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出版前言

- 序一

- 序二

- 序三(1)

- 序三(2)

- 致中国读者

- 第一章 欧洲的兴起

- 第4章 大君主和均势

- 均势思想

- 法国专制主义的发展(1)

- 法国专制主义的发展(2)

- 政府与行政机构

- 经济和财政政策：柯尔培尔(1)

- 经济和财政政策：柯尔培尔(2)

- 宗教：取消《南特敕令》，1685年

- 第5章 普鲁士军事国家(1)

- 第5章 普鲁士军事国家(2)

- 彼得大帝统治时期的内部变化

- 彼得革命的成果

- 争夺财富和争夺帝国的斗争

- 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1)

- 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2)

- 哲人们(1)

- 哲人们(2)

- 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1)

- 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2)

- 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3)

- 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4)

- 开明专制制度的含义

- 法国开明专制制度的失败(1)

- 法国开明专制制度的失败(2)

- 法国革命

- 背景

- 旧制度下的土地制度

- 1770年以后的政治文化与公共舆论

- 法国的革命和改组

- 拿破仑鼎盛时期，1809—1811年

出版前言

《现代世界史》是根据英语世界经典历史名著 A History of Modern World第10版译成。作者R. R. 帕尔默、乔·科尔顿、劳埃德·克莱默三人均为在西方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历史学者，于2002年过世的帕尔默教授更被公认为同时代最顶级的历史学家之一。本书刊行五十余年来，历经九次修订，并被译成瑞典语、芬兰语、波斯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汉语等多国语言，早已成为西方最受欢迎的世界史教材。商务印书馆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的建议下，曾于1988年“内部发行”推出该书第5版，广受读者欢迎，并被国内众多高校相关专业列为教材或参考书。罗荣渠先生特别推崇此书，认为其从“‘现代化’的新视角来观察近期世界历史的进程”。而今我们引进本书最新第10版，综合罗荣渠先生的夫人周颖如女士转述罗荣渠先生的意见和清华大学历史系刘北成教授的建议，定名为《现代世界史》。

对中国现代化及其衍生问题的思考是我们出版本书的根本出发点。2008年1月，我们曾推出美籍华裔学者徐中约的史学巨著《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旨在阐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并非被动的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而是全体中国人共同奋斗的结果。与之相呼应，本书所要展示的，则是这个自16世纪以来便与我们难解难分的“西方”世界，又是如何形成的。更进一步，我们还想展现的，是非西方国家在面对西方挑战时所各自做出的不同反应，以及他们如何应对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机遇和问题，而这也是当今中国曾经经历和正在面对的。

作为一部西方学者写就的历史学术教材和读物，本书在对许多历史事件的看法及立场上自然难免与我国主流学术观点有一定的出入，有时甚至迥然相异。我们对此未必赞同，请读者自加甄别。但不可否认，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因为正是这些独立而宝贵的观点，将为眼下正在进行全方位、立体式中西交流的国人提供借鉴与建议。这也是本书作者与出版者的共同心愿。

本次第10版中译本拥有强大的译校阵容，其中将近一半为商务版的原班人马，新增内容的翻译审校则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高校部分优秀学者承担。新老两代学人共同秉持严谨治学、精益求精的态度，以对世界史的深刻洞察，将这部巨著的精髓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传递给广大读者。学界耆宿何兆武先生亦翻译了本书的序言和导论，并欣然为本书作序，实令本书增色不少。周颖如女士和牛可先生亦给予本书的出版以大量协助，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浩浩百余万言，跨越现代世界几百年沧桑，涉及大量人名、地名、机构名称等，若有漏误及不妥之处，烦请读者见谅并不吝指正，以期再版时及时更正。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年2月

序一

用“现代化”概念来取代“西化”概念，这绝不仅是一个修辞上的问题，而是对观察现代世界的“西方中心论”观点的修正和突破。这在本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出版的近现代世界史著作中，有明显的转向。在这里，我要特别推荐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帕尔默（R.R.Palmer）与科尔顿（Joel Colton）合著的《现代世界的历史》②。此书的一大特色，就是以“现代世界”的形成为主线，从“现代化”的新视角来观察近期世界历史的进程。作者对“现代化”的含义没有严格的界定，但作为本书的核心概念的“现代世界”（modern world）是不同于古代的“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拜占廷世界”或“阿拉伯世界”的。现代世界是从近世以来世界历史进程的整体关联性的观点出发的。要了解现代世界，必须从欧洲开始，因为从16世纪以来欧洲在数世纪中建立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全球性的政治、军事、经济、技术和科学体系的综合体，这是由欧洲及欧洲人移民后裔组成的国家构成的“文明世界”。到19世纪70年代，世界上确实已存在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文明世界”。③按作者的观点：“欧洲是世界上首先变成现代的部分地区，世界的其余部分则正在进行一个持续的现代化过程，而现代世界正在变成一个日益相互连结的整体。”④作者称此为“新的全球一致性”（a new global uniformity）。书中也使用了“西化”和“欧化”二词，主要是用于俄国和日本“借助仿效西方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⑤在区分“现代化”和“西化”两个概念时，作者显然把现代化理解为一个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历史范畴。书中写道：

20世纪后期，全世界各民族都还在经历“现代化”的历程。它有许多形式，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飞机、超级市场、电脑技术和城市人口稠密。……结果之一，是在文明的某些方面出现新的全球一致性。现在已不再是“西化”的问题，如过去日本和俄国经历过的那种情况，也不是人们有时警觉地指出的世界被美国化的问题。这是一个过程，美国人和欧洲人曾经起过主要作用，但它的产生毕竟是由于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医学、运输以及电子通讯工具等的结果；哪里采用这一切，哪里便出现这种过程。看来，包括各种文化和种族的整个人类都有可能发展从事这些活动的能力，同时他们都有这种活动能够满足的种种需要。⑥

从“西化”到“现代化”，表面上看只是修辞上的变化，但实质上是对现代世界变革趋势的再认识。就近代中国思想界对这一认识过程的演变而言，在清末以来关于东西方文明的日益激烈的争论中，已出现所谓“新学”与“旧学”之争。但“新”与“旧”是一个朦胧的概念。到“五四”前后，进一步认识到这是传统东方（中国）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之争。从朦胧的维新意识到较明确的现代意识，这在“五四”时代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已经出现。例如当时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等文章中即已认识到，中国的近世文明实质上仍是古代文明，而只有欧洲的近世文明才是真正的近世文明。“‘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①这是给西洋文明以明确的时代定位。到了30年代，在有关“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的论争中，现代意识就更加明确了。哲学家冯友兰曾指出从“西化”概念到“现代化”概念，是一种思想上的“觉悟”。他写道：

现在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或现代化，这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也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觉悟是很大底。即专就名词说，近代化或现代化之名，比西洋化之名，实亦较不含混。基督教化或天主教化确不是近代化，或现代化，但不能不说是西洋化，……②

从东西文化的分野到“现代”与“前现代”的分野，可说是从文化形态史观到社会进化史观的分野。关于“现代”概念的争论，过去主要是哲学的和美学的含义；而今天我们对“现代”的定位则主要是历史学的，是现代发展意义上的。东方的西方化，这是一个西方的概念；东方的现代化，则是一个新概念，是第三世界发展中的新概念。

序二

本书《现代世界史》的作者R. R. Palmer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他的两个合作者J. Colton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L. Kramer为斯坦福大学教授。本书于1950年初版，此后曾经多次增补修订重版，巍为美国出版的现代世界史书中的一部标准教科书。

和历来许多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历史书籍一样，本书的书名虽为世界史，但其内容基本上却以只讲西方（西欧和北美）为主，对于非洲、中东伊斯兰世界、印度、中国、东南亚以至拉丁美洲基本上均被排除在核心叙事框架之外。西方中心主义乃是西方史学界所挥之不去的一种偏见，是读者不可不察的。当然，从另一方面说，这也向中国读者们表明了西方中心论的偏颇；它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在西方占主流地位的历史见解的立场和观点。以往，“二战”后西方有关世界历史的著作，大多是只写到“二战”的结束为止，而本书则以较多的篇幅一直叙述到21世纪的开端；这一点有助于我国的读者了解当今西方知识界对于“二战”以后当今世界局势的看法。我国解放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对于西方知识界的历史观点颇为隔膜，亦正有如西方知识界之并不了解我们的观点和看法。双方之间能够做到更多的相互了解，这无疑是一桩有益的工作。阅读不同思想背景之下的著作，无疑能有助于我们对历史得到一种更全面和更深入的看法。

本书的最后附有一份“延伸阅读：建议与书目”，长达百页，所著录的书目不下数千种之多，一个读者自然无法、也无必要全部阅读。不过其中一部分是已被西方学术界公认是有代表性的著作，读者不妨就自己所感兴趣的题目选择一些作为进一步阅读的资料，以期能对有关问题得到进一步的知识和了解。学术的生命在于能不断的创新，而其必要的条件则在于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思想或学术定于一格，就必然要导致僵化。不断的创新就要求有各种不同的见解为读者提供各种不同的参照系。这里的这部书为读者所提供的，便是当今美国历史学界一部分相当流行的见解。其中的优劣得失，正可为我国有关世界史的研究和知识提供一份参照系，而并非仅只是向一般读者提供某些有关的知识而已。

放眼世界历史，把具体的历史条件置于世界历史的整体背景之下加以考察，似乎是历来我国史学研究领域中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缺乏了一个宏观的世界历史的整体背景的把握，而把观点仅只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领域之内或某一个特定的观点之上，终究是不可能窥见人类文明历史的堂奥的。对世界历史的整体把握，本应是史学研究与认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解放以前，我国史学界在这个领域，可以说是并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创造性的贡献。解放之后最初的一段时间是全面学习苏联，于是便直截了当地简单复述苏联的教本，读不到什么新意或创见。及至中苏交恶之后，就连苏联的教材也绝迹了。要到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步放开眼睛看世界和世界的历史，开始介绍国外的世界历史著作和他们的观点和方法。至于讨论世界通史的，作者Palmer的本书应不失为一部值得参考的读物。

兹值本书中译本即将杀青之际，爰缀数语如上，籍以供读者们参考。

2009年1月于北京清华园

序三(1)

《现代世界史》是20世纪后半期在美国享有盛誉的一部大学教科书。1987年，该书被《纽约时报》评选为“所有时代的19部经典教科书之一”。

该书的第一作者罗伯特·帕尔默曾在1970年被选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他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便是这部大学教科书。2002年，第一作者帕尔默去世，《纽约时报》上发布的讣告称：美国几代大学生是通过他的眼睛去看现代世界历史。此言不虚。

美国的大学没有规定的政治课，但一般设有必选的通识教育课程，其中包括美国史和世界史。《现代世界史》自1950年第一版问世，与时俱进，不断修订，到2007年已是第10版。在近60年的时间里，该书在世界史教科书中的销量始终名列前茅。据相关资料显示，到第9版时，该书总销量已接近200万。考虑到美国校园里教科书循环使用的情况，使用过该书的学生数量就更为庞大了。多年来，选用该教科书的大学始终超过1000所，包括许多著名学府。美国大学委员会在高中设立了一个教育项目，为“成绩优秀、天资聪颖”的高中生提供了一种可以申请大学学分的“高级课程”（Advanced Placement），其难度相当于大学的基础课程。本书是许多学校讲授AP课程之一“欧洲历史”时选用的教材。本书作者还为此编写了辅导书。不难想见，美国的许多精英学生都曾接触过这部教科书。可以说，近60年来，本书是美国的世界史教科书中寿命最长、读者（学习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本。

当然，美国的大学教科书与其教学一样，是多元化的。据笔者所见，美国的世界史教科书迄今大抵有三个潮流，依出现时间分别是文明史、现代化史、全球史。文明史出现较早，至今不衰，但文明史观的内涵因时因人而不断变化。其中影响较大的教科书，在20世纪前期是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在后期是伯恩斯、拉尔夫等合著的《世界文明史》等。现代化史是与现代化理论一起在20世纪中期兴起，帕尔默等合著的《现代世界史》可为代表。全球史是20世纪后期在“殖民地革命”和全球化的形势下兴起的，近来风头颇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本特利、齐格勒的《新全球史》可为代表。

几位美国学者曾总结说：“20世纪的专业性历史虽然种类繁多，但大多是在‘现代化’的标志下写的。西方世界被定义为这个普遍现代化过程中的表率，西方以外的世界随后跟进。这种观念并不令人意外，毕竟现代化的观念自18世纪就在塑造西方历史的发展。……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人类学……的研究工作也和历史学一样，受一个主要问题引导：现代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西方走向现代化的轨迹给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了什么教训？”①在各种回答中，20世纪中期，源于德国思想家韦伯的现代化理论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一种历史解释。当时的现代化史观至少包含两个主要观点，一个是欧洲特殊论，一个是传播论。欧洲特殊论强调欧洲自身的特殊因素导致欧洲成为现代化先发地区，传播论则强调其他地区的现代化是欧洲传播现代文明的结果。这种史观在主要方面是合理的，但也有严重缺陷，正如批评者所说，完全是在欧洲的路灯下看世界。

序三(2)

许多世界史教科书或多或少会受到这种现代化史观的影响，而《现代世界史》则是其中的典型。翻开《现代世界史》第一章，扑面而来的即是：“看来奇怪，一部现代世界史竟然从欧洲中世纪说起，因为欧洲不等于世界，中世纪又非现代……”从全书目录看，该书的视野几乎完全局限于欧洲和欧洲人所涉及的地区，这种极端性确实有些“奇怪”。正是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浪潮面前，第10版前言不得不对该书的论述体系做出辩护。该书也退入“欧洲历史”或“西方文明史”的课堂。

尽管如此，《现代世界史》依然被推崇为“教科书的黄金标本”（美国历史学会，2002年）。中国的世界史学界也非常看重这部著作。依笔者之见，至少有如下几个理由：

首先，当时的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史观虽然掺有意识形态因素，但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宣传，而更多地是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一种富有成果的科学化努力。即便是意识形态的因素，也需要分析，其中包含着理性进步开放的启蒙价值观，更不能一言以蔽之地否定。我们在泼掉洗澡水时要把婴儿抱出来。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化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现代化理论也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仍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和解释力。

其次，《现代世界史》不是现代化理论的图解，而是一部出色的历史叙事。历史总是比理论更丰富生动。现在一些宏大叙事往往抛弃历史学讲故事的传统，而《现代世界史》把历时性叙事与重大论题较好地结合起来，将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所说的事件、局势和结构三个层面比较合理地结合起来。读者不难发现，该书既长于联系和比较，铺张了宏大视野，又洞幽烛微，揭示历史细节中的奥妙。该书的叙事修辞也受到众口一词的称赞，阅读中译本也依稀能体会到其英文的典雅和雄辩风格。

第三，《现代世界史》具有超乎一般教科书的厚重学术性。帕尔默、科尔顿本身都是杰出的欧洲史专家，他们以高屋建瓴的学术见识，博采众长，充分吸收了历史学科长期积累的学术成果。该书内容之丰富，论述之开阔而细密，见解之深刻睿智，阅读起来既可能是一种享受，也可能不太轻松。该书还探讨了许多重要学术议题和概念，像封建主义、重商主义、民族主义、波拿巴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极权主义等等。这种讨论把读者带进了更复杂的学术领域。另外，该书行文多有反讽之词和闪烁不定的评价。这会让许多寻求一个答案的学子感到困惑。其实，这些“无定见”之见都有学术研究的成果做依托，反映了学界的各种争议和歧见。学术性在这里不仅仅表现为科学研究的成果，也包括尊重学术自由的态度。而读者不仅可以学到知识，也会受到自由探讨精神的熏染。

1988年《现代世界史》第5版中译本问世。现在我们见到了第10版的中译本。20年过去了，笔者认为，这部《现代世界史》依然值得推荐。

读过中国的教科书，再读读这本教科书，或者再读读全球史教科书，在多元对话中，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会不一样。

致中国读者

我们非常高兴向中国读者介绍A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的最新版中文译本。这部著作在美国以及全世界的教师、学生和普通读者当中都拥有极其忠实的读者群，并且在不同时期被翻译成瑞典语、芬兰语、波斯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其第五版在十几年前还被翻译成了汉语。

“现代性”包含有很多不同的方面，但是历史学家通常特别关注其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因为这二者使现代社会迥异于前现代社会。

大多数现代国家都在朝向一种更民主的政府形式发展，而所有的现代民族国家，不管是否民主，都在力图动员其民众的力量与支持。旧有的习俗往往在现代社会中失去其原有的影响力，而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宗教则要么被质疑，要么被转化。 在生活质量方面以及个人的发展和自由方面往往存在着更高的要求。在性别与种族之间，在不同的宗教信徒之间，以及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现代社会往往能激发出更大的平等。大多数现代政府都致力于缓和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极端的差距。社会变迁运动可以缓慢而循序渐进，也可以诉诸疾风骤雨并伴有灾难的革命，但是在现代社会，总是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运动，这是毋庸置疑的。

像所有其他社会和民族一样，中国通往现代化之路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然而近代中国早期的历史，却包含了力图克服内部软弱和不和的前仆后继的努力，因为这种内部的软弱和不和，使得中国的大部分国土备受欧洲及其他外部力量的统治和剥削。这种外部干涉在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个多世纪里十分普遍。

在经过长期的抗日战争和内战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中国终于建立了一个高度统一而独立自主的现代政权。其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大多受苏联范例的启发，结果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变化，人民也曾受苦，骚动时有发生，尤其是在1966—1976年的十年“文革”动乱期间。同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使那些被过快的经济和政治变动扰乱生活的中国人蒙受了很大的个人损失。尽管革命的一代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的狂热，现代化了的中国领导人还是抛弃了苏联模式，开始改革。正是改革，稳健地扩展了中国在现代全球体系中的角色。进入21世纪早期，中国已被广泛认为是当今世界一支领导性的经济力量，同时被视为欧亚非及美洲商业市场的中流砥柱。中国集中精力于出口型经济增长、海外投资、科技突破、空间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以及对高级管理技能的吸收。简而言之，中国成为了“全球化”进程中的领导型参与者，它的经济不再仅仅体现在几个大城市里，而是体现在一体化的全国经济中。尽管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落后于城市，但是农村已经不再被忽视。中国也已成为全球拥有核能力的强国之一，并且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换言之，中国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我们所讨论的“现代世界历史”中一支主要的影响力量。

也正因为如此，本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就尤显恰逢其时。显然，现代世界的挑战和机遇已经双双出现在当今中国社会；而中国面临的问题——如人口增长，对矿物燃料资源的依赖，环境污染，在农村降低或消灭贫困——也曾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其他现代民族的历史中。

中国为20世纪最后几十年以来的世界树立了经济大发展和现代化的光辉典范。本书作者们致力于描述“现代世界”是如何出现于欧洲和其他地区，并在经济、政治、社会、科学和文化等方面改变了当地的前现代社会的。我们同样深信，那些深刻而长远的社会转变进程已经改变了全世界的所有地区，而这种改变本身的历史也将为当今中国带来全新的分析性的视角，从而在中国实现巨大的飞跃。

乔·科尔顿

劳埃德·克莱默

第一章 欧洲的兴起

看来奇怪，一部现代世界史竟然从欧洲中世纪说起，因为欧洲不等于世界，中世纪又并非现代。然而，今日所说的“现代”的大多数事物，首先出现于欧洲；而要了解现代的欧洲和比之宽广的现代世界，也必须回溯到相当久远的年月。

前几个世纪（1500—1900年），欧洲建立起世界上空前强大的一种政治、军事、经济、技术和科学体系的结合体。在建立的过程中，欧洲本身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同时对其他大陆，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文化，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影响，有时破坏它们，有时刺激它们或促使其生气勃勃，并且，总是向它们提出要么抵抗、要么适应的问题。欧洲的这种优势约于三百年前逐渐开始变得明显，到20世纪初，随着欧洲殖民帝国的普遍建立而登峰造极。此后，欧洲的地位相对下降，部分原因是欧洲内部发生冲突，而主要原因则是使欧洲臻于优势的那些体系如今已出现于其他国家。有些国家，例如美国，基本上是欧洲的分支。其他国家则有着极其不同的、古老的背景。可是，不论其背景如何，无论其是否愿意，20世纪的一切民族无不卷入现代化亦即“发展”的过程，其结果，往往就意味着学到了由欧洲人首先展示出来的某些技术和力量。

因此，在我们的时代，有一种或是覆盖在世界各传统文化之上、或是深入它们当中去的全球现代文化。这种文化是一个互相连结的整体，在这整体里，地球一边的情况与另一边的情况是互相影响的。通讯联络几乎可说是弹指间之事，消息于是便到处传播开去。一个国家空气遭到污染，邻国就受到影响；石油如果停止从中东流出，欧洲、北美和日本的生活可能变得非常困难。现代世界所依赖的，是精心制作的运输工具，是科学、工业和机器，是满足无止境需求的新能源，是科学的药品、公共卫生以及生产食物的种种方法。国家和民族使用先进的办法进行战争，通过外交手段去谈判和维持和平。世界上存在着金融与贸易、贷款与债务、投资与银行账户，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外汇汇率和对外收支差额波动的一个全球性网络。由190个以上大小不一而又不团结的会员国代表世界每个地区组成了联合国。正如联合国这个机构所体现的那样，国家概念本身就是起源于欧洲的。

在大多数现代国家里，都存在着日益增强的民主的压力，同时，所有的现代政府，不管其是否民主，都必须设法鼓动人民的干劲，获得他们的支持。在现代社会里，旧的风俗习惯变得松弛，祖先的宗教受到怀疑。存在着争取个人自由的要求，存在着对较高生活标准的向往。各地现代社会存在着追求进一步平等的倾向，要求不同性别和不同种族之间的平等，不同宗教信徒之间的平等，一国之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平等，多数政府试图减少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的鸿沟。要求社会变革的运动，有的是缓慢渐进的，有的则表现为革命的大变动，但某种运动的存在却是普遍的。

以上就是几个现代性的历史倾向。新的“现代化”的技术、文化和经济组织形式现在出现在世界上众多地区。但现代化早期模式最初出现于欧洲的历史上，或者说首先出现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广义的欧洲人世界的历史上，所以，本书主要讨论欧洲社会和文化的成长，在稍后的章节里，再逐渐谈到整个地球。反对和对抗现代化运动已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它们在亚洲或非洲产生时称为反西方，似乎显示欧洲和“西方”是问题的关键。即使这些激烈挑战西方社会和文化体制的反现代化运动，也必须面对现代欧洲史的制度、意识形态和遗产。

如果“现代”一词特别是指某种复杂的生活方式，那么它还有另一含义，即单指新近的或当前的事物。“现代”一词的时间跨度纯然是相对的，随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而定。现代厨房或许只存在了五年时间，现代物理学的出现只不过一百多年，现代科学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现代欧洲语言的出现已约有一千年。现代文化（即我们正生活于其中的当代文化，或许也是正在逝去的文化），从一种意义上说，它是我们近两个世纪的产物，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则古老得多。一般认为，现代开始于公元1500年左右的欧洲。在此以前的一千年叫做中世纪，它约开始于公元500年，再以前的一千年为希腊—罗马古典文化时期。再往前，就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漫长历史以及往东的，则为印度河流域和中国的漫长历史。欧洲中世纪以前的时代，一般称为“古代”。不过，整个体系——古代、中世纪、现代——大抵只是用词上和习惯上的问题，而且仅对欧洲才有意义。本书的叙述，在开始时是迅速带过，然后逐渐放慢，时间越接近“现代”，我们的考察也越加详尽。

第4章 大君主和均势

1643年，这位法国国王年仅五岁就继承了王位，1661年二十三岁时躬亲政事，到1715年去世，在位长达七十二年。他位尊权重，在位时间之长，在现代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路易十四不是一个徒有虚名的一国之主。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成年后整个的生涯中，是一个实实在在管理国事的法国政府首脑。他承袭黎塞留17世纪初叶发展起来的国家机构，使法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他用法国金钱进行种种贿赂或引诱，确实在从英国到土耳其的每个国家里，都建立了亲法势力。他采用的策略和别人回敬他的对策，成了处理公众事件的准绳；他躬亲政务、驾驭朝臣以及处理战争与媾和的方法，也成了其他君主效法的榜样。这个期间，法语、法国思想与文学、法国建筑与庭园、法国服装式样、法国烹调方法、以及法国礼节一概变成为欧洲公认的标准。对路易十四神魂颠倒的仰慕者，称他为路易大帝、大君主以及太阳王。

国际上，西班牙王室仍拥有广袤的领地，前途未卜，成为17世纪末叶令人烦心的政治问题（至少困扰着西欧；至于东欧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阐述）。西班牙好似后来的土耳其，被称为“欧洲病夫”。它的社会和经济每况愈下，再加上统治者连续几代体质下降，一代不如一代。1665年，查理二世继承西班牙王位，他是一个很不幸的人，周身多病，阳痿，乃至愚笨，是哈布斯堡王朝代代近亲联姻的可怜产物。他的统治优柔寡断，软弱无能，人们从他登极为王那时起，就知道他没有后嗣，哈布斯堡家族在西班牙的宗脉将随着他的去世而断绝。因此，人们议论纷纭的问题不仅涉及西班牙的整个前途，而且还涉及西属尼德兰、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属地，以及所有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整个前途。查理二世病痛缠身，度日如年，终于在1700年驾崩。他生前，是嫉妒的目标和赤裸裸的攻击对象；他死后，将会酿成一场新的欧洲战争。

路易十四年轻时与查理二世的一个姊姊结婚，看到这个当国王的内弟身体孱弱，便想从中捞取好处。他的扩张政策有二个主要目标。一是把法国的疆域向东扩展，直抵莱茵河，吞并西属尼德兰（即比利时），吞并位于勃艮第公国与瑞士之间的一个操法语地区——弗朗什—孔泰，即勃艮第自由郡（参见第120—121页，第125页地图）。这一政策会使神圣罗马帝国进一步分崩离析。路易十四野心勃勃，他觊觎的另一个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昭然若揭：希望把西班牙的整个继承权攫为己有。若能把法国和西班牙的资源汇合一起，他将使法国称霸于欧洲、美洲和海洋。为了达此目的，路易十四暗自串通欧洲的中、小国家。他还出此一招：哪个国家的政府跟他作对，他就跟哪个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即潜在同盟者）接触，概莫能外。

路易十四若能成功实现他的目标，将创建一个为各国外交人士闻之丧胆的“世界君主国”，也就是说，将产生一个一国颐指气使，其他国家都得俯首帖耳的政治局面。用来对付世界君主国的策略是奉行均势。以前，奥地利—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差点儿没建成世界君主国，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法国领衔发起了一次均势运动，方遏止了哈布斯堡家族的称霸。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这次均势的辉煌胜利。而这时，建立世界君主国的危险来自法国，因此，均势的矛头所指也正是法国。

均势思想

17世纪和18世纪时期，各国国务活动家奉行均势政策的目的，一般旨在尽力维护各自国家独立行事的权力。因此，基本的准则是：联合起来，反对任何一个企图称霸的国家。若有一国看来颐指气使太过，其他国家，除非由于意气相投或其他原因甘愿成为它的仆从国之外，都会避开与它结盟，而与其他较为弱小的国家结盟。这样，它们便创立一种均势，即抗衡力量，或者“恢复均势”，以对抗这个因拥有优势而使它们感到害怕的国家。宁愿与弱小国家结盟，不愿与强国结盟的另一条微妙得多的理由是，在这样的结盟中，每个成员国的领导人都能感到自己作出的贡献既必要而又宝贵；而且，以撤销其支持来要挟，还可赢得其他国家的重视，使他们得考虑考虑他们的政策。的确，可把均势解释为一种秩序，在这一秩序中，每个国家可在最需要的地方显示自己的力量，以期增强本国的重要性。

推行均势政治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和平，而是为了维护欧洲各国的主权和独立，或者说，是为了维护所称的反对潜在侵略者的“欧洲自由”。这个体系作为达到上述目的一种手段，在17、18世纪是有效的。联盟是错综复杂的，各国随着局势的变化，随时准备缔结或解散联盟。均势政治之所以有效，有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国家能够奉行一种独立的外交政策，这些国家不仅包括奥地利、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瑞典和巴伐利亚等大、中型国家，而且还包括好多独立小国，如丹麦、德意志各诸侯国、1640年后的葡萄牙，以及萨伏依、威尼斯、热那亚和托斯卡纳。各个国家，或与这个联盟，或与那个联盟，时而站在均势这边，时而站在均势那边，行动自如。它们的行动不受任何意识形态或任何恻隐之心的遏阻，尤其在宗教战争平息之后，更是如此；它们可以随意选择盟国或抛弃盟国，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独立或扩大自身的利益。而且，出于当时的军事技术水平，小国还可以指望成为联盟中的重要军事伙伴。它们或者像丹麦国王那样控制着战略要地，或者像荷兰共和国那样能提供船舶或金钱，这就可以使一个联盟增添足够的力量来抗衡和压倒对立的大国及其盟国。

法国的扩张，1661—1713年

这幅地图显示了国王路易十四的外交政策和历次战争是如何使法国边界逐渐往东和往东北延伸的，从而使弗朗什—孔泰、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新土地都置于法国的控制之下。路易在西属尼德兰还获得了其他领土，把法国南部的属地沿着萨伏依边境扩展。除了这里所显示的扩张，路易十四还野心勃勃，企图控制西班牙和在南北美洲的西班牙帝国。

由于路易十四的野心益发膨胀，也由于西班牙抵制他种种欲望的能力日渐衰竭，因此，制止法国建立世界君主国就越来越得依靠欧洲各国的联合一致，构成反对他的均势。这次反对路易十四的均势主要是由荷兰策划的。路易十四的众敌中，最孜孜不倦而又最与他作对的，是荷兰人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威廉在晚年还成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国王。

让我们先来看看17世纪的荷兰人，然后再叙述不列颠群岛。在这群岛屿上，议会和国王之间发生过重大的冲突。继而，我们将探讨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君主专制制度。在本章结尾，我们将阐述路易十四发动的战争，特别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这次战争中，抵制法国的野心最终恢复了欧洲的均势。

法国专制主义的发展(1)

法国文化取得这种支配地位，与一个轻视政治自由的政权息息相关。这种文化装饰美化了历史学家口中所谓的路易十四“君主专制制度”，尽管这位国王从来就没有做到“专制制度”一词使人认为的那样：“权力大无边”。太阳王必须要获得贵族和其他社会阶级的合作；他的权力方方面面都受到各种地区机构的制约，各种法国法律传统的制约和一种支离破碎的地方经济制度的制约。从封建观点来看，法国具有政治自由传统。它与欧洲其他各国一样，也有过相同的封建自治历史。法国有三级会议，虽然从1615年以后就一直没有召开过，但在法律上也从未被取缔过。有些地区，省三级会议仍经常举行，保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和课税的权力。大约有十二个机构称为“Parlements”。这些Parlements与英国的议会（Parliament）不同，已经发展成为法院，每一个都是国内某一地区的高等法院。这些高等法院坚持一些它们认为国王不能违反的“基本法”，并常常拒不执行它们宣称为违法的国王敕令。揭开外表，法国的内部结构几乎与德意志一样四分五裂（见第153页地图）。法国市镇持有特许状，享受公认的权利；许多大省依据与王室达成的古老协议，享有自治特权。这些地方自治权是酿成制度一片混乱的主因。大约有三百种“习惯法”或地区法律制度；人们发现，出外旅行，途中有时更换法律比更换马匹还要频繁。古老的省界上，内地税卡林立。庄园领主征收形形色色的通行税。国王征税，在有些地方轻一些，在其他地方就重些。全国既没有统一货币，也没有统一度量衡。法国是一块块拥土自立的领地，凭效忠国王的纽带连结在一起。

当这种较为古老的封建自由在德意志取得胜利，从而把神圣罗马帝国弄得分崩离析的时候；当它在英国成功地过渡到较为现代的政治自由形式，即带有贵族色彩的议会国家的时候；在法国，它却是自毁信誉，不受重视。这种中古时代的或地方的自由，在法国成了混乱的同义词。上文已经讲述过，16世纪宗教战争动乱以后，人民是怎样如释重负地转向君主制度，亨利四世以及随后的黎塞留是如何着手加强君主制度的。“投石党”动乱更激发了人们对法国中央集权制度的渴求。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刚刚签署，就爆发了“投石党”动乱，那时路易十四还是个小孩，动乱的矛头直指摄政的红衣主教马萨林。这是一场未遂革命，领导革命的是高等法院和贵族，与1789年发起法国大革命的领导成分相同。1648年，各地高等法院，尤其是巴黎高等法院，力主它们有权宣布一些敕令违法。巴黎蓦地垒起路障，爆发了街头巷战。像往昔经常发生的那样，贵族起来叛乱了。领导权操在一些头面贵族手中，他们财雄势大，相信一旦遏制国王的权力，就可掌握国家的治理大权。贵族要求召开三级会议，期望在会议中能够控制资产阶级和教士。《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订立后，失业的士兵带着武器，在贵族的率领下成群结队地流窜农村，骚扰农民。倘若贵族能为所欲为，那么庄园制度将会更加沉重地压在农民身上，这是很有可能的。东欧的情况就是如此。那儿得胜的领主此时此刻正榨取农民，迫使他们提供更多的劳役。后来，反叛贵族还把西班牙军队引进国内，尽管法国与西班牙处于交战状态。到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和高等法院一起，撤销他们对反叛贵族的支持。这场骚动以彻底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是因为资产阶级和贵族不能一道工作，因为贵族引进西班牙士兵参与反叛，激起全法国人民的愤懑，还因为“投石党”分子没有系统的或建设性的纲领，尤其在高等法院抛弃他们以后更是如此。他们的目的只在推翻不得人心的红衣主教马萨林，为自己捞取一官半职和好处而已。

“投石党”动乱以后，如同宗教战争过后那样，法国的资产阶级和农民为了保护自己，反对贵族的种种要求，有心欢迎国王行使强权。而年青的路易十四正是这样的人物，他是惟恐不能把一切大权独揽在手的。1661年，马萨林一死，年方二十三岁的路易就宣布，他要亲自治理国家。他是波旁家族的第三代国王。亨利四世和黎塞留曾经确立的波旁家族的传统，是要收拾闹独立的贵族，不许他们捣乱，路易十四也照此办理。他并不是一个有非凡才干的人物，然而他却具有在能干的执政者身上往往找得到的那种能力：从与专家谈话中学到许多东西。他所受的教育，因为原来特意安排得浅一些，所以并不是很好的。然而，他自有自己的本事，就是能够理解和坚持执行确切的政策路线。他在日常工作中特别井井有条、勤勤恳恳，终生谨慎小心，躬亲朝政。他孤芳自赏，很爱他的国王地位，极愿人家谄媚奉承。他喜欢大摆排场，喜欢繁文缛节，然而，在一定程度上，这只是他使用的策略手段，而不是个人的灵机一动。

法国专制主义的发展(2)

史诗诗人的灵感

作者：尼古拉斯·波斯恩（法国人，1594—1665年）

这幅画显示，波斯恩对古典主义的题材和形象都饶有兴趣。画中人是一个诗人。他渴望获得桂冠诗人的荣誉，因为他正神游于希腊神阿波罗（手持竖琴者）和司史诗的缪斯女神卡利欧碧之间。此画显示了17世纪许多法国艺术十分注重对称平衡的特点。（Scala/Art Resource，NY）

由于路易十四的统治，现代形式的“国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家的抽象概念，对说英语世界的人来说，向来似是玄之又玄的。我们不妨简单地说：国家就是正义与权力的一种熔合体。一个主权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对施行正义和使用武力拥有垄断权。个人既不能私设公堂，对他人作出法律判决，也不能保有自己私人的军队。因为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中，凡未经认可而这样做的个人，就构成谋反罪行。这与早些时候的封建惯例适成对照。根据那种惯例，封建领主设有庄园法庭，率领侍从参加战斗。路易十四极力反对这种封建惯例，为此不断努力工作，虽然未取得十分成功。他声称他本人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对立法程序和王国的武装军队拥有垄断权。这就是他那句著名的夸大之言——“朕即国家”——的内在含义。在阶级对立和地区割据的17世纪法国巩固国家权力，说实在的，除了大家服从一人之外，别无他法。

国家，尽管在国内象征法律与秩序，但在与别国的关系上，却处于一种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因为国与国之间并不存在行使法律和武力的高级垄断权。作为法国化身的路易十四，对别国或别国统治者的要求毫不尊重。他常常要么与他的邻国交战，要么就是准备与它们开战。的确，现代国家是为了在国内保持安定、在国外策动战争的需要而创建的。路易十四等人设计的政府机构，就是维持国内治安的一种工具，也是招募、供养、控制军队，以对付别国的一种工具。

由合法国王来垄断国内的法律和军队的思想，是17世纪专制制度学说的精髓。路易十四时代这一学说的首席理论家是波舒哀主教。他发展了古老的基督教学说，认为一切权力来自上帝，一切掌握权力的人在如何运用权力方面对上帝负责。他认为国王是上帝处理世间政务的代表。按波舒哀的观点，王权是专制的，但不是专横的。不是专横，因为王权务须合理、公正，宛如所反映的上帝意志；是专制，因为王权不受高等法院、三级会议或国内其他从属机构的支配。因此，法律就是至高无上的国王意志，只要这种法律符合原是上帝意志的那种更高的法律。

这种肯定“君权神授”的学说，当时在法国广为人们接受，并在教堂作为讲道内容加以传授。“专制主义”和“君主专制政治”在17和18世纪成了风靡欧洲大陆许多地方的政府观念。可是，务须记住，这些术语，多是用来表示法律原则，而不是事实。统治者是“专制的”，因为他在法律上不受国内任何人或任何组织机构的约束。实际上，他得依赖一大群的顾问和官僚，常常得与既得利益集团妥协，仅仅是地方风俗的压力就可使他遭受挫折；他还可能遭遇律师、教士、贵族、显贵、世袭官员和形形色色的要人的反抗。而且，那时的交通速度和通讯速度都太慢，根本无法使现代早期“专制”统治者能像现代国家的政府那样，又快又有效地去控制他们的国民。

政府与行政机构

也许，路易十四所采取的最为关键的步骤，是确保自己对军队的控制权。以前，军队几乎是一项私人事业。率领自己军队去打仗的军事家，如何为政府效劳全凭个人的爱好，他们不是为了捞取赏金，就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政治目的。这在中欧尤其平常，不过，即使在法国，大贵族对军队也有强大的私人影响；在动乱时期，贵族率领武装侍从巡守各地。团长实际上都是独立行事的。他们凭政府的一纸平常的委任状和一些开办费，就招募、训练、装备他们自己的团，常常用掠夺毗邻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财物来供养自己的军队。遇到这样的情况，往往就很难说士兵到底是为谁在打仗。政府很难调动军队，也很难使他们停止战斗，因为指挥官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是依仗自己的力量而战的。战争不是“政策的继续”，不是国家的一项行动，倒像在三十年战争时一样，很容易蜕化成为一种漫无目的、旷日持久的暴力活动。

路易十四使战争成为国家的一项行动。他要使法国一切武装人员只为他而战。法国因而产生了社会安宁的局面，法国对付别国的战斗力也因而增强。在往常的情况下，不同部队、不同兵种中也很少有协同作战。步兵团和骑兵队大多是各打各的；炮兵是由承包订约的民间技师充任的。路易十四创建了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控制机构，把炮兵列入军队建制，把军衔、军阶系统化，确立指挥系统等级，使自己居于首位。政府监督招募军队工作，要求各团团长确保士兵的编制定额；政府还要承担装备、供养军队，为军队提供军服、营地等大部分责任。如此一来，高级军官得依赖政府，得受军纪的约束。士兵要穿制服，要接受队列操练，要住在兵营里；这样一来，严明军纪，整治军容也容易多了。

军队对于本国人民不再是那般可怕了，它成为政府手中更为有效的武器。军队通常被用来对付别国政府，有时也用来镇压国内叛乱。路易十四还扩充了法国军队，从十万人左右增加到约四十万人。军队之所以在数量上和受政府控制的程度上都有所改观，是由于发展了一个庞大的文官行政机构的缘故。路易十四领导下的这个机构的各个长官，都由文职人员担任。实际上，他们是第一批军事部长；而他们的助手、官员、监察员和职员则构成第一个有组织的军事部。

路易十四不仅仅是一个爱虚荣的人，而且要用本人的豪华慑服全国这已经成了他的一项政治原则。在距巴黎十英里左右的凡尔赛旧村庄土地上，他为自己建造了一整座崭新的城市。若说西班牙的埃斯科里亚尔具有寺院的肃穆氛围，那么凡尔赛宫就是人间豪华的一座丰碑。凡尔赛宫规模宏大，宫内镶嵌面面明镜，悬挂盏盏枝形吊灯，闪闪发亮，陈设华丽多彩的花毯，往外通向一个格局匀称的花园，点缀着一座座喷水池，交织着一条条林荫小径。这是欧洲的奇迹，是小国国王们妒忌的对象。其实，这是一座公共建筑物，大部分用作政府办公场所，贵族、教士、资产阶级的知名人士，以及公务员，在这儿为王事整日忙碌不堪。对于高级贵族还备有专门的宾馆。国王对自己起床、进餐、就寝等日常活动，都规定有一套非常繁琐的仪式，细致入微，十分考究。譬如，起床时，侍候人得六进国王起居室，每趟工作都不相同；当国王要脱掉长睡衣时，有个专职的侍从得在特定的时刻提住睡衣的右袖子。那些最得意的人都觉得，能这样侍候一个如此威严的国王，也使自己更加高人一等了。有此荣幸，同时也为得到较多的物质利益，许多大贵族都眼巴巴地想常常住在王宫里。这里，在国王的跟前，他们也许会参与宫廷阴谋，但是真正的政治危害活动他们是不得过问的。凡尔赛宫对法国贵族起到了一种削弱作用。

与挑选国王的侍从人员不同，路易十四喜欢起用新近变为上层阶级的人来担任政府的大多数职位。这些人与世袭贵族不同，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势力可求。他从未召开过三级会议。这样的会议，除某些贵族需要之外，别人是不感兴趣的。由于地方和贵族的压力，他允许一些省三级会议继续发挥作用。他曾暂时挫败高等法院的独立，要求它们接受他的敕令，就如亨利四世要求它们接受南特敕令一样。他建立一种强有力的行政协调制度，成为他亲自参加的许多国务会议的中心，同时也成为出席这些会议的全国各地的“行政长官”的中心。国务评议员和地方行政长官大多是资产阶级出身或新封贵族。每个地方行政长官在其管辖区域内，都是国王政府的整个化身：监督税款顺利征收和征募士兵，监视地方贵族，对付市镇和行会，控制多少是世袭的官员，维持市场治安，赈灾，监管并经常参与地方法庭。就这样，在这个庞杂的古老法国，增设了一个稳固统一的行政机构。与英国适成对照的是，所有地方问题都由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处置。他们通常为人正直，胜任工作，但本质上都是官僚，凡事总得向凡尔赛宫的上司请示报告。

经济和财政政策：柯尔培尔(1)

为了供养经过整编扩大的军队，为了支付凡尔赛宫豪华陈设的费用，也为了维持日益扩大的文职行政机构，路易十四需要大量金钱。财政一向是法国君主制度的弱点。收税的方法代价高，效率低。直接税得经过许多中间官员；间接税是由得到特许的包税人收集的，他们可从中谋利。国家向来收到的税款比纳税人实际交纳的少得多。但主要弱点却起因于法国王室与贵族之间由来已久的讨价还价；国王只要不向贵族课税，就可随便加税，无需征求贵族的同意。只有“非特权”阶级才交纳直接税，而这些阶级几乎就只是指农民，因为许多资产阶级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取得了免税权。这个制度把纳税的重担全压在贫苦无靠之人的身上，真是太不公平了。路易十四很乐意向贵族课税，但又不愿落入他们的控制之下，只是到了他统治的末期，迫于战争的极为沉重的压力，才在法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向法国贵族分子征收直接税。这是朝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健全的公共财政迈出了一大步，然而，贵族和资产阶级获得的特许权和免税权是如此之多，以致这一改革的价值实在就丧失得够呛。

路易像他的先王一样，不择手段，增加岁入。他提高税率，结果总是大失所望。他使货币贬值。他向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出卖贵族爵号。他还鬻卖政府官职、法官职位、陆海军的军官委任状。出于财政和政治的双重原因，国王利用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废除市镇的特许权，然后把有所减少的权利再作价卖回去。这样虽然增加了一点收入，然而却败坏了地方政府和民气。金钱不足，根本原因在于未能向有钱人课税。这难题反映了专制制度的弱点和局限，因为这种政体拒绝与有产阶级分享统治权，使法国人民的公众生活和政治才能大受其害，糟蹋了法国人民的政治才能。

经济和财政政策：柯尔培尔(2)

路易十四希望使法国成为经济强国，即便只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也罢。为此，他伟大的财政总监柯尔培尔工作了二十年。柯尔培尔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劲头超过黎塞留，目的在于使法国成为一个经济自给自足的国家，扩大法国货出口，增加政府税源财富。对农业这个王国的主要行业，他能做的不多。法国农业的发展仍比英国和荷兰差。他设法在法国中部的一个大地区内减低地方关税，建立一种关税联合，古怪地取名为“五大包税区”（因为捐税是由包税人收集）。虽然既得利益集团和享有自治权的地方势力仍十分强大，使他未能取消一切内地关税，然而，“五大包税区”本身就是欧洲的一个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其面积大小相当于英格兰。

路易十四

作者：海厄辛西·里高德（法国人，1659—1743年）

里高德绘制的这幅画，表达了太阳王的豪华气派。他采用国王的衣服、站立姿势和王室各种徽记纹章，来表示法国君主的权力。（Giraudon/Art Resource，NY）

为了方便商人，柯尔培尔颁布《商业法》，取代了地方上的许多习惯法，为商业惯例和商业法规树立了一个新样板。他修建道路，开凿运河，改善交通。他通过各个行会做工作，要求手工业者生产具有特色的优质产品，相信如果法国政府能使他们确信质量可靠的话，外国人会更加放手购买法国产品。他大力发展丝织、花毯、玻璃器皿和呢绒生产，给以补助、免税和专卖权。他赞助建立殖民地、创建海军、设立法国东印度公司。有些货物，特别是粮食，则禁止输出，因为政府希望压低面包价格，以稳定民心。其他货物，主要是制造业产品，却鼓励出口，部分原因是作为国家吸收外币的一种手段，以便这些钱财能汇集到国王的金库里。军队的扩大，以及在路易十四领导下，政府为给士兵提供军服和装备，因而生产制服、大衣和武器弹药的订单之多是空前的，这就使织工、裁缝和军械工人就业的人数大为增多，并且发展了组织这些劳工生产的商业资本主义。因此，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在法国比在英国更直接地受到政府的指导。法国长期成为英国人的一个极其活跃的竞争对手。只是到了煤铁时代，法国经济才开始落在后头。

总的说来，这个政体（回想起来称为旧政权），在经历两个世纪发展的波旁家族统治下，是这样的一个社会：许多类型的团体可把它们自己的特殊利益与“专制”君主制度的特殊利益挂靠一起。但是，这种挂靠反复无常，险象环生，是靠不住的。一方面，这个王廷政府通过其行政长官和官僚机构的工作，可以限制各省、各贵族和其他人的特权。另一方面，它又在永远需要钱的驱动下，倍增和保护这些特权和其他特权。这种反复无常状况直到1789年革命才得以解决。这场革命用权利平等的原则取代了特权政治。

宗教：取消《南特敕令》，1685年

在路易十四领导下，巩固法国的工作的高潮体现在他的宗教政策上。在对待罗马天主教的问题上，路易支持法国天主教会关于应保有一定民族自主不受罗马教廷约束的老要求。他镇压称为詹森教派的运动，即天主教会内的一种加尔文教派，此派大约已持续了近二百年。詹森教派既批评耶稣会的宗教影响，也批评高层教士的道德败坏。因此，当国王采取行动，取缔所有詹森教派神学主要中心时，在凡尔赛宫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是，在这次新的宗教迫害浪潮中，受迫害最深的却是新教徒。

法国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早年，仍比欧洲任何其他大国容许有更多的宗教信仰自由。胡格诺派教徒在黎塞留时期已经丧失独立的政治地位，但在1598年《南特敕令》的保护下，他们还能过着相对安全的生活。然而，从一开始，宗教宽容就是一项王室政策，而不是民众政策，而在路易十四时期，这一王室政策改变了。英国天主教徒落在得胜的议会手中的厄运告诉人们，法国新教徒如果人数更多的话，对天主教徒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路易十四要使所有的人都唯命是从，因此对他臣民中竟有异教徒一事感到愤恨。他认为，他的统治要有力量，要有尊严，实现宗教统一是不可缺少的。他完全受到一些天主教徒顾问的影响，他们对于有些新教徒在忏悔心情的驱使下委实正在重新信仰天主教的情况仍感不够满足，而希望加快这种进程，好为他们增添更大的荣光。于是，开始了有组织的迫使胡格诺派教徒改宗的运动。新教徒家庭的生活渐渐变得无法忍受。最后，他们实际上是“被迫就范”，龙骑兵被安置在胡格诺派教徒的家中，为传教士的劝导助力。1685年，路易取消了《南特敕令》。迫害期间，有好多新教徒逃离法国，移居荷兰、德意志和美洲。这些人的出走，对法国的经济生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法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新教徒，尤以工商业阶级中的新教徒最有活力。取消了《南特敕令》，法国官方开始对宗教持不宽容的态度，前后达一百年之久（作法上慢慢有所收敛）。在此期间，法国新教徒的地位与大不列颠群岛上的天主教徒的地位极其相似。但在一百年以后，当新教徒又得到宽容时，人们发现他们中有许多人既是商业上的佼佼者，也是政治上的保王分子，这表明他们的生活比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好过得多。

综观一切，路易十四的统治给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带来相当多的好处。对他抨击最凶的人，除了理所当然的新教徒之外，就是像圣西蒙公爵①那样的不满的贵族。他们认为，他对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偏爱太过。因为新教徒是不得人心的少数派，他加以镇压倒获得人们的赞许。柯尔培尔的经济管理制度以及行会的长期存在意味着，发明与私人企业没有像在英国那样得到充分的发展，但1700年的法国经济比1650年要增强许多。农民必得交纳很重的赋税，支付路易十四的战争费用；1690年后，灾荒不断，田园荒芜（战争也是肇因之一），农民艰难度日。但是，农民没有陷入在东欧日益发展的那种农奴制。同以后的年代相比，法国仍是一个大杂烩，充斥着互相抵牾的司法权、特权和官僚无能的现象。事实上，路易十四远非“专制”，然而法国仍然是欧洲大陆上各大君主国中最有组织的国家。路易十四在把举国上下各阶层变成为各尽本分的臣民的过程中，结束了内战，甚至还促进了公民平等的事业。长时期内，他很得民心。至于到他晚年人民最后转而反对他的原因，则是由于他穷兵黩武，不断发动战争，造成国力匮乏所致。

第5章 普鲁士军事国家(1)

普鲁士之所以对军队十分关注，毫无疑问最初是出于防御的考虑，是由三十年战争的恐怖而引起的。但是这种关注却持续下去，比它的起因更加经久不衰，以致变成为固定不变的习惯和该国的特点了。普鲁士并不是唯一关心自己武装部队的国家。普鲁士唯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军队的规模与它赖以建立的资源之间的比例是很不相称的。为了维持军队，政府不得不因此而指导和规划整个国家的生活。普鲁士也不是在和平时期保持活动和备战的那种“常备”军队的创始者。大多数政府在建立常备军方面都效法路易十四，这不仅助长了对外的野心，而且不使武装部队落入贵族和军事冒险家的手里，而是由国家控制。

但是，与其他各国相比，普鲁士尤为与众不同的是，军队发展了自己的生活，几乎独立于国家的生活之外。普鲁士的军队历史比普鲁士的国家历史更长。1657年，大选帝侯带着来自领地各部分的兵士在华沙打了一次大战，这是来自克累弗、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公爵领地的人有史以来首次一起共事。军队是第一个“全普鲁士”机构。文官政府各种机构后来大大发展，以适应军队的需要。在以后几代，军队证明自己比国家更为持久。1806年普鲁士在拿破仑面前崩溃时，普鲁士军队的精神和士气却依然存在；1918年霍亨索伦帝国最后灭亡时，军队在魏玛共和国里依然存在并保持着自己的各种传统，而且军队的寿命再一次长过共和国。直到阿道夫·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和新共和政体建立，军队才完全从属于文官权力。

在某种程度上，各国的现代国家机器发展成为一种支持武装部队的工具。但是在普鲁士，这一过程特别简单明了。在普鲁士，统治者约一半的收入取自王室产业，只有一半左右取自税收。由采邑和统治者作为领主直接拥有的其他生产企业所组成的王室产业，实际上是政府的一项财产，由于普鲁士统治者使用他们的收入几乎完全是为了国家，他们个人成了简朴的人，甚至养成斯巴达人的习惯。普鲁士的统治者，在就任大选帝侯后的一百年，还能用他们自己的收入即王室产业的收益来支付他们的文官政府的全部费用。但是，为了维持一支军队，他们不得不设法从产业上获得更多东西，并且还需从税收上筹集新收入。为了发展产业和管理开支，他们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文官机构。王室产业规模如此之大，以致国家的大部分经济不在私人手中，而是由归国家拥有和管理的企业所组成。作为附加收入，大选帝侯采用某些在法国实施的税收，例如对消费品的货物税和国家对食盐的专卖税等。在就任大选帝侯后的一百年内，各种税收都是为了军队的开支而征收的。

经济生活是在政府的主管下，而不是在大胆的商业阶级的企业主管下发展起来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维持一支有组织的军队的农业国家来说，生产工艺和技术工艺不得不从别的国家进口（主要是从西方进口）。大选帝侯年青时在荷兰度过多年，他在那里看到的财富和繁荣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担任选帝侯后，定居在瑞士和勃兰登堡的佛里西安（佛里西安几乎就是荷兰式的）。他欢迎来自波兰的犹太人；当路易十四开始迫害法国新教徒时，他提供资金，派遣专门官员援助二万名胡格诺教徒移居勃兰登堡。一度法国移民曾经占有柏林人口的六分之一，成为这个比较原始城市的最进步的成分。如同柯尔培尔统治下的法国一样，政府创办并资助各种企业；但这种政府参与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法国的，因为用于投资的私有资本总额小得不能比拟。军事需要对市场货物的支配作用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来得大，因为在这样一个十分贫穷的国家中，民用需要是相当低的；军队在粮食、制服和武器方面的需求，成为影响该国经济发展的一支强大力量。

第5章 普鲁士军事国家(2)

军队还对普鲁士的社会发展和阶级结构具有深刻的影响。平民中产阶级仍然是顺从的，实际上把整个地主贵族（容克）吸收进军事机构已成为统治者的政策。他们自觉地利用军队作为在克累弗、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前条顿骑士团领地的地主家庭中灌输“全普鲁士”心理的工具。普鲁士是一个非常年青、人为的领地联合体，这就使忠诚于它的感情最初并不是自然的，为此更需要依靠明显的军事手段来加以灌输。灌输的重点内容是放在义务、服从、服务和牺牲上。除上述因素外，军事美德之所以成为整个普鲁士男性贵族的特点，也还应归因于该国人口数量少。例如在法国，大约有五万名男性成年贵族，但其中只有少数人经常在军队任军官。而在普鲁士，几乎所有的容克家族总有成员是穿制服的。

此外，大选帝侯及其继承者，也像所有专制主义统治者一样，对于以地主贵族为主要成员的等级会议即各地议会实行压制。为了平息大地主的不满，统治者允许在军队中对地主阶级的成员授予官职，还允许他们对自己的农民可以为所欲为。普鲁士君主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统治者与地主乡绅间的谅解之上的，即后者同意承认统治者的政府，并愿意在他的军队中服役；但作为回报，统治者允许地主乡绅继续把自己的农民置于世袭受支配的地位。农奴制在普鲁士就如在东欧各地一样盛行。在东普鲁士，农民的境况与波兰农民一样悲惨。

普鲁士的统治者认为，容克地主可以成为较好的军官，因为他们是在管辖自己的农民的习惯中长大的。为了维护军官阶级，法律禁止出售“贵族”土地，即禁止将采邑售给非贵族的人。在法国，则又形成对比，采邑权利简单地变成了财产形式，资产阶级，甚至农民也都可以合法地取得采邑，并享有一笔领主的或“封建贵族”的收益。在普鲁士，这是不可能的；由于拥有不可变更的财产形式，各个阶级被冻结了。因此，中产阶级的人很难借助从事地主贵族的职业而进入贵族行列。总之资产阶级简直没有什么独立精神。在东普鲁士几乎没有什么德国的老城镇。普鲁士的中产阶级并不富有，拥有的私人财产也不大。典型的中产阶级分子是官员，他为政府工作，担任庞大的王室产业或依靠国家津贴的企业的雇员或租借人。普鲁士的文官，从大选帝侯时代以来，就以其正直和效率而著称。但是普鲁士的中产阶级比起其他地方的中产阶级来，对贵族更为顺从，对国家更为忠诚，对军队则是更加望而生畏。

普鲁士的这些特点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统治下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威廉一世从1713年至1740年担任国主。他是—个现实而粗俗的人。他鄙视一切带有“文化”气息的事物，而他的父亲和祖父（大选帝侯），以及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大帝）对此却都十分关注。他对不是花于军队的每一分钱都十分吝惜。他把皇家费用削减四分之三。他在赴柯尼斯堡举行加冕典礼的路程上，花掉两千五百四十七个银币，而他父亲为此曾经花了银币五百万。他以一种德意志父亲般的方式统治国家，像对私人采邑一样监督国家，时常穿一件破旧制服潜行于柏林大街小巷，用手杖来惩戒玩忽职守的市民。他整天工作，也希望人人这样做。

他爱护军队，所制定的全部政策都是为军队服务的。他是一直身着制服露面的第一位普鲁士国王。他重新安排了宫廷礼仪程序，尊军官而抑文官。他对高个子兵士的喜爱是闻名于世的；他成立一个特别分队，成员都有六七英尺高，是来自欧洲各地，而彼得大帝的确也从亚洲给他送来几位。他规定出新的训练形式和演习形式，创立一所训练容克地主子弟的士官生学校，并确立了新的招募制度，根据这个制度，每个团都有一个特别区或州作为指定的兵源地区（这种招募制在欧洲长期以来一直都是最有效的）。他建立的军队，在他登位时为四万人，到他逝世时增加到八万三千人。他在位期间，柏林发展成为拥有十万人口的城市，其中两万是兵士，这个比例也许在欧洲是超过任何其他城市的。他还留给他的继承者一笔为数达七百万银币的军费（因为他实际上没有亲自作过战）。

弗里德里希二世（后称弗里德里希大帝，也译腓特烈大帝，1740年登位）就是依靠这支军队和这笔军费使欧洲大吃了一惊。奥地利的查理六世逝世不久，他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开始继承各种权利。整个欧洲对“国事诏书”的保证采取骑墙态度。当其他国家还在等待时，弗里德里希便开始进攻了。他没有发出通知就调动军队进入西里西亚，霍亨索伦家族曾对西里西亚提出过古老而含糊的要求。西里西亚位于奥得河上游，是面向波兰一侧的波希米亚王国的一部分，北邻勃兰登堡。西里西亚加入普鲁士王国几乎使人口增加一倍，并且增加了有价值的工业，从而普鲁士终于建成为一个大国，拥有六百万人口和弗里德里希建立的?支二十万人军队。必须补充指出，如果单从人类的成就来判断，那么普鲁士是一个非凡的创举，是一个靠小本经营而建成的国家，是辛勤工作和认真责任所换得的胜利。

彼得大帝统治时期的内部变化

新的军队、新的城市、新的不断扩大的政府机关全都需要钱，而当时俄国却是非常拮据的。于是，对种种事物——人头（人头税）、土地、客栈、磨坊、帽子、皮革、地窖、棺木、结婚权、卖肉、蓄须和当一名旧信徒——强征不可思议的名目繁多的捐税。税收的重担主要落在农民身上；为了保障纳税，农民的流动进一步受到限制，而边界上的人在政府记录中则列为农民，于是农奴制负担的义务更为繁重，农奴制几乎更为普及。为了提高政府收入和刺激生产，彼得采用法国柯尔培尔制定的重商主义政策。他鼓励出口，在波罗的海建造船队，发展矿业、冶金和纺织业，这些都是军队所必需的。他将一批批俄国人和外国人混合组织到各商业公司中去，向它们提供来自政府基金的资本（几乎得不到私人资本），并通过把特定地点的农奴使用权分配给公司的办法，向它们提供劳力。

在彼得大帝西化俄罗斯社会的长期行动中，兴建圣彼得堡成为最重要的建筑项目。按设计，此座新城市是向西方学习的首都，也是与西欧进行商业联系的新中心。与兴建法国凡尔赛宫一样，俄国沙皇的建筑目标也需要成千上万贫苦的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力。（Tass/Sovfoto）

原来主要是农业体制的农奴制度也开始作为工业体制在俄国推广开来。农奴主有权出售无地农奴，或有权将农奴从有土地的采邑迁到矿山或城镇，这一事实使俄国的工业易于在强制劳动的基础上获得发展。在上述政府企业中，农奴的雇主也不能自由改变或随意放弃他们的工程计划。他们也只是为沙皇服务。经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强制性的经营管理和强迫劳动上面，而不是建立在日益资本主义化的像西方那样的私人利润与私人工资之上。依靠这种办法，彼得竭力要将俄国的物质生产提高到欧洲的水平，但结果反而扩大了俄国与西欧之间的差距。

为了监督和实施税收制度、征兵办法、经济管制、追捕逃亡农奴和镇压内部叛乱，彼得创立了一个新的行政体系。旧的地方自治机构一概撤销了。业已削弱的杜马和国民议会，由于不能发挥正常作用，也被取消了。彼得设立一个从属于自己的“枢密院”，以取代前者，并将十个地区称为“省”。他通过宗教会议检查官统治教会。他自己凌驾于整个机构之上，是一个专制的统治者沙皇，是全体俄罗斯人的专制君主。在他去世以前，由于对自己儿子的不满，他废除了沙皇制度的世袭继承顺序规则，主张每个沙皇有权任命他自己的继承人。因而最高权力的交接就置于法律的管辖之外，在随后一个世纪，在沙皇和女沙皇的即位方面，就不断发生了内讧、阴谋和暗杀等情形。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体系，虽然在形式上与西方类似，尤其与法国类似，但事实上有着显著的区别。由于缺乏严格的法律规定，许多官员因极端无知而使它无法正确地体现出来，并且还是强加在骚动的、基本上并非心甘情愿的居民头上。难怪罗曼诺夫家族的帝国一直被称为没有人民的国家。

彼得为了保证他的改革获得成功，曾经继承并发展了以前沙皇开始推行过的所谓“为国家服务”。实际上是要求全体拥有土地和农奴的贵族在军队或行政机构服务，为此设立大量职位以供他们全体供职。在为国家服务中，并不考虑出身问题。彼得起用各阶级的人，如多尔戈卢基公爵出身于最古老的贵族家庭，缅希科夫公爵曾当过厨师，税务行政长官库巴托夫以前是一个农奴。此外，还有许多无名之辈的外国人。在彼得的俄国，社会地位不是取决于彼得所不能控制的世袭等级，而是取决于在他的国家机构中的等级。一位在彼得军队中服役的苏格兰人写道：“在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像沙皇彼得统治时这样的先例，即他把这么多出身低微的人提拔到如此的高位之上，或者说竟有这么多名门出身的富人是与最底层的人平起平坐的。”

特别是在这一方面，彼得的纲领很像是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它造就了一个新的统治集团以取代旧的，用现代术语简直可以称之为一个政党，一个与新制度的存在有着个人利害关系并为之热情工作的人们的团体。这些人在彼得生前和死后期间，都是对付反西方潮流的堡垒，是发展彼得革命的主要人物。各个新的家族最后也都变成世袭的了。在彼得死后三十年，为国家服务优于个人地位的主张也被抛弃了。军队和政府中的官职为有财产和门第高的人所占据。在彼得革命以后，如同在其他某些革命以后一样，新的上层阶级与旧的上层阶级混合成为一体了。

彼得对于人们事事怀念旧俄之情是毫不掩饰予以蔑视的，同时他又满怀热情地采用各种新方法对人民进行再教育，这些也都是富于革命性的，由此使人想起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他要求全体贵族将他们的儿子送入学校。他选派许多人到外国去学习。他简化了俄文字母。他编辑出版了俄国最初的报纸。他命令编写第一本俄国礼仪书籍，教育他的臣民不要往地上吐痰，不要在宴会上抓痒和啃骨头；要善于与妇女进行社交，脱帽，愉快交谈，在谈话时要注视对方等。他把胡须看作是俄罗斯国家落后的象征，明令禁止在俄国蓄须，而且他亲自给宫廷中的许多人剃胡子。他强迫人们参加晚会，以教授态度举止。他不尊重世袭贵族，毫不犹豫地对出身高贵的人像对农民一样地进行拷打和处死。至于宗教，据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喜欢在教堂唱歌，但他蔑视教士的尊严，在一次寻欢作乐的狂欢游行队伍中，他公开与穿着宗教服装喝醉酒的同伴在一起并嘲弄教士。如同他以后的多数伟大革命家一样，他是一个敢做敢为的俗人。

彼得革命的成果

彼得的策略引起强烈的反应。一些人严格坚持旧的道路，另一些人则认为彼得向着新目标走得太快，而且过分任性。许多俄国人对外国人的必然到来感到愤懑，这些外国人轻视俄国人，并且享有某些特权，诸如有权自由离开俄国，以及做同样的工作而领取较高的报酬。不满者以教会作为一个中心而团结起来；另一个中心则是彼得的儿子阿历克塞。他宣布，如果他当沙皇，就要停止改革，并恢复对旧俄传统的尊重。彼得在几经犹豫之后，终于将他的儿子处死。他规定每个沙皇可以挑选自己的继承人。为了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俄国，彼得不容许任何东西妨碍他前进。

彼得于1725年逝世，他在世时就曾被他喜爱的枢密院封为“大帝”。在整个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人能产生如此强大的个人影响，当俄国本身的形象在后来几世纪日益高大时，这一影响又间接地变得更为深远。虽然彼得死后的一些年月是一段混乱和动荡的时期，但他的革命变革牢固地保持下来，使那些妄想取消它们的人未能得逞。原因不仅在于他欧化了俄国并征服了波罗的海的一块地方——这些发展无论如何都是会发生的，而更在于他通过各种方法急切地把一种新的文化强加于俄罗斯，从而为他的帝国确定了未来的性质。同时他的方法使得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和官僚政治更加牢固地在俄国确立不变。然而，他只能影响上层阶级。上层阶级中的许多人变得比他所想象的更为欧化，他们习惯于说法语，过着法国或意大利的精神生活。但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上层阶级的俄国人，由于他们对欧洲有了充分的了解，便忍受不了周围农民的顽固保守，感到在自己国家里成了陌生人，同时还为自己的地位是建立在贬低和奴役人们的基础之上而深感内疚。对西方来说，俄国人的心理往往是不可思议的，一部分可以用迅速欧化而引起的极端自相矛盾的现象来解释。至于农民群众，他们一直处于这个制度之外，遭到骇人听闻的剥削；他们已与他们的统治者和社会上层疏远开来，他们被后者看作牲畜或幼稚无知者，丝毫也没有分享到日益发展的欧化的文明。上述情况后来又进一步有所发展。至于在彼得时期，由于他的努力，俄国显然摆脱了孤立状态，它的广大地域组成一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作用，此后，俄国的历史就成为欧洲史的一部分，并愈益成为世界史的一部分。俄国与普鲁士、奥地利君主国一样，可以算作欧洲的大国之一。

上述三个君主国影响的上升，部分是依靠于他们取得现代武器、组织起更有效的官僚机构以及将各种新型的欧洲知识带入他们政治机构等等的诸种能力。到18世纪初，当欧洲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与其他地区人民或政府碰撞时，欧洲的科学和技术往往给予欧洲国家很大的优势，如同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的统治精英在中欧争夺权力中认识到的一样。确实，新科学最终成为现代世界史上最显著、最重要的力量之一。科学不仅有助于变革经济生产、军事战略和传统文化，而且它还变革了欧洲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帝国斗争。现代科学思想正日益影响着自然和人类自身两方面的知识与控制力，因此，我们要更加关注现代科学思想发展的轨迹。

争夺财富和争夺帝国的斗争

在前几章，我们已看到西欧，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到1700年左右，如何在整个欧洲占据一个强国和有影响的地位。我们也描绘了在整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的西欧政治史，那次战争根据乌得勒支和拉什塔德和约于1713—1714年结束。中欧和德意志的事务曾经一直阐述到1740年。在那一年，新普鲁士王国和新的，即革新的奥地利君主国都传到新的统治者手中，两国处于争夺中欧统治支配权斗争的前夕。至于东欧，我们观察了俄罗斯帝国的欧化和扩张。

从长远的观点看，比历经17和18世纪的那些政治事件更重要得多的是各种形式的知识逐步发展。我们已看到17世纪科学的迅速发展，我们在下一章节会再回来叙述。同等重要的是欧洲、至少可说是西班牙以北的大西洋地区的财富的增长。从广义上讲，新财富就是种种方便性，它们部分产生于新技术和科学知识的应用，转过来又促进新技术和科学知识的产生；更多的财富与更多的知识结合一起，就能有助于产生对现代各时期影响最深远的观念之一，即进步观念。此种观念对盲从古代权威的传统提出挑战，并培育了社会和知识生活众多领域中的精密严格的探索、创造性的发明和显著的乐观主义。虽然世界大战和最近时期的环境问题最终引起了对新科技的历史后果的广泛忧虑，但对于进步的信仰，即使受到一些挫折，在整个现代社会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力量。

欧洲的新财富与东方大帝国的古老财富不一样，正如弥尔顿所说，东方古老财富是“把野蛮人的珍珠和黄金像阵雨般地倾泻于国王”。欧洲新财富确实包含黄金，但更多是银行存款和各信贷机构，更多更好地用于挖掘煤矿、铸造钢铁和纺纱织布的机械，产量更高的农业，既好又多的舒适住宅，桌上各种各样的食品，更多经过改善的航船、仓库和码头。还有更多的书，更多的报纸，更多的医疗器械，更多的科学设备，大量的政府岁入，规模更大的军队和更多的政府雇员。在富裕的欧洲国家，由于财富的增加，更多人已从煮饭烧菜、缝制衣服和寻找落脚之处等必需的辛劳中解放出来。他们能致力于各种特殊职业，如从事公职、管理、金融、军事、教书、写作、发明、勘探、研究等方面的工作，以及生产舒适品而非勉强糊口之物。这些新的机械生产形式、社会组织和各专门知识也开始在全世界欧洲殖民地中传播，因此，它在扩大全球贸易体系以及在增进对人类进步的信心方面都发挥了作用。

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1)

财富与知识的积累没有在各社会阶级中公平分配。富人与穷人间总是一直存在差别，这两个极端间还有许多过渡地带，但就我们现在所考察的时间段而论，即当17世纪进入18世纪时，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差别已经更为明显了。很难界定何为“精英文化”或“大众文化”。把精英文化定为富人和中产阶级的文化不够确切，把大众文化定为穷人和较低经济阶级的文化同样不确切。不过“精英”这个词就暗示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爱好兴趣排序中的少数派；因此，这里不仅有财富精英，而且还有社会地位和权力的精英，有艺术方面时尚的精英，赞助与鉴赏的精英，艺术家自身的精英；有教育方面的精英，在医学和法律方面经过特别训练的精英；此外还有在技术方面从事发现与执行的精英，各科学学科的精英。一般地说，参与一种精英文化的人们可以通过参与公共娱乐活动或简单地与其仆人进行交谈，去随意分享大众文化。但这种关系是不对称的。那些生于大众文化环境中的人并不能轻易分享精英们的知识与社会方面的文化，至少如果没有通过教育或婚姻，则是很难做到的（能做到的仅为个别事例）。

主要的差别之一，就是语言。在大众层面，人们一般使用方言，从一地到另一地，方言各式各样，带着口音，用的词汇或者是在别处已经被废弃了，或者是那些相隔几英里就可能听不懂的词。在中世纪，此种多样性已被拉丁文的使用所克服。自印刷术发明和民族文学兴起以来，以及由于学校普及的影响（多数是在1550到1650年兴建的），终于有了所有受教育人们使用的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其他语言的标准格式。文法和拼音也规范化了。实际上，全部印刷品都不用拉丁文而使用民族语言了。由于只有少数人能获得必需的教育，大多数民众继续说他们以前说的方言。他们谈话的方式，现在认为是一种方言，一种农民的语言，在法国称之为“土语（patois）”，德国称之为“方言（Volkssprache）”。正如一些语言学家所说，不存在一种语言形式比另一种语言形式“好”，这一说法可能是对的。不过在19世纪小学普及前，民族语言带来的方便是精英文化的一个标志，这也是对的。它至少给予了接近精英文化若干部分的途径，正如它延续至今所做的那样。它使受过教育的人们能参与政府、商业和各专门职业的精英机构。

虽然精英文化在一些家庭和社会圈内部以口述的方式流传（他们就是喜欢用这种方式），但大部分是靠书籍传播的。而大众文化虽然也表现在廉价历书、小册子、木刻画和木版画上，但在大众文化中，口述占着优势地位。历史学家难将大众文化重现，因为大众文化大多是口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尽管它组成了所有国家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爱好和活动。经常被人回忆的是我们在其他大量书籍中读过的历史，但它绝大部分是极少数人的记录，不是其行动仍然影响着所有人的权力拥有者、决策者和革新家，就是其思想对有限听众具有感染力的作家和思想家。不识字或仅仅识一点点字的人们改变思想要比那些行迹广泛、见闻广博的精英们慢得多。由某些精英肇始的文化变革传播缓慢，经过一代又一代才传到各社会阶级，以至大众文化在某一特定时期的特征，如对巫术的信仰，仍然是那些在一二百年前各阶级的共同特征。所有的人民和社会阶级都在创造历史，都参与历史变革的过程，但现代社会早期的新知识、新教育和新财富也创造出新的社会差异形式和新的文化权力等级体系。

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2)

很大程度上，通过书籍和对希腊与拉丁文的研究而传播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仍然限于精英文化。新教改革的强大在于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们的努力，如路德和加尔文，与众多普通民众的愤怒、贫困、醒悟和期望结合起来。新科学和随之而来的18世纪启蒙运动出现在人数很少的实践者与作家的工作中，但再次影响其他人的思想则很缓慢。普及的进程慢而不确定。例如，中世纪的占星术是科学探索的一个分支，在17世纪，皇帝和国王们还向占星家们咨询。后来教士和世俗思想家都痛斥占星预卜为迷信行为，占星术被逐出天文学，但算命今天仍然出现在美洲和欧洲报纸上。

财富的区别，即使不是完全决定意义的，也仍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从更广的意义上，或从人类学的意义上来看，文化包括食品、饮料和住宿的物质环境。17世纪的多数穷人在不少方面的境遇比中世纪更为恶化了。在欧洲，很少吃到肉，因为人口增加，没有多少土地可用于饲养牲畜。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农民种植小麦，但食用面包都是黑麦、大麦或燕麦制作的，在饥荒时代，他们甚至寻找橡树子和块茎植物来充饥。18世纪在法国，劳动人民每人每天消费一磅的面包，因为在正常日子，除卷心菜和豆类就没有其他东西可吃了。1750年，食用白面包变成司空见惯的事。与此同时，富人或仅仅才富裕一点的人却发展出由职业厨师准备的更精致的菜单。据说有一位厨师因他的蛋白酥饼没做成而自杀。

城镇的穷人拥挤地住在破旧失修的建筑物里。农村的穷人仍住在昏黑、极不卫生的小屋里，只有炉灶已逐步取代了那屋顶排烟的洞孔。穷人窗户上没有玻璃，中产阶级有一些，而富人却拥有玻璃窗和大量镜子。在卑微的家庭，盘子是木制的碗，后慢慢地被锡碗所取代。此时，中国的瓷质餐具已开始出现在富有人家的餐桌上。源出意大利的、每顿晚餐都使用的餐叉，是16世纪凯瑟琳·德·美第奇与其他意大利物品一起带入法国，后来就迅速在用得起的人群中流传开来，尽管那时路易十四国王仍旧喜爱用他的手指就餐。银碗和银质大水缸虽自古就有，但更精心制作，在上层阶级圈子里经常能够看到它们。穷人没有家具或者仅有极少的几张长凳，以及一领睡席。中产阶级有椅子和眠床。富人不仅有坚固的家具，而且会更关注其款式。收入还可以的人们自己一般拥有带特定用途的房间，如独立分隔的卧室和餐厅。用作社会接待和娱乐的房间则令人注目地、时尚地进行装饰，在法国，这种房间称为沙龙。它有嵌木板的墙，照明用的烛台，烛光还可反射到镜子上，并配有沙发和安乐椅，这种有创意的装潢使人更为舒服。而穷人在天黑后，只能蜷缩靠在柜子旁或地板上，与一根蜡烛相伴。

如果使用进步这个词是恰当的话，那就可以说17世纪在饮品使用上是有进步的。咖啡和茶，与砂糖和烟草一起，全部是从海外进口的。1600年，它们还是富有异国情调的珍品，到1700年，有更多的人可以享用了（不过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缺货严重）。咖啡店发展起来，小酒馆也有了连锁店。廉价酒在南欧变得非常丰富，北部的啤酒也一样。乙醇的提馏早在中世纪就被开发出来了，有一种提馏酒，即白兰地，当时是当作一种药物使用。到了17世纪，白兰地成为一种家庭饮用酒。此时，威士忌和杜松子酒也开始被人饮用。小酒馆和咖啡店为中等和较低的社会阶级提供了邻舍聚会的场所。醉酒在欧洲各城市变成更显而易见的问题，尤其是工人，他们不能在家庭独自私饮，因而就在大街上看到他们，如同霍加斯1750年左右在伦敦画的《杜松子酒巷》所显示的一样。从所有这些的贫穷和混乱中产生的，尤其在大城市，是非婚生人口和弃儿人数的增加，据统计，1780年巴黎出生的三万婴儿中有七千是弃儿，但这些孩子多数是从农村带来存放在城市弃婴医院的。弃婴之多，使医院不堪重负。

各阶级民众都共同分享不少东西。但根本上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宗教。无论文雅的还是粗俗的，无论有学问的还是无知的，他们都在教堂聆听同样的布道。他们在洗礼、结婚或葬礼上都接受同样的圣礼，还经常是同一个牧师。他们都服从穿越社会阶级界线的宗教和道德的义务。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在单一宗教的小社区中，或者一些特定的地方，在那里，庄园的贵族和女士像村民一样参加同一教堂。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教堂，无论是否有官方的容忍，宗教在社会凝聚力方面作用不大。例如在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继承老清教徒的不遵奉国教的基督教徒发展了一种中产阶级文化，它与英国圣公会绅士文化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无论新教国家还是天主教国家，它们的富人家庭都可能拥有自己私人牧师，建有他们自己的教堂。在一些大得足够应付邻近地区变化的市镇，一些教堂变得时髦起来，而其他的不过变得大众?一点。总之，17世纪有些人不全是虔诚的教徒。这些人包括住在难以到达的农村地区的人，以及较大市镇的最贫穷的人，后者是经常被从人口爆满的农村驱逐出来的农民或无家可归的移民。改革派主教，尤其在法国，努力采取措施改善此种状况，所以17世纪成为国内传教工作的伟大时代，或许下一个世纪也可能是这样，因为神秘主义已经在精英文化中蔓延，而大众文化比过去变得更基督教化。

哲人们(1)

“哲人”一词完全是个法语单词，意指哲学家，而“富有哲理”在18世纪的意思是说，以批判和寻根问底的精神去探讨一切课题。英语借用法语“哲人”这个词①，是表示当时的一群作家，他们在探讨知识或生存这些根本问题上并非哲学家，而是社会评论家或文学评论家，是普及工作者和政论作家。哲人大多是男人，但许多妇女也参与启蒙文化运动。譬如法国作家艾米莉·杜·查特莱特翻译了牛顿著作，并在她的科学论文中阐明新理论的价值意义。他们通常都是博学多才之士，不过他们写作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引人注目，启蒙思想正是通过这些哲人的著作，才得以四处传播的。以前的著作家一般是有闲的绅士，不然就是得到贵族或王室恩宠的才子，或者是靠宗教基金会支付薪水过活的教授或牧师。在启蒙时代，许多作家都是自由作家、穷苦文人和报纸撰稿人。他们为“大众”而写作。

读者大众的人数已大为增多。法国到18世纪80年代，识字率在男人中已达到47%，在妇女中达到27%。有文化素养的中产阶级、商人和专业职业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妇女读者形成一个日益增多的爱读小说和文学期刊的群体，乡绅寻求改进农业的科学新主意，甚至贵族也想随时了解情况。报刊杂志成倍增加，人们即使在家里无法读到，也可在咖啡馆里阅读，或在迎合需要而设立的阅览室里阅读。对辞典、百科全书和有关种种知识领域的概况书的需要量也很大。新的读者需要构思风趣明快的题材。他们欣赏的是能给人以情趣和轻松之感的作品。有了这样的读者大众，文学本身也大受其益。

18世纪的文笔变得流畅、清晰、准确，既不沉闷冗长，又不空洞干瘪，叫人啧啧称羡。读者从这些作品中也获益匪浅，他们有的近在欧洲内陆，有的远至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美利坚。人们开始谈论“大众舆论”，把它当作一种评论法庭，判断新书的价值意义，树立或者摧毁抱负不凡的作家的名望。这种新的大众舆论，法国作家马利舍伦斯解释说，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为一切强势力量所尊重，赏识一切天才，宣扬一切有才干的人”。对文学、艺术、音乐的品评激发了报纸、期刊和咖啡茶舍里的争论，这一切都有助于形成日益扩大的大众舆论范围，使人们走出各家各户组合的个人世界和政府机构额定的官员世界。自由民中的中产阶级不仅日益有了文化素养，而且也越来越富有思考力和评论能力。但是，这场运动并不只是一个阶级运动。

当时的著作还从另一方面受到社会条件的影响，即它们全是在审查制度下撰写出来的。建立审查制度的理论是保护人民免受有害思想的侵蚀，这好似保护他们免受以劣充好或偷斤短两的商品的损害一样。英国的审查制度温和得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其他像西班牙之类的国家，有严厉的审查制度。法国，这个启蒙时代的中心，既有复杂的审查制度，又有大批的读者和作家。教会、巴黎高等法院、国王官吏和印刷业行会，对审查书籍都可插上一手。但是，法国的审查制度管理得非常松散，以致1750年以后，作家并不为它烦心。这种审查制度无法与20世纪在一些国家中实施的审查制度相比。然而，从某一方面来说，它对法国的思想和文学都产生了不良的后果。它使作家感到沮丧，不能致力于具体的公众问题，作出公开的或明快的表示。由于在法律上禁止批评教会和国家，他们就隐晦抽象地提出批评的意见。由于不许攻击特殊的事物，他们就攻击一般的事物。不然，他们就谈论波斯人和易洛魁人①的风俗习惯，而对法国人的却避而不谈。他们的作品充满着双关语、巧妙的挖苦话、影射和笑话。作者一旦受到盘问，便可宣称他们的意思并非尽人皆知的他们要说的那种意思。至于读者，他们养成一种阅读禁书的嗜好。这些禁书通过非法的途径和外国书商，向来不难得到。

巴黎是这场启蒙运动的中心。在举行谈话会的殷实人家的市内府第里，文人才子和社会名流云集一堂，讨论文学话题。时常也会有这样的凑巧，一个著名的哲人，也是一个有钱人，赫尔维蒂厄斯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不仅撰写了《论心灵》和《论人》等书，而且还举行了盛大的茶话会，在会上讨论了这些问题。不过，这种高朋满座、集思广益的聚会主要是在妇女主持的沙龙里进行。她们作为沙龙女主人而名闻于世，在后来称之为“文人共和国”中起了至关重要的协调作用。举例说，德·杰斐琳夫人大约从1750年起，在长达25年期间，设宴组织了一次次艺术家和作家的交谈会，有时还资助他们，介绍他们去会见高层社会或者政府中的有影响的人物。她也欢迎来访的外国人，如来自英国的贺拉斯·沃波尔和大卫·休谟，以及后来成为波兰国王的年青人斯坦尼斯·波尼亚托夫斯基。由于其他妇女也举办这样的沙龙，哲人和其他作家便经常有机会相聚，交流思想看法。

哲人们(2)

这儿由艺术家莱蒙尼尔绘制的德·杰斐琳夫人沙龙，曾成为18世纪巴黎作家和艺术家一个闻名遐迩的聚会场所。此画绘制于19世纪初，显示的是这样一个想象出来的情景：一位作者正在朗读自己的作品，表现了著名的沙龙和沙龙名流所蕴含的文化声望。（Reunion des Mesées Nationaux/Art Resourse， NY）

沙龙成了精心组织的会面场所，在这里，许多作者向爱批评的读者介绍他们的新作品；沙龙女主人宣读旅行家或远方记者的信件；令人仰慕的哲人的名望会在谈笑风生的谈话会中传开。杰出的沙龙女主人对她的沙龙所涉及的思想课题和社会衔接都考虑周详。苏珊·尼卡的沙龙在18世纪70年代和18世纪80年代期间，每逢星期五下午举行。为了准备她每周的谈话会，她在她的日记本上一一列出她想要讨论的想法和题目。朱莉·德莫斯皮纳斯在她巴黎府邸提供经常讨论的机会，在这里，她连续12年每周的每一个晚上都接见来访客人。有位仰慕者说，“她的伟大艺术，在于她着力显示他人的长处，她乐此不彼，胜过展示她自己。”沙龙和沙龙女主人，促进了文人共和国普世思想的发展，在这里，天才和创造性胜过贵族名门出身。虽然1780年后，妇女失去她们的许多文化影响，但这样的沙龙在法国大革命后还存留下来了。1795年，在大恐怖时期后，二位著名的哲人的遗孀，赫尔维蒂厄斯和孔多塞，开放或者重开她们在巴黎的沙龙，接待温和的共和主义派的人或性情开明宽厚的人。苏菲·孔多塞本人成了一名作家，而且是亚当·斯密著作的一名译者，她的沙龙在拿破仑执政的岁月中，一直是温和反对派的中心。较为短命的是更有名气的述曼·德·斯特尔的沙龙。她也写作，博览群书，在她众多的想法中，她对法国大革命没有丝毫改变妇女从属地位感到叹息。许多19世纪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就产生于法国大革命后的这些沙龙里。

巴黎还在18世纪中叶出版了哲人著述中最为严谨之作《百科全书》。这部书由丹尼斯·狄德罗编纂，分为十七大卷，从1751年开始工作，到1772年完成。这是一部科学、工艺和历史知识的大辞典，颇为含蓄地对现存的社会和机构作了针砭，并概括了当时怀疑论、唯理论和科学观的精髓。虽然这不是第一部百科全书，然而却是第一部由一系列知名人士作撰稿人、同时又被视为对社会进步起了推动作用的百科全书。事实上，所有的法国哲人，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达兰贝尔（协助编纂工作）、布丰、杜尔哥、魁奈等等，都为此书撰稿，有时他们一起被称为百科全书派思想家。虽然是在巴黎编纂，但是《百科全书》流传广泛，读者众多，大革命前就卖出了大约两万五千套多卷本，其中半数在法国以外，因此法语成了全欧洲受教育的人的国际语言。而在法国国内，《百科全书》被各行各业、社会各界人士所阅读。在贝桑松，这座大约有两万八千居民的城市，当地人就买了137套，其中15名是教士，53名是贵族，69名是律师、医生、商人、政府官员或者人们称之为第三等级的市民。这些为百科全书派学者所批评的特权群体，即教士和贵族，看书或者起码买书的人数远远超出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认为自己是哲人或与哲人意气相投的男男女女，遍布欧洲各地。弗里德里希大帝是一个杰出的哲人，他不仅是伏尔泰的朋友，是款待波茨坦文学界和科学界人士的东道主，他自己还撰写警句、讽刺作品、论文、历史，以及军事科学著作。他天生机智，利嘴利舌，对因循守旧和浮夸的习气不无几分戏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也是个哲人，理由大体相同。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倒不是个哲人，因为她宗教思想太浓，对一般的思想又很少关心。但是，她的儿子约瑟夫却证明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坐上王位的哲人，这将在下文阐述。英国沃伯顿主教被他的朋友视为哲人，他认为，他那时代的英国国教，作为一个社会机构来说，恰恰是纯理性所要创造的。苏格兰怀疑论哲学家大卫·休谟可算是个哲人，爱德华·吉本也算是个哲人，因为他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尖锐抨击基督教，使虔诚的教徒大为震惊。塞缪尔·约翰生博士可不是哲人，虽然他因完成了一项18世纪典型工程——编纂了一部崭新的英语词典——而声名鹊起，却为超自然的事物忧心忡忡，笃信国教，贬低自命不凡的作家，竟然断言伏尔泰和卢梭是坏人，应发配到“殖民地”去垦荒。此外，还有意大利和德国的哲人，如马奎斯·蒂·贝卡里亚，他竭力要使刑法变得合乎人道；又如巴伦·格林，他从巴黎给他的许多订户发送文学新闻信札。

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1)

所有哲人中，最为有名的是法国三杰：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他们之间，迥然有别。三者都被诩称为他们时代的文学天才。三者都是先从事于文学创作，尔后转向撰写政治评论和社会分析的文章。三者都认为，现存的社会状况能够有所改进。

孟德斯鸠两次获得男爵头衔，是法国南部的一个地主贵族，一个封建领主或庄园主。他承继他叔父在波尔多高等法院的议席，在路易十四去世后曾积极参与法院的工作。他参加过大约开始于1715年的贵族复兴活动。这种复兴活动持续不断，贯穿18世纪。虽然他对贵族和反专制主义的思潮中的许多见解很有同感，然而，他的见解却突破了仅限于自我中心的阶级思想体系。1748年，他出版了他的巨著《论法的精神》，发展了两个主要思想。一个是政治制度因气候和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各异，譬如，专制制度只适合热带地区的大帝国；民主制度只有在小城邦里才行得通。他的另一个伟大学说是三权分立，旨在反对法国的专制君主制（他称之为“专制制度”）。在法国，他认为，国王和许许多多的“中间体”之间应该分权。这些“中间体”包括高等法院、各省三级议会、有组织的贵族、持有自治特许状的市镇，甚至还有教会。他的身份是高等法院的法官，一个外省人和贵族，因此他偏爱前面三个“中间体”是理所当然的，他承认资产阶级在法国市镇中的重要地位，因为他在波尔多工作，有助于他这样的认识；至于教会，他说，尽管他不相信它的教义，但他认为，教会倒可以当作一道路坎，来拦阻政府实施过度的中央集权。就他理解所及，他对英国宪法大加赞赏，认为英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卓有成效地继承与发扬了中世纪初期的封建自由。他觉得，英国把君主制度、贵族制度和民主制度（国王、领主和平民）三者巧妙地结合起来，以及把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这三种权力分开，从而取得不可或缺的三权分立。这一学说影响很广，深为1787年拟订美国宪法的美国人所熟悉。然而，孟德斯鸠在哲人中的挚友却认为他过于保守，甚至想方设法劝他不要发表他的见解。的确，严格说来，他是一个反动派，喜爱路易十四以前一切荒诞的东西，同时就他思慕“野蛮”的中世纪而言，他在当代人中也是异乎寻常的。

伏尔泰1694年出生于一个舒适的资产阶级家庭，取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伏尔泰”，一个杜撰出来的词，只不过是所有笔名中最出名的名字而已。他四十多岁前，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作家，擅长警句，用诗体撰写悲剧，还写过一部史诗。尔后，他越来越倾向于阐述哲学问题和公众问题。他有感人至深的魅力，究其原因，在于他的文笔运用自如，十分流畅。在所有的伟大作家中，他的作品最容易阅读。他向来文风犀利，逻辑性强，隽永深刻，不时还插入一些街头秽语；有时兴之所至，就嘲弄、挖苦一番，因此他也是一个善于运用巧妙的反语，嘲笑，教人羞惭的大师。无论他的意图是多么的严肃，他都可以通过叫他的读者捧腹大笑而达到目的。

这幅由莫里斯·昆廷·德·拉图尔（约1736年）绘制的伏尔泰肖像画，令人想到他那爱搞笑，爱用反语逗人乐的文风，这使他的作品为人喜闻乐道，争相阅读，即使他是在抨击宗教迫害或钳制有争议的言论。（Reunion des Mesées Nationaux/Art Resourse，NY）

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2)

伏尔泰年青时曾身陷囹圄，在巴士底狱消磨了十一个月，起因据说是对摄政者傲慢不逊。但是，翌年，这位摄政者却赏给他一笔津贴，以表彰他撰写的一个剧本。后来他与一个贵族舍瓦利埃·德罗昂喧闹打架，再次被捕。他始终是一个固执的资产阶级分子，然而在原则上对贵族制度却从未大加反对过。由于得到蓬皮杜夫人（也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但深得国王的宠爱）的爱慕，他通过这种关系，成了路易十五的卧室侍从和王室史官。如果说他曾履行过这些职责的话，那只是敷衍了事而已，因为巴黎和凡尔赛宫对他来说，远非安身立命之所。他是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挚交，曾到波茨坦这位国王的王室住了约两年时间。他们两人最后闹翻了，因为还没有一个足够大的舞台能长期容纳这样两个自负的人物。伏尔泰凭著书、津贴、投机买卖和讲求实效的办事方式，发了一笔大财。晚年时候，他在靠近瑞士边境的费内地方购置一个庄园。用他的话说，他在那儿成了“欧洲的旅馆主人”，接待川流不息的仰慕而来的贵客、讨取恩惠的人和寻求他帮助的落魄人。1778年，他在巴黎去世，卒年八十四岁，是欧洲最孚人望的文人。他的文集多达七十余卷。

伏尔泰主要关心的是思想自由。他同孟德斯鸠一样，对英国十分倾慕。他在这个国家旅居三年。1727年，在英国，他亲眼目睹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国葬仪式以及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安葬仪式。伏尔泰的两部著作《哲学通信》（1733年）和《牛顿哲学原理》（1738年），不仅使欧洲其他地方的人越来越多地了解英国，而且还普及了新颖的科学思想：培根的归纳哲学、牛顿的物理学和洛克的心理学。洛克学说认为，一切真实的观念都产生于感觉经验，这就削弱了宗教信仰的权威。英国最令伏尔泰称羡的是它的宗教自由、它对不同看法和科学探索的宽容、它相对而言的出版自由和它给予像他这样的文人的高度尊敬。他不如孟德斯鸠那样关心政治自由。路易十四对于孟德斯鸠和新贵族政治学派来说，是个恶棍，然而对伏尔泰来说，却是个英雄。他写了一篇颂文《路易十四时代》（1751年），赞美在“太阳王”统治下的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虽然在个人关系上与弗里德里希大帝闹翻了，伏尔泰仍旧尊敬他。实际上，弗里德里希几乎成了伏尔泰心目中的完美的开明统治者：他倡导艺术和科学，不承认任何的宗教权威，对一切教派信条都给予宽容，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只要他们有益于社会，都一样欢迎。

大约1740年以后，他更加明确地成为宣扬宗教信仰自由事业的斗士。有一个名叫让·卡拉①的新教徒被控告为阻止儿子皈依罗马天主教而将其杀害，结果被判处死刑，留下了恶名，伏尔泰竭力为他昭雪。有个年青人名叫拉巴尔，因亵渎路旁一个十字架的罪名而给处决了，伏尔泰也撰文为他鸣冤，说他无罪。“砸烂可耻的东西！”成了伏尔泰学派的著名的斗争口号。对伏尔泰来说，“可耻的东西”是指偏执的行为、不容异说、宗教迷信以及这些东西背后的一群有组织的教士权力。他不仅激烈抨击天主教教会，而且还激烈抨击整个传统的基督教世界观。他为赞成“自然宗教”和“自然伦理学”而辩护，认为信仰上帝和区分善与恶来自理性本身。其实，天主教教会很久以来就教导这一学说。但是，伏尔泰坚决认为，除了理性之外，任何超自然天启都不称心，都没有必要；他论证说，或者更确切地说，信仰一种特别的天启使人不容异说，使人愚蠢、残酷。

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3)

他是第一个用完全的世俗观点来展现世界历史的作家。在他的《风俗论》，即《世界史》一书中，他一开始就叙述古代中国，继而依次对一个个伟大的文明作了概括的评述。早期的世界史作家习惯把人类事件纳入基督教教义的框框。他们遵循《圣经》的写法，先从“创世”写起，然后写到“亚当的罪”，继而描述以色列的兴起，等等。伏尔泰把犹太—基督教史包容在范围广阔得多的世界史里，让宗教思想纳入社会学的框架中。他把基督教和一切有组织的宗教都当作社会现象或仅作为人的创见来描述。诚然，斯宾诺莎也曾这样说过，但是伏尔泰把这些见解传播到欧洲各地。

在政治学和自治政府的问题上，伏尔泰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民主主义者。他对人类的看法大约同他的朋友弗里德里希一样的差劲。只要政府开明，他倒不在乎政府的权力有多大。他所说的开明政府，是指向懒惰和愚蠢开战，使教士处于从属地位，允许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促进物质和技术进步事业的政府。他没有任何先进的政治学说，但他心目中的文明大国近似开明的或合乎情理的专制国家。他认为能够开明练达的只有少数人，因而觉得应由这少数人——国王和他的顾问——掌权，力排一切非议，贯彻实施他们的纲领。要克服愚昧无知、轻信和教士权术，国家必须强大。伏尔泰最渴望的是给开明者，即给像他那样的人们以自由。

让·雅克·卢梭的境况迥然不同。1712年他生在日内瓦，是瑞士人，新教徒，出身相当卑贱。他在法国或巴黎的社交场合中，总是忐忑不安，没有自在过。他自幼缺少爱抚，十六岁那年逃跑出来，多年靠打杂工糊口，譬如抄写乐谱等。他从事写作，但直到四十岁才出人头地。他一向是个小人物，一个外来人。此外，他跟女人的个人关系很不顺，也不稳，最后与一个没有文化教养的姑娘同居，她名叫黛蕾丝·莱瓦瑟。同住的还有她的妈妈，这个老女人总爱干预他的事务。黛蕾丝跟他生了五个孩子，他把他们全都送到孤儿院去。他没有社会地位，没有钱，没有钱的观念，到他出了名以后，他还得靠朋友的周济过日。忧郁和痛楚使他身心严重失调。他养成这样的感觉：谁都不能信任；那些想法帮助他的人，正在背后嘲笑他或出卖他。他谴责法国妇女的文化影响，尤其批评她们在巴黎沙龙所起的突出作用（“她们啥都不懂，虽然她们每事都评”）。他身受现在称之为心理情结的折磨，也许是患了妄想狂。他喋喋不休谈论他自己的德行和清白，悲痛地抱怨别人误解了他。

但是，他虽然精神紊乱，却可能是当时最有造诣的作家，而后来肯定是最有持久影响的作家。他自身的经历使他体会到，在现存的社会中，好人不可能幸福。因此，他抨击社会，大声疾呼，社会是虚假的和腐败的。他甚至抨击理性，称它是使人误入歧途的伪向导，如果一味追随的话。对一切令他的同代人感到满意的进步，他都表示怀疑。他著有《论艺术和科学》（1750年）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3年）。在这两篇“论文”中，他论证说：文明是许多邪恶的根源；处于“自然状态”的生活，只要有可能存在的话，会好得多。卢梭把第二篇论文送给伏尔泰一份。伏尔泰（对文明的各种形式都大为欣赏）回复说，他的大作使自己“觉得像是在用四脚爬行”。对于卢梭来说，人性中最好的品质，诸如善良、无私、诚实和良知等，都是自然的产物。对于他，只是深藏于理智之下的地方，才使他意识到有感性的存在。他喜爱同情给予的温暖，喜爱直觉闪现的敏捷，喜爱良心传递的清晰信息。从他的气质上来看，他有宗教信仰，因为他虽然什么教会、什么教士、什么天启都不相信，却尊重《圣经》，敬畏宇宙，爱独自冥想，他相信的上帝不仅是“第一推动力”的上帝，而且还是司爱、司美的上帝。这样一来，卢梭使严肃认真的人更容易挣脱正统观念和一切教会戒律形式的束缚。他为各种教会所惧怕，被视为最危险的“异教徒”，不论在信奉天主教的法国或是在信奉新教的日内瓦，都曾受到谴责。

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4)

总的看来，卢梭不同于同时代的许多人，他在自己的大多著作中给人的印象是：冲动比斟酌过的判断来得可靠，本能的感觉比应急的思想更为可信。对他来说，凭借心灵玄妙的见识比出于理性或清晰的见解更为真实。他成了“感觉的人”，成了“自然之赤子”，成了即将来临的浪漫主义时代的先驱，成了现代一切强调非理性和潜意识的流派的一个重要源头。因此，他成了一个早期的颇有影响的启蒙批评家，即使他在期望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上与其他哲人相似。

在《社会契约论》（1762年）一书中，卢梭似乎又与上述对自然情有独钟的著名见解大相抵触。在此书中，他认为，“自然状态”是一个野蛮环境，没有法律，也没有道德。这种观点有点像霍布斯的观点。在其他的著作中，卢梭曾认为，人的邪恶是社会种种邪恶造成的。此时，他却认为，只有经过改良的社会才能产生好人。早期的思想家，譬如约翰·约克，曾把“契约”当作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一个协议。卢梭把它当作人民之中的一个协议。这是一个社会契约，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契约。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即团体，就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社会契约是一种谅解，凭此谅解，所有的个人为了对方而彼此都放弃自己的天赋自由，把个人的意志熔合成一个“共同的意志”，最后同意接受这共同的意志的裁决。这共同的意志就是最高权力；真正的最高权力，若理解正确的话，是“绝对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政府位居第二；国王、官员或遴选出来的代理人，只是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民的代表而已。卢梭用了许多晦涩难懂的篇幅来解释如何才能识别真正的共同意志。它无需通过大多数人的表决来决定。“产生这种共同意志的，”他说，“不是看有多少人附和，而是取决于把众人团结起来的共同利益。”他几乎没有谈论政府机构，而且对议会制度也不羡慕。他关心的是更为深远的东西。他虽然是一个精神失调的外来人，却渴望有一个人人都能觉得自己是其中一员的共和政体。他希望有一种国家，使身在其中的一切人都有成员感和共事感。

卢梭的这些看法使他自己成为民主制度的先知，也成为民族主义的先知。他应奋起反抗外国列强瓜分自己国家领土的波兰人之约请，写了《波兰的忧虑》一书。在这一著作中，卢梭确实较为具体地运用了《社会契约论》的见解，从而成为第一个系统阐述有识有谋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家。在撰写《社会契约论》时，他心里有一个像他的出生地日内瓦那样的小城邦。但是，他实际所做的，却是归纳小城邦共和国人民的心理特征，使之应用到有广袤领土的国家。这些心理特征是：具有成员资格感，具有团体感和伙伴感，具有认真负责的公民感和密切参与公共事务的共事感——一句话，有共同意志感。一切现代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或是非民主国家，无不设法向本国人民传授这种心理上的团结感。在民主国家里，共同意志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和人民的主权保持一致，而在独裁的国家里，个人（或政党）就有可能自称有权充当共同意志的代言人和解释者。迄今，极权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都把卢梭视为他们的先知之一。

卢梭对他同代人的影响之所以深广，还凭借他的其余著作，特别是他的小说《爱弥儿》（1762年）和《新爱洛绮丝》（1760年）。这些小说在一切有文化的社会阶层里，尤其是在妇女中，广为阅读。她们把他奉为崇拜对象。他是一个文学大师，能够激发各种以往作家很少接触过的思想情感。他用文学作品，在上流社会人士中传播一种尊重平民的清新情感、一种对平凡事情的爱好、一种怜悯人和同情人的冲动、一种意识到贵族生活尔虞我诈和虚浮浅薄的观念。妇女开始喜欢给自己的婴孩喂奶了，因为卢梭说她们应该这样做。甚至男人们也开始谈论起他们感情的细微之处。潸然泪下成了时行风尚。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给自己建造一个村庄，在那里，她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纯朴的挤奶女工。在所有这一切中，有许多是荒谬的或浅薄的。然而，这是现代人道主义的源泉，是产生人类平等的新观念的推动力。卢梭使法国上层阶级疏远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丢掉自己的优越感。这就是他对法国大革命所作出的主要而直接的贡献。

开明专制制度的含义

很难给开明的专制制度下个定义，因为它脱胎于路易十四或彼得大帝在法国和俄国建立起来的较早模式。开明专制君主的特点是：排干沼泽积水，筑路架桥，编纂法典，压制地方自治权和地方主义，褫夺教会和贵族的独立权力，以及发展一班经过训练、领取薪俸的行政官员。所有这些事，以前的国王也做过。开明专制君主与以前“不开明的”专制君主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态度和发展速度上。开明专制君主几乎矢口不谈“君权神授”。对自己的承袭权和王族权，他甚至也会不加强调。他以有益社会的理由来证明自己拥有权威的正当，像弗里德里希大帝那样，称自己为“国家的第一公仆”。

开明专制制度是世俗的，它绝不声称拥有授命于天的权力，也绝不承认对上帝或教会负有任何特殊责任。因此，典型的开明专制君主赞成宗教宽容，这是大约1740年以后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在较老的君主专制制度中也有这种先例，因为普鲁士的统治者早在弗里德里希以前就有过宗教宽容的倾向，甚至法国波旁王朝在“南特敕令”后几达一百年中就承认过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从反对耶稣会士而建立起来的共同战线上，也可以看到各个开明政府的世俗观点。耶稣会士是高级的天主教徒，他们确认在罗马的世界性教会的权威，声称他们在其他方面都是天主教世界中最强有力的修士会，因此深为开明专制君主所厌恶，在18世纪60年代他们几乎被逐出所有的天主教国家。1773年，教皇经说服解散了耶稣会。法国、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和那不勒斯等政府没收了耶稣会的财产，接管了耶稣会的学校。直到1814年，这个修士会才重新设立。

开明专制制度也明事理，兴改革。典型的专制君主运用理智来着手国家的重建工作。新专制君主们赞同18世纪时行的观点，认为过去的东西是愚昧无知的，因此，风俗和一切与风俗紧密相连的东西（或称之为往昔的遗产），都使他们感到难以忍受，诸如各种习惯法和教会、贵族、市镇、行会、省、三级会议或在法国称为高等法院等各种司法机构的状况和特权。这些机构的大凑合被贬为“封建主义”。专制君主长期以来就同这种封建主义进行斗争，但在过去，他们常常妥协。开明专制君主倒不太愿意妥协，因此发展速度就有所不同。新的专制君主行动果断，急于较快地取得成果。

简言之，开明专制制度是旧君主制度日益中央集权化的一个飞跃产物，它此时把披着的假神圣外衣扔在一旁，冷静地以理智和有益于世俗的理由来证明自身的正当。甚至王族权利在理论上也难以说得通，因为它建立在往昔的世袭权的基础之上。在开明专制制度下，国家这一概念本身正在发生变化，从较古老的概念变为较新颖的概念。所谓较为古老的概念是指，国家是属于其统治者的产业，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而较为新颖的概念是说，国家是由公职官员行使的一种抽象的非个人的权威，国王只不过是最高级的公职官员而已。

1740年以后，所以能出现向开明专制制度发展的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作家和哲人们，不过同时也和一种实际的形势，即和18世纪中叶的大战关联在一起。在现代史上，战争通常导致政府权力的集中和合理的改革。1740年至1748年，以及1756年至1763年的战争，也毫不例外。在战争的冲击下，甚至那些哲人们认为并非是开明的统治者（如著名的路易十五和玛丽亚·特蕾西亚等）所治理的政府，乃至决非是专制的大不列颠政府，都着手实施具有相同特点的纲领。它们都试图增加国家岁入，巧立名目，加征新税，向多少享有免税权的人或地区课税，限制外围政治机构的自治权，对各自的政治制度加强集中和励行革新。在许多国家中，都可看到开明专制制度的作用。但是，新政不仅在大陆较大的国家——法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产生最为深远的影响，而且在大英帝国的有所不同而又并非截然不同的事件过程中，也产生最为深远的影响。

法国开明专制制度的失败(1)

开明专制制度恰恰是在法国最不成功。路易十五在1715年还是个小孩子就继位，一直活到1774年。他虽然一点也不笨，但对重大问题大多漠不关心，终日沉湎于凡尔赛宫中的舒适放纵生活，不愿开罪亲近他的人，对政府公务的热情时冷时热。他有句名言：“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这句话，不管他真说过没有，反正足以表明他本人对法国情况所持的态度。然而，法国政府并非不开明，整个世纪以来，有许多能干的行政官员在料理政府公务。这些人一般都知道什么是主要的症结。法国君主制度的所有实际困难大都可追溯到它的纳税制度。它从卖官和卖特权中取得部分岁入，这产生现存制度中的反常效果：大长中饱私囊之风。人头税是所有实际税收中最为重要的税收，一般只有农民才缴纳。贵族原则上免交，行政官吏和资产阶级出于某种理由，一般也免交。此外，拥有国家土地5%至10%的教会坚持说，它的财产，国家不能征税；它同意向国王定期呈交“自愿赠品”，这种礼物虽然可观，却少于政府从直接税可望得到的收入。这种免纳税款的后果是，尽管法国本身富裕繁荣，政府却长期财政匮乏，因为享有大量财富和繁荣的社会阶级，并不按照他们的收入缴纳税款。

路易十四迫于战争所造成的拮据，曾试图一视同仁，向每个人课征新税——人头税和什一税，两种税的税额均与收入多少成正比，收入多征收多，收入少便征收少，但是，逃避交税的人非常多。1726年又曾作出类似的努力，可是也告失败。有产阶级抵制纳税，因为他们认为纳税有失身份。法国向来屈服于这种令人震惊的原则：缴纳直接税是地位卑贱的确实标志。贵族、教士和资产阶级也抵制纳税，因为他们被排除在政府的决策活动之外，因此没有什么政治责任感或支配感。

在18世纪40年代，在沉重的战争开支的压力下，开始征收一种新税，称廿一税，对一切形式的财产收入都征收5%税收；凡有财产收入的人一概要交税，不论其阶级地位如何，不论是否享有地方自治权或以往任何种类的免税权。实际上，这种廿一税还不到5%，而且只限于地产，但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一样得交，一直交到法国大革命为止。七年战争中，内阁政府想方设法提高税额，但没成功。巴黎高等法院、省法院、布列塔尼三级会议和教会无不为此哗然。在政治上，这些机构全都比路易十四时更为强大。他们此时还可以引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证明他们反对王权是正当之举。法院裁定增税与法国法律相悖，即不符合宪法。布列塔尼三级会议和其他有三级会议的省份宣布，它们历史悠久的自由特权横遭蹂躏。经过几年唇枪舌战之后，路易十五决定就此罢手。

法国开明专制制度的失败(2)

欧洲，1740年

1740年左右的边界。现在有三个波旁家族君主国（法国、西班牙、两西西里）。与此同时，奥地利君主国拥有现在比利时的大部分领土，还拥有意大利境内的米兰公国和托斯卡纳大公国。美第奇家族不久前已经死光了。普鲁士在17世纪40年代战争中，攫取了西里西亚而扩张了领土。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扩大了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的疆土。法国1766年攫取了洛林，1768年夺取了科西嘉。直到1792—1814年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之前都没有其他的变化。

但是在七年战争后，债台高筑，负担沉重，政府重下决心，要实现有效的中央集权，决定除掉法院这股政治力量。为此目的，路易十五在1768年任命一个名叫莫普的人做财政总监。莫普把旧法院完全废除，然后建立新的来代替。他得到伏尔泰和大多数哲人的同情。在“莫普法院”任职的法官没有财产权，成了由国王任命的行政官员，职位稳固，享有薪俸，他们只履行司法职责，因此不得抵制政府法令，即不得裁定这些法令是否合乎宪法。而且，莫普还建议制订比较统一的法律和司法程序，以通行全国。与此同时，由于废除了旧法院，便又试图对享有特权和免税权的集团课税。

但是，路易十五在1774年去世。他的孙子和继承人路易十六虽然在个性方面大大胜过他的祖父，真正有心想把国家治理好，然而他像路易十五一样缺乏坚韧不拔的毅力，也不忍心得罪能亲近他的人。不管怎么说，他在1774年才二十岁。王国内响彻一片反对莫普及他的幕僚的呐喊声，认为他们是君主专制的奴才，强烈要求马上恢复巴黎和其他地方的高等法院。路易十六很怕在统治伊始就被人叫做“专制君主”，于是恢复了旧法院，废除掉莫普法院。夭折的莫普法院，代表法国开明专制制度励行革新中走得最远的一步棋。路易十五摧毁旧法院，诚然是武断、专横、暴虐的，但这在当时确实有开明的含义，因为旧法院是贵族和特权阶级的堡垒，数十年来一直阻碍实施种种改革方案。

路易十六在1774年恢复旧法院后，用安抚特权阶级的办法来开始他的统治。同时，任命了一个改革内阁。内阁大臣是杜尔哥，一位哲人和重农学派学者，又是阅历很广的行政官员。他着手查禁行会组织，它们过去享有特权，垄断市镇上有关的行业。他允许国内粮食买卖有较大自由。他打算废除王役（有些农民每年必得服役数天，修筑道路），而代之以向各个阶级征收代役税。他开始稽查整个税收制度，甚至还因在宗教问题上赞成给予新教徒法律上的宽容而蜚声四外。巴黎高等法院在各省三级会议和教会的支持下，大张旗鼓地反对他。1776年，他只好辞职。路易十六由于恢复旧法院，改革便无法实行。1778年，法国又一次与英国开战。同样的恶性循环又周而复始：战争开支、债务、财政赤字、纳税新方案、高等法院和其他半自治机构群起抵制。在18世纪80年代，这种冲突终于导致革命的爆发。

法国革命

1789年法国进入革命状态，世界上从未发生过同样的革命。法国革命是整个革命时代变革最为激烈的一次革命。它以“现代社会”取代了“旧制度”，在革命最激烈的阶段，一切显得非常激进，以致此后一切革命运动都将这场革命视作自己的先驱。法国革命思想远远地传播到法国以外，它决定性地影响了欧洲大部分和世界各处的政党与意识形态冲突的随后发展。革命还引起对社会改革、政治激进主义和革命暴力的性质与后果的激烈争论。当时，在18世纪60年代到1848年的民主时期，或大西洋革命时期，法国的作用是决定性的。甚至美国人，如果没有法国的军事干涉，也难以从英国赢得那样明确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可以那般自由地建立我们在前一章刚阐述过的新国家和新宪法。尽管在爱尔兰和波兰的革命动乱中，或在荷兰人、意大利人和其他国家人民的革命骚动中，并不是因法国的榜样而引起的，但有无法国的援助通常决定了他们能取得多大的成就。

法国革命和20世纪的俄国革命或中国革命不同，它发生在当时在许多方面都是最先进的国家里。法国是知识分子启蒙运动的中心。当时法国科学在世界居于最前列。法国的书籍在各地传阅，而1789年后数量很大的报纸和政治刊物传播着简直无需解释的音讯。在许多国家受过教育的贵族阶层中，法语成了一种国际通用语。1789年前，法国还是欧洲潜在的最强大的国家，而1793年后则成了欧洲实际上最强大的国家。如不按照人口计算，法国可能是最富有的国家。拥有二千四百万人口的法国是所有单一政府统治下的欧洲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即使俄国，直至瓜分波兰以后，人口也不比法国稠密。德意志人被分裂了，哈布斯堡的臣民由各种各样民族组成，而英国和苏格兰加在一起人口也只有一千万。巴黎虽然比伦敦略小，但比维也纳或阿姆斯特丹都大一倍多。法国向欧洲的出口比大不列颠向欧洲的出口大。据说在欧洲流通的金币，有一半在法国。18世纪欧洲人习惯从法国汲取思想，因此当革命在法国爆发时，欧洲人按照各自不同的地位，有的更为兴奋，有的受到激励，有的则感到惊慌不安或恐怖万状。

背景

关于旧制度（它消失后被称为革命前的社会），以及关于法国开明专制主义未能在国内产生任何重大的改变，我们在前面曾经作过一些阐述。旧制度的本质就在于它仍然是合法的贵族政治制度和某种程度的封建制度。每个人都法定地从属于社会的一个“等级”或“阶层”。第一等级是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而第三等级则包括其余的广大阶层，从最富有的商业阶层和专业人员直到最穷困的农民和城市工人。这种区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个人的合法权利和个人威信都依据他和她所从属的类别而定。在政治上，各等级正在逐渐被废弃：从1614年起，各等级已不再聚集在全国三级会议中开会，虽然在某些省份它们还继续作为省级机构照常开会。在社会上，各等级也正在逐渐被废弃，因为在法国人民中间，势力、影响、财产和生产活动的实际分配情况已经不再与三大类有关。

教会的状况和教士的地位，几乎一直被过分夸大为法国革命的起因。法国教会向一切农产品征收什一税，但英国的教会也同样如此；法国主教通常在政府事务中起部分作用，而英国的主教通过上院也在政府事务中起部分作用。四十年后的调查发现，1789年的法国主教区实际上并不比英国教会的主教区富有。在启蒙时代的世俗气氛下，教士，特别是修士会的实际人数有很大程度的下降，以致到1789年时，总人口中各类天主教教士人数大概不超过十万人。然而，即使说教士的重要性经常被过分强调，仍必须指出，教会已深深卷入当时盛行的社会体系之中。首先，教会的各种机构，如主教管区、修道院、女修道院、学校和其他宗教团体，拥有该国土地的5%到10%，这意味着教会作为一个集体，是所有地主中最大的地主。可是，来自教会财产的收入，同所有的收入一样，分配极不平等，大部分收入都落入担任教会高级职位的贵族式人物的手中。

贵族阶层自1715年路易十四逝世后已经有了很大的恢复，1789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约有四十万人。重要的政府部门、高级教会职位、军队、议会，以及许多其他公众事务与半公众事务的荣誉，几乎全被路易十六（1774年登位）时期有贵族头衔的人所垄断。贵族屡次通过高等法院、省等级会议或由贵族、主教控制的教士大会，阻挠王室的征税计划，显示其控制国家政策的欲望。而同一时期，资产阶级，即第三等级中的上流阶层已拥有很大势力。虽然“资产阶级”是一个难以定性的社会类别（一些历史学家确实主张“资产阶级”可归类为一个从未有过真正身份的阶级），但法国商人、律师和其他专业团体的人数在18世纪期间明显地增加了。1713至1789年期间，法国对外贸易增长五倍，表明商人阶级和与之有联系的法律界人士以及行政管理人士都有了发展。当资产阶级成员变得更加有力，其知识更为广泛，并且更加充满自信时，他们对贵族所享有的特权就感到愤懑了。有些特权是属于财政方面的，如贵族原则上被豁免了最重要的直接税——人头税，而资产阶级是花了大劲才争取到免税的。不过由于许多资产阶级都已享有免税特权，所以在他们心理上，纯粹从金钱角度考虑自身利益已不是主要的了。资产阶级对贵族的优越和傲慢感到不满。以前习惯上受到尊敬的东西，现在则被认为是耻辱。资产阶级认为自己实际上已被排除于高官显爵之外，而且贵族作为一个阶级还在谋求政府中更大权力。革命是两个活动阶级——上升的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与政治上的冲突。

第三等级中处于商人阶层和专业人员之下的普通人民，大概像一般国家的人民那样境况尚属良好。然而，他们没有上层阶级富裕。工资收入者在商业繁荣高潮中完全没有分享到利益。在18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期间，消费品价格上涨约65%，而工资仅增加22%。所以依赖工资过活的人们感到压力沉重，但是，他们的人数要比今天少得多，因为在农村有许多小农，在城镇有许多小手工工匠，他们都不是依靠工资而是依靠按市场价格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过活。当时在城乡都存在着值得注意的依赖工资生活的人口，他们在革命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旧制度下的土地制度

五分之四以上的人民在农村。土地制度在法国得到发展，因而自然不存在像东欧那样的农奴制度。农民没有为领主服劳役的义务，某些情况下极少量象征性的劳动除外。农民不是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就是在租来的土地上为自己劳动，他们或者是分成佃农，或者受雇于领主或其他农民。

此图显示了18世纪60年代法国农民如何在田野备耕和播种，本画刊印于一本法国书籍之上。农业体系决定财产权、社会等级制，同时也决定了法国城市中食品供应状况，所有上述方面产生的不满和担忧都对即将来临的法国革命发生影响。（Ann Ronan Picture Library/HIP/The Image Works）

然而，采邑仍然保留了封建时代某些残余的特征。贵族采邑主享有“狩猎权”，即保有在自己土地和农民土地上禁猎和狩猎的特权。他们通常垄断了村舍的磨坊、面包铺以及葡萄压榨机，还就这些收取使用费，称之为“专利费”。他们拥有采邑法庭的某些残余司法权力和一定的地方警察权力，并从中收取费用和罚金。

旧制度下的财产制度还有另一个特殊点。每一个采邑主（有些资产阶级，甚至有钱的农民也购买了采邑）对位于采邑村庄内的全部土地拥有所谓的“财产征用权”。这就意味着“拥有”土地的小地主可以在采邑内部自由购买、出售、租借、遗赠或继承土地，但他们必须承认采邑主的“财产征用权”，每年要向他交纳一定数量的租金，如因出售或死亡而变更土地所有者，要付转移费。在承认这些“财产征用权”的情况下，土地所有权发展得相当普遍。农民直接拥有全国土地的五分之二，资产阶级拥有五分之一弱，贵族可能拥有五分之一强，教会则拥有十分之一弱，其余是王室土地、荒地或公共土地。最后必须指出，所有的财产权利还要服从某些“集体”权利，村民据此可以在公共土地上砍柴或放猪，也可以在收获后的他人的土地上放牲口，通常土地是没有篱笆和围栏的。

这一切看来似乎颇为复杂，但是重要的在于了解财产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制度。甚至今天，在工业化国家，全部财产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土地上，包括地面和地下的自然资源。在18世纪，财产要比今天更加意味着就是土地。资产阶级即使其财产大部分在船舶、商品和商业证券上，却也大量投资于土地；而1789年在法国，资产阶级拥有的土地几乎与贵族一样多，并且超过教会。革命在于通过使土地私有制摆脱采邑收费、财产征用权、村社农业习俗和教会什一税等各种间接障碍，从而使财产法律革命化。革命还废除了其他诸如公职财产和行会行东财产等旧的财产形式，这些主要是对享有特权的排外集团有利。总之，革命建立起现代意义的各种私有财产制度，从而特别有利于拥有土地的农民和资产阶级。

农民不仅拥有五分之二的土地，而且几乎占用了全部土地，他们主动经营土地，承担风险。这就是说，土地分别由贵族、教会、资产阶级和王室占有，一小块一小块地出租给农民。法国一直是一个小农国家，没有像英国、东欧或美洲种植园那样的“大农业”。领主不行使经济职能。他们（当然也有例外）不是依靠经营庄园和出售自己所有的作物和牲畜生活的，而是依靠接受无数的封建权益和酬金生活的。在18世纪，与贵族普遍复兴有关，在法国发生了通常称之为“封建反动”的现象。领主面临生活费用上涨，同时由于物质上的普遍进步而又意欲取得更高的生活永平，因此就更苛刻地征收封建权益或恢复早已废除的封建权益。租佃和分成的条件也变得不利于农民。农民像雇佣劳动者一样，处于不断加大的压力之下。同时，农民对“封建权益”比以往更为不满，因为他们在许多方面把自己看作是土地的真正主人，而领主仅是邻居绅士，没有理由享有与他们不同的特别收入和身份。问题在于财产制度在许多方面已不再与真正的经济效益和经济活动发生任何联系。

由君主国在几个世纪内所形成的法兰西政治统一，同样也是革命的基本前提，甚至是革命的起因。无论存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只要在政治上统一为一个国家的国度里，这些条件就能促成全国性的舆论、全国性的鼓动、全国性的政策和全国性的立法。中欧缺乏这些条件，而在法国，存在着一个集中的法兰西国家。改革家无需创建这个国家，而只要统治它，改造它。18世纪的法国人已具有作为一个称之为法国的政治统一体成员的意识。革命大大激发了这种成员意识和博爱意识，使这种意识转化成对公民身份、民权、投票权的渴望，并且急于想运用国家和国家主权来为公共利益服务。在革命突然爆发时，人们相互以公民致意，高呼国家万岁。

1770年以后的政治文化与公共舆论

由于18世纪作家创造了一种鼓励政治和文化批判的文化，存在于法国雄心勃勃的市民和农村农民中间的社会与经济不满，最终在一场革命动乱中得以爆发了出来。第三等级中受过教育的人士能利用启蒙运动的有关理性、自然权利和历史进步等概念来抱怨古代特权的不合理和贵族特权的不公正。启蒙运动为人们提供一种语言，使之可用来描绘他们的愤懑，这些愤懑是针对那些阻挠他们经济和职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的。

一直存在着关于法国哲学家的著名著作是否直接导致1789年革命事件的争辩。评论家解释说，它是伏尔泰的“错误”，它是卢梭的“错误”。众多支持革命的人都认为这些著作是他们智慧的源泉，所以法国革命的历史总是通过复杂的方法与启蒙运动的遗产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大多数历史学家现在认为，哲学家与革命之间的联系决非人们一度想象的那样直接。哲学家自己支持社会启蒙改革，但他们不是革命家，除去卢梭，他们都很少倡议低层阶级的政治权利。他们最重要的出版物，包括著名的《百科全书》，吸引的读者中，贵族要比中产阶级多。政治理论没有小说和社会讽刺作品流行。例如，卢梭的《新爱洛绮丝》，读者多得惊人，但极少人读他的《社会契约论》。因此，用伟大启蒙学家“引起”法国革命的观点，来解释发生的事情是不恰当的（如同主张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引起”革命的说法同样是不恰当的）。然而，启蒙运动对评论、公共辩论和“公共舆论”的新形式的确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其中多数对法国国王和贵族的传统提出了挑战。

旧制度的最后二十年充满着剧烈的政治论战：例如，君主国镇压传统的法国高等法院的企图未能如愿以偿；大臣们连续谋求开征新税；法国报刊对美国新国家宪法的报道；以及小册子日益增加对凡尔赛官员和奉承者的攻击。在沙龙、咖啡馆和文学争论中发展起来的批判精神，已迅速扩展进入政治辩论中日益发展的公共领域。新的小册子几乎没有涉及政治理论中难以理解的细微区别；事实上，许多小册子的内容不过是王室家族和政府大臣们的不端性行为丑闻和他们贪污腐败传闻。身居高位者贪腐的传说就剥去了君主国、教会和社会等级制度以前拥有的神圣光环。与此同时，喜欢阅读的公众对丑闻性质的法律案件更感兴趣了，这就使贵族成员与第三等级受害民众更对立，并暴露了古代贵族家庭的不道德和堕落。律师无需政府监察官的批准，就可出版他们的法律信条，并运用这种自由，诉诸大众情感或自然权利来支持他们的法律辩论。因此，世袭特权的不公正在社会和个人的纷争中成为一再重复出现的主题，而正是法国律师把这些争辩从法国法庭延伸到“公共舆论”的论坛上。

1789年在法国，各社会阶级受过教育的人们终于相信，18世纪60年代著名的加拉事件后伏尔泰说过的话：“舆论统治世界”。意在影响公共舆论的各种运动，在旧制度的最后几十年间成为法国社会最强大的力量。此类运动大多数都是以理性、权利和正义的名义，来吸引公众支持。启蒙运动文化的批判思想就是通过上述途径进入了最终导致意外革命的剧烈政治冲突中。

法国的革命和改组

政府的一场财政危机加速了革命的爆发。使政府负担过重的决不是凡尔赛宫廷的奢华宏伟。1788年只有百分之五的公共经费专门用于王室各住宅的维修。使政府负担过重的是军费，既要维持现有的陆海军，又要偿付公债。在世界各国，公债几乎全部用于军费。1788年，法国政府每年收入的约四分之一是用于维持现有的军队，约一半是用于支付债务。英国的收入差不多也是同样分配的。法国债务几达四十亿利佛尔。债务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独立战争。但是，法国债务只有大不列颠国债的一半，按人口计算每人的负担只及英国的五分之一弱。法国债务比荷兰共和国的债务小，也显然不比七十五年前路易十四留下的债务大。在那时，债务曾经由于拒付而减轻了。在18世纪80年代则没有一个负责的官员打算拒付债务，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作为政府主要债权人的各富有阶级在间歇时期有所进步。

由于法国收入不足以支付必需的支出这一简单的理由，连举债也不可能了。这一点不应归咎于国家贫穷，而应归咎于特权分子，尤其是贵族免税和逃税；归咎于财政制度的混乱，或者说缺乏财政制度，以致纳税者交纳的大部分税从未交到财政部手里。我们已经讲到过，最重要的税收——人头税一般只是由农民交纳，贵族凭借他们的阶级特权而被豁免，官员和资产阶级也以种种办法取得免税。教会仍坚持它的财产不能由国家征税，而定期向国王呈交的“自愿赠品”，虽然数量较大，但仍比向教会土地征收的直接税要少。因此，尽管国家是富裕的，但政府金库却空空如也。享有法国大部分财富的各社会阶级并不交付与他们的收入相应的税款，更糟的是，他们将纳税看作是身份低下的一种标志而加以抵制。

许许多多权威人士，路易十四本人、约翰·劳、莫普、杜尔哥，都看到了向特权阶级征税的必要性。瑞士银行家雅克·内克尔在1777年被路易十六任命为财政总监，他朝同一方向开始行动，结果和他的前任一样被免去职务。他的继任者卡洛纳在危机时上任，得出了更为革命的结论。1786年他制定一个纲领，提出有节制地采用代议制以缓和开明专制主义。他建议用所有地主都不能免除的综合税代替人头税；建议减轻间接税，取消国内关税，以促进经济发展；建议没收教会的某些财产；建议设立省级会议，作为引起政府中有产分子兴趣的手段，所有的地主在会议中都可以有代表，而无需考虑等级或阶层。

这个纲领如果实行，也许能解决财政上的问题，防止革命发生。但是，它不仅在税收上打击了贵族、省和其他方面的特权，同时也打击了三重等级制度的社会组织。卡洛纳从经验中知道，巴黎议会永远不会同意这一纲领，于是在1787年召开“贵族会议”，以期能赢得对他那个计划的赞同。贵族们作为交换条件坚决要求他作出让步，他们希望分享对政府的控制权。紧接着出现了僵局。国王免去卡洛纳的职务，任命善于处世的图卢兹的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扬为继任者。布里扬试图通过巴黎高等法院推行类似的纲领。高等法院却加以拒绝，宣布唯有集会于三级会议的王国三个等级才有权同意新的税收。布里扬和路易十六最初认为，三级会议如果召开，可能受到贵族控制，因而拒绝了巴黎高等法院的意见。布里扬和路易十六像莫普和路易十五一样企图破坏高等法院，以现代化的司法体制取而代之，在这一新体制中，法院将不能对政策施加影响。这就导致了贵族名符其实的叛乱。所有的高等法院和省级会议都进行抵制，军官拒绝服役，地方行政长官行动踌躇，贵族开始组织政治俱乐部和相应的委员会。由于政府停止活动，不能借钱和征税，路易十六在1788年7月5日允诺在次年5月召开三级会议。各阶级都被邀推选代表出席会议，并将他们的不满列表呈报

拿破仑鼎盛时期，1809—1811年

接下来两年是拿破仑帝国最强盛的时期。在奥地利，1809年战败后，主持外交事务之权落入一个人手里并一直由他掌管四十年。这个人的名字是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他是来自莱茵河以西的德意志人，祖传的领地被法兰西共和国所并吞，但他已为奥地利效劳，甚至娶了考尼茨的孙女为妻，考尼茨是一位老式的搞随机应变外交的人，梅特涅本人这时变成这种外交的模范。奥地利曾经一再受到拿破仑的屈辱，甚至遭到瓜分，特别是1809年的条约更是如此。但是，梅特涅并不是怀着怨恨心情去进行外交活动的人。他认为对于一个位于多瑙河流域的国家来说，俄罗斯才真是一个持久存在的问题，明智的办法是恢复与法国的友好关系。在1809年短暂的战争之前，梅特涅曾任奥地利驻巴黎的大使，他个人和拿破仑很熟，很愿意和拿破仑相处。

这位法兰西皇帝在1809年已经四十岁整，他为无子嗣一事日益感到担忧。他已建立一个宣布为世袭的帝国。然而他还没有继承人。约瑟芬是他年轻时娶的妻子，比他大六岁，他们之间早已不再有什么感情，乃至不存在相互的忠诚关系。他在1809年和她离了婚，尽管她因与前夫生过两个孩子而当然地抗议说，拿破仑无子嗣不是她的过错。他想要娶一个年轻的女人为他生育子孙后代。他也想要举行一次豪华壮观的婚礼，为他自己，一个靠自己发迹的科西嘉军官，争得欧洲贵族所能给予的最高的和独一无二的承认。他在哈布斯堡家族和罗曼诺夫家族之间，即在一位公主和一位女大公之间考虑究竟选择谁。在彼得堡巧妙进行的关于向亚历山大的妹妹提婚的可能性问题的探询遭到了巧妙的拒绝；沙皇暗示他的母后决不会同意。俄国的联盟关系再次表明是有限度的。拿破仑被迫投入梅特涅的怀抱，也即玛丽·路易丝的怀抱。她是奥地利皇帝的十八岁的女儿和另一位“奥地利女人”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侄女。他俩在1810年结婚。一年之内她为他生了个儿子，拿破仑封他的儿子为“罗马王”。

拿破仑摆出无比豪华庄严的帝王气派。由于婚姻关系，这时他已成为路易十六的侄女婿。他对旧制度的贵族显得更为尊重，他说，只有他们真正懂得如何为他效劳。他使自己周围出现一批新封的、世袭的、拿破仑时代的贵族，希望这些新家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把他们自己的命运与波拿巴王室连在一起。元帅们变成了公爵和亲王，塔莱朗成了本尼凡托亲王，资产阶级的富歇是一位1793年的埃贝尔派分子，以后又担任警务长官，这时庄严地被封为奥特朗托公爵。在外交事务方面重又开始了循环轮转。除了一个重要国家之外，接连几次组成反法同盟的所有国家都和法国人结了盟，而这位大革命的儿子此时在提到奥地利皇帝时竟庄严地称之为“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