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永庆全传/丁志可著.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1

ISBN 7-5043-4891-0

Ⅰ.王… Ⅱ.丁… Ⅲ.王永庆-传记

IV.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32216号

王永庆全传

作者：丁志可

责任编辑：任逸超

文字编辑：黄悦

封面设计：娜佳

版式设计：朱晓容

监 印：赵宁

出版发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话：86093580 86093583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邮政编码100045）

经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200千字

印张：18.5

印次：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7-5043-4891-0/K·197

定价：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前言 王永庆：台湾最知名的大企业家

- 楔子 故地重回，昔日豪情今再来

- 第一章 除了奋斗，我别无选择

- 拾煤鬻茶，生计维艰勤字诀

- 赤足荒学，老大徒伤悔字诀

- 父病母劳，祸不单行毅字诀

- 第二章 想一步做一步，从小米店到石化王国

- 出门破关，改变命运脱胎经

- 胆大心细，诚信利客米店经

- 挫而不馁，天降无妄政治经

- 睿眼识金，转行塑胶外销经

- 抑己排敌，石化王国格局经

- 第三章 经营之神是这样炼成的

- 做人为先，一勤天下无难事

- 忍辛耐苦，瘦鹅理论长心智

- 守信尊品，一诺千金讽温情

- 日臻日善，由点及面促管理

- 事必躬亲，了然于胸不败身

- 第四章 家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 以人为本，集聚智慧明事理

- 分门立项，提效管理表格化

- 绩效第一，责权合体绝推诿

- 合理计划，防患未然忙即盲

- 严控成本，永续经营原动力

- 危机管理，未雨绸缪抗风险

- 求贤若渴，五顾茅庐得大才

- 第五章 幕后的舵手和永久的精神航标

- 日常非常，追根究底理头绪

- 被动主动，客户投诉亦良方

- 筛大筛小，上通下达挖潜能

- 不惧竞争，自强自立高心态

- 水泥争霸，草莽红顶双雄会

- 强者智者，实事求是破纸兵

- 进军美国，母猪耳朵绣荷包

- 第六章 百川归海，反哺社会的大人生

- 勇担重责，发展出口加工区

- 社会使命，工业救民反浪费

- 小处文章，环环链条及根本

- 饮水思源，亿万财富报民生

- 安老重生，推己及人双梦想

- 有心错意，地产大王自耕农

- 第七章 事业之外的成功

- 得失系心，家族血缘不忘本

- 球谊深长，济人所困慈悲心

- 红颜知己，烟花柳巷珍情女

- 绯闻事件，接班受挫转大陆

- 家庭民主，儿女独立创天下

- 第八章 身外有物的济生观

- 赴美医病，谁来接班议纷纷

- 为民请命，呼吁三通当特使

- 兼达天下，投资大陆建物流

- 海沧投资，长庚医疗济众生

- 附录一 王永庆大事记

- 附录二 王永庆箴言

前言 王永庆：台湾最知名的大企业家

在中国台湾近百年历史上，王永庆是一位充满神秘色彩同时享誉世界的大人物，他是台湾最知名的大企业家，是白手起家的典范，也是年轻一代心目中最崇拜的创业英雄。王永庆与香港的李嘉诚、马来西亚的陈必新齐名，被称为世界华人最著名的三大巨富。

王永庆的创业、经营之路，从他15岁卖米算起，70多年了。他苦心经营的“台塑集团”已成为今天中国台湾地区最大的企业，并在世界的石油化工行业首屈一指，牢牢占据了“龙头老大”的位置。

王永庆出名不仅因为他拥有巨额财富，还因为他在商业经营乃至日常生活中所展现出来的独特人格魅力。尽管王永庆在创业过程中获得了“经营之神”的美誉，但他的生活简朴在台湾富豪中无人能及，他工作坚持不懈、努力进取的风格也丝毫没有改变。

王永庆的台塑王国下属100多个企业、4个上市公司，还有一个公众法人财团。石化产业纵向一体化，又横向多元化跨入了信息、材料、教育、医疗、医药、环保众多领域，所有的业务都赚钱。这是为什么呢？关键的原因在于他有非常清晰的经营理念。

王永庆是一位非常聪明和精明的企业家，他下工夫培养子女和部下，建立完善的企业制度，并培养他们“点点滴滴、追根究底、止于至善”的作风。多年以来，他把他的经营理念贯彻始终，变成了他的干部队伍共同的价值观和做事方式。台塑集团的干部队伍，包括王永庆和王永在的子女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头脑极其清晰，作风极其务实。正是这支队伍创造了台塑企业令人敬佩的业绩，这也是台塑成功与持久的根本道理。

跟随王永庆多年的一位协理认为，王永庆为人处事的根本原则是：做任何事情都要对自己有利，同时对别人也有利。这是他的核心价值观，用管理学术语来说就是“处理好与利益相关群体的关系”，“共赢”。

王永庆绝对相信人性有非常光明、非常有创造力的一面，但他同时承认人性的弱点。他用毕生精力建立的台塑企业管理制度，就像一个轨道，旨在发扬人性的潜力，抑止人性的弱点。

如今，近90岁的王永庆并没有就此停步，而是又提出投资近千亿元新台币的“六轻”五期工程规划，在投资发展石化工业的同时，发展半导体、平面显示器等高科技产业，使台塑集团未来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台塑“六轻”是台湾的一个跨世纪大工程，被称为台湾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也是王永庆人生的又一个重要丰碑。

王永庆的不平凡在于他白手起家缔造了一个产业帝国，而他与生俱来的人格魅力把这个产业帝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他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建立财团法人机构，为社会和原住民办学校，为穷人办医院。他去世以后，这些财产将属于国家。这让我们想起他说过的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一个人幸福不幸福，心是最要紧的，钱是附带的。财富多了，不一定是好事，如果没有好好利用，反而是负担。”

作为一个企业王国的掌舵人，作为一个培养了优秀儿女的父亲，王永庆传奇的一生有太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楔子 故地重回，昔日豪情今再来

2004年1月9日，农历腊月廿四，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但对这个清瘦矍铄的老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个老人就是被誉为“经营之神”的台塑集团的掌舵人——王永庆。

这一天是王永庆88岁生日，这一天，将会有一个盛大的生日宴会。

按照老人一贯俭朴的作风，他是不愿意搞什么仪式的，但耐不住子女们的软磨硬缠，加上手下那班跟自己打拼天下的老臣们的一再坚持，他就同意了。

不过，这一天王永庆还是像往常一样，清晨两点半，当人们都还在梦乡中的时候，他就早早起来了，开始做他那已经坚持了几十年的“毛巾操”。

那条长毛巾已经旧得有点脱絮了，他双手紧握毛巾的两端，前后左右摆动身体，直到全身发热。

这样的运动方式，几十年下来了，老人一直都这么认真地坚持着。

他现在老了，体力不比从前了，做操时，尽量把动作放得慢慢的。

只见他把毛巾拉得很紧，上身后仰，并努力保持着身体的平衡。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锻炼肩、腰、背部的神经。

几十年过去了，岁月的风霜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道印痕，但他的身板依然挺直、硬朗，这不仅得益于他乐观向上的性格，还和他每天坚持锻炼也有很大的关系吧。

按以往惯例，晨炼回来，他会来到书房。

通常这个时候，是他写作的时间。他在报刊上刊出的文章，大都是这个时候写出来的。

他经常将平时对台湾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忧虑，整理出来，并且用企业人惯有的积极态度，提出解决方案，交由报纸刊出。

但是今天，他老人家好像没有心情写作，也许是受了孩子们和手下人的影响吧，他的心情没法像往常那样平静，他手握着笔，靠在宽大的靠背椅上，陷入了沉思……

刚坐下没一会儿，三太太李宝珠来到他的身边，轻轻地推了他一下，提醒他该是出发的时候了。

平时在写作完毕之后，他往往还要睡上一个回笼觉，可是今天不行了，他要到高雄去。

四点多的时候，王永庆和三太太已乘飞机来到了高雄。

到这里，他首先不是去目前台塑南厂区中心仁武厂，而是去那间高雄台塑总公司董事长办公室。这可是台塑的发源地啊，当年，他就是在这里宣布了“台塑”的成立。

每年的农历生日，他一定会回到这里看一看，就像鲑鱼每年回到栖息地一般……

这间办公室不大，48年来里面的陈设始终没有动过。

创业之初的三张简朴的塑胶椅及三人共用的办公桌还在，洗手台、痰盂以及算盘都在，只是颜色斑驳了许多。墙壁上贴着的，是当年南亚生产的塑胶砖。

看得出来，这间办公室是经常有人打扫的，虽然物品已经很破旧了，但是很干净。清洁工昨天还刻意仔细打扫过，因为他知道每年的这一天董事长一定会来。

王永庆抚着已经破旧的桌子，唏嘘不已，身子略微有些发抖。三太太就站在他的身后，挽着他。

想当年，王永庆就是从这处三坪不到的办公室里开始了他称霸台湾、驰骋国际石化业的传奇。

48年前，王永庆和兄弟王永在、台塑第一老臣王金树，就挤在这个小办公室里开始了创业生涯。

那个时候是很艰苦的。当年，王永庆坐在主位，王永在坐在王永庆的右手边，王金树则坐在他的左手边，三个人共用一张桌子、一部电话。三人巡视完工厂先在桌边的洗手台洗洗手，然后坐下批公文，讨论企业的发展规划。

1954年3月，王永庆利用自家50万美元和美援67万美元，成立福懋塑胶公司，同年改名为台湾塑胶公司，总公司设在高雄。1956年，王永庆正式进驻高雄的董事长办公室。老臣王金树后来说：“我就是那时与董事长一起坐进那个办公室的。”

在这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办公室里，王永庆做过两个重大的决定：一是大举扩产，二是成立南亚塑胶公司。

当时，台塑的许多人认为扩厂是一个很大的冒险，都表示反对，但是王永庆力排众议，决定分阶段扩充，把PVC厂的产能从每月120吨，一下子提升到1200吨，足足提升了10倍。随着PVC产能的大幅增加，单位成本显著降低，因此吸引了大批的客户。

也是在1956年，王永庆又成立了南亚塑胶公司，次年成立了新东公司，生产塑胶二三次加工产品，解决了PVC粉滞销的问题，并且开始外销吹气玩具、皮包、皮箱、雨衣等塑胶加工产品。

10年后，王永庆来到台北发展，兴建了台塑大楼，但他担心这种夜不能寐、食不甘味的艰苦创业的历史，随着企业的快速发展而逐渐被员工们淡忘，于是决定将高雄总公司办公室永久保留，并且严令谁也不能动这办公室的一景一物。

当年王永庆的办公桌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张世界地图。王永庆经常跟员工开玩笑说：“这个地图应该是美国人画的，因为地图的中心是美国，让我们每天都要看美国。以后一定要寻找机会，到美国闯一闯。”没想到，这句玩笑话，后来竟真的成为现实，1980年，王永庆的事业就开始发展到了美国，今天台塑集团在美国的营业额已经超过40亿美元。

半个世纪过去了，台塑已经从当年的小厂扩展为一个石化王国。台塑集团的企业已遍布中国和美国，拥有7.5万名员工，2004年营业收入达到1.2兆元，其中台塑、南亚塑胶、台化及台塑石化四家公司2004年获利预估达1500亿元。

台塑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PVC粉生产厂之一，并涉足石化、纤维、纺织、电子、运输、重工、能源、汽车、生物科技等产业及医疗、教育等公益事业，成为台湾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其产值占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9%之多。

现在的王永庆已是台湾首富，也是台湾企业家中的创业英雄，虽然年事已高，退居二线了，但除了以前的那间办公室，他在台塑还有一间装修简单却比较宽大的办公室，他仍然每年会回到高雄，回到这个当初创业的起点，重新感受当初的那股热情。

想到这，王永庆突然有个念头，他转身对三太太说：

“哎，宝珠，你看这样怎么样？”

三太太赶紧走到王永庆的面前，拉着他的手，温柔地看着他。

“马上就要到台塑50周年纪念日了，我想在台北的‘台塑五十周年纪念馆’中，建造一个和这一模一样的办公室，包括洗手台、痰盂到桌椅的材料与颜色，还有这张地图，都要跟这里一样。”

三太太微笑着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吃过早餐后，王永庆和三太太来到了仁武厂那宽大明亮的会议室。在这里，他要和他的一干老臣见面，畅谈创业的酸甜苦辣。

走进会议室，他发现，那班老哥们早已等在那里了。看到王永庆进来，他们热烈地鼓掌欢迎，然后一个一个都围了上来，跟他握手，互相嘘寒问暖。

“你也保重！你也保重！谢谢！谢谢！”王永庆有点激动，不断这样重复着，眼眶里噙着泪水。

三太太适时地走上前，挽着他的胳膊，拉着他到主位就座。

看着身边这一班老臣，王永庆感慨万千，他知道，没有他们，他王永庆即使再能干，也不会有今天！

他的这班老臣，无不是资历、能力、操守兼备的人才。在台塑，要想得到提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一位退休的老臣就曾说过：“在董事长手底下做事，想要得到提升，‘能做事、会听话、重细节’是九字箴言。”

王永庆所重用的老臣，可以说都具备了这些素质，深得王永庆的信任。在这些人中，做到总经理职位以上的，只有台塑副董事长王金树、总经理李志村以及南亚总经理吴钦仁三人，杨兆麟虽然只是一个副总，但权利却不在三人之下。王、李、吴三人均是集生产、业务、管理于一身的好手，而杨则是台塑集团的大总管。李志村、吴钦仁和杨兆麟三人还是台塑集团的权力核心六人决策小组的成员。

在王永庆身边，头号老臣要算王金树了。

王金树早在1954年就跟随王永庆了。当时王金树跟王永庆兄弟合用一个办公桌，因此他的员工编号是三号，可以说是台塑的头号员工。

王金树是PVC专家，他对全球PVC的成本、产销情况了如指掌，他默默做事、不喜张扬的性格深得王永庆的喜欢，并赢得了他的信任。因此虽然他现在已年近80，但仍被王永庆一再挽留，不让他退休。

王永庆想着让他充分利用其数十年的丰富经验，协助自己制定集团的发展计划。

别看王金树一大把年纪了，但他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吸收新知识的兴趣依然不减当年，台塑的“科技台塑”计划，发展PDP、LTCC等尖端科技产品，都是他的大手笔。

王永庆待王金树也不薄。在台塑50年，王金树名下拥有近2000张台塑股票，身家已经上亿。

吴钦仁进入台塑前，曾任公职。进入台塑后，他从技术员做起，一直做到现在的南亚总经理。他也是最早一批研究轻油裂解的人员，还曾远赴美国德州建厂，是一个建厂方面的专家。

台塑内部的员工私下里都管他叫“太子太保”，为什么这样叫呢？

过去吴钦仁曾经辅佐过王永庆的大公子王文洋，王文洋因吕安妮事件而被王永庆赶出台塑时，他还为王文洋求过情呢。

在南亚，吴钦仁可以说是一言九鼎。他对南亚的贡献王永庆一直是看在眼里的，从投入PCB，到转投资DRAM的南亚科技，无不浸透着吴钦仁的心血。

58岁的苏启邑则是最年轻的副总。他做事果断、精明能干，有“小杨兆麟”之称。台塑石化成立初期，王永庆把他从台塑调过去，辅佐个性较为温和的总经理王文潮。在他的努力下，台化的燃料油、军方的柴油合约都顺利签下，并一举拿下了中山高速公路沿线17座加油站。

2003年底，苏启邑由总经理室主任直升副总经理，连升两级，这在台塑可是绝无仅有的事，可见他是多么地受王永庆器重。

年近70的南亚纤维部副总经理林振铃，则和李志村一样，有着“EG教父”的美称，对景气的预测有着独到的见解，对EG行情的预测尤为精准。这两年EG大涨，南亚纤维事业部2004年预计获利超过100亿元，这和林振铃居中操盘有着极大的关系。

吴嘉昭，这个30岁出头就当上总经理特助的南亚副总经理，组织能力很强，分析能力也极强，而且待人接物很有一套，很得王永庆的欢心。

总管理处协理傅陈卿，则是王永庆的笔杆子，被称为“王永庆的影子”，他是最能将王永庆的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人。

台塑石化副总经理颜期瑞，则是六轻建厂的功臣。就连他的夫人因病去世的时候，他都没有放下手中的工作，一直坚持在第一线。这一点很得王永庆的欣赏。

……

看着这一个个跟着自己的老臣，王永庆百感交集，正是有了他们，以及崛起的新一代，自己的事业才会这样兴旺。

老友们在一起时间飞快过去，转眼到了午饭时间。简单的午餐之后，老人要按照事先的安排去拜祭先人的祠堂。

拜祭先人每年都会有大的仪式，而这次拜祭是私人的行为，他只是要回去看一看，并不要引起太多人的注意，所以只有三太太陪同。

老人和三太太一起来到办公楼楼顶，他的直升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巨大的螺旋桨发出嗒嗒的声音。直升飞机起飞了，在有些灰色的天空里越飞越远，渐渐变成一个黑点。

半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一片山间的空地，周围的树木郁郁葱葱，老人对这些树木并不陌生，他是看着它们茁壮成长的。老人慢慢地迈着步子，三太太陪在身边，像以往那样，轻轻地挎住他的胳膊，顺着石级向祠堂走去。

他恭恭敬敬地在先人的牌位前上了香，磕了三个头，很欣慰地看着各位祖先的遗像。

他们踱出祠堂，老人并不想马上离开。这里有太多的回忆，许多亲人都聚集在这里，让他感到亲切和温暖。

他想起了爷爷，那位慈祥的教书先生。小的时候，爷爷经常把他抱在怀里，给他讲故事，他从爷爷那里知道了在海的尽头还有一片广阔的土地，世世代代也生活着许多的人。那里有一陌一陌的梯田，有一丛一丛的茶山。

他想起了母亲，含辛茹苦，把这一堆子女拉扯大，她从不表达自己的爱，每天只是默默地劳碌着。

是啊，这里有太多的记忆，每个人都有许多的故事，他们的命运都背负着两个字：勤劳。只有勤劳是永恒的，经历了岁月的变迁，世事的变化，父辈留给他的只剩勤劳的身影和勤劳的教诲，这也是他这么多年来成功的原因。他用勤劳改变了世界，如今他已经成为了台湾的首富，从私人飞机到豪华轿车，从别墅到摩天大楼，全台湾到处都有他的产业，他已经不再单单为自己而努力，他的信念已经建立在了为人类谋福利的基础上。

他来到山边的公路上，举目远眺，如今这里新修了马路，以前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没有了。崭新的路面，汽车在上面跑得又快又稳。他记得自己曾在这里和母亲一起捡过煤渣、木头，曾经的那些捡煤渣的小孩子多数已经作古了，而岁月只能把他们留在记忆的空虚中。

“还是回去吧！不要让孩子们担心，况且外面有点冷，身体会受不了的。”三太太委婉地劝道。

“好吧。”老人在三太太的搀扶下慢慢走向直升机。当飞机起飞的时候，他仍在凝望着祠堂和远处的山、树，直到祠堂变成山头的一个黑点，公路蜿蜒如巨龙。这里曾是他的家，这里曾有他的欢笑，这里有那么多的足迹，一个一个的脚印，在山上、河边、树林中……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晚上。经过了一整天的活动，王永庆略显疲惫。但看得出，他是很高兴的，他平时很少露出笑容的脸上，今天一直写着笑意。

晚宴是在高雄的圆山饭店举行的。

饭店周围停放着各种各样的豪华轿车，如加长林肯、豪华奔驰等，台塑、南亚、台化、台塑石化四大公司上百位经理级以上主管都齐聚一堂，为王永庆贺寿。

为了这场寿宴，圆山饭店把上等菜色都搬上了桌，席开63桌，其中有一桌全是素的。

王永庆首先祝酒，他感谢大家对他的关心和祝贺。提到台塑如今的成长，王永庆把所有的功劳都记在了台塑员工的头上，他说：“在台塑企业同仁的努力下，我今天看到了台塑的强大，也看到比以前更美丽的仁武厂。”

台塑仁武工会代表首先上来祝贺：“恭喜，恭喜！祝董事长寿比南山！”

王永庆很高兴，让那个代表把酒喝干了，那个代表也很爽快：“干杯！我听董事长的话，全部都喝光了！”

前来向董事长祝寿敬酒的台塑主管，一个接着一个，王永庆都不在话下，一句话，一杯酒，一口就喝光，完全不像是一个88岁的老人。

寿酒一杯杯喝下，王永庆两颊酡红。

晚宴过后，微醺的王永庆走得有点不稳，依然是三太太在旁边搀着他。

乘飞机回到台北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按惯例，该是他休息的时间了。但今天他很兴奋，还不想睡，于是他又来到台塑大楼二楼的办公室。

在8坪不到的空间里，摆着一张办公桌和5把式样不同的椅子，从这一点，就可以体现王永庆所奉行的勤劳俭朴来。几十年来，很多台塑的重大决策都是在这个简朴的办公室里做出的。

房间里惟一奢侈的东西就是一棵新西兰南贝壳杉了。这棵植物是老人花了五亿新台币买来收藏的。这是老人的第一件收藏品，因为是万年的自然生成物，象征着台塑企业永续经营的精神。

在他办公桌的后方，放置了4张大照片，其中最大的一张是他与邓小平的合照，上面清楚地标示着时间：1989年12月5日。这张合影比1992年邓小平历史性南巡还早，一直被王永庆珍藏着，因为它对台塑集团在大陆的布局有着历史性的标志意义。

在王永庆的桌子上，还摆着一个有关台塑建厂的剪报，剪报已经发黄了。

“好快呀，转眼都49年了，明年就是50年了。”老人自言自语道。

手抚着剪报，王永庆思绪万千，他想起自己这一生走过的路，想起那个贫穷年代里瘦弱的母亲劳作的身影、自己跟在车后捡煤屑的情景，还有父亲亲手种下的那片茶园……似乎仍历历在目。

第一章 除了奋斗，我别无选择

有一学生向在台大演讲的王永庆请教：“您能告诉我，您的成功，到底是勤奋重要还是运气重要？”王永庆答：“我负责地告诉你，年轻人，我用一生的勤奋就是为了证明我的运气比别人好……”

拾煤鬻茶，生计维艰勤字诀

1917年1月9号，旧历的腊月廿四，这一天就是中国传统的小年，距离龙年的除夕还有6天时间。就在这一天，在台湾新店一个小山村里，出生了一个小男孩。和所有刚出生的小孩子一样，他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哭声有些不同，有点像新年的鞭炮声。

此时的台湾正处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海军损失惨重，被迫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条约中规定：清朝割让台湾岛归日本所有。从此，日本开始了对台湾长达50年的统治，台湾人也遭受了长期的摧残。

1917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不久，日本作为协约国成员在亚洲战场上取得了胜利，由于台湾远离主战场，因此并没有遭受战火的威胁。然而因资源不断地运往日本，以供战争之需，当时人民生活的困苦状况是可想而知的。

战争结束了，王家希望这个抓着龙年尾巴出生的男孩能给家里带来好运，于是祖父给他起名叫：永庆。

新店的直潭里四面环山，没有平整的土地，只有低矮的丘陵，贫瘠的红土地里净是碎小的石块。这寸草不生的土地却是种植茶树的好地方，人们便以此为生，在开荒出来的山坡上种植茶叶，这是一种靠天吃饭的生活，辛苦可想而知。

父亲王长庚也是个穷苦的茶农，以耕作几亩贫瘠的茶田，卖茶叶维持生计。茶叶每年只有春季到秋季大约半年的生意好做，其余半年时间赋闲在家，只得找点零工贴补家用。

直潭里分散住着数百户人家，没有别的生计，生活都很困难。人们害怕走出山林，就这样艰难度日。

那时候，日本人在附近的山上开采石矿，需要一些有力气的男人，那是一项工作时间很长，而且危险的活，然而这样的工作都很难找到，还要四处托人情才行，主要是那时候工业很少，靠力气打工的人很多。

男人们上山打工要住在那里，家里的一切就全靠女人们来做。她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米不够吃，当发现米缸里的米所剩不多时，她们就急切地盼望山上的丈夫能够早些把钱寄回来。如果钱寄慢了，没米下锅，她们就只好先向邻居借一些，熬很稀很稀的粥，勉强度日。一直等到丈夫把钱寄回来，再买米还给邻居。所以，那时候虽然很穷困，但是邻里之间感情是很好的。

在王永庆的记忆里，那时候家里的粮食从来没有充裕过，一日三餐往往只有稀饭，里面可以照见人影。就是这样，母亲还总是把碗里可怜的几粒米捞出来，喂到儿子的嘴里，希望儿子能够吃饱。母爱是伟大的，永庆那时候还小，只知道贪婪地吃，顾不上体会母亲的情。

稀饭总是很快就消化光了，一顿饭挨不了多长时间，所以那时候的人们更多的时候都在挨饿，日子过得相当苦。村民们只有在逢年过节，才能改善一下生活，预备一些米饭和猪肉，慰劳一下缺油水的肠胃。等年节一过，又开始了吃稀饭的生活。

在当时的社会，百姓生活大多如此，王永庆家自然也不例外。一年辛辛苦苦劳作，只能勉强度日，有时候连肚子都填不饱。

孩子们稍大一点的时候，就要帮助家里做点事，而捡煤屑算是一件力所能及的活了，对孩子们来说，也算是最有意思的一项活动。

村子附近有一条双轨的台车道，有专门从狮仔头山运送木材或煤的台车经过，王永庆母子俩像别人一样等在旁，捡拾从车上掉下来的木材或煤块，从中挑出一些好的去卖钱，不好的就自己带回家以备生火烧饭用。

狮仔头山位于台北新店广兴山区，海拔约857公尺，属插天山系，因山形特殊，由远处眺望，极像一头趴在地上的大狮子，而且狮头的部位刚好有一个石洞，像狮口一样，因而得名；由于“狮仔头山”与七星山、土库岳、大栋山并列为北部郊山的“四大名山”。

狮仔头山产煤也同时给直潭里的村民带来了一项副业，村中大部分时间只有女人、孩子和老人居住，他们没有什么营生能做，而捡煤屑和木材正好不用花什么本钱，而且不用费很大的力气。

大家等在车道旁边，远远地望着有没有车会过来，犹如望穿秋水的恋人。即使每天过一千辆车，人们也不会嫌多，也不会觉得吵。母亲拉着永庆的手，也同样等在道旁。

然而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竞争，也许王永庆就是那时候开始懂得这个道理的。他和母亲捡煤屑并不比别人占优势，有些煤块还没掉在地上，就已经被人牢牢地抓在手里了，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因为他们要比你高大一点，比你灵活。也有运气好的时候，恰好有木材掉到你的脚边，别人虽然不会再伸手过来抢，但还是会多盯几眼，眼神就不那么友好了，然而这样幸运的事情是不多的，很少碰到。

为了捡到煤块，能够卖一点钱，贴补家用，母亲不得不很早就带着小永庆出门，抢在别人的前面，就能够多得一点。也许就是那时候，他懂得了勤快的意义。晚上有些车经过，因为天晚了看不清楚路面，所以有的时候会掉很多煤块或木材。谁去得早，先看到了，就是谁的。运气好的话，一个早晨捡的煤块会比一天捡的还要多，所以很多人都去得很早。

如果去晚了，就要多走路，去很远的地方捡。顺着台车道，慢慢上山，或者走得更远。太远了，那里没多少人愿意去，而这样的地方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生活就是这样，你只有比别人走得远才能领略到别人没有看到的风景。

如今的人们会在有山有水的地方建别墅，欣赏优美的风景，过清静的生活，直潭里就是这样的地方，然而那里的人们却并不为此而感到快乐。

那里群山环绕，绿水潺潺，小山上还有成片的树林，一些不知名的鸟在树林间蹦蹦跳跳地叫着。然而，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小永庆并不十分开心，他没有多少时间去那里玩耍，也没有心情注意那些风景。他只是希望山路变得更陡峭一点，这样过路的车就会掉下更多的煤或是木材，他就可以多卖一点钱。能够吃饱肚子，就是那时候小永庆心里最大的愿望。为了这个愿望，母亲拉着他的手经常要走很远的路，直到夕阳把自己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小永庆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有时他饿极了，只好偷偷地摘路边的番石榴吃。家里偶尔“改善生活”，煮一些甘薯粥，他也只能分到一小碗。

最发愁的还是母亲，她要不断地为填饱一家人的肚子而算计。

母亲开垦了荒地，种上了各色的蔬菜，这样就有了自己的菜园，吃的蔬菜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母亲总能算计着不让地闲下来，会一茬接一茬地长出不同的菜，如果米不够，就可以用菜充一下饥。

在当时的社会境况下，猪油比金子还贵，做菜的时候只能用一两滴。这样做出来的菜是什么滋味可想而知，可就是这样难吃的菜，母亲吃剩了也舍不得倒掉，要留到下一顿热热再吃。

那时候，小永庆就知道了：只有靠劳动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这个道理在他那儿已根深蒂固，他时刻不会忘记劳动。如果没有事情做了，他就扫扫地，搞一下卫生，总之要找一点事情做，从来不让自己懒惰，他觉得这样才能够做成一些事情。有时劳动不仅仅是为了要得到利益，更重要的是为了养成一种习惯。

母亲虽然很少告诉他要勤劳，却是用实际行动来教导他们的。

因为浮现在王永庆眼前的，时常都是母亲忙碌的身影。5岁那年，有一次，出生没多久的二弟永在在床上哭闹，小小的永庆就跳上床，带着好奇与惊慌看着哭闹的弟弟，等待着母亲来哄。但是很长时间过去了，母亲也没有来看一下哭泣的弟弟。这一幕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很久后他才想通，那是因为母亲太忙了，解决一家的生计是比哄孩子更重要的事情。

特别是在父亲上山打工的日子里，母亲要负担家中所有的劳动，地里的茶树要收拾，菜要种，家里还有一堆人的饭要做，母亲每天都在脚不粘地地忙碌着。

通常在晚饭后，劳累了一天的家人都相继睡去了，母亲还是不能休息，她还要把地瓜切成条加上水煮，做成猪饲料，然后把它倒在猪的饲料桶里喂猪。所有这些都做完以后，母亲才能梳洗睡觉，往往是头一挨枕头，马上就睡着了。母亲甚至都没有发牢骚的时间和精力，要安排的事情太多了，只有坚持和忍耐。

在贫困的山村里，找到一个能够解决家庭温饱的途径犹如摘取天上的星星一样艰难。没有办法，为了生计，家里所有人只能省吃俭用，互相帮助。也多亏了母亲忘我地劳作，每年都能卖一次猪来赚一点钱，钱虽然不多，但能够使全家勉强生活下去。

多年以后，在王永庆的记忆中抹不去的还有那满山的茶树和采茶的艰辛。

王永庆的父亲种植的是“铁观音”，“铁观音”素有“绿叶红镶边，七泡有余香”之佳称，驰名于海内外。然而，种植茶叶本身却是件很辛苦的工作，再加上父亲的体质天生很差，所以生活的重担早早地压在了作为长子的永庆身上。

铁观音，又被称红心观音。天性娇弱，抗逆性较差，产量较低，有“好喝不好栽”之说。“红芽歪尾桃”是纯种铁观音的特征之一，是制作乌龙茶的特优品种。

铁观音制作严谨，技艺精巧。3月下旬萌芽，5月上旬开采，一年可采制春、夏、暑、秋四季。茶叶品质以秋茶为最好，春茶产量最多；秋茶香气最浓，俗称“秋香”。

每年春茶采摘，都像一场战争。从清明前开始也只有20来天。赶着好天气，每天摘下的青叶，通宵都要炒完。

王永庆的记忆里，随地可见的大小“簸篮”、“竹筛”，里面盛着刚刚摘来的青叶，嫩绿初青，碧碧的叶像无数双青眼在眨动。几口大锅前，父亲则忙着炒茶。杀青有下马威，初时火温有120℃，炒茶人斜坐高凳，一只手抚锅边，一只手下锅飞快翻动，然后两手轮流换岗。

待青叶炒“燠”了，立即起锅，杀青毕。接下来炒第二轮，一锅可炒杀过青的叶子四五两，炒制香茶的秘诀更在这第二回合上。

只见那青叶入锅渐渐变身，丝丝缕缕的香魂飞将出来，那只炒手既要翻云覆雨，又要怜香惜玉，一掌掌压下去，不能断了青叶的好身材，也不能让茶香全部消散了。时间、火候、动作、香气、干湿……全在一双手啊。只有熬得不老不嫩，不温不火，如玉如金，如刺如针，才算有模有样，有脸有面，谓之香茶。

除此之外，父亲还和爷爷一起做茶叶买卖。春天和夏天，每天早上4点父亲就出了家门，和雇工一起去茶叶地收购村民们前一天采摘的干茶叶，然后回家。

收购的茶叶有很多种，质量上乘的茶叶为银黄色，质量一般的茶叶略带黑色，质量最好的为银白色。在收购的茶叶中，挑选出黄色的茶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银黄色的茶叶干了以后很容易破碎。所以还必须再次和黑色的茶叶混合包装，然后把包装好的茶叶装到渡船上，顺直潭里的山谷直接运送到台北大桥附近的批发市场。其中这运送的活儿就是永庆父亲的工作。

然而，忙过了这一阵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特别是到了秋天和冬天，去山上打工还要托关系，这样大家就想做点其他的事情。

这里的土地，除了长茶树之外，还有一种洋槐树可以生存，父辈们种下的已经长成了树林。然后村民们把年龄老的树伐掉，然后做成木炭，拿到城里去买。有钱人要用木炭取暖，要用木炭暖屋子，煮火锅，所以销量还不错。但是小永庆的家里从来都舍不得用。

到了春天，在那些地上种上茶树，仍旧靠卖茶业来维持艰难的生活。

茶叶生意的利润是很高的，但是茶农和这种小生意的利润是很低的。为减少成本，每到春天茶叶生长的季节，永庆家就把平时用来装面粉的袋子改装一下，用来装茶叶。但是要完成这样的工作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要用传统的方式染包。由于父亲体弱多病，这样的事情就全部由母亲一人承担。就连挑选茶叶的事情也常常得母亲亲自过问才行，可以说母亲就是家里另外一个父亲。

赤足荒学，老大徒伤悔字诀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孩子都会慢慢长大。

孩子小的时候，总会想等大一点了就不会这么累人了，可是长大一点了，就会发现还会有新的麻烦，特别是对那些穷困的人家来说。

首先一个问题是，孩子大了饭量就会增加，今天我们可能不能体会到，有了孩子总是希望他能多吃一点，而穷苦的人家往往会因为吃饭发愁。孩子要长身体，需要营养，但是环境不允许，家里没有钱给他们补身子，甚至都不能让他们吃饱饭，这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啊。

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买衣服穿呢？孩子多的人家往往一件衣服会穿好多年，老大穿了，老二穿，甚至缝缝补补一直穿到老小，大家都不能穿了的时候已经都成破布条了，也舍不得扔掉，留作补衣服用。

更麻烦的事情，就是小孩子大了要上学。

当时的台湾处于日本的统治之下，日本为了达到长期统治的目的，实行奴化教育。要求大家讲日语，灌输对天皇以及大日本帝国效忠的思想。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面对日本人的这种奴化教育，中国人多数只能忍受，却不想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日本人的学校。

况且，家里把孩子养大了，刚刚能够做个帮手，却要送进学校，生活本来就很艰辛，这样学费先不说，岂不是又少了一个干活的，生活会更加艰辛。

所以，一般的人家都是要孩子帮忙下田或者看牛，不送去学校。当时，一个孩子看一个月的牛，就可以挣到一两块钱，也可以解决许多的事情了。下田还可以帮着多收一点粮食，农闲了还可以上山做一点苦工，或就待在家里帮一点忙，减轻一下父母家务的重担，让他们腾出手来做别的事。

1923年，王永庆7岁了，祖父开始念叨该是上学的年龄了。祖父曾经是教书先生，多少有一点学问，他懂得，家里总要有个识字记账的人，总要有一点文化才能有出息。况且，虽然是日本人的学校，却有中国的教员，这些教员经常也会挨家挨户地劝说家长送孩子进学校。

那些教员给他们讲国际形势，讲怎样才能成为富有的人，怎样才能摆脱贫困的处境，将来的社会需要的是有文化的人。但多数是对牛弹琴，村民们并不懂得将来会怎样，因为生存还有困难，他们认为怎样做总归是要娶老婆生孩子，而这一切是看有没有钱，不是看有没有上过学。

为了一个孩子，教员往往要走上很远的路，反复来好几次。

然而，王永庆是幸运的，因为他得到了父母的支持。第一次教员路过他家门口，觉得他还小，却看上去很聪明，便顺便进了他家。恰好母亲在家，教员说明了来意，母亲不置可否，她要和父亲商量一下，因为大女儿也到了读书的年龄，然而他们之中只能有一个去上学。

母亲和父亲商量了一下，认为还是要送孩子去读书，但是只能让永庆去，他毕竟是个男孩子，将来是家里的顶梁柱。

就这样小永庆幸运地进入了小学。在穷苦的环境里，男孩子总是要比女孩子幸运一些。

尽管学校为了招收学生，已经把学费压到最低了，但家里为他筹措学费还是费了很大的力气。从此以后，每年要多出一笔学费，为此母亲要多养一头猪，才能支撑家用。

小永庆知道，那不单单是多出一头猪那么简单，那要付出更多的艰辛，要增加很多的劳动。因此，自从父母答应送他去上学开始，他就知道要尽量靠自己的劳动为家里减轻负担。

小孩子对学校的向往是与生俱来的，父亲把他送到新店国民小学的时候，他还光着脚丫，家里没有鞋给他穿，书包也是一条粗布巾扎成的，雨具只有竹叶做成的笠帽，那里的雨下得很频繁，笠帽几乎是每天要戴的。

父亲把他交到教员的手里，很憨厚地说：“老师，孩子给你们送来了，以后就交给你们了，不听话了该打就打。”然后又嘱咐永庆：“要好好听老师的话。”

老师寒暄了两句，父亲就走了。这里的一切对永庆来说是陌生而新奇的，特别是多了这么多伙伴，小永庆别提多高兴了。然而，他在班里无论是年龄还是个头都是最小的，因为别的孩子有些已经十几岁了，他们在家做活已经很长时间了。

然而有一点是相同的，大家都没有穿鞋，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连小学老师所穿的皮鞋也是一样，补了又补，补了十几次。相比之下，小永庆的衣服还算好的，裤子虽是用面粉袋改做的，上面还印有“中美合作”的字样，但总归是一条象样的裤子。放学后，他要和其他同学一起回家，而且他知道，从此以后无论上学还是放学，都会只有他自己。

7岁的孩子，要提前起床，因为他是家里的长子，要起到表率作用，所以他会在去上学之前帮家里做好多事。首先是打水，井离家虽然不是很远，但是要把水缸打满仍旧会累得满身大汗。

小永庆身体太单薄了，满满的一桶水他是根本拎不动的，只能拎小半桶。力气也随着他的个子在长，11岁的时候，他已能拎动一桶水了。在他的记忆里，那个桶依然沉重。

把水缸打满水，这要花去他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还要喂鸡喂鹅，然后才能吃饭去上学。上学的路要徒步跋涉3公里，再两次渡船过河，近10公里的路，才来到新店国民小学。

每次来到学校他都会很高兴，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学习，而是因为这里有许多的同学，跟一群伙伴在一起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那时候，大部分的孩子对学习都没有什么兴趣，他们不知道这有什么用，就算能把日文前前后后都背下来，算术题都能一个不差地算出来，这又有什么用呢？大家不明白，学习到底是为了什么？

因为每天回去面对的是辛苦的父母、粗糙的食物，哪怕是穿鞋的愿望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生活并没有改善，而且还要花学费，所以大家对读书提不起一丝兴趣。况且教员要用日文讲课，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很没意思的事情。

教员对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要上课不捣乱，也就放任他们不学习了，虽然王永庆在学习上是一知半解，在班里成绩很落后，但是教员并不认为他很笨，相反却认为他很聪明，只是没有人正确地引导，没有把精力都用在学习上。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性，有些人自小喜欢读书，看过的书都能记住，有的人就对此不感兴趣。而环境引导还是很重要的，从父母到同学都认为读书没有用处，只要认识几个字不是睁眼瞎就完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很难让孩子对读书产生兴趣。

然而，一个人小的时候往往是不懂这些事情的，真正懂的时候已经错过了读书的最好年龄。

王永庆就是这样，他在上学的时候从没有对书本产生过兴趣，直到他创业以后才明白知识的重要性，他并不是遗憾没有上大学，而是后悔为什么上学的时候没有用心。这是最令人懊悔的事情，同样是求学的时光，而自己却荒废了。

那时候，每到暑假就要帮家里做好多事情，休息的时间就去山上掏鸟窝，或者去河里摸鱼。直到每十天要回学校去报到的时候，才会匆匆忙忙地写作业，一个晚上把所有作业做完，应付第二天的检查。

事隔70多年，王永庆想起这些少年往事，仍不能释怀，好在多年以后，自己能够从生活中掌握知识，把经验积累到一起，变成自己的知识，这比从课本上得来的知识更牢固，更实用。

他7岁那年，母亲又一次怀上了孩子，此时家里的经济状况略微好转了一些，生活也改善了一点，母亲的脸上多了一些笑容。此时，小永庆才发觉母亲笑起来挺好看的。

妹妹恩燕出生时只有小永庆在场。那天母亲像往常一样挺着肚子辛苦地忙碌着，突然开始肚子疼，她知道自己快要生了，坚持着烧了一些热水，然后把蜡烛点燃，把剪刀放在身边。

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过后，斗大的汗珠从母亲额头上滚落下来，小永庆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傻傻地看着。终于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母亲也已经气喘吁吁了，她抬起手在蜡烛上把剪刀前后烧了几遍，直到有些烫手为止，然后剪断脐带，把妹妹包好。

母亲用热水洗了一下身体，就开始照料新生的妹妹，脸上没有一丝表情，更看不到欣喜。

是啊，村里的大多数人家都是这样，每个家庭都有一大堆孩子，生活的重担让母亲已经有些麻木了，对自己对孩子都少了关照。

他觉得母亲也是很无奈的，她是爱自己的子女的，也想多花点时间悉心照顾他们，可每天还要为了生活奔波，把母爱都淹没在生活的琐碎当中。

生产的疼痛还没有消失，母亲就又开始在屋旁的水沟里洗刷一家人的衣物。当然，那天晚上，母亲还要像往常一样，不露声色地在厨房里忙活一家人的饭菜。

母亲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一天也没闲地辛勤劳作着，打点着全家人的生活。王永庆觉得母亲太辛劳了，他总想多帮母亲做点事，养鸡、养鹅、放牛……只要是他力所能及的，他都尽量多做。

那时候，每天放学后，王永庆都要扛一袋50斤的饲料，好带回家喂猪。

50斤的重量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显得有些不堪重负了。起初，他每走500米就要休息一下，然后换个肩膀，直到两个肩膀都被压红为止。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是这样吃力地走回家的。

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往事，王永庆说：“当时感觉最讨厌的就是，每天放学回家还要背上50斤的饲料。”

父病母劳，祸不单行毅字诀

俗话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灾难并不会因为一个家庭的幸福而动恻隐之心，它还是会来，甚至就在你认为一切将要好转的时候。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不知道后面酝酿着什么，就在你刚刚展开笑容的时候，魔鬼的手已经伸了过来。

王永庆9岁的时候，父母刚好结婚10周年。这10年来，父母之间没有甜言蜜语，没有吵吵闹闹，更多的时候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然而他们是相濡以沫的，大家都在心里惦记着对方。在母亲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劳作下，永庆全家不用再为温饱而发愁，过起了比较幸福的生活。

但是，谁会想到，即使这得来不易的幸福也很快被不幸淹没了。

繁重的体力劳动终于把父亲击倒了，父亲的体质本来很差，再加上经年累月的劳动，无异于雪上加霜。病情急剧恶化，最后连大小便都失禁了。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发出的痛苦呻吟是笼罩在全家人心头的不幸阴影。全家人看不到希望，顶梁柱倒了，将来会是个什么样子，大家都不敢想。

因为在不可预知的未来，父亲的病将会怎样，大家心里都没底，就连医生也不能给一个明确的答复。只有母亲是坚定的，她一直在坚持。如果她退缩了，这个家就真正完了。

此时，永庆下面已经多了两个与他相差两三岁的弟弟，还有四个妹妹，一共8个兄弟姐妹。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孩子多的家庭都是极其艰难的，永庆家也不例外。收入的匮乏让8个孩子成为了生活的负担，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像是打仗一样，因为总是不够吃。

这一年，王永庆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父亲病倒在床，一家的生计全靠母亲种菜、种蕃薯、养猪来维持。于是，王永庆不得不开始半工半读，他一边给人家看牛一边读书，一个月赚五毛钱来贴补家用。

他更希望不要读书，好多赚点钱，早日治好父亲的病，然而父母不同意，他们希望他能读到小学毕业，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是不能就此耽误了孩子的前途。小永庆有的时候上午去放牛，有的时候下午去，剩下的时间赶到学校去上课。

这种情况在那些贫穷人家的孩子中是常见的，教员们也无话可说，总之还会有半天时间在学校上课，希望他们能多学一点知识，教员们也就算尽力了。

父亲要医病，但是在那么偏僻的山里，连医生都不可能有，就更别说医院了。从那里到最近的医院去要换乘两次船，再走山路到一个叫景美的地方。为了接受治疗，要去台北大医院的话，必须要雇佣两个人，让父亲坐在轿子上抬过去。再加上要负担那么昂贵的医药费，这对生活在贫困山村里的家庭来说，简直无法想像。

但是母亲是倔强的，她深爱着父亲，不管怎么样，都要出山医治父亲。母亲开始带着父亲四处求医，曾经到过台北大学医院、红十字会、马惠医院、任本医院等有名的医院去接受治疗，带着父亲去拜访了很多的名医，最后住进了马惠医院。母亲全心全力地照顾着父亲，把从牙缝里积攒下来的钱全花在了住院费上。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永庆一家人所经历的痛苦是难以言表的。苍天不负苦心人，父亲的病情终于有了好转。

这个家庭再也无法承担进一步治疗的费用了，母亲心里满是愧疚，可无能为力，这个时候只要能为父亲治病，小永庆什么事情都是愿意去做的。

小永庆和兄弟姐妹们每天小心翼翼地侍候在父亲身旁，他们不知道怎么做父亲才会好转，能做到的就是不让父亲生气，他们都变得很乖的样子，给父亲多少带来了一点欣慰。

然而，父亲的病一直缠着他不肯离去，就这么拖着。父亲在等待中变得越来越自卑了，他开始责怪自己连累了这个家，母亲的辛苦劳作换来的却是自己的卧床不起。他不忍心这么折磨母亲，终于，做出了一件让所有人吃惊的事情。

有一天深夜，感觉到由于自己的病才使得这个家陷入倾家荡产、食不果腹境地而深深自责的父亲，来到自己辛勤劳作了一辈子的茶树山坡上试图自杀。但庆幸的是，由于父亲的身体极度虚弱，榕树显得太高了，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一不小心就滚下了山坡。

也许是亲人之间心灵相通，母亲在睡梦中醒来不见了丈夫，便预感不妙，疯狂地四处寻找。最终，找到了倒在山坡下的父亲，把他背回了家。回到家父亲和母亲抱头痛哭，哭声惊醒了熟睡中的8个孩子，全家人一起放声大哭。没有经历过如此悲惨情景的人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件事带给一个人的震撼，这是一种绝望，然而正是这种绝望让大家紧紧地抱在一起，10个人的力气拧成一股绳，这样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苦难是人生的一所大学”，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王永庆暗下决心，将来要建一所台湾最大的医院，救治天下所有的人，特别是穷苦的病人。多年之后，王永庆终于圆了这个梦，他在台湾建造的长庚医院已经成为台湾最大的医院系统，医院从建立起就以“治病救人”为宗旨，医疗费收得非常低，甚至减免一些病人的医药费用。

在那样的艰难岁月里，母亲所表现出来的坚强与忍耐，给了家人无穷的希望与力量，引导着父亲和8个孩子。也许是母亲的虔诚感动了上天，也许是这一家10口人的亲情创造了奇迹。奇迹发生了，已经病入膏肓试图自杀的父亲病情突然间有所好转，没有几个月，父亲居然可以独自走动了。接下来，病情一天一天好转，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痊愈了的父亲已经站起来准备收获茶叶了。

父亲的康复让永庆的家庭再次恢复了活力，村里的人都说是母亲的虔诚感动了上天。这样，永庆的家庭再次点燃了重新开始的希望。“是上天安排你们的父亲好转的，我们只是一直在坚持。活着需要勇气，你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母亲的话当时深深地烙在了永庆的心头。

在家里，干活最多的是母亲，可吃饭最晚的也总是母亲。母亲总是让全家人先围坐在饭桌旁，照料大家。等大家吃完了，才开始吃。但这时候所谓的饭菜只剩下几根咸菜和一些清汤了。即使这样，母亲依然吃得津津有味，不舍得浪费一粒米，并以此来教育孩子们。正是母亲的言行举止不知不觉中教育了8个孩子要互相依靠，战胜困难。

王永庆简朴的习惯是从小就养成了的，在以后几十年的人生中一丝都没有改变。这样的小例子实在太多了，比如王永庆每次喝咖啡的时候，会先将奶精打开，将奶精倒入咖啡杯中，再用小汤匙舀一点咖啡放入奶精盒中，轻轻地涮一涮，再倒回杯中。糖包也是先撕开一角，倒入一半，将剩下的递给邻座，顺便交待他不必再撕开新的糖包了。

王永庆招待客人时，也不会去外面的餐厅，大多选在台塑的招待所里，因为这样可以节约不少开销。而且用的是中菜西吃的办法，既卫生，又避免浪费。吃自助餐时，如果客人拿的菜太多吃不完的话，就会被要求打包带回去。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形，客人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一般人都会适量取菜，不会发生浪费的情形。

因为有了母亲，即使是在父亲同病魔作斗争的最艰难的时期，永庆的家庭也能和睦地生活着。因为有了母亲，全家人都焕发了生机，永庆也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在后来的日子里，王永庆回忆起自己慈爱的母亲时，他说：“每当我想起母亲，想起母亲所过的那些数也数不清的艰苦日子心里就很不是滋味。母亲从来没有屈服过。相反地，母亲用她坚强的忍耐和坚韧的毅力诠释了生活的真谛。母亲的光阴并没有虚度，在我的心中，永远铭记着母亲的教诲。”

斗转星移，王永庆10岁时，他祖父告诉他说：“茶山将来会变成废山，茶山是无根底的。因为茶树种植于山地，为使茶树发育良好，要除掉周围的杂草；由于雨水的冲刷使土壤流失，其斜坡山地有一天会只剩下石头。不但种茶树没有前途，连种植其他树木都有问题，所以，靠茶为业是没有出路的，希望你们后代不要靠茶为生，只有山林耕田才有希望。”

当时，王永庆不明白，为什么村子里的人不搬到山外面，难道外面的世界不如这里好吗？

多年以后，他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原因，父辈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而且人老了就失去了追求的勇气，在乡下，不种茶，有林地，应该可以勉强生活下去。然而外面的世界，在他们看来，要谋生谈何容易。

当时处于殖民地，山林都是官有的，木材也由日本人的会社经营，本省人要做木材生意是不可能的。所以能谋得一份卖苦力的工作，填饱肚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做日本人的苦工，还得托人去讲情！

祖父在他的告诫里寄托了他所有的希望，也是对贫穷的一声呐喊和对命运的反抗。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童年，王永庆还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穷困的家庭里吗？

这恐怕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过可以想见，王永庆的回答是肯定的。这固然有一点无可奈何，但却是真心的。母亲忙碌的身影让他懂得了什么叫勤劳，没有劳动就不会有饭吃，没有劳动就永远不知珍惜；没有劳动就永远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滋味。他没有过多的抱怨，相反从这个贫困的家庭中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明白了更多的道理。

一个人最亲近的应该是自己的家人，除了父母就应该是兄弟姐妹了，大家是同胞手足，都是父母所生，只是长幼有别。兄长对于弟弟妹妹的关照和容让，总是要付出多些。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王氏家族各兄弟姐妹之间能够和平相处，共同奋斗。

中国有一句古话：“有钱难买幼时贫。”贫困中长大的孩子才能够看到父母的艰辛，才会萌生出让父母过上舒适生活的决心，贫穷也能让一个人的心胸变得更加宽广，对兄弟姐妹更能够以诚相待，而不是勾心斗角。

如此看来，贫困的童年生活对王永庆来说是幸运的，贫困锻炼了他的意志、培养了他的品德。

王永庆小学毕业后，家中再也供不起他继续上学了。于是他告别了校园，在父亲的茶园做下手，踏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之路。但这并不是王永庆的希望所在，基于祖父的一番话，再加上在家乡连做苦工赚钱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在他15岁那一年，就立志要出外去闯天下了。

第二章 想一步做一步，从小米店到石化王国

要扩大产业，首先从扩大产品范围开始，如果仅限于从事塑胶吹气加工，在石化工业领域是不会有大的作为的，也不能进一步扩大PVC销路。王永庆要走出这块小天地，必须让塑胶三次加工业产品多样化，大批量生产，才能降低成本，扩大销路，走向国际市场。

出门破关，改变命运脱胎经

走出去并不一定能够成功，当年王永庆走出去时也没有想过一定能够成功，然而这是一条希望之路，因为留在村子里就注定一辈子都不会有发展。

在父亲的茶田里打杂的时候，王永庆并不开心。他可以闷头工作，把所有的力气活揽下来，减轻父母亲肩上的担子，他可以把茶园管理得很好，可以和村子里的所有人相处得很融洽，但是，他很难开心起来。

为什么不开心呢？鸟儿总有长大的一天，翅膀硬了就向往蔚蓝的天空，这是没有错的。他厌倦了这片天地，厌倦了这种没有前途的生活，厌倦了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村里的人们世世代代过着这样的生活，好比深渊里的一颗小草，永远见不到真正的太阳和天空；好比井底的青蛙，永远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年轻人那颗不甘寂寞、不甘平淡的心，让他每每独处的时候，便不自觉地陷入深思。

“阿庆仔应该去外面闯一闯了！”父亲感慨地说道。

母亲听在心里，并不说话，仍旧忙着她的一堆家务活。

父亲找到弟弟，阿庆仔的叔叔，他是经常在外面跑的，在外面有些门路，父亲希望他能把阿庆仔带出山，带进城，找一份好的工作，开开眼界。其实，父亲对永庆的工作要求并不高，只要是外面的工作，无论做什么，总会比村子里面的好，父母也只能做到这些了。不能为儿女提供一个好的生活，父母心里只有无奈，然而说到将来，那就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父亲把这件事告诉他的时候，他很兴奋，要脱离这个环境，去一片新的天地，从而摆脱了司空见惯、甚至有些厌恶的生活，这是他盼望了好久的事情。父辈付出艰辛却并不能改变贫困的命运，这一点让他更加坚定了走出去的决心。

“以后要看我自己的了，我已经长大了，要靠双手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王永庆经常告诫自己的一句话。

1931年，日本开始了吞并中国的军事行动，而屈辱的九·一八事件掀起了中华民族反日的浪潮，大陆的学生在四处游行，全国人民都在强烈地抗议日本的罪行。然而，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却很平静，华人仍被剥削，生活很贫困。

就在这一年，15岁的王永庆开始了出外打工的生活。春节刚过，他就和叔叔踏上了南下嘉义的路程。他表面上看着很高兴，其实心里还是有一些担心的，毕竟家里还需要人手，他走了以后，生活的担子就完全压在父母的肩头，想想就有些于心不忍。

母亲一直是沉默的，她知道儿子这一去要吃很多苦，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出去打工总要吃很多苦头，心里虽然舍不得，却怕耽误了孩子的前程。儿行千里母担忧，临走之前总要千叮咛万嘱咐。母亲边细心地为他准备路上的盘缠和行李，边教导他出门在外要少和人争，遇事要冷静，不要和人打架；给人家打工要勤劳，不要偷懒，主人吩咐做什么，要老老实实办好，最忌讳的就是在主人面前耍小聪明。

王永庆一一记在心里，临别母亲又嘱咐道：“到了那边不要忘了给家里捎口信回来，有好的工作不要忘了把两个弟弟带出去。”

王永庆的心里是矛盾的。他最担心的是父母亲，他们被生活折磨得如此疲惫，有自己在家里多少还能帮上一点忙，这个家就能撑起来，而自己走了，将来是个什么样子，谁又能知道呢？况且父亲的身体又不好，家里的重担都压在母亲的身上，他担心母亲有一天也会吃不消。父母似乎能够理解这些，他们一直说家里有他们不会有事，要他在外边不用担心。

外面的诱惑确实很大，他厌倦了这种世世代代种茶、卖茶的生活，他厌倦了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仍然看不到任何希望，每个人就像一架机器一样，每天忙碌着，没有思想没有乐趣，这里再也留不住他年轻而不安分的心。当他踏上南下的旅途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解脱的快感。

嘉义位于嘉南平原的南部，这里幅员辽阔，土地肥沃，河川遍布，是有名的“鱼米之乡”，也是重要的粮食产区，所以这里就成为了粮食贸易集散地。每天都有来来往往的商人聚集在这里，然后分散到岛上的其他地方。

这里人口众多，小店林立，只要有力气肯吃苦并不缺工作。在叔叔的帮助下，他来到一家米店打工，这里管吃管住，每个月还有40元的收入。

他很知足，能够找到一份这样的工作，只需要力气和勤快，而且他从没有得到过这么多的收入，他想母亲听到一定会很高兴。

叔叔走之前和老板关照了一些事，还没忘了叮嘱他一定要听老板的话，在外面要多做事少说话，不要惹事。

打工是艰辛的，这除了身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

老板是位日本人，对人要求很严格，原则性很强，他要求每个员工都要按他的指示去办，而不能有丝毫的偏颇。在这里，王永庆养成了对任何事都一丝不苟，认认真真的习惯，这成了一种信条影响了他的一生。

第一天上班，天刚刚泛白，就要起床了。他并不觉得辛苦，因为在家里也要这么早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他是兴奋的，即使被别的伙计呼来唤去时，他并没有多想，也没有不高兴。

米店早晨营业前，要把店前的街面打扫干净，还要撒上水，然后忙着从仓库里搬米到店里。这要忙一个早晨，等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大家开始吃饭。

这里的早饭要比家里好一点，但是米粥里还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并且只有一些咸菜下饭。要做工，就不能计较饭的好坏，这里的米店都是这样，他们并不特殊。吃饱了肚子，不用多久就会消化，只有强忍饥饿坚持到中午。

上午来买米的人一般会很多，大多是本地的住民。王永庆刚刚进店，只能帮忙搬米，每个上午要卖几十斗米，他要前前后后跑很多次，不久就累得满头大汗了，然而他的心里是快乐的，因为他总觉得他搬的不是米，而是自己的命运，看到握在自己手中的命运，他的心里当然是快乐的。

中午会有一段短暂的空闲，大家趁这段时间轮换吃饭。雪白的米饭，这在家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这一点就足以让王永庆感到满足。

大家会赶在客人到来之前，趴在米店的柜台上休息一会儿，就这么一会儿，王永庆就能够恢复体力。看，这就是年轻的资本！只要有一个好身体，就不怕没饭吃，他懂得这个道理。

但是工作的时候是偷不得一点懒的，不细心就会被老板骂，他就曾亲眼见到一个伙计不小心弄撒了几粒米，结果遭到了老板的训斥，还要一粒一粒地捡起来。伙计很委屈，但是老板并不留情。

从此，王永庆就更加小心干活了。其实，老板这样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浪费，那米店还怎么经营下去？勤俭是成功的基石，这一点在许多人的成功过程中都有所体会。能够严格地管理员工，让他们懂得勤俭的重要，这对一个米店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王永庆也就是在此时才懂得了这个道理，要想成功，不但要自己做到勤俭，还要让所有的员工做到勤俭。

下午来买米的人照样很多，一直到天黑都不会间断，米店也不会打烊，直到天黑，路上所有的店铺都关门的时候，老板才会让大家收拾好后关门。打烊后，工作还没有结束，接下来要盘点今天卖了多少米，因为米的成色不同，还要分别计算每种米卖了多少钱。老板戴着眼镜，在蜡烛下查看着账簿，计算着今天的利润，仓库里还剩多少米，过多少天要再上一批。

王永庆边收拾，边观察老板是如何记账的，如何核算成本的，没想到这一个好学、好奇的习惯让他在多年以后自己开店的时候受益匪浅。

把米归堆，收拾柜台上的米放到架子上，不然晚上会被老鼠偷吃，这也是一项不小的损失，老板是不允许发生的。然后把地打扫干净，把无意中落下的米捡到斗里，日后洗干净自己吃。

等一切都收拾好了，才会开饭，伙计们总是吃得很快，因为大家都很累，希望早点去睡觉。

晚上，老板是不允许长时间点灯的，为了节省，每个伙计都被要求早点休息，明天早晨好有精力干活。

鼻息声中，夜静悄悄。

尽管很累，但是王永庆并不能马上入睡，他是个有心人，喜欢思考问题。

他在回忆这一天的情形，他在想这一天所做的事，他在回忆老板的每个动作，每句话，这些他都会记在脑子里。学习，改进，再学习，再改进。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

天气好的日子里是基本上没有休息的，每天都是这样忙碌，清闲的时候就是下暴雨的时候，因为那时来店里买米的人很少，大家也就得到了一个休息的机会。台湾的雨较多，下暴雨并不稀奇，不过雨来得快，过去得也快，休息不了多长时间，就要继续忙碌地工作。

王永庆毕竟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他能够从别人的教训中得到经验，防止自己犯同样的错误。由于他做事谨慎，工作认真，踏实放心，不久就取得了老板的信任。

老板开始让他参与更多的事情，比如在柜前卖米，帮助老板算账，和米商讨价还价，以及去更大的米商那里上货，等等，不久米店这一套活他就全部掌握了。

在王永庆到米店打工近两个月的时候，叔叔顺路来看过他一次，老板破例给他放了两个小时的假。他于是和叔叔来到镇子上的一个小饭店，吃了一点饭。叔叔说老板夸他能干，做事很聪明，又肯用心，将来一定能够有出息。临别交代他要好好跟着老板学本事，将来一定能够用得上的。

他让叔叔带走了他这两个月的工资，没有留下一分钱，因为他觉得自己用不到，而拿回家却能帮上大忙。

这样过了大约半年后，父亲和叔叔还一起来了一次，叔叔忙着去办事情，父亲则来到店里。见到父亲他满是惊喜，父亲脸上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父亲见他比在家的时候要胖了，似乎还白了一点，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

只是父亲头上的白发似乎多了一些，可见家中生活压力仍然不轻。永庆问到的时候，父亲才淡淡地说：“家里都好，母亲也好，两个弟弟也有力气了，能够帮家里的忙了。”

提到两个弟弟，永庆有些歉疚，那时候家里是养不起两个学生的，所以他们都没有怎么上学，很早就开始帮家里做活。他们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给大户人家放牛，回家了还要帮忙喂鸡喂鸭。

相比之下，这几个弟弟妹妹中，似乎要数永庆幸运了。然而，作为长子，他身上的担子也是最重的，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感造就的。

他支取了这几个月的工资，给母亲买了些东西，还给弟弟妹妹们买了一些吃的，然后把剩下的钱全部交给了父亲，让他带回了村子。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永庆的心里有许多酸楚，是啊，只要父母能够轻松一点自己苦点就是值得的。

王永庆从小就是这样，很看重亲情，很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他以后的创业过程中，能够把弟弟妹妹们召集在一起，大家一起艰苦创业，富裕后仍旧能够紧紧地拧在一起，把事业做大，发挥各自的长处，目的就是要让家族产业蒸蒸日上。

在米店打工的这段日子，他没有忘了和顾客搞好关系，米店的顾客一般都是固定的，有些人会经常来买米，渐渐大家就熟识了，有些人还能说上一些话。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他在这里交到了朋友，就为以后自己开米店打好了基础。

在春节回家之前，他已经开始谋划要开一家自己的米店了，他暗暗注意周围的环境，把能够作为铺面的房子记下来，然后计算开一家米店要用多少钱，能不能拉住客户等等。

年底毕竟是年底，一切生意都红火，包括米店，永庆一直忙到最后几天才带着剩下的工资和一个大胆的想法回到了阔别一年的家中。

那一天，母亲的笑容是灿烂的，全家人都沉浸在一种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来年会有更好的生活，大家都这么想。

胆大心细，诚信利客米店经

1932年的春节，王永庆过得并不轻松，他把自己要开一家米店的想法说出来之后，全家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毕竟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这样的事情父母都不会轻易地作决定。

父亲已经和他的叔叔商量过了，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出路的，毕竟每家都要吃米，买谁的都是一样，最可贵的是难得永庆这么小就有这种闯劲，父母不要轻易地否决，而打消了孩子们的积极性。既然别人能够开店挣钱，永庆就能，他并不比别人懒。

然而，父亲并不能就此决定，他要询问永庆怎么把这家米店开起来，问问他有什么具体的计划。

永庆认为开米店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条件，首先要租一个门面，临街才能做生意；然后要有一定的运作资金，毕竟要先买进米，然后才能卖给别人；其次要能把米卖出去，所以开米店要找消费人群集中的地区；最后要想办法留住顾客，这样才能长久地经营下去。

这些想法父亲很赞同，思路是对的，这也是一个人成功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

有人说成功的过程就是理顺思路的过程，这话一点不错，往往制约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并不是想像中的资金或者人脉关系，而是一个合理的发展计划，其中思路是最重要的。

永庆已经物色好了一个合适的门面，就在自己打工的这家米店旁边，这样做有几个好处，其一是他对这里的环境熟悉，知道这里开店的情形，这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下子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对周围的一切都不了解，甚至根本就不清楚，这样很容易出现意想不到事情，到时候难免会手忙脚乱；其二是这里的居民大多都认识他，毕竟在这里打工已经一年了，多多少少也认识了一部分人，这样大家比较容易接受，如果换了别的地方，大家首先要接受你，然后才会去买你的东西，这样开店要想盈利就会慢得多；其三是这里已经有几家米店了，虽然竞争很激励，但也说明这里的需求还是很大的，同时也可以形成规模，吸引其他地方的居民来这里买米，如果人们都来这条街上买米，那么总会有一些人到自己的店里来买，这里就会成为一个商业区。

这是王永庆当时的思路，思路是对的，但是还有许多客观条件需要解决，首先是钱的问题，开米店需要资金，而这部分资金要从哪里来，这就成了困扰他的一个难题。

然而，父亲却告诉他不必担心钱的问题，总会有办法，只要想好了，就要勇敢地去做。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人员的问题了，自己开店雇不起人，而米店里人手少了根本不够用，这怎么办呢？

母亲本意是要父亲跟去一起做，但是父亲并不这样想，毕竟还有一大家子人，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全压在米店上，事情要靠他们自己去闯，父亲去了反而不能让他们发挥出所有的能力，没有人在他身边，所有的事情他要一人承担，这样他才能有锻炼的机会。况且父亲还可以在家里做其他的事情，如果有一天他不能成功，全家人总还有一个别的指望。

母亲听父亲这样说就不再坚持了，目光自然落在其他的两个儿子身上，心里想虽然他们年龄还有点小，但是帮忙扛扛米、收拾收拾店铺还是可以的。永庆的目光也同时落在了二弟永成和三弟永在身上，是啊，这不是合适的人选吗？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亲兄弟一起管理米店，大家都会尽心尽力，一个心眼地挣钱，谁也不会偷懒。

事情商量到这个地步，除了资金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大家不再说话，父亲也沉默下来，接下来的两天大家都没有怎么提这件事。其他人还可以，永庆却像是热锅上的蚂蚁，焦躁得在哪里都坐不住。

春节，这个中华民族特殊的节日，是全家团圆开开心心的日子。然而，王永庆却食不甘味，饺子吃在嘴里，没有任何滋味。

直到有一天，父亲回来的时候兴高采烈，原来这几天他一直在亲戚中间走访，几乎把所有能借到的钱都借到了，有的10元，有的20元，算上家里积攒下的一点，好不容易凑够了200元，虽然不多，但是也可以将就了。

条件充足了，剩下的事情就要靠他自己去努力了。

在王永庆16岁那年，春节刚过，他便带着两个弟弟南下嘉义，开始为米店奔波。

事情做起来的时候总会比想像的困难，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王永庆和老板辞职说要自己开一家自己的米店的时候，老板有些诧异，这个从山村里走出来的孩子，仅仅在自己的米店里做了半年工，就要开一家自己的米店，这多少有一点出乎人的意料。他耐心地告诫永庆这件事并没有那么容易，还是要考虑好，从长计议，不要贪多而得不偿失。

但是他决心已下，不成功绝不回头，此时铺面已经租好了，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只有往前走。

老板没有再说什么，然而生意总要竞争，俗话说：同行是冤家。输赢是自己的本事了，怨不得别人。

米店开业了，门上照例贴了大红的“喜”字，鞭炮响彻小镇，引得路人都停下来看，但是并没有进来买米的人。

永在喊破了嗓子，也只卖出去几斗米，后来几天更加冷清，一斗米都没有卖出去。出师不利，开始的热情开始消退，兄弟三人开始坐不住了。

这一切都被隔壁的老板看在眼里，不免暗自得意，伙计们也趁机说风凉话：“一个山里出来的小娃子，不知道天高地厚，痴心妄想，米店是人人都能开的吗？”

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都传到了永庆的耳朵里，两个兄弟虽然不说什么，但心里都憋着火。永庆深深地陷入了思考，他要找出问题的所在，想办法改变。

这就是成功者最重要的一点，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能够平心静气地找到问题的症结，想出改变的策略。

王永庆经过认真地调查发现，米店一般都有固定的客户群，而顾客也很少换米店买米，这可能是长期买米的人们已经形成了的习惯。

针对这种情况，王永庆决定大家主动出击，见有人从门前经过就主动打招呼，这样如果是买米的，就会被吸引过来。永庆让爱说话的永在在店前招呼过往的顾客。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就开始有人进店买米了。

但是这样远远没有达到目的，每天卖出去的米仍旧少得可怜。永庆刚刚舒展的眉头又紧紧地拧在了一起。

顾客为什么会到别的米店去买米？难道仅仅是因为习惯吗？

带着这些问题，永庆开始认真观察，他发现顾客总是走进离家近的那一家米店，哪怕差两步，顾客也不愿多走，而是就近买了回家，这难道仅仅是因为习惯吗？

其实碰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都会认为人们之所以这样，就是多年的习惯养成的。

但王永庆并没有认同这种说法，这就是一个成功人士与众不同的地方，不会随波逐流，不会以别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深刻的认识。他想顾客之所以这样肯定是认为各处的米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还要跑远路呢？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每一个成功者都具备这种能力，能够通过一环扣一环的深入分析，找出问题的症结，得出最具说服力的结论。

下一步就是解决问题，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米与众不同呢？如果比别人卖米的价钱低，就会吸引一大批顾客过来，然而无论什么行业都有行规，谁破坏了市场平衡，谁就可能受到大家的排挤，况且米店刚刚开张，根本就没有能力与这么多的大米店抗衡。再者，俗话说：卖米卖布，挣钱有数。这种小本生意本来就没有多少利润，再压低也是不可能的了。当时每斗米进价是五毛钱，卖出去是五毛一分钱，之间只能赚一分钱，利润已经很低了，再降价就没有利润可言了。可见，降价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那只好走别的路，做过实业的人都会知道，影响交易的因素，除了价格以外还有质量和服务。既然价格这条路走不通，那只有转到别的方向上。

花同样的钱，人们都想买到更好的产品，这是所有消费者的共同心理。这条原则是不随时间和条件改变的，这就是消费心理。

王永庆看到，每家店里卖的米都有许多的砂砾和稻皮。因为那时候人们的科技手段落后，农村里收割完稻子后，就放在马路上晾晒，让过往的车辆把米碾出来，这样的米很难收拾干净，米就这样被大米商收走，批发到店里的时候，米堆里还有很多的米糠、砂砾和小石头等杂物。每家米店都是这样的，顾客来买米每次都是这样，就慢慢习惯了。尽管做饭的时候淘米很麻烦，但是大家都这样，谁也没什么好说的。

王永庆看到这一点，他决定把米的成分提纯，这样米的质量就提高了，直接受益的是顾客，做饭的时候再也不用那么费时费力地淘米了。他开始发动兄弟两个人在闲下来的时候把米堆里的杂物拣出去，然后再卖给顾客。

大家说干就干，永庆给两个弟弟分了工，三弟永在善于交际，这样他看店照应过往的顾客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二弟永成有些内向，但是他能坐下来，这样由他来拣米里的杂物最合适了；他自己则去走街串巷地推销，毕竟在这里生活了一年，有些熟识的人，推销的时候好说话。

他善于用人的能力也许就从这个时候起初露端倪的。每一个成功者都善于因材而用，能够把每个人放在适合他的位置上，这样他们就会发挥出最大的力量，这是成功的又一个主要因素。

三兄弟在卖米的时候总不忘提醒顾客，这里的米是最好的，当然顾客也很容易就能看出来他们的米确实要比别家的质量好，而且价钱一样。

有个笑话说：世界上传递信息最快的三种途径是电报、电话和告诉女人。也许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证明，来买米的人多数是家庭主妇，她们会把米好而价钱一样的消息传遍整个嘉义，事实确实如此。

不久他们挑拣过的米就开始走俏，三兄弟不得不晚上加班才能供上白天卖，挑米里的杂质确实是一项很枯燥很乏味的工作，但是三兄弟见到日益增加的营业额，高兴还来不及呢，累点也就无所谓了。

王永庆并没有就此而沾沾自喜，他又一次陷入了深思，因为把杂质拣出来，米的质量提高了，但是同时米的分量减少了，一斗米拣出的杂质也许微不足道，但是每天卖出几十斗米，这样杂质拢在一起就不能忽视了，这部分损失要怎样弥补回来呢？

这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销售量，如果每天的销售量再增加一倍，利润就会增加，相当于弥补了那一部分杂质的损失。

改进没有止境。王永庆总结出“点”的改进永无止境，应该是受此启发的。

米的品质上去了，大家都知道王永庆的米店里米的质量最好，再要增加销售量只有从别的方面入手了。当然如果在今天那促销手段会很多，比如请个美女明星做形象代言人了，注册“王永庆牌稻米”的品牌了，搞买稻米中大奖了，办买米积分卡了，年终抽奖中自行车之类，但是当时的商业手段并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所以还要从别的方面入手。

王永庆毕竟是王永庆，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经营思路。

有一天，一个主妇慕名而来，要买米，她本来要三斗米，就要离开的时候，她拎了一下放米的篮子，又反悔了。她说：“这么多米，我恐怕拎不到家，还是只要一斗吧。”

顾客要退，王永庆不能不退，他灵机一动问道：“阿嫂，你家在什么地方？我给你送过去吧。”

“我们家离这里可远了，若不是听说你这里的米好，我肯定不会走这么远的路过来买米的。你能给我送过去最好了。”

这样，主妇在前面带路，永庆背着大米在后面跟着，果然走了很远的路才到她家。路上经过三家米店，有认识永庆的人禁不住问：“阿庆仔，怎么送米上门了吗？”

就这一句话，王永庆突然顿悟，是啊，为什么不能送米上门呢？这样岂不是皆大欢喜？

米送到了，主妇一定要谢谢他，他说不用了，还问这三斗米大概能吃多长时间，下次他直接给送过来就可以了，就不用主妇到店里跑一次了。

任何一次改革都是从偶然开始的。正是有了这么多的偶然，才有了变革，才有了延续和发展。

这件事之后，王永庆把送米上门彻底提到了米店经营的日程上来，这样工作量就更大了，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开始置备一些运输工具，这样就可以同时给许多家送米，减少了消耗在路上的时间。

同时，他还做了一些细心的统计，比如这家几口人，大概每天的用米量是多少，要多长时间送一次米，要送多少，他一一开列在本子上，此时他开始庆幸自己读过几年书了，对知识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正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他会细心地为顾客擦洗米缸，记下米缸的容量，把新米放在下面，陈米放在上面，同时了解这家人做什么工作，一般什么时候会有钱还米债。

他了解到这里住的大部分都是打工的人，只有开了工资才有钱还米债，然后他就细心地把他们发工资的日期一一记录下来，在他们发了工资后的一两天之内去讨米债。

他还特别注意有些老人和残疾人不方便买米，他会准时给人家送过去。这样就方便了所有的人，他也得到了一个好名声，同时交到了好多的朋友。这样关系就很融洽，同时是顾客与店家的关系，还是互相帮助的朋友关系。米店在这样的氛围中经营，销量也上了一个大台阶，最多的一次一天卖出了100多斗米，三兄弟看到取得的如此辉煌的业绩开心地笑了。

在经营米店的时候，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要讲诚信，说到做到。

王永庆领略到它的重要性是通过一件小事。

一个深秋的夜晚，外面下着瓢泼大雨，刚刚挑完杂质上床睡觉的兄弟三个，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此时已经过了深夜两点钟，谁会这么晚了来敲门呢？

王永庆爬下床透过门缝往外看，原来是火车站对面旅馆的厨师，他打开门，厨师已经淋湿了。原来刚刚有个客人来住店，要吃米饭，恰巧米都用完了，不得已才来这里叫门。厨师还要忙着去做饭，嘱咐了一句让他马上送过去。

换成了别家米店，这么晚了敲门是很难叫应的，更不要说送米了，谁会为了一分钱受这种罪呢？王永庆就会。他二话没说，装了一斗米，背上就出门了。

经过这件事，厨师对王永庆刮目相看，两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王永庆的米店有求必应，只要用米，无论多晚都会准时送到，他不能自己砸了自己的牌子。

他的米店经营得越来越红火，和他的诚信和客户服务意识也是分不开的。

王永庆的米店的良好口碑在嘉义广为流传，大家开始争相效仿，王永庆在米店行业的地位也就提高了。

挫而不馁，天降无妄政治经

时刻想着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这是每个成功者必要的素质。

米店为王永庆积累了第一笔资金，为他扩大经营规模提供了保障。

很自然，王永庆不会放弃米店的生意，而要扩大经营规模，那最好是建一家碾米厂。通过一些关系，他买到了碾米的设备，就在嘉义建了一家碾米厂。

然而就在隔壁50公尺左右还有一家碾米厂，是一位名叫福岛正夫的日本人经营的，规模要比王永庆的大三倍。除此之外，在日本政府的统治下，日本人和中国人经营碾米厂有悬殊的差别待遇，福岛正夫有很多条件都比王永庆的优厚。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气馁，能够在这种明显处于劣势的状态下，镇定自若，却非一般人物所能做到。

王永庆总是有办法，他能够在一天之内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会拖拖拉拉耽搁很长时间。

客观条件比别人差，但是人的素质并不比日本人差，他可以通过努力来弥补这些差距。

福岛正夫的碾米厂做到下午六点就停工休息了，而王永庆则做到十点半。这样王永庆每天比日本人多做四个半小时。俗话说：勤能补拙。勤劳还能弥补其他不具备竞争优势的条件。

碾米要用到石灰粉，工作一天之后，往往全身都沾满了这种石灰粉，不洗澡身体会很难受。福岛正夫每天花三分钱去外面的浴池洗热水澡，王永庆也知道洗热水澡舒服，但是他觉得自己还在创业阶段，不应该以舒服来娇惯自己，于是他每天只在屋外的水龙头下洗冷水澡，即使冬天也不例外。每天省下三分钱，就相当于多卖出三斗米的利润啊。这样，王永庆的碾米厂才能在夹缝中生存下来。

能够按照不同时期对自己有不同的要求，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这也是成功人士所具备的素质。

到1941年时，王永庆已经25岁了，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袭击美国的珍珠港为导火线全面爆发，日本经济的一切资源都以战争为中心，日本太平洋战争的对手是强大的美国，日军只有通过不间断的备战，才有可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为此，一切资源匮乏，台湾稻谷也因为缺乏肥料而收成大减；同时因为战争的关系，导致许多生活资源极端匮乏，日本开始实施配给制度。

实施配给制度之后，米的供应采取“共进共贩”的方式。也就是说，把稻米集中在一两家碾米厂碾成米。嘉义市原有12家规模不一的碾米厂，新制度要求仅留下两家，其余的一律关门，大家再按过去营业额的比率（用各自的缴税金额与用电量为基数去估算）分配销售。

日本人实施“共进共贩”，王永庆的碾米厂被迫关门。这就是垄断，连一个竞争的机会都不给。王永庆愤愤不平，因为他不害怕竞争，他有能力超过别人。

贫寒的家境，以及在恶劣条件下创业的经验，使年轻的王永庆深刻体会到，先天环境的好坏不足喜亦不足忧。成功的关键完全在于一己的努力。这个信念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深深影响并支配着他的处事态度。在创办台塑企业的过程中，曾经遭遇过种种的困难，他都是以这一信念勉励自己以及台塑企业的同仁。因此，他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度过难关，持续踏出稳健的步伐，追求成就和不断的自我超越。

与此同时，王永庆还认识到：土地是生活的保障。

就在米店和碾米厂相继关门的时候，王永庆用自己辛苦经营10年的积蓄，在家乡附近的新店广兴，购买了20亩的山林地。此外，还在云林大埤和嘉义大溪厝共买了5亩水田。

对一个农民出身的青年来说，他深深懂得土地的重要，只要手里有土地心里就有底，土地永远不会贬值，土地可以长出庄稼，可以供给全家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靠土地养活一家人。对此，王永庆也回忆道：“这是金钱所不能做到的，所以当我有积蓄的时候，父亲就积极劝说我购买土地。这种不会减值的资源，随时都可以变现，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是唯一的生活保障。”

土地是整个家庭的，不是某个人的，父母经营起来格外细心。是啊，只有农民才会珍惜土地，尽管父母肩头的担子又重了一层，但是他们看着自己的土地是开心的。

王永庆在帮助父母种田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寻找新的项目。他正值壮年，不能就此守着这片土地，不再奋斗，这不是他的性格。有些人一生都在不停地奋斗，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好的生活环境，而是因为那是他们的性格。在奋斗当中有一种博弈的快感，有一种征服与胜利的快感，他们可以被称为斗士，哪怕老到步履蹒跚的时候，他们仍然充满斗志。

1943年，战争还在继续，然而台湾百废待兴，特别是许多地方都在大量地搞建设，因此王永庆准备办一家砖厂。

他说干就干，并没有意识到有多少困难，也许以前走得太顺利了，他过于强调个人的能力，而没有注意到当时的政治环境，这也许就是他事业一波三折的原因。

嘉义民雄，王永庆在这里开了自己的砖厂。问题马上就出来了，由于砖厂需要煤炭来烧窑，当时由于劳力不够，煤炭产量很少，很不容易得到。王永庆特地到台北，四处拜托朋友才买到100多吨的煤炭。但是要设法把这100多吨的煤炭，从台北运回民雄的砖厂；由于处在战争时期，火车车皮不够，运输紧张，由于日本当局控制着铁路，王永庆一时之间托人无门，只好等着。

排了很长时间，总算有空车皮把煤炭运回了砖厂，紧接着麻烦又出现了，由于此时正好赶上稻子开花，烧砖就会产生浓烟，造成污染，这对稻子的生长是很不利的，因此日本当局强迫砖厂停工，王永庆托人访友，使出了浑身解数仍然没能够让砖厂开工。

砖厂的员工都是海口村的渔民，打鱼的生活很没有保障，异常辛苦，砖厂的工作对他们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他们都对这份工作带着很大的期望。但是工厂停工，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收入。鉴于这种情况，员工们也开始积极地想办法，由于当时的米都是配给的，因此他们主动愿将配给米交给警察机关，请警察机关停配他们应得的米粮，以赔偿稻谷因浓烟所造成的损失，让砖厂得以开工。

虽然砖厂开工了，但是王永庆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心宽，他想到这次开工了，下次还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吗？

王永庆的危机管理意识就是在这个时候初露端倪。任何一个成功者都有很强的危机感，他们很少随遇而安，能够先天下人之忧而忧，这也是他们能够维持成功成果的一个原因。

有鉴于此，王永庆在惨淡经营的同时，在板桥另外建了一家砖厂，这里弄到煤要方便一些，同时没有了污染稻米事件的发生。然而，世事难料，没过一段时间，两家砖厂都停工了。

王永庆这次创业以惨败收场。每个成功者都会有失败的经历，人们常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是磨炼一个人意志和敏锐洞察力的时期。

大家不要以为这就结束了，磨炼刚刚开始，王永庆还要经历怎样的磨难，他又是怎样度过这些难关的呢？

员工遣散了，砖厂只剩下个空架子。王永庆望着这个烂摊子一时没了主意，只有整天想出路。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发现了一条赚钱的路子，同时明白了一个道理。

当时乡下每户人家大都饲养鸡、鸭、鹅等家畜，并用吃剩的食物和杂粮来喂食。因为战争的原故，粮食奇缺，就连野外的野菜都被人们挖来吃，人都吃不饱了，当然也没有多少东西用来饲养家畜，只有把它们散放到野外，让它们吃野菜和野草。一般说来，一只小鹅饲养四个月就会有五六斤重；可是，当时一般所养的鹅，能活下来的，四个月下来，瘦得皮包骨，只有两斤重。

这些鹅骨瘦如柴，没有人愿意收购，就算有人买价钱也非常便宜，看到这些，王永庆眼睛突然一亮，想到：“这么艰苦的条件它们根本就没什么可吃的，都能够生存下来，假如能多给它们一点饲料的话，鹅不是很快就能够长肥吗？”

饲料从哪里找呢？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这是做事的方法和思维的方式。

王永庆知道鹅对食物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只要能够下咽的东西，它们就会吞下去。他在家乡种地时，曾见人们将采收后的高丽菜根和粗大的叶子丢弃在地里，因为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吃也不值钱，能不能做成鹅的饲料呢？就只有这些东西，恐怕鹅不会喜欢吃，而且就算吃了，也不会长太多肉，要是加一点粮食就最好了。

既然想到了，就要做到。王永庆雇用了许多人，去地里收集菜根和粗叶，同时去仅存的两家碾米厂买回碎米和稻壳，然后磨碎了，把几样东西混合在一起，这样就做成了鹅的饲料。

他买了几只瘦鹅试了一下，鹅平时只能吃到草根和小树枝，这种饲料不知要比那些东西强上多少倍，于是疯狂地吃起来。鹅吃东西有个特点，见到能吃的就会没命地吃，直到食物填满整条脖子。而且鹅的消化能力非常好，没过几小时所有的食物就消化完了，它们就会折回来继续吃。

试验成功了，王永庆开始向农户收购那些很瘦的鹅，农民见没人愿意要的鹅居然有人肯出钱收购，就很高兴地卖掉了。王永庆把收购的瘦鹅集中起来饲养。瘦鹅饱受饥饿的折磨，看到食物就拼命吞食，甚至喉咙里都塞满饲料才肯暂时停下；几个小时之后，等胃里的食物消化了，立刻又狼吞虎咽一番。

如此周而复始，原本两斤重的瘦鹅，经过两个月的饲养，重量高达七八斤，非常肥大。这些鹅马上成了当时的抢手货，成了有钱人餐桌上的美味，王永庆也就此发了一笔小财。

究其缘故，因为瘦鹅具有强韧的生命力，不但胃口奇佳，而且消化力特强，所以只要有食物吃，立刻就肥大起来。

联想到自己的处境，王永庆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这样的瘦鹅，当时，他正窝在嘉义民雄的小砖厂，一边制砖，一边养鹅，这和瘦鹅的处境不是正好一样吗？鹅能够具有这么强的生命力，一旦有机会就会迅速膨胀起来，难道他就不能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吗？

通过饲养瘦鹅王永庆得到了两点启示：

第一，一个人在失意的时候要像瘦鹅一样忍饥耐饿，锻炼自己的忍耐力。只要饿不死，一旦机会到来，就会像瘦鹅一样，迅速地强壮肥大起来。

第二，瘦鹅之所以瘦，问题不在于鹅，而在于养鹅的人饲养方法不当。企业经营的道理也是一样。企业经营不善，问题不在员工，而在老板管理方法不当所致。

这些道理在王永庆多年的经营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些道理恰恰是从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小事里得出来的，因此王永庆更加注重亲自实践，认真观察，生活中处处有学问。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一个贪婪的侵略者得到了可悲的下场。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国民政府已经派员接管了台湾的政权，日本人并没有被要求离开，但是他们再也不能作威作福了，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一天终于到来了。

新政权建立，百废待兴，有许多的机会。王永庆像其他老百姓一样对未来充满期望与憧憬。作为一个生意人，他想，日本人既然走了，台湾人民从殖民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现在应该是轮到自己做主人了，在日本人留下的各项事业中，应该可以找到能够有所发展的项目。但似乎一切都不过是梦中的花园，一切都事与愿违，国民党接手后情况越来越乱，从日本人那里接手的事业统统都转变为“公营”，已经没有任何剩余的事业可以留给老百姓去做。王永庆对国民党失望了，心凉了。

但未来的路还要走，生活还要继续。他决定还是做他的老本行继续谋求发展。

1946年初，王永庆在嘉义车站附近的公卖局制酒厂对面，投资兴建了当时台湾规模最大的碾米厂，10月正式开业。这时距1941年碾米厂关闭刚好5年。

1946年10月5日下午，阳光高照，晴空万里，米界同行、地方绅士、“政府”官员纷纷前来祝贺王氏碾米厂的隆重开业，盛况空前。人们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也就是这种时候了。他准备要大展拳脚，在米店界做出个样子给大家看一看。

然而一场无妄之灾彻底地改变了他的命运。

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二八”事件。

这一场本与经营米店无关的政治风暴却成了王永庆的灭顶之灾。

“二·二八”事件之后，国民党加强了在台湾的军事统治，特别是对粮食等重要物资严加控制，严禁越区运输粮食，台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黑暗期。

1947年3月11日（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不久），王永庆请人从嘉义中埔乡运来一卡车的稻谷，车刚抵碾米厂，立刻出现了两名警察，要求他到警局接受审讯。到警局之后，不容他辩解，立刻以越区运粮违反粮食管理条例的罪名，拘禁他29天。

后来经过检察官的审讯，证明他所买的稻谷是从同一粮区运来，总算无罪开释。不过他却无缘无故被关了29天。

遭到无妄的牢狱之灾，王永庆内心愤愤不平，同时他认识到这种不问青红皂白而妄加罪名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还好，只是拘禁了29天，如果是被冤枉致死，那岂不是白白送了性命。

这就是一个成功人士的精明之处，能够首先想到大环境，从而作出明哲保身的决定，这样做生意才有可能成功。

出狱后，王永庆立刻查阅粮食管理条例，发现其处罚极为严酷，有关死刑与无期徒刑的刑罚案例则比比皆是。王永庆再三思量，处在当时敏感的政治气候之下，动辄得咎，难保以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冤枉之灾，于是壮士断腕，决心放弃深具浓厚感情的米生意。

此时，王永庆的事业再次陷入困境，面临着重新选择行业的局面。

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王永庆结识了建南汽车货运公司的老板林先生。这位老先生也久仰王永庆的大名，知道他是一个敢闯敢干、眼粗心细的人。两个人一商量，为什么不做木材生意呢？

八年抗战胜利，台湾重回祖国怀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饱受美机轰炸的台湾地区，处处断垣残壁，一切建设方兴未艾；再加上1950年发生朝鲜战争，恢复美援，军方成立“军事工程委员会”，开始大兴土木盖营房，因此，建筑业呈现蓬勃的景象。

做木材生意，林老板有汽车，运输自然没有问题，只要王永庆能够找到木材就可以了，此时大搞建设，木材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这确实是个好生意。

于是，王永庆开始了他的木材生意。这是一项新的事业，他开始只能做些小买卖，也因外行，缺乏经验，经营不善，血本无归，而暗自伤神。所幸挚友林老先生再一次鼎力相助，他才得以度过难关，站稳脚跟，并扩大业务，从原来的木材小批买卖逐渐发展为收购原木与委托加工的多项经营项目。

由于经营木材业的缘故，王永庆的足迹踏遍台湾著名的林场，诸如：嘉义的阿里山林场、罗东的太平山林场、丰原的六雪山林场等，也结识了木材界的“绿林好汉”，为他在木材业的崛起与扩展新的领域奠定了根基。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木材业仍是他的重要事业之一。

王永庆从事木材生意，对客户收账条件放得很宽，而且从不向客户要求担保，庆幸的是也从没有因此吃过倒账，也没和客户发生争执。原因在于他不但充分了解客户，而且也和客户建立了良好的交情。当时有超过半数的营造厂都是他的客户，事业蒸蒸日上。

前华夏海湾塑料公司董事长赵廷箴，当时从事营造生意，需要大量的木材，由于对王永庆提供的服务与协助感到满意，所以成为了他的大客户。其所需木材优先采购他的，使他的木材生意大有起色，也因此大发利财。

当赵先生投资成立营造厂时，需要缴一笔保证金，曾向王永庆请求帮助，王永庆当即答应，借与黄金十条，后来，这家乐丰营造厂一位顾姓人员送还黄金时不慎中途遗失一条，王永庆也没有追要。从此他们两个也因此成为了商场上成功的合作伙伴。当时他做营造厂的生意，工程上所需的木材，大部分是向王永庆购买的。

从这件事王永庆明白了帮人就是帮己，在别人困难的时候伸一下援手，别人自然不会忘记，总会想办法报答。

好景不长，灾难接踵而至，王永庆的木材生意遭遇大挫，这次甚至令他不得不流亡海外。

台湾地处亚热带，雨量充沛，气候湿润，森林茂密，木材蓄积量大，是中国的林业基地之一。光复后，台湾进入重建期，国民党大兴土木，对木材的需求大增，是木材业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商机。但中国还处于内战时期，台湾是国民党在大陆战场的重要物资基地，木材像粮食一样，也有严格管制。为此，国民党在台湾成立了台湾林产管理局，除居民留有寥寥无几的杂木、茶山外，所有森林都划归林产管理局接管经营。即使市场木材交易，也只有持有林产管理局所开具的提货单方能行得通。这一张提货单成为申请单位、商人与官员们谋利的法宝。王永庆对此却一窍不通。

当时，全省上至军方，下至乡镇公所及各级学校，不论有无建筑需要，都提出建筑计划与营造设计，向林管局提出木材申请，然后全部交由木材商人包办。商人为了通过这些申请，只好支付一笔好处费给申请机关。然后，这些商人再与林产管理局主办单位进行交易，林管局根据商人给的“好处”多少决定批拨木材的数量及质量的好坏。其结果是，申请机构、商人与官员均有利可图，大发其财，最后导致滥发提货单，并爆发了林产管理局局长洪维炎的木材卖空买空案，震惊全社会。台湾的官商勾结从此愈演愈烈，成为当今台湾社会挥之不去的恶梦。

更可悲的是，森林遭到乱砍滥伐，与此同时木材浪费也很严重，甚至将千百年的宝贵桧木伐下用于铁道枕木。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大量的水土流失，每逢暴雨，山洪暴发，泥石俱下。一些地方的居民生活更加艰苦。

台湾这个海岛的水土保持遭到种种破坏，令人痛心疾首。王永庆记得光复以前，家乡新店溪一年四季溪水盈盈，景色怡人。即使天旱时，河川也是一片水蓝，从不见底。但是现在一遇天旱，河川立即变成坝沟一般，甚至干涸见底。每当看到这种情境，就会想起他童年时的情景，王永庆抚今追昔浩叹不已！

在那场木业大战中，造就了许多发财的商人，也有人付出了代价。王永庆因木材而发了不少财，也曾一度迷失方向。

作为一个木材商人，他也加入了伐木盗林的行列，不久就遭人揭发。台湾警方就此向他发出了通缉令，王永庆被迫流亡日本。

能够逃脱是幸运的，在日本他靠一些朋友们的帮助，生活也很安逸。唯一不能释怀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台湾，这让他特别惆怅。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败北，被迫撤退到了台湾。刚刚来到人生地不熟的东海一隅台湾，国民政府要在这里站稳脚跟，唯有发展经济一条路。

这时正急需有胆有识的民间企业家来办实业。时任台湾“行政院长”的陈诚从大局出发，力排众议，力保王永庆回台，让他又度过一关。

回到台湾后，王永庆才知道在自己流亡的过程中，弟弟王永在曾经替他坐了几年的牢狱，心里很愧疚，对弟弟更加好了，从此兄弟俩人更加亲密无间。同时，王永庆也很感激陈诚的知遇之恩，从而结下了陈王两家的友谊，这在台湾已是众人皆知的事。陈诚去世后，王永庆出钱出力，为其寻觅风水宝地。陈诚的儿子陈履安后来一度出任王永庆创办的明志工专学校校长。这是后话。

王永庆回到台湾仍旧做木材生意，由于国民党来到台湾的时候，带来了大量的资金，一到台湾便大兴土木，大搞建设，大量的资金投入必然带来木材业的飞速发展，价格暴涨。

这为王永庆所从事的木材行业提供了黄金般的发展机会。王永庆抓住这个机会，利用自己的优势，迅速发展，几年之间，便牟取到暴利，从一个小商人发展成为一个大商人。但是，木材生意的丰厚利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涌入。王永庆从热火朝天的建筑热潮后面看到了一丝不祥，预感到潜伏的危机。

王永庆认为，过不了几年，建筑业将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对木材的需求将会减少。木材生意不可能一直红火下去，所以，必须另辟蹊径，投资有发展潜力的行业。经过认真考察和反复研究，王永庆决定把资金投向工业。

果然没有多久，兴旺一时的木材行业走向萧条，他不得不面临新的选择。这成为王永庆跨入塑胶业大门的契机。

睿眼识金，转行塑胶外销经

在不能确定走哪个方向的情况下，不妨先走两步看一看。

王永庆要重新选择投资什么产业，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只有走一步看一步。

正在此时，台湾当局也在进行产业规划，这与王永庆的转型刚好是同步的。然而王永庆是如何切入到“政府”的产业政策规划之中，从而进入塑胶行业的呢？这里面有许多偶然的因素。

1953年，台湾当局设立了“经济安全委员会”，并任命尹仲容为召集人，负责拟定玻璃、纺织、人造纤维、塑胶原料、水泥等建设计划。恰好此时，美国政府答应援助台湾5000万美元用于建设，其中包括这些工业项目。

这个消息令王永庆很兴奋，有美国援助这样的好事情，总要想办法找到一个可以投资的项目。

当时赵廷箴也得到了这个消息，想与人合作搞一个项目，这样王永庆就进入了他的视野。他们曾经合作过，在赵廷箴心目中，王永庆是一个信誉卓著的生意人，也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好朋友。

有一天，两个有共同想法的商人走到一起，说出了各自的想法，他们都想进入工业，至于投资什么项目一时还没有决定，两人商谈很久，最后，王永庆采纳了赵廷箴的建议：投资水泥行业。

当即，王永庆就打报告给台湾“工业委员会”，谁知，申请报告递交上去之后，才知道水泥项目已经被台湾水泥界前辈束云章老先生捷足先登。面对这样的处境，王赵二人不得不再次商量，权衡之后决定投资轮胎业，然而，轮胎业项目也早就被人盯上了，已经提前打了报告。两人顿时傻了眼。

看好的行业都被人占了先机，王永庆意识到不能这样闭门造车了，要走出去看一看。

赵廷箴也同意，大家决定直接到“工业委员会”咨询一下。恰好赵廷箴有一个在上海认识的朋友，叫严演存正在那里任职，他们决定走这条路试一试。于是，两人直接来到“工业委员会”，但是，当他们找到严演存时，严演存并没有表现出应该有的热情。王永庆并没有在意这些，毕竟做大事的人不能光注意别人的脸色，意气用事就很难做成事。为了尽快得到一个项目，王永庆只能利用严演存这条路。

王永庆非常恭敬地向严演存说明来意。严演存的眼睛只是斜视了一下王永庆，然后漫不经心地说：“可以办的厂有的是，像塑胶厂，生产PVC的，不知两位听说过这种产品没有？”

王赵两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们确实没有听说过这些东西。

严演存见他们面红耳赤的样子，就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嘲讽地说道：“两位还是先弄明白塑胶是什么东西再来吧。”

王赵两人吃了闭门羹，愤愤不平，骂骂咧咧地走了。

其实关于塑胶的项目，“工业委员会”已经有了规划。尹仲容等人是准备让官方企业台碱来承担，即由台碱来投资PVC厂，这样可以节省成本。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因为，台湾规划中的第一批16家工厂，都有美国政府的援助，美国方面主张，所有项目原则上都应该由民营企业来承担。如果台湾方面决定由官方企业来承担，就可能失去美国援助。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台湾需要大量的资金，美援太重要了。所以，考虑到这么一层因素，尹仲容等人最后决定由民营企业来承担PVC项目。

关于塑胶项目的人选当时意见不一，有人认为何义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因为何义早年从事化学工业，旗下的永丰化学公司在台湾影响很大。尹仲容持此意见，并且强调何义早在两年前已经从日本引进了塑胶生产技术，并且投入生产，只是一直没有形成规模。

何义了解到这件事以后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有美国的援助，还有“政府”的辅助，这简直是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这个精明的商人怎么能放过呢？

很快，何义成立了福懋塑胶有限公司，为筹建PVC厂，他还亲自远赴欧洲、美国和日本进行考察。

考察之后，何义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很明显的劣势，从而失去了信心。他发现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日产PVC都在50吨以上，而台湾当时计划是日产4吨，相比之下，产出少，成本就会增加，另外，台湾全岛日消耗PVC只有2吨，其余2吨还得自己寻找出路。这些情况是致命的，因此何义得出结论：在市场上，成本高、价格昂贵的台湾PVC，要想战胜成本低、价格优的日本、欧洲、美国PVC，谈何容易？

何义想放弃这个项目，又有一点舍不得，所以一直没有对外面公开宣布过。然而不久，何义在去日本考察的时候，不幸逝世，从而使塑胶厂项目彻底破产。

尹仲容急于找个下家，肯做塑胶厂项目，所以当他从严演存那里得知了王赵二人的事情后，就嘱咐严演存极力说服王永庆和赵廷箴参加PVC项目的投资。

多年后王永庆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说：关于选择塑胶当时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一切都是偶然吧。这些话真实地道出了他当时的心情。先走两步看一看，也许就有机会，这也可以看作是努力的结果吧。

严演存根据上峰的指示，找来王永庆和赵廷箴，非常客气地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有关PVC投资项目的计划，希望他们能够投资PVC项目。

王永庆听完严演存的介绍之后，一时拿不定主意。为了保险起见，他又去咨询尹仲容，尹仲容似乎早就料到王赵二位会来找他，于是，尹仲容向他们详细地介绍了塑胶行业的发展前途，并且还就美国方面的援助以及台湾当局对塑胶行业的优惠政策做了说明。

尹仲容让他们打消了顾虑，让事情看起来似乎是一本万利，王赵二人却想到事情并没有这么容易，还是要亲自去调查一下。

王永庆开始走访学者，请教业内名人，亲自到日本考察，回来之后对台湾当时的状况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经过反复权衡，得出了与何义相反的结论，王永庆认为这个项目还是可以发展的。因为烧碱生产地遍布台湾岛内各地，每年有70%的氯气可以回收利用制造PVC塑胶粉，这样生产塑胶的原料就不必担心了；而塑胶工业作为基础工业，在台湾经济复兴阶段的作用是巨大的。

这可以用什么结论来解释呢？同一件事情，却有不同的看法，这直接影响到了事情的发展和下一步的运作。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肯定会遇到嘲笑的人群，这是一个定律。所以才有但丁的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当时，一位非常知名的台湾化学家知道王永庆准备上马塑胶项目之后，嘲笑王永庆不自量力，连塑胶是什么都没有搞懂，就做塑胶生产，预言王永庆及其合伙人最后肯定会倾家荡产。

王永庆周围的人也认为王永庆是昏了头，是异想天开。这些，都没有让王永庆减弱对塑胶项目的信心。

事实证明他成功了。多年以后，王永庆认为是自己的坚持成就了自己。因此他坚信：自己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当别人不相信你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决定！

1954年3月，王永庆登记设立了“台湾塑料工业股份有限么司”，自有资金约50万美元，美援有67万美元。

然而美援并不是可以随意支配的，只能用于购买设备以及向国外引进技术，而且要经过美援机构——怀德公司审查。1955年3月，怀德公司于审查中，突遭美国国会某议员反对。理由为，援助67万高额美元，每月仅计划生产100吨，那是不符经济效益的。因此，美援遭到搁置。后来，经“政府”苦心争取，同年12月才重新获得美方同意。

因此，实际上直到1957年3月，台塑建厂才宣告完成，并正式开工生产；每月产量只有100吨，是世界上规模最小的。即便如此，仍旧供大于求；所制成的产品只有胶膜，一般称为化学玻璃布，品质很差，做成雨衣一穿即破，以致一般用户认为化学品都是骗人的。其余的用途有软质PVC，将它压制成细条状，用于编制小袋子，消耗数量也很有限。

困境马上就出现了，而危机随着爆发，这不但出现在销售上，还表现在股东之间。

台塑公司自行生产PVC塑料粉早就风闻业内，大家对产品的品质没有信心，所以仍用国外进口的产品。迫不得已，“政府”采取了管制进口的政策，然而一些公司早在管制之前已经储备了7个月数十吨的需求量。因此，从开工到年底，十个月没有卖出一吨PVC塑料粉，库存堆积如山，危机开始出现。

公司处于骑虎难下、进退两难的境地，几乎已经到山穷水尽、奄奄一息的地步。

此时，经济部长尹仲容为王永庆指明一条出路：本省市场狭小，除非开拓外销市场，否则死路一条。

要拓展外销市场，以当时每月100吨产量的规模，根本毫无竞争力。所以，他一方面决定扩厂，希望大量生产以降低成本；一方面筹组二次加工厂，为台塑的PVC粉找出路。

此时股东的意见产生了分歧，许多人开始认为投资塑胶行业是错误的，纷纷要求撤股，企业的发展到了紧要关头。这也是考验一个领导者信义和毅力的时候，王永庆却在此时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开始四处借钱收购股东手里的股份。这个决定的后果是严重的，如果企业经营不能成功，这无疑于自取灭亡。但是王永庆坚持下来了。

到1958年，月产由100吨增加至210吨。成本虽然稍降，但那时日本已增产至五六千吨，他们如此高的产量，成本自然更低。此时，王永庆决定第二次扩充增产。

对于第二次扩充增产，大多数人都认为增至600吨比较保险，就连外国的顾问也持这种看法。然而王永庆力排众议，主张增至1200吨。

结果，在当时“工业会”第一处处长沈观泰的支持之下，1960年顺利完成1200吨的扩建计划。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外汇管制甚严，若非沈观泰先生的支持，赞成1200吨的扩建计划，今日PVC工业之发展不知要落后几年。因此，王永庆深深感到工业的发展，计划和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次扩建计划完成后，产量激增，成本大减。

除了进行1200吨的扩建计划之外，王永庆于1958年成立了南亚塑料公司，做二次加工，生产胶布与胶皮，设法协助台塑销售PVC粉。

产量上来了，成本降低了，下一步就是要想办法找到产品的出路。

二次加工需要加工技术，PVC的加工比PE（聚乙烯）、PP（聚丙烯）等其他塑料之加工都困难。王永庆曾经数次请国外的一些厂商协助，然而就算他愿意支付技术指导费，也很难得到外商的协助，公司要发展只有靠自力自强。

当初南亚建厂时，只有一部胶布机。第一年，开工率不到一半；还有数部制管子的轧出机，技术拙劣，品质不稳定，以致工厂亏损累累。

等到二次加工品质较稳定后，王永庆又想设立三次加工厂。

有一次在香港，王永庆遇到一位名叫卡林的美国人。卡林在日本神户开了一家很小的吹气玩具工厂，这正是王永庆所需要的三次加工厂，为了能把他吸引到台湾来办厂，王永庆给了他非常优惠的条件，同时提供资金支持。就这样，一家一家的三次加工厂办了起来。

后来，王永庆与卡林在新店合作设立了卡林塑料公司。卡林塑料生产吹气产品、雨衣、浴室帘布、尿裤等塑料制品。这样王永庆解决了三次加工的技术难题，同时为自己生产的塑胶产品找到了销路。

之所以王永庆这样大胆，源于他算过的一笔账，那时候的直接工资，大约是产品的6%；换言之，假定售价是100元，直接工资就是6元。而美国当时的工资大约是他们的15倍，是90元，虽然台湾地区的工资便宜，但效率比较差，加上美国的生产设备精密度较高，他们的生产效率大约高出台塑2～3倍。假定是2倍的话，那么，台塑工资6元，他们实质上就是45元，相差39元。台塑的产品由台湾运到美国的海运费及关税大约要10元。扣除10元实际相差29元。纵使买主再杀一点价，大家还是有利润可赚。

正是基于这笔帐，王永庆才敢放开手脚地去做。当时，公司外销的塑料制品全是廉价品，所赚的就只是工资的差额。

经过扩厂大量生产，降低了成本，并在成立二次及三次加工以拓展外销的情形下，总算解开PVC粉滞销的困境。以后逐步发展，不但打开了PVC粉的销路，也促成PVC塑料加工蓬勃发展的局面。

抑己排敌，石化王国格局经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企业要不断的发展，将面包做大，这是企业发展的出路，是任何一个成功者不可忽视的问题。

要扩大产业，首先从扩大产品范围开始，如果仅限于从事塑胶吹气加工，在石化工业领域是不会有大的作为的，也不能进一步扩大PVC销路。王永庆要走出这块小天地，必须让塑胶三次加工业产品多样化，大批量生产，才能降低成本，扩大销路，走向国际市场。

1959年，王永庆在卡林先生及诸位朋友的协助下，成立新东塑胶加工公司，1961年投入营运，大批量生产鞋类、皮包、玩具等塑胶三次加工产品。王永庆利用当时廉价、充足的劳动力，依靠工人的勤奋劳动，协力合作，以低价出口，与国外产品展开竞争，终于打入国际市场。看到新东公司的成功，许多商家开始跃跃欲试，一时间，三次加工厂如雨后春笋般的拔地而起，多得不可胜数，生产的产品也是品种繁多。

看到这一切王永庆是兴奋的，他已建立起石化工业中、下游一体化生产体系：台塑公司生产PVC粉塑胶原料，南亚公司利用这些原料生产二次用胶布、胶皮等产品，再供应新东与其他众多三次加工厂商生产各种塑胶加工产品。但王永庆的目标是建立更大规模的塑胶原料企业与二次加工工业，而不是发展三次加工工业，于是他在三次加工工业繁荣昌盛、竞争也日趋激烈的商战中急流勇退，将新东公司的全部资产股份于1967年并入南亚公司，并改名为南亚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大力发展石化中游原料工业。

1965年，王永庆相继在冬山建立电石厂及在前镇兴建碱氯厂，以充实制造聚氯乙烯粉所需原料来源，公司实力也得以加强，于同年3月股票公开上市。为适应市场扩张需求，与1973年起先后在南部高雄仁武地区扩建及增建仁物碱厂、仁武氯乙烯厂、仁物塑胶厂等。但塑胶粉产量仍大于氯乙烯单体产量，生产供需不平衡，于是在1984年增资，在林园厂扩建年产24万吨的氯乙烯单体工程。

为了进一步增加销量，深谋远虑的王永庆把眼光紧盯在海外。因为台湾市场狭小，他要挑战国际市场，这种精神是台塑前进的动力。物美价廉的台塑，南亚塑料产品以锐不可挡之势于1965年打入日本市场，对日本的塑料行业形成了致命的威胁，打乱了他们的阵脚。日方塑料行业不堪一击，一下子就退出了主流市场，只能在夹缝中生存。从此台塑以一种顽强的生命力走向了国际市场。

作为一个企业，要健康持续地发展，没有或缺乏必需的中下游原料，那绝对是一句空话。

台塑企业集团的生产需要大量的石油化工中间原料。然而台湾由于地域狭窄，天然资源相当缺乏，不能保证台塑集团的发展，王永庆不得不考虑建立自己的原料供应体系。

经过对世界各国的分析比较，王永庆把目光瞄准了美国。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再加上良好的投资环境，在那里建厂定会把握能源来源的极大主动权，这样也就解决了台塑持续发展的后顾之忧。

和王永庆预料的一样，1973年世界经济领域首次爆发了能源危机，这影响到了许多国家和许多的行业，然而王永庆利用自己过人的胆识，毅然在美国投资建厂，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1978年，他自行设计，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建立了一个大型的工厂，开创了台湾石化工厂整厂输出的先例。此后几年，王永庆又在美国连续收购工厂，当时这还不叫兼并，继续扩大经营的规模，这样不仅有力地巩固了台塑企业的根基，而且也促进了台塑企业技术稳定持续地增长。

1980年，王永庆在美国德州休斯敦筹建了一家全世界规模最大的PVC塑料工厂，其中包括有一贯作业的VCM（氯乙烯）和PVC厂各一座，年产量各为24万吨。

该厂于1980年6月开始兴建，从策划、设计、安装、试车完全由台塑一手包办，因此大大地降低了建厂的成本。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该厂于1983年正式生产，一船一船的PVC原料由美国运回台湾地区，解决了多年来原料缺乏的严重问题。

1981年，王永庆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从卜内门公司（ICI）手中，买下一家氯乙烯厂；不久又在德拉瓦州向史托福石化公司（Stauffer Chemical）买下一个PVC厂；1982年年底又以1950万美元买下美国JM塑料管公司的8个PVC下游工厂。

如今，王永庆在美国已经拥有3个石化原料厂以及11个下游工厂（原JM塑料管公司的8个厂，他的公司接手后又增加了3个新厂）。

美国石化业的大厂家潭尼可公司（Tenneco）的副总裁曾经评价：“台塑是个不可轻视的劲敌。”

目前，美国市场的PVC粉售价，每吨已达700美元以上，而他的公司供应国内加工厂的PVC粉价格，从1983年以来，都维持在每吨600美元以下。

1983年，公司生产PVC粉全年55万吨，加上美国投资工厂所生产的39万吨，年产量共达94万吨，远超过PVC业的霸主固力奇公司（Good-Rich）的85万吨，成为世界上产量最大的PVC粉制造厂商。

同时，南亚塑料公司每年需耗用PVC粉30余万公吨，制造各种软硬质塑料制品，也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PVC塑料二次加工厂商。

经几十年奋斗，王永庆建立了石化工业中、下游完整的原料生产体系，其规模之大，堪称世界塑胶王国。但王永庆尚未进入石化业上游的乙烯与炼油生产领域。

乙烯是石化工业的上游重要原料，也是王永庆经营塑胶业的命脉所系。没有乙烯的充足供应，台塑公司就会顿时瘫痪，南亚公司及其下游众多二次、三次塑胶加工业也会因此遭殃。

早期，台塑公司以及其他相关企业需要的乙烯，是通过“中国石油公司”垄断的汽油裂解厂提供的，然而由于生产规模小，产量低，根本没有办法保障供给。这对王永庆不断扩张的台塑集团来说是致命的。

为此，王永庆希望建立一座轻油裂解厂，生产乙烯，改变台塑公司原有的“电石”方法，以解决企业原料不足的问题。就是这一有利经济发展的远大抱负，却得不到台湾当局的回应，一次次的申请被退回，王永庆为此苦苦追求了20年，可谓“痴心不改”！

台湾当局为何要控制乙烯的生产呢？面对台湾石化业的经济支柱，台湾有没有考虑过台湾经济发展的将来呢？台湾当局当然有自己的想法，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这要从台湾建立第一家轻油裂解厂开始说起。

1968年，台湾“中油公司”设立台湾第一座轻油裂解厂（简称“一轻”），日产乙烯150吨，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小的轻油裂解厂之一。其产品除供台聚公司制造日产100吨的低密度聚乙烯外，另外由官方硬性分派投资设立台湾氯乙烯公司，生产氯乙烯，以消化“中油公司”所余每日50吨的乙烯。台氯公司是一家股份制企业，王永庆也有股份。

随着台塑公司规模的扩大，100吨的乙烯已经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这家规模较大的塑胶原料生产公司，不得不仍采用不经济、落后的电石法生产乙烯，它已经没有办法得到公营“中油公司”的乙烯来源，然而台塑集团却能克服困难，将成本控制在产品售价以下，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公司对乙烯的需求日益增加，然而“政府”管制并不能提供更多的资源。相反，台氯公司虽有方便的乙烯来源，却经营不善，不能有效降低成本，这种情况不利于塑胶原料聚氯乙烯与石化工业的发展。

王永庆经过评估之后，于1972年3月17日向“经济部工业局”提出承包台氯公司构想。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资源的合理利用，台氯公司如果能够经过他的整合，那么营业能力肯定会提高很多。台湾“工业局”却予以拒绝，不愿让民间企业承包。不过，王永庆却成为台湾第一个提出企业承包经营模式的人。

台氯公司仍在权力操作下，将其产品氯乙烯按各公司投资比例分配使用，且一律依照生产成本计价，较市价行情高出一至二成，年年如此，对台塑公司等造成重大损失。

氯乙烯是制造聚氯乙烯PVC的重要原料。台塑公司生产的氯乙烯产量有限，台氯公司生产的氯乙烯成本又偏高，台湾不得不从外国进口氯乙烯，进口量也不断增加，进口地区也从原来的日本扩展到美国与欧洲。

进入1970年代后，国际市场瞬息万变，供需无常，价格波动剧烈，一旦氯乙烯供不应求，后果不堪设想，台湾塑胶二次、三次加工业将受到致命打击。

王永庆作为台塑集团的掌门人，是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他要把主动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提出自主建立轻油裂解厂的建议，以防后患。

这表现了一个企业家未雨绸缪的思维逻辑，而这种逻辑对企业的生存是十分必要的。

1973年1月10日，台塑公司与美国斯坦福研究所签订协议，由美方提供轻油裂解等一系列产品的生产可行性研究报告，台塑公司正式向台“经济部”提出建设轻油裂解厂的申请。

但官营的“中油公司”表示自己正在建立年产量23万吨乙烯的第三座轻油裂解厂（简称“三轻”），撤销台塑公司的计划案，不予通过。

民营企业主还不具备与“政府”机关对抗的实力，这必将受制于人。王永庆已别无选择，只好从命，放弃参与上游原料生产的计划。

然而王永庆并不死心，他一定要拥有自己的轻油裂解厂，这样台塑集团才能真正实现飞跃发展。1979年，王永庆三度提出扩建轻油裂解厂建议，请求“中油公司”考虑实际需要，增投较大规模轻油裂解厂，同时多次上书“政府机关”与“中油公司”，仍无法求得认同。

最后，在企业界的强烈要求下，王永庆再次提出议案：若“中油公司”同意扩建轻油裂解厂，如果将来生产的基本原料超过市场（石化业中游厂商）需求，台塑公司愿将多余部分全部采购。

1980年，王永庆又一次提出台塑公司兴建一座轻油裂解厂的计划，这时，“中油公司”又自己建立了两座轻油裂解厂，王永庆申请的工厂只能称为“五轻”了。但一切依旧，他四处碰壁，得不到主管机关的积极回应。

王永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决定直接拜会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孙运璇。王永庆情深意切地向孙运璇说道：“台湾石化业上、中、下游一贯体系已经建立良好基础，有所成就，未来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也是指日可待，为了所需原料必须图谋自给自足，台塑希望有机会为‘政府’分担兴建轻油裂解厂。”

孙运璇被打动了，他觉得王永庆作为一个实业派的企业家，提出的问题是有意义的，他表示可以考虑一下。然而，几天之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政府”不支持民营轻油裂解厂。这让刚刚看到一点希望的王永庆重新陷入了黑暗。

之所以前后有这么大的出入，孙运璇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其中有着极为复杂的政治背景。表面上的理由是“政策限制”，即石化上游只能由“中油公司”独家做，民间一概不准。事实上，一是担心王永庆经营有道，生产的汽油成本会比“中油公司”低而泄了“中油公司”独占庞大利益的底。二是为防止王永庆坐大，形成超级大资本家而垄断经济。

为此，蒋经国曾亲自过问此事，并言，王永庆是台湾首屈一指的大资本家，影响巨大，对其向上游石化工业发展应有所限制，否则让其坐大，将对其难以控制。

当时，王永庆想买私人座机，购奔驰豪华汽车，甚至想花5000万元做“文化大王”，支持《联合报》王惕吾大规模发展新闻事业等，都被蒋经国暗中派人劝阻或直接封杀。

在这种情况下，孙运璇便改口，进行反对，限制王永庆向石化上游扩张。可见，孙运璇不过是蒋经国的“传话筒”。

王永庆是坚韧的，越是难做的事情他越要想办法做，坚持不懈。一位学者讲，“台塑高干想念他们的王老板，不管是台湾两岸或太平洋两岸，反正搞不到世界石化王国的最上层，他死不瞑目，他事业上的‘真正祖国’就是他的石化王国，终其一生也要念兹在兹，绝对搞到最后一秒钟。”

王永庆不甘心自己的石化王国梦就这样被扼杀，他决定建立海外工厂。变通是一个企业家通过变换形式达到目的的一种积极方法。

他把目标选在美国，开始收购兼并一些工厂，来生产自己所需的原料。

1984年4月，“中油公司”第四轻油裂解厂完工并投入生产。但其设计能力有限，所产各项原料不能满足石化工业发展所需，仍要从海外大量进口。于是台湾当局有关部门接过王永庆的设想，提出兴建“五轻”计划，并列入14项重大建设计划之内，但仍由“中油公司”承建，没有开放给王永庆。

1986年8月，王永庆正式向台湾“经济部”提出自行兴建第六轻油裂解厂的详细计划报告。

此时的台湾已经不再是蒋经国一手遮天的时期了，新的民进党强烈要求公营事业民营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六轻”计划在一个月之内就被通过了。

1986年，当局核准台塑兴建“六轻”，计划每年炼油1400万吨，裂解产能达135万吨。然而因为石化工业属污染工业，光是寻找厂址就拖了5年，最早决定在宜兰利泽工业区，因为当时县长陈定南反对，被迫改到桃园观音，又遭居民反对，一直到1991年才决定设在云林的麦寮。

公司在麦寮的“六轻”工程，主要包括两套炼油厂、两套轻油裂解厂以及49座石化工厂。根据台塑企业的统计，“六轻从1993年7月动工到2000年12月初为止，总共投资新台币3324.5亿元，在炼油厂方面，第一套炼油厂已经在2000年5月投产；第二套炼油厂第一期在2001年3月投产，第二期在2001年年底投产。在轻油裂解方面，第一套轻油裂解已经在1998年9月投产，年产乙烯45万吨、丙烯22.5万吨；第二套轻油裂解于1998年年底投产，年产乙烯90万吨、丙烯45万吨。至于49座石化工厂，其中有28座进行投产，10座进行试车，其余11座在2001年全部竣工。

公司的年营业额由3788亿元增加到5800亿元以上，成为台湾地区最大的企业集团。此外，每年将创造1兆元的产业附加价值，可增加1.5%的经济增长率。

如此巨大的石化王国，王永庆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呢？

将成本压到同业之中最低，并且能够自我克制不求暴利，结果有效地把潜在的竞争者排斥在市场外，这就是王永庆在塑料业长久致胜的诀窍。

王永庆今年已经89岁了，年纪这么大了，还要这样拼命地工作，是因为他希望看到台塑企业走向一个更大的格局。

这个更大的格局，指的是完成台湾地区、美国、内地铁三角的台塑石化王国。台塑美国厂的工程已经大致就绪，规模与台湾地区的相当，目前他考虑的是台湾地区的“六轻”兴建案与内地的投资案。

待“六轻”完成之后，台塑不但可完成上、中、下游一贯的生产体系，大幅降低PVC的原料成本，而且可以提升技术层次，生产价值更高的产品。

他原本策划的内地的投资案，是把台湾地区石化业上、中、下游全部集中在厦门的海沧，成立一个石化专区，并且计划每年炼油1400万吨（与“六轻”相同），首期裂解产能90万吨，3次加工产品全部外销，这就是喧嚣一时的海沧计划，后来因故而胎死腹中。

为了避免抵触当局“戒急用忍”的政策，最近几年来王永庆被迫改弦易辙，陆续在大陆的广东、福建、安徽、四川等地设厂生产PVC管、PVC门窗、PVC地砖、PVC纸张等下游产品，其中包括南亚塑料工业（广州）公司、南亚塑料建材（广州）公司、华亚（厦门）塑料公司、华亚（厦门）管件公司、华亚（芜湖）塑料公司、华亚（东营）塑料公司、南亚塑料工业（南通）公司、南亚塑料建材（南通）公司、中国南通华丰公司、南通华富塑料公司、南英塑料工业（南通）公司、南亚塑料工业（重庆）公司这12座工厂。

2001年初，有鉴于开放小三通，“戒急用忍”的政策似乎有松动的迹象，王永庆才敲定公司在宁波梅山岛300亿新台币的PVC投资案，并决定最迟在2001年底前动工，以供应包括南亚在内的下游厂商对PVC原料的需求。

他还投资50亿美元（约1500亿新台币），把整个梅山岛开辟成一个石化专区，以争取大陆每年进口塑料原料PVC130万吨、PP（聚丙烯）140万吨、HDPE（高密度聚乙烯）96万吨、LDPE（低密度聚乙烯）与LLDPE（线型低密度聚乙烯）共计170万公吨等的庞大商机。

以台湾地区、美国、内地三个地区所形成的铁三角，彼此互通声息，相互支持，一个跨国跨地区性的台塑石化王国出现在了国际舞台上。

第三章 经营之神是这样炼成的

纵观王永庆的人生轨迹，我们不难看出一条贯穿他一生的主线：勤劳——坚韧——道德高尚——不满足——态度认真。这些品质融入了他生活的点点滴滴，贯穿于他创业和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让他从一个村少成为台湾巨富。

做人为先，一勤天下无难事

一个人的经营理念往往和他的做人原则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因为做生意和做人在生活中往往掺杂在一起，生意只不过是人生的一个部分。人们更多的时候是把生意局限在简单的交易上面，通过获得财富的多少来衡量生意的成败。反过来说，人生又可以看作是一场更大、时间更长的交易，为什么这么说呢？既然大家把经营看成是交易，那人生不也是这样吗？只不过有时候是用努力换得成功，用原则换得尊重，等等，因此有“经营人生”一说。有一些成功人士曾经说过：要想做生意，先要学做人。从这个方面讲，就不难理解生意经与做人原则的重合了。

每个成功人士都有自己独特的原则，或者说是理念，这个理念在他创业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创业初期，实力有限，条件往往不够成熟，要想成功必须有与众不同的想法，而这些想法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就会上升为经营理念。而这些理念一旦成熟，就会对企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通常，这些理念看起来都很简单，说起来浅显易懂，然而做起来却要有一定的信心和耐力。只有持之以恒地坚持，才能造就一个成功的企业和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纵观王永庆的人生轨迹，我们不难看出一条贯穿他一生的主线：勤劳——坚韧——道德高尚——不满足——态度认真。这些品质融入了他生活的点点滴滴，贯穿于他创业和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让他从一个村少成为台湾巨富。

王永庆一生坚信“一勤天下无难事”的信条。这已经不再单纯的是他的经营理念，而且是他生活的准则、一生的功课。

“勤”作为王永庆的经营理念，并没有什么宏篇大论，也没有什么专业名词，或者建立什么抽象的模式，在他的意识里，“勤”只和身体的两个部位有关，那就是手和脑。

首先是手勤。

可想而知，手勤和做事是分不开的。手勤就要比别人多干活，多干活就意味着能有多一点的收获。好比搬石头，手勤的人会在一天里搬三车，而手慢的人只能搬两车，差出了一车，也就差了一车的钱。手勤不管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生意上都是好处无穷的。

在王永庆看来，手勤分几种，有的是肯卖力气，有的是手脚麻利，有的是闲不住。

有些人肯卖力气，在所不惜。好比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力气是不惜的，她一个女人可以抵得过三个男人，所以大家都认为她是一个好雇工。肯卖力气要有好的身体，这样才有资本，不然，手无缚鸡之力，就算是肯卖力气也不见得会有多大的收获。

很显然，肯卖力气就要涉及到吃苦的问题。搬石头用的是力气，搬其他的东西用的也是力气，都是很辛苦的。多搬多辛苦，少搬少辛苦。这样，能不能吃苦就成了是否可以多得收获的条件。如果每天的收获是一定的，这样就会出现另一种情况，有些人会偷懒，如果是给别人做事，就会想办法少做一点，如果是给自己做事，就希望快一点做完。

可见，肯卖力气是一种经营素质，而且效果很直接。

有些人则手脚麻利，做事情比别人快。一件工作往往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分散而独立，很多人是一个环节做完了再去做下一个环节，这样就会浪费很多时间。比如野炊，在森林里煮饭，要找木柴、挖野菜，还要钓鱼。有些人会一件一件地去做，那样是很浪费时间的；可是如果一面挖野菜一面捡柴，就会节省一些时间；同样的道理，钓到鱼时就马上把它清洗干净，带回来就可以直接入锅，就又能节省一些时间。因此，有时候人们在做一件事情的同时，还有能力做一些别的事情，要学会统筹安排。

好比一辆车，可以装五吨，我们决不会只装三吨石头就走；就算是石头装完了，还可以装一些木头或者砖头瓦块，这样才不会浪费能量。但是生活中确实有许多人由于各种原因，不装满就跑了，可以细想一下，这样的人是不会获得额外的收获的。

手脚麻利的人做事情就会有效率。你如果手脚麻利，在同样的时间内就会多做许多事情，而且并不显得慌乱；或者同一件事，手脚麻利者就可以很快做完，节省很多时间。可是往往由于懒惰，人们并不能达到这样的程度，而且同时做几件事就容易忙中出错。

手脚麻利是王永庆非常推崇的一种经营素质，而且身体力行着。

有些人天生闲不住，闲下来就会觉得难受。王永庆就是这样一个人。闲不住就总想找一点事情做，这一习惯对他公司的经营非常有利。比如一个人手很巧，大家都在看电视的时候，她可以织出一件毛衣，这样她就比别人多收获了一样东西。同样，如果一个人在经营木材的时候，顺便和纸厂发生联系，把废木料加工成纸浆，就会有额外的收入。

这就属于闲不住的范畴。这样的人做经营肯定不会闲散度日，一定能把时间利用上。

以上是手勤的形式，往往这些并不是独立的，王永庆是一个既闲不住又肯卖力气的人，这样他就能更加合理地利用时间，获得许多意外的收获。

再就是脑勤。

脑勤就是要多思。一件事情会有许多种解决的办法，用哪一种方法呢？这就要进行比较，思考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可见多思考是非常有好处的。王永庆就是一个多思的人，他随时随地都在想问题，不让脑子闲下来。因为他觉得，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先想好，做好安排，做到未雨绸缪。即使发生一些特殊情况，也能够应付自如。

王永庆认为多思有两种形式，一是积极筹划，二是不断反省。

积极筹划就是要找思路、想办法。做任何事都要有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并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通过别人的实践经验得来的，这就需要多思考，开动脑筋想办法。要思考经营所面对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具备的条件，这些条件如何实现，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等等。通过思考，可以达到追根究底的目的，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就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

反省也是非常必要的。可以通过观察他人的经营思路来启发自己，同时不断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实现自我完善。经营的过程就是不断调整的过程。因为市场是变化的，所以经营也要不断变化，以适应不同的消费。这些都要通过反省来实现。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王永庆对“勤”的体验应该是从幼年开始的，而最初的感悟应该是从手勤得来的。

王永庆很小就开始拉着妈妈的手捡煤块、树枝；食物缺乏的时候，他提着小篮子摘野菜，去山上摘野果。于是，饭桌上有了野菜汤，灶里有了煤炭，手中有了野果。他也养成了勤劳的习惯，懂得了勤劳创造财富和快乐的道理。

王永庆从上小学开始，就要每天背一袋饲料回家喂猪，这对他来说有一点残酷，因为那袋饲料对他来说太重了，而且还要走很远的路，往往到家的时候他已经筋疲力尽了。

也许就是因为他这样卖力，家里的生活才有了一线转机，每到年底的时候家里就会卖几头猪，这成了家里的主要收入。

在米店打工的时候也是这样，他勤勤恳恳地做事，手脚麻利，只要是老板吩咐的事情，他都能做好，老板说了上句，他自然明白老板下句想要说什么，如此聪明伶俐，哪有不被器重的呢？

他真正懂得勤劳的意义，是自己开米店的时候。米店是自己的，这样做起事来就会特别卖力。原来给别人打工的时候，虽然也很卖力地干活，很勤快地做事，但并不是真心的，总在心里藏了一个侥幸的种子，趁老板不注意就会开小差，即便是在做事，也是得过且过。现在为自己做事了，好坏都是自己的，干与不干都是自己说了算，没有人会骂他懒，也不会有人嫌他不够勤快。这反倒让他自己开始督促自己要勤快，多做事，少说话，对人要和气。

为自己做事是王永庆勤快的动力所在。

最初米卖得很少，王永庆要不断地想办法，尝试不同的方式。为了增加米店的销量，他甚至送货上门，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当然王永庆也从中尝到了甜头，他的米店开始红火起来，买米的顾客不断增多，这是对勤劳的奖励。他从中尝到了甜头，他相信勤劳是改变自己处境的决定力量。

这些经历让王永庆明白，没有吃过苦的人就不会知道什么是甜。

就拿简单的跑步来说，只有满身大汗之后才能真正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如果只是贪图安逸做个样子，就体会不到运动的快乐。

对于这一点，王永庆是深有感触的。他坚持跑步将近半个世纪，哪怕是80多岁的高龄仍然坚持。到了这样的年纪，大部分的人都会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不会再强求自己做什么，然而他却不同，仍然坚持自己几十年都在做的事，因为他知道，走走路、散散步固然轻松，但效果要比跑步小得多。

许多事情都是要经过千辛万苦才可以办成的。道理虽然很浅显，人们却很难做到，这是一般人的通病。

王永庆以为，要克服这个毛病，就必须做到勤快。

比如，太太买回来的鱼，先生有时候会嫌鱼太腥了，或是嫌鱼肉不够鲜嫩；但是假如鱼是你自己辛苦钓到的，不管是什么鱼，吃起来都会感觉非常可口。

再比如，家里客厅摆着一盆漂亮的花，你会因为这盆花的美丽而感到愉悦，可是一离开家，你很快就会忘记它，那是因为你和这盆花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是种花的园丁，从种植花苗开始，要除草、施肥、调节土壤的水分，经过一番辛苦的栽培，花终于开了。园丁看到这盆盛开的花，内心的快慰绝对超过一般人。

之所以对事物的感觉会有这样大的差别，关键要看对于这些事物，你有没有下过一番工夫。所以人只有经过一番苦心的追求，才会真正尝到收获的甘美滋味。

所以，王永庆经常拿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年轻人，任何时候都要勤奋。

现在很多年轻人刚刚进入社会，便急功近利，希望一下子能够有很大的成就，而结果大部分是以失败告终，成功的很少。这就是违背了先苦后甜的原则，不具有坚持不懈吃苦耐劳的精神，最终肯定会失败。凡事都没有捷径可走，只有靠勤快，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才会成功。所以年轻人到社会上谋求发展，一定要有“先苦后甜”的思想准备，谋求成就不可操之过急，要一步一步打基础，须知，一口是吃不成一个大胖子的。

年轻人虽然没有必要把一切想得太困难，但也不要想得很简单。

往简单里说，道理很浅，那就是肯吃苦，好好打基础，要刻苦耐劳，甘于吃亏。

有些人认为，默默而勤劳地做事，无法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样自己就吃亏了，风头都被别人抢去了。但你要知道，命运是公平的，你吃亏的话，总有一天会得到补偿的。

王永庆办碾米厂的时候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才有了碾米厂的发达。这让王永庆明白，只有刻苦努力，才能把事情做成功。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做事往往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以做成事为出发点刻苦努力去做，另一种是放弃而松懈度日。这两种选择的差别在于，一个是先苦后甜，一个是先甜后苦。逃避是暂时的，有一天又不得不重新面对。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早一点努力呢？

如果只是让大家选择一下生活方式，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会选择先甜后苦的生活方式，但是由于有些人不能抗拒天生的惰性，竟然也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因此而误了大事的人，多得不胜枚举，而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大都起因于个人的一念之差。若能坚定意志，养成勤劳习惯，则会化险为夷，对人的一生也是非常有益的。

没有生活目标、松懈度日的人，必定对任何事情都会散漫倦怠；克勤克俭的人，却能在不断追求之中感觉愉快而得到满足。如果能在生活和工作中理解了勤劳朴实的真谛，自然一切都能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

一个真正勤劳的人，不但关心照料自己的事情，同时也会愿意关心照料属于他人或团体的事情；而朴实的人居心坦荡，与人相处往往更为和谐，自然容易养成博爱精神。

因此，通过对所有事情刻苦地努力，就能感受到先苦后甜的滋味，而这样的人生是积极的。没有任何人愿意自己的晚景凄凉，如果一个人年轻时做事情不求甚解，马马虎虎过日子，年老时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可见，付出才能得到。以艰辛的劳动，交换日后的安逸舒适，何乐而不为呢！

做事要肯卖力气，不怕吃苦，也不能好高骛远，而要从基层做起。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王永庆认为，做事情要有一个高的起点，或者说要有一个好的愿望，但是要从小事上做起。勤劳就表现在能够不放弃任何一件小事，通过这些小事可以反映出一个人做事的态度。

试问一下，每个人对自己关系最密切的家人做了些什么事情呢？恐怕很多人都会忽略这个问题。

同样，一个人到了企业只想着自己如何飞黄腾达，一呼百应，而忘记自己究竟为企业做了多少贡献，这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吗？

企业不是只给员工薪资、安定的生活。要获得最起码的生活温饱，到处可得，不必到企业里来，薪资只是员工工作的副收获。

在一个企业里面，借着它庞大的组织以及资金、机械设备，可以使你的能力获得充分的发挥，这个发挥间接创造了社会的福利，直接创造了企业的利润，个人也因而获得宝贵的工作经验，增加许许多多的知识，这是花钱也买不到的。

所以，对于企业的员工来说，关键不是报酬问题，而是能不能发挥能力的问题，因为工作本身就可以给人最大的满足。一个人往往会因为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而感到愉快，否则即使获得再多的报酬，也是苦闷的。

为学也好，做事也好，就跟盖房子一样，一定要从基础做起。

读书，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盖房子，由地基筑起，没有先盖屋顶的。做事也一样，事无贵贱，职无高低，必须由底层的基本工作开始。不由基本学起，由底层干起，将来当了主管怎么管下面的事呢？

王永庆自己就是从底层一步一步做起来的，所以他要求他身边的人也要这样做。但做事从基层做起，并不是稀里糊涂地过日子，除了手脚勤快，还要勤思考，把事情做出味道。

这也就是王永庆讲求的做事情要“出味”的道理。好比做菜放佐料一样，什么味道也没有，这样的菜就会很难吃；如果该咸的咸、该酸的酸、该甜的甜，这样每一道菜都会是精品。

引申开来，做事要“出味”是指，做事情不要只是敷衍塞责，只做表面文章，而是要深入进去、脚踏实地地做事情。首先，要对事情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这就需要深入、全面地了解情况；其次，要有自己初步的考虑，对事情做一个目标性的策划，预测一下事情的可行性，最后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王永庆认为，只要工作明朗化，知道所做的将会达成所追求的目标，则感觉越忙、越苦，也会越有兴趣。这样苦苦地做下去，不仅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能够透彻了解，连带许多其他事务，也慢慢地触类旁通而至豁然开朗。越做，懂得越多；懂得越多，越想多做一点。有这种追求的精神，没有什么做不成的事情。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做事之前必然要分析这件事的目的，然后根据需要的条件，百般设法，就可能容易成功些。相反，如果对事情没有深入了解、一知半解，只会虚张声势，做些表面工作，甚至自吹自擂，那就很容易失败。

如何做好一个企业的员工呢？王永庆认为，这一方面需要刻苦磨炼，培养实力；一方面要敬业，忠于自己的工作岗位。

如果企业有实力，有脚踏实地做事的想法，应该就事论事，没有职位的尊卑。管理者彼此商洽、交谈或报告，要以“事”为中心，不要以“人”为中心。下属如果感觉某些事的处理有问题，同样可以向主管询问清楚。事情办不通，就像迷了路，迷路而懂得向路人问路。想不通就要向主管询问，直到完全了解，这样才能把事情搞清楚。

只有做表面工作的人，对事情不够了解，才会害怕上级的查问，只有肤浅的主管，才会骄傲，自以为了不起。以事情为中心的话，大家把精神集中在事情上头，思考怎么解决，并协力把事情做好，一定不会有职位高低之分。

经办人对自己负责的事要做到心中有数，汇报情况的时候应该把相关的所有问题全部解释清楚；如果讲话没有逻辑，就很难把事情办得圆满。

平时许多人做事都不够深入、一知半解，只做表面工作。也许有的人体会不出来；也可能自己有这个毛病而不自知，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做事情不是应酬，要深入到有“心得”。然而，人们往往会在做事的过程中慢慢松懈而变得懒惰，认为生活已经不错了，没有奋斗的必要了，这是很危险的。

松懈是勤劳的大敌，它是由于安逸而在不知不觉中养成的。比如过去人们没有电灯用，并不觉得怎样，到现在人们就会认为电灯是理所当然的东西，而一旦出现紧急情况而导致停电，人们就会恐慌。这就是安逸造成精神松懈的结果，这不太好。

企业经营管理也是同样的道理。持续的安全生产会麻痹了安全人员的神经，从而引起很大的事故。

因此，王永庆时刻提醒自己和企业的员工，要保持勤劳的本性，因为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任何事物都在不知不觉中变化着，一些过去无关紧要的因素，可能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影响到整个的事件，这个时候如果还不能引起有关人员的注意，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王永庆总能从身边的一些变化看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前景，从而产生忧国忧民的想法。

通过油、电价格的变化，王永庆看到，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一桶油就由原先的200多元已经上涨到1000多元了。电价也涨了有六七成，但是电力公司还是亏本，所以可以预见到电价还会继续调升。

短时间内油、电价格急剧增加，这充分表明台湾资源的缺乏，这对企业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那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源丰富，企业发展的潜力大，而台湾企业的处境则每况愈下。台湾岛内有一个时期一度电大概是台币1.5元，如果再涨的话，可能调整为1.8元，那么与上一年的电价相比，正好涨了一倍。而欧洲产煤国家，燃煤发电成本大约是每度电三四角，最多不会超过五角，两相比较，大相径庭。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企业在经营上将会越来越艰苦。

还有，19世纪40年代台湾的红木每吨大约五六元，后来则涨到80多元钱。同样，石油化学原料，一年多的时间价格就上涨了有六七成。台湾乙烯供应价格每吨720元，如果不是因为经济萧条的话，依照指数公式计算，应该已经高达800元钱一吨了。在美国，算起来每吨是490元，这是多么大的差距啊，490元对800元，差不多相差一半了。可想而知，同样的企业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发展的潜力是不一样的，甚至有很大的差别。

反过来，台湾企业的发展更多的时候依靠的是廉价的劳动力，是员工辛勤的劳动，企业赚的是他们的血汗钱，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油价暴涨，原料费用加大，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持原来的利润水平，员工只能付出更多的劳动。

问题就出现在这里，是不是台湾人工作比以前更努力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这已经很难做到，毕竟员工的劳动强度已经很难再有提高了，况且人们的生活水准普遍提高了，精神上开始出现松懈，于是很难付出更多的努力。

当然，生活好是每个人都期望的，问题是随之而来的精神松懈，一般人以为已经做得很不错了，辛劳有了回报，现在可以开始享受了。不知不觉之间就忘掉了怎样才有今天的成就，而当前所面临的困难处境，需要更加努力才能有出路。

客观环境的不断恶化，容不得人们忽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没有天然资源的困境下，无论是为了应对当前的困境，还是展望将来的前途，人们都应该格外地努力，才能保障将来的发展。

如果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多年来的经济发展确实带来了生活水准的提高，但是人们的生活素质，也就是精神和文化水准方面，并没有随同经济的发展而有显著的改善。

过去的一些美德在人们身上消逝了，王永庆记得在嘉义打工的时候，虽然人们的生活辛苦一点，但是那时候大家都是互相照顾的，很少看到有老人没人照顾、小孩子跑丢了的事情，再看看现在呢？经常有儿女为了老人的赡养问题发生矛盾，最后要诉诸法律的。这不是很可悲的事情吗？

为什么在艰苦的环境下大家都没有相互抛弃，而生活好了却要彼此斤斤计较呢？可见人们物质生活丰富了，思想意识并没有提高，甚至还在下降。如今的城市里公共道德很差，大家互相效仿，那种遵守公共道德的美德被丢弃得差不多了。

王永庆不得不陷入了深思：追求经济的发展，其终极目标是要创造一个富裕而且安康和谐的社会。仅有物质享受方面的提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人民生活的安定与和谐，以及社会风气的纯朴与敦厚。

他对人们现在这种好大喜功的做法非常反感。他认为，只有在头脑里时刻保持警惕，才能摆脱将来的困境，做到防患于未然。

当然，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要改变这种状况，非得提倡吃苦的精神不可，吃苦是抑制懒惰的灵丹妙药。

在艰苦的环境中，没有劳动就没有生存的保证，这样就强迫自己克服懒惰去辛勤地劳作，慢慢养成习惯。有一句俗语说得好：人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可见，艰苦的环境对培养一个人勤劳的习惯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如今呢，即使一个人掌握很多的知识，但如果不愿意深入实践，又不能持之以恒的话，这也是懒惰的表现。另外，有些人既有理论又有经验，但是每每做事的时候总会漏洞百出，不能独当一面，这也是一种懒惰的表现。还有一些人，可以说是个人才，但是仍旧不愿积极地参与实践，只是在必要的时候虚应付事，紧张一会儿，过后就忘了，这类人比较多。

为什么他们都不愿意实践，并投入地工作呢？

原因很简单，完全投入工作是艰辛的事情，他们只是贪图安逸，其实就是一个“懒”字。要医治这个毛病，养成刻苦耐劳的精神，发扬劳动吃苦的美德，是惟一有效的处方。

这里的“劳动”，不是单指身体的劳动，应该包含精神的劳动，就是要积极思考。这才是破除“懒”的最佳利器。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懂得了道理还要积极地思考，才能真正有用。因此，吃苦除了身体的磨炼以外，还有思想的修炼，就好比释迦牟尼面壁十年一样，苦苦地思索才能达到一定的飞跃。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做事的方法决不是唯一的，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嘛。我们不能用僵化的思想去做事，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地修正和试验，这样才能找到最好的办法。

只有通过勤劳、实践、力行，才能深入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才能对症下药、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重要的一点是，要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中，不断体会摸索，变成自己的知识或经验，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如果只是人云亦云，那么对理论的理解就要肤浅得多。如果没有实践，凡事不去深入了解，就像走马观花，像听故事、看戏，只知皮毛，这样怎么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呢？

因此，要将道理应用于实践，而变成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才能有利于工作。然而这个转变的过程需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只是想着坐享其成，直接借用别人的经验教训，那这样的人是很难成功的。

王永庆认为：事在人为。只要能够做到勤劳，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做成的。

人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不仅表现在人类追求发展、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而且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些事情看似办不成，条件都不具备，但是却成功了，这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的智慧。

如果大家能够把智慧用到一起，那么事情没有不成功的。这就是常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何把智慧连结到一起，靠的就是勤奋。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般飞快地流逝着，一个企业家要善加掌握，做事情绝不马虎，不敷衍应付，同时要经常运用思考的力量，充实自己的能力。做事情如不努力，不产生出心得和经验，就很难长进。

王永庆在创办台塑集团的初期，不仅企业的产量低、成本高，而且根本就无法销售，这个时候，许多的股东都退出了公司。王永庆为了维持企业运转，大量回购，甚至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就是这样一个无论内行人还是外行人都不看好的企业，凭着王永庆的坚韧、勤劳，硬是不断地改进、完善起来，形成了如今的集团公司。这是事在人为的结果。

另一方面，企业家不能安于享受。目前社会所面临的内在、外在的环境问题，亟须努力去解决，稍有疏忽即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就好像走在十字路口，方向的选择需要好好考虑。大家如果能够真正体会到企业将来的前途，并非没有隐患存在，进而努力做事，肯吃苦耐劳的话，无论处境是多么艰难，都能加以突破。对个人而言，有了这种精神，并且努力实践，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有所作为的。

台湾没有资源，能源价格日益昂贵，这些都是企业的困境，但是台湾这十多年来经济方面的进步，证明了这些问题不是无法克服的。以后的处境纵使再艰难，如果企业积极地思考出路，前途仍然是光明灿烂的。

所谓事在人为，无论面对任何困境都没有悲观的理由，肯认真思考、肯吃苦耐劳的人终会有光明的前景。

对此，王永庆真诚地告诫人们，是勤劳创造了现在生活的一切，除了勤劳人们一无所有。

还是在嘉义开米店时，王永庆和两个弟弟稍有轻闲，就会讨论一些店里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能够做到良好沟通，互相都会有所长进。

王永庆认为米店的一切都是靠勤劳得来的。两个弟弟也很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用借来的200元钱把这家米店办得如此红火，把借的钱都还上了不说，还有了很大一笔盈余。而在这之前，他们确实什么也没有。

王永庆不断告诫两个弟弟，虽然有了米店，但是只有靠勤劳才能维持下去，而一旦丧失了勤劳的美德，那么坐吃山空，很快三个兄弟就会什么也不剩，因此，除了勤劳他们什么也没有。

是勤劳改变了王永庆和全家人的命运，同时勤劳也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原因。

日本投降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开始不断地提高，先是温饱解决了，然后是穿住行的问题也解决了。人们辛勤的劳作带来了经济的繁荣，物质的丰富，这在以前是想也没有想过的。王永庆清楚地记得，小时候难得看到一场电影，有的时候要走上20里的山路，那时候为了看电影并不觉得累，甚至觉得是幸福的。

父亲那时候和他们兄妹在一起畅想未来，父亲总会信心十足地说：“不用着急，只要我们辛勤地劳动，将来家家都会有一个小电影，不用出门就能看到了。”这句话给涉世未深的孩子们带来了希望，王永庆把它深深地记在心里。

父亲劳动了一辈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光终于没有出门就看到了“电影”——电视。父亲没有什么神异的功能，他只是用勤劳的智慧思考未来，他相信人的能力是无穷的，只要人们肯努力工作，一切神话都可能实现，这是普通人朴实的智慧。

王永庆并没有忘记那些艰苦的日子，以至于后来时常和孩子们提起种茶的艰辛，提起山上的荒草和流淌的河。

王永庆经常思考，台湾这么一个小岛，没有什么资源，没有像中东的国家和地区那样丰富的石油，也没有像南非那样遍地的钻石，甚至台湾的土地、煤炭、淡水都是非常有限的。能够发展到今天，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靠的并不是金钱。因为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已经千疮百孔了，人民被剥削，可谓是一穷二白，台湾人民可以说是“一无所有”，那又是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呢？

是由于台湾人民的勤劳，日日夜夜辛勤工作的台湾人民改变了台湾的面貌，勤劳的美德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王永庆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期望是很高的，他创建了台塑集团，产品出口，赚取外汇，他已经成为了台湾工业的榜样，然而他并不满足，他一直在寻找自身的不足。

他看到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只是在赚国外的工资差价，利用的是低廉的劳动成本，并没有掌握国外的先进经营理念，这样即使生活水准提高了也并不值得骄傲。

在台湾，工人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左右，而国外工人只要工作6个小时，这样一比较就能够发现，台湾工人的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但是和国外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就算工人工作10个小时，生产的产品的质量并不会比国外的同类产品更好，这样一看，虽然台湾的产品在国外有很好的市场，但是并没有竞争力，台湾的企业仍旧面临着一无所有的境地。

因此，在坚持勤劳、积极运用智慧的同时，还要完善做事的品质。

他认为台湾纺织业能有今天的发展，都是靠勤劳的美德。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海外带些衣料回来还被看作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尽管还要扣关税，然而大家乐此不疲，因为那些衣料，台湾没有办法生产，对许多人来说，这简直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今天，靠着人们的勤劳，自己也能生产了，于是就很少有旅客到海外买衣料了，现在从国外带衣服回来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今天，台湾能够反过来向美国输出纺织品，这完全是靠勤劳努力而来的。然而在纺织品的品质要求方面，却没有做到最好。

现在台湾加工衣料的高级品100%都是进口的，这不能不令人遗憾，也许说出来大家都不会相信，台湾竟然不能生产出像样的高级纺织品！那么多的纺织品外销，都干什么用了呢？原来好多都被用作里衬、内衣了。台湾纺织品的品质这样差，也就难怪会比日本便宜好多。

王永庆没有满足的时候，他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觉得，有时看似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只要和发达国家的水准一比较，就会发现自己的企业没有任何优势，因此，只有靠勤劳的工作才能够生存下去，才能够创造未来。

忍辛耐苦，瘦鹅理论长心智

成功人士都是非常善于观察和联想的人，他们能够通过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悟得一些经营的理念和技巧。比较出名的如海尔的“吃休克鱼”理论，据说还写进了美国哈佛大学的管理学教程，这些理念说起来很简单，里面的道理却深得很。

王永庆也不例外，他也是一个头脑灵活、对生活观察细致入微的人，他同样具有很强的思维联想能力，因此他能够感悟“瘦鹅理论”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瘦鹅理论”是王永庆在办砖厂的时候，由于经营不景气，偶然发现的一条致富路子，进而升华为一条经营理念。

当时砖厂已经不开工了，王永庆每天还要在附近转一转，散一散心，同时思考些问题，这时候他注意到那些农户散放的鹅，由于缺乏食物瘦得如皮包骨头，它们每天天不亮就出来找吃的，其实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可吃的。由于战争带来的饥荒，人们也时常靠野菜充饥，这样剩下给鹅吃的东西就更少了。零零散散的野菜、草根、小的砂石都会被它们吞下去，就是拼命吃也很难吃饱，而且吃的那些东西没有任何营养，这样鹅瘦成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如此艰苦的条件下，鹅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坚强地活下去，想尽一切办法填饱肚子；另一条选择是死亡，许多不能适应环境或者生病的鹅都死掉了。一只鹅可以选择的条件并不多，它们对生命似乎更加无助。

能生存下来的鹅都有着坚韧的生命力，都能够适应很恶劣的环境，由此王永庆想到了自己的处境不正和它们一样吗？只要能坚强地活下去，总是会有希望的。这种信念支撑着他走过了那段四面楚歌的困境。

王永庆用自己配的饲料喂养四处收购来的瘦鹅，饥饿让它们见到食物后暴饮暴食，几乎不停地吃，消化完后马上重新进食，短短两个月鹅的体重增加了几倍。

瘦鹅的故事中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它们没有放弃，而是选择了坚强地活着，始终坚韧地等待着时机，或者是等待着最后一个死亡；二是一旦时机来临，它们能够迅速调整状态，没日没夜地饱食，不会放过每一次吃饱的机会，所以他们很快就变得又肥又壮了。

由此，王永庆联想到自己的处境：短暂的黄金时光过去了，他不得不面对重新选择事业的困境。放弃专长，重新进入陌生的领域，谈何容易！前几次的尝试都失败了，而这种命运是社会造成的，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改变的，他惟一可以做到的就是忍耐，这让他身心俱疲。他看到那些瘦鹅就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一只鹅尚且偷生，人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阴云过后总会有太阳，说不定哪一天幸运就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王永庆从瘦鹅身上得到了启发，懂得了坚韧的道理，既要忍耐又不能放过任何一次机会。

其实王永庆的坚忍不拔，也得益于他小时候所吃的苦。

王永庆小的时候没有条件完成学业，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没有一技之长，长大后只能靠打工谋生。所以他只有凭借坚韧才能补偿自身的这些不足。而且，出身在一个近乎赤贫的环境中，如果不能忍耐简直就无法生存下去。正是生活中受过如此的煎熬，才让他产生了克服困难的勇气，这样来看，幼年生活的困苦，也可看作是上帝的一种恩赐。

世界上每个人的智慧都相差无几，可是，为何有人成功，有人失败呢？关键就在能否忍耐。天下绝没有舒舒服服就会有成就的事，只有具备坚忍不拔的意志才会有收获。

王永庆对追求吃苦与享乐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很多人都在追求舒适与快乐，可是都忽略了追求舒适与快乐一定要付出代价。比如说星期天休息这件事，如果这个星期都很努力工作，你星期天休息，一定很舒服；相反地，如果整个星期本来就无所事事，星期天再休息，恐怕不但不舒服，反而觉得很无聊。再比如吃东西，偶尔吃一顿大餐，会觉得是一种享受；如果天天吃大餐，非但不是享受，反而是受罪。追求舒适与快乐的代价，就是刻苦耐劳。

吃苦有许多的好处，譬如外行人去参观别人的工厂，一定无所得，即使有，也只是皮毛而已。若自己辛辛苦苦想做一件新产品，然而由于技术不足，还有一点缺陷，这样带着问题去参观别人的工厂，就能有很多收获，一眼看到，心领神会，就能很好地吸收别人的技术，这样才会有所得。就像求道的人，要尝尽苦头，求得那份慧心，才能够悟道。

再譬如邀请专家演讲，一个问题如果不经过自己努力地钻研，就很难有深刻的了解，也就很难从别人的演讲中掌握讲词的精华，进而消化吸收。

天下的事情，没有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就会获得成功的，凡事一定要经过苦心的追求，才能真正明了其中的奥妙而有所收获。苦心的追求就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就要能够在困境中坚持忍耐，这是成功的重要原因。

王永庆除了米店，曾经尝试过砖厂、木材业、碾米厂，有一段时间非常的落魄，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在逆境中忍耐、坚持，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困境，因为一个企业要发展受许多条件的限制，而任何一个条件都可能成为困境，这就要求大家能够忍耐，条件是客观造成的，只有忍耐到时机成熟，才能改变现状。

王永庆认为，成功绝非一蹴可就，一定要能做到坚持忍耐，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才会有成就。

他曾以长庚医院的医师为例加以说明。

在台湾医科学生要念7年，第7年要到医院实习当实习医师。实习成绩及格了，回到学校才能毕业。然后还要到军队服兵役3年。服过兵役以后，再到医院当住院医师，期间最少要3～5年才能晋升到主治医师。这大概是岛内医师晋升的情况。

大多数到长庚医院实习的医科学生都认为，在长庚实习太辛苦了，要求医院放松些。

为了实际了解这些实习医师辛苦的情形，王永庆询问许多从美国回来、目前在长庚任职的医师，请他们比较长庚与美国实习医师的辛苦程度。他们竟然异口同声地回答：“在美国的医院当实习医师比在长庚医院更苦。”

到底是长庚医院的实习太辛苦，还是自己吃不了苦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反映的是不同的工作态度。王永庆就此事咨询了他在美国一所学校做副校长的好友黄教授。

黄教授在美国教了20多年书，他的3个子女全都在美国念医科。黄教授对他女儿当实习医师的辛苦情形了如指掌。

那时候，他太太打电话找女儿，打完电话后就会伤心地哭。是什么原因呢？在电话里，女儿告诉她，打电话只有在晚上11点以后早上5点以前才能找到她。因为医院虽然6点下班，但她还要照顾病人，还有许多资料要整理，一直要忙到11点才能回到宿舍。次日5点起床后，急着又要到医院巡视病人，看看他们经过一夜，病情有没有什么变化。听到女儿每天这么辛苦，做母亲的不忍心，自然要掉泪了。

王永庆通过这个例子给那些实习学生分析，在美国，医科学生在医院实习的时候，一个个都施以严格的训练，所以医师的水准都很高，今天美国的医疗水准成为世界之冠，主要原因应该就在于此吧。

反过来，岛内的医疗基础本身就比别人差，如果还不能吃苦，总是对工作满怀抱怨，这样的工作态度就很难提高台湾的医疗水平。

王永庆一直坚信，做人要坚持忍耐，多吃苦，多用心做事，不但对社会有贡献，同时自己也能享受到辛苦工作后的甘甜。就像运动流汗后，会浑身舒畅；就像肚子饿了，食物的味道会特别鲜美。享受是附生于工作的，疏忽工作而一味追求享受，结果是没有真正的快乐可言。

不过有些人会对辛苦有不同的认识，这就要认清是真辛苦还是假辛苦。

王永庆曾参加一个五六百人的聚会，有一对大亨夫妇，太太在台上，先生在台下。散会时，太太下台来，先生迎接太太于楼梯旁。

只见先生一个箭步迎向太太跟前，一个洋式动作，手挽着太太，连声说伟大伟大，辛苦辛苦！

这些话让他听了很不舒服，他说，如果只是在台上坐了一会儿，也算作很辛苦，那么那些组织会议的人又应该怎么样呢？难道夫妇间需要礼貌得这么周到吗？如果先生吃太太做的菜，说这几道菜做得很好，很辛苦了，客气一番，礼貌一番，是不会遭到反感的，甚至可以增加和谐的气氛。但这位先生是很认真的，不是虚假的。大概由于太太一向很软弱，从未吃过苦头，所以他就以为坐了一下就是很辛苦很伟大的，就满口“伟大伟大”、“辛苦辛苦”地安慰起来。这种德行，怎么能够做事情呢？事情绝对办不好的。

这不是笑话，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王永庆每天三点半起床做早操，四点二十分到台北球场打球，经常会遇到一些熟人，他们恭维地说：“王董事长，你每天这么早来打球，精神这么好，非常了不起。”

王永庆突然想到：“打一次球要花100多块钱，如果我不是会员的话，差不多要花200元，这是在享受，为什么人家还要佩服我，说我了不起？”

这不是很难说清的事情吗？有些人就是弄不懂什么是真辛苦、什么是在享受。

也曾经有别的朋友这样对王永庆说：“王董事长，你精神这么健旺，风雨无阻到球场打球，我们实在是做不到。”

王永庆认为这没什么，这明明是在享受，有什么做不到的！清早打球，这是个人的兴趣，虽然要花钱，也必须去做，因为对健康有好处，谈不上什么了不起。

也许在那些人心里只以为吃好喝好才是享受，却不知道那是很低级的欲望，而只有对自己的身体有益对发展有益的事情一直做下去才是真正的享受。经过困苦生活的人就会经常说，人活着每天都是在享受，因为不用忍饥挨饿，不用起早贪黑。

王永庆曾就这事举过小商贩的例子。

那些鱼贩和菜贩，每天早上两点半就要起床，不管睡眠多么不足，多么疲倦，也不管冬天寒流来袭时风多么凛冽，他们总是一心一意要赶到中央市场去批购鱼虾、蔬菜。

在中央市场还要动脑筋去想，定什么样的价钱，100元、95元、90元、85元，哪一个更合适？还要担心被人家抢了生意，这样提心吊胆，这样没有一刻轻松的生活，是多辛苦啊！

所以这些小贩也非用尽心机动脑筋去争取不可，希望批发到好的东西，拿出去叫卖容易出手，能够多赚几个钱。

他们就这样从清晨两点半一直忙到十一点多，实在够辛苦的。东西卖完了，回到家里，下午又得再做一些其他的工作，这样才能贴补他一家的开销。算一算今天赚了200元，目的刚达到，又要考虑明天：到哪一条街道、哪一条巷，叫卖哪一种鱼和哪一样蔬菜，才容易卖出去，必须好好计划一番。

而打球的人，糊里糊涂，打得好，打得不好，从未去计较过它，却仍然需花掉一两百元。鱼贩、菜贩这么早起来辛苦所赚的钱，等于打球随意所花的钱，那么是谁了不起呢？道理很简单，只要比较一下，就可豁然。假如没有比较，一个人虽然在享受，却仍然不会感到满足。

所以，如果不去做一番比较，就自认很苦，就会偷懒；但比较之后，知道自己比他们舒服，自然就会更加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

肯吃苦，能够在困境中坚持，这是成功者所必须拥有的良好心态。

在台湾经常有这种现象：半夜三更听见卖鱼丸汤、肉丸、粽子的小贩，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一路叫卖过来，然后又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不变的只有他们嘹亮的叫卖声。很少听见有人买的时候，说卖鱼丸汤的请你过来，或说卖粽子的你来一下！经常有人很粗鲁地喊叫：“烧肉粽！过来！”或“鱼丸汤！来！”可是这些小贩并不在意，他仍然会很快回答：“我马上来！”或说：“来了！来了！”声音非常柔和热情。然后，还是一样沿街叫卖，不辞辛苦，没有埋怨。

可是如果换成是公司，有人粗声粗气地喊：“你马上来！”大家就会觉得很难接受，虽然不会说什么，但是仍然觉得自己被冒犯了。

为什么小贩们不会在意这些，仍然会温柔地叫卖着他们的粽子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往往要走很远的路才有顾客光顾，遇见一个顾客，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又怎么会跟他生气呢？这就是做生意的道理！一个销售人员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他的推销工作不知愉快多少倍！每个人做事如果都能这样想，他又何愁成功呢！

美国《幸福杂志》记者曾经采访王永庆，谈起“满足感”的问题。王永庆首先谈到了美国人生活的富足，并举了两个例子佐证。

王永庆曾在纽约的超级市场里，看到很多挂牌售卖的肥鸡，最贵的标价才2美元，折合新台币等于80元一只，如果以美国的工资水准来比较，台湾的工资仅及美国的1/10，所以，以他们的水准来说，一只最贵的肥鸡，不过相当于新台币8元而已。

又有一次，王永庆和黄教授在休斯顿一起打球，花了2.5美元，如果以美国的工资水准来说，也是相当便宜的，大家都可以玩得起的。在休斯顿市内，像这样的球场有12处之多，从住处到球场，5分钟可到，非常方便。

仅这两个例子，即可看出美国人的生活是多么富裕。

美国的管理科学非常先进，企业的经营管理技术居于领导地位。日本今天的经济发展，其管理技术完全学自美国，现在的生产效率，与15年前相比，增加了10倍，但是仍然赶不上美国。

如今，美国人的生活在世界上是位于前列的。物质文明的发达，让他们开始养尊处优，再没有当年开拓西部时的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没有了劳动吃苦的过程，就不会懂得现实生活的满足感，而只是追求物质享受，这份享乐不是自身流血流汗换来的，当然不知爱惜，不知感激，不知创业的艰辛，不知守成不易。如此下去，精神逐渐腐化、堕落，吃不了苦，受不得困，失去奋斗的意志，久而久之，自然日趋衰败。所以人要学会吃苦，吃苦才能更好地守业，才能获得最大的满足感。

王永庆所说的满足感，并不是指安于现状的保守态度，而是比较苦乐之后的发愤图强。而且人不仅要能吃苦，还要适应竞争的环境。人类由于进取心使然，造成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即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竞争，不是嫉妒忌害，是和谐互助的，要生存发展，必须有竞争，必须不怕竞争。一个人如果怕竞争，将来一定要吃亏，要落伍，要失败。

总而言之，劳动才有意义、吃苦才懂道理，人们只有改变过去错误的观念，磨炼意志、健全精神、苦干进取，这样，自然会敬业乐群、工作愉快，这才是成功的心态。

王永庆的坚韧表现在很多方面，无论是生活中还是经营过程中，他都不畏困难，勇立潮头。

守信尊品，一诺千金讽温情

如今的社会似乎更重视商业道德，通过建立一种信用等级，来衡量一个商人的道德水准，从而影响到整个贸易，进而影响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追求品质在发达国家来说已经不算是什么新概念了，然而对经济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

贸易并不是斧头换大米这么简单，那靠什么来保证商业信誉呢？

这就是品质，包括人的品质和产品的品质，商人只能通过以往的表现来衡量品质高低，从而决定合作的程度。品质直接反映着一个商人道德的水平，也就成为了一个商人的经营准绳。

对人、事、物的品质的追求，王永庆从来没有放松过。在他看来，社会的进步或落后，国家民族的兴盛和衰弱，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关键就在“品质”二字。做人做事，任何项目都离不开品质。

一个企业要发展，只有努力追求品质第一才能成功，这也是王永庆自己的亲身体会。他做人、做事、做企业都在追求着这个目标。

王永庆认为品质是企业成败的关键，其实他在早年开米店的时候就已悟出了这个道理。

同样是米店，大家的米是一样的，为什么他的米店会从刚开始的无人问津，发展到最后的每天卖出一百多斗的销售量呢？这就是品质的力量。

王永庆对每一个来买米的客户都很热情礼貌，这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也就慢慢接受了他和他的米店。有人说做生意首先要让人接受你这个人，然后才会接受你的产品。所以，能够和所有的顾客搞好关系是最主要的。

他改良米的品质，把一些砂石和稻糠从米中捡出来，这样就会增加产品的竞争力。王永庆把米的品质提到了最高，这换来了更多的顾客。同样的价钱，高品质的产品会更受到欢迎，这是经营中一条不变的定律。

同时他提高服务的质量，主动送米上门，这样就帮助那些家庭主妇解决了很大的麻烦，他会在米吃完前，把米送到人家里，这样方便周到的服务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的。从而巩固了他和客户的关系，把客户群进一步扩大。

而且，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他都会送米上门，哪怕只有一斗米。他还经常是把米先赊给顾客，等到顾客有钱的时候才上门讨要，这首先建立的是一种人道的经营原则，大家就会觉得他能够为顾客着想。这样王永庆和顾客之间的关系往往已经超越了买米和卖米的关系，而成了忠实伙伴。

因为大家已经接受了这个人，相信他不会骗人，不会坑人，只要他说的肯定错不了，一句话，就是大家相信他品德高尚。如此而来，王永庆想要不成功都很难。

王永庆相信企业的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性，然而企业要生存发展下去就只有提高品质一条路。

以产品的品质为例，任何一种产品，只有做到价廉物美，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然而，工人们在生产的时候，往往是极力追求产量，以便完成既定的生产任务，但是，如果产品的任何一方面品质出现差错，比如没有达到技术要求，那么任务都将难以完成。这些不能单纯地怪到工人身上，因为这些差错可能来自企业的管理品质和操作品质。

工业落后的地区往往忽视综合性的品质。企业不能光靠机械性能好，买到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就可以了，耗材、机械和技术可以用金钱买到，人员的素质和管理技术却不是有钱就能做好的。

王永庆认为，比较落后的地区，消费者对产品的品质要求不是很高，往往还可以应付，毕竟没有竞争，产品的品质就很难引起注意，就不会有改善。这样一来，不但浪费了资源，而且许多工人也因此不注重品质。这样一旦竞争者出现，而且其产品品质较佳，大众就会转而消费那种产品，那时想要改善，恐怕就来不及了。所以说，品质影响着企业的生存。

先进国家一向重视人、事、物的品质。使用同样的原料，因为注重品质，产品符合水准，自然就会得到消费者的认同。因为顾客认识品质，乐于采用，厂家因而建立信用。信用经营，已经成为企业普遍采纳的一个经营理念。产品品质是一种结果，反映了生产过程所有因素的品质。产品品质优良，说明了企业管理完善、有计划、懂分析。

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品质不会凭空就能提高。若有优良的产品品质必得先有优秀的人的品质。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样人的品质就成为了一切的根本。王永庆相信，企业要追求利润，而利润的创造完全依赖于人，人的品质是决定一切产品品质的根本。

王永庆认为，外国和台湾地区之间对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他说，人们常说外国人是现实主义，台湾人是温情主义。外国人现实，以业绩来评判每个人的能力，要求工作品质，分配合理的工作量。说他们是现实主义，其实是人才主义。而台湾的温情主义只是徇私，这样对企业品质的提高没有什么好处。所以，美国能出现许多管理完善、产品驰名世界的企业，而台湾呢，却只有那么几家可以拿得出手的企业。

王永庆很赞赏发达国家对人的品质的评价方法。他们以业绩来评判断定每个人的能力，绝不是靠学历、靠年资作为标准来评判。这也是发达国家进步的原因之一吧。

人的品质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这和工作内容、努力程度有很大关系。

年轻人开始做事，都希望做有意义而又容易的工作，待遇还要高，还要被人重视。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好事？他常常对年轻人说，容易做的工作，是不会有多大意义的。所以不要怕难，只要下定决心去做，任何伤脑筋的事终究会克服，任何乏味的工作也会变得有趣味。

王永庆始终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在艰苦的岗位上，经过努力，一个人的品质就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一个人无论是从事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必须勤劳，能吃苦，手脚越用越灵活，脑子也是越用越灵活。人，只有克服惰性，开动脑筋，才会对工作产生兴趣；有了兴趣，精神愉快，工作成绩自然就会提高，收入自然会增加。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高品质的人才，他们也将成为竞争的核心。

许多管理者都明白了高品质人才的重要性，因而建立了自己的人才库。如何搜集高品质人才？恶劣的环境倒反而是最佳的试金石，可以激发斗志，提升自己的品质。

王永庆要求经营者和高级管理人员，对人品质的要求，不能碍于情面，不能好坏一个样，没有分别。对于年轻的新进人员，如工作不力又劝导不改，干脆请他另谋高就。这样不但对公司有好处，同时给他一次刺激醒悟的机会，对他的前途也有帮助。

也可以通过员工做事的品质发现和评价其个人的品质。一个人数较多的企业，分析效率比较繁复。若是从小单位做起，人员控制在10～20名以内，检查其工作流程，分析每人的工作完成得好坏，处理事务正确与否，也就是说，对事的品质进行深入探讨，就很容易明白了。主管负责指导，不仅可以发现每人的工作量有多少，也可以通过他做事的品质对其做人的品质做出评价。

人才要靠谁去发现呢？产品的品质靠谁来监督呢？当然是管理者。这样管理者的品质就成了关键。

管理者如果拥有优秀的品质，就能够培养优秀的人才，进而提高做事的品质和产品的品质。

在一个企业里，如果使每个人的潜能都发挥出来，工作效率就会提高很多倍，生产力水平就会更高。挖掘员工的潜在能力，是企业管理者的一项重要工作，从中也可以看出管理者品质的高低。

王永庆说，日本最近15年生产效率提高了10倍，这其中有机械性能及技术改造的原因，但人的品质的提高、追求合理化使人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

因此他常常反思，先进国家如美、英、日、德都在不断研究如何使个人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即所谓合理化的改善工作，目前还在继续精简人员，反过来看自己的企业，还有很大的差距。作为管理者，自己需要反复思考：今天做了什么？每个月做了多少事？是否发挥出了自己的能力？通过这些反省，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目前企业的生产效率，并不一定比发达国家15年前高，可见还有很大的提高的空间。怎么提高？那就是从挖掘人的潜力入手。

要提高员工的品质，首先要从管理者自己做起。这个道理王永庆自然是非常明白的，他作为台湾企业界的经营之神，一直是身先士卒，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王永庆是一个诚实守信的人，这在企业界已经家喻户晓。

1978年，台塑集团营业额突破10亿美金，证明了台塑已具备与世界大企业竞争的条件。

当时，王永庆想扩大规模，急需1500万美金。他向台湾的银行借款，遭到官僚体系的种种刁难，转而向外国银行试试运气。

外商银行的作风，比台湾当地的银行更实际，他们在乎的是一个人的信用评估，而非房地产抵押、保人等形式。在一番调查之后，三家外银——英国建利百联银行、美国运通银行、美国信孚银行——决定联合放款1500万美金给台塑，利息极低，创下了历年来贷给台湾企业资金利息最低的纪录。这三家银行只要求他个人担保就行，并未要求台湾的任何银行担保，这在国际上都引起了震动。

从此，“王永庆”这三个字就成为一个“信用”的象征。

为什么外商如此相信他呢？因为多年来他凭着信用，建立了良好的形象。人们相信，只要他点头答应的事，就一定会办到。

台塑公司1973年办理的现金增资的“溢价退款案”，最能证明王永庆的诚信。

那一年，台塑公司为扩建办理现金增资，提出增资股权的两成以每股244元的价位办理承销。当时不巧碰上石油危机，股价因而大跌。所以，在1974年初进行承销抽签时，股价已经滑落到每股238元。

不久，台塑公司召开1974年度股东大会时，那些被套牢的股东向他提出承销价与市价之间差额的问题，希望台塑公司能补足。王永庆当场爽快地答应，在6月30日以前，如果增资股的市价未超过244元之承销价时，台塑公司愿意以6月30日的收盘价，作为补足承销价与市价之间差额的基准。

结果，台塑公司增资股6月30日的收盘价只有202元。他依照约定每股退回42元，一共退了4000万元，开创了股市空前的纪录。

事实上，他当时若不履行约定的话，那些股东打官司也未必会赢，但是王永庆却没有这样做。从此，他一诺千金的名声不胫而走。

为了守信用，有时会吃点眼前亏。但是吃亏之后，有了信用，将来又会在其他方面得到人家的支持。王永庆在金钱方面虽然很会精打细算，但是绝不让人提心吊胆，给人空头支票。

商人视信用为第二生命，王永庆同时把信用当成做人的起码要求，因此他看不得那些虚伪的人和事。

他的一位朋友就曾说过：“他说话率直犀利，常得罪人。”这话真的没错。

“行政院”在1985年5月7日成立“经济革新委员会”，王永庆与徐风和都是委员，当天开会，徐风和发表了一篇5000字的论述，在徐未讲完之时，他即阻止徐发言，认为那篇东西乃泛泛之论，不必浪费大家的时间。一时弄得徐风和尴尬异常。

1985年8月15日，台湾“经革会产业组”举行第三次会议时，王永庆当主席，为讨论《劳动基准法》退休金给付修改问题，邀请内政部劳工司长汤兰瑞表示意见，结果因汤兰瑞言不及义，又强调《劳动基准法》实施才一年，不宜轻言修改，被王永庆按一声长铃，结束汤兰瑞的发言，弄得汤兰瑞当场下不了台。

此种场面，在多年前的“国建会”上也发生过。

当时宏基计算机总经理施振荣即席向当时的经济部长赵耀东大吐信息工业的苦水，并要求对尚在萌芽的信息工业予以适当的保护。施振荣一讲完，王永庆立即站起来，大声反对当局保护任何行业，弄得施振荣灰头土脸。

有一年，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蒋硕杰在《中央日报》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岛内的企业家实施“五鬼搬运法”，把“政府”与老百姓的钱都搬到他们的口袋里去了。这篇文章引起岛内经济学者的口诛笔伐。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时报》与《工商时报》举办了一项以《五鬼搬运》为题的大辩论。辩论的一方是以蒋硕杰、费景汉为首的岛外经济学者；另一方是由王作荣为首所组成的岛内经济学者，外加王永庆为首组成的企业代表。当时，“台视”对这场大辩论作了实况转播。

当晚，王永庆起初静静地听对方讲，没多久，轮到他讲，他愈讲愈激动，愈讲火气愈大，讲完话后离席拂袖而去。

他这种率直敢言、喜怒形于色的作风，一直伴随了他一生。因此，有人说他“会做事，似乎不太会做人”。

然而，王永庆却是一个很踏实的人，因此讨厌虚伪的行为。

由于讨厌虚伪，王永庆做人非常坦率。一次，时报文化出版公司请了45位教授，将经、史、子、集等45本历代的经典改写成白话文，要出版一套青少年版的《中国经典宝库》。每位教授各花一年时间改写一本。在1980年改写完成，即将出书之前，来请教他对这套书的意见。

王永庆当时以为该套书还在筹备阶段，所以，他告诉时报文化出版公司的人，那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但是，一位教授花一年时间，只是将古籍经典翻译成白话，而没有将它的道理清楚地阐释出来，效果恐怕很有限。因此，他建议与其由45位教授写45本书，不如由45位教授合写一本书。

事后，王永庆才知道他们书已经写好快要出版了，马上向时报文化公司的人道了歉。王永庆就是这样一个真诚率直的人。

日臻日善，由点及面促管理

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要不断加以改善，没有改善就没有发展。

王永庆认为，企业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涉及到方方面面许多细节，一个小细节不合理就会影响到整个企业的发展，就算是无关紧要，造成浪费或者影响生产效率也是非常不利的。

因此企业要不断地改善，由于人是改善的主体，所以改善是从人的认识开始的。不满足就是认识的开始，也就成为改善的动力。

王永庆深深地体会到，改善要从细微处做起，“点”的改善是基础，从基础入手，才能达到想要达到的目的，自然就会提高整个企业的发展实力。

改善应该由“点”的改善至“线”的连贯，最后达到“面”的管理，这是改善的顺序。应该把重点放在“点”的改善上。“点”完善了，“线”和“面”就简单了。

因此，做事必须先找出潜在的细节问题，如果只注意广泛的“面”是永远做不好事情的。

细节问题实际上与企业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要做好管理工作，一定要从根本着手，点滴累积才会有基础。

他认为，目前台塑的管理水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而且基础不够坚实。要想建立好的管理水准，除了管理者格外劳心劳力从事，别无他途。

以营业管理为例，要做好经营，就要使所产都能销售，货款能按期收回。这其中客户的征信调查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一般企业把调查的重点往往都放在对客户的公司及其负责人资产净值的了解上，这样来判断客户的信用程度往往并不可靠。

最切合实际的方法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客户生产设备的情形，产能多少，投资是否合理，设备的营运情形如何。接下来还要了解，以这些设备产能每月应使用多少原料，找到开工不足的原因，同时要了解其经营绩效如何等等。这些都调查清楚了，才能判断这家企业的信用程度，然后才能决定向他销售的合理目标数量，或者采取哪些有关措施以确保自身权益。如此了解客户的动态情形，一定比只了解其资产的静态资料来得准确有效，并且更能灵活操作。

王永庆还举过资材管理的例子，说明“点”的改善的重要性。

公司采购各项设备、原料，若一味只追求品质，容易造成成本的不合理增加。反过来说，若以廉价品为采购标的，又恐品质无法控制，影响后段的生产，造成一连串的损失。要想品质好、价格也公道，就有许多管理上的准备工作要做。

若公司对经常使用的原料或生产器材，用心了解其制造过程、成本结构，就能掌握它的品质情形以及合理售价，借此项分析后的成本与供货商洽议，就能达到想要的目标，品质好价格公道。

至于成本的改善方面，绝大多数的经营者皆重视财务报表，对损益情形更是关心，针对各期的损益动态经常有所指示，以减少损失、增加利益。当然这样做可促进绩效差的单位改善，不能说没有效果。但是如果改变一个方式，不是遇到利益情况不佳时才有措施，而是将成本的合理降低列为平时追求的目标，将成本所牵涉的项目，按轻重缓急，一一进行分析，这样就会发现许多不合理的地方，然后就可以逐项着手改善。

每个人都“做一点有用的事”，对家庭来说，必定美满快乐；对企业来说，一定蓬勃发展；对社会国家来说，必定富强进步。

王永庆说，改善永无止境，必须一边学，一边改，将经验累积下来作为管理的基础。比如，过去没有什么工业，大家都没有什么经验，所以他就追求许多问题的根本，把基础建立起来。今天的工业是多元化的，但不能说今天已经做到了完善的地步，仍然要配合时代的进步和变化，无休止地加以改善。

台塑企业在管理方面一直在不断地发掘问题，并加以改善。

比如，机械的毛病多，女作业员来不及应付，工作过分辛苦，自然对工作不感兴趣。这样就造成了人员流动率高。招募新人吧，这些新人就更没有经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自从做机械保养工作后，机械故障大减，运转顺利，品质和产量大大提高，超过所订的生产目标，员工呢，也可以领到奖金，自然就不会流失，管理人员工作渐有心得，兴趣亦渐浓厚，幕僚人员的分析工作也逐渐深入，发掘问题亦多能把握重点，知道追求目的。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

因此，惟有了解基层工作、解决基层问题，才能做到点的改善。

机械保养，不论是一滴油或是一颗螺丝钉，都要注意到，这样才能使机械运转完善；同样的，基层工作就像一滴机油或一个螺丝钉，缺少了或是品质不佳，便影响到全局。

在一系列的生产过程中，相关的机械如果其中一部毛病多、性能欠佳，便必须予以更换，否则将会影响整个的生产效率。而一部机械的故障，又与保养人员的工作心得有关，油不够了致机械磨损，因而影响机械的性能，影响所及，便连带妨碍了全部系列的生产；必须由基层做起才能发现机械的毛病在哪里，进而才能改善整个系列，才能有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

王永庆承认，许多企业，例如台化纺织部门，数年前管理不佳，不仅亏本，而且处处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浪费资源、浪费人力，虽然有心改善，经过几年仍不见成效。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从基层抓起，没有追根究底。

改善可以从两方面来实现：一是工厂本身机械设备等是否落伍；二是经营管理是否可能改善。

王永庆曾语重心长地对他的下属说：机械落伍可以更新；经营管理不善，则必须从人的方面找原因。如果一个部门成立时间不长，提早发现经营管理不妥，下定决心另聘贤能还来得及改善；如果时间过久，自上而下，所有人员皆已养成不良工作习惯，因循守旧，自以为是，就很难挽救了。

事必躬亲，了然于胸不败身

一般的管理理论认为，企业负责人只要做政策性的决定，其他事务性的工作交给部门办理就可以了。支持这个理论的理由是，每个管理者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如果不能从繁杂的小事情中脱离出来，就会耗费很多的精力。

而王永庆则认为，一个管理者只有做到事必躬亲，才能管理好企业。他做事几乎到了追根究底、事无巨细都要过问的程度。在他看来，事必躬亲是一种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

他说，企业的管理者只有对企业的信息全面了解，才能管理到位。

一个企业家制订的每一个决策，都事关企业的生存发展，需要企业各方面的积极配合与协作。如果他对企业的情况不了解，那怎么能合理利用资源，保证企业的发展呢？

要想对自己的企业了如指掌，非得事必躬亲不可。企业管理者必须亲自深入基层，对生产、人员、管理等情况进行了解，从而获知企业的生产能力、经营状况、员工的素质和特长以及各级主管的管理水平，然后才能制定出适合企业发展的经营战略。

有一次，王永庆与一位年轻的日本社长聊天。他请教那位社长一些问题，社长却回答说，我比较专门，大政策我决定，小的我不晓得。这些问题可以向有关部长或课长咨询。

这样的回答令王永庆很不满意，但事后一想，也许他所说的也有道理。因为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管理就讲究权力分散，各司其职。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各种管理都已趋合理化、制度化，企业管理者当然可以只做政策性的决定，而将事务性的工作交给下属办理。可是在发展中的国家与地区，企业管理尚未走上正规化的轨道，管理者若不参与事务性工作，那企业又拿什么来追求合理化与制度化呢？

有一些小事，一般人可能都会给忽略过去的，但王永庆呢，再小的事情他都认真对待，从不马虎。

有一次，有一家银行派人到台塑找王永庆对保，承办人员见到他后，就请他在对保单上签章。这位行员亲自见到他签字后，很放心地收回保单就道别了，并没有核验他的身份证。人们虽然在生活中难以见到王永庆，但在报纸、杂志、电视上见到他的机会却多得是。因此，大部分的人对他有相当的印象，谁还会想着核验身份证呢。

第二天，王永庆打电话给这家银行的经理，请银行再派人前往对保。理由是昨天的对保手续不全。他说，对保人员没有核对他的身份证，如何证明他就是王永庆呢。

这些道理都很容易理解，但现实中却有很多管理者都做不到。

一般人都有这样的通病，即没有先苦后甜的思想和笃行的精神。所以许多时候并不能做到事必躬亲，这样就很难对情况做到全盘掌握，那么管理上就很可能出现偏差，从而影响企业的发展。

一个管理者总是高高在上，就很难保证生产状况良好，员工就会消极怠工，这样产品就会出现品质问题。这一点王永庆有着深刻的体会。

他说，台塑生产出的产品虽然可以出口创汇，但在品质上却无法和国外的同类产品相比，甚至差很多。这是为什么呢？台塑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400美元，而美国是2000美元。在人工成本之外，即使再加上运费、包装费、保险费等作业费用——约为人工成本三成的话——是520美元，即台塑的产品出口到美国的话，520元应可抵2000美元之价值。可事实却不是这样。台塑的产品可以做得出来，但做出来的东西却是二级品，甚至是三级品。中国人一向以勤劳著称，怎么会做不好呢？

王永庆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台塑的产品品质差是受技术水平的影响，产品成为二级品，再加上员工努力的程度不够，产品又变成了三级品。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不是由于员工不够智慧，也不是由于知识掌握得少，而是源于常识不够，同时员工不能积极努力地工作，因此造成了这种局面。

如果管理者能够带头改变这种状态，在企业内部推行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规范人们的工作，那就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产品的品质就能够提升，对企业的发展是很有利的。

事必躬亲还可以起到监督作用。管理者时常到基层走一走，员工就会时刻紧张工作，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就会做出成绩。如果受到嘉奖，就会激励他更好地工作。

管理者还要善于了解下属的意见和建议，这样对管理会大有帮助。

王永庆对外国同道的待客之道很有感触。外国人招待客人以客人舒适满意为第一要义。在接待过程中，双方洽谈公事一般都是在融洽的气氛中把事情给解决了，虽然偶尔也有双方各持己见、无法解决而约期另行谈判的时候。

但是反观自己，王永庆总觉得，彼此请客次数颇多，多数是吃吃喝喝，谈戏剧、谈打球，彼此礼貌一番，难得谈一次正经有用的事。这几乎已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

有人说，工商界各有其秘密存在，难得说实话，所以大家都打哈哈。王永庆认为，这种话完全是逃避和虚伪的言论。经营管理所涉及的是多元化的事务，需要思考改善的问题多如牛毛。只要有点管理心得，彼此就应该提出来讨论，并且是深入地讨论。不想谈或不能谈，可能是对事情了解不太深入，因此才会找各式各样的借口。

这种情形在台湾岛内相当普遍。尤其在和外国人谈判时，大多数是依赖对方提出腹案及其所拟定的合约书，然后拿来审核，这样做无论如何是无法深入的。必须是双方依据各自的立场拟出具体方案拿出来讨论，才不至于事事处于被动，才能争得公平的对等关系。

看上去这只是谈判问题，只是关于合约的问题，但如果不是事必躬亲，又如何能做到胸有成竹，立于不败之地呢？

由上可以看出，王永庆是一个事事精打细算的人。因此，任何人想要与台塑合作，都必须经过一套“台塑合作模式”，双方才能共存共荣，当初，台塑投资的玻纤就是其成功模式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当时，台塑的玻纤是与美国的PPG合作。PPG在这方面是在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一开始他们提出加KNOW-HOW的费用，却被王永庆说服放弃了。王永庆的解释很简单：双方的合作基本精神要一切以合作公司未来的成就及发展为前提，因此双方对其各自的片面利益都要放弃，同时对于各自能够承担的义务也要尽其所能承担，在此一前提下，双方投资比例自然就是各占一半，以免产生揽权的心态。

王永庆还指出，双方要以合作公司的将来发展成就作为优先目标，如果公司的任何一方为了一时的权利要求报酬，自必造成合作公司在尚未获利之前，就要付出一笔可观的费用，成为起步时承载的负担。

而对收取费用的公司而言，其所得就要纳入该年度的盈余，因而产生巨额应付税捐。如果一切投入于合作公司，不但可以建立稳健的财务基础，双方也会彼此尊重，相处和谐。

在合作公司经营各方面所需管理及生产技术人员的待遇问题上，PPG要求对所派人员比照该公司其他派外人员，除依PN一般获津核薪外，并加发出岛津贴，由合作公司负担。

王永庆又不同意，说，双方合作人员都是在合作公司任职，应该一视同仁，中间如果有任何差别待遇，虽然主要的合作者都能了解，但双方人员在工作上都有密切联系，彼此相辅相成，心理上一定会感觉不平，造成人事纷争。

因此，王永庆请求PPG的所派人员一切依照合作公司的规定，其待遇和台湾当地的人员完全相同，也就是说，PPG要承担50%以上的津贴。经过多时考虑后，对方终表同意。

王永庆也并非真是斤斤计较之人，他当时马上就同意将19公顷的工厂用地以新台币l元卖给合作公司，以示诚意，这等于是送给了该公司。

合作公司成立后，PPG派来的工作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都圆满完成任务，陆续返美。而在采购设备方面，PPG力主要采购其过去有经验之品牌，台塑企业却坚持自己的询价参考制度。到了建厂完工，实际费用却只有PPG预算的65%而己，等于为合作公司打下了一个良好的企业底子。在这种合作模式之下，王永庆成功地与国外企业携手，将其先进技术引进台湾，并在台湾扎根成长，进而与世界各国竞争。

王永庆虽然没有对合作方提出什么苛刻条件，但在合作过程中用一丝不苟的精神和事必躬亲的态度来处理问题，这是很值得管理者学习的。

第四章 家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许多台塑员工都有这样的感觉：在台塑工作，所从事的事业本身让他们感到有认同感，同时台塑所取得的成就又给人才以荣誉感。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又造福于社会，推动国家的发展，这就给了人才以极大的成就感，这就是台塑最吸引人才的地方。

以人为本，集聚智慧明事理

管理是企业经营强有力的手腕。企业要想发展壮大，必须要实行强有力的管理手段。而王永庆恰恰擅长于管理，好比他强壮的右手，因此号称“右手管理”。

众所周知，王永庆没有经过正规的学校学习，对系统的管理知识更是一无所知。他所有的管理理念都是在经营过程中总结和发展而来的，这也就决定了他的管理知识是零散而不成系统的。但也正是因为这些看似浅显粗陋的管理方法，在现实管理中却是最实用的。

所以，有时候，你在他的管理理念中随便拿出一个来都可以很顺利很实用地套用到自己的企业当中去，管理起来会很方便。而简单实用的这套管理理念只是因为出自一个实用主义者之手。

王永庆的以人为本的理念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要注重人才，吸引人才。

正所谓家有梧桐树，才可引来金凤凰。任何企业管理者都知道，人才是生产力中的决定因素。再完善的制度如果没有人去执行，也只是一纸空文。再先进的机器没有人去操作，也是一堆废铁。再精明的领导如果没有人去响应他的号召，也是孤家寡人。一个企业要想成功，没有会经营、会管理、掌握熟练技术的人才是不行的。一个被普遍认可的真理是：人才越优秀，企业的实力也就越强。

王永庆就把人才比作“凤凰”，而想要吸引入才，自己就必须有“梧桐树”才行，只有“家有梧桐树”，才能“引得凤凰来”。那么，台塑的“梧桐树”是什么呢？

在几十年前，即使是现在，许多年青人大多有抱负、有理想，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展宏图的平台，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他们会不畏惧艰难，不计较得失，努力去拼搏奋斗。但是，这样的平台并不容易找，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下，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你来我往的明争暗斗，甚至是出身、背景和靠山所造成的不公平待遇，让许多人才流失。在许多企业中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存在，那么，在台塑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里可以说是人才的集中地，有一项调查表明，每年的台湾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意愿调查表上，台塑都高居私营企业的榜首，成为众心所向之地。台塑能够做到这一步的确是不简单！而台塑的“梧桐树”就是我们下面要讲到的。

台塑的基本人才理念就是：首先要了解人才需要什么。大部分人才都需要有一个能够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场所，他们最希望老板能够让自己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如果你处处给他们设限，那么，他们就会感到憋气、窝火，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没有受到重视。中国有句古话叫，“用人莫疑，疑人莫用”，如果真正要用一个人才，当然首先要选定一个才能卓越，踏实可靠的人，既然你已经选择了这样一个有本事的人，那么，你必须要给予充分的信任，授予应有的职权。一位哲学家说，“信任一个人，就是对一个人最大的帮助。”

员工们受到信任，必然有一种知遇之感，产生出“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情，必然会对任何事情都全力以赴。在台塑几十年的用人经验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有才的人更看重自身的价值，只有受到信任，有充分发挥才能的自由，才会创造出更高的价值。

有了人尽其才的工作环境，剩下的就是企业要对人才给予公平和合理的待遇。现实中存在一种很不公平的事情就是：一个有背景的人，如果自己稍微能干一点，就会处处有绿灯，非常顺利地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是对于一个出身寒门的人，即使有较高的才能，由于事事处处要靠自己的努力，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大得多，但最后由于种种阻碍，还不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作为台塑的龙头老大，王永庆深深知道这一现实的不公平问题，他则极力摆脱这种不公平，为所有的人才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不管有多硬的后台，即使是董事长的儿子，要想升迁，也得通过自己的努力。这样做可以产生两种效应，第一，上来的人都是人才，第二，别人看在眼里会觉得很公平。

也正是因为此，对于既没有人事背景，又没有工作经验的人来说，台塑为他们踏上成功之路，实现理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有了公平合理的工作环境，又提供了人尽其才的工作机会，任何人都想进台塑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许多台塑员工都有这样的感觉：在台塑工作，所从事的事业本身让他们感到有认同感，同时台塑所取得的成就又给人才以荣誉感。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又造福于社会，推动国家的发展，这就给了人才以极大的成就感，这就是台塑最吸引人才的地方。

在管理人才方面，任何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管理，这也从另一面说明了做管理并不难，而难的是这些管理手段或者是理念是否能够促进企业的发展，还是它只是一个规范人的制度。是实用还是制度，就成了区分管理理念的关键。管理追求合理化是企业发展的最终目标，然而这并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企业追求管理的合理化，实际就是管理者追求有效管理，那么，管理者如何做到有效管理呢？

王永庆说，管理者只有先从自身做起，才能达到管理的合理化，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有效管理，可以这样说，合理化管理是从管理者开始的。

无论创业还是守业，追求成就便须讲究效率。讲究效率，最重要的是做好管理工作。懂得管理的道理，才会懂得如何去管理。从这个目的出发，努力去做，就一定能成功。

王永庆首先经营的是米店，而后是碾米厂，再后是砖厂，还做过木材生意，最后涉足塑胶业，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是站在管理的最前沿，所以，他对管理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他认为管理自开始至结束，整个过程都要有条理性与系统性。在整个管理过程中，不能有一环缺失，这是合理化管理的要求。

为了追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管理者就要不断地改善管理手段，要求管理的合理化。

那通过什么来改善管理呢？有人认为，最有效最快速的方法就是经常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技术。在中国，一些大企业请一些国外的教授来讲授如何做到科学管理，甚至亲临指导，做管理范例，以此想要达到提高管理水平的目的。但这样的花费往往很高，而成效却并不理想。他们似乎忽视了合理化管理是要和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联系在一起的，照搬照抄先进的管理经验只是治标不治本。

王永庆在这方面就很有见地，他说，如果这样做能让企业有所收益，那我们还研究管理做什么，直接去西方聘请一些专家来管理不就完了吗？

往往有这样的情况，管理者本人为了提高管理水平去其他工厂参观学习，但多数管理者只是走马观花地溜一圈，而如果让那些搞生产和技术的人员去参观，那就不是纯粹的参观了，因为他们在企业的第一线，知道企业现在是什么状况，在参观的过程中就能够有意识地了解一些情况，在不知不觉中，他们便能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回到自己的企业中可以对症下药，进行合理化管理。

因此，在王永庆的心里，始终敲着这样一个鼓，而且这个鼓还在一直不断地敲击着：管理必须要追求合理化。由此，他也提出了追求管理合理化的管理者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否则，一切只是空谈。

第一是要能吃苦耐劳，这是一种精神意志的磨炼，然而它是通过身体的磨炼传递给精神意志的。吃苦耐劳并不是要每个管理者都去做苦工，而是要求管理者能够深入基层，掌握具体的情况，然后再做管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要长期做到吃苦耐劳首先要从思想上默许这种精神，只有在思想上接受了这种精神，才能够毫无怨言地坚持下去。

马克思说，劳动在从猿到人的改造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观点就是说明了吃苦耐劳不仅可以改造我们的身体，还可以改造我们的精神。

第二是知识。这里所讲的知识是来自课本或课堂传授的，是理论的、学术性的。学知识最重要就是要能够应用，如果把学到的知识都能够应用到工作当中，除了完全发挥自己的才智之外，还会做出优异的成绩，这就是人才。相反，如果学到的知识一知半解，不能完全消化吸收，那么不管读过多少书，念过多少学，仍旧只是一个书呆子、书架子，知识到了他那里就相当于进了坟墓，不会有什么实际效用，也不可能为企业和社会做出什么贡献。

第三是经验。经验是在工作中积累的知识。只有经过刻苦耐劳脚踏实地的磨炼才能将劳动转化成经验，作为个人财富储存在一个人的头脑里。其实，这就是一个知识转化的过程，它与深入实践是分不开的。在课本上也许学到过这些东西，但是并没有做到真正理解和体会，而通过实践，再现了知识的场景，从而将现象和理论结合在一起，同时在实践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一些细节性问题，而在书本上并没有提到，而通过深入观察就能发现并加以解决。

以上三点是王永庆从自己多年的经营经验总结出来的，他从一个米店小伙计到台塑集团公司的总裁，首先靠的就是刻苦耐劳。自己开米店的时候，有时候一天睡很少时间，要送米、挑出米里的杂质，这些都是很耗时间却能磨炼意志的事情。

在经营塑胶的时候，王永庆完全是一个门外汉。他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塑胶”这个词，在他周围也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他没有人可以去请教，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下定决心做塑胶生意后，他天天泡图书馆查资料，从基本的原料到塑胶的生产工艺，甚至对塑胶的化学衍生过程，他都仔细地做了研究。

为了有充足的时间去泡图书馆，他每天只吃两顿饭，通常在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直到晚上才从图书馆里出来，在那一段时间里，他仅记资料就记了十几个笔记本。有人觉得他好像着了魔，每天和人谈论的就是塑胶，每天想的也是塑胶，甚至晚上做梦梦到的都是塑胶。

其实这时候，塑胶好像已经成为了王永庆的情人，他魂牵梦萦的都是塑胶了。

工夫不负有心人，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他就成了一个人人都朝他竖大拇指的“塑胶通”。所以王永庆知道，凡事都是靠努力和吃苦得来的。无论是什么时候，只要他一见到自己的儿女们，就告诫他们要有刻苦耐劳的精神。也只有这样，才能踏踏实实地做事情，学知识，长经验。

王永庆经常会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应用到生产中去，在无数次的管理实践中，他对那些知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掌握了许多细节，了解了生产情况和整个工序。这一切对他以后管理台塑集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管理改善了，技术自然而然地就提高了。

当台塑正如日中天的时候，台湾的一些企业认为台塑集团是靠某种关系才能够发展起来的。对这样的错误看法，王永庆只是一笑置之。

他后来跟人谈起这个话题的时候说，台塑集团的发展完全是靠合理化管理，在管理上它已经细化到生产及做事的细节上了，可以说，台塑集团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取得今天的成就与合理化管理是分不开的。

而事实是，一个企业经营的原则应能兼顾经济性、发展性及对社会的贡献。绝不可以认为别人能做的生意，每个人都可以做，而忽略了客观条件，甚至没有考虑如何发展及发生盈亏的可能。管理的问题是广泛而细腻的，譬如说买原材料，什么时候会交货，须控制得准时、不失误，这也就是一种管理。而技术的问题，那就要看如何做最为合理；有技术而没有管理，技术也是空有其名，所以需具有管理的力量才能把握技术的功能。

了解台塑集团成长历程的人都知道，台塑刚刚成立的时候，由于塑胶成本高，质量没有保证，在最初的10个月里没有卖出一吨。许多股东都撤出了经营，公司已濒临倒闭。由于经营资金紧张，王永庆只好以设备作抵押向银行贷款。在这种情况下，王永庆大力提倡员工认真对待生产，提高产品品质，同时还严格杜绝浪费，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但这一切并不能从根本上挽回台塑集团的败势。有鉴于此，王永庆毅然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建立塑胶加工企业——南亚公司。

王永庆希望能通过南亚公司把台塑集团生产的塑胶加工成产品销售，而这一举措立竿见影，台塑集团重新焕发了生机。当时有人认为，王永庆这一举措纯粹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而知道王永庆的人却对他这一举措表示了公正的肯定：他之所以能做出这样正确的决定，是因为他能够深入企业调查研究，通过自己的管理经验做出正确的市场判断。

当南亚公司步入轨道后，台塑集团和南亚公司形成了协调发展的关系，但问题也随之出来了。想要做到两个企业形成统一的管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关系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只要一家企业有困难，就将影响到整个生产环节上的所有企业。

怎样做到关系企业的协调发展就成了王永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他认为，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对每个企业进行合理化管理，进行科学的调控，任何一个小的环节都不能放过。

那时，台塑集团及其关系企业任何一家有了困难，他都会亲自到场，研究资料，研究对策，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来。

当然，王永庆并不是亲自下车间察看实际情况，他总是要求各部门把资料汇集起来，包括产品的品质、事件的原因等，然后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的分析、了解、判断，最后确定负责人能不能负责，如果能负责就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如果不能负责，再继续想对策。

王永庆认为，资料就是现场的再现，通过分析资料自然可以发现出现的问题。管理者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分析每件事的始末，然后从中找出问题所在，抓紧时间加以解决。

在中国古代，每个做官的人都有自己的幕僚，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智囊团，他们各有智慧，用学识为自己的主子出谋划策。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大家的智慧聚集在一起，才能够将问题想得更全面。王永庆也有一个这样的智囊团，他认为，只有将一些聪明人的意见集合到一起，才能把经营管理的每个细节都落到实处。

王永庆说，之所以要提倡合理化管理，就是因为他能发掘培养人才，并能生产出价廉物美的产品。

发掘培养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天下无贼》里有一句台词，虽然近乎戏谑，但却道出了人才的根本：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发掘人才很难，但更难的是培养。

发掘人才在企业管理中是一个很重要也很难的环节。有一句古话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可见，许多有才能的人往往都被埋没了。

事实上，人才和全才是两个概念，有些人是才，只不过是某一方面的人才，不可能是全才。这就要求管理者能够发现他的长处，而要忽略他的缺点。往往许多有才能的人因为自己的缺点而被伯乐忽略了。

在王永庆看来，这些所谓的人才之所以会有缺点，就是因为他自身所具有的某些方面的优势而让自己觉得很有优越感，人一骄傲，就会暴露出缺点来。但是企业的管理者只是用人的长处，确切地说是用人之技能，而不是他的缺点，所以，在发现人才的时候，一定要分清主次。

对于人才的培养，王永庆说，人才的培养是许多管理者都很头疼的问题，但又不能不培养，因为想要达到企业发展的目的就必须培养自己想要的人才。管理合理化就是要提供这样的机会，每个员工都能得到同样的机会接受企业的培训，员工的素质得到提高，那么，就能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的发展能力。

人们常说，做事之前先要学做人。但王永庆并不这样认为，“一个员工要先懂得如何做事，只有把事做好、做彻底，才算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他曾对自己的员工说，如何做人只是一个理想状态，而只有通过做事才能真正检验出一个人的能力。如果对西方管理思想略有了解的人就该知道，他的这种思想在发达国家是比较常见的。在西方企业里，管理者很少谈论怎样做人，而只是谈论如何做事，这似乎更实际更现实一些，王永庆无疑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台塑集团的知人策略也很特别，王永庆觉得，一个人才最基本的素质应该是做事要目标一致，事理分明，工作品质好，工作效率高。

正常情况下，当人的素质提高后，生产水平自然也就提高了。

生产价廉物美的产品是企业管理的重点，众所周知，任何一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直接表现就是产品的竞争。谁的产品质量好，就能畅销，也就能够获得利润，企业的经济效益也就提高了。

王永庆很重视产品的质量，也更重视合理的价格，在市场竞争中能得到竞争优势。员工的工作品质优秀产品就优良，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的。“管理就是追求需要，一切以合理化为根本”，王永庆说，“经过缜密的思考，把事情予以彻底的解决，直到完成目标为止。这一过程，自始至终都做到合理化，这就是管理。”

分门立项，提效管理表格化

在管理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情况就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企业管理上往往会呈现一种衙门化形式，这种管理上出现的弊端对企业是非常不利的。

所谓衙门化，就是只注重形式不做实事。就像是古代的衙门大老爷高高地坐在公堂上，下面的人们都屏住呼吸，不敢大声说话，连咳嗽都不敢。表面来看，大老爷也是在办公，但真正为百姓做的事情却很少，所以那衙门也就形同虚设了。

王永庆从开始创办公司就知道，当公司发展成一个大型的企业集团后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在其公司还没有成为集团的时候，他就将各项管理做到了面面俱到，以避免“衙门化”现象在台塑出现。

其实企业“衙门化”现象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也存在着。所不同的是，发达国家企业是组织型的衙门化，而台湾的企业则是官僚型的衙门化，这就是管理的差距。很显然，组织型的衙门化要比官僚型的衙门化更有效率，因为组织毕竟还会偏向于管理，而官僚往往是独裁制，效率高与不高也就不言而喻了。

企业管理衙门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所在地的政府的保护。当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同样的产品，台湾的企业就竞争不过国外企业，而当局为了保护本土企业不受到外来企业的“压迫”，才运用政策对本土企业进行保护。

也正是因为此，当许多企业与外来企业竞争失败后，并没有从自身找原因，因为他们知道还有政府的保护能够让自己达到垄断的目的。

有先见之明的王永庆认为，当局保护不利于企业的发展，相反只会让企业开始对当局保护产生依赖，从而更加骄纵，这样的管理职能会让企业的发展越来越糟糕。

王永庆很反对当局保护，在台湾，每两年都要举行一次所谓的“国建会”。就是“政府”邀请岛内外各行各业风骚人物，以及学者专家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提建议，定对策。比如前一章讲到的王永庆让施振荣下不了台的例子，事实上，了解王永庆的人都知道，他并不是针对施老板，而是反对政府保护、提倡自由竞争。

王永庆说，要防止企业衙门化的出现，就要实行规范化管理。对此，他的方法就是不断检讨表格和流程，来促进各项管理工作的规范化。而这一方法就是王永庆所说的表格化管理方法。

表格化管理方法是通过对过去每个工作过程中留下的表格以及所有流程、制度，进行深入检讨、研究，来提高管理效率的方法。

而这种管理方法的要旨就是要不断检讨表格和流程。管理者必须要对任何一个工作环节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对工作过程的记录以及留下的其他一些证据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如果不专心地研究这些表格，就不可能发现问题，更谈不上解决问题了。

据国外一个研究机构调查发现，每一个事故发生前都会有36种征兆，每个征兆又有很多的细节表现。而表格和流程管理就可以让人注意到这些细节，可见，对于一个企业来讲，不断检讨表格和流程是多么的重要。

表格化管理要求管理者要将管理知识和实际工作联系在一起，做到融会贯通，这样才有效果。如果只是知道管理的一些名词，对于如何实施却不懂或者没有深究，只是做表面文章，就很难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管理。

王永庆在谈到表格化管理的时候说，要做到表格化管理，管理者首先就要有一定的标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例如某一个单位公认为是有效率的单位，那么它究竟好在哪里，还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呢？这样就可以检讨考验一番，学习其中的有效率的管理措施，分析它产生的环境、适应的范围。

王永庆曾遇到过这种情况，台塑一个部门有20名成员，每一位都非常忙碌，但忙些什么，忙得值不值得，身为他们的上司却不太清楚。管理者经过两次检讨，并在一个礼拜天请所有的人员坐下来研究一番，将所有的文件及事务流程整理好一齐摆了出来。然后花了一天时间，将流程上的每一个“点”、每一张表格、整个制度，深入检讨研究，重新设计表格，重新安排了流程。结果20位员工和管理者都明白了以前盲目忙碌的原因，那就是杂乱无章，并且人浮于事。于是大家同意将人员减少一半，其中10位员工立时改调其他部门。经过这次的表格化检讨，这个部门的人员虽然减少了，可是工作却比以前轻松，每一位员工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到了极至。

事实证明，不断检讨表格和流程可以提高部门工作效率。所以，这种表格化管理对企业来说是非常实用的。

王永庆说，有的企业资料很多，生产的、管理的、销售的、采购的等一应俱全，但是企业发展却不能达到理想状态，经常出现库存过高、原材料断货现象，采购时间过长，费时费力。这样企业的生产就很难进行，就很难合理发展。

诸多的企业都犯一个毛病，那就是把许多资料当作是每月及每半年一次的盘存工作，把品名、规格、数量等记录下来，填记一大本表格，将库存量统计一下，然后由填表人依序呈送资材主管、厂长和经理过目。但为什么要这样做，许多管理者从不考虑，仅是潦潦草草看过就算了。

王永庆曾经从资材管理上谈论过表格化管理的重要性。他说，资材管理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表格的设计一定要达到管理上的要求，也就是说要达到合理化。合理化的表格至少要有如下两个栏目：其一是材料主管的“处理对策”，比如说，东西滞存了三个月怎么办？如果有了这一栏，材料主管就会考虑这东西是让它继续滞存在仓库，还是赶快处理掉，或是其他种种办法，并逐条填列出来。如果没有这一栏，材料主管就很难尽到自己的职责，发挥自己的作用，而盘存工作也就完全失去了意义。第二是“厂长或经理批示”一栏，资材主管签注的意见如何，所拟的处理办法又如何，厂长或经理在批示判定之前，就要从合理化管理的要求出发，采取具体的措施。一旦批示了，有没有处理，处理得怎样，这些都要追踪。

这样做就能做到科学管理，但是只有这样并不能实现合理化管理，这其中还有一些常识的判断，这就需要把握灵活性原则。

比如一个员工外出办事，首先要经管理者批准，填报到什么地方，要怎样去，去干什么，经核准后才可以乘车外出，这是一般的流程。这样做不仅浪费时间，而且毫无意义。如果业务比较紧急，需要立刻外出洽谈，这时不办手续应是最好的选择。

管理者应该切记：管理的目的是效率，而不是为了用规则规范人。企业经营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能够创造利润，如果一味地强调规矩，就不利于工作的进行。

再比如，公司规定员工请客户吃饭必须事先请示，但有时候在执行的过程中却让员工很为难。如果一个员工好不容易请到一位客户，为了业务要去一个档次较高的饭店，但是请示的结果是主管不同意，生意很可能就此黄了，总不能让业务人员自己掏腰包吧！交际费固然要控制，但重点也应该放在事后审查上才比较切合实际。

管理者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要灵活，应该记住，该花的钱还是要花，不该花的钱，宁可生意不做，也不能让员工养成滥用公款的不良习惯。

请什么人吃饭，应有什么节度？要何种程度始为不失礼？有时请一个人，需要七八位员工作陪；但有时去一个人即可，却去了五六位，这样就造成了浪费，请客是一种公共关系行为，是代表公司的，陪客户吃饭的员工能不能代表公司？办事品质如何？这都是审查的重点。

这些标准是很难把握的，这就要求管理者首先是一个正直无私的人，然后才能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办理。这也就要求管理者需要靠常识来判断，虽然增加了管理的难度，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合理化管理。

此外，管理者首先要从自身上下功夫，做到全面合理，这样就能在办事的过程中节省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有一段时期，台湾企业都在喊进口原料在加工出口的冲退税手续很难办，那些没有办过这些事情的人就会闻风丧胆，认为这条路最好不要走。但是，王永庆并不相信。结果，他去了一次后发现，这种现象很多时候是那些前来办理手续的企业造成的，因为那些企业本身就没有把资料准备好，也没有一定的表格来记录这些事情，这样往往要跑很多次才能办理成功。而如果手续齐全，把所有证件都准备好，海关一般不会积压太久，否则可以给“财政部”去函，反映海关积压公事，这样事情也就可以很快解决了。

可见，如果管理者能够提前把事情搞清楚，有一套管理制度，有一套设计完整的管理表格，那么根本就不会发生这种所谓的麻烦的冲退税业务。

表格化管理其实还是任何管理者想要达到合理化管理的一种手段，在王永庆看来，一个企业之所以不能达到管理合理化，没有表格化管理是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台塑的表格化管理已经达到了台塑人共知，并共行的地步了。

绩效第一，责权合体绝推诿

谈到王永庆的用人，自然就会让人想到他那逼迫式的压力管理。为了传达他的命令，贯彻他的主张，并严密的考核各企业单位施行后的成效，他特别成立了人数达两百余人的幕僚机构——总经理室。总经理室也被许多人叫作幕僚室，这个室的主要工作就是不断在各事业分支机构发现问题，并追踪、考核，使台塑的员工们随时都产生一种紧迫感，不敢放松，于是，不敢满足于现状才能进步。

谈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日本松下电器集团的前董事长松下幸之助，在日本，他被人称之为“经营之神”，享誉全世界。他与王永庆都是东方经营之神。

他们二人都各自在自己的企业经营中走出了自己独特的经营之路，而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两位经营之神，在经营管理上有着什么样的不同呢？松下幸之助认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应该是运用超人的智慧与领袖气质，有效地领导部属达成目标。他自认能力不足，自己又体弱多病，所以他采用的方式是向部属求助、请求部属提供智慧。一句话，也就是利用员工的智慧。在松下集团，他常对部属说：“我做不到，但我知道你们能做到。”

松下曾经说过，经营者必须兼任端菜的工作。有人这样理解他的这句话：并不是说让经营者亲自去端莱，而是应该随时怀抱此种谦逊的态度，对努力尽职的员工，要满怀感激之情。只要心怀感激，在行动之中便会自然地流露出来，这么一来，当然会使员工有感激与敬佩之情，因而更加努力工作以作为回报。

有着哲学家气质的松下幸之助还跟别人说：“当我的员工在一百人时，我要站在员工的最前面、以命令的口气指挥部属工作。而当我的员工增加到一千人的时候，我就必须站在员工的中间，诚恳地请求员工鼎力相助。当我的员工达到几万人的时候，我只要站在员工的后面，心存着感激就可以了。而当我的员工达十万人的时候，除了心存感激还必须双手合十，以拜佛的虔诚之心来领导他们。”

这仿佛就是一种用人哲学，而王永庆在这方面却是另外一种样子。

王永庆在人才培养上有他自己的一套。他认为，人才的培养要从基层开始，这是人才过硬的保证。

培养人才就要做到未雨绸缪。人才是企业的基石，管理制度若推行不善，人才的培养必定困难。因为培养人才有赖主管正确的领导，而主管的领导又非有良好的管理制度以资遵循不可。反过来说，要想推行管理制度，也需要有适当人才，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缺了哪一个都不行。

培养人才不能光靠待遇诱惑，只有在提高绩效的时候才能提高待遇。王永庆虽然很“抠门”，是一个节约的模范，可他待员工却不薄，但他也从来不是没有原则地厚待员工。在他的词典里，“绩效”是第一位的，如果你不能创造很高的绩效、体现自己的价值，那是拿不到高薪的。

王永庆依据台湾经济发展趋势，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台湾廉价劳工的优势已经成为了过去，从业人员待遇应该提高。他认为，公司少赚点钱没有关系，但企业总要先求得生存，才有能力继续提供从业人员的薪资。因此在提高待遇的同时，应相对提高工作品质，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公司能够生存发展，员工待遇才能获得不断改善。所以，聪明的企业不是把提高员工待遇放在首位，而是把提高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放在首位。

新员工的培养同样是这个道理，不能只是走马观花地流于形式，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最有效的办法是甄别人员，做到从基层开始学习。

在王永庆的人才培养法中，轮班训练是一个被他经常提到的方法。轮班训练可以在短时间内提升人才的工作能力，台塑企业的实践证明，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人才培养法。

通过轮班训练这样一种工作的基础训练，就可以把基础打牢；而当基础稳固以后，再从事自己专精的工作就可以得心应手。因此轮班训练就是要让员工脚踏实地地从基本的工作做起，比如练习做电焊或操作机器等工作，在这种前提下，可以说轮班工作就是实际的现场工作。

新员工的培训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如果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造成的损失将会非常严重。而在这个问题上，管理者担负着非常重要的责任。对一个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能够接受良好的培训，对他本人和公司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

轮班培训的主要目标就是，能够从基础做起，把基本技能学扎实。

在日本，要培养一位一流企业里的一级主管，非要12年以上的时间不可。而在台塑，如果按照轮班训练进行，按其专长或志趣有计划地训练和培养，不出5年，就有希望成为企业的一级主管。

接受轮班训练的员工是很辛苦的，然而辛苦是和成就成正比的。在最艰苦的环境里也最能考验和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退缩，那么，在企业发展处于困境的时候也会退却。

在所有的岗位中，企业主管的位置很关键，王永庆非常重视对此类人员的培养和任用。

王永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许多企业都存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责权不明的问题。

一个企业是由许多部门构成的，每个部门有自己不同的职责，各部门相辅相成，地位是一样的。主管作为这个部门的直接负责人，要管理这个部门的人和事，人又是做事的基础，人和事是密不可分的，一般的企业都会建立自己的人事主管，负责考核企业内所有的人。但困难的是，许多时候员工的行为是很难考察的。如果人事主管只把目光盯在他的学历、人事背景和身世上，那根本达不到考察的目的。于是在许多情况下，人事主管并不能了解员工的做事能力。

很显然，这种把人和事分开，人归人，事归事，两者不发生关系，是管理工作一直做不好的主要原因。王永庆的对策就是，赋予部门主管全部的人事权。

部门主管要领导员工，完成部门事务，这就要求他了解每一个员工的工作情形，对他们的心里、行为都要能够掌握，然后根据每个员工给出不同的指示，员工就会按照明确的指示去做，这样才能一条心来完成任务。

员工的工作效率、工作成绩统计出来供分析评价，作为考核的依据。这样一个完整的管理过程，对于员工的升迁奖惩等，部门主管就做到了如指掌。

但许多企业的现行管理制度却是：每个员工相当于有两个主管，即部门主管和人事主管，往往给他们造成无所适从的困惑。而且，部门主管没有人事权，就很难服众，做事情效率低下；员工要应付两个主管，两个都不能得罪，徒增加了他们的心理负担，也就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情绪。

因此，在台塑，每个员工只有一个主管。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部门主管素质良莠不齐，有的小肚鸡肠，让他们掌控人事权还有弊端，有些人会担心报复或者被穿小鞋。所以，许多主管并不敢真正地公正办事，那么，如何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呢？

在台塑内，有人提出人事主管和部门主管分权执掌，各掌一半，就能做到主客观互相牵制，互济长短，这种想法乍听之下似乎有些道理，但是深究之下就能发现，其中有很大的弊端。

每个员工要集中精力工作，只能有一个目标，一门心思，按照一个主管的指令行事，若是徘徊于两个主管之间，就很难做到专心，工作品质下降，产品品质就要出问题。

同样，两个主管互相牵制，就往往会造成互相推诿、扯皮的现象。并不是一件事由两个人负责就能加倍费心，往往会事倍功半。

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建立一套合理的考核制度，部门主管能够按照各项指标来考察员工的工作情况。例如一个部门有50个人，部门交给员工一个生产目标，50个人每人都分有目标，有一个人懒惰的话，就会影响到其他49个人，要对那一人有所偏的话，其他49个瞪着眼睛在看，这样就无法徇私枉法。

还有一种情况，二次大战后，各国为了追求企业管理的改善，多采用机械化管理人事，在办公室设立打卡钟或签到簿，工厂也一律设置打卡钟，员工上下班都要打卡进出大门，以便于考勤管理。

机械是公平的，这样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上班时间。但是问题又出现了，人在规定时间到了办公室，是否就是在工作呢？就算是在工作，效率又如何呢？这是靠机械无法监控的。

员工要发挥出能力，在工作上表现出应有的积极性，这就要靠合理的制度。

王永庆认为，在一个企业里，任何一个员工都不应该被忽视，哪怕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任何一个人，无论他的智慧、经验如何丰富，总是有局限性，反过来讲，即使经验有限，也必然有他的长处，好比台湾的一句俚语：“弱马也有一踢。”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非常有益的，这可以从另一个方面丰富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每个人都要不断地追求进步，不断地完善自己，能够时刻充实自己，而且每段时间都要进步，不然岂不是把时间都浪费了吗？甚至进步的幅度不够都是一种落后，因此，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都不能放松。

人天生总是有好逸恶劳的惰性存在，往往会想这么辛苦干什么呢？随心所欲舒舒服服的不是更好吗？何必跟自己过不去。甚至还有一些人心里虽然也想督促自己进步，但是却怕别人说三道四，所以不能择善而行坚持自己的立场。

同时，王永庆不是很看重学历。他说，一个人的学历不能代表一切，只有经验才能磨炼出实力来，一个有经验的人要比一个有学历的人更先到达理想所在。

他举例说，一个人可以得到很多钱，但钱是没有用的，钱人家可以从你的手中抢走，必须有足够的能力，一个人才会成功。因能力是人家抢不走的，培养自己的能力才最重要。能力提高了，自然可以在企业里站稳脚跟。

大多数情况下，企业的新员工在工作岗位上待一段时间便会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失望。要想让他不产生这种失望心里，企业管理者就必须让他从工作的态度上着手。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应该勉励新进人员不可挑剔工作，为了充实自己的经验，对于基层工作不仅要抢着做，要吃苦耐劳地去做，还要把它做好。

在王永庆的管理哲学里，凡事由基层做起，吸取最宝贵的基层经验，这是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途径。他认为，经验的累积是一点一滴的，由少而多。不用不知道，有一天用到了就会知道经验的可贵。经验愈多，成功的机会愈大。

说到底，从基层干起，不但对企业有贡献，同时自己也能获得宝贵的经验，这便是最好的报酬。经验丰富了，自然就奠定了未来成功的基础。以这种观念去做事，金钱便成为副产品。相反地，如果不是为了吸取经验，只为追求金钱而工作，便会觉得很痛苦，并且永远不会满足，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俗语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这句话充分说明了经验可以增进智能，经验可以帮你创造事业，当然财富也会跟随而来。所以，福特说，经验是别人抢不走的东西，也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试想一下，如果传教士刚从神学院出来就当传教士，把《圣经》拿起来念一念，有效吗？是不是应该先在社会上奋斗多年；从吃苦当中得到宝贵的经验，有丰富的人生经验，然后当传教士为天主服务，为基督做见证，也只有这样才会更有效果呢？

王永庆曾举过台育企业管理顾问公司的例子。

台育企业管理顾问公司成立之后短短几年，就以其所提供的经营诊断服务，获得企业界的肯定，一时间好评如潮。可是，该公司的成员清一色都是离职的台塑人。

台育企管公司董事长伍朝煌说：“公司的成员没有一位是留过洋的，全是台湾自己培养的大专毕业生，但在台塑都有10年以上的服务经验。”

实务经验比理论重要。由于该公司的成员在经营管理上都有丰富的经验，所以从事经营诊断工作时，都能一针见血找出弊端，再加上切合实际的台塑管理模式，所以在短时间内即受到企业的肯定与支持，因此发展快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王永庆在关于培养人才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较为完整和具体的看法与做法。他说，一个公司经营的成败，人的因素最大，属于人的经验、管理、智慧、品行、观念、勤劳等等的无形资源，比有形的更重要。他还说：“企业的经营首重人才。”

也许，他正是抓住了企业中最关键的要素——人，而且培育之，才让台塑辉煌地立在了台湾岛上。

合理计划，防患未然忙即盲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计划，好比走路一样，只有想好了要往哪里走，怎么走，才能到达目的地。而没有计划地做事往往会南辕北辙，即使不会有太大的出入，也会大大影响效率。

但事实上，任何一个计划并不是轻易就可以做得出来的。但作为一个企业必须要有计划，它关系到企业的发展。所以，在制定计划时要根据实际情况，综合各种资料深入分析。

计划和企业发展战略是联系在一起的，计划有多种形式，短期、中期、长期，生产计划、安全目标、销售计划等，各种计划的形式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那就是为了达到企业的发展目的。企业战略是由一个一个计划组成的，计划完成了，才能实现战略，所以企业的发展需要从计划这个“细胞”开始。

计划的制定源于管理，一个企业如果管理合理化，就能制定出合理的发展计划，这样就能节省时间、人力和物力。

管理是一种技术，一种知识，一种对于事物深刻的认识，是有条理有系统的，是追求合理化的行为。

懂得管理，就能够分析，才能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来。

计划有好坏的分别，这就取决于制定计划的前提和条件。懂得企业管理，善于分析形势，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可以制定出好的计划，进而制定发展战略。相反，如果没有客观分析，只是一厢情愿地制定计划，这样的计划实用性很差，也就很难实现。

计划要落实到每个员工头上。如果不能合理地为他们制定计划，他们可能会浑浑噩噩迷迷糊糊，就无法了解自己工作的目的，无法完成任务。把计划落实到每个员工身上，让他们都清楚自己要完成的计划量，这样就能明确工作任务，无疑会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整体计划的实施和完成。

台塑集团注重计划是任何一个台湾本土企业都比不了的。王永庆经常提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怕不知警惕，不怕艰难；只怕没有计划，不怕起步慢。他在经营台塑集团各公司各事业部的时候，能够依照过去的经营资料来分析、计划，建立合理的经营目标。

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20年中，台湾企业界发生了许多大事，一些认为比较有发展的大企业，却出乎意料地倒闭了。它们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然而一旦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它们就失去了所有优势。那么怎样应对这种情况呢？依靠合理化管理，做好周密的计划是最好的办法。

其次是人事费用、员工的薪资水平也在不断上升。薪资水平上升证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对企业家来说好像并不是一件好事。毕竟成本增加了，对企业的发展就会产生影响。这样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就要重新制定合理的发展计划，以及生产计划。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要分析各项开支即成本能否降低，以及应该产生多少利润等。同时要分析未来市场的可能变化，展望企业的前途。因此就要求企业制定中程计划和长程计划，对于未来可能出现危机的应对方法都必须事前计划，准备周详，这样，企业才能抢占先机。

合理计划就是要合理利用时间。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就要严格控制时间，充分利用时间，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最有效的计划来。

比如要修一条公路，如果计划合理，工程进展迅速，可能只要一年就完成了。相反，如果没有制定合理的计划，就会延长工期，这样，既浪费了时间又浪费了资源。这就需要管理者进行科学分析，制定合理的计划。

如何计划呢？首先要问自己，要多少人员，从什么地方开始，用什么材料、什么工具可以做得又快又理想，技术方面要如何配合，要多少预算等等。然后再利用PERT的方法去计划、配合，免得停工断料，工程能够一气呵成，这就是比较科学的计划。

每个细节都做了合理的计划，并合理分配时间，将工程所有的细节综合起来考察，就能制定出总的计划，进一步能够计算工程时间。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时间标准来完成进度，就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实践证明，计划就是管理，就是时间就是金钱，这也就要求制定计划的人懂得如何充分利用时间。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人要去看一位朋友，他就需要考虑一下：什么时间去最好？去了要带些什么东西？有什么安排？怎样坐车？路上大概要花多长时间？什么时间回来？甚至计划到穿什么样的衣服、戴什么样的领带等等，这些就是计划。

这只不过是一个生活中的简单例子，但在企业中想要做出一份计划就很有难度了。也正因为有计划才会有效率，所以在台塑，计划成了上至王永庆，下至每一个员工经常考虑的问题。

比如开会的过程，很能体现计划的重要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问题，不能退缩，要一起想办法解决，这就需要开会。如果在开会的过程中，只是抱着了解的心态，这样就很难达到想要的结果。要在会前首先明白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要用什么方法才能让大家献计献策？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有些管理者对工作很积极，希望通过开会了解下情，但是员工众多，有些事情有些人就不好讲出来，所以很少有人发言，这样的会议就很难达到理想效果。

台塑集团有一段时间差不多每两个礼拜就开一次会，从早上8点半一直开到下午6点。每个人都很认真，但检讨起来却没有任何效果。员工坐一整天，简直是疲劳轰炸。这样的会议就是失败的会议。因为在开会之前没有计划，所以许多人都很厌烦召开这样的会。

在管理过程中，有些事情单独和某些人讲会更好，有些事情则是和大家讨论，因此开会之前要合理计划。

要开会就要做议程，安排出准备内容的时间，这样才不致于开一个盲目的会。议程要事先分发给参加会议的人研阅，或指定与会者担当何种发言或提出书面报告，让要参加的人知道需要准备什么资料。议程要有说明，有内容。否则，没有事先准备就来开会，到时候只能做旁观者。

计划的重要性在台塑表现在许多事情上。有一次，台塑集团要买一块地皮建厂，也就是后来的前镇分厂。但当时那块地皮属于台糖公司，有20几亩。商谈的时候，台糖同意出售，但当时这些土地正租给农民耕种。按照规定，只有农民放弃“优先承租之同意书”才能出售给台塑集团。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王永庆出面请高雄市“地政科”协办，招集农民来开会，农民们开始不同意放弃优先权，最终王永庆花了50万才令他们放弃。当时台塑资本金才1200万元，花50万元向农民买权利，等于花去4.4%的资金。对于刚刚起步的台塑，这样的代价可以说够大的了。

当时，台糖有两位监察人，一位姓陈，一位姓叶，他们也要求分得一块地皮，王永庆拒绝了这个要求。为了报复，他们就向台糖公司提出说台塑PVC工厂，只要1亩多地就够了，买20几亩大概是要转卖图利。王永庆为了平息谣言当时就提出一个条件，“在契约上书明所承购的地皮不得转卖，不得作其他任何用途”。

但这样的做法并没有让事情得到好转，50几万元一个钱也没有拿回来。结果台糖公司硬是把前镇这块地皮分售给了旁人，零零散散卖了出去。最后，台塑集团花了很多钱才辗转买到手。

台糖公司以前是台湾地区最大的工厂，当初如果他们懂得工业的话，应该不致于像陈监察那样胡说八道了。土地被分割零卖，再由台塑集团高价买回来，花了许多金钱不用说，最重要的是花了许多时间，无形中，不但是台塑的损失，也是社会的损失。

企业做到有计划还要顺应自然和社会的变化。台湾岛经常会有台风来袭，对于一些高楼大厦或工厂来说可能并没有损失。相反，对那些茅草屋来说就是致命的了。里面住的是穷人，而房子淹水、倒塌，损失惨重，这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穷人变得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社会就难以安定，就算是台湾官方帮助重新建起来，下次台风仍旧会把它刮倒，这是社会的损失。但是面对同样的情形，新加坡和洛杉矶政府采取的措施是不同的，他们建起了抗震坚固的劳工大楼，由此做到了一劳永逸。

从这里可以看到台湾官方缺少计划，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台湾“政府”若是有计划，懂得管理，台风来袭，也就不会有什么损失。

为了躲避台风，台湾官方希望工厂疏散，这样也可以使各地均衡发展。这对企业来说是有利的，对社会来说也是很有益处的，这样城乡发展就会均衡。

所以说，欠缺计划就会造成损失。

王永庆说，忙就是盲。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总是忙，其实他就是在整天盲目地做事，效果不理想，还可能出现其他损失。

一个人每天应酬很多客户，这个来，那个来，一谈半小时、一小时，细想一下，空空洞洞，什么事都没有做，更多的时候是一些无聊的谈话。管理者在与人谈话时，应该要控制管理好时间，还要讲究谈话的内容品质。是简单扼要、长话短说，还是详细铺排、条分理析，以及重点在哪里，技巧如何表达，都要有逻辑有计划。

和朋友聊天也要控制时间，谈什么是随便的，最重要的是要有意义，而不是浪费时间，胡扯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王永庆的许多朋友经常说，太忙了，忙得不可开交，连休息时间都没有。这些话里表面上看似怨恨实际上却是一种假惺惺的自豪，好象忙是身份高、地位重要的标志一样。

王永庆跟别人说起这样的事情来，“他们总说自己忙，但是仔细考虑一下，忙得效果怎样呢？这恐怕他们自己也很难讲清楚，忙但是没有具体的成绩，那就是白忙了，这和盲目做事不是一样吗？”

忙是表示没有计划，不懂分析，不懂管理，所以才会忙。忙就是盲，对事情不清楚，不知轻重缓急，没有秩序。这样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有时会造成重大损失，甚至误人误事，其结果也可能会害了自己。

若是有计划，不管事情怎么多，做起来就会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秩序井然，轻重有别。

严控成本，永续经营原动力

衡量工作的好坏有很多种标准，用什么标准，选择怎样的方式，企业管理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王永庆认为，降低成本是其中一条最重要的标准。所以，管理者要以降低成本为出发点，始终想着降低成本。将一切不必要的浪费严格控制住，长此以往对企业发展将会大有好处。

有一次，有人问王永庆：“中小企业如何在东南亚的竞争压力下生存呢？”

王永庆的答复是：“不断追求合理化，降低成本，以价廉物美取胜。”

在台塑企业内，最常讲的一句话是：“多争取一块钱生意，也许要受外在环境的限制；但节省一块钱，可以靠自己努力，节省一块钱就等于净赚一块钱。”

王永庆讲究一分一厘地节省，以降低经营成本。他要求从业人员自觉养成合理化及克勤克俭的习惯。

王永庆深信，只有建立在“物美价廉”的基础上，企业的产品才有生命力，企业才能蓬勃发展。所以，他在“提高品质，降低成本”方面不遗余力，孜孜不倦。他通过不断地改良设计，使产品品质更精良，使其成本更低廉。

王永庆降低产品成本主要有三个来源：建厂成本低、生产成本低、营销费用低。

在降低建厂成本方面，台塑企业在建新厂和扩厂时，不但采购设备与发包工程都能杜绝伪标，而且工程所用材料也全部自己采购，然后交由承包商施工。因此，台塑新建厂的投资规模如果用一个比例来讲就是：日本人做需要100元，美国人大约要140元，而台塑只要67元就够了。

在降低生产成本的问题上，王永庆从节约能源、降低原材料成本、精减人员等三方面去着手。

台塑如何节约能源呢？他们一方面从工厂室温观察，发现有室温过高，影响操作人员的工作情绪与效率，而其原因是蒸汽管路及干燥机的保温材质欠佳，热量散发出来所致。经过彻底改善之后，不但有效杜绝热能的浪费，也改善了工作环境，提高了操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原来全部排放掉的摄氏40°～80°的废气，也加以回收，通过加压法把温度提升到摄氏150°，进行再利用。

举一个简单的电灯例子来说，台塑一共有10万盏双管日光灯。加装反射板之后，两支灯管减成一支，其照明度反而有所增加。这个改进虽然花掉了600万元，但是一年下来节省了电费7000万元。同时，台塑又多出了10万支备用的日光灯。经过台塑全员的努力，其年改善效益达12亿6800万元，抵销了因油电涨价而增加的绝大部分能源成本。

王永庆还成立化学船队来节省运输费用，这样就可以直接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回PVC的中间原料EDC（二氯乙烷）。为了留住王永庆这个大客户，船舶运输公司曾经提出将运费打折，但是经过认真分析之后，他发现打折后的运费还是比合理的运费高出许多，因此就自建了化学船队。

王永庆常常要求主管人员要不断深入研究，在合理节俭的原则下，以民主的方式和操作人员谈妥后，设定应该使用的数量，再予以控制；并将节省下来的原物料换算成金额，以奖励方式让操作人员分享。这样虽然花费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却节省了原材料，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使员工和企业的潜力都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另外就是裁员，王永庆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他认为，适当的精减，不但可以节省不必要的支出，同时还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士气与工作效率，一举两得。

裁掉不需要的人员，就能将这些人员的工资加给剩下的员工。王永庆说，在员工身上要舍得投资，这样做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每一位员工只有在切实关系到他自身的利益时，才会发挥出最大的能量，这往往对企业是有利的。换一种方法，表面上看来是比以前增加了费用，其实只不过是成本的转移，而这种转移往往就成了效益增加的催化剂。

从节约能源、裁减人员，到降低原料成本，王永庆一个都不放过。他的目的就是降低成本。王永庆认为，企业的进步，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企业竞争力的培养，也是一点一滴积起来的。就工厂而言，今天每公斤的生产成本比别人低五角，别人在利益平衡点时，我们还赚五角，即竞争实力比别人强五角，这就是王永庆最基本的管理哲学。

王永庆说，台塑员工的生产力还不如日本人。可是，台塑在营销方面的成本相当节省，所以与日本的工厂比较之下，成本差距就拉近了，这样才不致于丧失竞争能力。

台塑营销费用的节省是很有名的，这里有一件事颇能说明问题。若干年前，台塑有4位主管，因公请三位客人吃饭。结果，一顿西餐下来一共吃掉了两万元。此事被王永庆知道后，不但把四位主管叫来狠狠训斥一番，处罚了他们，还对请客的标准做了规定。从这个在一般人眼里并不算问题的事情上，王永庆又发现了一个节约成本的途径。

台塑关系企业的一个信封可以用30次，访客的招待一般是白开水一杯。也正是这无数的降低成本的小事情，让台塑大大地降低了他们的营销成本。

台塑集团旗下的长庚医院也非常注重降低成本，有些医生曾经抱怨，医院追求低成本，药品与医疗仪器都买差的，病人又不是商品，那是会影响医疗效益的。

王永庆跟他们解释说：降低成本要以品质为前提，更要追求合理化。不能从仪器设备和药品上节省，而要从提高效率、防止浪费上着手。

台塑关系企业内各单位与长庚医院的69部电梯，本来都是委托代理商维护检修，每年维修费用约20万美元，但许多代理商因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维护工作绩效不佳。

为此，王永庆专门指定长庚医院工务部成立一个7人小组，每年拨付20万美元作为维修费用，其中工务部抽取3成，则7个人平均每人可得2万美元。如果小组中的7人完全以受雇方式工作的话，每人每年大约可获得1万美元的工资；改变为成本中心之后，收入每人每年2万美元，增加了1倍。这样，公司每年就省下了3成即6万美元的费用，可说是一举三得。

王永庆曾经对台塑的降低成本有过这样一番论述：“企业为了保持一定的利润，就必须全面研讨降低成本的可能性，并且努力追求。这项工作可能是企业营运当中最辛苦最困难的工作。而实际上，这也是企业不停追求改善、谋求合理化、永续经营的原动力。”

危机管理，未雨绸缪抗风险

每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可能会突然面临困境，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要采取应急措施防止危机的发生。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危机管理。危机管理是企业管理中必须要注重的一个环节。

王永庆说，管理者在经营过程中要时刻保持一种危机意识，在征兆刚刚出现的时候迅速做出决策，以防止更大灾害的发生。这种应急措施是从企业内部自发产生的，企业要能够建立一种自主应急模式，也就是说，一个懂得危机管理的管理者在平时就要制定合理有效的危机预警机制。

王永庆是一个居安思危的人，他始终具有危机意识，在他看来，危机意识其实就是发展的意识。只有在正常发展过程中意识到自己的危机，才有可能大踏步地前进和发展。

他的危机意识并不是在他企业形成规模时才有的，当初，他还在米店当学徒时，就意识到那样下去说不上哪一天就会失业。于是，他有意识地暗中学习米店老板的经营技巧，后来借钱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米店。当米店开起来后，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他总是想出各种办法度过一个一个难关，让自己的米店发展壮大。试想一下，他一个外乡人，如果没有危机意识，不具备发展的眼光，怎么可能在嘉义那个地方把米店经营下去呢？

后来，他又开碾米厂，开砖厂，做木材生意，直至做塑胶生意，无不是危机意识起作用的结果。

他后来投资大陆，也是因为他看到台湾资源匮乏，消费有限，在岛内发展已经没有出路，强烈的危机意识驱使他把目光投向了大陆。

可以这样说，是危机意识让王永庆从一个不谙世事的男孩，成为一个生意人，又成为一个享誉世界的成功企业家的。

王永庆认为，一个企业的危机管理通过外部环境来监督是一种可行的方法，但最根本的还是应该建立在企业内部，也就是说要通过企业自身来管理危机。

危机管理首先需要企业内部管理建立合理的制度。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总会有些合理的东西存在，将其变成制度就可以规范企业的发展。但不能臆造制度，然后才去追求合理化，那不是一个聪明的管理人所应该采取的方法。

“管理从基础做起，将一项一项合理的要求变成系统的合理制度，这就是管理的重点所在。企业由每一点每一项每个角落建立合理的条件，建立良好的管理工具——各种报表、单据，有摘要、提示、异常情况、处理对策、流程等，这是有基础的管理。”

王永庆不喜欢电脑，在他看来，电脑虽然被众多企业、众多管理者所利用，但电脑毕竟不能思维不能判断，它只能依靠指令行动，这就成为它的致命伤。他建议他的下属，企业要首先建立一套正确可行的管理资料和工具，通过电脑代替人工操作，这才是电脑管理的正确途径。否则，电脑的作用也不能发挥出来，现代化管理也就不能实现。

一个企业如果不懂得危机管理，就会认为有一套规范化的管理便可以万事大吉了。但事实是，企业建立了一套合理的制度并不能防止企业危机的出现，防范企业危机除了要按照制度严格执行以外，还要不断地修改，加以完善，才可能达到合理化的目的。

“制度要适应需要而产生，因为任何一条制度都要涉及到企业的切身利益，只有改进才能不断提高。”在王永庆看来，合理的制度可以有效地规避危机。

制订规章好像要人“划线行路”，让人觉得是少了自主，这样做时就会很麻烦。但是细想一下，任何规章都不是凭空产生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企业的发展。这样的制度只是为了防止一些危机事件的发生，同时用于规范那些不认真做事的人。

只要管理上了轨道，人人努力工作，那么规章制度的有无就无关紧要了。因为无论什么情况下大家都会按照客观原则去做。这样，企业就会有效地运营。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印象：现在的规章实在是太多了。但是仔细想想，和自己有关系的规章其实并不多。每一个经办人和其主管，只需要了解自己工作范围的规章，其他规章是不需要了解的。

在危机管理上，王永庆认为，人是最容易出现危机的。有些员工觉得做事拿薪水是天经地义的，因此做起事来得过且过，多做是过，少做也是过，每个员工都做好人，就是不做好事。横竖到月拿钱，公司好坏却不放在心上。

从表面看来，这好像是员工思想出了问题，是员工不好。可是有哪个员工不想做好呢？人都有自尊心，都有志气，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是管理者的问题。许多人之所以不好好工作，是因为在工作当中受到了同事的排挤，或者是上层领导不识泰山，没有给他发挥的空间。王永庆说，一个员工，你不交给他责任，怎能要求他产生责任感呢？这是企业危机中的一种，主要是管理不到位造成的。

在内部会议上，王永庆经常告诫下属，永远不能自满于过去的成绩。满足于过去的成绩就会放松警惕，从而没有危机感，也就很容易产生危机了。

在许多企业中，管理者认为企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管理已经走上正轨，就可以高枕无忧，特别是当企业经历过大变动以后，就认为自己有了足够抵抗风险的实力以及措施，就麻痹大意。王永庆说：“这种思想很危险，是万万要不得的。”

让管理者心里时刻保持着危机意识，就是要忘掉过去所取得的成就。那么，管理者在这方面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也就是说，该如何看待过去的成就呢？

王永庆觉得，一个企业的发展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有的时候只是靠运气，或者说时机，这就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了。一个管理者要清醒地认识到，好运气并不是总会在自己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能会有厄运发生。总是保持这种心态，就自然能够产生危机意识，从而防止风险的发生。

有些人认为台湾的发展环境并不乐观，对企业来说并不理想。而王永庆认为，台湾投资环境好的地方是形势比较安定以及拥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劳力，但也有不利的地方，那就是出口量占了生产量的80%以上，这对一个企业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世界各国就连日本在内也没有办法使生产量的80%出口销售。

这是经营本身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吗？不是。主要是这里有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勤劳、刻苦，这才是问题的所在。要如何维持员工的稳定而不使劳力来源缺乏呢？这就要从企业本身对员工的条件谈起，除了有官方的保障、有工会合理的办法以及没有罢工事件等等因素以外，对于员工的福利以及待遇方面都要考虑周全，使他们安心工作。

再者，台湾投资环境与其他地方相比，并不差。问题出在管理上，只要管理做好了，就不会输给任何地区。如台塑企业在波多黎各所投资的工厂，几年来一直经营不善，经过研究分析，原因在于过去的管理方式无法适应当地的条件，是管理的“水土不服”。经过不断改善，企业的管理慢慢地糅入了当地的一些文化元素，管理理顺了，成本自然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要比美国其他工厂的都要便宜，产量虽然不多，但却相当赚钱。

因此，有人说台湾的企业无法和发达国家竞争，因为科技水平有差距。王永庆却不这样看。他说，差距主要不在科技水平上，而在于生活以及工作的观念与态度。在台北，每个月消费3～10万的经营者相当多，而在美国就很少见。台湾地区消费水平是相当高的，更可怕的是奢靡的习惯一旦养成，工作的意志就随之萎缩，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台湾各种原料都缺乏，而以PVC行业为例，在美国瓦斯、盐矿来源丰富、取用方便，用瓦斯发电，又有天然气，又有盐水，这样就可产生PVC了。而台湾却需要由官方援助才可以，各种原料都要进口，然后再加工出口。当年，由于原料的缺乏制约了台塑的发展。王永庆就在海外设厂，投资生产原料送回台湾使用，这一决策对台塑集团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所以有了困难不可怕，有了危机也不可怕，关键是你有没有危机意识，有没有去想办法解决困难，避免危机的发生。如果你做到了未动而先谋，那企业的发展就有可能顺风顺水。

王永庆认为，一个企业就像一个人一样，必须首先经历一些磨难，才能变得强大。如果一开始就很困难，难关撑过去了，抵抗力因而具备了，一定会成功；同时也扎下根底，在以后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假如一开始就很顺利，总是一路坦途，很可能会经不起后面的艰难困苦，并最终走向倒闭。

他曾经在一次管理层会议上问他的下属，卖冰淇淋、汽水、冷饮的，应该什么时候做最好。有人立刻接口：“当然是夏天。”

“不对！”王永庆说，“应该在冬天做最好。”

他说，在冬天，购买者少，必须用心卖力推销，并且严格控制成本，节省费用，加强服务，使人乐意光顾。刚开始可能顾客不多，但这样一点一滴建立基础，夏天到了，发展的机会来了，力量便一下子壮大起来。冬天都可以维持下来，夏天即使有竞争者也不怕了。

企业要继续，不是只看眼前。一开始就赚钱的企业是很危险的。那样容易养成老大习气，也就可能种下他日垮掉的种子。

多年前，曾经有一位纺织厂的厂长批评台化公司说：“台化公司别的部门不说，以纺织部门来看，如果这个部门不垮的话，台湾的工业是没有办法发展的。”

王永庆并没有因为他批评自己的企业就心生反感，反而认为他说得很对。他说，一个企业也好，一个部门也好，如果管理不好，处处不合理，该垮而不垮，便是违反规律的。以其他部门的盈余来弥补，维持其不垮，不如让它养成抵抗力，慢慢地种下根底，才是企业经营之道。

一个企业，不合理的、该垮的，不让它垮掉就是罪过。浪费许多宝贵的外汇买进机械，数千人在纺织厂辛苦地工作，怎么可以使它因为获得保护而维持不垮呢？

在自由经济的竞争下，每个企业都应有自立生存的条件，否则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若是该垮而不垮，对整体而言，是有害无益的。垮掉以后，总有人去经营它，终有达成合理的经营管理的一天。

当时那位纺织厂的厂长说了那句话后，很多台化的人都很气愤，王永庆却很是高兴，他跟下面的人说，这个人虽然是在批评我们，但却是给我们上了一课啊。

后来，在王永庆的关注下，台化纺织事业部经过一两年逐步整改，生产效率比整改前提高了50%，产品品质也有显著改善。

这就是王永庆的不平凡之处，他从不回避问题，而且善于解决问题，把危机消灭于萌芽状态。所以，他才能度过一个又一个危机，带领台塑企业走向今天的辉煌。

王永庆还认为，人不能懈怠，不能懒惰，更不能躺在功劳薄上睡大觉。他说，人都是希望能够生活得更舒服的，这个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需要弄清楚的是，怎样才会更舒服。譬如说，星期日休息一下，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消遣消遣本来是很舒服的，一般人也都希望有个休闲的时间。如果你这个礼拜里面，都是很用心、很认真地工作，礼拜日休息一下，的的确确舒服得很。反过来讲，这整个礼拜里面，你本来就无所事事，礼拜天再休息，恐怕那滋味就不会一样。不但不舒服，反而显得疏懒无聊。

知微见著，对个人而言如此，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

王永庆的脑子里始终绷着危机这根弦。他认为，只有肯吃苦的管理者，才会让危机远离企业。肯吃苦用功，不断找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才能够享受到进步、繁荣的快乐，不肯吃苦的，终归不会有舒服的日子过。

因此他常常告诫手下的管理人员，只有今天吃苦努力才能有美好的明天。不仅如此，还要看清楚整个台湾社会的处境。台湾是一个海岛型的经济，没有天然资源，而且本身市场狭窄，要靠进口原料加工以后，再输出产品到国际市场上跟人家激烈竞争。只有竞争力强的企业才能生存，才有发展。没有天然资源已经输了一筹，如果再不格外吃苦，认真、充分地利用惟一的资源——也就是人的能力以及智慧的效能的话，自己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跟人家相比的了。而且，只有走出台湾，才能为企业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王永庆还常常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员工流动率高的问题，这也是企业危机的一大表现。王永庆认为，一个员工离开公司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如果这个员工有能力，想自己出去找更好的工作，或者要去创业，这是没有办法的。他在公司做事，一天赚取一百块钱，再多也不过两百块钱，但是如果他出去一年能赚一百万，你如何能拉住他不让他出去呢。

其次，有些员工可能认为在公司没有发展机会，感觉没有前途。有些人年轻气盛，有一股进取心，如果觉得企业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他们就想离开，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就要想法吸引员工留在企业。”王永庆说，“当新进员工一来，主管就要进行模式化的训练，交给他一套东西做，然后让他对这件事产生兴趣。他自己一边做一边学，这样，他在工作中找到了兴趣，有了成就感，就能长期留在企业里了。”

王永庆说，危机管理其实是企业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基于企业建立在信用、责任、坦诚的基础上的积极的沟通，而合理化的管理机制便有利于企业危机的有效规避。

求贤若渴，五顾茅庐得大才

王永庆说：“经营理念是空的，只是理论而已。企业若不能培养人才，只谈理念毫无用处，而理念首重工作品质，这就仰赖优秀的人才，因此如何培养优秀的人才，经营者都应有这方面的考虑。”

在王永庆的好搭档赵廷箴离开台塑后，王永庆就仿佛失去了左右手，一时之间愁云满脸。

当时的台湾社会名流向他推荐一人，此人叫丁瑞。

丁瑞出生在台湾鹿港的一个名门望族。在日本侵占台湾时期，曾赴日本商科大学攻读，成为台北高商开校以来第一位考取该校的学生，在他毕业前夕，被求才若渴的台湾煤矿业巨子颜国年相中，并将女儿颜梅许配给了他。

1958年，他被大同公司董事长林延生聘为协理，进入大同董事局，由此，丁瑞春风得意。

当王永庆听到丁瑞这三个字的时候，眼前一亮，求才之心顿起，王永庆立刻前去拜访丁瑞。然而，无论王永庆出多高的价钱，提多优厚的条件，都无法让丁瑞动心。

王永庆只好悻悻而回，找到了陈逢源求助。陈逢源想了想说道：“丁瑞不同于其他人，他少年时已是春风得意，而且又博学多才，难免有些心高气傲。照我看来，他是—位诸葛亮式的人物，对名利已很淡薄。如果你真想得到此人辅助，恐怕非诚意感动他不可。”

王永庆很不高兴说：“诚意？我已经三次登门相邀了，还不足以表示我的诚意？”

陈逢源微笑道：“也许他比诸葛亮还要厉害呢，三次恐怕请不动吧？”

王永庆也来了劲头，说道：“我就不相信请不动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于是他再度前去见丁瑞，这一次，他改变了策略，不提及金钱、待遇等问题，而是和丁瑞聊起了台湾的工业前景，聊自己发展台塑的计划和设想，同时也表达出对人才的渴求之情。

这一次，丁瑞没有像前几次那样客气地应答王永庆的话，而是就一些问题和他进行了交流。两人高谈阔论，不知不觉已经天黑，王永庆告辞出来，心中已经有了把握。数天之后，王永庆又拜访了丁瑞。还是谈了半天与目的无关的事情，最后才转到了希望丁瑞能到台塑帮忙的事情上来。

丁瑞摇头道：“我才疏学浅，现在又年纪大，只能在庭院里养养花或者是欣赏一下那些花了，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王永庆诚恳地说道：“丁先生的学识我是很仰慕的，如果能得到丁先生的帮助，那是我之福，是台塑之福啊。”

丁瑞摇头笑道：“您也知道我这大半生都和煤炭打交道，塑胶我是一点都不懂啊。只能是成事不足啊。”

王永庆回答道：“丁先生此言差矣。想当年你以一商科学生却投身到煤炭行业，后来又转战到家电行业，何尝不是从零开始的？况且，我请先生到台塑不是当技术人员，而是当管理人员。”

丁瑞还想推辞，王永庆用手势止住他，说：“陈逢源兄对我说丁先生是诸葛亮式的人才。我对他说，当年刘备三顾茅庐才请到诸葛亮，我是不敢与刘备相提并论，所以如能请到丁先生多顾几次也无妨啊。”

丁瑞连忙拱手道：“岂敢岂敢，王先生看重了！我不是诸葛亮，只是个臭皮匠而已。”

就这样，王永庆终于以诚意感动了丁瑞，使他进入了台塑高层。王永庆考虑到丁瑞对石化业确实较为生疏，刚来到台塑对许多情况并不了解，在职位的安排上就给他一个副总经理的头衔。

丁瑞的加入对于王永庆和台塑来讲是进入了一个新里程。对于丁瑞来讲，更是他事业颠峰的一个表现。

丁瑞曾凭着与“生产力中心”深厚的渊源，为王永庆解决了令他伤透脑筋的资金问题。

1950年代，台湾发展工业大多有美援配合。到了6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已经初见成效，台湾企业的潜在活力吸引了国外许多大富豪的关注。

1957年前后，美国银行界就数次派员到台湾洽谈放贷事宜。由于是试探性的接洽，所以外界没有知晓。但信息灵通的“生产力中心”早已知道了。该中心董事长金开英出于好意，向丁瑞转达了这—信息。

丁瑞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获取资金的极好机会，立刻前去与美方人士接洽，使台塑关系企业开创了台湾民营企业直接向美国银行取得长期低息贷款的先河，而台化资金不足的状况也得到了缓解。

丁瑞刚—走马上任，就解决了一系列的难题，令王永庆对他青睐有加。1971年，王永庆考虑到丁老先生已是83岁高龄的老人，就同意他可以随时来台塑进行指导，但不需要每天都来。

1987年，丁瑞病逝于马尼拉，王永庆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并极为感慨地追忆了与他在台塑相处的日子。

有人说，一个企业经营者的胆识决定了该企业的规模。王永庆能够让丁瑞这位长辈发挥所长，足见他的胆识和不凡远见。

而这正是王永庆正确用人的一个典型例子。

第五章 幕后的舵手和永久的精神航标

就是王永庆，一个中国的强者，他永不服输的性格对这样的现实是不能接受的。于是，他向美国人发出了挑战，他只不过要向世人证明，他王永庆是有能力与世界石化大王平分秋色的。

日常非常，追根究底理头绪

这个世界是一个强者的世界，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任何幻想在这个社会上都没有立足之地，因为这个社会从不相信眼泪。

对于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王永庆来说，更相信“强者生存”这句话。在他看来，当初日本之所以在东南亚横行无忌，就是因为日本的经济发达才让其成为东南亚的强者。

王永庆从这里面看到了真理，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发展经济才是不可忽视的硬道理。

也许正因为此，日后的王永庆才改变了他做企业的目标，那就不再单纯是为家族，而是为了富国强民。

想要成为强者，首先必须对任何事情追根究底。

“行政院”经建会主任委员赵耀东说：“王老板的追根究底功夫真让人钦佩，被王老板看上的问题，不到水落石出，绝不罢休。”

从上面这句话就可知道，“追根究底”乃是王永庆成为经营强者的法宝之一。

当南亚塑料工业公司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准备开始对塑胶进行二次加工。当时公司准备生产一种塑料椅子，为了研究该方案的市场可行性，他要求技术部按照设计标准制造一把这样的椅子。

椅子制造出来的当天，王永庆就通知有关人员开会讨论。当企业技术人员、生产人员、管理人员等有关人员到齐以后，设计人员按照王永庆的意思开始讲解这种塑料椅子的制作过程。

设计人员对椅子的成本作了详细的介绍，比如接合管多少钱，椅垫多少钱，下面的尼龙布、贴纸要多少钱、按照制造这把椅子的时间，员工的工资该多少钱，都详详细细地讲解给众人听，最后得出这把椅子的成本费是550块钱。

王永庆坐在那里仔细地听着设计人员的报告，又不时地看那椅子几眼。最后，他点了点头，说，椅子的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

设计人员见总裁对椅子很满意，就兴奋地说道：“这种椅子所用原料便宜，而到了市场上售价可达到千元以上，利润是非常可观的。”

王永庆忽然对设计人员说道：“那么，我来问你几个问题。第一，这椅垫里的PVC泡棉一公斤56块钱，有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材料？效果和泡棉差不多或者更好一点，价格更合理？”

设计人员想不到王永庆会有这样一问，不知道该说什么，愣愣地看着王永庆。

“好吧，这种PVC泡棉是用什么做的？”王永庆为了解除他的尴尬，就问到了设计人员的专长上来。

“用废料，一公斤40元。”

王永庆点头，又朝众人问道：“如果生产上了轨道，需要用到大量的这种废料，你们有把握保证充足的来源吗？”

众人不敢确定，都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

王永庆见他们没有回答，接着问到：“南亚卖给人裁剪组合，在裁剪后收回来的塑料废料一公斤多少钱呢？”

“20元。”有人回答。

“那么成本一公斤只能算20元，不能算40元。”

然后，王永庆又询问了许多具体生产情况，比如使塑料发泡的发泡机要用什么样的，什么技术，原料多少，工资多少。甚至是消耗能不能控制、能不能使工资合理化、生产效率能不能再提高的一系列问题都抛给了他的下属们。

他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有一点追根究底了，而且许多问题是一般人并不在意的，也正是因为问题很平常，所以才被人所忽略。

最后，王永庆说：“这样—大堆的工作没有人做的话，是绝对不行的。经营管理，成本分析，不靠追根究底怎么成呢。分析到最后一点，我们台塑就靠这一点吃饭。”

那么，追根究底对经营企业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众所周知，一件事情的成败往往由许多因素决定，而忽略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任何细节都可能前功尽弃，这就要求企业经营不能有任何的马虎。而且有一个观点是值得考虑的，那就是意外总发生在人们认为不会发生意外的事情上。正是人们认为有些事情是当然的，不可能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而事情往往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因此，想要成为强者，就要把事情做成功，想要成功，就要对任何事情追根究底。追根究底就能够发现问题，做事情多问一个为什么，往往就会发现许多新情况。

牛顿坐在树下，看苹果落地，就是这么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但他却看在眼里，追根问底，进一步思索从而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在比萨斜塔上，一个年轻人将两个不同重量的铁球同时抛下，结果同时落地。但也正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现象却被无数人歪曲了两千年。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都是因为多问了一个为什么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也因此而得到了进步。

事物都有表面现象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透过表面看到本质是追求做事的根本。表面现象会迷惑许多人，人们往往在看到了表面现象的时候，会臆断事情的发生和结果，不愿再深入地追究和了解，其实这是一种懒惰的表现。因为要了解事物内在的因素，就要进行深入地思考和分析，这个思索的过程是比较辛苦的，而且往往在思考后仍旧不能理清思路，许多人往往就会因此而放弃了。

在王永庆看来，追根究底就是要克服这种懒惰思想，对那些司空见惯的事情也要经常问一个为什么，越是细节问题就越要注意，这样才能成为强者。

什么是强者？对已经形成的事物还要进一步考虑看该事物的存在是否是合理的，这就是强者。

王永庆曾经在一次会议上，以追根究底的方法把日本人问得哑口无言。会后聚餐时，他问一位熟识的日方代表守谷说：“守谷先生，你最近也开杂货店吗？”

对方回答说；“没有啊！”

王永庆为何会问守谷那句话呢？原来在当天的会议上，台塑方面提出的问题全部由守谷包办答复。台塑方一位代表提出问题说，台湾蔬菜生产丰富，日本蔬菜比台湾贵十倍。为何日本不从台湾输入蔬菜呢？

守谷当时回答说：“日本最近采用塑胶布做温室生产蔬菜，产量很多。所以本国的蔬菜是够用的，若不够时再从台湾进口。”

台塑方代表经守谷这么一说，也就没有话讲了。王永庆认为，本方代表应该顶他一句：温室做的东西都很贵啊！本来季节性的蔬菜已经贵台湾10倍，再由温室生产，岂不要贵20倍？

日本只要以1/20或1/10的价钱即可由台湾输入廉价的蔬菜。何必做温室呢？温室又能生产多少蔬菜呢？

晚饭时，王永庆向守谷说：“温室能生产多少蔬菜呢？成本不高得多吗？”

守谷恍然大悟，坦白地说：“原来如此，实在没有想到。”

王永庆之所以说守谷开杂货店是想说守谷对问题不够深入，未曾动过脑筋，根本就是在应付台塑方代表提出的问题。

而也正是守谷的习以为常的回答让台塑方代表认为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也就没有去深究。可见习以为常对一个人思维的影响有多大，许多人都会因为习以为常的事情而形成思维惯性，要想杜绝这类事件的发生，防止类似明知故犯的错误，就要对事情追根究底。做事情只有从根源处着手，才能理出头绪，使事务的管理趋于合理化。除了从根源着手外，还必须追求彻底的了解，也就是要求到“知止”，“知止”以后才能将事情做到至善的境界。

王永庆还把“追根究底”的精神带到了中外驰名的台塑“午餐汇报”上。为了追踪、考核台塑各有关事业单位，以了解命令贯彻的实际情形，并考验各单位主管与幕僚人员的能力，台塑总管理处总经理室定期安排“午餐汇报”，每一事业单位都有轮到的机会。

在正常情况下，只要王永庆在，几乎每天中午都举行这种吃便当式的“午餐汇报”。这除了追踪、考核以及能力的考验之外，还是行政主管与幕僚人员的一个沟通方式。

汇报通常以各事业单位经营状况或是遭遇的管理难题为主。轮到报告的单位在一个月以前就会被总管理处通知准备。他们在这一个月里要做的就是拟定报告的主题和议程。

“午餐汇报”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王永庆亲自主持，气氛严肃。会上，王永庆一听到有疑问的地方，立刻将报表折角。待报告告一段落之时，他就以特有的“追根究底”的方式不断发问。

有人说，因为王永庆的思维敏捷、逻辑推理能力强，所以，许多台塑主管在吃这顿午餐的时候都是战战兢兢的。

有一种说法是，主管连吃饭都不得休息，长期以来工作压力很大，有些甚至得了胃病。因此有些人认为台塑集团管理太严格，没有一般中国公司的人情味，主管没有安全感。

听到这种言论后，王永庆说，管理是管理，人情是人情，管理来不得半点马虎。在工作中只有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而不能讲任何个人感情。讲个人感情可是企业经营的大忌。无论是什么企业，他的经营都是以做事为原则，只有每个员工都为企业服务，尽心尽力，才能保证企业的良好运转，在这种情况下，私人感情只能成为企业发展的阻碍。

确切地说，台塑集团是家族企业。中国的许多家族企业往往只会注重私人感情，对自己家族和关系密切的人就重用，而他们的工作能力倒是其次。这样的企业在发展中就会在内部形成不良的风气，娇纵了那些靠关系进入企业而没有任何工作能力的人。

王永庆虽然很看重管理，但也不是一点人情都不讲，而是要在讲人情的时候看对象，有原则地讲。如果人情用在那些兢兢业业工作的人身上，那么他就会更加努力工作，对企业增加信心。但如果用在个人关系上，不但不能让他明白工作努力的重要，反而让他产生依赖。

其实，对于“午餐汇报”王永庆有自己的看法，他并不会因为某个主管没有回答上某个问题而就此评判，这一点是主管们多虑了。在他看来，一个主管只要平时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就自然可以坦荡地面对这些询问，而且企业对员工都有自己的考核标准，业绩的好坏自然有合理的评价方法，因此对大多数主管来说所谓的“午餐汇报”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可怕。

王永庆经常告诫主管，做事情应该像树生长一样，从细根开始，这样才能理出头绪，使事物的管理趋于合理化。否则，工作做不到细处，就无法对工作细节进行评价，那么整个工作也很难做出公正的评价，因为根基不正很难建起合理的制度。

“以人事管理为例，如果不能细化到如何评估人员工作的品质及各人的贡献，就会无法分辨好坏，不合理的地方就会层出不穷。再如处理事务方面，只有分清事物的主次、轻重缓急才不会滋生紊乱，杜绝了白白浪费时间的现象发生。”

这种追根究底的工作作风为企业的发展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各种经营改善提案，点点滴滴，积少成多，由小而大，让台塑成为了台湾乃至世界的强者。

在台塑集团15个事业部的总利润中，95%来自无休止的改善绩效。如果没有这些改善绩效，有9个事业部可能要亏损。而之所以有这样不断的绩效改善，是和王永庆的追根究底分不开的。

1981年台塑总管理处发起通盘简化窗体运动，原有l7000多张窗体，通过无数次的讨论，在不断追问讨论每张窗体的用途与流程之后，将没有实际效用和重复修建的窗体减除，结果竟有一半之多。台塑高雄厂的裂解炉原来的燃料是柴油，从建厂开始就在使用，渐渐燃油成本在生产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为了节约能源，在讨论了各种可能性之后，改用重油，结果两个氯乙烯厂（VCM）一个月就省下1000万新台币的燃料费。

类似的事情在台塑集团多不胜数，有一个企业家曾经说过，如果你没有办法提高你的利润，那就想办法降低你的成本。这种思想对于企业来说是很实用的，王永庆坚信只要追根究底就能够找到更好的方法，就能改善企业的经营，让你的企业成为强者。

正是出于这种信念，王永庆从没有服过输，在他看来，真正的强者是不会服输的，因为强者能找到解决事情的方法。

台塑集团刚刚成立时，日本的塑胶工业水平要比台湾的高很多。经过王永庆的大力改革和辛苦经营，台塑集团终于超过了日本。在台塑集团最鼎盛的时候，其PVC塑料粉每年外销日本达数万吨。

当时的日本市场开放程度很小，要想进入这个市场只有绕开严密的封锁，并且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实力，坚持不懈地出击，让日本业界产生莫大的困扰之后，他们才会真正和你做合理的妥协，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台塑的商品有很高的品质和合理的价格的基础之上。

但是，王永庆始终坚持脚踏实地的做事原则，发扬勤劳朴实的精神力量，努力不懈，最终赢得了日本市场，也赢得了日本人的尊敬，那些从来不肯低头的日本人最终不得不朝他竖起了大拇指。

在一次与日本工商界大亨的宴会上，一位被台塑集团冲击得很厉害的日本塑料业的大腕很不礼貌地对王永庆说：“你不要太过分了。”

王永庆知道他这句话的意思，面对这样的挑衅，他只是微微一笑，说了四个字：“强者生存！”

的确是这样，在当时的环境下，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也只有生存下来才能争取到强者的地位。王永庆所说的四个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适用于现实社会，更实用于企业竞争。

一直以来有一种论调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不但要对自己熟悉的行业做到精通，对不熟悉的行业也要能够深入分析、追根究底。某一个行业的成功人士往往眼界只会局限在自己的行业内，对其他行业由于不了解从而产生排斥。一些老的资本家更是把一些新事物拒之千里。而现实社会却要求企业的龙头能够对自身不熟悉的行业有一些了解。那种只对本行业精通就可以了的想法已经过时了。

王永庆在这方面是有过教训的，他曾因此而错过了一个很好的与他人合作的机会。

那还是1989年，美国德州仪器（TI）曾主动找到台塑集团洽谈合作事宜，项目是生产一种半导体。由于当时电子业强劲的发展势头还没有显现出来，王永庆没有认识到这是一项将会影响全球的新技术，没有多想就婉言谢绝了。德州仪器便与另一家较有实力的公司合作成立了一家半导体厂。到了20世纪最后10年，全球最赚钱最风光的行业居然就是半导体行业。而这时的王永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在其他事情上都能够做到细致入微的王永庆仅有这么一次失误，但对于一个总以自身的开拓精神为自豪的他来讲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他的决定让台塑集团在科技行业发展至少慢了6年。

台塑集团积极地向科技产业靠拢还是在他大儿子王文洋的一再争取下被王永庆应允的，当时成立的南洋科技公司主要生产半导体上游原料硅晶圆，1995年开始动工生产。

父子俩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每谈到电子科技，王文洋都会感慨地说：“台塑当年如果开始就好了。”王永庆知道他说的是1989年的事，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思维有些跟不上时代了，要多锻炼一下年轻人了。

对事情认真分析，追根究底，然后研究情况得出结论，始终是影响王永庆成功的一个最大的因素。

被动主动，客户投诉亦良方

管理大师罗润之和王永庆在1986年3月曾有过一次谈话。罗润之跟王永庆说：“欧美有许多公司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太注重所谓市场，却忽略了要先了解客户。因为只有了解了客户的需求，才会使公司寻求出更正确的业务推进方法。”

王永庆点头同意说：“什么是市场？客户就是市场嘛。不掌握客户，就掌握不了市场。”

王永庆还说：“天下事情，你有没有实力，是最实实在在的事。那么，怎样与人家竞争呢？就是你做的东西能不能更便宜、更好，消费者承认不承认那是另外的问题。”

从上面王永庆所说的两句话，我们可以断言，“客户至上”是台塑重要的经营理念，也是台塑不败的信条。王永庆打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在商场上，我们常听人家说“顾客是上帝”、“客户永远是对的”，这类语言，但为什么客户一定至上呢？他以付钱和收钱的妙喻来说明。他说：“付钱的时候一定是拿着钱在上面，收钱的（指客户）一定是伸手在底下接，手在底下接是表示礼貌，绝对没有倒过来的，倒过来钱就拿不起来了。”

王永庆经常告诉业务人员要了解“客户至上”的道理。他说：“产品通过业务人员转到消费大众手中，业务人员就成为公司和客户之间沟通的桥梁。一定要站在公司和客户的中央，使买卖双方都居于平等的地位。”

也就是说要满足客户的需要，因此，王永庆提出四个满足客户的必要条件：第一，价钱公道、配合客户，甚至要压低价格。第二，品质要符合水准，而且要保持稳定。第三，交货期要准确，有责任感的业务人员，一定要想办法防止这种重大困扰发生。第四，服务必须周到，基于站在公司和客户之间担任沟通桥梁，业务人员必须全盘了解客户的需求。

而当这种满足客户的需要成为台塑理念的时候，基于“客户至上”的经营理念，台塑便在业务方面，采取了下面三个做法。

第一，秉承中央集权式的管理制度，由总公司全盘掌握客户的资料与业务动态，借此做有效的指标，带动全面的业务。曾经有一个来自ICI的业务人员向王永庆建议，要在全美国使用外汇的主要地区，设立数所业务分支机构，下设若干业务员，再由分支机构的主持人向总公司负责—切业务推销事宜。此项建议被王永庆否决了，他说：“我不赞成这种做法，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总公司的业务中枢机能等于全部交给分支机构负责；如此一来，对于各个客户的接洽，就会变成只有分支机构负责，总公司的业务中枢无法和客户产生直接往来的关系，只能依靠分支机构所提的报告，根本不可能了解客户真正的交易动态。久而久之，对于千变万化的业务动态就会隔阂、生疏，不但变成像机器人一样，失去思考、判断的机能，而且总公司的业务机能一旦失灵，就等于树从根部开始腐烂。

第二，把客户的诉怨当成“宝”。

“同种类型的产品，日本货能比我们卖到更好的价格，原因就是他们的品质比较好；而他们的品质之所以比我们好，就是因为他们把客户的诉怨当成‘宝’，当做改善产品品质的重要参考资料。可是，我们一接收到客户的诉怨，脸色就变了，而且常常不了了之。”

他还说，身为营业人员万一遇到产品品质不符合客户要求的情况时，应该在客户面前担当起来，诚恳地道歉，并立即设法调换或谋求其他解决办法，回头再反应给工厂要求改善，千万不可在客户的面前诉说工厂的不是。

第三，盖了一层很有意义的招待所。

台塑有一个“招待所”，坐落在台塑大楼后幢的第13楼，占地将近400坪，分客房、客厅两大部分，客房部有单人、双人、三人、贵宾房等共18间，还有供应早点的交谊厅，供贵宾娱乐的歌舞厅；餐厅部有一间招待室，两间贵宾室，其他陈设与一般餐厅相差无几。

在招待所内，地上铺的是舒美地毯或台丽地毯；墙上贴的是美丽的壁纸；窗框用的是塑胶钢窗，并用立式百乐窗帘；天花板用的是塑胶壁板。家具方面，无论是床铺、书柜、写字台都由南亚组合家具构成；南亚开发成功的桌椅，亦放置在招待所内各处。这样一个招待所的意义完全不在靠它赚钱，而在于让旅客感受一下台塑集团的企业产品与企业文化。

台塑在客户至上方面之所以能做到这样程度，完全是和当初王永庆奋斗过程中的“改被动为主动的服务方法”分不开的。

当年开米店的时候是这样，现在的台塑王国也是这样。

这样变被动为主动的服务方法王永庆也不断地提到，并且希望主管们都要如此去做，即使不亲自去做，也要经常告诫下属。在他看来，这是台塑不败的服务信条。

另外，台塑之所以称为台塑，就是因为它能长久立于不败之地，那么，有人或许会问，台塑凭什么？

有人说，从做事的品质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而在企业里，产品的品质是一种结果，反映所有生产过程的所有因素的品质。王永庆曾对明志工专学生说：“各位同学远离父母家庭，千里迢迢从侨居地回到祖国来求学，这种精神非常令人钦佩。尤其听陈校长说各位在这里都很规矩、很活泼、学习很认真、相处融洽，我听了很觉欣慰。”他顿了一顿又说：“各位在这里的研习已经告一个段落，很快就要回到侨居地，贡献所学服务于社会，从此开拓自己的前程，开创有意义的人生，这是多么值得恭喜的事。今天在各位离开之前，我想把个人这几年来在社会上做事的心得和经验，提供给各位作为将来立身处世的参考。”当有学生问他，台塑的不败信条是什么的时候，他说，掏腰包的服务，表达的是对顾客的感谢，这种行为，必然能赢得顾客。而在他的理解中，“掏腰包服务”的精神，并不仅仅限于替顾客支付买商品时少付的几角、几元的金额，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内涵。

在他看来，雇员既然进入公司，公司就应该提供家庭般的温暖；同时员工也应该对公司有家人一般的关心，在一些时候要肯于掏自己的腰包来维护公司的利益。

人、事、物的品质是息息相通的，不是单独存在的。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品质，养成良好的人品，固然要有知识的启发、端正的品性，还需要良好的环境、良好的领导，才能够提高人的品质。至于事和物的品质均是由优良品质的人创造出来的。有优良品质的人可以做好事的品质，进而可以创造制品的品质。那么，原始的优良品质的人是多么重要呢？这便牵涉到领导的问题，也就是主管的问题。

王永庆认为每一个从业员都想多做些绩效，想做好品质，每个人都是努力向好的方面发展，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和先进国家的效率相比差那么多呢？当然这要归咎于人的品质。人的品质差，工作效率低，原因又在哪里呢？

经常提到的人员要进行在职训练，大家也认为在职训练非常重要，可是到底谁要训练谁？当然是主管训练下属。身为主管应随时提醒自己注意自己的责任，人的品质重要，主管的品质更重要。

王永庆说，台塑企业不但要继续发展，也希望现有的同仁也能够继续发展，但是这需要有健全的条件，要有优良品质的人，公司才能够继续发展。公司继续发展了，个人也才有发展的空间。

筛大筛小，上通下达挖潜能

强者就要有强者的素质，一个企业必须高效运转才能发展壮大。在台塑，“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被王永庆赋予了现实意义。不得不承认的一条真理是：提高效率，就等于多赚钱。

我们都知道，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任何制度的实施，任何目标的达成都要通过人的努力去实现。要提高效率，也必须通过人的努力去实现。只有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挖掘员工的潜力，才能使企业的经营如虎添翼，蒸蒸日上。

王永庆就是通过精神的力量、金钱的力量和外界的压力一起来推动，再由外力引发“内力”，从而达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最后提高生产效率。

许多年前，台塑关系企业每年要花新台币大约400万元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企业运动会。正像王永庆每做一件事都要创造出多元效应一样，台塑的运动会妙用更多。比如开运动会的时间大都选在每年的青年节前后，主要是鼓励台塑人永远像青年人那样有蓬勃的朝气和旺盛的精力。永远像年青人那样拥有富于进取的精神，其实就是让年轻人树立强者信念。

又比如在运动会的项目上，有一项是5000米慢跑。这一项目是王永庆带领台塑企业的高级主管和外宾进行的。

作为台塑的领头人，王永庆和他的主管们不仅在精神上面临巨大的压力，而且在身体上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王永庆明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垮了，其他的一切都是空谈。

王永庆深知台塑这份担子有多重，无论怎么忙，他每天都会抽出一小时时间来跑步。

对于主管们，王永庆也一样要求他们有健康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因而在他们中间大力提倡和推广长跑这项有益身心的运动。

因此，在台塑运动会上，王永庆要亲自点兵，点到的主管要和他一起跑完5000米。

也许，5000米长跑对于年青人来说不是特别艰难的事情，但对于年过半百的老人，就是一项体力和耐力的巨大挑战。

王永庆之所以这样做，除了要对主管们的体力和耐力进行一次“大检验”之外，还要说明台塑在以他为首的领导群领导之下会永往直前，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无论是在跑道上还是在商场上，永远要竞争下去，永远要做强者。

在压力下求发展是王永庆一直以来就重视的企业发展策略之一。他深深知道，企业要长期发展，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而是在不段的压力下改进再改进下去，这就要求企业领导不管成败都要继续努力。一个企业的发展会受到各种条件的影响，在时机有利于企业的发展的情况下企业就会飞速发展，这自然是每个经营者想要看到的情况。但困境也会随时出现，这对于企业来说是一场很残酷的考验。

科学与技术构成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而想像力就是研究发明的原动力。所谓聪明的想法，就是创造性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这种天赋的创造能力，更多的时候是人们没有意识到，因而不能完全的发挥。如果能够加以激发和训练，使人们能够充分发挥创造潜能，那么，人类社会必然会产生很大的改进。

王永庆对这一点的认识是很深刻的，因此他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非常注意激发每个员工的潜能。

每个人都发挥出自己的最高智慧，这样才能不断地有新产品出现。在如今这个科技发达，工业发展一日千里的时代，只有通过产品的不断更新，不断推出性能更好，价格更便宜的产品，才能保证企业的高效运转。

因此，提高产品的品质才是企业高效运转的有力保证。

王永庆领导的台塑集团为了提高运作效率，逐步实现科技化管理，通过电脑来实现电子商务，运用美国人泰勒氏所发现的“动作与时间的研究”和“科学管理”，以便增进生产效率、减低旧产品成本。

为此，台塑集团专门成立了“经营研究委员会”，提供企业管理方面的改善意见，拟订完善的规章制度，作为实施分层负责的依据，以及培养人才、启用新人，让有能力的人显露出来，发挥所长。

有专门的机构来系统地研究和分析企业经营的各项事宜，这是非常有实效的，对于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毕竟管理不是靠一两个人就能做到的，而且任何一项事务要深入研究和具体分析都要有专门的人来负责，有专门的机构来管理才可以，因此成立“经营研究委员会”是台塑集团实现高效运转的有力手段。

委员会自成立之日起，每个人都在积极寻求企业改善的方法和途经，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改善，只要是对工作有利的，都会得到推广和实行。在这期间，每月开两次会议，时间定在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和第四个星期天。会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修订章程制度，并通知各单位实施，及时反馈实施的效果，不断改进以至完善。

王永庆是没有节假日的，这一点是每个台塑集团的人都知道的。他每时每刻都在思考企业的发展，关注企业改善目标。王永庆并不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他总是能够在自己有了一定的思路以后，再与相关的人员相互探讨，为的是把事情做到最好。

现在委员会充当的就是智囊团的角色，但是王永庆也能看到其中的不足。毕竟委员会的成员只有20多人，算上间接参与的人数，也不过100人，因此，他认为委员会的工作还是很艰巨的，有许多员工可能会有很好的想法，却没有机会表达，这也是委员会工作的一大失误。能够充分调动每个员工的积极性，能够实现所有的制度的合理化，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能够发挥集体的智慧，将每个人的能力最大化，实现上通下达，只要是合理的意见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到，这就是高效运转的技巧。

王永庆相信将大多数人的智慧用在一起，肯多用脑，发挥智慧的力量，这样必然能有所成就。

王永庆就是这样一个人，早在他经营米店的时候，他就能边做事边想问题。通过手头的工作，思考这个过程中有没有疏漏，或者是不必要的浪费，要如何改善，从而能够节约资源和节省精力。他在从米里捡石子和糠皮的时候，就总是考虑如何节约时间。毕竟这样一个一个地捡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那要怎样才能更简单更快捷呢？他冥思苦想，但一时也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方法。

后来，他想办法弄了两个大筛子，一个网眼比较小，只能漏下小石子和一些碎米，另一个要大一些，正好米可以漏下去，但是大点的石子和糠皮很难漏下去，这样工序大大简化。弟兄三个人，一个把米先倒在细眼筛子上，这时一个人在这里负责摇，直到不再掉小石子，然后倒在第三个人的大眼筛子里，这样米就漏到了下面的斗里，只经过三个工序事情就完成了。这样的米可以很干净，因此才能供上每天近一百斗米的销售量。

有些人就不是这样了，他们往往在做事的时候只沉迷于事中，动手的时候就忽略了动脑，不再是手脑并用，就像是一架机器。这是很难有所发展的，从事任何性质的工作，都需要“手脑并用”。

台塑集团的“经营研究委员会”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推行科学管理运动。而科学管理简单地说，就是要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包括不必要的动作和精力消耗，以此来发挥最高的工作效率。这不是单单对某个人来说的，而是要求全体员工都来做到，大家都做到了就能够发挥出无穷的潜力，将企业的效率发挥到最大。

如今的社会竞争无处不在，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仍然会有竞争，只有不断进步才能避免被淘汰，而进步的程度只有不断增加才不会被人赶上，因此，要维持不坠，只有永远领先一着，跑在人家前面。

商场如战场，赢得一个商机，就要像打仗一样，动员所有的人奋力拼杀，才能成功。

做企业也是如此，要想达到高效运转的目的，就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所谓“大海不择细流，乃能成其大”。因此，企业的每一个领导，每一个成员，都要参与研究发展工作。要求每一位成员，就其本身岗位为出发点，发掘问题、研究问题，而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因为任何理论都是为解决问题而产生，必须了解现在有什么问题。

通过“点”的改善，来达到“面”的改善，进而提高整个企业的发展效率，这是最主要的。这就要求每个员工都要有追求发展的想法，这一点如何做到呢？

这有两条途径，一是社会的培养。那就是国家对于那些发明创造要给予合理的保护和奖励；对于侵犯专利权的行为，要依照法律规定严格制裁。

二是企业本身的培养。尤其是企业的领导者，要不断地开动脑筋想问题，对自己负责的工作要能够了如指掌。而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朝气蓬勃的环境。例如：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的工资，依日本标准，并不是很高，它的成员素质也不是最优秀的。然而，任何人一旦踏进松下，即使是暮气沉沉的人，也会变成朝气蓬勃的“松下人”。这就是充分说明一个人会受企业文化的影响。

环境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在不同的环境里，人所表现出来的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同样，发挥出来的智慧也是不一样的。人的潜能往往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出来，当一个员工看到大家都在积极地思考如何做好本职工作，那么他也就会思考。当大家都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就会谈论这个问题，这样的氛围就会使他耳濡目染地接受别人的观点，同时将自己原来不成熟的观点进一步完善。

中国古代有“孟母三迁”的故事，讲的就是环境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很显然，一个人将来的发展情况受周围环境的影响非常大。做企业同样是这样，现在更多的企业开始强调企业文化，一个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可以将工作效率提高很多，大家的关系也会融洽，因为在这里大家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把工作做好。相反，懒散的工作环境就会让人无精打采，工作起来也没有热情，就很难做出成绩。

在一种有生机的氛围里，就算是工作苦一点，也不会觉得，这样就会增强员工的实力。企业的管理者能够带领员工做艰苦而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就会很快增长经验，能学到真本事。同样，在一个积极肯学的氛围里，如果同事们都能互相帮助、互相提携，这样大家的智慧就都能够发挥出来，把工作做好，同时增强了实力。

不惧竞争，自强自立高心态

当今世界，许多政府为了保护本民族产业的发展，往往会采取一些保护措施，比如通过抑制国外先进企业的进入来协助本土企业成长。一种现状是，许多企业都希望产业保护，因为这样就能直接保证利润。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企业的发展就是为了获得利润。

但现实却是，企业发展不能总是依靠政府来保护，这对企业来说是弊大于利的。因为这是一个竞争的时代，企业今天可以不参与竞争，但是明天你就必须要去面对竞争，无法回避。对于王永庆来讲，沧海横流才显英雄本色，没有了竞争，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他觉得企业家必须先要了解，应该在各方面和国外的同行竞争，在竞争中培养力量。竞争难免会伤脑筋，不伤脑筋绝不会做好事情，而真正的强者是不怕伤脑筋的，也就更不会惧怕竞争。

以人的成长为例，当人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没有能力获得食物和保障自身的安全，因此只有依靠父母的保护才能成长，不然随时有丧生的危险。但是如果长大成人后仍然寻求父母的保护就是不正常的了，这就是懒惰和懦弱的表现。没有人喜欢这样的人，没有人会尊敬这样的人。

王永庆小的时候家贫，很小他就开始为生计辗转奔波，为的是能够填饱肚子，能够为家里多做一点事情。他捡煤块、木材，以贴补家用。他的记忆中，家人都在奔忙，没有人会闲着，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培养了他倔强不屈的性格。在米店刚刚开张的日子里，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去做才能生存，没有任何依靠，从那时候开始王永庆就懂得了不能逃避任何事情，一定要勇敢面对。

让他记忆犹新的是台塑集团刚刚建立的时候，尽管有“政府”的保护，但是在最初的10个月里还是没有卖出一吨塑胶粉。那段时期是台塑集团最艰苦的阶段，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没有雄厚的资金，没有产品保证，就连股东都要撤股。然而，台塑集团最终还是发展起来了。

王永庆很清楚，台塑集团能够破除万难得以成功，并不是依赖于“政府”的保护，而是不断革新，努力提高产量，提高产品品质，降低成本的结果。

王永庆认为企业家肩负着三项任务，那就是要对股东负责，要尽国民义务，要使员工成才。如果企业家不能完成这三条，仅仅依赖“政府”的保护是不行的。保得了一时却保不了一世，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断地完善自己，将企业的根基打造扎实，企业就能够勇往直前，这也是企业增强竞争力的一个手段。

当王永庆建立台塑的时候，台湾的塑胶工业只有他一家，所以，当时的内销市场没有竞争。但随着台塑的产品被广大用户认可，国外许多塑胶产业看到了台湾有市场，便纷纷挤了进来。同时，台湾本土也出现了三家塑胶工厂，这样就有了竞争。但是台塑集团并没有就此拼命打压其他公司，而是通过增强企业内部竞争力来达到排挤其他公司的目的，也就是通过研究如何减低成本提高品质来保护自己的市场。

在有竞争的情况下，台塑集团的一些高层管理总是喜欢把目光盯在赢利上面，王永庆就告诫这些人，他说：“这样的眼光是不能要的，一个人总是把目光盯在过去取得的成就上，这样怎么能进步呢？有些人可能看到，今年赚了100万，明年会赚1000万乃至5000万，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这并不是做企业的目的，如果将来有一天企业不再发展进步，那么一样会倒闭，这样过去赚的钱都会损失掉。那应该怎样看待呢？我们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不应该把目光盯在赚了多少钱上面，而是要分析怎么会赚了这么多钱，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通过分析就能找到对企业发展有利的措施或方法，检验管理工作的成效，明确努力的方向。而且很多时候，盈利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通过深入分析，就能够找出主动力和次要因素，甚至还有一些不合理的原因，这才是管理者的工作重点。”

王永庆经常会给管理层讲一些这样的道理，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警醒大家，不要被事物的表面现象蒙住了眼睛，从而迷失了进步的方向，只会停滞在过去的成绩上悠哉游哉，企业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

“台塑集团不要求‘政府’保护。”这就是王永庆在公开场合发表的一个强者的壮语，也是他一直坚持的基本原则。王永庆带领台塑集团，经过几十年的惨淡经营，在不断改进不断摸索中提高，并在最短的时间内步入了正常轨道，这是任何一个企业龙头也无法做到的。

王永庆不无信心地说：“我相信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做得很好，无论品质或价格，都可以拿出去在国际市场上与人竞争，绝不会输给人家。”

能够在不如别人的时候找原因找差距，学习别人的经验教训，改善不合理的问题，这对企业来说是成长发展的必然过程。如果稍有困难就寻求政府保护，就很难培养出抵抗力，不接受磨炼，就做不到自力更生，那就永远不能打入国际市场。

王永庆也并不是完全彻底地排斥产业保护，但他认为，“政府”保护要有限度，应该给它留出尝试的机会，让它能够有机会得到磨炼，奋斗自强。同时保护要有一定的时间限制，10年也好，20年也好，不能没有止境地保护下去。做到这两点才是真正的保护，才真正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王永庆是一个懂得审时度势的强者，在困难时期能够忍耐，一旦有机会就能够当机立断，不会犹豫。台塑集团生产PVC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PVC粉的用途分为硬质和软质两类。硬质的做管类、浪板等多为建筑用材，取代进口的金属管类。PVC用途较广的是软质产品，它可以做成塑料布、塑料皮等，用途非常广泛。

在台塑集团的营业额中，外销占70%以上，内销占不到30%，这在世界市场上是很少见的。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就在于台塑集团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改善自己的弊端，通过改善达到管理合理化。

这种情况是在“政府”保护状态下不可能发生的，改善就是战胜自己，通过竞争达到提高自己的目的。台湾当局鉴于环境状况，明确规定任何生产销售不许有独家垄断市场的情形发生，而是规定必须要有两家以上的企业来维持市场竞争。而且台湾地区地域狭小，只靠内销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惟一的途径就是要开拓国外市场。

一个人拥有强大的潜质，就能将自己的企业带到强者的位置上来，王永庆喜欢竞争，他认为只有竞争才能让一个企业健康地发展壮大下去。如果不适应竞争，那就自行淘汰。因为强者是不会被淘汰的，而被淘汰的一定是弱者。只有弱者才害怕竞争。

水泥争霸，草莽红顶双雄会

强者，就是在与天斗的时候相信“人定胜天”；与地斗的时候，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与人斗的时候，相信强者必胜。

1990年代初，台湾有两大财富人物值得被众人记得。一个自然是王永庆，而另一个就是辜振甫。两个人都势大财雄，各霸一方，也都是互不买账，互不相让。

不为人知的是，早在50年代，王永庆的目标并不是塑胶产业，而是准备向水泥界进攻，但因为在设想阶段就被束云章捷足先登，所以才转而投身塑胶界。当王永庆财雄势厚以后，回想起几十年前的理想，不禁产生了重寻旧梦的想法来。

但90年代的台湾水泥业，经过了40多年的发展已经不是50年代的样子了。水泥业被几个无论在实力还是在台湾的影响力上都非常大的大财团垄断着，要攻入这个森严壁垒简直是比登天还难。而最重要的原因的是，盘踞于壁垒之上的不是别人，正是虽财力稍逊于王永庆，但名声和外交影响力都比王永庆高出一头的辜振甫。

1917年1月6日出生于台北的辜振甫字公亮，和王永庆一样，祖籍是福建。康熙初年辜家从泉州迁到台湾，世世代代居于鹿港。辜振甫出身名门，其祖父辜鸿铭是清末名儒，外祖父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姑父是清末大买办、大实业家盛宣怀。

虽然辜家世代出了这么多名人，但也只是在名气上风光而已，在财力上，并不是很被人重视。辜家真正的发迹始于辜显荣，也就是辜振甫的父亲。辜显荣的发迹历史让现在的很多人不耻。当时，正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台北的情况相当混乱。据史料记载，辜显荣曾向日方递交公文，请求日军到台北镇压，并亲自迎接。此后，辜显荣靠着日本人的眷顾逐渐富甲一方。

辜振甫在辜显荣的十二个子女里排行老五，由于他聪明伶俐，深得父亲宠爱，出门总带着他，逢人便炫耀说：“我这个优等子……”辜振甫4岁时，辜显荣请前清秀才教他汉学，同一年，他又在父亲的督促下开始学英文。每天一大早就起来背诵四书五经和ABC。为了让这个“优等子”更加优等，辜显荣还请来各种课程的老师，包括体育老师，对他严加调教。辜振甫也果然如父所愿，有人形容他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一不会。

辜振甫年仅20岁那年，父亲去世。当时，他正在台北帝国大学（台湾大学的前身）政治系读二年级。父亲的离开让这个家族一时之间对前路很茫然，辜振甫毅然决然地接手了父亲留下来的大部分产业，成为七家公司的董事长。年纪轻轻的他并没有被身份和地位冲昏头脑，反而更加冷静。大学毕业后，他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把事业交给兄弟们管理，自己则东渡日本，在日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的前身）潜心学习财政和工商管理。

辜振甫相当重视在实践中锻炼自己，他一边学习，一边到日本一家糖业公司当办事员，从端盘子、帮别人抄写做起。

就是这样一个深得日本企业管理精髓的“老虎”挡在了王永庆面前。

90年代辜振甫所领导的台泥是在台湾光复之后，由“政府”接收日本人留下的浅野水泥株式会社、南力水泥株式会社、台湾石灰石碳株式会社及台湾化成株式会社等单位合并而成的。1956年，辜振甫任台泥的总经理，1973年，80高龄的董事长林相寿以年事已高为由退休，辜振甫走上了董事长的位子。

而王永庆想要进军水泥产业的时候，正是辜振甫在台湾水泥业风光无限的时候，两只老虎就这样拉开了风起云涌的水泥战争。

事实上，两人的竞争由来已久，在水泥争霸战之前，两人就有了无数次交锋。

有人说，两个人的竞争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论出身，王永庆是新店乡下贫寒的茶农子弟，而辜振甫乃是彰化鹿港名门之后。由于出身不同，自然，所受的教育和际遇就是天壤之别了，个性自然也就大相径庭。辜振甫文质彬彬，素有“才子”之称，其修养和风度被台湾工商界立为楷模。茶农子弟王永庆则信奉“钱多学问大”，他性情刚烈，脾气火爆，为人率直。正是因为此，他在工商界得罪了不少人。

论背景，王永庆似乎是“草莽英雄”，而辜振甫在台湾素有“头号红顶商人”的称谓，因为他的人际关系是岛内其他家族所无法比拟的。当辜振甫在经济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后，在政治上他也长袖善舞。1956年，他被指派参加日内瓦劳工会议，从此开始了“经济外交”生涯，得到蒋介石的器重，偶尔还让他当日语翻译。

在日本准备和中国建交前夕，辜振甫受蒋经国委任赴日秘密游说日本国会议员。但当时的情况已经不是钱所能解决问题的了，他见大势已去，就把美元悉数带回台湾，蒋经国因此对他很是赞赏，甚至一度想让他当“行政院副院长”。1982年，辜振甫被提名为国民党中常委，进入国民党党务系统的决策核心。

1990年11月，海基会成立，辜振甫一直担任董事长。两次“汪辜会谈”更使他成为海峡两岸知名的政治人物。辜振甫的座右铭是“谦冲致和，开诚立信”。因此，无论是在日本统治时期、两蒋当政时期，还是李登辉时期，他都很能吃得开，一直立于不败之地。

在台湾，水泥业以辜振甫为龙头，塑胶业以王永庆为霸主，两人各踞一方，各领风骚。但论向“政府”纳税，辜振甫则稍逊于王永庆。每年台湾的纳税排行榜上王永庆都排在辜振甫的前面。在台湾甚至是世界上，一个企业纳税额可以作为衡量该企业成就的指标。如果这个指标在世界通用的话，王永庆无疑占了上风。而一直就信奉“财大声高”的王永庆很是瞧不起辜振甫。在台湾工商界的一次小型聚会上，王永庆将辜振甫的“台湾水泥”称为“小公司”，辜振甫虽然涵养颇深，但也忍受不了这样的言辞羞辱。

两人的明争暗斗使得台湾工商界很是不安，甚至连“政府”都出面调解。而让台湾“政府”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是1984年台湾“经济部”组成“产业咨询委员会”一事了。

当时，“产业咨询委员会”由辜振甫担任主任委员，5个小组召集人的头衔，王众庆居然一个都轮不上，而仅仅充当一个小小的委员角色。许多知情人猜测，这是素有“红顶商人”的辜振甫给了王永庆一记耳光。王永庆大为恼火，台湾“政府”只好由“行政院长”俞国华另组“经济革新委员会”，任命王永庆为产业组召集人，辜振甫为贸易组召集人。想不到这一举措反而弄巧成拙，令王、辜二人的矛盾公开化，每逢“经革会”开会讨论，他们都针锋相对，后来王永庆干脆在辜振甫发言时，都借故去卫生间表示抗议。而在产业组开会时，王永庆居然公然向记者表示：“经革会”的涵盖范围较广，“产咨会”应该并入“经革会”。

辜振甫再怎么有修养，也无法忍受这样的言辞。于是，经济革新委员会便成了王辜二人的言辞较量场。

随着台塑内部管理的不断完善，经营不断扩大，王永庆的台湾塑胶企业集团日益壮大，其属下的台塑、南亚、台化三家上市公司成三足鼎立之势，高高擎起台塑集团这个“石化王国”。

就在王永庆志得意满的时候，他心里商人的野心冒出来了，也许，他只不过是想给老对头辜振甫一个下马威。1983年7月，王永庆对外宣布，准备在花莲设立崇德工业区，兴建一座岛内最大的现代化水泥厂，年产水泥600万吨。工业区内除了水泥厂外，还设有水泥加工厂、水泥袋制造厂、废水处理厂、发电厂、人造石墨电极厂等。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台湾任何人都知道，水泥业霸主是辜振甫。任何人都能听得出来王永庆的话外音：向辜振甫挑战！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水泥争霸战正式拉开了帷幕。

“水泥争霸战”结束后，有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当王永庆发出那封很有魄力的“挑战书”的时候，辜振甫就召集了台湾14家大水泥厂商共商对策。并—致决定利用当地群众的环保情绪，从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对势力，向“政府”及有关方面施压，让王永庆投资水泥厂的计划胎死腹中。

也许这消息是真的，因为当时王永庆想要建厂的花莲是一自然景地。花莲古称奇莱，又因花莲溪东注于海，海涛激荡迂回彭湃，而称为洄澜，后人谐其音称为花莲。花莲濒临浩瀚太平洋，西倚雄伟的中央山脉，如此依山伴海的优美环境，造就无数的山水美景，高山峡谷的太鲁阁国家公园、秀丽的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田园美景的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雄伟壮阔的玉山国家公园等自然景观，足以证明花莲的浑然天成。

“水泥争霸战”焦点就是围绕着是否应在花莲设立水泥厂而进行，待赞成意见认为在花莲兴建大水泥厂，可以开发台岛东部的资源，对花莲地区的经济繁荣有极大的促进。反对者认为水泥厂污染性强，如果在该地建立水泥厂，那么，所在地附近的居民居住环境就会被破坏，而且还会严重破坏花莲的自然生态环境。

这样的激烈争论居然持续了一年之久，王永庆似乎也猜到了是辜振甫在“垂帘听政”，但也无可奈何。想要快速解决问题，只好请“政府”出面了。

1984年8月，“行政院长”俞国华上任，在花莲听取了花莲县县长关于在花莲设立水泥厂的汇报之后，当即表示：“花莲县的自然景观，不但是地方的而且也是国家的宝贵资源，应该加以珍惜和保护，因此祟德工业区的大水泥厂不得设立。”

这场争霸战以王永庆的暂时失败而告终，但是，一个真正的强者即使失败了也不会给自己找太多借口。当有人说，王永庆其实是被辜振甫伙同业界人士共同封杀出局的时候，王永庆却笑了笑说：“守法很重要，‘政府’的命令一定要遵守，大水泥厂如果‘政府’不准设立，我绝无异议。”

2005年1月3日早晨，身为“海基会”会长的辜振甫因肾衰竭病逝，享年87岁。王永庆的对手走了，也许留下的是无边的寂寞。他一定也想起了几年前与这个老对手共同呼吁两岸三通的事情来。

2002年8月，身兼经济发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经发会”决议执行成果检讨会上，一致呼吁当局重视“两岸三通”问题。辜振甫强调，两岸经贸依存度越来越高，相互之间不该存有一点点的敌意。

在这次会上，王永庆与辜振甫就“两岸三通”的问题再次向当局提出建议。王永庆说，在大陆有十万台商，经过第三地辗转往返相当不便，当局应该早日解决“三通”问题。辜振甫则用台湾的贸易资料来说话，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高达23.5%，具有这种关系的双方“不应该有一点点敌意”，当局应重视发展两岸关系，以提升台湾经济。

两位老人在商场上一直争斗，但在大陆台湾问题上却是出奇的一致，也许，这就是英雄所见吧。

强者智者，实事求是破纸兵

在台湾第二届经营者大会上，年近80岁的王永庆于会发表了长篇演说。他抬头挺胸，不停地在语气激昂处挥舞着手势，并时不时地用很尖刻的句子来批评时弊，赢得台下阵阵热烈掌声。那种精神，那种勇气，那种风采，可以说是强者的颤音。

王永庆性格豪爽，为人大度，在酒场能开怀豪饮。看他喝酒，俨然有看水浒英雄喝酒一样。在台塑集团里早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主管一定要会喝酒，而且要有一定的酒量。

曾经有一位刚到南亚公司的业务员第一次与王永庆及客户一起吃饭时很紧张，刚开始喝起酒来总是小心谨慎，深怕自己一不小心在董事长面前留下不好的印象。他这种谨小慎微被王永庆看到了，王永庆跟他说：“当业务员，哪有这样喝酒的，必须大方痛快。”这个业务员才放开了拘谨，畅快地与客户大喝起来。

王永庆似乎在任何方面都想做一个强者，在酒上更是如此。在台湾，只要与王永庆一起吃过饭的人都知道，王永庆的酒量是一流的，每一位客人不管吃饭没有，先干完三杯再说，而且是连续举杯就干。有一回，他的侄子王文渊陪同他及客户一起用餐，王文渊举杯跟客户撞了一杯，喝了半杯就放下了。王永庆让他拿起来喝干了，“要喝就喝到底，哪有喝一半的道理。”

在王永庆的影响下，台塑主管个个都是酒场高手，喝酒都很在行。就是他的几个女婿，像陈彻、简明仁也都是酒中高手。弟弟王永在也是海量。

王永庆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却有着很深的民族感情。在l975年1月9日的美国圣若望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的典礼致词上，他坚持不用英语而用国语，使得校方也没办法，由此，他成为圣若望大学教授荣誉博士学位中惟一一个不用英语致词的人。在他看来，用国语就是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强者地位。

由于台湾的传统文化没有遭受破坏，特别是道教的算命风水学很盛行，当时在台湾，许多富豪都相信这些。而王永庆却一点都不信，但由于他的名气，给他算命的人却很多。

许多年前，一位算命先生说王永庆的生辰八字属木，而金克木，因此王永庆“遇金不利”。所以他过去经营的事业如米店、木材、塑胶等，都是与金无关的产品。有人觉得很准，就把此命封告诉王永庆，问他如何看。

王永庆笑着说：“我一生中没有请人看过相。因为从前的命运怎样，自己已经晓得了；以后的命运怎样，是自己要计算的，我相信科学的东西。”

也正因为如此，王永庆经营企业不谈过去，只讲未来。对科学化管理的东西很认可，从来不看黄历，也不拜神。这与台湾企业界乃至整个社会对风水之重视形成鲜明对照。

他用事实跟人讲解说：“大家都要看风水，观音山公墓的墓地，90%以上虽然都有风水先生去看过，却没有被公认为说这块空地不好的，几乎所有的空地都被利用了，可见风水都不错，都可以下葬，那还看什么风水呀？我不反对风水之说，也不敢说没有风水，但没有空地留下来，都挤满了，则风水看不看不都一样吗？”

西方经济与文化本来在台湾就很流行，自然，西方的迷信思想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西方人认为“13”这个号码不吉利，台湾的中国人也逐渐受其影响，对这个数字退避三舍，不敢在自家自身随便使用。可王永庆不信这些，他的台塑大楼就是13层，自己的居室也安在13层。

“我的事业并没有因为这个数字而受到什么不良影响，可见，这些东西都不足信。”

王永庆的强者个性，也决定了他的一生是孤独寂寞的。他在商界虽有很多的朋友，大多是事业上的伙伴，知交并不多。王永庆的一个朋友，现在是台湾另一位塑胶大王赵廷箴说：“我跟王永庆认识几十年，他现在没有几个朋友，一天到晚就是工作，几十年的老脾气，很难改了。”

如果仔细想一下王永庆所走过的路，就不难发现，他从一个茶农之子、一个小学毕业生，在短短几十年间，靠着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个奇迹，一跃成为台湾的企业巨子、世界“塑胶大王”，被誉为“经营之神”，创造了“鱼骨理论”，“点点滴滴求其合理化”成为他始终的追求目标。这样一个人，创造了这样的奇迹，难免就会有一些强者的脾气。这是可以理解的，在白岩松的新书《岩松看台湾》中，描述了发生在采访王永庆时的趣事。

在采访中，白岩松问了他好几个关于企业如何做大的问题，王永庆一概用他浓重的闽南口音回答：靠制度啊，制度很重要啊！白岩松又问他一些生活中的趣闻：听说您生活很简朴，待客也简单，老朋友来了请吃盒饭？

他道：“没有啊，那怎么好意思啊。”这令在一旁看采访的人大笑不止。

白岩松又问他：“听说您只读到小学三年级，怎么把企业管理得这么好？”

王永庆道：“谁说我只读到小学三年级，我小学是毕业了的！”

在谈到改善两岸关系的时候，王永庆似乎比政治领导们更着急。他说了一句让人颇感费解的话：“改善两岸关系，今年是很好的机会，错过了今年，台湾的筹码就不多了。”还说：“我最近要找几个人谈谈。”至于这个商业强者找什么人谈，能谈出什么来，那就是后话了。总之，能有这样想法的人在现在的情况下来说，不仅仅是强者，更是智者。

“经济革新委员会”成立后，王永庆被任命为产业组组长，这是他一生进入“官府”最高的头衔，尽管没有正式的级别，却也是个最高智囊机构的要员。但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他还是以一位企业家的身份出现，就在他担当这个组长期间，他的火暴性格更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该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经革会”委员徐风和拿出一篇5000字的文章，夸夸其谈地念了起来，还未待念完，王永庆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认为徐风和讲的那些东西都是纸上谈兵，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一时弄得徐风和尴尬异常。

许多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个不给人留面子与余地的人，有人认为这是爆发户的表现，王永庆听了这种评价后只是淡淡一笑。

也许，真正了解他的人对他的评价会是另外一番样子。王永庆在台塑内部，从来都是柔情似水。

台塑集团重臣杨兆麟评价董事长说：“王董事长是没有阶级观念的人。属下的反对意见是对的，他从来不认为是‘冒犯’。遇到这种情况，他会不断地与之研讨与沟通，希望见解上能相互认同。他往往是严格要求与用心培养并用，来爱护那些努力工作的基层员工。”

进军美国，母猪耳朵绣荷包

1978年，台塑集团企业的营业额突破十亿美元，此一成就让台塑具备了与世界大企业竞争的条件。同时，1973年发生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暴露出PVC原料缺乏的严重问题，这一切让王永庆下定决心进军PVC原料充足的美国。

那一天，在美国得克萨斯州郊区一座宽敞明亮的别墅里，一场紧张的企业收购谈判正在进行。这位买主就是来自中国台湾的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

王永庆远涉重洋，从台湾来到了世界工业大国美国，在全球经济—片衰退时大肆收购美国企业，让美国人为之惊叹。这样一个强者，让世界为之瞩目。

事情还要从1973年那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开始说起，那次石油危机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都落到了最低点。当经济衰退的时候，企业家们是没有投资兴趣的。因为在这时投资一着不慎便会全盘皆输。

但在王永庆看来，有些事情未必有章法，许多事情的章法也未必可信。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企业家只要善于把握时机，在此时投资成本远低于经济繁荣时期，直白一点来讲，这样的时期反而是投资的好时机。于是他趁美国工业萧条之际，乘虚而入，一口气买下了美国三家化工厂，台塑集团从此在美国这个石化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占有了一席之地，也开创了民营大企业逐鹿美国市场的先河。

谈判很快就有了结果，王永庆成了这家企业的老板。当时的外界多持观望与怀疑态度：美国人的管理都不行，你王永庆可以吗？难道你一个东方来的干瘦老头要比拥有着先进管理经验的美国大汉还要厉害？

当时，行内人士都知道，这家被收购的工厂——德拉威尔石化厂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机器设备破旧不堪，性能极差，生产成本高，加上当时美国塑胶生产严重过剩，价格大跌，该企业亏损严重。仿佛这个工厂根本就不是号称企业实现了现代化的美国。

当然，王永庆敢收购它，就有信心将其治理好。棘手问题是很多，王永庆心里当然明白，但他并不是愁容满面，而是充满信心，向困难挑战。他跟下面的人说：“所谓亏损，就是对经营者的惩罚，希望他赶快改正，否则就会被淘汰。工商界有赚钱的时候，当然也要有接受亏本的勇气。‘适者生存’就是一个最好的注释。”

在他看来，一个企业的盈亏与成败，历来都由企业家管理的好坏决定的。他召集旗下的精兵强将，冷静地分析了美国这家工厂的历史与现状，企业经营中的利与弊。然后，他便对症下药，扬长避短，对这些工厂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首先是精减人员，然后对企业管理制度作出了一系列新的改革。与此同时，王永庆始终相信人定胜天，坚信自己有能力变不可能为可能；他坚定不移地相信，只要凭借台塑公司20多年培养出来的实干人才，并艰苦奋斗，一定会出现新的气象。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一定能从母猪的耳朵里，做出绣花荷包来。”

在美国这样一个有着自由天堂美名的地方，工人文化水准高，权益意识强，企业裁员经常会引起工人的抗议、示威活动。裁减员工看似容易，实则风险很大。但这是王永庆必须要做的。

有一天，王永庆乘车前往工厂视察，当他的座车即将驶入工厂大门时，一些美国青年工人居然用砖块向他的车窗砸去，让保卫人员大吃一惊，劝说王永庆乘车返回。面对这些激愤的青年工人的所为，王永庆坦然自若，毫不畏惧。他让司机停车，昂首挺胸地走进大门。他的这一举动，让在场的人个个震惊万分。那些愤怒的示威者顿时静了下来，抗议的人群不驱而散。这只是在美国在他身边发生的许多起事件中的一起，但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王永庆凭着自己的胆量与魄力让美国人屈服了。

1985年7月，美国《福布斯》杂志以王永庆为封面的介绍文章里写道：“在这个古老的产品上，杜邦不能赚钱，美国第17大石化公司栽了跟斗，王永庆却刨出了生机。”在王永庆有效的经营管理下，德拉威尔厂两年平均利润率高达21%。

在70年代，台塑集团是台湾最大的石化企业，也是最大的民营企业。但在70年代以前，在世界上却很少有人知道台塑这个名字，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台湾有个王永庆。那个时候，世界化学工业长期以来是美国、德国等工业大国的产业。没有人会注意到在中国还有台塑这个企业。

就是王永庆，一个中国的强者，他永不服输的性格对这样的现实是不能接受的。于是，他向美国人发出了挑战，他只不过要向世人证明，他王永庆是有能力与世界石化大王平分秋色的。

在这位东方强者的带领下，台塑人发奋图强，终于改写了世界化学工业的排名。对于台塑集团来讲，1983年是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年头。在那一年，世界化学工业前50个大企业家的名单中，第一次出现了华人企业家的名字——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

这个在中外人士眼里很耀眼的光环在王永庆这里却并不满足于此。他的理想是，做世界化学工业的巨头。在这一理想的强大动力下，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收购美国企业的行动与建厂计划。

第六章 百川归海，反哺社会的大人生

王永庆希望他死了人们还会记得他，当人们都不再记得他的时候，他才真正死了。他希望自己能够永远被世界所尊重。

勇担重责，发展出口加工区

王永庆始终坚持这样一个观点，任何企业最终都是为社会服务的。

他做生意最初也只是为了养家糊口，但钱的数量达到一定的程度对个人来说就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对于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来说，能够为社会、为民族做些事情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民族企业家的使命，王永庆多年来始终抱定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将自己的命运与社会、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王永庆希望他死了人们还会记得他，当人们都不再记得他的时候，他才真正死了。他希望自己能够永远被世界所尊重。

很小的时候，他常听爷爷讲“吴凤举义成仁”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

吴凤是福建省平和县人，清朝康熙年间随着父母迁到台湾。20岁时，他开始和阿里山的土著人做买卖，因此对于土著人的风俗习惯、性情性格以及语言都很熟悉，相处十分融洽。因为吴凤做人诚谨笃实，所以极为土著人所敬仰。

后来“政府”招募通晓土著语言的人担任通事，这样24岁的吴凤应征为阿里山的通事，管理高山族的同胞。由于吴凤平易近人，对待山胞就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为他们引进新观念新技术，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因此很受山胞的敬重。

然而，山地有一个风俗，每年秋季祭神的时候，一定要杀一个人，把人头作为供神的祭品。吴凤虽然知道那是迷信，却没有办法让他们放弃这种想法。后来吴凤灵机一动，问山胞们：“朱一贵变乱的时候，你们一共杀了多少汉人？得到多少首级？现在骷髅还存在吗？”山胞们回答说，现在还存40多具骷髅。

吴凤就晓谕他们说：“杀人是最大的恶事，是国家法律所严禁的。你们既然无法革除习俗，姑准把旧存的40余骷髅，每年用一个祭神，不准再杀人，如有故违，‘政府’将派兵聚歼你们。”山胞们听从吴凤的劝诫，从此40余年再没有杀过人。

骷髅有用完的一天，山胞们请求恢复杀人祭神的旧例，经吴凤苦苦劝谕而止其妄杀。但是好景不长，三年后，发生了一场大饥荒，有人开始传播迷信，说是因没有杀人祭神而遭的天谴。人们重新请求开始杀人祭神，吴凤知道这次没有办法阻止了，就对他们说：“杀人是很坏的事情，你们一定要杀，那就明天中午到我这里来吧，看到一个穿红衣戴红帽的人，你们杀了他就可以了。”

第二天中午，山胞们拿着刀枪和弓箭，到了吴凤办公的地方，真的看到了一个红衣红帽的人，一时弓箭齐发，把那个人射死了。大家走近一看，那个人就是他们平时很爱戴的吴通事。山胞们悔恨交加，悲恸万分，痛哭之声震动山谷；后来，他们为了悼念吴凤，从此就把杀人祭神的多年恶俗，永远革除了。

王永庆知道自己也是福建移民的后代，吴凤一直都是他引以为傲的人，也是他的精神榜样。他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人，能够做些对社会有益、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王永庆认为，台湾取得现在的经济成就离不开“政府”正确的决策，但是没有台湾人民的勤俭耐劳也是不可能的。如今的台湾号称亚洲的经济四小龙之一，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只有检讨过去的得失，作为将来行动的指导，才能奋起直追迎头赶上。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要赶上并超过那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要有合理的经济政策，能够形成产业规模，带动所有行业的发展。

王永庆经历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几个主要时期，有低迷、过渡时期，有高速增长时期，这也正是台塑集团的发展过程。王永庆始终绷紧一根弦，以世界上著名企业为目标，并奋力超越。

当初，王永庆在高雄设置出口加工区，看中的就是当地劳动力充足，可以解决社会就业问题，同时打开外销市场，赚取外汇，引进新技术，增加“政府”税收。但是，就是这样有益的事情，仍然有许多人反对，他们强调的理由是时机还不成熟，实力还不够。

为此，有人专门来和他谈论这个问题，要他三思而后行，并告诫他，这样的投资会很大，而且如果不能达到理想的状态，那么损失也会很大。

王永庆坚持认为，发展出口加工区是非常现实的。他列举了台塑的两个优势——

其一是：先进国家工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很多，员工的薪资水平也比我们高得多，这样加工产品的成本增加，就迫使他们的企业生产附加价值高的产品。换句话说，如果他们生产附加价值低的产品，就很难盈利，因此，他们就需要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委托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加工。

其二是：台湾地区输出的各种产品，以前大部分是由日本、香港供应，现在台湾比他们更具有竞争优势。首先日元升值，人工成本增加；其次香港劳动力不足，生产力不足，这样台湾就比他们更具有发展机会，完全可以利用台湾廉价的劳动力，抢占市场先机。

王永庆最终说服了公司的其他管理人员，支持建立和发展出口加工区。而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证明了王永庆的决策是正确的。

但王永庆也提醒人们，有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也同样在模仿建立出口加工区，而台湾的企业没有进步，仍旧在走老路，难免会被别人赶上甚至超越，因为还有人力资源更便宜的地区存在。

如果经济持续出现上涨势头，那么工业发展迅速，所需员工人数必定增多，现在每年工资平均提高20%左右，到时候劳动力资源不足，那么就不是提高20%就可以见效的了。这样就凸显了管理中隐藏的危机，管理者的观念如果不加以更新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企业和地区经济的发展。

王永庆看问题总是喜欢比较，但是他并不是像一般人那样只注重表面现象，只看到事物的外在特征，他能够认真思索，深入剖析。这正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因此他的许多观点经常出人意料，一鸣惊人。

有一次，王永庆会见一位韩国客人，那是一位财政高级官员。

这名韩国官员说：“不知道别的国家怎样，我们的人民经常会偷漏税款，这一点让财政局没有任何办法。”俗话说得好：家丑不可外扬。何况是对一个外国人说呢？因此王永庆很钦佩他的坦率。

王永庆说：“这是很普遍的现象，首先这些人并不是不爱国，偷漏税款只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这也是情有可原的。这种事情在很多国家都有发生，归根究底在于社会没有一套完整的税收制度。比如美国，就没有这种现象，原因在于他们对纳税人的义务设有严格的制度，资料正确完整。人们并不是不想偷税，而是没有办法偷。再如英国采取的是政府委托会计师代查，有没有偷漏税一眼就能看透，因此也很少发生偷漏税的情况。可见制度建设非常重要，通过制度约束人，制度没有缺陷，自然就能让所有的人处于公平之下。”

韩国官员有些惊讶，问道：“那在我们这种发展状况下要一套什么样的查账办法呢？”

王永庆说：“其实对任何国家都一样，就是税收要从根源上下手。以纤维纺织业为例，制造一吨原棉所需要的原料，可以通过三部分资料查出：一是机械设备，提供技术设备的厂家必定有生产能力的说明书；二是税务当局可向国外索取原料生产单位的资料；三是将同类厂家生产效率做比较。通过对根源资料的确切掌握，就能够实现对各加工过程的掌握，纺纱织布做衣服就都可以推算，这样他们就很难再偷税漏税了。”

王永庆略作停顿，接着说：“其实现在好多国家的征税制度也不太合理，有失公平。正是由于制度的不完善，才会有些人偷漏税。这样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公正，因为有人得到了额外的利益，因此大家就会效仿，社会风气就会越来越糟。因此，征税制度一定要无懈可击，税收征管机构可以按照上面的方式，在工商界制作一套成本会计，一改过去监查的方式，而成为企业的管理人员，这样就能建立良好的制度。”

韩国客人听后觉得很有道理。

后来，韩国工商部很诚恳地邀请王永庆去听他们的经济报告，他们以幻灯片的形式介绍各行业的生产情形、成长率、今后计划输出增加量，有很多很精彩的设想。

报告结束后，一位官员很客气地询问王永庆对此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王永庆谦让了一下说：“刚才幻灯片介绍，一些年产12万吨石油化学肥料工厂每年的生产量都有所增加，甚至超过100%以上，真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不过这些工厂好像都是公营的，那么在每年的利润中，公营创造的占多少，民营的又占多少呢？”

这位官员不知如何回答，最后只得说：“我们的公营事业大部分都供应国内消费，尤其是肥料供应，自给尚难，更不用说输出了。所以，虽然我们的输出量每年增加，但是和台湾相比还差得很多，公营事业的出口额占比率甚微，民营企业占得比较多。”

王永庆接着问道：“为什么公营事业不能够增产出口？那么鼓励民营企业增产出口有什么优惠的政策呢？”

这位官员说：“政府是想鼓励民营企业出口，但是所需资金极为庞大，不是民营的力量就能达到的，因此只有公营。”

“可是，据我观察，汉城有许多高楼大厦都是民营企业出资兴建的，可见民间资本的力量并不是很弱，如果将建造这些大厦的资本转向工业，岂不是对国家、对地方的发展更有好处？”

“可是，我们的工商界对工业没有兴趣，对兴建大厦兴趣较浓，政府已经出台了政策，希望民间资本能够转向工业，因此，汉城已经采取禁建措施了。”

王永庆说，这种现象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能看到，工业上不去，没有资本做，但是房地产却异常火爆，这多少有一点不和谐。如果能把这些资金优先用于工业，制定一些优惠政策，这样不是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更加有利吗？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有它自身的优势，为了发展经济就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政府只有合理地加以引导，不断进步，这样才能赶上发达国家。这就需要深入分析自身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并合理加以解决，这样才能有益于实施和发展。

台湾当局曾经鼓励民间企业合并，以扩大生产规模。然而效果并不理想，很少有企业愿意合并。

就拿纺织业来说，台湾当局希望将几家2万锭左右的纺织厂，合并为一家10万锭以上的大型纺织企业。然而提了十几年，还没有一家纺织厂合并。所以王永庆认为，政策并不一定是合理的，如果合并对所有的人都有利，那么大家不会拖着不做，相反拖到现在仍没有实行，就说明这中间有些事情不切实际，对企业发展没有实质性的好处。

合并到底有没有好处？2万锭和10万锭两相比较，究竟哪一种生产规模更符合经济原则呢？有人就说：“当然10万锭的工厂优于2万锭的。就拿人事费用的开支来说，如果一家公司董事长连同常务董事共5个人，每人给一部汽车，5家2万锭的公司总共需要25部汽车；如果合并起来，那么5部汽车就够了。”

那到底哪家工厂能够赚钱呢？王永庆认为，台湾的民营企业在管理方面普遍没有步入正轨，在这种情况下，设备越庞大，管理越容易出现漏洞，经营就越容易发生亏损。现在纺织业界许多2万锭左右工厂的负责人都很精明，他们通过灵活适应市场得以维持经营，如果不懂得变通恐怕早就倒闭了。如果真的将工厂合并，恐怕情形也不一定会好，也许会很糟糕。

王永庆的观点总是和别人不一样，他做事总喜欢追根究底，而不是一知半解。

美国NBC电视台曾经制作过一个电视专集，名字是《日本能，我们为什么不能？》——美国人不服输，不相信日本人能够做到的美国人就做不到。

王永庆分析，美国条件充足、生活富裕，人们就开始产生懈怠心理，工作就不再卖力。这样一松懈，就给了日本人赶超的机会。

台湾人也不服气，日本人能，我们为什么不能？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凭什么不服气？要工业基础没有，要资源也没有，这些很客观的问题都是很难解决的，只有一点一点地发展才有机会。

王永庆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资源丰富，科技发达，文化水准也很高，落后是由于人们精神松懈造成的，只要稍微提高工作状态，一切马上就会发生改变，这种条件和潜力台湾是没有的，所以，所有的台湾人，所有的台湾企业家都应该好好想一想，到底应该怎样做。该是警醒的时候了，任何松懈都会造成落后。不是吗，连美国也开始有不如日本的地方了。他也发出警示，不要因此而被假象迷惑，认为美国的工业就此被抛在了后面。美国可能会短暂地停步不前，但一旦发展起来速度就会很快，不久还会跑到日本的前面。所以美国人略为松懈，还是能说得过去的。

而台湾就不一样了，台湾有什么条件松懈，有什么资格松懈？

中国人不比日本人笨，但让王永庆痛心的是，中国人连动脑筋去思考都做得不够，怎么能够行动呢？又怎么能做得好呢？日本能，中国为什么不能，答案就在这里。王永庆提醒大家要进行彻底检讨，振作精神重新来过，否则再不服气也没有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国家经济千疮百孔，无家可归的人不计其数，非常凄惨。他们为什么能够迅速崛起？原因就在于日本人有危机意识，他们深切地感受到，如果这样下去国家就会完蛋。日本没有天然资源，一切都要加倍努力。因此日本人更加努力，所以才会有今天的发展。像SONY等等几个规模较大的企业，都是在那个很困难的时期里克勤克俭努力发展起来的。那个时期的日本人都很觉悟，知道不加倍认真就没有前途。

台湾今天有了一点点成就，许多人就不知天高地厚，开始飘飘然了。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台湾人应该学习日本人的精神，继续努力，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赶，才能迎头赶上。王永庆认为，这个过程是艰辛的，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才行。

王永庆清楚地记得，1956年以前，一般学生大多数都赤脚上学，很少人有鞋子穿；那时台北市的小包车寥寥无几，仅有的几辆也都是破旧得很。信义路那时还是一片水田，旁边只有一条泥路，骑脚踏车经过都很困难。而现在，到处都是汽车、洋房，一切都改观了，这些奇迹般的变化都是勤奋发展工业的结果。

王永庆的勤是有名的，就拿跑步来说，每天早上，他都会绕澄清湖跑一圈，有的时候还有南部同仁一起陪着跑。

“董事长比以前跑得快了。”他们这样对王永庆说。

“快一点很正常呀，我坚持跑到今天，怎么可能没有一点进步呢？当然会进步！要是还退步的话，那岂不是太糟糕了？而且这是我自己用功所得到的，没有其他任何取巧的成分。”王永庆这样说。

王永庆最看不惯一些年轻人的懒，他看到，一些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早上都起来运动，而年轻人呢早上起来锻炼的却越来越少，尤其是刮风下雨天，就更见不到几个人。为什么？只能说明懒惰思想在他们身上作祟。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下雨了就不用到外面去了。其实下雨并不妨碍跑步，这样反而可以锻炼意志。

因此，王永庆经常告诫年轻人，不能满足，不能放松，对每一件事情，都要有“追求到底，搞清楚”的精神，否则永远都不能坚强，永远都不能进步。

社会使命，工业救民反浪费

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即使某些地区可能某种资源很丰富，但也有枯竭的一天，所以要寻求着合理利用资源的途径。

王永庆对台湾岛内的资源分布了如指常，他经常说：“台湾没有多少资源可以浪费。”有许多人生活水平提高了，就忘了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了，就随意浪费，不注意节约资源。

王永庆经常出国，他发现，在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很少看到浪费的情况，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的浪费现象则非常严重，这主要表现在吃穿等生活的诸多方面。

不说别的，衣服方面的浪费就很明显。台湾稍有经济实力的人都会买贵重衣服，一套西装动辄好几万。王永庆觉得，衣服只要穿得整齐舒服就行了，没有必要买那么好的。

有一次，王永庆收到朋友送的一套西装料子，就请裁缝来家里量尺寸。

裁缝知道他是台湾首富，说道：“您的西装料子很好啊，这种料子我们店里也有，您要做几套呢？”

王永庆说：“一套。”

“像您这样高贵的人怎么能只做一套呢？”裁缝有些不屑地说：“我刚刚和一家医院签了一个业务，他们一下子定了200多套西装，还点名要英国的料子。当时我们店里没有这么多料子，为此专程去了一次香港，才把事情定下来。据说，那些西装是发给医院医生的，每个人有几套。我的顾客也大多数都是一次订十几套，很少做一套的。像您这样的名人，我以为要多做几套呢。”

王永庆对裁缝的这种态度很反感：“我不是怕花钱，而是还有衣服穿，没有必要浪费。也许以后我会多做一些，但是那一定是出于需要。”

王永庆就是这样，他对穿衣没有什么讲究，不像那些暴发户一样，什么都要买最好的，不然就觉得腰板挺不直。他认为，一套西装两万块也好，三千块也好，穿在身上感觉是差不多的。

美国人在穿的方面就很少讲究，很少有人穿超过100美元的西装，这和台湾地区的差别太大了。而且，他们似乎晚上很少外出吃喝玩乐，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家里享受家庭生活，台湾人就不行了，待在家里会被憋疯的。

但美国人并不是不注重生活品质，他们的生活环境好，对房子的布置非常讲究。讲究归讲究，他们却不在乎家具是新的还是旧的。一套桌椅他们可以用三代，将近100年，虽然很旧了，但是都很珍惜。桌椅能用100年，说明材质、做工都极为讲究，而台湾的家具，能用个五年、八年的，就相当不错了。

如果不深入体会，就不能了解什么是浪费。缺乏天然资源的地区，无论如何是承受不起这种浪费的。如果养成了浪费的习惯，钱白扔了是次要的问题，最可怕是它会销蚀人的斗志。

在王永庆的印象里，台湾的林业浪费也非常严重。20世纪50年代开始，台湾地区开始大量采伐森林。当时采取的是标售的方式，得标的业主在采伐木材时，只允许按照规定搬足“林务局”标售的体积。由于是业主自己采伐木材，就不会爱惜资源，不但枝屑残材遍地都是，而且因材积调查常有出入，砍伐过多的现象屡见不鲜。按规定虽然可以再缴款申请伐取，但业主二次作业因不合成本，不是勾结检查人员盗伐偷运，就是索性放弃。这样一来多余的原木与废弃的枝梢残材弃置于山林，任其腐烂。业主虽然没有什么损失，但却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这种现象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累加计算，将这些废弃木材制造成木浆，由木浆而制造嫘萦棉，其所衍生产品的价值有数十亿美元之巨。

台湾地区一向不产棉花，棉织品一直依赖进口。在乡下，常常能够看到那些农家人全家共用一条毛巾，因为用得太久了，毛巾的纤维稀疏得就像蚊帐布一样，还舍不得扔掉。

一方面是一条毛巾用得破破烂烂舍不得丢掉；一方面是数十亿山林的浪费。看得见一条毛巾的几块钱，却看不见台湾2/3山地森林庞大的资源损失，王永庆对此深感痛心。

这种浪费现象一直在延续着，到了1971年，仍有许多人用木材烧火煮饭。比较木材与瓦斯使用的合理情况，如果换算成金钱，就会发现用木材做燃料的浪费情形。

台湾200多万户1400万人口，每年用掉300万吨木材，说起来并不算太多。王永庆算了一笔帐，如果将这300万吨木材做成木浆，4吨木材可做1吨木浆，300万吨木材可做75万吨木浆。一吨木浆市价140美元，75万吨就有1.05亿美元。一吨瓦斯的燃烧能量大约等于10吨木材，那么300万吨木材不过是30万吨瓦斯。进口一吨瓦斯需要35美元，30万吨为1050万美元。这样一核算，里外差出了9450万美元。何况使用瓦斯还有很多优点呢。

这已不单纯是个人浪费的问题了，而是整个社会的一种浪费。有些人往往看到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叹息的份；有些人也许会做些努力，希望政府能够认识到这种情况，并且想办法加以改善，但这种努力的效果往往并不理想。

王永庆就曾经向一些政府官员做过建议，甚至请一位日本人来谈一谈感受。这位日本人曾经在台湾居住过，后来回到日本，在某个大城市任职。

这位日本人说：“距离上次离开台湾，已经11年了，这次回来觉得台北的变化太太了，然而有一个变化却让我很吃惊——也许说出来并不好：台北市民浪费现象太严重了，严重得甚至超过了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那时韩战给日本带来了千载难逢的生意机会，从此带动整个日本工业的发展。到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趋于繁荣，他们开始以消费刺激生产，促进工业发展，因而普遍养成了浪费的习性，现在的台北比那时候的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永庆深有同感，接过来说：“这种风气确实不好。我走过很多国家和地区，没有哪个城市比台北浪费得更厉害的了。”

当时有位官员接话说：“有这么严重吗？这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当然很大了。工业的目的是要国家富强，而如此浪费岂不是将几代人辛苦努力的成果都丢掉了吗？”王永庆分析道，日本人有吃苦耐劳的传统，日本经济能够有现在的发展是几代人艰苦努力的结果，就算生活水平提高了也不会有丝毫的浪费。从这一点就可以理解日本为什么会如此发达。

“这种风气一旦养成将对社会影响非常不好，浪费好像是个人问题，但关系的是整个社会资源的利用问题。特别是在台湾这样一个海岛，本身没有什么天然资源，如果再不合理利用，杜绝浪费，又怎能赶超那些发达国家呢？”

“王董事长说得不错，我们是没有什么资源，但是一个地区的发展好像和资源的丰富与否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吧。”那位政府官员争辩道。

“是这种情况，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有资源的地区就比没有资源的地区进步。盛产石油的中东国家，在最近七八年来，由于石油价格的节节攀升，的确是赚得盆满钵满，但是这些钱绝大部分流到了少数人的手中，绝大部分的人民生活却没有因此而改观。至于那一小部分有钱人，则任意挥霍。其实，这对他们自己来说也不是什么好现象。像这个样子，有能源又能怎样呢？不要说他们国民生活素质情形如何，就连起码的物质生活水准也不会怎么样。”

“是啊，我们日本本身也没有什么天然资源，但是却能享受到高标准的生活。欧洲有许多国家，比如瑞士，都没有什么资源，一样能发展得很好，人们的生活水准也很高。”

“从经济上看，日本要比台湾进步。但是日本人好像不太在意物质方面的享受，吃住都很简单随意，而在其他方面，比如医疗、教育、交通等方面，却会投入很多。台湾恰恰相反，社会状态完全两样。”王永庆接着说道：“台湾人的许多精力都用在了吃穿住方面，那么日本人的精力都用在了什么地方呢？”

“你说得好，日本知道自己资源有限，许多方面要靠进口，因此一直在提倡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工业和公共事业上，努力提高科技水平，因此才有如此快速的经济发展。”

“台湾也没有资源，这些年也取得了相当的发展。我常常这样想，上帝的安排是很奇妙的，有资源、先天条件好的地区，往往比较懒散。这也是人之常情，如果一个人可以坐享其成，那就很少有人会去劳动和靠劳动创造生活。在那些缺乏天然资源的地区，人们不得不为了求得生存发展而殚精竭虑。比如中东，石油资源丰富，许多人依靠这些资源而暴富，并没有付出艰辛的劳动。再如新加坡各种资源也很有限，但是他们能够发展特色经济，如今已非常富有。由于这种自然趋势，演变的结果不但没有资源的地区能与有资源的地区抗衡，甚至可以超越。古今中外，这种事例比比皆是。当然也有例外，像非洲沙漠地区，饮用水都很缺乏，人们不得不节约用水，或者去很远的地方弄水，要发展就很困难。”

王永庆看到大家对这个观点都很赞同，接着说道：“因此，任何人都必须努力做事才能有所成就，稍一松懈，即使天赋很好，也不一定能有什么发展。中华民族是一个很优秀很有智慧的民族，中国人有刻苦耐劳的美德，艰苦奋斗，就一定能有很大的发展。”

有些地区强调资源分布不合理，或者资源储藏不够丰富，这些都不能作为经济落后的借口。相反，一个社会要发展，首先要依靠人们的智慧，然后是刻苦耐劳的美德。但是，不能就此忽略了资源浪费的严重性，特别是在中国目前许多地区生活还十分贫困的情况下，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有人浪费就意味着有些人缺乏，因此要杜绝浪费。

合理利用现有资源不但要防止浪费，还要能够把现有资源用于能够促进经济长期发展的行业。

在防止资源浪费方面，节俭一条毛巾是看得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工业水平。王永庆说，工业水平低，生产水平有限，就很容易造成浪费，这种浪费往往是看不见的。

在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日本人开设了几家大规模的糖厂，日本政府为了保证战争的供给，除了不择手段夺取大部分农田外，还强迫老百姓在仅有的一点土地上种植甘蔗。当时实行的是三年轮作制，其余的时间可以种植稻谷等农作物，可是只要甘蔗轮作期一到，糖厂不须征求地主或耕种者的同意，便径自派耕犁铲土翻地，不顾农户利益，非种甘蔗不可。

然而，土地经过深耕犁翻过，松土层太厚，这样就破坏了水稻种植的环境，老百姓有苦难言。这就是殖民地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台湾没有自己的工业，就处处被动，受制于人，许多不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这种现象。

王永庆在谈到工业的重要性时说：“由于当时台湾没有工业，致使人民在贫困线上挣扎；随着战后工业的发展，台湾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人民生活也提高了很多。前后不过数十年，只因为有了工业，生活水准便有天壤之别。可见发展工作是多么的重要啊！”

当然，这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当时受日本人的统治，是殖民地，台湾根本没有工业，人民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工作机会，生活非常困苦，有人甚至出卖自己的骨肉，以求换得暂时的果腹。韩国被日本人统治也一样悲惨，有许多女子堕落风尘也是迫于生计，这些都是因为没有工业导致生活穷苦的惨痛事实。

而日本人呢，则通过教育来遏制殖民地工业的发展。当时台南高等工业学校是台湾的高等工业学府，就读于高工的日本人是台湾人的十倍，而日本人在台湾的人数只有台湾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这种在知识上的封锁，直接导致了人才比例的严重失调，日本政府害怕殖民地人民懂得工业的重要性，从而发愤图强，形成对日本的威胁。

中国发展工业的道路也是曲折的，在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就开始洋务运动，大力发展工业和军工事业，为此清朝政府专门派人去西方考察，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大力投入资金发展工业。然而西方列强怕中国由此强盛，不断地发动战争，打击腐败的清朝政府，妄图瓜分中国版图，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工业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进而带动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准提高，所以发展工业是民族富强之道。工业是多元性的，只在某一方面做好了还不行，惟有各种条件配合才能够发展。发展工业的先决条件在于人才，要发掘人才，使人尽其才，事事合理，就要懂得管理，懂得计划，如此才能制订出正确的发展方针和政策。

工业化可以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循环，从而产生不断进取的力量。英国也曾高度发达，但英镑一贬值，其经济发展也出现了困难，然而由于其工业基础深厚，一经刺激，很快就恢复安定，经济上逐渐出现转机。

但是，发展工业也要有目的，并不是任何工业都可以做好。这要求做工业要深入思考，找到有利条件，深入分析，慎重行事。

台湾中钢公司的赵董事长和王永庆是多年的朋友，曾多次劝说王永庆生产汽车，但是王永庆一直没有在这个项目上发展。

后来，辜振甫先生的弟弟辜宽敏先生，代表日产汽车公司向台湾当局提出年产20万辆汽车的申请，而且和当局主管部门洽谈过合作事宜。台湾当局介绍他们来找王永庆，看他有没有加入的意思。

“我认为在台湾发展汽车工业很难。”王永庆说话很直接，全然不管他这只是和辜宽敏先生第一次见面。

“那您认为怎样发展合适呢？”

“这个我一时也不好说，如果要做的话，应该请中钢公司出面比较适合。”王永庆这样回答。事情过去了，也没有什么回应。

不久，中钢公司赵董事长在长庚纪念医院养病，给王永庆打电话说要商量一些事情，为此王永庆亲自过去了一次。

大家客气一番之后，赵董事长说：“当局两次召见我，命我负责辅导台湾的汽车工业发展。这次请你过来就是希望听听你的意见。”

王永庆回答：“我不懂汽车工业，对其发展工艺和社会前景都没有作过深入研究，让我来发表意见并不一定正确，但是我认为台湾发展汽车工业很艰难。”他这句话听起来让人有些不舒服。

“那你有什么理由呢？”

“一年生产20万辆汽车，自制率要达到7成，而且其中10万辆要出口，这怎么可能呢？”王永庆说道：“目前台湾的汽车工业不但品质差，而且价钱贵，这是整体行业的落后，要在这种情况下生产一种价钱不超过10万元新台币的汽车，而且性能要好，这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台湾汽车工业的底子的确很薄弱，但这并不代表就没有可能啊。”

“是有可能，但是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汽车工业是一个综合产业，一部汽车大约有一万个零件，每一个零件的品质都要达到一定的标准，以台湾目前的科技水平，还要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才能做到。目前台湾有一百多家汽车零件生产工厂，如果要制造汽车外销，就要将这些工厂全部改过。”王永庆对台湾企业的工作品质太失望了，这也是他认为发展汽车不可能成功的主要原因。

王永庆认为，任何以为台湾汽车工业可以很快建立、迅速发展的想法都是很肤浅的，对工业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

当然，后来他还是介入了汽车工业，那是后话了。

小处文章，环环链条及根本

社会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每天都有新的科技成果诞生，每天都有无数的商业机会出现。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产业发展也同样是这样。

企业经营没有止境，产业发展没有止境，改善也没有止境。只有改善才能发展，反过来，发展会促进改善，才能实现改善的目标，而这一切都依赖于脚踏实地的工作。

脚踏实地就是要认真地从一点一滴做起，要把事情想到根本，做到细节，否则，就算机会摆在面前，也很难抓住。如果把经营看作是抢占一时之机，那就更错了，经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非投机性的生意。

投机也许能让企业得一时之利，但往往会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为了一时的利润，抱着侥幸心态做事，很可能会遭遇险境。因此企业管理者任何时候都要脚踏实地，以过硬的产品为武器，才能让企业不断地向前发展。

拿台塑来说，台塑的客户既有本地的也有外国的，在供货问题上就要讲究技巧。

有时候，由于原料缺乏或者市场需求过大，就会出现供货不足的现象，这就要兼顾国外客户与本地客户。抓住外国客户则可以增加外汇储备，这样进口原料就要容易得多，有利于扩大生产。而本地客户都是老客户，应该予以照顾，因此也不能忽视。

有些人会见利忘义，见外国市场利润高就把内销的产品卖到国外，而把本地市场弃之不管，这样就会失去一批老客户；相反，如果放弃了外国客户，对开拓国外市场是很不利的，没有诚信的企业是很难被人接受的。

合理变通，不断改善，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王永庆通过对发展中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企业的对比，说明了改善的重要性。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往往并不热衷这些，他们的工厂陈旧破烂、设备简陋、科技含量低，生产的产品品质自然不会很高。但是他们的利润并不低，赚的钱并不少，然而那些钱并没有用来改善生产设备，而是用在了个人挥霍上，久而久之，受牵扯的还是企业。

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恰恰相反，其设备新颖，生产性能高，品质佳。但到经营者家里一看，一切设施都很简单，他们一般把所赚的钱都用在扩大再生产上了。

两相对比，反差很大。很容易得出结论，前者将会越发展越强大，而后者呢如果不加以改善，不仅不可能发展，还会有倒闭的危险。

没有改善就很难有所发展，这就是改善的作用。

有一次，台塑集团宴请日本某机械厂社长。期间随行的一位技术员开门见山地对王永庆说：“为什么你们的尼龙产品都不考虑质量呢？不但比日本货差很多，连韩国货也比不上。按照你们现在的工艺生产的尼龙丝只能作加工丝，如果用这种丝制成布，肯定不合格。”

王永庆当时听了感到非常震惊，他没想到自己生产的尼龙丝的品质会这么差。但是由于当时刚刚开始生产，还没有制定质量标准，就是这样质量的尼龙丝还供不应求。大家都觉得那个日本技术员有点危言耸听，而王永庆却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意见。

那个日本技术员又说道：“现在尼龙丝供不应求，当然品质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但是等到了市场萧条的时候，难道还不用考虑品质吗？”

“那么是什么影响到尼龙丝的品质呢？”王永庆问道。

“问题并不是在设备上，而是人员的素质和管理上。生产过程中的许多因素和细节都需要注意，如果管理人员不能认真地分析改善，尼龙的全面品质是很难提高的。每个细小的失误都可能让尼龙丝的品质下降一大截。”

日本技术员的话在王永庆心中引起了共鸣。台塑投资尼龙产品耗资巨大，所生产尼龙产品主要用来出口，如果真如那位技术员所说，那就应该引起注意，加以改善，以免造成很大的损失。

最让王永庆担心的是制造尼龙的中间原料。在当时，这些原料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其中主要的原料CIF大约每吨420美元。然而随着尼龙产品的走俏，这种原料的进口价格也开始成倍增加，以至上涨到每吨2000多美元。

然而这种原料在原产地每吨只有800美元以下，所以台湾的尼龙制造业面临着很大压力。果然不久国外的厂商开始在台湾倾销尼龙丝，价格只有1400美元左右，台湾的尼龙丝企业损失惨重。后来，虽然原料的价格一度降到1200美元，台湾的尼龙业联合起来坚决不再购入价格不合理的原料，这样才摆脱困境。

经过这样的现实，王永庆深切体会到中间原料受制于人的苦楚，因此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首先要确保原料供应。这对他以后努力发展轻油裂解和重油裂解工业有关，目的就是实现塑胶原料的完全自给，从而摆脱受石油价格波动的影响。

改善也是需要智慧和力量的，这要有敏锐的洞察力。

比如长庚医院建立以后，血库来源多是一些学校的学生，如果赶上学校放假，就会出现供血不足的情况。不能输血，病人就不能做手术，将直接影响到病人的治疗。

王永庆得知这种情况后，马上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前往医院召集有关负责人开会，要求通过其他途径联系血源，一定要保证血源充足，而且要充分考虑到随着医院病床数的增加，以及用血量的增加，不断扩大血量的储备，做到未雨绸缪，万无一失。

后来证明他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用血量果然增长很快，由于库存血量充足，长庚医院没有因此而恐慌。

饮水思源，亿万财富报民生

“死而富有是一种耻辱。”这是洛克菲勒在遗嘱中说过的一句话。这个在商场上吝啬、冷酷无情的人，在晚年捐献了大部分的财产。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卡耐基在美国各地捐资建了大量的图书馆、博物馆；一手缔造华尔街的美国金融家摩根则购买了大量的艺术品用于捐赠，在他死后仅留下数千万美元，洛克菲勒感慨地说：“摩根都算不上是一个富人。”

王永庆同样是这样一个人，他认为钱在赚到一定的程度后，实在是没有什么用处了，而人生最主要的是能够为人类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有些人富有了，不外乎就是买别墅、汽车、宝石、服饰等物质，而很少追求精神生活，这样就会变得空虚。为什么人们往往忘不了挣第一笔钱时的喜悦？那是初次付出所得的回报，自然会欣喜万分。物质生活有满足的一天，而追求精神生活才是最终的根本。

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那么如何能够被世人所接受，就成了成功者一个最大的心病。毕竟没有人因为富有而被人们纪念，能够被人们常挂在嘴边的是那些富有了而能为他人贡献的人。当代商业调查公司的奠基者乔治·盖洛普博士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人们对历史上有些人物念念不忘，有时并非由于他们的政绩如何、战功多大、拥有多少财富，而只因为他们性格上的细微特点。”

王永庆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严格的工作作风、对社会负责的态度，都已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

1972年，朋友问王永庆：“你现在这么富有了，就是不工作仍可以随心所欲，何必还这么辛苦地工作呢？”

他回答：“工作已经成为了我的事业，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为了追求个人财富，况且我的财富创造的过程和社会密不可分，能够将财富回报社会则是我最大的心愿。”

一晃10年过去了，转眼就到了1981年，又有人旧话重提。

王永庆表示：“我这样努力工作，是一个社会责任问题，我要对台塑集团的员工和所有投资者负责。如果企业经营没有上轨道，这不是害了很多投资者吗？我死掉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人家辛辛苦苦把积下来的血汗钱投资在这里，不能盈利反而损失，我于心不安。为了道义与责任，我不能不努力工作。”

因此，王永庆始终身体力行，走在企业的最前面，宁可自己受苦受累，而不愿有丝毫的放松。他常说在其位谋其政，如果有一天不能为企业发展做贡献了，他就会主动离开让位给那些有能力的人。

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王作荣在一篇阐述如何利用人才为社会服务的文章中，把王永庆列为稀有人才，并建议“政府”应该给予政策和资本的支持，利用他的智慧进行经营，来为社会多做贡献。

他在这篇题为《思议那不可思议的》的文章中提到，并不是任何人都具有带动整个社会进步的能力，这样的人少之又少，但是他们可以为社会发展带来非凡的动力，实现社会的快速进步，达到人们的共同富裕和社会秩序的极大改善。因此，他建议对这种人要由“政府”组织起来，合理利用，发挥他们的最大潜力。

王教授的这种想法是好的，他希望王永庆能实实在在地为工业社会做点事情，来带动台湾经济腾飞，同时促进经济结构的改变与工业的升级，建立几个诚实经营，并由社会大众投资的非家族、非财团企业，以形成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管道。

其实，不用别人提出来，王永庆也是这样做的。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兑现自己对社会的承诺。

王永庆始终把建立一个彼此关爱的和谐社会当作他的一个理想。

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王永庆要到马偕医院在北投和淡水间的竹围设的分院去观摩一下，以此来与长庚医院做些比较，从中得到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他还顺便到淡水高尔夫球场去看看，因为自从弟弟王永在担任会长职务以来，他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来过了。

一路上车辆非常多，车流走得很慢。就在此时，一辆机器脚踏车在一辆计程车前嘎然而止，应该是没有碰到，如果碰到了也只是轻轻蹭了一下，这样争吵就爆发了。骑车人停下来，捡起路边的一块石头，不由分说就要砸计程车，结果两个司机就打了起来。

许多人围观，却没有人劝解，还有一部分人幸灾乐祸。这种情况是王永庆不想看到的，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人与人之间如果总是这样敌对，就很难有所发展和贡献。如果人与人之间不能够互相礼貌、团结合作，那么怎么可能实现理想社会呢？

这本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不用说两辆车没有碰到一起，就算是碰到了一起，怎样解决有规章可循，而没有必要发展到吵架和动手打人的地步。这就凸现了一个民族的素质以及文明发展程度，而这对社会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王永庆也曾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他知道，在美国也有这种情况发生，如果车子坏了，对方就会很爽快地拿出保险卡，请对方到指定的修理厂检修，大家都会非常客气，没有必要动手。如果是中美洲一些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把车停在路边休息一下，经过的车辆都会停下来，询问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这就充分显示了人与人之间和谐友好的关系。可见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社会的发展水平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在满足了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以后，更依赖于社会需要，人们能从人与人的交往之间得到想要的温情和关怀，这就是人的社会属性，难道台湾的物质丰富了，人的社会属性反而退化了？这是不应该发生的现象，王永庆希望这个社会越发展越美好，而不是越发展人与人之间越隔阂、越冷漠。

但是往往会事与愿违，就拿捐献眼角膜来说就可以看出时下的人们对社会的冷漠。

很多人由于失明而对这个社会失去信心。整日生活在黑暗里的人是痛苦和压抑的，所有的风景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片黑暗，因为他们没有眼角膜。

美国作家海伦曾经说过，如果给我三天光明，那将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人们往往忽略了自己拥有的东西，从而忽略了别人的痛苦。如果全社会都来关心那些失去光明的人，踊跃捐献自己的眼角膜，那么社会上就会有许多人看到光明，从而使人生发生改变。但是现实中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尽管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仍旧只有很少的人主动要求捐献眼角膜。

一个偶然的机会，长庚医院与斯里兰卡国际眼库取得了联系，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许多病人从那里得到了捐献的眼球和眼角膜，移植成功并得到了光明。有些人激动得痛哭流涕，亲人们则绽开了笑颜。为了表示感谢，有些人送锦旗、送鲜花，甚至有些病人要下跪。

这些重获光明的人却没有一个用的是台湾人的眼角膜，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啊。无论从人口数量还是医学水平来说，台湾地区都要远远超过斯里兰卡，斯里兰卡人能办到的？台湾人为什么就办不到呢？

人总要有死去的那一天，从社会公德出发，能够在死后为别人贡献一点力量，让一个人重获光明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有感于此，1981年王永庆发起了眼角膜捐赠运动，并率先预捐了自己的眼角膜。20多年来，共有1200多名患者在长庚医院实施了眼角膜移植手术，重见了光明。

王永庆为公益事业多次捐款，1985年，他与弟弟王永在合捐一亿元新台币，创下了台湾私人捐款的最高纪录。

台塑集团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台湾“经济部长”江丙坤就曾公开宣称：“1993年台塑营业额是309亿，净利是39亿，王永庆占9%的股份，获利3亿多，然而获利最多的是台湾12万股东，再有就是“政府”获得的税收29亿；还为台湾创造了5000个就业机会，这方面的效益更是无法评估。”

此外，王永庆还创办了明志工专，设立长庚医院，成立明德基金会生活素质研究中心，并把台塑的管理制度移转给下游工业。

当年，王永庆斥资105亿元新台币创办了私立明志工业专科学校。这所学校坐落在台北县泰山乡贵子村山麓，面积20万坪。王永庆办学不是为了赢利，他要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

学校收费非常低廉，同时还为那些贫困的学生提供工读机会，让他们利用寒暑假到台塑集团的工厂实习，这样不但能够学用相长，而且能为他们带来一定的收入。许多学生就是靠这些工读的工资支付了学费和生活费，完成了学业。

40多年来，无数的工专毕业生走到了不同的岗位上，有些人还创造了非凡的成就，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勤劳朴实”的校训，仍然以明志工专的学生自居。

1976年，王永庆为了纪念父亲王长庚，捐资20亿新台币设立了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长庚纪念医院。

王永庆对穷人看不起病有着切身的感受，因而提出医院以“治病救人”为目的，把一切费用都降到最低，甚至对一些病人减免。

一般医院劳保住院病人，从入院到出院，劳保局平均每人必须支付5万元的医疗费；但是长庚医院平均每个劳保住院病人，劳保局只要负担3万余元。而且绝对没有因为是劳保病人而马虎治疗的，所以劳保局相当满意。

长庚医院如今的门诊容量和床位都是台湾最大的，也是世界最大的。不但如此，王永庆还在台湾各地设立多所分院，方便更多的病人就医。

城市生活问题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多越来越凸现出来，不但在台湾地区，在许多国家的大中城市都有发生。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破坏了自然的平衡，造成了很大的污染，这与人们追求生活素质的提高是背道而驰的。人们得到了一些东西，却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个代价正在一点一点地显现出来，因此，要如何规划发展，就成了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关注的问题。

通过合理的手段改善这种状况，达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每个国家和组织关注的事情。王永庆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1980年8月，王永庆设立了“生活素质研究中心”。其目的是为了设法改善因经济发展所衍生的生活上的问题，诸如餐饮过度浪费、医疗服务不理想、住宅与交通日趋严重等，以使得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塑造更健康幸福的生活，进而建立安祥和谐的社会。

该中心曾与“行政院”主计处合作完成了一项调查，目的是要提高生活质量，“政府”因此提出了六项最重要施政次序：第一，改善社会治安；第二，整顿贪污；第三，提高教育经费；第四，保障劳工权益；第五，加强社会福利；第六，兴建居民住宅。

能够将关系人们切身利益的情况反馈给“政府”，同时寻求解决的办法，这是王永庆颇感欣慰的事。

1985年7月，为了改善台湾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王永庆在台塑集团总管理处设立了一个辅导小组，邀请一些中小企业负责人及主管人员参加，学习怎样利用现代科技实现财务、生产、物料、采购等的管理工作。

这项活动使1000多家中小企业受益。这些企业通过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不断改善自身的管理问题，实现台湾地区管理水平的提高，使得企业快速发展，进而带动了台湾地区的整体发展与繁荣。

当2003年那一场恐怖的非典型肺炎（SARS）在全球蔓延时，一向很少管理子公司事务的王永庆亲自上阵，来到长庚医院指挥并督导员工抗疫。他还拿出两亿元资金，投放包括台湾、大陆、香港和新加坡的SARS的合作研究，希望能尽快开发出快速检验试剂，以及从康复病人血液中制造出高单位免疫球蛋白，提供患者早期治疗使用。

安老重生，推己及人双梦想

2005年元月1日凌晨两点半，有点清冷的忠孝东路显得空荡荡的，只见几部汽车呼啸而过，一群刚狂欢完的青年男女，叽叽喳喳地走出KTV，拦下出租车准备回家。一阵喧哗过后，街头又恢复了寂静。

就在夜猫族结束一夜的狂欢之际，不远的敦化北路与民生东路路口上，原本一片黝黑的台塑大楼内，13楼的灯突然亮了起来……

台塑的当家人，王永庆，此时正坐在他宽大的办公桌前，在沉思。他在想，如何才能尽快实现他心中的两个梦想。

王永庆的第一个梦想，他要让全台湾的老人都能做到“老扶老、老助老”。

为此，他开始在全台建立养生文化村。

关于养生文化村，说来话长。

那是十几年前的一天，王永庆到长庚医院视察，发现急诊室排队住院的病人很多。到底怎么回事？一问之下才知道，排队的大多都是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

于是，王永庆指示长庚医院桃园分院成立以治疗慢性病患者为主的慢性病专科医院和照顾长期卧床病患者的护理之家，希望能藉此缓解急诊室排队的人潮。

在这个过程中，王永庆又看到很多老人家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问题，这让他很不安，因此他觉得除了基本的医疗之外，还要有进一步的老人安养照护。

王永庆是个想到就要做到的人，他立即指示下属开始研究欧美发达国家的老人照护体系，决心自行发展一套崭新的老人照护模式。一名长庚养生文化村高阶主管回忆：“‘养生文化村’这个名字是董事长取的，是先有了名字，之后才有了蓝图，董事长很强调‘文化’这两个字，一开始我们也不太明了其真正的内涵，只规划了表演厅等硬件设施，但是计划提出去之后，却被他打了回票。”

按照王永庆的意思，这个文化村，是让每个住进来的老人，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安养服务，而是积极地创造退休后的生活，让每个住民都过得很有尊严，也过得很快乐、健康，所以特别强调软件的规划。

在传统的老人安养机构，老人一进来就成了“等吃、等睡、等死”的三等人，在这样的环境下，老人非但活得没有尊严，也因为生活没有重心，意志容易消沉。而王永庆的设想是，养生文化村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活到老、做到老”，他也一直强调，这些老人进来后，不是只来安养而已，是要来做事情的！

王永庆认为，老人们生活和工作这么多年，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经验，这些经验就是一种无形资产，是无价之宝；不把他们的经验传承下去，就是一种浪费。

在这个经验传承的过程中，这些老人受到肯定，精神上就能获得极大的满足，生活自然有了目标，他们就不会觉得他们对社会已经没用了，就会觉得他们还能发挥余热，当然就能健康快乐地安养天年了。

养生文化村原来也像其他安养机构一样，规划了充足的服务人员，但这样的构想却被王永庆否决了，他说服务人员要不了那么多，保留一半就可以了。一些不需要体能、没有危险性的工作，可以由文化村的老人担任。

让这些老人参与社区工作，除了有事可做，也可获取报酬，而且由老人照顾老人，才能真正了解老人的需求，从而达到“老扶老、老助老、老愉老”的终极目标。

还真是，这样实施起来以后，那些老人们都在养生文化村里过得很开心，原本沉默寡言、少有笑容的老人，也都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长庚养生文化村平价的收费和有别于其他老人安养中心的做法，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王永庆的老朋友、前监察院院长王作荣，在报纸上看到王永庆建造养生文化村的新闻，只因信任台塑集团的形象，当下马上决定订了一户，而且非常心急地想搬进去。他还写了好几封信给台塑总管理处副总经理杨兆麟，问他怎么不快一点来收钱，并且反复叮嘱不要把他的名字忘记了。

王永庆举王作荣的例子说，他数十年的经验和智慧，一定要好好传承下去，等他住进养生文化村后，星期六、星期天将会安排大学的一些研究生来和他座谈，而他为了要准备这些资料，平常就会有事做，生活也就有了重心，同时他的经验也能够传承下去。

这个养生文化村费了王永庆不少心思，他通常每隔一两个礼拜就去视察，也以他自己的经验，提出许多意见，以供改进。比如，他觉得老人们冬天洗澡还要自己调温很不方便，于是他指示改用定温的热水器，虽然预算因此而增加不少，但方便了老人，他觉得很值得；而在一次视察后，他发现房间里没有冰箱，于是他自掏腰包，花了数百万元为住户添购了冰箱。这些善举，都让住在文化村里的老人们很感动。王永庆每次一到文化村，那些老人们都会跟他叙叨好一阵子，舍不得让他离开。

王永庆不仅自己常常亲自去视察，他也会请一些朋友去参观，之后还会请他们提出意见。

王永庆如此用心经营养生文化村，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创造一个“老人安养的典范”，进而创造住进老人安养机构，不是被家人抛弃，而是积极地营造自己晚年生活的新价值观，为日益严重的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一个解决之道。这样，不仅解决了老人们的问题，也为“政府”和社会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说是一举三得的大好事。

眼看养生文化村逐渐成形，王永庆“老有所养”的梦想也正逐步得到实现。这一点王永庆觉得很是欣慰。

王永庆的第二个梦想是解决污染、土壤酸化问题。

王永庆曾做出了一个大举动在全台发放了700万个厨余桶。

“模具一定要多做几组，厨余桶的产量才能负荷。”王永庆在电话里对施重德叮嘱着。

施重德是台塑环保科技总经理，自从王永庆宣布半退休后，他就没过上一天安生日子。每天王永庆都会给他打一通电话，询问有关情况，因为厨余回收是王永庆眼下最惦记的工作。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王永庆就呼吁，要重视厨余的问题，他也以他幼年时农家都以厨余养猪的经验，提出回收厨余养猪的想法，不过他的这一想法遭到了养猪户的抗议。不得已，王永庆就把厨余养猪的构想改成了厨余堆肥。

凡事不做则已，做就要做到最好的王永庆，为了解决厨余回收工具这个大问题，还自掏腰包花了五六亿元购置七百万个厨余桶，分送给各个家庭，目前台北市已经发放了70几万只厨余桶。其实，你不要看他一下子掏出这么多钱来，好像是在做亏本生意，但孰不知，这样做，一来可以减少污染公害，二来又为制作有机肥提供了了原料来源。王永庆凡事都是谋而后动，这样一举两得的好事，他是不会置之不理的。

厨余回收之后，送到台塑环保科技各地的处理厂，经过摄氏八十多度高温发酵杀菌的制程之后，做成一袋袋固态的有机肥料。据使用过台塑有机肥料的人说，台塑用厨余做的有机肥料养分高，肥得连杂草都长得特别快。

王永庆投资上百亿元，建立厨余回收体系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土壤酸化的问题。他认为，台湾农民习惯使用化学肥料，一年化肥使用量高达114万吨，这些化肥撒在土壤里，1/3被作物吸收，1/3经由地下水流进河川，1/3存在土壤造成土壤酸化、固化。而根据研究，用化肥种出来的蔬果，里面会残留亚硝酸盐，长期食用会导致不孕症和致癌的危害，因此若能倡导厨余有机栽种，可一举解决厨余污染、土壤酸化和民众健康的问题，这么多的好处，王永庆当然舍得下力推广。

目前台塑环保科技已规划在基隆、桃园、台中、台东、花莲等八个地方设立厨余处理厂，面积达39公顷。桃园杨梅厂预计2005年年底前将完成建厂。其中，24公顷将规划为有机农场，预计月产25万斤的有机蔬果；届时，从厨余回收、有机肥料到有机蔬果一体化的体系完成后，“台塑牌”有机肥料和“台塑牌”有机蔬果将在市面上出现。

施重德说：“目前市面上的有机蔬果，多数不是真正的有机栽种。台塑的有机农场将比照最严格的日本MOA有机栽种标准，所种出来的蔬果保证零污染。”

王永庆也语重心长地说：“厨余回收事业，只要能做到零掩埋、零焚化，不赚钱都没关系。”

让台湾重新变得山明水秀，是王永庆现在最大的梦想，而他一手设计的厨余回收体系，在“政府”和台塑通力合作下，已经启动，王永庆心头的梦想也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也许王永庆的两个梦想可能是源于中国这个礼仪之邦，每个人都会有梦想，而在梦想的背后，是一种美德在支撑着他。

中华民族的不忘本的美德是最受人推崇的。家族观念与民族观念很重的王永庆更是如此。

在台北县新店市直潭里的孔仔仑上，仍有王家的旧宅。王永庆在旧宅下方整理了一座小花园，并在花园中盖了一座“报思亭”，藉以怀念祖先，不敢忘本之意。他经常说，在社会上，我们常见一些穷苦出身的人，一旦稍有成就，便神气活现，自大放纵起来了。由于他的父母还保持有乡下人的土气，遇到有客人来访，怕失了自己的面子，居然不敢给他的父母引见。

对于这样的人与事，王永庆恨恨地说：“忘本的人连狗都不如，狗一定不会因为邻居家的狗吃得比它好，就不喜欢自己的主人。不能饮水思源，忘其所出，这样的人还能推己及人、爱屋及乌吗？还能期望他对企业及社会有所贡献吗？”

有心错意，地产大王自耕农

了解王永庆的人都知道他是世界石化大王，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台湾的大地主，他拥有着庞大的土地资产。

如果有幸看一眼王永庆的身份证，就会发现上面写着三个字——自耕农。也许，在外人看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谈，但这的确是他真实的身份证。而他之所以写成这样，便是他的高明之处。当初，国民党败到台湾后，推行了一系列土地改革政策，特别是“耕者有其田”政策，将地主的土地通过有偿方式转让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在农村培育了一大批自耕农。后来，为了保证农地农有农用，防止有限的农地变更他用，按其法令，只有自耕农才可以购买农地，其他人则是不能购买农地的。为此，在台湾，那些为了取得大量土地的商人，想法设法获得“自耕农”这个身份，王永庆也不例外。有了这个护身符，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购买农地了。

而王永庆从事土地生意的时候，许多人还并不知道他。在其尚未成为巨商之前，就已购买了许多土地。他自己后来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记录：除了在家乡广兴买下近300亩山林之外，他还与人合伙以8000元在云林县大坤乡购得约175亩水田的1/3。另外在他的家乡嘉义市大溪居也买了约15亩水田。可以说，这时的王永庆已是一个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了。但是在后来的土地改革中，王永庆的土地也像许多地主一样，被大批征收。他很生气，认为这些土地是自己辛苦赚钱买的地，不是祖传下来的，“政府”没有道理征收。但当时的他根本就没有实力和“政府”讲什么条件，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土地从自己手里消失掉了。于是，他就想了办法将自己的身份“篡改”了。

当台塑成为一个集团的时候，其三家上市公司台塑、南亚、台化所拥有的土地资产已经相当可观，而这些土地大多是早期购买，成本低廉，几十年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使得这些土地的价格已大幅上涨。现在其土地价值已不可限量。有人在1995年时做过一项调查，仅此土地一项，台塑集团就已经有很大的巨额利润了。

在台塑、南亚、台化三家公司中，南亚公司拥有的土地最多。1990年有一份公开说明书，里面列出了南亚14笔土地，面积约1550亩。但资产表中仅列出单项价值超过2000万元的土地，在此限之下的小块土地尚未列出。

根据南亚公司内部的资料，该公司厂区有6950亩土地.可见其公开的土地不到南亚公司拥有的整个土地面积的1/4。另外南亚公司还有已付款购入、但尚未过户的土地约有1950亩。据此计算，南亚公司拥有的土地总面积达9000多亩。而且，这仅仅是上世纪90年代的统计数字而已。

把台塑公司及台化公司分别拥有的4500亩土地加到一起，台塑集团应该拥有的土地面积合计近2万亩。除了上述三大公司登记的土地外，王永庆家族以个人名义等登记的土地尚不包括在内。

这样一个土地大王，却从来不涉足房地产行业，谁也不知道王永庆作何想。

人所共知的台塑集团大楼地处台北市繁华地段的敦化北路，地形完整，交通便利，是最有升值可能的地方。而许多人也许不知道，购买这块地时，每平方米才4000元台币，十年后，每平方米已涨到60多万元。按大楼占地总面积1000多平方米计算，总值已达60多亿元。

台塑集团还持有高雄市前镇厂的一大片土地。其中，南亚公司持有近20亩，购地时每平方米仅110元；台塑公司持有2700多亩，每平方米成本仅140多元。本来，王永庆购买这块地的初衷是想在这里建造该集团的碱氯厂、聚丙烯厂等化工厂。但后来因设备老旧，又达不到防治污染标准，于是陆续停工或转往其他地区生产。但其土地价值因这里邻近高雄商业区从而让地价已涨了千倍以上，其土地增值利润十分惊人。

上世纪80年代，有人估计仅南亚公司所拥有的土地资产达到800亿元台币，台塑公司及台化公司的土地资产至少各有500亿元台币，三家公司土地资产合计近2000亿元台币。

那么，这些土地因为价格和面积大的原因，王永庆在管理上也下了一番工夫。当初，台塑集团在总管理处下设有土地专案组。该专案组原来和总经理室同属一级单位，直属董事长王永庆、总经理王永在。原有人员包括特别助理1人，组长1人，高级专员3名，警卫5名，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共计15位，负责台塑、南亚及台化三大公司及各关系企业土地买卖、管理等，该部门在台塑集团的地位非同一般。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台湾土地价格狂涨，台塑集团持有的土地名义多，在土地买卖交易中，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关系与利益，结果引发了冲突。

当时的土地组组长王典雄被人用硫酸攻击，过了不久，特别助理何高义也在一次出售一笔约15亩的农地时发生了错误，将可以售到6000多元一平方米的土地以300多元的价格售出，结果让台塑企业损失l亿多元，负有直接责任的何高义被迫离职。

虽然不做地产，却总在其边缘出事，这让这样一个大的集团很是不安。同一年，台湾报刊刊登了《台塑集团土地专案组名单大曝光》的新闻，台塑主管甚感意外，于是将土地专案组降级，改属总经理室，以避免外界攻击。

著名的台塑集团“六轻”案尽管历尽艰难险阻，数易建厂基地，但却在这—次次的变动中，造成所到之处土地价格的大幅起落。台塑集团从中获利不少，也掀起了土地投机风潮，当地土地持有者也水涨船高，一夜之间成为巨富的人不在少数。台塑集团尽管一再声称他们不做地产生意，坚决不赚土地钱，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六轻”设厂地点从宜兰利泽到桃园观音，再到云林安家，每一次都掀起如火如荼的土地炒作风潮，王永庆不得不承认与自己集团有关。而让人愤恨的是，台塑企业在每一次的土地买卖中都能获得巨大的利益。

台塑公司“六轻”案在利泽工业区受到强大阻力后，准备转移到桃园观音。为避免设厂案公布后土地价格上涨及高价购地，台塑公司乃事先收购农地。因受“非自耕农不得购买农地”政策的限制，台塑公司乃通过利用许多自耕农的人头办法，自1987年始在观音等地收购了500多公顷的农地。

用人头所购的土地，均设定抵押给南亚公司。如在一份土地登记资料中，土地权利人是南亚公司，债务人是台化公司，义务人是当地农民姜金水等，抵押金额达5170万元。

在这件事情两年之后，“六轻”在此设厂的计划再次受阻，台塑集团又出售购买的农地，这时的土地价格已从购地时的每公顷200万元升至750万元，公路旁的土地更高达2000多万元，台塑集团仅此就赚了个盆满钵满。

位于台北市东南边的林口特定计划区是台湾于1970年年底核定实施的第一个新市镇计划，横跨台北及桃园两县，包括林口台地、观音山区、印滨海地区。设立的目的在于疏解台北市日益膨胀的人口压力。

按台湾有关“法规”规定，保护区内除国防、保安、原合法建筑物的改建外，均不得破坏地形或变更地貌。因此，保护区内的土地价格一直萎靡不振。深具地产眼光的王永庆在这种情况下依都市计划法第27条“为配合‘中央’重大设施则得以迅速变更”规定，标购区内医院、学校和公园等公共建设用地，并通过人头大肆收购低价农地，依此购得大批土地。

林口特区的新都市中心被高速公路分为南北两部分。北边呈多家公司争雄局面，这里的发展潜力为许多大财团所看好。天仁、宏国、长亿、三商、蜜雪儿、第一信托等财团纷纷介入此地区的土地投机生意，地价持续走高。

台塑集团则独家称霸高速公路南侧广阔区域，直接或间接掌握林口高速公路以南六成的土地。故在台湾有“长荣是南坎的地主，台塑是盘踞林口的山主”之说。林口已成为台塑集团的重镇之一，堪称“王氏庄园”。

1985年，台塑公司以与美国惠普公司合作设厂生产多层电路板为由，向“经济部”申请将林口保护区土地变更为工业区，共计121公顷。然而该合作计划却转至桃园生产，而林口的土地便一直闲置至今。已开发后的林口土地价格已大幅上涨，从1986年7月的“公告现值”（当局公布的土地价格）每平方米100元涨到1994年的4500元，市价上涨幅就更大了。

然而，根据《台湾土地法》规定，保护区内之旱地与田地为列管农地，只有具有“自耕能力”的自耕农才能持有。

在长庚医院建设分院的土地账册上，旱地部分为若干自然人所持有，实际上这些土地所有人同样不过是台塑购买列管农地的人头。如在龟山乡枫树坑的一片土地，土地所有权人为王典雄，但土地已设定抵押给台塑公司，债务人则是南亚公司。就是说南亚与台塑两家公司的资金或业务往来，仍要以土地设定来确保债权，最高金额可达1.9亿元台币，则由第三者王典雄（一个普通的台塑小头目）提供土地，令人不解。

事实上，外界对台塑集团有没有炒作土地仍有质疑。对于“六轻”选择土地的多次变更，引起地价大涨与获取的利益的问题，外界一直争论不断。1995年，长庚医院购买台塑公司土地兴建慢性病康复中心，台塑再度被外界指责为进行利益“输送”。

有人指出，1986年台塑集团将工五工业区的167公顷土地变更为工业用地，却—直没有开发。1994年，台塑曾讲要将这里开发为科技工业区，至今仍无动工迹象。如果将这片土地再变更为住宅或工商综合区，其获利就更高。现在长庚医院计划在林口兴建慢性病医院，所用的近100公顷土地，是台塑公司所有的保护地。按规定，作为财团法人的长庚医院不能将赚到的钱分红，因此只能以扩建医院的名义向台塑公司购地，把开医院赚到的钱通过购地转移给台塑公司，所以台塑公司即使没有炒地皮，也有变相牟利的嫌疑。

台塑公司则公开否认开发林口工五工业区牟取暴利。公司一位高级主管表示，自从1986年台塑土地变更为工业区后，受限于法令和行政作业的延误，至今快10年才获准动工，估计还要投入20亿元兴建公共设施。如果炒地皮，10年来积压的资金和利息就是可观的，根本不划算。

事实上，不管台塑有无炒作土地，王永庆的台塑集团拥有大量土地则是不争的事实。但王永庆的台塑帝国究竟拥有多少土地，可能没人能说清楚。据知，除了台塑、台化、南亚三大公司拥有的庞大土地外，“六轻”工地是王永庆的另一片土地王国。仅“六轻”用地即达2245公顷，无论王永庆承认不承认自己做了房地产生意，但事实是，他的确是个房地产大亨。

第七章 事业之外的成功

王永庆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的爱情故事也与一般人不同。他与三位夫人的爱情经历，也反映了不同时期王永庆所经历的艰辛、奋斗与成功的历程。

得失系心，家族血缘不忘本

离台北县新店镇不远，有一个叫直潭里的地方，那里山明水秀，潺潺流水在成片青翠的竹林中穿过，宛如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这个美丽的地方还有一个引人遐思的名字——情人谷。

王永庆，这个现在被誉为“经营之神”的台塑当家人，1917年1月9日就出生在这里。

王永庆祖籍是福建省安溪县。当年，那里土地贫瘠，民不聊生。清道光年间，王永庆的祖先迫于生计，离乡背井，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寻找生路，后来便定居在台湾省嘉义县的新店镇直潭里。

王家在台湾的第一代祖先是王永庆的曾祖父王天来。王天来娶林谨为妻，共生育有六个儿子，依次为王清纯、王秀木、王瑞吉、王添泉、王福山、王清江。王永庆的祖父就是排行第四的王添泉。

到台湾后，王家仍以种茶为生。这样的重操就业可以说明王家领头人的预见能力。在当时，茶叶是一种重要的贸易商品，比种田要划算得多。加上王家六位男儿，劳力强壮，生活也很快有了改善，逐渐成为直潭里的小康人家。在王家领头人的头脑中，“升官发财，光耀祖宗”是他们对晚辈们最大的期望。

在王家的六个儿子中，四子王添泉是最聪明的。自然，他很受父亲王天来的疼爱。王添泉成人后，父母千方百计地给他娶了当地一个蔡姓殷实人家的小姐，她长得娇小纤弱、眉清目秀。可惜却逃脱不了红颜命薄的命运，在她风华正茂的23岁时，因患不治之症而香消玉殒了。更为遗憾的是，她未能为王家留有后代，丈夫王添泉又成了孤家寡人。

不久，王添泉又娶了一位苏家的闺女，名叫苏好，她就是王永庆的祖母。苏好一个接一个地给王添泉生了三男一女：长子王东平、次子王长庚、三子王水源、女儿王辛。王长庚就是王永庆的父亲。

在后来的日子里，王添泉开了一家私塾，以教书为业，生活穷困，心性散淡，他没有像自己父亲那样要求儿女们读书。也许，在他看来，自己所读的书并没有光宗耀祖，那份“心”于是就淡了。正是这样，王永庆的父亲王长庚没有读过什么书，一直做着种茶的营生，告卖茶维生。母亲詹样，也没读过多少书。

如今在台湾，王永庆家族是台湾最有名望的大家族，家产丰厚，人丁兴盛。

在直潭里小学附近，有一座叫“感恩堂”的美丽建筑，它就是王永庆后来兴建的王家族厝。这里供奉着王氏家族的祖先，墙上排列着已离开人世的每一位祖先的遗照。每到清明节，王家的后代都要来此祭奠祖灵。

关于王家的祖坟有一个传说，这就是“猴穴”的传说。虽然只是传说，但王家人对其却是深信不疑的，这可能是一种富人心态吧。他们在光宗耀祖后，总喜欢把功劳的一半归功于自己的祖先或者是祖先所在的地方。

据一位“得道大师”说，“猴穴”之地连接乌来山岭，整个盘绕北乌来，就像一条巨龙。乌来是龙头，情人谷是龙尾，千里来龙，结穴于此，地灵人杰，所以才出生这么一位企业巨子。如今，这条龙由于公路的开发已被切成数段，所幸，王永庆是出生在公路开发之前，若出生在公路开发之后，今天或许就没有这号传奇人物了。

在风水盛行的台湾，有些研究风水的名师又认为，王永庆有今日的成就，乃是受其曾祖父王天来之荫庇。王天来逝世于清光绪年间，当时无意中埋葬在新店的猴湖，凑巧又葬在猴湖中的“猴穴”。

由于王天来葬于“猴穴”，就此注定王家在一甲子（60年）之后会发迹，也注定必须在60年后王家才会有大富大贵的子孙出现。

这就有些牵强了，多半是风水师见王永庆发迹了而作的杜撰。中国历史上对这类功成名就的事情从来不缺乏杜撰。

明朝的《玉堂丛话》中就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舒芬的父亲觅得一块吉地，风水大师说：“这块地呈当出个状元，但要等到第四代，你们愿意等吗？”舒父连想都没想就断然说：“要等那么久，我能借到什么光！”

当时舒芬已经出生，年纪虽然很小，却非常伶俐，按照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早慧”。他对父亲说：“如果这块地真的有灵，那么把我们家历代祖先的枯骨葬在一起，四代合成一代，效应就会应验在我的身上。”舒父觉得这个孩子的话很有道理，就按照他的意思办了。果然，舒芬成人后便被朝廷钦点为状元。

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富贵果真与风水有关，那么做人好像就没什么意思了。进一步说，风水效应与经验法则背道而驰，违反了人必须奋斗方有所得的铁律，故不可能真实。许多朋友也确信那种经验必然假多于实，没有认知的意义。但是人总忘不了一个贪字；许多人会说：“万一是真的，我不做而别人做了，别人爬到我的头上，岂不是亏大了！”大师也趁机在旁敲边鼓，信誓旦旦，言之凿凿。

虽然无法证明其真，却能证明其假。风水若是真的，那么风水师做五年就得改行。原因很简单：最好的龙脉被他们取走并且迁葬了祖先之骨。

这也许是对“猴穴”传说的最好讽刺。但不管王家祖先葬于“猴穴”的事情是真是假，有一点是不得不承认的，那就是王家在不断地兴旺发达。

台北市锦州街有一座6层花园大楼，占地大约1000多平方米，庭院宽阔，绿荫环抱，警卫森严。这个深宅大院就是王永庆的寓所之一。

王永庆先后娶有三位太太，分别是郭月兰、廖娇与李宝珠。大太太郭月兰、二太太廖娇与其子女就常住在这里。

中国人的婚姻向来讲究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像许多老一辈的中国人一样，王永庆也自然不能为自己的婚姻作主，一切都是父母的安排。当他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时，母亲就给他娶了一位童养媳，这个女孩就是他们的老邻居郭家的千金郭月兰。

王永庆是一个大孝子，对母亲的安排向来言听计从，自然接受了这门亲事。当然两人谈不上任何的罗曼蒂克，他像在完成一件自己本身应该完成的任务。然而他早年就远离家乡闯荡，所处的是一个困顿、奋发的不平凡岁月，两人相处的时光少而甚少，本来就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就显得更加平淡无奇。

郭氏本应为王家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侍奉公婆是她最好的归宿。然而，最让她感到无奈的是，作为一个女人，特别是生活在旧时代的一个女人，也许她真的天生命苦，居然没能为王家生下一男半女，要不然，如今她也可分享历经多年艰辛后的甜美果实。目前她只好过着吃斋念佛的生活，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中国的传统，也是延续后代的实际需要。既然原配无出，名正言顺，王永庆就按母亲的意思娶个二房生儿育女。

二房廖氏给王家生下二男二女：大儿子王文洋，娶陈静文为妻；次子王文祥，娶范文华为妻；长女王贵云，嫁给陈彻；次女王雪龄，嫁给简明仁；三女王雪红，嫁给区永禧。

三太太李宝珠也为王永庆生了四个女儿，加上她带来的一个，共有五个女儿。

这就是王永庆这个奇特的家族，除此之外，弟弟王永在家也有很多子女。王永在脾气好，极容易相处，因此大家都对他比较信赖。

王永在一生娶了两位太太，一共生有三子五女。大太太李碧，生有两子三女：大儿子王文渊，妻子王美玲；二儿子王文潮，妻子陈安静；大女儿王雪清，夫婿林丰钦；二女儿王雪敏，夫婿吴国雄；三女儿王雪，夫婿张家钫。

二太太周由美，生有一子二女：三儿子王文尧；四女儿王雪惠，五女儿王欣蓉。

王永庆自己有八个女儿，加上二弟王永在的五个女儿，王家一共有十三个女孩儿，在台湾被称作“十三朵金花”。这十三朵金花可都是厉害角色，大都在台塑任职，这里且按下不表。

王永庆是一个非常注重家族观念的人，他经常告诫兄弟子女，家族有血缘关系，是一家人，不分彼此，特别是兄弟之间，更是要相亲相爱，不能互相攻击，更不能为了一点利益反目成仇。王永庆是一个念本的人，对家人如此，对员工也是如此。

有一件事情可以证实此言不虚。

有一次，王永庆刚刚到公司，就听有人说当初是他司机、现在掌管物料的管理员逃跑了。

他便把主管叫到办公室问是怎么回事。主管便告诉他：“物料管理员阿明，沉迷于赌博，欠下一屁股债。最后在债主催急之下，居然把仓库内塑料粉粒擅自变卖去偿还赌债，被我们知道后，他就不敢来上班了。”

王永庆想起来了，阿明之所以后来不想给他当司机了，是因为年纪大，精力不够。王永庆念在他追随多年的份上，就安排他到台塑高雄厂当物料管理员。

“你想办法把阿明找来见我。”王永庆吩咐主管。

主管并不知道阿明在哪里，后来通过很多关系才打听到，就动员他的家人去把他找来。见到王永庆的时候，阿明很愧疚，毕竟这么多年的感情，如今自己做出这种丢脸的事情来，他知道王永庆是最不讲情面的，恐怕这次只有认命了。

“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赌博的危害是非常大的，你怎么可以置家庭和亲人于不顾，沉迷于这种事情呢？这次吃够苦头了吧。好了，我就不说你了，你还来上班吧，但是没有下次了。”

阿明没有料到会是这样，本来还以为一定会被起诉，投入监狱呢，当听到王永庆这样安排，他差一点跪下。后来王永庆通过主管知道，阿明后来工作很卖命。

人总会做错事，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只要发现做错了，就得马上更正。这是王永庆的做人原则。

王永庆常常告诫员工要吃苦奋斗，有朝一日有成就时，千万不可忘记当初的那份苦楚，要在心里更加谦卑，在行事上更加忠厚，时时念着困苦的过去，提醒自己不能忘本。

在台北县新店市直潭里的孔仔仑上，有王家的旧宅。王永庆在旧宅下方整理了一座小花园，并在花园中盖了一座“报恩亭”，寄托了怀念祖先、不敢忘本的意思。

过去王永庆在新店的乡下读国民学校，六年的读书费用，不超过新台币5000元。因此他常常忆起那一段日子，对今天的生活感到非常满足。

王永庆对那些忘本的人深恶痛绝。他看到过去有些人贫苦出身，一旦稍有成就，便派头十足、神气活现。遇到有客来访，居然不屑于为农民出身的父母引见，怕失了自己的面子，王永庆认为这种人连狗都不如，因为狗一定不会因为邻居的狗吃得比它好，就不喜欢自己的主人。

王永庆还看到，台湾人把女管家称作下女，按照当时的习惯，下女是卖给富人为婢的，生活很苦，备受虐待，如果有长得漂亮，也会嫁给富人为妾为媳。一旦身份改变了，她们也用下女，并且把人虐待得更厉害，这样的人就是不可理喻。所以王永庆对自己家里的佣人都很好，从没把他们当下人看待。

他还告诫下一辈，过去出身贫苦家庭的人，他的父母一定比他苦上十倍，今天能够丰衣足食、温饱有余，便应该使父母舒舒服服安享晚年，饮水思源，这样的人才能推己及人、爱屋及乌，还能期望他对企业及社会有所贡献。

他还是个非常孝顺的人，他的母亲活着的时候，他中午因为在公司处理公务不在家，但每天晚上都尽可能地陪着母亲吃饭，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开心而又快乐。他很少违逆母亲的意思，母亲说什么就是什么，直到1995年老人家去世。

那一年5月16日对王永庆来说是一个悲伤的日子。这天晚上7时40分，他的母亲王詹样安详地走了。老人走的时候，王永庆很悲痛，很多人劝解他说：“老人家活到100多岁，已经是个奇迹了。”但王永庆依然很悲痛，因为从此他不能再在母亲身边尽孝了。

其实，老太太走得很突然，可以说没有受什么苦，这多少让王永庆心里获得了些许的宽慰。老太太病发是在13日，那天她突感身体不适，随即被送往长庚医院林口医学中心。那时，王永庆还在美国的德州参加当地的一个“王永庆日”庆祝酒会。没想到从台北传来了母亲住院的消息，于是他连夜飞回了台北。

母亲在王永庆的生命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她身上所具有的诚实、善良、坚忍的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影响了王永庆的一生。她留给王永庆的财富却是很可贵的，王永庆从小就聆听她“不怕苦”、“不怕环境恶劣”、“刻苦耐劳”、“勤劳朴实”的教诲，他今日的成就，甚至台塑企业文化中坚忍不拔的精神也是受他母亲的影响而直接渗透到企业的。

人的一生如果盖棺才可以定论的话，可以说，王永庆的母亲能称得上是福寿双全了。在人们的印象中，她曾经吃过许多苦，但是后来所过的日子却令人十分羡慕。

王永庆一向节俭，但这一次对于她老人家的后事，他却不敢有一点马虎。母亲辛苦一生，他不能让她平平淡淡地走了，他也知道，千万双眼睛都在看着：如此庞大家族的大家长，其丧礼该如何的盛大、庄严、与众不同。而王永庆也没有负众人的期望，为母亲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丧礼。一个典型的传统妇女，在教养子女方面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也有了相当的成就，最后不但有了幸福的晚年生活，也以一椿风光的丧礼，为自己的人生划上了一个完美、无憾的句号。

人们都说，一个男人成功的背后必定有一个贤淑的女人，此话不假。王永庆也是如此，不过情况更加特殊一些，在他成功的背后有着两个女人的身影，一个是她的母亲，一个是三太太李宝珠。这两位女性，一个是他精神的支柱，一个对他的事业给予了直接的帮助。其实，王永庆的成功，还离不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弟弟王永在。

王永在在王永庆的事业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早在王永庆苦心经营米店的时候，王永在就跟随着他并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了。就这样，从十多岁开始，他就一直跟着王永庆，兄弟俩一同闯天下。后来，随着王永庆事业的发展，他在台塑早已独当一面，现在是台塑集团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在台塑集团里，王永在不像他哥哥王永庆那样严厉，不苟言笑。他好像一个天生的交际家，他总是能很快将一个陌生人发展成无话不谈的朋友，尽管没有哥哥的威望与影响，但他与商界与政界的关系十分融洽，可以这样说，王家与政界的关系全是他的功劳。

因此，整个台塑的人都知道，王永在为人随和，脾气好，除了迫不得已的事需要王永庆拍板的，有什么事大家都爱找王永在请示。而王永在呢，也常常充当王永庆与下属冲突的“润滑剂”，因而颇得中层人员的支持。在一次股东会议上，他表示在“六轻”项目可以放手时，就会退出事业。这一番话在股东们和台塑员工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一些人甚至有共同进退的想法，由此可见王永在在台塑集团的影响力。

球谊深长，济人所困慈悲心

王永庆早年有一个爱好，就是玩高尔夫球，也因此与一球童结下了不解之缘。

玩高尔夫的目的却各有不同，有些是为了娱乐，打不打球，打多长时间都是无所谓的，最主要是高兴，这种人打球没有规律，随时都有可能去或不去；有些人是为了社交的需要，能够结识社会上许多名流，比如王永庆的弟弟王永在就是这样，他会在星期天或者其他人多的时候到场。

王永庆玩高尔夫和一般人不同，他是抱着积极的心态来打高尔夫的。他打高尔夫球，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当然，他也不否认，有时也是为了交际的需要。

王永庆说，没有好的身体就没有好的工作状态，这样就不能把公司经营好。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衰老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人不能超越生死，但是可以想办法把他的生命延长，这就需要运动。

开始王永庆总是去台北东园街的砍顶附近一家高尔夫球场打球。后来觉得那样不方便，就决定自己建一个高尔夫球场。

王永庆投资兴建长庚高尔夫球场是1980年的事。因为球场就设在台北，所以就叫“台北球场”。很快，“台北球场”就成了达官贵人、商界大亨、社会名流的聚会场所。每逢节假日，球场戒备森严，贵宾如云。球场因此声名远扬，其会员证价码也高居台湾第二。

王永庆的打球生涯大概持续了6年左右，后来由于觉得浪费时间就封杆了。

打球期间，王永庆和一个球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他和这个球童的关系中，可以看出王永庆对高尔夫的热爱，同时也能看出，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和蔼和细心的老人。

王永庆的这个球童，名字叫蔡合成，他当时是台北商专的一个家庭贫困的学生。

蔡合成出生在一个穷苦的矿工家庭。每到周末蔡合成都要赶回家，下矿挣钱，贴补家用，“七星矿难”发生之后，他的父亲便不再让他下矿了，这样家里的收入就减少了许多，甭说家里的生活怎样了，他自己的生活和学费都成了问题。

那时候，他正住在导师的家中。导师知道他的情况后，也为他着急，就开始帮助他寻找打工的机会。

有一天，听说有一个高尔夫球场需要年轻的小伙子去做球童，导师就问他愿不愿意去。他当然高兴万分，于是他成了“台北球场”的一个球童。

当时这里的经理和许多打工人员都来自外地，因此，对蔡合成来说，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非常难得。

更难得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成了王永庆的球童，这成了他一生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从王永庆那里他得到了不菲的小费，这让他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并且还给了家里不少帮助；更珍贵的是，从这个老人身上，他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按照习惯，王永庆一般会在凌晨的时候打球。这时候大概是四点半钟。

因此，蔡合成要每天四点钟起床，骑着一部破破烂烂的自行车到球场去替王永庆捡球。

王永庆非常节俭，不希望弄丢一颗球，不然他就会大声责骂。因此，虽然球场里有五六十个球童，但是没有人敢背他的球袋，他们都怕王永庆的责骂啊！

但这种传言马上就被蔡合成打破了。

其实蔡合成也差点错过与王永庆结缘的机会。一开始，他在心里嘀咕了好一阵子呢。他也很怕王永庆，不想给他背球袋，但想到可以与这样有名望的人接触，而且可以有不菲的小费，也就心动了。

王永庆每次打球的时候天还没有亮，于是，他专门配备了一支手电筒。

因此那个时候，只要远远地看到一束手电光，大家就知道是王永庆和三太太李宝珠在打球了。长年这样捡球，蔡合成还练出了一门“听声辨球”的绝技。王永庆能够在黑暗中打得很准，球飞过的声音很尖利，这也让球童能够很快地找到球的位置。

王永庆第一眼见到蔡合成的时候，只是觉得他黑黑的、瘦瘦的，看上去是一个很诚实的孩子。

其实王永庆对人一般都是和蔼的，如果发了脾气，也都是对事不对人。蔡合成或许是太紧张了，第一次背球袋就没找到球，王永庆看到他手足无措的样子，也并没有大骂一声，只是安慰了一句，“不要急，等一下把球找回来就好了。”这让蔡合成有些受宠若惊，慢慢才恢复了正常，后来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情。

自从台北球场开球以来，王永庆是第一批来打球的，而且他比公务员还要勤快，几乎是天天到这里来报到。一年365天风雨无阻，只有除夕和大年初一不打球。这份持之以恒的精神，令蔡合成十分敬佩，也深受感动。

王永庆曾经对人说：“打球是为了锻炼身体，是好事，因此要坚持，其实这也是一种享受。”这是很少有人能体会到的，也许只有王永庆能有这样的感触。

当时，台北球场的高尔夫球场是9个洞，王永庆从清晨4点开球，打到7点半，通常会绕两圈打完18个洞才结束。在20几年前，王永庆打18洞的平均记录是90杆，体力和技巧跟一般的年轻人比起来，一点都不逊色。

王永庆是很节俭的，他舍不得掉球，他认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浪费都是要不得的，能够节俭的一定要节俭，而这并不是吝啬。他认为，要把钱用在有用的地方。蔡合成恰恰很好地做到了，在他为王永庆捡球的5年间，总共掉过两颗球，这一点让王永庆非常满意，因此对这个球童的印象很深。

每次王永庆都会问：“小蔡，上课还来得及吗？”

蔡合成就会回答：“王伯伯，七点半了。”

然后王永庆就会停止打球，收杆准备回去了。

王永庆给小费的时候，要比别人慷慨得多，常常会多付一倍。别人一般给50元的小费，每次王永庆都给100元，也许王永庆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年幼时的影子——生活贫困但热爱生活，因此总是有意地接济他一下。

“我能念完台北商专，真的要感谢他老人家的慈悲与照顾。”多年以后，蔡合成谈起那段经历时这样说道。

王永庆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人很严格，却有一颗慈悲的心。他是吃苦长大的，因此对那些穷苦人家别有一番感情，特别是看到那些生活艰辛而又不断追求的人，他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亲切感。

据蔡合成回忆，王永庆很少和他说话，每次多给小费总是希望他能好好读书，但是从不说出来，大家只是心照不宣。就这样，王永庆一直打到1974年，蔡合成一直是他的专用球童。后来，他要完成石化王国大业，工作非常紧张，他觉得打高尔夫球会浪费他很多时间，因此决定封杆，改成慢跑锻炼身体。这段高尔夫球场上的善缘就结束了。

临别时，王永庆曾劝蔡合成不要因为打工而荒废了学业，要好好读书。通过与这个执著进取的老人的交往，蔡合成明白，人不可以浪费生命；只要活着，就随时要利用时间，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结，王永庆一直没有忘记当年那个认真的球童，现在的他已是一个坚韧的小伙了。

十几年后，王永庆让秘书想办法联系上了蔡合成，让他来台塑的办公室。

在办公室里，王永庆询问了他这些年来的生活，毕业后的情况，蔡合成一一作答。

这一老一少聊起往事都很高兴。王永庆知道了他从事律师工作并很有成就时，更加感到欣慰。两人谈话时，走廊里不时爆出老人的笑声。

转眼就到了中午，蔡合成本以为老人会带他去台塑后面的餐厅就餐，没想到秘书送来了两份盒饭。

就这样大家边吃边聊，王永庆还笑着说：“你也许不知道，今天是我中餐吃盒饭52周年的纪念日。”

此时，蔡合成才感觉到这顿中餐的意义非比寻常。52年，对于历史长河来说，不是很长，但对于一个人来说，已经很长了。况且，富可敌国的王永庆，能够一直坚持每天中餐都吃盒饭，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吃完饭以后，王永庆开口问：“小蔡啊，你要不要到我的办公室来工作？”

蔡合成想了想，回答说：“我觉得自己的工作经验还很不足，最好还是在外面闯一闯，磨炼一下；对于王伯伯的盛情美意，我只好心领了。”

而王永庆并没有失望，听完他的话后，很满意地点点头，语重心长地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以后你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可以来找我。”最后，王永庆还送了他两句话：“做人就是要像这样刻苦勤俭”，“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不可以忘本。”

那一天，蔡合成和王永庆在一起足足待了三个小时。他刚从办公室出来，碰巧遇到王永庆的小舅子，他很高兴，就到他的办公室坐了一下。

王永庆的小舅子问道：“你们刚刚聊得如何？”

蔡合成说：“聊了三个小时，很开心。”

“是吗，我今天被他骂了半个小时。”

蔡合成很吃惊，忙问为什么。

“昨天本来是他的生日，我好心好意从香港买回两条领带送给他，一条1200元，但我骗他说一条120元。他收到礼物时很高兴，结果今天一早就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臭骂了我一通，他说：‘南亚做的领带一条才40块，为什么你要买120元一条的领带送我，真是太浪费了！’就这样骂了半个小时。”王永庆的小舅子摇了摇头，接着说道：“还好跟他说120元，如果告诉他这条领带要1200元，那恐怕骂三个小时都骂不完！”

有人说，王永庆的节俭简直就是一个传奇。整个台塑都知道他这节俭的习惯，更多的人知道，王氏家族的节俭作风都是王永庆树立的。

红颜知己，烟花柳巷珍情女

王永庆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的爱情故事也与一般人不同。他与三位夫人的爱情经历，也反映了不同时期王永庆所经历的艰辛、奋斗与成功的历程。

他的第三位夫人李宝珠本出自烟花柳巷。其实，在过去，富贵人家纳青楼女子为妾是很常见的事，何况这其中还有不少真心相爱的人儿呢。

有人曾经问过，为什么诸多大人物多和青楼的女子发生感情呢？在中国古代，与青楼女子结下缘分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你从宋词中就能看到这一点。

男人常常因事业屡屡受挫而沮丧，但作为男人，又不便四处去哭诉。于是，任何在事业上滚打的男人都想拥有一个能够做心灵沟通的红颜知己。而一般的女子通常没有经历过苦难，对事情的认识往往很肤浅，因此很难讨男人的欢心。而青楼女子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尝人间的悲欢，受尽人生的折磨，因此她们更懂得什么是爱，什么是恨。她们受过苦，因此能够体会到别人的苦，理解许多别人无法理解的感受，这就很容易让那些一时落魄的人感动或被感动。

为了排遣工作上的辛劳和不快，王永庆经常到酒店、茶坊饮酒放松自己。

当时台北有一个“黑美人大酒店”，这家酒店很有名，商界巨贾、达官贵人都经常光顾这里。李宝珠就是这家大酒店的一个酒女，被唤作樱花小姐，在台北红极一时。

王永庆经常要樱花陪伴，在樱花身上他找到了释放压力的缺口，她的善解人意更让王永庆认她为知己。

这时，王永庆的生意正陷入困境，资金周转出现问题，这一切都被樱花小姐看在了眼里，她决定助他一臂之力。她不但把自己多年的积蓄都拿了出来，还变卖了所有的首饰和值钱的东西，并通过各种关系筹措资金。

有人说，她也许是在做一场赌注，在王永庆那赌她的下半辈子。也有人说，她也许是被王永庆的善良打动了，所以她才会如此地付出。其实女人一旦动了真情，是宁愿为自己心爱的男人付出一切的。更何况樱花小姐觉得王永庆诚实可靠，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呢。

那一段时间，樱花小姐像王永庆一样，也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每天除了筹款，就是陪王永庆说话。也亏了这个有情有义的女子，王永庆才度过那一段难熬的日子。

在樱花小姐的帮助下，生意终于度过了难关。王永庆因此对樱花小姐更加敬重，两人已经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无论遇到什么不快的事——生活上的烦恼，生意上的不顺，都可以在她这里化解。每次从她这里出去，心情都会平和许多。他觉得自己应该有这样一位妻子，来扶助自己完成事业，于是将这一红颜知己娶进了王家大门。

其实娶李宝珠，王永庆还是费了一番周折的。在迎娶李宝珠前，王永庆的母亲是坚决反对的。她觉得王永庆有妻有子，不需要再娶，何况李宝珠又是那样一个出身呢。但李宝珠用自己的真情打动了老夫人，老夫人也不好再难为王永庆，就同意了他们的婚事。

李宝珠很懂事，也很孝顺。除了照顾好王永庆的生活起居外，她还把老夫人伺候得很周到。这一点让王永庆很满意，因为，平时老夫人一个人在家，请保姆照顾吧，毕竟是外人，不像自家人这样体贴。这下好了，有李宝珠在老太太身边，王永庆可以放心在外打拼了。

李宝珠是个有心人，为了使老夫人能在家里吃到可口的饭菜，她便特地去读烹饪班，学做各式菜肴，然后变着法儿做给老夫人吃。每当台塑全体职工举办运动大会，王永庆都会恭请母亲来参观。此时，总会见到三太太陪伴在老夫人左右，挽扶照料，十分周到。此外，她知道王老太太喜欢杨丽花主演的哥仔戏，于是就买了许多杨丽花哥仔戏的录影带，放给婆婆欣赏。更为难得的是，她对大太太和二太太，像对待亲姐姐一样尊敬，三位夫人相处得非常和睦。

李宝珠过门后，便成了王永庆事业上的一个好帮手。为了帮助丈夫在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她学插花、学烹调，学得了一身好手艺。有了这样一位贤内助，王永庆就常常在家里招待客人了。

每次王永庆宴请客人时，李宝珠都亲自张罗。她又是个心思细腻的人，小到邀请函的填写，大到菜色的搭配都十分重视。

许多时候，为了让来过多次的宾客尝到不同的菜色，她会把来宾的姓名与当天食用的菜色输入计算机。这样，等下次再宴客时，从计算机上的资料即可查出这个宾客吃过什么菜，用过哪一种餐，于是再给他换上与上次不同的菜色来。

王永庆出国，她也总是陪在身边。为了让海外的员工吃到家乡的菜，她总是亲自下厨。她还带许多台湾的特产给员工，这让身在海外的台塑员工很感动。她在台塑集团没有担任任何管理职位，却得到了高层骨干的尊敬，因此被尊称为“三娘”。有些要向王永庆请示的事情，大家总是先找三娘帮忙。如果有什么事情要报告，王永庆不在的话，三娘的话也是很管用的。

而在亲友之间，三太太也发挥了她高超的手腕，凡是亲友之间的迎来送往，以及节庆的礼尚往来，都由她一手处理。王府的亲友们、长辈们、大人们、下人们，对三太太都是赞不绝口，有的甚至感激涕零。

李宝珠对丈夫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王永庆为了交往方便学习外文，请一些家教来讲课。上课时，她也坐在旁边，陪着一同学习，这样王永庆学习起来就有动力。

王永庆为了锻炼身体，总是凌晨4点就去打高尔夫球，她也没有任何怨言，总是提前准备好一切，全程奉陪，风雨无阻。

三太太李宝珠就是这样一位任劳任怨、聪明贤惠的人，成为了王永庆最亲密的红颜知己、人生伴侣。

绯闻事件，接班受挫转大陆

几年前，台湾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件——王永庆的大儿子王文洋离开了台塑。说起来，这件事的导火索还是“吕安妮事件”呢。

王文洋很小就被父亲送到英国读书。

王永庆为儿子也仅仅提供了必要的生活开销，并没有因为家中的富有而大包大揽，而是让儿子尽早地学会自立。王永庆百忙之中经常给儿子写信，不断地鼓励他，并告诉他做人做事的道理。

在英国，他念的是管理较为严格的公学，这些学校采取军队化管理。同学之间讲究服从与尊重。低年级学生有时要给高年级的学生洗衬衣和擦鞋，借此来磨炼耐性和培养性格。

王文洋在学校里总是被欺负，经常被强迫给人洗衣服、擦皮鞋。王永庆知道这种情况后，告诫他要学会忍耐。但忍耐总是有限度的，为了改变状态，他开始学习中国功夫，对欺负自己的人进行还击，从而赢得了别人的尊重。

高中毕业时王文洋才17岁，他以优异成绩考入英国伦敦帝国大学就读物理系，20岁就拿到大学文凭，并以优异成绩获得了英国国防部奖学金，继续攻读研究生。

这个时候，王文洋渐渐明白父亲对自己的良苦用心，明白在温室中成长的花朵是经不起风雨的，所以更加刻苦读书。

王文洋按照父亲的“指示”又转而攻读企业管理与化学工程两个学位。他在24岁那年同时获得企管硕士与化工博士两个学位。为了继续锤炼儿子的能力，在王文洋毕业的时候，王永庆并没有安排他进台塑集团工作。

王文洋在国外求学期间一直保持俭朴的生活方式，即使在获得企管硕士与化工博士两个学位后也是如此。毕业后，他在美国找到了一份工作，自力更生，当时他的代步工具竟是一部以800美元购买的旧车子。如此勤俭，谁会想得到他就是塑胶大王的大公子呢？

王永庆是吝啬的，他又是慷慨的。作为一个真正的富人，王永庆送给儿子的不是一大笔一辈子也花不完的财产，而是给儿子装备了一种意志，一种精神。

也就是在英国留学期间，王文洋结识了大他4岁的台湾老乡陈静文，不久，两人双双坠入爱河。

陈静文祖籍在福建厦门，出生在台南六甲。1947年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件”，陈静文的父亲意外地死于这次事件中。伤心的母亲带着她回到故里厦门，继而改嫁。后因在文化大革命受到牵连而转辗香港，陈静文在那里完成了她的高中学业，后随全家移民英国，她因而得以与王文洋在同一所大学相识。

不久两个人就完婚了，1975年，王文洋带着新婚妻子前往美国，开创事业。他先做房屋中介，靠卖房子赚钱。后来进入路易斯安那州一家著名的化学公司工作，负责化工设备、数据分析等事宜，整整做了三年。

在美国的这几年，王文洋并没有安心打工，他知道自己要细心地观察这里的社会，了解美国的制度，同时熟悉投资环境，为台塑企业的扩张做准备，毕竟台塑集团是要交到子孙们手上的，虽然父亲没有明说，但是大家都心照不宣。

1978年，他帮助王永庆在美国德州休斯敦兴建石化工厂。从这个时候起，王永庆让自己的大儿子正式进入台塑，从基层做起，并要接受最基本的车间训练。

王文洋从一个职员做起，慢慢成为一个高层管理者，1984年才升为南亚公司第四事业部经理。王文洋在这个经理岗位上再经过10个春秋的磨炼，逐渐成为一位管理专才，1994年升为南亚公司协理，也即从部门经理升为公司总经理助理，负责统筹管理公司各事业部。

经过生活的磨炼，王文洋逐渐显示出他的个人魅力与工作风格，显露出不凡的商业才能，深得王永庆的赏识。种种迹象表明，接班人人选非王文洋莫属。

然而，或许是苍天注定他不可能成为台塑的未来总管。1995年的一天，一个叫吕安妮的人“打破”了这一原已板上钉钉的事。

吕安妮生于1969年，是一个聪慧美丽的女子，学生时代就展现出不凡的才气，学业一直都非常优秀，她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台大，毕业后又考进台大商研所硕士班。

1995年8月，她在考博士班时却意外落选。她认为自己考试考得不错却没被录取，觉得学校不公平，随即召开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公告。

据后来曝光的情况显示，吕安妮当时的笔试成绩是18个考生里面最高的，也比最后录取的四个考生高。吕安妮得了50.5分，而其他四位录取的考生呢，只是44分多，比她差了6分之多，她当然不服。当时在台大任兼职教授的王文洋是她的指导老师，也紧跟着离职声援。这一声援不打紧，他们之间的恋情却暴露在大众面前。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绯闻风暴”席卷了台湾岛。

在这起纷争中，王文洋的妻子陈静文以超乎常人的冷静和容忍，咽下了所有委屈，那些日子，她不知是怎么过来的，虽然每天外面传闻甚多，让她心痛，但她却始终没有大吵大闹过，她希望以此挽回自己男人的心，拯救自己的家。这使她赢得了王永庆的尊重。

因此，王永庆自始至终都站在儿媳妇这边，拒绝接受吕安妮，而且一再要儿子拿出实际行动，表示悔过的诚意，重新回到儿媳的身边。

但作为儿子，王文洋却做了个让父亲很惊讶、让整个台湾岛都震动的决定。

他誓要与吕安妮结合，并且还称吕安妮要给其生子。在这种情况下，王永庆只好公开宣称“传贤不传子”，将儿子赶出了台塑。

表面上看，这一切都是由于“吕安妮事件”引起的，但也有人认为，这其中很可能夹杂着家庭派系之间的斗争。王文洋说：“‘吕安妮事件’真的严重到台塑必须把我免职的程度吗？我和吕安妮交往，完全没有违反公司的任何章程规定，不可能严重到把我免职的程度。这中间是否有其他因素介入，大家应该很清楚。”

很多人分析，这很可能涉及王家内部恩怨。

是不是家庭矛盾现在只能是猜测，但是有一件事却是实实在在的，那就是吕安妮生了一个儿子，王永庆的孙子。

2002年5月的一天下午，汀州路三段儿童交通博物馆的停车场，静静停着一辆凯迪拉克高级房车。在停不了几辆车的停车场里，这部熠熠闪光的黑色凯迪拉克看起来格外醒目。

台北的五月已经很热了，天空中总是挂着炽热的骄阳。这时的博物馆像往常一样没有几个人，外面的游乐场却很热闹。此时，不远处一名少妇拉着一个男孩，一前一后地走着，小男孩看上去大约三四岁，走起路来依然跌跌撞撞，白白净净的模样十分讨人喜欢。

少妇身着黑衣黑裤，背着一个小小的挎包，头戴黑色鸭舌帽，在刻意压得很低的帽檐下，脂粉未施的脸庞缀着娟秀细长的眼睛，脸上透着恬静和安详。她，就是吕安妮。早几年，吕安妮因为那一场绯闻风暴变得家喻户晓，走到哪里都被记者围追堵截，人们在背后指指点点的，以至于她只能远赴英伦求学。如今，没几个人能认出她来了，她安静地领着孩子走着。

而那个小孩子应该就是王文洋的儿子、王永庆的孙子了。

说起这个孩子，我们还应把时间回溯到1998年末，那时候，一家媒体发布了吕安妮已经怀孕的消息，还信誓旦旦地说看到吕安妮大腹便便的样子。

原来，在绯闻曝光后，王文洋前往美国以避开舆论，吕安妮则远赴英国深造。其间，一度传出吕安妮转往美国停留了一段较长的时间，就是在此时，她悄悄生下了王文洋的孩子。那一天是1999年2月25日，她和王文洋一起度过情人节才刚刚十一天。

从美国回来后，王文洋没有回到台湾，而是选择了祖国大陆。他以广州为基地，创建了宏仁集团，运用自己的智慧与魄力很快在大陆打开了局面，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1996年，王文洋筹资6亿美元，开始了他在大陆的投资布局，主要从事他所熟悉的铜箔基板及PVC等塑化相关产品。其中投资设立的第一家公司为广州宏仁电子工业公司，主要生产电子原料铜箔基板。到2003年，第8家公司即上海宏联电子工业公司正式建成投产。到目前为止，王文洋在大陆建立了一个产品涉及纤维丝布、环氧树脂、铜箔基板及电子等产品在内的企业集团——宏仁集团。

仅在2003年，该集团在大陆的投资已经超过200亿元新台币。

宏仁集团逐渐形成两大事业基地。

广州作为宏仁集团的发迹地与重要基地，仍有进一步的规划。计划将位于广州云埔工业区的厂区面积由目前的600多亩扩大到1200亩，要将宏仁集团建成“中国最好的二次加工产业基地”。

宏仁集团在华东地区布局逐渐形成，在上海建立两家企业后，王文洋又于2002年投资3亿美元，在江苏无锡兴建宏仁工业区，建立铜箔基板、多功能薄膜材料、聚氯乙烯（PVC）、硬质胶布等企业，华东将成为宏仁集团又一个重要基地。

这一系列的成功，除了王文洋有战略眼光以外，还可能是因为他离开台塑后，上天因见他放弃了最有可能继承的台塑接班人地位而有所怜惜，所以给了他许多运气。

但王文洋所以在大陆这么有知名度，并不是他建立了宏仁集团，也不是因为好又多连锁店，而是他参与投资了上海宏力半导体制造公司，上海宏力半导体公司的成立，是两岸半导体产业第一个重要合作项目，引起了岛内外的广泛关注与报道，也引发了岛内企业纷纷到大陆考察、投资半导体产业的新热潮。

王文洋在制造业领域发展的同时，也看好大陆的商业零售市场。王文洋以个人名义与台湾诚达集团共同设立好又多连锁超市，持股超过30%，目前在大陆已有80家分店，营业额达80亿元人民币。

王文洋只要人在台湾，每星期都会抽出时间，探望吕安妮和他们的儿子。

那吕安妮现在住在哪里呢？她就住在台北文山地区。

2000年年底，吕安妮带着幼小的儿子，以及那个仍在夜间部技术学校读书的弟弟，跟着母亲郭碧兰从板桥的大房子，搬到台北文山地区现今的住处，只是把重病的父亲留在台中住院疗养。

那一年，郭碧兰被骗走了近6000万元，生活陷入困境，只得放弃以前的大房子，来到这个新环境，每个月花两万元，租一套90多平方米的小公寓，一家四口像是挤在鸽子笼里。这样的日子是吕安妮不曾想到的。但又能怎么样呢，她只能认命，只要自己的孩子能够平静快乐地成长，只要孩子的爸爸时常来看看，她也就心满意足了。

媒体仍在关注他们的生活，时不时会报道他们的行踪。

一天，在一家小儿科诊所门前骑楼下，来了一对祖孙，老太太60岁左右的样子，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花白的头发全梳拢在后面的发髻上，看上去显得挺精神的。

小男孩皮肤白皙，唇红齿白，他一边抓着外婆的手，一边不时东张西望，似乎对这个大千世界怀有极大的好奇心。

小男孩就是那天在儿童交通博物馆吕安妮带着的那个孩子。他双眼皮的清秀模样，就好像是吕安妮的翻版；那一对大大的招风耳，让人自然而然就想起他那个声名远扬的爷爷——王永庆。

此外，吕安妮也很心疼王文洋。为了让王文洋就近午休，她特意在宏仁集团办公室附近的敦化北路巷内，以每月4万元的租金，租下一户电梯公寓。每天中午时分，吕安妮就会开着凯迪拉克，把王文洋接到公寓小聚，然后再送他回公司上班。有的时候，她也会带儿子来此小憩，顺便将房子整理一下。

王文洋过去每个月给吕安妮一家人20万元的生活费。这个数目要支付两处房租及停车位共计7万元，孩子念双语幼稚园的学费4万元，再扣掉吕安妮父亲的住院开销六七万元，所剩无几。

王家人中，见过小男孩的没有几个。孩子长这么大了，王永庆还没见过。不仅如此，这个孩子连自己的爷爷是王永庆都不知道。或许孩子的妈妈不想让孩子知道吧！

2005年年初，向来都到岛外与大太太共度春节的王永庆，忽然一反常态，决定待在岛内，甚至决定要和这个孩子见面，这着实令吕安妮和王文洋高兴了一阵子。虽然最后这一愿望没有实现，但是，相信祖孙俩见面的那一天不远了。或许王永庆、王文洋父子之间的心结，只有借此契机才能解开吧！

家庭民主，儿女独立创天下

倘若是在农庄，你应该能看到母鸡喂小鸡的情景。如果母鸡会说话，它会告诉你自己是怎样照顾儿女的：对于刚生下来的小鸡由于太脆弱，没有办法吃养鸡人喂食的米粒。母鸡就会将米粒啄碎，再用口水润滑后分给小鸡吃，可以说照顾得无微不至。但是等到小鸡渐渐长大可以自己找食物吃的时候，母鸡就不再喂食，而要它们自立；如果可以自立的小鸡来抢夺它们“弟弟”的米粒时，母鸡就会恶狠狠地将它啄走。

这是母鸡和小鸡的故事。母鸡对没有自立能力的小鸡会尽力地照顾；但是对已经能够自立的小鸡，绝不溺爱，一定要求它们自食其力。

王永庆教育子女就是效法母鸡喂子，因而他的每一个子女都能自立自强。

王永庆认为，如果做父母的养育儿女，一辈子都设法使他吃饱穿暖，及至成人还过度溺爱，那是做父母的失败。

他说，如果总是把孩子放在“螃蟹椅”上，养成孩子的依赖心，他就永远学不会跑、跳。所以，教育孩子，必先使其能吃苦耐劳，让他接受磨炼、接受打击，帮助他独立，并培养他坚忍不拔的意志。这才是父母爱护子女的真谛所在。

他对孩子们提出的问题都是很认真对待的，他从来没有把孩子当成孩子，因为在他看来，孩子们总有一天会长大，那倒不如现在就让他们“长大”。

有一次，孩子问他一个书本上的问题，他也不知道，为此他苦思冥想了好几天。最后，王永庆花了三天的时间查资料才弄明白，然后再告诉孩子。王永庆总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查找问题的答案，对孩子的教导是一丝不苟的。

对子女最好的教导就是身教，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做好儿女的榜样，这样往往比口头说上许多次有效得多。

为了让子女们养成节省的习惯，王永庆以身作则，在生活中做任何事情都以节俭为本。

他吃西瓜、葡萄从不剔籽。他认为，有人吃西瓜要慢条斯理地把瓜子一粒粒剔出来，这样好像很卫生，其实统统吃下去也不会有问题。吃葡萄要细细地剥皮和剔子，岂不太浪费时间吗？引申到办企业上，也要养成不浪费的习惯，要节约时间，节省物料，刻苦耐劳，这样才能成功。

他常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没有糠比蜜，有了蜜不甜”来教育子女们，让他们明白，好吃并不在于菜的好坏，而在于肚子是否饿。长寿的人并不是经常吃鱼肉，而且吃得很简单。吃对他们来讲，并不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是肚子饿了必须喂饱它。相反，那些总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的人，往往觉得食不甘味，茶饭不思。

王永庆的女儿，已是台湾大众电脑公司总经理的王雪龄，在谈到自己父亲教育他们几个兄弟姐妹的时候，深有体会地说：“我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要求我们要有正常的作息起居生活。他常常跟我们说‘富不过三代’的古训，对我们的零用钱限制得很严，要得到三五元的奖励，必须连续获得优异成绩。”

王永庆认为，一个人若生长在富裕的环境下，很容易形成不求上进、坐享其成的心里，只有在贫困生活中，才能激发人努力向上的斗志。为了使子女们脱离家庭庇护，及早获得独立自主的精神，在他们十多岁时，王永庆便将他们送到英国去读书。

王永庆的下属们都回忆说，王永庆坐飞机都是坐经济舱，在他看来，既然相同时间到达目的地，只是位置稍宽敞些，何必多花钱买头等舱呢？

王永庆还将节俭的美德运用到了王雪龄和简明仁的婚礼上，两个人的婚礼是在旧金山举行的。那时，由于两人都毕业不久，毫无经济基础，只得一切从简——从教堂出来后，仅以茶点招待亲友，便算是完婚了。不但没有像一般巨富之家那样席开上百桌大宴宾客，就连王雪龄手上拿的新娘捧花，也是她跑了好几家花店，比较了价钱，才买下的其中最便宜的一束。而父亲给她的礼物，是一张无限提供学费的字条和一把刮胡刀，并且和老母一同出席了他们的婚礼。

这虽然是王雪龄在节俭，但还是王永庆教育的结果。

虽然对子女要求很严，但王永庆对女儿们的婚姻却是很开放的。

中国几千年的婚姻传统中都讲究门当户对，如果按照这一条婚姻规则，那么王永庆的女儿们一定要嫁的是声望、地位显赫的政商界优秀人物。而实际上，王永庆赞成他们自由恋爱，而没有什么一定的条件。除了人品要好以外，其他都是无所谓的。

二房廖娇的大女儿王贵云目前是南亚公司门窗事业部经理。这个曾经不赚钱的部门，在她的主持下成为畅销产品大户。她的夫婿陈彻是南亚公司研发中心经理。他们相识相爱还是双方父母撮合的。

那时候，陈彻的母亲和贵云的母亲都在美国学英文，相互间认识以后，来往密切，就结拜了姊妹。没事就聊到了儿女的婚事，然后就介绍同在美国读书的王贵云与陈彻认识了，他们在两位“月老”的撮合下，终成眷属。

据说，当时两个人交往时，双方并不清楚各自的家庭。

陈彻出生在上海，父一辈从事化工原料贸易，家境还算不错。19世纪40年代末，全家到了台湾，在宜兰市定居下来。陈氏便弃商从文，搞起研究，专攻台湾原住民语言，写了不少书籍，笔名陈浩洋。

陈彻在这样的略带了些书香气的家庭中长大，很小的时候就表现突出，他曾以第一名的学绩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工系。聪明好学的他也长得一表人才，是众多台大女生追求的对象。

他更是台塑集团电脑程序设计的高手，美国台塑公司的整套电脑软件都是他设计的。在台塑，只要有人有解决不了的电脑问题，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陈彻。各方面都很优秀的陈彻在企业主管的位置上游刃有余。

在前面我们提到的二女儿王雪龄和女婿简明仁结识于美国，回台后，放弃在台塑集团高就的机会，拿出他们自己仅有的100万资金，成立大众电脑公司，在台湾小岛曾引起一阵轰动。如今，大众电脑公司不仅是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高科技企业，也是一家股票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优异，获利能力在资讯业中名列前三名，成为王家子女中独立创业的典型代表。

当年，王雪龄与简明仁夫妇成立的大众电脑公司，初期业务主要是代理美国PRIME电脑公司的超级迷你电脑的销售与维修。1985年他们开始在台湾建厂，从事个人电脑的生产制造；因经营有方，产品质量好，业务迅速扩大。随后，公司业务除代理PRIME电脑及从事自创LEO品牌个人电脑的产销外，还引进美国、日本、德国等的金融、通讯、医院管理、航空管理、工厂自动化与工作站等软件系统。1990年初，大众电脑公司迅速在台扩张业务，首先在台北县新店购买3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兴建新店二厂；1991年租用台塑集团南亚公司的厂房扩大生产个人电脑。1991年8月，大众电脑公司股票上市。1993年在新竹科学园区内破土兴建新厂。经多年发展，目前大众电脑公司主要从事设计及制造主板机、个人电脑、伺服器及笔记本电脑等产品，是许多个人电脑品牌的主要供应商，在OEM、ODM方面占有较大优势。大众电脑公司是台湾第二大个人电脑制造商，并自创“LEO”电脑品牌。

目前，该集团是台湾高科技领域的一个重要集团，经营核心是资讯产品制造业，同时涉及电子电器、塑胶加工、出版、印刷、资讯服务、建筑、工程技术、广告、商业、投资控股等领域。其中，在电脑领域，由大众、国众、新众及广州三希集团共同构成资讯制造产业群；在通讯领域，由大众电信、神乎、众通、讯众等科技公司形成集团的通讯产业群；由岱生科技、众工科技以及网众电子商务等10多家关系企业组成软件网络零组件产业群。集团已建立了完整的全球后勤服务体系与坚强的供应链管理系统。大众全球电子运筹服务网包括4个供货仓库、1个3C制造厂、8个制造和组装点与9家分公司，是一个拥有全球服务与供应网的LEO大众王国。该集团在岛内外设立了大量的投资控股公司，不仅从事各种海内外投资，而且灵活运作集团资金。

目前，大众电脑集团拥有90多家企业，资产总额与营业收入均突破1000亿元新台币，成为台湾大型企业集团。

大陆是大众电脑集团海外投资重地，也是大众电脑集团迅速扩张的重要基础。

大众集团是台湾科技企业进军大陆较早的集团之一。1991年，大众电脑公司派人赴大陆进行考察，随后将大陆列为大众电脑集团未来10年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大众电脑公司以简明仁个人名义在香港成立AMERTEK公司，然后再以该公司转投资成立深圳台众公司（公明厂），从事主板机组装，成为大众集团在大陆事业的起点。1994年，大众电脑公司在深圳沙头角保税区成立才众（深圳）电脑公司，开始制造主板机。

为了实现大众成为全球五大电脑资讯、通讯与消费性电子专业化公司，大众电脑集团的经营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1997年，简明仁决定在广州成立大众集团制造中心，将广州作为集团CEMS（专业合作代工服务，即Contract Engineering & Manufacturing Services）的基地。负责规划管理广州制造中心的大众集团副董事长范振链曾表示，在2005年前，整个制造中心将建成15座厂房，营业总额达到550亿元新台币。于是，大众电脑集团在广州黄埔经济技术开发区购地4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兴建厂房。目前已设立广大科技（生产印刷电路板）、广上科技、广川科技、广松科技、广昕科技与广立科技等6家公司。2002年初，大众电脑集团董事会通过增资案，在广州再投资5000万美元，扩大生产规模。大众集团在广州的投资事业，逐渐形成一个新的企业次集团，2001年更名为“三希科技集团”（由3C即Computer ,Consumer&Communication英文译音而来），产品涉及资讯、通讯与消费性电子三大领域。同时，大众电脑公司还在广东中山设立中山欣凯电子公司。大众电脑集团由此完成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投资布局。

大众集团在大陆另一个投资布局是长江三角洲。1995年与1997年，大众电脑公司先后在上海投资成立上海从川公司与上海优世电子公司，扩大在大陆的生产基地，从事电子电器与资讯产品制造等。1996年，在杭州一举投资成立杭州浙众电子材料公司与杭州众杭电能公司。2001年开始，大众电脑集团又在苏州加工区设立大将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建立笔记本电脑厂，同时扩大研发队伍，在大陆招聘了大批技术人员与工程师，从事研发。大众电脑公司于2003年又与吴江市政府达成意向，计划在江苏吴江加工出口区规划一个新的科技园区，由广州三希集团主导经营，作为在华东地区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计划首先兴建一座笔记本电脑厂，接着再兴建笔记本电脑厂及其他可携带产品用的印刷电路板等零组件生产据点，随后兴建第二、第三座工厂。目前已有租用的厂房开始运作。继长江三角洲已成为大众电脑集团在大陆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基地之后，大众电脑集团在大陆的“双核心基地”就此形成。

王雪红是王永庆二房廖娇的小女儿。王雪红读初中时，就被父亲王永庆送到美国留学。在美国高中毕业后，从小就学钢琴的王雪红进入美国知名的柏克莱大学音乐系学作曲，却因兴趣不大而改读经济系。大学毕业后，王雪红与前夫区永禧进入姐夫简明仁的大众电脑公司任职，一度曾任大众电脑公司执行副总经理。1988年，王雪红抵押母亲给的房子，贷款500万元新台币，创立威盛电子公司，1992年兼并美国一家经营伺服器与工作站芯片组的小型电子公司，逐渐在IC领域打出一片新的天地，成为全球知名的高科技企业集团。

而关于王雪红和区永禧的婚事，说起来话长，其中还有一个故事呢。

这俩人，一个是身家21亿元的著名“黄金单身汉”，另一个呢，首先是其顶头上司，然后是身家78.2亿、“台湾百大富豪”排名第五的台湾第一女富豪，当然，不能不提的是，她还是台湾“塑料大王”、经营之神王永庆的女儿。两人的身家相加，已经直逼百亿元。

他们能够走到一起，主要是由于两个人在多年的合作过程中，亲密无间、互相扶持，终于“从革命友谊转为夫妻情感”。按照他们经常说的话，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

大家一致认为，王雪红从王永庆那里继承了“拼命三郎”的性格，看上去斯文温婉，但是骨子里阳刚十足，胆大心细，做事认真、不服输。在不到10年时间里，她把威盛这个名不见经传且经营不善的小公司，由原来的500万元的投资额发展成300亿元的年营业额，成为一个“半导体小巨人”。

区永禧被认为是个简单朴素的人，他不修边幅，总是穿着POLO恤、大一号西装套、不打领带、言必称“感谢主的恩典”。他在公司里走动，若看到研发人员在讨论技术，就会晃过去发表看法，转头又去办公室与人谈生意；他可以一遇到人，就立刻交换意见，出租车内、候机室里他都可以处理公事。

在北京，当我们走进中关村电子一条街，马路两边到处都可见“威盛－中国芯”的醒目广告。其实，这样的广告不仅在中关村，而且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繁华地段都可看到。

对大陆一般老百姓来说，“威盛”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在PC界却是一颗耀眼的新星，是可以与英特尔抗衡的国际知名IC公司。“威盛”是“威盛电子公司”的简称，王雪红依靠她的经营才华，与公司总经理、现任丈夫陈文琦及经营团队的共同合作与努力，在短短数年间，让威盛电子公司一举发展成为全球知名的芯片组供应商，世界一流的IC设计公司。

目前威盛集团拥有20多家关系企业，其中包括了3家上市公司，集团年营业收入超过650亿元新台币。王雪红目前担任16家公司的董事长，其个人财富在2001年台湾企业家个人财富排名中居第7位。尽管因知识产权争议纠纷导致威盛股票大跌，但2002年王雪红的个人财富仍达60亿元新台币（依股票市值计算），在当年台湾企业家个人财富排名中居第14位，超过了台湾航运巨子、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等众多企业家。

为了威盛电子集团未来更大的发展，王雪红目前制订了一个所谓的“迦南计划”，积极发展光储存晶片、绘图片、网络晶片等多媒体事业，希望将威盛公司从PC的晶片组设计公司转型为一个全方位的平台供应商。

这个属于中国人（台湾）的威盛电子公司，不断迎接来自英特尔公司的挑战。1994年，英特尔意图控制个人电脑核心产品芯片组等的主导权，迫使美国许多芯片设计公司纷纷改行。威盛电子公司却不甘示弱，于1999年7月正式推出不同于英特尔规格的PC133芯片组，接着收购美国两家CPU公司，直接切入英特尔核心事业，研发整合型芯片组，再次震动国际电子信息界。2000年初，英特尔公司误判市场形势，让威盛电子公司在市场取得主动权，以举获得20亿美元的芯片组市场。

2001年6月，在台北电脑国际展鉴会上，威盛再与英特尔过招。英特尔已推出“奔腾4”微处理器，却由于专利佣金问题谈不成，迟迟不愿授权威盛电子设计芯片组。结果，威盛埋头大干，自己研发，结果在这次台北电脑展览会上推出自己的“奔腾4”P4－X266产品（采用双倍速率记忆体DDR），并与英特尔的“奔腾4”P4－845产品（采用RDRAM记忆体）来了个现场大对比，威盛胜出。

不过，威盛电子公司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陷入知识产权纠纷争议，打了一场又一场的官司，但未能阻止威盛公司的持续发展。2002年6月，台湾的联发科技公司又在美国控告威盛CD-ROM晶片侵权，7月又在台湾控告威盛新的侵权案。2003年底，台湾友讯公司控告威盛公司侵权案，而且被检察单位以“涉嫌商业窃密”对王雪红与陈文琦提出各求刑四年，引起外界的极大关注。看来，新的知识产权争议纠纷，正在考验着威盛集团。然而，王雪红与陈文琦并不悲观，依然对威盛电子集团充满信心，坚信威盛不会因此而跨掉，必定再起。

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集成电路技术和以操作系统为核心的软件技术是信息产业的两大核心技术。其中微处理器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心脏”，现代通信设备、网络设备、高性能计算机系统等无不构筑在微处理器上。如果说钢铁是传统工业的“粮食”，那么作为信息技术和电子产品核心的集成电路芯片，就是信息产业的“粮食”。然而，世界第6大经济体的中国大陆，微电子产业则远远落后了，目前集成电路产量只能满足国内市场7%，90%以上的芯片靠进口。王雪红看好大陆巨大的潜在市场，逐渐将目标转向大陆。

王雪红还巧妙地运用中华民族的情感，在大陆打出“民族品牌”的广告：“威盛是中国人的公司，威盛的中央处理器是中国人做的电脑心脏”，从而打开了大陆市场。

为了争取大陆这块庞大的市场，王雪红亲自担任威盛电子公司“大陆特别工作组”组长，经常往来与于大陆、台湾、美国之间，特别是与大陆PC界建立了广泛而良好的关系。据说，中国最大的PC集团联想集团老总柳传志有感于王雪红的创业精神，终于决定采用威盛的CPU。据媒体报道，联想集团旗下的主板机公司七成以上的芯片组采用威盛的产品。而首次采用威盛CPU的联想品牌个人电脑，于2001年4月开始在大陆市场销售。

为了扩大在大陆芯片组及半导体领域的事业，威盛电子公司已在大陆设立了研发中心。王雪红还以个人名义于2001年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成立环宇半导体公司，将进一步增强威盛在大陆的事业版图，未来可能有更多的中国PC或其他众多电子产业品用上威盛设计的“中国芯”。

三太太李宝珠虽受王永庆宠爱，但上天对她的安排也并非了无遗憾。李宝珠为王永庆生了四位千金，加上自己与前夫带来的一个女儿，共有五朵金花，个个长得像她们的母亲，浓眉大眼，光彩照人。

四个女儿分别是：王瑞华、王瑞瑜、王瑞慧和王瑞容。王永庆的思想一向重男轻女，虽然对三太太的几个女儿青睐有加，不时委以重任，但终究不及二太太的两个儿子。

李宝珠与前夫所生女儿叫王瑞纪。王永庆对她像对亲生女儿一样关怀备至，并委以重任。除了安排她到旗下企业工作外，还让她担当台塑集团在美国的最大经销商——POECHER贸易公司的负责人，专门销售台塑公司产品。其夫婿是汪隆，他们婚后，就一起到美国定居了。

王永庆与李宝珠两人的大女儿是王瑞华。她是董事长父亲的特别助理。她的先生杨定一也是留美生。

杨定一可以说是一个天才少年，他13岁便进入医学院，21岁就获得洛克菲勒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杨定一的父亲杨正民是位生物电子工程专家，曾在巴西利亚大学任教，而且还是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洛克菲勒大学的客座教授。

杨定一与王瑞华结婚后，便进入台塑集团任职，目前担任长庚生技董事长。

王永庆的养生之道很多得益于杨定一，因此老人家很喜欢这个女婿。

杨定一以预防医学见长，经常研发、调配各种养生食品。每当研制出一款新产品，一定会拿去孝敬王永庆。早期王永庆靠绿茶素养生，绿茶素极苦无比，难以下咽，但为了能健康长寿，王永庆咬着牙每天苦吞绿茶素。

后来，活力水矿因其内含70多种矿物质而受到消费者青睐，王永庆每天清晨3点起床，固定服用1小杯。还真管用，王永庆很少生病，就连感冒也很少有。王永庆身边的人都发现，他气色红润，精神奇佳。

二女儿王瑞瑜，年轻漂亮，聪明贤慧，被公认为是王永庆最疼爱的千金，视为掌上明珠，也是让台塑少年郎最羡慕的姑娘。

王瑞瑜从小就到美国读书，直到美国纽约大学会计系毕业，才回到台湾的父母身边。

留学回来后，王永庆派她担任长庚医院基金会秘书长，目前已是台塑集团总管理处总经理室的副主任。

她的先生却是—位无名的小书生，名叫李宗昌，可能是王家驸马中最不起眼的一位。这位曾在《工商时报》专跑台塑集团消息的小记者，因工作关系，得以认识王家这位小美人。

李宗昌可以说是王家女婿中学历最逊色的一位，毕业于台湾世界新专。婚后，李宗昌赴美进修，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企管硕士学位，学成后返回台塑工作，任总管理处总经理室高级专员。

三女儿王瑞慧，目前是长庚医院管理处的特别助理。她的夫婿刘培森为英国建筑博士，是前台视公司总经理刘侃如之子。他自行开设刘培森建筑师事务所，专做台塑集团的建筑设计业务。

在王永庆的女婿中，刘培森的求学背景与成长过程是最具国际化的一个。他小学毕业即来到香港，在培振中学就读，中学毕业后，转往日本上智大学念建筑系；在日本的学业完成后，他又来到巴黎，在著名的巴黎建筑学院一直读到博士，在法国一待就是十年。

法国所受的教育让刘培森受益匪浅，他说：“法国的建筑教育不是教你盖房子，而是教你美学，要你成为有品位的艺术家。”但相对的，法国建筑教育对于工程结构要求较弱，因而刘培森一毕业，就来到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又读了一年建筑硕士。

刘培森1986年学成回到台湾，他是全台少数同时受过欧美教育的建筑师。回国后，在一次饭局中认识了王瑞慧，两人于1989年喜结良缘。

刘培森起先在几家建筑师事务所打工，后来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靠着台塑这层关系，刘培森这些年发展很快。但也许只有刘培森自己知道，他的成功并不是单纯靠这种关系。外界常常传言，王永庆在帮刘培森，刘培森只是付之一笑：“唉，也难怪，一般人难免会产生联想，谁让我是王永庆的女婿呢。但他们实在太不了解他老人家了，他绝对不会出面帮女婿的，为子女出面？在他那儿肯定不行！”

就因为这样，每次接到台塑的活，他都要格外用功，因此这些年，他打造了不少建筑精品。

台塑的宿舍、幼稚园、林口长庚医院的美容外科中心与林口护理之家，都是刘培森一手设计完成，尤其第一期能够入住706户的林口台塑养生村，这个全世界最大的银发聚集地，更是他最新的代表力作。

不仅是台塑的活要做，刘培森还竞标外面的活。

1999年，他竞得了台北巨蛋（台北文化体育园区）这个台湾耗资最大的运动场地标案，虽然后来被取消，但第二年，他还是联合其他团队，最终赢得该标案。

这个有14万座席的标准巨蛋棒球场，由台北市政府编列248亿元购置松山菸厂土地，另由远雄集团BOT团队投资180亿元兴建巨蛋及周边相关设施，不久以后，位于光复南路与忠孝东路交叉口的松山菸厂，将矗立一座台北新地标。

从这一点上可以反映出，刘培森还是具有相当实力的。

三娘最小的千金王瑞蓉，是长庚医院的特别助理，并主掌台塑美国公司的财务大权。

可见，王永庆对女婿身世、财富甚至学历并不是很看重，最重要的是他能否融入台塑的企业文化，成为王氏家族的一员。只要务实，谨守企业内部规则就可以了。

有一次，王永庆和一些有钱的企业家聊天，说起教育孩子的问题。王永庆说：“其实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子女，但这种爱往往是单纯片面的，我劝大家通过爱自己的子女推及到爱所有的孩子，这才是一种真正的爱。”

这似乎是孟子所谓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很好阐释，至于王永庆有没有做到，从他子女的成长历程中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王永庆认为，下一代都强壮了，自然就不会怕风雨。因此，爱孩子要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发展的空间，而不是一味地溺爱。

王永庆说：“子女不是我教的，而是有个道理在引导，这道理是神创造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耕耘才有力量，才有结果。多一分精神苦干，就多一分力量。”

在谈到教育子女有没有什么窍门的时候，王永庆笑着说：“我哪里有什么窍门，无非是让他们自己先立起来，当他们立得稳当了，我再帮他们立得更加稳当一点。如果让我开始就帮助他们，那是不可能的。我是这样认为的，天下事，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唯独子女教育没有办法做。上帝创造人，有好就有坏，有兴就有衰。一切就好像是一个圆，在上面，有钱了，会下来的。下到这里来，穷人太多了，又往上跑，跑到上面又掉下来……跑到顶端的人很有限，一百个、一千个人里也没有一个。”

谈到美国的许多企业家教育子女的问题时，王永庆说，“他们教育子女的方法就很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他们知道子女不吃苦不行，就叫儿子去送报纸。但是，我说了，教育子女是很难的，这难并非是教育本身的难，而是有人从中‘作祟’，比如我认识一个美国朋友，他也有自己的企业，做得很大。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去给人家送报纸来磨炼自己。但孩子的妈妈却偷偷摸摸地把脚踏车放在汽车后面送他到报馆，到了以后送几份就坐汽车回来了。我的朋友不知道这样，还很高兴，可只有他的妻子知道自己的儿子到底有没有得到磨炼。这样送报纸就没有意义了。”

在王永庆看来，教育子女应该严格，但严格未必就真能教育出好子女来。所以，许多时候，外部环境是塑造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有钱人家的子女一切都有依靠，不需要太多的努力，也不必在竞争中求生存；可是贫苦家庭的子女便不同了，为了求生存，即使再苦也非做不可，得到一点辛苦的代价也必定克勤克俭，他的知识多半是由辛苦工作得来的，因此能培养出坚强的力量，而这一切就被王永庆称作“成功的本钱”。

第八章 身外有物的济生观

其实我现在并非不关心由谁来接班的问题，而是关心有没有人能取代我的精神领袖的地位，有没有人能继承我的刻苦耐劳？说到底，做台塑的领导人既要严以律己也要严以律人，这也是我台塑集团的精神。我要传下去的是精神，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位子。

赴美医病，谁来接班议纷纷

王永庆现在是台湾首富，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不管走到哪里他始终没有忘记他的根在哪里。无论何时，他都会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他以他满腔的赤子之情，投资祖国大陆，这不仅了却了他多年的心愿，也为他的事业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1975年7月的一天，台湾股市无疑经历了一场天崩地裂般的震动：王永庆因肺病赴美国接受手术治疗了！

这个消息就像一道晴空霹雳，瞬间炸响了整个股市，惊恐万状的股民，惶惶然找不到逃生的路，只能像没头苍蝇一样，四散逃命，乱作一团，股票一路暴跌。

也许是台塑集团的股市影响力太大了，以至于无论你走在哪个角落，都无可避免地听到关于这一事件的议论，街头巷尾的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忧虑与祈祷，希望王永庆手术成功，能够平安地度过这一关，像过去那样纵横捭阖，指挥若定，因为如果王永庆真的出了什么意外，垮掉的不止是一个躯体、一个集团，而是一个王国神话的终结。

病来如山倒，昔日精神百倍的汉子，一旦躺在了病床上，就像烈日下被抽干了水分的花草，蔫蔫地塌在那里，虚弱得没有了生气。然而王永庆的头脑是清醒的，尽管身体还虚弱得有点不听使唤。

“文洋，外边怎么样？”看见站在床边焦灼的儿子，王永庆艰难地开了口，声音不高，却能从他的表情和口型猜得清清楚楚。

“都好呢，您就不要惦记了，安心养病吧！”王文洋虽然说得很诚恳，但是明显底气不足，像是一个撒了谎又担心自己谎言水平的孩子。

对这个回答，王永庆并不满意。对于一个经历了太多风浪的商人来说他早已到了世事洞明的地步，在住院之前他已经想到可能会引发骚乱，他只是想在这个风口浪尖更近地感受一下自己的价值而已。

“公司现在怎么样？股市情况怎么样？”王永庆终于一针见血了。

“一切都在控制中。您就不用担心了，爸爸，您能早日康复就是对公司和股民最大的恩赐了。”王文洋虽然有意隐瞒了一些事情，但其表情和语言还是让王永庆有所感觉。

王永庆有些疲惫，昏昏沉沉想要睡去，潜意识却还在挣扎着，想用思维的镊子夹破那厚钝的睡意。他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是该考虑接班人问题了，和时间相比生命太脆弱了，趁着他还有些精力提前培养好接班人，实现领导班子平稳过渡，这样哪天老天呼唤他驾鹤西去的时候，也不至于引起太大的震荡。

王永庆不是没有想过接班人的问题，但是如果只是简单交接一下经营权问题，那他早就安享清福去了，只是无论是对于台塑集团，还是对于广大股民，王永庆已经成了一种精神的象征，引领着人们前进的激情，他要把这一接力棒传下去。

他也曾经和一个老朋友谈起过接班人的问题，那时候他的身体还很好，还有一股锐不可挡的气势，但是岁月的年轮已经在他身上密密匝匝地绕了55圈。

那时候，他的儿子都已经大学毕业了，老朋友建议他将儿子带进公司，委以重任，毕竟中国有着几千年家国天下的传统，老子打下的江山交给自己的子孙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王永庆在这方面却有自己的顾虑。王永庆知道台塑集团这杆大旗的份量，外人看来无可企及的辉煌，却饱含了他无数的艰辛和漫漫长夜的辗转，一个茶农的儿子，从卖米开始，经营过木材生意，后成为台湾的塑胶大王、石化业的领军人物，一路风雨跌宕，才创造了今日的辉煌，这份厚重不是一个刚毕业的孩子就能接下的。他的想法是，疼爱儿子是父爱的一种表现，却不是要娇惯他，一下子把他放在高位上，那就成了拔苗助长，不但对集团不利，对他自己也是一种不负责的做法啊。

“您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总要让他做点事才能锻炼本事，你说是吧？”老朋友坚持自己的观点。

“话是这样说，一个集团的领导人只有从基层做起，根据业绩逐层提升，熟悉各个环节的运作情况，这样他去领导集团的时候，才能保证稳固，不然，有一天他当了主管，不知道部属的工作内容，如何能够了解他们，帮助他们？可是一旦我的儿子进入公司，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大家都对他另眼看待，处处提供方便，这样就失去了锻炼的意义；在大家的娇捧下就会失去了进取心而敷衍了事。”

“但是一块玉石到了珠宝市场就能价值连城，到了菜市场就只能卖一块门砧石的价钱，所以说位置和周围环境都很重要，我们的孩子都是见过世面，也吃过苦的人，总不能要和工人一样每天只是在生产线上流汗吧，你总该给他找个合适的位置来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吧，毕竟每个人都不是万能的。”

这段话似乎触动了王永庆内心的柔软处，父子连心，谁不疼爱自己的儿子呢？“儿子再怎么亲，可以在感情上亲，但要是想通过我的力量一下子给他在事业中搭建一个高位，那是不可能的。我做生意这么多年，看到了许多企业家只注重表面上公司赚到钱，而忽视每个员工累积的宝贵经验。起用刚由学校毕业的少爷当经理或总经理，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即给他担当大任，这样部属如何能信服并乐意贡献呢？一味地想提拔儿子，抹杀了人才，公司前途完蛋，最后宝贝儿子也被误了。”

和老朋友进行这场谈话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王永庆还是那么激情澎湃，胸怀天下，他相信自己工作并不单纯是为了王氏家族，而是为了社会，为了所有台塑集团的员工。他作为董事长，并不是要一手遮天，他更多的时候是要站在员工的立场上。他是公平公正的，他要维护更多人的利益。“没有任何人可以不劳而获，哪怕是自己的儿子，都不可以一跃成为众人之上。”他想。

好消息传来了：手术成功了，王永庆的身体将在不久后恢复。消息的传出无疑给疲软的股市打了一味强心剂。很快王永庆精神焕发，又和广大爱戴他的人见面了，他熠熠生辉的脸庞又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王永庆出院了！台塑集团的股票一路攀升，很快恢复到了以前的最高水平。台塑集团在他的领导下就像一个神话，这次和股民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后，一切似乎都恢复了平静，王永庆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开始海外扩张，股民们则期待着更大的收益。

但是有一点争论却没有随着股市的正常而淡化，那就是到底谁能做接班人的问题。毕竟岁月不饶人，大家都在担心惊险会重演，于是这个问题一时之间成了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

曾经，接班人的问题很是明朗，很多人都认为，少东王文洋接班是早晚的事。但王文洋因为“吕安妮事件”离开台塑后，这一问题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自出院后，有近20年时间内，王永庆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谈论过台塑的接班人问题。

他表示：“其实我现在并非不关心由谁来接班的问题，而是关心有没有人能取代我的精神领袖的地位，有没有人能继承我的刻苦耐劳？说到底，做台塑的领导人既要严以律己也要严以律人，这也是我台塑集团的精神。我要传下去的是精神，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位子。”

对于是否由弟弟王永在或两个儿子来继承整个集团的问题，王永庆说：“他们将来做什么，由他们自己和上帝去决定。”

在接班人问题上，王永庆永远是坚定而又神秘的，不断对外传递着信心，却从未给出清晰明确的说法。王永庆总是说，公司的经营是社会的，不是某个人的，因此选择接班人不能考虑亲疏远近，而应该以公司的利益为先。公司经营得好，那么大家都不用担忧，如果直接把公司的经营权交给儿子，如果他管理不好，那王永庆就会成为罪人。台塑集团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是社会的。

当有人旁敲侧击地追问：“将来台塑是由一个人还是一群人接棒呢？”

王永庆坚定地回答：“当然是一群人，这是很自然的，台塑有今天不是我一个人做到的，一定有第二、第三、第四……既然台塑有几万个人，一定有组织，如果我走了，接棒的人马上会出来，这是一定的。”

从这些回答可以看出，王永庆有安定人心的意图，台塑集团不会由于他的离开而陷入困境，这是他希望看到的，但是接班人的问题往往并不是这么简单就能解决的。

有时候王永庆对接班人问题的回答也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他曾做过一个巧妙的转换，将问题引向另一个层面：如果企业管理合理化，事事明朗肯定能训练出可用的人才；在这些人才当中，自然可以选出适任的接棒人，否则的话，就不只是有无接棒人的问题，甚至连人才都缺乏。更重要的是，企业的管理制度能不能让员工有归宿感和向心力？有了这个良好的制度，人人就会努力奋斗，培养出真正的力量，这个时候才会有突出的接棒人选。

王永庆的这个战术显然是成功的，他引导着公众越来越注重台塑集团企业制度的建立。他开始逐步认识到接班人问题是大家争论的一个焦点，而有意弱化这个影响。他不再涉及到具体的接班人问题，也许是怕发生内部的争权斗争，这是有过很多前车之鉴的惨痛教训的。

在王永庆的众多子女当中，除了三房长女王瑞华在台塑集团中占有重要地位外，其他子女大多依靠自己的努力创造出了一片天下，二女儿王雪龄与简明仁夫妇创办大众电脑集团，已成为台湾知名的大型高科技企业集团。三女儿王雪红创建的威盛电子集团，已是世界知名的高科技企业集团。长子王文洋则在大陆创建了宏仁集团，并在上海合作设立宏力半导体公司，开创台湾半导体进军大陆的先锋。

为了台塑集团的长远发展，王永庆于2002年4月决定在台塑集团总管理处下成立“五人决策小组”，2003年王瑞华进入“决策小组”，形成“六人决策小组”，各自分管集团不同的事业领域。

弟弟王永在是台塑集团的主要家族管理成员，王永在长期任台塑集团总经理，主要负责集团石化及相关事业，其长子王文渊已出任台化公司总经理，次子王文潮任台塑石化公司（负责“六轻”）总经理，两兄弟同时是集团“六人决策小组”的成员。

在长期筹划和精心安排下，集团的管理层已经形成，他们将带领台塑集团乘风破浪，继续前行，创造新的辉煌。

现在的王永庆尽管已经宣布退休，不再过问集团的具体经营事务，但仍是集团与主要企业的董事长，是台塑集团幕后的舵手和永久的精神航标。

为民请命，呼吁三通当特使

王永庆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

他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出生在嘉义县，差不多在日本奴役下生活了近30年。后来又经历台湾光复、“两蒋”时期、李登辉时期以及民进党执政时期总共60年。不管台湾政治生态如何演变，他的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怀从未改变。他坚定地表示，他是炎黄子孙，两岸人民一家亲，血肉相连，兄弟情深。

每个人最怀念自己的童年时光，最深爱自己的家乡，王永庆也不例外，他深爱着台湾的土地，深爱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尽管他也曾经受过一些委屈，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对台湾不断繁荣富强、祥和安定的期盼。

他也曾经抨击时弊，甚至对台湾当局一些政策大唱反调，但是其出发点却是善意的，他只想能够有个合理的政策来合理利用台湾的资源、维护民族企业的发展、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然而，王永庆能够在商场叱咤风云、游刃有余，到了官场却成了一个拙劣的学徒，不懂得迎合当权者的意思，屡屡呛水。对一些于民不利的政策，就会无法控制地站出来责问。

比如，当年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设置，是为了提供退役官兵有适当的工作及活动，并照顾其生活，出发点本来很好，但是不顾可能产生的后果而创设荣工处，以及其他官方的工程处，发展方向背离了应循的正轨。

王永庆认为当局这样做，只是将钱从这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而已，从表面上并无外漏之虞，可是由于“政府”的过分“关照”，所设荣工处及其他官方的工程处都是享受特殊待遇，可以不必经由竞争而直接以议价方式，优先取得承揽工程的机会。因此30多年来，一般民间略有规模的工程公司，无不对此怨声载道，甚至在多方面都受到某种严格控制的工程公司也站出来公开指责，认为当局主要工程都限定由荣工处及官方工程处包办，不但造成台湾巨额财务的虚耗浪费，而且该等特权工程单位在缺乏竞争的处境中，也流于安逸放松，不思向上进取。

这种本无恶意的关照在执行过程中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副作用，民间的工程公司在该等特权单位垄断之下，无法获得承揽大规模工程的机会，业务难以正常发展，长此以往，其工程经验及技术将无法正常累积成长。而特权工程单位在没有任何技术优势的条件下承揽到工程，就会提高价钱转包给其他承包商，如此一手又—手转包，都只为图谋利益而已，最终实际施工的，大多是谈不上规模的小型营造公司，不仅价格虚高，工程质量也没有一个可靠的保证。

类似的政策还有很多，每逢此时王永庆就会毫不留情地站出来，向“政府”反映，为民请命，由于肯讲真话，特别是在一些公开场合毫不留情面地抨击时弊，因此他经常遭到“政府”的打压。王永庆为了实现石化王国，提出在台湾建立轻油裂解厂和重油裂解厂，这本来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却由于私人原因，在“政府”的阻挠下遭到了流产的命运。

蒋经国就曾经亲自过问过此事，他对属下说：“不能任其发展，免得以后他做大了不好控制。”除此之外，王永庆还提出的一系列建厂计划都遭到了“政府”的封杀，哪怕是极好极有见地的项目，也难逃厄运。

对于台湾当局领导人在“三通”上的只说不做，王永庆更是恼火异常，甚至当面警告说，当局如果不采取经贸开放的措施，台湾各行各业的发展势必受到严格限制，甚至窒息，后果不堪设想。

他说，如果台湾当局能够改变拖延“三通”的政策，促使两岸关系走向正常化，种种不便和损失即可望消除。在正常化的两岸经贸关系基础上，一切事务的进行就如同活水一般顺畅流通。不仅大陆台商在岛内的原料供应商可以省去赴大陆设厂就近配合的麻烦，世界著名企业的在台机构也会谋求扩充发展，甚至其他知名企业也可能到台湾设立营运中心。他希望台湾当局认清形势，采取开放措施，为台湾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契机。

用王永庆自己的话说，他无论做什么，出发点都是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全社会的富裕，为了民族的强盛。因此他才会孜孜不倦地建立对外商业贸易，尤其是在大陆的贸易，因为他知道，台湾要想长远发展，孤立起来是不行的。

兼达天下，投资大陆建物流

从商业经营的角度看，王永庆不愧是一位传奇式人物，既平凡又伟大。他卖米的故事，他凝聚经商智慧和处世哲理的语录，无不让人们为之叹服。他“经营之神”的名号绝不是浪得虚名。

然而作为华夏儿女，他最让人感动的还是他那认同民族、认同祖国的赤子情。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王永庆把目光投向海峡对岸那块既亲切又陌生的土地。作为一家台湾企业的决策者，在大陆投资不仅是业务拓展的需要，更是为了那令人眷恋的故土深情。因为祖先曾在那里生息，他的根在那里。尽管到大陆投资一路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与坎坷，但其中折射出来的执著与勇气让人荡气回肠，久久难忘。

不知从何时起，与王永庆相关的新闻开始与“三通”挂钩，而且出现频率越来越高，内容也越来越精彩。这位已逾八旬的老人，或直言两岸“三通”之利，倡导台商到大陆投资；或批评台湾当局的作茧自缚、只说不做，以其拳拳爱心照亮了游子回乡之路。

王永庆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敏锐地指出，台湾要化危机为转机，惟一可能的途径就是大举向大陆投资，设立各项加工产业所需的上游原料生产工厂，而“三通”正是赢得转机的当务之急，是台湾经济的源头活水。

王永庆综合分析了台湾和大陆的情况，他指出台湾存在着一些阻碍企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第一，台湾的治安不好，有钱人常被勒索。第二，台湾土地价格昂贵，甚至比美国还贵，不少财团又利用老百姓就环保问题向企业施加压力，使得经营更为困难。第三，劳力短缺。第四，工资上涨，劳资纠纷增加。

相比之下，大陆自然资源丰富，能够满足台湾企业原材料方面的需求；大陆劳力成本低，员工工资仅为台湾的1/10；大陆市场规模大，再加上与台湾同宗同文、习惯一致，台商在大陆投资设厂，可以缓解台湾产业所面临的危机；并且两岸互通有无，可以推动经济共同发展。

为此，王永庆呼吁台湾当局开放大陆经贸政策，允许原料厂商赴大陆投资，以供应台湾下游企业所需原料，以免贻误台湾石化原料业的生机，断送企业根基。

王永庆和所有人一样，有一种认祖归宗的本能，他认为如果在大陆投资，那么对大陆做一些有意义的贡献，也算是对家乡人民的报答吧，毕竟是一个祖先，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投资大陆非常有成就感和光荣感。

古代将军帝王，戎马天下，有人通过武力征伐建立帝国，有些人是通过运筹帷幄，智慧投资建立帝国，王永庆就是后者。他的目光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36万平方公里的台湾岛，而是整个中国，他的发展战略是“立足台湾，面向大陆，布局两岸，走向世界”。

王永庆是那种说做就做的人，决定了什么事，马上就会行动。

王永庆投资大陆的第一步，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一场政治风波造成了经济的波动，外商纷纷撤离中国。别人离去了，王永庆却看到了商机，他来了。

此时，王永庆通过秘密途径来到北京，受到了邓小平等一批国家高级领导人的接见。从此揭开了王永庆来大陆投资的序幕。

随后，王永庆先后到广州、深圳、厦门等地考察，对厦门近郊的海沧情有独钟，希望斥巨资在这里建造一个庞大的石化工业城。该项计划得到大陆方面的大力支持，当地政府为其提供了十分优厚的投资条件。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王永庆大陆之行再怎么保密，也逃不了那些狗仔队的眼睛。他在大陆的活动很快被台湾媒体曝光了，一时间台湾像是经历了一场地震，各界都受到很大的震动，于是，指责声有之，叫好声有之，想看王永庆笑话的人有之，总之，那一段时间，台湾到处都在沸沸扬扬地传着这件事。其实，这些王永庆早已有所预料，对于他这样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这算不了什么。但当时政治上一种无形的压力却让他有点喘不过气来。为避风头，王永庆携三太太远赴美国度假。当年三、四月份，台湾多家报刊先后发表了他的两份万言书——《我们为何前往大陆考察投资环境》和《石化业如何把根留在台湾》，公开向台湾当局阐明台湾石化业、塑胶工业的处境，呼吁加速对大陆投资政策的明朗化。

其实，对于王永庆来说，他并不想干预政治，作为一个企业家，他更关心的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当企业遇到发展的瓶颈的时候，他自然想突破这个瓶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当时，他觉得，只有到大陆投资，才能让台塑和台湾其他企业找到出路。

王永庆的行动，似乎为迷茫中的台商指明了方向，各行各业的台商纷纷通过各种途径来到大陆投资，无形中在大陆掀起了一股投资热潮。

1992年11月，王永庆受邀再赴大陆商谈“海沧投资计划”。王永庆提出，将原来的产品100%外销改为全部内销。中央考虑到该项目所产生的效益，对临时做出大变动的条件也全部接受。双方就投资意向达成一致。

然而世事难料，由于时隔两年，很多外部因素都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台湾当局一改过去的作风，对一直悬而未决的台塑“六轻”计划开始积极配合，在台湾云林县离岛工业区内的麦寮乡开工兴建。其次，这两年，台湾的石化企业因劳动力严重不足而大举外移，其中十有八九在大陆落地开花，市场饱和，已经失去了当初的良机。王永庆觉得，再这样大规模投资海沧已经失去了意义，于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就这样被迫宣布叫停。王永庆与大陆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不幸以失败告终。

王永庆的海沧计划失败了，但海沧却活了。王永庆给海沧带来了勃勃商机，随后，海沧积极面向全世界招商，吸引了大批外商，尤其是吸引了台商前往投资。

到1996年7月止，海沧投资区已累计引进外商投资企业52家，总投资12.16亿美元，合计利用外资7.79亿美元，其中投资金额超过3000万美元的项目有9个。同时并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82项，总投资金额39.70亿人民币。

海沧投资区累计投入用于道路、供水、供电、通讯等工程建设、土地开发和社会事业的资金，达27亿元人民币，形成了较完善的基础设施的配套能力。

因为投资环境日趋完善，海沧投资区还吸引了来自荷兰、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美国、日本、英国、台湾、香港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投资领域遍布第一、第二、第三产业。1995年海沧投资区共实现工业总产值17.30亿元，税收入库1.46亿元人民币。

一个计划虽然没有施行，但却推动了一方经济的发展，在失落之余，这也是王永庆惟一感到欣慰的地方。

“海沧计划”流产后，王永庆改变其大陆投资策略，不再是大手笔、大投资，而是小规模，一步步脚踏实地。由大型投资，转为分散的小型投资，以星星之火燃起燎原之势。

策略是可以改变的，但有一点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绝不会放弃大陆市场。

王永庆就是在这种坚忍不拔精神的引导下，开始了在大陆“小型分散投资”模式的投资布局。到目前为止，台塑集团已在大陆建立了30多家企业，不包括大型的漳州华阳电厂投资，这些分散投资额超过5亿美元。其中南亚公司就在华南、华东、西南、华北等地兴建了27家工厂，投资项目包括了塑胶管材、合成皮、合成树脂、玻璃纤维布、铜箔基板等。目前，这种全国范围内的投资仍在进行。

王永庆一直看好大陆的电力工业发展前景，计划要不断追加投资。他还曾深入河南煤矿，探索火力发电投资的可能。

在这些投资中，投入资金最大的一个项目就是漳州华阳发电厂，这也是台湾企业惟一进入大陆能源电力工业的重大投资项目。

这项投资一经公开立即引起了台湾当局的重视，按照台湾当局的相关政策，这项投资是不被允许的，因此，这个项目经历了许多阻碍和困难，一路跌宕，险些夭折。

然而，王永庆就是王永庆，他认准的事一定要做到。为了实现他的投资报国梦，他没有轻易放弃，千回百转地找到了间接投资这种解决办法。于是在美国华阳公司的支持与协助下，这一项目终于破土动工，开始生产了。

漳州华阳电厂总投资30亿美元，初期规划安装6个发电机组，发电量360万千瓦。依照计划，1999年底1号机组并网发电，此后保持每半年建好一台机组的速度，到2002年底完成整个电厂的建设期。

华阳电厂是国内当时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其现代化程度直至目前依然是国内电力行业中最高的一家，全封闭的燃煤传输系统，大容量、高性能的火力发电机组，同时还拥有电除尘、脱硫、脱硝等环保设备。其中，脱硝设备还不是中国政府要求必须安装的环保设施。

好像老天在考验王永庆的意志，原来认为能给他带来巨大利润的华阳电厂，一开始带给他的却是苦涩。由于当时电力行业的供求状况发生了变化，华阳电厂自1999年底第一台机组并网后，并没有依照原施工计划进行下去。受市场疲软的影响，华阳电厂尽管设备先进，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但王永庆一直在坚持，他始终认为这一项投资是正确的，他在等待。

终于，王永庆等到了好消息。2003年，大陆出现了电力供应紧缺情况，漳州华阳电厂意外获得巨大收获，扭亏为盈，而且利润一路攀升，目前每月盈利达上亿元人民币，年获利超过50亿元人民币，成为台塑集团在大陆赚钱的一个“金母鸡”。

看着年终盈利报告，王永庆笑了。他更加坚信，当初走出海岛、扎根大陆的选择是正确的，他的坚持是正确的。因为他深深地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目标的人很多，看准目标的人也不少，能坚持到底的人却是极少。他很高兴，他自己就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

如果说王永庆只满足于一个华阳电厂的盈利，那你就想错了。王永庆的野心很大，他的眼睛看到的是整个960万平方公里，他要在大陆东南西北处处开花结果，让各地都能受益，并且自己也受益。

王永庆以石化而享誉世界，他念念不忘的当然还是他的石化王国梦。

台塑集团尽管已经在大陆建立了几十座工厂，但主要是石化工业中下游的原料加工企业，远不是王永庆所希望的上、中、下游一体的石化工业体系。他的梦想是，要在大陆寻找恰当的时机、合适的地点，建立一个类似台湾“六轻”那样大规模的石化工业基地。他在实践着，并一直在为他梦想的实现而努力着。

时间不知不觉地进入到21世纪，王永庆在大陆的投资越来越多。2001年6月，王永庆旗下台湾化学纤维公司（FCFC）的ABS项目在宁波梅山岛附近的工业园区破土动工。该项目年产量为25万吨，2004年投入运营。王永庆要在祖国大陆重新打造其石化王国，只不过这次不是在海沧，而是在宁波。

宁波北仑港深水优势明显，可停泊25万吨级的船舶，是目前大陆水深条件最好、装卸设备最先进的货柜码头之一，也是大陆原油、成品油主要中转港口。王永庆在此修建北仑港码头，就是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这正是王永庆选择宁波兴建石化工业王国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

按照王永庆对这一取名“梅山石化专区”工程的初期布局，整个台塑石化一期项目包括了化工中下游产业的10个项目，计划总投资逾10亿美元，总占地面积约千亩，预计在3～5年内建成并投入使用。

王永庆梦想着有一天两岸可以直航，台塑将投入至少50亿美元兴建梅山石化专区，其中包括年产乙烯130万吨，丙烯60万吨的轻油裂解厂。在台湾的台塑专用麦寮港与宁波的北仑港之间，形成一条更便捷更廉价的石化原料与产品的运输线，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还将向能源事业发展，建设炼油厂和发电厂，成为台湾“六轻”的大陆版本。

随着汽车行业的迅猛发展，大陆的汽车需求量逐年攀高，在群雄逐鹿之际，王永庆也整军买马，带着产业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过来。

然而，结果并不像他预想的那么顺利。

1994年，台塑旗下的南亚公司建立了汽车研发团队，制订了年产15万辆轿车的规划。然而，王永庆的汽车生产计划曝光后，引起台湾汽车行业一片震惊。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在大陆发展汽车计划与在台湾的结果一样，在一片错愕与唏嘘声中被迫流产了。

从资产角度讲，台塑集团可谓财大气粗，一次投资的失败并没有让王永庆气馁，他开始将目标瞄准电动汽车。王永庆主导的具官方背景的“亚太投资公司”，从美国引进电动汽车生产技术，结合大陆的原料，在海峡两岸共同发展电动汽车。但是由于设计超前，这次尝试又一次失败了。

1998年10月，台塑集团正式建立台塑汽车公司，由自行研制汽车转而发展组装汽车。这是王永庆在汽车工业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并借此顺利抢占了汽车领域的一席领地。不久，台塑集团就兼并了台湾三富汽车公司。并于2000年，与韩国大宇汽车公司合作开发、生产出“台塑1号”及“台塑2号”两款自有品牌汽车，上市后反应良好。2001年底，台塑汽车公司生产的MATIZ800CC小轿车又正式上市。2002年7月，生产出汽油与天然气双燃料车。短短数年间，台塑汽车公司就通过技术引进与组装等方式，推出自有品牌汽车，发展势头的迅猛令所有同行望尘莫及。

台塑汽车公司还在规划着它的跑车工业，而且已经与英国的莲花跑车公司在这一项目上达成合作协议。台湾虽然是王永庆的家乡和根据地，但是由于台湾地域狭小，人口和市场有限，汽车行业发展前景不够开阔，因此，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大陆，他知道，能帮他实现汽车王国梦的，只有大陆。

在台塑集团的大陆汽车投资计划中，初期投资100亿元新台币，先开发生产越野车（SUV）与旅游车（MPV），再发展轿车，先瞄准价位定在20万元人民币的汽车市场。王永庆预计在大陆建立汽车城后，可带动台湾近50家汽车零配件制造商进入大陆，形成一个以汽车制造为中心的产业基地。

此一汽车城的投资计划若能顺利推动，台塑集团未来将在海峡两岸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完整汽车产业链，实现王永庆建立汽车王国的夙愿。

仅仅在中国沿海地区做这些产业，并不是王永庆本人最终的心愿，中国中西部，曾长期成为他的投资空白。也许很多人会认为那里投资环境不好，而不愿意进入那里的市场，但王永庆以其企业家的敏锐眼光，看到了那里丰富的资源优势和无限的商机。他果断地西进北上，进一步扩大投资范围。

这时候，他把目光投向了河南。

河南本是古代的中原地区，是黄河文明的发源地，古代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在现代文明浪潮的冲刷下，河南显得迟缓而贫乏。

王永庆在一系列考察后开始了向河南的投资步伐，他想在河南站稳脚跟，再南下北上，为今后投资大陆石化做一个很好的铺垫。

王永庆心里在盘算，可以借投资河南兴建电厂的机会，将其早已勾画的聚氯乙烯（PVC）项目同时落户于此，从而在其有生之年能在祖国大陆建成一个大型石化基地，形成台塑进军祖国大陆市场的桥头堡，牵制埃克森、壳牌等国际石化巨头抢占、瓜分祖国大陆石化市场的步伐。

王永庆计划在洛阳投资的工业项目有两个，一个是电厂，一个是石化，其中孟津电厂的方案正在由国家“发改委”起草，准备上报国务院。

这又是一个宏大而遥远的设想。600万千瓦的规模大概需要270亿元左右的投资，这将是中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目前，正在冲刺中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的山西阳城电厂，在扩建后的规模也只有330万千瓦。

如果把地处中原的河南当作一个中心的话，王永庆的投资方向，一是向东部沿海延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宁波计划建设大型石化基地，另一个方向就是向北试探，其触角已经延伸到辽宁、内蒙古和宁夏。

早在2003年12月，台塑南亚公司就与大连实德集团共同投资2000万美元在辽宁鞍山兴建年产6万吨塑料管材项目，按计划将于2005年完成试产。

鞍山市2/3的面积为鞍钢所占有，城市经济发展空间有限，矿产资源只有铁矿石，目前供应鞍钢还不够用，王永庆为什么偏偏会看上鞍山呢？这不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王永庆布局鞍山，所看重的是整个东北地区丰富的煤炭和石油资源。以鞍山为桥头堡，进可抢先开发东北的资源，退也可以辐射京津市场。这样一个可以大开大合的计划，也只有王永庆能想到，也只有王永庆敢实施。

其实，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王永庆在大陆的投资虽然表面上杂乱无章，但主要的投资领域就是重化工和长庚医院两个方向。目前，长庚医院项目先在郑州、洛阳、厦门等中型城市取得突破，然后将转向北京、上海等大型城市，走的是先易后难的“阵地战”策略，而在能源重化工领域的投资布局上，王永庆采取的是“逐能源而居”的策略。

王永庆的发电厂和石化项目布局洛阳，就是因为河南本身就是产煤大省，煤产量仅次于山西和内蒙古。

王永庆对内蒙古丰富的煤炭资源很感兴趣，有意在此投资建设大型发电厂。

在宁夏，王永庆的大型石化项目曾经进入了预可行性研究阶段。

宁夏、内蒙古和陕西，是环鄂尔多斯盆地的能源带，新发现的煤田和油田的储量惊人，而台塑企业的原油几乎全部从岛外进口，构建安全而充足的上游能源供应，正是王永庆孜孜以求的目标。

现在看来，除了最早在福建漳州投资电厂是因为临近台湾的地缘关系以外，无论电厂还是化工项目，王永庆向西部和北部能源基地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

这样看来，宁波对于王永庆来说更像是一个出海口，虽然也有在宁波建钢厂、造汽车的说法，但这些似乎都是烟雾弹，王永庆所真正倾心的还是宁波的码头建设，宁波的北仑港是大陆第一大原油进出口港，而王永庆在此一口气就争取到了5个专用码头。

有分析认为，王永庆的眼光更为长远，布局宁波是为将来两岸三通后而作的准备，届时王永庆的大型货轮将直接往返于宁波与台湾之间。一手牵着中西部能源基地，一手掌握通往世界各地的东部港口，王永庆的大石化梦想将由此实现。

从王永庆的两岸事业布局中，人们不难发现，王永庆所走的每一步，都有着深远的考虑与设想。为了建立两岸产业链的运输供应体系，王永庆规划的两岸港口运输体系正在形成。在王永庆的台湾“六轻”石化基地中，自行建立了一个优良的深水港——麦寮港。该港口水深25米，可停靠20万吨级油轮与18万吨级货轮，年货物吞吐量达2700万吨。王永庆尽管无法突破大陆的法律在大陆建立完全属于自己的港口，但选择宁波北仑港兴建台塑集团的专用码头，从而在大陆拥有了专用港口码头。

别看王永庆老了，但他的雄心不老。为了把台塑集团做大，王永庆又提出在台湾桃园兴建国际大型港口的计划。王永庆认为，台湾南部有高雄港、中部有台中港等国际港，惟独台湾北部缺少一座深水国际港，因此希望在桃园观塘兴建一座国际港口，并已纳入台塑集团在台湾的未来发展规划之中。

王永庆做任何事情总是未雨绸缪，他总是把一些事情做在前面。为了适应台塑集团未来在两岸事业的发展与货物运输需要，王永庆开始扩充海洋运输船队。

为了降低成本，确保台塑集团产品的竞争力，王永庆于1975年就宣布成立自有船队，1980年成立台塑海运公司。目前，台塑海运公司拥有超级油轮、大型散装轮、成品油轮、液化石油气油轮与化学品船等24艘大型船舶，总载重量达250万吨，其中大部注册在利比里亚。2004年年初，王永庆指示集团购置运油船舶，其中由日本THI船公司承造的超级油轮，载重量达26万吨，负责从中东运输原油，该船于2月初正式交货。同时，台塑集团还将有11艘大型船舶加入营运行列，使台塑海运公司所属船舶总载重量从250万吨一举提高到400万吨以上。

若台塑集团提出的两岸大型投资计划得以顺利推动，未来将形成“北观塘，南麦寮、西宁波”港口布局，加上庞大的海洋运输船队，台塑集团将在台湾海峡建立起庞大的海上运输网，台湾海峡将成为台塑集团的“内海”。这三大港口将王永庆在台湾、大陆与美国甚至世界的事业连接起来，将大大提高台塑集团产品的竞争力，台塑集团将迈向一个新的高度，王永庆的世纪梦也就实现了。

物流是一个大型企业集团在发展过程中提高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手段。为适应日益庞大的大陆投资事业与未来发展，王永庆开始构建大陆物流体系。

2003年8月，台塑公司在香港成立香港台塑物流公司，并在广东顺德设立办事处，开始为进入大陆物流业布局。

台塑集团除将顺德作为华南物流基地外，同时计划在上海、宁波、大连与天津等地设立物流公司，作为华东与华北的物流中心，从而建立起在大陆的流通系统，为台塑集团未来在大陆更大的发展打下基础。

当时，王永庆已经确定，把宁波作为华东的货物中心，把青岛作为华北的物流中心，推动“以柜代仓”模式发展物流业，其每个季度的货柜处理量均为2000个标准箱。为提高物流效率，台塑集团投资2亿元人民币，在大陆兴建大型拖车运输队，一期计划建立200辆的车队。预计三大物流据点建成后，一年可处理100万吨以上的塑胶原料。这个规模可以说是空前的，这不仅可以提高台塑企业的货物运输速度，而且可以降低成本，大大提高台塑集团在大陆石化市场的竞争力。

台塑物流公司还在大陆首创“以柜代仓”的保税仓库模式，即直接以货柜取代仓库的办法，节约时间，提高效率。在广东的“以柜代仓”的货物处理能力为每个季度可处理1万个货柜的货物流量，即相当于80万吨的塑胶原料，可将大陆客户的交货时间由半个月缩短到两天之内。

通过投资大陆，王永庆的事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到目前为止，王永庆的两岸事业已经形成以石化产业为核心，发展电子、生物科技、汽车与钢铁等产业为重点，同时发展配套的电力、港口、物流与社会服务等事业，从而形成一个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庞大产业链。

作为一个富人，王永庆有“兼达天下”的情怀。他与那些数典忘祖、宁可承认自己是日本人也不愿承认是中国人，或只承认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愿承认是中国人的少数台湾人完全不同。当他成为亿万富翁之际，他没有忘记祖国大陆还有不少地区比较落后，他乐意将一部分赢利回馈社会，帮助贫穷地区发展。

在王永庆的一生中有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那就是小时候他因为家庭贫困，只读到小学毕业就被迫辍学了，尽管他后来成了一个万人瞩目的成功人士，但王永庆知道，像他这样文化水平的人在激烈的竞争社会中能脱颖而出的人毕竟少之又少。王永庆深深懂得教育对减轻贫困的重要，他没有用自己的例子证明，读书少、受教育少，同样可以成功，可以发财。相反，他老老实实承认，教育对国家、对个人、对未来极其重要。

2004年6月，他以88岁高龄偕同家人回祖籍地福建安溪寻根访祖。随后不久，他决定先捐出900万人民币，在安徽贫困地区新建、重建30所小学，未来将陆续在大陆其他省市展开兴建小学计划。为了进一步回报祖国，支持大陆的教育事业，王永庆提出要在大陆盖1万所小学。

同时，王永庆与国家教育部已达成协议，在大陆31个省市设立“长庚奖学金”，每省市每年将有1000人因此受惠。王永庆将在大陆基层教育领域留下一笔重要遗产，届时受惠的儿童将是百万、千万！

海沧投资，长庚医疗济众生

在最初谈及大陆投资目的的时候，王永庆就曾经说：虽然我是一个以赢利为根本的商人，但是到大陆投资，却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重要的是由于内心深处那种对同胞的深情，那是一种对根的向往。

作为台湾人，王永庆具有很深的民族认同感与祖国归属感，他以一个商人的责任感扛起了实业兴国的大旗，用中国一句传统的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近10年来，王永庆不断加大在大陆投资的力度，如今在大陆的很多省份都能找到台塑集团旗下的员工，王永庆家族已在祖国大陆建立起塑化、半导体等事业，包括女儿王雪龄及其夫婿简明仁的大众电脑、儿子王文洋的塑胶、量贩与半导体事业。

在接受外界采访时，王永庆总是说：“我的祖先从福建来，我是中国人。应该只有一个中国，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背景之下，他的这一信念都不曾动摇过。

王永庆认为虽然现在台湾整体的经济条件还是非常好，一些评比的结果还是遥遥领先中国大陆，但是经济增长率比较低，失业率比较高，甚至已经潜伏了这百业萧条、产业空洞的危机，要化解这种危机惟一的方式就是大举进入大陆，设立各项加工产业所需要的上游原料生产工厂，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取长补短，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王永庆始终关心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他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实现中国的强大，因此他不断地开拓发展企业。

2004年，88岁生日的王永庆就开始为进一步投资大陆奔波于北京、昆山和厦门等地，主要以协调和申请创办北京、福州和厦门的长庚医院为主，昆山工业区行程则是应其“幕僚”建议，视察南亚环氧树脂工厂。

经过勘查，王永庆计划在祖国大陆建立长庚医疗体系，他想把台湾长庚的成功经验搬到大陆来，让更多的人受惠。在他的设想中，这个体系包括北京5000张病床、厦门3000张病床、福州3000张病床的三个据点，投资总金额约新台币150亿元，将由王永庆以个人名义或第三地海外公司名义汇进祖国大陆。

王永庆说，别看台湾地区目前医疗水平已经非常高，但20几年前的台湾却不是这个样子，当时都是公立医院，民间大多是一些个人开业的小型私人诊所，受到体制上的种种束缚，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在能量及品质上都不能满足患者的需要。经过近30年的发展，长庚医院已经成为台湾最大的私立医院集团，共有4家综合性医院，一家儿童医院，一家医学院，共有床位8000张。无论是在医疗技术上还是硬件设施上，都已经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用王永庆的话来说，长庚医院进军大陆，并不是为了和同行抢碗饭吃，打击其他医疗机构的生存，而是希望通过公平竞争推动产业更加合理繁荣。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毕竟不都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有些出发点好的措施往往也会出现难以预料的结果。王永庆建立长庚医院时就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这困难首先是和中国的国家政策产生了矛盾。2000年5月国家卫生部和外经贸部联合发出的《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外商投资医疗必须用合资、合作形式，暂不批独资医院。在投资规模方面，要求项目投资总额不得低于2000万元人民币，合资、合作期不超过20年，而中方所占股权比例不得低于30%。然而，王永庆不仅要在大陆盖营利性医院，而且偏爱独资，他认为这样便于管理，这就跟国家的政策发生了碰撞。而且王永庆是认准了一个理就不会轻易改变的那种人，所以历时近5年，长庚医院还没有拿到一张《卫生经营许可证》，迟迟不能动工。

此外，在长庚医院这件事情上，一向爱护员工的王永庆，对优秀的员工向来都是给予足够的物质奖励，只要能做事，王永庆就敢给高薪。因为，他事事追求最好的，讲求第一。然而，他的奖励优秀的政策一公布，无形中引起了其他医院的担心，因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有这样优厚待遇的感召，院内很多优秀的医生很可能被大陆长庚医院吸走，正因为这一政策，长庚医院遭到大陆同行的质疑甚至抗争，最后甚至一度叫停，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平复期，这个浩大而利民的工程终于又一次启动了。

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2005年2月份左右，这个固执的老人放弃了独资的想法，与海沧公用事业投资公司签订投资合同，双方共同投资建设长庚医院。

随后，王永庆在厦门投资建设长庚医院终获国务院批准，首期将有2000个床位。

此次计划中的厦门长庚医院，王永庆将投资人民币10亿元，占地面积为1.2平方公里，建成后将拥有3000张病床。

这一计划的获批，让王永庆着实高兴了几天，那几天常看到王永庆脸上挂着笑容。要知道，他老人家平时可是不苟言笑的哦！

王永庆还曾到上海昆山考察，对这个上海的“后花园”的环境赞不绝口，王永庆认为，在上海建医院的条件非常好，必须要建，要建就建上海最大的。他说：“如果要建的话，就是3000张床位的。”

原计划放弃郑州改投洛阳的长庚医院项目正在一分为二，分别在郑州和洛阳各建一座。

长庚医院的郑州选址在郑东新区，占地718亩，一期设病床1000张，由台塑集团的关系企业华阳投资公司与郑州新东投资有限公司共同申请设置。郑东新区是郑州的新城区，规划面积150平方公里，相当于目前郑州市已建成市区的规模。

长庚医院在洛阳的规划工作正在调整之中，其规模已从原计划的2000～3000张病床变更为600～800张。

王永庆有着深深的中国情结，这不仅体现中他对祖国大陆的投资，在他平时的一言一行中也都能体现出来。有人常常会拿“台湾人是否是中国人”这一敏感的话题来问王永庆，王永庆总是坚定地回答：“台湾人就是中国人！”

他说，这就好比有人因为住在台北，所以自称“台北人”，而台北人也是台湾人。他语调不高，但却吐字清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

王永庆说：“台湾与大陆当然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中华民族。”他比喻说，就像兄弟姐妹是一家人，这个家庭是大家的。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媒体的记者就这一问题再一次提出了疑问：“记得董事长曾经公开说您认为两岸是一个国家？”

王永庆回答说：“是一国。中国！”言毕，两眼炯炯有神。

附录一 王永庆大事记

1917年1月9日，出生于台北新店镇直潭里里里。

1923年，入新店公学读小学。

1931年，来到嘉义，在一家米店开始打工。

1932年，靠父亲借来的200元钱，在嘉义开设了一家米店，跨出了他事业的第一步。

1933年，建立第一个碾米厂。

1941年，因为日本在台湾实施稻米配给制，王永庆因稻谷不足而关闭碾米厂。

1943年，在建南汽车货运公司林先生的资助下，王永庆开始从事木材生意。到1945年，王永庆已经积攒5000万元，成为一个小资本家。

1954年，重建碾米厂。同年，转接福懋塑胶公司，并在高雄开始建厂。

1957年，将公司更名为台湾塑胶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厂正式投产。

1958年，设立南亚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1959年，成立新东塑胶公司。

1960年，台塑公司第二次扩厂完成，PVC产量增至每月1200吨。

1961年8月8日，父亲王长庚去世，享年74岁。

1962年，成立新茂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1963年，独自捐资1.5亿台币创办私立明志工业专科学校。

1964年，投资4亿元台币，设立台湾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7月，台塑公司股票上市。

1966年，成立“经营研究委员会”，设立朝阳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1967年11月，南亚公司股票上市。

1972年，向台“经济部”提出承包台氯乙烯公司。

1973年，出版《谈经营管理》一书，在企业内部发行，其他企业也争相抢购。

1974年6月30日，台塑公司增资股价下跌，王永庆依许诺向承销商既定赔4000万元，开创股市记录。

1976年，为了纪念父亲王长庚，捐资20亿元台币，设立了长庚纪念医院。

1978年，台塑集团营业额突破10亿美元。

1980年，在美国休斯顿建立全球规模最大的PVC塑胶工厂。其中包括有一贯作业的VCM（氯乙烯）和PVC厂各一座，年产量各为24万吨。

1981年，成立台湾第一支化学船队，直接从美国和加拿大向台运输PVC中间原料二氯乙烯烷。

1982年，以1950万美元买下美国JM塑管公司8个PVC下游工厂。

1983年，台塑公司PVC粉产量达94万吨，成为世界上产量最大的PVC制造商。

1984年，南亚公司投资8亿元台币，兴建东南亚第一座自动化印刷电路板厂，正式进入资讯工业。

1985年，荣获台湾“管理科学学会”的管理奖章。

1986年8月，王永庆正式向台湾“经济部”提出自行兴建第六轻油裂解厂的详细计划报告并获批准。

1989年，出版《走自己的路》一书。

1990年1月，秘密访问大陆，考察投资环境。

1991年10月10日，在美国停留1年8个月后返台。

1992年11月，赴大陆商谈海沧投资事宜。

1993年，出版《生根·深耕》一书。同年7月，“六轻”工程正式动工。

1995年3月，南亚科技公司成立，亲任董事长。5月16日，母亲詹祥去世，享年108岁。

同年，投资20亿元，成立台亚公司。

1998年，“六轻”工程中的轻裂解全部投产。10月，正式建立台塑汽车公司，由自行研制汽车转而发展组装汽车。

1999年，投资30亿美元，兴建漳州华阳电厂。

2000年，“六轻”工程累计投资新台币3324.5亿元，第一套炼油厂已经在2000年5月投产。

2001年，“六轻”工程中的49座石化工厂全部竣工并相继投产。至此，公司的年营业额由3788亿元增加到5800亿元以上，成为台湾地区最大的企业集团。此外，每年将创造1兆元的产业附加价值，可增加1.5%的经济增长率。

同年6月，旗下台湾化学纤维公司（FCFC）的ABS项目在宁波梅山岛附近的工业园区破土动工。该项目年产量为25万吨，2004年投入运营。

2004年6月，以88岁高龄偕同家人回祖籍地福建安溪寻根访祖。决定先捐出900万人民币，在安徽贫困地区新建、重建30所小学，未来将陆续在大陆其他省市展开兴建小学计划。为了进一步回报祖国，支持大陆的教育事业，王永庆提出要在大陆盖1万所小学。

附录二 王永庆箴言

社会就是学校

毕业以后离开了学校，投身于复杂的社会中，并不意味着我们已脱离了学习的生涯。我们要知道，“社会就是学校”，毕业只是表示学习告一段落，完成了一段学业而已。接着就要接受实际的人生考验。我们将会发现，在学校所学的是不够的，我们不能以已有的知识为满足。唯有继续努力，不断学习，在错误当中求取经验，在失败当中获得教训。试问还有什么教材比实际的人生体验更深刻更丰富？

一勤天下无难事

诸位一定要养成勤劳的习惯。一勤天下无难事，各位在社会上做事渐渐就会懂得它的重要性。刚刚走进社会的人，大多是没有社会经验的，但只要敬爱别人，勤劳工作，虚心求教，以这种生活态度去从事事业，那么，还有什么事不会成功？什么困难不能解决？

追求合理化

各位都是拓展未来工业的干部，希望各位能够学以致用，以发展工业为己任，并且要在未来世界工业发展中占一席之地。我们要有一番抱负，才能够有一番作为。今后发展工业必须循合理化的途径始能获得成效。人事的合理化，是发掘人才，公平待遇，适才适所，也就是人尽其才，使无浪费人力，得以发挥智能的极限，贡献人类，创造文明。至于技术的合理化，不外经济效益的追求，也就是物尽其用的目标，繁荣社会经济，提高生活水准。还有管理的合理化，凡事要能够运用思考，追根究底，脚踏实地去做，条理分明，系统有序，也就是所谓科学管理。各位以发展工业为职志，就要以追求合理化为目标，才能够担负承先启后的重贡大任。希望各位团结一致，亲爱精诚，共同发扬勤劳的精神，则必有所成。

吃苦才能担当重任

辛苦没有客观的定义，辛苦与否完全是个人主观的认定，只要觉得工作得有意义，就不会感觉是在受苦。须知当你觉得苦的时候，那正是你磨炼意志，锻练体魄的最佳时刻。经不起磨炼的人，将来何以担负大任。吃点苦能够有这种价值，高兴都还来不及，怎么会感觉是在受罪呢？除非是工作没有目标，人生没有方向，这种人不会感觉磨炼与否有什么差别和意义。让他吃点苦，就会认为是在受罪，但是这种人并不很多的。

人才必须从基层训练起

无论为公司利益也好，为爱惜人才、培育人才也好，都应该在青年人进入公司的时候，给予从基层做起的机会，实地到现场去参与轮班工作，切实了解现场基层工作的内容，训练完成之后再给予酬劳鼓励。即使从其他公司来的同仁，虽非新进，但因为进入企业当时没有这个机会让他们去从基层做起，也应该安排适当的期间去现场轮斑，参与基层工作。不过，在实施这个办法以前，各级主管应设法使大家了解，这样做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

不可满一时之成就

我觉得任何正常人的智慧和能力是差不多的，不过就个人和工作的关系来分析，正如中国有句俗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样，一个置身于工作中的人，往往因为平常的忙碌，变成一部对付工作的机器，不知道如何凌驾在工作之上去发掘工作中的问题。而一个旁观者，因为立场超然，态度客观，而可以清楚地看出工作的优点、缺点和问题的症结。所以，我们常有—种感觉，批评别人容易，自己做起来却很吃力。我们经营研究委员会也希望能产生互相旁观的作用，彼此坦诚合作，每个人做他人的旁观者，公正客观的协助当事人发掘问题解决问题。每个当事人也要有接受旁观者善意建议的雅量，虚心检讨，自勉自励。

人才靠磨炼而来

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种人才是靠工作磨炼而培养出来的感觉。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想办法建立完善的制度规章，作为实施分层负责的依据，从工作中培养新进人员，让有能力的人都能显露出来，发挥所长。经营企业，绝不能只看眼前一时的利害、必须放远眼光，长期打算，培养企业的生长力。我觉得世界上最不讲人情的是时间，以我个人来说，当初创办台塑还不到40岁，一天过一天，不知不觉现在已经50出头了，时间过得如此之快，令人觉得可怕。我们用同样的眼光来看企业，也会有这种感觉的。

贫困中才能产生力量

勤劳有益于人的体力和脑力。许多事情成败的关键并不是指物资的，而是指人的“质”。例如有钱人家的子女和贫苦家庭的子女便不相同。有钱人家的子女一切都有依靠，不需太多的努力也不必在竞争中求生存。可是贫苦家庭的子女为了生活，即使缺乏兴趣也非做不可，得到一点辛苦的代价也必定克勤克俭，他的知识多半由工作实践中得来的，因此基础得以建立，力量由此产生。

节俭乃经营企业之根

从事企业先要有节俭的精神，这便是根。经营管理讲究成本，不节俭，物料就会浪费，当主管的要有这种认识，才会提高警觉，避免人、事、物的不合理。不合理的现象就是浪费。

失败乃是最可贵的考验

不能改有不能改的原因，太软弱的人是无法改的。如果有壮志就可以改变，就有机会复兴。失败为成功之母，失败是最可贵的考验。但是如果没有吃苦的根底，仍然心余力细，无法改变，这点非常重要。

没有耕耘，岂可有收获

经营是为了达成企业目标，要求部属推动工作，部属有能力不足的地方，经营者为了使工作顺利，一定要利用各种方法来教导他们。再者，经营者必先懂得部属所做的事，才能判断其工作品质的好坏，进而根据工作的品质判断人的能力，作适才适所之安排。要达到上述的这些目的，经营者本身先要“懂事”及早醒悟，明白自己的职责重大而痛下决心，开始由乏味的分析工作着手，在每一项工作中找出问题来并设法解决。这样一项一项的探求，自然能够全盘了解，进而得以掌握人员的所作所为，也可以向同仁作进一步的要求，这样的做法才是根本的。

提高生产力

我不仅做大的政策，而且更注意点点滴滴的管理，比如操作人员的手艺、操作方法、机械的配置等等。道理很简单，因为它们都会影响生产力。如果我们对这些细枝末节进行研究，就会细分各操作动作，研究是否合理，是否能够将两个人操作的工作量减为一个人，生产力会因此提高一倍，甚至一个人兼顾两部机器，这样生产力就提高了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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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王永庆：台湾最知名的大企业家

楔子 故地重回，昔日豪情今再来

第一章 除了奋斗，我别无选择

拾煤鬻茶，生计维艰勤字诀

赤足荒学，老大徒伤悔字诀

父病母劳，祸不单行毅字诀

第二章 想一步做一步，从小米店到石化王国

出门破关，改变命运脱胎经

胆大心细，诚信利客米店经

挫而不馁，天降无妄政治经

睿眼识金，转行塑胶外销经

抑己排敌，石化王国格局经

第三章 经营之神是这样炼成的

做人为先，一勤天下无难事

忍辛耐苦，瘦鹅理论长心智

守信尊品，一诺千金讽温情

日臻日善，由点及面促管理

事必躬亲，了然于胸不败身

第四章 家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以人为本，集聚智慧明事理

分门立项，提效管理表格化

绩效第一，责权合体绝推诿

合理计划，防患未然忙即盲

严控成本，永续经营原动力

危机管理，未雨绸缪抗风险

求贤若渴，五顾茅庐得大才

第五章 幕后的舵手和永久的精神航标

日常非常，追根究底理头绪

被动主动，客户投诉亦良方

筛大筛小，上通下达挖潜能

不惧竞争，自强自立高心态

水泥争霸，草莽红顶双雄会

强者智者，实事求是破纸兵

进军美国，母猪耳朵绣荷包

第六章 百川归海，反哺社会的大人生

勇担重责，发展出口加工区

社会使命，工业救民反浪费

小处文章，环环链条及根本

饮水思源，亿万财富报民生

安老重生，推己及人双梦想

有心错意，地产大王自耕农

第七章 事业之外的成功

得失系心，家族血缘不忘本

球谊深长，济人所困慈悲心

红颜知己，烟花柳巷珍情女

绯闻事件，接班受挫转大陆

家庭民主，儿女独立创天下

第八章 身外有物的济生观

赴美医病，谁来接班议纷纷

为民请命，呼吁三通当特使

兼达天下，投资大陆建物流

海沧投资，长庚医疗济众生

附录一 王永庆大事记

附录二 王永庆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