由铁路当局代管。

恰逢冬天，南非高地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马利兹堡地势很高，那种寒冷难以形容。我的大衣放在行李箱里，但我不敢去拿，害怕又受到侮辱，我就坐在那里任凭自己发抖。房里没有灯，半夜里有一个乘客进来，似乎想要和我搭讪，可我却没有心情跟他讲话。

我开始想到自己的职责。是该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呢，还是干脆回印度呢，还是把这个侮辱抛到一边，先赶到比勒托里亚去处理完这个案子再回印度？没有完成自己的工作就回印度是懦弱的表现。我个人所遭受的还只是表面的痛苦，更深层的含义是那种沉重的种族歧视。如果可能的话，哪怕要遭受一些折磨，我也应当设法根除这个病根。我所寻求的无非是消除种族偏见罢了。

我决定搭乘下一班火车赶到比勒托里亚。

第二天早上我给铁路局长发了一个长途电报，一并通知了阿布杜拉赛，他立刻亲自去见那位局长。局长的解释是铁路当局的做法没有不妥，但也告诉阿布杜拉赛说他已指示站长将我平安带到目的地了。阿布杜拉赛发电报给马利兹堡的印度商人，还有其他地方的朋友，请他们去车站接我，给我适当的照顾。于是，那些商人便来车站接我，还把他们所遭遇的不平事都讲给我听以安慰我，说我碰到的事情在这里并不少见，还有，印度人坐头等或二等车厢出门，铁路官员和白人旅客一定会刁难他。就这样听着大家诉苦，那天就过去了。后来夜车到了，上面给我定下了卧铺。这时我便在马利兹堡买下了在杜尔班时不肯买的卧铺票。

我乘火车到了查理斯城。

遭遇不公正对待

早上到了查理斯城。那时，查理斯城和约翰内斯堡之间还没有火车站，只有驿站，中途还要在史丹德顿过夜。

我手中有一张车票，尽管在马利兹堡耽搁了一天，票依然有效；何况阿布杜拉赛还给查理斯城驿站的经理人发过一个电报说明了情况。

然而那个经理人想借故把我丢下，所以他一发现我是生客便说我的票已经失效了，我据理力争。其实他真实的想法不是因为没有座位，而是另有打算。乘客本来都该坐在车厢里，但是因为我被当做所谓的“苦力”，又是个生客，那个被称为“领班”的马车管理员——是白人，认为我和白人乘客坐在一起是不合适的。马车驾驶座两边有两个座位，照例领班需要坐在其中一个座位上，而这一次他却坐在车厢里面，把他的位子让给我坐。我知道这种做法完全是不正当的，而且也是一种侮辱，但是我想最好还是忍了吧。我强坐到车厢里面去是不可能的，若是提出抗议，这辆马车就把我丢下，这样便会再延误一天，不知道第二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即便我心里极为不满，还是不声不响地坐在车夫旁边了。

大约下午3点，马车到了巴德科夫。领班想坐在我的位子上吸烟，顺便想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于是他从车夫那里要了一块脏麻布，铺在驾驶座旁的脚踏板上，对我说：“沙弥，你来坐这儿，我要坐到车夫旁边。”这种侮辱太过分了，我忍无可忍，战战兢兢地对他说：“是你叫我坐在这儿的，本来我应当坐在里面，但是我忍了。现在你又要坐到外边吸烟，却让我坐在你的脚下。这我做不到，不过我倒可以坐回车厢里面去。”

当我还在吞吞吐吐地讲时，领班走了过来，重重地给了我几个耳光，抓住我的胳臂，想拉我下车。我死命地拽住车厢的铜栏杆，即使断了腕骨，也绝不松手。那个家伙对我又骂又拖又打，而我始终不动声色。他强我弱，乘客们都看在眼里，有几个乘客同情我，禁不住嚷道：“伙计，由他吧。别打了。他说得对，不该受到指责。如果他不肯坐在那里，就把他放进来和我们坐在一起吧。”“我才不怕。”那个家伙叫道，可是似乎也泄气了，不再打我了。他松开我的胳臂，又骂了我一顿，便把坐在驾驶座另一边的那个赫顿托特仆人叫过来坐在脚踏板上，自己又坐到那个空位子上去。

待乘客们坐定，吹过哨子以后，马车又继续赶下一程了。我的心急速跳着，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到达目的地。领班不时怒目相视，指着我厉声说道：“当心啊你，等到了史丹德顿，再让你看看我的厉害。”我坐在那里不吭声，只求神明保护。

天黑以后，我们到了史丹德顿。终于看见了几个印度人，我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一下车，接站的这些朋友便对我说：“我们是来接你去赛伊沙的店的，达达·阿布杜拉赛给我们发过一封电报。”我自然放宽了心，和他们一起去赛伊沙·哈齐·苏玛尔的店铺了。赛伊沙和店员们围坐在我身边，我把路上的种种遭遇讲给他们听。他们听后很难过，也把他们自己的惨痛经历说出来安慰我。

我要通知驿车公司的经理人整件事的经过。于是写了一封信，叙述了路上发生的一切，并请他留意他的这位手下对我的恐吓，还要求他保证第二天一早继续赶路时，我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坐在车厢里。经理人是这样回信的：“从史丹德顿开始，我们会换一辆大一点的车，是由另外几个人负责的。你申诉的那个领班明天不在那里，你可以和其他乘客坐在一起。”这使我稍微放下心来。我本无意要控告那个欺负我的领班，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

第二天早上，赛伊沙派人送我上车。我得到了一个好座位，当晚平安到达约翰内斯堡。

史丹德顿不过是个小村庄，而约翰内斯堡却是个大城市。阿布杜拉赛本来已经发电报到约翰内斯堡，也给了我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商店的店名和地址，那儿的人到驿站去接我，然而我没有看见他，他也不认识我，便错过了。于是我打算去住旅馆。我知道几个旅馆的名字，就租了一辆马车，请车夫送我去国民大旅馆。见到了旅馆经理，请他给我开一个房间。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客气地说：“非常抱歉，客满了。”还对我说了再见。我只好请车夫送我到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的商店。我发现阿布杜尔·甘尼赛正在那儿等我，他诚挚地向我问好。他听了我在旅馆里的经历，不由大笑起来：“难道你还梦想住进旅馆吗？”

“为什么不行？”我问道。

“在这儿住上几天你就知道了，”他说道，“只有我们能在这种地方生存下来，为了赚钱，必须忍受一些侮辱，就是这样。”接着他便把印度人在南非的种种不幸遭遇讲给我听。

关于阿布杜尔·甘尼赛的情况，后文中还要谈到。

他说：“这种地方不适合你这样的人待。你等着瞧，明天去比勒托里亚，就只能坐三等火车。德兰士瓦的情形比纳塔耳还糟，头等和二等的车票是从不卖给印度人的。”

“大概你们在这方面也没有尽量进行持久的努力争取吧？”

“我们提过意见，不过我得承认，我们自己的人也照例不愿意坐头、二等车厢。”

我找人弄了一份铁路规章看，发现里面是有很多漏洞的。德兰士瓦旧法令的文字表述本来就不算准确，铁路规章更是如此。

我对阿布杜尔·甘尼赛说：“我想坐头等车，如果买不到票，我宁愿租一辆马车到比勒托里亚去，路上总共也不过37英里吧。”

阿布杜尔·甘尼赛提醒我，这样做既费时又费钱，但是他同意我坐头等车，于是我们给车站站长写了张条子。条子上说明了我是律师，出门一向坐头等车船。还说我需要尽快赶到比勒托里亚，因为来不及等他回信，我希望到站上当面和他买一张头等车票。我想听他当面答复自然是别有意图的。我猜想书面答复很可能是个“不”，也许他对于“苦力律师”会有成见。于是我打算穿上最考究的英式服装去和他谈谈，尽可能说服他卖给我一张头等车票。我穿上大礼服，戴着领带，来到车站，拿出1英镑放在柜台上，要买一张头等车票。

“是你写给我那张便条？”他问。

“就是我。要是你能卖给我一张头等车票，我将不胜感激。今天我必须赶到比勒托里亚。”

他笑了起来，和蔼地说：“我不是德兰士瓦人，我是荷兰人。我理解你的感受，也深表同情。我愿意卖给你车票，但有个条件：如果乘务员叫你转到三等车厢里，请不要把我牵连进去。就是说，请不要控告铁路公司。祝你一路平安，看得出你是一位绅士。”

说完这些话，他便卖了车票给我。我谢过他，并给他必要的保证。

阿布杜尔·甘尼赛到车站来为我送行。此事令他又惊又喜，但还是提醒我说：“只盼你能平安到达比勒托里亚。我怕乘务员不会放过你，即便他同意，头等车的乘客也不会答应的。”

我终于坐上了头等车厢，火车出发了，到了日耳米斯顿，乘务员上来查票。看见我坐在那儿他非常生气，用手示意我转到三等车厢去。我给他看我的头等车票。他仍说：“这不算的，到三等车去！”

车厢里除我之外，只有一个英国乘客，他替我打抱不平：“你干嘛要这样麻烦这位先生？难道你没看见他有头等车票吗？我不介意他和我坐在一起。”然后这位英国乘客又转身对我说，“你就在你原来的位置舒舒服服地坐着吧！”

乘务员喃喃地说：“要是你愿意和一个苦力坐一个车厢，干我什么事？”说完就走开了。

当晚8点左右，火车到达了比勒托里亚。

抵达比勒托里亚

原以为达达·阿布杜拉的律师会派人到车站接我，因为来之前我已经承诺过不在当地印度人的家里住，所以不会有印度人来接我，不料那位律师并没有派人来。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到的那天是周日，派人来接我很不方便。当时我很为难，不知道该去哪里，又担心没有一家旅馆会收留我。

在1893年，比勒托里亚车站的情形和1914年时是截然不同的。那时灯光昏暗，旅客稀落。我一直在等所有的旅客都走光，想乘收票员稍微得空时我便可以把票递给他，顺便向他求教我能到哪个小旅馆或其他什么地方可以投宿。不然，我就只能在车站过夜了。应当承认，我连这么点事都不敢问他，是怕再受到侮辱。

等到所有的旅客都走光了，我把车票交给收票员，向他询问起来。他客客气气地回答我，可是看得出来他帮不上忙。此时，站在旁边的一个美国黑人和我攀谈了起来。

“这么说来，”他说，“你完全是一个生客，在这边没有任何朋友。如果你愿意，请跟我来，我带你去一家小旅馆，老板是美国人，跟我很熟，我想他会招待你的。”

我将信将疑，不过还是向他道谢，并且接受了他的建议。他带我到约翰斯顿家庭旅馆去，把约翰斯顿拉到一边说了几句，约翰斯顿同意让我住一晚，条件是：我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用餐。

“我向你保证，”约翰斯顿说，“我没有种族歧视。但是我这儿只有欧洲客人，所以如果请你到餐厅去吃板，我的客人们可能会不高兴，甚至于离开。”

“谢谢你，哪怕只能住一晚，我也非常感谢！我现在多少了解了这里的情况，也能理解你的困难。叫我在房内用餐不要紧。希望明天我可以另作安排。”我说。

我被带进房间，独自坐在那里等晚餐，陷入沉思之中。旅馆里客人不多，我以为服务生很快就会把饭送来了，没想到约翰斯顿亲自进来了。他对我说：“我叫你独自在这里吃饭，实在是过意不去，因此我向其他的客人说起你，问他们介不介意请你到餐厅里吃饭。他们说他们不介意，并且说随便你在这里住多久，他们都不会介意。所以请你到餐厅去吃饭，还有如果你不嫌弃，在这里住多久都可以。”

我再次向他道谢，到餐厅里好好地吃了一顿。

第二天早上，我拜访了阿·伍·贝克先生律师。阿布杜拉赛曾大致向我介绍了一下他的为人，所以对他的热诚接待我并不感到惊奇。他很热情，颇为关怀地询问了关于我的一些情况。我把有关自己的一切一一向他说明了。接着他说：“我们已经请到了最好的顾问，目前这里不能委托你做律师的工作。这个案子拖很久了，也很复杂，所以想拜托你了解一些必要的情况。与我相比，你和当事人的来往会更方便一些，今后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情况都要从你那里获得。这么做是最妥当的。我还没给你安排好住处，是想最好等见到你再作打算。这里种族歧视很可怕，所以替你找住处是不容易的。不过我认识一个穷苦的女人，是一个面包师的妻子。我想她应该会收留你，她也可以因此而增加一点儿收入。走吧，我们带你去她那儿看看。”

他把我带到她家里，私下和她商量了一下，她果然同意了，食宿在内，每周35先令。

贝克先生除了做律师之外，同时还是一个坚定的平民传教士。他现在仍健在，而且早已不当律师了，专门从事教会工作。他是个有钱人，直到现在都还和我通信，谈论的都是同一个话题。他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基督教是最好的，并认为如果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唯一之子和人类的救主的话，便不能得到永久的安宁。

我们初次见面时，贝克先生便开始探听我的宗教观。我对他说：“我天生就是印度教徒，但至今我对印度教的了解也很有限，对其他的宗教更是知之甚少。说实话，在宗教问题上，我并没有什么把握，不知道自己在相信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应该相信什么。我想认真地研究一下自己的宗教，如果可能，也想尽可能地涉猎其他宗教。”

贝克先生听了我说的这一番话很高兴，他说：“我是南非宗教总会的董事之一。我自己出资盖了一座教堂，定期到那里布道。我本人没有种族歧视。我和我的几个同事每天下午1点钟都聚在一起。用几分钟的时间祈求和平与光明。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祷告。我可以把你介绍给我的同事，他们一定乐意见到你，而且我敢肯定，你也会喜欢和他们相处。此外，我还可以给你推荐几本宗教书籍读一读，自然咯，《圣经》是最重要的，是我特别向你推荐的。”

我谢过贝克先生，答应尽量按时去参加他们下午1点钟的祈祷会。

“那么我希望你明天1点钟来这里，我们一起去祷告。”贝克先生补充了一句，我们就道别了。

事实上，我当时根本没有时间好好地考虑这个问题。

我回到约翰斯顿先生那儿，付了房钱，便搬到新住处去，在那儿吃午餐。女房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妇人。她为我煮了一顿素食。没过多久，我便和这家人熟了起来。

随后我便去见达达·阿布杜拉介绍给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从他那儿我了解到旅居在南非的印度人所遭受的更多的苦难。他执意要请我住到他家里，我谢过他的好意，告诉他我已做好安排了。他一再告诉我凡有所需，只管告诉他。

这时天色已晚。我回到住处，吃过晚饭后便回房里躺下，陷入沉思。当时手头上并没有立刻要做的工作，我把这个情况向阿布杜拉赛反映了。我心想贝克先生为什么对我有这样的兴趣呢？我能从他的教友们那儿得到什么呢？我能对基督教研究到什么程度？怎样才能弄到印度教的典籍？我对自己的宗教还没有研究透彻，怎么能够正确地理解基督教？最后我只能得到一个结论：我应当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来面对我碰到的一切事物，听从神灵的指引来对待贝克先生的团体；在我还没有深入透彻地了解自己的宗教之前，我不会信奉另一种宗教。

这样想着想着，我便睡着了。

与基督教徒往来

第二天下午1点钟时，我去参加贝克先生的祈祷会。在那儿认识了赫丽斯小姐，嘉碧小姐，柯慈先生还有其他几个人。在场的每个人都跪下来祈祷，我也是。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愿向上帝请求各种各样的事情。通常都是祈求那一天平安度过，或是请求上帝开启他的心灵。

现在这些祈祷者们为我的福祉也加上了一段祷告：“主呀，请你为这位新加入我们的兄弟指引明路。主呀，请把你所赏给我们的平安也赏赐给他。愿使我们得救的主耶稣也救他。我们所祈求的这一切都是奉耶稣的名。”在这种祈祷会上，并不唱赞美诗或其他音乐。每天为某件特别的事祈祷完后，大家便散去，各自去吃午餐，因为那时正是吃午餐的时刻。祈祷所花的时间不超过五分钟。

赫丽斯小姐和嘉碧小姐都是上了岁数的未婚女士。柯慈先生呢，则是教友会的会友。两位女士住在一起，她们给我一个长期有效的邀请：每周日下午4点钟去她们家里喝茶。

每个周日我们都见面，我那时总是把自己一周来所写的宗教日记拿给柯慈先生过目，并和他就我所读的书以及这些书给我留下的印象进行讨论。而两位女士则常常叙述她们一些美好的经验和她们感受到的平安吉祥。

柯慈先生是一个坦诚坚毅的青年。我们常一起出去散步，有时他也带我去见其他基督教友。

等我们彼此关系更为密切以后，柯慈先生开始有选择地把书介绍给我读，到最后我的书架几乎堆满了他的书。他想用基督教的书使我充实，事实确也如此。出于一种纯真的信念，我答应他我会读完这些书，在读期间，我们还会加以讨论。

1893年我读了不少这一类的书。现在已记不住所有的书名了，其中大概包括贝克博士的《城市教堂评注》，皮尔逊的《确凿的证明》和巴特勒的《对比论》。有些书不知所谓，而有的我很喜欢，也有的我不喜欢。《确凿的证明》主要是根据作者自己的理解，来阐明许多支持《圣经》的依据，这本书对我没有多大的影响。贝克的《城市教堂评注》大多是道德上的激励，但是对一个对当时普遍的基督教毫无信仰的人来说，并无用处。巴特勒的《对比论》是一部精湛深奥、打动人心的著作，要反复读四五遍才能正确领悟其中的见解。我觉得作者的目的，是要把无神论者都转变为有神论者。对我而言，书中关于上帝存在的许多论点我都是赞同的，因为我早就度过了不相信有上帝的阶段。至于它关于耶稣是上帝的唯一之子，乃至耶稣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的观点，我依然无法认同。

但柯慈先生并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他对我关心十足。他看我脖子上戴着罗勒念珠串成的毗湿奴教项链，认为这是一种迷信，为此而难过。“这种迷信是不对的。来，让我帮你摘下这条项链。”

“不，千万不可。这是我的母亲送给我的圣礼。”

“可是你相信这个吗？”

“我并不了解它所代表的神秘意义。如果不戴它，可能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我绝不能摘下这条项链，因为这是母亲戴在我的脖子上的爱和一种信念，母亲以为它将庇护我。当它因为年久而自行耗损，终至断掉时，我也不会再去弄一条新的戴上。可是不能人为弄断它。”

柯慈先生并不尊重我的宗教，因此也不赞成我的理论，他期盼着终有一天能把我从愚昧无知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他努力想使我相信，即便别的宗教有一点真理，如果我不全心全意地接受代表真理的基督教，是永远无法得救的，除非经由耶稣，否则我身上的罪恶是无法洗涤干净的，做多少好事也终归无用。他一边建议我读很多书，一边还带我认识了几个他认定的十分坚定的基督教友，其中有一个朋友是属于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普鲁茅斯教友会的。

柯慈先生帮我建立的这许多关系都很好。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些教徒都是虔诚敬畏上帝的。然而当我和普鲁茅斯教友会接触时，其中一个教友却向我提出了一种令我始料未及的理论。

“你无法理解我们的宗教有多么伟大。照你说的，你生命里的每一个时刻几乎都用在忏悔自己的过失和改过自新的补救工作上。这种周而复始的行为怎会使你得救呢？你是永无宁日的。你也承认世人都是罪人。但请你看看我们的信仰是多么完美。我们无须改过自新，却必会得救。我们怎么背得起如此沉重的罪恶的包袱呢？只有把负罪的重担放在耶稣的身上。他是唯一纯洁无罪的上帝的儿子。凡信他者，必得永生。这就是上帝的无限慈悲。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将会替我们赎罪，我们就不会受到罪过的羁绊，我们必然是免不了要犯罪的。没有人在世活着而从无罪过。耶稣就是为此而受苦，并为全人类承受和救赎所有的罪过。

只有那些接受他伟大的救赎的人，才能够得到永久的平安。试想你的一生是多么惶惶不安，而我们则得到了永远平安的许诺。”

他的这番话完全不能使我信服。我谦逊地说：“如果这便是所有的基督教徒所认定的基督教，恕我不能接受。我并不寻求对罪行的补救，我希望的是从罪恶本身，或不如说是从罪恶的念头本身得到拯救。在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之前，我宁可不要安宁的生活。”

那位普鲁茅斯教友接着反驳道：“我敢保证，你的努力无济于事。请再仔细考虑考虑我所说的话吧。”

这位教友真是言出必行。他不惜故意犯罪，借此向我表明他不会因此而感到不安。但在我遇到这些朋友之前，就已经知道并非所有的基督教徒都相信这种救赎论。柯慈先生自己就是一个敬畏上帝、心地纯洁的人，他也相信人可以自我净化。那两位女士也赞成这种看法。我所读过的书中有几本也是同样充满着这样虔敬的态度和观点的。所以，柯慈先生对于我前面那一次经历深感忧虑，但我反复向他说明：一个普鲁茅斯教友的歪曲之谈不至于使我对基督教产生偏见。

我的疑惑是在别的地方，也就是关于对《圣经》的看法及其已被人承认的解释。

设法与印度人联系

在更详细地讲述与基督教徒更密切的往来之前，我必须谈谈这个阶段的其他经历。

在比勒托里亚，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赛的地位和达达·阿布杜拉在纳塔耳的地位是差不多的。但凡公众活动没有他参与就不行，我到比勒托里亚的第一个周就认识他了，我告诉他我想联系上那里每一个印度人，了解一下那里印度人的情况，请他帮忙协助，哈齐汗欣然同意。

我的第一个行动是举行一次会议，召集比勒托里亚所有的印度人来参加，告诉他们德兰士瓦印度人的生活处境。会议是在哈齐·穆罕默德·哈齐·朱萨布赛的家里举行的，我是靠着一封介绍信结识他的。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基本上都是弥曼商人，只有少数的几个印度教徒，比勒托里亚的印度教居民也不太多。

这一次会上的发言，可以算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公众演讲。讲演的主题是论商业活动的诚信，演讲之前，我已做好充分的准备。

常听商人们说，做生意是不能讲诚信的。当时我就不认可这种观点，现在也是。到如今还有些经商的朋友说诚信和商业是无法并存的。他们认为，商业是实际的事情，而诚信则是宗教的事情，现实是一回事，而宗教又是另一回事，做生意没有纯粹的诚实可言，只有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才行得通。在演讲中我强烈反对这种说法，力图唤起商人的双重责任感：在国外经商诚信更是格外重要，少数几个印度人的行为象征着他们亿万同胞的品行。

我发现同胞们的生活习惯和他们身边的英国人比起来，很不卫生，我便提醒他们加以注意，还强调不必刻意区分诸如印度教徒、穆斯林、波希人、基督教徒、古遮拉特人、马德拉斯人、旁遮普人、信德人、卡赤人、苏尔特人等等的差别。在演讲快结束时，我建议成立一个协会，以便将印度侨民的苦处向有关当局反映。我承诺尽可能抽出时间为协会服务。看得出来，这次会议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发言结束后，大家便进行了讨论。有人表示支持我的说法，我很受鼓舞。听众中懂英文的很少，而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国家里，懂点英文知识是大有帮助的，我建议大家利用闲暇时间学习英文。我给他们举例，即便是上了年纪的人，也能学会一种语言。我计划开办一个英文班，此外，我愿意为那些想学英文的人进行个别辅导。

后来英文班没有开成，但有三个年轻人表示愿意在方便时跟我学习，只是要我到他们住的地方去上课。三人中有两个是穆斯林，一个是理发师，另一个是职员，第三个是印度教徒，是一个小店员。我一一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我对于自己的教学能力毫不担心，我的学生可能不够有耐心，但是我绝对不会。有时候到他们那里时，他们却正忙着做生意，可我并不会失掉耐心。他们都没想学得多深，不过有两个学了大约八个月以后英文大有进步，学会了用英文记账以及写普通的商业信函。那个理发师的水平仅限于学会招呼顾客。学习英文的结果是，三个人中有两个通过学习提高了收入。

我觉得那次会议的结果还算圆满，会中还决定每周或者每月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会议基本是按时举行的，大家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这样一来，我几乎认识了当时住在比勒托里亚的所有印度人，对他们的情况都有所了解。这促使了我采取下一步行动，去见比勒托里亚的英国监督官贾科布斯·戴·韦特先生。尽管他很同情印度人的处境，但他的影响力很有限。他答应尽力帮助我们，还表示在需要时随时都可以去找他。

此时，我还写信给铁路当局，告诉他们按着他们自己的规章规定，印度人所受的乘车限制是不公正的。我得了一封回信：只要是穿着得体的印度人，都可以买头、二等车票。这回复远不能改变现状，因为怎样才算“穿着得体”，决定权仍然在站长的手上。

那位英国监督官让我看过一些关于印度人事务的文件。之前铁布赛也给我看过类似的文件。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印度人是如何残酷地被排斥于奥伦治自由邦之外的。

总之，在比勒托里亚的居留期间，使我有机会就德兰士瓦及奥伦治自由邦的印度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进行一次深入的研究。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研究对我以后的工作会有那么大价值，因为，我原计划是，如果那个案子年前可以结束，年底就回国，或者更早一些。然而神灵却另有安排。

印度侨民的悲惨

在这里详细描述印度人在德兰士瓦和奥伦治自由邦的生活情况是不合适的。如果有人愿意全面了解那里的情况，建议他读一读我写的《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史》。可是，在这里简略地谈一谈还是有必要的。

由于1888年或者更早前颁布的一个特殊的法律，奥伦治自由邦的印度人几乎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如果他们想在那里留下来，就只能到旅馆去当服务员或者做一些其他类似的服务性工作，政府只给了一点象征性的补偿，就把做生意的全部赶走了。虽然商人们也请愿，也递申诉书，但徒劳无功。

1885年，德兰士瓦通过了一个非常严苛的法律，并在1886年略有修改。根据修订过的法律，所有进入德兰士瓦的印度人都必须缴纳3英镑的人头税，除非是在专门划给他们居住的区域内，他们没有私有土地，也没有选举权，所有这一切都是根据专为亚洲人而立的特殊的法规而来，适用于有色人种的法律也适用于亚洲人。这些法律规定，印度人不得在公共人行道上行走，倘若没有通行证，不得在晚上9点以后出门。对于印度人而言最后一项规定是很偏激的。凡被称为“阿拉伯人”的印度人可享受一种优待，免受此限。如此一来，谁能享受优待自然全要仰仗警察了。

我吃过这两项规定的苦头。我常在夜间和柯慈先生外出散步，很少10点以前回家。如果被警察抓起来了，那可怎么办呢？对于这个问题，柯慈先生比我想得多。他可以给他的黑人仆人发通行证，可是他怎么可以给我签发？只有主人可以给他的仆人发通行证。就算我要一张通行证，柯慈先生也愿意发给我，但他不能这么干，因为那是违法的。

于是，柯慈先生和他的一些朋友便带我去见当地的检察长克劳斯博士，原来我和他还是校友。得知我需要有一张通行证才能在晚上9点以后出门这件事后，他也很难过，向我表示同情。但他并没有给我通行证，而是给我一封信函，授权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出门，警察不得干涉，只要出门，我身上总带着这封信。不过我倒是从没用过这封信，这只能说是意外。

克劳斯博士请我去做客，我们后来成为朋友了。我偶尔也去拜访他，得以认识他名气更大的哥哥——约翰内斯堡的检察官。波耳战争期间，这位检察官因密谋刺杀一名英国军官，被军事法庭判处七年的徒刑，还被取消了律师资格。战争结束以后，他获释并恢复了名誉，重新获准在德兰士瓦当律师。

这些关系后来对我从事公众事务大有帮助。

关于使用人行道的规定，给我造成严重的困扰。那时，我常穿过总统大街到一块空旷之地去散步。克鲁泽总统的寓所就在这条街上，是一栋不带花园的，非常普通，不起眼的建筑物，同周围房子都差不多。比勒托里亚当地有很多百万富翁的房子都是花园环绕，要比他的豪华许多。克鲁泽总统之生活俭朴的确是有口皆碑。只有在他门前站岗的一名警卫能表明房子的主人是某某官员。平时我总是沿着人行道静悄悄地走过这里。

站岗的警卫是常常轮换的。有一次，一个警卫事先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甚至也没叫我离开人行道，便突然把我推到街上去。这使我感到惊慌失措，还没有来得及责问他，正巧遇上骑马经过这里的柯慈先生，他说：“甘地，我什么都看到了。如果你想去法院控告这个人，我愿意为你作证。看到你受到这样粗暴的侮辱，我很遗憾。”

“你不必难过，”我说，“这可怜的人知道什么呢？在他眼中，每一个有色人种都是一样。毫无疑问他对待黑人也像他对待我一样。我早已立意不为任何一己之利打官司，因此我不打算控告他。”

“你总是这样，”柯慈先生说，“可你得好好考虑一下，我们必须给这样的人一点教训才行。”然后他便对这个警卫加以申斥。警卫是波耳人，他们讲的是荷兰话，我听不懂他们的谈话。最后，他向我道歉了，这原是没必要的，我早已宽恕他了。

此后我再不走这条马路了。还会有其他警卫来接替这个人的工作，还会做出同样的事来。我何必再吃这种不必要的亏呢？于是我换了另一条路散步。

这件事加深了我对印度侨民的处境的体会。见过英国监督官以后，我便和大家讨论，如果有需要，是否针对这一类的案子对规定进行一次控告。

因此我便深入地对印度侨民的苦难进行了研究，亲身去体验，读了很多材料，做了很多访谈。在我眼中，南非简直不是一个有自尊心的印度人能住得下去的国家，如何能够改善这种局面成为我越来越操心的问题了。

不过当时我的主要任务是处理达达·阿布杜拉的案子。

准备打官司

在比勒托里亚的一年是我一生最宝贵的经历。在这里，我获得了学习公众事务的机会和从事这些工作的能力。在这里，我的宗教信念转变成了一种活力。在这里，我作为一个资历甚浅的律师，向一位富有经验的律师学习，学到了真正的知识。也是在这里，我得到了一种自信，相信自己不至于做一个失败的律师。我获得了做一名成功律师的秘诀。

达达·阿布杜拉的官司牵涉到4万英镑，算是个大官司。这桩案子是由商业交易引起的，所以涉及琐碎的大量账目。有一部分诉讼要求是根据已经交付的期票提出的，另一部分则是根据对方交付期票的承诺提出的。被告的辩护律师说这些期票是用不合法的手续得到的，而且缺乏充分的证据。这个微妙的案子涉及了相当多的事实和法律问题。

原告和被告双方都请了最好的律师和法律顾问。因此我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学习他们的工作方法。我负责给律师提供原告的案由和挑选一些有利于他的案子的事实根据。我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观察我准备的材料有多少能够被律师采纳，又被舍弃了多少，同时也可以观察到主管律师准备的材料究竟有多少是由法律顾问采用的，我知道这种准备工作会提升我的理解力和强化我运用证据的能力。

我对这个案子怀有极大的兴趣，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我看过了关于这些商业交易的所有文件。我的委托人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也绝对信任我，这使我的工作方便得多。我认真的研究了簿记学。因为来往信件大部分是用古遮拉特文写的，通过翻译信函，我的翻译能力也大有提高。

尽管前面我已经提到，在宗教交流和公众工作上，我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也投入不少时间在这些事务上面，但它们并不是我当时最主要的兴趣。我最主要的兴趣还是为打官司做好最充分的准备。我首先要做的是读法律书籍，必要时还要查法律案例。最后，恐怕连原告和被告都比不上我对这个案子的了解，因为两边的文件都在我一个人手里掌握着。

我想起宾卡特先生（现已故）说过：事实只占法律的四分之三。后来，南非著名律师李昂纳先生（现已故）充分地证实了这种说法。在我所负责的一个案子里，我发现尽管我的当事人的理由明显很充足，但法律似乎不利于他。无计可施之下，我便去请教李昂纳先生。他也觉得这个案子的事实依据是很充足的，他突然叫道：“甘地，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我们集中精力关注一个案子的事实方面，法律方面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让我们深入到这个案子的事实方面去吧。”说完这些，他叫我回去就这个案子的事实依据做更深入的研究，然后再去找他。我回来重新审视了这个案子的事实依据，获得了新的看法，同时我甚至还在无意中找到了一个和这个案子颇为类似的南非旧案例。我大喜过望，又去见李昂纳先生，告诉他一切。“对了，很好。”他说，“这场官司我们能打赢。不过我们还必须要弄清楚是哪个法官主审这个案子。”

当我准备达达·阿布杜拉的案子时，还不能充分理解事实的重要性。其实，事实就是真理，我们一旦追随着真理，法律自然就会站到我们这边。

我知道达达·阿布杜拉的案子在事实方面是占优势的，因此，法律方面当然也是有利于他的。然而我也知道，官司继续打下去的后果只能是原告和被告双方两败俱伤，而他们既是亲戚又是同乡。谁也不知道这个案子何时才能了结。如果非要在法庭中弄个结果出来，可能会无限期地打下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所以如果有可能，双方都希望早些了结这个案子。

我去见铁布赛，劝他找人来作仲裁，建议他去见自己的法律顾问。还向他提议，如果能找到一个双方都信任的仲裁人出来公断，这个案子便可迅速得到解决。即便双方都是大商贾，急速增长的律师费还是会令人吃不消。这个案子占据了他们过多的注意力，甚至使得他们丧失了做别的业务的时间。同时相互间交恶的程度也在增加。甚至使我对于这份工作感到厌恶。因为双方的律师和法律顾问都是不惜一切代价各自找寻法律根据来支持他们的委托人。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胜诉那方永远收不回因官司而破费的一切费用。根据诉讼费法规，双方要按固定的比例共同来承担法院的诉讼费，还要支付给律师高额的律师费。我对这官司的后果无法视而不见，我想我的责任便是使双方握手言和，尽全力也要促成他们和解。最后，铁布赛总算接受我的提议了。请来了仲裁人。双方在仲裁人面前申述案子，仲裁人当面裁决，结果达达·阿布杜拉获胜。

然而这结果并没有使我满意。如果我的委托人要求对方立刻赔偿所有的款项，铁布赛一定无法全数付清。而侨居南非的波尔班达弥曼商人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宁愿死也不能破产。要铁布赛一次全部付清37000英镑的讼费是不可能的。他绝不会少付1个铜板，但这样他就会破产。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达达·阿布杜拉同意铁布赛分期偿付款项。达达·阿布杜拉倒是慷慨地答应了，也给了铁布赛很长的还款期，对我而言，取得这个让步比促使他们同意仲裁还要困难。无论怎样，双方都很满意这个结果，也因此获得舆论的赞誉。我感到无比的快乐。我不仅学会了法律的真实的实践知识，也学会了体察人性之善良并深入人们的心灵。我明白了律师的真正职责是使反目成仇的双方言归于好。这个经验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此后在二十年间的律师生涯里，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尽心尽力促使上百成千的案主私下和解。

这样做并未使我蒙受任何损失——甚至收入也没有受到影响，更不必说精神方面了。

对基督教的见解

现在可以回过头来说一说我和基督教朋友们相处的经历了。

贝克先生越来越担忧我的前途。他带我去威灵顿大会。每隔几年新教派的基督教徒便举行一次像这样的大会，以对信徒们广施教化，或促使他们自洁。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宗教维新或宗教复兴，威灵顿大会就属于这种类型。大会主席是当地著名的安德禄·穆莱牧师。贝克先生原本以为大会上催人感奋的宗教气氛和与会者的笃诚热忱必将感染我皈依基督教。

他对于祈祷的信心坚定不移，也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祈祷上。他确信只要是热诚的祷告，上帝一定会听见。他举了好多例子，比如，布里斯托尔的乔治·缪勒就是全心全意地依靠祈祷，哪怕是世俗的需要，也需要靠祈祷来实现。我不带有任何偏见去倾听他阐述祈祷的功效，并向他保证只要我感受到呼唤，没有什么能阻拦我皈依基督教。作出这个保证时我是毫不犹豫的，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学会了顺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乐于顺从的。如果违背这种声音行动，对我而言不但是困难的，也是痛苦的。

我们一起去了威灵顿。带着像我这样的“有色人种”赴会，贝克先生实在是有些为难。有好多次，完全是因为我的缘故而使他不便。碰巧有个周日，贝克先生和他的同伴不愿在安息日赶路，于是我们便在途中停顿了下来。费劲诸多周折后，车站旅馆的经理总算是同意留我住宿，但拒绝让我进餐厅吃饭。贝克先生也不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他竭力为我争取身为旅馆客人的权利。我了解他的困难。到了威灵顿，我仍然和贝克先生住在一起，尽管他竭力掩饰他所遭到的种种不便，我还是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大会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的集会，他们的诚心让我感动。我见到了穆莱牧师，也看到好多基督教徒为我祈祷。我喜欢他们唱的一些圣歌，非常好听。

大会开了三天，我充分理解也欣赏那些虔诚的教徒。然而我仍然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理由需要改变信仰而加入基督教。我无法相信只有基督教徒才能进天堂或是得到解脱。当我向这几个相好的基督教朋友坦诚地说出我的想法时，他们都很吃惊，也无可奈何。

我思想上的困惑尚不止于此。我实在无法相信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只有信仰耶稣才能得到永生。如果上帝有儿子，那我们都可以算作他的儿子。若是耶稣象征上帝或者他就是上帝本身，依此类推，所有人都可以象征上帝，或者就是上帝本身。理智使我无法信服字面上所说的耶稣是用他自己的死和血来救赎世界的罪恶。当它是个寓言，也许还有几分道理。此外，基督教认为只有人类才有灵魂，而其他生物没有灵魂，所以对它们而言，死亡就意味着完全的毁灭，而我的信仰恰恰相反。我承认耶稣是个殉道者，有着强烈的牺牲精神，是个神圣的宗教导师，但却不能把他当成尽善尽美的人。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世人来说，固然是伟大的典范，但是如果说这件事本身有什么神秘或奇异的价值的话，我是无法认同的。其他宗教的信徒的虔诚生活没有给我的宗教体验，同样基督教也给不了。正如基督教徒所声称的那样，我在其他宗教的信徒中也曾看见过类似的宗教改革。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基督教的原理不高超。从牺牲精神来论，我认为印度教徒远胜过基督教徒。凡此种种，使我不能认同基督教是完美无瑕的宗教，更不能认同它是最伟大的宗教。

只要一有机会，我便把心中的想法讲给我的基督教朋友们听，然而他们的回答远不能令我满意。

尽管我不认为基督教是完美无瑕或最伟大的宗教，当时我也不并认为印度教就是最完美最伟大的。我对印度教的缺陷有深切的体会。如果不可接触制度（Untouchability）(10)是印度教的一部分，那就是腐朽的部分，或者说是毒瘤。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存在那么多宗派和种姓。说《吠陀》（Vedas）(11)是神灵所启示的，如果它们真是这样，为什么《圣经》和《可兰经》就不是呢？

不但基督教的朋友们在设法改变我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朋友们也在作这样的努力。阿布杜拉赛一直劝我研究伊斯兰教，一提到伊斯兰教的好处，他也总是说不完的。

我写信告诉赖昌德巴伊我的苦恼，还与印度其他的宗教权威们联系，并且得到他们的回复，赖昌德巴伊的来信使我平静了下来。他要我以更大的耐心再深一步地研究印度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若以冷静的眼光看待，平心而论，我相信其他宗教没有印度教那么博大精深的思想，没有它对于心灵深刻的洞察，没有它的仁爱精神。”

我买了一部谢礼译的《可兰经》来读，还弄到了其他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籍。后来我还和住在英国的基督教朋友们联系上了，其中有一位朋友把我介绍给爱德华·麦特兰，我们开始通信了。他寄给我一本他自己与安娜·金世福合著的《完美的道路》。这本书对当时流行的基督教信仰提出了反面的批判。他又寄了一本《圣经新解》给我，这两本书我都很喜欢。它们似乎是支持印度教的。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的心中》使我拜服。这本书给我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书中所彰显的独立思考的见解、深奥的道德观念和求真的精神面前，柯慈先生给我的所有宗教书籍全都黯然失色，相形见绌了。

我所进行的研究就这样把我导向了基督教朋友们料想不到的方向。我和爱德华·麦特兰的通信延续了很久，和赖昌德巴伊的通信则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为止。我读了赖昌德巴伊寄给我的几本书，包括《五业》，《珍珠环》，华斯陀的《瑜伽论》中的《解脱章》，以及哈利班德罗·苏立的《妙见集》等。

尽管我走了与基督教朋友心愿相违的一条道路，但我永远感念的是他们唤起了我内心对宗教的向往。我将始终珍藏和他们往来的美好回忆。未来的岁月里，这一类甜美而神圣的联系不是越来越少的，而是在逐渐累积的。

决定留在南非

了结了这个案子，我便没有理由继续待在比勒托里亚了。于是我赶回杜尔班，开始准备回国。阿布杜拉赛执意为我饯别，否则就不让我离开，他在西登罕为我举办了饯别宴会。

当时他们打算在西登罕消磨一整天。我在那儿顺便翻阅报纸，偶然在一张报纸的角落上看到一则题为“印度人的选举权”的新闻报道，文章称当时立法议会正在讨论一项法案，旨在剥夺印度人参选纳塔耳立法议会议员的权利。我对这么一个议案一无所知。

我问了阿布杜拉赛这个问题。他说：“这些事情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只知道关系到我们生意的事。你知道的，在奥伦治自由邦，所有印度人的生意都被取消了。我们很愤怒，可是没有用。况且我们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是不中用的人。平常看报纸也不过是为了了解当天的市场行情，等等，哪里懂得什么立法不立法？我们一般是从这里的欧洲律师那儿打探消息。”

“可是这里有那么多生长在这里又受过教育的印度青年，难道他们不出手帮助你们吗？”我问。

“他们！”阿布杜拉赛失望地叹了口气，“他们从不屑与我们往来，而且说实话，我们更不想和他们打交道。他们都皈依了基督教，仰承白人牧师的鼻息，而这些牧师说到底又得受制于政府。”

听了一席话，我的思路反倒被打开了。我觉得这一帮人也算是我们的同胞。就算信仰了基督教又如何？难道皈依了基督教就不再是印度人了吗？

然而由于我就要回国了，当时就迟疑着没有把心里所想的表达出来。只是简单地对阿布杜拉赛说：“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了，成为法律，那我们的处境会更为困难。这会是钉入我们的棺材上的第一枚钉子，它直接打中了我们民族自尊心的根本。”

“可不是嘛！”阿布杜拉赛附和道，“我跟你说一说选举权问题的来龙去脉吧。本来我们对这些是一无所知的，但是跟我们最要好的律师艾斯坎比先生——这人你也是认识的，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他是一个伟大的斗士，与码头工程师一向不和，他担心这个工程师会在选举中打败他。所以他就向我们说明了我们的处境，而相应地我们要在他的安排下全都登记为选民，投他的票。现在你该明白吧，对我们而言，选举权并没有你所看中的那种价值。不过我们理解你说的意思。那么，现在你觉得究竟该怎么办？”

其他客人也都在留意这席谈话，其中有一个人说：“我们该怎么做？我看你退掉这张船票吧，在这儿多住上一个月，我们好照着你的吩咐去做。”

其他人纷纷赞成：“好主意，好主意。阿布杜拉赛，你一定要留下甘地。”

阿布杜拉赛十分精明，他说：“现在不只是我留他了，你们都有权利留他。你们说得很对，我们大家一起劝他留下来吧。不过别忘了，他是一个律师，他的费用如何解决？”

提起费用，我很尴尬，我脱口而出：“阿布杜拉赛，费用不是问题。为公众服务是不能收费的。如果能作为一位志愿服务者，我可以留下来。不过你知道，我和这些朋友并不熟悉，如果你相信大家会团结起来合作的话，我就多住一个月。可是我必须要说一件事，你们不必给我什么报酬，但是如果我们打算将这种性质的工作进行下去，没有一点儿资金是运作不起来的。我们总要发电报，要印发资料，要派人出差，要向当地的律师咨询，而且由于我还不了解你们的法律，我还需要几本法律书籍来参考。所有这些事情都要花钱。而且这个工作显然不是一个人可以胜任的，需要很多人来帮忙才行。”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真主是伟大而仁慈的。钱会有的，人也有的，你需要多少就有多少。只要你愿意住下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于是这个饯别宴会变成了一个工作委员会。我提议尽快吃完晚饭回家去。我在心里已经勾勒出了行动计划。我确认了那些选民名单上的人，决心再多住一个月。

就这样，神灵奠定了我在南非生活的基础，并在我心中撒下了为民族尊严而斗争的种子。

定居纳塔耳

1893年时，纳塔耳印度侨民中最有影响力的领袖是哈齐·穆罕默德·达达赛。从经济上说，最主要的人物是阿布杜拉·哈齐·阿丹赛，但是在公众事务上，阿布杜拉赛和其他人总是把主持大局的重任交给哈齐·穆罕默德赛。于是，在阿布杜拉赛的家里，我们召开了会议，会议由他主持，会上决定提出反对选举法的意见。

志愿工作者的登记工作也在进行中。在纳塔耳出生的印度人，大部分是皈依基督教的青年，他们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杜尔班法院的翻译保罗先生和新教会学校的校长苏班·戈夫莱先生也都出席了，他们还带了一大批基督教青年来参加会议，所有这些人都主动登记为志愿工作者了。

自然，当地许多商人都登记了，其中值得一提的有达乌德·穆罕默德赛，穆罕默德·卡桑·康鲁丁赛，阿丹吉·米耶汗赛，阿·科兰达维鲁·皮莱，西·拉契朗，兰格沙密·巴提亚齐和阿玛德·齐华，当然也包括巴希·罗斯敦济。担任办事员工作的有马尼克吉，约希，纳辛赫朗等几位先生，他们都是来自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以及其他大商行的雇员。当发现了自己居然也参与了公众工作时，他们又惊又喜，这还是他们生平头一次受邀来参加这种工作。面对着所有人都遭受的苦难，大家忘却了高低、贵贱、主仆的身份之别，忘却了印度教徒、穆斯林、拜火教徒、基督教徒，古遮拉特人、马德拉斯人、信德人等等宗教种族的差别。所有的人都只是祖国的儿女和公仆。

那时这个法案已经通过，或者即将二读通过(12)。从议会上那些讨论发言来看，没有印度人反对这个不合理的法案，因而这个事实竟被当成印度人不配享有选举权的佐证。

在会上，我对当时的情况作了说明。发一封电报给议会的议长就是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我们要求他对该法案延期作进一步的讨论。同时，我们还把同样的电报发给当时的总理约翰·鲁宾逊爵士和达达·阿布杜拉的朋友艾斯坎比先生。议长很快给了答复，同意将这个法案延搁两天再议，这个消息让我们振奋。

准备提交给立法议会的请愿书已拟好了。这得誊写三份，此外还得多写一份提供给新闻媒体。还得尽可能征集更多的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而所有这一切工作必须一夜之间完成。懂英文的志愿工作者和另外几个人忙了一个通宵。有一位写字漂亮的老人——阿瑟先生，负责誊写正本，其余抄本则由一个人来念，几个人来写，就这样五份请愿书同时写好了。商人志愿者们有的坐自己的马车，有的花钱雇马车出去挨家挨户征求请愿书上的签名。这个工作很快就完成了，请愿书也发出去了。有几家报纸刊载了请愿书，并发表有利于我们的评论。这份请愿书同样给议会留下印象，并且引起了相关讨论。法案的支持者辩护了原议案，反驳了请愿书中的论点，显然这种辩护是很软弱无力的。然而最终这个法案还是通过了。

我们早就预料到必然是这个结果，可是因此而引发的激动情绪却给我们的团体注入了新的活力，给大家带来了坚定的信念：印度侨团是不可分割的团结的整体，为争取这个侨团的政治权利和商贸权利而斗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时英国的殖民地国务大臣是李朋勋爵。大家决定递交给他一份大请愿书。这个任务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我们又招募了一些志愿者，大家各有分工，共同工作。

我花了很多心思来起草这份请愿书，读遍了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书籍。我的观点集中在一个原则和一项权宜之计上面。我提出就像印度侨民在印度享有选举权，我们在纳塔耳也应该享有选举权。我呼吁当局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来保留这种选举权，因为在纳塔耳，能够行使选举权的印度人究竟还是少数。

在两星期左右很短的时间里，我们便征集到一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要在全省范围内征集到这么多人签名并不容易，尤其许多志愿者此前是完全没做过这种工作的。我们特别挑选出几个能干的志愿者来承担这项工作，因为大家决定除非签名者充分地了解这份请愿书，否则绝不勉强任何人签名。再加上有些村庄分布在很偏远的地方。如果没有一群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的志愿者，是不能迅速顺利地完成这项工作的。而他们确实做到了，全都积极地完成了分配的任务。当我提笔写到这几行时，达乌德·穆罕默德赛，罗斯敦济，阿丹吉·米耶汗和阿玛德·齐华的形象又鲜明而生动地涌现在我的心上，他们是征得签名最多的几位志愿者。达乌德赛几乎整日不停地坐着他的马车四处奔走。所有的志愿者完全是出于爱而付出这样艰辛的劳动。他们中没有人索取报酬。达达·阿布杜拉的家立刻成为人们的大旅馆和公众的办公所。有很多受过教育的朋友过来帮助我工作，还有很多人需要在那里吃饭。所以每一个帮手都会有不少开销。

这份大请愿书终于递交上去了。我们还印了一千份散发出去，纳塔耳印度侨民的情况第一次被公之于世。我把这份请愿书的复写本分寄给了我所知道的所有报馆和出版商。

《印度时报》发表了一篇论述这份请愿书的社论，有力地支持了印度侨民的要求。同时我们还把几份请愿书的复写本寄给了英国各党派的报刊和出版社。伦敦的《泰晤士报》因此发文支持了我们的要求，于是我们开始对这个法案会被否决抱有希望。

在当时的情形下，我不可能离开纳塔耳了。印度朋友们联合起来，要求我长期住在这里。我说出了自己的难处。我早就打定主意不能依靠公众的开支来维持生活。我需要单独有一栋品质好地段好的房子，而要是一年没有300英镑，想租一个这样的门面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要印度侨团提供给我最低限度的律师业务，我就能够住下来，于是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大家。

“不过，”他们说，“我们宁愿你在从事公众工作中领取报酬，而且这笔钱我们可以轻易地募到。自然，这是你从事私人的律师工作之外应得的收入。”

“不，我不能因为从事公众工作而收取费用。”我说，“这项工作不需要做律师的才能。而我的工作不过是动员大家都来参加。我怎可因此收钱呢？何况今后我还要经常为公众工作而向你们筹集经费，如果我需要靠你们的捐款来维持生活的话，那今后我怎样向你们募集大笔款项呢？最后我们会寸步难行。再说，我还希望侨团每年为公众工作筹措超过300英镑的经费。”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我们已经很清楚你的为人了，我们相信你不会购置那些你不需要的东西。而且是我们要求你留下来的，难道我们不该承担你的开销吗？”

“你们能这样说，是出于你们的关爱和眼下的热情。但谁能保证这种关爱和热情会永远维持下去？身为你们的朋友以及仆人，我可能随时向你们诉苦，天知道到时候你们是否还是一样地爱护我。无论如何，我不能因为公众工作而收取任何费用。你们肯信任我，把案子委托给我办理，这已是对我十分信任了。这样的决定已经给你们增添了不少麻烦了。毕竟我不是一个白人律师，也不能肯定法院一定会支持我。况且我也说不准作为一个律师的我前景如何。所以即使你们聘我当法律顾问，可能也是冒风险的事。对我而言，大家肯把法律事务委托给我，就是付给我从事公共工作的报酬了。”这次讨论的结果是，有二十几个商人聘请我担任他们的法律顾问，为期一年。此外，达达·阿布杜拉用他原先打算在我走时送我的一笔钱，替我购置了必要的家具。

就这样，我在纳塔耳定居了。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

律师的工作曾经而且一直是我的次要职业。当时我必须集中精力做公众工作，毕竟这是我继续留在纳塔耳的目的。散发反对选举权法案的请愿书是很不够的，我们必须要坚持鼓动印度侨民起来抗争，要给殖民地国务大臣留下印象。为了达成这一目的，需要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组织。于是我便和阿布杜拉赛以及其他朋友一起商量这个问题，大家一致决定要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公众组织。

为给这个新组织起个合适的名字，我花了不少心思，它最好不和任何特定的政党有所混淆。我知道在英国保守党中，“大会”这个名称的名声不太好，可是“国民大会”却是印度这个国家的生命所系。我决定在纳塔耳加以推广。为了使大家敢于毫不犹豫地采用这个名称，我详细地说明了我的理由，并建议将新组织定名为“纳塔耳印度人大会”。5月22日，我们的组织宣布成立。

那天，达达·阿布杜拉的一间宽敞的房子里挤满了人。大会得到了全体与会者的热烈支持。会章很简单，但会费却负担很重。只有一个月交得起5先令的人才能成为会员。我们鼓励经济情况比较好的人尽量多交一些会费。阿布杜拉赛每月交2英镑，他是最多的，还有两个朋友也交同样的数额。我想自己不能太落后了，决定每月交1英镑会费。对我而言，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不过只要再节俭一些就没问题，而且神灵还在帮助我。后来，我们有了一大批每月交1英镑会费的会员，每月交10先令的人也在逐渐增多。此外，还有一些捐款，当然我们都满怀感激地接受了。

经验证明，单靠催收，谁也不会主动交纳会费。尤其是住在杜尔班以外地区的会员，要经常上门收取会费也不可能。看起来一时的热情很快就要消退了。即便是住在杜尔班的会员，如果不是再三催取，也不会主动交纳。

我是大会的秘书，因此收取会费便是我的工作了。我不得不专门雇一个文书全天专职收取会费。这位职员最后也非常厌烦这份工作，我觉得如果要加以改进这种状况，就得由月费改为年费，还得严格采取预先交纳的方式才行。在我的动员下，召开了一次会议，大家都赞成把月费改为年费的提议，并规定每年最少要交纳3英镑的会费。如此一来，收取会费的工作大大地方便了。

从一开始我就懂得，不能靠借贷来开展公众工作。人们可以在大部分的事务上相信别人的诺言，只有金钱是例外。我从没见过谁抢着交纳会费的，纳塔耳的印度人也是如此。于是没有经费时我们便不开展工作，所以纳塔耳印度人大会从来没有负过债。

我的同事们对联系会员的工作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性。这是他们感兴趣的一种工作，同时也是很有意义的一种经验。多数会员都愿意用现金来交纳会费。在偏远的内地村庄，由于人们不甚了解公众工作的性质，工作开展起来相当困难。不过我们还是常会接到来自远方的邀请，每一处的知名商人都很殷勤热情地接待我们。

但有一次，我们在这种类似的拜访中遇到了相当棘手的局面。我们希望那家主人捐助6镑，可是无论说什么他也只答应最多给3镑。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金额，别人就会仿效，那我们收费的有关规定就会受影响了。已是深夜了，我们都很饿。然而我们计划收取的费用还没有收到，怎么顾得上吃饭呢？好话说尽了，但主人的态度极为坚决，当地其他的商人都替他说话，我们在那里坐了一个通宵，双方都不肯退让。我的同事们都很愤怒，可是他们都保持了相当的克制。最后，天已破晓，主人让步了，交了6镑的会费，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这事虽然发生在东卡特，但远至北海岸的史丹泽和内地的查理斯城都能感受到他的影响。这件事也促进了我们筹措会费的工作。

然而筹措基金并不是唯一的工作。其实我早有原则：钱不在多，够用便可。

我们通常是一个月举行一次会议，如果有需要，也有一周一次的时候。开会时照例要宣读上一次会议的记录，然后讨论各种问题。很多人没有参加公众讨论的经验，也不知道如何作简明扼要的发言。每个人站起来讲话时都有些犹豫。我详细说明了会议的章程和规则，他们都加以遵守。大家都意识到这对他们是一种宝贵的教育，后来有不少不习惯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言的人，逐渐养成了对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独立思考和公开发言的习惯。

在公众工作中，小的开支积少成多便会造成大的支出，于是从一开始，我便奉行节约，连收据也不铅印。我买了一架油印机放在事务所里，无论收据还是各种文件都采用油印。直到后来大会有了充足的经费，会员和工作量都有所增加了，才改为铅印。对每个团体而言，这种节约都是必要的，但我知道并不是每个团体都能做到。正因如此，从这个不断成长的小团体成立开始，我就提倡节约。

会员们交纳会费并不在意有没有收据，但我们总是坚持要开。所以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我敢说，直到今日，1894年的账簿还能在纳塔耳印度人大会的档案资料中完整无缺地查到。对于任何组织来说，妥善保存账目是必要的，做不到这一点，这个组织就会失去公信力，很难维持其原有的纯洁。

大会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吸收了当地侨生以及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参与其中来为大家服务。在大会的领导下，侨生印度人教育协会成立了，绝大部分会员是这些受过教育的侨生印度青年。他们象征性地交纳一点会费，协会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进行思想启迪，为他们提供与印度商人接触的机会，也为他们提供整个侨团范围内的服务项目。同时协会还是一个辩论的场所；会员们定期集会，研读和讨论关于各种问题的论文，还建立了一个和协会有关的小图书室。

大会的第三个特点，是宣传。包括向南非和英国的英国人以及印度的人民宣传纳塔耳的印度侨民的真实情况。为达到这一目的，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为《向南非的每一个英国人进行呼吁》，里面以大量的事实说明纳塔耳印度人的普遍状况。另一本为《印度人的选举权——一个倡议》，翔实的事实和数字概括了关于纳塔耳印度人选举权的发展简史。为了写这两本小册子，我研究了大量资料，付出了很多心血，结果令人欣慰。两本书都曾广为流传。

我们开展的这一切活动为南非的印度人赢得了很多朋友，并得到了印度各党派的深切同情，也为南非的印度人今后的斗争指明了一条明确的行动路线。

反对种族歧视

象征法庭的徽章是一架不偏不倚的天平，由一个公正、双目失明，但又睿智的妇女操持。上天有意使她双目失明，好使她公正裁判，不会以貌取人。然而纳塔耳法律协会却想让最高法院逆此原则而行，背弃法庭徽章的象征。

事情如下：我要申请去最高法院当律师，递交了孟买最高法院发给我的许可证。而我的英文证书是在孟买登记时就交存孟买最高法院备案了。这一次申请，我还需要附上两份品行鉴定，考虑到这两份证书出自欧洲人之手会更有分量，于是我就设法找到阿布杜拉赛介绍我认识的两个有名的欧洲商人给我开具这种证明。申请书必须通过一名法院的律师递上去，按照规定，如果由检察长提交是不收费的。当时的检察长就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法律顾问艾斯坎比先生。我去拜访他，希望他为我呈递申请书，他欣然同意了。

法律协会却通知我，我的申请被否决了，这使我颇为惊讶。他们反对的理由之一，竟然是我的申请书没有附上英文证书的原件。其实主要的原因是这样的：在设定律师入会申请手续和规则时，他们未曾料到有色人种的律师有可能申请入会。纳塔耳的发展得力于欧洲企业，所以欧洲人在律师界占绝对优势。一旦接受有色人种加入，在数量上他们会逐渐超过欧洲人，那欧洲人苦心经营的法律保护屏障就要垮掉。

法律协会聘请了一名优秀的律师来支持他们的做法。因为这名律师和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也有往来，他便托阿布杜拉赛传话给我，邀请我去看他。他很坦率地与我交谈，还问起了我的家世，这些我都一一作答。后来，他说：“我不想说那些反对你的话。只是担心你是一个殖民地土生土长的冒险家，而你的申请书未附原件一事也增加了我的怀疑。现在有不少人冒名使用别人的证件。还有欧洲商人为你开具的品行鉴定，我看不出有什么意义。他们了解你多少？你们之间的交情能有多深？”

“但是，”我说，“对我而言，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陌生，就连阿布杜拉赛也是来到这里后才认识的。”

“可你刚刚不是说你们是同乡吗？如果你的父亲做过那里的首相，阿布杜拉赛一定了解你的家族。如果你能让他写一份保证书，我绝对不会加以反对。到那时我自会向法律协会说明我无权反对你的申请。”

这一番话激怒了我，但我还是克制了。我暗想：“即使我附上了阿布杜拉赛的证明，还是会被拒绝的，那时他们可能只要欧洲人的证明。而且我申请入会和我的出身家世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我出身贫贱或令人厌恶就不能加入律师协会吗？”然而我保持了镇静，泰然答道：“尽管我不认为法律协会有什么权利来了解这些细节，但我还是尽量准备，呈上一份你要求的保证书。”

阿布杜拉赛为我准备好了保证书，而且也及时送交给法律协会。他表示满意，但法律协会仍不以为然，并在最高法院的法庭上反对我的申请，然而最高法院甚至没有传艾斯坎比先生出庭作答，便否决了法律协会的申请。首席法官宣布：“因申请人未附上原件而拒绝其申请的理由不充分。倘若申请人伪造证件，他将被起诉；倘若他被证明有罪，他会被除名。法律对于白人和有色人种并无差别。所以本法庭无权阻止登记人甘地先生登记为律师。我们接受他的申请，甘地先生，现在你可以宣誓了。”

我站了起来，在登记官面前宣誓。宣誓完毕后首席法官对我说：“现在你必须除下头巾，甘地先生。你必须遵守法院对于律师穿着的规定。”

我明白自己会受限制，为服从最高法院的命令，我除下了曾经在地方法庭上坚持不摘的头巾。这样做不是担心会被判为行为不合理，而是想保存力量来应付更大的斗争。我没必要为坚持戴头巾而把力气都消耗殆尽。为了更重要的事情，这样做是值得的。

阿布杜拉赛和其他朋友们对我的屈从（或者说是软弱）颇有微词。他们认为我应当争取出庭时戴头巾的权利。我设法说服他们，告诉他们有一句格言叫“入乡随俗”。“这句话很有道理，”我说，“如果是在印度，英国官员或法官下令叫你除去头巾，拒绝是对的；但在纳塔耳，作为这里法院的官员，若是我不尊重当地法院的惯例，就不对了。”

我用类似的说法平息了朋友们的情绪，但我知道，我并没有完全说服他们从这个例子中接受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应变的处世之道。然而在我的一生中，对真理的坚持这一点已经教会了我懂得欣赏妥协的美妙。以后的生活中，我更是明白这种妥协的精神就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必要的一部分。尽管它往往使我陷入险境，惹来朋友们的不满，然而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理解真理既坚如磐石，又美若鲜花。

法律协会反对我登记注册的举动，又替我在南非做了一次宣传。大部分报纸都在谴责他们的做法以及其中暗藏的嫉妒心理。这种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我的工作。

巴拉宋达朗

人们心中热诚而纯洁的愿望往往是可以实现的。以我自己的经验，我常常看到这一点得到证实。为穷苦的人服务一直是我的心愿，而这个心愿常使我置身于穷人中间，和他们心意相通。

尽管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包括了侨生的印度人和职员阶层，但是非技术工人和契约工人却被排斥在外。这不是属于他们的组织。他们没钱交纳会费，不能成为会员。而大会只有为他们服务，才能得到他们的拥护。当时我和大会都还没做好准备去开展这项工作，有一个机会悄然而至了。我开始执行律师业务不过三四个月的时间，而大会也还在草创阶段，一天，有一个穿着褴褛、手拿头巾、被打掉两颗门牙、满口鲜血的泰米尔人颤抖地跑到我跟前哭泣，原来他的主人毒打了他。我的一个文书也是泰米尔人，通过他的转述，我了解了这可怜人的全部情况。来访者名叫巴拉宋达朗，是杜尔班的一个有名的欧洲人家里的契约工人。主人对他发了火，不能自控，狠狠地打了他一顿，还打掉了他两颗门牙。

我把巴拉宋达朗送到一个白人医生那儿，当时只能找到白人医生。我要医生开一张证明，说明巴拉宋达朗受伤的原因。拿到证明后，我直接带着伤者去找地方官，向他递交了起诉书。地方官读完起诉书，极为愤慨，当即发出传票传讯雇主。

使雇主受罚并不是我当时的愿望，我只是想要他还巴拉宋达朗自由罢了。我读过有关契约工人的法律。普通用人不报告主人就擅离职守，他的主人可以把他告上民事法庭，而一个契约工人这样做，情况完全两样，他的主人会把他告到刑事法庭上去，并被判监禁。所以威廉·汉特尔爵士认为契约工人制度几乎和奴隶制度一样坏。与奴隶相同，契约工人也是主人的私有财产。

当时只有两个解救巴拉宋达朗的办法：或是请求契约工人的保护人取消契约然后将他转给别人，或是请求他的雇主释放他。我拜访了巴拉宋达朗的雇主，并对他说：“我不想控告你而使你受罚。我想你也很清楚是你毒打了他。如果你同意将契约转给别人，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位雇主立刻接受了我的要求。然后我又去见保护人，他也同意了，条件是只要我找到一个新的雇主。

于是我便四处去找合适的雇主。新雇主必须是一个欧洲人，因为印度人不能雇用契约工人。当时我认识的欧洲人不多，我还是找到了其中的一个，跟他说明了情况，他十分慷慨地答应了雇用巴拉宋达朗。我非常感谢他的好意。地方官审判了巴拉宋达朗的原雇主，责令他将契约转给别人。

巴拉宋达朗的案子传到了每一个契约工人的耳里，而我则被他们当做朋友。我非常高兴能够建立起这种关系。于是契约工人开始源源不断地拥入我的事务所，我则由此获得了绝好的机会去了解他们的喜乐哀愁。

巴拉宋达朗的案子激起的波浪所及，远至马德拉斯。从这个省份各地去纳塔耳的契约工人从他们的契约工人弟兄那里听说了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本身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在纳塔耳有人维护契约工人的利益并且公开为他们工作的这个事实，使契约工人又惊又喜，感到鼓舞，充满了希望。

我已提到，巴拉宋达朗初次走进我的事务所时，手中拿着头巾。那情形显示了一种特殊的伤感，也表现出了印度人所受的屈辱。前面我已经叙述过自己被要求除下头巾时的情形。事实上，每一个契约工人和印度生客在访问欧洲人时，都被迫除下他的头饰，无论头饰是帽子、头巾还是缠在头上的披肩。甚至双手合十行礼的做法还嫌不足。巴拉宋达朗想当然地认为对我也应该遵循这种规矩。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我顿时感到羞耻，马上要他缠起头巾。他照我的吩咐做了，虽然带点迟疑，但从他的脸上我可以看出欢喜之情。

我始终想不通的是，当自己的同胞遭受侮辱时，为什么竟然还有人自以为光荣。

三英镑人头税

巴拉宋达朗的案子使我得以与印度契约工人有所接触。然而，促使我去深入研究他们的恶劣的生存境况的，却是与那种企图向他们征收苛重捐税的行为作斗争。

1894年，纳塔耳政府准备对印度契约工人征收25英镑的年税。这项提案使我震惊。我将这件事提交纳塔耳印度大会讨论，大会当即决定组织必要的反抗行为。

首先，我得把这捐税的起因简要地介绍一下。大约在1860年，纳塔耳的欧洲人发现在当地大有种植甘蔗的发展空间，只是缺少劳工。因为纳塔耳当地的祖鲁人不适合做这种工作，所以若没有外来的劳工，是不可能种植甘蔗和发展制糖业的。于是，纳塔耳政府便和印度政府联系，获准招募印度工人，招募的方式是与工人签订工作五年的契约，期满后，契约工人可以自由在那里定居，并完全享有购买土地的权利。这些条件都是对工人们的诱饵，因为那些白人一心盼望着在契约期间印度工人充分地改进他们的农业。

然而印度人却带来了预期之外的更多的结果。他们在纳塔耳种植了大量的蔬菜，引进了大批的印度农作物品种，而使当地的品种变得便宜，还引进了芒果。他们开创的企业并不限于农业，他们还进入商界，买地建房，不少人从工人的位置一跃而成土地和房产的所有者。印度国内的商人也纷至沓来，在此定居经商。阿布巴卡·阿穆德赛（现已故）就是其中的第一号人物；他很快便拥有了规模宏大的生意。

这种局面，令白种人心怀戒备。最初他们欢迎印度劳工前来，却没有料到这些人竟有经商的本领。他们只能容忍印度人作为独立的农业者存在，而无法容忍他们成为商业上的竞争对手。

就此当地白人心中撒下了仇视印度人的种子，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促使这种情绪的滋长。我们印度人的生活方式与他们大不相同，我们生活简朴，小富即满，满不在乎关于清洁卫生的规定，不善于保持周围环境的整洁，不善于打造房屋的美观——所有这些，再加上宗教信仰上的分歧，致使敌对的火焰愈燃愈烈。从剥夺印度人选举权的法案，到对印度契约工人征收捐税，全都体现了这种敌对思想，除了立法外，还有一大批欺压印度人的做法早就开始了。

头一个提议是强行遣返印度劳工，如此一来，他们的契约期满时就在印度了。不过，印度政府大概不会接受这个提议。因此又有人提出其他提案：

一、印度工人契约期满时，必须返回印度；

二、若工人不愿回去，则每隔两年就要签一次新的契约；每签一次契约，涨一次工资；

三、如果工人不愿意返回印度，也不愿意签新的契约，就必须每年缴纳25英镑的捐税。

由亨利·宾斯爵士和马逊先生组成的纳塔耳代表团去印度谈判。当时的印度总督是叶尔金勋爵，他虽反对征收25英镑的税款，却同意了征收3英镑的人头税。当时乃至现在我还是觉得这是总督的一个严重的失误。他在同意这种建议时，完全没有考虑到印度人的利益。他根本没有责任向纳塔耳的欧洲人作出让步。在三四年的时间内，一个印度契约工人和他的妻子，再加上一个十六岁以上的男孩和一个十三岁以上的女孩，都得纳税。一对夫妇和两个孩子的四口之家每年要交纳12英镑的税款，可是做父亲的每月平均收入不超过14先令，这种重税残酷不堪，闻所未闻。

为反对这种重税，我们开展了激烈的斗争。若是纳塔耳印度人大会还对这个问题保持缄默的话，说不定印度总督连25英镑的税也会同意。从25英镑减少到3英镑，可能完全是由于大会所表达的不满所致。不过也许是我想错了，也可能是无论大会是否反对，从一开始印度政府就不赞成征收25英镑，而将其降至3英镑。总之，印度政府这一次失去了人心。作为印度福利的代表者，总督绝不该赞成征收这种不人道的捐税。

这种捐税已从25英镑降为3英镑，但大会并不认为这是什么重大的胜利。反而为不能彻底捍卫印度契约工人的利益而抱憾，并一直决心要完全取消这种捐税，然而这个愿望却一直到二十年后才得以实现。它的实现不光是纳塔耳印度人的，更是旅居南非的所有印度人共同斗争的结果。由于戈克利先生（现已故）打破了原先的约定，导致了最后的一次大规模斗争，印度契约工人全部参与了这次斗争，而当局断然开枪镇压，致使一部分同胞因此丧失了生命，一万多人被监禁。

然而真理最终取得了胜利。印度人所经历的苦难与抗争正是这种真理的表现。如果没有无畏的信念，没有伟大的耐性和不懈的努力，我们永远不会取得胜利。假如侨团和大会都放弃斗争，顺命屈从交纳重税，还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印度契约工人将会继续承受这种可恶的捐税，直到今天也不会停止，那将带给旅居南非的印度人和整个印度永久的耻辱。

比较研究各种宗教

我感到自己已经完全投入到为印度侨团服务之中，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我内心的自我实现的愿望。我把服务当成自己的宗教，觉得只有通过服务，才能感受到神灵的存在。对我而言，所谓服务，便是为印度服务，这条道路是无须刻意寻求而自然出现的，我天性中就有作出这种选择的倾向。本来我去南非是为了旅行和逃避卡提亚华的政治纷扰，也是为了谋生。然而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却发现我自己走在寻找神灵和自我实现的路上。

基督教的朋友们勾起了我的求知欲，这种追求几乎是永无止境的，而且即便我想淡然处之，他们也绝不会让我安然懈怠。在杜尔班，南非传道总会的会长斯宾塞·华尔顿先生十分关注我，后来我几乎成了他家的一员。之所以能认识他，得利于我在比勒托里亚与基督教徒的交往。华尔顿先生和我有一种独特的相处模式。印象中他从不曾主动叫我改信基督教，然而他的生活像一本摊开的书一样呈现在我面前，我可以观察到他的全部行动。华尔顿夫人则是一位非常温柔能干的女性。我很喜欢这对夫妻为人处世的态度。我们非常了解彼此之间的差异，而任何讨论也无法消除这种差异。不过只要有着互相容忍、博爱和追求真理的心态，这种差异的存在也是有好处的。我喜欢华尔顿夫妇的谦逊、毅力和对工作的热爱，实际上我们经常见面。

这种友谊使我对宗教的兴趣长久不衰。现在我已不可能像在比勒托里亚那样有一大把空闲的时间来从事宗教研究了。不过只要我一有空，我总会好好地利用时间。有关宗教问题的通信，一直继续着。赖昌德巴伊一直通过写信来指导我。这时，有一位朋友给了我一本纳玛达·尚卡的书《达摩维伽》。这本书的序言使我受益匪浅。我以前就听说过这位诗人过着豪放不羁的生活，序言中也谈到因为研究宗教，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些内容令我神往。我渐渐地爱上这本书，开始从头到尾专心地研读。我还喜欢读麦克思·缪勒的书《印度：能教给我们什么？》和通神学会出版的英译本《奥义书》（Upanishads）(13)。这些书使我越发尊重印度教，并逐渐认识到它的优美精妙。我也并不因此而对其他宗教抱有偏见。此时，我也读了华盛顿·伊尔文的《穆罕默德的一生及其继承者》以及卡莱尔对穆罕默德这位先知的颂词。阅读增强了我对穆罕默德的敬仰之情。此外，我还读了《查拉图斯特拉语录》。

通过这种方式，我学到了越来越多的有关各种宗教的知识。宗教研究增强了我自我反省的能力，也使我养成了一有所得便付诸实践的习惯。于是，从研究印度教的书籍中了解到一些瑜伽（Yoga）(14)的内容，我便开始练习。但是我的进展很有限，于是打算回印度后找专家来指导。然而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我还专门深入研究了托尔斯泰的著作。他的《福音书概论》、《怎么办？》和其他几本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这些书中，我开始更深入地意识到实现博爱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大约在这时，我与另一个基督教徒的家庭有了往来。接受了他们的提议，我每周日都去卫斯理教堂做礼拜。那段日子，他们总是邀请我去吃饭。那个教堂留给我的印象并不佳，布道者所讲的内容平淡无味，会众似乎不那么虔诚，没有那种特别浓郁的宗教气氛。他们看上去都是一些世俗的人，之所以上教堂做礼拜，无非是消遣或是出于一种习惯。有时我坐在那里，会不由自主地打瞌睡，虽然觉得惭愧，但是我身边的人都是这样，我的心情就放松多了。这样做不大好，不久后我便不再去了。

后来，我和那个每周日都去拜访的家庭的关系突然破裂了。其实，是主人警告我不要再去他们家了。事情是这样的。那家的女主人是一个善良而单纯的女性，但心胸狭窄。我们时常讨论宗教问题，当时我正在重读安诺德的《亚洲之光》，于是，有一次讨论时，我们把耶稣和佛陀的生平拿出来作了比较。我说：“看乔达摩（Gautama）(15)是多么慈悲！他的慈悲并不只对人类，而是推广到一切生灵身上。当我们一想到那快乐地蜷伏在他肩头上的羔羊，心里能不充满了怜爱之情吗？可是人们在耶稣的身上，却看不到有这种对于一切生灵的爱。”这个对比令那位善良的夫人伤心。当然，她的感情我可以理解。我打断了这个话题，和她一起去进餐。她不到五岁的儿子——一个天使般的孩子，同我们一起吃饭。和小孩子们在一起，我最开心不过了，而我早就和这个孩子成为朋友了。我调侃他盘子里的那块肉，而尽情赞美我自己的苹果。天真的孩子被我说服了，站在我这边一起称赞水果的鲜美。

然而做母亲的呢？她开始忧心忡忡了。

我受到了警告。于是纠正了言行，改变了话题。下个周日我像往常一样去她家，但是心里有点惴惴不安，我没有领悟到我不该再去了，只是觉得不去不太好。不过，这位善良的夫人解决了我的矛盾。

“甘地先生，”她说，“请不要见怪，我有几句非说不可的话。我的儿子和你接触没有什么好处。每天他总是迟疑着不肯吃肉，只要水果，还拿你的道理来提醒我。这就太过分了。如果他不肯吃肉，就算是不生病，也一定会越来越瘦弱的，这我怎么受得了？今后你的那些观点只能和我们大人讨论，那些对孩子是有不良影响的。”

“夫人，”我答道，“很抱歉。我理解做父母的心情，我也有儿女。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结束这种不愉快。我对饮食的选择当然比我说过的话更容易影响这个孩子。所以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我以后不再过来打扰你们了，自然，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友谊。”

“谢谢你，”她说，显然她松了一口气。

轻信同伴的后果

对我而言，居家过日子并不是什么新的体验。不过我在纳塔耳的住所还是不同于我在孟买和伦敦的家。这一次，有一部分开销完全是为了体面。当时我认为必须有这样一个住所，以和我作为纳塔耳的印度律师和代表的身份相称。于是我在一个高档社区找了一栋漂亮的小房子，还配置了一套合适的家具。伙食很简单的，但由于我常请英国朋友和印度的同事们来家里吃饭，所以家中的开销一直很大。

每个家都需要好用人。可是我从不知道怎样把一个人当成用人去使唤。

我有一个朋友和我同住，也是我的帮手。还有一个厨子，他也成为这个家的一员。还有事务所的几个文书，也和我同吃同住。

我原以为我有不少这种成功的体验了；但是不愉快的生活体验还是会存在。

我的同伴是很聪明的人，我以为他是诚实的，可是恰恰被他骗了。他对一个常跟在我身边的文书心怀嫉妒，就编造了一个严密的罗网，使我怀疑那文书。这位文书朋友有很强的个性，他察觉到我在怀疑他，很快便离开了我家以及事务所。为此我很难过，觉得可能是我对他不公，于是良心上很过意不去。

刚好这时，厨子因为有事需要请几天假。他不在的那几天，需要找别人来顶替。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新来的厨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但当时对我而言，他却是神灵特别派来的人。他来了不过两三天，就发现家里有人背着我偷偷干些不正当的事，他决定提醒我。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容易信任别人又待人率直的人。所以新厨子发现这点之后，更是震惊。每天中午1点钟，我都从事务所回家去吃饭。有一天大约12点钟，厨子气喘吁吁地跑到事务所来对我说：“请你马上回家一趟，你会大吃一惊的。”

“到底出了什么事？”我问，“你得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呀！否则这个时候我怎能离开事务所回去呢？”

“要是不回去，你会后悔的。我就只能说这么多了。”

他相当坚持，我便立即在一个文书和这个厨子的陪同下回家了。厨子走在前头，带我直奔楼上，指着我同伴的房间说：“打开门，你就明白了。”

我全都明白了。我敲门，却没有人应！我使劲地敲，几乎连墙壁都开始晃了。门开了，我看见一个妓女在里面。我要她马上走开，永远不许再来。

我对那个同伴说：“从此刻开始，我们不再是朋友了。我像个傻瓜一样一直被你欺骗，你就是这样利用我对你的信赖吗？”

他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威胁说要去揭发我。

“我没有不可告人的事，”我说，“尽管去揭发，但是你得马上离开这里！”

这更使他恼羞成怒。我无计可施，只好对站在楼下的那位文书说：“请通知警长，说与我同住的某个人有不正当行为。我不愿意他继续待在这儿，可他不肯走。请他们派人来帮帮忙，我十分感谢。”

他看出我是很认真的，有过在先，于是他不敢再嚣张，赶紧向我道歉，请求我不要叫警察，他会立即离开，然后照做了。

这件事的发生，算是对我的一次及时的警告。直到那时，我才清楚地知道我是如何被这邪恶的人彻头彻尾地蒙在鼓里的。当初我收容他，是好心办了坏事，无异于缘木求鱼。早听说他品行不好，我却依然相信他对我是诚实的，试图改造他，结果却几乎毁了自己。我把许多好朋友的警告抛诸脑后，蒙蔽在对他的过度信赖之中。

如果没有这个新厨子，我还被蒙在鼓里，说不定在这个同伴的影响下，甚至不能够在当时已经开始了的轨道上过正常的生活。我会一直浪费时间、精力在他身上，他就会有机会置我于黑暗之中，把我引入歧途。

然而和以往一样，神灵再次拯救了我。我有的是纯洁的动机，所以虽然犯了错误，还是能够得救。这一次早年的生活经历为我的未来彻底地敲响了警钟。

这个新厨子可以说是神灵派来的使者。他不会做饭，而且作为一个厨子，他也不会长期住在我家。但是除他之外，没有别人让我看到真相。以后我才知道，那个妓女来我家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以前她常常来。其他人都不如这个厨子有勇气，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很信任那个同伴，几乎到了盲目信任的程度。恰如事实所表明的，这个新厨子是专为这件事情而来的，因为那件事以后，他马上提出离开。

“我不能住在你家里，”他说，“你太容易上当，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让他走了。

到那时，我才发现，向我进谗使我怀疑那个文书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这个品行不端的同伴。后来我竭力设法弥补对那个文书的不公正对待，但始终不能完全令他满意，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无论怎样弥补，裂痕终归是裂痕。

回到印度

到现在，我旅居南非已达三年之久了。对当地人有了不少认识，而他们对我亦有所了解。1896年我申请假期回国半年，因为我明白以后自己可能就要久住在那里了。我已在南非建立了颇为良好的业务基础，而且当地的印度人也需要我留在那里。所以我决心回国接妻儿来这边定居。同时我还打算，也许回国期间还能做一点公众工作，引导公众舆论对南非印度人的境遇给予更多的关注。3英镑人头税是印度人一个已经公开了的伤口，除非彻底废除，否则当地的印度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走之后，由谁来负责纳塔耳印度人大会以及教育协会的工作呢？我想到了两个人：阿丹吉·米耶汗（现已故）和巴希·罗斯敦济。现在可以从商界中找到很多工作人员，但是能在常规工作中执行秘书职务，并又受到印度侨团尊敬的，非他们两人莫属。秘书当然需要具备一定的英文知识。我向大会推荐了阿丹吉·米耶汗，大会同意了。实践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阿丹吉·米耶汗以他的坚忍宽宏、平易近人和彬彬有礼令大家都感到满意，而且也证明了：从事秘书一职并不一定非要是具有律师资格或受过英国高等教育的人。

大约在1896年，我搭乘开往加尔各答的轮船“彭戈拉”号回国。

当时船上乘客不多，其中有两个英国官员曾和我有过密切的往来。我每天都和其中的一个下一小时左右的棋。后来，船上的医生送给我一本《泰米尔文自学入门》，我便开始学了起来。以我住在纳塔耳的经验，我需要掌握乌尔都文的知识，才能够和当地穆斯林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应当学会泰米尔话，才能够与马德拉斯的印度人有更密切的往来。

应与我一起学乌尔都文的一位英国朋友的要求，我在统舱的乘客中，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乌尔都文老师，这样学下来，我们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位英国官员的记忆力比我还好，对生词过目不忘。而我却时常觉得乌尔都文字连辨别都很难。尽管我坚持不懈地学习，但始终赶不上那个官员。

至于学泰米尔文，我倒是进步神速。当时在船上找不到这方面的老师帮助，幸而《泰米尔文自学入门》是一本好书，我觉得自学也可以学会。

本打算到了印度后，继续这样学习，不过真是不行了。1893年以后，大部分书都是在监狱里读的。对泰米尔文和乌尔都文的学习确实有些进步，不过都是在狱中下的工夫——在南非的各个监狱中学习泰米尔文，在耶罗弗达狱中学习乌尔都文。但我一直没有学会讲泰米尔话，而且通过自学得来的那点儿知识，由于缺少应用，现在都忘得差不多了。

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不懂一点儿泰米尔文和德鲁古文绝对是个障碍。旅居在南非的德罗维达人（Dravidians）(16)对我的深厚情谊，至今仍记忆犹新。每逢遇见一个泰米尔或德鲁古朋友时，我便情不自禁地想起来他在南非的诸多同胞的信仰、毅力和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而他们中大部分人是文盲，妇女不识字的固然很多，男人不识字的也不在少数。南非的斗争就是为了维护不认字的战士，是为了穷人而斗争，而穷人也都参与了这种斗争。不过，不懂得他们的语言绝不会妨碍我赢得这些单纯善良的同胞们的心。他们会讲几句不太流利的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17)或英语，因此我们在一起工作并没有什么困难。然而我还是想学会泰米尔文和德鲁古文来报答他们的眷爱。正如前面提到的，我学泰米尔文小有所成，但是德鲁古文，虽然在印度学过一点，但只限于字母。现在恐怕我永远学不会这两种语言了，因此唯有希望德罗维达人能够学会印度斯坦语。旅居南非的德罗维达人中，虽然不会说英语的那些人的确会讲点印度语或印度斯坦语，只是讲得很蹩脚。而那些会讲英语的人却不愿意学印度斯坦语，仿佛懂得一点英文倒成了他们学习本国语言的阻碍了。

我把话扯远了。还是继续讲完我的航程吧。向读者们介绍一下“彭戈拉”号的船长。航行中我们已经成为朋友了。这位好心的船长是普鲁茅斯教友会的会员。我们的谈论涉及的精神性话题远多于航海生活。他把道德和宗教信仰明确地分成两个部分。对他而言，《圣经》的教诲如同儿戏，它的优雅之处就在于它的质朴。他只会说，让所有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去信仰耶稣以及他所作的牺牲吧，他们的罪过必定是会被救赎的。很自然地，这位朋友勾起了我对比勒托里亚普鲁茅斯教友会的记忆。我们一直争论的话题，是关于宗教是否强加给人们道德上的束缚。为什么我不可以吃肉呢？吃牛肉又有什么呢？上帝创造的所有下等动物，不就是为了让人类享用吗？举例来说，上帝创造植物世界的目的也是如此。这些问题不免把我们卷入对宗教的争论中去。

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坚持自己的见解：宗教和道德是二位一体的。而船长持相反的意见，同样也深信不疑。

航行二十四天之后，愉快的旅程结束了。欣赏过胡格利河的美丽景色后，我在加尔各答上岸，并于当天搭火车前往孟买。

在印度的见闻

前往孟买途中，火车在阿拉哈巴停留了四十五分钟。我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去城里逛一逛，还得去药店买点药。药剂师还在半梦半睡之中，配药时慢慢吞吞的，导致我赶回车站时刚好火车开走了。原本站长好心为我延缓了一分钟，但还没见我回来，只好周到地叫人把我的行李拿下火车。

我在当地的克尔尼旅馆住了下来，决定就在这里做一点工作。我曾听人说起过关于阿拉哈巴的一家报纸——《先驱报》的诸多情况，也知道这家报纸是站在背离印度人民意的立场。我记得当时小吉士尼先生是该报的主编。我为了争取到各方面的帮助，便写了一张便条给小吉士尼先生，向他说明我如何误了火车，希望跟他约个时间谈一谈，使我可以在第二天离开。他当即答应了，尤其令人高兴的是他耐心地倾听了我的意见，答应在《先驱报》上报道我写的任何作品，但声明他不可能赞成和支持印度人的所有要求，因为他必须要在报纸上给予殖民者的观点以充分的篇幅和应有的分量。

“这就够了，”我说，“只要你答应在你的报上研究有关问题并加以讨论。我所要求和希望的，不过就是我们所应得的最基本的正义罢了。”

那天，我把其余的时间都花在参观雄伟壮丽的三河汇合处（Triveni）(18)，并计划着手头的工作。

这一次与《先驱报》主编的意外谈话，为以后的一系列事件埋下了伏笔，这些事件最终导致我在纳塔耳受到了刑罚。

我没有在孟买逗留，而是直接回了拉奇科特，开始准备写一本关乎南非局势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从写作到出版花了大约一个月的工夫。它的封面是绿色的，此后便以“绿皮书”著称。在这本小书中，我有意识地描画了一幅南非印度人受压制状况的景象。文笔比前述那两本小册子温和许多，因为我知道远道传播的事实可能会显得像夸张之词。

这本小册子共计印了1万份，寄发到印度各大报纸和各派的领袖人物手中。《先驱报》率先刊登了关于这本小册子的评论文章，由路透社摘要后发到英国，接着又由伦敦总社摘要后发到纳塔耳。这份电讯登出来不过三行，尽管内容简要，却夸大了我对印度人在纳塔耳的生活境遇的描述，而且根本没有引用我的原话。以后我会说明这件事在纳塔耳造成的影响。同时各大报纸都大加评论了这个问题。

要寄出去这些小册子不是容易的事。雇人包装也很费钱，不过我想到了一个更简便的办法。我把当地的儿童都集中起来，请他们每天早上没有课时志愿劳动两到三个小时。他们都乐于接受，因为我答应把收集的邮票分送给他们作为奖励。很快他们就完成了任务，这是我初次体验招募儿童为志愿工作者，其中有两位小朋友已成为我今日的同事。

那时孟买爆发了瘟疫，周围地区的人们都惶惶不安，担心拉奇科特同样不能幸免。我觉得我进卫生部门可能会起点作用，便向政府提交了我的申请，政府接受了申请，并委派我去负责这项工作的委员会工作。我特别强调厕所清洁这一问题，委员会决定检查每条街道的厕所。贫苦人家并不反对我们的检查，而且还按照我们的建议去改进他们的清洁卫生状况。然而当我们去检查大户人家时，有的竟然拒绝我们进去，更不必谈接受改进意见了。我们普遍的结论是：大户人家的厕所比穷人家的还要脏。他们的厕所阴暗污秽，臭不可闻，蛆虫横生。我们提的改进意见很简单：用桶来盛粪便，免得遍地都是粪便，拆除厕所的隔墙，使厕所里有充足的光线和空气，也便于清扫。这些人家提出了无数反对这些建议的理由，很多人置之不理，根本不去执行。

此外，委员会还必须要检查“不可接触者”居住的地区。委员会中只有一个成员愿意同我一起去看看。其他人认为去那种地方本身就很荒谬，更不必说还要检查他们的厕所了。但是对我而言，去看看这些地方倒是一件意外之事，令人又惊又喜，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观这一类地区。那里的男男女女看见我们来了都相当惊异。我请他们带着我们去检查他们家里的厕所。

“我们的厕所！”他们惊讶地叫道，“我们都是到外面的空地上方便的。只有你们大人物才有厕所。”

“那么，不介意我们去看看你们的屋子吧？”我问。

“十分欢迎，先生。你们尽管随便检查我们家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住的算是什么屋子，不过是洞穴。”

我进屋一看，很高兴看到屋里和屋外一样干净。过道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地面都用牛粪涂抹得整洁美观，少数几个罐子和盘碟也洗刷得闪闪发亮。根本不必担心这种地方会有瘟疫爆发。

而在有钱人家的住宅区里，我们曾见过的一个厕所，不得不让我在这里多写几句。那家的每个房间都有一条小沟，水和尿都排到小沟里，所以整个屋子都弥漫着臭味。其中有一栋屋子有一层带楼的寝室，屋里的小沟被用来排泄大小便。这条小沟又有一条管子直通楼下。所以，整个屋子臭不可闻，而住在里面的人如何能睡得着，只有凭读者去想了。

此时，委员会还检查了毗湿奴教徒膜拜的哈维立神庙。哈维立神庙的住持和我的家庭关系很好，因此他同意我们随意检查以及提出任何改进意见。哈维立神庙中有一个地方连他自己都没有去过。人们常常从墙外扔到这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作为餐盘用的叶子，于是这里便成了乌鸦和老鹰的栖集之所。庙里的各个厕所自然也是很脏的。我在拉奇科特待的时间并不长，因此这位僧侣究竟采纳了多少我们的意见，我不得而知。

当看到一个受人们膜拜的地方居然是这样糟糕时，我心里很难过。毋庸置疑，人们都希望一个神圣的地方要非常重视环境的清洁卫生。据我所知，即便在当时，许多宗教经典的作者对于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洁净是同样看重的。

我的两种秉性

很多人难以像我这样对英国宪法无比忠诚。现在我明白我对真理的爱的根源就是这种忠诚。我不可能假装有忠诚或是别的什么美德。我在纳塔耳参加的每一个会议，没有一次不和大家一起唱英国国歌的。我并非不清楚英国人统治的缺点，但总体来说，我可以接受。当时我相信英国人的统治在整体上对被统治的人民是有好处的。

我在南非看到的种族歧视，的确与英国人的传统背道而驰，而我相信那不过是暂时的或是存在于个别地方的现象。所以我同英国人一样，争相效忠于英王，谨慎地坚持学唱“国歌”，只要有人唱起这首歌，我也跟着一起唱。遇到有机会表达忠诚的时刻，我总会毫无矫饰地参加。

一直以来，我从来不曾滥用过这种忠诚，也从没有想过要借忠诚达到自私的目的。对我而言，忠诚是一种不求报偿的义务。

回到印度那时，举国上下正在筹备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的庆典活动。拉奇科特也为此事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我获邀参加。虽然接受了这个邀请，但内心怀疑这种庆祝恐怕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我果真发现其中有很多骗局，相当难过。我开始扪心自问是否还该留在委员会工作，最后我决定：只要尽好本职，我就心满意足了。

庆典活动中有一项倡议性活动是植树。我看到许多人植树不过是为了做做样子以讨好达官贵人罢了。我曾劝告他们：植树不是强制性的，而是一种倡导；要么就认真地种植，要么就根本别种。我记得他们对我这种说法不以为然，还讪笑起我来。我也记得我仔仔细细地种植那些分配给我的树苗，还细心地浇水和认真地看护。

我教家中的孩子们唱英国国歌。记忆中还教过当地师范学院的学生，不过我不记得是为庆祝女王登基六十周年还是为庆祝爱德华七世加冕为印度皇帝。后来英国国歌的歌词引起了我心中的震动。随着“非暴力”的观念越来越成熟，我的思想和言论也格外谨慎了，越来越注重自省。歌词中有这么几行：打垮我们的敌人，让他们片甲不留；搅乱他们的政治，粉碎一切阴谋。这几句和我的“非暴力”观念产生了严重的抵触。布斯博士也是同感，一个信奉“非暴力”的人唱这种内容是非常不合适的。我们凭什么判定所谓“敌人”就都是“歹徒”呢？而敌人就一定是坏人吗？我们祈求神灵赐予的，只是正义。布斯博士完全赞同我的观点，他为听他布道的人编了一支新歌。关于布斯博士，我们以后再谈。

我不仅秉性忠诚，还生来就喜爱护理别人，无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

在拉奇科特，尽管忙着写作关于南非的那本小册子，我还是有一个机会匆匆去了一趟孟买。我打算在各个城市组织几次集会来引导公众舆论去讨论关于南非的问题，而孟买就是我首选的城市。首先，我拜访了兰纳德法官，他认真地听完我陈述，劝我去见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然后我又去拜访巴德鲁丁·铁布吉法官，他也提供给我相同的意见。他说：“兰纳德法官和我能提供的帮助很有限，你知道我们在公众事务中的地位，我们起不了多大作用，不过我们对你深表同情，现在能够有力地指导和帮助你的人，只有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

我当然想拜见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而两位老前辈建议我按照他的意见行事这一点，使我更清楚地知道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确实对公众有很大的影响力。按既定计划，我如期见到了他，而且准备好去承受他的威仪了。以前我早就听说他所赢得的名头，知道我要见的是“孟买之狮”、“本省的无冕之王”，然而真正见面时，这位无冕之王并没有吓坏我，相反，他像一位慈父对已成年的儿子一样来接待我。我们的会面地点是他的寝室，他身边围着一群朋友和信徒，其中有德·叶·瓦恰先生和卡玛先生，有人把我介绍给大家。早听说过瓦恰先生是费罗泽夏爵士的左右手，维尔昌德·甘地先生也跟我说过他是一个相当优秀的统计学家。瓦恰先生对我说：“甘地，咱们找个机会再谈一谈。”

大家最多用了两分钟的时间互相作了介绍，接着费罗泽夏爵士非常仔细地听我讲述。我跟他提起我已见过兰纳德法官和铁布吉法官。“甘地，”他说，“我看我必须得帮助你在这里召开一个群众大会。”说完转身让他的秘书孟希先生定一下集会的日期。日子定下来后，他便与我告别，让我在开会的前一天再来见他。这次会面消除了我对他的畏惧心理，于是我兴高采烈地回家了。

这次逗留孟买期间，我还去探望了正卧病床榻的姐夫。他不怎么有钱，而我姐姐也不太会照顾他。他病得很严重，我建议带他去拉奇科特养病。他同意了，所以我便和姐姐、姐夫一起回拉奇科特。他的病比我预期的时间拖得长。我把姐夫安置在我房里，日以继夜地守护着他，有时夜里我完全没有时间睡觉，一部分时间用来看护他，同时还在写那本关于南非的小册子，可是后来回天乏术，姐夫还是去世了。但在他临终的那些日子，我有机会尽心尽力地看护他，内心就感到很安慰了。

我喜爱护理别人的天性逐渐发展成一种很大的热情，甚至常常为此抛开自己的工作。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时，就把妻子乃至全家人都拉进去。

除非一个人真正能从服务中得到乐趣，否则这件事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只是为了做做样子，或者迫于公众舆论不得已而为之，那反而会阻碍人的成长，且不利于他的心智发展。如果为人服务不是基于愉快的心情，那于己于人都无甚好处。然而，当人们心情愉快地为他人服务时，其他一切欢乐和财富都会黯然失色。

参与孟买的集会

就在姐夫逝世的第二天，我必须得赶到孟买出席公众集会，所以实在没有时间好好地准备我的演讲。几日几夜守在病人身边的焦虑劳累，使我精疲力竭，连嗓子也哑了。因此我去孟买后就完全听天由命了，压根没有想到我要把自己的演讲稿事先写出来。

应费罗泽夏爵士的要求，我于大会前一天的下午5点去他的事务所汇报情况。

“你的演讲稿准备好了吗，甘地？”他问。

“没有，先生，”我战战兢兢地说，“我想即席发言。”

“在孟买这种做法行不通。这里的报告环境不好，如果我们想在这次会议中有所收获，必须事先把演讲稿写出来，而且必须得在明天天亮前印好，我希望你能做到，成吧？”

我非常紧张，但还是表示我会尽力一试。

“那么，告诉我，孟希先生什么时候可以去你那里拿演讲稿？”

“今晚11点。”我说。

第二天出席大会时，我终于了解到费罗泽夏爵士的意见是多么明智了。这次会议是在柯华斯吉·捷汗吉尔爵士的研究所大厅里举行的。以前我就听说过，凡是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出席的集会，会场里总是挤得满满的，主要听众是爱听他演讲的学生，他们把大厅围得水泄不通。这是我头一次出席这样的集会。我知道只有少数人能听见我的声音，念讲稿时，我甚至还有点颤抖。费罗泽夏爵士不断地鼓励我大声念下去。但我感觉这不仅没有增加我的勇气，反而使我的声音越来越低弱。

我的老朋友柯沙福劳·德希潘特先生起来帮助我，我把演讲稿交给他。他的音量刚好合适，但是听众却不愿意听，大厅里响起了“瓦恰”、“瓦恰”的叫喊声。于是，瓦恰先生便站起身来念着这篇演讲稿，效果很好，听众们完全安静下来一直听到最后，还在必要时不时报以喝彩声和“可耻”的喊声来打断他。这使我颇为欣慰。

费罗泽夏爵士很喜欢这次演讲。我非常高兴。

通过这次集会，我引起了德希潘特和一位波希朋友对南非印度侨民的强烈同情。我想暂时不提这位波希朋友的名字，因为他现在是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他们两人都表示愿同我一起赴南非工作。但是当时担任小案法庭法官的西·姆·寇希之先生劝阻了这位波希朋友，因为当时这位波希朋友正打算结婚，他必须得在结婚和赴南非两者之间取其一，而他最终选择了前者。还好有巴希·罗斯敦济替他把这个失约弥补上了，还有一批努力从事织布工作的波希姐妹，正在以她们的勤奋劳动替当年那位阻碍了丈夫脚步的姑娘弥补过失，所以我便愉快地宽恕了那对夫妇的过失。然而德希潘特并没有结婚的打算，但他也没有走。如今，他正在为自己当年的食言做着足够的、有益的补偿工作。返回南非途中，我在赞稷巴结识了一位铁布吉家族的成员，他也曾答应来帮助我，但是终究没有来。现在，阿巴斯·铁布吉先生也在设法为那次失信作出弥补。而我想劝导其他律师去南非服务的三次尝试，都无果而终。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贝斯敦济·巴德夏先生。自留学英国归来后，我一直和他维持着友好的关系。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伦敦的一家素食馆，我听说过他的兄弟——以“怪人”闻名的巴若济·巴德夏先生，我从未见过这个人，从朋友们那里听说他为人很古怪。他因为怜悯马而不坐马车，记忆力非凡却不愿考取学位，他始终秉持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虽然是波希人，却是素食者。而贝斯敦济没有他兄弟这么大的名气，不过他在伦敦时，便以博学闻名。不过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是素食主义，而不是学识，论学识我远不及他。

在孟买我们又相见了。当时他是高等法院的书记长。我们会面时，他正在忙着编纂古遮拉特文高级字典。那时见到任何朋友，我总会劝他们协助我去南非开展公众工作。可是贝斯敦济·巴德夏不但拒绝了我的请求，还劝我不要再回南非了。

“我是不可能帮助你的，”他说，“老实告诉你，连你去南非我都不赞成。难道我们国内就没有工作吗？现在你看，光是在我们的语言文字中，就有很多事可做。我要找出一部分科学用字，但是这不过是这个工作的其中一项罢了。你想想看我们国家穷成什么样子了吧，在南非的同胞，不用说，无疑是处境困难，但是我不希望你这样的人为那样的工作牺牲。让我们先在国内争取自治吧，然后自然而然地就能帮助到那里的同胞了。我知道你不会被说服，但我绝不鼓励任何像你这样的人和你一起投入到那里的工作中。”

我不喜欢这种劝告之词，但是却越发敬重贝斯敦济·巴德夏先生。他对于祖国以及母语的爱让我深深感动。这次谈话让我们彼此更加亲近。我能够理解他的用心。但我并没有放弃回南非工作的决心，这种决心反而更加坚定了。一个爱国者不应看轻任何一项为祖国服务的工作。对我而言，《纪达经》里的几句话极其清晰而且有分量：尽分内之责，虽败犹胜；做分外之事，虽得犹失。尽责而终，方为正道；别谋他途，必将迷失。

浦那和马德拉斯

费罗泽夏爵士的帮助使我的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接下来，我从孟买去了浦那。当地有两大派，而我却需要得到各派的帮助。我先是去拜见了罗卡曼尼亚·狄拉克。他说：“你要寻求各方面的帮助是正确的。大家在南非这一问题上不会有什么分歧。但你得请一位无党派人士来担任大会的主席。你去见见潘达卡教授吧。近来他不怎么参加公众运动了，不过也许这个问题能把他拉出来。你去见他，然后把他说的话讲给我听。我愿意尽全力去帮助你。当然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我愿意为你效劳。”

这是我第一次拜见罗卡曼尼亚（Lokamanya）(19)，这次见面使我探悉到了他获得无比声望的原因。

然后接着我去拜见戈克利先生，在法古逊学院的院内找到了他。他热情地欢迎我，立即赢得了我的好感。尽管也是第一次同他会面，可我们却像是旧友重逢一般。对我而言，费罗泽夏爵士仿佛是喜马拉雅山，罗卡曼尼亚如同海洋，但戈克利却像是恒河。喜马拉雅山是高不可攀的，至于海洋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而恒河却敞开怀抱，带给人们一场清新的沐浴。一只船，一把桨，泛舟于河上，该是多么令人惬意啊。戈克利如同一个校长测试新生一般，细细地考问了我。他告诉我该去找谁，去哪里找，并提出要看看我的讲稿，还带我参观了法古逊学院，保证会一直向我提供帮助，也嘱咐我与潘达卡博士谈完后，把谈话结果告诉他，我怀着极为愉快的心情离开了。从政治的角度上看，戈克利生前在我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时至今日，也还是无人可替代的。

潘达卡博士像一位慈父般接待了我。我是在中午时刻拜访他的。我在这个时刻还急于找人担任主席这个事实，打动了这位不屈不挠的大学者，他也赞成我坚持要找一个无党派的人士担任大会主席的意见，他不由自主连声说道：“这倒是的，这倒是的。”

听我说明来意后，他说：“大家都会对你说我是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可是这次我无法拒绝你。你的理由是这么强有力，而你的勤奋又这么令人欣赏，使我无法拒绝你的邀请。你事先和狄拉克和戈克利都商量了，做得好。请转告他们：我乐意担任这两个组织联名举办的大会主席。不必考虑我什么时间合适，对我而言任何时候都很方便。”说完后他便与我道别并致以祝福。

不费吹灰之力，浦那的那些学问渊博、大公无私的社会活动家们，便在一个朴素的小地方举行了一次集会，这令我怀着对自己使命的更大的信心满意而归。

接着我又去了马德拉斯，在那里我受到了狂热的欢迎。巴拉宋达朗事件给这次集会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的讲稿已经印好了，对我而言，讲稿内容相当长，但听众却很用心地聆听每一个字。大会结束后，照例在会场出售那本“绿皮书”。我拿出了1万册修订本，它们像刚出笼的新鲜点心一样十分热销。实际上没必要大量印行这本书，出于热心，我对这本书的需求估计过高。我是针对讲英语的那些公众演讲的，而在马德拉斯，单是这个阶层没有一万人那么多。

在这里，给予我最大帮助的人是格·巴罗梅斯瓦朗·皮莱先生（现已故），当时他是《马德拉斯旗报》的主编，曾对这一问题有过细致深入的研究，他常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还给予我指导。《印度教徒报》的格·苏伯罗曼尼安先生和苏伯罗曼尼安博士也是对南非的印度侨民深表同情的。然而格·巴罗梅斯瓦朗·皮莱先生却可以把《马德拉斯旗报》的专栏完全交给我来打理，而我也就充分地运用了这个机会。我还记得苏伯罗曼尼亚博士主持了巴才阿巴大厅的集会。

我大部分的朋友给予我的眷爱以及他们对于这个事业的热情是那样伟大，虽然我不得不使用英文同他们交谈，但依然觉得毫无隔阂。只要有爱，人世间还有什么障碍不能被消除呢？

争取舆论的支持

我又从马德拉斯赶去了加尔各答，在那儿碰上很多困难。那儿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于是便在大东旅馆开了房间住下，后来我才结识了《每日电讯报》的业务代表叶勒妥贝先生。他邀请我去他的住处孟加拉俱乐部。当时他还不知道带印度人到俱乐部的客厅是被禁止的。得知这条禁规后，他便把我带到他的房间里。对于当地英国人的种族偏见，他也感到很难过，并因不能请我到客厅而向我致歉。

既然到了这里，我当然该去拜会一下“孟加拉的偶像”苏伦德罗纳斯·班纳济。见到他时，正有一批朋友围着他，他说：“我担心人们不关心你的工作。你知道，我们这里有不少困难。不过你尽可以试试看。必须博得王公们的同情，还要去拜见英印协会的代表，最好和罗瘏·皮亚立穆罕·穆克琪爵士以及席诃罗瘏·泰戈尔谈一谈。这两个人都很开明，而且热衷于公众工作。”

照他的建议，我一一去拜见了这两位绅士，但没什么结果。他们都待我很冷淡，只是说在加尔各答举办一次公众集会很不容易，如果想在这里办成什么事情，实际上要靠苏伦德罗纳斯·班纳济。

我察觉到自己的任务越来越困难了。我去《甘露市场报》拜访时，接待我的绅士把我当成一个流浪的犹太人。去《孟加拉人报》的情况更糟，主编让我苦等了一个钟头。很明显他要接见很多人，但即便访客全都走光了，他还是懒得看我一眼。我鼓起勇气向他说明来意时，他说：“难道你都没有看见我们很忙没空吗？像你这种客人总是没完没了。你最好走吧，我不想听你说。”当时，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但很快便谅解了这位主编的处境。我早就听闻《孟加拉人报》的大名，知道那里的访客是络绎不绝的，而且大都是他认识的人。他的报纸不愁没有话题讨论，而南非问题在当时是鲜为人知的。

无论哪个来访者遭受过多少的不幸和苦难，他也不过只是众多进入这位主编的办公室的人们中的一个，而大家都各有各的苦难，这位主编怎么能够一一见完呢？何况大家总以为报馆主编是个很有权力的人。但只有主编自己明白，他的权力实在跨不过这道办公室的门槛。不过，我并没有因此气馁，还是继续去拜访其他各报的主编。像过去一样，我也去找了英印混血的主编。后来，《政治家报》和《英吉利人报》认识到南非问题的重要性。在和他们的主编长谈之后，他们予以发表全文。

《英吉利人报》主编宋德斯先生把我看做自己人。他的办公室随我使用，报纸也交给我打理。甚至准许我随意修改他写的关于南非问题的社论，还把校样提前送来给我看。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他答应竭尽所能协助我工作，而且说到做到。我们一直保持通信，到他病重才终止。

我的一生中，享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友谊，往往是不期而至的。宋德斯先生之所以对我报以厚爱，就在于我的实实在在，以及我对于真理的热爱。他在对我的事业报以同情和理解之前，曾详细地考察了我，他发现我对南非的白人的情况也可以不偏私地、公正客观地向他说明，并且还带有欣赏的眼光。

经验告诉我，赢得公正最快的方法就是公正待人。

宋德斯先生给予我的意料之外的帮助使我大受鼓励，开始有勇气设想在加尔各答举行一次公众集会也许可能成功。但这时我却接到了来自杜尔班的电报：“议会1月开会，速归。”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报社，说明了我匆忙离开加尔各答的原因，并即刻起程前往孟买。动身前，我发了一封电报给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在孟买的代理行，请他们给我订好最早一趟开往南非的船票。当时达达·阿布杜拉刚好买了一艘名为“科兰”的新轮船，他坚持要我搭乘那条船，还特别优待我和我的家眷免费乘坐。盛情难却，我满怀感激地接受了，于12月初第二次远赴南非，同行的还有妻子、两个儿子和寡姐的独子。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代理的另一条名为“纳德利”的船也在同一时间开往杜尔班。这两条船的乘客加起来总共有八百人左右，这些人中有一半去德兰士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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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够同时记忆和处理大量事情的人。

(2) 无所不知的人，即先知。

(3) 印度人通常赤脚，稍微讲究一点的会穿木屐或拖鞋，穿上皮鞋就算是欧化了。

(4) 在某些产象国家，以白象为神象，会对其加以特殊供养。

(5) 婆罗门为印度历史上种姓等级制度中最高的一个阶级，古时候多为僧侣祭司，善占卜，厨子是一种洁净的职业，通常只有婆罗门才能从事。

(6) 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的男子，到了一定的年龄，便要举行宗教仪式，在身上戴着一根绳子（臂上，或脖子上），以驱邪去病。

(7) 伊斯兰教中的一派。

(8) “赛”是阿拉伯语，原意为宝剑，现为一种对穆斯林的尊称。

(9) 大头巾。

(10) 印度教的一种社会制度。在印度传统社会中有四大种姓，即婆罗门（僧侣阶层）、刹帝利（武士阶层）、吠舍（农、商阶层）和首陀罗（奴隶阶层）。但在四大种姓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接触者阶层，通常被译为“贱民”，被高种姓视为不洁的、有罪的阶层，他们受到各种鄙夷和排斥，不能用公共水井，不能进寺庙，不能行走在大路上，高种姓的人们也避免与他们接触，以免受到“玷污”。

(11) 印度教的经典，是印度最早的诗歌总集，是印度文学的渊源。“吠陀”字面上是知识的意思。《吠陀》共四部，《梨俱吠陀》（Rig Veda），是对神的赞歌；《娑摩吠陀》（Sama Veda），是《梨俱吠陀》的副本，都是祭祀时供司祝念的诗歌；《耶柔吠陀》（Yajur Veda），性质同前两种，但夹杂了一些散文；《阿闼婆吠陀》（Atharva Veda），是用于祈祷的诗歌，包含诸多符签咒语。

(12) 资本主义议会的形式民主：一个议案必须经过两院三读通过才算是合乎程序规范。

(13) 阐释《吠陀》、《梵书》等经典的一类著作，重在阐述哲学思想，多采用散文或韵文的形式。奥义书有一百五十多种，最早的一本著作可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

(14) 印度古代哲学的一派，是公元前2世纪钵颠瘏梨（Patanjali）创立的。瑜伽派的学说的理论基础是四品，即三昧品、方法品、通神品和独存品。其中最发达的学说是方法品的修行方法（八支行法），尤以坐法、静虑这二支行法最普遍。

(15) 释迦牟尼的名字。

(16) 印度最早的土著民族，绝大部分人现在定居于南印度。他们的主要语言是泰米尔文和德鲁古文。

(17) 即印地语（Hindi），通行于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是印度大多数人通用的语言。

(18) 即恒河（Ganges）和亚穆纳河（Jumna）汇合之处，被印度教徒视为圣地。

(19) 梵文中原指受尊敬的人，现在成为对群众领袖的一种尊称。

Memoirs of Mohandas Gandhi

要活就要像明天你会死去一般活着。

要学习就要像你会永远活着一般学习。

带着妻儿远航

带着妻儿远航这还是头一次。叙述这段经历时，我常会觉得由于中产阶级的印度教徒的童婚制度，导致了丈夫识字而妻子是文盲的状况普遍存在。夫妻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因而丈夫就不得不当妻子的教师。像我就得思考这一类琐事，比如，妻子和孩子穿什么衣服合适，应该吃什么东西，采取什么礼仪才能适应新的环境，等等。今天回想起当时的那些事，依旧趣味盎然。

一个印度教徒妻子总是把对丈夫的绝对服从当成最高的宗教信仰。而一个印度教徒丈夫则把自己当成妻子的统治者和主人，妻子必须经常对他笑颜逢迎。

写到这一章时我想起来，当时为了给别人留下文明的印象，我觉得我们的穿着和举止需要尽可能接近欧洲人的标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产生一点社会影响，而如果没有任何影响，是不可能为侨团服务的。

妻子和孩子们服装的式样是我决定的。我并不想让别人看出他们是来自卡提亚华的班尼亚一族，而纯粹的欧洲式样又不那么适合他们，在那时，波希人被当成印度人中最文明的一类，因此我们就选定了波希式样。如此一来，妻子穿上了波希“纱丽”（Sari）(1)，而孩子们则穿上了波希式样的上衣及裤子。当然，每个人都要穿鞋袜。我的妻子和孩子们花了好长的时间才逐渐习惯这件事。鞋子让他们觉得夹脚，脚趾也疼，而袜子还散发着汗臭味。(2)当他们提出反对这些的理由时，我总有一套现成的说辞反驳他们。在我看来，与其说是我的答复有理能让他们信服，不如说是我的权威有效而让他们屈服。他们同意改变穿着，因为除此以外，别无选择。同样，他们颇不情愿地在饭桌上使用刀叉（通常印度人都是用手抓饭吃的）。后来，待到我对这些“文明”的迷恋消失以后，他们就立即放弃使用刀叉了。可是经过了长时间的适应，从新的生活方式又回到旧的上去，对他们而言也是同样麻烦的。然而如今我已明白，抛弃掉这种“文明”的虚饰，我们反而会感到更加自在和轻松。

与我们乘同一条船的，还有一些亲戚和熟人。我常常去见他们以及统舱的乘客，因为这条船归我的委托人的朋友所有，所以我可以随意走动不受限制。

这条船直航纳塔耳，中途不停，所以我们的航程只用了十八天。然而在距离纳塔耳还有四天航程的海上，我们却遭遇了一场可怕的风暴，这仿佛是对我们即将上岸后在陆地上所要遭遇的现实风暴的一种警示。南半球的12月是夏季雨季的月份，因此在这个季节的海上遇到大大小小的暴风雨都是很正常的现象。然而这次我们遇上的暴风雨却是那么的猛烈漫长，乘客们全都开始惶惶不安了。船上出现了神圣庄严的一幕：所有人面临着共同的险境，同舟共济，团结一心，忘记了彼此之间的分歧，无论是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教徒，所有人都只想到了一个唯一的神。有人许下了各种誓言，而船长也同乘客们一起祷告。船长向我们保证，尽管这次的风暴很危险，但以前有过几次比这更危险的处境，他都安然度过了。他还向我们解释，一条造得好的轮船是可以抵御任何坏天气的。然而这些话似乎都无法给大家带来安慰。每一分钟都听得见类似于爆裂或漏水的响声。而且这条船颠簸摇晃得相当厉害，仿佛随时都可能倾覆。甲板上早就没有人了。每个人嘴里发出的唯一的呐喊就是“神灵保佑啊”。我印象中，这场灾难延续了约有二十四小时。后来天终于放晴了，最后船长宣布暴风雨已经过去了。人们的脸上重现了笑容，随着惊恐的消逝，“神灵保佑啊”的话也从他们嘴里消失了。吃喝、唱歌、玩乐又成了生活的常态。没有了对死亡的惧怕，原先一刻也不停的虔诚的祷告也让给了“玛亚”（Maya）(3)。通常的“纳玛滋”（Namaz）(4)和其他祷告还是有的，但先前的那种庄严神圣已经没有了。

然而这次的暴风雨却使我和别的乘客们有了紧密的联系。我并不十分惧怕这次风暴，因为我已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不怎么晕船，所以能够在乘客之中穿梭奔走，照料他们，安慰他们，并把船长发出的一小时一次的航行情况通报给他们。看到后面读者就会明白，此时和大家结下的友谊对我日后的工作很有帮助。

12月18日或19日那天，船在杜尔班港口下了锚。“纳德利”号也在同一天到达了。

然而真正的风暴就要来了。

另一种风暴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这两条船是在12月18日或19日在杜尔班港口下锚的。按照规定，乘客需经过彻底的健康检查后，才能在南非的任意港口上岸。如果船上有任何一位乘客感染了传染病的话，这条船就得被隔离一段时间。而我们起程时，孟买正在流行鼠疫，因此我们都很担心被隔离。在进行健康检查以前，每条船都得挂上一面黄旗，经医生确认船上的乘客都很健康以后，才可以把黄旗降下。也只有等到这面黄旗降下，乘客的亲友才能上船接他们。

当医生上船来为我们做检查时，照例在船上挂起了黄旗。医生要把我们的船隔离五天，他认为鼠疫病菌最长可以存活二十三天。因此我们的船需要奉令隔离，直至我们离开孟买二十三天之期期满为止。其实这次隔离不单是出于卫生上的原因，还有其他一些考虑。

听说我们又回来了，杜尔班的白人起了骚动。这此隔离的原因之一便是源于这场骚动。每天达达·阿布杜拉公司都会派人来通知我们城里发生的事情。每天白人都举行大会，极尽威胁恐吓之能事，同时甚至还利诱达达·阿布杜拉，说只要公司让这两条船的人返回印度，他们便赔偿公司全部的损失。然而达达·阿布杜拉公司没有在恐吓面前屈服。阿布杜尔·卡利姆·哈齐·阿丹赛当时是公司的股东经理，他想方设法要使这两条船停靠码头，让所有的乘客都能登岸。那时他每天写信告诉我具体的情况。幸而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现已故）当时专程到杜尔班去接我。他精明能干，而且无所畏惧，是印度侨团的领导者。侨团的律师劳顿先生同样也是一个无畏的人。他强烈地谴责当地白人的行为，他不但是一位受聘的律师，而且更是一位真正的在帮助侨团的朋友。

如此一来，杜尔班成为实力悬殊的双方决斗的一个场所。一边是人数上占少数的、贫穷的印度人和个别的支持他们的英国朋友，另一边却是为数众多的白人，这些人在武装上、数量上、受教育程度上和财富上都占有绝对优势，还得到了纳塔耳政府的公开支持，内阁最具影响力的成员哈里·艾斯坎比先生甚至公开参加他们的集会。

实际上，这次隔离是想通过对乘客或船只代理公司的威胁恐吓，达到迫使乘客返回印度的目的。这时白人开始威胁我们了：“如果你们不肯回去，一定落得个被抛到海里的下场，但是如果你们同意回去，还可以拿回路费。”我不断在同船乘客中间走动，鼓励他们，还送了慰问函给“纳德利”那条船上的乘客。

他们都保持着镇定和勇气。我们在船上给乘客们安排了各种的游戏，大家的心情都得以放松。圣诞节那一天，船长宴请头等舱的乘客，我和我的家眷是受邀的主宾。宴后，我发表了讲话，谈到西方的文明。我知道当时的场合并不适合发表一通严肃的演说，可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话好说。我和大家一齐欢度节日，但是心里牵挂的却是杜尔班的战斗，因为我是这场战争里真正的主角。白人反对我的两个理由是：一、我在印度时，过度谴责了纳塔耳的白人；二、为了让印度人挤满纳塔耳，我特意带了两船人到这边来定居。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也知道为了我，达达·阿布杜拉公司正承受着巨大的风险，而乘客们的性命也处于危险之中，我的家眷也同样陷入了危境。但是这绝对是冤枉我。我没有劝诱过任何乘客到纳塔耳去。上船前，乘客中除了一对夫妇是我的亲戚之外，船上数百名乘客的名字和住址我都不知道。在印度时，我所有关于纳塔耳的白人的言论在纳塔耳都曾说过。何况我说过的话更有无数的事实为证。因此我对纳塔耳白人所代表的、所拥护的那种文明感到由衷的悲哀。我心中一直都有对这种文明的想法，所以就借着这个小小的宴会把它谈出来。船长和其他朋友都耐心地倾听我的发言，也接受了我的基本精神。不知道这一席话后来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再后来，我和船长以及其他官员又长谈起西方的文明，我在演讲中把西方文明表述为一种以武力为基础的文明，和东方文明风格迥异。那天现场提问的宾客坚定了我的信念，我记得当时好像是船长向我提问：“如果白人当真兑现了他们的威胁，你的‘非暴力’的原则怎么坚持得下去？”我答道：“我相信神灵会赐给我勇气与理性来宽恕他们，并且不必诉诸法律。我不跟他们生气，只是他们的无知、狭隘让我很难过。白人应该是发自内心地认为他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是正确合理的，所以我更没必要和他们怄气。”

听完我的回答后，提问题的人笑了，可能是他不以为然吧。

一天一天地，日子就这样拖下去。隔离期满的日期始终没有确定。执行隔离的官员却说这事已不归他管了，只要政府批准，他马上就会准许我们上岸。

我们终于收到了最后通牒。白人们说，如果想要活命，就必须得屈服。乘客们和我的答复都相同，我们坚持认为我们有权在纳塔耳港口上岸，并向他们暗示了我们甘冒任何代价也要进入纳塔耳的决心。

在二十三天隔离期满那天，这两条船获准进入港口，允许乘客上岸的命令也传达了下来。

经受考验

后来这两条船就开进码头了，乘客们纷纷上岸。然而船长听艾斯坎比先生说，白人还是很记恨我，我还是有生命危险，最好是等到黄昏再携家属上岸，那时港务警官达图姆先生会护送我们回家，我答应按照船长的通知办。可说完不到半个钟头的时间，劳顿先生找到船长，对他说：“如果甘地先生不反对，我希望我们能一起上岸。我是这家船行代理公司的法律顾问，我觉得艾斯坎比的意见不一定可取。”然后他找到我，对我说，“如果你不害怕，我觉得你夫人和孩子们可以先走一步，坐车去罗斯敦济先生家，而我俩则徒步跟在他们后面。我完全不赞成你偷偷摸摸地在夜里进城，我想不会有人伤害你的。现在天下太平了，白人们全都散了。总之，我的看法是你不应该像小偷一样进城。”我立刻同意了这个提议。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平平安安地坐车到罗斯敦济先生家了，船长允许我走之后，我便随劳顿先生上岸了。罗斯敦济先生的家距离码头有2英里的路程。

我们一上岸就被几个青年认出来了，他们喊着我的名字。紧接着有五六个人过来和他们一起喊。劳顿先生担心人越来越多事情会不好处理，便叫来人力车拉我们走。我向来不喜欢坐那个，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但是青年们不让我上车，还恐吓说要杀了车夫，车夫赶忙逃走了。我们只好继续向前走，而人却越聚越多，终于包围了我们。他们先把劳顿先生抓住，拉开他，然后往我身上扔石子、砖头和臭鸡蛋，甚至还有人把我的头巾扯下来，有人则对我拳脚相加。我瘫倒了，后来抓住房子的一根栏杆，支撑着爬起来站着想喘口气，可不行，他们过来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有一位与我相识的警官的妻子碰巧走过这里。这位勇敢的夫人走过来，尽管当时没有太阳，她却把伞打开，然后站在这些人和我中间。如此一来，阻挡了这群暴徒的野蛮行径，他们再要不伤害亚历山大夫人却又打到我就很困难了。

有一位印度青年看到了当时这个情形，赶忙去报告警察。亚历山大警官派了一队警察围在我身旁，把我安全地护送至目的地。幸好他们赶来及时。警察局就设在我们这条路上，当我们到那里时，这位警官曾叫我暂时躲避在警察局里，他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没同意。我对他说：“一旦他们认识到错误，事情一定会告一段落的。我相信他们是明理的。”在警察的护送下，我到了罗斯敦济家，再也没有被伤害。当时我浑身是淤痕，又青又紫，但只有一个地方流血破皮了。当时在场的还有船上的医生达迪巴若，他尽最大的努力替我医治。

虽然房内很安静，但是屋子外面围满了白人们。天色已晚，外面躁动的群众还在高声喊道：“我们一定要找到甘地。”那位眼明手快的警官已经在现场试图控制局面了，他不靠威胁，而是用调笑的方式来力图稳住人群，虽然他也很焦虑，还传话给我：“要想使你朋友的房屋财产得以保全，要使你的家属平安，你得化装逃出这个屋子。”

于是在同一天内我遇到了两种矛盾。当生命受到威胁还是一种假设时，劳顿先生劝我公开去面对它，我接受了他的劝告。而当这种危险真的成为事实时，另一个朋友给了我一个相反的劝告，我却也接受了。谁能知道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保命，还是害怕威胁到朋友的生命财产以及我妻儿的性命呢？一开始时我勇敢地面对那群人，而现在却要化装潜逃，谁能分得清这两种做法的对错呢？

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无论是对还是错，再去判断它是毫无意义的。重要的是去理解它们，如果能从中得到教训是最好的。我们很难断定一个具体的人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中会采取怎样的行动。而通过一个人外部行动来推断是不可靠的，因为可以依据的材料并不充分。

无论如何，我身上的疼痛因准备逃亡而被遗忘了。遵照警官的建议，我穿上警察制服，戴着马德拉斯人的头巾缠成的头盔，有两个警探尾随着我，有一位装成印度商人，脸上抹了很多东西才像个真正的印度人，另外一位化装成什么样子我已经记不得了。我们通过一条小巷走进邻近一家店，穿过堆满了麻袋的库房，从那家店的大门出来，穿过人群走向在街头那辆为我们准备的马车。坐上车后，我们便赶到之前亚历山大警官劝我临时躲避的警察局，我向他及那两位警探致谢。

我逃脱期间，亚历山大警官却唱起小调与群众同乐：把老甘地吊在那棵酸苹果树上啊！

他一听说我已安全逃到了警察局，便向群众宣布了这个消息：“好啦，你们的猎物已经从附近一家店里逃走了。现在你们还是散了吧。”有的人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很生气，有的人却笑了起来，有的则根本不相信。

“那好吧，”警官说，“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派一两个代表随我进去，如果找到甘地，我愿意让你们处理他；要是找不到，你们就得离开。我相信你们是不会做出毁坏罗斯敦济先生的房子，或是伤害甘地的夫人和孩子们的事情来的。”

他们果然派了代表去搜查房子，很快带着失望的消息出来了，终于他们散开了，多数人称赞这位警官应付得体，也有少数人感到气恼不快。

当时英国殖民地的国务大臣——张伯伦先生（现已故）打来电报要求纳塔耳政府依法严惩闹事的群众。艾斯坎比先生找到我，对我被人殴打致伤这件事表示歉意，还说：“请相信我不愿看到你受到一点儿伤。尽管你是有权利接受劳顿先生的意见而直面恶劣的处境，但假若当时你好好考虑过我的建议，我相信不至于发生这次不幸的事件。现在只要你能辨认出殴打你的歹徒，我一定抓住他们加以法办。张伯伦先生也是这个意思。”

我的回答如下：“我不打算惩罚任何人，也许认出一两个人我是做得到的，但是处分他们又有何用？何况我并不怪那些人，他们是听信了谣言，误以为我在印度发表的是一些毁谤纳塔耳的白人的言过其实的观点。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足为奇了。如果你准许我这样说，我觉得应该谴责的倒是那些领导者，而且，也包括你。你本来可以正确地指导群众，但是你也听信了路透社的报道，以为我确实夸大了事实，中伤毁谤了你们。控告任何人都不是我想做的，一旦真相大白，我想他们会对自己冒失的行为感到后悔的。”

“你不介意把刚刚说的话写下来吧？”艾斯坎比先生说，“因为我要发电报向张伯伦先生转达你的意见。不是打算叫你匆忙地发表什么声明。如果你愿意，可以与劳顿先生及其他朋友再商量一下，然后作个最后的决定。无论如何，我承认如果你放弃了控告那些暴徒，会极大地缓和局面，而且也有助于提高你自己的声誉。”

“谢谢，”我说，“我不必和谁商量。来见你之前我就已经作出了决定。我确信不应控告打我的人，现在我会把这个决定写出来。”说完这些，我便写了他所需要的声明。

风暴过后的平静

艾斯坎比先生派人找到我的时候，我还未离开警察局，已经在那儿住了两天了。虽然当时没必要那么谨慎，他们还是派了两名警察来保护我。就是船上黄旗降下而我们上岸的那一天，有一位《纳塔耳广告报》的记者访问我时提出了很多问题，我在对他的答复中逐一批驳了各种反对我的说法。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曾建议过我，于是我在印度时做过的报告全都有讲稿，加上我以前写的其他文章的副本，我把他们全都带在身边。现在这些文件我全部交到这位记者手上并指明：我在印度所发表的言论，全部都是我在南非说过的，而且也不及在南非时说过的语气强烈。还有，我与到南非来的“戈兰”和“纳德利”的乘客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很多人本是老侨民，而且多数人并不打算在纳塔耳住，而是打算去德兰士瓦。在当时对于那些来南非寻求财富的人来说，德兰士瓦远比纳塔耳提供给他们的前景良好，所以大部分印度人都愿意去那里。

这次谈话以及我拒绝控告闹事的人的态度，使得杜尔班的欧洲人都对自己的行为深深抱惭。报纸宣扬的是我是无辜的，而那些暴徒是应该被谴责的。就这样这次迫害转变成为对我，即对我们的事业的赞许。南非印度侨民的声誉大大提高，我的工作也更加顺利。

三四天后我终于回家了，不久后便安顿下来。我的律师业务因这件事而得到拓展。然而虽然这次事件使侨团的声誉提高了，但也激起了反对侨团的更多的偏见。因为一旦事实证明了印度人也能够展开英勇的斗争，人们便会认为印度人极具危险性。在纳塔耳立法议会上，有人提了两个法案：一个法案将对印度商人极为不利，另一个则对印度移民加以更严厉的限制。幸而通过争取选举权的斗争，我们得到一个有利于我们的决议，即反对印度人的法案不得通过，也就是说，不得因肤色或人种差异，对其在法律上加以区别对待。而尽管表面上看上述那两个法案的条文适用于所有人，其实真正目的无疑是要更进一步地对纳塔耳的印度侨民加以限制。

我的公众工作因这两个法案而大大地增加了，而且侨团的积极性与责任感也因此而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将这两个法案译成印度文，并作了充分的解释说明，使侨团能够完全懂得其中隐藏的深意。我们也强烈地呼吁英国殖民地大臣予以干预，然而他拒绝了，于是这两个法案就被通过并成为法律了。

公众工作开始占据我当时大部分的时间。此时，前面提过的那位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已经到了杜尔班，并与我住在一起。由于他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公众工作中，于是一定程度上我的负担减轻了。我回国期间，阿丹吉·米耶汗赛卓有成效地替我执行了工作。他发展了诸多会员，积极筹措资金，为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增加的基金约1000英镑。此后，我充分利用了两个法案事件以及白人们反对乘客上岸的示威游行事件在印度侨民中所激起的觉悟，广泛地吸纳会员，募集基金，效果非常好，会员数量明显增加，而活动基金也增加了5000英镑。我希望为大会募到一笔永久基金，以后就可以购置自己的产业以收取租息维持组织的运转了。对我而言，经营公众机构还是头一次。当我向同事们提出这个想法以后，他们都十分赞同。我们把大会购置的产业出租了，租金足够维持它日常的开支。后来这项产业交给一个强有力的托管机构经管，直到今天这个机构还存在，只是围绕这个机构人们争吵不休，现在就把租金存放到法院了。我离开南非以后，这种令人难过的局面才逐渐形成。在这种分歧发生之前，我原先那种以永久基金维持公众团体的想法早就改变了。至今，我已经有相当多的经营诸多公众团体的经验，我得出的结论是：靠永久基金来维持公众团体的运转是行不通的。永久基金本身就很可能促使团体道德没落。一个公众团体的存在完全应该依靠公众的支持，要靠筹集公众的资金来维持运转，一旦公众不再支持它，它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依靠永久基金维持的公共团体常常漠视公众的利益，往往逆公众意见而行。在国内，我们运作每一个步骤时都有这层体会。有些所谓宗教团体的托管会根本不对外公开账目，受托管方反倒成为业主，不对任何人负责。我们的目的是要使一个有益于社会的团体生存下去，像大自然那样运转，每天都不停息，但是得不到公众支持的团体，就没有必要再运转下去。一个公共团体每年接收到的会费就是检验它的受欢迎程度以及它的管理廉洁程度的一个标准，我想每一个公共团体都应当能够经受得住这样的考验。不过，请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的想法并不适用于那些受限于本身性质，没有永久性的房产就无法运转的公共团体。

我认为一个公共团体日常的开支应该来源于每年自愿捐献给它的会费。在南非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事实证实了这个看法的正确性。那一次持续了有六年之久的规模巨大的运动，虽则没有永久基金，但却需要几十万卢比的花销。我还记得当时的情况就是今天没有捐款就不知道下一天的出路。然而这个都是后话。读者通过后面的叙述会慢慢了解到。

对儿女的教育

1897年1月间我们到达杜尔班，带着三个孩子：我姐姐十岁的儿子，我九岁的和五岁的儿子。让他们去哪里受教育呢？本可以送他们去欧洲人的学校，但是只有破例被录取才能享受优待，而其他印度孩子完全享受不了优待。当地的基督教会为印度孩子办了几所学校，可我不喜欢那些学校的教育方式，而且教会学校全部用英文授课，也许用少量不准确的泰米尔文或印度文，实际上学校很难安排这样的课程。这许多不利的因素令人无法回避。于是我只好试着自己教他们，但是无法保证规律上课，而且也找不到合适的老师教他们古遮拉特文。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于是我开始到处登广告招聘英文老师，要求是他的教学必须在我的指导下进行。这样，有一些功课可以由家教有规律地教授，而其他的功课就只好靠我不规律地讲授了。我聘请了一位教英文的女家庭教师，给她的月薪是7英镑。这个办法维持了一段时间，但并不令人满意。在与我交谈时，孩子们能从中学到一些古遮拉特文，但只是一些日常交流用语。而我又舍不得送他们回印度，因为我一直觉得孩子们在小的时候不该离开父母。孩子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家庭里长大，耳濡目染地会受到父母的影响，而在宿舍里就学不到那些，因此我要把孩子们留在身边。我曾送外甥和大儿子去印度的寄宿学校住过几个月，但没过多久我就接他们回来了。后来，大儿子长大了，才离开我们回到印度，在阿赫梅达巴上中学。外甥还算喜欢我给予他的教育。很不幸的是他得过一场暴病后就夭折了。而我那三个儿子从没进过公立学校，但他们在我为南非参加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人们的儿女开办的临时学校里上过正规的课程。

教育实验的结果都不如意。我不能够把我想要用来教导和照料他们的时间全都花在他们的身上。由于我不能够给予他们足够的照顾，还有一些其他不可避免的原因，使他们没有受到我本来希望给予他们的那种文化教育，在这个问题上，孩子们一致对我很不满。当他们面临硕士或学士学位考试，甚至大学入学考试时，就感受到缺乏正规学校教育的不利了。

不过我仍然认为假若当初我把他们送到公立学校去接受正规教育，他们不可能得到那些只有在经验丰富的学校里，或是只有父母言传身教才能获得的锻炼。而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从不为他们的分数操心。根据我的体验，孩子们今天在生活中所拥有的那种简单淳朴和热爱服务的精神，是英国或南非的矫揉造作的教育绝对培养不出的，而那种造作的生活方式无疑是从事公众工作的严重障碍。所以尽管我给予孩子们的教育不能使得他们，包括我自己都非常满意，但当我回顾过去时，并不认为自己没有尽到教育他们的责任。没送他们去公立学校去念书，也不遗憾。今天，在我的大儿子身上我能看到的那种不良的习气，正反映了我自己早年未受训诫和不成体统的生活。我把自己早年的那段日子，当做对世界一知半解和放纵挥霍的一个阶段。我的大儿子也有一段令人印象很深的荒唐日子，他自然不愿承认这些年的所为正与我自我放纵和毫无经验时的所为是一样的，反而认为当时是我生平最开心的日子，而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则是基于幻想，而我却误以为受到了开明的启迪。他要这么想也只有随他便了。不过，他为什么不认为我的早年生活代表的是自我觉醒，而稍后的生活则是充满了激烈的变化、妄想和自大？朋友们常对我表示质疑：让孩子们接受学院教育有什么不好呢？我有什么权利折断他们的翅膀？为何要阻碍他们考学位和选择自己的生活呢？

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什么值得争论的地方。我接触过无数的学生。我们总是试图通过自己或是别人把自己的教育“热情”也应用在别人家孩子的身上，而且也看到了结果。现在有很多青年同我的几个儿子年龄相仿，但我并不觉得他们比我的儿子们优秀很多，或是有诸多值得我的儿子们学习的长处。

不过，我的教育实验的最终结果在未来才能明显地体现出来。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是为了表明，作为一个文明史的研究者，我能够正确衡量严格有序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的区别，同时可以充分体会父母生活中的变化给孩子们带来的影响。写这一章的目的还为了表明，一个信仰真理的人在践行真理时，需要具备多大的耐性；一个信仰自由的人在追求自由时，需要付出多少牺牲。如果我缺乏清醒的自我认识，并且满足于给予孩子们以别的孩子得不到的教育的话，那么他们付出的代价就是得到了所谓的学院教育，而失去了可以形成“自由”的观念和“自尊”的意识的家庭教育。如果在自由与学院教育之间作选择的话，谁不会说前者比后者要好上一千倍呢？

1920年，我曾呼吁过那些被束缚在中学、大学等学院教育中的青年努力挣脱出来，与其像奴隶般戴着锁链去获取学院教育，倒不如做个无知无识的人大胆地为自由而冲破禁锢。如今，他们应该可以明白我这个意见的根源所在了吧。

在医院做义工

我的业务发展得很快，但这远不能使我满意。一次有一个麻风病人上门求助，使我想到如何能进一步简化自己的生活，多替同胞提供具体的服务之类的问题，于是寝食难安了起来。我不忍心打发他吃完饭就走。因此收留他住了下来，替他敷药并加以照料。但我不可能一直这么做，我担负不了这个责任，也没有永久收留他的意愿。于是便设法让他去政府的医院里做契约工人。

然而，我总是不安，盼望着能做一些长期的慈善工作。布斯医生是圣爱丹教会会长，他心地善良，常免费替人治病。由于巴希·罗斯敦济捐献了一笔善款，我们得以设立了一家小型的慈善医院，于是将其交由布斯医生负责。当时我热切地希望来这家医院当护士。医院配药的工作每天需要一两个钟头来做，我决心抽出这些时间来做药剂师。当时我的大部分业务是在事务所中完成，主要是出证书和仲裁。同时在地方法院里也常有一些案子，不过大部分都不是争执性的。同我一道来南非的可汗先生，当时和我一块儿住，我不在时，工作便交由他处理。于是我可以抽出每天早上两个小时的时间去为医院做志愿工作。这个工作多少让我感到心安了。工作内容包括询问病人的意见、向医生汇报情况，以及配发药方。通过这个工作，我密切地接触到了印度病患，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做契约劳工的泰米尔人、德鲁古人以及北印度人。

在医院做义工的经验对我很有帮助，后来在波耳战争期间，我因此而能够参与看护伤病员的工作。

我一直在关心着如何抚养孩子的问题。在南非时，我又有了两个儿子，在医院的工作经验对于解决照料他们的问题非常有帮助。而我独立自主的精神则是实验的主要源泉。妻子和我商定好在她生产时应当得到最好的医疗帮助，但倘若医生和护士在紧要关头出岔子，我们就会陷入危境，到时我又该怎么办呢？还有一定要是印度护士，可要在南非很难找得到在印度同样也不好找的训练有素的印度护士。于是我便开始自学一些有关安全分娩的必备知识。我阅读了特立普望达斯医生写的《人母须知》，并且按照书中的方法去照顾我的两个孩子，同时还用上了从别处得到的全部经验。每次分娩前我们都会请护士来照顾两个月，主要是为了帮助我的妻子，而非照顾婴儿，照料婴儿的工作由我自己来做。

最小的孩子的出世是对我的一次最严重的考验。妻子突然来了阵痛，但一时又找不到医生，为找接生婆也浪费了不少时间，而且就算接生婆在场，也未必就能帮助接生。因此，我得全程照料孩子的安全诞生。此前我对特立普望达斯著作的仔细研读，在这时带给我一种巨大的帮助，因而我并不紧张。

我确信，为了采取合适的方式养育孩子，做父母的应当具备呵护婴儿的常识。深入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后，在抚养孩子的路上我获益匪浅。如果当时没有好好研究过这些，没有运用这种知识，我的孩子们恐怕不会拥有今天这般健康的体魄。我们那儿抱着一种迷信的说法，认为五岁以前的孩子没有什么可学的东西。恰恰相反，事实上在五岁以前，孩子从生活中学到的东西却是他在五岁之后再也学不到的。对儿童教育开始于怀胎十月。母亲怀孩子时，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状态的都会体现在孩子身上。所以胎儿在妊娠期间不断地受到母亲的情绪、欲望和脾气等因素的影响，当然也受母亲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出生后，孩子便会模仿父母，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的成长要完全依赖于父母。

一对夫妇一旦明白了这些道理，就永不应为了满足性欲而性交，只有想要子女时，才可以为之。有一种观点认为性行为是一种独立的生理功能，就像吃饭和睡觉一样是必不可少的生理需求，我认为这种想法无知至极。这个世界是依靠传宗接代的行为而延续，但同时人间也是神灵施展抱负和实现光荣的地方，因此为了世界的秩序得以安定，人类繁衍后代的行为必须加以节制。凡是明白这些道理的人，都会竭力控制自己的性欲，并增加自身在体力上、精神上必备的知识修养，并且使这种知识造福于他的后代。

禁欲（上）

故事讲到这儿，那时的我已经开始认真考虑施行“禁欲”誓言了。自打结婚后，我一心一意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生活，把忠于妻子当做信仰真理的一部分。到了南非以后，我逐渐认识到了“禁欲”的重要性，对我妻子而言，“禁欲”也是同样重要的。我不敢确定是在什么环境下或是看了什么书导致我有这个想法，不过我记得主要是受了赖昌德巴伊的影响，我在前面曾经提过这个朋友。还记得我们之间的一次谈话。一次，我对葛莱斯顿夫人极其忠实于她丈夫这件事大为赞扬。我看过一本书，里面谈到哪怕是葛莱斯顿先生(5)出席下院会议时，葛莱斯顿夫人也坚持给他泡茶，那俨然是那对模范夫妇一种生活规律，他们的行动是那么和谐。我把这个故事讲给诗人听，随带着赞扬了夫妻间的恩爱。“你最赞赏的到底是什么？”赖昌德巴伊问道，“是葛莱斯顿夫人身为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爱呢，还是她那种全心全意的侍奉——假设不谈她和葛莱斯顿先生的关系？如果她是他的姐妹，或者是忠心耿耿的仆人，同样也这样关怀他，你又会有什么看法？难道我们从未见过像那样忠心的姐妹或家仆吗？如果你发现一位男仆也有同样的忠诚，是否也会像赞美葛莱斯顿夫人那样去赞美他呢？请你思考一下我的这番话吧。”

赖昌德巴伊也是已婚的人。即便在当时他的话听来有些刺耳，但依然让我无可抗拒地去思考，我认为一个仆人对主人的忠诚要比一个妻子对丈夫的忠诚更超过一千倍地值得颂扬。妻子对丈夫的忠诚不足为奇，因为他们的关系是难解难分的，于是这种忠诚就极为自然。但主仆之间要达到同等的忠诚却需要异乎寻常的努力。这位诗人的观点逐渐在我心里滋长。于是，我反问自己：和妻子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我所谓的忠实是不是就在于将妻子视为满足性欲的工具呢？那么只要我仍是性欲的奴隶，这种忠实就一文不值。平心而论，妻子从不对我加以引诱，所以只要我有意愿“禁欲”，很容易就可以做到。其实唯一的障碍，是我脆弱的意志或过度的性欲。纵然下了决心要“禁欲”，也还是有过两次失败的经历。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当时我努力的动机仍然不是最高尚的，那时我主要目的在于避免生育更多的小孩。在英国时，我曾读到一点有关避孕的书。在有关素食那一章，我已经谈过艾利生医生宣传过节制生育这件事。如果说这件事曾一度对我产生影响，那么希尔斯先生反对的，即反对利用外力而主张靠意志力来解决节育的问题，却对我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以后我就实践了这种办法。我不愿意再要孩子，便开始自制。这个任务真正执行起来遇到了很多困难。我和妻子开始分床睡觉，我每天工作到精疲力竭时才上床睡觉。不过，这一切努力似乎没有见效，可是今天再回顾过去时，最后的解决之道正是在那些失败的尝试的基础上摸索出来的。

直到1906年，最后的解决办法才出炉。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当时还没有开始，而我也丝毫没有意识到它会来临。波耳战争结束后不久，祖鲁人在纳塔耳发动“暴动”，当时我还在约翰内斯堡做律师。我认为在那种形势下应为纳塔耳政府服务。我的提议被采纳了，下文还要谈到。然而这份工作使我强烈地产生了自制的想法，按照我以往的习惯，我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和同事们商量。我认为生育以及随之而来对孩子的照顾是与为公众服务相冲突的。在发生“暴动”期间，为了服役，我放弃了在约翰内斯堡的家。服役后不到一个月，便不得不离开这栋精心布置过的房子，带着妻儿转移到凤凰村，领导归属于纳塔耳部队的印度救护队。在当时艰苦的行军途中，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我要彻底地投入到为印度侨团服务的事业里，就必须抛弃养育孩子、追求财富的欲望，过着“瓦纳普罗斯达”（Vanaprastha）(6)般的生活。这次“暴动”的战时服务工作占去了我六周的时间，但是这个短暂的阶段却成了我生平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禁欲”誓言在我心中渐渐长成。我终于知道这誓言并非禁闭而是打开了真正的自由之门。我之所以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什么作为，就在于我意志薄弱，自己也缺乏信心，甚至对神灵的赐福也缺乏信心，所以我的心总悬在怀疑之上。那些不敢发誓的人，终将沉溺于诱惑里，而那些为誓言所约束的人，就可以远离放纵的生活而过上真正的一夫一妻制。“我相信自己的努力，无须被誓言束缚！”是一种脆弱的说辞，它恰恰反映了一个人想要逃避责任的软弱。要不然，为什么作出最后的决定这样难？我发誓要摆脱将要吞噬我的情欲之蛇，一定要做到，而不是努力逃避。我知道单靠努力最后可能意味着无果而终，意味着我并没有认识到情欲之蛇终会害我这个肯定的事实。所以假如我只满足于自己的努力，就意味着我还未搞清采取明确行动的必要性。“然而如果将来我的看法改变了，我如何以誓言约束自己的行为呢？”这种疑虑也常令我犹豫不决。但那种疑虑也正好显示了一个人对于必须舍弃某种特殊的事物还缺乏明确的理解。因此尼斯古兰纳这样唱道：抛弃而不厌恶，终难持久。

所以一旦消除了欲望，“禁欲”的誓言便自然而然地得以履行了。

禁欲（下）

经过了深思熟虑后，我于1906那年立下了“禁欲”的誓言。直到发誓时，我才和妻子商量这件事，以前从未和她谈过我的这个看法。她没有异议，但我在作最后努力的关头却碰到了很大的困难。如果没有强大的力量扶助，我如何能控制住自己的情欲呢？在当时，舍弃与妻子的肉体关系其实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后来我出于对神灵的力量的坚定信心，开始了一生中新的体验。当我回想立下誓言后这二十年的感受时，心中充满了欣慰奇妙的感觉。其实自1901年，我便已开始在对情欲的自制上作出努力，也多少有了一些成效。但在1906年前，我却从没体验过立誓之后所体会到的那种自由和达观的感觉。立誓前，其实我随时都有可能被诱惑征服，而如今我的誓言已成为抵御诱惑的强有力的武器。对我而言，彻底实现“禁欲”的可能性日趋明显。我是在凤凰村立誓的。当时一结束救护工作，我就去了凤凰村，然后回约翰内斯堡。回到那里一个月前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有了眉目。“禁欲”誓言助我准备了这个行动，但是我并未意识到，其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并不是预先制订好的计划，而是在我的意料之外自发产生的。然而我明白此前所有的行动都是向那个目标迈进的。在约翰内斯堡，我大大地削减了家庭开支，随后跑到凤凰村去许下了“禁欲”的誓言。

后来，我发现好好去奉行“禁欲”誓言就象征着“婆罗门”的实现。这一点看法并非于经书中得来，而是我慢慢地从切身经验中体会到的。读到有关这个问题的宗教典籍还是之后的事。奉行誓言的每一天都让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禁欲”拥有保护肉体、精神和灵魂的力量。现在对我而言，“禁欲”已不再是一种克己忏悔的过程，而是给灵魂带来安慰和愉悦的过程，每天都有一种清新的美好。

尽管它带来的是一种与日俱增的欢乐，但千万不要以为这对我而言是一件轻松之事。如今我虽已五十六岁，依然懂得这件事操作起来有多么艰难。我越来越明白，坚守誓言无异于行走在刀刃上，时时刻刻都要保持警惕。

奉行这个誓言的先决条件就是克制食欲，我发现克制食欲后就很容易奉行誓言，所以现在我对于饮食的体验不仅是从素食者的角度出发，也是以禁欲者的观点来看待。这些实验的共同结果是，我认为必须限制禁欲者的饮食，要简单，不放香料，如果可能，最好是生吃。

我六年来的经验证实，禁欲者的理想食品是新鲜水果和坚果。在改变饮食习惯以前，我一向不清楚靠吃这种食物可以做到禁欲。然而在南非时，我每日只吃水果和坚果，奉行“禁欲”誓言就变得很容易，可自打我开始喝牛奶后又变得困难了。为什么我由吃水果改为喝牛奶，下文还要交代，需要阐明的是，我深信喝牛奶会使“禁欲”难以执行，但希望人们不要因此就得出所有禁欲者都不能喝牛奶的结论。不同食物对不同禁欲者的影响，只有经过多次实验以后才能断定。我一直想找到可以代替牛奶的那种水果，而同时又具有与牛奶同等的有助于补充营养并易于消化的功用，然而西医、印度教医生还有穆斯林医生都没有给我带来启发。所以虽然我知道牛奶算是一种有刺激性的食品，却还不敢劝别人放弃食用。

作为能够协助禁欲的外来力量，绝食和选择食物、节食同样重要。人的情欲有一种难以抵挡的力量，只有我们从四面八方将其团团包围并压制，才能够把它控制住。我们都清楚当人食不果腹时，情感这东西就显得无能为力了，所以我完全不怀疑绝食对于“禁欲”极有帮助。对某些人而言绝食倒没什么用，因为他们以为单靠绝食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尽管他们不吃东西，满脑子想的却全都是美食，总想着绝食结束以后的食谱。这一类绝食既无益于控制食欲，也无助于节制情欲。只有在坚强的心灵和饥饿的肉体共同起作用时，即当人的心灵对肉体拒绝的事物同样漠然置之时，绝食才是有用的。一切欲望来自心灵。所以绝食的作用有限，绝食者仍然可能是情欲的奴隶。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不绝食的话，通常性欲很难消失，而奉行“禁欲”誓言的人，绝食更是必不可少。有很多有志于“禁欲”的人都没有成功，那是因为他们跟不禁欲的人一样，没有摒除一些情感和欲望，因此他们的努力就如同在盛夏里求寒冬那样不可能实现。禁欲者和非禁欲者之间应该有一条明确的界线。表面上看起来两者很相近，但其实是有着明确的区别的，虽说他们都以肉眼观察事物，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看到了上帝的光辉，而后者却只看到身边的琐事。他们都用耳朵聆听，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听到了天上赞歌，而后者听到的却是人间鄙语。寂静的夜晚里，他们都难以入睡，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专心向神灵祷告，而后者却在庸俗的欢乐中虚度光阴。他们都信仰着神灵，但不同之处在于，有人精心地修护寺庙，而有人却只自顾自地生活。所以这两类人就像分立的两根柱子，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们之间的距离将会越拉越大。

“禁欲”指的就是从思想上、言论上和行为中控制自己的情欲。日复一日地，我逐渐地认识到了在上述各种欲望中自我控制的必要性。放弃“禁欲”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而坚持的可能性同样也是无限的。“禁欲”是无法通过有限的努力达到的。对于许多人而言，“禁欲”只能是一种理想。一个立誓奉行“禁欲”的人应时常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应不断挖掘自己内心深处的缠绵不断的情欲，并坚持不懈地加以克服，只要思想不完全受意志的控制，“禁欲”就不是完美无缺的。不自觉的想法是内心深处的反映，所以克制思想就意味着节制心灵，而这可能比追风还要困难。然而，只要人们内心住着神灵，实现自我控制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千万不要认为人们在困难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因为面对着最崇高的目标，所以需要付出最艰苦的努力才能实现它，这不足为奇。

直到我回到印度后才意识到单纯靠人力是无法达到“禁欲”的目的的。直到那个时候我都还以为只要吃水果就可以摒除一切情欲，甚至还以这种信念自慰，觉得除此以外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但是在这一章就不谈我的自我斗争的过程了。同时我想阐明一事：凡想通过奉行“禁欲”进而认识神灵的人，都无须失望，只要他们对于神灵的信仰不逊于对自己付出努力的信心就好。

“色与味如影随形，色味绝则得道矣。”(7)因此，神灵的名义及其恩惠便是立志于禁欲的人的力量源泉，回到印度后，我才认识到这个真理。

崇尚简朴生活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尽管曾经精心装饰过自己的房子，但我并不留恋它。过简单生活后不久，我就开始削减费用了。要付给洗衣匠的账单很费钱，而且他又一向不遵守时间，虽然我有两三打衬衫和领子，但还是不够用，领子每天都要换，而衬衫如果不能每天换一次，至少隔天也得换一次，我觉得没有必要支付双倍的开销。于是便买了一台洗衣机用以省下这笔开支。我专门买了一本关于洗衣服的书，研究了其中的方法并教给我妻子，显然这增加了我的工作量，但是由于工作新奇，就变成了一种乐趣。

亲手洗第一条领子的情形真是令人难忘。当时我撒了过多的浆粉，熨斗也总是不够热，又怕烫坏领子，所以不敢使劲熨。结果领子虽然熨得很平，但是表面沾了好多浆粉。我戴着这个领子去法院还招来了同事们的嘲笑，不过当时我一点也不在乎。

“嗯，”我说，“这是我第一次洗自己的领子，浆得不好。不过也没给我带来麻烦啊，还给你们提供了这么多笑料。”

“可这里并不缺洗衣店吧？”有个朋友问。

“太贵了，”我说，“洗一条领子的钱差不多可以买一条新的了，而且还离不开洗衣匠。我宁愿自己动手。”

但是我没法说服我的朋友们欣赏自力更生的妙处。不久后，我洗衣服的技术越来越好，差不多成了浆洗专家了，水平绝不逊于洗衣店。领子平整光亮的程度也不比别人的差。

戈克利到南非时带来了一条头巾，是摩诃窦·戈温德·兰纳德送给他的礼物。他非常珍爱这个纪念品，精心保存，只在特殊场合才使用它。一次，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侨民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可是他的头巾皱巴巴的，需要熨平才能戴出去。不过当时送到洗衣店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便毛遂自荐要帮他熨。

“我信得过你当律师的才能，但是我不信你也能做洗衣匠，”戈克利说，“万一要是熨坏了怎么办？你知道这条头巾对我有多重要吗？”

于是他心情愉快地对我讲述了有关这件礼物的故事。我坚持要给他熨，还保证不会出问题，他同意了，我熨好了那条头巾，得到了他的赞赏。此后，即使别人都不赏识我的手艺，我也无所谓。

当我不再依赖洗衣匠时，我又自力更生地舍弃了对理发师的依赖。凡是去过英国的人，至少都学会了刮胡子，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学会理发。理发的本事我也要学会。在比勒托里亚时，有一次我去一家英国理发馆里理发，被理发师很轻蔑地拒绝了。我当然很伤心，立即买了一把剪子，对着镜子自己给自己理发。总算额前的头发理得还算有型，但脑后的却理糟了。法院的朋友们看见后简直笑疯了。

“甘地，你的头发怎么啦？被老鼠啃过吗？”

“没有，白人理发师不屑于碰我的头发。”我说，“所以我宁愿自己动手剪，不管剪得多么糟。”

对我的这个回答，朋友们一点都不惊讶。

其实，那个理发师不肯给我理发也是有原因的。如果他为黑人理发，就会随时失掉顾客。在国内，我们也不允许我们的理发师为“不可接触者”理发。而我在南非经常遭遇这种歧视。我认为这是一种报应，于是也就不生气了。

我追求自力更生和简单生活的热情后来发展成一种极端的形式，我将在后面适当的地方另行描述。其实这个种子早就种下了，只要浇水，自然会生根、开花和结果，而后来我确实做了浇水的工作。

波耳战争

我必须把1897～1899年间许多其他经历从略，直接叙述波耳战争。

在开始宣战时，我本人是完全同情波耳人的，但当时我认为自己无权依据个人的信念来行事。我在《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史》中详尽地描述了当时这个问题在我内心引起的激烈斗争，这里无须赘述。凡是对此好奇的人，请翻一翻那本书。别的不说，正是出于对英国的忠心，这时我站到了英国人这一边。我认为如果我要求享有一位英国公民应有的权利，那么我也有责任在这个时候保卫英国。当时我认为印度只有通过英帝国才能获得解放。所以我尽最大的努力召集到了尽可能多的同志，费了诸多周折才使他们变作一个救护队。

通常英国人都认为印度人胆小，不敢冒险，除了当下的私利以外看不到更长远的利益。因此有很多英国朋友不赞同我的计划。但布斯医生却全力支持我。他亲自教我们如何来进行救护队的工作。我们拿到了可以从事医务工作的资格证书。劳顿先生和艾斯坎比先生（现已故）也都热情地支持此计划，最后我们申请去前线工作，政府对我们的申请表示感谢，但是却回复说并不需要我们服役。

面对这样的婉拒，我们是不会放弃的。我经布斯医生介绍，拜访了纳塔耳的主教。我们的救护队里有不少信仰基督教的印度人。主教很赞赏我的建议，并答应帮助我们获得许可去服役。而当时的时机也对我们很有利。波耳人的表现比人们想象中的还要厉害、果断、勇敢；我们的队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我们有一千一百多人，四十人左右为队长；全体人员中近三百名左右是自由印度人，剩下的都是契约工人，布斯医生也加入了我们。救护队表现得非常好。尽管我们的工作是在火线以外进行，同时还有国际红十字会的保护，但在战事紧急时我们也会被派到火线内去开展工作。我们自己并没有要求这种保护，是当局不愿意让我们处在炮火射程之内。斯比昂·柯柏败退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布勒将军给我们致信，信中说虽然我们没有义务去冒险，但倘若我们愿意去战地救护伤兵的话，政府将感激不尽。我们当然毫不迟疑地去做了，因此在斯比昂·柯柏时，我们一直在火线之内工作。这段时间里，我们每日用担架抬着伤兵行军20—25英里。还有幸救护过伍盖特将军。救护队在工作六个周后便宣布解散了。自英军在斯比昂·柯柏和瓦尔克朗茨受挫后，英军总司令放弃了用主力攻取列第史密斯和其他地方的部署，决定放慢发兵的速度，等待英国和印度援军。

当时我们微不足道的工作得到了高度的赞扬，印度人的名誉也因此提高。报纸上充满了赞美我们的诗歌，称“我们终究还是帝国的儿女”。

布勒将军在他的报告中很感激地提到了救护队的工作，而救护队的队长们也都荣获了荣誉勋章。

这一时期，印度侨团组织也更为完善了。我与印度契约工人也有了更密切的来往。印侨们已有了更高的觉醒意识，他们认识到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泰米尔人、古遮拉特人和信德人都是印度人，都是祖国的儿女，这种观念在人们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了。此时所有人都相信印度人可以摆脱种种不公了。当时白人的态度似乎也有了明显的转变。战争期间，我们和白人的关系非常和谐，接触到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对我们非常友好，也很感激我们去战场上为他们服务。我忍不住要记述一段美好的回忆，它彰显了人性在经受考验时独具的美。有一次，我们前往齐弗里兵营，罗伯茨勋爵的儿子——罗伯茨中尉在那里受了重伤急需救护。幸运的是我们的救护队把他从战地上救了下来。我们行军那一天天气酷热，所有人都渴得厉害，刚好遇到路上有一条小溪，可谁先去喝呢？我们觉得还是等士兵们喝完了我们再去。可是士兵们不愿意抢先，执意要我们先去，于是这种温馨的谦让持续了好一阵子。

卫生改革和饥荒救济

同依我的个性，要甘心在一个有名无实的政治团体里做一个不起作用的会员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向来不会隐瞒或放任侨团的缺点，也不会只争取各种权利而不努力弥补侨团的各种缺陷。因此自打我在纳塔耳定居后，便致力于消除人们对侨团的指责，不过这些指责并不是全无道理的。人们往往指责印度人生活习惯很邋遢，室内室外都不能保持干净整洁。因此，这时侨团里的领导者们已开始带头把自己的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整整齐齐，直到杜尔班发布了即将暴发鼠疫的报告后，我们才开始挨家挨户地进行卫生检查。此次行动是与城里的神甫们商量后并得到了他们的允许后才进行的，本来他们也希望和我们合作。双方合作会使他们的工作进展得更加顺利，也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因为城里一旦暴发了疫情，当局者通常会沉不住气，采取高压的过分手段招致印侨不快。侨团这一次因为主动采取了卫生措施而避免了承受这种压力。

不过我却获得了一些痛苦的体验。我知道不可能指望侨团像为自身争取权利那样痛快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在有些地方我会受到侮辱，在有些地方则又遇到了客气的冷遇。事实上要发动人们保持环境卫生非常的困难。让他们出钱来改善卫生条件更是不可能。这些体验让我明白：没有巨大的耐心是无法鼓动人们去做任何事情的。迫切需要改革的正是改革者自己，而不是社会。社会给予改革者的不会是什么好东西，只会是反对、憎恶、甚至残酷的迫害。为什么这个社会要把改革者视同生命般珍爱的东西当做一种倒退呢？无论怎样，通过这次广泛的宣传，印度侨团多多少少知道了维持室内和室外清洁的重要性了。当局也十分看重我，他们明白，尽管我好为印侨打抱不平，竭力为大家争取权利，但还是热心公益事业并坚持净化自我修养的。

然而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那就是唤醒南非印侨对祖国的责任感。印度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印侨们到南非来寻求财富，而当他们的同胞处在困苦的环境中时，他们有义务捐献一部分收入给苦难的同胞们。在1897年和1899年发生可怕的大饥荒时，印侨们做到了，他们捐献了不少钱来赈灾，而1899年的捐献比1897年的还要多。我们也呼吁英国人捐款，同样也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响应。甚至连印度契约工人也加入到捐献的行列之中，而这两次饥荒期间所建立起来的赈灾制度一直延续至今，以后一到印度遇到全国性灾难时，南非的印度侨民总会慷慨解囊，献出一大笔捐款。

在南非为印度侨民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就这样每一个不同阶段都向我揭示了真理的崭新含义。真理就像一棵大树，你越是悉心培植，越能结出累累硕果。真理就像一片矿藏，你越是深入追寻，越能发掘出无尽的珍宝。我从中开辟了为人们服务的多种多样的工作形式。

贵重的礼物

战时任务结束后，我觉得我要回印度工作，而不是留在南非。并不是说在南非已经无事可做了，而是我担心这样下去我做的主要业务可能只是为了达到赚钱的目的。而且国内的朋友也再三催我回去，我也觉得自己应该回印度多做一些工作。而可汗先生和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可以负责南非的工作。于是我便请求同事们解除我的职务。在费了很大力气与他们沟通后，终于我的请求算是有条件地被大家接受了，附加条件是：如果在一年之内侨团有需要的话，我得准备重返南非。尽管对我来说这非常困难，但是出于对侨团的热爱，我接受了。密罗白曾唱道：主以爱的纱线拴系着我，我是他的奴仆。对我而言，联结我和印度侨团的爱的纱线太坚韧了，永难断裂。人民的呼声就是神灵的呼声，而这里的朋友们的呼声真是太真诚了，我无法拒绝。接受了这个条件后，我的离开得到了他们的准许。

此时我与纳塔耳的社会各界有了密切的关联。临走时，纳塔耳的印度侨民给予我的温暖的爱令我非常感动，到处都有他们为我安排的送别会，还送给我很多珍贵的礼物。

1899年我回印度那次，他们就已经送了不少礼物，然而这一次的送别是异常隆重的。礼物中自然包括金银制品，而且还有名贵钻石。

我有什么权利接受呢？接受了这些礼物，我又如何说明自己是不计酬劳地在为侨团服务呢？除了少数几件礼物是我的当事人送的之外，大部分礼物完全是人们为了感谢我为侨团所做的工作而赠与的，其实我也无法把我的当事人和同事区别开来，因为有的当事人也曾帮助过我进行公众工作。

众多礼物中有一条金项链，价值50金几尼，是送给我妻子的。然而这件礼物也是基于我为公众工作而赠送的，所以它也不能与其他礼物分而论之。

我竟然在收到这一大堆礼物的那晚失眠了。我走来走去，情绪激动，但是想不出解决的办法来。叫我拒绝价格不菲的礼物是困难的，但心安理得地留下这些礼物更为困难。

就算我可以收下它们，可我的孩子们，还有我的妻子，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正在受着一种训练，即去过一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生活并将这种服务本身当做一种奖赏。

一直以来，我家中并没有值钱的摆设。我们很快就过上了简朴的生活。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够戴上金表、金链还有钻石戒指呢？何况当时我还劝导过人们不要贪恋珠宝，现在朋友们把珠宝送到这儿来了，我该怎么办呢？

我决定拒绝这些礼物。于是起草一封信，将这些礼物转送给了侨团，并为其成立一个托管会，指定巴希·罗斯敦济和另外几个人为托管人。第二天早上我与妻子和孩子们一说，终于把这个沉重的包袱卸下来了。

我知道要劝服妻子可能会有一些困难，至于孩子们，我想应该是不会有困难的。所以我决定先说服他们。

孩子们马上就接受我的建议。“我们不需要这些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们必须将其转送给侨团，而且就算我们以后需要，还是可以随时买到这些东西啊。”他们说。

听了他们的话后我很高兴。“那么你们会说服妈妈，是吗？”我问他们。

“当然了，”他们说，“这是我们的事情。妈妈用不着戴首饰。她一定是留给我们以后用的，不过如果我们不要了，她为什么不同意放弃这些东西？”

然而说起来倒是容易，做起来比我想象中困难。

“你也许用不着这些，”妻子说，“孩子也可能用不着。他们经你哄一哄就会听你的话。我可以理解你不让我戴首饰，但是我的儿媳妇也不戴吗？她们是肯定要用的。更何况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呢？这些礼物都是人家好心好意送的，我可舍不得放弃。”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激烈的争辩，最后眼泪也出来对决了。孩子们是很坚定的，而我也不动摇。

我温和地劝妻子：“孩子们还没结婚，我们不愿让他们早婚。等他们长大了，他们会自己照料自己，处理好自己的事情。而且我们也绝不能为我们的儿子找那种热衷于首饰的媳妇。况且假若真的需要给她们买首饰，还有我在啊，到时候你问我要好了。”

“问你要？这一回我算是看清你了。我的首饰早就被你卖了，还指望你会给媳妇们买首饰？我看你是从今天起就想让儿子们当沙陀（Sadhus）(8)！不行，这些首饰绝不能退回去。再说了，你有什么权利处置那条送给我的项链？”

“可是，”我反驳道，“项链是别人为了答谢你为他所做的服务还是为了答谢我为他所做的服务而送的？”

“是，你说得不错。但是你所做的服务其实也就是我所做的服务，我日夜为你操劳，难道还不算是服务吗？你和孩子一起来逼我，害我痛哭伤心，亏我一直为你们当牛马！”

妻子有些话确实很有道理。但是我仍然下定决心要退还这些礼物。后来她总算勉强同意了。于是我把1898～1901年收到的礼物全部退还。我们签订了一份托管契约，这些礼物就存到一家银行里，根据我或其他托管人的意愿，供侨团在公共服务中使用。

此后，当我开展公众工作需要基金的时候，或是觉得应该动用这笔钱时，我常常尽量设法另行募集所需的资金，尽量不动用这笔款项。这笔钱现在还存在那儿，需要时也曾用过，但还是时常有所积累。

我从来没有懊悔过当时的做法，而且过了若干年后，妻子也感到当年的做法是很明智的，替我们免除了许多诱惑。

我一直有一个明确的观点：一个为公众服务的人不应当接受任何贵重的礼物。

重返印度

然后我就乘船回国了。船在途经毛里求斯时停泊的时间较长，我上岸观光并了解了一下当地的情况。这块殖民地的总督查理斯·布鲁斯爵士邀请我去做客，我便在他那儿住了一夜。

回到印度后，我又花了一些时间到各地转转。那时是1901年，国民大会党正在加尔各答召开会议，主持会议的人是丁绍·华恰先生（后来受封为爵士）。当然我也参加了。这还是我头一次参加国民大会党召开的集会。离开孟买时我与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搭乘同一列火车，因为我必须得跟他谈一谈南非的情况。我知道他的生活方式高贵阔气。他专门包了一个特等厢房，根据他的指示我到他的包厢里和他一起坐一站，在这段时间里跟他谈一谈。所以我便在指定的车站等候，然后上火车去他的包厢里向他报告。在座的还有华恰先生和金曼拉尔·谢达华先生（现在是爵士）。他们正在商谈有关政治的问题。费罗泽夏爵士一看到我便说：“甘地，看来我似乎帮不上什么忙。当然，我们是愿意通过你提出的议案的。但是就算是在我们国内，我们自己又有什么权利呢？我认为如果在自己的国家里我们都没有政权，在殖民地的印侨的境遇也不会有什么改善。”

我感到惊异。谢达华先生似乎很赞同这种看法，华恰先生则用他那同情的眼光看了我一眼。

我试图说服费罗泽夏爵士，但是像我这样的人想要说服孟买的无冕之王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只有以我提出的议案获准这件事来聊以自慰了。

“当然，你会把提案拿给我看的，对吧。”华恰先生说道，这算是他对我的鼓励。我谢过他，到了下一站便和他们告辞了。

然后我们到了加尔各答。大会主席受到了招待委员会的隆重欢迎，并被送到他的住处。

我问一位志愿工作者我应该去哪儿住，他把我送到李朋学院，那里住了很多代表。我的运气还算不错，和我住在同一栋楼的还有罗卡曼尼亚，我记得当时他比我们晚到一天。自然同以往一样，罗卡曼尼亚还是免不了要接受人们的拜见。如果我是画家的话，一定会把他端坐床上接受“朝拜”的样子画下来——整个场面在我的印象中是那么栩栩如生。当时有无数的人来拜见他，现在我只记得其中的一个，即巴布·莫迪拉尔·戈斯先生（现已故），他是《甘露市场报》的主编。他们纵声大笑，指点江山，论统治人物的倒行逆施的行为，那个场景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安顿下来以后，我想稍微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个驻地的相关情况，却发现这里的志愿工作者们都互相推诿工作。你请其中的某人做一点什么事，他立刻便推给别人，而另个人又推给第三个人，就这样推来推去的。至于代表们，则是根本找不到人。

我和几个志愿工作者们交上了朋友。我跟他们讲了一些关于南非的情况，他们或多或少地有点感到惭愧。我试图使他们理解为人民服务的真谛。他们似乎是有一些理解了，不过不可能指望自觉自动的服务像雨后春笋般很容易就生成。首先要有服务的意志，其次是要依靠经验。那些善良而单纯的青年们并不缺乏意志，但是他们的实际经验可以说几乎等于零。国民大会党每年只有三天的会议时间，会议结束后便没什么事了。一年只有三天的表现时间，人们能受到什么锻炼呢？而代表们也跟志愿工作者差不多；代表们并没有受过比志愿工作者们更好更长的训练。他们什么事也不自己做，却总是指手画脚地说：“服务员，做这个，服务员，做那个。”

在这里我还感受到不少不可接触制度的陈规。泰米尔人的厨房与其他人的厨房隔得很远。对于泰米尔代表而言，如果在他们吃饭时看见了别人，就算是一种玷污。因此就得在学院的综合楼上专门给他们设一个厨房，用柳条板围起来。厨房里面烟熏雾绕，十分呛人。这个密不透气的小隔间既是他们的厨房，也是餐室、洗衣间。在我眼中，这就是“梵尔纳羯摩”（Varnadharma）(9)的一种极为拙笨的外在表现。我心中暗想，在国民大会党的代表之间都存在这种不可接触制度的陈规的隔阂，那不难想象在他们所代表的选民之间存在的隔阂究竟有多深了。一想到这些，我就不禁叹息。

卫生状况坏到极点，水沟随处可见，而厕所只有少数几个。一想起那种臭味冲天的情形我仍有作呕之感。我把这个情况向志愿工作者反映，他们干脆说：“那不关我们的事，那是打扫厕所的人的职责。”我要借一把扫帚，那个人还诧异地望着我。我终于找到了一把扫帚打扫厕所，但其实是只为我自己而已。这里人那么多，厕所却那么少，所以需要经常清洁打扫才对。然而我一个人没办法干那么多，所以只能满足于解决自己的问题就算了。而其他人似乎根本不介意脏臭。然而这还不算完。到了夜里，有些代表干脆就在他们房外的走廊上方便。第二天早上，我指给志愿工作者看，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打扫，而且我终于看出来也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打扫卫生。后来，情况虽然大大改进了，但是时至今日，随地方便不用脑子的代表还是大有人在，而所有的志愿工作者也不愿意替他们打扫。我看如果大会的会期拖长的话，当时的情况是很容易引发瘟疫的。

当文书和听差

还有两天国民大会党就开会了。我决心为国民大会党的办事处做些服务，以便积攒一些经验。到了加尔各答后，日常的斋戒沐浴一完毕，我便直奔国民大会党的办事处。

巴布·普本德罗纳斯·巴秦和戈沙尔先生当时是秘书。我去找普本巴布（Babu）(10)，毛遂自荐要做一些工作。他看了我一眼，说：“我这里需要做的事不多，不过戈沙尔巴布说不定会让你做一点儿事情，请去找他吧。”

于是我便去找他。他瞟了我一眼，笑道：“我只能让你当文书，你愿意干吗？”

“当然，”我说，“到这里来只要是我干得了的事，我都愿意去做。”

“这态度倒是很对，小伙子，”他说，又对着围在身边的志愿工作者加上一句，“你们听到这个小伙子说的话了没？”

接着他又转过来对我说：“好吧，这里需要处理一大堆信件，请坐到那把椅子上开始干吧。你也看到了，成千上万的人来找我，叫我怎么办？我是接待他们好呢，还是坐下来答复这些源源不断的琐碎的来信好呢？我还没有一个可以很好地完成这份工作的文书。这些信件大部分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不过还得请你全都看一遍。把那些应当答复的答复好，凡是需要考虑一下再答复的，就拿给我。”

这种信任让我感到愉快。戈沙尔先生交给我这个工作时，并不清楚我的来历，只是到后来才问起我。这件工作做起来很简单，很快就被我处理完了，这使戈沙尔先生感到非常高兴。他是一个十分健谈的人，所以常常一聊就是好几个钟头。当他了解一点关于我的情况后，对分配我做文书这件事感到非常抱歉。我安慰他：“您别多心了，我在您面前算得了什么？您为大会的工作忙得头发都白了，而且您是我的长辈，而我不过就是一个没经验的晚辈而已。您这样信任我，交给我做这份工作，实在令我感激不已。我正想为大会做一些工作，是您给了我这个难得的机会让我得以了解到这些详细的情况啊。”

“说实话，”戈沙尔先生说，“这正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可惜今天的青年认识不上去，当然，从大会成立那天起，我就十分了解它。事实上关于大会的成立这件事，除了得力于休谟先生（Mr. A. O. Hume）(11)外，我也有一份功劳在里面。”

就这样，我们便成了好朋友。他还坚持要我和他一起吃午饭。戈沙尔先生穿衣服时总是叫用人为他扣扣子。我自动担负起用人的职责，而且我很乐于这么做，因为我一直是很敬重长辈的。当他了解了我的想法后，也就不介意我为他所做的这点私人服务了，实际上他倒是很高兴的。他叫我替他扣衣服时，总会说：“现在你知道了吧，大会的秘书忙得连扣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总是有很多事情让他忙得团团转。”戈沙尔先生的天真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我完全没有因为这些小小的服务而有丝毫的不满。因为我从服务中得到的益处真是无法估计的。

没过几天工夫，我便大致了解了大会的工作，也见到了大部分领导者。观察了像戈克利和苏伦德罗纳斯这类中坚人物的言行。还注意到了大量的时间被浪费掉了。同时也看到了英文在我们的事务中占据的突出位置，当时我就觉得非常不舒服。谁都不关心如何节省精力，如何高效率做事，常常是一个人就能做得了的事情却由好多人一起做，而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却根本就没有人去做。

我对看到的这些事情是颇有微词的，还好我心中有足够的仁慈宽容，所以我总想在那种情况之下，实在也没法做得更好，这种想法使我不会低估任何工作。

参加国民大会

我终于有机会参加了国民大会。高深宽大的天幕，穿得庄重得体的志愿工作者，还有那些坐在主席台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都使我肃然起敬。在这样大型的集会上，我简直不知所措了。

主席致辞的讲稿足有一本书那么厚。要从头到尾全部读完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只读了几段。

主席讲话结束后，接下来进行的是提案委员会的选举。戈克利带我去参加委员会的会议了。

当然费罗泽夏爵士是赞成我的提案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份提案将由什么人在何时向提案委员会提出来。会议上，每一个提案都用英文作冗长的发言，而且背后总有一些知名人士的支持。而在那些老手的响亮的锣鼓声中，我的提案不过是其中一个微弱的笛音，随着夜色来临，我的心跳越来越厉害了。印象中凡是最后在会上提出来的提案都是匆忙之间就通过了。大家都急着要走，已经到了夜里11点了，会前我见过戈克利，他已看过我的提案。于是我便凑近他低声说：“务请帮忙！”他说：“你的提案我一直放在心上。你看他们现在都是草率地通过各种提案，但是我不会让你的提案像那样一带而过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任务就结束了吗？”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问道。

“不，不，还有一个关于南非问题的提案呢。甘地先生已经等了很久了。”戈克利高声叫道。

“你看过他的这个提案吗？”费罗泽夏爵士问道。

“当然。”

“你认为怎样？”

“相当好。”

“那么，请提出来吧，甘地先生。”

我颤抖地把我的提案宣读出来。戈克利附议。

“一致通过！”大家叫起来。

“你可以用五分钟的时间来陈述，甘地。”华恰先生说道。

整个程序远远不能让我满意。谁都没有耐心去了解这个提案，大家都急着要走，而且再加上戈克利已看过这个提案了，所以其他人就觉得无须去了解了。从那天早上起我就为自己的发言担心。五分钟里我应该讲些什么内容呢？我本来已经做了相当充足的准备，可是事到临头又说不出话来。原本决定不念讲稿，即席发言，但是我在南非练出来的演讲能力这时又不见了。

轮到我提出议案时，华恰先生便叫了我的名字。我站起来，头晕晕的，好歹把提案念下来了。当时有人刊印并在与会代表中派发了一首他写的鼓吹向外国移民的诗。我念了这首诗，并且结合这首诗谈到了移民南非的印侨的疾苦。就在这时，华恰先生按起铃来了。我敢保证我绝没有讲够五分钟。但我不知道第一次按铃是为了提醒我还有两分钟的发言时间，还以为是时间到了。此前我曾经听过有人讲上半个钟头甚至三刻钟，却没有被铃声打断。于是我感到受了伤害，一听见铃声便马上坐下来了。我当时稚气地以为，那首诗已经包含了对费罗泽夏的回答。(12)关于这项提案的通过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当时大会的来宾和代表之间实在没有什么区别，每个人都举手表决，所有的提案也就一致通过了。而我的提案也是这样通过的，所以对我而言，它失去了一切重要性。但无论怎样，这个提案被大会通过这件事，已够让我快活的了。在大会上通过就等于被全国认可了，这足以使每一个人都感到高兴。

寇松勋爵的朝觐

大会闭幕后，为了让南非的情况得到更多的关注，我还得去拜见商会以及各界人士，于是就在加尔各答待了一个月。这一次不住旅馆了，经人介绍我住在印度俱乐部。俱乐部的会员中有几个知名的印度人，我希望通过与他们接触，让他们关注南非的情况。戈克利常来这个俱乐部打台球，他听说我还要在加尔各答待一段时间后，便邀请我去和他一起住。我听到这个邀请后心里很感激，但是觉得去那里住不太合适。过了一两天后，他亲自来接我。发现我不太好意思去，便对我说：“甘地，你要留在国内工作啊，这样客气是不行的。你应尽量多地和人们接触。我还希望你为国民大会党工作呢。”

在叙述与戈克利相处的情形前，我想先讲一件在印度俱乐部中发生的事。

正逢寇松勋爵在这个时候举行他的朝觐会。有些应邀参加的王公贵族都是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平时我常能看到他们在俱乐部里穿着考究的孟加拉“拖蒂”、衬衫还戴着围巾。朝觐那一天，他们却穿上“坎沙玛”（Khansamas）(13)的裤子和闪闪发亮的皮靴。见到这种情形我觉得很难受，便问其中的一个人这样做的原因。

“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自己不幸的境遇，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必须得忍受侮辱才能保住财富和头衔。”他答道。

“可为什么要穿‘坎沙玛’的衣服和光亮的皮靴呢？”我问道。

“你认为‘坎沙玛’和我们有什么差别吗？”他答道，接着又说，“仆从们是我们的‘坎沙玛’，而我们呢，则是寇松勋爵的‘坎沙玛’。如果我们不参加朝觐，就得自食其果。要是穿日常服饰去朝觐，就是对勋爵的大不敬。你以为我在那里有机会和寇松勋爵讲话吗？根本不可能！”

我非常同情这位直言不讳的朋友，也替他感到难过。这又使我想起了另外一次朝觐。

在印度教徒大学奠基仪式时，哈定基勋爵举行了一次朝觐。王公贵族当然都来参加了，潘迪特·马拉维亚吉特别邀请我参加，所以我也去了。

令我感到难过的是，那些王公贵族打扮得像女人那样，穿着丝绸长裤和长上衣，戴珠宝项链，戴镯子，头巾上挂着宝珠和钻石穗子，腰带上还挂着金柄的宝剑。

这种打扮不是象征他们忠诚的标志，而是代表他们的奴隶地位的标志。原以为佩戴这些委靡不振的首饰是出于他们的本意，然而我后来才听说在这种场合里佩戴贵重的珠宝乃是王公贵族们应尽的义务。我也听说有一些人非常反感佩戴珠宝，只有在朝觐这样的场合才戴。

不知道我所了解的这些情况是否准确。但是不管他们在别的场合是否也佩戴珠宝，身上戴着只有女人们才佩戴的珠宝来参加总督的朝觐，确实是够难堪的。

为了财富，权力和声誉，人们承担的罪恶与荒谬是多么的沉重啊！

与戈克利相处一月（上）

与戈克利住在一起的第一天，我便感到完全像是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他待我就像待自己的弟弟，尽量多地了解我的需求，满足我的需求。幸而我的需求并不多，而且我也有自力更生的生活习惯，并不需要别人的照料。他对我独立自主的习惯、讲求个人卫生的习惯、坚忍不拔的个性以及规律的生活起居怀有深刻的印象，时常称赞我。

他对我似乎是毫无保留的。所有前来拜访他的重要人物，都向我一一介绍。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人是皮·西·罗伊医生（现在是爵士）。实际上他就住在隔壁，是常客。

戈克利是这样向我介绍罗伊医生的：“这位就是罗伊教授，月薪800卢比，但他自己只留下40卢比，其余的全部捐献给公众事业。他还没结婚，而且也不打算结婚。”

我看不出来今天的罗伊医生和当年有什么差别，他的衣着差不多还是像从前一样简朴，当然有一点不同，现在他穿的是土布，而当时穿的是印度纺织厂生产的细布。戈克利和罗伊医生的谈话永远让我有听不够的感觉，他们所谈的全都关乎公共利益，或是具有教育价值的事。有时他们也怀着痛惜之情批评一些从事公众工作的人。原本我认为有些人是坚定不屈的战士，现在倒觉得他们微不足道了。

观察戈克利工作实在像受教育一样令人感到愉悦。他从不浪费一分钟。他全部的私人关系和友谊都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他所有的言论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着想，而且绝无半点不真实或不诚恳的地方。印度的贫困和所受到的屈辱一直是他最关心的事情。有各种各样的人想引起他对别的事情的兴趣，但是他对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答复：“你干你的事情，我也有我的工作。我所追求的是国家的自由。只有实现了这个目标，我才会考虑别的事情。如今光是这个工作已足够我投入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了。”

我随时能感受到他对兰纳德的尊敬，他常引用兰纳德的话，在每一件事情上，兰纳德都是最后的权威。兰纳德逝世周年纪念日（或是诞辰，我记不清了）那时，我恰和戈克利一起住，照例是他举行的。当时除了我以外，他的朋友卡士华特教授和一个法官也来参加了。他在会上讲话，深情地追述了兰纳德的生平事迹，顺便把兰纳德、戴朗和曼德立克三人作了比较。他称赞戴朗潇洒的风度和曼德立克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还举例说明了曼德立克是如何热心地为当事人服务的，说他有一次误了火车，竟包了一趟专列，就是为了及时赶到法庭上替他的当事人辩护。然而兰纳德更了不起，他是一个全能型的天才，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法官，还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虽说他是法官，却毫无畏惧地参加了国民大会党的集会，而且大家对他的贤明是那样深信不疑，凡是他的决定，大家会毫无疑问地遵从。戈克利在讲起这位先辈的高尚心灵和完美品质时，充满了无限的欢乐。

当时戈克利有一辆马车。我一直看不出这辆马车的必要性，有一次我问他：“你出去不能坐电车吗？难道坐电车有损你身为领导者的尊严吗？”他听了我的话后有点儿难过：“怎么连你也不了解我！我不是拿公家的津贴用在个人的享受上面。我也很羡慕你能那样自由自在地坐着电车到处去，可很抱歉我不能那么做。如果你也成为像我这样的公众人物后，要坐电车到处走动，即便不是不可能，也会非常困难的。大家没有理由怀疑一个领导者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个人的舒适。我也喜欢你简单的生活习惯，我也尽可能去过简单的生活，但是像我这样的人，是无法避免某些花销的。”

他这样的回答令人满意，但是他并没有给我另外的一个问题提供满意的答复。

“可是你甚至也不出去散步，”我说，“你老是觉得身体不舒服，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难道为了公众工作就挤不出时间来锻炼身体吗？”

“你看我哪有时间出去散步呢？”他答道。我非常尊敬戈克利，从不敢和他顶嘴。虽然这个回答不能令我满意，但是我却不吭声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相信，不论一个人有多少工作，每天总得找点时间锻炼身体，就像每天都要吃饭一样。我个人的浅陋之见是运动不但不会损耗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反而能增强工作能力。

与戈克利相处一月（中）

住在戈克利家里那段时间，我常常外出。

我曾经对在南非的基督教朋友们说过，回到印度以后要拜访一些印度基督教徒，了解一点他们的情况。以前就听说过巴布·卡立恰朗·班纳济，对他极为钦佩。他积极参与国民大会党的工作，这与一般的印度基督教徒不参加国民大会，将自己孤立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外的情况是极为不同的，因而我对他没有任何疑惑。我告诉戈克利说我很想见到他。他说：“你见他有什么用呢？他是一个好人，不过我担心他不会令你感到满意。我和他很熟，如果你很想见他，当然可以。”我和班拿济约了个时间，他马上答应了。去看他时，他夫人正卧病在床，性命垂危。他的住处很简陋。在国民大会上，我见他穿的是西装，很高兴这一回发现他穿的是孟加拉“拖蒂”和衬衫。我喜欢他简朴的穿着，虽然当时我自己穿的却是一件波希上衣和裤子。我从容地把困难告诉他，他问道：“你相信人生下来就带着罪恶的说法吗？”

“是的，我相信。”我说道。

“那很好，印度教对这一点没有解脱之道，但是基督教却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又接着说，“人为自己的罪孽所付的代价是死亡，而《圣经》教导我们，得救的唯一道路是把自己交给耶稣。”

我提出《薄伽梵歌》关于虔诚之道的内容，和他辩驳后也没有任何结果。我感谢他的好意，虽然他的说法没有让我满意，但这次见面对我是有所裨益的。

这段日子里，我常穿梭在加尔各答街头，去很多地方都是靠步行。我拜会米特法官和古鲁达斯·班纳济爵士，希望他们支持我在南非的工作。此外，我还见过拉加·皮亚立穆罕·穆克琪爵士。

卡里恰朗·班纳济早跟我提过迦里神庙，特别是再加上我在不少书中读到过许多关于这个神庙的故事以后，更急着去看个究竟。于是有一天我就去了，米特法官的家也在同一个地区，我就在拜访他的那天顺便去了一趟神庙。一路上，我看见成群的羊正被赶去神庙屠祭迦里神。成群的乞丐沿着通往神庙的小巷行乞，还有一些化缘的僧侣掺杂其间。即便在当时，我也是坚决反对向那些身体强壮的乞丐施舍的。他们一拥而上跟着我，其中坐在走廊上的一个人挡住我，和我搭讪：“去哪儿呀，我的孩子？”我告诉了他。

他请我及我的同伴坐下来和他谈谈。我们照做了。

我问他：“你认为这样杀牲献祭就是宗教吗？”

“谁会认为杀害动物是宗教呢？”

“那么，你为什么不动员人们去反对呢？”

“那可不关我的事，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拜神。”

“可是你们不能另找一个地方拜神吗？”

“对我们而言，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的。人们就像一群羊，跟着为首的人向前走。至于去哪儿，这不关我们‘沙陀’的事。”

我们没有继续和他纠缠在这个话题上，而是起身走向了神庙。我们看到了血流成河的景象。我实在受不了那里，感到既恶心又难受，真的永难忘怀那种情景。

那天晚上我应邀参加了孟加拉朋友的餐会，我和一个朋友谈起了这种残忍的拜神形式，而他却说：“羊在那里倒是根本不会有感觉，嘈杂声和擂鼓声会使一切痛苦的感情僵化的。”

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我告诉他，如果羊也会讲话，它们肯定有不同的说法。我觉得这种残忍的风俗必须被制止。我想起佛陀救生的故事，可惜我却无能为力。

时至今日，我依旧持着与昔日相同的见解。一只羔羊的生命，其宝贵程度并不亚于一条人命。我不愿意为了人自身得益而牺牲一只羔羊的生命。越是弱小无助的生物，越应该得到人类的保护，人类不可以残暴地对待它。但是那些没有资格去服务的人，当然不可能带给它们什么保护。在将这些羔羊从这种不洁的牺牲中拯救出来之前，我必须经历更多的自我清洁与牺牲。今天我甚至认为自己应当为实现这种自洁和牺牲而死。我一直向上苍祈祷，希望怀着大慈大悲的伟人（不论男女）降生于这世上，将我们从深重的罪恶中拯救出来，也把那些无辜的生物拯救出来，净化这个神庙。孟加拉以它全部的知识、智慧、牺牲精神和崇高感情怎么能够容忍这种屠杀发生呢？

与戈克利相处一月（下）

那种以宗教的名义大肆杀生的献祭方式增强了我要了解孟加拉人的生活的心愿。我曾经读过也听说过关于梵教团(14)的许多情况。有关普拉达布·昌德罗·马俊达的生平事迹，我也略有耳闻。我曾经参加过几次有他发言的集会。还饶有兴趣地读了他写的克沙夫·昌德罗·沈的传记，从中了解到沙达朗梵教团和阿迪梵教团的不同。我还见过潘迪特·许樊纳斯·萨斯特立，也曾在卡达瓦特教授的陪同下探望了玛哈希·戴文特罗纳斯·泰戈尔，但是由于当时禁止他会客，我们没有机会见到他。不过，我们都受邀参加了在他家中举行的梵教团庆祝会，亲耳听到了优美的孟加拉音乐。此后，我成了孟加拉音乐的爱好者。

见识了梵教团后，若不去看看史华密·维卫康纳，就不算完美。于是我便兴高采烈地赶往贝禄·玛斯，一路上大部分时间是在步行。我很喜爱玛斯这个环境清幽的地方，这里适于隐居。但到了那儿却听说史华密那时住在加尔各答的家里，正卧病不起，不接见客人，我顿时非常失望怅然。

后来我打听到尼维蒂妲修女的住处，便去乔林居大厦看她。她家里装饰得富丽堂皇，让我大吃一惊，我们的交谈也不投机。我把这些情况说给戈克利听，他说我和她那么轻浮的一个人谈不到一起是不足为奇的。

此后，我又在贝斯敦济·巴德夏先生家中见过她一次。我进去时，恰好碰上她和巴德夏先生的老母亲谈话，于是我便为她们两人充当翻译。尽管我跟她没有任何一致的观点，却不能不重视和佩服她对印度教的厚爱。后来我又读了一些她写的著作。

通常我把一天的时间分为两半：一半时间是为了南非的工作而四处拜访加尔各答的名人，一半时间用来参观和研究当地的宗教和公共团体。一次我在由穆立克博士主持的会上作演讲，内容是介绍波耳战争中印度救护队的工作。我与《英吉利人报》曾有过交情，这对于我现在的工作也很有帮助。当时报纸的主编宋达斯先生正在生病，但是他还是像1896年那样，给了我莫大的帮助。戈克利非常欣赏我这回的发言，他听说罗伊医生也颇为赏识我的演讲时，非常高兴。

与戈克利同住使我在加尔各答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使我有机会与孟加拉最有名的家族往来，并且这也是我与孟加拉密切接触的开端。

在这令人怀念的一个月中，发生过的很多事情我必须从略不谈了。我再简单地提一下我匆匆到缅甸游玩的情形以及那里僧侣的情况。那里的僧侣昏昏沉沉、浑浑噩噩的样子，看后令人心里非常难过。我参观了大金塔。我很不喜欢当地神庙里点着的许多小蜡烛，而且圣殿内还有成群窜行的老鼠，这让我想起了史华密·达衍纳德在摩尔维的经历。缅甸妇女的自由和活力非常可爱，但那里男人的好逸恶劳令人痛心。在这短暂的逗留期间，我能看出来仰光并不能代表缅甸，就像孟买不能代表印度一样。在印度，我们已经变成英国商人的经纪人，而在缅甸，我们竟和英国商人联合起来把缅甸人变成了我们的经纪人。

从缅甸回来后，我便与戈克利告别了。这次别离令人非常不舍，但是我在孟加拉，或者确切地说，在加尔各答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没有必要再住下去了。以前我就想过，在回国定居之前要乘三等火车游遍印度，亲身体验一下三等车厢旅客的痛苦。我把这个想法说给戈克利听，起初他认为我的想法很可笑，不过当听完我说明意图后他却欣然赞成了。我打算先去贝纳勒斯拜望正在病中的贝桑特夫人。要乘三等车旅行，就需要重新给自己配齐装备。戈克利送给我一个金属做的餐盒，里面装满了甜点心和油饼。我用了12安那买了一个帆布袋，还买了一件恰亚（Ohhaya）(15)羊毛长外衣。帆布袋里只装了这件外衣、还有一条“拖蒂”、一条毛巾和一件衬衫。我还随身带了一条小得刚够自己盖的毯子和一只水罐。做好一切准备后，我便出发了。戈克利和罗伊医生到车站来送行，我本来跟他们说别麻烦来这一趟了，可是他们坚持要送。“如果你是坐头等车走，我就不过来送行了，但是现在一定要送一送。”戈克利对我说。

戈克利进车站月台时，没有人阻挡他。他戴着丝绸头巾，穿夹克短外衣和“拖蒂”。罗伊医生穿的是孟加拉服装，他就被查票员挡住了，戈克利向他们说明这是他的朋友以后，便被放行了。就这样，我带着他们的良好祝愿，踏上了旅途。

在贝纳勒斯

这次旅行起点是加尔各答，终点是拉奇科特，我打算途中只在贝纳勒斯、阿格拉、斋埔和巴兰埔稍作停留。除此之外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其他地方了。在每个城市我都只停留一天，而且像普通香客一样住在福舍（Dharmashalas）(16)，只有在巴兰埔是个例外。印象中我这一趟旅行消费不过31卢比（包括车费）。

坐三等车旅行时，我多半是选择坐普通车而不是邮车，因为我知道邮车不仅是拥挤，车费也很贵。现在的三等车厢仍然很肮脏，厕所也糟糕，和当年没有大的区别。也许只是稍微改善了一点儿，但是头等车和三等车的设备悬殊仍然很大，比起两者在车票上的差价来，是不成比例的。三等车的旅客得到的是对羊群的待遇，所以他们得到的舒适感也就是羊群的舒适感。在欧洲时我也总坐三等车——仅有一次是坐头等车，是为了看看那里究竟如何。但是我注意到头等车厢和三等车厢的悬殊并没有我国的这么大。而在南非，三等车上的乘客大多是黑人，可是也比我们舒适得多。南非某些地方的三等车厢甚至还有卧铺和有弹簧的座位，此外位子也是有限额的，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过分拥挤的情况，而在国内，我发现乘客的数量总是超过正常的限额。

铁路部门对三等车乘客的舒适感是漠不关心的，再加上乘客本身就很脏，卫生习惯不好，对于一个爱干净的三等车旅客而言，坐在三等车厢里绝对是一种巨大的考验。他们普遍乱扔垃圾、随时随地抽烟、大嚼槟榔叶子和烟叶，把整个车厢当成大痰盂，又吵又闹，还说脏话，丝毫不在乎别人的感受。我发现1902年时坐三等车的体验和1915年～1919年时坐三等车的体验并没有差别。

面对这种恶劣的处境，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补救的方法——通过让那些受过教育的人都去坐三等车，以改正人们的不良习惯，而且不能让铁路部门闲着没事做，当我们有需要时便要提意见，切勿只为自己舒适就贿赂或采用任何不正当的手段，不能要听任任何有关人士犯规。我相信如果这样做，会大大改进现状。

我在1918年～1919年间生了一场大病，迫使我不得不放弃乘坐三等车旅行，这是一件一直令我既难过又惭愧的事情，特别是正处于为三等车乘客解决困难的宣传工作已经有所进展时，我却不能继续旅行。那些贫苦的铁路和轮船乘客的苦痛，却因为他们自己的不良习惯而加深了，而政府又给予对外贸易过多的便利，还有诸如此类的事情所造成这些严重的问题，是值得一两个有胆识、有毅力的人将其当做终生事业来进行改革的。

关于三等车乘客的问题我就说到这里了，现在我想说一说我在贝纳勒斯的经历。早晨到达那里后，我决定到一个有“潘达”（Panda）(17)的地方住下，一下车，便有无数的婆罗门围上来，我在他们当中找到了一位最干净而且给我很好印象的人。事实后来证明了我的这个选择是对的。他的院子里养了一头母牛，屋子有两层，我就住在楼上。按照传统的规矩，在我去恒河沐浴前是不能吃任何食物的。这位“潘达”便开始忙着为我张罗起来。我预先跟他说好最多只能给得起他1卢比4安那的小费，请在帮我准备东西时记住这一点。

这位“潘达”当然明白了。“无论香客是富人还是穷人，”他说道，“我们都提供同样的服务。而且我们收取小费的多寡也是完全视香客的心意及能力而定。”我倒没有感觉到这位“潘达”对我的接待有何不周之处。“普佳”（Puja）(18)在12点钟时结束，然后我便去迦尸的毗湿奴神庙参拜。在那里所遇见的事令人极为痛心。我于1891年在孟买当律师的时候曾去普罗坦纳社的礼堂上听过一次关于“去迦尸进香”的演讲。所以我在思想上已不抱奢望。只是不料失望比我所想象的要大很多。

通往神庙的小巷又狭又滑，很吵，有很多苍蝇，再加上卖货人同香客们嘈杂的声音令人很不舒服。本来人们来这里是为了找到冥想和神游的气氛，显然这里没有这种气氛。其实只有从自己的内心去找才能找到。我也的确看过虔诚的人们完全处于冥想之中，丝毫意识不到周围的喧嚣。然而在这方面实在是无法信任寺庙当事人。僧侣们有责任在寺庙内外创造并维持这种纯洁、恬静的气氛，既包括肉体上的也有精神上的。然而我感觉不到这种气氛，这里只是狡猾的小商人们贩卖甜点心和玩具的市场。

一到寺庙门口，便有人献给我一捆已经凋谢的花。寺庙的地面是由精致的大理石铺成的，可却被这些不懂美学的善男信女们弄碎了，他们捐钱造了一只精美的“垃圾箱”。

我走近“旃纳—伐辟”（知识之井），想找一找神灵的踪迹，但没有找到。因此我的心情不太好。“旃纳—伐辟”四周的环境也非常脏。我没有心情行施小费，所以只拿出了一个铜板。负责的“潘达”生气了，他扔掉了那个铜板，并咒骂我：“对我的侮辱会把你一直打入地狱里。”

我倒没有因此而不安，“王爷，”我说，“不管我的运气如何，你这一阶级的人是不应该说这种话的。你要么就拿走这个铜板，不然你一个也拿不到哩。”

“滚开，”他答道，“我不在乎你的一个铜板。”接着便是一连串的咒骂。我捡起那个铜板就走了，心里正得意着我少花了一个铜板，然而这位王爷并不甘心失去那一个铜板。他又把我叫回去：“好吧，留下那个铜板，我不和你计较。如果不收下，对你也不好。”

我一声不响地把那个铜板又给了他，叹了一口气后走开了。此后我又去过迦尸神庙两次，但那是在我已为“玛哈德玛”（Mahatma）(19)的称号苦恼以后的事了，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的经历不会再有了。人们急于要参拜我，就不让我去参拜那座神庙了。当“玛哈德玛”的苦恼，只有“玛哈德玛”自己才知道，至今那里的那种肮脏和喧嚣还是依然如故。

如果有人对神灵的大慈大悲有疑问的话，请到这些圣地来看看吧。人们将虚伪和叛教都归罪于瑜伽派的神祇，可这带给他神圣的名字多少屈辱？他早就说过“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训诫。

“羯摩”的法则是亘古不移的，也是无法逃避的，所以实在无须操心。他立下了这个法则后，便休闲地离去了。参拜过这座神庙后，我便等待着贝桑特夫人的接见。我知道她大病初愈，于是递上名帖，她立即出来见我了。因为我求见她只是想问候一下，我便说：“听说您身体欠适。我就是前来问候问候，您虽然身体不舒服，却还是出来接见了我，非常感激您的深情厚谊。我不占用您更多的时间了。”

讲完这些，我便向她告辞了。

定居孟买

戈克利非常急切地希望我在孟买定居，一边当律师，一边帮助他开展公众工作。当时的公众工作主要是指国民大会党的工作，而他负责的主要工作便是大会的行政管理。

我喜欢戈克利的建议，但是对我自己能否当好律师却缺乏信心。过去的那些失败的、不愉快的经验仍记忆犹新，而对于使用谄媚手段获取业务的方式，我仍然深恶痛绝，就像憎恶毒药一样。

于是我决定还是先在拉奇科特开展业务。柯华尔朗·马福济·达维还在那儿，他向来对我寄予厚望，就是他力劝我去英国留学的。他马上交给我三个案子。其中有两个是要去卡提亚华政治监督官的司法助理官那里上诉，另外一个是嘉姆纳伽的旧案。最后那个案子相当重要。我对他说我对这个案子的胜诉没有把握。柯华尔朗·达维大声说道：“无论是胜诉还是败诉，都与你无关，只要你尽力去做就行了，我自然会帮助你。”

对方的律师是沙玛兹先生（现已故）。我准备得非常充分。倒不是我精通印度法律，而是达维先生给予我非常明确的指示。去南非以前我就曾听朋友们说过，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对见证法是了然于心，而他成功的秘诀正在此。我把这一点一直牢记在心里，在赴南非途中，我曾对印度见证法及其评注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究。当然除此以外，我在南非所获得的从业经验，也对现在的工作很有帮助。

后来，我赢得了这场官司，也增强了自信。至于那两起上诉的案件，我本来就不担心，都胜诉了。所有这一切激起了我的希望：即使在孟买开业，我也未必不会成功。

不过在我叙述我是在什么形势之下决定去孟买前，我要谈一谈我所看到的那些英国官员完全不顾民间疾苦的情况。司法助理官的法庭是巡回性的，到处走动，所以律师们和当事人们都得跟着他走。只要律师外出办案，收费就必定会增加，当事人自然就要承担双份钱。但是法官对其他人的不便根本是漠不关心的。

我前面提到的一起上诉的案子打算在维罗瓦尔开庭，那里正闹瘟疫。我记得那个地方的人口不过五千五百人，每日病例却有五十起之多。事实上当地非常荒凉，我只好住在离城较远的一个福舍里，可我的当事人住到哪里呢？如果他们是穷人，那就只有祈求神灵保佑了。

我的一个朋友在这个法庭里也有几个案子，他给我发了一个电报，让我向法庭申请移到别处开庭，因为维罗瓦尔正闹瘟疫。我一递上申请书，那位老爷便问我：“你害怕在这里开庭吗？”

我回答说：“我怕不怕倒不是问题。我可以随时搬来搬去，可是我的当事人呢？”

“瘟疫在印度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了，”这位老爷答道，“为什么要怕它呢？维罗瓦尔的气候很好（这位老爷就住在远离城镇的海边，他在那儿搭起一顶宫殿似的大帐篷）。人们一定要学会过这样的露天生活。”

和他这种荒唐的哲学去争论是没有用的。这位老爷对他的文书说：“把甘地先生所说的话都记下来，让我看看律师和案件当事人是不是真的感到很不方便。”

这位老爷最后自然是按照他以为正确的方式去办事了。然而像他这样的人又怎么会想到那些贫苦的印度人呢？怎么会了解人民的需求、习惯、特性和风俗呢？一个习惯于用金币衡量事物的人，如何能够适应忽然用铜板来计算呢？尽管我们都对这个世界寄予最好的期望，但正如一头大象想不到蚂蚁的事情那样，同样，英国人也不会为印度人的利益着想，或者说为印度人的利益而立法。

继续讲我前面还没有讲完的故事。虽然前面的三个案子使我有了一些成就，但我却还是想在拉奇科特多待一段时间。可是有一天，柯华尔朗·达维跑来对我说：“甘地，我们不想你埋没在这儿，你得去孟买定居。”

“可是到了那里谁会给我介绍业务呢？”我问，“你能为我解决开销问题吗？”

“当然，当然我可以，”他说，“我们还会经常把你当做大律师从孟买请回来，此外，写状子的工作我们也会派人送到你那里的。一个律师成功还是失败，就看我们这些讼师的了。你在嘉姆纳伽和维罗瓦尔已经显出了自己的实力，所以我再不为你操心。你是注定要从事公众工作的，我们不能让你一身的才华埋没在卡提亚华。那么告诉我，你打算何时去孟买？”

“等纳塔耳汇过一笔钱来，钱一到我就出发。”我答道。

两周后，钱汇到了，我便动身去孟买了。在裴尼、吉尔伯特和沙衍尼的事务所挂了牌，就这样在孟买定居了。

信仰经受考验

虽然我在福特地区租了事务所，在齐尔关租了房子，可神灵却不让我安顿下来。搬进新房子没多久，我的二儿子曼尼拉尔便患上了严重的伤寒，还伴着肺炎和夜间呓语的症状，前几年他还出过一次严重的天花。

我们请来了医生，他说吃药的效果不大，但是给孩子喂鸡蛋喝鸡汤可能有好处。

曼尼拉尔才十岁，征求他的意见是不现实的。作为他的监护人，我就得拿个主意。这位医生是一位很好的波希人。我告诉他，我们全家都吃素，我不可能让儿子吃这两样东西。因此能不能推荐别的东西呢？“你儿子的生命有危险，”好心的医生说道，“我们可以喂他喝一点兑了水的牛奶，但只是这样他还是得不到足够的营养，你知道，有很多印度教徒家庭也找我看病，他们并不反对我开的方子。我建议你在对待自己的儿子的问题上最好不要那么固执。”

“您说的都对，”我说，“作为一个医生，您职责在此。但是我的责任也很重大，如果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我一定会征求并尊重他的意见。可是现在，必须由我来为他考虑这个问题，并替他作出决定。只有在这时，一个人的信仰才面对真正的考验，是对是错在此一念。不吃肉、鸡蛋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是我们的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哪怕那是维持我们生命的手段，饮食也必须有个限度。即便是为了生命本身，有一些禁忌也是断然不可破除的。就我了解，即使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宗教也不允许我或我的亲人们用肉或鸡蛋治病，所以我不可以采用您的治疗方法。不过要请求您做一件事情，我打算尝试一下凑巧学会的水疗法。可不知道如何给孩子的脉搏、胸膛、肺部做健康检查。如果您能费心随时来家里给他做检查，并把检查结果告诉我，我将感激不尽。”

这位好心的医生体谅了我的困难，并接受了我的请求。虽然曼尼拉尔自己还不能有所抉择，我还是把我和医生之间的谈话都告诉了他，并且询问他的意见。

“就请您试一试水疗法吧，”他说，“我不吃鸡蛋，也不喝鸡汤。”

这让我感到高兴，虽然我知道如果我让他吃其中某一样，他也会吃的。

我懂得库赫尼疗法，以前也试过。还知道绝食会有好处。于是我便开始采用库赫尼疗法给曼尼拉尔进行坐浴，让他每次坐在水盆里不超过三分钟，同时，接连三天喂他兑水的橘汁。

然而他的高烧还是持续不退，甚至高达华氏104度。到了夜间，他就陷入昏迷状态了，我开始焦虑万分。人们会怎样说我呢？我的哥哥又会怎样想我呢？我们能不能再请别的医生呢？为什么不找个“阿育吠陀”医生呢？做父母的有什么权利把自己的主意强加在他们的儿女身上呢？

这些念头缠绕在我心中。接着我产生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想法。神灵一定乐于看见我以用在自己身上的同样的疗法去治疗我的儿子。我相信水疗法，不大相信对抗疗法。医生也不能保证他们的治疗方法能治好我的儿子，他们至多只是尝试罢了。其实生命之线都在神灵的手上。为什么不相信神灵并以神的名义继续坚持我心中正确的治疗法呢？

我被这两种冲突的思想折磨着。已是深夜了，我躺在曼尼拉尔的床边，打算用一条湿被单把他裹起来。我起床去泡湿一条被单，拧干水后，用它裹着曼尼拉尔，只露出他的头，然后再盖上两条毛毯，还用一条湿毛巾敷他的头。他整个身体烫得像一块烧红的铁，而且非常干焦，身上一点汗都没出。

此刻我已精疲力竭。我把曼尼拉尔交给他的母亲照顾，然后出门到乔巴底去散步，呼吸了一点新鲜空气。那会儿有10点钟了，路人已经很少了。我沉浸于自己的忧思之中，几乎不看行人。“神啊，在经受考验的这一刻，我的荣誉都在您的手中。”我自己这样在心中反复默念着，嘴上诵念着“罗摩那摩”。过了一会儿我回家了，心怦怦地直跳。

我一进门，便听到曼尼拉尔说：“你回来了吗，爸爸？”

“是的，亲爱的好孩子。”

“请把我搬出去吧，我浑身烧得厉害。”

“你出汗了吗，孩子？”

“我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请把我搬出去吧。”

我摸了摸他的额头，果然大汗淋漓。温度降下去了。感谢神灵！

“曼尼拉尔，你现在肯定快要退烧了。再出一点汗，我就搬你出去。”

“不，我求求你爸爸，快把我从这个火炉里救出来吧，等以后再裹吧。”

我设法给他讲一些有趣的故事，又哄他过了几分钟。这孩子汗如雨下。后来，我解开了包在他身上的被单，擦干了他的身体。父子俩就躺在一张床上呼呼地睡着了。

我俩都睡得像木头一般，第二天一早，曼尼拉尔的高烧退下去了。接下来的四十天里，我们就喂他喝兑水的牛奶和果汁。如今，我已经不害怕了。曼尼拉尔患得是一种很顽强的高烧，但是终于被制伏了。

今天，曼尼拉尔是几个孩子当中最健康的一个。谁能知道他的康复是由于神灵的恩典，还是归功于水疗法，或者是因为细心的看护和饮食的调理呢？让人们依据自己的信仰去判断吧。我相信是神灵挽救了我的荣誉，时至今日，这种信念仍然未变。

再次前往南非

曼尼拉尔康复后，我意识到齐尔关的房子不适合居住，不仅潮湿，光线也不好，于是我与列瓦商卡·贾吉望先生商量，决定在孟买郊区租一栋通风好又有走廊的房子。我去班德罗和珊塔·克罗兹附近找寻了好一阵子，班德罗有一个屠宰场，所以不能选择那里。喀特科巴及其附近的地方离海太远了。最后我们在珊塔·克罗兹找到一栋不错的房子，卫生条件也算是最好的了，于是我们就把它租了下来。

我买下了从珊塔·克罗兹到赤契喀特的头等火车季票，还记得自己当时常常为此感到自豪，因为头等车厢里往往仅有我一个乘客。我也常步行去班德罗搭乘直接开往赤契喀特的特快火车。

我的律师业务比预想的还要兴旺。在南非的当事人常会交给我一些工作，而这已足够我的日常开销了。

那时我在高等法院里还没有找到什么工作，但却参加了那时常常举办的“辩论会”，虽然我一直没有勇气参与辩论。我记得在所有参与者中，贾米亚特朗·纳纳巴伊表现得非常出众。像其他刚做律师的新人一样，我去高等法院旁听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增长见识，不如说是为了享受那令人沉醉的直接从海上吹过来的微风。我也发现享受这种乐趣的大有人在，绝不止我一个。这看上去似乎已成为一种时髦了，所以我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

后来我却开始使用高等法院的图书室了，也借此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我觉得不用太久我应该能在高等法院里找到工作。

就这样，一方面我开始感到自己的事业顺利地上了轨道，另一方面戈克利也在持续地关注我，忙着为我的未来制订计划。他每周都要来我的事务所两三次，常常会带几个他希望我认识的朋友过来，并设法让我熟悉他的工作方式。

然而可以说神灵总是不容许我依照自己的计划行事。他以自己的方法为我作出安排。

正当我认为自己可以如愿以偿地定居在此地时，却接到了一封发自南非的意外的电报：“张伯伦有望抵此，盼速归。”我想起了自己的诺言，立刻回电说明一等他们的钱汇到，我即刻动身。他们很快就把钱汇过来了，我关掉事务所，动身去南非。

估计至少得在南非工作一年，所以我保留了租的那栋房子，把妻子和孩子们留在那里。

我认为凡是有事业心又没能在国内找到门路的青年人，应当去国外发展一下。因此我带了四五个这样的青年同行，其中便有摩干拉尔·甘地。

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家族始终都是一个大家族。我希望找到那些愿意另辟蹊径、敢于出国的人。我的父亲在世时，常常收容很多族人，为他们安排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我希望他们能从这种依赖中解放出来。我既不能，也不愿意为他们找工作，他们应该自食其力。

我将自己的想法提出来后，便设法说服这些青年，希望他们的理想同我的理想可以一致，而我指导摩干拉尔·甘地这件事上，确实获得了最大的成功。不过，以后再谈这件事吧。

再度告别妻儿，眼看着刚安顿好的家又被拆散，而且又要从安定变为不安定——所有这一切不免一时让人难过，不过我已习惯于不安定的生活状态了。在这个世界上，指望着过安定的、一成不变的生活是错误的，因为除了神明是唯一不变的真理外，其他任何事情都是不确定的。在我们眼前以及我们周围出现和发生的一切，都是会变的，是暂时的。然而，这世上只有至高无上的神灵本身代表着一种确定性，如果有人能看见这种确定性并遵照神灵的指引，那么就是有福气了。追求真理就是生命中至高的完美。

我赶到了杜尔班的时间刚好，那里恰有工作等着我。而派代表等候张伯伦先生的日期也已经定好了，我得赶快起草一份准备递交给他的备忘录，随后与代表团一起去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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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印度女性教徒的传统服装，通常以一条长布当裙子，穿着时有一端还可以披裹上身，有各样的色彩和各式的质料。

(2) 通常情况下，印度教徒不论男女都是终年赤足的，尤其在室内，穿着鞋袜是大不敬的行为。

(3) 印度哲学中很有名的一个字，几乎无法翻译出来，但在英文中常被译为“空想”、“幻想”。

(4) 《可兰经》中的祷告词。

(5) 葛莱斯顿（1809～1898），英国政治家。

(6) 意为不理家事。

(7) 《薄伽梵歌》第2章59节。

(8) 指那些刻苦修行的人。

(9) 即印度教社会四大种姓的职责。

(10) 指先生的意思。

(11) 居住在印度的一位英国退休官员，在英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倡议于1885年建立国民大会党。

(12) 见168页第3段。

(13) 即招待员。

(14) 孟加拉梵教团成立于1828年，因戴文德罗纳斯在1886年担任团长，其影响随之扩大。戴文德罗纳斯和克沙夫二人为梵教团开设了一个神学院，用以从事高等神学研究。梵教团的工作主要是宣传印度教。

(15) 波尔班达邦的一个地方，以生产粗羊毛织品闻名。

(16) 香客免费休息的地方。

(17) 婆罗门僧侣，也是圣地的向导。

(18) 意思是指拜神。

(19) “玛哈德玛”意指伟大的灵魂，或可翻译为圣雄——是印度人对甘地的尊称。

Memoirs of Mohandas Gandhi

不使用暴力，是谦逊的极限。

手段的不纯洁，必然导致目的的不纯洁。

“丧失了爱的劳动？”

张伯伦先生这次来南非是为了接受一份3500万英镑的礼物，也为了争取英国人和波耳人的民心。因此他对印度代表团非常冷淡。

“你知道，”他说，“帝国政府对自治领是没有什么控制权的。如果你们遭到的不公是确实的话，我将尽力帮助你们，但是你们要想生活在欧洲人中间，就得尽量与他们友好相处。”

这个答复无异于在代表团成员们的头上泼了一盆冷水。我也感到失望至极。但这倒让我们大家认清了现实，我觉得我们的工作要从头做起。于是我向同事们说明了当前的形势。

平心而论，张伯伦先生的答复也无可厚非。他说得直截了当倒也好，这是以一种相当文雅的方式让我们知道强权统治就是硬道理，或是武力的法则。

然而我们手中没有刀枪，我们的血肉之躯也无法承受刀砍枪刺。

张伯伦先生在这块次大陆上停留的时间很短。倘若从斯林纳伽到科摩陵海角有1900英里之遥，而从杜尔班到盖普城不过1100英里，那么张伯伦先生差不多是以旋风般的速度赶完这段路程。

他从纳塔耳匆忙赶往德兰士瓦。我也得赶到那里为当地的印度人准备好一份备忘录并递交给他。可是我如何才能赶到比勒托里亚呢？我们在那里的人无法通过正常的便捷途径使我及时到达那里。战争已经让德兰士瓦变成一片萧条凄凉的荒野。在那里既没有食物也没有衣服。尽管那里有商店，但不是空的，就是关门停业的，都有待重新进货或开张。但无疑这是一个时间问题，除非商店里已经能够提供生活必需品，否则连逃难的人都不能回来。因此每个德兰士瓦人都得领一张许可证。欧洲人领许可证是毫无困难的，但是印度人要领证就非常困难了。

战争期间，好多军官、士兵纷纷从印度和锡兰两地来到南非。如果这批人打算在南非定居，那么当地的英国行政机构就有责任安置他们。而南非的英国当局无论怎样也需要委派一些新的军官。这批有经验的军人来到这里很有用，他们当中有一些心思很多的人，很会出主意，想出了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安置他们自己的办法。理由是，既然为黑人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门，那么为什么不能针对亚洲人设立一个专门的部门呢？这样，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当我到德兰士瓦时，这个针对亚洲人的新部门已经开始运作办公了，而且逐渐扩展其办公范围。那些给归来的难民签发许可证的官员们，原本可以将许可证签发给所有人，但是有了这个针对亚洲人的新部门后，没有经过新部门的允许，他们把证签发给亚洲人对吗？倘若经过这个新部门的举荐后再发许可证给人们，发证官员也可以少负责任，减轻负担。这就是当局争论的问题的核心所在。但事实上是这个新部门需要有工作可以负责，而那些人则需要有钱可以赚。如果没有工作，这个新部门就没有设立的必要了，因而就会遭到解散。于是他们就替自己找到了这样的工作。

所以印度人要回德兰士瓦就必须向这个部门提出申请，而却要隔好多天后才能得到答复。因为当时要重返德兰士瓦的人太多，一大批中介人或掮客就应势而生，他们和官员们相互勾结，趁机对成千上万的印度穷人大肆盘剥，我听说如果找不到门路，就弄不到许可证，即使有时找到了门路，也得花上一笔钱。这样一来，我真的无计可施了，只好去找我的老朋友，杜尔班警察局的警长，对他说：“麻烦你让我见到发证官，弄一张许可证。你知道的，我本来就住在德兰士瓦。”警长立即戴上帽子出门，替我弄到了一张许可证。当时距离火车开车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了，我准备好行李，谢过亚历山大警长，乘火车前往比勒托里亚。

现在，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前方会有许多困难等着我。一到比勒托里亚我便起草了备忘录。在杜尔班时，我不记得曾有人要印度人预先提供代表名单，但是在这里是一个新部门在负责这件事，一定要提供一份代表名单。而比勒托里亚的印度人早就听说当地的官员们要把我赶走。

不过要在下一章里叙述这件令人痛心的但又很有趣的事了。

来自亚洲的专制者

当地新部门的负责官员很难想象我是怎样进入德兰士瓦的。他们盘问那些以前常去找他们的印度人，但是这些人也说不清楚这件事。那些官员们只好胡乱猜测，以为我大概没有拿到许可证，而是依靠那些旧关系非法进城的。果真如此的话，那就可以拘捕我了！

这是当时一般的做法。“一战”结束后，政府便被赋予了许多特殊的权利。南非的情况正是如此。政府颁布了一项维持和平法，根据这条法律，没有凭许可证而进入德兰士瓦者，应受拘捕和监禁的处分。依据该法令逮捕我的问题曾被当局讨论过，可是官员们谁都鼓不起勇气来要我当面出示许可证。

那些官员就发电报到杜尔班去查问，当获悉我是持许可证进入时，他们失望了。但是他们没有善罢甘休。虽然我设法进入了德兰士瓦，他们还是有办法阻止我等候张伯伦先生。

于是，他们通知当地印度侨团提交即将成立的代表团的成员名单。种族歧视在南非自然是随处可见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在这里也会遇到类似于我在印度常见到的那种龌龊卑鄙的官员。南非的公众组织是为公众利益而设立的，并对公众舆论负责，所以负责官员也对人保有一定的礼貌和谦逊，而有色人种多少也从这种部门中受益。而来自亚洲的那些官员，却把他们专制的行为模式和专横者的习惯一并搬来了。南非建立起来的是责任政府或民主政府，而随着亚洲官员进来的则是纯粹而简单的专制；因为亚洲各国没有责任政府，统治他们都是外国的政权。南非的欧洲人多是定居下来的移民，他们已是南非的公民，并对政府官员有监察权。可是现在来自亚洲的专制人物们出场了，结果呢，印度人从此被夹在魔鬼和汪洋大海之间了。

我亲自尝到了这种专制的滋味。开始我应召去见这个部门的官员，他来自锡兰。为了表明我是“应召”去见这位官员的这种说法并非夸张，我要把事情讲清楚。实际上他并没有送任何书面命令给我。印度侨民的领导者们常常不得不去见亚洲人事务部的官员，铁布·哈齐汗·穆罕玛德赛（现已故）当时是印度侨民中的一位领导者。那位官员问他我是谁，到这里来的原因。

“是我们的顾问，”铁布赛说，“他是应我们的要求来这里的。”

“那么你觉得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难道我们不是奉命来保护你们的吗？甘地对这儿的情况能懂多少？”这位专制者问道。

铁布赛竭力回答他：“当然有你们在这里，但甘地是我们的人，他懂得我们的语言，也了解我们的处境，你们毕竟是当官的呀。”

这位官员命令铁布赛把我带到他面前，我和铁布赛还有另外几个人就去见他。没有椅子给我们坐，我们全都杵在那里。

“你为什么来这里？”那位官员问我。

“应同胞们的请求而来，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建议的。”我答道。

“可是你不知道自己无权来这儿吗？你拿到的许可证是人家错发给你的，你必须得回去。不能在这儿等候张伯伦先生，我们特别成立亚洲人事务部，就是为了保护当地的印度人，好了，你走吧！”说完这话他就把我赶走了，不给我任何答辩的机会。

然而他却留下了我的同伴，痛骂了他们一顿，劝他们打发我走。

他们愤愤不平地回来了。现在我们面临着一种始料未及的新局面。

忍受侮辱

虽然这种侮辱让我很难过，但是由于过去有过太多次类似的经历，我已习惯了。于是我决定忘却这个侮辱，尽量采取心平气和的态度来解决问题。

我们接到亚洲人事务部主任的一封来信，信中说由于我已在杜尔班见过张伯伦先生，他们认为我的名字不应该出现在向张伯伦请愿的代表团的成员名单中。

我的同事们不能接受这样的事，他们建议干脆不要组织代表团去见张伯伦了。我把侨团所处的尴尬局面说给他们听。“如果我们不向张伯伦先生请愿，”我说，“那么别人就会觉得我们根本没有遭遇任何苦难。无论如何，反正总得书面提出请愿的内容，而且书面材料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请愿书由我去念还是由别人念根本无关紧要。张伯伦先生是不会追究这件事情的。我们得忍下这口气。”

我话音未落，铁布赛便大叫道：“难道对你的侮辱不能等同于对侨团的侮辱吗？我们怎么会忘记你是我们的代表呢？”

“你说得对，”我说，“但侨团也得忍下这口气，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吗？”

“不管怎样，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忍受这样的侮辱呢？对我们而言，还怕什么更坏的事发生，还有多少权利可丧失呢？”铁布赛说道。

这是一个极有气魄的回答，可是对事态的发展有什么帮助呢？我已充分意识到侨团的权力很有限。我努力平息大家的情绪，劝他们去请乔治·戈夫莱先生——一位印度律师来取代我的位置。

于是戈夫莱先生带领大家去请愿。张伯伦先生在他的答复中提到我缺席的事。“与其反复听取同一个代表的意见，换一个新人来讲岂不是更好一些？”戈夫莱先生说道，想极力缓和气氛。

然而事情远没有了结，侨团和我们自己的工作反而因此增加了。我们必须从头做起。

“就是在你的建议下，侨团才出力帮助英国人打仗，现在你看落了什么下场！”有人说这样的话来讥讽我。可是这种讥讽没有影响我的情绪。“我不后悔提出那个建议，”我说，“我始终认为我们参战是对的。这样做只不过是在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付出并不是为了要求回报，我坚信做好事的结果最后总是好的。让我们忘掉过去，好好考虑眼下的任务吧。”大家都同意了这个说法。

我接着又说道：“说实话，你们请我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但我现在还不能离开德兰士瓦，即便你们准许我回家，我还是要尽可能多待一段时间。我不再像从前那样在纳塔耳开展工作，我要搬到这里来工作，也不再做一年之内回印度的打算，我必须在德兰士瓦最高法院登记为律师。我有足够的信心对付这个新成立的亚洲人事务部，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那么我们会被他们赶出这个国家，此外还会被大肆剥削，每天都可能遭到新的侮辱。张伯伦先生拒绝见我也好，那个官员侮辱我也好，这些侮辱同整个侨团所受的侮辱比较起来，实在微不足道。想让我们像狗一样生活，那绝对不可能！”

于是我趁热打铁，和比勒托里亚以及约翰内斯堡的印侨们展开广泛的磋商，最后决定于约翰内斯堡成立事务所。

我对于能否在德兰士瓦最高法院里登记为律师，实在没有多少把握。不过法律协会并没有反对我的申请，法院也通过了。当时，印度人要在适中的地区找几间房子做办公室是有困难的。但是幸好我们和当地商人李琪先生有密切的往来，通过与他相熟的房屋经纪人的介绍，我们在城里司法行政区找到了几间合适的房子当事务所，于是我就开始在这里执业了。

自我牺牲的精神

在叙述为德兰士瓦的印度侨民争取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和抵抗亚洲人事务部的行动以前，我必须谈一谈我个人的一些事情。

一直到现在，我心里仍有一种复杂的愿望，而自我牺牲的精神则被这种为未来做些打算的愿望冲淡了。

大概是我去孟买开设事务所那会儿，有一个美国保险经纪人也在那里。他是一个样子招人喜爱、声音悦耳的人。他像我的老朋友似的和我讨论我未来的福利：“在美国，像你这样地位的人，没有不买人寿保险的。难道你不替自己的未来买一份保障吗？生命无常，美国人把买保险当做一种宗教义务来履行。我可以建议你也买一张小小的保险单吗？”

此前，我对自己在南非或印度遇见的一切经纪人还都是冷淡相待的，因为我觉得买人寿保险意味着惧怕以及对神灵缺乏信仰。然而当时我却被这个美国经纪人的话诱惑住了，随着他意气风发地发表着见解，我眼前同时展开了我的妻儿的一幅画面。“你这个人啊，差不多把妻子所有的首饰都卖光了。”我暗自对自己说，“万一你哪天有个三长两短，供养妻儿的担子便会落在你那可怜的哥哥的肩上，他已经义不容辞地担起了父亲的责任。你忍心再让他增加负担吗？”出于这种类似的理由，我终于说服了自己买了1万卢比的人寿保险。

然而当我到了南非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后，我的想法也变了。在经受考验的时刻，我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以神的名义进行的，并且是为神效劳的。我不知道要在南非住多久，恐怕再也不能回印度了，于是决定把妻儿接过来同我一起生活，我会赚钱养活他们。这个打算使我感到买人寿保险是可悲的，也为自己中了保险经纪人的圈套而羞愧。我暗想，倘若真的有那一天，哥哥一直是身代父职，他不会把照顾我留下的孤儿寡母当做包袱的。况且我又有什么理由假设自己会比别人先死呢？归根结底，真正的保护者既不是我自己也不是哥哥，而是万能的神。我买了人寿保险，就是在剥夺妻儿的自信心。为什么不能指望他们自己照顾自己呢？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贫苦人家，他们又能怎么办呢？为什么我不能把自己算作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呢？

这个思想反复在我心中起落，但我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记得在南非时我至少交过一次保险费。

外在环境也支持了我这一大串的想法。第一次旅居南非的那段日子里，在基督教徒的影响下，我的内心保持了强烈的宗教情感，而现在则是在通神学者的影响下增强了我的宗教情感。李琪先生是一位通神学者，在他的帮助下，我和约翰内斯堡的通神学者团体有了接触。我并没有加入这个团体，因为我的信仰与他们不同，但是我几乎与每一位通神学者都有密切的往来。每天都和他们讨论宗教问题。他们时常诵读一些通神学的书，有时我还会在他们的集会上发表演讲。通神学的主要精神是培养和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手足之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争论过多次，我还批评了我眼中那些行为与其宗教信仰不符的会员。同时，这种批评也让我自己获益，它引发我的自省。

自省的结果

1893年，当我与基督教的朋友们有了密切往来时，对于宗教我还是一个门外汉。他们竭力想叫我明白宗教的真谛，接受耶稣的福音，而我当时只是一个没有成见的谦恭的听道者。那时我自然是在全力研究印度教，同时也在努力了解其他宗教。

到1903年，情况有些变化。通神学的朋友们一心让我加入他们的团体，但是主要的用意是想从我这个印度教徒身上取得某些宗教经验。通神学的著作深受印度教的影响，所以这些朋友便指望从我这儿获得一些帮助。我跟他们说我的梵文水平不够好，也没读过印度教经典的原文，即便是译本也看得很少，然而他们是“沙姆斯迦罗”(1)和“普纳建摩”(2)的信奉者，坚持认为我多少可以给他们一点帮助，倒让我觉得自己是鹤立鸡群了。我开始同几个朋友一起诵读辨喜著的《瑜伽经》，还同其他朋友诵读姆·恩·德维卫迪著的《瑜伽论》。此外，还得同一位朋友读钵颠瘏利的《瑜伽修多罗》，还和许多人一起读《薄伽梵歌》。我们成立了一个“求证教徒俱乐部”，经常聚在一起诵读经书。我非常推崇《薄伽梵歌》，它对我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现在我承认有必要对它深入钻研。我手上有一两种译本，我就主要依此理解梵文原意。同时，我还决定每天利用清晨洗漱的时间背诵一两首。我每天洗漱需要三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刷牙，二十分钟沐浴。刷牙时，我习惯采取西方的方式站着刷。于是我便在面前的墙上贴上一张写上几首《薄伽梵歌》的字条，随时背诵，强化记忆。这段时间足够我每天诵读新篇章和复习旧篇章了。印象中我就是用这个方法背诵了十三章。但是后来诵读《薄伽梵歌》的时间不得不被别的更重要的工作占掉了，我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创立和发展中了，直至今天还是如此。

诵读《薄伽梵歌》对我的那些朋友们究竟有何影响，只有他们自己清楚，但是对我而言，《薄伽梵歌》已成为一部真理性的行为指南，是为我日常生活提供参考的宝典。正如翻阅英文字典是用来查阅我不认识的生词一样，我也是依靠这部行为指南来解决我遇到的一切疑难和考验的。《薄伽梵歌》中有一些字，诸如“阿巴里格拉哈”(3)和“萨摩婆瓦”(4)吸引了我。怎样修习和保持那种“平等”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个人要如何同等对待曾经受过的侮辱，蛮横且腐败的官员，提出毫无意义的反对意见的旧同事还有待人接物无可厚非的好好先生？一个人要怎样放弃他自己和他所有的财产呢？难道只有肉体本身还不够吗？妻儿不也是财产吗？难道我应该把橱柜里的书都付之一炬吗？我应该放弃一切而全心追随神吗？答案是直接的：除非我舍弃一切，否则我便不能追随神。对英国法律的研究给了我启发，尤其是史尼尔有关平衡法的论述，由此，我更为深刻地体会到《薄伽梵歌》的训诂中“受托人”的含义。于是，我对法学的敬意增长了，并从中发现了宗教的体验。我明白了《薄伽梵歌》关于“不占有”的意思是指：凡是要获得救赎的人，应该效法受托人——他虽然手中掌控着大量财物，但绝没有把任何一样当做私物。这里的道理非常清楚：一个人要做到“不占有”和“平等”必须先改变观念和态度。于是我便写信给列瓦商卡巴伊，请他容许我取消人寿保险，把能收回的钱收回来，或者把已交的保险费当做丢失的钱算了，我已确信，既然神灵创造了我和我的妻儿，自然会照顾他们。我还写信给我那身兼父职的哥哥，向他说明我已把自己当时全部的积蓄都交给了他，以后我不会再继续汇钱回去，我以后的积蓄要全部用到侨团的工作上。

要得到哥哥的谅解不容易。他措辞严厉地向我说明了我对他应负的责任。他说我不应该自以为比父亲更睿智，我必须像他一样好好照顾家庭。而我向哥哥说，我现在所做的正是父亲过去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我让“家庭”的含义稍有扩充，而我的做法究竟有什么明智之处，将来大家会明白的。

哥哥从此以后不再理我了，和我断绝了关系。我深感不安，但倘若让我就此放弃自己认定的责任，我会更为不安的，两相权衡，最终我选择了较轻者。不过这丝毫无损我对哥哥的敬爱，这份感情还是如以往那样纯洁而伟大。哥哥对我的厚爱正是他伤心的根源。他并没有那么需要我的钱，只是把这种做法当成我对家庭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幸而他到了晚年后终于谅解了我的做法。哥哥临终时，认识到我的做法是正确的，他给我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向我道歉，仿佛一位父亲向他的儿子道歉。他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我，让我依照恰当的方式去教育他们，并表示他想见我。他打了一个电报说他想来南非看我，我回电赞成。然而终未实现。他寄于他的儿子身上的愿望，也没能实现。哥哥在来南非之前便去世了。他的几个儿子依旧在旧式的家庭气氛中长大，他们的生活方式没什么改变。我不能把他们强拉过来，但这不能怪他们。“谁能预知自己的命运呢？”谁能抹杀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印象？同样地，如果指望自己的儿女按照自己的人生经历去生活也是徒劳无功的。

这件事情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父母对子女承担着一种多么可怕的责任啊！

为素食而作的牺牲

正当自我牺牲和生活简朴的理想进一步得到实现时，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体验也越发活跃，我将素食视作一种使命的热情也随之高涨。我只知道一种传教的方式，那就是用自身事例来言传身教以及与追求知识的人进行讨论。

约翰内斯堡曾有过一家素食馆，是由一位笃信库赫尼水疗法的德国人开的。我自己经常光顾这家素食馆，并且招揽了许多英国朋友一块去。不过我知道这家店难以维持，因为它总是陷入经济困境里。虽然我尽可能地用我认为合适的办法赞助它，也在这花了一笔钱，可是它最终还是倒闭了。

大多数通神学者几乎都是素食者，这时，那个团体中的一位有事业心的女士开了一家规模较大的素食馆。她是一个热衷艺术、夸夸其谈、交友广泛而又不精于计算的人。一开始这家素食馆规模不大，可后来她却冒险决定租个大房间扩充店面，并向我借钱。她找到我时，我还不清楚她的经济情况，但料想她的预算一定很精确，而且我也有实力帮助她。那时当事人常会把一大笔钱存到我那儿，在征得一位当事人同意的基础上，我用他的名义给这位女士借了大约1000英镑，我的这位当事人是一个慷慨诚挚的人。当初他刚来南非时还做过契约工人。他对我说：“如果你需要，就把钱拿走吧。这些事情我是不懂的，我相信你。”他的名字叫巴德立。后来巴德立积极地参与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而且也为此坐过牢。我以为只要经他本人同意就够了，于是就这样借了这笔钱。

过了两三个月后，我才知道这笔钱是收不回来了。我实在无法承受这样的损失。本可以将这笔钱用在好多别的事情上，现在这笔钱还没有收回，然而怎么能让深信我的巴德立白白蒙受损失呢？他只相信我，于是这笔钱得由我还上。

有一次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当事人，也是我的朋友，他委婉地责怪了我的愚蠢：“老兄，”——幸而当时我还没有成为“圣雄”，或是“巴布”，朋友们都亲密地称我为“老兄”——“这不是你应该做的。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倚重你。这笔钱肯定是要不回来了。我也知道你绝不会让巴德立难过，你会自己掏腰包把钱还给他，但是如果你总像这样动用当事人寄存在你那儿的钱来帮助你实施改革计划，那这些可怜的人全都遭殃了，而不久之后你也会变成一个穷光蛋。可是你是我们的受托人，应该明白：如果你沦为乞丐，我们的公众工作就完了。”

我一直对这位朋友心怀感激，他现在还在世。无论是在南非还是在其他地方，我还没有遇到过比他更纯洁诚挚的人。我知道他的为人，当他发现自己对别人的怀疑没有根据时，便向他们坦诚道歉并表白自己的想法。

我知道他对我提出的警告是正确的。虽然我补偿了巴德立的损失，但我再也经受不起类似的任何损失了，也无法忍受长年负债——这是我从未经历的，而且也是终生厌恶的。我认识到即便一个人有改革的热情，也应当量力而为。而我这样动用当事人寄存的钱，也违背了《薄伽梵歌》的训诫：但求付出不问收获，方能心安理得。这次犯的错是我终生的一个警号。

这次为推行素食而作的牺牲，既非刻意，也不在预料之中。这是一种必要的美德。

土疗和水疗实验

随着我的生活方式日趋简朴，我越来越排斥吃药了。在杜尔班执业时，有一阵子我身体衰弱，患上了风湿性炎症。皮·捷·梅赫达医生来给我治疗后就好了。此后直到我回印度时，都不记得自己得过别的什么病。

不过在约翰内斯堡时，我常常便秘和头痛。有时会吃一点泻药，也在节制饮食。但是我不算健康，而且一直想摆脱泻药。

恰逢此时，我在报上读到曼彻斯特成立了一个“不吃早餐协会”。协会倡导人的观点是说英国人吃的次数过密而且吃得太多，甚至到了深夜还在吃东西，这种饮食方式造成英国人的医药费过重的状况，因此要改善现状的话，他们至少要放弃早餐。虽然这篇报道不是针对我而发的，但对我而言倒是很有借鉴价值。我一日三餐，下午还吃茶点。吃东西时从来不节制，遇到爱吃的蔬菜和不加香料的素食时总是开怀大吃。每天早晨很少在六七点钟以前起床。于是我想如果不吃早餐的话，也许就不会头痛了。于是我便开始了这种体验。头几天的确十分难熬，可是头真的不痛了，由此我断定过去吃东西确实是过量了。

可是这种改变并没有解决便秘的问题。我尝试了一下库赫尼的坐浴疗法，有一点效果，但是并没有彻底治好。就在这个时候，不知是那位开素食馆的德国人，还是哪位朋友——我想不起是谁了，给我一本贾斯特写的《重归自然》。在这本书中我读到有关土疗的方法。作者还倡导以鲜果和坚果作为人类日常的天然食物。我没有立刻体验每餐单吃水果，却马上开始进行土疗的实验，而且取得了惊人的效果。这种治疗方法是，把冷水掺入干净的泥土里，再把像膏药般的土铺在一块细麻布里绑好，然后在将其绑在肚皮上。我晚上睡觉时绑上，夜里或者早上醒来时便取掉它。治疗的效果很明显。以后我便用这个办法自疗，并推荐给我的朋友们，从未失效过。回到印度以后，我一直没能以同样的信心继续采取这个办法。原因之一是，我一直居无定所，难以进行这种实验。然而我始终相信土疗和水疗的方法。直至今日，遇到必要时刻，我还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土疗法来为自己治病，并且向同事们推荐这个方法。

尽管我一生中害过两次大病，但我还是认为人不是那么需要药物的。在1000个病例中，有999例是可以靠规律的饮食、水疗、土疗以及类似的家常办法治愈的。有点病就跑去看医生——无论是印度教的医生还是伊斯兰教的土医，咽下种种草药或是矿物做成的药丸，这种做法不但是在糟蹋自己的生命，而且，更是让自己沦为肉体的奴隶而不是成为它的主人。人如果失掉了对肉体的自我控制的能力，也就不能再称其为人了。

这些看法虽然是我在病床上写的，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因此就看轻它们。我非常清楚自己为什么害病，也充分意识到害这些病，全应该由自己负责，也正是因为我有这么一点自知之明，才没有失去耐心。事实上，我倒应该为这些病而感谢神灵，因为我从中吸取了教训，成功地抵制了服用许多药物的诱惑。我知道我的固执常常让医生们感到为难，然而他们都客气地忍受了我，并没有放弃我。

不过话题又扯远了。在继续展开更多的叙述前，我想给读者一个提醒。凡是因为读了这一章而去购买《重归自然》的人，千万不要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当做真理。作者往往只谈到事物的一面，而事实上至少可以用不少于七个角度来观察每一件事情，而且每个角度可能都是正确的，不过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和在同样的情况下都正确。况且很多书都是为了赢得读者和谋求名利而写的。所以，凡是读这类书的人应该对这些事情有所辨别，根据书中的观点进行任何实验以前，最好先咨询一些有经验的人，或者在尝试之前要仔细体会书里的内容。

一个警告

恐怕这一章还得继续说一些闲话。在进行土疗法的实验时，我同时也在做着饮食的实验，在这里用大量篇幅来讲述这个事未必合适，虽然以后有机会再谈，但不吐不快。

从现在到以后，我都不打算细谈关于饮食的问题，因为几年前我已经在《印度舆论》一书上用古遮拉特文写过一系列的文章来谈论这个问题，后来还以名为《健康指南》的英文书出版了单行本。在我写的寥寥无几的几本书中，这一本在东方和西方同样受欢迎，对此我直到今天都不甚理解。这些文章本是为了《印度舆论》的读者写的，但《健康指南》的影响力更大一些，而很多读者没有看过《印度舆论》，他们总是就饮食营养的问题与我通信讨论。因此现在看来似乎有必要谈一谈这本小册子，虽然觉得并不需要修改书中的观点，但我还是根据亲身体验改动了一些内容，都是读者们不知道的，而我想他们应该知道这些。

像我的其他一切作品一样，这本小册子的写成也伴随着一种精神上终极目标，而这种精神上的最终目标经常激励着我的每一个行动；因此，一想到时至今日书中提出的某些理论我自己也没有加以实践时，心里就非常不安。

我确信，除了当婴儿时需要吮吸妈妈的乳汁外，人根本没有必要再喝任何奶。除了晒干的水果和坚果之外，他的食物不应当再有其他东西。从葡萄这一类水果和杏仁这一类坚果中就可以获得身体器官和神经组织所需要的足够的营养。一个人若能依靠这类食物为生，就可以很容易地节制性欲和其他情感了。印度有一句谚语：“吃什么，像什么”，我及我的同事都对此有深刻的体会。在那本书里已详细地论述了这个观点。

然而不幸的是，在印度时我却发现在实践中自己不得不否定某些理论。在凯达忙着招募新兵时，我因为吃错东西病倒了，差一点丧命。我竭力试图通过不喝牛奶来重建自己健康的体格，可是徒劳无功。我向自己认识的所有医生、印度教的大夫和科学家们求助，拜托他们能找到一种可以替代牛奶的食物。有人建议喝绿豆汤，有人建议喝“茅赫罗”水，还有人建议喝杏仁露。我拼着命的一一体验了这些食物，但是其中没有一样能让我离开病床。印度教医生引述了查罗克（Charaka）(5)的许多诗文给我听，告诉宗教中关于饮食的禁忌在治疗学上毫无意义，要维持生命，只有喝牛奶。那些毫不犹豫地建议我喝牛肉茶和白兰地的人又如何帮助我依靠不含牛奶的食物活下来呢？我发过誓，不能喝黄牛的奶或水牛的奶。自然，我发的誓即意味着不喝所有的奶，但是为了活下去，我只好欺骗自己而只强调我的誓言的字面意思，既然在发誓时心目中指的是黄牛的奶和水牛的奶，那我可以喝羊奶。开始喝羊奶时，我心里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誓言遭到破坏了。

然而要发动一次反对劳莱特法案的运动的想法勉励着我，增强了我活下去的信心。结果呢，我生平最重大的一次体验就此完结了——喝过羊奶后，我恢复了健康。

我知道人们争论过灵魂和一个人的饮食是否有关的问题，因为灵魂既不吃，也不喝，所以问题的重点不在你从外面放了什么东西进去，而在你从内心流露了什么东西出来。毫无疑问，这种说法有点道理。然而与其检查此中原委正确与否，不如坚持自己的信念。对于那些愿意生活在对神灵有所敬畏的境界中、愿意与神灵面对面的探索者们，节制饮食的数量还有质量，和节制思想与言论是同样重要的。

我不仅要找出自己那些失败的理论，还要郑重警告读者们不要再运用它。我要劝告那些遵照我的理论而不喝奶的人，请不必坚持这么做，除非这么做在各方面都是绝对有好处的，或是在有经验的医生的劝告下才这么做。迄今为止，依照我的经验：对那些消化不良或困于病榻的人来说，再没有任何既清淡又富含营养的东西可以同奶类相媲美了。

如果有人在读到这一章以后，碰巧有这方面的体验，愿意凭他的体验而非书本上的知识告诉我一种可以代替奶类的，具有与奶类同样的营养而又容易消化的蔬菜，那我将感激不尽。

与当权者斗争

现在转回来谈亚洲人事务部吧。

主管亚洲人的官员多数聚居在约翰内斯堡。我观察后得出结论，这些官员根本没有好好地保护印度人、中国人以及其他亚洲人，而且是在狠狠地压榨他们。每天都有人来向我控诉：“有权利进城的人拿不到进城的许可证，而那些没有权利进城的人只要花100英镑就可以进城。如果你不站出来主持公道，还有谁可以呢？”我也有同感。如果我不能让这种罪恶消除，那就是白住在德兰士瓦了。

于是我开始收集证据，等到掌握了相当多的材料后，便把它们交给警察局局长。局长看起来像是一个公正的人。他没有冷淡对我，而是很有耐心地听我说完，并要看全部材料。他亲自去找证人谈话，而且非常满意我的工作，不过我们都意识到：在南非要想找到白人陪审团来审判一个对有色人种犯下罪过的白人是很困难的。“不过，”他说，“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尽力试一试。如果是担心陪审员会替那些犯罪的白人开脱就让他们逍遥法外，是不对的。我得把他们绳之于法。我向你保证我会尽力而为。”

我不需要这些保证。我怀疑多数官员，但我没有掌握无可辩驳的证据来起诉他们，但要逮捕那两个罪犯，我是有十足的把握的。

我的行动不再是秘密。好多人都知道我几乎天天往警察局跑。那两个即将被拘捕的官员手下有几个办事不错的暗探，他们常在我的事务所外盯梢，把我的一举一动报告给他们的长官。然而我得承认，这两个官员太坏了导致他们雇不到更多的暗探。若没有印度人和中国人帮助我，还抓不住他们。

还是有一个人潜逃了。警署发了一张引渡的传票，又将他抓回德兰士瓦。他们受到审判，尽管有充足的证据起诉他们，而且陪审团也掌握了其中一人潜逃的事实，但最终他们还是被判无罪释放了。

我的确非常失望，警察局局长也感到很难过，这使我非常厌恶律师这个职业。在我眼中，智力变成了一种可恶的东西，因为人们可以利用它来掩盖罪恶。然而那两个官员的确罪恶深重，即使他们获释，政府也无法庇护他们。他们都被革职，而亚洲人事务部也比以前清廉了，印度侨团的利益或多或少有了点保障。

这件事提高了我的声誉，增加了我的业务。此前，印度侨团每个月要花在同官员打交道的几百英镑的冤枉钱也省下了一大半。这笔钱不能完全省掉，仍然有贪污的人还在伺机进行那套勾当。不过至少现在正直的人有可能保持他的正直了。

说实话，尽管这些官员很坏，但我和他们并无私怨。他们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当他们有困难前来向我求助时，我也会帮助他们。后来他们有了受雇于约翰内斯堡市政厅的工作机会，只要我不反对，他们就能任职。他们的一个朋友特意为这件事来找我，我答应不会阻碍他们，于是后来他们成功受雇了。

我的态度让与我打交道的那些官员都很心安，虽然我常会同他们的部门作斗争，有时还会应用一些强烈的措辞，但他们还愿意与我保持颇为友好的关系。那时我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种品行出于我的秉性的一部分。后来我才渐渐懂得这也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最根本的一部分，而且是佛教和婆罗门教中非暴力主义的一种特性。

一个人和他的行为是两码事。做好事是应该得到赞许的，而做坏事就应该受到谴责，而一个人总会因为其行为的好坏而被尊敬或怜悯。“恶其罪而非恶其人”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这就是仇恨的种子遍布世界的原因。

非暴力主义便是追求真理的基础。我渐渐意识到：如果不以“非暴力”为基础，追求真理是徒劳无功的。反抗和攻击一种制度是正当的，但是要反抗和攻击这种制度的创造者，那就等于反抗和攻击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造物主的儿女，被同一把刷子粉饰出来，惟其如此，每个人心中的蕴涵的神圣力量都是无穷无尽的。藐视任何一个普通人也就是藐视神灵的力量，伤害的就不只是那个人，还有整个世界。

回忆和忏悔

生活中遇到的诸多事情让我与各阶层的人都有密切的接触，和他们往来的经验证实了我对他们是一视同仁的，无论是亲戚还是陌生人，是同胞还是外国人，是白人还是有色人种，是印度教徒还是信仰其他宗教的印度人（如穆斯林，波希人，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我可以说我的心不允许我有区别地对待他们。我不敢说这是有意为之的美德，因为这不是我做过努力的结果，而是发自本性而为。至于“阿希莫杀”(6)、“婆罗摩恰立亚”(7)、“阿巴里格拉哈”等等美德，倒的确是靠我全心全意地不断争取而来的。

我在杜尔班当律师时，事务所的职员都和我一块儿住，其中既有印度教徒也有基督教徒，如果按省份来看，就是既有古遮拉特人也有泰米尔人。我待他们像待自己的家人一样，我的妻子常因此与我发生争执。当时有一个职员是基督教徒，属于潘查摩（Panchama）种姓(8)。

我们住的房子是仿照西式的洋房建造的，房里没有排放污水的设备，所以每个房间都有一把夜壶。我们没有雇用用人或扫地的人，通常是由我的妻子或我自己照管。那些已经同我们住熟了的职员自然会自己清理好这些东西，可是这位基督教徒是新来的，整理他的寝室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让我的妻子去清洗潘查摩人用的夜壶超越了她可以容忍的限度，于是我们发生了争吵。她不但不许我做，自己也不愿意做。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她呵斥我的情景，她的眼睛气得通红，拿着夜壶走下楼梯，眼泪顺着双颊流了下来。然而我是一个既残忍又仁慈的丈夫，自以为是妻子的教师，出于盲目的爱而让她受折磨。

我希望她不要带着情绪倒夜壶，打扫卫生，我要她心情愉快去劳动。于是我大声说道：“在我家里我受不了你这种无聊的样子！”

这话像箭一样刺痛了她。

她回击道：“你自己待在家吧，让我走。”

我怒了，失去了理智，怜悯之情也烟消云散。我抓住她的手，把这个无助的女人拖到楼梯对面的门口，想开门推她出去。她的眼泪像潮水一样奔涌：“你不觉得羞愧吗？你没有理智了吗？你让我去哪儿？在这儿我没有父母或亲戚可以投靠。作为你的妻子，你觉得我就应该忍受你的拳打脚踢吗？看在老天爷的分上，请冷静点，把门关上吧，免得别人看见了笑话我们！”

我还是装出一副不买账的样子，但是确实感到惭愧了，就关上了大门。我的妻子离不开我，其实我也不能离开她。我们吵过很多次架了，但是最后都重归于好。妻子凭借她无比的耐性，往往是胜利者。

今天我可以超然地来叙述这件事情，因为它属于我曾幸福地经历过的那段日子。我不再是一个盲目的昏头昏脑的丈夫了，也不再自以为是妻子的教师了。如果嘉斯杜白愿意的话，今天她还可以对我毫不客气，我从前也常那样对待她。我们是久经考验的朋友，谁也不再视对方为发泄情欲的对象。在我害病期间，她一直忠心耿耿地看护我，侍候我，不求任何回报。

我刚说的这件事发生在1898年，当时我还没有“禁欲”的观念。那时我还把妻子当做丈夫发泄情欲的对象，生来就该听命于丈夫，还不明白其实她是能分担丈夫的喜悦与忧愁的助手、朋友和伴侣。

直到1900年，我的想法才产生了剧烈的变化，而到1906年时新观念才变得具体可行，不过关于这一点，我打算到适当的地方再谈，在此只说一点：随着我对性欲的需求逐渐消失，我的家庭生活变得越来越平静、甜蜜和幸福了。

读者们可不要把我们视为一对理想的夫妻，或是推断我们两人的思想是完全保持一致的。也许嘉斯杜白自己也不知道她与我的思想有何不同。时至今日，她大概还是不能赞同我的许多做法。我们从未讨论过这些事情，我认为这种讨论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她既未从父母那儿得到教育，也没有在我应该帮助她的时候得到我的教导。然而她秉性中有一种非常高贵的品质，大部分的印度教徒的妻子或多或少都具备这样的品质。即无论自愿还是非自愿，无论自觉还是非自觉，她认为应该遵循丈夫的步伐，她从未阻挠我去过一种有节制的生活。所以尽管我们在文化程度上有天壤之别，我还是一直认为我们的生活是美满的、幸福的、不断进步的。

同欧洲朋友的亲密往来（上）

写到这一章时，我有必要告诉读者我是怎样把这个故事一周接一周地逐步写出来的。

当我刚开始写时，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计划，我没有日记或文件可作为写作的基础。我在写作时是有神灵在指示的。我不敢说自己人生中一切有意识的思想和行动都是在神灵的指示下进行的，然而审视一下我这一生中走出的最重要的几步，以及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要说都是有神灵在指示的，绝不为过。

我没有看见过神，也不认识神。我信仰神灵只是出于本意，由于我的信仰是抹不掉的，我便将其视为一种体验。然而，有人觉得把信仰当做体验等于玩弄真理。也许更加准确的说法是：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形容我所信仰的神的特性。

为什么我相信我写下这些故事是出于神的指示，现在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了。我原本打算把这一章的标题用在前一章，但是我在写作时，意识到在叙述同欧洲人交往的经历之前，我应该写一个像绪言之类的东西。我这样做了，也没改标题。

现在当我着手写这一章时，我又遇上一个新问题。关于我要写的那些英国朋友，到底该写哪些事情，该略去哪些事情呢？这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无意间把相关的事情漏掉了，就会掩盖了真理。但很难判断什么是相关的事情，因为关于如何写才算恰当，连我自己都不明白。

今天我深切地感受到多年前读过的“不宜把自传当做历史”的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我知道在这本自传里，我没有记录下来记忆中的一切。谁能告诉我为了真理，究竟应该写下什么，又省略什么呢？我在法庭上提供的关于我生平某些片断的证据，又有何价值呢？如果有爱管闲事的人仔细检查我已写成的几章内容，他也许会突出这些问题；如果遇到一位挑剔的评论家，他会自鸣得意地把“我的许多虚伪之处”全都掀出来。

我有段时间开始犹豫是否还要继续写下去。但是只要还有发自内心的声音，我就必须得继续写下去。我要遵循圣哲的格言：凡事既然开始做了，就不能半途而废，除非从道德上证明了它是错误的。

我写自传不为取悦批评家，写作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真理的一种体验。不可否认写作的目的之一是要给我的同事们留下一点安慰和回忆的素材。我就是顺应了他们的愿望才着手开始写作的。倘若不是捷朗达斯和史华密·阿南德一直坚持他们的意见，也许我就不会写这本书了。所以倘若写这本自传是错误的决定，那他们也该与我一起分担责难。

现在回到正题吧。正如曾有好多印度人像家人一样同我一起住一样，在杜尔班时，也有好多英国朋友同我一起住。并非所有同我一起生活的人都喜欢这样，但我坚持要留他们住。我并非在每件事情上都很明智，也有过一些痛苦的经历，既有印度人带给我的也有欧洲人带给我的，我并不遗憾自己曾经有过这种经历。尽管有这些不愉快的经历，尽管我时常给朋友们带来不便和烦恼，我从未改变过自己的态度，朋友们同我相处时也很包容我。当我与陌生人来往而让朋友们感到不快时，我总会毫不犹豫地对朋友们加以责备。我认为信仰神灵的人要想在别人身上也看见自己信仰的神灵，必须怀着足够的超脱去与别人共同生活。这样的生存能力是可以培养出来的，不能回避这种难得的接触机会，而是应该以为他服务的精神来相处，这样才能让大家感受不到拘束。

波耳战争爆发时，虽然我家中已住满了人，我还是接待了两个从约翰内斯堡来的英国人，都是通神学者，其中有一位是吉特庆先生，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再谈到他。这些朋友们常让我的妻子觉得自己悲惨，不幸的是，由于我的缘故，她还要经受很多这种考验。头一次有英国朋友像家人那样同我亲密地住在一起。留学英国时虽然我住在英国人家中，但那时我是努力在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多少有点像是住在国外。但现在情形颇为不同，这两位英国朋友成为我的家人，他们在许多事情上都采用了印度人的方式，虽然这个屋里的设备都是西式的，但生活方式主要是印度式的。我还记得把他们视同家人确有困难，但是我可以肯定，在我家里，他们绝没有什么不便，完全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这样的交往在约翰内斯堡比在杜尔班深入得多了。

同欧洲朋友的亲密往来（下）

在约翰内斯堡时，我一度雇用过四个印度职员，说他们是职员，倒不如说他们更像是我的儿子。即使有这么多人，还是无法满足我的工作需要，譬如说打字吧，没有打印机就不行，可只有我会打字。我设法去教两个职员，但因为他们的英文水平太差，所以一直不合要求。此后我想训练一个职员当会计。我无法去纳塔耳找人，因为没有许可证任何人也不能进入德兰士瓦，而我也极不愿意为此事去巴结负责发证的长官。

我分身乏术。事情堆积如山，无论怎样勤奋工作，还是不足以应付业务上的和公众工作中的事务。我很想雇用一个欧洲人当职员，但不知有没有白种人愿意为我这个有色人种做事。无论怎样我决定试一试。我找到一个认识的打字机代理商，请他帮忙找一个速记员。那有许多女速记员，他答应帮我找一个合适的试试看。他遇到一位名叫狄克的苏格兰女子，刚从苏格兰来的，很需要工作，随便去哪里工作都行。于是那个代理商便叫她来见我。当时她就给我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

“在印度人手下做事，你不介意吗？”我问她。

“我不在乎。”她的答复很坚定。

“你的期待薪酬是多少？”

“17镑10先令会不会太多了？”

“如果你能完成我所需要的工作，这工资不高。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

“随时可以，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很开心，马上口述信件让她打字。

不久以后，她便像是我的女儿或姐妹一样，而不仅是一个速记员。我挑不出她工作中有什么毛病，我常叫她处理高达几千英镑的现金业务，还把账本交给她来管理。我完全信任她，不单因为她出色的工作能力，可能还在于她把自己内心深处私密的思想感情都讲给我听，连选定丈夫的事也要征求我的意见，我还有幸为她主婚。狄克小姐成为麦克唐纳夫人后，不得不离开事务所了，但即便在婚后，当我实在忙不过来时，只要找她帮忙，她从不拒绝。

不过现在我得找一个速记员来代替她工作了，幸而我经由克伦巴赤先生介绍又找到了另一位女子，史丽新小姐。关于克伦巴赤先生，后面我还会谈到。她现在在德兰士瓦的一个中学当老师。她来我这里时，只有十七岁。她的脾气有一点古怪，有时克伦巴赤先生和我都没法忍受。与其说她是来当速记员的，倒不如说她是来积累经验的。

她禀性中没有对有色人种的偏见。她似乎也不在乎年龄和经验。她甚至敢毫不犹豫地当面侮辱一个人，当面呵斥一个人。她的粗暴常常让我陷入困境，不过她坦白率真的性情往往又能把问题消除。她打出来的信，我常常不再审核一遍就签发了，我觉得她的英文比我的要好，而且充分信任她的忠诚。

她极具牺牲精神，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她所得的薪酬不过6英镑，但她总是不肯接受每月多于10英镑的薪水。每次我劝她多拿一点工资时，她总会责怪我：“我不是来这里问你要薪水的。我来这里工作是因为我愿意同你一起做事，我欣赏你的理想。”

有一次她从我这里支取了40英镑，可她一定要将其视为欠款，而且在去年把这笔钱全部还给了我。

她的勇气和她的牺牲精神一样大。我平生有幸遇到几个这样的女人，她们的品格像水晶般洁净，她们的胆识可以让战士失色，史丽新便是其中的一个。现在她已长大成人。现在的她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已不像从前那样那么清楚地知道了，但同这位年轻女子的接触却永远是属于我的一个神圣的回忆。所以如果我不把自己所了解的她的为人说出来，就对不起真理了。

她日日夜夜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操劳。黑夜来临时，她还要独自外出工作，倘若有人提议派人接送她，她会很生气地加以拒绝。成千上万的勇敢的印度人都向她求教。在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期间，几乎所有的领导者都被抓进监狱里了，多亏有她领导着这个运动。她领导着几千个人，处理无数封信件，还要操持着《印度舆论》周刊，但是她永不懈怠。

关于史丽新小姐所做的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可以写个不停。现在我要引用戈克利对她的评价来结束这一章的内容。戈克利熟悉我所有的同事。他喜欢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时常夸奖他们。然而在所有同事之中，既包括印度人也包括欧洲人，他最欣赏史丽新小姐。他说：“我很少遇到像史丽新小姐这样勇于牺牲、为人纯洁又无所畏惧的人。在你所有的同事中，在我眼中她应当位列第一。”

《印度舆论》

在我继续叙述和其他欧洲人的亲密往来以前，我得先讲两三件重要的事情。狄克小姐一人还不能完全满足我在工作上的需要，我仍需要更多的帮助，前几章提起的李琪先生，他跟我很熟，本是一家商行的经理，后来听从了我的意见，离开了那家商行来跟我做事，从而大大地减轻了我的负担。

这时马丹吉特先生倡议创办《印度舆论》，来找我征求意见。他早已开办了一个印刷厂，我赞成了他的建议。于是杂志在1904年创刊了，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担任第一任总编辑，但是这个刊物的实际运营工作却必须由我来负责，事实上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了。倒不是因为曼苏克拉尔做不了这些事，他在印度办过多份报刊，有很丰富的经验，但只要有我在那里，他便不肯冒险为错综复杂的南非问题发表社论文章。他很佩服我的见解，于是便把社论专栏交给我。《印度舆论》直到今天仍是周刊，一开始以古遮拉特文、印度文、泰米尔文和英文四种版本出版。不过我认为泰米尔文版和印度文版没有实际意义，它们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于是我就把它们停了，免得给人留下欺诈的印象。

我原本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办杂志上花什么钱，但是不久后我就发现，如果没有我的资金做后盾，杂志要想继续出版是很困难的。所有人都知道，虽然我不是这本杂志的正式编辑，但实际上杂志的经营管理由我负责。如果从一开始就没有创刊倒也没什么，可是一旦办了几期后中途又停下来，那不光是一种损失，更是一种耻辱。于是我不断地为杂志注入资金，直到后来差不多花光了我所有的存款，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每月要汇出75英镑。

几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这本杂志对印度侨团作了不少贡献，我们没有将其作为商业性的事业来运营。由于它一直是由我负责的，所以它的变化能够代表我自己生活的变化。当年的《印度舆论》就同今日的《青年印度》、《新生活》一样，都是我生活的一面镜子。一个周接着一个周，我投入自己全部的心血去写专栏，宣扬我对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理解。在它出版的十年间，即从1904年到1914年，除了在我被投入监狱时曾有间断外，几乎每一期《印度舆论》上都有我的文章。我印象中，每一篇文章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没有故意夸大或随性写出的东西。这份杂志已成为我训练自制的好场地。对于朋友们而言，它是了解我的思想的一个媒介。批评家们很少在里面找到可以非议的东西。事实上《印度舆论》的论调已迫使批评家也跟着它走。如果没有这本杂志，也许我们就发动不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读者希望从杂志里获悉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准确情况，也想从中知道南非印度侨民的真实处境。对我而言，它成为我研究人类本性的一种手段，我一直想在编者和读者之间搭建一条亲密而单纯的桥梁。我常会沉浸在流露出真情的读者信件中。由于人们的性情各有不同，有的来信是亲切的关怀，有的则是严厉的批评，也有的是沉痛的诋毁。去研究、消化和答复这些信件是对我的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通过这些信件，我仿佛感觉到了整个侨团的思想。与读者通信使我彻底明白身为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也使未来的运动更行之有效，而且具有无可抗拒的尊严。

《印度舆论》创刊的第一个月，我便意识到办杂志的唯一目的应该是服务。新闻出版业是一股伟大的力量，正如洪流能摧毁村庄和庄稼，一支不受约束的笔也能毁坏一切。如果约束的力量来自外界，那会比没有约束的危害更严重。只有来自内在的约束才是有益的。如果上述说法是对的，世界上还有多少报刊能经受这种考验？只是谁又能阻止那些无用的报刊呢？而且谁应当是裁判呢？正如善良和邪恶并存在这个世界上，有用的和无用的也并存着，人们必须靠自己来作出选择。

苦力集中地还是“隔度”？

有一些人，对我们的社会贡献巨大，却被印度教徒视为“不可接触者”阶级。他们都被赶到遥远的城镇或村庄去住，这种地方在古遮拉特文中被称为“德瓦度”（Dhedvado），含有侮蔑的意思。在盛行基督教的欧洲地区，犹太人也曾一度被视为“不可接触者”，而专门划给他们居住的地区有一个讨厌的名字，叫“隔度”（Ghettoes）。今天我们在南非也同样成为“不可接触者”了。为了我们的复兴，安德禄和沙斯特立的魔棍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以后就会见分晓。

古代的犹太人自认为只有本民族的人是上帝的选民，其他一切民族都不是，结果他们的后代被视为奇异的人，甚至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同样，印度教徒也把自己视为雅利安人，即文明的人，而把他们自己的一部分同胞视为非雅利安人，即不可接触者，结果不但在南非的印度教徒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或者是不公平的对待，就连穆斯林和波希人也遭到了同样的歧视，因为他们现在身处同一个国家，都被视为有色人种。

读者们现在多少可以明白这一章标题的意思了吧。我们在南非得了一个令人讨厌的名字，叫做“苦力”。“苦力”在印度语中是指搬运工或女佣，但在南非它有侮蔑的色彩，在我们看来，其所指的就是“不可接触者”的意思，而划给“苦力”居住的区域便叫做“苦力集中地”。约翰内斯堡就有这样一个区域，但是与印度人在别的地方拥有的租赁权的情况不同，在这里，印度人是以九十九年为期限租借的，尽管人口众多拥挤不堪，可是此区域的面积并未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扩大。除了偶尔派人来打扫厕所以外，市政部门没有为本区做其他卫生工作，更不要说修筑道路和供应照明设备了。既然市政部门对于这个区域的居民的福利怀着这样漠不关心的态度，自然也很难指望他们关心本区的公共卫生。而在没有市政部门的监督的情况下，人们就更加无视市政卫生的条例了。倘若住在这儿的人全都有鲁滨孙的精神，情况自然就不一样了。然而这里的印度人并不知道世上有过鲁宾逊那样的移民。通常人们移民国外是为了寻求财富和贸易，但是到南非的印度人，大多数是无知的、贫苦的乞丐和农民，需要有人给予他们关怀和保护。而跟随他们而来的商人和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为数甚少。

市政部门对犯罪的漠视再加上印度移民的无知，使得这个区域变得极不卫生。市政部门不但不去改善这种状况，反而还要因为不卫生而取消这个地区，可不卫生正是由于他们的不负责才造成的。他们的目的是从立法部门那里获得驱逐移民的许可。这便是我当时在约翰内斯堡的生存环境。

印度人既然在这个区域享有土地所有权，当然有权要求补偿。有一个特别法庭负责处理有关地产问题的案件。如果租用人不愿意接受市政部门给予的补偿，他有权向这个法庭申请裁决，如果法庭裁决的款额高于市政部门提出的数额，市政部门就得承担法庭裁决的赔款。

大部分居民都请我担任他们的法律顾问，我不打算在这些官司里赚钱，因此我对他们说，只要胜诉，无论打官司花多少钱我都愿意，也无论结果怎样，每个案子我只收10英镑。我还告诉他们，我打算拿出所得的钱的一半来为穷人们设立一所医院或是类似的机构。他们自然都高兴。

大约70个案子中只败诉了1例。所以我得到一笔相当丰厚的酬金。不过《印度舆论》需要一大笔钱，我记得它用去了1600英镑。为了这些案子，我拼命地工作。当事人都很佩服我，他们大多数人原本是从比哈尔或邻近地区还有南印度来的契约工人。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协会来解决自己的疾苦，区别于那些自由的印度商人。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是胸怀广阔的，信仰自由主义的，而且品格高尚。领导者是蔡朗新先生，他是主席；还有巴德立先生，像主席一样好。现在他们两人都过世了。他们对我的帮助很大。巴德立先生与我往来密切，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通过这些和其他一些朋友，我与来自南印度或北印度的无数侨民建立了亲密的联系。我是他们的兄弟，而不仅是他们的法律顾问，和他们共同承担着私人的或是公共的困苦和忧伤。

这些印度人给了我一个有趣的称呼。阿布杜拉赛不愿直接叫我甘地。幸而谁也没有叫我“萨希布”（Saheb）(9)。阿布杜拉赛叫我“兄弟”。别人也跟着他一起都叫我“兄弟”，直到我离开南非。被印度侨民们称为“兄弟”，我心里头美滋滋的。

黑死病（上）

市政部门虽然收回了这个区域的土地所有权，却没有马上让印度人从“苦力集中地”搬出去。他们搬走之前，先得给他们找到合适的新住处，但是市政部门一时办不到，因此印度人只好继续在这个“肮脏的”地方住下去，他们的现状比以前更糟。既然失掉了所有权，他们就变成了市政部门的房客，结果呢，他们的环境更不卫生了。当他们还有所有权时，出于对法律的畏惧之心，他们多少还能维持起码的清洁。但现在市政部门撒手不管了，随着移民的数量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更为肮脏和混乱的局面。

当印度人正为此事发愁时，忽然暴发了黑死病，也叫肺炎瘟疫，比其他类型的鼠疫更可怕更致命。

幸而暴发这种传染病的不是在印度人居住的区域，而是在约翰内斯堡周围的一个金矿开采矿井，这个矿井的工人多数是黑人，他们的白人雇主要对卫生负完全的责任。有一些印度工人也在矿井工作，其中有二十三人感染了，有天晚上，他们被秘密送回到这个区域内他们的住所，而且病得很严重。马丹吉特先生那时正在为《印度舆论》征求订阅的客户，碰巧在这个区域。他是一个勇敢无畏的人，看到这些害病的人后，心里非常难过，就用铅笔写了一张便条给我：“黑死病突然暴发，必须尽早想办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请快点来吧。”

马丹吉特先生勇敢地撞开一间空房的门，把所有病人都安置在那里面。我骑自行车赶到那里，写了一张便条给城里的书记官，告诉他我们占用这间房子的原因。

当时正在约翰内斯堡工作的威廉·戈夫莱医生，一听到消息便即刻赶来救援，既当医生又兼任护士。可是我们三个人实在应付不了二十三个病人。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怀着一种信念：只要我们心地纯洁，灾难到来时，自然会有办法来对抗病魔。当时我的事务所有四名印度职员：卡利安达斯，马克拉尔，甘樊特莱·德赛，还有一位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卡利安达斯的父亲托我照应他，我在南非很少碰见像他那样乐于助人而又绝对听话的人。幸而当时他还没有结婚，所以我便毫不犹豫地把很冒险的事情交给他去办。马克拉尔是我从约翰内斯堡找的，我记得他也未婚。我决定牺牲这四人——叫他们职员也行、同事也行或者是我的儿子也行。这件事用不着征求卡利安达斯的意见，而问了问其他三人，他们都答应。

“你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这就是他们简短可爱的回答。李琪先生有一个大家庭。他也打算加入我们，但是被我阻止了。我实在不忍心让他冒险。所以他只在危险区外工作。

真是可怕的一夜——既要守夜还要看护他们。以前我也曾护理过不少病人，但是从未看护过黑死病病人。戈夫莱医生的勇气感染着我们，需要做的事并不多：喂他们吃药，侍候他们，把他们和他们的床收拾干净，抚慰他们的心。

这几个年轻人不倦的工作热情和大无畏的精神令我分外高兴。我们很容易理解戈夫莱医生的勇敢行为和马丹吉特先生的丰富经验。而那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的精神确实难以理解！他们的精神真得很可贵！

那一晚我们把所有病人都安置在一起了。

然而这场瘟疫带来的除苦难之外的宗教价值，却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所以我至少要用两章的内容来记述它。

黑死病（下）

市政书记官向我们致谢，因为我们及时把病人集中在空房里，并对他们加以照料。他坦承市政委员会暂时还想不出办法来处理这一突发事件，但他承诺会尽力帮助我们。市政部门既然意识到自己的职责，便毫不迟疑地果断采取措施。

在我的要求下，第二天他们安排了一座空仓库供我们使用，还建议我们把病人转移到那里，市政部门不愿承担清扫房子的责任。那里既脏又乱，我们自己把它打扫干净，在好心的印度人的帮助下，我们添置了几张床和其他必需品，一个临时医院搭出来了。市政部门调派了一个女护士，带来了白兰地和一些其他设备，戈夫莱医生仍然主管一切。

这位护士是一位慈祥的妇人，她很愿意看护病人，不过我们极少让她靠近病人，免得她被传染。

我们接到指示，要常给病人喝一点儿白兰地。这位护士甚至要我们像她那样，也喝一点儿，以防被传染，可是我们都没喝。我很怀疑这对病人究竟有没有好处。得到戈夫莱医生的同意后，我对三个不用白兰地治疗的病人进行土疗法，把湿土敷在他们的头部和胸口上，他们中有两个人活下来了。其余二十一人死于仓库里。

此时市政部门正忙着采取别的措施。他们在离约翰内斯堡7英里的地方建立了一所传染病医院。那两个活下来的病人被转移到这所医院附近的帐篷里，其他新发现的病人也都被送到那里。于是我们从这份工作中抽出身来了。

过了几天后，我们听说那位善良的护士也被传染了，而且很快就死了。说不清那两个病人究竟是如何被救活的，为什么我们没有被传染，但是这一次的经验增加了我对土疗法的信心，也增强了我对白兰地药物功能的怀疑。我知道无论是信心还是怀疑都没有可靠的根据，但是我至今还是相信自己的直觉，因此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

这次瘟疫暴发时，我给报社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指责市政部门收回印侨居住的区域后又不对清洁卫生工作负责的罪过，他们对这次瘟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封信促成了我结识亨利·波拉克先生和约瑟夫·杜克神甫。

在前面我已提到自己常常去一家素食馆吃饭。在那里认识了阿尔伯特·韦斯特先生。我们经常在这家饭馆吃晚餐，饭后还一起散步。韦斯特先生是一家小印刷厂的股东。他在报上读到我写的那封关于瘟疫的信，多次在饭馆里都找不到我，因而他感到很不安。

瘟疫暴发以后，我和同事们都减少了食量，因为我早为自己定下规矩，瘟疫流行期间，我就要吃得清淡。所以那段时间我根本就不吃晚餐。午餐也是在其他客人来之前就吃完了。我和这家饭馆的老板很熟，我已经告诉他我正忙着看护黑死病的病人，要竭力避免与朋友们接触。

韦斯特先生连续一两天没有在饭馆里找到我，有天清晨我正想出门散步时，他却来敲门找我了。我一开门，便听到他说：“我在饭馆总也找不到你，真担心你出事，所以我决定一早就来看你，确定你是否在家。我现在放心了，你尽管吩咐吧。我准备帮忙看护病人。你知道我没有结婚，无牵无挂的。”

我向他致谢，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不打算让你去看护病人。如果没有新病人进来，一两天内我们就自由了。不过却有另一件事需要你做。”

“嗯，什么事？”

“你能否去杜尔班主持《印度舆论》的印刷出版工作？马丹吉特先生多半要留在这儿，所以杜尔班需要有人负责，如果你去我就放心了。”

“你知道我自己也有一所印刷厂。我可以去，但到晚上再给你最终答复行吗？我们晚上散步时，可以好好谈谈这件事。”

我很高兴，我们谈过之后，他答应去杜尔班。薪金并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因为金钱不是他行动的动力。但我们还是决定给他月薪10英镑，如果效益好，还会给他分红。第二天晚上，韦斯特先生就搭乘邮车去杜尔班了，他的债务由我代收。从那天起直到我离开南非，他一直是与我同甘共苦的好朋友。

韦斯特先生出生于卢特（英国林肯郡）的一个农民家庭，只接受过普通的学校教育，但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在社会这所大学校里学到了不少学问。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心灵纯洁、冷静、敬畏神灵、仁爱的英国人。

在以后的几章中，我们还将读到更多关于他和他的家庭的故事。

火烧印度居民区

虽然我和同事们都暂时不用照顾病人，但还是有许多由黑死病引起的问题需要处理。

前文中已经提到市政部门对于这个区域的疏忽。他们对于白人居民的健康倒是非常关心的，为了他们不惜花费大把的金钱，此时为阻止黑死病的扩散，更是花钱如流水。虽然我曾责备过市政部门置印度人于不顾的滔天罪恶，却不仍忍不住赞扬其对白人居民的无微不至的照应，他们竭尽所能地帮助白人。如果我不与他们合作，市政部门的工作会更为困难，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调用武力来让事情变得更糟。

然而麻烦都避免了。市政部门对印度人的表现是满意的，将来的防疫工作也就变得简单多了。我动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去动员印度人帮助市政部门，这是一份困难的工作，不过我记得当时没有人反对我的提议。

印度人居住的区域有专人严密把守，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入内。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有自由进出的通行证。我们要让整个地区的人都转移到离约翰内斯堡约13英里的平原地区搭帐篷住三个周，然后放火烧毁这个区域所有的房屋。带粮食和其他日用物品到帐篷里自然要花一些时间，这期间需要派人把守这里。

人们都非常惊慌，但看到我经常出现在那儿让他们感到安慰。有很多穷人常把省下的一点点节余都埋在地下，现在得把它们挖出来了。他们没听说过银行，不知道可以把钱存到银行。于是我倒成了他们的银行了：钱像水一样涌入我的事务所。在这种危机里，我当然不能因为自己付出劳动去向他们收取任何费用。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跟一家银行的经理关系很好，我的存款里存在他那儿，我跟他说我想把印度人的钱都存到他的银行。但银行当然没法一下子接受这么多铜币和银币，还有部分银行职员拒绝接收来自疫区的这笔钱。不过这位好心的经理想尽办法给我一切方便。我们协商后决定先彻底给所有的钱消毒，然后再存入银行。我记得那一次差不多存到银行6万多镑。我劝那些有钱的人把钱存成定期，他们都听从了我的建议。结果，他们有些人后来也习惯于把钱存到银行里了。

一列专车把这里的印度居民运到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克拉斯普鲁伊特农场，由市政部门用公共开支来供给物资。这个由帐篷搭成的城市看起来很像是一座兵营。对于这种安排，不习惯兵营生活的人自然是感到非常不安和震惊，还好他们并未觉得特别不方便。我每天都骑自行车过去看他们。他们住下来不到二十四小时便暂时忘记了所有的疾苦，开始快乐地生活了。每次我去看他们，都有说有笑，开开心心的。露天生活三个周很显著地增进了他们的健康。

我记得居民离开的第二天，市政部门就放火烧掉了那个区域。他们从未打算过留下那里的什么，大火把一切烧得一干二净。就在此时，市政厅以同样的理由烧光了商场里所有的木材，损失了大约1万英镑。之所以断然采取这个步骤，据说是有人在商场里发现了几只死老鼠的缘故。

市政部门这次花了很多钱，但是它成功地遏制了疫病的进一步蔓延，从而城市居民又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一本书的魔力

黑死病提高了我在穷苦的印度人们中的声望，也增加了我的业务以及我的使命感。随着与欧洲人的一些新的交往日益密切，也大大地增强了我道义上的责任感。

我曾在素食馆里认识了韦斯特先生，现在又在那里结识了波拉克先生。一天晚上，坐在离我不远处的桌子上一位青年递给我一张名片，说是很想认识我。我邀请他坐下来说说话。

“我是《评论家》的副编辑。”他说，“我读到您在报上发表的关于瘟疫暴发的那封信，便很想结识您。很高兴我真的有了这么一个机会。”

我被波拉克先生的诚恳打动了。初次见面的那晚，我们就彼此了解对方了。我们对若干重要的生活问题的看法似乎都很相近。他热爱简朴的生活，想到什么，就立刻去实践。因此他在生活上的改变不但是迅速的，而且还很激烈。

花在《印度舆论》上的费用日益增多，韦斯特先生的报告令人震惊。他写道：“我没指望这个事业能产生像你预想中那样的利润，但它甚至还会亏损。账目非常混乱，有大宗到期未付的欠款需要追回来，但是没有人能理出一个头绪出来，这需要大量的整理工作。不过你也不必为此惊慌。我会尽力把这些事情办得妥妥帖帖。有没有利润都没关系，反正我要留下来。”

其实当韦斯特先生发觉做这份工作无利可图时，本来可以一走了之，我也不会怪他，可是他没有。其实他有理由指责我，因为我没有确实的证据便向他许诺，说这个事业有利可图。但他始终没有抱怨过。不过我能察觉到，因为这件事韦斯特先生便我把我当做一个容易被人骗的人。我只简单地估计了马丹吉特先生的预算，并未加以仔细检查，便跟韦斯特先生说是可以赚到钱的。

现在我意识到，一个为公众服务的人，没有十足把握绝不可妄下断言。尤其一位信奉真理的人更需谨小慎微，让人相信未经充分检验的事情就是对真理的损害。我必须要很痛苦地承认，虽然我明白这一点，却没有完全克服自己容易轻信人的习惯，部分原因是我渴望尽可能地多做工作，而自己又做不了那么多。这种渴望多做工作的野心常会引起同事们的不安，虽然我自己倒不以为然。

一接到韦斯特先生的信，我就去了纳塔耳。我和波拉克先生关系非常好，他去车站为我送行，送给我一本书在旅途中解闷，还说相信我一定喜欢看。这就是鲁斯金的《给最后的一个》。

我一开始读这本书就爱不释手了，它完全把我吸引了。从约翰内斯堡到杜尔班需要二十四小时。火车到达那里时已是傍晚。那天夜里我无法入睡，决心按照这本书的理想去改变我的人生。

我是第一次读鲁斯金的书。上学时，除了教科书，我从未读过其他课外读物，投身社会以后，用于读书的时间又很少。因此我不敢说自己懂多少书本上的知识。然而我相信自己并未失去什么。相反，正因为读的书很少，我倒可以彻底消化读过的书。真正让我的生活立刻发生深刻变化的，就是这本《给最后的一个》，后来我将其译为古遮拉特文版本，名为《人人幸福》。

我相信，我从鲁斯金这部伟大的著作里找到了自己内心一直怀有的某些信念，这就是它能够吸引我并改变了我的生活的原因。诗人就是能够把人们内心深处隐藏着的善良呼唤出来的人。诗人并不能感染所有的人，因为每个人的造化有深浅之别。

我所了解的《给最后的一个》的要义有：

1．个人的善意包含在众人的善意之中。

2．当律师与当理发师具有相同的价值，因为每个人都有依靠工作谋生的权利。

3．劳动的一生，像农民和手工艺人的一生，都是有价值的一生。

上述的第一点我是知道的。关于第二点我只有模糊的认识。可是我从未想到第三点。《给最后的一个》如同黎明的曙光，照亮了我的思想，其实第二点和第三点都应包含在第一点里。我准备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

凤凰村

我与韦斯特先生也是无话不谈，我跟他说了《给最后的一个》一书对我的启发，还提议把《印度舆论》搬到一个农场里去运作，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是劳动者，领取同样的工资，利用业余时间为这本杂志工作。韦斯特先生同意了我的这个提议，于是我们决定不论人种、肤色和国籍，每人每月的工资一律为3英镑。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印刷厂里的十几个工人是否都愿意搬往偏僻的农场去生活，是否都只满足于维持基本生活？所以后来我们决定，凡是不愿意这样生活的，都可以照旧拿现在的工资，直到他们愿意逐渐成为这个新村的一员为止。我同工人们谈了这项计划。马丹吉特先生认为我的建议是空中楼阁，他说这只会毁了他全力以赴的事业，工人们也不会同意的，而《印度舆论》只有停刊，印刷厂也只有关门大吉。印刷厂的工作人员中，有我的一个堂弟，名做恰干拉尔·甘地。我告诉韦斯特先生这个计划时，也和他一起商量过。他有妻子和儿女，但他自小就决心跟着我做事，完全地信任我，所以未经过讨论他便赞成我的计划，从此一直跟我共事。机械工人戈文达·史华密也赞同这个做法。其他的人都不同意这个计划，但都说无论印刷厂搬去哪儿，他们都会跟去。

只用了两天的工夫，我便与同事们把事情安排好了。我立刻登广告去征求杜尔班附近靠着火车站的一块土地。很快就有人以凤凰区的一块土地应征。我和韦斯特先生去看了，一周内便买下了这片达20英亩的土地。那里有一小股泉水，还有几棵橘子树和芒果树。附近还有一片80英亩的土地，长满了更多的果树，还有一所荒废的农舍。我们也把那片土地买下来了，总共花了1000英镑。

罗斯敦济先生自始至终都非常支持我的事业，他很喜欢这个计划，还给我提供了一个大仓库的旧波形铁片以及其他建筑材料，于是我们就开始投入到工作之中。有几个从波耳战争起就同我一起工作的印度木匠和泥瓦匠，帮我盖好了印刷厂。不到一个月房子就建成了，75英尺长，50英尺宽。韦斯特先生和木匠和泥水匠们一起工作，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住在那里。当时那个地方荒无人烟，密密的杂草里面隐伏着无数蛇虫。起初大家都住在帐篷里，大概在一周之内我们便把大部分东西用牛车运到了凤凰村。这地方距离杜尔班有14英里，距离火车站有2.5英里。

搭建新厂房的时候，只有一期《印度舆论》不得不由外面的水银印刷厂承印。

现在我竭力动员那些和我一道从印度来这里碰运气而且正从事着各种各样生意的亲戚和朋友都到凤凰村来。他们原本是想来南非赚大钱的，所以很难说服他们，不过还是有一些人同意了。这些人中我只提一下摩干拉尔·甘地。其他人都回去做生意了，只有摩干拉尔·甘地永远放弃了生意，同我共事。凭借卓越才干、牺牲精神和无私奉献，他在和我一同投入道德实验的那批同事当中名列前茅。若论他那无师自通的手艺，更是独一无二。

就这样，凤凰村在1904年建成了，不管前景如何，《印度舆论》始终排除万难照常出版。

然而在这种改变一开始时，遇到的新挫折、进行的新变革、引起的新的希望和失望，真是一言难尽，需要另辟一章来叙述。

创刊第一夜

在凤凰村印发首期《印度舆论》可真不容易。若我没有做好两手准备，这一期可能会延期出版，甚至无法出版。我不大愿意使用发动机来推动那台印刷机。我以为用人力印刷才可以保持这里的气氛，但村子里的农活也需要人手。所以用人力印刷这个想法非常不现实，我们还是配备了一部用油的发动机。还好我曾向韦斯特先生提议，万一那部发动机不好用，要做好其他准备，于是他便预备了一个手动的轮子，报纸的尺寸也裁小了，以便必要时靠一台踏板机也可以印刷出来。

刚开始时，我们要熬到三更半夜才能出版一期。每个人都得动手折纸。我们的工作常在10点到午夜的时候结束，不过第一夜是令人难忘的，都已经排好版了，可发动机纹丝不动。我们从杜尔班专门请来了一位工程师来帮我们安装机器。他和韦斯特先生想尽了办法，可机器就是不动，大家都焦急万分。后来韦斯特垂头丧气地跟我说：“机器坏了，恐怕杂志不能按时出版了。”他的眼泪快要掉下来了，我安慰道：“如果真是这样，也没办法。哭泣也没有用。让我们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那个手动的轮子试过了吗？”

“现在去哪里找人呢？”他答道，“人手不够。四个人才摇得动那轮子，还要一组一组地轮班干，可大家都累坏了。”

当时房子还没盖完，还有木匠在这边。他们都躺在地板上睡觉。我指着他们说：“我们不能请这些木匠来帮忙吗？我们可能得干上一个通宵了，应该试试这个办法。”

“我不敢叫醒木匠们，可我们的人确实太累了。”韦斯特答道。

“好吧，我来办。”我说道。

“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熬过这一关。”韦斯特答道。

我叫醒了木匠们，请他们帮个忙。他们爽快地答应了：“如果有紧急情况发生时我们不能帮你的忙，那我们能干什么呢？你们休息吧，对我们而言这份工作很轻松。”当然我们自己的人也准备好了。

韦斯特非常高兴地哼起了小调，我们开始工作。我与木匠们一起干了起来，其他的人也一拨一拨地轮流干，我们就这样一直工作到早上7点钟，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呢。我建议韦斯特去叫醒工程师，试试能不能发动机器，如果这回成功了，我们的杂志就能按时出版了。

韦斯特叫醒了他，他马上进了机器房。快看啊！快看啊！他一碰，机器便轰轰地响起来了，所有人都欢呼起来。“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昨夜我们都没有办法弄好它，可今天早上却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呢？”我不禁问道。

“很难说，”忘了是韦斯特还是工程师说道，“有时候机器也像我们一样，需要休息休息。”

在我眼中，发动机坏了这件事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一种考验，而在紧要关头时它却又能工作了就是对我们诚实又认真的劳动的回报。

杂志按时出版了，大家都很开心。

最初的坚持确保了杂志按时出版，凤凰村里也生出了一种自力更生的氛围。后来甚至在某个时期内，我们故意不使用机器，而是单靠手工操作。我认为那正是凤凰村中道德情绪最高涨的阶段。

波拉克毅然前来

虽然我建成了凤凰村，但在那里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暂的几段日子，这一直让我深深抱憾。原本我的想法是逐渐摆脱律师的业务，到凤凰村住下来，以体力劳动维持我的生活，将服务于凤凰村视为我的乐趣。然而这个愿望始终未实现，通过很多事情，我发现人们所订的计划往往会被突发事件推翻，不过如果寻求真理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无论人们的计划遇到怎样的挫折，其结果不一定坏，而且往往可能比人们预期中的还要好。意外地建立凤凰村，还有很多意外的事当然不是坏事，虽然也很难说这些事是否比我们原本设想的要好。

为了让大家都能凭体力劳动生活，我们将印刷厂周围的土地分成多段，每3英亩为一段，我自己也分到了其中一段。在这一小段土地上，我们用波形铁片盖房子，虽然这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也想像普通农民那样用土砖或茅草盖泥房子。然而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会花更多的钱，而且更费事，大家的希望都是尽早安顿下来。

杂志总编辑仍然是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他并没有来凤凰村，而是留在杜尔班的《印度舆论》分社。虽然我们雇用了排字工人，但我们希望村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学会打字，这应该是印刷出版中最容易的一种工作，但也是最麻烦的一道工序。因此凡是不会这门技术的人都学了起来，而我自己就是最笨的学生。最先学会这门技术的是摩干拉尔·甘地。尽管他以前从未从事印刷工作，现在却成了一个优秀的排字工人，他不但速度快，令我感到惊喜的是，他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印刷工作的全部业务。我始终认为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潜力。

我们还没有安顿下来，房子也没有完全盖好，可是我却不得不离开凤凰村去约翰内斯堡。我不能对那儿的工作置之不理了。

回到约翰内斯堡后，我便迫不及待地告诉波拉克先生我所做的重大改革。当他获悉是他借给我的那一本书导致这样的结果时，心中无限快慰。他问我：“我可以加入你们的新体验吗？”我说：“当然！只要你愿意加入那个村子。”他回答说：“当然愿意，只要你允许。”

我很佩服他的决心。此后一个月内，他给上级递交了辞职报告要求解除他在《评论界》中的职务，后来他果然去了凤凰村。他善于交际应酬，不久便深得人心并成为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他生性简单淳朴，因此不但不以凤凰村的生活为苦，反而习以为常。然而我不能让他在那儿待太久。李琪先生已经决定去英国读完他的法学课程，而我一个人实在承担不了事务所的繁重工作，于是我便建议波拉克来我的事务所做一名律师。当时我还以为我们两人退休后可以住进凤凰村养老，然而这个想法尚未实现。波拉克非常值得人信赖，所以一旦他信赖某个朋友，一定会竭力支持他，与他保持一致而不与他争论。他从凤凰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说他虽然喜欢住在那里，感觉很幸福，也很希望留下来发展这个村子，但他最终还是打算离开那儿去我的事务所当律师，因为我觉得这样做能够更快地实现我们的理想。我衷心地感谢他的这封信，于是波拉克就离开凤凰村，到约翰内斯堡来帮我签署文件。

就在此时，一位苏格兰通神学者应我之邀，也来我的事务所当文书了，原本是我辅导他参加当地的法律考试，后来我请他效法波拉克，他同意了，他叫马新泰。

由此可见，虽然我大肆渲染要尽快实现住在凤凰村的理想，但现实中却似乎陷入相反的急流里，而且若不是神灵另有安排，我会迷失在这张以简单生活为名的罗网里而无法自拔。

几章以后，我会向大家描述，我和我的理想是怎样以一种令人预想不到的方法被拯救的。

被神灵保佑的人

此时我已不打算在近期回印度了。原本答应我的妻子我将于一年之内回国，但一年过去了，回国还是遥遥无期，于是我决定把妻子和孩子们再接到南非来。

在前往南非的船上，我的第三个儿子兰达斯在与船长玩耍时摔断了胳膊，船长悉心照料他，还安排船上的医生为他治疗。船靠岸时，兰达斯吊着绷带下船了。医生嘱咐我们一到家就得立刻找个合适的医生给他处理伤口。然而我此时正极其推崇土疗法，甚至还成功地说服了那些信任我的当事人也去实验一下土疗法和水疗法。

那么我能为兰达斯做什么呢？他才只有八岁。我问他是否愿意让我为他治病。他微笑地回答说他非常愿意。他那么小，根本不懂得判断什么东西才是对他最好的，但是他知道土医和正常的治疗方法的不同。而且他也知道我有使用家庭疗法的习惯，就把自己委托给我了。我带着恐惧战战兢兢地解下他的绷带，为他清洗伤口，然后敷上干净的泥土，又把它包上。就这样大概持续一个月的时间每天为他换洗，伤口终于痊愈了。我并没有给他缠绷带，而且伤口复原的时间并不像船上的医生说的正常治疗所需要的那么长。

这一次实验，再加上前面其他的几次实验，增加了我对家庭疗法的信心，而且我现在对这种办法更为自信了。我扩大了治疗的范围，把土疗法、水疗法和绝食的办法都拿来治疗各种外伤、发烧、消化不良、黄疸病和其他病症，而且大部分实验是有效的。不过现在我已不像在南非时那样有信心，而且事实也说明这种实验确实有些冒险。

我在这里谈论这些实验，并不是要证实它们的成功之处。对于任何实验，我都不敢保证它能完全成功。其实医疗工作者也不敢对他们的实验下定论。我只为表明，凡愿意做这种新奇实验的人必须先从自身开始。只有这样才会加快发现真理的进程，而神灵总是在保护那些认真实验的人们。

同欧洲人发展亲密关系的实验所冒的风险，与治病的实验所冒的风险是同样严重的。不同的只是，这两种冒险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不过我在发展这种关系时，并没有预想到这种风险。

我邀请波拉克与我同住，我们开始像亲兄弟一样生活在一起。波拉克有一位相交多年的女朋友，订婚多年了，总是拖着不结婚。我觉得波拉克是想攒点钱再结婚。他对鲁斯金的学说的理解要比我更透彻，但是他的西方背景妨碍他将鲁斯金的学说立即付诸行动。不过我劝他：“如果两个人心心相印，就像你的情形那样，若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就把婚姻延搁下来，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贫穷是一种障碍的话，那么穷人就永远不能结婚了。何况现在你同我一起住，并没有家庭开支的问题。我认为你还是尽早结婚好。”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从不与波拉克在同一个问题上争论两次。他同意我这个有说服力的建议，马上跟他的女朋友通信说这件事，那时候她还在英国。她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几个月之后便来到约翰内斯堡了。婚礼花不了多少钱，甚至连一套礼服都没买。他们也用不着举行任何宗教仪式。波拉克夫人生来就是基督教徒，而波拉克却是犹太人。他们共同的宗教就是道德伦理的宗教。

顺便提一下婚礼过程中发生的一件有趣的事情。德兰士瓦的负责欧洲人结婚的登记官不肯为黑人或是有色人种登记结婚。在这次的婚礼中，我是他们的傧相。倒不是因为他们找不到欧洲朋友做傧相，而是波拉克不愿意另找别人。所以当我们三人去结婚登记处时，登记官怎么也不相信由我担任傧相的新郎新娘竟然是一对白人，他建议推迟登记，以便进行调查。第二天是周日，紧接着就是新年元旦，那是公共假日。如果只凭这么一个不靠谱的借口来拖延神圣的婚期，实在令人无法容忍。我认识县长，登记处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我便带着这一对新人去找他。他听说有这么一回事，忍不住笑了起来，为我开了一张交给登记官的条子，结婚手续才顺利办妥了。

直到今天，凡是和我们一起住的欧洲人，都是先前我们多少有所了解的，不过现在有一个完全陌生的英国女人加入了我们这个家庭。我记得我们和这对新婚夫妇从未因不同意见有过争执，即便波拉克夫人和我的妻子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那也是发生在关系融洽的家庭里的小插曲罢了。而且别忘了我的家庭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种族混居的家庭，各种各样脾气的人都可以自在地生活在一起。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就会发现，所谓同类与异类之间的差别不过是想象中的产物。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想最好在这一章里一并对韦斯特的婚事表示祝贺吧。在这个阶段，我关于“禁欲”的思想还没完全成熟，所以我总希望自己所有还是单身汉的朋友都能够结婚。有一次韦斯特要回卢特探望他的父母，我就劝他如果可能的话在那里结了婚再回来。凤凰村是我们共同的家庭，既然我们全都打算当农民了，我们就不怕结婚及其后果。韦斯特果然带着他的夫人回来了。这位夫人是来自莱斯特的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子，出身于在莱斯特一家工厂上班的皮鞋匠家庭。韦斯特夫人本人也在这个工厂工作过。说她美丽，是因为她内心的美感染了我。真正的美丽总是由纯洁的心灵散发出来的。与韦斯特先生同来的还有他的丈母娘，这位老夫人至今健在。她非常勤劳，本性乐观，这种乐观真是让我们自惭形秽。

一方面我劝我的这些欧洲朋友结婚，一方面还鼓励我的印度朋友们把家眷都接来。凤凰村就这样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小小的村庄，大部分人在这里定居，并繁衍生息。

家庭生活一瞥

上面我已经提到，尽管家庭开支很大，但我们在杜尔班时就开始有了勤俭的倾向。在约翰内斯堡时，遵循鲁斯金的教导，我们过上了更为严格的俭朴生活。

凡是一个律师的家庭能够实现的俭朴，我都做到了。但是身为律师，家中不布置几样家具还是不行的。而我们内心的改变要比外在的改变还大。每个人参加体力劳动的兴趣都增加了。因此我要求孩子们也在这样的纪律下做事。

为了不买现成的面包，我们决定根据库赫尼的食谱自制不发酵的黑面包。用普通的细面粉不好吃，我们认为手磨的面粉一定更简单、更营养而又省钱。所以我就花了7英镑买了一个手工磨面粉的机器，它的铁轮子一个人推起来很吃力，两个人推就轻便多了。我和波拉克还有孩子们就常常磨面粉。我的妻子偶尔也来帮忙，虽然磨面的时候她往往正忙着在厨房做饭。波拉克夫人来到这儿后，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磨面的工作对孩子们而言，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运动。我们从不强迫他们做这做那，他们时不时来帮一帮忙完全是一种娱乐，累了的话随时可以休息。然而孩子们，其中有几个我在后文还要介绍，从来没有让我失望。当然也有做得不好的，但是大多数孩子都干得很起劲。记得当时很少有孩子以疲劳为借口而逃避工作。

我们请了一位用人看守房子。他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同我们一块住，孩子们也常会帮助他工作。市政部门的清道夫负责运走粪便，但是厕所都是我们自己来打扫的，从不麻烦用人去做这件事。对孩子们而言，这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我的孩子中没有一人讨厌清道夫的工作，自然也养成了良好的清洁习惯。我们住在约翰内斯堡时，家中很少有人生病，偶尔有人病了，孩子们也自愿做看护的工作。并非我对他们的学习漠不关心，不过我确实因为其他的事而忽略了这种教育。所以我的孩子们是有理由埋怨我的。有时他们也向我表达过这种不满，而我也得为自己的错辩护一下。我有给他们文字教育的愿望，甚至想亲自给他们上课，但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耽误着。由于我没有给他们请家庭教师，所以我每天都带着他们徒步来回于事务所——大概要走5英里。这对我们是一种很好的运动。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利用路上谈话的机会教育他们。除了大儿子哈里拉尔住在印度，其他孩子都是用这个办法带大的。只要我每天至少抽出一小时给他们严格而有规律的文字教育，我想这一定是一种理想的教育。然而我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足够的文字训练，这一直是大家同感遗憾的事。我的大儿子常在私下向我表示不满，有时甚至在报上公开指责我；其他几个孩子虽慷慨地原谅了我，却也认为那是一种无可避免的失败。我倒没有为这件事感到悲痛，但的确有点遗憾，我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好父亲。但是我认为虽然牺牲了对他们的文字教育，也许是个错误，但那是为侨团的服务而牺牲的。我非常清楚自己并没有忽略为形成孩子们的人格所应有的一切必要的教育。适当地提供这种教育是每个做父母的义务。虽然我作过这些努力，但是孩子们还是有所欠缺。我相信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欠缺，并不全是个人的缺陷，他们的父母双方性格上的缺陷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孩子们不但继承父母的生理上的特征，而且还继承他们的个性气质。环境固然也很重要，但是占首要位置的还是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品性。我也见过尽管许多孩子得到的遗传不够好，但他成功地克服了不良遗传的影响，那要归功于他们纯洁的灵魂。

波拉克常与我在应不应当给孩子们进行英文教育的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我一直觉得身为印度人，如果训练他们的孩子从小就用说英语，用英式思维思考问题，那就等于背叛了他们自己的孩子和他们的祖国。这是在剥夺孩子们继承本民族精神遗产和社会风俗遗产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会不利于他们将来为祖国服务。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才坚持用古遮拉特话与孩子们进行日常的交流。波拉克很不赞同我的看法。他认为我是在耽误他们的前途。他始终觉得如果孩子们从小就学习一门像英文这样通用的世界性语言，将来他们在面对生活的竞争时就会比别人有优势。他的这种见解并未打动我。现在我已记不清是我的正确态度让他认同了我的观点呢，还是因为我太固执而使他放弃了说服我。这些事大概发生在二十多年前，随着经验的积累，我的信念也加深了。我的儿子们虽然缺少完整的文字教育，但他们自然而然地获得的母语知识对于自己和祖国都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他们就不至于变得像外国人那样对祖国感到陌生。他们很自然就能学会两种语言，对他们而言，用英文交谈和写作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日常生活中就是与英国朋友们往来，而且他们生活在一个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里。

祖鲁人的“暴动”

尽管我以为可以在约翰内斯堡定居了，生活却并不平静。我刚觉得自己可以舒服地喘一口气了，就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报纸上报道了祖鲁人在纳塔耳“暴动”的消息。我跟祖鲁人没有冤仇，他们从没有伤害过印度人。我曾怀疑用“暴动”本身是不恰当的。但是那时我相信英国是为世界的幸福安康，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忠心甚至不允许我对英帝国有怀疑的想法。因此这次“暴动”的是非似乎不足以影响我的决定。纳塔耳建立了一个自卫义勇队，还在公开招募新人。报上说这支队伍已去平息“暴动”。

由于与纳塔耳有密切的关系，我自认为是纳塔耳的一个公民，就立即写了一封信给省督，表示我愿意协助政府，如有必要，我可以成立一个印度救护队。他当即回信接受这个提议。

我没料到他这么快回复了。还好我在写信前已做好一切必要的安排了。我早已决定，如果我的提议被接受，我就解散约翰内斯堡的家，波拉克打算搬到一个较小的房子里住，而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则去凤凰村。妻子完全赞同这个决定。我不记得她曾有哪一次能比这一次这样高度配合我。所以省督的回信一到，我便通知房东我会在一个月内退租，送去凤凰村一些东西，留给波拉克一些东西。

随后我就去杜尔班征募队员。我们不需要组织很多人，除我以外，还有二十四人，其中有四个古遮拉特人，一个巴丹人（Pathan）(10)，其余的大都是来自南印度的契约工人。

为了给我一个身份以便于工作，而且也为了与现存的习俗一致，医务长任命我为临时上士军衔，并让我选了三个中士和一个下士。我们还从政府那里领到了制服。我们的救护队活跃在战场上工作了差不多有六个周。我一到“暴动”地点，便知道其实那里并未算得上是“暴动”的事情，也没看到有什么抵抗。这一场骚动之所以被夸大地形容为暴动，是因为有一个祖鲁人首领劝祖鲁人不要再缴纳一种向他们征收的新税，而且杀害了一个前来收税的军士。总之我绝对是同情祖鲁人的，欣慰的是，到了司令部以后，我们接到的主要任务是看护受伤的祖鲁人。主任医师非常欢迎我们。他说白人不愿意看护这些受伤的祖鲁人，所以他们的伤口开始溃烂，他束手无策。现在他以为我们是拯救那些无辜的人的福星，所以便把绷带和消毒药水等全交给我们，带我们去临时医院。祖鲁人十分欢迎我们，那些白人士兵常常站在栏杆那边望着我们，劝我们不要为祖鲁人包扎伤口。因为我们不理他们，他们被激怒了，用各种难听的话来辱骂祖鲁人。

后来我慢慢和这些士兵混熟了，他们也就不再介入我们的医疗工作了。在那些士兵的指挥官中有史巴克斯上校和威利上校，他们曾在1896年时激烈地仇视我。而现在他们对我的行为感到惊讶，特别来看我并向我致谢，还把我介绍给马赓志将军。读者千万别误会白人士兵们都是职业军人。威利上校其实是杜尔班的一位知名律师。而史巴克斯上校则是杜尔班一家很有名的屠宰店的老板。还有马赓志将军是纳塔耳一个著名的农场主。这几位绅士都加入了志愿军，因此开始了军事训练和军旅生涯。

我们照顾的受伤者并非在战场上受伤。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被当成战俘抓回来的。大部分被施以鞭笞之刑，因而他们才受了重伤，因为没有人帮他们处理伤口，伤口便溃烂了。其他人都是善良的祖鲁人，尽管他们领到一种证章，以示区别于“敌人”，但士兵们还是误伤了他们。

除了此项工作，我还要给白人士兵配药、发药。对我而言，这倒是轻而易举的工作，因为我早先曾在布斯医生的小医院里做过一年这样的工作。这份工作使我认识了许多欧洲人。

我们附属于一支机动队伍。这支队伍接到的命令是：哪儿有危险，就开到哪儿。队伍主要是由骑兵组成的。我们的队伍一转移，我们便要抬着担架徒步随军前行。有两三次，我们必须一天走40英里。但无论去哪里，我总是感谢神灵赐给我们很好的工作。我们要用担架抬着那些友善而被误伤的祖鲁人行军，照料他们，看护他们。

心灵的追寻

祖鲁人的“暴动”带给我新的体验，也带给我很多思考。波耳战争也不像这次“暴动”这么生动地令我感受到战争的恐怖。这不是战争，就是一味地杀人。不只是我一个这么觉得，我同很多英国人交流过，他们也这么想。每天早上，我都能听见士兵们的枪声像鞭炮般响彻在无辜的村庄里，置身其中确是一种考验。然而我咽下了这一口苦酒，特别是我们这个救护队只是看护受伤的祖鲁人，除了我们，没有人会照顾祖鲁人，想到这一点，我的良心才稍微得到一些宽慰。

有很多别的事情也发人深思。这里人烟稀少，几个原始的、所谓“未开化的”祖鲁人的村落散乱地分布在遥远的丘陵和山谷之间，通过这种庄严寂静的地带时，无论身边是否带着伤员，我常会陷于深思里。

我思考着“禁欲”及其蕴涵的意义，我的信念便深深地扎根了。我和同事们讨论，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它是自我实现的必备条件，但是我却清楚地感觉到，凡是想以投入全部身心为人类服务的人，就必须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我将来一定有更多的机会为大家服务，如果我还是纵情于家室之乐和满足于养儿育女之乐，我便不能胜任这样的工作。

总之，我不能同时享受灵魂的自由与肉体的放纵。就当前情况来说，倘若我的妻子怀孕了，我就不能再让自己冒险做事。如果不“禁欲”，就不能为社会服务。如果“禁欲”，那么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就能完全获得一致。

这么想来，我便迫不及待想要立下最后的誓言。这个誓言的前景给了我一些鼓舞。同时想象力也得到了发挥。

正当我从事紧张的体力和脑力劳动时，有消息说“暴动”差不多快平息了，不久后我们就能解散了。果然过了一两天我们就各自回家了。

不久后我收到了省督的一封信，特别向救护队的工作致谢。

一回到凤凰村，我便迫不及待地同恰干拉尔·甘地、摩干拉尔·甘地、韦斯特和其他几位朋友讨论“禁欲”问题。他们都赞成我的想法，并认为立誓是必要的，但他们也指出了困难之处。其中有几个人勇敢地表示要遵守誓言，据我所知，有的人已经成功做到了。

我自己也加入这个行列——立下终生实行“禁欲”的誓言。我必须要承认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时至今日我依稀还记得当时遇到的诸多困难。誓言的重要性是日渐明显的。在我看来，不实行“禁欲”的生活是枯燥无味的，简直像禽兽一样。野兽生来不知什么是自制，而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有自制的能力。从前我以为宗教典籍中对“禁欲”的赞美是太夸张了，现在我越发觉得那些赞美是源自经验的而且是绝对正确的。

虽然“禁欲”充满着不可思议的力量，施行起来却绝非易事，更不仅仅是只限于肉体的事。“禁欲”始于克制对肉体的生理冲动，但不止于此。要做到真正的“禁欲”，脑中不能有不纯洁的思想，甚至也不能放纵口腹之欲。一个人在达到这种境界之前，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对我而言，要做到肉体上的“禁欲”也是困难重重的。现在我对自己的自制能力已经有了相当的把握，但还没有排除思想上的杂念，而这一点恰是最根本的。倒不是我的意志薄弱或是不够努力，其实我也不清楚那些入侵我的杂念究竟从何而来。我相信人们是掌握着排除杂念的钥匙的，但这把钥匙要靠每个人自己去寻找。尽管圣人和先知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但并未给我们留下可靠又普遍的药方。完美无误只能来自于神灵的恩惠，所以神灵的追随者们给我们留下了赞歌，例如“罗摩那摩”等，它们都以神圣和纯洁著称。如果我们不能无条件地依赖神灵的恩典，要完全控制自己的思想是不可能的。每一本宗教典籍都这样教导我们，我在追求“禁欲”时的每一分钟里都能感受到这些真实的训诫。

我为了实现“禁欲”而进行自我斗争的历史，后面的几章还要谈到。现在我要讲一下自己是如何开始的，然后就结束这一章。一开始出于新鲜的热情，做起来倒很容易。我的第一个变化是与妻子分床，或者与她分室居住。

我从1900年就开始尝试的“禁欲”，直到1906年6月、7月间才完全做到。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诞生

此时在约翰内斯堡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好像是促使我这种节欲自洁的行为成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先声。现在我知道，我人生中所有重要的事情，直到“禁欲”的誓约，都是在暗暗地为这个运动做着准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原则，早在这个运动的名称还没有确定以前就已存在。其实当这个主义诞生时，连我自己也说不清它是什么。不仅在古遮拉特文中，我也在英文中用过“消极抵抗”这样的短语来描述它。有一次我在与欧洲人的交流中发觉“消极抵抗”的含义太狭隘了，它被视为弱者的武器，其特点是仇恨，最后会演变为暴力。因此我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个提法来说明印度人这个运动的实质。显然，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新词来描述这个运动。

我绞尽脑汁还是想不出一个合适的名称，于是便在《印度舆论》上公开悬赏征求读者的高见。结果摩干拉尔·甘地创造的“萨达格拉哈”(11)获奖。但是为了令其表意更为准确，我把它改为“萨提亚格拉哈”，从此便流行起来成为古遮拉特文中表明这个运动的代名词。

这个运动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我在南非生活的一部历史，是我在那儿体验真理的一部历史。在耶罗弗达狱中，我写了关于这一部历史的大部分内容，出狱以后才完稿。它最早发表于《新生活》，后来才印成单行本发行。瓦尔济·格温吉·德赛先生曾将《思潮》译成英文，现在我正安排尽快将此书译成英文出版，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我在南非的最重要的体验。希望还没有读过《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史》的人读一读这本书。我不想在这里重复那本书的内容，但是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会谈到该书中未谈到的我在南非遭遇的几件事情。然后，我会给读者讲一些在印度体验真理的经历。因此想严格按照编年史体裁的顺序来阅读这些体验的读者，现在就可以去读关于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历史了。

更多的在营养学上的实验

我迫不及待地要在思想和言行上做到“禁欲”，同时强烈地希望投入大部分时间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上，以及在培养纯洁的心灵上。因此我在饮食上又做了更多的改变，以便更好地自制。最初的那些改变的动机多半出于讲究卫生，可是新的实验却是站在宗教的立场上。

现在绝食和节食在我的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一个人的情欲和食欲通常是形影相随的。我就是如此。为了控制生理冲动和摆脱食物诱惑，我遇到过很多困难，即便现在我也不能保证自己已经完全克服了它们。我的胃口一直很好，在很多情况下朋友们认为我没有做到节食。如果我不能继续节食，就是退化到连动物都不如的地步，自己也老早遭到厄运了。然而，正因为我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并以更大的努力克服它，所以这些年来我才可以振作起来投身到工作中。

因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缺点，以及意外地找到志趣相投的同伴，我开始只吃水果，或者是在“叶卡达希”日、“建摩斯达密”日（Janmashtami）(12)等类似的节日中绝食。

一开始我吃的是水果，但是以节食的观点来看，我在水果和谷物中没有选择余地。我发现只要习惯了，对前者的味道和后者的味道的嗜好都差不多。因此我更重视绝食，以及在节日那天只吃一顿饭的做法。而且如果遇上苦修之类的场合，我也是乐于绝食的。

然而我也清楚，由于现在身体更加结实了，食物的滋味尝起来更好了，而胃口也更大了。我觉得绝食可以作为克制放纵的一种有力武器，后来我自己和别人的许多体验都可以为这个事实作证。我想改善和锻炼身体，不过因为我主要目标是达到节制和征服我的味觉，于是我先是只挑选一种食物，然后再慢慢增加种类，同时控制食量。但是我的胃口还是像从前一样好。当我放弃某一种食物而改吃另一种食物时，这后一种食物往往显得比前者更鲜美更好吃。

有几个同伴同我一起进行这些实验，其中带头的是赫曼·克伦巴赤。关于这位朋友的情况，我在《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史》一书中已经提到了，这里不再重复已经说过的内容。无论是绝食还是改变饮食期间，克伦巴赤先生总是与我一起实验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达到高潮时，我和他住在他家里。我们讨论新的食物，从新的食物中获得了更大的乐趣。当时那些谈论令人兴味盎然，我没觉得这有何不妥。然而经验告诉我，讲究味觉是错误的。吃东西并不是为了满足味觉，而是为了维持体力。当身体的每一种感觉器官都在为促进身体平衡而效力，并通过身体支持着灵魂时，食物的特殊口感就不存在了，此时食物才是以大自然期望的方式来发挥着它的作用。

为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多少次实验都不嫌多，多大的牺牲也不为过。然而不幸的是，现在的潮流正强烈地向着相反的方向奔流。为了装饰行将消灭的肉体，为了把生存的时日延长片刻，我们若不以牺牲掉多数人的生命为耻，那结果只能是自己毁了自己，肉体与灵魂同归于尽。为了治好一种旧病，我们又制造了成百种新病；为了享受声色之娱，我们最终会丧失享受的能力。所有这一切每天都在发生，人们无法视而不见。

现在我要详细地谈一谈在营养学上的体验了。

嘉斯杜白的勇气

我妻子平生有三次死里逃生。她的病都是在家庭疗法下治好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正在进行时，要么就是即将开始时，她生了第一场大病，一直出血不止。有一位医生朋友建议动手术，她犹豫再三，后来还是同意了。她的身体太衰弱了，因此动手术时没有打麻醉药。手术成功了，她经受了巨大的痛苦，但却以非凡的勇敢撑过来了。医生和他的妻子一直帮忙看护她。这个事情发生在杜尔班。医生知道我在约翰内斯堡，告诉我不要为病人担忧。

几天后，我收到的一封信中说，嘉斯杜白病情恶化，现在甚至不能坐起来，还一度不省人事。如果没有我的允许，医生知道他不能让她喝酒吃肉。于是他打电话问我能否让她喝牛肉茶。我不同意，但我说如果我妻子想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医生可以同她商量，她愿意怎样做都行。“可是，”医生说，“我不能与病人讨论这件事。还是请你回来一趟吧。如果我不能按需要安排病人的饮食，就无法对你夫人的生命负责了。”

当天我搭上火车回到杜尔班，医生平静地告诉我：“在给你打电话时，我已经让病人喝牛肉茶了。”

“医生，这可是在欺骗病人啊。”我说。

“医生给病人开药方和食谱，谈不上什么欺骗。事实上我们身为医生，为了救活病人，哄骗病人或隐瞒他们的家属也是一种美德。”医生的回答很坚定。

我非常痛心，但还强装镇静。这位医生是好人，也是我们的朋友。我对他和他的妻子感激不尽，但是我并不打算认同他的医疗道德。

“医生，告诉我你现在打算怎么做吧。我绝不让我妻子吃肉，即使因此她会没命。当然，如果是她自己愿意吃的，我无话可说。”

“你怎么想是你自己的事。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妻子由我治疗，我便有权安排她的食谱。如果你不愿意，那对不起，我只好请你把她送去别的地方。我不忍心看着她死在我的诊所里。”

“你的意思是要我现在把她带走吗？”

“我什么时候让你把她带走了？我只是需要完全的自由处置的权利。如果你同意，我和我的妻子将尽全力救她，而你也可以放心地离开这里。但是如果你不能满足我的这个要求，那就等于强迫我让你把她带走。”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儿子跟在我身边，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说他母亲的确不应当喝牛肉茶。接着，我就和嘉斯杜白商量。她实在太虚弱了，本不该和她商量这样的事情，但不得已。我把医生的话告诉她，她的回答很坚决：“我不喝牛肉茶。尽管在这世上，生是一件难得的事情，不过我宁愿死在你怀里，也不愿让这些可憎的东西玷污我的身体。”

我恳求她，告诉她不一定非要听从我的话。我给她举例，有些印度教朋友有时也把肉和酒当做药而并无禁忌。可是她非常坚决：“不，请马上把我带走。”

我心里很高兴，决定带她走。我告诉医生我们的决定时，医生气得大叫起来：“你怎么忍心！她都病成这个样子，你还告诉她这件事。老实告诉你，她受不了颠簸，如果在路上死了，并不奇怪。可是如果你非要这么做，悉听尊便。如果你不肯让她喝牛肉茶，我不敢冒险把她留下来，哪怕只留一天。”

于是我们决定立刻离开。那时正下着毛毛雨，而到车站又有些远。我们要乘火车从杜尔班到凤凰村，下了火车后，离凤凰村还有2.5英里。这无疑要冒着极大的风险，但我信赖神灵，我得继续做下去。我提前派人去凤凰村请韦斯特预备一张吊床，一瓶热牛奶，一瓶热水，还有六个人到车站来抬嘉斯杜白。在那危险的情形之下，我叫了一辆人力车把她放到里面，赶着搭下一班火车。

嘉斯杜白并不需要什么鼓励。她反倒安慰我说：“我不会有什么事的，放心吧。”

她很久没有吃有营养的东西了，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火车站的站台很长，但人力车不能进去，我们要走上一段路才能上火车。于是我就背着她一直走到车厢。下车后，我们把她放在吊床上抬回凤凰村，在那里她靠着水疗法渐渐地恢复了力气。

两三天以后，史华密来凤凰村看我们，他听说我们拒绝接受医生的建议，于是便抱着同情心来劝导我们。我记得他来时，我的次子曼尼拉尔和三子兰达斯都在场。他引证《摩奴法典》的话，说吃肉是无损于宗教的。我不喜欢他在我妻子跟前说这些，但出于礼貌我没有打断他的话。我读过《摩奴法典》，用不着他来教我怎么做。我也知道有一派人认为这些话是被人篡改了的，即使不是被人篡改的，我的素食主义与宗教教义并没有关系，而且嘉斯杜白的信仰也是不可动摇的。她并不知道宗教教义是什么，但祖先所流传下来的宗教传统已经足够她应用了。我的儿子自然也是跟随父亲的信仰，所以他们也不理史华密那一套。但是嘉斯杜白结束了这场谈话：“史华密吉，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喝牛肉茶。请不要再麻烦我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同我的丈夫和孩子继续讨论。但是我的主意是不会改变了。”

家里的非暴力不合作

我第一次入狱是在1908年。我发现强制犯人遵守的一些规则，正是一个“禁欲”的人必须自觉遵守的，因为两者同样需要自我控制。例如监狱规定：必须在太阳落山以前吃完晚餐。无论是印度犯人还是南非犯人都不能喝茶或咖啡。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在煮熟的食物中加一点盐，但是不准吃可以满足味觉的食物。有一次我要求监狱里的医生给我们一点咖哩粉拌饭吃，让我们在煮东西时能加一点盐，他却说：“监狱里不能讲究吃的。以健康的观点来看，你们并不需要咖哩粉，而且无论煮熟前还是煮熟后加盐都是没有区别的。”

最终这些规定都得到了修改，尽管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但这两个办法却都是有助于自制、有益于健康的规定。外力强加于人的禁规本来就是很少成功的，但倘若是出于自愿，它就会产生有益的效果。所以我被释放以后仍然遵守监狱的那两条规定。当时，只要一有可能，我就不喝茶，还总是在日落以前吃晚餐。

现在我实行起来这两条已经不费力了。后来还有个迫使我不吃盐的机会，而且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了十年。我从一些论素食的书中读到，食盐并不是饮食中必备的东西，而且无盐的食物更有益于健康。我由此推论一个奉行“禁欲”的人最好是不吃盐。我曾经读到，自己也认识到身体虚弱的人不要吃豆类，而我却很爱吃豆类。

手术后，嘉斯杜白的身体稍有好转，但不久后又开始出血了，而且这种病很顽强，光靠水疗法似乎不管用。她虽然没有拒绝这种治疗方法，但也并没有多大信心，当然她也不找外人帮忙。因此，在试过所有的治疗方法都不成的情况下，我恳求她戒绝吃盐和豆类。不管我怎样恳求她，不管我搬出了多么有权威的观点来支持我的说法，她依旧不同意。最后她挑战似的说，如果有人劝我这样做的话，我也是不会放弃这些食物的。一方面我觉得痛心，同时却又很高兴，高兴的是，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向她表达我的爱。我对她说：“你错了，如果我生病了，医生劝我戒食这些或那些食物，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听从他的劝告。尽管现在没有医生的劝告，我还是决定一年不吃盐和豆类，无论你是否这样做。”

她大为震惊，悲伤地说：“请你饶恕我吧！我了解你，我不该这样刺激你。我答应不吃这些东西，但是看在神的分上，请千万收回你的誓言吧。这太令我难过了。”

“你肯放弃这些东西那再好不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好起来的。可是我不能把认真许下的誓言收回来。而且我相信这对我也是有好处的，因为所有的自我节制，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总是会对人有好处的。所以不必管我，这也是对我的一种考验，对你也是一种道义上的支持。”

于是她放弃劝阻我了。“你太倔犟了。谁的话都听不进去。”说完后，她竟难过得流下泪来。

我把这件事也算作非暴力不合作的一个例子，也是我人生中最甜美的回忆之一。

嘉斯杜白很快恢复了健康。究竟该归功于戒除食盐和豆类，还是由于她的饮食方式有了其他的改变，究竟该归功于我严守生活规则的结果，还是由于这个事件引发的精神上的喜悦，我说不清。然而她真的很快就好了，血也完全止住了，而我又多了一个“庸医”的名号。

而我呢，从新的饮食习惯中也获益匪浅。对舍弃的东西我从不眷念。一年之后，我发现那种强迫的感觉少了很多。这一个实验更激发了我自我克制的动力，回到印度后，我也一直戒食这两样。只有1914年在伦敦时，我再一次吃了这两样东西。以后我还要谈到是在什么情形之下吃这两样东西的。

我也劝过我的许多同事戒食食盐和豆类，实验的效果都很好。医学上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但从道德上，所有的自制对心灵都是有好处的，我毫不怀疑这一点。一个能够自制的人和一个耽于享乐的人，他们的饮食当然是不同的，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一定是不同的。奉行“禁欲”的人往往会因为放纵享乐而失败。

致力于自我克制

前一章我曾提到嘉斯杜白的病是如何促成了我饮食上的变化的。后来我为了“禁欲”，这方面的变化就更多了。

第一个变化是不喝牛奶(13)，最初我是从赖昌德巴伊那儿得知牛奶会刺激人的性欲。有关素食主义的书上也强调了这种观点，但是如果我还没有立誓禁欲的话，我是不会放弃喝牛奶的。尽管我早就知道牛奶并非维持生命的必需品，但是要做到绝对不喝谈何容易。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为了自我克制而不喝牛奶的必要性，碰巧此时我也看了几本来自加尔各答的小说，书中谈到母牛被主人折磨的情形。这深深地触动了我，我就去找克伦巴赤先生讨论这个问题。

虽然在《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史》中已向读者介绍过克伦巴赤先生，前面有一章也曾谈起他，我以为还是有必要在这里再提一提他这个人。我们很意外地结识，他是可汗先生的朋友，可汗先生发现他有超凡脱俗的气概，便向我介绍了他。

当我开始慢慢地了解他后，便非常惊讶于他奢侈的作风。我们初次见面时他就问了我许多关于宗教的问题，偶然间谈到乔达摩佛陀的出家。随着交往的深入，很快我们就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好在我们的想法很一致，他觉得凡是我做过的自我改造，他也要身体力行。

那时他还是单身，但每个月除了房租，个人的开销就达1200卢比。现在他过着简单的生活，每个月只花120卢比。在我解散了大家庭和我第一次出狱后，我们便一起住。当时我们的生活确实很艰苦。

就是在那时，我们讨论起有关牛奶的事情。他说：“我们总在谈论牛奶是有害的，那么为什么不放弃喝牛奶呢？实在是没有必要喝牛奶。”我很惊讶他能有这样的提议，当然我非常支持，我们发誓不再喝牛奶。这是1912年，我们在托尔斯泰农场(14)。

我并不满足于这个变化。不久我又提议单纯吃水果餐，而且专吃最便宜的水果，我们要过最穷的生活。

吃水果显得方便多了，没有烹饪的过程。我们常吃生花生、香蕉、枣、柠檬和橄榄油。

我必须对那些奉行“禁欲”的人提出一个警告。虽然我发现了饮食与“禁欲”之间的密切关系，但那只适用于我。如果一个人不能排除心中的杂念，绝食也不能使他清心寡欲，只改变饮食并没有用。要彻底清除杂念，只能靠严格的自我反省，无条件地服从神灵的旨意。一个人的心灵与肉体密不可分，世俗的人往往贪求美味和华饰。为了消除这种倾向，显然节食和绝食是非常必要的。世俗的人不能控制情感，于是成为情感的奴隶，所以需要清洁的不含刺激性的食物和定期绝食来消除肉欲。

凡是轻视节食和绝食的人，与完全依靠节食和绝食的人一样，都是错误的。我的经验证明，只有一心想要自制，节食和绝食才会对他起作用。实际上，如果没有它们的帮助，欲望是无法完全从头脑中消除的。

绝食

当我放弃牛奶和谷物，开始实验水果餐时，也开始以绝食为自制的一种手段。克伦巴赤先生和我一起实验。过去我也时不时地绝食，但是那纯粹是为了健康。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学到，绝食是自我克制的一种必要手段。

我生于毗湿奴教信徒的家庭，我的母亲是一位坚守一切誓言的人，在印度时，我就奉行“叶卡达希”以及其他的绝食，不过那时只是模仿我母亲的样子，想取得父母的欢心。

当时我并不懂，也不相信绝食的功效。但是我看到我的那位朋友确因绝食而得到好处，便照着他的样子开始进行“叶卡达希”绝食，以借此支持“禁欲”的誓言。印度教徒在绝食的日子里照例可以喝牛奶，吃水果，然而我只喝水。

开始实验时，正巧印度教历的司罗梵月（Shravan）(15)和伊斯兰教历的兰赞月遇上了。甘地家族不仅遵奉毗湿奴教派的誓言，也遵奉赛义德的誓言，不仅参拜毗湿奴神庙，也去赛义德的教堂。我们家族有一些成员还习惯于在司罗梵月里整月遵行“普拉度萨”（Pradosha）(16)，我也决定照做。

这些重要的实验都发生在托尔斯泰农场，此时我和克伦巴赤先生，还有几户非暴力不合作者的家庭生活在一起，有青年也有儿童。我们为晚辈们办了一所学校。这些人中有四五个穆斯林，我始终鼓励他们保持自己的宗教习俗，常会检查他们是不是每天做礼拜。还有基督教徒和拜火教徒，我认为我的职责就是鼓励他们遵守各自的宗教教规。

所以这个月里，我劝导穆斯林青年们做兰赞月绝食。我自己当然也做“普拉度萨”，不过，后来我要求印度教徒、拜火教徒和基督教徒跟我一起绝食。我对他们说，同别人一起进行有利于自制的宗教行为，总是好的。农场里的很多人都赞成我的建议。印度教徒和拜火教徒并不用在每个细节上都模仿穆斯林，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穆斯林要等到太阳落山才吃早饭，而其他人并不用遵守这样的规定，所以他们可以在这时为穆斯林朋友们做些美食。印度教徒和其他青年在第二天太阳出来前吃完他们一天的最后一餐，他们并不需要穆斯林陪伴，当然除了穆斯林，其他人在绝食期间是可以喝水的。

实验的结果是，大家都认为绝食是值得的，而且培养了他们的一种可贵的集体精神。

住在托尔斯泰农场的人都是素食者。我心存感激，要向所有尊重我的感受的人致谢。穆斯林青年在兰赞月份里也错过了吃肉的机会，但是他们谁也不想令我心怀不安。他们吃素食也津津有味，而印度教徒也常会为他们准备好吃的素食，以维持农场的简朴。

我有意在本章中间把话题扯到朋友们，是因为我不能够忘记这些温馨的回忆，也间接地向大家描述我的一种个性，就是喜欢和我的同事们共享我认为是好的事情。对他们来说绝食是很新鲜的事情，幸亏赶上了“普拉度萨”和“兰赞”禁食，使我很容易劝说他们把绝食当做自我克制的一种手段。

自制的风气就这样自然而然地盛行于农场。现在这里所有人都开始加入我们部分绝食或全绝食的行列，我相信这绝对是好的。我说不清楚这种自制对他们灵魂的触动究竟有多深，对他们克服肉体的力量究竟有多大，但是我是真的受益匪浅。当然我明白要收到同样的效果并不一定非要进行这样的绝食。

只有当一个人以自制为目的时，绝食才在克制性欲上显出成效。我的一些朋友在绝食后，反而增加了性欲和食欲。也就是说，除非不断地追求自制，否则绝食也没有用。《薄伽梵歌》第二章的名句写在这儿倒是很合适：绝食者其情可见，情之所求渐消逝，眷恋之情若犹在，一朝得见上苍面，眷恋之情都不见。

因此绝食和类似的训练，不过只是为达到自制而采取一种手段而已，如果只有肉体上的绝食而没有精神上的绝食，结果必然是一场虚伪的灾难。

当校长

我希望读者朋友们知道，这几章所描述的全都是在《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史》中省略的或很少提到的事情。记住这一点就容易理解这几章之间的联系了。

随着农场的规模逐渐扩大，我们觉得有必要为农场的青年们成立一些教育机构，当时农场里有印度教徒、穆斯林、拜火教徒和基督教徒的男孩，还有几个印度教徒女孩。我们不可能专门为他们聘请老师，而且也没必要。不可能的原因在于合格的印度老师很少，而且合格的老师也不愿意为那么一点儿薪水到离约翰内斯堡21英里远的地方教书。何况我们也没有多余的钱。而且我觉得没必要从外面聘请老师，我不相信现有的教育制度，我认为凭经验和实验才能找出真正的制度，而真正的教育只能是父母给予孩子的，再加上最少量的外界帮助。托尔斯泰农场是我们的家，而我是一家之主，所以我应该尽可能担负训练青年人的责任。

无疑这个想法不是没有缺陷的。他们不是从小就与我一起生活，他们成长的环境各不相同，而且宗教信仰也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处于家长的位置，我又如何完全做到公正对待他们呢？

我始终认为，心灵的教化或性格的培养是最重要的，而且我确信不管他们的年龄和成长环境有多大差别，道德上的训练适用于所有人，于是我决定像他们的父亲似的二十四小时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认为性格的培养会为教育他们奠定基础，只要打牢了基础，我相信靠孩子们自己或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们可以学会其他的知识。

当然我也充分意识到了文字训练的必要性，在克伦巴赤和普拉吉·德赛的帮助下，我们开设了这样的课程，此外我也没有轻视体力训练，他们平时就上了这些课。由于农场里没有雇用人，所以从烧饭到打扫卫生的所有工作都是每个人自己干。农场里还有很多果树需要料理，而且还要做很多种植花木的工作。克伦巴赤喜欢园艺，他曾在政府的一个示范花园里学到了一些做这种工作的经验。农场里无论老少，只要没在厨房里工作，都有义务干一点园艺活儿。孩子们也干了不少活儿，包括挖坑、砍树和搬运东西。这些活儿锻炼了他们，他们也很愿意干，所以通常他们不再需要其他运动或游戏。当然他们中有的人，有时是所有人会装病或偷懒。有时我也会默许他们这种把戏，通常我都是严格要求他们的。我想他们是不喜欢这种严格的，不过我记得他们并没有起来反抗。当我严厉时，总会用说理的方法使他们觉得不认真工作是不对的。然而过不了多久，他们又会丢下工作去玩了。无论怎样，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训练他们的，而总算他们拥有强壮的体格，几乎没有人生过病，新鲜的空气和水还有规律的饮食对健康的功劳很大。

再谈一谈职业训练。我有意让每一个年轻人都学到一种有用的手艺。克伦巴赤为此专程前往特拉比斯特修道院学习如何做鞋。后来他又教会我，我将其传授给那些想要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克伦巴赤还懂得木工，还有一个人也懂，于是我们开设了木工的课程。此外差不多所有青年都学会了煮饭。

对他们而言，这一切都是新鲜的。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竟会学这些东西。通常说来，南非的印度孩子能够学到的不过是读、写、算三者而已。

托尔斯泰农场里有这么一条规矩：凡是老师没有要求的事，年轻人不能去做，凡是要求他们做的工作，总有个老师和他们一起做。正是这个缘故，孩子们总是兴高采烈地去学习，无论是学什么。

关于文字训练和性格培养，下面几章再谈。

文字训练

我在上一章谈到了怎样进行体力训练，还有一点职业教育。虽然这些并不能完全使我满意，但或多或少可算是成功的。

然而，文字训练却是更困难的一件事。我既没有资源，也没有必备的文字修养，也没有时间投入这份工作。通常体力劳动就让我到晚上时便疲惫不堪了，而在最需要休息的时候，我又要去上课了。为了好好上课，我要尽量让自己保持清醒。我早上要处理农场的事情，还有家务，所以只能在午后上课，此外再没有合适的时间了。

文字训练最多上三节，我要教他们印度文、泰米尔文、古遮拉特文和乌尔都文，教学都是用孩子们的方言进行，也教他们一点英文。印度教徒孩子们还得学一点梵文，基本的历史、地理和算术是大家都要学的。

我教泰米尔文和乌尔都文。我知道的那点泰米尔文都是在船上和狱中学的。我掌握知识的程度超不过波布那一本优秀的《泰米尔语手册》。而我认识的乌尔都文也是在船上学会的，我知道的只限于常用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都是穆斯林朋友教的。至于梵文，我懂的也就是在中学时学的那些，而古遮拉特文也没有比人们在学校学到的好多少。

这就是我教学的资本。我的文字修养不够，同事们都要比我好得多。然而我爱祖国的语言，也热爱我的学生们，最重要的是他们很宽容，这让我有了信心。

这些泰米尔孩子们都是在南非长大的，所以对泰米尔话所知甚少，至于文字，则一窍不通。所以我教他们文字和基本文法就好了，这倒很容易。我的学生们知道他们有一天都可以在泰米尔文上超过我，而一次当一个不懂英文的泰米尔人来找我时，学生们便成了我的翻译。我感到愉快，我从不在学生面前遮掩我的无知。总之我尽可能在各方面向他们展示我本来的样子。所以尽管我的泰米尔文知识极为匮乏，但从未因此而失去他们的敬爱。相对而言，教穆斯林孩子们学习乌尔都文比较容易。他们认识字母，只要让他们对读和写感兴趣就好了。

这些青年多数不认得字，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我发现在工作过程中除了监督他们学习，告诫他们不要偷懒以外，能教给他们的东西实在不多。但我很满足，因为我和不同年龄的孩子们待在一起时，能学到不同的东西。

至于书本知识，我们听到过很多，但我觉得不需要这些。我甚至都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利用手头上能找得到的书籍的了，我认为根本没必要让孩子们知道多少书本知识。学生们的真正能学到的书本知识就是他们的老师，我现在记不得多少我的老师教给我的书本知识了，但还清楚地记得老师们教的书本知识以外的东西。

孩子们用他们的耳朵听到的比用他们的眼睛看到的要多得多，而且省力。我从未要求孩子们从头到尾读哪本书，但是我用自己的话把我读过的并且理解了的东西都告诉他们，而且我敢说，直到现在他们也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些东西。记住书本上的东西是很费力的，但是我用嘴教给他们的东西，他们很容易就可以复述。读书是艰巨任务，但是当我设法使我的讲授引人入胜时，他们就会把听我讲解当成一种乐趣。通过听我讲解引发诸多思考，我提高了他们的理解能力。

精神训练

比起体力训练和智力训练，对孩子们的精神训练要困难得多。在这件事情上，我很少依靠宗教典籍。当然，我相信每个学生对自己的宗教都应当很熟悉，对自己所信仰宗教的经典也应该有一定的了解，于是我尽力向他们提供我知道的知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智力训练的一部分，在教育农场里的这些孩子之前，我便知道精神训练是要靠自己才能完成的。训练精神就是形成性格、认识神灵和自我实现。对青年而言，这是最本质最重要的东西。其他所有训练如果没有精神训练作为基础，就没有意义，甚至是有害的。

我知道一种迷信的说法，即自我实现只有在人生的第四个阶段——遁世期(17)才有可能完成。但到了那么衰老的年纪才认识自己，犹如再次经历儿童生活般可悲，这样的人生毫无价值，也只能是人世间的负累。我清楚记得自己在教书时还将这种观点告诉我的学生们，那是1911年或1912年，虽然当时我并没有以同样的话表达出来。

我究竟该如何对他们进行精神训练呢？首先我让孩子们熟读圣诗并背诵，也将书中有关道德培养的故事念给他们听。但这还远远不够。当我和他们有了更为密切的接触时，我发现精神训练不能光靠书本知识，正如体力训练是从体力运动中得来，智力训练是从智力运动中得来，精神训练也只能从精神运动中才能得到。而培养精神全靠老师的言传身教和生活的磨炼。不管老师是否生活在孩子们中间，他要时时处处留心自己的言行。

与学生保持距离的老师要用他的生活方式来影响学生的精神，还是有可能的。如果我本身是一个谎话连篇的人，想让孩子们说实话那是不可能的。一个怯懦的教师绝教不出一个英勇的学生来，一个放纵的老师也不能使他的学生懂得何为自制。于是我明白，我必须以身作则，做他们的榜样。这些青年便成了我的老师，他们提醒我必须做正直善良的人。在托尔斯泰农场，我越来越严格地要求自己的行为，这多半是那些委托我管教的孩子们促成的。

他们中有一个顽劣、好撒谎、爱打架的孩子。有一次这孩子的表现非常过分，我被他激怒了，我从未体罚过孩子，可这回实在忍不住了。我试图和他讲道理，但他太顽固，甚至还想要欺骗我。后来我顺手拿起身边的戒尺重重地打在他的手臂上。我打他时，手在发抖，我敢说他也看见了这情形。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形。那个挨打的孩子哭着求我宽恕。并不是因为我打痛了他，若真如此，他完全可以回敬我一拳，因为他是一个体格结实的十七岁的青年。他是因为理解了我不得已而打他时的那种痛心才哭的。此后，他再也没有顶撞过我。可是我一直后悔自己那一次使用了暴力，担心他会觉得我是一个残忍的人。

我一向反对体罚。我记得仅有一次我体罚过自己的一个儿子。时至今日，我还不敢说那次使用戒尺的做法是不是妥当。也许那是错误的，因为它是由激怒引发的处罚人的欲望，如果它只是我表现悲痛的一种方式，倒可以心安理得。不过那次打人的动机是很复杂的。

这件事情教会了我去思考体罚是不是教育学生的一种比较好的方法。不知道体罚在当时是否奏效，不过那个青年很快就忘了那件事，而且我并不觉得他后来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件事让我更了解老师对学生的责任了。

此后，这些男孩子们还是常做犯规的事情，但我再也没有体罚过他们。对这些孩子们进行精神训练的体验使我越发了解了精神的力量。

好与坏的差别

在托尔斯泰农场时，克伦巴赤引导我注意到一个问题，以前我从未意识到。我说过，农场里有些生性顽劣的孩子，还有几个成天游手好闲。我的三个儿子，还有别的孩子，天天和他们一起玩。这让克伦巴赤感到不安。他认为我的儿子不该和这些不守规矩的孩子混在一起。

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不赞成你允许你的孩子和那些坏孩子一起玩，这样下去只有一个结果：他们将来一定会学坏的。”

不记得当时这个问题是否令我震惊，但是还记得我对他说的话：“我怎能区别对待我的孩子和那些游手好闲的孩子呢？对他们我负有同样的责任。这些孩子是我请来的。如果我给一点儿钱把他们打发走了，他们就会跑回约翰内斯堡，又立刻回到过去那种状态。老实说，让他们到这儿来，他们和他们的监护人就给我了一份责任。在这里，他们要忍受诸多不便之处，这一点你我都很清楚。我有责任，所以我必须把他们留下来，所以我的孩子也必须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如果我这么做了，那从今天起，我的儿子会觉得他们比其他孩子优秀，我想这也是你不愿意看到的，这种优越感会把他们毁了的。让他们与别的孩子接触对他们是有好处的。他们自己能分辨善恶。如果那群孩子真有什么优点，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相信他们也会对别的孩子有好影响呢？无论怎样，他们得留在这儿；如果这算是冒险的话，我们只好这样做。”

克伦巴赤听后直摇头。

我想结果不算坏。我的儿子没有因此而变坏。反而我倒是看出他们有所收获。如果他们有过一点点优越感的话，现在也没有了，他们学会了同各类人相处。他们经受住了考验，很有纪律性。

这一次以及其他类似的实验使我明白一个道理：如果让好孩子和坏孩子一起接受教育，好孩子是不会有损失的，只要他们的父母和监护人细心地监察他们，时刻保持警惕。

将孩子用消过毒的棉花包裹起来，未必就能让他们抵抗诱惑或污染。若让孩子和形形色色的人来往，父母和老师就要接受一种极严峻的考验。他们必须经常保持警惕才行。

把绝食当做苦修

我越来越明白把这些孩子们抚育成人并用正确的方法教育他们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

如果我是他们真正的老师和监护人，我就必须感染他们的心灵，分享他们的欢乐和悲伤，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为他们奔放的热情找到释放的出口。

一些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倡导者们从狱中被释放后，托尔斯泰农场差不多没人了。留下来的几个人多数都是凤凰村的，所以我叫孩子们都搬到凤凰村去。在那里我又经历一次艰苦的考验。

那时我必须奔波于约翰内斯堡和凤凰村之间。一次我在约翰内斯堡突然得到一个消息，有两个孩子做了堕落的事情。我听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失败或挫折时还能保持镇静，但是这个消息却像晴天霹雳。我马上乘火车赶回凤凰村，克伦巴赤一定要与我同行。他看到我情绪反常，不忍心让我一个人走，因为和我一样他也感到很难堪。

一路上，我开始反省自己的过错。被监护人或学生的堕落，做监护人或教师的人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我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我的妻子早就给过我警告，但是我秉性轻信他人，并没有重视她的话。我认为赎罪的唯一办法就是苦修。于是我决定绝食七天，并立誓在四个半月内每天只吃一餐。克伦巴赤对我进行劝阻，但是没有成功。最后他坚持要和我一起绝食，我对他的友情无以为报。

我感到轻松多了，因为作出这个决定后，我心中的重担没有了。不再抱怨犯罪的人，而是对他们怀有纯粹的怜悯。我的心情也变好了，就这样回到了凤凰村。我进一步地调查了这件事，了解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

我的苦修让每一个人都感到难过，但是气氛被净化了。大家都意识到了犯罪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而我同那些孩子们的关系也更为坚固了。

不久后，那件事引发的另一种情况，使我不得不再次绝食十四天，这次绝食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叙述这些事情，并不是说当学生犯下大错时，老师就应当绝食以忏悔。我觉得有时候真的需要断然采取这样的措施，但是要清楚地认识到做这件事是不是恰当。如果老师和学生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爱，如果学生的错误没有触动老师的心灵，如果学生对老师不尊敬，绝食就没有好处，甚至是有害的。尽管在这种情形下，大家对绝食的做法有争议；但是老师应对学生的错误负责却是毫无疑问的。

对我们大家而言，第一次绝食并没有什么困难。只要减少或是停止日常活动就行了。读者朋友们大概还记得，我在绝食期间只吃水果。但是在第二次绝食的后期，我非常难受。那时我还没有完全领悟“罗摩那摩”的惊人效果，所以我忍受痛苦的实力也因此被削弱了，而且那时我还不懂得绝食的技巧，绝食期间应该多喝水，否则就会感到恶心。此外，因为第一次绝食很容易就做到了，导致我第二次绝食的时候粗心大意了。第一次绝食期间，我每天按库赫尼的方法洗澡，可是第二次绝食期间，洗了两三天澡后，我就不洗了，水喝得也很少，喝了之后就感到恶心。由于水喝得少，所以喉咙很干，身体也虚弱，最后的几天里，我只能用微弱的声音讲话了。尽管如此，我还能够坚持每天口述写作，每天读《罗摩衍那》和其他经典。遇到紧急的事情时，我还有足够的体力与大家进行讨论并提出意见。

应戈克利之召去伦敦

必须省略许多关于南非的回忆了。1914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结束时，我接到戈克利的指示，要我经伦敦回国。于是我和嘉斯杜白、克伦巴赤便于7月间乘船前往伦敦。

在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期间，我就开始乘三等车船旅行了。所以这一趟买的也是三等舱的位子。不过这条航线的三等舱位与印度海岸的三等舱位以及印度国内的三等火车座位大不相同。印度车船的三等座位往往是位子不够，睡铺很少而且极不干净。可是这次去伦敦，船上的舱位不仅很多，而且很干净，轮船公司还特意提供了我们一些便利，给了我们一个专用的卫生间，因为我们吃素食，厨房特别为我们准备了水果和坚果。按常规，三等舱的旅客是吃不到水果和坚果的。就这样，八天的旅程过得很舒服。

这次旅程中发生了一些值得记述的事情。克伦巴赤很喜欢望远镜，他有一两个很值钱的望远镜。我们每天都要谈论到这个问题。我竭力向他表达，带这么昂贵的望远镜与我们想要的简朴生活的愿望极不相符。有一次我们站在船舱边舷窗下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与其让这些东西成为引起我们争论的话题，不如把它们丢到海里。”我说道。

“不喜欢的东西当然可以丢掉。”克伦巴赤先生说道。

“我指的是望远镜。”我说。

“我也是指它们。”他立刻答道。

于是我便把望远镜丢下海。它们的价值约为7英镑，但是这个价钱比起克伦巴赤对它们的喜爱程度就少得多了。然而克伦巴赤并没有因为舍弃了它们而后悔。

每天我们都用这样的方法去学习一点新东西，因为我们都想遵循着真理的道路前行。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要克服愤怒、自私、憎恨等情绪，否则就不可能找到真理。一个被情感支配的人可能有良好的意图，可能有真诚的言语，但他永远也找不到真理。要成功地找到真理，就是要完全抛开爱与憎、福与祸的双重束缚。

起程时，我才结束绝食没多久，还没有完全恢复体力，我常在甲板上走动，稍微地锻炼一下，以便恢复胃口和促进消化。可是我感到双腿酸痛，做不了运动。到伦敦的时候，情况比在南非时还糟糕。我在伦敦找到了齐弗拉兹·梅赫达医生。我把绝食的事情和后来感觉到的不适症状都告诉了他，他说：“如果你再不彻底地休息几天，恐怕你的腿就废了。”

这时我才懂得，一个长时间绝食的人，不能急着恢复体力，而且对饮食也要有所节制。要让胃慢慢地恢复功能，停止绝食时也许比进行绝食时更需要小心节制。

船到了马得拉，我们听说世界大战有可能随时爆发。船进入英吉利海峡时，我们便得大战已经爆发的消息。船停了好久，因为船要通过布满水雷的海峡是很困难的，整整用了两天的时间才开到南安普敦。8月4日宣布开战，我们于6日抵达伦敦。

战时志愿者

一到伦敦便听说戈克利因为健康问题去巴黎治疗，现在却被阻于巴黎了。巴黎和伦敦之间的交通已经中断，不知道他何时才能回来。不见到他我是不会回国的，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伦敦。

那时我该做什么呢？战争跟我有什么关联呢？当时有一位曾和我同狱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参与者索拉博吉·阿达加利亚正在伦敦学习法律。由于他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最坚定的参与者之一，所以被送去英国留学，以便获得律师的资格以后回南非代替我的工作，他的学费由普兰吉旺达斯·梅赫达医生负责。通过他的介绍，我们和齐弗拉兹·梅赫达医生以及当时留学英国的几个印度人一起开了个会。大家商议之后，决定召开一个英国及爱尔兰的印度侨民大会，我在大会上发言了。

我认为侨居在英国的印度人应当为战争做一点事情。英国学生已经去参军了，印度人也不能落后。很多人反对这种主张。他们的观点是：印度人和英国人有天渊之别，印度人是奴隶，而英国人是主人。奴隶怎能同主人合作？奴隶难道不该趁这个时候以求得自由吗？当时我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知道印度人和英国人的地位差别，但我并不觉得印度人已沦为奴隶。出现这样的局面，是某些英国官员个人方面的失误，问题不是出在英国制度方面。况且我们可以用爱来感化对方。如果通过合作能提高我们的地位，那我们便应该在他们急需帮助时主动支持他们。虽然现存制度是不完善的，但并不是不可忍受的，今天我的认识依然如此。如果我对那种制度没有了信心，因而拒绝同英国政府合作，那么当时我的那些朋友不但会对制度丧失信心，对官员们也不会有好感。

那些持反对意见的朋友们，认为那时正好可以大胆地向英国提出印度人的要求以改善印度人的地位。

我认为最好不要在这个时候乘英国之危，在战争期间不威胁他们是更恰当、更有远见的做法。于是我坚持我的看法，号召大家组成一支志愿服务队。很多人响应这个号召，几乎各省和信奉各宗教的人都有代表。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克立威勋爵，告诉他这件事，表示我们愿意受训以承担医疗救护工作。

克立威勋爵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后，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并对我们肯在危难关头给予英国援助表示感谢。

志愿人员开始在著名的康特利尔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看护伤兵的基本训练，六周的时间虽短，却也全部学完了初步的课程。

我们这一班共有八十多人，六周后进行考试，只有一人不及格。此时政府给我们安排了军事上的和其他训练，这项工作由贝克上校负责。

战时的伦敦情况良好。大家没有惊慌失措，都忙着为自己的国家尽力做一点事。强壮的成年人开始受训入伍，老弱病残和妇女们可以做什么呢？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能做的工作有很多。比如她们可以做衣服、为伤员包扎伤口等。

当时有一个妇女俱乐部尽最大的努力为士兵们做了很多衣服。沙瑞珍尼·奈都女士就是这个俱乐部的一员，她全心全意地投入这项工作。我第一次见她时，她把一大堆裁好的衣服交给我，让我设法缝制好后再给她。我欣然接受了她的要求，在接受看护训练期间，我和朋友们缝制了许多衣服。

一个艰难的选择

我们为战争服务的消息传到南非后，我便收到了两封电报。其中一封是波拉克先生发来的，他责问我现在的行动该如何与“非暴力”的信仰保持一致。

我早预感到了这些质问，我曾在自己主编的《印度自治》上讨论过这个问题，在南非也常与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大家都承认战争是不道德的，如果我不想杀害我的敌人的话，就更不该参加战争，尤其是当我知道这场战争毫无正义可言或是并不清楚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意义时。当然朋友们都知道我曾参加过波耳战争，他们以为我的观点从那时起就已经改变了。

其实促使我参加英国的战争与我当年参加波耳战争的理由是一样的。我非常清楚，参加战争与“非暴力”水火不相容。但是一个人常会搞不清自己的职责，而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常常不得不于黑暗中探索。

“非暴力”是一个广泛的概念。而当突发的灾难来临时，我们都是无助的凡人。俗话说生生不息，这句话有很深的寓意。人类无法避免对外界的杀戮，无论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否则就无法生存。人的衣食住行必然包含着某种杀戮，即对生命的摧残，哪怕是多么微小的生命。因此，信仰“非暴力”的人，只要他的行动都是源于怜悯，只要他尽力避免对于微小的生命的摧残，并想方设法拯救他们，那他就能从可怕的樊笼中解脱，并增强他自制的能力和慈悲的同情心，但他不可能完全做到不杀生。

同理，“非暴力”的原则是维持所有生命的统一，一个人的错误会影响到其他人，所以一个人不可能完全做到不杀生。只要他依然是社会中的一员，就会不可避免地卷入社会本身为存在而进行的杀戮中。一旦两国之间出现了战争，一个信仰“非暴力”的人的职责就是阻止战争。但事实上，一个人是无法承担这种责任的，也是没有力量、没有资格抗拒战争的，他能做的就是参加战争，同时竭尽全力把他自己、他的祖国和整个世界从战争的伤害中解救出来。

我早希望依靠英帝国来改善我和印度人民的地位。我在英国时，得到了英国舰队的保护，在其武装力量下获得了安全，我已经直接进入其潜在的暴力。所以倘若我想要保持我同帝国的关系，继续在它的旗帜下生活，我只有三条道路可选：公开抗拒战争，按照非暴力不合作的法则，抵制帝国的军事策略，直到它改变其军事策略为止；不服从法律而因不文明的罪名入狱；站在帝国这一边，参加战争，从而获得抵抗暴力战争的能力。我正缺少这种能力，所以除了为战争服务之外，再没其他办法。

从“非暴力”的角度看，我认为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没有不同。凡是自愿加入匪帮的人，无论他是负责搬东西，还是负责警戒，还是负责看护伤员，他犯的罪其实和土匪们都一样。同理，在战争中负责看护伤兵的人，也不能逃避战争的责任。

接到波拉克的电报前，我已经对这件事情做了全面的考虑，一接到他的电报，又和几个朋友了讨论这件事，结论是我有责任参加战争。直到今天，我感觉不到我的想法哪里不对，也不后悔当时采取的行动，因为我到现在还坚持认为应该加强同英国人的联系。

我也清楚不可能说服所有的朋友都赞成我的立场。这个问题非常微妙，它允许各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我就向那些信仰“非暴力”的人和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作尽可能清楚的说明。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应当尊重习惯，永远保持谦逊的态度，知错就改，无论付出多少代价都要改。

小型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虽然我就这样带着一种责任感参加了战争，可是我不仅没能直接参加战争，事实上在紧要关头时，我还被迫展开了小型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我说过我们的名单一经批准后便有长官负责我们的军事训练事宜。我们觉得这位长官只负责技术上的事务，我则直接负责内部纪律等事务，长官要通过我来管理队伍。可是这位长官从一开始就让我们打消了这种想法。

索拉博吉·阿达加利亚先生为人机灵，他警告我：“要当心这个人，他像是存心要来当我们的主人呢，我们可千万别听他的。我们原本准备把他当做导师，但是他任命的那些年轻人自以为是我们的上司，不断地命令我们。”

这些年轻人都是牛津大学的学生，他们是被派来训练我们的，这位长官派他们来当我们的小队长。

我当然也看出了这位长官的粗暴，但是我还是劝索拉博吉不要着急，让他平静。不过他并不是一个轻易被说服的人。

“你太相信他们了，这些家伙会欺骗你的，到了你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时，你就会让我们进行非暴力不合作了，那你又要很难过了，我们也会同你一起难过。”他笑着说。

“既然你决定与我同甘共苦，那么除了难过之外，你还指望什么呢？”我说，“一个非暴力不合作者是天生要被欺负的。就让那个长官欺负我们吧，我不是无数次地告诉你，欺人者终归是自欺吗，你忘了吗？”

索拉博吉大笑道：“那好吧，就让我们继续被人欺负吧。总有一天你会死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上面，后面还拖着像我这样的可怜人。”

这些话让我想起了伊弥丽·贺布豪斯小姐（现已故）写给我的一封信：“若是有一天你为了真理而走上断头台，我一点也不会感觉奇怪。愿神灵为你指示正确的道路，并保护你。”

同索拉博吉这一席谈话是那位长官奉命到我们队里不久后发生的。几天后我们同他的关系就濒临破裂。经过十四天的绝食以后，我的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常常要走2英里左右的路程才能到指定的训练地点，因此得了胸膜炎，身体非常虚弱。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参加周末的露营训练。有一回别人都留下训练了，我因为太虚弱就回家了，然后就发生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那位长官开始随意发威了。他叫我们牢记，不管是军事的训练还是非军事的，所有事情都归他负责，还要让我们尝尝他的厉害。索拉博吉急忙找到我，说他受不了这种粗暴的做法。他说：“通过你发下来的命令我们才肯听，还在训练营里他们就给我们下这么多荒唐的命令。那些负责指挥我们的牛津青年和我们有严重的冲突。我们必须和长官讲清楚这件事，否则就无法待下去。参加我们救护队的志愿者们可不愿意服从那些不合理的命令。要人们放弃自尊去做事实在太过分了。”

我找到长官，向他表达我们的意见，请他注意到这些问题。他让我把意见写下来给他，同时让我通知大家：“反映意见的正当程序应该是通过已被任命的小队长，再由他们通过指导员转达给我。”

我的答复是，我并不需要什么权力，从军事意义上，我和其他人没有区别，但作为志愿队的主席，我应当获允担任非正式的代表。同时我还跟他说了大家对任命的小队长非常不满；应该召回这些小队长，让救护队来选举小队长，然后再提请指挥官批准。

我没有说动那位长官，他坚持认为由选举产生小队长是违反军纪的，撤销已经下达的任命更是不可能。

于是我们召开会议，决定抵制他们，我告诉大家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严重后果，但大多数人还是赞成抵抗。除非撤销任命的小队长，让救护人员自己选举他们自己的队长，否则大家就停止军事训练和周末露营。

然后我给长官写了一封信，指出他拒绝我的建议让我感到很失望。我向他保证自己并不想要什么权力，只是为了做事。我还给他举了以前的例子。我指出在波耳战争期间，虽然我在南非印度救护队里也是没有官衔，但葛尔威上校和救护队从未发生过什么争执，上校要采取什么行动之前总会先征求我的意见，以便弄清楚队里的想法。我还向他汇报了前一天晚上通过的决议。

这封信无济于事，长官认为我们的集会和决议是对纪律的严重挑衅。

于是我给印度事务部大臣写了一封信，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他，还把决议也发给他。他回信解释道，那里跟南非的情形不同，还让我注意，按照规定，小队长是由长官任命的，不过他向我保证，如若将来再任命小队长，长官会考虑我的推荐。

以后关于我们的信息还有很多，不过我不想多谈这件痛心的事。想说明的是，我这次的经历同我在印度的经历是一模一样的。在长官的威逼利诱之下，我们的救护队分裂了。一些举手赞成抵抗决议的人屈服了，又回去接受训练了。

就在此时，一大批伤兵突然被运到尼特利医院里来，急需我们的救护队去工作。在长官的说服下，一些人去了尼特利医院救助伤兵，其他人拒绝了他的命令。那时我正在家养病，但与救护队的人都保持着联系。副国务大臣罗伯茨先生在那些日子里还专程来看过我几次，他竭力劝说我做一做救护人员的工作，好让他们尽快去医院帮忙。他提议让这些人单独组成一个救护队，到尼特利医院后，他们就直接对长官负责即可，这样就不存在有损自尊心的问题了，出现问题时政府是会出来调解的，但希望救护队尽快到医院去照顾那一大批伤兵。这个建议还不错，我和我的同伴们都很赞同这个提议，因此那些没去的队员就都去了。

只有我没去，躺在家中养病。

戈克利的仁爱

上一章提到我在英国得了胸膜炎。不久后戈克利便回到伦敦了。我和克伦巴赤常去拜访他。我们谈论的话题多数是关于战争的，克伦巴赤非常熟悉德国的地理，游历过欧洲很多地方，常在地图上给我们指出与战争有关的一些地点。

我的胸膜炎也成为我们日常讨论的话题。即便在那时，我的饮食实验也没有中断。我每天只吃落花生、煮熟的或新鲜的香蕉、柠檬、橄榄油、西红柿、葡萄等，完全戒食牛奶、谷物、豆类。

为我治疗的是齐弗拉兹·梅赫达医生。他总是劝我喝牛奶，吃谷类，我坚决不同意。戈克利听说了这件事，他不理会我吃水果餐的理由，让我遵医嘱。

对我而言，戈克利的嘱咐是很难反驳的。他是不允许别人说一个“不”字的，我请求他给我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那天晚上我和克伦巴赤回到家里，商量着究竟该怎么处理这件事。他一直和我吃素食，他也喜欢这种实验，但是我看得出为了我的健康考虑，他也赞成我停止实验。所以我得听从内心的声音。

我想了一晚上。放弃实验就等于放弃我在那个方向上的全部理想，而我的理想并没有错。可是在戈克利的压力下，问题在于我应该如何修改我的实验。最终我的决定是，如果我的饮食实验背后的动机是出于宗教信仰，我就坚持实验。而那些动机复杂的地方，我就听从医生的劝告。戒食牛奶主要是宗教上的原因。我眼前又出现了加尔各答的养牛人从母牛和水牛身上挤下最后一滴奶的残忍画面。我还觉得既然动物的肉不是人类的食物，那么动物的奶也不应该是人类的食物。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作了坚决不喝牛奶的决定，心情轻松多了。我有点害怕见到戈克利，但相信他会尊重我的决定的。

那天晚上，我和克伦巴赤去国立自由俱乐部见戈克利。他一见我，第一句话便问：“怎么样，决定接受医生的劝告了吧？”

我声音很小，但语气很坚决地回答道：“您的所有意见我都愿意接受，但在这件事上我请求您不要勉强我。我绝不喝牛奶，不吃奶制品和肉类。即便因为不吃这些东西我就会死，我也不后悔。”

“这是你最后的决定？”戈克利问道。

“恐怕我不能作其他决定了，”我说，“我知道这个决定会使你难过，真的请您谅解。”

听了这话，戈克利相当难过，但他宽容地说：“我不赞成你的决定，也看不出有什么宗教的意义在其中。不过我不勉强你了。”说完这些，他转过头去对齐弗拉兹·梅赫达医生说，“请别再为难他了。在他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随你开什么方子都行。”

这位医生无可奈何地劝我喝加一点阿魏树脂的绿豆汤，我接受了这个意见。喝了一两天后，我的疼痛有增无减。我觉得可能是药不对症吧，又重新吃起水果来了。当然还是继续使用着外敷药，多少能减轻一点痛苦，总的来说，我的固执确实让医生感到很困扰。

此时戈克利回国了，因为他实在受不了伦敦的十月浓雾。

胸膜炎的治疗

胸膜炎的长期不愈令人不安，我知道要治好它光靠吃药是不行的，应该改变饮食习惯并辅之以外敷药。

我去拜访著名的素食者艾利生医生，1890年时我曾见过他，他治病主要是靠调理饮食的方法。他为我做了仔细的检查。我跟他解释了我发誓不喝牛奶的原因。他鼓励我：“没必要喝牛奶。我希望你一段时间不要吃含脂肪的东西。”他建议我吃黑面包，生菜如甜菜、萝卜、洋葱以及其他青菜，还有新鲜水果，主要是橘子。蔬菜不用煮熟，如果我无法嚼碎，就捣碎了再吃。

我按照他给的食谱吃了三天，但是我不习惯吃生的蔬菜。我的身体状况妨碍我对这项实验保持完全公正的判断。吃生的蔬菜令我心神不安。

艾利生医生还建议我整天开着窗子，用温水洗澡，用油摩擦痛处，每天用十五分钟到半小时在室外步行，我乐于尝试这些建议。

我家中都是法国式的窗子，如果把它们全都打开，雨水就会淋进来。而且扇形窗也不好开，于是我就把玻璃打碎，放新鲜空气进来，还把窗子开到雨淋不进来的程度。

这些办法使我的健康有所好转，但并未完全治愈。塞西丽亚·罗伯茨夫人偶尔会来看我，我们渐渐成了朋友。她极力说服我喝牛奶，但是我坚决拒绝，她便为我寻找牛奶的代用品。有人向她推荐麦芽粉，向她保证说这是一种化学制品，与牛奶毫无关系，但具有与牛奶相同的营养价值。我知道塞西丽亚夫人非常尊重我的宗教习惯，所以我绝对相信她，就用水冲一杯麦芽粉试喝了一口，感觉这和牛奶的味道完全一样。再看瓶子上的说明才知道，所谓麦芽奶粉就是用牛奶制成的。于是我只好放弃。

我告诉了塞西丽亚夫人这件事，请她不必为此感到抱歉。可她还是急忙赶来向我致歉。原来她的朋友根本没有仔细看说明。我安慰她，并为我不能接受她好心找来的食物而向她致歉。我向她保证，因为误会而喝了牛奶是不会让我产生罪恶感的。

我与塞西丽亚夫人的友谊还有许多美好的回忆，在这里不多谈了，还记得在经受考验和情绪低落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带给我很大的安慰。凡是信仰神灵的人，都能在经受考验与忍受失望之时，在他的朋友身上看到神灵的慈悲，于是他就会化忧愁为欢乐。

艾利生医生第二次来看我时，放宽了他的限制，允许我吃花生酱或是橄榄油以吸收脂肪，如果我愿意，也可以煮饭菜，我非常愿意做这些改变，但是这些改变远不能使我痊愈。我还是需要细心的照料，因此我不得不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躺在床上休息。

梅赫达医生有时也来看我，他给我提了一个长期的治疗建议，但我没接受。

日复一日地，我的病就这样拖下去。有一天罗伯茨先生来看我，极力劝我回国：“看来你大概不能去尼特利了。往后的日子更冷呢，我强烈建议你回印度，只有回去你才能痊愈。等你病好了，如果战争还在继续，你还有很多贡献力量的机会。当然，我认为你现在已经作出不小的贡献了。”

我接受了罗伯茨的建议，准备回印度。

重返故国

克伦巴赤先生原本是想去印度才伴着我来英国的。我们一直一起住，当然也想搭同一条船回印度。然而当时德国人正受到严格的监管，我们也不知道克伦巴赤能不能弄到护照。我想尽了办法，罗伯茨先生也为此奔走，他曾给印度总督发了一个电报说明此事，但是哈定基勋爵干脆地回答道：“印度政府难冒此险。”我们都明白这个答复的意思了。

不得不与克伦巴赤分离的这个事实让我非常难过，但是他比我更难过。如果他能随我去印度的话，可以继续和我一起住，如今一定过着简朴快乐的农夫和纺织工的生活了。现在他还在南非过着跟原来一样的建筑师的生活，生意还是很好。

我们打算坐三等舱，但东方半岛轮船公司的轮船却没有三等舱，我们只好买了二等舱。

我们装着从南非带来的坚果准备在路上吃，不过没有派多大用场，因为船上一直供应新鲜水果。

齐弗拉兹·梅赫达医生用石膏结结实实地绑住我的肋骨，吩咐我到了红海以后才能拆开。头两天我还勉强戴着，可戴着它实在不方便行动。于是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取下石膏，恢复了进行必要洗漱的自由。

我的食物主要还是坚果和水果，我明显发觉自己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当船驶入苏伊士运河时，虽然我依然很虚弱，但已经脱离危险了，于是我开始逐渐增加运动量，我的身体之所以能好起来，我想应该归功于温带清新的空气。

不知道是出于过去的经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发觉船上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这是我此前没有见过的。我曾有意同少数几个英国人交谈，但大多限于一般客套的寒暄。几乎没有过从前我们在去南非的船上所进行的那种诚恳的交谈。我想此中原因大概是英国人已经有意无意地以为自己属于统治的民族，而印度人则感觉自己属于被统治的民族了吧。

我真想早点回到家里以摆脱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船一到亚丁，我们就感到好像已经到家了一样。因为我们在杜尔班认识了亚丁人克科巴·卡瓦斯吉·丁索先生，与他和他的夫人也有过密切的交往，所以对亚丁人是很了解的。

几天后我们就到孟买了。阔别十年后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言语实在很难表达出那种快乐的心情。

戈克利在孟买为我开了一个欢迎会，虽然他身体不好，却还赶到孟买来接我。我殷切地希望能与他共同作战，亲密合作，因此我感到非常轻松。然而命运却为我们做了另外的安排。

当律师的一些回忆

在叙述我回到印度的生活经历前，我觉得有必要追述几件在南非时发生的事。

有几个律师朋友让我谈一谈当律师时的往事。值得记述的事情太多了，若是全都写下来，能写一本书，那就超出我写作的范围了。但是追述这些带有实践真理性质的事情，倒也是值得的。

身为律师，我从未做过任何失职的事情，而我处理的案件大部分都是为了公益事业，我不在这种事情上赚钱，有时甚至要倒贴钱。我想有关我的律师业务，说到这个地步就差不多了吧，可是我的朋友们还要让我多说一些，他们可能以为，我这样轻描淡写地只谈几件事会不过瘾，所以一定要我多说一点儿，这样律师们就可以从中得到教益了。

我当学生的时候就听人说律师这个职业是撒谎的职业。然而这种说法对我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从不想靠撒谎来致富成名。

在南非时，我的原则多次受到考验。我知道我的对手常会教唆他们的证人撒谎，其实我只要也教唆我的当事人或证人撒谎，就能打赢官司，但是我拒绝这么做。记得有一次我们已经胜诉了，但我怀疑我的当事人对我说了谎。在我内心深处，我希望为我的当事人争取到应得的权利，我希望胜诉的案子都是正当的。在确定收费标准的时候，我从不把胜诉当做一个条件。无论我的当事人是胜诉还是败诉，我都不会多收或是少收费用。

我对每一位当事人都这样说，我不受理欺诈的案件，别指望我教唆证人说谎。这样我的声誉大大提高，没接到过一件欺诈的案子。事实上，有一些当事人会把那些清白的案子交给我办，而把那些可疑的案子交给别人去办。

有一个案子非常棘手，是一位与我关系最好的当事人交给我的。这个案子涉及极复杂的一笔账目，而且被拖了很久。之前有几个法院对这个案子进行了部分审理，然后法院将账目交给几位资格很老的会计师去仲裁。尽管是对我的当事人完全有利的结果，但仲裁者在计算账目时不小心出了错，虽然数目很小，但案情却非常严重，因为他们误把借方列为贷方了。而对方出于其他方面的原因也反对这个仲裁。当时我是当事人的助理律师，而我们的主事律师发现差错后，却认为我们不该承认这个差错。他显然是觉得律师当然不能做任何损害当事人利益的事情，我却认为我们应该承认这个差错。

但主事律师反驳我：“如果这么做了，法官很可能会取消整个仲裁，任何一个成熟的律师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后果，无论如何我不愿这样冒险。如果这个案子被发回去再开一次庭的话，我们的当事人究竟得花多少钱，而最终结果又会怎样，那就没准了！”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当事人也在场。

我说：“我认为我们的当事人和律师都要冒这个险。如果我们不承认错误，指望法庭支持一个错误的仲裁，这怎么能行呢？如果我们承认了，即便是致使当事人吃了亏，那又有什么坏处呢？”

“只是我们凭什么要承认错误呢？”主事律师说。

“我们又凭什么肯定法官找不出差错，或是我们的对手发现不了差错呢？”我说。

“那么，你愿意辩论吗？我可不想用你的说法同对手争论。”主事律师用坚决的语气答道。

我谦逊地回答道：“如果你不愿意申辩，那么就交给我吧，只要我们的当事人也同意。如果不改正错误的话，我也不想管这个案子了。”

我边说这些话边看着我的当事人。我的当事人很为难。我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个案子，当事人也完全相信我，对我也有充分的了解。他说：“那好，就由你来申辩这个案子，改正这个差错吧。败诉就败诉吧，如果这不可避免，神灵是会保护正当的一方的。”

听到他这样说我很高兴。我指望他做的不过就是这样。主事律师又是警告我，又是怜悯我的固执，但还是同样向我表示祝贺。

结果如何，看看下一章就知道了。

法庭上的诚实

我认为自己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也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能把这个案子处理得妥妥当当。在高等法院上辩论这么复杂的案子是一种极其冒险的行为，而当我在法庭上出现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害怕得发抖了。

一提到账目上的差错，便有一个法官这样说：“这不是欺诈吗，甘地先生？”

听到这样的诬蔑，我怒火中烧。法官竟然无凭无据地就指责人家是欺诈，这实在是不能容忍的事。

“刚开庭就遇到了这样一个有成见的法官，这个棘手的案子胜诉的希望应该是微乎其微了。”我自言自语道。但是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理好自己的思路，于是回答他道：“我很惊异于法官大人还没有听完我讲的话，就怀疑我有欺诈行为。”

“不是指责，”那个法官说，“那不过是一种猜测。”

“这种猜测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指责。请您听完我的陈述后再来指控我。”

“打断了你的话，实在很抱歉，”那个法官回答道，“请继续说明出差错的原因吧。”

我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我的说明。还要感谢那位法官提出的这个问题，使我可以从一开始就引起法官注意我对账目的辩论。我深受鼓舞，就利用这个机会详细地解释了这个问题。法官细心地听取了我的申辩，我用事实和数据说服了那些法官相信账目出错的原因全在于疏忽。因此法官觉得并不需要把花了很多精力才做出来的原有裁决取消。

对方的律师显得很轻松，可能他们认为纠正这个错误以后，并不需要做多少辩论。可是法官们继续盘诘他，因为他们相信账目问题很容易就能核对出来。对方律师千方百计想要改变这个裁决，但是最初怀疑我的那位法官已经被我说服，完全站到我这一边了。

“如果甘地先生没有纠正这个差错，你们怎么办呢？”他问道。

“我们不可能再去找一个更称职、更公正的会计专家来核实账目。”

“本法庭必须假定你对自己所办的案子最清楚。任何会计专家都有出现这种疏忽的可能，如果你们不能找出新的问题，所以本法庭只好请你们双方重新提起诉讼，为一个明显的错误再花一些钱。但如果这个错误能够加以改正，我们就用不着再听双方的申诉了。”法官继续说道。

法官就这样驳回了那位律师的意见。究竟是肯定了纠正错误之后的裁决，还是下令让仲裁人复查，我已记不得了。

我和我的当事人以及主事律师都非常高兴。此事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没有对真理的信心就不可能当个好律师。

然而，请读者朋友们记住：即使在实践中保持一颗诚实的心，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在实践中出现根本性的错误。

当事人变成同事

纳塔耳的律师与德兰士瓦的律师不同：在纳塔耳有一身兼二职的律师，只要取得了讼师的头衔，也可以同时当状师，德兰士瓦的情形则与孟买相同，讼师与状师的职责范围是有区别的，取得律师资格后，就有权选择当讼师或状师。我在纳塔耳时，选择当讼师，而到了德兰士瓦，又决定当状师。因为当讼师就不能直接和印度人联系了，而南非的白人状师是不会为难我的。

在德兰士瓦，状师也有在地方法庭出庭的资格。有一次，我受理约翰内斯堡的地方法庭的一宗案子，发现我的当事人撒谎，我发现他在证人席中惊慌失措，因此未经任何辩论我便要求法官取消这个案子。对方的律师觉得惊讶，而地方法官却很高兴。我指责当事人跟我说谎，他也知道我从不受理欺诈的案子，我跟他摆明事实，他向我承认了错误，而且我记得自己还要求法官做了不利于我的这位当事人的判决，他并没有不满我的做法。事实上在这个案子中我的行为并没有影响我的业务，反而让我的工作更为顺利了。我也看到了我对真理的忠诚使我在同行中赢得了声誉，尽管有肤色、种族歧视等阻力，在某些案子中我的诚实战胜了偏见，甚至还能赢得他们的厚爱。

当律师的时候，我还有一个习惯：从不对我的当事人或同事们隐藏我的无知。每当我觉得自己没有把握胜诉时，我就会劝我的当事人另请高明；如果他非要找我辩护的话，我会请求他允许我请教其他大律师。这种坦诚的态度赢得了当事人的尊重和信任。如果必须找大律师请教的话，他们也愿意承担费用。他们对我的好感和信任也为我从事公众工作提供了便利。

在前面的内容中，我已经说过我来南非当律师就是为了给侨团提供服务。为此，必须先要争取人们的信任，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心胸宽广的印度人很善于赚钱，可是当我劝他们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应该去尝尝坐牢的滋味时，许多人都欣然接受了，并非他们认识到这种做法是正确的才去做，他们是出于对我的信任和好感才去做的。

当我写到这里时，心中涌现出许多美好的回忆。那么多当事人都变成了我在公众工作上的真诚的朋友和同事，他们信任地配合和无私地支持竟使这个充满苦难、危机四伏的生活变成美好的生活了。

解救一个当事人

读者们现在应该很熟悉巴希·罗斯敦济的名字了吧。他是我的当事人，也是我的同事，或者更确切一点说，他先是我的同事，后来才成为我的当事人。他非常信任我，所以就连家务事也会来找我商量，听从我的意见。甚至在他生病时也会来找我帮忙，尽管我们在生活方式上有很大差别，但他却毫不犹豫地接受我的治疗方法，完全信任我这个“庸医”。

有一次这个朋友被一件很麻烦的事情缠住了。虽然他几乎不对我隐瞒任何事情，但这次却对那件事只字不提。他是一个搞进口的巨商，常从孟买和加尔各答进口商品，有时难免做些走私的勾当。但由于他与海关官员的关系很好，所有没有人怀疑过他。出于对他的信任，海关往往是凭货单收税。不过说不定他们也是默许走私的。

古遮拉特诗人阿柯有句话说得好：小偷像水银一样难以就范。巴希·罗斯敦济的情况也是如此。有一天我的这位好朋友慌张地跑来找我，泪流满面地说：“好兄弟，我瞒了你。今天我的罪过被揭发了。我走私，现在完了，我肯定会坐牢，一切都完了。现在说不定只有你还可以救救我。我没有瞒过你什么事，只有这件事，我觉得我不应当用做生意的这种手段来烦扰你，所以关于走私的事我从来没有跟你提过。可是现在我后悔也晚了！”我安慰他道：“能不能救你完全是神灵的事情。至于我，你是了解我的为人的。我只能劝你自首。”

这位善良的波希人感到深深的绝望了。

“难道在你面前认错还不够吗？”他问道。

“你是对政府犯了错，向我认错能有什么用呢？”我温和地回答他。

“好吧，我会按照你的意见行事，但是你觉得我要不要去找老法律顾问商量一下？他也是一个朋友。”巴希·罗斯敦济询问我的意见。

经过调查以后，我才知道我的朋友已经走私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这次事发涉及的钱财数目很小。我们找到他的法律顾问，他仔细地阅读了文件，说道：“这个案子会由陪审员审判，纳塔耳陪审团是不会轻易放过印度人的。不过我不会放弃希望的。”

我和这位律师并不熟，于是巴希·罗斯敦济插话说：“谢谢你的忠告，这个案子我想请我的好朋友甘地先生来帮忙。当然，如果需要时，还得请你指点指点。”

这样回答了法律顾问的问题后，我们便去了巴希·罗斯敦济的店里。

这时我跟他说了我的观点：“我觉得这个案子根本没必要搬到法庭上去解决。对你提出控诉还是不了了之完全取决于海关官员的态度，而他们又要听检察长的指示，所以我觉得两边你都得找一找。我认为你一定要去缴付海关规定的罚款，或许他们同意就此放了你。不过如果他们不同意，那你就得做好坐牢的准备。我认为真正丢脸的不是坐牢而是做了违法的事情，既然丢人的事已经发生了，你就应该把坐牢当成一种忏悔，而真正的忏悔就在于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巴希·罗斯敦济不一定完全听得懂我说的话。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但是在那一刻，他很犹豫。他的名声岌岌可危，而他又怎么忍心看到自己这么多年来费尽心血赢来的好名声就这样毁于一旦呢？

“好吧，”他说，“我答应过你，我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上，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我为了这个案子四处奔波，费尽唇舌。我先找到海关官员，把所有事情毫无保留地、无所畏惧地告诉了他，还答应让他审查所有的账目，并告诉他巴希·罗斯敦济有多懊悔多难过。

海关官员说道：“我喜欢这位老波希人，对他干了这么一件傻事我也感到很痛心。你也知道我有我的职责，我必须听从检察长的指示，所以我建议你尽量说服他。”

“如果你不坚持让他上法庭，”我说，“那就太感谢你了。”

海关官员答应之后，接着我就去找检察长。检察长也欣赏我毫无保留的坦诚，相信我没有隐瞒事实。

现在我已想不起来是由于这个案件还是其他事情，我的坚持和坦白得到了他这样的评价：“我觉得你永远不会得到否定的答案。”

就这样巴希·罗斯敦济的案子靠调解解决了。他交出了两倍于走私款项的罚款。罗斯敦济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装进镜框，挂在他的办公室里，借此引起他的后代与同行的警惕。

罗斯敦济的几个朋友警告我，要我不要被他的靠不住的忏悔所蒙蔽。当我把他们的话转告给罗斯敦济时，他说：“如果我连你都骗，我还能有什么前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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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即前生注定的。

(2) 意即转世。

(3) 意即不占有。

(4) 意即平等。

(5) 印度吠陀时代的一位医学家，他在阿育吠陀中自成一派，是印度教医学之宗。

(6) 意即非暴力。

(7) 意即禁欲。

(8) 印度教社会中的不可接触阶级，主要从事铁工劳动，被视为极不洁的人。

(9) 乌尔都语，穆斯林尊称，含有“老爷”的意思。

(10) 巴丹是印巴分治前毗邻阿富汗的一个民族，事实上是属于阿富汗的一个民族。

(11) “萨达”意为真理，“格拉哈”意为坚定。

(12) 印度教神话中黑天的生日，到了这一天，虔诚的印度教徒便会绝食来纪念。

(13) 印度教徒禁宰牛，但酷爱喝牛奶，自古已然。

(14) 甘地非常崇拜托尔斯泰，他为了体验托尔斯泰理想中的农民生活，在南非办过一个农场，将其命名为托尔斯泰农场。

(15) 约为公历七八月间。

(16) 白天绝食，入夜才进食。

(17) 印度教徒有四大种姓：婆罗门（僧侣阶级）、刹帝利（帝王、武士阶级）、吠舍（农商阶级）和首陀罗（奴隶阶级）。前三大种姓的人统称为再生族，一生有四个修行期：“梵行期”（学生生活）、“住家期”（社会生活）、“林栖期”（修行生活）和“遁世期”（游方生活）。

Memoirs of Mohandas Gandhi

如果我们能发展意志力，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再需要武装力量了。

初次体验

在我回到国内之前，从凤凰村起程的那群人已经先到印度了。按计划我应该比他们早到印度，但由于我忙于参加英国的战争，就把计划打乱了。当我发现自己可能会无限期地被阻于英国时，我得为凤凰村的人们找到一个安身之处。我希望他们在印度也住在一起，如果可能的话，让我们像在南非时那样继续生活下去。我人在英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让他们去住，因此发电报告诉他们去找安德禄先生，并按他说的去做。

就这样，他们暂时先在康格立的古鲁库安顿下来，史华密·史罗德兰吉（现已故）将他们视若自己的儿女。后来他们搬到圣提尼克坦（Shantiniketan）书院(1)。在那里，诗人(2)和他的同事们都很爱护他们。凤凰村村民在这两个地方居住的经历对他们和我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常对安德禄说，诗人、史罗德兰吉以及苏希尔·鲁德罗院长，都是非常可爱可敬的人。在南非时安德禄常常乐此不疲地提起他们，听安德禄活灵活现地讲他们的故事也是我在南非的美好回忆之一。安德禄把凤凰村的村民们介绍给苏希尔·鲁德罗，鲁德罗院长没有书院，但他把自己的家完全留给凤凰村的人居住。他的热情与慷慨让大家有回家的感觉，一点也不会因为离开凤凰村而怅然若失。

我在孟买上岸后才听说凤凰村的人都到了圣提尼克坦书院。所以我见过戈克利以后，便赶忙去看他们了。

我在孟买受到了热烈欢迎，我又进行了一次小小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那个欢迎会是在杰罕济·贝迪特先生的宫殿里举行的，在会上我不敢用古遮拉特语说话。我是一个跟契约工人生活惯了的人，一置身于金碧辉煌的宫殿，便感觉到自己是十足的乡下佬。我当时穿着一件卡提亚华外衣，戴头巾，扎“拖蒂”，看起来比今天的样子还要文明一点(3)，但是面对贝迪特先生家的那种豪华壮观的大厅使我不知所措。幸而费罗泽夏爵士一直在那里照顾我，我才勉强应付过去了。

此后还有一次古遮拉特人的欢迎会，是由乌塔姆·特维蒂（现已故）组织的，古遮拉特人执意要给我办欢迎会，否则就不让我走。我事先了解了欢迎会上的节目安排。真纳（Jinnah）(4)先生也参加了，因为他也是古遮拉特人，我记不清他到底是欢迎会的主席还是主要发言人了。总之他用英文发表了一个简短精妙的讲演。印象中其他人大部分也是用英文发言的。轮到我讲话时，我用古遮拉特语表达了我的谢意，同时也表明我对古遮拉特语和印度斯坦语的偏爱，并且谦逊地提出不该在一个古遮拉特人的集会上用英语发言。我这样做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因为我也担心像我这样一个久离祖国的游子居然对已成定例的做法指手画脚，也可能会被认为是失礼的。然而似乎并没有人误会我坚持用古遮拉特语致答谢词的动机。大家似乎都认同我的做法，我感到非常高兴。

集会这件事就这样增强了我在同胞们面前提出一些新建议的胆量。

我在孟买住的时间不长，却体验了很多这一类的经历，随后我便应召去浦那见戈克利了。

与戈克利重逢

刚到孟买时，戈克利便派人通知我说，省督想见见我，并说按规矩我最好在赴浦那前就先去见省督。我按照戈克利的意思去拜见了省督阁下，寒暄一阵子之后，他对我说：“我请求你做一件事情，希望你无论何时打算采取同政府有关的行动时，请事先通知我。”

我回答道：“没问题，因为我是一个非暴力不合作者，照例事先要了解对方的意见，并设法尽可能同他找到最好的解决之道。在南非时，我也是严格照这个规矩行事的，在这里我也会这样去做。”

威灵顿勋爵向我致谢，并对我说：“你何时来见我都行，你会看到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绝不会做损害人民利益的事。”

我的回答：“这也是支持我走下去的信仰。”

见过他以后，我便去了浦那。我无法把在这段宝贵的时间内发生的所有值得追忆的事情全都记述下来。戈克利以及印度公仆社的朋友们非常热情地向我表示欢迎。记得戈克利把全体社员都召集过来欢迎我，我和他们坦诚地交流各种各样的问题。

戈克利非常希望我加入这个团体，我也有同样的意愿。但是有的社员却觉得我的想法和做事的原则和他们的有太多不同之处，所以让我入社可能不大合适。然而戈克利却认为，尽管我会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我还是愿意，也能够包容他们的不同意见的。

“但是，”他说，“社员们还不知道你是准备抱着妥协的态度加入的，他们都很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主张。我希望他们能接受你，但如果他们不接受的话，请千万不要怀疑他们对你没有敬爱之心。他们是不愿意冒险，担心会因为意见相左而损害你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无论他们是否接纳你，我始终把你当做社员看待。”

我告诉戈克利，我的想法是不管我是不是社员，我希望尽快办一个学院，把凤凰村的村民安顿下来，地点最好是在古遮拉特，因为身为一个古遮拉特人，我觉得为家乡服务也就是间接在为国家服务。戈克利赞成这个想法，他说道：“你当然可以这样去做。无论你和他们商谈的最终结果怎样，办学院的经费请务必交给我筹划。我会把办学院当成我自己的事业来做。”

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非常快乐，这样我既不必为筹措经费劳神，也不是孤独的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了，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为我提供可靠的指导和帮助，这使我的心理负担大大减轻了。

于是戈克利请来了德夫医生（现已故），请他专门在该社的账目内给我开一个账户，如果我需要办学院的资金或是其他的公共开支，都可以随时支取现金。

接着我准备去圣提尼克坦了。出发前夕，戈克利为我饯行，只邀请少数几个朋友来参加一个茶会，细心为我订制了符合我饮食习惯的食物茶点，就是水果和坚果等。尽管举行茶会的房间离他的房间只有几步远，他却没有力气走过来，但是他实在舍不得我走，坚持要来和我告别。虽然他终于来了，却很快就昏倒了，不得不被抬回房间。他常常会像这样昏厥过去，即使他这样虚弱，还吩咐我们要让茶会照常举行。

事实上这个茶会就是一次座谈会，是在该社宾馆对面的空地上举行的，我和朋友们在会上一面吃着花生、枣子和应季的水果，一面谈心。

然而戈克利这次的昏倒事件在我的人生中却有着特别的意义。

这是威胁吗？

离开浦那后，我先去拉奇科特和波尔班达探望了我的寡嫂和其他亲戚。

在南非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时候，我为了和契约工人维持密切的关系，大大地改变了自己的穿衣习惯，即便在英国，不出门时我就保持着这种很简单的穿衣风格。在孟买上岸时，我穿了一套卡提亚华服装：一件衬衫，一条“拖蒂”，一件外衣和一条白围巾，它们全都是用印度棉布做的。但是这次我是要从孟买坐三等车旅行，围巾和外衣是多余的，所以就不带这两样东西了，我又用8～10个安那买了一个克什米尔帽子。这样一打扮人们一定觉得我是一个穷人了。

当时正在流行黑死病，不记得是在维朗坎还是在巴德湾，有人上车来检查三等车乘客的健康状况，不巧的是我正好在发烧，检查员记下我的名字，叫我到拉奇科特时亲自去医务所报告病情。

大概有人放出消息说我要经过巴德湾，当地的一位知名的公共工作者——莫迪拉尔裁缝就到站上来接我。他告诉我当地的风俗习惯，以及火车乘客因为瘟疫而必须遭遇到的种种困苦情形。因为我正在发烧，所以不大想讲话，就用一句简单的问话来结束我们之间的谈话：“你打算坐牢吗？”

我以为莫迪拉尔就是一个做事鲁莽的青年，讲话也是不假思索的。然而莫迪拉尔并非这样的人，他坚定地答道：“如果您愿意领导我们，我们当然愿意坐牢，我们是卡提亚华人，我们对您有提出请求的优先权。当然了，我们现在不是要阻挡您的行程，但是请您答应回来时会暂停在这里一段时间。要是您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工作状态和精神状态，您会高兴的。请相信我们，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会立即响应号召。”

莫迪拉尔的话令我刮目相看。他的同事们夸奖他说：“我们的朋友不单单是一个裁缝。他的手艺很好，他每天只要做一小时的工作，每个月便可以得到15卢比的收入，因此他就把剩余的时间全部投入到公众工作中。他领导着我们，他的思想使我们为自己原来受过的教育感到惭愧。”

后来我和莫迪拉尔的关系日益密切，我才发现人们对他的赞美一点都不过分。他决定每月抽出几天的时间来当时刚成立的学院住几天，一方面可以教那些孩子们裁缝的技巧，另一方面他自己也会为学院做一些裁缝工作。他每每与我谈起维朗坎的情况，以及火车乘客的困难，已经到了令他无法忍受的地步。后来，他生了一场急病，在壮年时便死去了，他的过世令巴德湾的公众事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接着说我第二天一到拉奇科特，便到医务所去汇报病情了。那里有的人认识我，医生觉得非常难为情，有点生那个检查员的气。其实没有必要生气，那是那位检查员的职责所在。检查员不认得我，即便是认识我，也得秉公处理。后来那个医生不让我再来汇报了，而是坚持让检查员来为我检查。

在瘟疫流行时，为了公共卫生，检查三等车乘客的健康状况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某个大人物坐在三等车上，无论他们有怎样的地位，都应当自觉遵守穷人们遵守的条例，而铁路上的官员们也不能偏私。我的经验却告诉我，铁路上的官员们并没有把三等车乘客当同胞看待，而是把穷人们当做一群任人宰割的绵羊。他们对穷人说话的态度傲慢，动不动就发号施令，不容人分说或是争论。三等车乘客必须唯命是从，好像他就是官员的奴仆似的，官员们甚至会无缘无故地殴打或勒索他们，直到把他们弄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会把票卖给他们，有时还会害得他们误车误点，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除非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或是有钱人自愿放弃特权，坐三等车，不把穷人受到的艰难、无理和不公的待遇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还下定决心为消除这一切不平等而斗争，否则改革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卡提亚华时，我到处听到有人在抱怨维朗坎海关的弊端。于是我决定找找威灵顿勋爵，毕竟他答应会协助我，然后我立即搜集并翻阅了一切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文献，亲自证实人们的抱怨确有根据，然后便与孟买政府通了信，想要讨一个说法。随后我去拜访威灵顿勋爵的私人秘书，求见勋爵阁下。勋爵表示同情，但是把责任推给德里的人了。他的秘书说：“如果这件事归我们管的话，我们早就把海关撤了。这件事超出了我们的职权范围，你得去找印度政府谈这件事。”

于是我就和印度政府通信，但是印度政府除了承认已收到我的信件以外，再没有其他答复了。直到我有机会见到詹士福勋爵后，这个事情才得到解决。我告诉他这些事实，他向我表示惊讶，说他一点都不知道这些情况。在耐心地听完我陈述后，他立刻打电话查阅了有关维朗坎的文件，并答应我，如果当局不能做出解释，他就把海关撤销。几天后，我就在报纸上看到消息，维朗坎的海关已被撤销了。

我把这次事件当做是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开始。因为我去找孟买政府的总督大人时，他的秘书对我在卡提亚华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提到的非暴力不合作表示不以为然。

“这不是威胁吗？”他说，“你以为一个强大的政府会理会你的威胁吗？”

“这不是威胁，”我回答，“而是教育人民。我有责任告诉人民解除疾苦的一切合法手段。一个想要争取自立的民族应该知道获得自由的一切方法和手段。通常会包括暴力，而且暴力会被当做解决问题最后的办法，可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同，它是绝对不使用暴力的一种武器。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人们解释它的做法和它的界限。我不怀疑英国政府是一个强大的政府，但是我也深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最有效的良方。”

这位聪明的秘书怀疑地点点头说：“我们瞧着吧。”

圣提尼克坦

离开拉奇科特后，我赶到了圣提尼克坦。那里的师生向我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欢迎会完美地结合了朴素、艺术和爱。也是在这里，我头一次见到卡卡萨希布·柯列卡。

那时我还不知道柯列卡为什么被人称为“卡卡萨希布”，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是我在英国一个很好的朋友——现在在巴洛达邦创办甘伽纳斯学院的柯沙福劳·德希潘特先生为教师们起的类似家庭成员的名字，这样就给他的学院营造了一种家庭气氛。由于柯列卡先生曾在那里教过书，所以叫做“卡卡”（伯伯的意思），而伐德克叫做“摩摩”（舅舅的意思），哈利哈尔·夏玛则得到“安纳”（兄弟的意思）的称呼，其他人也得到类似的称呼。卡卡的朋友阿南德（史华密）、摩摩的朋友巴特华昙（阿巴）都先后加入了这个大家庭，成为了我的同事。德希潘特先生自己则被称为“萨希布”（也是兄弟的意思）。学院解散以后，这个家也解散了，但是大家在精神上的联系并未断绝，他们的别名也一直未改变。

卡卡萨希布继续到各个院校任职，我到圣提尼克坦时，正巧他也在那里。金达曼·萨斯特原本同他在同一学院，现在也在那里教书。他们两人共同讲授梵文。

凤凰村的村民们散居在圣提尼克坦城中。他们的领导者是摩干拉尔·甘地，负责督促大家严守在凤凰村学院时的所有规矩。由于他的仁爱、博学和耐心，使他在圣提尼克坦受到人们的拥护。

那里还有安德禄和皮尔逊。孟加拉老师中和我们关系较好的有贾格兰南德巴布、尼帕尔巴布、萨托斯巴布、克希提穆罕巴布、纳根巴布、沙罗巴布和卡立巴布。

很快我便和那儿的师生相处融洽，并开始引导他们展开对自力更生的讨论。我向老师们提出，如果他们和学生都自己做饭，而不是雇用厨师，他们就能够根据学生身体状况和道德状况来安排饮食，这就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自力更生的条件。有一两个老师摇头反对，大部分人是极力赞同的。也许是出于好奇，学生都非常欢迎这个建议。于是我们便开始进行这项实验了。我想听一听诗人的意见，他说只要老师们赞成，他不会反对。他还对学生们说：“这个实验里有自治的钥匙。”

皮尔逊以极大的热情来进行这次实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他投入了全部的精力。我们安排一批人切菜，另一批人洗米。纳根巴布和几个人负责厨房及其周边环境的卫生。看着他们拿起锄头去工作，我真的很高兴。

然而要指望这一百二十五名学生还有他们的老师每天都兴高采烈地进行这种体力劳动，未免是奢求。几乎天天都有新的问题出现。有的人早已露出倦意，然而皮尔逊却不知疲倦，我们常看见他笑容满面地忙碌于厨房内外。他总是抢着干活，包揽洗涤较大个的餐具的任务。有一些学生为自愿洗涤餐具的学生们弹着“希达”（Sitar）(5)，让他们忘却疲劳。大家都快乐地去做这件事，圣提尼克坦一片繁忙景象。

这样的变化一旦开始，就会有连锁反应。凤凰村的人不单自己做饭，他们的饭菜也越来越简单，不仅省了作料，而且饭、豆汤、青菜甚至连面粉一起也放在同一个蒸笼里蒸。圣提尼克坦的学生们也要进行类似的实验来改变孟加拉的厨房。其中一两个老师和几个学生开始负责展开这项改革。

然而这次实验没过多久便中断了。在这所著名的学术机构里进行的这种短期的实验并没有什么坏处，老师们可以从中吸取很多有益的经验。

我原本打算圣提尼克坦多住一些日子，孰知世事难料。在那儿还不到一周，我便接到浦那发来的电报，戈克利过世了。圣提尼克坦顿时陷入悲痛之中。所有人都来向我表示哀悼之情。他们在学院的神庙里还举行了一次特别庄严的集会来哀悼我们国家的这一无可挽回的损失。

即日，我便带着妻子和摩干拉尔·甘地赶赴浦那，其他人依旧留在圣提尼克坦。安德禄把我们送到巴德湾。他问我：“印度也可以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吗？如果可以，你觉得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呢？”

“这很难说，”我答道，“至少一年之内是不可能的。戈克利曾让我游遍全印度，多听多看，在这个观察期间不要对任何公众问题发表意见。即使一年过去了，我也不急于对现实发表看法。因此我想大概在五年之内不会有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发生。”

我还记得戈克利常常会取笑我关于印度自治的想法，他说：“等你印度待上一年以后，会改变看法的。”

三等车乘客的悲哀

在巴德湾时，我们亲历了一个三等车乘客买车票有多难。“三等车票没开始卖呢！”售票员是这么对我们说的。我去找站长，有位好心人告诉我站长在哪里，我便找到站长向他倾诉了我们的难处。但他做了同样的答复。我们只好继续等待。后来卖票的窗口一打开，我便冲过去买票。然而身强体壮的人都跑在前面，每个买票的人都拼命往前挤，根本不管旁边的人。所以我差不多是最后一个买到车票的人了。

火车进站了，上车又是一个麻烦。已经上了车的人和没有挤上车的人对骂起来，大家你推我，我推你，互不相让。我们穿梭于各个站台上，可是到处都是同样的回答，这里没有位子了。我去找警卫人员想办法，他却说：“如果你挤得上去，就赶紧挤上去，不然就等下一班车吧。”

“可是我有急事呀，请帮帮忙吧。”我恭恭敬敬地对他说。可是他没理我。我实在是急坏了，就叫摩干拉尔随便找了个地方挤上去，我带着妻子走上了二等车的车厢。警卫看到我们上了车，到了阿三索尔车站，他便过来非要我们补票。我很生气地对他说：“你的责任就是给我们找个位子。我们在三等车上找不到位子，所以才坐在这里。如果你能在三等车厢给我们找到位子，我们当然乐意坐在那里。”

“别多嘴，”他说，“我没工夫给你找位子。要么补票，要么下车。”

我得尽快赶到浦那，就没有同他争论，而是补了两张票，然而我对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感到很气愤。

第二天早上，火车抵达莫加尔沙莱。摩干拉尔设法在三等车厢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座位。我将事实告知查票员，请他开一个证明，证明我在莫加尔沙莱就搬到三等车厢了，然而他却不肯给我开证明。我找到列车长要求得到补偿，但却得到这样的回答：“按规矩，没有证件是不能退票的，但我们可以例外对你。不过，我们不会退给你从巴德湾到莫加尔沙莱的补票费。”

如果把我此后乘坐三等火车的经验全都写下来，很容易就能写一本书。但是我只能顺便在这几章里提一提。后来由于身体的原因，我不得不放弃乘坐三等车，这是毕生的遗憾。

无疑，铁路当局的高压手段造成了三等车乘客的悲哀。可是这与乘客自己的粗鲁、肮脏、自私还有无知也是有关系的。可惜的是，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缺点，还以为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自然。他们的这种无知是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对他们的漠不关心造成的。

火车到达卡利安时，我们已是疲惫不堪。摩干拉尔和我从车站上的水管里找到一点水，凑合着洗了澡。我正设法找个地方让我妻子洗澡时，遇上了印度公仆社的高尔先生。他也是去浦那。他提议让我的妻子去二等车厢的浴室洗澡。我犹豫着是否该接受他的好意。我知道妻子没有权利去二等车厢的浴室洗澡，但是最后我还是同意了这种不妥的做法。一个信奉真理的人是不该这么做的。倒不是我的妻子想要去那里洗，而是因为我对妻子的偏爱胜过了对真理的尊崇。《奥义书》说：真理的脸隐藏在“玛亚”的金纱后。

印度公仆社

参加完在浦那举行的葬礼后，我们自然而然将问题的焦点转移到了讨论印度公仆社的未来，以及我是否应当入社的问题上，对我而言，入社的确是很棘手的问题。戈克利在世时，我用不着请求入社，只要按照他的意愿去做就行了，我很喜欢这么做。现在我既然决心投身于波涛汹涌的印度公众事业中，便需要有一个可靠的舵手为我指引前行的方向。戈克利曾经是这样的人，在他的庇护之下我也觉得十分安稳，可现在他去世了，我只得靠自己了。我想应当请求入社，这样才能告慰戈克利的在天之灵。因此我就毫不犹豫地、坚决地提出了入社的请求。

当时大多数社员都在浦那，我试图说服他们，设法排除他们对我的顾虑。但是我能看出来，他们的看法明显有分歧。一部分人支持我入社，而另一部分人却竭力反对。我知道这两派人都很爱护我，但他们似乎更忠于社团的宗旨，不管怎样，他们的忠心并不亚于爱护我的心意。我们的讨论严格限于原则问题，并没有意气用事。反对派的意见是，我和他们在对重大的问题的看法上有极大的分歧，恐怕我入社以后会改变印度公仆社原来的宗旨。这当然是他们不能忍受的地方。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我回到家后，内心颇为激动。我想，如果获得多数人投票赞成，我入社就是对的吗？这个行动是否符合我对戈克利的忠诚呢？很明显，对于我入社的问题，社员们的意见产生了这么大的分歧，影响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削弱了他们的战斗力。所以最好还是我自行撤销入社的申请，这样那些反对我入社的人就不会为难了。这才是我忠于印度公仆社和戈克利的行为。我瞬间作出了这个决定，立刻写信给萨斯特立先生，请他们不必继续开会，我会撤销入社的申请。反对派们非常欣赏我的决定。这样他们就不致陷入两难，而我们的友谊也更为深厚了。撤销入社的申请后，我倒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真正的社员了。

现在经验向我证明了选择不入社是更为恰当的，而当时反对我的人也是有道理的。他们与我确实在很多原则问题上的看法是有严重分歧的。但承认这些分歧的存在并不表示我们之间要相互疏远或会发生什么矛盾。相反我们仍然情同手足，而我也经常出入于印度公仆社在浦那的分部。

虽然我并不是印度公仆社的正式社员，但是在精神上我是他们的社员。精神上的联系比物质上的联系更加珍贵。离开了精神的物质关系，就像是没有了灵魂的躯壳。

坎巴庙会

我接着旅行，下一站是去仰光看梅赫达医生，途中还短暂停留在加尔各答几天，在那儿我受到了巴布·帕本德罗纳斯·巴素先生（现已故）的无微不至的款待。孟加拉人真是热情好客的典范。那时我还是严格地要求自己只吃水果，所以巴素先生为我提供了能在加尔各答找到的所有水果和坚果。主人家里的女士们整夜不睡为我剥果皮，还想尽办法按印度方法调制各种新鲜水果，还为我的同伴，还有我的儿子兰达斯做了很多美食。这种盛情款待令我极为感动，但一想到要麻烦他们全家人来招待我们这两三个人，就非常过意不去。然而盛情难却。

我们是搭乘统舱去仰光的。在巴素先生家中受到的太完美的接待使我们非常难为情，与我们在船上遭遇的粗野的非人待遇简直是天壤之别。我们无法得到一个统舱的乘客应得到的最起码的安适。浴室实在脏得令人无法忍受，而厕所更是污浊不堪。

我们无法忍受这样恶劣的条件，我去找大副，但没有用。如果还能找到什么东西来填补这幅又脏又臭的图画的话，那应该就是旅客们的坏习惯了。他们随地吐痰，吃剩的食物、烟头和槟榔叶子都随便乱丢，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闹哄哄的。他们还总是霸占地盘，行李比他们自己占的地方还大。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了两天。

一到仰光我就给轮船公司的代理行写信，把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他。由于这封信以及梅赫达医生的努力，虽然我们回来还是坐统舱，情况却好多了。

在仰光，我的水果餐给主人增加了负担。不过好在我和梅赫达医生太熟了，就把他的家当做自己的家，控制了一下奢侈的食谱。然而我没有限制水果的种类，所以我的胃口和眼睛总是情不自禁地超过限度。当时吃饭的时间又没准。我喜欢在日落前吃晚饭，但往往要到晚上9点钟左右才能吃上饭。

那一年，也就是1915年，正是举办坎巴庙会（Kumbhafair）的年份。这种庙会每隔十二年才会在哈德瓦举行一次。本来我无意参加这种集会，但是我却很想去古鲁库见一见摩哈德玛·姆希朗吉先生。印度公仆社也已派了一大批志愿者来坎巴工作，潘迪特·赫立达纳斯·昆兹鲁是队长，而德夫医生则是医官。他们请我派一批凤凰村的人来协助他们，所以摩干拉尔·甘地已经比我先到了这里。我从仰光回来后，便参加坎巴庙会，同他们会合。

加尔各答到哈德瓦的旅程很辛苦。有时车厢没有灯。从沙哈兰埔以后，我们就被塞进装货物或运牲口的车厢里。这种车厢没有顶，头上是火辣辣的太阳，脚下是滚烫的铁板，我们快被烤熟了。即便大家都很渴，但是正统的印度教徒还是不肯喝穆斯林教徒的水，只肯喝其他印度教徒的水。但是荒唐的是，还是这些印度教徒，当他们生病时，如果医生给他们喝酒或牛肉茶，或者是穆斯林或基督教徒给他们水喝时，他们就不像现在这么犹豫了。

住在圣提尼克坦时，我们凤凰村人的主要职责是做清道夫。现在因为哈德瓦志愿者们都集中住在福舍，德夫医生就挖了一些坑当做简易厕所。他不愿花钱雇用清道夫来打扫厕所。于是这就是我们凤凰村村民的事情了。我们建议用土盖住粪便，再加以清除，德夫医生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建议者是我，而执行者却是摩干拉尔·甘地。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坐在帐篷里，受到无数香客的“朝拜”，并和他们探讨宗教上的和其他方面的问题。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就连去河边沐浴，这些“朝拜”者也会尾随我前往，吃饭时他们也不会离开。至此我才了解到自己在南非的那些微小的服务竟在整个印度激起了这么大的反应。

但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我仿佛是陷入深渊了。在别人认不出我的地方，我像国内千百万人一样忍受着痛苦，如乘坐三等车。但是在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我就被团团包围，于是我又成为了被他们疯狂崇拜的牺牲品。哪一种处境更可悲呢，我不敢肯定。不过至少我知道，旅行虽然辛苦，但我的情绪很好，不会动怒。而这些“朝拜者”盲目地爱戴往往会令我生气，甚至感到悲哀。

当时我的身体还不错，可以四处走动，认识我的人还不算多，到街上去也不会有麻烦。在闲逛时，我能观察到这些香客的心不在焉、伪善和无聊。而聚集在这里的“沙陀”们，似乎是生来就为享受人生中的这些好东西似的。

在这里我看到一头五脚母牛！真是不可思议，但是知道内情的人很快就告诉我这头不幸的母牛其实是一个牺牲品，那个坏人怀着贪婪的心做了这样一件蠢事。第五只脚原来是从一头活生生的小牛身上砍下来后嫁接到母牛的肩上的！这样做就是为了骗取无知的香客们的钱的。除了印度教徒外，谁都不会因这头五脚母牛而喜悦，而且也只有他们愿意为这头奇异的母牛布施。

终于庙会的日子到了。对我而言，这不过是一个纪念日。我并非怀着香客的心情来到哈德瓦的。我从未想过以朝圣来提高自己的功德。然而据说有一百七十万人参加了这次庙会，他们未必全都是伪善的朝拜者，或者只是为了游玩才到此地。无疑，有一部分人是为了功德和自洁去那里的。只是这样的信仰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人们的灵魂，是很难说的。

我为此难以成眠，陷入深思。尽管有那么多伪善者，但虔诚的人还是可以出污泥而不染，他们是无罪的。如果来哈德瓦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罪过，我应该公开抗议这件事，并在庙会当天离开这里。如果来哈德瓦朝圣是没错的，我应该主动地克己苦修，为这里对神灵的不敬的伪善的罪恶进行忏悔，并净化自己。对我而言，这是很自然的事。

我一直以严于律己自处。想起自己在加尔各答和仰光受到的那些优厚的款待，实在是为主人增添了诸多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我要节制饮食，并在日落之前吃晚餐。我深信，如果我不这样要求自己的话，将来会给接待我的人带来很多不便，这样，我就不是为人服务，而是让人为我服务了。所以我发誓在印度的每一天里，食物不能超过五样，天黑之后绝不进食。我对可能遇到的麻烦做出了充分的考虑，但是我不会违背誓言。我想到，假如以后我生了病，是否把药物也当做五样食物之一？最后我决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有例外。

我严守誓言已经有十三年了。这既是一种深刻的考验，也是保护我的盾牌。既使我延年益寿，也免去了不少疾病之苦。

拉克斯曼·朱拉(6)

到了古鲁库见到身材魁伟的摩哈德玛·姆希朗吉后，我心中的负担没有了，顿时感觉到古鲁库的宁静与哈德瓦的喧嚣恰恰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

摩哈德玛待我很好，“禁欲”的人考虑问题都很周到。我在那儿初次见到阿恰立亚·兰玛德福吉，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一个极有力量的人。尽管我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并不妨碍我们成为朋友。

我一直同阿恰立亚·兰玛德福吉还有其他教授探讨在古鲁库加强工业培训的必要性。临别时，我们真是依依不舍。

早就听过很多人称赞拉克斯曼·朱拉，而且这桥离赫里希克斯不远。好多朋友都劝我在离开哈德瓦前一定要去参观一下这座桥。我打算步行去那里，于是分作两个阶段进行。

我在赫里希克斯时，有很多云游僧人来看我。其中有一个和我非常亲近。当时凤凰村的村民也在那里，史华密想到了许多问题。

过去我常和史华密谈论有关宗教的问题，他知道我有很深沉的宗教情感。有一次他看到我从恒河沐浴回来，却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穿衬衫，头上没有“饰嘉”（Shikha）(7)，脖子上也没有圣环（Sacred thread）(8)，心里很难过。他对我说：“看到你这个样子我感到非常难过。你是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却不束发，也不戴圣环，而这两样都是印度教的象征，是每个印度教徒必备的啊。”

我放弃这两种装束是有一段历史的。十岁时，很羡慕婆罗门的孩子们用圣环拴住成串的钥匙做游戏，我也很想那么玩。当时卡提亚华的吠舍家族是没有戴圣环的习惯的。但当时正有人提倡这种运动，强迫前三等种姓的人都要遵守这个规矩。结果甘地家族里就出现了戴上圣环的人。有一个婆罗门负责教我们两三个小孩子学习《罗摩护》，他也给我们戴上了圣环，尽管我没有弄到成串的钥匙，却也弄到了一把，后来丝线断了，不知道当时有没有感到惋惜，不过后来我不再戴新圣环了。

长大后，在印度和南非的时候都有人一再善意地劝我戴上圣环。但我没同意。我的理由是，为什么首陀罗阶级的人都不能戴圣环，但是其他阶级的人就有权利戴呢？而且我不觉得我该遵守在我看来并不必要的风俗。我并不是反对戴圣环，只是戴的理由不充分罢了。

身为毗湿奴派信徒，脖子上当然要戴项圈，长辈们要求我们一定要留“饰嘉”。不过我在赴英国前夕就把“饰嘉”剃掉了，因为我担心光着头会被人取笑，也担心会被英国人当成野蛮人。老实说，我一直怀有这种胆怯的心理，在南非时，我还让我的堂弟恰干拉尔·甘地也把代表他的宗教信仰的“饰嘉”剃掉。我担心留着“饰嘉”会妨碍他的公众工作，所以顾不上他是否愿意、是否难过，一定要他剃掉。

我把这一些经历向史华密和盘托出，并对他说：“我不戴圣环，我认为没有必要，有很多印度教徒都不戴圣环，他们照样是印度教徒。更何况圣环原是精神再生的一种象征，戴上圣环的人应当更自觉地追求一种更高尚、更纯净的生活。但这些人都做到了吗？除非印度教把‘不可接触’的规矩废除，把尊卑贵贱的界限取消，并把在教内蔓延着的罪恶和虚伪全都消除了，不然印度教徒就不配戴圣环。因此我现在反对戴圣环。不过留‘饰嘉’的建议倒是值得考虑一番。我是怕被人家笑话才剃掉的‘饰嘉’，所以还是应当留起来。我得和同志们讨论一下这件事。”

史华密并不赞同我对戴圣环这件事的看法。我的批评，在他看来，正是应当戴的理由。时至今日，我的看法还是和在赫里希克斯时一样。既然有各种不同的宗教存在，每一种宗教都需要有某些与众不同的外在象征，这可以理解。但倘若把象征当做圣物来崇拜，或是当做比其他宗教更为优越的标志，那就应当放弃它。在我看来，圣环并非提高印度教地位的一种手段，所以我认为戴不戴它无足轻重。

至于“饰嘉”，当初是因为怯弱而把它剃掉的，所以和朋友们讨论后，我又留起来了。

还是继续说拉克斯曼·朱拉吧。在前往拉克斯曼·朱拉的路上，我被赫里希克斯周围的天然景色迷住了，我们的祖先拥有这么好的审美能力，并赋予这些自然美景以宗教意义，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然而人们随意破坏这些美景的方式却令我极为不安。在赫里希克斯和在哈德瓦一样，人们把道路两侧和美丽的恒河两岸都弄得龌龊不堪。他们甚至不惜玷污圣洁的恒河水，本来只需多走几步路就可以在隐蔽的地方大小便，可是他们偏偏要光天化日之下在河边自行其是。看到这种情形，我不由得难过起来。

拉克斯曼·朱拉不过是恒河上的一座铁吊桥而已。我听说这里本来有一座很好的绳索桥，但有一个马尔瓦蒂的慈善家把它拆掉，花巨资在这里架上一座铁桥，然后把钥匙交给了政府。我没有见过绳索桥，因此不方便发表什么看法，但是在这么美的一个地方架上一座笨重的铁桥实在杀风景。尽管我们对政府都是忠心耿耿的，但是把朝圣的桥梁的钥匙交给政府的做法实在很过分。

过了桥便是福舍了，这里残破不堪，除了用斑驳的波形铁板搭出来的破棚子以外，就没有什么了。据说这种福舍是为善男信女们盖的。我去的时候没有看到有人住在福舍那里。然而住在好房子里的那些人却给我留下一种不好的印象。

在哈德瓦的体验对我是有很大价值的。这些体验使我决定了接下来要住在哪里，以及要做些什么事。

创立学院

去坎巴庙会朝圣那次是我第二次拜访哈德瓦。

非暴力不合作学院是在1915年5月25日创立的。史罗德兰吉希望我在哈德瓦住下来，而加尔各答的几个朋友建议我去卫提亚纳士潭，还有人极力建议我选取拉奇科特。不过有一次我偶然经过阿赫梅达巴，那儿的朋友劝我在此定居，他们还自告奋勇为创立学院筹款，并要给我们找房子住。

我很偏爱阿赫梅达巴这个地方。身为古遮拉特人，我认为自己应该通过古遮拉特语为国家提供最多的服务。而且在古代时，阿赫梅达巴是手工纺织业中心，如果想要恢复乡村手工纺织业，似乎选这里是最适宜的。这个城市是古遮拉特的首都，在这里争取有钱人的资助应该比其他地方容易。

有关不可接触者的问题自然成为我和阿赫梅达巴的朋友们经常讨论的题目之一。我向他们明确表态，我在为学院招收生源时，应该优先录取不可接触者学生，只要这名学生具备了基本条件。

“你要去哪里找合格的不可接触者呢？”有一个毗湿奴派的朋友不以为然地说道。

最后我决定在阿赫梅达巴创立学院。

至于在哪里住，阿赫梅达巴的一位律师吉望拉尔·德赛先生帮了我的大忙。他愿意把他在科赤拉布的一处住宅租给我们，于是问题解决了。

我们先要考虑学院的名字。我和朋友们商量这件事，有人建议采用“塞瓦希兰”（服务之家），还有人提议用“塔普凡”（简朴之家），等等。我比较喜欢“塞瓦希兰”这个名字，只是不足之处在于这个名字强调不出服务的方法。“塔普凡”似乎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头衔，因为简朴虽为我们必须坚守的原则，但我们却不可自命为简朴之人。我们的信条是忠于真理，我们的事业是追求和坚持真理。我想在印度实验一下在南非实验过的办法，试一试这个办法在印度是否适用，能在多大程度上适用。所以我们选定了“非暴力不合作”这个名称，因为它同时表明了我们的目标，以及我们的服务方法。

还需要制定一个校训来规范师生的言行。有人提出了一个草案，在这个草案的基础之上，朋友们畅所欲言，提出了不少很好的建议，我至今还记得古鲁达斯·班纳济爵士的建议。他建议在校训中加上“谦恭”一条，因为他认为现在的青年一代特别缺乏谦恭的精神。尽管我也注意到了年轻人有这个缺点，却担心一旦把谦恭列为人人必须遵守的校训，谦恭就不再是谦恭了。谦恭的真正含义是不出风头。不出风头是“莫克萨”（拯救），如若不然，就得寻求别的途径以求其实现。倘若一个想要自救的人，或是一个奴仆缺乏谦恭的精神或大公无私的精神，就不可能真的自救。没有谦恭精神的服务，不过是自私自利罢了。

我们这一群人中大约有十三个泰米尔人，其中有五位泰米尔青年是从南非随我来印度的，其他人则来自全国各地，总计二十五人。

这样非暴力不合作学院创立了。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生活着。

遭遇风波

学院创立不过几个月，我们就遇到了始料未及的考验。安立特拉尔·塔卡尔在给我写的信中提到：“有一位谦逊诚实的不可接触者家庭热切希望加入你们学院，你们能接受吗？”

我感到为难，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一个不可接触者家庭注意到我们这个学院，而且是通过塔卡尔巴巴这么有声望的人推荐的。我把这封信给同事们看，他们都感到高兴。

我马上给安立特拉尔·塔卡尔回信，表示只要他们愿意自觉遵守学院的校训，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加入学院。

这是一家四口。男主人杜达白，他的妻子丹尼朋，他们的女儿拉克斯密，还有一个刚学走路的小家伙。杜达白曾在孟买当过老师，他们一家人都同意遵守校规，于是他们成为我们学院的新成员。

然而他们的加入却在那些帮助过学院的朋友们中间引起了骚动。第一个难题就是使用水井的事。房东拥有这个水井的部分管理权。管理水桶的人向我们提出抗议，他认为我们的水桶里滴下来的水会玷污他的水，于是他便咒骂我们，还侮辱杜达白。我吩咐大家不要理会他的咒骂，照旧去打水。他见我们并没有回骂他，自觉惭愧也就不再为难我们了。

更大的问题是对学院所有的资助都中止了。那位曾经担心不可接触者是否能够遵守校规的朋友绝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随着资金援助的中止，还有谣言说有人要组织社会力量来抗议我们接纳不可接触者。对此我们早有准备。我告诉同伴们，尽管我们受到抵制、排斥，还是要坚持下去，绝不能离开阿赫梅达巴。我们宁可搬到不可接触者居住的地区里去，用体力劳动来维持生存，也绝不违背原则。

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有一天，摩干拉尔·甘地告诉我：“我们的基金快没了，无法支持到下个月了。”

我平静地回答：“那我们就搬到不可接触者居住的地区去。”

我已经历过不止一次类似这样的考验了。神灵总是在最后一刻伸出援手。摩干拉尔·甘地向我说明了经济困难的状况后不久，一天早上，有一个小孩来找我，他说外面有一个客人要见我。于是我就出去见他。那个人问道：“我知道你们学院遇到了一些困难，我想给你们提供一点帮助，愿意接受吗？”

“当然，”我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我明天的这个时候会再来，”他说，“你会在这里吗？”

“在。”我说道。他便走了。

第二天，那位好心人在约定的时间开车来到学院外面，车喇叭响了，孩子们进来报信。我出去见他。他把13000卢比的钞票交给我，连名字都没说就开车走了。

我从未想到会得到这笔捐款，而且是用这么奇特的方式！这位提供赞助的绅士以前并没有来过学院。我也只见过他一面。没有正式见过，没有事先谈过，然而他竟是送完钱便走了！这对我而言是一次绝无仅有的经历。这一笔钱使我们暂时不必搬到不可接触者居住的地区了，够我们过一年安安稳稳的日子了。

与此同时，学院内部也风波四起。尽管在南非时，不可接触者朋友也常来我家同吃同住，可我的妻子和其他妇女似乎不愿意收容他们来学院里。我很快就觉察到她们虽然没有厌恶丹尼朋，至少也是在冷淡她。我并不在意经济上的困难，但却不能忍受她们对丹尼朋的态度。丹尼朋是一个平凡女子。杜达白虽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是很有见地。我喜欢他的耐心。当然他有时也会发脾气，但是总体来说，我对他的善于忍耐印象很深刻。我恳请他暂时忍受微小的屈辱。他不但同意了，而且劝他的妻子也那么做。

我们接受这个家庭的事实，给大家上了很有价值的一课。一开始我们便向世界宣布：我们反对不可接触制度的存在。这样，那些愿意帮助学院的人先要认同我们的原则，因而处理学院这方面的问题就变得简单得多了。其实赞助学院的人大多是正统的印度教徒，他们愿意帮助学院也许就可以清楚地说明，不可接触制度根基已经动摇了。还有很多类似的事情也说明了这一点。

很遗憾，由于篇幅有限，我不得不省略很多关于这个问题的细节，比如关于我们如何处理伴随着主要问题发生的一些微妙的小事情，还有我们如何克服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以及一些与体验真理有关的事情。下一章可能也存在这个缺陷。我不得不省略一些重要的细节，尽管在我看来这些事情对追求真理的人是有价值的。由于文中涉及的大部分人物还健在，所以没有征求他们的同意就提到他们是不妥当的。事实上，要一一征求他们的意见是很难办到的。何况这样做也超出了这本自传的范围。我的愿望是，可能神灵也是想把这本书写到开始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为止。

废除契约制度

我们暂时得离开从创立开始就经历着内外风暴洗礼的学院的话题了，另一件事情转移了我的注意力。

所谓契约工人，就是根据契约从印度移民去国外做工的人，他们的契约时间约为五年左右。按照1914年《史沫资—甘地协议》，纳塔耳的契约移民的3英镑税废除了，但还是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1916年3月，潘迪特·马丹穆汉·马拉维亚吉在帝国立法议会中提出了一个废除契约工人制度的议案。哈定基勋爵在接受这个议案时宣称他已得到“英政府将按预定程序逐渐废除这个制度的诺言”。但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头保证，我们应当动员他们立即废除这种制度。印度之所以长期容忍这个不合理的制度，完全是因为疏忽，大家都认为推翻这个制度的时机已经到了。我会见了一些政党领袖，在报纸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我觉得公众舆论已经完全倒向我这一边。这不是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一个很好的题目吗？我对此深信不疑，但不知道从何处入手。

这时候总督已不再隐讳“终会废除”这句话的含义了，他说这是“在合理的时间内有了其他办法再加以废除”的意思。

然而，在1917年2月，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再一次提出立即废除这种制度的议案，却被詹士福勋爵拒绝了。我开始巡游全国，动员大家的时机已到。

我想在动身以前应先去拜会总督。于是我请求谒见，他马上答应了。那时马菲先生（现在的约翰·马菲爵士）是总督的私人秘书，我和他的关系很好，于是很快得到接见。谈话差强人意，虽然他答应帮忙，但并没有确切的措施。

我的第一站是孟买。杰罕极·贝迪特先生打算以帝国公民协会的名义召开一次会议。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先开会草拟一个决议案，以便在正式的会上提出。史丹尼·李德博士、拉鲁白·萨玛尔达斯先生（现为爵士）、纳罗建先生和贝迪特先生都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的问题是限定政府废除这个制度的最后期限。当时有三种意见：“尽快废除”、“在7月31日以前废除”、“立即废除”。我的主张是限期废除，如果政府没有在期限内废除，我们便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

拉鲁白主张“立即废除”。他认为“立即废除”比“在7月31日以前废除”的期限更短。我觉得人民未必懂得“立即”的意思。如果我们要号召他们参加运动，必须用一个更加明确的说法。人们对“立即”的理解不尽相同——政府有政府的解释，人民又有人民的说法，而“7月31日”就很具体，不会使人产生误会，如果到那天政府还没有答应我们的提议，我们就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了。李德博士赞同我的说法，拉鲁白先生最终也同意了我的说法。于是我们决定将7月31日设为政府宣布废除契约工人制度的最后期限。公众大会上通过了这项决议，不久印度各地的集会也相继通过这项决议。

嘉芝·贝迪特夫人尽心尽力地组织了一个妇女请愿团向总督请愿。团员中有从孟买来的妇女，我还记得塔塔夫人和狄尔莎夫人（现已故）。这个请愿团的作用很大，总督给了她们一个鼓舞人心的答复。

我还去了卡拉奇、加尔各答等地。到处都有集会，人民的热情无比高涨。刚宣传动员的时候，我并未料到会有这样的局面。

那段日子里，我经常一个人旅行，因此有许多奇妙的体验。警察总是尾随着我，但是我一向光明磊落，所以他们也查不出什么，就不来烦扰我了，而我也不曾带给他们什么麻烦。幸而当时没有人叫我“玛哈德玛”，不过认识我的人见到我也总爱这么称呼我。

有一次，在好几个车站上都有侦探找碴，查我的车票，并记下号码。我是有问必答，尽量配合。同车的旅客把我当成“沙陀”或是“法吉尔”（Fakir）(9)。他们看见我每到一站都会被骚扰，便替我打抱不平，大骂那些侦探。他们抗议道：“你们为什么总是无缘无故地跟这个可怜的沙陀找碴呢？”他们还对我说：“犯不着给这些流氓看你的车票！”

我温和地对他们说：“给他们看看车票也没有什么麻烦的。这是他们的职责。”乘客们还是不理解，他们越发同情我，并强烈谴责他们这样虐待无辜的人。

其实，侦探们的盘查倒没有什么，真正难过的还是坐三等车旅行。最辛苦的一次经历是从拉合尔到德里。我是要从卡拉奇到加尔各答，中途在拉合尔换车。车上挤满了人，大家都拼命地向上挤，如果门关了的话，就从窗口爬进去。我必须赶去加尔各答参加一个集会，如果我错过这班车，就无法按时赶到那里，可是我怎么都挤不上火车，谁都不愿意帮助我，我快绝望了。这时有一位搬运工看到了我的狼狈样子，他对我说：“给我12个安那，我替你找个座位。”“好的，”我说，“只要你把我弄上车，我一定会给你12个安那。”他便一个车厢接着一个车厢地向旅客们恳求，可是没有人理他。火车快要开了，有个旅客说：“这里没有座位了，不过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就把他推上来，但他只能站着。”“怎样？”搬运工问我。我马上同意了，他便从窗口把我推进去。就这样我终于上车了，而他也赚到了12个安那。

那一夜真不好受。其他乘客好歹还能坐着，我却抓着上铺的链子站了两个钟头。不断有旅客问我：“你为什么不坐着？”我给的解释是我没有位子，但是虽然他们是直着身子舒服地躺在上层卧铺上，看到我站在那里还觉得碍了他们的眼。他们这样一遍一遍地问着我同样的问题，也不觉得烦，而我也没嫌烦，总是温和地回答他们。最后，他们总算消停了。有人问起了我的姓名，我告诉了，他们觉得难为情并向我道歉，并且给我腾出了个位子。就这样我的忍耐得到了回报。我实在累极了，昏沉沉的，感谢神灵在我最需要时又帮助了我。

就这样我迷迷糊糊地到了德里，又从德里坐车到了加尔各答，喀斯巴刹王公是加尔各答集会的主席，他也是东道主。这里的人也和卡拉奇人一样热情高涨。有几个英国人也参加了这次集会。

在7月31日的最后期限之前，政府便宣布废除印度契约移民制度。

在1894年，我就草拟了抗议这个制度的第一份请愿书。从那时起我就希望这种“半奴隶制”——罕德爵士总是这样称呼这一制度——早日终结。

有很多人参加了1894年发动的那场斗争。不过我不能不说，就是那具有潜在力量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加速了这种制度的灭亡。

想要详细了解当年那次斗争的情况以及参加那次斗争的人们的读者，请看一看《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史》。

反对“三卡塔”制

三巴朗(10)是贾纳卡王（King Janaka）(11)的国土。现在那里是一片芒果林，但是在1917年以前，那里却到处种满了靛青。照法律规定，三巴朗的佃农每耕种20卡塔（Katha），就要用3卡塔给地主种靛青。这种制度即“3卡塔”制（刚好等于1英亩）。

必须承认我当时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地名，更别提了解那里的地理状况了，对靛青的种植更是一无所知。我曾见过一捆捆的靛青，但是完全没有想到它是由三巴朗成千上万的农民经过千辛万苦种植出来的。

拉兹库玛·苏克拉就是曾遭受到这种欺压的农民。他迫切希望能为成千上万的遭受着同样苦难的人们洗刷掉靛青的污渍。

1916年我去勒克瑙出席国民大会党的大会时，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请到三巴朗看看吧，律师先生会把我们的不幸告诉你的。”所谓“律师先生”就是布拉吉索尔·普拉萨德巴布，后来他成为我在三巴朗的一名可敬的同事。现在他是比哈尔公众工作的灵魂人物。拉兹库玛·苏克拉把他带到我的帐篷，当时布拉吉索尔巴布穿着黑绒衣服和裤子，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还以为他就是一个欺诈老实农民的律师呢。听他谈了一些关于三巴朗的情况以后，便习惯性地回答道：“在我还没有亲眼看到三巴朗的情况前，不能发表任何意见。请你先到大会上提出议案，现在请让我离开。”拉兹库玛·苏克拉当然想要得到国民大会党的支持。布拉吉索尔·普拉萨德巴布果然在大会上提出了对他们表示同情的议案，获得了全体一致通过。

拉兹库玛·苏克拉对这个结果很高兴，但是并没有很满意。他希望我亲自去三巴朗看看那里的农民们的困苦处境。我答复他，我会去三巴朗住上一两天的。“一天就够，”他说，“你会亲眼看到那里的情况。”

我从勒克瑙去康埔。拉兹库玛·苏克拉还在跟着我。“这里离三巴朗很近了，请你去那里住一天吧。”他坚决请我过去。我对他说：“非常抱歉，请原谅我这次真的不行。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去。”我再次对他许诺。

我回到学院了，拉兹库玛也跟到那里。他恳求我：“现在请定下去三巴朗的日子吧。”我说：“好吧。某天我会去加尔各答，你就到那里去找我吧。我跟你去三巴朗。”其实那时我不也知道要到什么地方、要干什么。

我还没到加尔各答的布本巴布的家，拉兹库玛就已经在那里等我了。这个率直、无知但很坚决的农民朋友就这样征服了我。

1917年年初，我们离开了加尔各答去三巴朗。我们看起来非常无知，连坐什么火车去都不知道。他把我带上车，和我坐在一起，一大早我们就到了巴特拿。

我是第一次到巴特拿，这里没有朋友或熟人可以投宿，我原以为拉兹库玛·苏克拉这位老实的农民在巴特拿总该有点儿影响，其实不是的，一路上我跟他聊天，发现他什么都不懂。他太天真了，以为那些律师朋友们是真的想帮助他，其实他们只是在利用他。可怜的拉兹库玛倒像是律师们的奴仆，在农民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之间，有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拉兹库玛·苏克拉带我去了拉金德拉巴布（Rajendra Prasad）(12)的家。拉金德拉巴布好像是去普里或别的什么他方了，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他到底是去哪儿了。当时他家里有一两个用人，对我们不理不睬的。我身上只带了一点吃的东西。我想吃点枣，随行的人便到集市上去帮我买来了。

比哈尔的不可接触制度非常严格。当用人们正在井边打水时，我不能去那里汲水，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属于哪个种姓，怕我桶里流出来的水会玷污他们的水。拉兹库玛带我去屋里上厕所，用人立刻把我带去屋外的厕所。我并不感到惊奇或愤怒，因为早就习以为常了。用人这么做是在行使他们的职责，或许我们想这正是他们的主人拉金德拉巴布希望他们做的。

如此待客之道使我更加敬重拉兹库玛·苏克拉的为人，同时也让我更加了解他的单纯和本分。我明白拉兹库玛·苏克拉已不能再指引我了，要由我自己掌舵了。

文雅的比哈尔人

我在伦敦时就认识大毛拉·马志鲁尔·哈克先生，当时他正在那里学习法律，再见到他时，已是在1915年孟买的国民大会党大会上——他是那一年的穆斯林联盟的主席，再见面后我们都觉得很高兴，他说下一次再到巴特拿时一定要来他家做客。我想起了他的邀请，就给他写了一个条子，并把我此行的目也告诉他。他很快就坐着他的汽车来接我，请我去他家。我向他致谢，并请他告诉我该乘哪一班火车才能最快到达我的目的地，因为像我这个生客，火车时刻表对我并没有用处。他同拉兹库玛·苏克拉谈了一会儿，建议我先去穆扎伐埔，当晚他还把我送到了车站。

克里巴兰尼校长那时正在穆扎伐埔，而自从访问过海德拉巴后，我就常听人提起他的名字。蔡特朗博士对我讲过他的牺牲精神，他的简朴生活以及他资助蔡特朗博士办学院等事情。克里巴兰尼曾是穆扎伐埔公立学院的教授，而我到那里时，他刚刚辞职。我给他发了一个电报，通知他我要去那儿，尽管火车是在半夜抵达的，他还带了一大群学生到车站接我。他自己没有住处，寄居在马尔康尼教授家，所以是马尔康尼先生招待了我。一个公立的大学教授收留像我这样的人，这在当时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克里巴兰尼教授将比哈尔的一片绝望景象，特别把狄哈专区的恶劣情形都说给我听，并且给我指出此行可能遭遇的困难，他与比哈尔人已经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还把我这次到比哈尔来的目的也告诉了他们。

第二天早上，有一小群律师来找我。其中就有兰纳密·普拉萨德先生，他的热情特别令我感动。

“如果你继续住在马尔康尼教授家中，”他说，“就不可能完成此行的任务。你得搬过来与我们住在一起，伽耶巴布是这一带有名的律师。我是代表他来请你搬到他家去住。我承认我们都有些害怕政府，不敢公然与之对抗，但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的。拉兹库玛·苏克拉说的大多是真实的。今天我们的领导者不在这儿，不过我已经分别给布拉吉索尔·普拉萨德巴布和拉金德拉·普拉萨德巴布两人发了电报。他们会尽快赶回来，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把你需要知道的全都告诉你，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帮助。请搬到伽耶巴布那里住吧。”

盛情难却，可是我有些担心这会令伽耶巴布为难。然而他让我放宽心，于是我便搬过去和他一起住了。他和他的家人都热情待我。

布拉吉索尔巴布和拉金德拉巴布分别从达尔班格和普里回来了。布拉吉索尔巴布早已不是我在勒克瑙所见过的他了。这一次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谦逊、简朴、善良并拥有非凡的信仰，而这些全都是比哈尔人的特征，比哈尔的律师也都非常尊敬他，我感到又惊又喜。

不久后我便与这帮朋友结下了终生的友情。布拉吉索尔巴布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这件事情的本末。他常受理贫苦佃农的案子。当然他也是收费的，我在那儿时刚好遇上了两宗这样的案子。他一打赢穷人的官司，便会自慰于替穷人做了好事。律师们觉得如果自己不收费，就没有办法生活，也就无法给穷人提供有效的帮助了。但是三巴朗县的律师收取的费用与孟加拉省以及比哈尔省的律师的收费标准比较起来，差异实在很大。

“我们会花1万卢比请某位大律师。”有人告诉我，随便打一场官司的收费很少低于四位数字。

朋友们耐心地听取了我和蔼的谴责，也没有误解我的意思。

“研究完这些案子后，”我说，“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告上法庭。去法庭没什么好处，农民们既然受到这样的欺压，又是如此畏惧政府，上法庭对他们没有作用。要想真正解救他们，就得消除他们的恐惧。除非我们废除比哈尔的‘3卡塔’制，否则就帮不了农民们。我原以为在这儿待两天就差不多了，现在看来可能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做成这件事。现在我觉得心有底了，但需要你们的协助。”

我发现布拉吉索尔巴布头脑非常冷静。他泰然地说道：“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但是请你先告诉我们，你需要我们提供什么帮助。”

于是我们坐下来一直讨论到深夜。

“我不太需要你们的法律知识。”我说道，“我需要你们做一些文书工作和翻译工作。可能我们还会有牢狱之苦，要不要做由你们自己决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你们都要负责文书这样的工作，放弃你们律师的职业，这一项就已经不算是小事了。另外，我听不懂本地的印地方言，而且凯达语和乌尔都文写成的文件我也看不懂。我需要你们帮忙翻译，然而我付不起薪水给你们，做这一切全凭爱和服务的精神。”

布拉吉索尔巴布马上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他现在轮流问我和他的同伴一些问题。他要弄清楚我想做什么——他们的服务期限，需要多少人，是不是可以轮流工作等。随后他又问在座的同伴们究竟能作出多大的牺牲。

最后他们给了我这样的保证：“我们会全力以赴。有一部分人任你差遣。至于准备坐牢，对我们而言那是一件新鲜的事，我们愿意努力照你说的做。”

面对着“非暴力”

为调查三巴朗农民的生存状况，以掌握他们对靛青种植园主的不满程度，我需要拜访成千上万的农民。不过我觉得，在进行调查以前，有必要先了解种植园主的情况，并见一见当地官员。我联系了这两方，他们也都给了我答复。

种植园主联合会的秘书坦言相告，他说种植园主和佃农之间的纠纷与我无关，如果我坚持要插手这件事的话，尽可以将意见写成书面材料提交给政府。我客气地回答他，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局外人，如果佃农们想要我来管这件事，我当然有权了解事实的真相。

我又去拜会地方官员，可是他却恐吓我，让我立即离开狄哈特区。我把这些情况都告诉我的同事，并跟他们说政府极有可能阻挠我的下一步活动，也许我会在预料的日子到来前就被捕，我告诉他们，最可能在莫提哈里、贝提亚被捕。因此我要尽早赶到那些地方去了解情况。

三巴朗是狄哈专区的一个县，莫提哈里是它的县城。拉兹库玛·苏克拉的家就在贝提亚附近，而那里的“料提人”是整个三巴朗县最穷苦的一群佃农，拉兹库玛·苏克拉要我去那儿看看他们，我也正想去看看。

于是当日我就和同事们动身去莫提哈里。我们得到戈拉克·普拉萨德巴布的招待，他的家都要变成旅馆了，房子几乎装不下我们了。就是在那一天，我们听说离莫提哈里5英里的地方有一位佃农受到了虐待，于是我们决定第二天一早在达郎尼塔·普拉萨德巴布的陪同下去看看他，第二天我们就骑着象去了那里。顺便说一句，在三巴朗骑象就像在古遮拉特坐牛车那样平常。还没走到半路，警察局派来的人就赶上来对我们说，警察局局长问候我们。我当然懂得他的用意。于是就让达朗尼塔巴布先走，我则坐上了警察局雇来的车子。后来他通知我离开三巴朗，并把我送到住处。警员要我写张收条，以证明我已收到离境的通知，我在收条上写下：在完成我的调查前，我不会离开三巴朗。于是我便接到法院的传票，让我第二天去受审，因为我违反了限期离开三巴朗的命令。

那一夜，我通宵未眠，忙着写信，并给布拉吉索尔·普拉萨德巴布一些必要的指示，以防万一。

我将受审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地区。据说莫提哈里从未出现过那种场面，戈拉克巴布家中和法庭都挤满了人。幸亏我在前一天夜里忙完了所有的工作，所以才能应付这么多人。我的同事们一直忙着帮我维持秩序，因为我走到哪里，人群便跟向哪里。

那些官员——税务官、县长、警察局局长与我产生了一种友情。从法律的角度上，我可以拒绝接受通知上的要求。然而事实上我完全接受了，而且非常尊重那些官员。他们现在才明白，我并没有冒犯他们的意思，只是文明地抵抗他们的命令而已。因此他们就放心了，不但不为难我，反而帮助我们维持秩序。然而这充分地证明了：他们的权威已经被动摇了。在那一刻，人们暂时忘却了对刑罚的恐惧，而折服于他们的新朋友的爱的力量。

读者朋友们应当记得我曾说过三巴朗没有人认识我。这里的农民不太关心外界的事。三巴朗离恒河北岸很远，正好在喜马拉雅山脚，靠近尼泊尔，与印度的其他地区是隔绝的。在那些地方没有人知道国民大会党。即便他们听说过国民大会党的名字，也不敢参加，有的人甚至连名字都不敢提。然而现在国民大会党及其党员却来到这里了，虽然不是以国民大会党的名义出现的，但却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我与同事们商量后决定不以国民大会党的名义做这项工作。我们需要的是做事而不是名利，重要的是实质而不是形式。因为大会党是政府及种植园主不喜欢的名字，他们认为它不过是一个代名词，代表着律师们互相争吵的地方，它是律师们利用法律上的漏洞来破坏法律的工具，代表了炸弹和无政府主义，代表了外交辞令与讹诈。我们必须想办法消除他们这种偏见。于是我们决定不提大会党的名字，也不让农民知道有这个组织，只要他们能够了解并遵循大会党的精神就可以了。

因此并没有人被国民大会党派到这里来公开地或是秘密地展开准备工作。拉兹库玛·苏克拉也不能号召成千上万的农民起来行动。所以他们还没有开展政治工作，他们对三巴朗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对待我却像对待老朋友一样亲切。这一次与农民朋友们的聚会，使我看到神灵、“非暴力”与真理，这千真万确，绝不是夸张的说法。

人民叫我“圣雄”，细想来无非是因为我对他们的爱，而我对他们的爱又无非是我对“非暴力”持有坚不可摧的信仰的表现。

在三巴朗的那一天令我终生难忘，无论是对农民们还是对我，这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根据法律，我是要受审的，但事实上，应该是政府受审。而那个地方官员只取得了这一点胜利，他使政府陷进了他原本为我布下的圈套。

撤销诉讼

审判开始了，政府的辩护律师、县长和其他官员都很着急，不知该如何是好。律师要求县长延期审理这个案件。但是我坚决反对，我要供认我违背命令是有罪的。我宣读了一个简短如下的声明：“经法庭准许，我要来说明我为什么走到这么一步，看起来我的所作所为似乎违反了刑法第144条。但是在我看来，这是地方政府和我的观点有了分歧所致。我来这里是出于人道主义为国家服务。这里的农民请求我帮助他们。据他们说，他们正在忍受靛青种植园的主不公平对待。如果不去研究这一问题，我就不能帮助他们。所以我想请求政府和种植园主也来研究这一问题。我没有别的动机，绝不会扰乱公共治安。在这种事情上我是有相当多的经验的。然而地方官员的想法与我不尽相同。我完全能体谅他们的苦衷，也了解他们只是根据他们收到的情报来办事。我一向奉公守法，第一本能就是遵从政府发给我的命令。但是这样做就会违背我对请我来这里的农民朋友们的责任感。我认为现在只有留在这里才能帮助他们。所以我不能自动引退。在这两种责任感的冲突之中，我很难抉择，只好把强迫我离开农民们的责任归于政府。我充分地意识到，身为印度的公众人物，我更应该小心翼翼、以身作则。我深信身处于这么复杂的体制中，如同我现在面临的困境一样，一个自尊自爱的人的唯一安全而又能维护荣誉的做法就是，做我已经决定做的事情，即接受不服从的处分，但不提出抗议。

“我冒昧地说了这些话，绝不是想要替自己开脱，只是想说明我违背命令并非不尊重当局，而是要服从人类生活中更高的法则——良心的呼声。”

于是这样再没有延期开庭的理由了，但县长和律师都感到很意外，所以县长还是宣布延期判决了。与此同时我发电报把这里的详情告诉了总督，巴特拿的朋友们，潘迪特·马拉维亚吉以及其他朋友。

在我接到法庭的判决前，县长送来了一份书面通知，说省督已下令撤销我的案子，而税务官(13)也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可以自由地按原计划进行调查，而且还能够从政府那里获得我需要的帮助。我们都没有料到这件事在短时间内能得到这么令人满意的结果。

我去拜访税务官海柯克先生。感觉他是一个好人，很热心地主持公道。他告诉我，无论我需要什么文件，都可以去他那里调阅，而且随时都可以去找他。

从我开始，印度政府第一次接受了文明的不合作运动。各大报纸纷纷在议论这件事，而我的调查也因此意外得到了广泛的宣传。

调查需要政府保持中立，却不需要报纸大肆宣传。三巴朗的情况极其复杂艰难，所以过分的批评或是色彩太浓的报道，都容易把我希望做的事破坏了。所以我写信给各报社的主编，请他们不必派记者来报道，凡是需要刊载的消息，我一定会给他们送去的。

我知道当地种植园主不喜欢政府允许我在三巴朗调查的态度，也知道尽管官员们不敢公开表示什么，其实他们也是不高兴的。所以那些不正确的或是会让人误解的报道很容易激怒他们，他们不会把愤怒发泄在我身上，必然会发泄在那些可怜的饱受压迫的农民身上，而这会严重地阻碍我们的工作。

尽管我事先有一些准备，种植园主们还是向我们展开了攻击。报纸上充满了他们对我和我的同事们的种种污蔑。然而由于我极度谨慎地坚持真理，一丝不苟地努力工作，使他们不得不收敛他们的行径。

种植园主们对布拉吉索尔巴布的攻击是无所不用其极，不过他们越是攻击他，人民就越是尊敬他。

尽管局面变得如此复杂，我坚持认为没有必要邀请其他省的领袖介入这个事件。潘迪特·马拉维亚吉曾向我保证，只要我有需要，随时可以找他，不过我并没有麻烦他，我要避开政治因素。我偶尔会给那些领袖们和主要的报社寄一些报告，也只供他们参考，并不打算发表。我悟出了这样的道理：如果一件事情的起因没有政治因素，哪怕它的最终结果是政治性的，如果我们让它蒙上政治色彩，往往不利于事情的最终解决，但如果我们不超越政治的界限，便有助于事情的最终解决。三巴朗的斗争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无论在任何方面，只要能给人民无私的援助，最后总是有益于国家政治的。

调查三巴朗

要详细了解有关三巴朗的调查情况，必须要先交代一下三巴朗农民自身的历史，而这几章是记录不完的。对三巴朗的调查是在勇敢地尝试实践真理和“非暴力”，我只是把值得写下的事情逐周写下来而已。读者朋友们若要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可以去读一读拉金德拉·普拉萨德先生用印度文写的《三巴朗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史》，听说马上就要出版英译本了。

言归正传。我们不可能在戈拉克巴布的家中开展调查工作，除非可怜的戈拉克巴布把房子完全腾出来给我们用，而当时莫提哈里的居民们还没有消除对种植园主的恐惧，不敢把房子租给我们。幸好布拉吉索尔巴布弄到了一处房子，房子周围还有相当大的一片空地，于是我们就搬进去了。

没有钱是无法开展工作的。当时还没有为这一类的公众工作募捐的惯例。布拉吉索尔巴布和他的朋友们大都是律师，他们要么自己出钱，要么向朋友借钱。当时问题的焦点是：当律师们都还出得起钱时，怎么能让别人出钱呢？我已下定决心不收三巴朗农民的任何东西。因为这容易让人产生误会。我同时也下定决心不在全国发动募捐，因为容易令这件事情带有全国性和政治性的色彩。孟买的朋友们捐了15000卢比，我谢绝了。我打算尽可能地在布拉吉索尔巴布的帮助下，从不居住在三巴朗的比哈尔富人那里募捐，如果还不够的话，就请仰光的朋友梅赫达医生帮忙。梅赫达医生曾答应过我们如有需要的话，他会把钱寄来。于是我们可以不必再为经济问题烦恼了。我们并不需要一大笔钱，我们会竭力节约开支以跟三巴朗的贫苦相适应。我记得我们共计花了不到3000卢比，捐款还剩下了好几百卢比。

刚开始我的同事们生活方式各有不同，大家生活在一起很不适应。每个律师都有一个用人、一个厨子，也都各有厨房，因此他们常会迟至午夜才吃饭。尽管费用要由他们自己支付，但我还是很担心他们这种不规律的饮食习惯，而且因为我们已经变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误会，他们也接受了我的多次嘲笑。最后，大家都赞同不再雇用人和厨子，共用厨房，按时吃饭。并非所有人都是素食者，但用两个厨房又太费钱，于是大家决定只留一个素食厨房，坚持简单的饮食。

这些方法都令开支大大地减少了，也替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而这也正是我们迫切需要的。很多农民前来申诉，他们还带着大批同伴，把空地及花园挤得水泄不通。我的朋友们想要帮我免受“朝拜”，但没实现，我不得不在一定的时间内被弄出来供大家“朝拜”。至少有5～7个志愿工作者来记录来访人的申诉，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人等到天黑也得不到谈话机会而不得不离开。他们所述并非很有用，很多内容是重复的，但是他们不说出来就堵得慌，而我也体谅他们的感情，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那些做记录的人必须遵守既定的规则。每一个农民都得经过严密反复的询问，不合格者不得申诉。这虽然花去了很多时间，但保证了大部分材料确实是可靠的。

我们开展这项工作时，总有一个罪犯调查所的官员在场。我们是可以阻止他来的，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决定，不要介意他在场，要礼貌地接待他，并尽可能给他提供他们所了解的情况。这对我们没有坏处。相反，农民看到有罪犯调查所的官员在场，也会更加理直气壮地申诉。一方面可以消除农民对罪犯调查所的过分畏惧，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农民有一些言过其实的言论。调查及逮捕犯罪分子是罪犯调查所的职责，所以农民们必然会小心地说出实情。

我不打算激怒种植园主，只想用温和的办法解决问题，所以我必须写信给那些被严厉指控的种植园主，并面见他们。也去找种植园主联合会的人，把农民的疾苦讲给他们听，提出我的看法。有些种植园主非常恨我，有的置之不理，也有少数几个人以礼相待。

同伴们

世上很难找到布拉吉索尔巴布和拉金德拉巴布这么能干的人，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的工作就寸步难行。他们的弟子，或者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同伴山浦浩巴布、安努格拉哈巴布、德朗尼巴布、兰纳弗密巴布以及其他几个律师一直与我们生活在一起。文提亚巴布和贾纳克达立巴布也时常过来帮忙，他们都是比哈尔人。他们主要负责记录农民们的申诉。

克里巴兰尼教授也加入我们的工作中了。虽然他是一个信德人，却比一个土生土长的比哈尔人更有比哈尔人的气质。很少有人能够入乡随俗，随遇而安，而克里巴兰尼就是那少数人之一。人们感觉不到他是一个外省人，他就是我的把门人。目前，他的主要任务是设法使我避免被人们“朝拜”。他挡住人群，有时运用他无穷的机智幽默，有时又运用他温和的威吓呵斥。等到晚上，他又当起了老师，对他的同伴讲述他的历史研究或是观察所得，并使胆小的来客鼓起勇气，说出事实真相。

大毛拉·马志鲁尔·哈克早就成为长期赞助者了，我们一有需要，他就会提供帮助，非常值得信赖。他每月必来这里一两次。他当年那种奢侈豪华的生活同今日简单淳朴的生活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都觉得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分子，只是他的时髦衣服会让人感觉怪怪的。

我在比哈尔有了更深的体验，越来越感觉到如果农村里没有适当地普及教育，要想展开某种长期工作是不可能的。我实在为农民们的愚昧无知感到悲哀。他们要么放纵自己的孩子四处游荡，要么让他们一天到晚在靛青园里干活，每天只能挣两个铜板。那时，一个男工的每天的工资不超过十个铜板，女工不超过六个铜板，童工就更少了，不过三个铜板。每天能够拿到四个安那的人，就算是最幸运的了。

和同伴们商量后，我们决定在六个村子里开办小学。只需由当地农民供给老师食宿，其他费用由我们来负担。乡下人手上没有现钱，但是他们完全可以供应粮食。其实他们早就表示，他们愿意提供谷物和其他原料。

找老师倒是一个大问题。在当地很难找到愿意不领工资而义务教学的老师。我主张绝不能把孩子们随便交给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老师的道德品质比他的学问知识更重要。

因此我对外公开招募志愿者老师，很快就得到了响应。甘伽达劳·德希潘特先生派巴巴萨哈布·索曼和彭达立克来找我们，阿望蒂克白·戈克利夫人从孟买来看我们，而阿南蒂白·卫珊巴扬夫人则从浦那来到这里。我派人到非暴力不合作学院里去找卓达拉尔，苏伦德罗纳斯还有我的儿子德夫达斯。大约就在此时，摩诃德弗·德赛和纳罗哈里·巴立克带着他们的妻子，投奔我们而来。嘉斯杜白也应召前来。这是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阿望蒂克白夫人和阿南蒂白夫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不过杜尔嘉·德赛夫人和曼妮朋·巴立克夫人只知道一点点古遮拉特文，嘉斯杜白则是对古遮拉特文一窍不通。她们如何用印地语来教导儿童呢？

我对她们作了说明，我希望她们做的工作，并不是教儿童文法，教他们读、写、算，而是教他们清洁与礼貌。我还进一步向她们说明，就文字而言，古遮拉特文、印度文和马拉提文的字母表并没有她们想象中的那么大的差别，无论如何，在低年级教孩子们一些粗浅的字母和数字，并不是一件难事。结果，这几位夫人所带的班次成绩最好。这种体验也增强了她们的自信心，激发了她们对教师工作的兴趣。阿望蒂克白主管的学校成为模范学校。她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这份工作中了，发挥了所有的聪明才智来教育这些孩子们，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夫人来了解农村妇女。

兴办小学来教育农村儿童还不够，改善这里的卫生状况也是迫在眉睫的工作。农村是很不卫生的，路边堆满了污物，水井的周围竟然泥泞不堪，臭不可闻，连院子里也是脏得令人无处落脚。上了年纪的人最需要干干净净的，他们全都得了各种各样的皮肤病。于是我们要尽可能多地做一些卫生清洁工作，并设法深入到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里需要医生。我请求印度公仆社把德夫医生暂时派到这里。本来我们俩就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当即答应在这儿服务六个月。男女教师们全都在他手下工作。

所有的朋友们都自觉地遵守纪律，不过问有关对种植园主的控诉或有关政治的其他事情。农民有什么事情都叫他们直接来找我，谁也不要超越自己的职权。朋友们都非常认真地在遵守这些纪律。我不记得有谁因为不守纪律而让我为难。

深入农村

我们尽可能给每个学校安排一位男教师和一位女教师。他们必须负责教学、医疗卫生工作。妇女工作则都由妇女来完成。

医疗工作是非常简单的事情，由于资源有限，蓖麻油、奎宁和硫黄膏是发给志愿者的仅有的药品。如果病人舌上有苔，或是便秘，便用蓖麻油。如果病人发烧，便先服蓖麻油，再吃奎宁。至于烫伤和疥疮之类，则先洗净患处，然后敷上硫黄膏。病人不可将药品带回家。若遇有复杂的病症，便去找德夫医生。德夫医生每个周都到各地区义诊。

有不少人享受了这种简单的医疗服务。这里没有什么流行病，简单的疗法便可以应付了，用不着请专家来帮忙，因此我们的工作办法并不奇怪。而对于这里的农民而言，这种安排就是他们最需要的了。

卫生工作却成了难事。人们不准备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便是田地里的工人们也不肯做他们自己的清洁工作。不过德夫医生不是一个轻易灰心的人。他决定先做个示范，就和志愿者们集中全力把一个村子清理得特别干净。他们清扫道路和庭院，清理水井周围的环境，填平附近的水沟，和颜悦色地劝导村民们自行地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有些村子的村民因此而感到很惭愧，不得不出来做这样的工作。还有一些村子的村民非常热心，他们甚至准备修路，以便我的汽车能各处通行。这些可喜的变化背后，却也并非没有掺杂着由于某些村民的漠不关心而产生的痛苦体验。有些村民明确地表示他们不喜欢做这种工作。

在这里插一个小故事，我过去也曾在多次集会上谈到这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比提哈瓦是当地的一个小村庄，那儿有我们开设的一所学校。碰巧我有一天到这个村附近的一个更小的村里去，发现那个村里的妇女穿的衣服都很脏。于是我让我的妻子去问问她们为什么不把衣服洗干净。有一个妇女领着我的妻子去了她家，就是一个茅草屋。她说：“你瞧，我家没有箱子，也没有衣柜。我身上穿的这条纱丽是我仅有的衣服，洗了之后我换什么呢？请让玛哈德玛吉给我买一条纱丽，我一定会天天洗澡，每天都穿干净衣服。”

这一间茅草屋是很多印度村庄的典型。印度有很多这样的穷人，无数的茅草屋，屋里面既没有家具，也没有可以换洗的衣服，人们只靠一条破布遮身。

我还想谈一件事。三巴朗是一个盛产竹子和茅草的地方。比提哈瓦的小学校舍就是用这些材料建成的。一天夜里，有人放火把房子烧了，可能是附近种植园主干的。大家都觉得不能再用竹子和茅草盖房子了。这所学校归苏曼先生和嘉斯杜白负责，苏曼先生决定要再盖一座“洋灰色的砖瓦房子”，大家夜以继日地工作，果然在很短时间内盖起了一座砖房子。现在用不着担心房子会被烧毁了。

这些志愿者无私地投入学校建设、改善公共卫生和对穷人的医疗救助的工作中，取得了村民的信任和尊敬，从而也给村民们带来了好的影响。

然而我不得不遗憾地离开三巴朗，并没有实现把这些建设性的工作搭建在一个永久基础上的愿望。志愿者的服务都是短期的，我又很难能从外面招募更多的志愿者来补充，而在比哈尔又找不到愿意长期从事这种荣誉工作的人。我在三巴朗的工作一结束，外面又有一堆新的工作等着我。尽管如此，在三巴朗几个月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在那里看到它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发挥着影响力。

得到副省长的支持

前面几章里记述了我们开展的社会服务工作，与此同时，记录农民疾苦的调查工作也在进行着。我们手上有大量的证据，越来越多的农民前来诉苦，这严重刺激了种植园主的神经。他们想尽办法来阻碍我们的调查工作。

有一天，我收到比哈尔政府的一封信函，信中写道：“你的调查已经花了很长时间了，现在还不结束这个工作离开比哈尔吗？”

这封信的措辞还算客气，但是用意非常明显。我回信说，调查时间势必要延长，除非政府采取行动使人民的痛苦减轻，否则我不会离开比哈尔。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结束我的调查工作，要么承认农民的疾苦，并为他们解决问题；要么就是承认农民提出的案情，立即成立一个官方调查团展开调查。

副省长爱德华·盖德爵士召见了我，他表示政府愿意成立调查委员会，并邀请我担任委员。我弄清楚了其他的委员都是谁之后，与我的同事们商量后决定加入调查委员会，但是附有以下条件：调查期间，我可以自由地与我的同事们商谈；虽然我是委员会的一员，但仍然保留着农民的辩护人的身份；如果调查的结果不能令我满意，我有权领导农民，并引导他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爱德华·盖德爵士接受了上述条件，随即宣布调查委员会成立。弗兰克·斯里爵士（现已故）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

调查委员会是站在农民这一边的，委员会认为种植园主从农民身上盘剥的收入是非法的，种植园主应归还农民的所得，并建议在法律上废除“3卡塔”制。

最终调查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全体通过的报告书，土地改革法得以按照委员会的建议执行，盖德爵士功不可没。若非他持有坚定的态度，并运用他的智略来处理这件事，恐怕报告书很难求得一致通过，土地改革法也没那么容易通过。种植园主们根本不理会这份报告，顽固地抵制土地改革法，但是盖德爵士自始至终都在坚持，终于使报告书的建议得以完全实现。

存在近一百年的“3卡塔”制终于废除了，而三巴朗的种植园主的“统治”也完结了，一向被压迫的农民现在多少可以抬起头了，而认为佃农身上靛青的污渍永远都洗刷不掉的那种迷信说法也破除了。

我原本打算继续留在三巴朗做这种建设性的工作，多开办几所学校，更深入地了解农村生活。底子都已经打好了，但是与往常一样，我还没来得及实现我的计划，神灵就作了另外的决定，给我安排了新的工作。

与劳动者接触

当我还在处理委员会的收尾工作时，收到了穆罕拉尔·潘迪亚和尚卡拉尔·巴立克先生的信，信上说凯达县农作物歉收，农民交不起田租，请我去指导他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在我没有进行实地调查以前，我不想轻率发表看法，我决定去凯达县观察一下再说。

与此同时，我也收到了安娜舒也朋夫人的来信，信中提到了阿赫梅达巴劳工的悲惨遭遇。工人们的工资太低，他们早就要求涨工资了，但始终没有结果，希望我过去指导他们。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愿意去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但是路途这样遥远，我又不熟悉情况，所以即便是很小的事情，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解决好。于是我决定先去阿赫梅达巴，我希望自己能够很快就做完这两件事，然后返回三巴朗去监督刚刚开始的建设性工作。

然而事情远非我期望中的那么顺利，我不能再回到三巴朗去了，结果，那儿的学校一个个被迫关闭了。我和我的同事们曾经有过那么多美好的设想，此刻全都幻灭了，成了空中楼阁。

除了继续推进农村的卫生事业和教育事业外，我们理想中的工作之一还有在三巴朗开展护牛运动。我在旅途中，观察到护牛和宣传印度文早就成为马尔瓦底人极其关心的事了。在贝提亚时，有一位马尔瓦底朋友在他的“福舍”里招待我。当地人办的养牛场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关于护牛运动的想法在那时就已经明确地形成了，这个想法至今未变。我觉得，护牛包括畜牧饲养、改良牲畜品种、好好对待耕牛、组织模范养牛场等。马尔瓦底的朋友们曾答应过我要在这个工作上全力支持我，但是由于我自己不能返回三巴朗，这个计划就搁浅了。

贝提亚的牛奶场依然还在，可是并没有成为模范养牛场，三巴朗的耕牛仍然承担着超越其承受能力的工作。而所谓的印度教徒们还在虐待那些可怜的动物，并且侮辱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

对我而言，没有落实护牛运动始终是一个遗憾，每当我再到三巴朗，听到马尔瓦底和比哈尔的朋友们委婉的责备时，再想起那么多不得不突然放弃的计划，不由得深为叹息。

很多地方还在进行着这样或那样的教育工作。然而护牛运动的基础不牢固，因此并没有朝着我预定的方向发展。

凯达农民的问题还在讨论中，我决定先着手处理阿赫梅达巴纺织工人的事情。

我进退两难，纺织工人的问题很难处理。安娜舒也朋夫人不得不与自己的哥哥安伯拉尔·沙罗白先生对抗，他代表的是工厂老板一方。我和他们二人的关系都不错，要让我与任何一方进行斗争实在都是很困难的事。我和厂方商量过，并建议他们将这个纠纷提交仲裁，可是他们却不承认仲裁结果。

无奈我只好劝导工人们继续罢工。在此之前，我已经与工人们以及他们的领导者有了非常密切的接触，我跟他们说，要想罢工胜利，必备的条件是：

1．绝不使用暴力。

2．绝不进行破坏性活动。

3．绝不依靠施舍。

4．无论罢工持续多久，必须坚定不移，在此期间，应当依靠其他正当的劳动来维持生活。

工人们的领导者接受了我的建议，工人们则在一次公开集会上宣誓，除非厂方答应他们的要求，提高工资待遇，或者工厂老板同意将纠纷提交仲裁，否则他们绝不复工。

在此次罢工期间，我结识了瓦拉白·巴特尔和尚卡拉尔·班克先生。而我早就认识安娜舒也朋夫人了。

我们每天都在沙巴玛第河边的一棵大树下召开工人们的集会。参加集会的工人成千上万，我在发言中总是不忘提醒他们，要遵守誓言，保持和平与尊严。他们每天都在大街上举行和平游行示威，举着一面大旗，旗子上面写着“绝不违言”。

此次罢工持续了二十一天。罢工期间，我没有放弃去与工厂老板沟通交流，希望他们能够公正地对待工人。可他们总是说：“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我们与工人的关系就像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我们怎么能容忍第三方插手我们的事情？怎么可能有仲裁的余地？”

学院概况

在进一步介绍有关劳工纠纷的情况前，有必要讲述一下有关学院的情况。即使我在三巴朗时，也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学院，有时我还匆忙地回去看一看。

那时学院在科赤拉布，是靠近阿赫梅达巴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村突然暴发了传染病，我意识到了学院里的孩子们可能会有危险。无论我们把学院里面清理得多么干净，但是校外的卫生条件实在很差，孩子们不可能不被传染。当时我们既无力劝导科赤拉布的人保持卫生清洁的环境，也没有条件为这个村子做点别的事。

我们的愿望是把学院搬到离开城市和村庄的安全地带，但是为了便于管理，又不能离得太远。而且我们已经下定决心，总有一天我们要搬到自己的土地上。

我认为突然爆发的传染病就是让我们离开科赤拉布的警告。阿赫梅达巴的商人潘嘉白·希罗昌德先生与学院的人交往甚密，他在很多事情上总以一种纯正无私的精神来为我们服务。他熟悉阿赫梅达巴的地形，所以主动提出要给我们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学院。我跟着他跑遍了科赤拉布，我建议他在距离北部三四英里的地方物色土地，他便选中了现在的这个地点。离沙巴玛第中央监狱不远，我很喜欢这里，因为牢狱是非暴力不合作者经常要去的地方。而且我知道监狱周边的环境通常都很卫生。

八天后，我们就买下了这片土地。这里光秃秃的既没有房子，也没有花草树木。不过它靠近河边，而且是荒野，倒是也不错。

我们决定先住在帐篷里，搭一个铁皮棚子做厨房，然后再盖新校舍。

我们的学院慢慢地发展壮大了。已经有四十多人了，男女老幼吃的是大锅饭。校址搬迁的主意完全是我出的，但具体搬家的事情照例是由摩干拉尔来做。

在我们没有固定的住所以前，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雨季快到了，得储备一些粮食，可是粮食要从4英里外的城市取回来。而且土地已经荒废多年，有很多蛇，让小孩子们住在这个地方的确很危险。我们的原则一般是不准打蛇，但是我们都怕毒蛇，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在凤凰村、托尔斯泰农场和沙巴玛第时，我们都立下了不伤害毒蛇的规矩。那些地方都曾是一片荒地，然而我们从未因被毒蛇咬伤而丧命。我感觉到大慈大悲的神灵在保护我们。千万别再抱怨神灵偏心，他是没有时间管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的。我找不出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这样的事情，描写我始终如一的体验。人类语言无法完美地描述上天之道，它非常神秘，不可捉摸，只能用人类无声的语言来表达。有种说法认为二十五年不杀生的人能够完全免于一切灾难，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出于神灵的仁慈，即便大家认为这种说法是迷信的话，我却还是相信。

阿赫梅达巴的纺织工人的罢工还在继续，学院也正在筹建织布室的工作，因为当时学院主要在做织布这件事情。那时候还没有条件纺纱。

再次绝食

刚罢工的头两个周，纺织工人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自制，他们每天都参加盛大的集会。我在这样的场合中总会提醒他们要遵守自己的誓言，工人们总是高声向我保证：他们宁可饿死也不会食言。

但是时间拖得很长，他们的罢工开始表现出种种松弛的迹象了。就像一个身体衰弱的人越来越爱发脾气一样，当看起来罢工没有什么结果时，他们对工贼的态度越来越激烈，而我也开始担心他们暴动。每天参加集会的人越来越少了，而那些参加集会的人们也是神情沮丧而绝望的。后来我得到通知，罢工的工人们开始采取行动了。我深为不安，不停认真地想在这种情况下我究竟该做什么。我在南非时曾领导过大规模罢工运动，可是这里的形势却和那里有所不同。纺织工人们每天都向我保证会遵守这个誓言，可现在他们可能会放弃，对我而言，这实在难以接受。我为何要不顾一切地帮助他们争取权利，究竟是出于对工人的尊重，还是对他们的爱，或者是我对真理的热诚？谁知道呢！

一天早上，在纺织工人们的集会上，面对困境我依然束手无策，忽然想到了什么，就在大会上脱口而出：“除非罢工工人们重新组织起来，继续罢工直到取得最终的胜利，或是直到他们全都离开纺织工厂，否则从今天起我就要绝食。”

工人们听到这些后大为震动。安娜舒也朋夫人感动得泪流满面。工人们齐声喊道：“请您不要绝食，应该是我们绝食才对。若是让您绝食就太对不起您了。是我们松懈了，请宽恕我们吧，我们一定忠于誓言，坚持到底。”

“你们不必绝食，”我答道，“只要你们遵守誓言就可以了。大家都知道，我们没有任何资金，又不想依靠公众的救济来维持生存，来继续我们的罢工。所以你们应当想想办法找份工作来养家糊口，这样无论罢工继续多久，你们都没有后顾之忧。至于我，是用绝食来支援你们，不解决你们的问题，我绝不停止绝食。”

此时瓦拉白也正在设法在市政厅里为罢工工人找工作，然而希望不大。摩干拉尔·甘地建议道，反正我们学院正需要沙子来兴建纺织班，不如雇工人们来做这件事。工人们也赞成这个提议。安娜舒也朋夫人头顶一筐沙土，带头干了起来，不久便看到河床边出现了一条川流不息的工人洪流，大家头上都顶着一筐沙土。这种景象很壮观。工人们感到自己浑身充满了一种新的力量，可是要给他们工资非常困难。

我的绝食并非没有严重缺陷。我在前一章也说过，我和工厂的老板们关系很好也很密切，我的绝食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决定。作为一个非暴力不合作者，我知道我是不应该用绝食的方式来与他们抗争的，而是应该放手让纺织工人们的罢工运动去影响他们。我绝食倒不是因为工人们犯了大错，而是因为工人们的情绪松懈了，我身为他们的代表，便有责任来提醒他们。对纺织工厂的老板们，我只能这样解释自己的绝食行为：用绝食反对他们算是在向他们施加压力。然而尽管我很清楚自己这样做的后果，可是不得不这样做。对我而言，绝食是我为了履行职责而必然采取的方式。

我试图安抚纺织工厂老板的情绪。我对他们说：“你们丝毫没有必要为了我而改变自己的立场。”然而他们对我很冷淡，甚至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挖苦我，当然我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

真正在背后决定厂方对工人的罢工采取不妥协态度的人物是赛·安伯拉尔，我由衷地敬佩他坚定的意志和毫不掩饰的诚恳。同他对抗并不是一件乐事。我的绝食使得以他为首的对方与我方完全对立了，这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而且他的妻子沙罗拉德维待我如同亲人一般，看到她因为我的行动而难过，我非常过意不去。

第一天，安娜舒也朋夫人和一些朋友们同我一起绝食。但是遇到若干困难以后，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了他们放弃这种做法。

不懈地努力后，总算双方之间有了善意的气氛。纺织工厂老板们被触动了，他们开始商量着寻找解决的办法了。安娜舒也朋夫人的家就变成了他们开会讨论的地点。后来阿南商卡·特鲁瓦先生也来过问这件事，后来便委任他做仲裁人，在我绝食仅仅三天以后，罢工运动便宣告结束了。纺织工厂的老板们为了庆祝事情得到了解决，分发了糖果给工人们，历时二十一天的罢工运动就这样结束了。

在庆祝罢工运动结束的集会上，工厂老板们和当地的委员都出席了。有一位委员在会上对纺织工人们说：“你们应该从始至终遵照甘地先生的意见行事。”不久以后，我不得已与这位绅士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纠纷。真是时过境迁，环境变了，他也跟着变了。那时他竟不准凯达的农民遵从我的意见。

在结束这一章的内容之前，我还要说一件既好笑又痛心的事情。这件事与分发糖果有关。纺织工厂老板们订购了大量糖果，可是如何散发给成千上万的工人的确是一个难题。后来他们决定在工人们集会的大树底下的空地上分发糖果，因为把他们集合到别的地方很不方便。

我想当然地认为让严守纪律地进行了足足二十一天罢工运动的工人们站好队，有秩序地领取糖果不是一件难事。可是那天的事实证明我错了。分发不到两分钟，队伍就乱了。无论怎样维持秩序都无济于事，最后混乱、拥挤和抢夺的情况实在太严重了，践踏了不少糖果，最后不得不放弃在空地上分发糖果的计划。最后我们好不容易总算把那些剩下的糖果全搬到赛·安伯拉尔在米尔扎埔的家里了。第二天，就在他家外面的草地上顺利地分发了糖果。这件事真是滑稽，但是也很令人痛心。后来经过调查，原来阿赫梅达巴的叫花子听说了要在集会地点的那棵大树下散发糖果的消息，便都聚集在那里，由于他们拼命争抢，所以才造成了混乱的秩序。

我们的国家处于这种贫困和饥饿的状态中，每年都有很多人沦为乞丐，他们为了活下去，全然不顾一切礼节和自尊。而我们的慈善家们没有给他们提供工作的机会，没有教育他们必须依靠工作才能养活自己，只是给予他们轻微的施舍。

凯达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要做的事情真是太多了，我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刚处理完阿赫梅达巴纺织工人罢工的事件，又得投入到凯达的非暴力不合作的运动中去。

由于庄稼收成不好，凯达（Kheda）县(14)面临着饥荒，凯达的农民希望政府可以暂停征收那一年的田赋。

在我给农民们提出具体的建议之前，安立拉尔·塔卡尔先生已经作过调查并且向政府作了有关农业歉收的报告，还亲自与当地的官员研究了这个问题。穆罕拉尔·潘迪亚和尚卡拉尔·巴立克也投入了这场运动中，并通过维达尔白·巴特尔先生和戈库达斯·卡罕巴斯·巴立克先生（现已故）在孟买的立法议会上发起对这件事的讨论。所以不止一个代表团为了此事在等候首长的接见。

那时我担任古遮拉特大会的主席。大会多次向政府提交请愿书、发电报以期待一个明确的答复，甚至默默地承受着当地官员的侮辱和威胁。那些官员们在这次事件中采取的行动是非常荒谬而且不成体统的，现在回想起来，还让人难以置信。

农民们的要求非常简单，而且表达的态度又是那样的温和，他们只希望得到政府点头。按照《土地税收法》的规定，如果农作物的收成是在四成以下（包括四成），农民可以不交那一年的田赋。可是官方公布的数字是在四成以上，而农民们坚决否认。政府根本听不见农民的话，还认为人民要求仲裁的提议是大逆不道，最后驳回了所有的请愿书，祈求也都失败了。我和我的同事们商量后决定，只有劝导农民们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了。

除了凯达的志愿者以外，这次斗争中我的主要同事有瓦拉白·巴特尔、尚卡拉尔·班克、安娜舒也朋夫人、印都拉尔·亚兹尼克、摩诃德弗·德赛等人。瓦拉白先生为了参加这次运动，不得不停止经营他那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的律师业务，以后由于实践方面的原因，他再也不能做律师了。

我们将指挥部设在纳底亚·安纳塔斯朗的家中，因为别处再也找不到这么大的房子能够容纳这么多人了。

下面是非暴力不合作者的誓言：“因为我们这几个村子的庄稼收成不足四成，我们请求政府停征田赋，来年再收，可是政府拒绝了我们的请求。因此我们在这里签下自己的名字，并郑重宣布：我们绝不交纳今年所有的或是余下的田赋。我们需要政府采取恰当的任何合法的措施，并乐于接受因为我们不交租而造成的财政损失。我们宁愿我们自己的土地被抵押，但绝不自动交税，否则就否认了我们之前的所有要求，损害了我们的自尊心。如果政府同意免收全县第二批田赋，我们当中有多余财力的人一定会主动交纳应交纳的全部田赋或是补足差额。有能力交纳田赋的人不交纳的理由是：如果他们交了，那些贫苦的农民们就可能变卖家产来交田赋，或是向他们借债，这样就会让他们自己遭遇困境。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认为，为了多数贫苦农民的利益，那些有能力交纳的人也有责任不交纳。”

我就不用很长的篇幅来讲述关于这一次运动的事情了，也不得不同这次运动有关的许多美好回忆告别了。读者们如果愿意对这次重大运动进行更充分和深入的了解，请读一读尚卡拉尔·巴立克先生写的《凯达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史》，这本书的记述是完整可靠的。

偷洋葱的贼

三巴朗位于印度的一个偏远角落，又不让新闻界报道那次运动，所以那里并没有吸引多少外来的访客前来。凯达运动的情形则不同，天天都有关于那里发生的事情的报道。

古遮拉特人对这次斗争非常感兴趣，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次新奇的体验。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他们决定全力支援我们。他们还不明白，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光靠钱是不能成功的，它最不需要的就是钱。我虽然已经劝告了他们，但是孟买的商人还是汇来了超过我们需要的一大笔钱，所以运动结束时，我们还剩下很多钱。

与此同时，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志愿者们还得学着过简朴的生活。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完全接受了这种思想，但他们的生活方式的确大有改观。

对农民们而言，这次运动也是一件非常新奇的事情，所以我们得走遍村子的各个角落向他们说明非暴力主义的原则。

要消除农民的恐惧心理，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懂得官员们并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公仆，因为他们的薪水是从纳税人交纳的赋税那里获得的。但是要让他们领悟文明和无畏的精神结合的这种责任，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一旦他们消除了恐惧，怎么阻挡得了他们因自己曾经受到的侮辱而去报复官员？如果他们不采取文明的行为，那就破坏了非暴力主义的宗旨，就好像一粒砒霜掉进牛奶里似的。后来我发现，他们对文明的领悟能力远比我想象中的要低。无数次的经验告诉我，文明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最困难的部分，在这里文明所指的并不是斯斯文文的外表，而是对敌人也有一种内在的善意。这样宽广的胸怀应该在非暴力不合作者的每一步行动中体现出来。

运动刚开始时，人们表现出来的热情很高，运动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是政府似乎不为所动。渐渐地政府观察到人民的坚定意志并没有动摇的迹象时，开始紧张了，就使用高压的手段来镇压这场运动。税务官们强行卖掉人民的牲口，带走一切能带走的东西，还派人到处张贴和散发处罚的通告，很多地方的农作物也被抵押了。农民变得惊慌失措了，有人连忙去交税，有的人则遵照官员们的指示将便于携带的东西放在路边，以便让经过的官员们拿去抵押税款，还有一部分人打算斗争到底。

事情正在发展的过程中，尚卡拉尔·巴立克的一个佃农交纳了田赋。这件事引起了参与者的不安。尚卡拉尔·巴立克立刻纠正了错误，捐献了那块已交了田赋的土地以供救济，既挽回了他的荣誉也为其他人树立了好榜样。

为了让那些被政府恐吓的人们的再次鼓起勇气，我建议他们在穆罕拉尔·潘迪亚先生的领导下，把被政府当做抵押品的洋葱提前收割。我并不认为这种做法是文明的不服从，但是即便如此，我认为即便政府是依照法律规定来征收尚未收割的农作物，在道德上这种做法也是错误的，这无异于一种掠夺，所以人民有责任收割自己的洋葱，对抗这种无理的规定。人民也可能被罚款或是遭受拘捕，这些都是与政府对抗的必然结果。穆罕拉尔·潘迪亚的心意也正是如此，他不希望看到没有人因为坚持非暴力不合作的原则而被捕，就这样运动悄悄地结束。所以他和七八个朋友自告奋勇地去收割洋葱。

政府不可能坐视不管。穆罕拉尔和他的同伴们都被捕了，这件事提高了大家的积极性。当人们连坐牢的恐惧也没有了的时候，他们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开庭那天，群众包围了法院以示抗议。潘迪亚和他的同伴们被判处短时间拘禁。我认为法院的这个判决是错误的，收割洋葱的行为并不是刑法定义上的“盗窃罪”，然而我们没有提出上诉，因为我们以避开法院为原则。

他们入狱那天，很多人来护送“犯人”入狱，穆罕拉尔·潘迪亚先生从此被人们尊称为“洋葱贼”，直到今天他还享用着这个光荣称号。

我会在下一章记述关于凯达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结果。

凯达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结束

这次运动的结果令人意外。显然群众已经精疲力竭了，我有点犹豫是否让那些不屈服的人继续这样耗下去。我设法为非暴力不合作者们寻找一个他们能接受的方式来结束这场斗争。这样的机会就出人意料地出现了。纳底亚税区的税务官派人通知我，只要那些有能力的农民都交纳田赋，穷人今年可以缓交。我让他写一份书面凭证，他照办了。然而一个税区的税务官只负责他管辖的区域，因此我便去询问县里的税务长，只有他才经管全县的税收。我问他这种办法是否通行全县，他说区收税官在信中所提到的停收田赋的命令已经发到全县各区了。当时我并没有听说这个消息，但倘若这是事实，人们的誓言就算是实现了。我记得那个誓言的目标和政府的命令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很满意有这样的结果。

不过这个结果没有让人觉得快乐，因为它缺乏每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结束时应有的慈悲。县税务长只是在实施他的权力，根本没有经过调解过程。穷人可以缓交田赋，但是几乎没有人从中得到好处。人民当然有权决定谁是穷人，可是他们无法运用这种权利，这让我觉得很难过。所以，尽管人们把它当做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胜利来庆祝，我却并未因此而受到鼓舞，它缺乏完全胜利的要素。

不过这次运动的价值在于，它使非暴力不合作者的力量更加强大，精神也更为焕发了。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次运动产生了一些间接成果，这也是收获。凯达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标志着古遮拉特农民开始了自我觉悟的过程，开始了他们真正的政治教育过程。

虽然贝桑特博士辉煌的自治运动保持了与农民的接触，但是真正推动受过教育的公众工作者深入了解农民的实际情况的，却是凯达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们学会了如何融入到农民的生活中。他们找到了更加合适的工作范围，增加了自我牺牲的能力。瓦拉白在这次运动中收获颇丰，通过去年(15)的水灾救济运动和今年八度里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能够看出来。古遮拉特的公众生活由于充满了新的生命力从而更加蓬勃了。农民们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要依靠他们承受苦难的能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来获得解放。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开始在古遮拉特的土地上扎了根。

虽然我觉得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结束并不那么值得庆幸，但凯达的农民们却喜气洋洋的，因为他们通过这个运动发现了摆脱疾苦的正确可行的方法。知道了这一点，他们就有十足的高兴的理由。

然而凯达县的农民并没有真正了解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内在意义，后面几章中我会讲到，他们是通过付出代价才明白那种意义的。

走向团结

凯达县的运动开始时，欧洲的战事还在进行中。当时已到了危急关头，总督邀请了各党派的领袖和宗教领袖们去德里参加作战会议。我也受邀去参加会议，我曾说过，总督詹士福勋爵与我有着诚挚的友情。

我应邀赶赴德里，然而我对没有邀请像阿里弟兄这样的领袖参加会议感到不满。当时他们仍在狱中。虽然我只跟他们碰过一两次面，但是我听说过很多关于他们的事情。大家都在颂扬他们的勇气和服务精神。那时我还没有与哈钦·萨希布有密切的往来，但鲁德罗校长和丁纳班德·安德禄曾多次称赞他。我曾在加尔各答的穆斯林联盟办公室见过苏埃布·布列希先生和科华嘉先生。我与安沙立博士和阿布杜·拉赫曼也有着很好的关系。我正在与善良的穆斯林们交朋友，希望通过与他们中间的最纯洁、最爱国的代表们的接触，了解穆斯林的想法。所以不管他们带我到哪里，我总会跟着他们走，为的是与他们多一些接触。

在南非的经验告诉我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友情。所以我从不错过任何消除障碍的机会以求得团结。我生性不愿用阿谀奉承或是有损自尊心的方式与人相处。然而在南非的经验还让我认识到，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否能够团结的问题上，我的非暴力主义将受到最严峻的考验，对这点我至今仍深信不疑。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分钟，神灵的考验无处不在。

既然我是抱着这么强烈的信念从南非回国的，所以我非常珍视与这两兄弟的交流。然而在我和他们将要开始更深一步的交往时，他们却被捕入狱了。大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在获得狱吏许可的情况下，常常从贝都尔和金特华达给我写很长的信交流想法，我曾申请去狱中会见这兄弟俩，但是没有获准。阿里兄弟被捕入狱以后，一些穆斯林朋友们邀请我去参加在加尔各答举办的穆斯林联盟会议。

我应邀在大会上发言，指出穆斯林有营救阿里兄弟出狱的责任。会后这些朋友们便又邀请我去阿里伽的穆斯林学院，在那里我号召了未来的律师们要为祖国服务。接着我便与政府通信，要求政府释放阿里兄弟。为此我专门研究了这两兄弟有关基拉法（Khilafat）的观点与行动，并经常与穆斯林友人们讨论这件事。我认为如果想真正成为穆斯林的朋友，就应该尽可能帮助他们，营救这两兄弟出狱，并合理地解决基拉法问题。我不想评论他们的观点的是非，只要他们的要求无损于道德就可以。大家都有各自的宗教信仰，对他自己来说，自己的信仰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所有人都有同样的宗教信仰，那么世界上就只有一种宗教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研究他们的教义时发觉穆斯林关于基拉法的观点根本不违背伦理道德，而且也是得到英国首相的肯定的，因此我认为自己应该尽力帮助他们。英国首相的诺言明明白白地放在那里，如果我不以此为凭据来营救阿里兄弟，而是仅就是非问题来考察穆斯林的要求，我会良心不安的。

朋友们和批评家们都曾指责过我对基拉法的态度。即便如此，我仍然要坚持自己的观点，绝不为与穆斯林合作这件事而感到遗憾。如果有类似情况发生，我还是会采取同样的态度。

所以我决定动身前往德里，向总督提出这两兄弟的问题。那时基拉法问题还没有发展成为后来的那个样子。

但是当我到达德里以后，我又发现了另一个新的困难。安德禄质疑了我参加这次作战会议的道德性。他对我说英国的报纸上正在争论有关英国和意大利签订秘密条约的问题。如果英国与另一个欧洲的强国缔结了秘密条约，你怎么可以去参加那个会议呢？而我对那些条约一无所知。但是丁纳班德·安德禄的话已经足够把我说服了。于是给詹士福勋爵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对参加这次会议的疑虑，于是他约好与我面谈。我与他以及他的私人秘书马菲先生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我还是同意参加那个会议。总督的论点打动了我：“你也知道，我不可能清楚英国内阁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不敢断言，而且谁都不敢断言英国政府不会犯错误。但是整体来说英国政府是一个好的政府，而且维持印度和英国的关系是有利于印度的，如果你也同意上述观点的话，每个印度公民都有责任在英国需要的时候出一份力，不是吗？我也看到英国报纸上有关秘密条约的消息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知道的也就是报纸上这些内容。而你也知道报纸常常会造谣。怎么可以在紧急关头单凭几张报纸上的报道就放弃帮助英国了呢？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你尽可以提出任何道德问题随意向我们挑战，但今天不是时候。”

这番讨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对我而言它却是全新的体验，是因为它是在那样特别的时刻用那样一种方式提出来的，所以我同意出席这次会议，还要写一封信向总督提出穆斯林的要求。

征兵运动

于是我参加了会议。总督希望我能支持关于征兵的决议。我请总督允许我用印地语和印度斯坦语发言。他答应了，但他建议我同时也用英语发言。我本没有什么话要说，就简短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本着一种责任心，我竭诚拥护征兵这个议案。”

很多人向我表示祝贺。他们说，在这种会议上还是第一次有人用印度斯坦语发言。这件事伤害了我的民族自豪感，我觉得惭愧而无地自容。在本国举行的集会上讨论有关本国的事情，却不能用母语发言，而像我这样一个偶尔出席的人用母语讲了一句话，竟被认为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这多么可悲啊！这类事情让我们深深地感到我们祖国的地位已经变得非常低下了。

我在会议上说的那一句话，对我意义重大。我要为我支持这次会议的这项决议负责。在德里的那段日子里，我还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必须给总督写一封信。对我而言这并非易事。我认为出于对政府和人民双方的利益考虑，我有必要在信中阐明我参加这次会议的动机，还要清楚阐明人民对政府的期望是什么。

我在信中对没有邀请罗卡尼亚·狄拉克和阿里兄弟这一类领袖参加会议的事深表遗憾，并且表明了战时的包括穆斯林在内的人民政治方面上的最低要求。我希望总督准许公开发表这封信，他欣然同意了。

这封信必须送往西姆拉(16)，因为会议结束后总督立刻就要赶往那里了。对我而言这封信非常重要，邮寄过去非常耽误时间。为了节省时间，我想找一个可靠的人亲手交给总督。丁纳班德·安德禄和鲁德罗校长建议我委托剑桥教会的爱尔兰牧师。牧师表示要让他先看一看，他觉得满意才会给我送去。我不反对这个意见，因为这并不是一封私信。他看后觉得非常满意，答应替我办这件事。我要为他买一张二等火车票，他却没有接受，说他一直是坐二等半车的。尽管那是一整夜的路程，他真的坐着二等半的火车走了。我佩服他简朴率直的态度。这封信就这样被可靠的人带走了，我想它会达到预期的效果的，我放心了。

我要做的另一件事是招募新兵。除了凯达，还能从哪里入手呢？除了我自己的同事，还能请谁来应征呢？于是我一到纳提亚，便和瓦拉白等朋友们讨论这件事。有些人很难接受这个建议，而赞成它的人又在怀疑我们究竟能招募多少人。群众对政府本来就没什么好感。这些人对从政府官员那里遭受的痛苦经验仍记忆犹新。

他们最终还是赞成开展这项工作。可是我开始着手准备时，马上就看清了现实。我受到了打击。之前组织抗税运动的时候，人们非常愿意把牛车免费借给我们使用，而当我们需要一个志愿者的时候常常会有两个人来应征。现在情况不同了，租不到车子，也找不到志愿者。然而我们并没有灰心，决定放弃车子，完全靠步行。所以我们每天必须要步行20英里左右。如果连牛车都弄不到，更不要妄想人们会供给我们食物了。我们也不好意思去问人家要粮食。于是我们决定每人都自备干粮。幸而那时是夏天，不需要带铺盖上路。

我们走到哪里就把集会开到哪里。倒是也有人围观，但是难得有一两人报名。“你是一个主张‘非暴力’的人，怎么能让我们举起武器杀人呢？”“政府为我们印度做过什么好事，值得我们为它卖命呢？”他们常常会拿这一类问题来责问我们。

然而，我们的坚持有了成效。报名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我们希望送走第一批人以后，还有源源不断的人前来应征。我已开始与当地的官员们商量应征者的住宿问题了。

每个分区的官员都仿照德里的模式举行会议。有一次会议是在古遮拉特举行的，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受邀参加了。会议的气氛很不好，我觉得自己在这里不如在德里有地位，我非常不安。我发言的时间相当长，我不想说那些取悦官员们的话，确实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

我常向人们散发传单宣传他们应征新兵。我主张的其中一条理由让官员们很不好受：英国统治印度期间，犯了不少错误，剥夺了印度人拥有武装的法令是其中最大的一个错误。如果想要取消这个法令，如果想要再使用武器，现在就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倘若中产阶级肯在政府遭受严峻考验的时刻出面帮忙，不信任感就会消失，而政府也将撤销不准携带武器的禁令。

有个官员提到我在传单上宣扬的这一观点，他说尽管我们彼此见解不同，但他还是非常感谢我出席了会议。而我也尽量客气地表达了我的观点。

以下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写给总督的那封信的内容：“正如您所了解的，由于我在4月26日的信中跟您说起的种种顾虑，我本来不打算参加这次会议的，但是承蒙您面谈教导之后，我最终决定参加，并非出于其他原因，完全是出于我对您的无比尊敬。我不想出席此次会议最主要的理由，是没有邀请罗卡尼亚·狄拉克、贝桑特夫人和阿里兄弟这一类的领袖来参加这次会议，而我认为他们是公认的非常有影响力的领袖，直到此刻我依然觉得没有邀请他们来参加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因此，我建议您在以后的会议中——我知道接下来还要举行很多类似的会议——邀请这些领袖们参加，让他们有机会贡献自己有益的力量来帮助政府，这样就可以弥补这次的损失了。恕我斗胆直言，没有哪个政府会不重视像这一类深得民心的领袖，即便他们的观点截然不同于政府的观点。同时我很高兴看到，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党各派都可以畅所欲言，而我也是有意克制自己不被狭隘的党派理念所约束。我认为只要真诚拥护大会所通过的任何决议，就算是在为大会的宗旨尽心服务了，而我是毫无保留地做到了这一点的。倘若政府接受了我的建议，我希望尽快把语言变成行动，我已同时附上建议的具体内容。

“在这样危急的关头，我承认每个印度人应该给予英帝国以出自本意的慷慨无私的、毫不含糊的支持，我们期望在不久之后的将来，印度能成为英帝国的自治领。不过这也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在里面：我们响应号召是由于我们希望早日实现自治。由此说来，虽然主动承担起对英帝国的责任能够带来相应的权利，印度人民仍有理由相信您在讲话中谈到的重大改革将会体现在国大党联盟方案的主要章程中，我相信正是基于上述信念，所以许多大会成员才愿意衷心帮助政府。

“如果我可以使我的同胞追忆他们自己走过的路，他们一定会撤销国大党的一切决议，不在紧张的战时念叨着要什么‘自治’或是‘责任政府’。这时最需要的是，在帝国告危的时刻，印度所有身强体壮的男子行动起来，为帝国献身也在所不惜。我知道印度人这么做以后，就会成为英国人最好的伙伴，而种族歧视也会消失。但是事实上，并非所有印度的知识分子都认识到这一点，而现在他们还在采取一种无效的方法。现在知识分子对于广大群众也是有影响的。从南非回国以后，我一直与农民朋友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发现自治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我参加了上届的国大党大会，会议所通过决议是要在一定时期内由国会机构明文规定给予英属印度一个完全责任政府，我也是该决议的起草人之一。我承认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但是我相信，如果不在短期内提出一个明确的有关自治的设想，印度人民是绝对不会满意的。我知道有很多印度人会为实现这个梦想而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而且他们也知道，既然他们要让帝国作出让步，他们也得为帝国作出同等的牺牲。所以我们知道只有全心全意地帮助帝国渡过眼前的难关，才可以缩短达到那个目标的时间。不承认这一点，那就无异于民族自杀。换言之，我们在拯救的帝国行动这个过程中也就取得了自治。

“因此我非常清楚，为了保卫帝国，我们必须贡献所有可能的力量，不过我们无法在财政上也提供同样的支持。与农民们的密切往来让我确信，印度人对帝国国库的贡献已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所得。我知道我说出了我国大部分同胞的心声。

“我和很多人都明白，这个会议意味着我们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奉献生命的一个明确的步骤。只是今天我们所处的地位依然很特殊，我们现在还算不上是帝国的合作伙伴。我们之所以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是基于我们希望为印度找到一个更好的未来。我没有要和您讨价还价的意思，只是倘若我不把我们的希望和理想如实地告诉您，就是在欺骗您，也是在欺骗自己。而且您应当明白，失望就等于幻灭。

“我还不得不提一件事情。您曾经呼吁我们暂时放下内部的分歧，团结一致对外。如果您指的是容忍部分官员们的专横无礼和错误行为，恕我无力响应。我们决心与这些不法行为抵抗到底。您应该呼吁那些官员们不要虐待平民，抛弃他们过去一贯的派头，凡事多征求人民的意见。我在三巴朗时，由于抗拒一种由来已久的专制而打官司，最后不得不诉诸于英国司法的最高机关。在凯达的与政府积怨很深的人民觉得真正有威力的并非政府，而是真正愿意为真理承受苦难的力量。于是他们不再痛苦了，他们懂得了政府应当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而不是奴役人民的机关，当人们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时，政府能够容忍那些有秩序的、可敬的不服从。所以三巴朗的事件和凯达的事件就是我对这场战争的直接的、明确的、特殊的贡献。强行让我中止那方面的活动，就是让我结束生命。我希望自己可以推广精神的力量，其实也就是用爱的力量来代替暴力，那么我想您可以看到一个能遏制全世界的邪恶行为的印度。为此，我将日复一日地锻炼自己对苦难的承受力，并等待着把它提供给那些需要它的人，而且我参加所有活动的动机都是为了证明忍受苦难这一恒久法则的无限优越性。

“最后，我要请您请示政府，对穆斯林土邦问题做一个明确的表态。每一个穆斯林都深深地关心着这个问题。尽管我身为一个印度教徒，但也无法对他们的事漠不关心。大家生活在同一个国度里，他们的悲伤也就是我们的悲伤。帝国的安全需要仰仗政府以最慎重的态度尊重土邦的权利，尊重穆斯林对礼拜场所的宗教情感，以及您对印度自治的态度。总而言之，写这封信是因为我爱英国，希望能够唤起每一个印度人对英国的忠心。”

平生第一场大病

我在征兵运动中几乎搞垮了自己的身体。那段日子里我主要的食物是落花生、牛油和柠檬。吃太多的牛油会损害健康，但我还是放纵自己吃了很多。结果这使我患了轻微的痢疾，对这种小病我倒没有很在意，依旧像往常那样在黄昏时走着去学院。那时我很少吃药，心想饿上一顿就会好了，于是第二天早上我没吃早饭，果然觉得舒服了许多。我也知道要完全恢复健康必须延长绝食的时间，每天除了果汁外，什么都不能吃。

记得那天是一个节日，我已经告诉嘉斯杜白我不吃午餐了，她还是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我受不了诱惑，于是也就吃了。我的妻子知道我立誓不喝牛奶或是奶制品，就特地给我做了甜麦粥，不放酥油而是放了植物油。她还给我准备了一碗豆汤。这是我爱吃的两样食物，所以我都吃了，希望借此讨好我辛苦的妻子，也满足自己的食欲。然而魔鬼正在等着这个机会呢，我吃得太饱，这已经足以致命了。不到一个小时，我的痢疾就严重了。

可是那天夜里我必须回到纳提亚。尽管到沙巴玛第车站不过只有1英里多的路程，走起来却非常吃力。瓦拉白先生在阿赫梅达巴和我会合，他能看得出我不舒服，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我非常痛苦。

大概10点钟时我们到达纳提亚。我们总部设在印度教安纳塔学院，离车站不过0.5英里远，但我走起来却觉得有10英里远。总算勉强走到了地方，可是我腹部的绞痛也越来越剧烈。我的房间离厕所很远，我无法支撑着去上厕所，所以我让同事们在我隔壁放了一个便盆。尽管这样做让我很惭愧，但是不得已，没有别的办法。傅尔昌先生很快就找来了一个便盆，所有的朋友都来到我身边，深深地替我担心，但是他们的关心并不能消除我的痛楚。我又固执地拒绝一切医药治疗，更是让朋友们无可奈何。我情愿为自己的愚蠢而承受后果，绝不吃药。他们束手无策，只好沮丧地看着我在一天一夜里泻了三四十次。我已完全吃不下任何东西了，连果汁也不喝不下去。我一向以为自己的身体如钢铁般结实，但是现在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变成一堆烂泥了，失去了一切抵抗力。康努加医生劝我吃药，我拒绝了。他要给我打针，我也谢绝了。那时我不知道医生要给我注射蔬菜汁，还以为注射的一定是动物的液汁，尽管后来我知道了，但已经太晚了。我还是腹泻不止，已经折腾得精疲力竭了，而身体的衰竭又引起了昏迷。朋友们更着急了，又请来了好几个医生。然而医生对一个不听话的病人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赛·安伯拉尔与他善良的夫人来到了纳提亚，与我的同事们商量后，他们非常小心地把我抬到他在米尔扎埔的洋房里去，我在病中所享受着无与伦比的爱护和照料，这让我深感不安。然而我的病并没有好转，仍在继续着一种轻微的发烧，身体也日渐消瘦。我觉得这场病可能会致命。我不忍心再麻烦安伯拉尔一家人，就强烈要求他把我送回学院，他只好答应了。

当我还躺在学院的床上痛苦呻吟之际，瓦拉白先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德国已经完全战败了，而有一位官员也捎信来说我们不必再招募新兵了。这个消息让我松了一口气，我不必再为征兵的事情操心了。

这时我开始尝试水疗法，减轻了痛苦，可是并没有那么容易就恢复健康。很多人给我出主意，可是我无法说服自己吃药。有两三个人引证了《阿育吠陀》的例子劝我喝肉汤以代替牛奶。还有一个人竭力劝我吃鸡蛋。我的回答都是“不”。

我认为饮食的问题不能迷信于经典的、权威的说法。饮食是与我的生命历程息息相关的事情，也是指导生活的原则，不能依靠于外界的权威来判断，我不会背弃这些原则。只是我要求妻子、孩子们和朋友们遵循的原则，自己怎么能任意破坏呢？

于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大病给了我一个绝好的机会来考验自己是否遵守这些原则。有一天晚上，我完全绝望了，感到自己已走到了死神的门前，就派人去通知安娜舒也朋夫人。她立即赶到学院，瓦拉白和康努加医生也来了，医生摸了一下脉搏说：“你的脉象很好，我认为不会有危险。这是由身体极度衰弱而引起的一种神经衰弱症。”但是我还是不相信他的话，那一夜没有睡着。

天亮了，死神并没有光顾，可我依然觉得死期将近，于是只要我神智清醒，就让学院的好友给我念《薄伽梵歌》。我已无力阅读了，也不愿意开口讲话，稍一讲话，脑子就紧张起来。我已没有生存的欲望了，也不愿苟活。自己什么都不能做，还要周围的朋友和同事们来侍候，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身体慢慢地垮下去，这样无可奈何地生活着，实在够痛苦的。

就这样我躺在床上等死，有一天，塔瓦尔卡医生带了一个客人来找我，这位客人是马哈拉斯特拉人，我一看到他便知道他和我一样，是别人眼中的怪人。他是来为我治疗的。他曾在孟买的格兰特医学院上学，毕业了但没有取得学位，也没有什么名气。后来我才了解到他是梵社的会员。他个性独立而又固执，最擅长用冰来治病，他想要在我身上做实验。我们都叫他“冰医生”。他以为自己发现了连某些有资历的医生都没有发现的新东西。可惜的是，他的话并不能使我信服，我相信他的办法会产生一些效果，可是我认为他的某些结论下得过早了。

不管他的发明怎样，我愿意让他在我的身上做实验。他给我全身敷冰，我虽然不敢肯定他的治疗会产生他说的那种效果，但我的确有了一种新的希望和新的能量，而且这种心理自然对健康是有益的。我开始有食欲了，每天还可以缓慢地散步5～10分钟。现在他建议我改善饮食。他说：“我敢保证如果你能吃几个生鸡蛋，你的体力可以恢复得更快。鸡蛋和牛奶对你的身体都绝无害处。它们当然不能归为肉类。而且你是知道的，并非所有鸡蛋都有生殖作用，市面上是出售消过毒的鸡蛋的。”我是连消过毒的鸡蛋也不会吃的。不过健康的好转已足以使我重新对公众事务感兴趣了。

劳莱特法案和我的窘境

朋友们和医生们都建议我去马特朗休养，那样可以更快地恢复健康，于是我便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然而马特朗的水质很硬，这又给我带来了新的困扰。我刚害了痢疾，肛门极为敏感，再加上我有肛裂病，所以每次大便时都痛不可当，于是我非常害怕吃东西。在那里住了不到一周，我就连忙离开了。尚卡拉尔·班克先生认为自己是我的健康监护人，他极力劝我咨询一下达拉尔医生，于是我去找了那位医生。我非常佩服尚卡拉尔当机立断的能力。

医生说：“要恢复健康，只有喝牛奶。如果你还愿意注射铁质和砷酸，我可以保证你能够完全康复。”

“我接受注射，”我答道，“但是我不会喝牛奶，我立誓不喝牛奶。”

“究竟为什么发这样的誓？”这位医生问。

我告诉他整个故事的始末以及我发誓的理由，还有自从我知道母牛被挤尽牛奶的状况后，就再也不愿意喝牛奶了。再加上我始终认为牛奶并非人类的天然食物。所以我发誓再不喝牛奶了。我说这一番话时，嘉斯杜白也站在我床边听着。

“那么喝羊奶总可以吧，”她说道。

医生也趁机说道：“喝羊奶也可以。”

我让步了。我热切希望早日恢复健康，以尽快投入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出于对生存下去的强烈要求，我暂时满足于遵守誓言的字面含义，而牺牲誓言的精神。我发誓时，说的虽然只是牛奶，但是其实际的含义应该包括所有动物的奶水。更何况既然我认为奶类并非人类天然的食物，就不应该再饮用任何奶水。我明白这些道理，但我还是答应喝羊奶了。生存的欲望战胜了对真理的虔诚，而一个信奉真理的人居然为了组织非暴力不合作的运动，而违背了他神圣的理想。至今我依然对此念念不忘，心中充满了懊悔，我一直想不再喝羊奶了，然而始终无法摆脱那种不可思议的诱惑，以及那种为人民服务的强烈愿望。

我很看重饮食方面的实验，并把它当成非暴力主义的一部分。这些实验让我觉得精神舒畅，非常快乐。然而喝羊奶这件事一直让我无法释怀，倒不是因为这违背了不杀生的信仰，主要是从真理的角度看这样做是违反誓言的。对真理的理想与对“非暴力”的理想相比，我更了解前者，而且经验告诉我，如果放松了对真理的理想，就永远解决不了“非暴力”的问题，而真理的理想要求人们既遵守誓言的字面意思，也遵守其精神内涵。

就现在这件事而言，我只遵守其外表形式，却没有遵守其精神内涵，也就是誓言的灵魂，这就是我苦恼的真正原因。尽管我心里非常明白，却没有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是我还没有勇气采取断然拒绝的措施。归根结底这二者是一回事，怀疑就是缺乏信仰或信仰脆弱的结果。所以我日夜祷告：“神啊，请赐我信仰吧！”

喝羊奶后不久，达拉尔医生便为我做了肛裂手术，手术很成功。当我逐渐恢复健康时，想活下去的欲望更强烈了，尤其是因为此时神灵已给我安排了很多工作去做。

养病期间，我偶然在报纸上读到劳莱特委员会(17)刚发表的报告书。报告书的内容让我深感震惊。尚卡拉尔·班克和乌玛尔·苏巴尼（现已故）都建议我要在这个问题上迅速采取一些行动。大约一个月后，我去阿赫梅达巴把我的忧虑告诉瓦拉白，他几乎天天都来探望我。我对他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可是在目前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做什么呢？”他问道。我又说：“如果我们可以联名抗议，哪怕人数不多，如果他们不顾我们的反对就把议案变成法律，那我们就马上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如果我没有生病的话，一定会全力斗争的，也会号召其他人起来斗争的。但现在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实在堪忧，担当不起这项任务。”

这次谈话过后，我们决定召集少数几个同我关系密切的人举行会议。我认为劳莱特委员会的建议缺乏现实的依据，报告书里所列举的少数证据不足以让人信服，而且每个有自尊心的人是绝不会接受这样的建议的。

会议在非暴力不合作学院里举行了，参加这个会议的不足二十人。我还记得除瓦拉白外，还有沙瑞珍尼·奈都夫人、洪尼曼先生、乌玛尔·苏巴尼先生、尚卡拉尔·班克先生和安娜舒也朋夫人。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起草了非暴力不合作宣言，而且我记得所有与会者都签名了。当时我还没有担任什么刊物的主编，不过我常常通过报刊来发表我的看法。这一次也不例外。班克对这次斗争非常热心，我也是第一次发现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工作很踏实。

我认为要采取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种新的斗争形式，依靠现有的组织是不可能的，我建议另外成立了一个非暴力不合作大会。由于它的主要会员都在孟买，因此也就把总部设在孟买。有不少会员已经在誓约大会上签了名，我们还印发了传单，到处召开群众大会，一切组织都像凯达运动那样有条不紊。

我当选非暴力不合作大会的主席。不久后我便发现自己与很多会员之间似乎有很大的分歧。我坚持用古遮拉特文在大会上发言，此外我提出的其他工作方法有些看起来很特别，使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也很是为难。不过说句公道话，大多数人很宽容地迁就着我的个性。

虽然新活动在开始时红红火火的，运动发展得也很迅速。但我从一开始就能看出这个大会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因为有一部分会员很不喜欢我所强调的真理与“非暴力”。

奇观

一方面反对劳莱特报告书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政府将这个建议变为法案的决心日益坚定，于是劳莱特法案公布了。我此生只参加过一回立法议会，就是为了讨论这个法案。萨斯特立吉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郑重警告政府不要逆民意而行。总督似乎在聚精会神地听着萨斯特立吉的滔滔雄辩。他的话是那么实际而又充满感情，我以为那一刻总督也会深为所动。

然而只有当一个人真正熟睡时，你才能唤醒他；如果他只是假装睡着了，无论你怎么叫也是不会有结果的。当时政府就是在假睡，它打定主意要立法，开立法议会听取代表的意见不过是走走形式罢了。所以无论萨斯特立吉的演讲有多么好，政府根本是充耳不闻的。

在此种情况下，我的话没有什么分量。我曾诚恳地请求总督不要将其立法，我曾给他写过许多私人的和公开的信，明确告诉他，如果政府还是一意孤行的话，我们会采取非暴力不合作行为。然而这一切都无补于事。

那时法案还没有登在政府的公报上成为正式的法律。我的身体也还是很衰弱，但是当我接到来自马德拉斯的邀请时，便决心冒险做一次长途旅行。当时我无力在大会上高声讲话。时至今日，我还不可以在大会上站着发言，如果要长时间站着发言的话，我就会全身发抖，脉搏异常。

我能够适应在南方的生活，多亏我当年曾在南非工作过，泰米尔人和德鲁古人对我有某种特殊的好感，而善良的南方人民也从未令我失望过。这个请帖是由喀斯图立·兰格·艾扬伽先生（现已故）发出的。后来我在赴马德拉斯途中得知，出主意邀请我的是拉贾戈巴拉查理（Rajagopalachari）(18)。这可以算是我们初次相识，无论如何我们要亲自面谈，好好了解一下彼此。

拉贾戈巴拉查理离开沙列姆到马德拉斯来当律师没有多长时间，他是被喀斯图立·兰格·艾扬伽先生等一干朋友再三邀请来的，也为了便于积极参加公众生活。我们在马德拉斯就和拉贾戈巴拉查理一起住。我原以为我们住的房子是喀斯图立·兰格·艾扬伽先生的，所以艾扬伽先生是主人。我们一起住了两三天之后，幸而摩诃德弗·德赛纠正了我的想法，我才发现原来拉贾戈巴拉查理才是主人。摩诃德弗很快便和拉贾戈巴拉查理混得很熟，而因为拉贾戈巴拉查理是一个羞涩的人，一直不大出面，所以才让我们产生了误会。摩诃德弗提醒我：“你应当好好培养这个人。”

我觉得摩诃德弗的话有道理。于是我每天都去找拉贾戈巴拉查理，我们一起讨论有关斗争的计划，但除了举行公众集会之外，我想不出别的什么办法。如果劳莱特法案最终被议会通过而成为法律，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采取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来加以反对。如果要不服从它，总得政府先给大家一个不服从的机会。如果压根就没有这种机会，我们能否文明地不服从其他的现有法律呢？如果可以，那界限又在哪里？这样的一大堆类似的问题便是我们讨论的主题。

喀斯图立·兰格·艾扬伽先生召集了部分领导人参加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威加也罗卡瓦恰立先生。他建议我起草一份明确的、科学的关于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说明，甚至要把详细的细节一并写上。我认为以我的能力是难以胜任这项任务的，就毫不保留地向他坦诚了这一点。当我们还在这样踌躇不决地商讨对策时，便得到了劳莱特法案已公布为法律的消息。那天晚上我依然苦苦地思索着这件事，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便醒了，就早起了一会儿。那时我还介于沉睡和清醒之间的朦胧状态，忽然迷迷糊糊地想到一个主意，简直像做梦似的。然后我便急急忙忙地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拉贾戈巴拉查理。

“昨晚我梦到一个主意，我们可以号召全国举行罢工运动。非暴力不合作是一种自我净化的过程，而我们的斗争又是一场神圣的斗争，所以在开始斗争之前，我们需要一个自我净化的行动。我们可以号召全体印度人民在那天停止工作，并把那天作为绝食和祈祷的日子。穆斯林绝食不能超过一天，所以我们绝食的时间也不超过一天。我不敢保证各省都会响应我们的这个号召，不过我认为孟买、马德拉斯、比哈尔和信德是可以保证的。所以即使只有这几个省份实行了，我们也应当满意了。”

拉贾戈巴拉查理当即认可了我的意见。其他的朋友也无不表示赞同。于是我便起草了一份简短的倡议书，最初我们把总罢工的日期定在1919年3月30日，后来又改为4月6日，因此人民只得到了这份紧急通知。由于必须马上采取这个行动，所以不可能写一份很长的紧急通知。

然而谁能预料到这短短的倡议书会产生这么大的效果呢？4月6日，印度全国上下从城市到农村，真的举行了总罢工，那真是惊人壮观的一幕。

难忘的一周！（上）

我在印度南部做了一次短期旅行之后回到了孟买。那天大概是4月4日，我接到尚卡拉尔·班克先生的电报，让我赶到孟买去参加4月6日的活动。

但是德里已于3月30日举行了罢工运动，关于总罢工延至4月6日举行的通知到达得太迟了。当时健在的史华密·史罗德兰吉和哈钦·阿玛尔罕·萨希布说的话在那里就可以与法律相抵。过去从未在德里出现过那样的总罢工，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非常团结。史华密·史罗德兰吉应邀去朱姆玛大寺演讲。当局无法容忍所有这一切。总罢工的游行队伍向火车站行进时，警察堵住了他们，还向游行群众开枪，死伤很多人，并在德里开始了镇压统治。史罗德兰吉让我火速赶往德里。我回电告诉他，等4月6日孟买的活动结束，我会立即动身赶往德里。

拉合尔和阿姆里察也在重演着德里发生的事。萨提亚巴尔博士和科其鲁博士要我尽快赶到阿姆里察。当时我与他们还互不相识，我通知他们，我会先去德里，然后再去阿姆里察。

6日早晨，成千上万的孟买市民去乔巴蒂海边沐浴，然后结队去塔库德华游行。游行队伍中有几个妇女和儿童，还有很多穆斯林也参加了。同行的几位穆斯林朋友把我们带到塔库德华附近的一个伊斯兰教堂里，并说服我和奈都夫人发表演讲。维塔尔达斯·杰罗嘉尼先生建议我们当时就号召人们使用国货，并立下印—穆团结的誓言，但是我认为不应草率宣誓，我们应当对已有的事业感到满足了。一旦宣誓就不能违背，所以我们应当让人民先充分了解使用国货的誓言的含义，深刻了解印—穆团结的誓言背后的责任。最后我提议凡是愿意宣誓的人，可于第二天早上再集会。

孟买的总罢工是完全成功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完成了。我们曾经就这个问题讨论过两三件事。我们认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对象应是那些不得人心的法律。盐税法就是极不得人心的一例，而且不久前还爆发过一次取消盐税的大规模运动。于是我建议人民可以在自己家里用海水制盐，不必遵守盐税法。另一个非暴力不合作行为是售卖禁书。当时我有两本书，即《印度自治》和《人人幸福》（鲁斯金《给最后的一个》的古遮拉特文版本），这两本书曾被明令禁止发售，这时正好重新印刷这两本书并公开发售，这似乎是非暴力不合作的最简单的方式了。于是我们大量地翻印了这两本书，并安排在6日晚上在大会结束时大家停止绝食后发售。

6日晚上有一支志愿者队伍按预定计划向人民售卖这两本禁书。我和沙罗珍尼·蒂维夫人两人也坐车跟了出去。很快我们就卖光了所有的书，所得的钱全部用来开展进一步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两本书的售价都是4安那，不过从我手上买书的人没有仅按售价付钱。很多人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买一本书，5卢比和10卢比的钞票像雪片一样飞来。我记得有一个人竟然用50卢比买走了一本书！我们向大家讲明了我们卖的是禁书，买禁书的人有可能会坐牢。然而那时候他们完全没有对坐牢的恐惧之情。

后来听说政府为了避免陷于被动，就对外宣称原来被禁的书并没有出售，而我们这次出售的书并不是禁书，这些翻印的书是禁书的新版本，出售新版本不犯法。听说这消息后，大家都很失望。

第二天一早我们召集了一个关于使用国货和印—穆团结的宣誓大会。维塔尔达斯·杰罗嘉尼第一次懂得了一个道理：闪闪发光的并非都是金子。那天与会者寥寥无几。我还清楚地记得到场的几位姐妹，而到场的男人很少。我随身带着已经写好一份宣誓词。宣誓之前，我向与会者们解释了宣誓词的含义。与会者这样少，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并没有令我感到难过，因为我早就注意到群众更喜欢搞一时激动人心的运动，而不喜欢做埋头苦干的建设性工作。到现在还依然存在着这种现象。

关于这种现象我将另辟一章专门来谈，现在言归正传。7日晚，我动身前往德里和阿姆里察。8日到马都拉时，我收到消息说我有可能被捕。火车过了马都拉后停在下一站时，阿恰利亚·奇德万尼到火车上看我，对我说了我即将被捕的确切消息，还问我是否需要他的帮助。我向他致谢并向他保证，有需要时一定会请他帮忙。

火车还没到巴尔瓦尔车站，我便接到一个不准我进入旁遮普境内的公文，可能是担心我到那里会引起当地秩序的混乱吧。警察打算强行带我下车，我拒绝了：“我到旁遮普不是去扰乱秩序，而是去平息骚乱。所以恕我不能从命。”

最后火车到了巴尔瓦尔车站。摩诃德弗随行，我让他继续前往德里把一路上发生的事情告诉史华密·史罗德兰吉，并让人民保持镇静。我让他解释清楚我决定不服从命令，但准备接受处罚，同时还让他说明，不管我受到怎样的处罚，倘若人民可以充分地保持平静，胜利最终一定会属于我们。

下车后我在巴尔瓦尔车站被警察拘押了。不久就来了一趟从德里开来的火车，我被几个人押上了三等车厢。火车到马都拉后我就被带到拘留所，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他们打算怎样处置我，或是要把我送去哪里。第二天一早4点钟，我被叫醒，随后被押上了开往孟买的一列运货的火车。中午时他们又在萨外马多布尔把我押下车。有一位叫鲍林的警官从拉合尔乘特快火车赶来负责押送我。他把我押上头等车厢，这样我便从一个普通的犯人一跃成为“绅士”式的犯人了，这位警官对米凯尔·奥德耶爵士(19)推崇至极。他说米凯尔爵士对我个人并没有偏见，他只是担心我到了旁遮普省会引起骚乱，还说了很多诸如此类的话，最后他劝我自觉地回孟买，并同意不再去旁遮普。我告诉他，我不会服从这个命令，也不会主动回孟买。警官也知道他劝不动我了，就说他不得不对我使用法律手段了。我问：“那你打算怎么办呢？”他说他也不知道，还在等候新的命令。不久后，他说：“此刻我要送你回孟买。”

我们到了苏拉特。在这里又换了另一位警官看守着我。等到我们到孟买后，这个警官对我说：“现在你恢复自由了。”但他接着又说，“你最好在海滨车站下车，正好我可以叫火车在那一站停一停，可能有很多人拥在科拉巴车站。”我对他说我乐于按他的吩咐去做。他听了之后很高兴，还向我致谢。到了海滨车站，我就下车了。刚好我朋友的车子从那儿经过，就把我带到雷瓦沙卡·杰维礼的家。我的那位朋友对我说，我被捕的消息激怒了人民，他们差不多陷入疯狂了。他又说：“白敦尼附近随时都可能发生暴动，县长和警察都已经去那里了。”

我刚一到达目的地，乌玛尔·苏巴尼和安娜舒也朋夫人便赶来让我即刻坐汽车前往白敦尼。他们说：“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了，他们非常愤怒，我们无法让他们平静下来，只有你亲自出面才能平息事端。”

我马上起程了，我看到很多人围在白敦尼附近。人们一看到我就欣喜若狂，立刻结成队伍，高呼着“祖国万岁”和“神灵至上”。我们在白敦尼看到一队骑马跑过来的警察，砖头像雨点一样自天而降。我请求群众保持镇静，但是我们似乎阻止不了砖头的袭击。游行队伍经过阿布杜尔·杜赫曼大街向克罗福特市场走时，突然被一队骑马的警察挡住去路，警察阻止他们继续向要塞行进。群众围得水泄不通，几乎突破了警察的防线了。我的声音淹没在人群中间。正在此时，警察突然下令驱散群众，于是马队便立刻冲向人群，他们一边跑还一边挥舞着长矛。当时有一阵子我以为自己要受伤了。其实长矛挥过来时不过擦到了车皮。游行队伍被冲散了，在一片慌乱之中有人被踩踏，有人被挤伤，在那么拥挤的道路上实在没有容许马通过的空隙，也没有群众逃生的出路。于是骑兵们便在人群中横冲直撞，杀出一条血路。我想骑兵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整个场面极端恐怖，骑兵和游行群众乱成一团。

就这样游行群众被骑兵驱散了。而我们的汽车获准前行，我们把车停在警察局门口，我要进去找警察局长控诉这些警察的暴行。

难忘的一周！（下）

于是我去了警察局局长格立菲斯先生的办公室。在通往局长办公室的楼梯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好像要准备进行军事行动。走廊里的气氛非常紧张。当我被带进办公室后，我看见鲍林警官坐在格立菲斯身边。

我向格立菲斯描述了我看到的情景。他只是简略地答道：“我不希望游行队伍前往要塞，因为到了那里难免会发生暴动。可是人们不听劝告，所以我只好下令让骑警把他们冲散。”

“可是，”我说，“你是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的。那些马一定会踩到人。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派骑警去冲散群众。”

“你不能妄下断言，”格立菲斯说，“我们身为警察，当然比你更清楚你的主张会对人民产生怎样的影响。所以倘若我们不断然采取措施，局面就会无法控制。我告诉你，人民一定不会被你控制。他们很快就会服从法律的，他们是无法明白保持和平的责任的。我不否认你的用意是好的，不过人们是不会理解你的意图的。他们只是在受本能的驱使。”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说道，“人民的天性是爱好和平而不是暴力。”

就这样我们又争论起来。最后，格立菲斯说：“如果人民的确不认同你那一套说法，你又打算怎么办呢？”

“如果真是这样，我会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真的吗？听说你对鲍林说过，你一获释还打算去旁遮普。”

“是的，我原本打算乘下一班火车。不过今天不行了。”

“如果你有耐心，就应该停止这种行为。你知道现在阿赫梅达巴发生了什么吗？你知道阿姆里察发生了什么吗？那些地方的群众几乎是疯了，我还没有了解到所有事实。但我知道有些地方的电线都被割断了。我告诉你：所有暴动都要由你负责。”

“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真是我的责任，我一定会负责。阿赫梅达巴也发生暴动了吗？如果这是真的，我很惊讶，也非常痛心。但是我从没去过阿姆里察，那儿也没有人认识我，那儿的暴动不能算到我的头上。而且如果不是旁遮普政府禁止我入境，我想我一定可以帮助他们维持那里的秩序。但是他们逮捕我，反而激怒了人民。”

我们一直这样争论下去，无法取得共识。我告诉他我想在乔巴蒂召开一次群众集会，我号召人民保持镇静，说完这些我就同他告别了。群众集会在乔巴蒂海滩上举行。我给人们详细地解释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责任和界限，我说：“非暴力不合作主义是诚实的人的一种武器，一个非暴力不合作者首先要坚守‘非暴力’的原则，只有人民在思想上、言论上和行动上都能遵守这个原则，我才能进行群众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安娜舒也朋夫人也听说了阿赫梅达巴发生暴动的消息。有人散布谣言，说她也被捕了。纺织工人听说她被捕后，气得昏了头，他们举行了罢工，甚至还采取了暴力行动，打死了一名警官。

我连忙赶往阿赫梅达巴。我还听说有人企图破坏纳提亚车站附近的铁轨，还有一位维朗坎的政府官员被杀害，阿赫梅达巴正在戒严，人民非常惊慌，他们曾经采取过激的暴力行动，现在政府要让他们连本带利地付出代价。

我到车站时有一位警官在那里等着我，他护送我去警察局局长普拉特先生那里。我发现局长非常生气，于是我便温和地与他交流，并表示我对当地目前的暴动感到遗憾，但我认为没有必要戒严，我愿意与他合作尽早让局面稳定下来。我希望他准许我在沙巴玛第学院的广场上召开一次群众集会，他同意了。大概是在4月13日，也就是周日那天大会举行了，也是在那两天，戒严令撤销了。我在大会上发言，极力想让人们明白他们自己犯下的错误，并宣布我将绝食三天以示忏悔，呼吁人民也绝食一天，我还建议那些参与了暴行的人自觉承认自己的罪过。

我知道自己对这场暴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无法忍受工人们也参加了暴动的这个事实，因为我曾为他们服务，在他们身上投入了很多精力，并对他们寄予厚望，而他们居然犯了罪，身为他们中的一员，我无法替自己开脱。

一方面我建议人民反思自己的罪过，另一方面我也建议政府宽恕他们的过激行为。但是两方面都不接受我的建议。

罗曼白爵士（现已故）和当地的其他朋友们来找我，希望我呼吁人民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其实他们多虑了，因为我也已经下定决心，在人民还没有学会维持和平以前，绝不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些朋友高兴地离开了。

然而，也有一些人不赞成我的这个决定。他们认为，如果我到处宣扬和平并将其当做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前提的话，那么群众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根本不可能发动起来。很抱歉我不能认同这样的看法。如果连那些曾经与我一起工作过的人都不遵守“非暴力”的原则，也不愿意自己吃苦的话，那么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绝无可能实践的。

我坚持认为，那些希望领导人民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人一定要能够保证人民在非暴力界限以内活动。直到今日我也对此深信不疑。

铸成大错

阿赫梅达巴的群众集会一结束，我就立刻去纳提亚了。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使用了“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这种说法，此后这个说法便广为流传了。在阿赫梅达巴时，我就隐约感觉到了自己的错误。到了纳提亚，看了实际情况以及听了凯达县有那么多人被捕的报告以后，我才恍然大悟，自己真的犯了大错，我号召凯达县以及其他地方的人民过早地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绝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在一个群众集会上公开承认了自己铸成的大错，却招来了不少嘲笑，不过我绝不后悔承认错误，一个人只有坚持严于律己和宽以待人才能对自己和别人的错误作出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我认为身为一个非暴力不合作者，更应当恪守这个原则。

现在请我来讲述“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到底是怎么回事吧。一个人在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前，必须先尊重国家的法律，并自觉地遵守它。通常情况下，我们服从法律是害怕犯法后受到惩罚，尤其是对那些不含道德原则的法律，更是如此。举个例子，不管是否有禁止偷窃的法律，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实人绝不会突然偷窃东西，可是他可能不会因为自己没有遵守在夜里行驶自行车必须开灯的规则而觉得自己犯了错。事实上，他可能不会很好地接受别人在这方面对他的善意劝告。可是如果想避免因违反这样的规定而受处分，他就必须要遵守这一类强制性的法规。这是服从命令，却不是有意识地、自觉地服从。一个非暴力不合作者应该自觉地遵守法律，因为他将其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只有当一个人小心翼翼地遵守法律时，他才能判断出哪些法律是好的、公正的，哪些是坏的、不公正的。也唯有如此，他才具有采取有限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权利。我错在逾越了这个必要的限度。在人民尚未具备这些素质之前，我就号召他们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我看来这个错误真如喜马拉雅山那么大。我进入凯达县时，过往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一幕幕又涌现在我眼前，我惊奇的是，为什么自己那时就没有觉察到这么明显的事情呢？现在我明白了，在发动人民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前，必须先让大家透彻地了解“非暴力”的深刻含义。所以在发动新一轮的群众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前，必须先建立一支久经考验、心地纯洁而又完全了解非暴力不合作的严格规定的志愿者队伍，由他们来向人民阐明这些原则，并且夜以继日地执行监督。

我怀着这样的想法来到孟买，通过当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组织成立了一支非暴力不合作者志愿队。他们的责任是通过教育使人民理解非暴力不合作的内在含义及其意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印发关于这些内容的有教育意义的小册子。

然而在进行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要让人民对非暴力不合作主义中有关和平的方面产生兴趣，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应征担任这个教育工作的志愿者也不多。即便是那些真正报名参加了的人们，也很少按期经常进行有系统的培训，而且时间一长，担任这个工作的志愿者也越来越少了。我这才明白一切远不及我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新生活》和《青年印度》

一方面教育人民理解非暴力主义的行动正在缓慢艰难地开展，另一方面，政府的非法镇压政策也正在全力推行，尤其是旁遮普省，运动领袖们纷纷被捕入狱，政府发布了戒严的法令，其实那根本就不是法律，还成立了特别刑事法庭。这个特别刑事法庭完全是贯彻专制的工具。没有任何证据就公然违法地下判决书，让这里的人民惶惶不可终日。在我看来，尽管嘉里安瓦拉花园的惨剧震惊了印度和全世界人民，但是与旁遮普省的军事独裁相比，绝对是后者更令人恐怖。

我多次给总督写信、发电报，请求他准许我进入旁遮普，可是都没有回应。即便我贸然前往，但是没有许可证还是无法进入旁遮普，最后还是会被遣送回来。如果强行进入，那就不符合非暴力不合作的原则了，这让我进退两难。事情很明显，我周围没有我所需要的那种和平的氛围，旁遮普境内的肆无忌惮的镇压使空气中处处充满了火药味。对我而言，在此时展开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即便可能实现，也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只能是火上浇油。所以，我决定暂时不去旁遮普。每天我都能听到从旁遮普那里传来的迫害人民的消息，可是我只能坐在那里无可奈何地忍受着痛苦的折磨。

一手创办《孟买纪事报》的洪尼曼先生突然在这个时候被当局驱逐出境。我认为政府此举十分卑劣，直到现在我还能闻到这种行为的恶臭气息。我知道洪尼曼先生一直都奉公守法，他完全拥护我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决定，他劝我不要未经许可就前往旁遮普。事实上在我还没有对外宣布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决定之前，他就写信这样劝我了。只是由于孟买和阿赫梅达巴之间的距离较远，所以我在宣布了那个决定以后才收到他的信。他突然被政府驱逐这件事让我非常惊讶，无比痛心。

发生了这件事以后，《孟买纪事报》的其他董事们希望我可以担负起办这张报纸的责任。布列维先生负责那边的工作，所以用不着我做很多工作。不过依我的性格，我还不确定我是否能够接受这么棘手的工作。我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政府就下令停止出版《孟买纪事报》了。

经营《孟买纪事报》的那些朋友们，如乌玛尔·苏巴尼和尚卡拉尔·班克先生等，还经营着《青年印度》，由于《孟买纪事报》被查封了，他们就建议我担任《青年印度》的主编，而且他们建议为了弥补《孟买纪事报》被查封后留下的缺口，应把《青年印度》由周刊改为双周刊。我也觉得应该这样做。我也正好需要借这份杂志把非暴力不合作的内在意义传达给公众，而且至少可以为旁遮普的形势说几句公道话。所以我写的文章都隐含着对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宣传，政府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我愉快地接受了我的朋友们提出来的建议。

但是怎样用英语来对公众进行非暴力不合作的教育呢？当时我主要使用古遮拉特文工作。印都拉尔·亚兹尼克先生与苏巴尼、班克也是朋友。亚兹尼克正在经营一份古遮拉特文的《新生活》月刊，这个刊物得到了苏巴尼和班克等人经济上的资助。后来他们把这个月刊交给我负责，而亚兹尼克也会继续干下去，于是这个月刊便改为周刊了。

不久后《孟买纪事报》又获准复刊了，所以《青年印度》又改回原来周刊的形式了。对我而言，在两个地方出版两个周刊很不方便，而且花销也更大。因为《新生活》原来就在阿赫梅达巴出版，所以我建议把《青年印度》也搬到阿赫梅达巴来出版。

我想要这样做其实还有别的考虑，根据我在办《印度舆论》时的经验，我觉得办刊物应当要有自己的印刷厂。而且根据当时的印度出版法规定，如果我想自由发表意见的话，就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印刷厂，一般那种为了做生意而开设的印刷厂不敢承印我们这些承载着自由言论的刊物。既然在阿赫梅达巴办印刷厂比较方便，所以最好把《青年印度》也搬到这里来。

有了这两个刊物做平台，现在我开始尽最大的努力向我的读者们开展有关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教育，这两个刊物发行量很大，有段时间两者的发行量都达4万份以上。不过当《新生活》发行量激增时，《青年印度》的发行量却增长缓慢。我被捕后，这两个刊物的发行量都大大减少了，现在各刊的发行量都不到8000份。

从一开始我就反对在这两种刊物上登广告。我认为不登广告对它们不会有什么损失，相反，我相信这样还有助于保持刊物的独立性。

此外，出乎意料地，这两份刊物帮我保持内心的平静，渡过了精神上的难关。既然不可能马上展开新一轮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那么办刊物就让我有了与群众沟通我的思想和心事的可能。因此我觉得这两份刊物在这个严峻的形势下确实给群众提供了非常好的服务，对于揭露戒严法令的暴政也算是略尽薄力了。

在旁遮普的经历

米凯尔·奥德耶爵士勒令我要为旁遮普所发生的暴动负责，还有一些激进的旁遮普青年把政府戒严的责任归咎于我。他们认为如果当初我不让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继续下去的话，就不会发生“嘉里安瓦拉花园惨案”了。甚至还有人进一步恐吓我说，如果我敢去旁遮普，他们就会把我干掉。

可是我却认为自己的立场非常正确而且无可非议，凡是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误会我的意思。

我急于要去旁遮普看看。我没有去过那里，所以更想亲眼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原来曾经邀请我去那里的几个人，萨提亚巴尔博士、科其鲁博士和潘迪特·兰达吉·杜德·乔德理现在都被捕了。但是我觉得政府肯定不敢让他们和其他囚徒关在一起太久。我在孟买的时候，总有许多旁遮普人来看我，在这种场合里我常常会鼓励他们，也会给予他们安慰。当时我的自信心还是很有感染力的。

可是去旁遮普的计划总是一拖再拖。每当我向总督申请前往那里的许可证时，他总是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所以就这么一直拖下来了。

汉德委员会此时宣布要对旁遮普省政府在戒严期间所做的事进行调查。

西·弗·安德禄先生此时已到旁遮普，他在来信中向我描述了那里触目惊心的暴行，于是我知道了戒严时期实际发生的暴行比报纸上公开报道得还要严重。他敦促我立刻来旁遮普同他一起开展工作。与此同时，马拉维亚吉也发来电报让我立刻动身前往旁遮普。我再一次发电报询问总督现在可否进入旁遮普，他回电说等到某天之后就可以去了。现在我都记不清是哪天了，好像是10月17日。

在拉合尔见到的情景令我终生难以忘怀。车站里人山人海的，好像全市的人都出来迎接我了，他们在车站热切地期盼着我的到来，仿佛在等待一个阔别多年的亲人，而且见到他后就觉得欣喜若狂。我住在潘迪特·兰巴兹·杜德（现已故）的家里，而招待我的重任却落在了沙罗拉·蒂维夫人身上。说是重担也不为过，当时和现在差不多，凡是我住的地方总是门庭若市，人来人往的。

由于当时旁遮普的主要领袖都在狱中，所以潘迪特·马拉维亚吉、潘迪特·莫迪拉尔吉(20)和史华密·史罗德兰吉成为新的领袖。我与马拉维亚吉和史罗德兰吉是老朋友了，但和莫迪拉尔吉还是第一次打交道。这些领袖们，还有幸运的没有被捕入狱的领袖们，都与我相处融洽，所以在他们中间我一点都没有陌生的距离感。

关于我们一致决定不为汉德委员会提供见证的这件事，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了。当时我们曾经公开发表过为何要采取这个决定的理由，所以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了。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依旧认为当时那个抵制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绝对恰当的。

为抵制汉德委员会，我们成立了非官方的调查委员会，以代表国民大会党进行平行调查。潘迪特·莫迪拉尔·尼赫鲁、德希班度·希勒·达斯先生（现已故）、阿巴斯·铁布吉先生、姆·勒·贾亚卡先生还有我都当选为该委员会的委员，调查委员会主席由马拉维亚吉担任。为了便于调查，我们每个人都负责一片地区。除了负责很多地方的调查工作之外，我还负责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所以我有机会深入地考察旁遮普省人民的生活现状。

在调查的过程中，我认识了许多旁遮普妇女。虽然素未谋面，但她们都待我很好。无论我走到哪里，她们都成群结队地来看我，并献上了她们自己织的棉纱。我发现旁遮普可以成为一个生产土布的最佳场所。

我深入调查到的情况是，政府独裁专制和官员鱼肉百姓，这些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感到非常痛心。时至今日我依然想不通：英政府怎么能这样蹂躏在战时曾为他们供应了大量士兵的省份的百姓。

我还肩负着为这个调查委员会起草报告书的任务。凡是想了解旁遮普人民悲惨遭遇的人，都可以看看这本报告书。我可以郑重声明，报告书里没有一处夸大之词，每一处记载都是有据可依的。报告书里公开的证据不过是搜集的所有资料中的一部分而已。稍有可疑的材料都没有收入报告书。发表报告书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公开真相，也只有公开真相才能让读者们看清楚英政府为了维持它的政权做了多少惨无人道的野蛮事。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推翻这份报告书里的任何记载。

护牛与抵制英货

现在我们必须暂时放下关于旁遮普的话题。

国民大会党在旁遮普的调查刚开始没多久，我就接到一份邀请函，邀请我出席在德里召开的讨论基拉法问题的印—穆联合会议。已经在邀请书上签名的有哈钦·阿玛尔罕·萨希布先生（现已故）和阿沙夫·阿里先生。据说史华密·史罗德兰吉也会参加，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还会担任大会的副主席。我记得这个会议预定在那一年的11月间召开。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是基拉法被出卖后引发的新形势，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否应该举行和平庆祝的问题。邀请函上还说，会议将安排一段时间来讨论护牛问题，所以这是一个解决护牛问题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我不喜欢将护牛问题与基拉法问题掺和在一起。所以我在回信中说，我会尽可能参加这次会议，但希望不要将这两个问题以一种讨价还价的精神混为一谈，应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我带着这种想法去参加了会议。虽然它的规模比不上后来动辄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参加的集会，但还是有不少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同史华密·史罗德兰吉交换了意见，他很欣赏我的看法，鼓励我在大会上把想法提出来，我也同哈钦·萨希布交换了意见。我在大会上说，我相信基拉法有它合法正当的根据，如果政府的做法实在有失公平，印度教徒当然要支持穆斯林，要求政府纠正错误。但是如果印度教徒借此机会提出护牛问题，或是利用这个机会与穆斯林讨价还价，这样就不妥了，穆斯林也不该以停止杀牛为条件来换取印度教徒支持基拉法。不过如果穆斯林是发自内心地尊重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或是出于邻里之间和同为祖国儿女之间的相互照应的责任感而自动停止杀牛，那就另当别论了，那是一件好事，说明彼此是相互信任的。我认为采取独立的态度是穆斯林的责任，这种做法也会提升他们的尊严，如果穆斯林出于邻里之间的责任感而停止杀牛，那他们完全不用考虑这么做是否会使印度教徒在基拉法这个问题上帮助他们。“因此，”我说，“应当分开讨论这两个问题，而我们这次会议的论题应该只限于基拉法。”我的主张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没有讨论护牛问题。

然而尽管我发出了警告，大毛拉·阿布瑞尔·巴里·萨希布还是说：“不管印度教徒是否愿意帮助我们，作为同胞，穆斯林应该尊重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停止杀牛的行为。”而且此后有一段时间，他们好像真的不杀牛了。

在会上还有人提出旁遮普问题应该被当做是基拉法错误的一个连带问题，我反对这个提法。我认为旁遮普问题是一个地方性事件，不能与我们是否参加和平庆祝的问题混为一谈。基拉法的问题是直接由和平条款引起的，所以一旦混淆了这两者，我们就会犯下严重轻率的错误。我的论点很容易地就被大家认可了。

大毛拉·哈斯拉特·穆哈尼也参加了那次会议。我以前就认识他，不过是通过这次会议，我才对他这个人有所了解。我们差不多从一开始在很多问题上就有不同的看法，而且都各执己见。

在那次会议通过的大量决议中，其中有一项是号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宣誓使用国货，这带来的结果自然就是抵制洋货。那时土布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位。然而哈斯拉特·萨希布不能接受这项提议。他认为如果基拉法的问题不能得到合理解决的话，那就要报复英帝国。所以他有了一个相反的提议，有需要时要专门抵制英国货。无论从原则上，还是从实践上，我是坚决反对这种做法的，大家也知道我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在会上我还提出了自己对“非暴力”的看法，我的发言给听众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在我发言前，哈斯拉特·穆哈尼的演讲博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所以我担心自己的发言不会引起大家的共鸣。我要鼓起勇气来发言，我觉得如果不提出我的观点就是不负责任。然而令人惊喜的是，我的发言不但引起了听众的广泛关注，也博得了主席团的认同和支持，随后发言的人都纷纷表示支持我的观点。那些领导者会明白，抵制英货是不能达到目的的，如果真的通过了这个议案，他们也会成为笑柄。事实上几乎每一个参加大会的人身上都有点儿英国货，因此大家都知道，一项连投票赞成的人都无法做到的议案是行不通的。

大毛拉·哈斯拉特·穆哈尼说：“只抵制洋布是不可行的，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土布的产量何时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也没有人知道我们何时才能有效地抵制洋布，我们要做一点能立刻对英国人发生效力的事情。可以暂时保留抵制洋布的意见，我们再另外想一想更快更有效的东西吧。”当我听完他的发言后，也觉得除了抵制洋布还应该再想些其他办法。在我看来，以我们当时的实力，要马上对洋布构成威胁显然是不可能的。那时我还不明白，只要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生产出足够的土布来满足全国的衣着需要，我后来才发现这一点。另一方面，那时我就已经知道，单靠我们的纺织厂来抵制洋布是肯定要失败的。穆哈尼结束他的发言后，我陷入了两难的状态之中。

那是我初次参加一个大多数人是来自北方的穆斯林的集会，还在集会上发表了辩论式的演讲，由于我几乎听不懂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所以觉得很不方便。我曾经在加尔各答的穆斯林联盟大会上用乌尔都语发过言，不过只用了几分钟，也只是对听众做一点情感上的号召而已。这次情况不同，我面临的是一群即便没有敌意也想要批评我的群众，我必须详细地向他们解释并争取让他们认同我的观点。于是我抛弃了一切羞涩，没有用标准的德里穆斯林的乌尔都语来发言，而是用自己会的那几句印地语来向听众们表达我的观点。我做到了这一点。通过那次集会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将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混合起来用的语言才能充当印度的国语。如果我使用英语，我绝不可能让听众们产生那种影响力，而穆哈尼也许就不会觉得有提出他的挑战的必要了，或者即便他说了，我也不会那么有效地加以反驳。

我找不到合适的印地语或乌尔都语来表达自己新的思想，这多少让我觉得为难。最后，我在大会上初次使用了“不合作”这个词来表达我的意思。穆哈尼正在发言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使用武力是不可能的或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那他所说的有效地抵抗就是空谈，因为他不止在一件事情上正在与政府合作。所以我认为只有停止与政府合作，才是对政府真正的抵抗。于是我就想到“不合作”这个词，当时我对这个词包含的多种意义并不十分清楚，所以我并没有详细地解释这个词的意思，只是说：“穆斯林已经通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议。假如和平条款对他们不利，他们将停止与政府的一切合作。不合作是人民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不必继续保持政府给予的封号及荣誉，也不必继续为政府服务。如果政府在像基拉法这么重大的问题上都背弃我们，除了不合作之外，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所以在我们遭到背弃时，有权利不与政府合作。”

过了几个月，“不合作”这个词才变得流行，而当时它隐藏在会议的一大堆记录里。

事实上，当我一个月后在阿姆里察国大党会议上选择支持与政府合作的决议时，仍然在期望着这种背弃永远不会到来。

阿姆里察国大党大会

旁遮普政府不会把成千上万的旁遮普老百姓长期关在监狱的，因为他们大多是在戒严的时候被投入监狱的，所有的证据都不足，而且也是那些有名无实的法庭在办理这些案件。社会各界都强烈反对这种公然违反常理与法律的做法，所以在国民大会党的大会开幕前，大部分人都获释了。而在大会进行期间，拉拉·哈其山拉尔及其他领袖们也获释了。阿里兄弟也是直接从监狱里赶到大会会场的。人们都感到无比欢喜。潘迪特·莫迪拉尔·尼赫鲁为那次大会的主席；他牺牲了自己极为兴旺的律师事业，把旁遮普当做他的工作中心，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提供了大量服务。史华密·史罗德兰吉当时是接待委员会的主席。

在这之前，我参加国大党的年会只限于提倡将印地语定为国语，此外还在发言中提到海外印度侨民的问题。这一次我也打算只提这样的建议。然而正如往常一样，全面负责工作的任务总是会突然落到我的头上。

那时英皇批准的改革方案刚刚公布。我不太满意这个方案，其他人也都不满意。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我觉得这个方案还是可以接受的。通过英皇的公告和改革方案中字里行间的意思，我能感觉到辛哈勋爵也参与了此项改革，这就有一丝希望在。然而那些久经考验的老战士，如罗卡曼尼亚（现已故）和德希班度·齐达兰建·达斯却频频摇头，十分反对。而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则保持中立态度。

大会期间我住在马拉维亚吉的家中。在印度教徒大学的奠基仪式上，我曾对他的简朴生活有所了解；但是这一次终于有机会同处一室，所以能够对他的日常生活做更细致的观察，而我所看见的一切都让我充满了欢喜和惊奇。他的房间简直就是贫民免费公寓，到处都是东西，由于过分拥挤，屋子里简直没有转身的余地，他随时都会接待好多不速之客，这占用了他很多时间。不过在房间角落里摆着的我的棕绳木床倒有几分庄严之气。

现在我不该用这一章来讲述马拉维亚吉的生活方式，还是言归正传吧。由于我们住在一起，就可以天天一起讨论问题了，他常亲切地给我解释各党派之间的分歧，就像我的哥哥一样。于是我知道要全面负责大会的各项工作，无可避免地要参与有关改革方案的决议的讨论。既然我要负责起草国大党对旁遮普事件的报告书，就应该了解此案的其他未了事宜。就这个问题而言，我们需要与政府有所接洽，另外基拉法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我那时还相信蒙太古先生不会变节，印度的事业也不会被出卖。而阿里弟兄以及其他人获释这件事，在我看来也是一个吉祥的征兆。在此种情况下，我认为接受这个改革方案是正确的，拒绝对我们不利。相反，德希班度·齐达兰建·达斯却坚决主张我们应当拒绝这个方案，他觉得那个方案完全不恰当，也绝不能令人感到满意。罗卡曼尼亚保持中立的态度，但是最终还是决定支持德希班度的观点。

与这些处世有方、经验丰富、久经考验又备受大家敬仰的领袖们的意见相左，让我很不好受。但另一方面，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轻易舍弃自己的立场。无奈之下我想要离开这次大会，我告诉马拉维亚吉和莫迪拉尔吉，我不去参加大会的其余几场会议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我可以避免与那些受人尊敬的领导者产生分歧。

然而两位前辈并没有赞成我的观点。有人把我的顾虑告诉了拉拉·哈其山拉尔。他说：“你万万不可这样做，否则会大大伤害旁遮普省人民的感情。我和罗卡曼尼亚、德希班度和真纳先生商量，但还是没有别的办法。最后，我向马拉维亚吉诉苦，我对他说：“根本没有妥协的希望，如果我坚持提出自己的议案，就会在会上引起分裂，这种情况下只好进行投票表决。在大会的公开会议上，我们一向举手表决，但我们很难区分正式代表和列席旁听的人，而我们还没有找到准确计算表决结果的方法。所以即便表决，既没有条件，也没什么意思。”这时拉拉·哈其山拉尔给我解了围，他说：“进行表决那天，我们可以不允许旁听的人进入会场。至于如何计票，我自有办法。你不必操心，但请你千万不要离开大会现场。”我只好屈服了。把议案写好后，我胆战心惊地在大会上发言。马拉维亚吉和真纳先生支持我的议案。尽管我们的意见有分歧，却并没有意气用事或是个人攻击的任何迹象，我能看得出来，我们都在冷静地推论和发言，但是意见分歧这一事实本身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我们都感到痛心，希望能达成全体一致的议案。

当发言正在进行的过程中，主席团也在商讨解决分歧的办法，领导者之间通过纸条来交流看法，马拉维亚吉想尽方法填平鸿沟，正在那时，捷朗达斯递给我一份修正案，他希望我设法避免代表们陷于分裂，我也正有此意，马拉维亚吉也拜托各方不要分裂，我告诉他我愿意接受捷朗达斯的修正案。接着罗卡曼尼亚也看了这个修正案，他说：“如果西·勒·达斯同意，我也不会反对。”最终德希班度软化了，他看了比彬·昌德罗·巴尔先生一眼，像是要寻求他的支持。马拉维亚吉满怀希望地抢过了那张修正案，在德希班度还没有肯定地说“行”之前，他就在大会上宣布：“代表同志们，知道这个一定会让你们很高兴，大会已经达成了一致的议案了。”那时的情形实在难以形容，热烈的掌声立刻响彻会场，而代表们原本阴沉的面孔上也立刻露出了快乐的笑容。

修正案的内文用不着说明了。我只是想在这里叙述一下这个议案是怎么通过的。

这次的妥协使我的责任变得更大了。

国大党的入党礼

我一直觉得我真正开始介入国大党的政治活动是从参加国民大会党的这次阿姆里察会议开始的。尽管过去几届的年会我也出席了，但那不过出于我对国大党的忠心罢了。在那种情况下，除了私人事务之外，我没有什么工作要做，而且自己也不想做更多的工作。

我在阿姆里察大会上的表现，证明了也许我有一点能力做一些工作，而且这些工作对国大党很有帮助。看得出来，罗卡曼尼亚、德希班度、潘迪特·莫迪拉尔等领导者们对我在旁遮普的调查工作很满意。他们常会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非正式集会，我发现提案委员会上的很多议案都是在这些集会上讨论所得的。只有那些深得领导者信任或是为领导者所需要的人，才能获得参加这种集会的邀请，有时也有一些不相干的人获邀参加。

第二年，有两件事引起了我的关注，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两件事的动态进展，一是为纪念“嘉里安瓦拉花园惨案”一周年，国民大会党想要修建一座纪念堂，这个提议得到热烈的支持。但必须募集到五十万卢比以上的基金才能做成此事。马拉维亚吉在为公众事业筹措善款这一领域享有“群丐之王”的声誉。但是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与他差不了多少。在南非时我就发现了自己有这方面的能力。马拉维亚吉擅长向印度的王公贵族们募集大笔款项，而我也觉得向王公们募捐善款来修建纪念堂不是难事。正像我预料中的，募捐主要由我来负责。慷慨的孟买市民踊跃地捐献了一大笔钱，而修建完纪念堂后银行里至今还有一笔可观的余款，然而人们又开始为纪念堂的选址问题争论不休了，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不但不能友善地交流，还公开地互相攻击，以致在如何应用这一笔基金的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

我的另一个优势是起草文件。国大党的领导者们发现了我有简练的文字表达能力，而这是我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培养起来的。国大党当时的党章是戈克利的遗作。戈克利拟定了一些规章作为国大党这个庞大的机构运行的基础，他还曾告诉我这些规章初创时的有趣的历史。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国大党的事务也越来越繁重，大家都觉得这些规章已经不合时宜了，需要修订。每年都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时国大党在闭会期间并没有常设机构来处理日常工作或是应对突发事件。规章规定有三个书记处理闭会期间的事务，但是实际上只有一个书记在做这件事，他还不是专职干部。只靠他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如何能够处理国大党的工作和考虑未来的计划，或是落实上届大会规定的今年的任务呢？因此那一年大家都发觉这个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国大党大会是一个极为臃肿的组织，不方便讨论公众事务。而且大会毫不限制代表人数，对于参加会议的各省人数也没有明确规定。大家都想尽快改革这么混乱的状况，最后大会决定由我来负责修订党章，我同意了。我提议让罗卡曼尼亚和德希班度参与修订党章的工作，因为他们的影响力很大。但显然他们没有时间亲自参与，于是我建议应有两个与罗卡曼尼亚和德希班度享有同等声望的人与我一齐起草新党章，同时委员会的委员不可超过三人。罗卡曼尼亚和德希班度接受了这个建议，他们推荐了科尔卡和埃·比·森先生。我们三人组成的党章委员会没有开过一次会议，但是我们依靠书信互相商讨，最后交出了一份被大家一致通过的报告书。我觉得新党章有一些值得自豪之处。我想既然我们能够圆满地修订这个党章，实现自治也就指日可待了。就是出于这种责任感，我觉得自己已经真正参与了国大党的政治活动。

土布运动的诞生

1908年我曾在《印度自治》一书中将织布机或纺车比为救治印度日益增长的贫困的灵丹妙药，那时我并没有见过那两样东西。在那本书里，我以为只要可以让印度群众摆脱贫困，在走向富强的过程中也就可以实现自治。直到1915年我从南非回国时，也没有真正见过织布机和纺车。自打非暴力不合作学院在沙巴玛第成立以后，我们弄来几部织布机，可是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我们这些人不是自由职业者就是做生意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手工艺人。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手艺人来教我们，后来从巴兰埔找到一位手工艺人，可他并没有把全部的手艺都传授给我们。然而摩干拉尔·甘地不太甘心，他凭借自己在机械方面的天才，不久后便精通了这门手艺，还教会了很多学院里的人。

我们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于是决定不再用纺织厂生产的细布，学院所有人都要穿印度纱织出来的粗布，我们通过实践获得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也通过与纺织工人直接的接触，了解到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包括产量的限度、采购棉纱的困难以及受人欺诈导致债务日增的情况。当时我们没有条件生产出所需的布匹，于是只好向织布的手艺人购买一部分布匹，从布商或织布人本人那里很难买到印度的纺织厂生产的现成布。印度的纺织厂并不生产细纱，因此工人织布用的细纱都是从外国进口的。即便到今天，印度纺纱厂生产的细纱也非常有限，根本纺不出来最高级的细纱。我们煞费苦心地最后才说服了几个织布工人为我们纺织本国棉纱，条件是学院会包购他们生产的所有棉纱。我们就用棉纱织出来的土布做衣服，并广为宣传，于是我们自己倒自愿成了印度纺纱厂的代理人了。这又让我们与纺纱厂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并使我们了解到他们的经营情况和遇到的困难。我们知道纺纱厂的目标是用他们纺出来的棉纱织的布越多越好，他们并不愿意与土布纺织工人签合同，那样做只是迫不得已的、临时的。我们也知道，除非自己学会纺纱织布，否则一直依赖纺织厂对印度也没什么好处。

我们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我们既没有纺车，也找不到技术熟练的纺纱工人来教我们。尽管我们学院里有几个纺棉纱的轮子和线轴，可是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些东西也可以当做纺车用。有一天卡里达斯·贾维礼找到了一位精通纺纱的妇女，还说服她为我们展示一下纺纱的手艺。我们特意派了学院里一位擅长学习新事物的人去观看，然而这个人什么都没有学到，无功而返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不耐烦了。每逢有人前来学院参观，我都向他打听关于纺织技术的问题。然而只有妇女才懂得这门技术，而且差不多失传了，如果真有人掌握这门技术的话，也只有少数妇女可能知道这样的手工艺人在哪里。

1917年，几个古遮拉特朋友拉我去主持布罗亚赤教育会议。我在那里结识了一位不同寻常的妇人，她叫甘嘉朋·马兹蒙妲。她是寡妇，虽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是她的事业心很强，胆量和常识也胜过一般受过教育的女性，她已破除了陈腐的不可接触制度，无所畏惧地在为被压迫的阶级服务。她能够自食其力，对生活的要求也很简单。她善于骑马，尽管饱经风霜，但始终独来独往，不需要别人陪护接送。在戈德罗会议上我对她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我对她倾吐了我在纺车这个问题上的担忧，她表示会全力帮助我们搜寻，一定要找到一个纺车，她的话让我如释重负。

发展手工纺织

甘嘉朋访遍了古遮拉特地区，终于在巴洛达邦的维迦埔找到了纺车。那儿的很多人家都有纺车，但是大多数人家都把这些纺车当做废材，束之高阁。她们表示，只要有人定期供给她们纺织用的棉条，并购买她们纺出来的棉纱，她们愿意重拾纺纱业。甘嘉朋告诉了我这个可喜的消息，然而供给棉条是件难事，我把此事告诉了乌玛尔·苏巴尼，他当即让他的纺织厂给我们供应足够的棉条，于是我们的困难解决了。我把乌玛尔·苏巴尼供给的棉条送到甘嘉朋那里，不久就生产出了大批棉纱，产量之大让我们难以应付。

乌玛尔·苏巴尼先生对我们非常慷慨，但不能总是占人家的便宜，总从他那里接受帮助让我们觉得很不安。而且使用纺织厂的棉条似乎是一个根本错误，既然要使用机器生产出来的棉条，为什么不干脆就用机器来纺纱呢？难道古人是靠纺纱厂供给棉条的吗？当时他们没有机器，是怎么造出棉条来的呢？想了这些以后，我就建议甘嘉朋再去找找可以供给棉条的梳棉匠。她果然雇了一个愿意梳棉的梳棉匠，然而他要35卢比的月薪，我答应了，那时我为了生产棉条不惜代价。不久以后她训练了几个青年学会了梳棉的手艺，随后我找到孟买的亚斯望普拉萨德·德赛先生，希望他能够供给我们棉花，他马上答应了。从此甘嘉朋的事业意外地红火起来了。她又找来一些手工艺人将在维迦埔纺成的棉纱织成布匹，于是维迦埔的土布就声名远扬了。

当维迦埔的事业正在发展时，学院的纺车也已经迅速地有了一席之地。摩干拉尔·甘地凭借他天生出色的机械才能，成功地改造了纺车，接着非暴力不合作学院便开始制造纺车及其附件了。学院里自己织出来的第一匹布每码标价为17安那。我总是毫不迟疑地向朋友们推荐这些粗布，即便有点贵，他们也愿意出这个价买。

尽管我在孟买生病了，却还能去外面寻找纺车。有一天我碰巧遇见了两位纺织工人。他们每纺1西尔(21)棉纱就要价1卢比。当时我还不了解土布的行情，觉得只要能够买到手纺棉纱，价钱再贵也值得。后来我把自己所出的价钱与维迦埔的价钱一比较，才知道自己被骗了。然而他们两位却不愿意减价，因此我就辞掉了他们。不过他们也算做了一件好事，教会了阿望蒂嘉白夫人、尚卡拉尔·班克的寡母罗密白·康达夫人以及瓦苏玛蒂朋夫人纺纱的技术。从此我的房间里就响起了纺车的辘辘之声，毫不夸张地说，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我身体能那么快就恢复，纺车的声音实在功不可没，我承认心理上的作用大于生理上的效果。这足以表明心理对生理的作用有多么大了。那时我也学会了纺纱，不过纺得不多。

在孟买又发生了供应手工棉条的老问题。有一个梳棉工人每天都在列瓦商卡先生的门前震弦而过。我找到他，才知道原来他是弹棉被的。他说自己会梳棉条，可是要价颇高，我还是照付了。我把手工制作的棉纱卖给毗湿奴教派的朋友们，以供他们在“叶卡达希”绝食日做供献的花环之用。希福济先生在孟买开办了一个纺纱训练班。从采购棉花到生产棉条，再到纺纱织布，这是一笔庞大的支出，真要感谢那些热爱祖国的人们，他们对土布运动都非常有信心，愿意为此投入很多钱。我认为这些钱并没有被浪费。我们从这个过程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并且发现了推广纺车的可能性。

尽管我们纺纱织布，但还是穿不上土布做的衣服，我快要等不及了。我的“拖蒂”仍然是用印度纺织厂生产的细布做的。产自非暴力不合作学院和维迦埔的粗布都只有30英寸宽，我告诉甘嘉朋，如果她在一个月内不能提供一条45英寸宽的土布“拖蒂”给我，我就只好穿短的土布“拖蒂”了。甘嘉朋大为震动。事实证明她真的很能干，她做到了。不到一个月，她就送来了两条45英寸宽的土布“拖蒂”，使我如愿以偿，全身都穿上了土布衣服。

大概就是那段时间，拉克希密达斯先生带了纺织工人兰芝先生及其夫人从拉底来到非暴力不合作学院，他们就专门在学院里教大家纺织土布“拖蒂”。这对夫妇为推广土布的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带动了古遮拉特内外一群人从事手纺棉纱手艺的热潮。兰芝的妻子在织布机旁边织布的情景非常动人。她很像我的姐姐，不识字但是个性沉着。坐在织布机旁边时，她是那么全神贯注，以至于周围的什么动静都很难引起她的注意，要让她的视线离开她心爱的织布机就更难了。

与纺织厂主的对话

土布运动，当时也被称为抵制洋货运动，运动一开始便遭到了纺织厂主们的诸多批评。乌玛尔·苏巴尼是一位非常能干的纺织厂主，他的知识和经验常常令我获益匪浅，而且他还劝我多多听取其他纺织厂主的意见。他说有一位厂主的议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极力劝我和他见个面谈一谈，我答应了。苏巴尼先生亲自安排了那次会谈。那位纺织厂主先聊了起来。

“你知道以前也闹过一阵抵制洋货运动吗？”

“是的，我知道。”我答道。

“你也知道在分治(22)的那段时间，我们这些纺织厂主们曾充分地利用了抵制洋货运动。当运动开始走向高潮时，我们就趁机抬高了国产布匹的价格，甚至还做了比这更恶劣的事情。”

“是的，我听人说过这些事，而且觉得很难过。”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我不觉得有什么值得难过的理由。我们做生意不是为了慈善事业，而是为了赚钱，为了让我们的股东们获取更大的利益，让他们都满意。商品价格是依据市场的需要而定的，谁能够人为地限制市场供求呢？孟加拉人应当也明白，由于他们闹事，所以使国产布匹的需求量增加，因此国产布匹的价格势必会上涨。”

我打断了他的话：“孟加拉人和我一样，都是生性信任别人。他们满心相信纺织厂主不会在祖国危急之时出卖祖国，那么自私自利，甚至做出以洋布冒充土布出售的无耻行为。”

“我知道你那信任别人的天性。”他并没有动怒，接着平静地说，“所以我才请你来谈一谈，就是希望你不要和那些头脑简单的孟加拉人犯一样的错误。”

讲完这些，那位纺织厂主便吩咐站在旁边的一个职员把他们的产品样本拿出来给我看。他指着样本对我说：“你看看这是我们的最新产品。这一种布销路很广，它是用布纱的边角余料织成的，自然卖得便宜，我们甚至已把它远销至北方的喜马拉雅山谷。全国各地都有我们的代理商，就连你或是你的代理人没到的地方，也有我们的踪迹。因此你也能看出来，我们并不需要更多的代理商了。此外，你还应当知道，印度纺织厂的生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量，所以抵制洋货的问题，无非就是一个有关生产能力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够提高土布的生产量，并把质量提高到必要的水平，洋布的进口自然而然就会停止了。所以我要劝告你，你的运动并不可取，你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建设更多新的纺织厂上。目前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大力宣传人们多买土布，而是需要提高生产能力。”

“如果我已经在朝着你所说的这个方向在努力，那么，你一定会祝福我吧？”我问道。

“那怎么可能？”他一脸迷惑，似乎觉得莫名其妙。“如果你正在设法提倡多建设新的纺织厂，当然我会祝贺你。”

“我们的想法是有分歧的，”我向他解释，“我致力于如何推广纺车，而你是想多建纺织厂。”

“那是怎么回事？”那位纺织厂主问道，他越来越觉得糊涂了。我把寻找纺车的那些故事都告诉了他，接着又对他说：“我完全赞同你的意见，如果我总是为纺织厂宣传，的确没用。对国家而言，也是弊大于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国内的纺织厂不愁没有客户。因此我现在应当做的是组织人民手工生产土布，并设法推销这种产品。所以现在我的工作重点还是集中在生产土布上。提倡这种抵制洋货的形式，是因为通过它可以为印度半饥饿、半失业的妇女提供工作。我希望这些妇女去纺纱织布，让全国人民都穿上土布做的衣服。我无法预料到这个运动能有怎样的成就，现在一切都刚刚起步。不过我对这个运动有充分的信心。无论怎样，这么做总不会有坏处的。哪怕它的产量不高，但对增加国内布匹的生产量总是有一些帮助的，这也算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收获吧。因此你可以放心，我提倡的运动绝不会有你刚才提及的那些坏处的。”

他答道：“如果你组织这个运动也是为了增加土布的生产量，我并不会反对，至于在这个机械化的时代纺车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我想那是另一个问题。不过我预祝你成功。”

大势所趋

在此我不想用更多篇幅进一步讲述土布运动进展的情况了。如果要把我的活动是如何引起公众的普遍注意，以及以后的情况都一一加以描述的话，显然光靠这几章是不够的，况且我也不想这样做，要写清楚这个问题需要一本书的篇幅。写这些故事不过是要说明，我在体验真理的过程中，哪些事情自然而然就发生了，而我的想法又是怎样酝酿出来的。

现在，让我继续回到不合作运动吧。当阿里兄弟领导的基拉法运动正在蓬勃开展时，我曾与大毛拉·阿布杜尔·巴利（现已故）以及其他穆斯林贤哲深入讨论过这个问题，尤其是穆斯林运用非暴力主义的限度问题。最后我们达成共识：伊斯兰教的教义并不反对它的信徒遵循“非暴力”的原则，而且，如果他们立誓要遵循这个原则，他们就应当恪守原则。最后，终于在基拉法会议上提出了不合作的决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以后，我们通过了这项决议。我还记得在阿拉哈巴，有一个委员会就这个问题讨论了一夜。哈钦·萨希布起初非常怀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的可行性，消除了疑虑后他便全力以赴，对运动发挥了无法估价的作用。

不久后我便在古遮拉特召开的政治会议上提交了不合作的议案。刚开始反对者的意见是，在国大党还没有批准这个议案以前就由省级会议通过是不合程序的。我反驳道，只有那种退后的运动才要受到这种限制，然而对于向前发展的运动，只要有信心和勇气，下级机构不但完全有资格，而且有责任敢为人先，只要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可以了。我认为凡有助于提高上级机构威信的行动，都不必等到获得上级许可后再进行。大家在会上对这个议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空气充满了“甜美的理性”的气息。最后这个决议以绝对的优势获得通过。之所以能够通过，瓦拉白先生和阿巴斯·铁布吉先生功不可没。铁布吉先生为大会主席，他个人是完全支持这项不合作决议的。

国民大会党全国委员会的特别会议于1920年9月在加尔各答举行，召开这次会议就是为了专门讨论这项决议，为此大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拉拉·拉巴特·莱当选为大会主席，还为大会代表和基拉法的代表开通了从孟买到加尔各答的专车。加尔各答聚集了大会代表和列席参观的人。

应大毛拉·绍卡特·阿里之请，我在火车上起草了不合作决议的草案，截至目前，我总会尽量避免在起草的文件中使用“非暴力”这个字眼，在讲话中我也很少用到它。我还没有想好该用哪个词来表达这个意思，倘若用梵文中类似于“非暴力”的词，恐怕穆斯林理解不了。于是我请大毛拉·阿布尔·卡拉·阿沙德帮我想一想。他建议用“巴—阿曼”（be-aman）这个词来代替“非暴力”，用“塔克—伊—玛瓦拉特”（tark-j-mavalat）这个词来代替“不合作”。

正当我忙于搜索能适当地表达“非暴力”的意思的印度文、古遮拉特文和乌尔都文的词汇时，还被这个多事的大会请去草拟了一份不合作决议。在第一稿里，我漏掉了“非暴力”这几个字。直到把这个交给与我同车厢的大毛拉·绍卡特·阿里时，我都没有注意这个疏忽，到了夜里我才发现错误。第二天一早，我送信给摩诃德弗，请他在草案正式打印出来以前把这几个字补上去。可惜太晚了，还没来得及更正，草案已经印好了。当晚提案委员会就要开会讨论，所以我不得不在这份印好的草案上做必要的修正。后来我才意识到，如果我没有预先就把草案准备好的话，会碰到很大的麻烦的。

其实我的麻烦还不止这一处。我完全不确定哪些人会支持这个决议，而哪些人又会加以反对。又不知道拉拉吉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我只看到一群久经考验、经验丰富的战士们正聚集于加尔各答对这个议案展开讨论，其中有贝桑特博士、马拉维亚吉、维加亚罗华恰立先生、莫迪拉尔吉和德希班度等人。

我在议案中说，不合作运动的目的是纠正旁遮普省惨案和反对基拉法的错误。然而维加亚罗华恰立先生并不赞同这一点，他说：“如果要宣布采取不合作运动，为什么要提到一些实际工作中具体的错误呢？没有实现自治正是不合作的矛头应当指向的最大的错误。”莫迪拉尔吉也认为应该把自治加入议案中。我当即接受了这个建议，把自治也加入不合作议案中。经过充分、认真甚至带点争吵的讨论后，这项议案才获得通过。

莫迪拉尔吉是头一个参加不合作运动的人。我至今仍记得与他亲切地讨论这个议案的过程，那是一个非常甜美的回忆。他纠正了不少文字上的毛病，我都一一改正了。他答应争取把德希班度也拉来参加这个运动。德希班度的心是倾向于开展这个运动的，只是他怀疑人民实现这个运动的能力。直到拿格浦大会上，他和拉拉吉才完全接受了这个运动。

在这次特别会议上，我更为深切地感受到罗卡曼尼亚的去世所带来的不可弥补的损失，直到现在我依然坚信，如果当时他还在世，在那种情境下他一定会给我最大的帮助。即使并非如此，假使他也反对，我也会对他心怀敬意，把这次行动当做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从中吸取教训。我们常常有分歧，但是那并不影响我们的感情。他始终使我相信我们彼此之间的友情是最为亲密的。甚至现在我写这几行时，还能清晰地记起他临死前的情景。大约是在午夜，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巴特华昙打电话告诉我，罗卡曼尼亚去世了。当时我正和许多同事在一起，闻此噩耗，我脱口而出：“我最坚固的堡垒垮了。”那时不合作运动正在全力进行之中，而我也正热烈地盼望着能得到他的鼓舞和启发。他究竟会对不合作运动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永远是一个令人猜测的谜，没有人能知道了。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出席加尔各答大会的所有代表都沉痛地感受到了他的去世留给我们的无法填补的空虚。在民族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真的很缺乏他那深思熟虑的智慧。

在拿格浦

在加尔各答特别大会上通过的议案还拿到拿格浦的年会上去讨论，在拿格浦与在加尔各答一样，也聚集了无数旁听者和代表。因为当时没有限制参加大会的代表人数，所以我记得出席这次大会的人数竟达一万四千名之多。拉拉吉极力主张修改一下抵制学校的条款，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德希班度也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最终不合作运动的议案便被大会一致通过了。

在这次大会上，我们还要讨论关于修改国大党党章的议案。早在加尔各答的特别大会上，我们就已经提出了草案，于是在这次拿格浦大会上，我们彻底地讨论了这个议案。维加亚罗华恰立是大会的主席，议案委员会只对草案做了一个重要修改就通过了。我记得在草案中我规定大会代表的人数为一千五百人，而议案委员会改为六千人，我个人认为这个修改意见过于草率，后来的事实更是证实了我的看法。我认为那种代表人数越多就越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或者就越能捍卫民主原则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一千五百名关心人民利益、心胸宽广而又诚实的代表，无论如何也比随便选出来的六千名不负责任的人更能够体现民主的原则。要维护民主的原则，人民必须对独立、自尊、和谐有非常敏锐的洞察，而且必须坚持选举那些善良诚实的人当他们的代表。然而迷恋于代表人数越多越民主的议案委员会肯定会使得实际参加的代表人数超过六千人。所以将代表人数限定为六千人实在具有妥协的性质。

国大党的宗旨成为人们在大会上热烈讨论的另一个话题。在我修改的党章里将国大党的宗旨定为：如果可能的话，争取成为英帝国的自治领，若不可能，则脱离英帝国而实现完全自治。有一派认为应该把国大党的宗旨只限于成为英帝国的自治领，他们的意见是由马拉维亚吉和真纳先生提出来的，但支持者并不算多。此外我在草案中再次提出为达到这个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应该是和平、合法的手段，这个条件也遭到了反对。反对者认为，为达到目的不应当限定采取手段的方式，代表们经过一番有教育意义的、坦率的讨论后，最终决定维持原议。我认为，如果人民真诚地、理智地、热情地制定党章，那这个党章将成为教育群众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而制定党章的过程本身就能给我们带来自治。然而在大会上讨论这个话题就有点不合适了。

这次大会上还通过了关于促进印—穆团结、取消不可接触制度以及开展土布运动的决议，此后国大党的印度教徒党员便担起了消除不可接触制度的责任，国大党也因为提倡土布运动而与印度的底层民众建立起了生活上的联系，此外，大会通过的为基拉法而展开不合作运动的决议则成为国大党为促进印—穆团结而做的一个重大的现实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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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和平村，在加尔各答北100英里处。

(2) 指泰戈尔。圣提尼克坦书院后来在泰戈尔的努力下变成了著名的国际大学。

(3) 甘地后来习惯于上身赤裸，扎着“拖蒂”，踩着木屐，天冷时上身就披一条大围巾。

(4) 真纳（1876～1948），原为国民大会党的领导者之一，后脱党参加了全印穆斯林联盟，1940年后，他极力主张脱离印度，成立新的国家巴基斯坦。1947年印巴分治后，他成为巴基斯坦总督，被称为巴基斯坦国父。

(5) 印度的一种弦乐器。

(6) 恒河上的一座吊桥。

(7) 印度教徒男子通常会在脑后蓄留一绺头发，有吉祥和消灾去病之意。

(8) 前两种种姓的达到一定年龄的印度教徒戴在身上的一根由细绳或线做成的环子，上起左肩下至右胁，这是一种区别于其他种姓的宗教仪式。第三等种姓一般不戴，第四等种姓不能佩戴。

(9) 化缘苦修的僧人。

(10) 印度比哈尔省狄哈专区的一个县。

(11) 印度教的传说中兼有圣哲之德的一个国王。

(12) 即印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拉金德拉·普拉萨德。

(13) 英国人统治印度期间，县长兼任法官，而税务官有实际的行政权。印度独立迄今，此制亦未更改。

(14) 孟买省中部的一个县。

(15) 1924年。

(16) 位于新德里西北的喜马拉雅山麓，昔日曾为英印政府的夏都。

(17) 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对付正在孟买展开的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报告书中建议对群众采取严厉手段，“犯人”不经审判即可抓进监狱。

(18) 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督，他与尼赫鲁、普拉萨德、瓦拉白被称为甘地的四大金刚。

(19) 当时旁遮普省省督，他被公认为是那一次阿姆里察大屠杀的刽子手。

(20) 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尼赫鲁之父。

(21) 印度的重量单位，约为2磅。

(22) 1911年英国政府为了分化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曾试图按宗教信仰将孟加拉地区一分为二，一为印度教徒的领土，一为穆斯林的领土，该计划因遭到孟加拉人民乃至全体印度人民的坚决反对而搁浅，直到1947年这个计划终以印巴分治的形式实现了。

尾　声

现在该作个总结了。

从这次大会以后我就完全走进公众的视野里了，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大家不知道的。而且1921年以后，我与国大党的领导者在工作上有着非常密切的来往，所以在描述此后的社会活动时，我必然会提到我与他们的关系。如今虽然史罗德兰吉、德希班度、哈钦·萨希布和拉拉吉都已经永远地离开我们了，幸运的是，还有很多经验丰富的国大党领导者们与我们在一起生活和工作着。自从有了我前文所述的那些重大改变以来，国大党的历史一直在与时俱进。而我在过去七年中的主要经历，都是通过国大党实现的。因此，如果我打算继续描述我体验真理的那些故事，我便不得不提到我与这些领导者们的关系。而我不能这么做，至少现在是不能这么做的。最后，我对于目前自己进行的各种实验，还不能作出确切的结论，因此我的责任就是把这些故事写到这里为止，事实上，我的笔已本能地拒绝继续写下去了。

就这样与读者告别了，我心中有很多感触。我对自己所做的那些实验都有着很高的期望，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对它们作出公正的评价。但是我为了能如实地记录下这些有关真理的故事，从来不敢大意马虎。这种尝试也使我的心灵得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宁静，因为我的夙愿就是要使那些信仰摇摆不定的人皈依真理和非暴力主义。

我的人生经验让我确信，真理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神灵。如果这些篇章中有哪一页没有向读者揭示实现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非暴力”这个道理，我的写作就是失败的。读者朋友们应该明白，即使在这方面我的努力没有见到成效，但过错在于我的方式而不在于“非暴力”的原则。尽管我诚挚地竭尽所能地追求着非暴力主义，毕竟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所以我真的很难形容自己于瞬间捕捉到的真理，它的光辉之强烈，实在超过我们日常亲眼所见的太阳的光辉的百万倍，而我抓到的不过只是最微弱的一线光明而已。但我可以肯定地保证，根据我所有的经验，只有完全坚持非暴力主义的人才能看到真理的光辉。

要与无所不在的真理面对面，人们必须爱护这世界所有的生物，一如爱护人们自己。一个有此志向的人就不能对万事万物都等闲视之，这就是我为了追求真理而投身于政治的原因。我可以毫不迟疑地本着最谦逊的精神来说，凡是认为宗教与政治无关的人，其实没有真正理解宗教的意义。

如果没有经过自我净化，是不可能达到万物合一的境界的；没有经过自我净化，也必然是不可能遵循“非暴力”的原则的；神灵绝不会庇护一个心地不纯洁的人。因此，自我净化必须涵盖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净化行为是富有感染力的，个人的纯洁必然会使周围的人也变得纯洁。

然而自我净化的过程是艰难的。要做一个心灵完全纯洁的人，必须绝对舍弃思想、言论和行动中的激情；必须绝对跨越爱憎、是非等二元对立的障碍。我知道尽管自己一直努力地去做，但还不具备那种完全纯洁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他人的赞誉不能感动我，反而令我难过的原因。在我看来，用信仰克服内心微妙的情欲比用武力征服外部纷乱的世界要难得多。自从我回到印度以后，总觉得我的内心一直潜伏着激情，这使我感到惭愧，但是我并未气馁。这些体验支撑着我走到今天，并赋予了我巨大的快乐。我知道前路布满荆棘，我必须把自己降为零，若一个人做不到在同类中甘居末位，就不能获得解脱。非暴力主义就是最大限度的谦让。

在即将与读者告别时，请读者朋友与我一起向真理的神灵祈祷，愿神灵赐予我们在思想、言论和行动中的非暴力主义的恩典吧！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译者序

自　序

目录

第一部　家世与求学

我的家世

童年岁月

童婚印象

新婚体验

中学生活

一个悲剧（上）

一个悲剧（下）

偷盗和赎罪

父亲离世

开始感知宗教

准备赴英留学

种姓身份被除

抵达伦敦

成为素食主义者

学做英国绅士

节俭的生活

饮食的新实验

我的羞涩性格

吐露结婚的事实

接触各种宗教

神灵给弱者以力量(36)

纳拉扬·亨昌德罗

参观大博览会

取得律师资格

我的不安与无助

第二部　由孟买到南非

赖昌德巴伊

开始新的生活

第一宗案子

头一次打击

准备赴南非

抵达纳塔耳

头巾的问题

赴比勒托里亚途中

遭遇不公正对待

抵达比勒托里亚

与基督教徒往来

设法与印度人联系

印度侨民的悲惨

准备打官司

对基督教的见解

决定留在南非

定居纳塔耳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

反对种族歧视

巴拉宋达朗

三英镑人头税

比较研究各种宗教

轻信同伴的后果

回到印度

在印度的见闻

我的两种秉性

参与孟买的集会

浦那和马德拉斯

争取舆论的支持

第三部　体验真理的故事

带着妻儿远航

另一种风暴

经受考验

风暴过后的平静

对儿女的教育

在医院做义工

禁欲（上）

禁欲（下）

崇尚简朴生活

波耳战争

卫生改革和饥荒救济

贵重的礼物

重返印度

当文书和听差

参加国民大会

寇松勋爵的朝觐

与戈克利相处一月（上）

与戈克利相处一月（中）

与戈克利相处一月（下）

在贝纳勒斯

定居孟买

信仰经受考验

再次前往南非

第四部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丧失了爱的劳动？”

来自亚洲的专制者

忍受侮辱

自我牺牲的精神

自省的结果

为素食而作的牺牲

土疗和水疗实验

一个警告

与当权者斗争

回忆和忏悔

同欧洲朋友的亲密往来（上）

同欧洲朋友的亲密往来（下）

《印度舆论》

苦力集中地还是“隔度”？

黑死病（上）

黑死病（下）

火烧印度居民区

一本书的魔力

凤凰村

创刊第一夜

波拉克毅然前来

被神灵保佑的人

家庭生活一瞥

祖鲁人的“暴动”

心灵的追寻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诞生

更多的在营养学上的实验

嘉斯杜白的勇气

家里的非暴力不合作

致力于自我克制

绝食

当校长

文字训练

精神训练

好与坏的差别

把绝食当做苦修

应戈克利之召去伦敦

战时志愿者

一个艰难的选择

小型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戈克利的仁爱

胸膜炎的治疗

重返故国

当律师的一些回忆

法庭上的诚实

当事人变成同事

解救一个当事人

第五部　谋求印度自治

初次体验

与戈克利重逢

这是威胁吗？

圣提尼克坦

三等车乘客的悲哀

印度公仆社

坎巴庙会

拉克斯曼·朱拉(6)

创立学院

遭遇风波

废除契约制度

反对“三卡塔”制

文雅的比哈尔人

面对着“非暴力”

撤销诉讼

调查三巴朗

同伴们

深入农村

得到副省长的支持

与劳动者接触

学院概况

再次绝食

凯达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偷洋葱的贼

凯达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结束

走向团结

征兵运动

平生第一场大病

劳莱特法案和我的窘境

奇观

难忘的一周！（上）

难忘的一周！（下）

铸成大错

《新生活》和《青年印度》

在旁遮普的经历

护牛与抵制英货

阿姆里察国大党大会

国大党的入党礼

土布运动的诞生

发展手工纺织

与纺织厂主的对话

大势所趋

在拿格浦

尾　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