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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眸大明王朝(1)

- 回眸大明王朝(2)

- 回眸大明王朝(3)

- 回眸大明王朝(4)

- 燃烧的大地-元末农民大起义(1)

- 燃烧的大地-元末农民大起义(2)

- 紫禁城的日出日落-从南京到北京(1)

- 紫禁城的日出日落-从南京到北京(2)

- 皇帝的神化与剥皮-明朝皇帝一瞥(1)

- 皇帝的神化与剥皮-明朝皇帝一瞥(2)

- 皇帝的神化与剥皮-明朝皇帝一瞥(3)

- 暗无天日的诏狱(1)

- 暗无天日的诏狱(2)

- “金丝笼中金丝鸟”-明朝的藩王(1)

- “金丝笼中金丝鸟”-明朝的藩王(2)

- “金丝笼中金丝鸟”-明朝的藩王(3)

- “金丝笼中金丝鸟”-明朝的藩王(4)

-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升的悲剧(1)

-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升的悲剧(2)

-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升的悲剧(3)

-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升的悲剧(4)

-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升的悲剧(5)

-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升的悲剧(6)

-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升的悲剧(7)

- “半个女人”治天下-明朝宦官概述(1)

- “半个女人”治天下-明朝宦官概述(2)

- “半个女人”治天下-明朝宦官概述(3)

- “半个女人”治天下-明朝宦官概述(4)

- “半个女人”治天下-明朝宦官概述(5)

- “半个女人”治天下-明朝宦官概述(6)

- “半个女人”治天下-明朝宦官概述(7)

- “半个女人”治天下-明朝宦官概述(8)

- 郑和“七下西洋”与海权体系(1)

- 郑和“七下西洋”与海权体系(2)

- “封疆危日见才难”-张居正的悲剧

- “眼看他楼坍了”-赵老太太的大起大落(1)

- “眼看他楼坍了”-赵老太太的大起大落(2)

- “轻取皇冠葬九宫”-李自成的悲剧(1)

- “轻取皇冠葬九宫”-李自成的悲剧(2)

- 以李定国、李来亨为代表的南明抗清斗争(1)

- 以李定国、李来亨为代表的南明抗清斗争(2)

- 以李定国、李来亨为代表的南明抗清斗争(3)

- 以李定国、李来亨为代表的南明抗清斗争(4)

- 以李定国、李来亨为代表的南明抗清斗争(5)

- 张居正和“一条鞭”(1)

- 张居正和“一条鞭”(2)

- 张居正和“一条鞭”(3)

- 明代商业文化(1)

- 明代商业文化(2)

- 明代商业文化(3)

- 明代商业文化(4)

- 明代商业文化(5)

- 明代商业文化(6)

- 明代商业文化(7)

- 明代商业文化(8)

- 明代商业文化(9)

- 从“开门七件事”到“三百六十行”(1)

- 从“开门七件事”到“三百六十行”(2)

- 文人下“海”一瞥

- 宦官与江南经济(1)

- 宦官与江南经济(2)

- 宦官与江南经济(3)

- 宦官与江南经济(4)

- 宦官与江南经济(5)

- 宦官与江南经济(6)

- 宦官与江南经济(7)

- 宦官与江南经济(8)

- 绿亭朱栏知多少-江南园林的兴衰(1)

- 绿亭朱栏知多少-江南园林的兴衰(2)

- 绿亭朱栏知多少-江南园林的兴衰(3)

- 绿亭朱栏知多少-江南园林的兴衰(4)

- 绿亭朱栏知多少-江南园林的兴衰(5)

- 绿亭朱栏知多少-江南园林的兴衰(6)

- 绿亭朱栏知多少-江南园林的兴衰(7)

- 绿亭朱栏知多少-江南园林的兴衰(8)

- 绿亭朱栏知多少-江南园林的兴衰(9)

回眸大明王朝(1)

明朝从洪武大帝朱元璋开国，到末代崇祯皇帝朱由俭亡国，共16帝，历17朝，长达277年，有些历史学家为叙述的方便，说是三百年江山，这当然是个概数。这在秦汉以后的历代王朝中，享有国祚是比较长久的，可以和享有盛名的大唐王朝平起平坐，仅此一点就足以表明，大明王朝是个了不起的王朝。明朝确实辉煌过。

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的废墟上建立了明王朝。他出身贫苦，对元朝的腐败、在元朝统治下下层百姓喘息在死亡线上的千难万苦，有深切的了解，有切肤之痛。因此，他采取严厉的反腐败手段，用高压态势，甚至不惜用国家恐怖主义来铲除贪污分子。虽然他在晚年也曾经反思，用割脚筋、钩肠、炮烙、剥人皮等等让人触目惊心的酷刑来对待罪犯是太过分了，严禁后世再用，但是，他在明初实行的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反贪污措施，对于整肃吏治、建立清明的政治秩序、

朱元璋像。貌丑、怪，大概是朱元璋故意让画工为之，使其面目全非，在世间流传，为防身术也。

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他深知保持社会安定的重要性，派专人每天黄昏时在道路上一边敲木铎（木舌的铃），一边高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等几句话，以提醒行人；五更时，在谯楼上一边吹着古老的乐器——“画角”，一边高唱“创业难，守成更难，难也难！”等歌曲，以此告诫臣僚，尤其是百姓。后者被称为“画角吹难”。

当然，要想使社会长期保持安定的局面，光靠这些举措还是不够的。

朱元璋十分重视中央权力机构的建设与运作，他想大权独揽，又不至于事必躬亲，否则仅每天看奏疏，作批示，就有可能把他累得半死。开国之初，明朝的政权机构基本上是穿旧鞋，走新路，也就是采用元朝的制度。中央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是最高的行政官，并置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辅佐官员。下设传统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各部首长是尚书、侍郎。中书省是最高行政权力机关，全国各地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先送达中书省，而皇帝的诏令谕旨，也要经过中书省再下达。在实践过程中，朱元璋认为，他的至高无上的皇权下面，多了中书省这个中间环节，不利于他的独裁。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朱元璋杀了丞相胡惟庸，撤销了中书省，并宣布永远废除丞相制度，谁敢建议恢复，就要严惩。他把中书省和丞相的权力归属六部，从而使六部的职权大大提高了。少了中书省这个皇权运作中间环节的结果是，朱元璋成天手忙脚乱，不胜其劳。

于是，在撤销中书省的半年后，他找了四个帮手——也就是所谓“四辅官”，协助他复核审议吏部、刑部的用人及审判等工作。但所选之人，都是年高德重、满腹诗书的老儒，他们的行政运作水平很低，难以胜任繁重的行政工作。洪武十五年（1382）七月，朱元璋撤销了“四辅官”，老儒们都先后告老回乡。其后，朱元璋又参考宋朝制度，设置华盖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但不过是五品官，仅帮助皇帝看奏章，料理文牍，不参与重要的政务。而深刻影响明朝政治生活的内阁制度，要到朱元璋死去，朱棣从建文帝手中夺权后，才逐步完善起来的。而此时的内阁，权力仍在六部之下，到了仁宗、宣宗时，内阁制已发展到阁权重于部权。这一时期著名的“三杨”（即大学士杨荣、杨士奇、杨溥）治国，是阁臣权力已可与从前丞相比肩的标志，内阁首辅的票拟成了皇帝的诏谕。当然，明中叶后，皇帝不是年幼就是荒唐怠政，也只能依赖阁臣处理国家大事。

回眸大明王朝(2)

不受制衡的权力将迅速导致腐败，皇权更是如此。从秦汉以来，逐步形成了权力牵制的监察系统，明朝当然也不会例外。明初设有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御史台的监督作用尤大。朱元璋吸取了历史上以小制大的经验，御史仅为七八品的官员，但他们有权纠劾百官，影响很大。御史台的最高长官是御史大夫，下有御史中丞、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官。以后职官的名称有变化，但其监督作用并没有变化。朝廷经常派监察御史巡视各方，监督政务，称巡按御史。今天我们经常在戏曲舞台、银屏上看到“巡按大人”威风凛凛的身影，可见巡按对历史影响的深远。

在地方行政制度方面，明初设置行中书省，建制类似中书省，直接归中书省领导。随着朱元璋撤销中书省，行中书省也就必然寿终正寝。朱元璋将天下13个行省改置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左右布政使为布政使司最高长官，掌管一省行政事务。

明朝宦官人数众多，危害甚大，是东汉以来祸害国家、社会最严重的宦官；明朝的藩王，是皇权卵翼下相当腐朽的特权阶层，也就是寄生虫阶层，是明王朝沉重的经济、政治包袱。对这两大问题，本书有详尽的专题解说，此处从略。

包括明朝在内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都是官僚政治。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官僚系统，需要不断有士大夫的“英灵尽来归”。朱元璋对士人采取两手政策：严惩那些怀念元朝老主子、不肯与明朝新主子合作的士人；同时，积极培养为我所用的士人，延揽英才。朱元璋经常巡视最高学府国子监，考察学生的勤惰。国子监的最高长官为祭酒。地方上的儒学教育机构，有府学、州学、县学、卫学等。有意思的是，国子监设博士，府学设教授，也有助教，但这些都是官衔，而不是时下的职称。官学中一律“以吏为师”，因为办学的宗旨，归根结底，是为王朝输送官吏的。

明朝的科举制度，是从洪武三年（1370）开始的。朱元璋曾下令，所有文臣都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科举考试由乡试、会试次第举行。乡试中第者为举人，第一名俗称解元。会试由礼部主持在京师举行，三年一科，高中者统称进士。廷试后，第一名是状元。第一届会试规定取士百名，以后数量不等，直到明中叶，才有每科取300人的规定。在实践过程中，朱元璋觉得科举出身的官员，酸儒不少，这样的素质难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他曾下令各级官员，荐举品德高尚，有真才实学、治国本领的人加入官员行列，被举荐的贤才也可以推荐其他人才。但是，科举考试毕竟还是大明王朝培植士子的主要途径。

回眸大明王朝(3)

中国历代王朝，真正的护法神是庞大的军队。朱元璋将军队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他设置军事机构的原则，是不让这些机构权力过于集中，尽可能地分权，不至于影响他的军权在握。最初，他设立大都督府，以大都督节制军事。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觉得大都督府的权力太大，罢大都督府，改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统率内外诸军。左、右都督等官，多半以勋戚担任。显然，这是血统论在作怪，以为王公贵族子弟不会挖大明王朝的墙脚。五军都督府尽管掌管军队，却没有人事任免权，而归兵部掌管。军队的调动权、指挥权，归皇帝一人，真是死死地抓住枪杆子。地方最高军事机构称都指挥使司，有的地方还设置了行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当然也没有调兵的权力。

明朝军队的基本单位是卫所。军卫分京卫、外卫二种。军卫中有上直卫，实际上是皇帝的亲军，朱元璋曾设立26个上直卫，这支特殊的军队不归五军都督指挥。外卫则统辖于各都指挥使司。据洪武二十五年（1392）统计，全国军队共119.6万人，布置在京师一带的军队多达20.6万人。

赋役政策是封建王朝经济领域最根本的政策。早在洪武元年，朱元璋即派人核实浙西田亩，发现隐瞒不报相当严重。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派监生至各地丈量土地，并绘成图表、编号。由于图表是一块块土地组成的，形状很像鱼鳞，所以叫“鱼鳞图册”，简称“鱼鳞册”，清楚地记录了某田产属某户。而黄册则记录了某户有某田产。两相对照，明王朝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无疑是大大加强了，黄册更是官府征收赋役的依据。每年田粮分夏秋两次征收，朱元璋还创立了粮长制度，以保障田税粮能顺利征收。朱元璋也很重视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他下令，凡是额外征钱征役的人，都要处罚。但是，法久弊生。在封建关系的侵蚀下，黄册制度、均徭均役，后来都变异了，这不是封建统治者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

朱元璋鉴于元朝末年币制混乱、通货膨胀严重，采取措施，统一货币。他首先铸造“洪武通宝”铜钱，后来又发行纸钞，叫“大明宝钞”。有趣的是，明朝各个时期发行的纸钞，都用洪武年号，故又称“洪武宝钞”。纸钞的发行，无疑促进了全国经济、商业的发展。但是，明朝印纸币的数量，不是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印制，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洪武十八年（1385）的十一个月内，就印钞690多万发行到市面上，这只能导致纸币的迅速贬值。

回眸大明王朝(4)

经过明初政治、经济等领域一系列政策的实行，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发展。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户数10652870，人口60545812，土地8507622顷，超过了以前各个朝代。就在这年，米麦两项田粮达3000多万石，钱钞达45000锭，绢达288000多匹，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永乐时期，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郑和“七下西洋”，无论是舰队的吨位、设施、航海技术，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至今保存的国宝永乐大钟重84000斤，高17尺多，钟上刻铸佛经约22万字，显示了铸造技术的高超水平。这也是明初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增强的象征。在明初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到了明中叶的嘉靖、万历时期，封建经济更呈现繁花似锦的状态。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业资本的空前活跃，让人目不暇接。不少新兴城镇相继出现，如江西的河口，由一个渔村一跃而成为繁华的城市。明朝全国一等大都市就有近三十座，不但是政治中心，也是商品交换的中心。随着手工业的发展，一些新的行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民间口语的“七十二行”，演变成几乎人人动辄挂在嘴边的“三百六十行”。这一时期，白银进入市场，并成为主要货币。秦商、晋商、浙商、闽商、徽商、洞庭商等大商帮，在商业领域非常活跃。

封建经济的繁荣，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至今仍是文学巨著，受到读者喜爱，并具有世界影响。汤显祖的《牡丹亭》，塑造了一个穿越生死轮回、追求爱情矢志不渝、简直是美的化身的杜丽娘的典型形象，可谓千古不朽。汤显祖这位文学巨匠，与同时代的英国大剧作家莎士比亚，堪称是东西方戏剧领域的双子星座，交相辉映。同一时期诞生的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我国科技史上的不朽名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更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药学巨著；而晚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不仅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农业生产的经验，还介绍了西方的农业技术。

显然，当我们今天回眸几百年前大明王朝的浩瀚长空，可以清楚地看到群星闪烁，“耿耿星河欲曙天”，是何等的辉煌！但是，大明王朝没有、也不可能走出历代王朝的轮回：中叶以后，法纪几乎荡然无存，“上下交征利”，腐败像瘟疫一样蔓延，民穷财尽，百姓揭竿而起。万历皇帝贪财好货，派出宦官至全国各地征收矿监税，疯狂敛财，激化了社会矛盾；其后朝廷中的阉党、东林党势如水火，门户森严，斗来斗去，借用梁启超的话说，“一直闹到明朝灭亡拉倒”；天启年间，陕北农民走投无路，开始造反，到崇祯年间，终于成了燎原之势，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军，如暴风骤雨，席卷大地，明王朝已严重腐败的国家机器，已难以抗衡；关外的后金在崛起，他们拾起当年老祖宗的旧梦，一心想入主中原。最终，由明王朝、农民军、后金三种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是，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进京，崇祯皇帝自缢殉国。但李自成很快就被时已称清军的后金与汉奸吴三桂的联军击败，走上逃亡之路。次年五月，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下，被地方反动武装杀死。另一位农民军领袖张献忠，则在四川凤凰山被清军射死。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失败了——当然，他们的后继者李定国、李来亨等“联明抗清”，掀开了二十多年可歌可泣的抗清斗争史的光荣篇章。最终，清朝统一了中国，在明王朝奠定的物质基础、文化基础上，继续谱写历史的篇章。明清是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没有明朝先辈们的艰难创业，让清朝“清承明制”，坐享其成，并由此而迈开历史的步伐，也就不会有清朝后来一度出现的辉煌。

燃烧的大地-元末农民大起义(1)

元朝末年，腐败横行，尖锐的社会矛盾已经白热化，民众纷纷揭竿而起，当时人曾惊呼“满城都是火”。实际上，遍地都是火——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第一个扯起造反大旗的，是北方白莲会的领袖韩山童，以及他的得力干将刘福通。白莲会是元朝中期开始流行于民间的秘密宗教组织，在元末特定的政治条件下，转变为反对现存统治秩序的组织形式。汉代以来，民间的秘密宗教一直扮演着反对腐败王朝的政治角色。“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是当时流传在黄河流域的民谣——当然，也极有可能是白莲教首领编造，蓄意在群众中散布的。韩山童精心策划，派人凿了一只眼的石人，埋在将要挖掘的河道里。石人挖出，百姓奔走相告，以为反元是天意，起了很大舆论作用。不幸的是，因起义消息泄漏，韩山童被追捕杀害，其子韩林儿逃到武安山中。刘福通继续举起起义大旗，攻占朱臬（今固始）、蜀山、真阳（今正阳）、确山等地，队伍发展到10万之众。他们穿红袄，系红巾，打红旗，人称“红巾军”、“红军”。一石激起千层浪，李二、赵均（也写作军）用、彭大等相继在徐州一带起义；徐寿辉、彭莹玉（即彭和尚）、邹普胜等，在湖北起义；其后，孙德崖、郭子兴等聚众在濠州（今安徽凤阳东）起义，后来成了明太祖的朱元璋，便出自郭子兴的部下：他们都打“红巾军”的旗号，相继建立了政权。不属于“红巾军”系统的造反首领，有泰州白驹场人（今大丰市白驹镇）、贩私盐起家的张士诚，他攻占兴化、泰州等城市后渡江南下，占领苏州，称吴王。另有方国珍，他是浙江黄岩人，从事贩盐、海上走私。元末黄岩社会矛盾尖锐，有民谣说：“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方国珍为仇家诬告，亡命海上，愤而造反，建立政权。但后又投降元朝，拥兵自重，帮元朝海上运粮。最后投降朱元璋，老死南京。

还有湖北随州农家子明玉珍，少负大志，元末大乱中，他招兵买马，屯于青山，后成了徐寿辉部下，授以征虏大元帅之职，镇守沔阳。他经三峡，攻下重庆，建立起国号大夏的明氏政权。可惜他登上大位二年后即病故，年仅36岁，其子明升继位。明玉珍统一了四川，他生性俭朴，轻徭薄赋，重视文教，受到百姓的拥戴。在朱元璋从反元到削平群雄的统一战争中，连陈友谅、张士诚辈都被消灭，明升又哪里是朱元璋的对手？被迫投降后，朱元璋担心明氏政权深得蜀中人心，对巩固政权不利，将他流放高丽，这与陈友谅之子陈理是同样的命运。六百多年过去了，朱元璋的赫赫功业、万丈气焰，连同他的众多子孙，都已消逝在历史的烟尘中。但令人回味的是，陈友谅、明玉珍的后代，至今在韩国繁衍不绝，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到他们祖宗出生的地方及墓地（按：陈友谅的墓在南京长江大桥下，明玉珍的墓在重庆江北织布厂内）凭吊，庄严的历史毕竟无情也有情。

燃烧的大地-元末农民大起义(2)

附录：徘徊在明玉珍墓前

多年以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重庆市江北的一处工地施工时，挖出了明玉珍墓，文物甚多，正在清理云云。作为明史学者，此讯使我甚感振奋。20世纪80年代，有重庆的明史学者来访，得悉明玉珍墓已得到精心保护，地面重新建陵，命名为“明玉珍纪念馆”，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并对外开放，这更使我欣慰不已。

最近，我应友人之邀，终于来到这座云雾缭绕的山城。在一坪宾馆住下后，即向接待的朋友打听，答复出我意料，说从未听说过有个明玉珍墓。再向土生土长、熟悉重庆情况的司机打听，也是连连摇头说不知道。无奈之下，我便致电在重庆一家报社当副刊编辑的文友，令我惊讶的是他居然也说不知。但是，他当即与市博物馆的一位朋友电话联系，终于打听出“明玉珍纪念馆”在江北横街织布厂内。次日上午，我即驱车前往。司机对江北的路不熟，一路打听，几经周折，终于在一条小街上找到了。在工厂的围墙上，有一小块很不显眼的标志：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明玉珍陵。建筑古气盎然，气势恢弘。奈何铁将军把门，只能从门缝里张望，依稀看到一些展览说明。里面到底陈列了一些什么出土文物，地宫情形如何?不得而知。工厂门卫告诉我们，有位退休老者拿着钥匙，每晚八点半来守陵。他的住址、电话皆不知，无从联系。我当即用手机与江北区文管部门联系，也毫无结果。其时细雨霏霏。我冒雨在陵前踯躅，看着盛开的月季，想起古人“宫花寂寞红”、“雨打梨花深闭门”的诗句，不禁感慨万千。

明玉珍(1330—1366)，湖北人。他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推翻元朝的英雄之一。他身先士卒，征战数载，后攻克成都，成陇蜀王。至正二十二年(1362)四月，他在重庆建立政权，称帝，国号夏，纪元天统。他统一了四川，受到百姓的拥戴。惜英才不永，令人浩叹。明初大儒方孝孺称颂他贤明，四川“咸赖小康”。对于明玉珍这样一位彪炳千秋的反元英雄，并对四川立下特殊功勋的历史人物，其陵墓应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竟如此冷落，令人寒心。

紫禁城的日出日落-从南京到北京(1)

朱元璋在元朝政治废墟上建立起大明王朝，定都在南京。南京是六朝古都，又称白下、金陵等，俗称石头城，历史悠久，形势险要。但是，朱元璋驾崩，孙子朱允也就是建文帝继位后，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也就是永乐皇帝，却不甘心俯首称臣。他犯上作乱，打着“靖难”的旗号，起兵夺权，一巴掌把建文帝打下去，夺了江山。建文帝生死不明，他的下落成了历史之谜。尽管朱棣对拥护建文帝的大臣大搞“瓜蔓抄”式的株连九族，几乎赶尽杀绝，但朱棣对江南潜在的政治离心势力，仍感到是心腹之患。

北平是他经营多年的政治大本营，势力盘根错节，因此他觉得只有迁都北平，才能使他稳坐龙椅，永固江山。此外，他认为来自于外部的敌对势力，莫过于长城外的游牧民族“胡骑”，只有让北平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才能更有效地抵抗来自茫茫草原的“胡骑”的侵扰。

北京的历史非常悠久。倘从“北京人”的出现算起，至今已约七十万年。自西周以来，北京先为燕国都邑，秦汉时期，成为统一的中原王朝的北方重镇。至金代的中都，北京第一次成为皇都。在元、明、清三代，北京更发展成为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

朱棣迁都北平后，将北平改为北京。南京的名称依旧，也有“六部”之类的政府机构，但南京不过是陪都，政府机构不过是中央王朝的派出机构，起着保存祖制，政治上稳定人心的作用。北京的宫殿是永乐十五年（1417）正式动工的，永乐十八年（1420）基本竣工。北京宫殿是以明初南京故宫为蓝图建造的，气势恢宏。它背靠金山，前临金水河，负阴抱阳，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阴阳观念。皇宫位于北京城中心的中轴线上，显示了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心，虎视天下，威风八面。

太和殿曾称奉天殿、皇极殿，俗称金銮殿，几乎妇孺皆知。这是皇宫外朝中心建筑，也是皇宫主体建筑三大殿之一，是三殿中最重要的大殿。以后多次重修、重建，清代乾隆三十年（1765）重修，至今完好如初。明、清两代的皇帝，登基、朝会、庆寿等重大仪式都在这里举行。这龙楼凤阁，九重丹阙，一砖一瓦，一木一石，无不散发着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气息。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将天上的星宿分成若干区域，如三垣、二十八宿等。三垣的中心区域叫紫微垣，是天帝的处所。因此，紫禁城就是紫微垣在人间的翻版，皇帝是天子，是代表天的意志，主宰人间的，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太和殿而论，达十一间之多，而按照封建等级制的规定，即使是官居一品，宅第通常也只是三间。再看屋顶，使用了等级最高的重檐庑殿顶，以显示其无比的崇高。殿中的六根金柱，全部沥粉贴金。倘若民间建房，有谁敢哪怕是模仿故宫的一招一式，就是犯了僭越大罪，会被扣上图谋不轨的大帽子而遭到杀戮，甚至株连九族。

紫禁城的日出日落-从南京到北京(2)

太和殿里皇帝的宝座，是用楠木制成的，有二米多高。坐在上面，不仅是高高在上，而且是至高无上！廊下摆着金钟、玉磬等乐器。皇帝上朝时，乐声大作，香烟袅袅，万岁之声，不绝于耳，充满神秘气氛。这是封建王朝的第一把交椅。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五百多年来故宫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争夺这把交椅的历史。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打进北京。次日清晨，“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崇祯皇帝朱由俭见大势已去，在煤山——即景山的一棵歪脖子榆树上吊死，“血污游魂归不得”，大明王朝在大悲剧中落幕。

皇帝的神化与剥皮-明朝皇帝一瞥(1)

随着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先生的郁郁而终，中国的历代皇帝似乎已经是一个遥远的梦。其实，就拿明朝来说，自从明成祖朱棣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共计有14个皇帝先后在故宫里称孤道寡、叱咤风云、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其中的少数皇帝，如永乐皇帝、弘治皇帝、崇祯皇帝，头脑还比较清醒，其余的，多半生活在梦中。虽然他们也吃喝拉撒，但头上闪耀着不管是人眼还是狗眼，谁也看不见，却又神乎其神、圣乎其圣的“君权神授”的光圈，于是在很长时期内，皇帝成了神，让人诚惶诚恐，不敢仰视。

就拿明太祖朱元璋来说吧。本来他家穷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几乎连裤子也穿不上，是个讨饭的困难户。朱元璋小时为混口饭吃，只好替大户人家放牛，后来干脆到皇觉寺这座庙里当了小和尚，苦度光阴，是再凄惶不过的小老百姓了!可是，等到他率领一帮子穷哥们，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参加红巾军造反，推翻了元朝，一筋斗翻到天上，一屁股坐到大明王朝的第一把交椅上，当上了开国皇帝后，很快就被大大神化起来。常言道：“泥菩萨越涂越亮，老母猪越吹越壮。”据明朝嘉靖年间王文禄写的《龙兴慈记》这本书记载，明朝初年就掀起了造神运动，一会儿说朱元璋离开娘胎时，“屋上红光烛天”，皇觉寺的和尚看了大吃一惊，以为是失火了，第二天才知道是朱元璋出世。一会儿说朱元璋当了小和尚后，不知道是患了多动症，还是别的臭毛病作怪，经常捅娄子，当家和尚忍无可忍，下令把他捆起来，丢在台阶下。没想到朱元璋居然做了一首诗，大声念道：“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其实，这时候的朱元璋，斗大的字不识几个，怎能做诗?这不过是造神的吹鼓手编造的牛皮而已。甘蔗越嚼越甜，神话越编越玄。又说朱元璋当放牛娃时，人小胆大，公然杀掉一条小牛，煮熟吃了，却把牛尾巴插在地上，骗主人说：地上突然裂了一条缝，小牛陷进去了。主人拔牛尾巴，结果尾巴陷入地中，主人深信不疑。更神的是，说朱元璋当上小和尚后，在庙里打扫卫生，用扫帚敲敲伽蓝像，说：缩脚!让我扫地。伽蓝立刻就把脚缩进去。老鼠啃了佛像前的蜡烛，朱元璋大怒，责怪保驾护航的护法神伽蓝光受香火不管事，在他的背上写了“发去三千里”几个字。夜里老和尚梦见伽蓝来辞行，说：“当今新皇上发配我三千里。”第二天早上，老和尚见伽蓝背上有字，追问朱元璋。元璋说：“我是开玩笑的。现在我把伽蓝放了!”晚上，老和尚又梦见伽蓝来道谢，感谢朱元璋的宽大发落。同样神乎其神的是，当时江淮大地上流言四起，盛传要接新天子，朱元璋好奇，也站在一块倒在地上的石碑趺石龟背上眺望远方，石龟居然向前爬了十几步!如此等等。不断涂、不断吹的结果，朱元璋也就由人变成神，成了人间活菩萨，并且越来越亮，越来越壮。

皇帝的神化与剥皮-明朝皇帝一瞥(2)

皇帝被神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成了龙，穿着绣有张牙舞爪金龙的袍子叫龙袍，坐的刻上龙的椅子叫龙椅，皇帝哈哈一乐叫龙颜大悦，皇帝绷紧老脸叫龙颜大怒，皇帝见阎王老子去了叫龙驭上宾，甚至干脆把朝廷就叫做龙廷。虽然把皇帝与龙画上等号的把戏秦汉就开始了，但这套把戏耍得最熟练、达到登峰造极水平的，还是明朝的皇帝。

说不尽的朱元璋。

他坐了龙廷后，曾亲自写了一篇《周颠仙人传》，把一个疯和尚周颠，说得比济公活佛还神。此人神神叨叨，到处“告太平”。元璋当年攻打南昌时，周颠也来“告太平”，唠唠叨叨，朱元璋听烦了，叫人拿缸把他盖住，用柴禾围住放火烧，烧了三次，掀开缸看，周颠只出了一点汗。以后打九江，攻安庆，周颠说胜就胜，要风有风，简直是诸葛亮第二。更叫人佩服的是，十多年后，元璋害了热病，差点死了，后来吃了周颠仙和叫天眼尊者的道士送来的药，服下去，当晚病就好了。您瞧，这多神，多灵!元璋的文章一发表，周仙人的名字就家喻户晓了。而很快，另一个神话又沸沸扬扬传开了：说朱元璋生病，派人到匡庐天池山顶上找到周颠仙，要他遍查天上二十八星宿的办公室，都有人，只有一个星宿的屋子里空无一人，有条蛟龙，耷拉着头，无精打采，还流着血。周颠仙说，“此世主也”，也就是说这是朱元璋，原来人家是天上的蛟龙下凡的！明朝皇帝虽不同，但是无人不称龙。故宫太和殿里形形色色的龙，一共有多少，恐怕谁也数不清!据不完全统计，太和殿内外的龙纹、龙雕等各种各样的龙，有13844条之多，群龙飞舞，真让人眼花缭乱。而每当皇帝上朝时，乐声大作，香烟袅袅，万岁之声，不绝于耳。这一切都显示，皇帝是真龙天子，是神不是人!

但是，一切神都是人造的幻影，何况区区皇帝。什么龙裔凤胄，龙子龙孙，都是扯淡。常言道：“皇帝也是人养的。”一样的肉眼凡胎，一样的七情六欲。与常人不同的是，他们手中握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而且绝对不容分享，总想把家天下一代一代传下去，重复做着秦始皇的千年皇帝梦。为此，他们不惜制造冤狱，株连九族，切人头如切西瓜。明朝初年，朱元璋为纠正元末社会积弊，不惜矫枉过正，实行恐怖政策，大搞法外法，滥施酷刑，剥皮、抽筋、钩肠、火烙、水煮、凌迟——也就是千刀万剐，无所不用其极。据野史记载，开国名将常遇春之妻是个醋婆子，不让丈夫与朱元璋所赐的两个宫女同房，朱元璋知道后大怒，派人将其妻杀死，剁成一块一块，分赐功臣，并写上“悍妇之肉”。常遇春知道后，惊恐成疾，得了癫这个不治之症。朱元璋更把开国元勋、功臣宿将，几乎全打了下去。最荒谬的是，朱元璋将封为韩国公的左丞相李善长强拉硬扯到宰相胡惟庸的大案中，诬陷他谋反，杀了他，并将他的妻女弟侄家七十余人统统杀死，可怜李善长已经是七十七岁的老人!事后，深得朱元璋赏识的著名才子解缙，曾上书为李善长喊冤辩诬，驳得朱元璋哑口无言，但李善长一家，早已是“血污游魂归不得”了!廷杖——动不动用大棒把大臣的屁股打得皮开肉烂，甚至当场打死。虽然前朝就有，但到了明朝中叶，几乎成了朝廷的家常便饭，充分暴露了皇帝的残忍歹毒。不过，最能反映皇帝心狠手辣的，还是凌迟的酷刑。按照规定，凌迟刀数为3357刀。头一天先剐357刀，剐出的肉片如大指甲般大小。第二天再剐，如果犯人提前死了，就要反坐刽子手。明武宗时的大宦官刘瑾就是这样被处死的。据明朝人张文麟写的《端岩公年谱》记载，刘瑾第一天被割了357刀后，押回牢中，还能喝一碗粥；第二天又押赴刑场再割，痛苦到极点，真是太不人道了!

皇帝的神化与剥皮-明朝皇帝一瞥(3)

明朝有首歌曲说：“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下象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还嫌低!”几乎没有一个皇帝不想长生不老、“万寿无疆”，嘉靖皇帝更是个典型。他在童年时就迷信道教，当了皇帝后，更是大张旗鼓地求神拜仙，大炼丹药，一心成仙，把大量少女弄到宫中，用她们初来的月经和别的药、石和在一起，炼成所谓的金丹。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宫女杨金英等肯定是目睹了少女们被摧残的悲惨景象，加上她们自己也常常遭到毒打，有的人被活活打死，遂趁世宗熟睡之际，用黄绒绳勒其颈部，差点让他一命呜呼。不幸的是，这些少女毕竟有些手忙脚乱，未能将嘉靖皇帝勒死，后来她们统统被凌迟处死。这次事件充分暴露出嘉靖皇帝腐朽、狰狞的嘴脸。

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一文中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这实在是非常沉痛的史论。朱元璋以汉高祖刘邦为师，流氓气十足。明初，他“乱世用重典”，对贪官污吏实行酷刑，砍脚、钩肠、炮烙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最令人发指的就是将人皮剥下来，内实稻草，挂在城门示众，人称“剥皮揎草”，至今江浙一带口语中，还保留这个词。笔者童年乡居时，就曾听到人们吵架时，恶骂对方，扬言要“揎草”。朱棣上台后，剥了忠于建文帝的景清的皮，直到明朝灭亡后，在南方残山剩水间苟活的南明秦王孙可望，仍然剥了御史李如月的皮。可见朱元璋、朱棣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的遗毒是多么长久，对于被神化的皇帝，不啻是血淋淋的控诉。

暗无天日的诏狱(1)

《诏狱惨言》是一本只有十四页的小书，收在《指海》丛书第五函中。作者为了隐姓埋名，署“燕客具草”撰，但实际上，是时人顾大武的手笔。这本书很值得一读。透过它所记录的使明末清初不少读者“发指眦裂”的血腥事实，三百多年前极端专制主义君权统治下的特种监狱——诏狱的种种罪恶，便重新展现在我们眼前。

何谓诏狱?新版《辞海》解释说，即“皇帝诏令拘禁犯人的监狱”。这个解释是比较贴切的。当然，跟封建专制主义锁链上的种种“国粹”一样，诏狱并非明代的“特产”，而是资格甚老，古已有之。史载：“绛侯周勃有罪，逮诣廷尉诏狱。”可见汉文帝时已设诏狱。当然，在汉代以后的朝代，有时也把奉皇帝诏书审讯的案件称为诏狱，但比起《诏狱惨言》中所述明末的诏狱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诏狱惨言》记的是“天启乙丑杨、左六君子事”，也就是公元1625年的“六君子”关在诏狱受尽迫害的情景。所谓“六君子”是指当时已被罢官的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寺少卿周朝瑞、陕西副使顾大章。起先，臭名昭著的阉党头子魏忠贤，拉大旗作虎皮，捏造罪名，把杨涟等六人拖到天启初年曾任内阁中书的汪文言冤案中，捕入诏狱。但是，后来魏忠贤的走卒、大理寺丞徐大化出鬼点子说，仅仅将杨涟等与汪文言挂上钩，不过是坐以已成旧案的罪过，不如“坐纳杨镐、熊廷弼贿，则封疆事重，杀之有名”。这样，杨涟等人就被分别诬陷为接受熊廷弼贿赂，导致明军在关外与后金(清)之战中丧师辱国的罪名，实在是“罪莫大焉”(按：熊廷弼的被杀，本身就是个大冤案)。更可怕的罪名既已定下，更残酷的迫害就必然接踵而来。请看：

次日之暮，严刑拷问诸君子。虽各辩对甚正，而堂官许显纯(按：魏忠贤的干儿子，其手下“五彪”之一)袖中已有成案，第据之直书具疏以进。是日诸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夹杠五十。

七月初四日比较(即审问、用刑)，六君子从狱中出……一步一忍痛声，甚酸楚。……用尺帛抹额，裳上脓血如染。

十三日比较。……受杖诸君子，股肉俱腐。

十九日比较。杨、左、魏俱用全刑。杨公大号而无回声，左公声呦呦如小儿啼。

二十四日比较。刑卒……是夜三君子(按：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俱死于锁头(按：狱卒之头)叶文仲之手。

二十八日……周公(朝瑞)至大监，不半时许，遂毙郭贼之手。

暗无天日的诏狱(2)

限于篇幅，我们不便详细摘抄《诏狱惨言》中杨涟等所受的种种折磨，以及书内对诏狱中各种刑具的介绍，但仅从上述的节录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审问之前，审问官“袖中已有成案”，早已编造好假口供，审问完毕，便“具疏以进”，直接报给皇帝。堂堂国家大臣被任意诬陷、逼供、索款、拷打、暗杀，一个个都惨死于诏狱之中。

人们不禁要问：明代有完备的司法机关，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简称三法司)，在审讯杨涟等人的过程中，为什么不能过问?这是因为，诏狱是由皇帝亲自操纵的特务机关——锦衣卫直接把持的，谁也奈何不得。凡是诏狱关押的人犯，三法司谁也不敢问津。《明世宗实录》曾慨乎言之：“国家置三法司以理刑狱，其后乃有锦衣卫镇抚司专理诏狱，缉访于罗织之门，锻炼于诏狱之手，裁决于内降之旨，而三法司几于虚设矣。”惟其如此，诏狱比起一般监狱来，才显得更加暗无天日。诏狱中的一件件冤案，“举朝莫不知其枉，而法司无敢雪其冤”“法司非胆力大于身者，未易平反也”。在诏狱中谁想要活着出来，真是难于上青天。万历年间，诏狱中不仅关了几百人，狱中“水火不入，疫疠之气充斥囹圄”。有些人竟然一关就是几十年。钱若赓在礼部任职期间，因在选妃时得罪了神宗皇帝朱翊钧，朱便想找个机会把他杀掉。后钱若赓出任临江知府，被诬为酷吏，由朱翊钧亲自下令，投入诏狱。结果钱若赓坐牢达三十七年之久，终不得释。他的儿子钱敬忠成进士后，连连上疏鸣冤，读来真是字字血泪：“臣父下狱时，年未及四十，臣甫周一岁，未有所知。祖父祖母，年俱六十，见父就狱，两岁之中，相继断肠而死。……止余臣兄弟三人，俱断乳未几，相依圜土。父以刀俎残喘，实兼母师之事。父子四人，聚处粪溷之中，推燥就湿，把哺煦濡……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气血尽衰……浓血淋漓，四肢臃肿，疮毒满身，更患脚瘤，步立俱废。耳既无闻，目既无见，手不能运，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气，谓之未死，实与死一间耳！”幸亏钱敬忠上疏时，朱翊钧已经寿终正寝，明熹宗朱由校总算动了一点恻隐之心，把仅剩一口气的钱若赓释放，才没有死在诏狱内。本来，封建时代所有的监狱都是人间地狱，但在明代，凡是偶有从诏狱中被转到刑部监狱中的犯人，对比之下，竟觉得刑部监狱简直就是天堂了。明末瞿式耜就曾经写道：“往者魏(忠贤)、崔(呈秀)之世，凡属凶网，即烦缇骑。一属缇骑，即下镇抚，魂飞汤火，惨毒难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乐矣。”显然，比起刑部监狱这座人间地狱来，诏狱的惨无人道，实在是第十八层地狱!

杨涟等人被魏忠贤之流的阉党关进诏狱，受尽凌辱、酷刑，惨死狱中，不能不说是个莫大的悲剧。特别是杨涟，他曾经上疏弹劾魏忠贤24条大罪，为“寸磔忠贤，不足尽其辜”，确实是个忧国忧民、疾恶如仇的铁骨铮铮之士。但是，包括杨涟在内的“六君子”，无一不是封建社会的愚忠。杨涟在狱中写下的血书里，固然有“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以抒愤懑，但是，他在临死前写的《绝笔》中，仍然坚信“涟死非皇上杀之，内外有杀之者。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以身之生死，归之朝廷。”明孝宗(朱佑樘)弘治十八年(1505)，李梦阳在诏狱中写下的“昔为霜下草，今为日中葵。稽首沐罔极，欲报难为词”的诗句，可以说写出了明代所有关在诏狱中的那些忠而获咎者的心声。杨涟辈对魏忠贤恨之入骨，但魏忠贤难道不正是假天启皇帝朱由校至高无上的皇权，才得以逞凶肆虐，作恶于诏狱之中，流毒于普天之下的吗?就此而论，杨涟至死还在叨念天恩，同样也不能不是个莫大的悲剧。

《诏狱惨言》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它从一个侧面照出了封建社会法外之法的可憎可怖，从而揭示了像《大明律》那样严密的法典，以及三法司那样完备的司法机关，在皇帝特设的诏狱面前，不过是一纸空文，形同摆设；它更是明代大肆膨胀、高度发展的皇权，在进一步强化封建专制主义过程中充分暴露的腐朽、野蛮、残酷的一个缩影。听一听三百年前杨涟等人在诏狱中的凄厉呼喊、悲惨呻吟，对于我们了解封建专制主义的危害，是不无裨益的。

“金丝笼中金丝鸟”-明朝的藩王(1)

顾炎武在论及明代宗室时，曾说：这些人大都沉湎在富贵里，狂妄骄横，不知礼义，游手好闲，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名义上是天枝，实际上是“弃物”——也就是废物。这一针见血之论，活脱脱地勾画出明代宗藩的脸谱。堂堂明王朝的“龙子凤孙”、“天枝玉叶”，成了一钱不值的废物，是发人深思的。

每个封建王朝的开国君主，都比较注意前朝覆亡的教训，从而采取新的措施，以确保天下长治久安。朱元璋认为，必须加强宗藩势力，洪武三年（1370），他大封诸王，控制要害地方以分制海内。朱元璋对此很自得，强调封藩关系大明江山的安危，是最好的长久之计。不仅如此，朱元璋还给诸王以一定的典兵之权，护卫甲士少者3000人，多者至19000人，在诸王的王国中，不仅置文官，还设武将。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长久之计”，不但没有起到“藩屏国家”的作用，反而使明王朝背上了无法卸掉的沉重包袱。

朱元璋子孙众多，随着岁月的流逝，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其人数究竟有多少，史料记载不一，考史者说法也不一。洪武三年（1370）封、十一年（1378）就藩太原的晋王，至嘉靖初年，已增郡王、将军、中尉等1851名。张瀚认为隆庆初年宗藩人数“属籍者四万，而存者二万八千五百有奇”。清初温睿临在评论明代宗藩时，曾说：“其后本支愈繁衍，遍天下几百万”。“几百万”是个概数，也显然是个夸大了的数字。根据比较准确的记载，万历三十二年（1604），宗藩人数在8万以上。以此推论，迄明之亡，宗藩人数当有十多万之众。他们的耗费，成了封建国家的沉重负担。以嘉靖初年为例，仅山西晋王一府便岁支禄米87.23万石。时人梁材在奏疏中曾不胜感慨地说：“百姓税粮有限，而宗枝繁衍无穷”。嘉靖中叶，全国每年所供京师米计400万石，而各处供藩府子孙的禄米，却是853万石；山西一省存留米麦84.3万石，而宗室禄米却需192万石。显然，这是多么严重的财政危机。

“天潢贵胄”的藩王们，多半是游手好闲之辈；无法无天、作恶多端、穷奢极欲者，更不乏其人。有的藩王，一副流氓恶棍嘴脸。早在洪武初年，封在山西不久的晋王朱㭎，即无法无天，坏事做绝。他威逼民间子女入宫，不中意者打死，烧成灰，送出宫外；对宫女滥施酷刑，有的被割掉舌头，有的被五花大绑，埋于雪中，活活冻死；将7至10岁的幼男阉割150多名，伤痕尚未愈，就令人运到府内，致使多名幼童死亡。建文元年（1399）四月，湘王朱柏伪造宝钞及残虐杀人，建文帝闻讯后，降敕切责，议发兵讨之。永乐初年，汉王朱高煦私选各卫健士，又募兵3000人，不录籍兵部，纵使劫掠。宣德年间，周宪王弟朱有“掠食生人肝脑”，简直是个披着人皮的豺狼。隆庆初年，安丘王府奉国将军朱观杀死弟妇，纵火焚其家，企图灭口。靖江王府奉国中尉朱经讯、朱经讥以私忿持刀杀其兄朱经设，暴其尸于市，却诬陷朱经设奸逼继母，诡称他俩是奉母命处死他的。而辽王朱宪炜的荒淫歹毒，更是骇人听闻，公然淫乱从姑及叔祖等妾，逼奸妇女，或生置棺中烧死，或手刃剔其臂肉，剜人目，炙人面，人耳等等。嘉靖年间的鲁王朱观与朱宪炜堪称“今古何殊貉一丘”。此人淫戏无度，男女裸体群浴于池。

“金丝笼中金丝鸟”-明朝的藩王(2)

藩王中颇多贪鄙之徒，盗窃者有之，敲诈勒索者有之，抢夺民田、兼并屯田者有之，掠夺民舍者有之，完全是国家经济生活的蛀虫。明末的福王朱常洵，更是个典型。其母是万历皇帝的宠妃郑贵妃，故他备受恩宠。从全国各地搜刮来的矿监税达“亿万计”，郑贵妃将其中很大一部分中饱福王私囊；他在洛阳就藩后，又是占山东、湖广良田，又是独霸中州盐利。甚至把手伸到四川，搜刮该地的盐井、榷茶银，以致崇祯时河南百姓都说：“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其府内“珠玉货赂山积”。万历以后，允许宗藩子弟经科举考试后出仕。其中有的人，一朝权在手，就大肆搜刮，贪婪至极。如朱卫殉任户部主事，榷浒墅关，苛刻异常，动辄重罚，空船亦责其纳钞。女人过关，纳银8钱，商贾及民，无不痛恨。

值得注意的是，宗藩还往往与宦官相勾结，或扰民，或谋叛，危害天下。宁夏安化郡王朱谋反失败后，在其府第抄出总兵太监等官敕印关防符验。而宁王朱宸濠的起兵谋反，大搞分裂活动，更是与宦官内外勾结的结果。宁王本来已因罪革去护卫，但后经重贿刘瑾，“准复”，使其羽翼日渐丰满。当王阳明率兵平叛，攻克宁王老巢后，曾查出一个账本，里面记载着朱宸濠与宦官勾结的证据，仅来往的书信，竟达两箧之多，这是他们狼狈为奸的铁证。宦官接受朱宸濠的贿赂，更是有账可查，动不动就是几千两银子。

由此不难看出，明代宗藩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明王朝的腐蚀剂，危害多端。

当然，如果有谁认为明代宗藩的子孙是天生劣种，那就大错特错了。且不说，他们之中有身处逆境，不甘沉沦，发愤攻读、著述，终于成为杰出音乐家、文学家的朱载，我们还能举出其他一些学者、忧国忧民之士。如周定王朱，乃朱元璋第五子，好学，能辞赋，曾作《元宫词》百章。他深感封地河南土旷人稀，地瘠民贫，便从当地丰富的野生植物中，查出荒年可以采来充饥的，共记录了414种，一一绘制成图，附上说明，编成《救荒本草》一书。除已见于过去本草书中所载之外，新增入的有276种，从而发展了本草学。据朱的长史卞同替本书所写的序，朱搜集到这些野生植物后，都种在园子里，亲自观察研究，把每一种植物的可食部分记下，这种严肃的科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李时珍、徐光启都十分重视这部著作。《救荒本草》是我国植物学史、农学史上闪光的篇章。问题在于，朱元璋对子孙采取了一揽子包到底的政策，赋予他们种种封建特权。地方官吏得罪藩王子孙，每遭严惩。如洪武十二年（1379），广西布政使张风、按察司副使虞泰等，仅因所谓的“公然侮慢”、“搬说是非”的过失，被朱元璋亲自下令，治以“剥皮重罪”。更重要的是，宗藩子孙们呱呱坠地即有一份吃到老死的禄米，无须为生计犯愁；在万历以前，也不允许宗藩子弟入试，对多数游手好闲之徒来说，自然是乐得胡乱厮混。

“金丝笼中金丝鸟”-明朝的藩王(3)

早在洪武九年（1376），即定诸王公主岁供之数：亲王岁支米5万石、钞2万5000贯、锦40匹、纻丝300匹、纱罗各100匹、绢500匹、冬夏布各1000匹、绵2000匹、盐2000引、茶1000斤、马匹草料月支50匹。其段匹，岁给匹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岁米2万石，钞1万贯，余物比亲王减半，马匹草料月支20匹。公主未受封，每岁支纻丝、纱罗各10匹，绢、冬夏布各30匹，绵200匹；已封，赐庄田一所，计岁收米1500石、钞2000贯。明王朝对宗藩还有诸如宗室公主即位之赏、到封国就任之赏、来朝之赏、有功之赏等等，为数相当可观。如：仁宗初年，赏汉王朱高煦、赵王朱高燧各黄金500两、白金5000两、锦100匹、丝200匹、罗200匹、纱200匹、胡椒与苏木各5000斤、钞万锭、良马百匹。洪武十年(1377)楚王桢之国武昌，赐黄金1600两、白金2万两、钞2万锭。永乐十四年(1416)，赐蜀王椿黄金200两、白金千两、钞400锭、米千石、胡椒千斤、马

10匹，“以发谷府反谋功也”。永乐二十二年（1424），赐赵王高燧白金3000两、钞3万贯、彩币200表里、马10匹。如此等等。宗藩的生居死穴，也都是由官府营造的。早在明初，蜀王朱椿就藩成都前，朱元璋亲笔敕谕四川都司护卫指挥及布政司，“差诸色人匠兴造蜀王王城宫室，务要军民共同兴造，如制奉行”。此后，各王府将军而下宫室坟茔皆由官办，渐成定制。至成化中，更定为则，给价自行营造。大抵郡主的房价是1000两，镇国将军下至中尉，递减至500两。这还不过是法定权限范围内的一般情形。而宗室藩王拉龙旗作虎皮，仗皇权之势，用法外权巧取豪夺，也是屡见不鲜。如伊王世子朱典瑛，多持官吏短长，甚至公然殴打御史，其横暴可想而知。其所居宫墙坏了，夺民居以广其宫。掠来女子700余人，留貌美者90余人，放回的勒索其家以金赎，与强盗的绑票行径，毫无二致。朱宸濠在谋反前，不仅强夺民间田产子女，还与江西大盗吴十三、凌十一等勾结，“劫财江湖间”，官府根本不敢过问。历史表明，封建特权从来是孳生蠹虫的温床。

随着明王朝各种矛盾的加剧，财政危机日趋严重，而明代宗藩子孙的人口膨胀之大之速，又是史所罕见，明王朝对如此巨大的特殊消费层，实在是供不应求，无能为力。于是，宗藩子孙们的地位，就不能不随封建特权的渐趋削弱而江河日下。

“金丝笼中金丝鸟”-明朝的藩王(4)

“生于皇家，适以囚禁之”，这寥寥九个大字，给我们描绘出一大批皇室子孙在皇权的牢笼中，穷愁潦倒，无可奈何。这也是封建特权腐朽性的生动写照。

朱元璋深知，其子孙系天下安危，也曾频频告诫他们要“蓄养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国家之重”。在他看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用“亲亲之道”熏陶出来的藩王们，定能成为大明一统江山的拱卫者。这种认识，表明他忘记了历史上吴楚七国之乱的教训，不懂得为争夺至高无上的第一把交椅，在历代皇室内，曾经演出过多少骨肉相残的悲剧。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万言书，恳切地指出“分封逾制，祸患立生”，看出了大封诸王所潜伏的危险性，并开出了并不高明的补救药方。但是，朱元璋仍然在做梦，竟大怒，扬言要亲手杀死叶伯巨，吃他的肉，何其歹毒！尔后叠相发生的大大小小的诸王谋反事件，充分证明了叶伯巨的预见性。甚至朱元璋在临终前夕大脑还清楚时，也已觉察到燕王朱棣的动向值得警惕，下旨一道：“说与晋王（时朱㭎已死，子济嗣立）知道，教陈用、张杰、庄德预先选下好人好马，堤备临阵时，领着在燕王右手里行。”时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十二日，而这个月初八，朱元璋已病危，为巩固皇太孙皇位，谨防朱棣搞政变，故特作此安排。人之将死，其梦方醒，这对朱元璋来说，真是个辛辣的讽刺。

明代宗藩的酒囊饭袋们，在明末大动乱中，除个别人物外，无不显示出他们的卑怯无能。其结果，不是让明末农民军将他们连同其护法神崇祯皇帝一起埋葬，就是被打得落花流水，成了名副其实的“弃物”。而明亡后，被人们抬头捧脚供奉起来的南明诸王，有的猥琐不堪，有的唯知在残山剩水间恣情享乐，终日沉湎于醇酒妇人之中，如南京弘光小朝廷的福王朱由崧，在国破家亡后，仍然纵淫乐，用“人参饲犬羊”，及大肆搜集蟾蜍酥，制造春药，以“蛤蟆天子”的秽名遗臭万年。有的虽登上新的王座，却终日风声鹤唳，未见清兵踪影就望风而逃，如抗清英雄李定国等人在西南拥戴的桂王朱由榔，就是一个无能的怕死鬼，每遇大敌当前，唯知一走了事，以致搬迁不定，疲于逃命。顺治五年（1648）初，桂王想从桂林西奔武岗，瞿式耜劝他：“敌骑在二百里外，何事张皇？”桂王听罢，竟厉声说：你不过是要我死罢了！真是何其昏庸也！借用近代词曲泰斗吴梅形容福王的曲语来说，他们不过是金盆狗屎而已。他们的结局，是乃祖朱元璋始所未料的。

当然，综观明代宗藩种种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朱元璋个人制定封王之制的结果。只要封建制度存在，就一定会搞世袭制，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明代宗藩的各种弊端。地主阶级——包括他们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不可能解决宗藩这个大问题的。以清朝而论，开国之初，为了笼络人心，曾“告谕前朝诸王，仍照旧爵”，背起明朝遗留下来的政治包袱。但不久，他们终于甩掉它，动辄扣上反清之类莫须有的帽子，加以剪除。但是，可悲的是，“清承明制”，封建政权的本质又决定了大清王朝仍要沿着老路走下去，重蹈世袭制的覆辙，用金丝笼养金丝鸟的办法，来厚待宗室子孙，结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八旗子弟这个严重的寄生阶层。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升的悲剧(1)

在“文革”中期，活跃在六百多年前——也就是元末农民战争历史舞台上的朱升，成了妇孺皆知的人物；他献给朱元璋的著名三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被赋予新的含义，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是，乐道并不等于研究；如果有谁问起朱升的其人其事，恐怕除了前引“三策”中的九个大字外，未必再知有其他。其实，朱升在历史上的贡献，又岂止向朱元璋提出“三策”！

多年来，史学界几乎无人研究朱升。在各种涉及历史人物的年表、辞书中，有提到朱升，介绍他的主要活动，也仅仅是“三策”，连朱升的生、卒年，均付阙如。实际上，朱升生于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卒于明洪武三年(1370)冬十二月。

朱升，字允升，休宁人，后徙居歙。歙，隋开皇九年（589）置歙州，宋宣和三年（1121）改名徽州，所以某些史籍亦称朱升为徽州人。朱升幼年，师事当地的著名学者陈栎。陈栎，字寿翁，屯溪人，“十五乡人皆师之”。何以故?因为他景仰朱熹，发愤研究，光大朱子的学问，在当地影响很大。朱升经常向陈栎“剖击问难，多所发明”，颇受陈栎的器重。至正四年(1344)，朱升登乡贡进士第二名，八年(1348)，任池州路学正。管理学田有方，“讲授以身示法，南北学者云集”。这不仅显示了朱升的才干，而且表明了他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远远超出徽州地区。更难得的是，朱升广交师友，哪怕是小巷百姓、樵夫、渔夫、家庭妇女，只要有一言一事可取，他都虚心吸取，这种博采众长、不以“闻于贱者”为耻的治学态度，使他知识渊博，了解民情。这对他后来在扶佐朱元璋削平群雄，推翻元朝，建立大明王朝的事业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至正十二年(1352)，朱升“秩满南归”，在家乡石门山隐居。此时，元末农民战争的烽火已经愈燃愈炽，徐寿辉的人马一直打到徽州，朱升的息养之所成了交兵之地。后来，他追记此事说：“十二年，蕲黄兵蹂郡邑，自是四五年间胜复者六七，杀伤炳尽，东奔西避……百死一生。”这种战乱颠沛的经历，应当是朱升不久即致力于统一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朱升“虽避兵奔窜，往往闭户著述不辍”，依然手不释卷。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升的悲剧(2)

五年后，也就是至正十七年(1357)，朱元璋“率诸将亲征浙东道徽州”，第一次与朱升见了面。关于这次会面的情形，史籍上的记载并不完全相同。官修史书谓：“太祖下徽州，以邓愈荐，召问时务。对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太祖善之。”其他一些史籍，多与此同。但事实证明，朱元璋首次会见朱升，并非“召问”，而是效法三国时刘备亲顾茅庐的故事。成文更早的《学士朱升传》的记载很具体：“丁酉(1357)，天兵下徽，上素闻升名，潜就访之，升因进三策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上大悦。命预帷幄密议，所居梅花初月楼，上亲莅宸翰赐焉。”这就充分表明，朱元璋初见朱升时，是何等礼遇!当时，朱元璋虽有一支军队，几块地盘，但要削平群雄，称孤道寡，手中的本钱还差得太远，因此需要大力延揽群英，罗致人才；以是故，他才会特地登门，向朱升请教。

朱升加入朱元璋军后，做了哪些贡献?《学士朱升传》谓：“大抵礼乐征伐之议，赞画居多。”但是，朱升究竟“赞画”过哪些“征伐之议”?未载。《明史》、《明书》更是只字乌有。值得庆幸的是，《翼运绩略》填补了这个空白。读罢此篇，朱升在军事上积极为朱元璋出谋划策，以及跟着他在刀剑丛中出生入死，甚至还救过他的命等巨大功绩，便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徽州说降。这是朱升为朱元璋立下的首次军功。前已述及，早在朱升任池州学正时，“南北学者云集”，颇有号召力。同时，从宋代直至清朝初年，徽州地区宗法势力极强，聚族成风，历久不衰。朱元璋曾称朱升为“宗长”，固然显示了他礼贤下士，对同姓老者的尊重，同时也反映了朱升在徽州同族中享有族长之类的声望。朱升利用这种影响，跑到徽州城下说降。当时，元军福童、八元帅等，在徽州“练兵完城，坚守拒命”。但是，“朱升独立城下”，说道：“江南行省平章吴国公，智量英武，一代真主也，将军可早为善后之计，全万民之命。福童等素服升有先见，遂开城出降。”《翼运绩略》的这一记载，是否可靠呢?让我们看看朱元璋是怎样叙述此事的吧。他在称吴王后为尊重朱升而特地给他下达的《免朝谒手诏》中，历数朱升之功德，其中有一条说：“新安款降，不俟兵刃，四方之士，杖策来从，皆卿齿德俱尊倡之也。”这就足以证明，朱升的徽州说降，完全是事实。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升的悲剧(3)

(二) 保全婺州。至正十八年(1358)十一月，婺州(金华)“久拒不下”，朱升建议朱元璋亲自前往指挥，朱元璋“因问兵要”。朱升说：“杀降不祥，惟不嗜杀人者天下无敌，五、七年为政于天下，乃成数也。”朱元璋采纳了他的建议，率领总制将军副都指挥使杨等众10万，命令行枢密院判官胡大海等“城破无许妄杀”。十二月，婺州破。朱升的建议，不仅有利于瓦解婺州守军，为攻克婺州铺平了道路，同时，克城后，使婺州得以保全。这对于提高朱元璋军的声誉，壮大军事力量，当然是很有益的。

(三) 力荐三贤。打下婺州后，朱元璋即问朱升处州是否可伐。朱升对曰：“处州有刘基、叶琛、章溢，皆王佐才，难致麾下，必取处州，然后可得。”朱升对刘基等的赞誉，并不过分。刘基是青田大族，饱览经史，足智多谋。至顺年间考中进士，任高安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官，是在浙东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极有声望的代表人物。叶琛，浙江丽水人，初为元将石抹宜孙幕僚，官至行省元帅；章溢，龙泉人，是著名理学家许谦的再传弟子，累官浙东都元帅府佥事。叶、章二人，皆博学多才，能文能武，同时也都是处州地区有名望的豪族。刘、叶、章三人，加上宋濂(金华人)，被称为“浙东四贤”。他们的加入，对朱元璋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至正二十年一(1360)三月，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应聘到南京见朱元璋，朱“喜甚”，优礼有加。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用自己的才智，有力地推进了朱元璋的统一事业。以刘基而论，无论是在拱卫南京的决策中，还是在此后与陈友谅争雄和讨伐各地割据势力的进程中，都起了军师的作用。章溢、叶琛在统一战争中也是克尽全力，叶琛最后在洪都(南昌)战火中壮烈牺牲。还需指出的是，作为浙东地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刘基等人参加了朱元璋部，对该地区政治局面的稳定是有很大作用的。有了这个局面，才能保障素有丝库、谷仓之称的浙东地区，向朱元璋提供大量的粮税以充军饷，也才可能从这里征调大量壮丁扩大军队，如仅章溢一人即“集到原部下二万名，令男章允载管领，赴京听调”。不言而喻，朱升力荐三贤，堪称卓识，功不可没。当然，朱升替朱元璋罗致的人才并非仅仅是上述“三贤”，甚至在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他还向朱元璋推荐过饱学有识之士。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升的悲剧(4)

(四) 救朱元璋命。至正二十三年(1363)七月，朱元璋亲率20万大军，增援已被陈友谅军包围85天的洪都守将朱文正，汉军被迫退去。但紧接着，双方在鄱阳湖激战36天。战斗的规模，残酷的程度，在中国古代水战史上都是空前的。水战初期，朱元璋军三胜之后，旋失利，为友谅所逼。都指挥使韩成向朱升求救，朱升建议：“贼尽兵而来，众多粮少，不能持久，我师结营于南湖嘴，绝贼出入之路，待其粮尽力疲，进退两难，前后受敌，克之必矣。”朱元璋说：“我粮亦少。”朱升对曰：“去此百里许，有建星、子星、天保、刘椿四家，蓄积稻粮，宜急去借，勿为贼先取也。”朱元璋即时派人往取，“果得粮万余，六军皆呼万岁，欢声震动天地”。朱升的建议，成了朱元璋战胜陈友谅的根本策略。至水战后期，陈友谅“粮且尽”，无法支持下去，就从鞋山冒死突围，打算从禁江口奔还武昌。朱元璋惟恐友谅逃走，冒着生命危险，在雨点般的流矢中亲“坐胡床指挥”。朱升见之，连忙将朱元璋“捧进船舱，而贼发流矢，已中胡床板矣”!如果不是朱升及时将朱元璋推进船舱，他很可能一命呜呼。也正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友谅大喜张望，反被我师一箭射死”。据郎瑛考订，射死陈友谅的箭手，是郭英。朱升在鄱阳湖决战的关键时刻，所起的作用是如此之大，以至朱元璋在给朱升的《免朝谒手诏》中，也感激地说：“卫余难于禁江口，尔宁不顾己躯；足兵饷于鄱阳湖，众跃声震天地。”

以上所述，不过是举朱升战功中的荦荦大端者。此外在攻诸暨时，朱升及时提醒严防张士诚部大将吕珍来堰水灌城，使朱元璋军“预防击败之”，以至捷报传来，朱元璋感叹地说：“朱允升知其神乎!”鄱阳湖大捷后，朱元璋挥师武昌，朱升认为陈友谅之子“陈理恃张定边等奸谋拒命，难以战伐招降”，建议“不如为久困之计，分兵四门，立栅围之。‘江中连舟为砦，以遏水陆饷道，城中乏粮，心离乱作，可片纸下矣”。朱元璋从其计。次年二月，他又替朱元璋起草给陈理的招降书，“遣罗复仁入城”投送，陈理遂“肉袒衔璧出降”。至正二十六年(1366)正月，“朱升参赞军机”，大败张士诚军于孟子河，“迫至巫子门，获贼众一千”。次年九月，朱元璋“大集文武，议北伐中原，东取闽越，南平两广”，朱升出了不少点子，朱元璋“多善升议”。如此等等。

朱升不仅有武功，而且有文治。清代史家评曰：“升于明兴之初，参赞帷幄，兼知制诰，一切典制，多出其手，与陶安、宋濂等名望相埒。”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朱升在文治方面，从根本上说是为朱元璋制礼作乐，完善其政权，直至正式建立明王朝，把朱元璋捧上九五之尊的皇帝宝座。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升的悲剧(5)

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二月，朱元璋的北伐大军已平定山东，南征军已降方国珍。朱元璋感到形势空前有利，可以高踞皇位了，即“命朱升兼仪礼官”。不久，朱升“制定即位礼仪成，进上览毕，付中书省”。在演了一幕群臣拥立、“推尊帝号”的闹剧后，朱元璋于次年正月初四日登上皇位，定国号曰大明，建元洪武。与历代封建皇帝一样，朱元璋的礼仪是以法古为则，核心是维护封建等级制。朱升还专门为朱元璋制定了祭祀、斋戒礼，写了《斋戒文》；并为朱元璋编纂《女诫》，以防“内嬖惑人”，败坏朝政。尚需指出的是，朱元璋“大封功臣，制词多升撰，时称典核”。朱升为朱元璋写了李善长、徐达、常遇春、朱文忠、邓愈、刘基、陶安、范常、秦中、陈德等人的诰书。陈敬则对他写的李善长、徐达、常遇春、刘基四诰尤为称赞，以《明文衡》未收入为憾事。其实，朱升并不是一个善长文辞的人，他的文章与诗赋，就文采而论，绝非千古绝唱。但是，朱元璋却把赐给李善长、徐达、刘基等开国元勋的制诰交给朱升撰写，这充分反映了朱升在朱元璋登极之际，在群臣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同样也表明了朱升在帮助朱元璋从打天下到坐江山的过程中，以老迈之身，效尽犬马之劳。

在功臣受封、加官晋爵的庆贺声中，朱升——这位追随朱元璋十四年，出谋划策的老元勋，却“众醉独醒”，头脑冷静。在朱元璋称帝后的次年三月，朱升即“请老归山”，要求重返林泉。朱元璋“欲赐以爵位”，朱升“固辞不受”。他说：“臣后人福薄，不敢叨天恩也!”朱元璋说：“卿子几何?即不受吾爵，独不使辅朕乎?”朱升“涕泣下，哽咽对曰：‘臣一子名同，事君之忠有余，保身之哲不足，臣所以不令其仕者，恐他日不得老死牖下也’!”朱元璋听了很不高兴，说：“朕与卿分则君臣，情同父子，何嫌何疑，而虑及此乎?”朱升答：“非臣过虑，数固然耳。但愿陛下哀念老臣，臣子不免，赐以完躯幸矣。”说罢，“涕数行下”。朱元璋见之，“亦为恻然，因与朱同免死券以慰之，驰驿送归”。君臣间的问答，俨如戏剧舞台上的对话，但这是千真万确的史实。

朱升的辞归，在群臣中激起了很大的反响。陶安、詹同、范准、吴鼎、练高、汪强、刘彦等皆赋诗送行；或摇首叹息，语极凄凉。如练高诗谓：“……岁久百川归学海，天空千里识文星。怀人霜鬓秋先白，送客云山晓独青。珍重回车烦寄语，长沙贾谊足飘零。”或称颂其识，善能保身，如吴鼎诗谓：“……掀天事业乾坤内，开国功勋宇宙间。明哲保身归隐后，翰林声价胜封王。”但是，叹息也好，称颂也好，都没有也不可能道出朱升归隐的真正原因，揭示出它所包含的深刻的社会性。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升的悲剧(6)

朱升在归里的次年，亦即洪武三年(1370)十二月，寂寞逝去，享年72岁。死讯传来，朱元璋没有任何表示。倒是朱升的友人、镇国上将军驸马都督王克恭写了一篇祭文，文中有谓：“呜呼哀哉!我知先生殁有遗憾者，岂不以其书未传其人耶?子孙未见其众多耶?”这些话，虽然伤感，但并没有触到朱升生前的遗憾、沉痛之所在。

朱升的退隐以及很快死去，无论从哪一点看，都不能不是个值得回味的悲剧。

朱升真的是那样无心爵禄、功成勇退吗?并不尽然。实际上，他深知朱元璋对他早有看法。吴元年(1367)七月，时称吴王的朱元璋，令朱升率领宫廷乐队入见，“设雅乐阅视”。朱元璋亲自击石磬，命朱升识五音。朱升“误以宫音为徵音”，朱元璋很恼火，幸“赖熊鼎解之得止”。这件事，不能不在朱升的心中投下阴影：听错一音，竟招来朱元璋的龙颜大怒，如果犯了其他过失，岂堪设想!如果说朱升真的有什么过失的话，按照朱元璋的逻辑，他的过失不外乎两条：一是曾经在元朝做过官；二是通晓天文，善于谋划。而说得直白一点，一言以蔽之，不过是朱升本领高、功劳大。

清代乾隆皇帝命令修《四库全书》时，征集天下群书，安徽巡抚采进《枫林集》献上。纪昀等为此书作提要时，写道：“升身本元臣，曾膺爵禄。而《贺平浙东赋并序》肆言丑诋，毫无故君旧国之恩，是尤不可训也。”纪昀等这样写，当然是为了讨好乾隆皇帝。此时清廷的避讳，不但包括金，而且包括元，看到书中有夷狄之类的字眼，就要勃然大怒，轻则删改，重则付之一炬，毁书灭迹。但是，这条提要倒也为我们道出了朱元璋讨厌朱升，或者说朱升畏惧朱元璋的一个重要原因。朱元璋在反元斗争中，态度从来是暧昧的，最近友人陈高华先生在《学术月刊》著文论之，我很赞同其论点。惟其如此，朱元璋建国后，很快建庙大祀历代帝王，将元朝皇帝也供奉其中，俎豆千秋，对元世祖的像，“塑工频加修饰”。对余阙等元朝的殉葬者，也大力表彰，血食一方。而对于元朝的降官，或在元朝任过职，后来参加朱元璋部打天下的文武官员，则加以污辱甚至杀害。如对危素，朱元璋不仅嘲笑他，甚至拿他与元顺帝的那头入明后不肯起舞因而被杀的大象比较，“作二木牌，一书‘危不如象’，一书‘素不如象’，挂于危素左右肩”。此举堪称开挂黑牌的先河。朱升任过元朝池州路学正，加入朱元璋部后，在《贺平浙东赋并序》中，确实痛斥过元朝，说：“奚有华夷之分，内中国而外四夷也……元主中国，天厌之久矣!……驱胡虏而复圣域，变左衽而为衣冠，再造之功，于是为大。”不难想见，如果朱升不是归隐得早，并死得也早，朱升的最好下场，也不过像危素那样备受凌辱。是的，在朱升向朱元璋提出归田时，朱元璋曾经表示“欲赐以爵位”，但那不过是嘴上的东西而已!朱元璋在登极后，文武功臣一个个加官晋爵，授予庄田，独朱升却无寸土之赐，虽升本院学士，兼东阁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实在无足轻重。其中奥妙，朱升当然早就看穿了。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升的悲剧(7)

至于朱升的功劳，前已详述。关于他的本领，一个突出之点，是精通天文。但是，在朱升生活的时代，天文学还处在神学的包围中，往往与占卜等求神问天的形式缠夹在一起。在朱元璋的东征西讨中，朱升不断以他的天文知识替元璋出谋划策，以至被誉为“蓍言趋吉避凶，往无不克”，甚至赞叹：“朱允升知其神乎!”但是，一旦天下夺到手中，在朱元璋看来，朱升这样的人就成了最危险的潜在政敌。我们从朱元璋称帝后即禁止私习天文，通晓天文者“率多不免于祸”，以及与朱升一样精通天文的军师刘基最终仍不免被毒死的一系列事实中，是不难窥知其中奥妙的。

在元末的风云际会中，某些南方知识分子对历代封建帝王的屠戮功臣，是怀有戒心的。如昆山人顾阿瑛，拒不出仕张士诚、朱元璋，在《白云海歌·再叠前韵》一诗中，尖锐地写道：“大笑白衣对户牖，肘后黄金大于斗；草间逐兔纵得之，九鼎热油烹走狗!”“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是韩信被诬谋反就擒时说的悲愤之语，是封建时代功臣每遭杀戮下场的惨痛概括。对于这种下场，朱升当然没有顾阿瑛看得那样敏锐，但是，比起李善长、徐达、刘基等人，毕竟要远胜一筹。当朱升归隐时，李善长还致书挽留，说什么“先生文学德誉，圣君所知，实儒流之老成，国家之众望，兹当作兴斯文，敝求治道之际，岂宜高蹈丘园，独善而已哉”!而李善长自己最后的下场又是什么呢?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将李善长牵扯到胡惟庸案中，假托星变，需杀大臣应灾，杀了李善长(时年已77岁!)和妻女弟侄家口70余人。事后，解缙上书为李善长辩诬，驳得朱元璋无话可说，但李善长一家，早已是“血污游魂归不得”了。比起李善长和一大批被杀的功臣，朱升得以老死林下，还算善终。但是，其独子朱同的下场却被他不幸而言中，最后还是死于朱元璋之手。朱同早在朱元璋进军浙东初期，即立下军功，明初官至礼部侍郎，善诗。“文才武略，图绘丹青，无所不精，时称为三绝”“禁中画壁，多其题咏”。有一次，朱元璋命他题诗赐宫人，“忽御沟中有流尸，上疑同挑之，将赐死，因念允升请，使自缢”，这就是朱元璋给朱升的恩典，这就是朱元璋的“免死牌”!什么亲顾茅庐、“宗长”、“情同父子”、“功名照汗青”，什么“卫余难于禁江口，尔宁不顾己躯”，朱元璋早已把救过他命的朱升的一切功劳，以及当年对他的赞扬、许诺，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可以说，朱同被害之日，正是朱元璋对朱升真情实感总暴露之时，也是朱升个人悲剧的最后一幕。

但是，朱升的悲剧，不能单纯归结为朱元璋个人的品质问题。源远流长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寡头政治，是必定要不断制造出这一类悲剧的。这就是朱升式悲剧深刻的社会性。这就是历史的经验教训!

“半个女人”治天下-明朝宦官概述(1)

“干儿义子拜盈门，妙语流传最断魂。强欲为儿无那老，捋须自叹不如孙。”——这是近人岳鸿举写的一首诗。说的是：明末天启年间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百官中的一些宵小，拜倒在其名下，充当干儿，时已老态龙钟的礼部尚书顾秉谦，捋着长须对魏忠贤说：“本来想当你的儿子，可惜我的胡子已经白了。”于是让他的儿子认魏忠贤是爷爷，魏忠贤心花怒放，赏给他纹银200两。这是晚明政治史上的一幕小小的丑剧，但是，透过这幕丑剧，我们不难看出，魏忠贤之流的宦官掌权时，政治上是何等的乌烟瘴气。

明太祖朱元璋坐上大明王朝的第一把交椅后，大权独揽，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明确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穿戴外臣衣服、帽子，官阶不得超过四品，政府各部门不得与宦官公文往来，等等。朱元璋还特地在一块铁牌上刻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干预者杀头这样的文字，以示震慑。洪武四年(1371)五月，有个宦官因久侍内廷，仗着老资格，议论政事，结果当天就被朱元璋打发回老家，下令终身永不叙用。

但是，宦官的发展，是不以朱元璋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宦官是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只要封建专制主义存在，皇帝继续搞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治，迟早会走上重用宦官、使刑余之人干政的道路。朱元璋正是这样，特别是当他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后，成为空前——当然不是绝后——的封建专制独裁者，对功臣宿将、包括自己的亲侄子与外甥都心怀疑忌，必欲一网打尽、斩尽杀绝而后快。这样，以朝夕与共的宦官作为心腹，则显然是意料中事。如果说，洪武初年，朱元璋对宦官严加防范，宦官主要服务于宫廷生活，其活动很难越出森严的宫墙之外，那么，在朱元璋执政的中后期，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宦官就又重新走上政治舞台，扮演着各类干预国家大事的角色了。如：洪武八年(1375)五月，朱元璋派宦官赵成往河州买马。朱元璋知道“西番”向来产马，曾派人去买，但因使用的货币不同，买到的马很少。这次，他让赵成带了很多罗绮绫帛及四川的茶叶去换马，并命令河州守将对番人善加抚慰，买到的马逐渐多起来。洪武十年（1377）三月，户部奏请派宦官、国子生及委官各一人，到各地核实税额，朱元璋同意。这是宦官参与税务的明证。洪武十六年（1383）九月，奉旨去琉球买马的宦官梁珉返京，共买马983匹。洪武二十五年（1392）二月，朱元璋派尚膳太监而聂、司礼太监庆童到陕西、河州等卫，向所属番族宣谕，命令他们卖马，给以茶叶。结果，这次得马10340余匹，交换出去的茶叶达30余万斤。这些马后来被分配给河南、山西、陕西卫所的骑士。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早在洪武中，宦官便已被委以重任，如到边疆从事对明代国防至关紧要的茶马贸易。

“半个女人”治天下-明朝宦官概述(2)

不仅如此，宦官还不断被朱元璋派为特使，参与国内、国外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动。如：洪武十二年（1379）三月，朱元璋派宦官陈景及校尉，向靖江王朱守谦宣读谕旨，告诫他其父朱文正当年在江西横行不法，犯下种种罪行，要他“再休与一个小人闲戏”，致蹈乃父覆辙，并当场逮捕了朱守谦身边一些为非作歹的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发生蓝玉谋反大案，三月，朱元璋派宦官而聂与驸马梅殷去山西，传旨晋王朱㭎：“说与王，把那三个侯砍碎了，家人、火者、成丁男子都砍了。家财头口交与王府。妇女，王府差内使起解。钦此。”由此可见，宦官已经参与了多么重大的政治机密!至于让宦官漂洋过海，奉使外国，成了外交上的要人，更是屡见不鲜。如：早在洪武二年(1369)四月，即派宦官送高丽流寓之人归国；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派宦官陈能至安南国吊祭国王陈之丧；洪武十六年(1383)正月，派宦官梁民等人至琉球国，赐给中山王察度镀金银印；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二月，派宦官赵达、朱福等使暹罗斛国，祭奠已故国王，并赐给新登大宝的国王文绮4匹，以示祝贺。如此等等，都明确记载于《明太祖实录》中，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在宦官问题上，打破朱元璋种种禁令的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自己。惟其如此，洪武时期宦官的人数明显增多。洪武十五年(1382)十月，一次便“增设内使三百六十人”，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竟向高丽国要阉人达200名之多，安南国也不断向朱元璋进贡阉人，每次动辄几十人，总数虽无确切数字可查，但为数肯定相当可观。朱元璋还曾亲笔谕安南国王，指出他不允许安南进贡的阉宦回国，是错误的，提出“今后凡有省亲怀旧欲归者”，应当允许他们回安南。也正因为宦官人数日益增多，需要加强管理，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才特地更定内官诸监库局品职，设下九监、二库、六局，即：内官监、神宫监、尚宝监、尚衣监、尚膳监、司设监、司礼监、御马监、直殿监；内承运库、司钥库，巾帽局、针工局、织染局、颜料局、司苑局、司牧局，另设宫门承制等官。这就为后来管理宦官的庞大机构二十四衙门——十二监、四司、八局，奠定了基础。

明成祖朱棣时，宦官愈益受到重用，权势越来越大。洪武时期的宦官虽已干政，但尚未专权，而永乐时期，宦官的地位越来越高，逐步开始专权。

这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朱棣起兵从亲侄儿建文帝手中夺权，按当时的标准是犯上作乱，属于谋逆性质，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窃取朝廷的种种机密，当时建文帝身边的一些宦官，恰恰充当了朱棣的走卒。这就是史料所载的朱棣起兵，“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更是出生入死，在战场上立下大功，成了朱棣的开国功臣。因此，朱棣当上皇帝后，对宦官的态度比起乃父朱元璋，不但继承衣钵，更加“多所委任”。首先，在名称上让宦官高升一步，使他们顿时抖了起来。原来，历史上宦官的职务，秦有中车府令，汉唐时沿袭不变，至于中谒者、中常侍、中尉之类，都是以中字名宦官。而明代洪武初年，只以监正、监副、监丞名门正、门副之类，永乐初年，始改监正曰太监。这就是说，宦官由“中”字一跃而跻身为“太”字辈了。而以前只是皇帝的亲属才能与“太”字沾边。永乐三年(1405)，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下西洋；永乐八年(1410)，都督谭青营内文派有内官王安等人，从而开始了宦官监军；又命宦官马靖镇守甘肃，从而为宦官分镇地方开了先例；更严重的是，永乐十八年(1420)，置东厂，令宦官刺探臣民隐事，这就为宦官的特务活动开了方便之门。

“半个女人”治天下-明朝宦官概述(3)

永乐年间宦官插手经济领域的影响力，更是洪武时期所不能比拟的。洪武年间，在苏州天心桥东建织造局，着地方官督造。而到永乐时，督造者便由宦官充任，萧月、阮礼都担任过苏、杭织造，从此“祖制始变”。本来那种织造归地方官管理，“民不抗也”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永乐时，宦官还至西北地区索买驼，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永乐元年(1403)，“命内臣齐喜提督广东市舶”。这样，宦官便掌握了市舶大权。宦官手中的权力既已越来越大，横行不法便接踵而至，假传圣旨屡有发生。如：永乐五年（1407），内使李进在山西以采天花为名，诈传诏旨，假公营私，致使朱棣派御史往山西鞫问李进。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月，内宫马骐伪传旨谕翰林院出敕，再次往交趾闸办金银珠香。朱棣得知后大怒。有个大宦官到苏州织染局上任，下车伊始，便借故制造冤狱，致使八九名无辜百姓在囚室活活饿死。

宣德年间，皇帝不断派出宦官到各地采办，如苏州一处就经常有五六个宦官坐镇，其中，罗太监待的时间更长，盘剥百姓尤甚。有的太监备受恩宠，如司礼监太监金英、范弘，均在宣德七年(1432)被赐以免死诏。给范弘的诏书中，有谓：“免尔死罪于将来，着朕至意于久远。”御用监太监王瑾，宣德四年(1429)时，明宣宗朱瞻基曾挖空心思，用回文诗体，做了一首题曰《偶成》的诗送给他。其后，又赐给他银记4块，上面刻的字是“忠肝义胆”、“金貂贵客”、“忠诚自励”、“心迹双清”。当然，比较而言，朱瞻基在明朝皇帝中，头脑还算是清醒的，宣德四年(1429)十二月，他下令召还采办中官。

这是因为山东泰安州税课局大使郝智上疏，揭发京师派出的宦官采天麻、野味，“民被虐害，兼妨农务”，朱瞻基遂下令“悉召还治之，自今更不许辄遣人”。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朱瞻基还下令处死指使内使阮巨队等在广东“以采办为名，虐取军民财物”的内官袁琦，用的是凌迟这一极刑；次年正月，他还敕谕南京、应天等府，今后“凡出差内官内使，其寄附赃物在官员人等之家，许令出首归官，与免本罪。若隐匿不首，事发，与犯人罪同”。因此，宣德时期，宦官虽受宠，但还不敢太放肆，故未形成专权的局面。

这是明初宦官的大致情形。到了明中叶，也就是从成化至万历时期，宦官的情况比起明初来，就大不相同了：把持国柄，专权误国，横行无忌，已是愈演愈烈。

英宗朱祁镇登上九五之尊时，是个年仅9岁的娃娃。太皇太后张氏委托著名的元老三杨——内阁大学士杨荣、杨溥、杨士奇辅政。三老德高望重，大权在握，宦官畏惧，尚不敢张牙舞爪。但随着张氏、杨荣先后去世，杨溥、杨士奇年老势孤，英宗年少无知，荒嬉无度，不理朝政，司礼太监王振便逐渐大权独揽。这是明朝皇权转换到宦官手中的开始。宪宗成化年间，宦官汪直也是势焰熏天。到了武宗正德时，宦官刘瑾的专权又超过了王振、汪直，大肆乱政，对明王朝造成严重的祸害。

明末，更产生了魏忠贤这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的大宦官。由于他的把持国柄，倒行逆施，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实际上已给明王朝敲起了丧钟。

“半个女人”治天下-明朝宦官概述(4)

明朝宦官这支队伍，在洪武时期还只有数百人，到了明末竟发展成尾大不掉的数万之众。明宪宗朱见深时，右副都御史彭韶在奏疏中说，“监局内臣，数以万计”，可见成化年间，宦官已达万人。

在孝宗朱佑樘、武宗朱厚照时，不断有人在奏疏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内府二十四监局及在外管事者并有常员。近年诸监局佥书者多至百数十人”。神宗朱翊钧时，仅万历元年(1573)到万历六年(1578)的6年间，两次新增加的宦官便有六千多人。到崇祯皇帝朱由检亡国之际，史载“中珰七万人皆喧哗走”。有首诗更记此事说：“授兵十万上谯楼，可是文皇靖难收。只费杜勋三四语，尽从濠内一时投。”这里所说的“授兵十万”，指的是10万净军，也就是由宦官组成的武装队伍。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根据他向明朝老太监了解到的情况，说明朝“宫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说明末宦官有10万之众，这个数字难免有夸大之嫌，但说有数万人——譬如说三五万人，应当是确实可信的。

宦官既有如此之多，管理宦官的机构，便必然叠床架屋，十分庞大。仅从宦官二十四衙门的情况看来，就够使人眼花缭乱了。所谓二十四衙门，是指十二监、四司、八局的总称。十二监是：

司礼监：设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秉笔太监、随堂太监八九员或四五员。负责掌理内外奏章，照阁票批朱等；监督、管理皇城内的出籍、内书堂、仪礼、刑法、关防门禁。

内官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国家营造宫室、陵墓，及经办妆奁器用等事。

御用监：设掌印太监一员、里外监把总二员。负责造办皇帝所用之物。

司设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仪仗队等。

御马监：设掌印太监一员、监督太监一员、提督太监一员。掌管御厩等事。

神宫监：设掌印太监一员。负责太庙各庙洒扫及管理香、灯等事。

尚膳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提督光禄太监一员、总理太监一员。掌管御膳及宫内食用等事。

尚宝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宝玺、敕符、将军印信。

印绶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古今通集库，以及铁券、诰敕、贴黄、印信、勘合、符验、信符等事。

直殿监：设掌印太监一员。负责各殿及廊庑的打扫。

尚衣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皇帝的衣帽鞋袜。

都知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本来负责各监行移、关知、勘合等事，后来专门跟随皇帝大驾，负责开路清道，禁止他人通行。

四司是：

惜薪司：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薪、炭。

钟鼓司：设掌印太监一员。负责皇帝上朝时鸣钟击鼓，以及演出内乐、传奇、过锦、打稻等杂戏。

宝钞司：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粗细草纸。

混堂司：管理浴室。

八局是：

兵仗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提督军器库太监一员。负责制造军器，火药司属于此局。

银作局：设掌印太监一员。负责打造金银器饰。

浣衣局：设掌印太监一员。凡宫人年老及有罪退废者，均发往此局居住，直至老死，以防泄漏宫中之事。该局设在皇城外，德胜门以西。

巾帽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宫中内使帽、靴；驸马冠、靴，以及藩王之国诸旗尉帽、靴。

“半个女人”治天下-明朝宦官概述(5)

针工局：设掌印太监一员。负责制作宫中衣服。

内织染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

酒醋面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宫内食用酒、醋、糖、酱、面、豆等物。

司苑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蔬菜瓜果。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二十四衙门外，宦官还掌管了内府供用库、司钥库、承运库、广盈库、广惠库、广积库、赃罚库，以及甲、乙、丙、丁、戊字等10库，和一些房、作、厂。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更设立东厂，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又设立西厂，大约武宗正德三年(1508)，复设立内行厂，负责对臣民侦察、监视、逮捕、刑狱。不仅如此，还设立了提督京营太监，并派出宦官在南京天寿山、湖广、承天府、凤阳担任守备；负责南京、苏州、杭州三地的织造；担任各省要地的镇守；管理广东、福建、浙江三地市舶司；监督各地仓、场，同时，还不断派出宦官去监军，担任采办、粮税、矿税、关隘等特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明一代，特别是自明朝中叶以后，宦官自成体系，俨然成为中央政府中的政府，把手伸向四面八方，像蚂蚁一样爬满从中央王朝到地方重要权力机构的大小山头。

宦官的蔓延、横行，给明王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严重影响。

政治上：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剧化。

东、西厂完全是个特务机关，直接受皇帝指挥，普天之下，除了皇帝一人而外，任何人都处在它的侦察之中。宪宗成化年间宦官头子汪直执掌西厂，派出的特务在侦察时，“烦密苛细，民间斗骂，纵犬争鸡，并痛捶直”。如果谁犯了这些根本算不上是罪过的所谓罪过，就要“封闭其家，或夜搜之”，连妻室儿女都被剥光衣服，毒打一顿。对于宦官的横行不法，百姓如果稍有不满，议论一下，便会大祸临头，甚至惨遭杀害。有一次，有四个人夜饮密室，其中一人吃饱老酒后，大骂魏忠贤，其他三人吓得都不敢出声。还没骂完，番子——即东厂及锦衣卫派出的特务，便突然出现，将四人逮捕，交给魏忠贤，骂魏忠贤的人马上被剥皮、碎割，其余三人吓得“魄丧不敢动”。真是特务多如牛毛，侦察无所不到。据当时人记载，魏忠贤派出的心腹、爪牙“遍布寰宇，充塞京师”。

唱戏、卖小曲的、厨师、裁缝、篦头、修脚师傅等等，都受到魏忠贤的重赏而充当耳目。所以很秘密的一些事，如写一份状词、一封书信及小范围的密谈，往往都被密报给魏忠贤，有谁要是触犯了魏忠贤的忌讳，立刻就会被处死，连尸体都找不到。这种高压政策造成的恐怖气氛，弄得人人自危。即使住在很偏僻地方的人，也感到无名的恐惧，让人窒息，直到魏忠贤伏诛后，仍“思之，令人毛骨犹悚”!凡此种种，都表明宦官的逞凶肆虐，使明代封建专制主义的枷锁更紧地套在人民的身上，加剧了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

宦官专权，同时也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明争暗斗，阉党、东林党之争，沸沸扬扬，直至明亡。

“半个女人”治天下-明朝宦官概述(6)

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的斗争。但是，以江南著名知识分子顾宪成、高攀龙等为代表的东林党，其中有不少人是当时的有识之士，他们从巩固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

忧国忧民，主张调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整饬吏治，坚决抵御后金的侵扰，毕竟要比阉党好得多。尽管东林党中也颇有依附草

木的小人，他们的门户之见也是很深的。魏忠贤秉政后，两党之争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一大批在天启初年“废斥殆尽”的官僚政客，重新聚集到魏忠贤的名下，企图卷土重来。当御史李应升、给事中霍守典等人上疏抨击魏忠贤，特别是副都御史杨涟揭发魏忠贤24条大罪后，“忠贤愤甚，欲尽杀异己者”。阉党崔呈秀、王绍徽、阮大铖等炮制《天鉴录》、《同志录》、《点将录》等，将东林人士悉数列入，献给魏忠贤，让他按图索骥，统统打下去。结果，朝臣中的东林人士罢斥一空，不少人更惨遭杀害。这样一来，“忠贤之党遍津要矣”。阉党对东林党人打击、迫害的手段，是十分残酷的。被时人称为“六君子”的杨涟、左光斗、顾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被诬以受熊廷弼贿赂的罪名，入狱后勒令追赃，受尽酷刑。杨涟在狱中死得更惨，体无完肤。杨涟、魏大中、左光斗的尸体从诏狱后的小门中运出时，已腐烂不堪，真是惨绝人寰。当然，东林党人是不会就此灰飞烟灭的。作为一派政治力量的代表，自然有它的社会基础。天启皇帝一死，崇祯皇帝上台，东林党的潜在力量又活跃起来，极力想如法炮制，把阉党及与阉党有关系的人，统统一网打尽。两派政治力量继续较量着，一直闹到明朝灭亡，在南明弘光小朝廷仍流波不息，重开内战。梁启超曾经慨乎言之：当他们“吵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张献忠、李自成已经把杀人刀磨得飞快，准备着把千千万万人砍头破肚；满洲人已经把许多降将收了过去，准备着看风头捡便宜货入主中原，结果几十年门户党派之争，闹到明朝亡了一齐拉倒”。这里，虽然梁启超对明末农民军是敌视、丑化的，但对两党相争的后果，却叙述得颇为形象。

经济上：横征暴敛，使社会经济遭受严重摧残。

宦官管理皇庄，假托威势，逼勒小民，致使很多百姓“荡家鬻产，儿女怨声动地，逃移满路”，“民心伤痛入骨”；侵夺民田，仅谷大用一人即占民田万余顷，刘瑾修理庄田，不仅侵占不少公、私土地，还毁掉官民房屋3900余间，挖掉民间坟墓2700多座。

遍设税监，大肆搜刮。如京师九门的税务都由宦官把持，每门坐镇宦官多达十余人，轮收钱钞，行旅苦之。

提督市舶司，控制海外贸易，贪污中饱。如宪宗成化初年，宁波市舶司宦官福住，极为“贪恣”；尔后在广东的宦官韦眷，在市舶司任内更是“聚珍甚富”。

勒索贡品，民不聊生。如武宗正德初年，浙江镇守太监王堂、提督市舶司太监崔瑶等人，对富阳县的茶叶、鲥鱼两种贡品，百般勒索，“采取时民不胜其劳扰”。

派至各地的矿监的疯狂掠夺，对社会经济更是罕见的浩劫。大规模派遣矿监，始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派宦官负责某些矿的

开采，明成祖朱棣时已经开始。如太监王彦主持开黑山金矿，拉了6000人，开了三个月，“止得金八两”；后来宪宗成化年间，开湖广金场，武陵等12县共21场，岁役夫55万，死了无数人，“得金仅三十五两”。这不过是宦官藉开矿为名，营私舞弊，劳民伤财而已。明神宗朱翊钧更是个贪财好货、嗜钱如命的皇帝。户科给事中田大益曾忍无可忍地批评他：“以金钱珠玉为命脉”。他派出的矿监遍及天下。其实，“求矿不必穴”，有些地方根本无矿，不过是趁机敲诈勒索而已。实际上，十之八九都被宦官中饱私囊，他们的腰包，简直要撑破了。社会经济日益凋敝，阶级矛盾也就更趋激化。矿使以及税监在天下横行的结果是到处“鼎沸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桑交困”，“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仇恨的种子在人民的心中发芽，反抗的烈火不断在各地燃烧。

“半个女人”治天下-明朝宦官概述(7)

军事上：宦官监军，加速了军队的腐败，边防大为削弱，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

宦官监军始于何时，史籍上记载不一，有待深入研究。但早在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就曾经派宦官赵成赴军中监视、侦察。朱棣当了皇帝后，更派了宦官王安、王彦之等人监军。到了英宗正统年间，宦官任监军的名义，正式出现。史载正统二年（1437），甘肃驻军在讨伐阿台朵儿只伯时，即派出太监王贵监军。此后，每次军事行动，都派出宦官监军。正统初年，宦官吴诚、曹吉祥、刘永诚等还直接统帅军队。不难想见，让那些不学无术、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家伙率领军队，不打败仗，那才是不可思议。英宗朱祁镇让司礼太监王振统军，讨伐也先，造成当时震惊中外的“土木之变”，便是典型。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十六日，朱祁镇在王振怂恿下，决定“亲征”也先(亦称乜先，瓦剌部，这时他已在实际上统治蒙古各部)。“命下，二日即行”，仓促率领50万大军迎战，数战皆败，八月十五日退至土木堡，“也先人马四围，大战，大军倒戈，自相蹂践。虏寇大肆杀戮，邀留上驾”。所谓“邀留”，是为尊者讳的说法。实际上，朱祁镇当了俘虏。随行的数百名文武官员，有的被杀，有的成了阶下囚。50万大军土崩瓦解。宦官监军，直至明末。侯方域曾写诗一首，对崇祯时期宦官的监军，作了委婉的嘲讽：“轸念苍生甚，恭承禁旅遥。貂珰亲节制，号令出云霄。敢谓明威远，或传将士骄。数曾城上见，未可达王朝。”以崇祯朝而论，京畿卫戍之权、监督军队之权，统统交付宦官。结果，这批宦官“挟势恣肆”，掣肘将领，侵蚀军饷，避敌殃民，谎报军情，冒功请赏……无所不用其极。更荒谬的是，天启时魏忠贤“选京师净身者四万人，号曰净军”。崇祯末年，更大为发展，让他们守城。最后，李自成进京时一声炮响，这支庞大的不男不女的特种武装，立即作鸟兽散。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史上的一幕滑稽剧!

明朝的宦官为什么这样猖獗？答案只能从明朝高度发展的极端专制主义的君权中去寻找。

明太祖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在君主专制时代，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时期，所谓集权于中央，实际上不过是集天下大权于皇帝一人，由他高踞于封建等级制金字塔的顶端而已。出身贫苦，在元末农民战争的刀丛、血泊中滚过来的朱元璋，在刚登大宝时，鉴于元朝亡天下的教训，还能注意“人安为宝”，派人晨昏“画角吹难”，提醒臣民“为君难，为臣又难”，“创业难，守成又难”，甚至还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但是，等到天下坐稳，特别是在各地小股农民起义均被镇压、宰相制度被废除、功臣宿将几乎全部

被剪除后，便深居简出，重温历代君主千年帝业的酣梦。不难想象，在朱元璋心目中，连徐达、李文忠、刘基、朱升等等一大批曾经跟他一起赴汤蹈火的元勋尚不可信，还有什么人值得信赖？久而久之，便必然形成这种局面：谁跟他接近最多，便最受信任。享有这个“得帝独厚”机会的，当然只有宦官。因此，尽管在开国之初，朱元璋三令五申，不得重用宦官，但头一个做不到的，正是他自己。从这样一件事上，我们不难窥知其中消息：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喜欢结交儒生，礼贤下士，家中有不少门客。有一天，文忠对朱元璋说：“内臣太多，宜稍裁省。”朱元璋听了大怒，说：你想削弱我的羽翼，什么目的？一定是门客教你的，遂把文忠门客都杀了。“文忠惊悸，得疾暴卒”(按：李文忠并非“得疾暴卒”，乃为朱元璋毒死。见潘柽章：《国史考异》卷二)。此时此地，朱元璋已把宦官作为自己不可缺少的“羽翼”，宦官的地位，也就可见一斑。此例一开，在朱元璋的儿孙们看来，重用宦官，当然就是信乎有证，不悖祖训了。

“半个女人”治天下-明朝宦官概述(8)

明代皇权大肆膨胀的另一个结果，是皇帝被进一步神化，所谓“每日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君王。太平气象家家乐，都是皇恩不可量”。差不多至迟从晚明开始，以神化皇帝、崇尚君权为核心的“天地君亲师”的神牌，在千家万户供奉起来。皇帝被神化，只能导致君臣隔阂，到宪宗、孝宗时，皇帝与大臣“竟以面对为可怪，一逢召对，遂有手足茫茫之感”。最典型的例子是，宪宗成化七年(1471)，有次召见时，内容仅为群臣“皆同声呼万岁，叩头”而已。明中叶后，某些大臣陛见时，简直如坐针毡，如履薄冰。神宗皇帝有次召见方德清、吴崇仁二相，商议张差闯宫的案件，方德清只知连连叩头，吴崇仁“则口噤不复出声，及上怒……崇仁惊怖”，竟然吓得昏死过去。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局面，遂使皇帝将宦官倚为心腹，为阉人专权大开方便之门。

历代封建王朝都逃不出这条规律：随着政治局面的稳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多，作为全国地主阶级总头子的皇帝，消费欲越来越大。因此，几乎每一个王朝中叶的帝王，无不以比起乃祖乃宗不知要大多少倍的胃口，肆意追求消费，吮吸民脂民膏，力图穷极人间天上最骄奢淫逸的享乐生活。明王朝也不例外。明中叶后的皇帝，特别是武宗朱厚照、神宗朱翊钧、熹宗朱由校，更是醉生梦死，荒淫无耻。以朱翊钧而论，成天耽于酒、色、财、气，“20年间，郊庙、朝讲、召对、面议俱废”。既然20年不坐朝，也不召见大臣，那么，必须由“宸躬独断”。国家大事由身不离左右的宦官代为料理，也就势必不可避免。久而久之，“乃称肺腑矣”，宦官投帝所好，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稽诸史籍，真是历历可数：朱厚照喜欢喝酒，宦官便不时进酒，让他不问朝政。刘瑾每次奏事，专挑皇帝被杂伎逗得乐不可支的时候，这样，他一奏事，皇帝便说：你干什么，这样麻烦我？因此，刘瑾便趁机自作主张，处理大事。魏忠贤奏事，则选择天启皇帝朱由校“引绳削墨”，摆弄木工工具，玩得最起劲的时候。这一来，形同顽童的朱由校，便十分讨厌，说：我已知道了，你们好好干吧。惟其如此，明中叶后司礼监的宦官才掌握了“照阁票批朱”的大权；使司礼秉笔太监的权力“居内阁上”，“而相权转归之寺人(宦官)”，内阁大权旁落，无所作为。“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真是荒唐。宪宗时，人们嘲笑“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其实，这些阁老、尚书，并非都是草包，关键在于他们手中的权力已被转移到宦官手中。

但是，不管宦官的权力有多大，他毕竟不过是代行皇帝手中的权力，或者说是皇权的一种特殊使用形式而已。如果没有皇帝的圣旨作为后盾，或者假传圣旨，也就是“矫旨”行事，拉着皇帝的大旗作虎皮，出身流氓、无赖的魏忠贤之流，即使再狡猾，威福也是做不到宫门之外的。因此。宦官得势时，可以搞乱天下，但他们自己的命运，完全操在皇帝的股掌之间。皇帝一旦发现宦官走狗不走、需要另换走狗，或者觉察到他们有野心、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时，一翻脸，一挥手，这些宦官便立即从权力的顶峰上掉下来，跌个粉身碎骨。王世贞说得好：“即狼戾如(王)振、(刘)瑾者，(皇帝)一颦(即皱眉头)而忧，再颦而危，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鸟散兽窜，是以能为乱而不能为变也。”“不能为变”就是不能发动政变，推翻皇帝。以刘瑾而论，虽被军民称为“站的皇帝”，权倾朝野，威风赫赫，但最后武宗一翻脸，刘瑾就被凌迟处死。这就是宦官的下场!透过刘瑾被杀千刀时以及刘瑾、魏忠贤之流屠戮臣民时的阵阵血腥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宦官专权的祸首，是皇权，是浸透封建专制主义毒液的皇帝制度。

郑和“七下西洋”与海权体系(1)

（一） 明朝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

先秦时期，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大体上属于《山海经》水平，或借用唐朝大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一句诗来形容，“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诚然，甲骨文中有“舟”字，而且商代有了像样的造船技术，据殷商史专家研究，“商时河中已有船队”。战国时在沿海一带，有海上渔业活动，并以船运送军队，从苏州下海，可抵山东；从浙东下海，可至淮上。但先秦时期中国没有海外贸易活动。

汉代史籍证明，早在汉武帝时，中国船队从广州湾出发，经南中国海，航抵南洋各国。《汉书·地理志》论南粤地理形势，述及从徐闻、合浦等地，船行五月到都元国；继续航行，到谌离国、甘都卢国、黄支国；最远可抵已程不国。大体上，这是从今天的广州湾沿岸港口至印度半岛南部之航路。但上述地名，今人至今仍不能全部考订出其确切位置。当时的贸易是为皇家服务的。官方用黄金、杂缯从海外买回珍珠、琉璃、各种奇珍异宝。至唐代，海上贸易有了长足发展，设有司舶使专司其职。但唐代文献，对其职司情形，并无明确记载，从宋代史料来看，司舶使主要是征收进出口税，并查禁违碍物品，管理香料等官方专卖品。司舶使是海外贸易兴盛的表现。此时，我国商船已能远航到阿曼湾和波斯湾一带。宋代，西北地区很不安定，少数民族割据政权与宋朝及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战争不断，传统的通往西域的陆路交通线严重受阻，使宋朝政府不得不更加重视海外交通。北宋灭亡，南宋政权地近大海，海外贸易繁盛一时，市舶税收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元朝建立后，依靠其雷霆万钧的大帝国声威，使波斯湾地区大部分成为元朝的宗藩之国——伊利汗国的领土。因此，至该地贸易，远比过去方便。元代后期汪大渊著《岛夷志略》，乃亲身随商船游历东西洋的记录，其中，提及地名两百多个，最远处到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的憎拔罗(桑给巴尔)等地。事实上，后来随郑和下西洋的费信所著《星槎胜览》，“半采汪大渊《岛夷志略》之文”。马欢的《瀛涯胜览》也多次引用《岛夷志略》。甚至“记录郑和航行所历地名最详之《郑和航图》，有许多已见于《岛夷志略》和其他元代史料”。还需指出的是，早在六十多年前，童书业先生已注意到，“元世祖亦尝屡遣使下南洋矣”，并列举世祖至元八年（1271）、十年（1273）、十六年（1279）、十七年（1280）、二十三年（1286）遣使至缅甸、占城等“海外诸番国”。显然，唐宋以来的航海经验，特别是元代的航海成就，其中包括多次下南洋，

为郑和“七下西洋”奠定了基础。但是，上述这些海外贸易活动，都是以皇权为主宰的官方贸易，是为皇家及贵族服务的。在政治上，是为了扩大“天子”的影响，“羁縻”海外诸国；在经济上，是为了采购奇珍异宝，满足统治集团日益膨胀的奢侈消费欲。因此，当时的国人，从上到下，没有、也不可能有海权观念。严禁私人下海贸易的国策，总体上并无变化。

郑和“七下西洋”与海权体系(2)

（二） 朱棣制造的政治泡沫

早在一百年前，梁启超在《郑和传》中曾感叹：“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韦嘉达哥马(按：即达伽马)以后有无量数之韦嘉达哥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此岂郑君之罪也!”郑和“七下西洋”，何以后继无人?这是因为郑和的下西洋，完全是大明帝国握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朱棣一手制造的政治泡沫，从其动机与效果上，注定了下西洋只能是昙花一现。

朱棣派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必须从朱棣其人其事综合地去观察、分析。皇权制度的核心是皇权神圣，不可分割、让渡，嫡长子继承制不容改变。朱棣从其侄朱允手中夺权，在古代，完全是谋反、篡夺，大逆不道，人所不齿。这种负罪心态，导致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力图改变自己的形象，把自己塑造成合法继位者。如：捏造史实，说自己是马皇后所生。其实朱棣的生母是妃。20世纪30年代，史学界为此曾展开讨论，发表论文多篇。明代李清的《三垣笔记》、清初潘柽

章《国史考异》，均明确记载明孝陵神位，左乃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熙王、晋恭王；右乃妃，生明成祖朱棣。永乐中，朱棣将建文帝时修的《太祖实录》修改两次，伪造自己乃马皇后生。而且迁都北京后，太庙中一帝只有一后，继后及列帝生母皆不配享，以便抹杀生母，不留痕迹。

朱元璋在去世前的一个多月，头脑尚清醒时，已预感到朱棣拥兵

自重，可能要闹事，故密谕晋王，“临阵时，领着在燕王右手里行”。干什么?无非关键时可以剪除燕王。又如：明清史大家孟森前辈考订，建文帝确实已逃出宫廷，朱棣却认定两具尸体是他和皇后的，予以下葬，并假惺惺地说自己本来是效法历史上的先例，辅佐他的。但他深知建文帝未死，并怀疑是建文帝主录僧溥洽策划让他扮作僧人逃走，并逃亡海外，故朱棣将溥洽系狱十余年。又如：为加强自己的统治，消灭建文帝的政治势力，除大开杀戒，对建文帝重臣株连九族外，更恢复明太祖明令永废不用的锦衣卫、镇抚司狱，在永乐十八年（1420）又设立特务机构东厂，实行国家恐怖主义。厂卫的横行，在全国上下形成告密的坏风气，弄得人人自危，政治秩序完全被扭曲。

此外，有明一代，甚至到清初，江南一带百姓始终怀念建文帝。这也是朱棣的一块心病，

感到建文帝活着，对他是个莫大的政治威胁。这是因为，建文帝以文建国，比起乃祖朱元璋的严刑峻法，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朱棣派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动机，是寻找建文帝下落，应该是可信的。惟其如此，在他去世前不久，确信建文帝不管逃到哪里，已属死老虎，不再对他构成威胁，永乐江山已坚如磐石，才宽下心来，将溥洽释放。当然，与此关联的是，朱棣派郑和下西洋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宣扬国威，表明建文帝已经“流水落花春去也”，自己才是天朝的天子，要海外诸国赶紧“万方来朝”。

经过明初的休养生息，至永乐时，明王朝的国力比较强盛，但财政状况并不理想。从洪武二十三年（1390）至成化二十二年（1486），明朝生产的白银总量，已故明代经济史专家梁方仲先生对《明实录》的相关记载做过统计，共约3000万两以上，但拨给郑和下西洋的白银共700万两，花去600万两，这对明王朝来说，是何等沉重的财政负担!高压政治下，无人敢对永乐皇帝派郑和下西洋，公开说一个“不”字。但永乐皇帝一死，太子立即将财政专家、户部尚书夏原吉从狱中放出。夏原吉实行财政紧缩政策，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停止劳民伤财、让明王朝不堪重负的下西洋。

其后，宣德年间，头脑清醒的夏原吉已故，明朝虽又下过一次西洋，但不过是夕阳残照，从此成为绝响。

诚然，郑和所率庞大船队，所到之处，也有民间贸易，但比重甚小，主要是朝贡贸易，赏赐为主，不计成本，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换回的是珍禽奇兽，名花异木，如海棠花、五谷树，各种香料等奢侈品，于民生无补。郑和七下西洋，做的是大赔本买卖，跟西人适成鲜明对比。如葡萄牙人于15世纪末到东方，他们的航海规模远不及郑和，然而他们的经济利益却很大，运回大量香料，在欧洲市场上卖价极高，出售后所得利润为投资的60倍。显然，郑和下西洋是特殊政治背景下的政治行为，或者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只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明朝开展官方的朝贡贸易，并不意味着对海外实行现代意义的开放政策。事实上，禁止海外民间贸易往来的海禁政策，并未改变。即使在郑和时代，国人仍持天圆地方观念，世界地图万历时才由传教士携入中土，在上层人士中流传。因此，郑和的船队只能沿海岸线航行，去时路，也是归来路。虽然，作为杰出的航海家，郑和领先于西方航海家近半个世纪，但事实证明，郑和根本不可能走得更远。古希腊人很早就知?地球是圆形的，故一千多年后，哥伦布才会向西航行去寻找印度，虽然他明知印度在东方。没有地球观念的郑和，绝不可能作环球航行，他能到达东非海岸，已属天涯海角，很难走得更远。郑和“七下西洋”，所到之处，因无海权意识，从未建立过军事基地，更无殖民地。郑和下西洋，丝毫不意味着中国已进入海权体系的时代。

“封疆危日见才难”-张居正的悲剧

张居正(1525—1582)的政治、经济改革，是以半途而废告终的。他病死不久，政局即迅速逆转：其官职被追夺，家产被查抄，当政时起用的主要官员“斥削殆尽”，改革派的政治力量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呕心沥血实行的改革，基本上被一笔勾销。“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场政治大悲剧，其历史教训是多方面的。

张居正悲剧的主要教训是，张居正固然是惩治腐败，但未持之以恒；而更重要的是，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却未能洁身自好。

明朝中叶后，政风十分腐败，贪官污吏横行不法，民脂民膏尽入私囊。严嵩垮台被抄家时，竟抄出黄金30万两，白银200万两，其他珍宝多得不可胜数。“私家日富，公室日贫”的结果，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嘉靖末年，太仓存银竟不到10万两，真是岌岌乎殆哉。

作为一个杰出的改革家，张居正当然看到了腐败的严重性。他在隆庆年间所上著名奏疏《陈六事疏》中，即尖锐地指出，“当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省节，恐不能救也”，“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极力倡导廉政。同时，他认为必须惩治贪污，并将惩贪与巩固边防相结合。他建议：“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完日发遣、发落，不但惩贪，亦可为实边之一助。”在他主政后，不仅一再强调“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而大力整顿吏治，还抓了重大腐败案件，严肃查处。云南黔国公沐朝弼，谋害亲子，与嫂通奸，杀人如麻，谋财夺产，成了地方上的毒瘤。对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腐败分子，本早该逮捕法办，但朝中官员感到他是开国功臣西平侯沐英的后代，不敢下手。张居正断然派人逮捕，绳之以法。辽王朱宪的荒淫歹毒，更是令人发指。张居正明知这是皇亲国戚，老虎屁股摸不得，但还是与朱宪进行了斗争，尽管其中情节复杂，后来张居正为此招来严重祸害，但对朱宪毕竟是个沉重的打击。

张居正在改革的后期，几乎把全部精力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是赋税制度史上划时代的变革。但在廉政肃贪、惩治腐败方面，并未持之以恒，一抓到底。对赋税改革的先驱，刚正不阿、与贪官污吏势不两立的海瑞，张居正反而觉得他过激，始终不予起用。而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自己也并不干净。大宦官冯保是他的政治盟友、靠山。冯保贪财好货，张居正让其子张简修送冯保名琴7张、夜明珠9颗、珍珠帘5副、金3万两、银10万两，“其他珍玩尤多”。需要指出的是，张居正在做官前，家中不过有田数十亩，家中余粮甚少，遑论金银；他当了内阁首辅后，虽是一品官，月俸也不过87石米，即使将他一辈子的官俸加在一起，至多不过折银万余两。显然，他送给冯保那么多的金银财宝从何而来，是不言而喻的。而冯保后来垮台的主要罪状之一便是贪污，说他家中所藏，抵得上天下贡赋一年的收入，后来也确实在他家抄出金银百余万两，大量奇珍异宝。张居正依靠冯保这样的贪赃枉法者作为自己改革的政治盟友，虽势在必行，不得不然，但无疑也授予反改革的保守、顽固势力以把柄，成为他们打击改革派、扼杀改革事业的突破口。万历皇帝在没收了冯保的财产后，怀疑张居正也有大量财宝，这也是抄张居正家的重要原因。令他失望的是，从张居正家虽未抄出万历皇帝想象的甚至超过冯保的巨额家产，但毕竟也有大量财富，折价约金银19.58万两，另广有良田。这绝不是张居正的区区薪俸所能置办的。张居正的个人生活，也很奢侈、糜烂。其父病逝，他奉旨归葬，坐着32人抬的豪华大轿，吃饭时菜肴过百品，还觉得没法下筷子，甚至大吃海狗肾，“竟以此病亡”。张居正的这种腐败行为，不但给自己抹黑，更重要的，是给改革事业抹黑。很难设想，一个不能洁身自好的改革家能够把改革事业进行到底。

“眼看他楼坍了”-赵老太太的大起大落(1)

这里所述的赵老太太，非普通老太太也，乃明代万历年间宰相、中国古代著名改革家张居正的母亲，姓赵，故以赵妪称之。妪者，老太太也。她多寿，活至76岁，集大红大紫、奇耻大辱于一身。而无论她的至尊、大辱，却都是历史的悲哀。她的浮沉，与其子张居正的改革事业息息相关，这就更值得世人回味。

赵妪娘家情况不详，当属小户人家。因为封建社会婚嫁强调门当户对，而张家不过有几十亩田，数间房，余衣甚少，绝非大户。本来，她不过是乡间普通妇女，每天看日出日落，相夫教子，闲话桑麻而已。但曾几何时，张居正中了进士，做了大官，并当了位极人臣的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后，母因子荣，她成了诰命一品夫人，风光可想而知。万历四年（1576），神宗听说张居正的父母还健在，很高兴，当即亲笔致书张居正，“特赐大红蟒衣一袭、银钱二十两，又玉花坠七件、彩衣六匹，乃奉圣母（按：皇太后）恩赐”。赵妪得到这样的礼物，心情之愉悦，《红楼梦》里的贾母也不曾有过。两年后，居正老父张文明在老家江陵病故。张居正悲痛欲绝，更以老母为念，在奏章中说：“臣有老母，今年七十有二，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万历皇帝对此很关心，特派司礼监太监魏朝在这年秋天前往江陵迎接赵妪进京。沿途地方官员小心翼翼，诚惶诚恐，俨然是伺候西王母。将渡黄河时，老太太有些害怕，私下对奴婢说：“这样大的河流，过河太艰难了吧？”话一传出，立刻有人通知地方政府，同时安慰赵妪说：“过河尚未有期，临时当再报。”后来，快到北京了，老太太未免心疑，问：“怎么还不过黄河?”侍奉左右者告诉她：“您老上次问起后，没几天就过了黄河！”原来，有司早已在黄河南北，“以舟相勾连，填土于上，插柳于两旁，舟行其间如陂塘，太夫人不知也”。显然，即使是皇太后渡河，充其量也不过能享此如天之福。舟抵通州，时正中午，秋暑尚炽，州守张纶估计老太太一路上定是鱼肉不断，早已吃腻，遂“具绿豆粥以进，但设瓜蔬笋蕨，而不列他味”。赵妪果然大喜，抵京后即对张居正说：“一路烦热，至通州一憩，始游清凉国。”第二天，张纶即调京任户部员外郎，管仓库、粮储等美差相继到手。真是赵妪一顿凉餐，张纶平步青云！

更有甚者，万历皇帝又特命司礼太监李佑出郊慰劳，并护送赵妪至居正私宅。同时，皇太后又特派慈宁宫管事太监李用至京郊外慰劳赵妪，并与李佑一起护送她抵居正家。皇太后当即拟召赵妪入宫见面，只是因其年迈体弱而未成行，由居正至会极门“叩谢龙恩”。皇帝、两宫皇太后赐给赵妪的衣服、首饰等，相当可观。赵老太太受到这样高的礼遇，是很罕见的，万历皇帝及两宫太后“慰谕居正母子，几用家人礼”，以致张居正誓言“移孝以作忠，苟利国家，敢惜捐躯而碎首”。

但张居正何曾想到，仅仅三年半以后，他就因病在北京家中“捐躯”了；他更难以想到的是，几个月后，他遗骨未寒，政局即开始逆转，他鞠躬尽瘁辅佐的万历皇帝变脸了，亲自策划对他鞭尸了：剥夺了他所有的功名，剥夺诰命，赵妪由一品夫人而“天上人间”，还原为普通村妇，并贬斥其子孙，抄了她的家，用残忍的手段对其子张敬修、懋修等严刑逼供，要他们招出寄存在外面的200万两银子，这完全是莫须有。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正式抄家前，荆州府、江陵县地方官已将张居正家包围，把时已76岁高龄的赵妪与儿孙等分别隔离，有十几口人被活活饿死。而据当时人记载“其妇女自赵太夫人而下，始出宅门时，监搜者至揣及亵衣脐腹以下”，何其卑鄙下流！婴幼儿都被锁在屋内，有几个被饿狗活活吃了！礼部主事张敬修被逼自杀，在悲愤万状的遗书中，说“吾母素受辛苦”；其弟懋修投井、绝食，侥幸不死；敬修妻高氏上吊死未成，用茶匕刺瞎眼睛。可怜赵老太太以衰朽之躯，眼睁睁地看着其子张居正断气；回到江陵老家不久，遭抄家灭顶之灾，受惊吓，被污辱，又眼睁睁地看着儿孙上吊、饿死、被饿狗吞食，她再也受不了如此折磨，不久就永远闭上了眼睛。虽然，在一些正直之士的一再呼吁下，万历皇帝下诏留下空宅一所，田10顷，供张家赡养赵妪，但赵妪在泉下，再也沾不着所谓的皇恩雨露了。

“眼看他楼坍了”-赵老太太的大起大落(2)

赵妪漫长的一生中，曾经到京城大开眼界，饱享荣华富贵，但不过是分享了其子改革家张居正的封建特权，也就是皇权的一杯羹而已，与其说是洪福，还不如说是历史的悲哀；在她的暮年，遭逢大难，受到了严重的迫害、摧残，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她是已被万历皇帝抛弃、人亡政息、改革事业付诸东流的张居正的母亲。这是更大的历史悲哀。是皇权把她这位乡间老太太捧上荣誉的顶峰，也是皇权又把她从天上摔到地下，几乎摔得粉身碎骨。哀哉，赵妪！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坍了。”赵妪是400年前那一页兴亡史既普通又特殊的见证人。

“轻取皇冠葬九宫”-李自成的悲剧(1)

李自成身经百战，经常亲冒矢石，身先士卒，确实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但是，作为一名政治家，他缺乏战略眼光，往往不能制定正确的策略，犯下一系列错误，导致进京后不久，迅速溃败，死于通山地方反动武装的无名鼠辈之手，遗恨千古，至今令史家扼腕难平。李自成在崇祯十七年（1644）旧历正月初一日，即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百官礼乐悉遵唐制”，正式登基当上皇帝。我认为，从各种史料的记载来看，这是千真万确的。李自成既然已经在西安当上皇帝，理应在这座古都认真地当皇帝，使西安这个大顺政权的首都能够成为大顺军坚强的政治中心、经济后盾。

李自成完全可以留在西安，行使皇帝大权，令部众继续征伐，消灭明军。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却亲率人马，向北京进发。这里，李自成有一系列重大失误：（一）进军北京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捣毁明王朝的权力中心，派大将刘宗敏等人去就行了，何必要亲自上阵？明初朱元璋摧毁元大都（北京），就只派大将徐达完事。而李自成却在占领北京一个多月、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而归后，匆匆在武英殿登位，接受百官朝贺，“尊七代考妣为帝后，吏户部六曹各赦书”。当然，事先做了大量筹备工作，包括制定、刊行《永昌仪注》。这里的问题是：李自成在西安称帝还算不算数？当了皇帝又再当，只能制造政治上的混乱，贻人笑柄。事实上，李自成四月二十八日在武英殿即位，但当夜五鼓，即“潜遁”，仓皇撤出北京，堪称屁股还没有在龙椅上坐热，不啻是一出闹剧！（二）李自成在建立政权后，很早就提出“三年免征”的口号，这对民众当然有很大的号召力。但严格说来，并不妥当。不征赋，大顺军的开支从何而来?在进军河南后，李自成更让士卒到处散布“迎闯王，不纳粮”，“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这种极端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只能进一步导致大顺军用掳掠来筹集军费，以致在进军北京途中，特别是进入北京后，大肆对明朝的政要、权贵、富商、士绅等严刑拷打，勒索钱财，将富裕阶层完全推向绝路，造成社会混乱，人心动荡。（三）李自成进京，带了多少人马?顾诚教授估计是10万人，我认为大约是8万人，这是有史料可查的。这充分反映出李自成的轻敌思想，尤其是对关外的清廷，认识太差。清廷曾派人携国书给大顺军领导人，建议联合推翻明朝，“共享富贵”，李自成不予理睬，这是李自成一生中光彩的篇章之一，保持了可贵的民族气节。但是，他对清廷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入侵关内、夺取政权的野心，却视而不见。山海关之战，他至多带了6万人马，而吴三桂的兵力是5万人，加上乡勇3万人，以及约10万以上的清兵，在总兵力上，超过李自成军三四倍，而且大顺军与强大的清军是头一次遭遇，猝不及防，终于一战而溃，一败涂地，从此走上败亡之路。（四）“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况大明王朝乎！李自成虽然当了皇帝，但在广袤的国土上，地方政权绝大部分仍然由明朝势力控制着，在南方，更迅速成立了南明朝廷，对抗大顺军、清军。如何南征与如何东进一样，李自成有很大的盲目性。他只派了原明朝柳沟参将、进京后被封为权将军的郭升，带了3000人马，出兵山东，虽先后克德州、泰安州等地，但终因人马太少，大顺军山海关之战惨败后，郭升在山东虽经苦战，终于全军覆没，“单骑逃走”。后在南明永历政权中，与李来亨一起坚持抗清。耐人寻味的是，“堪叹陕北农家子，轻取皇冠葬九宫”。李自成在通山九宫山下遭遇程九伯等地方反动武装突然袭击而牺牲，此时的通山仍然在明朝势力范围之内，岂不悲乎！

“轻取皇冠葬九宫”-李自成的悲剧(2)

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曾派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宫，与崇祯皇帝谈判。李自成提出的条件是什么?据清初史家戴笠、吴芟记载：“李（自成）欲割西北一带，敕命封王，并犒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受封后，愿为朝廷内遏群贼，外制辽沈，但不奉召人觐。”清初李长祥《天问阁集》的记载大同小异。联系到李自成曾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以及把在京中拷饷追赃得来的大量金银不停运往西安，可以充分看出李自成的目光是多么短浅！他进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掠钱财；在明宫里过把皇帝瘾。因此，他才会贸然入京，又仓促退出。如果把李自成进京比作赶考，他是落第了，失败了。作为一个领袖，他政治上显然不及格。

“皇冠落地类转蓬，空教胡马嘶北风。”明朝、南明、清朝早已化为历史的尘埃，随风而逝。今天，我们站在21世纪的历史评判台前，应当更理性地审视甲申之变。那种对李自成一味高唱赞歌的态度，虚构大顺军进京很快腐化变质，因而导致失败的神话，都是对历史真相的掩盖与歪曲。实事求是地回味364年前的那场大悲剧，今人仍然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历史启示。

以李定国、李来亨为代表的南明抗清斗争(1)

崇祯殉国，明朝灭亡。但是，南方广阔的国土仍是明朝的天下，各种抗清力量在集结、组合、分化，形成了如火如荼，却又始终未能统一指挥、领导的抗清运动。朱明王朝的后裔，在形形色色的政客、不同抗清力量的拥戴下，先后成立了继承明王朝衣钵的政权，统称为南明。先后有：在南京成立的由福王朱由崧称帝的弘光朝廷，在福州成立的以唐王朱聿键监国的隆武政权，在肇庆成立的由桂王朱由榔称帝的永历政权，等等。这些小朝廷都很腐败，寿命不长，最短的仅四十天，但永历政权却坚持抗清斗争十年。这有种种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与杰出的抗清英雄李定国成功地组织了云南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一起坚决抗清有关。

1646年12月，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与清军之战中不幸中箭牺牲。殉难前，献忠已觉察到清军是主要敌人，主张联明抗清。在大西军撤离四川，准备突击陕西以袭清军后方时，献忠曾叮嘱手下大将、养子孙可望说：“如果我死了，你就归顺明朝，不要做不义的事！”在时已发生重大变化的阶级斗争形势的推动下，以及在张献忠的影响下，李定国也日益感到联明抗清已经刻不容缓。四川败后，他决心归附明朝。这种联明抗清的打算，是符合当时人民群众抗清斗争的要求的。

自西充兵败后，大西军迅速向西南撤退，攻克重庆，并南向贵州，相继攻克遵义、贵阳。大西军的节节胜利，震动了大西南。

此时的云南，正发生激烈的战事。阿迷州土司沙定洲与其妻万氏眼红“沐氏世宝”，抱着企图打倒明朝勋臣黔国公沐天波、取而代之的野心，纠合了一批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起兵反抗沐天波，逼使沐氏逃到永昌。原石屏土司、明朝副将龙在田也逃奔大理。龙在田于崇祯年间曾在熊文灿军中效力，熊文灿招抚张献忠时，龙在田曾与献忠交欢联络，拜干父义儿，并在幕府中结识了孙可望。当他得知孙可望军平越，立即派人请孙出兵云南。孙可望与李定国连忙率军长驱直入，很快平定了沙定洲的叛乱，克复昆明。由于孙可望、李定国解除了沙定洲之流土司贵族的压迫，得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欢迎；此时，明朝云南迤西巡道杨畏知等人，又极力向孙可望等鼓吹联明抗清，孙可望、李定国遂决定与明桂王永历政权合作，将所辖贵州、云南等地置其版图之内，正式举起联明抗清的旗帜。不久，孙可望回师贵州，李定国则留军云南。从此，他在云南积极筹划联合少数民族，力图把云南变成抗清基地。

有明以来，云南少数民族人民的苦难是深重的。在明朝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下，他们走投无路，不断揭竿而起；明中叶后，大规模的起义更不绝如缕。面对这样的现实，李定国深知要想联合少数民族人民共同抗清，不改变以往明政府仇视与残酷压榨少数民族的政策，对少数民族人民是不可能有号召力的，因而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陆续施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

以李定国、李来亨为代表的南明抗清斗争(2)

赋役问题，是云南各族人民带根本性的问题。李定国平定云南后，即制定丁赋。田地及盐井之利，俱以官四民六分收。在征收赋税的过程中，李定国更明文规定，各地不得以任何形式加派虐民。少数官吏在征赋税时，弄虚作假，把用以计粮的扁斗的尺寸，制造得高过法定标准，人民颇为不满，武定知府谢秉铉将此事禀报李定国后，李定国立即毁斗弛禁，并派人至各地察访，将问题最严重的7人处死，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在徭役方面，如果为了军事需要动用民夫时，李定国规定不但保证民夫的口粮，而且给予一定的脚价银。从这些历史事实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当时抗清斗争极为艰难、军需开支浩繁的条件下，这些赋役不能说过重。后来，李定国还更将“田地与盐井之利”，由“对半分收”改为“四六分收”，可见他确实是关心云南各族人民疾苦而将赋税一再减轻的。

在政治方面，李定国整肃吏治，尊重少数民族首领，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他经常派人乔装至各地私访，严惩贪官污吏，罪行昭著者立拿斩首，传示各府州县。对于廉洁的官员，则予以奖励、提拔。在少数民族地区，如果发觉有些政策不便于民，允许地方头人上诉，确实不合理者，立即废除；有可以便于民者，立即实行。他对少数民族的首领颇为尊重。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李定国严行法治。有一罪汉用铁斧劈死姑母，昆明知县报知李定国后，李定国当即下令将罪汉就地斩首，以示惩戒。

对于军纪，李定国尤为重视。他规定军行有五要：“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奸淫，四不宰割耕牛，五不抢财货”。凡是军队经过的地方，百姓卖酒卖肉，不论银之轻重，酒一壶即与银一块，百姓喜之。对于违反军纪者，李定国处罚甚严。规定如果士兵有抢劫百姓一物者，立即斩首，而且如被害百姓不首告，也要连坐；对于犯罪士兵的直接辖官，同时责打80棍，以惩失察之罪。由于这些军纪的严格执行，李定国率军经过之地，鸡犬不惊，卖酒、卖肉的人，一路不断。甚至有时农民军在一些地方宿营很久，因与民无扰，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云南等地人民，感到跟没有驻过军队一样。明末遗老李寄曾目击农民军后来挥师北上，驻军长沙时的情况：“定国兵纪极严，驻军半载，居民不知有兵。”

其次是宗教政策。云南傣族、白族等少数民族，都笃信佛教。为了尊重他们，李定国改变了过去跟随张献忠在四川时采取的那种极端诋毁神佛的做法，声称自己也信奉佛教，对佛寺庙宇妥为保护。他还用晋王的名义刻过佛经，直到今天，云南图书馆还藏有此品。

以李定国、李来亨为代表的南明抗清斗争(3)

此外，李定国还积极组织各族人民努力生产，鼓励商人从事贸易。早在平定沙定洲之乱时，他即招抚外逃百姓回家复业，贫穷无力者，借给牛、种。后来，他将全云南各府州县的田地分给诸营头，令他们就地解决军需。凡是金银钢铁等厂，听任百姓自备工本开采，官府只抽取一定的税额。凡是贸易商人，都发给护照，甚至将黑、琅两井之盐归官，令商人在昆明完工本，领票赴盐井支盐，促进了盐的运销。

李定国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的陆续实行，使云南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业生产获得发展，云南一省的物产，已能保证其所率抗清队伍的军事开支。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样，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正是由于李定国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保护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利益，因而得到他们的支持，壮大了联明抗清的阵营。

少数民族人民积极供应军需物资。如镇雄土司给李定国供应战马、鸟枪，输纳各种物品。少数民族还纷纷参加抗清队伍，英勇作战。这些少数民族的战士，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特殊条件所致，颇能吃苦耐劳，爬山越岭，如履平地。驱象作战，尤为擅长。据谓李定国军中大象不下13头，各有其名，被封为大将军，作战时所向披靡。在与清军的屡次激战中，少数民族战士出生入死，勇猛无比。1654年三月，李定国率领数千“倮倮”族战士与数万汉族战士一起，象13骑，进攻廉州，将清军杀得大败，连克罗定、新兴、石城、阳春等县。

由于少数民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使李定国所率以汉族为主的抗清军队力量大增，西南各地的抗清运动出现了大好形势。1652年，李定国率军出征，进军湖广，所向披靡，相继攻克湖南靖州、武岗、宝庆、沅州。在桂林之役中，他身先士卒，城破后，“作贼一生”的孔有德举家自杀，落得个可耻的下场。李定国更乘胜北上，连下湖南永州、衡州、辰州等地。清廷大为震惊，急忙派了亲王尼堪率领10万清兵来攻。李定国在衡州（今衡阳）城下出奇兵突袭清军，杀死尼堪，大败清兵，获得巨大胜利。黄宗羲在评论桂林、衡阳战役时曾激奋地写道：“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战，两蹶名王（按：指孔有德、尼堪），天下震动，此万历戊午（1618）以来所未有也！”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评述的。

以李定国、李来亨为代表的南明抗清斗争(4)

李定国出征不到一年，纵横数省，收复湘、桂，击败数十万清兵，为明末抗清以来的空前大捷。但是，正是在这凯歌声中，当时的历史条件，却给他铸就了功败垂成的悲剧结局。

一方面，南明建立的几个小朝廷，无一不是腐朽的崇祯朝廷的再版。朱明的宗室尽管只是在残山剩水间重新登上皇帝的宝座，但崇祯朝廷种种不可救药的痼疾，却在重建的小朝廷的肌体上继续恶性发展。顾炎武总结明亡教训，论及明宗室之患时指出：“宋子京以为周唐任人不疑，得亲亲用贤之道。惟本朝不立此格，于是为宗属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南明几个小朝廷的天子，正是比蜀汉时那个捧不起的刘阿斗还要糟糕的一小撮“弃物”。以李定国拥戴的桂王而论，是一个无能的怕死鬼，每遇大敌当前，惟知脚底抹油，以致经年播迁不定，疲于逃命。桂王是如此昏庸，朝臣大僚又十分腐败。大厦将倾，独木难撑。李定国把自己的命运与桂王之流联系在一起，虽然他竭尽全力，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最终是不可能有什么前途的。

另一方面，孙可望是个极为卑劣的野心家。他盘踞贵州，独揽大权，将永历帝完全当做傀儡。在他的记录簿上，不过写着“皇帝一名，皇后一名，及从官数名”而已。结果，在永历小朝廷中，重开党争，发生了拥帝派与拥孙可望派的激烈火并。孙可望兴起大狱，将拥帝派的吴贞毓等18名大臣杀死，株连多人。更严重的是，孙可望一贯嫉恨李定国，将他视为篡夺永历帝位的巨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顺治十四年（1657），他竟因痛恨李定国将永历帝接到昆明，悍然发兵进攻云南，遭到李定国迎头痛击，尽歼其军。孙可望在个人野心幻灭之余，可耻地到湖南投降清军，妄图在新主子的卵翼下，乞食一杯残羹，成了抗清事业的叛徒。永历政权内部的党争、火并，严重地削弱了抗清力量，给清军以大举进攻的机会。孙可望降清后，为虎作伥，使清军对云南虚实尽知。经过几次战斗，李定国连连失利。1659年，昆明失守，桂王与一部分朝臣逃入缅甸。

在抗清事业存亡绝续之秋，李定国虽遭重挫，并未气馁，仍对抗清斗争满怀信心。他广造印敕，遍结土司，进一步联合少数民族，“耕田输粮如县例”，积蓄力量，组织反攻。这使统率清军的汉奸洪承畴深为顾忌。在李定国的组织、影响下，少数民族人民纷纷起义抗清。元江土知府那嵩，首先起兵收复维摩州（丘北县西），围攻临全府（建水县），各处土司群起响应。吴三桂率领数万清军围攻元江，用箭射书城中，以屠城威胁那嵩投降，那嵩不但坚决拒绝，并针锋相对，用箭射书城外，列数吴三桂入关以来累累罪行；书中写“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开拆”，表示了对汉奸吴三桂的极大蔑视。城破后，那嵩“自北门驰归，与妻妾登楼自焚”，十分壮烈。此后，吴三桂攻磨乃，土司龙吉兆、龙吉佐等，原与那嵩约定，誓死不降，守城达七十余日，栅破被执后不屈牺牲。这些事例都表明了少数民族人民在抗清斗争中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康熙元年（1662），吴三桂引兵入缅，迫使缅甸国王交出桂王，俘至昆明绞杀。李定国在孟艮闻讯，悲愤交加，于是年六月二十七日在勐腊发病身死。临终前，他对其子李嗣业及部将靳统武说：“宁死荒外，勿降也！”大义凛然，留下千秋正气。

以李定国、李来亨为代表的南明抗清斗争(5)

李定国虽然死了，但云南少数民族人民抗清斗争的烈火，并没有熄灭。康熙六年（1667），贵州水西苗族领袖安坤等起义，称“晋王李定国尚在，谕令起兵”，继续举起李定国的抗清旗帜。宁州土司禄昌贤等趁吴三桂进攻水西之际，率众克复宁州，直逼昆明，接连攻下弥勒县和石屏县，与吴三桂交战达三年之久，最后才被迫撤退到森林地带。接着，女英雄陇氏又率部万余在乌撒起义，与清军激战，坚持达十余年之久。这种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云南少数民族的人民，对李定国颇为尊崇、怀念；在定国的原葬地勐腊，他们经过那里，总要虔诚地膜拜。他们甚至奉定国为神，在勐腊后山建起一座“汉王庙”，岁时致祭，礼极隆重。这些事实生动地表明：李定国——这位体现了我国各族人民不堪压迫、剥削，敢于反抗斗争的光荣传统的农民革命英雄和民族英雄，他在云南等地联合少数民族人民共同抗清的历史，乃其战斗一生的重要篇章，与其前期反抗明王朝的历史交相辉映，永垂不朽。

在南明抗清斗争中坚持长达二十年，最后全家壮烈牺牲，为南明史悲壮落幕的英雄，是李来亨。他是李自成侄儿李过的养子，在大顺军联明抗清后，才在历史舞台上露出头角。是著名的抗清武装“虁东十三家”之一，到康熙三年（1664），十三家就剩下李来亨这一家。他在永历政权时，曾被封为临国公。他以湖北兴山境内高大险峻的茅麓山为据点，以壮山河、泣鬼神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抗击清军10万强敌，使清军付出了伤亡惨重的代价。经数月奋战，在清军铁桶般的围困下，到八月初四日，寨内粮绝，李来亨自焚死，这是南明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一页！

张居正和“一条鞭”(1)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充满了矛盾、斗争，其中包括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中某些杰出的政治家所推行的政治、经济改革，与代表大地主利益的保守、顽固派所坚持的反改革的斗争。这种斗争，尽管在性质上仍然属于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是，那些政治改革家们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提出的政治、经济改革的主张，有相当一部分在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明代的张居正所推行的“一条鞭”法即是一个典型的实例。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市）人。生于嘉靖四年（1525），卒于万历十年（1582）。他小时候就非常聪敏，15岁为诸生，写的文章十分精彩，巡抚顾磷见了惊叹道：这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嘉靖二十六年（1547）成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隆庆元年（1567）任内阁大学士，六年（1572）至万历十年（1582）六月，为内阁首辅。

张居正经历的嘉、隆、万三朝，正是国家的多事之秋。明中叶后，君权大肆膨胀，皇帝却昏庸腐朽，长年沉醉于穷奢极欲的生活，国家大事则不闻不问，不临朝成了惯例。嘉靖皇帝居然30年不理朝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惟知声色犬马，上朝时群臣争议，他却“不发一语”，呆若木鸡。皇帝如此昏聩，政局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

争夺内阁最高权力的斗争无止无休，一会儿严嵩倒了，一会儿攻倒严嵩的徐阶又倒了，一会儿使徐阶倒台的高拱，又与李春芳你争我夺闹得不可开交。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角逐，每次都要牵连一大批官员，使不少人视朝政为畏途，发出不如“挂冠归去谢君王”的哀叹，以致造成“政多纷更，事无统纪”，公文“多至沉埋”，庞大的中央集权机构运转失灵的局面。而更糟糕的是，财政上入不敷出，陷入严重危机。皇亲国戚、大地主疯狂地兼并土地，隐田逃税，使“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家财源大大减少。大官僚贪赃枉法，数不尽的民脂民膏尽入私囊，如严嵩被查抄时，发现他和儿子严世蕃历年搜刮来的财物，竟有黄金30万两、白银200万两，其他珍宝器物无数。皇室的巨额开支，继续大幅度上升，“数十倍于国初之时”。到嘉靖末年，太仓存银不到10万两，岁出常超支140多万两。显然，明朝的财政，已濒临山穷水尽的地步。

张居正和“一条鞭”(2)

面对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张居正在主持内阁后，决心挽狂澜于即倒，大力改革。在政治上，他主张伸张法纪，加强集权，确保“事权归一，法令易行”；并提出“锄强戮凶”，坚决打击权贵的违法活动。同时，创行考成法，整顿官僚机构，提拔才干，组织推行改革的政治力量。而在经济上，最重要的便是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役制度。

张居正认为，“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家财源锐减的关键所在；他猛烈抨击豪强地主用“诡寄”、“洒派”、“花分”等五花八门的“飞过海”手段，隐占土地人口，逃避赋役，有关官吏“皆畏纵而不敢问，反将下户责令包赔”，使“贫者益贫，而富者益富”，赋役负担严重不均，赋役制度紊乱不堪。为了解开这个症结，他决定先从清丈全国土地入手。万历六年（1578），他下令清丈包括勋戚庄田和军屯在内的全国土地，至万历九年（1581）丈量完毕。结果量出全国的土地共有7013976顷，比弘治时期多出300余万顷。当然，其中难免有些负责丈量的官吏，或慑于权贵的威势，或接受贿赂，弄虚作假，用小弓量，虚报溢额，使上述数字不尽可靠。但是，总的说来，清丈出大批的隐田，是确凿无疑的。这样一来，收到了“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陪累，而小民无虚粮”的成效。

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进一步解决逃役的问题，对赋役制度大力改革。万历九年（1581），他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据《明史》和其他史书记载，其主要内容是：

先将赋和役分别归并，再将役逐步并入田赋内，按田亩为核算单位，统一征收：赋役普遍用银折纳；赋役的催收解运一向由里甲助理，至此由地方政府办理；里甲十年轮流制，至此改为一年，即每年出钱代役。这种把田赋和名目繁多的力役，总编为一条的办法，就是“一条鞭”法（亦称“一条编”）。它的特点完全可以用“赋役合一、按亩计税、用银交纳、手续简化”这16个字加以概括。

“一条鞭”法的施行，具有重大意义。从实际效果来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兼并和均平赋役的作用，减轻了一些地区农民的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由于此法的实行，以及由于张居正采取抑制豪强、整顿吏治、兴修水利等措施，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危机得以缓解，特别是财政收入大为增加。从万历十年至十五年（1582—1587）短短的五年间，太仓积粟达一千三百余万石，国库积银也有六七百万两之多。而从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一条鞭”法是我国赋税制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规定的计亩征银和以银代役，扩大了货币流通的领域，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显示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催化作用。从唐代两税法到明代的“一条鞭”法，直到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反映了赋役逐渐趋向一元化的历史进程。这表明，封建土地关系已日益明朗，古老的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烂熟程度，在它的肌体上已开始出现一线近代社会的曙光（尽管还是十分微弱的）。

张居正和“一条鞭”(3)

当然，“一条鞭”法决不是张居正关在书斋中苦思冥想的产物。清初学者任源祥评论说：“天下有不得不条鞭之势，张江陵不过因势而行之。”这个看法很有见地。这里所说的“条鞭之势”，也就是实行“一条鞭”法的历史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中叶以后，商品有了长足的发展，它不仅限于工商业领域，而且逐渐渗透到农业方面。白银作为货币在市场上广泛流通，还出现了金花银，从而导致赋税已经开始折纳银两。如弘治时，北方田赋就已大部折征银两，一是早在宣德五年（1430），浙江巡抚周忱和苏州知府况钟，即提倡依民田起科，调剂赋役不均。其后，嘉靖十八年（1539），应天巡抚欧阳铎和苏州知府王仪，曾在苏州府境内创行“征一法”，“以田为母，户为子”，计亩征收，此外还有“一串铃”法、“十段锦”法等，虽因阻力重重，收效甚微，但却无一不是“一条鞭”法的先声。张居正的可贵之处在于，顺应上述历史潮流，“因势而行之”，及时总结历史经验，并于万历四年（1576），将“一条鞭”法先在湖广地区试行一年。实践证明，“其中言不便者十之一二耳”，也就是说，多数人是赞同的，认为切实可行，然后才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把“一条鞭”法推向全国。这不仅是张居正经济改革的巨大功绩所在，而且是他从事改革的重要经验所在：先谨慎地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大刀阔斧地在全国推广。

毫无疑问，张居正毕竟是封建社会已经“夕阳西下”、走向没落阶段的地主阶级的政治改革家。就他的主观动机来说，就像曹雪芹写《红楼梦》一样，是要“炼石补天”，亦即“补”逐步走向坟墓的封建社会之“天”。张居正在临终前一年写的自述中，说“蒙圣主之深知，矢竭愚忠……顾涓流徒烦于注海，而寸石何望于补天”，正是充分表明了他是用涓流入海的精神，尽“寸石补天”之能，在艰难世事中，点燃改革之火的。历史与阶级的局限，决定了他的改革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他的清丈土地不可能彻底实行，“一条鞭”法行十余年，“规制顿紊，不能尽遵”，在一些地区，老办法又卷土重来，历史呜咽着又向回头路走去。但是，这决不是“一条鞭”法本身带来的结果，而恰恰说明了，植根于“枯藤老树昏鸦”般的封建制度肌体上的痼疾，不是“一条鞭”法之类的良药所能医治的。实际上，从根本上说，也是无药可救，无石可补的。夜幕沉沉的16世纪的社会条件，造就了张居正这样彪炳千秋的政治改革家；也正是这样的社会条件，注定了张居正个人的悲剧结局：他在万历十年（1582）死后不久，政局迅速逆转，万历皇帝一翻脸，张居正即被抄家，成了罪人，改革亦随之半途而废。当然，历史决不会由区区皇帝定是非，张居正作为封建社会后期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的“一条鞭”法，拂去封建尘埃，其历史闪光是更加耀眼、永不消逝的。

明代商业文化(1)

明王朝建立后，经过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在元末战争的废墟上得以复苏。大体说来，南方在成化以后，北方在弘治、正德以后，农业、手工业便日趋繁荣，嘉靖、万历时期，则达到封建经济的顶点。水涨船高，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商品流通的活跃，从而使商业文化异彩纷呈。

比起前人，明朝人的商品意识有明显的提高。从商业活动的参与意识看来，明朝——特别是明中叶后，上从皇帝（主要是正德皇帝）、宦官、大臣，下到军队、百姓，都积极经商。关于皇帝、宦官经商，史学界多有论说，兹不赘述。以军队经商而论，管军勋贵和卫所武官占夺屯地致富后，或“私起店房，邀截商货”，或贩卖私茶，也有兼营手工制造业及开矿冶银，甚至长途倒卖军粮。连堂堂天子脚下也不例外，军人公然卖掉粮筹。史载：“京师军人将受粮于仓，先期给筹，辄卖之。南人利其价廉，每买得筹，以受粮于仓。”文人的卖字、卖画、卖文，换取润笔资，自不待言。明末更兴起编卖选文之风。如上海浦东的王光承，博学能文，善书，为古文词精绝，“坊家争请选文，遂有《易经孚尹》、《墨卷乐胥》、《名家雪崖》、《考卷右梁》、《白门易社》诸书行世，贾人获利无算”。有些地区，儿童也参加商业活动。如江南旧历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传统的祭灶日，“小儿持纸画灶神像，叫卖于市，言其去旧更新也”。有人曾概述江南及北京的经商之风谓：“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若京师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盐酤，其术倍克于齐民。”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全国商品意识活跃的缩影。世风熏陶所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大为增强。时人曾慨乎言之：“世人遇一物辄曰：有便宜否?里中沈生曰：汝家要便宜，却不顾这家失便宜”。

明朝几乎与历代王朝一样，及至中叶，随着经济繁荣、封建特权增大，达官、富室的消费欲日趋膨胀，消费幅度惊人地增长，对于商品的追求，出现高、精、尖的趋向。江南园林的勃兴，不知耗费了多少钱财！松江的朱文石不惜“用冬米百担买何柘湖峰石一座，名青锦屏，四面玲珑……移置文园，特建青锦亭玩之”。区区纸扇，到了明朝人手中，“皆尚金扇”。当然，这也是大体而言。

时人载谓：“今日本国所用乌木柄泥金面者颇精丽，亦本朝始通中华，此其贡物中之一也。”制席名手“近年则有沈少楼、柳玉台，价遂至一金，而蒋苏台同时，尤称绝技，一柄至直三四金，冶儿争购，如大古董”。所用“便面”，也极考究。王燧的《海棠便面》诗谓：“彩毫香染墨淋漓，写得东风玉一枝。不似洛阳花谱见，香红新雨湿胭脂。”当然，这些比起富豪们所玩的古董，又可谓小矣哉。

明代商业文化(2)

市场上对花卉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在北京，即使隆冬天气，也有花匠在地窖温室中，用特殊技术培植出四时鲜花，投入市场。两广的奇花异草也传至北京，如蛱蝶菊、红水仙、番兰、番柿等，并被移植宫内。而花铺中供应的象生花，更是巧夺天工，给人们带来春意融融。陈铎的小曲《小桃红·花铺》，生动地刻画了此情此景：“象生妙手本行家，妆点春无价。蜂蝶相看索惊讶，会缠扎。铺绒蘸蜡工夫大，海棠非假；蔷薇不亚，幻出四时花。”精细器皿及微雕作品的风行，典型地反映了明朝上层人士在商品消费中对精、尖的刻意追求。晚明名士袁中郎曾专论《时尚》谓：“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士大夫宝玩欣赏，与诗画并重……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吴人。瓦瓶如龚春、时大彬，价至两三千钱，龚春尤称难得，黄质而腻，光华若玉。铜炉称胡四，苏松人有多铸者，皆不能及。扇画称何得之，锡器称赵良璧，一瓶可值千钱，敲之作金石声，一时好事家争购之，如恐不及。”微雕作品更使人拍案称奇，叹为观止。如无锡某工匠用仅有龙眼大的象牙雕成葫芦状，“中藏杂器数十事，皆象齿所造，微细不可数，用黑角小盘一枚，如当三钱大，然后倾葫芦中物于内，则黑白分明，盘上有字曰某年某月某人造……中有浮图一，长如粒米，亦有七级，每级就上斫一环，束之一水桶上，有连环作铁索状，每环圜转相交，如麻粒大。其他如剪刀、琵琶、烛台、镜奁、炉瓶之类，悉如麻粒，而规制俨然。人玩时鼻息稍粗，则触而飞起。”又如天启时常熟的“奇巧人曰王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他刻的描绘苏东坡游赤壁的核舟，因魏学的名篇《核舟记》而名播千古。还有人用桃核制成桃坠，居然在上面刻了众多的人物、风景。计有：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宫室器具凡九，城一，楼一，招提一，浮屠一，阁一，炉灶一，钟鼓各一。风景七处：山水林木滩石四，星月灯火三，而人事如传更、报晓、候门、夜归、隐几、煎茶，统为六。另外，有人曾得到用山核桃制成的念珠108枚，圆如小樱桃，刻罗汉三四尊，或五六尊，立者、坐者、课经者、荷杖者、定于龛中者、荫树趺坐而说法者。环坐指画论议者、袒跣曲拳和南者、面前趋而后侍者，合计之为数500。蒲团竹笠、茶奁荷策、瓶钵经卷毕具。又有云龙风虎、狮象鸟兽、獍猊猿猱错杂其间。尤令人称奇的是，所刻罗汉虽仅如一粟，但梵相奇古，或衣文织绮绣，或衣袈裟，神情风致，各萧散于松柏岩石之间，真乃艺术品之最。

明朝富豪对食品的消费，同样鲜明地反映出他们对商品高、精、尖的追求。谢肇在《五杂俎·物部三》曾慨乎言之：“龙肝凤髓，豹胎麟脯，世不可得，徒寓言耳。猩唇獾炙，象约驼峰，虽间有之，非常膳之品也。今之富家巨室，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宰杀牲畜的手段，残酷至极，以取异味：“鹅鸭之属，皆以铁笼罩之，炙之以火，饮以椒浆，毛尽脱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驴羊之类，皆活割取其肉，有肉尽而未死者，冤楚之状，令人不忍见闻。”明末张岱曾夫子自道“喜啖方物”，千方百计从四面八方购求。其中，北京则苹婆果、黄蜡、马牙松，山东则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则福橘、福橘饼、牛皮糖、红乳腐，江西则青根、丰城脯，山西则天花菜，苏州则带骨鲍螺、山楂丁、山楂糕、松子糖、白圆、橄榄脯，嘉兴则马交鱼脯、陶庄黄雀，南京则套樱桃、桃门枣、地栗团、窝笋团、山楂糖，杭州则西瓜、鸡豆子、花下藕、韭芽、玄笋、塘栖蜜橘，萧山则杨梅、莼菜、鸠鸟、青鲫、方柿，诸暨则香貔、樱桃、虎栗，嵊州则蕨粉、细榧、龙游糖，临河则枕头瓜，台州则瓦楞蚶、江瑶柱，浦江则火肉，东阳则南枣，山阴则破塘笋、谢橘、独山菱、河蟹、三江屯蛏、白蛤、江鱼、鲥鱼、裹河。人参成为抢手货，有的居然“重十六斤，形似小儿”。即使对于主食品，也是讲究不尽，力求味比天厨。吴宽的《傅家面食行》即一例也：“傅家面食天下工，制法来自东山东。美如甘酥色莹雪，一由入口心神融。”明朝的商业管理，在经营方式、商店管理及商业宣传等方面，均有一定水平。有独资经营，也有合资经营。在独资经营方面，亦常有父亲从自身产业中斥资让后代另起炉灶，再开店铺。如明清之际的小说就曾描写徽州富商汪彦，拿出1万两银子，让其子汪兴哥到“平江下路”开个当铺，后来竟作出一番大事业来。合资经营的状况，黄仁宇先生曾引万历时出版的书算教科书《算法统字》卷二“差分”为例，指出：“其合资经营，人数甚少，本金亦系小规模，年终得利，势必瓜分，为当日营业之常态。?并又指出，明代某些商业组?“已略具现代股份公司之雏形，但其商业关系不能脱离人身成分，因之其范围有限制，共同投资者全赖彼此熟识，互相信赖，而无法将事业盈亏，托第三代经营，使所有权与事业之经理相分离，因之既得相当丰厚之利润，必致分析其所得”。这一论述，深刻地揭示出明代大多数商业经营的概貌。大的店家，均雇有账房、工人、奴仆。由于管账者掌握经济往来的命脉，在店中有相当高的地位。明人小说中曾经描写徽商程宰兄弟在辽阳徽商开的大铺子里管账，由于他俩“平日是惯做商的，熟于账目出入，徽州人称为二朝奉”。也有一些大官商，让家奴管理店铺，这些家奴俨然是二老板，跟二地主一样。如《衡州府志》即曾记载巡抚湖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耀，令“家奴开设典当，在无锡、苏、常各处者十余铺”。大的店铺，均有店规，内部管理严格而又井井有条。最著名的是为治经济史者熟知的苏州孙春阳南货铺。孙春阳是宁波人，万历中弃儒经商，在苏州吴趋坊北口开一小铺，后来规模日大，闻名四方，一直到清中叶，仍很兴旺发达。根本原因，是“其店规之严，选制之精，合郡无有也”。它的管理方法，很像州县衙门，“亦有六房，曰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给钱取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而据《茶烟歇》载，该店“有地穴，藏鲜果，不及其时，可得异品”，这是一般店家难以做到的。更重要的是，它的商业信誉极好，明亡以后，“有持万历年间所发之券，往易货物，肆中人立付之，不稍迟疑”，这更是其他店家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明代商业文化(3)

从生意经也可看出明朝人商业经营的水平。对此，惜无史料专载，我们只能从东鳞西爪的材料中，窥其大概。据载，万历年间大官僚耿定向挑选家僮四人，每人给银200两，让他们做生意。其中一人曾向泰州学派的后起之秀思想家何心隐请教经商的诀窍，“心隐授以六字诀曰：买一分，卖一分。又有四字诀：趸买零卖。其人遵用之，起家至数万。”“大凡经商，本钱多便大做，本钱少便小做……只拣有利息的就做。”如何才能有利息?重要的一条是“货无大小，缺者便贵”。看来，这些原则对于商人具有普遍意义。有的特殊行业，如当铺，“以旧抵新，以远作近，日用使费上扣刻些。须当官帮贴中开些虚账，出入等头银水外过克一分。挂失票、留月分，出当包”等，颇含捣鬼术意味。至于做生意时必须请客送礼，明朝人叫做“人事”，讲究人际关系，讨价还价，甚至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连只值一两六钱银子的棺材，也要讨价3两，更不必论矣。

明代的商业宣传明朝人很重视商店的招牌，因为招牌起着广告的作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常熟翁氏旧藏的明人画《南都繁会景物图卷》，描写明代后期南京市郊商业繁华的景象。其中各种招牌颇为醒目，写有“天之美禄”、“东西两洋货物俱全”、“西北两口皮货发寄”、“兑换金珠”、“万源号通商银钱出入公平”、“京式靴鞋店”、“极品宫带”、“川广杂货”等等的布帘，最长者达数丈，迎风飘拂，使摩肩接踵的市民，目不暇接。这幅图画，就广告而言，堪称是明代大都会广告的一次大展览。就酒店而论，大酒店都有考究的酒帘、酒旗，随风摇曳。酒帘一般都置于高处，好让顾客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故又称“酒望子”。财力大的，在酒店前专门竖起一根旗杆，上缚酒帘，如《水浒》描写的蒋门神那样，在“檐前立着望竿，上面挂着一个酒望子，写着四个大字道：‘河阳风月’”。酒旗的作用与酒帘一样，只是形状稍异。蒋门神在从“快活林”霸占来的大酒店绿油栏杆上，插着两把销金旗，每把上写着五个金色大字：“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凡此，均酒广告也。连小市镇上的酒店，起码也会在“粉壁上写着‘零沽美酒’四字”，“招牌上写着家常便饭”。木匠铺在白粉墙上涂着字号，有一家写的是“江西张仰亭精造坚固小木家火，不误主顾”。这些形形色色的广告，多半出自民间书法家的手笔，明初大政治家姚广孝的义子姚继，当初在苏州乡下，就曾把他的宝楷挥洒到酒帘上，而为姚广孝所激赏。当然，实力雄厚的大店家的招牌，是由名流或著名书法家写的。如北京有几百年历史的酱园店“六必居”，传说是严嵩的手笔，也有人认为是书法家姜立纲写的。姜是弘治、正德年间的楷书大家，字体端方肥俗，如唐人院体，“一时仿效”。值得一提的是，正德皇帝开的酒馆，其酒望子上写的是“本店发卖四时荷花高酒”；又有二匾，分别题的是“天下第一酒馆”、“四时应饥食店”。惜乎是何人手迹，已无从知晓。

明代商业文化(4)

明朝人扩大商品影响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小商小贩的吆喝，是起码的基本功。时人小说中曾描写苏州阊门外吊桥河下一个卖老鼠药者，地上摆着三四十个老鼠招头，口里唠唠叨叨高声大叫：“赛狸猫，老鼠药。大的吃了跳三跳，小的闻闻儿就跌倒。”有的鞋铺以铁鞋作幌，表明所售鞋之坚固耐穿，直到今天“汴中仍存此风”。也有的铺子，利用特殊启事，招徕顾客。小说中曾描写杭州附近塘栖镇上一家铁店门前，“贴一张大字道：本店不打一概屠宰刀器”，人心向善，一望而知店主是菩萨心肠，所售铁器自然货真价实，这不失为是古代商品心理学的一个例证。明代大的店铺开张时，礼仪均很隆重、热闹，张鼓乐，结彩缯，横匾连楹。如此大造声势，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扩大店家影响，推销商品。《金瓶梅》第六十回描写西门庆的缎铺开张那天，摆了15桌酒席招待递果盒、挂红的来宾，吹拉弹唱，鼓乐喧天，同时柜台上发卖货物，结果当日“伙计攒账，就卖了500余两银子，西门庆满心欢喜”。而对于书商来说，扩大书籍影响的重要途径，是求名人、高手作序，把书的作者及作品吹得天花乱坠，欲使读者观之爱不释手，立即掏腰包。如湖海士序周清源的《西湖二集》谓：“予揽胜西湖而得交周子。其人旷世逸才，胸怀慷慨，朗朗如百间屋；至抵掌而谈古今也，波涛汹涌，雷震霆发，大似项羽破章邯，又如曹植之谈……咄咄清源，西湖之秀气将尽于公矣……博物洽闻，举世无两。”

商业道德赚钱是商人的信条。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明代也是这样。如“递铺市贾黄臻，休宁人，其为人质直谨愿，较诸贾中不甚计利，好行善事以救济人”。又如休宁人程琼“开铺卖饭招宿，畜马骡送行。然其人虽居市井，而轻财重义”，经常拾金不昧，虽百金亦然。有位姓张的商人，当别人在政治风波中被捕时，虽素昧平生，却不顾张居正的威势，前往慰问，“宰猪烹羊，酒脯相劳，费不啻数金”，被人目为“义侠”。有的商人还热心公众事业，为社会造福。如“谭晓、谭照兄弟俱有智算。家傍东湖，共修陶猗之术，累赀数十万。嘉靖癸丑岛夷犯境，仓促筑城，王邑侯铁命晓独任其半，献银四万两助工。至今镌像城门，春秋致享”。令人感佩的是，谭晓平时生活俭朴，“自奉不轻尽一卵”。当然，人类从来就是良莠不齐，良贾的对立面即为奸商。如洞庭的蒋贾，“虽至亲不拔一毛”，为人可想而知。又如明清之际的新安富商“一程、一汪，以贾起家，积财巨万。性鄙啬……持筹握算，锱铢必较”。更恶劣的是，有的牙行经纪公然“纵容妻女与客人成奸后，脱其财本，此常套也”。

商业教科书及通书、专类商品著作的问世此类书籍，万历以后曾经刊刻不少，多半是商人雇人编写，或出资刊刻，供商人经商时参考，惜流传至今的，为数已经很少。如：残存的崇祯刻本《五刻徽郡释义经书士民便用通考杂字》，内容包括天文、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等，颇为实用。《恩寿堂三刻世事通考》分上、下、外卷。上卷有天文、地理、时令、人物、俗语、商贾、数目、历科状元、历代帝王、天下省属衙门等25个门类，下卷分释道、宫室、杂货、珍宝、蔬菜、酒名、农器、军器、花类、诸译国名、书简活套、京省水陆路程、算法、课占、药方、文约等54类，真是洋洋大观。清刻本《新刻张侗初先生分类四民便用注释增补五朵云》三卷（简称《五朵云》），实际上也是崇祯时出版，清初再加以增补的。书中的祭文活套（即格式）开头即为“维崇祯某年岁在甲子某月朔越九日”、“维皇明崇祯某年岁次某春正月元旦某堂下嗣孙某”等字样。商贾平时的往来应酬文字，均可参照书中提供的套话，如法炮制，如贺开店、经商归来宴客请帖、各种书简、文约等等。“租店约批”的套话是：“某都某人今租到某都某人名下士民某店房几间开张，议定每年租银若干，或四季交纳，不致拖欠。凭此为照。”至于《商程一览》、《水陆路程宝货辨疑》等书，更是行商指南。

明代商业文化(5)

反映商业文化的文艺作品这在明朝的诗歌、词曲、小说、戏剧、绘画等作品中，都有充分的反映，限于篇幅，不能详述。明初诗人王燧的《商贾行》，对扬州商人及社会上的趋商倾向有生动的描写：“扬州桥南有贾客，船中居处元家宅。生涯常在风波间，名姓不登乡吏籍。前年射利向蛮方，往口行贩越海洋。归来载货不知数，黄金绕身帛满箱。小妇长干市中女，能舞《柘枝》歌《白苎》。生男学语未成音，已教数钱还弄楮。陌头车轮声格格，耕夫卖牛买商舶。”而有首古风，则道尽行商的艰辛：“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水路风波殊未稳，陆程鸡犬惊安寝。平生豪气顿消磨，歌不发声酒不饮。少资利薄多资累，匹夫怀璧将为罪。偶染小恙卧床帏，乡关万里书谁寄?一年三载不回程，梦魂颠倒妻孥惊。灯花忽报行人至，阖门相庆如更生。男儿远游虽得意，不如骨肉长相聚。请看江上信天翁，拙守何曾阙生计?”晚明袁宏道的《梦中题尊经阁，醒后述之博笑》（原注：阁在休宁县儒学）则写出了儒不及贾的感叹，显示出商人在士大夫心目中地位的升格：“壮哉尊经阁，缥缈入烟雾。千山列鲁儒，拱揖不知数。俗竞形家言，两塔遥相顾。累土作尖峰，上有参天树。海阳多贾人，纤啬饶积聚。握算不十年，丰于大盈库。富也而可求，执鞭所忻慕。金口亲传宣，语在《述而》处。师与商孰贤?赐与回孰富?多少穷乌纱，皆被子曰误！”明初朱元璋下令工部在南京建有16座大酒楼，除了招待士大夫外，还“待四方之商贾”，用官妓侑酒。时人李公泰用集句歌咏十六楼，不仅别有一格，更写出了十六楼的繁华风流、恢弘气势。如咏南市楼：“纳纳乾坤大，南楼纵目初。规模三代远，风物六朝余。耆旧何人在?登临适自娱。皇恩涵远近，莫共酒杯疏。”咏北市楼：“危楼高百尺，极目乱红装。乐饮过三爵，遐观纳八荒。市声春浩浩，树色晓苍苍。饮伴更相送，归轩锦绣香。”咏讴歌楼：“……广槛停箫鼓，深江净绮罗。千金不计意，醉坐合声歌。”咏重译楼：“使节犹频入，登临气尚雄。江山留胜迹，天地荷成功……”而冯梦龙编的山歌集《挂枝儿》及近人路工编的《明代歌曲选》，其中有很多有关商业的作品，这已是尽人皆知。

关于写商业文化的小说，《三言两拍》、《金瓶梅》等，可以弥补史籍的不足，固不必论矣。值得一提的是明张应俞编、刻于万历年间的《杜骗新书》。其中的不少故事，都是有史实根据的。该书对商人的经营活动、生活起居、被坑和坑人等等，有大量描述，实在是明朝商业文化的重要文献。

明代商业文化(6)

（二） 明代商业文化特点

明代商业文化的特点之一，是鲜明地打着传统文化的烙印。

中国一年四季，节日不少。节日期间，商贾不仅赶制时令商品，还利用看花灯等群众欢聚场合，销售商品。如北京中秋节时，“纸肆市月光纸，绩满月像”。重阳节时，“市上卖糕人头带吉祥字”，“糕肆揉彩旗，曰花糕旗”。而灯市，仍以北京为例，“每岁正月十一日起，至十八日止，在东华门外，迤逦极东，陈设十余里，谓之灯市，则天下瑰奇巨丽之观毕集于是”。有些史料记载更加具体：“市之日，省直之商旅，夷蛮闽貊之珍异，三代八朝之古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衙三行，市四列，所称九市开场，货随队分，人不得顾，车不能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也。”一些诗人也咏灯市曰：“灯市百货聚，穹隆像山谷。波斯细举名，最下亦珠玉。……风定晴酣午气煎，今朝真个踏灯天。平添什物三分价，撒尽官儿薪俸钱。”灯市时商业的繁荣景象，可见一斑。在无锡，春灯满街之日，各铺行搭起可以抬走的彩亭，“红紫缤纷，某铺市某物，内结一毡，即悬某物以别之”。这是非常有效的商品宣传，诚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这无疑是在演春时的一次广告性大游行”。

明代有一种小商品风行天下，上自达官公卿，下至百姓妇孺，莫不喜好，这就是纸牌，又称马吊、叶子，明朝人玩此牌通称斗叶子。纸牌共40页，玩时四人入局，人各8页，余置中央，以大击小，变化多端，饶有趣味。

明代商业文化的特点之二，是从总体上看，它是低水平的商业文化。

从商业环境来看，明朝人比较注意小环境，而忽视大环境。多数商店均较整洁，有的商店更注重文化氛围。在歙县岩寺镇，时人“入一小肆中午餐，几案楚楚……壁有文太史画一帧，题句云：秋色点霜催木叶，清江照影落扶疏。高人自爱扁舟稳，闲弄长竿不钓鱼”。而从大环境来看，北方的一些大城市都很脏。最糟糕的是开封。沈德符记载说：“街道惟金陵最宽洁，其最秽者无如汴梁，雨后厕中皆粪壤，泥溅腰腹；久晴则风起尘扬，觌面不识。”北京也很不妙，作为首府，人口密度大，厕所的有无好坏，关系市民健康，也维系观瞻。“京师无厕”，这就是说，大街上根本没有厕所。明末作家王思任曾描写京城无厕之苦：“愁京邸街巷作溷，每昧爽而揽衣。不难随地宴享，极苦无处起居。光访优穆，或内逼而不可待。裨谌谋野，又路远莫致之。”卫生条件如此之差，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明代城市中，虽然也不乏大商店，有的店更备极豪华，但总体看来，还是小商店居多。有些店往往名不副实，如六陈铺，本来是卖米、大麦、小麦、大豆、小豆、芝麻的，但有的店家“虽则粜米为生，一应麦豆茶酒油盐杂货，无所不备”。多数商品的包装粗劣，食品每用荷叶、旧书及烂纸包装，此风一直延续到近代。明末休宁商人汪之蛟在青浦开店，即“收买残书败纸为囊，作贮面用”。春节期间，是商店生意兴隆、最为忙碌时刻。明代有的地方，除夕那天，“家家户户多收拾起买卖，开店的多关了门，只打点过新年了”。实际上，明代大量的商业活动属于地摊文化。在杭州昭庆寺廊下，“四方异贾，亦集以珍奇玩物，悬列待价，谓之摆摊”。在松江，虽为江南名城，万历初年商业仍不发达，李绍文曾谓：“吾郡三十年前……惟宗师按临，摆摊逐利，试毕即撤。今大街小巷俱设铺矣。”松江在30年内能从摆地摊过渡到设铺，已属难得。而从城市到乡村，明朝的商业活动有很大一部分是借助于庙会、社日、草市进行的，流动不定的、商品数量有限的地摊占据主导地位，贸易额终究有限。何况摆地摊的多数是小商贩，资金本来就很少。

明代商业文化(7)

色情商品的泛滥，是明代商业文化低水平的另一表现。明中叶后，地主阶级穷奢极欲，晚明更达到人欲横流的地步。大搞同性恋，“讳曰‘勇巴’”，大讲房中术，甚至搞房事大战的比赛，真乃荒谬绝伦。正是在这种气候下，色情商品不胫而走，泛滥成灾。《闲情女肆》、《嫖经》、《嫖赌机关》等淫书及种种淫秽小说、春宫画，相继出版，流毒社会。此风甚至波及一般商品。沈德符谓：“幼时曾于二三豪贵家见隆庆窑酒杯茗碗，俱绘男女私亵之状。”这种色情化的酒器，著名词人冯惟敏在《黄莺儿·美人杯》中的描写，使我们知道明朝某些士绅确实把酒与色合二为一了：“掌上醉杨妃，透春心露玉肌，琼浆细泻甜如蜜。鼻尖儿对直，舌头儿听题，热突突滚下咽喉内。奉尊席，笑吟吟劝你，偏爱吃紫霞杯。春意透酥胸，眼双合睡梦中，娇滴滴一点花心动。花心儿茜红，花瓣儿粉红，泛流霞误入桃源洞。奉三钟，喜清香细涌，似秋水出芙蓉。”

有些商人更贩卖淫器、淫药谋求暴利。《金瓶梅》中的各种淫器，令人读来稀奇古怪，但绝非向壁虚构，皆为明朝所实有。松江的女流氓吴卖婆，“制造淫具、淫药，以干妇人之好淫者，多得重货”。淫具之一的缅铃，据谓“缅地有淫鸟，其精可助房中术，有得淋于石者，以铜裹之如铃”。而据杨慎《滇程记》载，这种鸟是大鹏。因此物“得热气则自动不休”，滇省便有人造假缅铃出售。真货制作极费时，“疑属鬼工神造……殊贵重，不能多得”，价格可想而知。海狗肾被奉为至宝，价格被哄抬上涨，“真者价值六十金”。这些足可表明，明代商业文化，垃圾不少。

明代商业文化的特点之三，是明代的商业语言，不仅丰富多彩，有相当一部分还颇为奇突。

明朝商人的市语——也就是行业间说的行话，五花八门。田汝成载谓：“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促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也。有曰四平市语者，以一为忆多娇，二为耳边风，三为散秋香，四为思乡马，五为误佳期，六为柳摇金，七为砌花台，八为霸陵桥，九为救情郎，十为舍利子，小为消黎花，大为朵朵云，老为落梅风。”局外人听了只能是莫名其妙。看来，此类市语在同行业之间流行，目的就是让外行人听不懂，便于捣鬼。《豆棚闲话》第十则，就曾经描写一个叫强舍的苏州闲汉，对山西人马才连篇地打起洞庭市语，叽里咕噜，好似新来营头朋友打番话的一般，弄得马才两眼瞪天，不知什么来历。强舍本想从马才身上捞一把，后被人揭穿，枉费心机。另一部小说描写有人把中药的名称全改了，如恋绨袍（陈皮）、苦相思（黄连）、洗肠居士（大黄）、川破腹（泽泻）、觅封侯（远志）、兵变黄袍（牡丹皮）、药百喈（甘草）、醉渊明（甘菊）、草曾子（人参）。如此之类，不过是市语暗号，欺侮生人。有些地名也被另称，如谓陕西曰豹，河南曰驴，江南曰蟹，福建曰癞，四川曰鼠；连食品也有种种特殊叫法，如称熏猪耳朵为“俏冤家”，真不知从何说起了。

明代商业文化(8)

（三） 明代商业文化的历史地位

明代商业文化对明代历史起过积极作用，特别是其中的反主流因素，对明代的社会、文化产生过进步影响。它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森严的封建礼教、以封建特权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

明代商业文化中最活跃的反主流因素是服装的变化，领导着当时新潮流，而这种新潮流的发祥地是苏州，以至形成一个新的概念：“苏意”，这是值得注意的。晚明宁波文人薛冈站在传统封建道德的立场，载谓：“……苏意，非美谈，前无此语。丙申岁，有甫官于杭者，笞窄袜浅鞋人，枷号示众，难于书封，即书‘苏意犯人’，人以为笑柄。转相传播，今遂一概稀奇鲜见动称‘苏意’，而极力效法，北人尤甚。”由此可见，统治阶级对文化中有新意的东西，开始总是敌视的，但禁止的效果刚好适得其反，从反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苏州的商品，成了时髦的代名词，人们以拥有为荣。“苏样的百柱鬃帽”、“苏做的扇子”，以及各种小商品、贵重商品，都受到人们的欢迎，开一代风气之先。“苏意”不仅影响北方平民，还影响皇室。史载，“熹庙之皇第八妹也，号乐安公主，善吴装”，即为一例。诗人公鼒的《都城元宵典》也谓：“……白袷裁衫玉满头，短檐堂髻学苏州。侬家新样江南曲，纵是愁人不解愁。”可见苏州服装、发式对京城的巨大影响。正是在苏州掀起的新潮流的推动下，各地服装迅速变革，使道学家们摇首叹息。时人余永麟载谓：“迩来巾有玉壶巾、明道巾、折角巾、东坡巾、阳明巾，衣有小深衣、甘泉衣、阳明衣、琴面衣，带有琵琶带，鞋有云头鞋，妇人有全身披风，全已大袖，风俗关变。故民谣云：头戴半假幞，身穿横裁布，街上唱个喏，清灯明翠模。又云：蝴蝶飞，脚下浮云起，妇人穿道衣，人多失礼体。又云：一可怪，四方平巾对角戴。二可怪，两只衣袖像布袋。三可怪，纶丝鞋上贴一块。四可怪，白布截子缀绿带。秉礼者痛之，建言于朝，遂有章服诡异之禁。”甚至男性崇尚女装，以大红大紫为贵：“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改得古诗一首：……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当然，这是就服装变化的大趋势而言的。必须指出，服装的变化，与人们喜新厌旧、物极必反有关。事实上，早在弘治年间，京城服饰已经开始变化，如：“弘治壬戌以后，人帽顶皆平而圆，如一小镜，靴履之首，皆匾如鲇鱼喙，富家子弟，无一不然，云自京师始，流布四方。衣下襞积至脐上，去领不远，所在不约而同，近服妖也。”又如：“正德中年，京都士人忽以巾易帽，四方效之，贩夫走卒，亦有僭用者。”只是这种变化，与在晚明时期“苏意”带动下出现的服装变革之风，还远不能相比。但是，在繁花似锦沸管弦的明代商业文化的背后，隐藏着不容忽视的虚假性。这是指：一方面，这种文化是消费性文化，食品、服装等占据主导地位，在生活消费品流通领域“流水泛碧波”，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很有限。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商业文化沾染流氓意识，从而进一步显示出明代商业文化的低层次。在鸡肚中塞沙、在猪肉及鱼肉中注水、伪造古董及家谱、胡要价格等等，弄虚作假随处可见。这股歪风，在经济发达、商业文化最耀眼的杭州、苏州，有“大风吹倒梧桐树”之势。人们形容杭州的不少商品弄虚作假是“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豆棚闲话》第十则更一针见血地描述：“苏州风俗，全是一团虚哗。只就那拳头大一座虎丘山，便有许多作怪……即使开着几扇板门，卖些杂货，或是吃食，远远望去……倒也热闹齐整。仔细看来……都是有名无实的。一半是骗外路的客料，一半是哄孩子的东西。不要说别处人叫他空头，就是本地……数落得也觉有趣。”陈铎的《坐隐先生精订滑稽余韵》，描写行业达140种，其中涉及商贾铺户的，不少人都卖伪劣商品。余风所及，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沉渣的泛起。而制造假银，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当时的书坊曾出版了一本专门教人辨识假银的书，可见问题的严重。

明代商业文化(9)

至于明代商业文化中乞灵于鬼神，金银异化故事层出不穷、积重难返的窖银之风等等，大部分已为学界熟知，此处不枝蔓。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剖析明代的商业文化，我们可以看出，明代商业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以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和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及由此而导致的生活方式，虽然已发展到巅峰期，但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即使真的有资本主义萌芽出现，那也不过是雨丝风片，含有近代文明色彩的良辰美景，根本没有出现。相反的是，当我们回眸审视三百多年前明朝莽莽苍苍的长空，所能看到的，依然是翻滚着难以驱除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阴云。在它的笼罩下，包括商业文化在内的所有文化，从本质上说，并没有、也不可能越出传统的樊篱。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参天大树下，明朝商业文化中新的因素，只能是宛如在寒风中挣扎、摇曳的小草。即使不久揭竿而起的李自成等人，也没有——首先是不可能想到，改变这种历史命运。

从“开门七件事”到“三百六十行”(1)

明代以名著《遵生八》鸣于时的学者高濂，曾经说过一句极浅显的至理名言：“饮食，活人之本也。”试想，除了不食人间烟火的所谓神仙外，又有谁能不吃饭呢?但既要吃饭，就会立即碰到粮食、燃料、佐料、饮料等一大堆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今日我们日常口语中不时提到的“开门七件事”。

“开门七件事”这句民谚，究竟始于何时，有待考证。据管窥所及，至迟在宋朝，已出现在人们的口语中。宋朝的太学生们有时闲坐聊天，经常“以谑破为戏”，即以开玩笑做题、破题。有一位完全用俗语试题云：“湖女艳，莫娇他，平日为人吃，乌龟犹自可，虔婆似娜吒！早晨起来七般事，油盐酱豉姜椒茶，冬要绫罗夏要纱。君不见，湖州张八仔，卖了良田千万顷，而今却去钓虾蟆，两片骨臀不奈遮！”此题破云：“有色者其累重，既知食美而服亦美；好色者其费重，当知业穷而身亦穷。”此题滑稽突梯，立与破皆称高手。而更重要的是，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宋朝不仅有了“早晨起来七般事”的说法，与“开门七件事”大同小异，而且，当时的“七件事”是指“油盐酱豉姜椒茶”，为我们了解宋朝人的饮食风尚提供了例证。不过，严格说来，“七件事”在宋朝还没有定型。吴自牧《梦粱录》载谓：“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酒酱醋茶。”可见，直到南宋，事实上还有开门八件事的说法。而到了元朝，情况便大为不同。元人杂剧《玉壶春》、《度柳翠》、《百花亭》等，都有“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说法。作家周德清还以七件事为题材，写了《折桂令》，词曰：“倚蓬窗无语嗟呀，七件儿全无，做什么人家！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酱瓮儿恰才梦撤，盐瓶儿又告消乏，茶儿无些，醋儿无些。七件事尚且艰难，怎生教我折柳攀花?”真是写尽了穷措大的狼狈处境。显然，元朝人的“七件事”，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从大量文献资料来看，这个叫法在口语中定型，成了国人的口头禅，那还是明朝的事。

从中国古代直到20世纪70年代，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广大农民，是民以粥为天。因此，每天七字不缺者，已是小康之家；而七字不足，尚能安贫乐道，就算是操守高尚之人了。明朝浙江余姚有位王德章先生，曾口占一诗曰：“柴米油盐酱醋茶，七般都在别人家。我也一些忧不得，且锄明月种梅花。”真是高雅之至。不过，“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心发慌”，倘若肚皮饿得贴着脊梁骨，两眼发黑，是决不会再有锄月种梅的雅兴的。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稽诸史册，“三百六十行”云云，不过是近五百年的事。元代以前，有待深考，姑置勿论。从元代的记载看来，当时还没有“三百六十行”的叫法。大剧作家关汉卿的《金线池》第一折谓：“我想一百二十行，门门都好着衣吃饭。”元末浙江象山的文人汤式写的《南吕一枝花·赠钱塘镊者》开头即谓：“三万六千日有限期，一百二十行无休息。”钟嗣成的名著《录鬼簿》也载谓：“郑廷玉有一百二十行贩。”由此可见，元代概称各行各业，是“一百二十行”。到了明代，经过明初的休养生息，至明中叶，经济迅速发展，行业越来越多。据正德《江宁县志》记载，当时江宁县为官府效力的铺行即达104种，而至嘉靖、万历时期，社会经济相当繁荣，新的行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显然是人们感到再用“一百二十行”来形容，未免太不确切，于是逐步改用“三百六十行”的提法。嘉靖初，钱塘名士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五卷《委巷丛谈》载谓：“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猝（原著）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也。”佚名的剧作《白兔记·投军》则谓：“左右的，与我扯起招军旗，叫街坊上民庶，三百六十行做买卖的，愿投军者，旗下报名。”从此，“三百六十行”云云，广为流传，经过清代，直至今日，已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以清代而论，清中叶有这样一则生动的事例：周焘在任通州知州时，每获一贼即断其脚胫。有一贼甚强项，谓刺史曰：“小的做贼多年，亦颇知读《大清律例》，割脚胫在何条例?”周笑曰：“汝言甚是，惟吾也问汝，三百六十行，行行吃饭着衣裳，汝在那一行？”贼口噤，遂割其脚胫。众贼闻之皆逃散，士民感德。盗贼从来做的是无本生意，且往往还诉诸暴力，虽然不在三百六十行之中，实在是其心可诛。但割脚胫显属残忍行为，不足为训。

从“开门七件事”到“三百六十行”(2)

古代行业的详情，正统史书中鲜有记载。倒是某些文学作品，每有描述。明朝成化、正德年间的著名作家陈铎写的《滑稽余韵》，刻画了一百数十种行业，各色人等，状极生动。如《折桂令·棺材铺》：“紫枫香大样柴松，断解成形，合辏成功。料少完全，板难认辨，价有包笼。要镇远泡杪厮哄，缺马湖杂木歪充。不愿年丰，只喜时凶。不是心毒，业在其中。”读来可发一噱。又如《赛鸿秋·灶户》：“正当着煎造为公干，只凭着海水供衣饭。常担着罪过充囚犯，远离着乡井无根攀。二全家住水邦，遍体如乌炭，被商人错认烧窑汉。”煎盐先民之辛劳、可怜，于此可见一斑。

“开门七件事”与“三百六十行”，不过是我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枝一叶而已。但是，“一枝一叶总关情”。如果我们能把诸如此类的一枝一叶都逐步基本上研究清楚了，我国古代枝繁叶茂的商业文化的大树，便会重新在我们的眼前临风而立，展现其勃勃生机。遗憾的是，史学界多年来对经济史、商业史的研究，多半沿袭前人的老路，很少有人对商业文化作深入、系统的探索。其实，人类自进入文明史阶段，就离不开商业活动，而任何商业活动，总是以一定的文化形态表现出来，与千百万人的生活起居联系在一起，这是对人类——当然包括我们的老祖宗——影响最广泛、关系最密切的文化。

读过《水浒传》的人，很难忘记武松醉打蒋门神，夺回被他霸占的酒店“快活林”的故事。“快活林”三字，通俗易懂，并有几分幽默感，作为酒店的名字，堪称绝妙，颇能吸引顾客，起到了很有效的宣传作用。其实这倒并非施耐庵的向壁虚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收灯都人出城探春”条，历数园林胜迹，其中有一处便叫“快活林”。不知何时，被人移花接木，用到酒店名称上，后来又写进小说，真是耐人寻味。明中叶后，从城市到乡村，酒店遍国中。

明代大店铺开张时，礼仪均很隆重，张灯结彩，金匾生辉，鼓乐喧天，热闹非凡。如此大造声势，主要目的自然是为了扩大店家影响，推销商品。古人商品宣传的最有影响的形式，是商品广告。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常熟翁氏旧藏的明人画《南都繁会景物图卷》，描绘明代后期南京市郊商业繁华的景象。其中各种具有广告功能的招牌，最为醒目。在无锡，当人们欢度新年、春灯满街时，几百家铺行搭起彩亭，写明“某铺市某物，内结一球，即悬某物以别之”，人们抬着彩亭满街游行，堪称是商业广告的一次大展览。

文人下“海”一瞥

“下海”时下成了风行神州的时髦名词，大有人们纷纷都要跳“海”之势。某些文人，或跃跃欲试，或已在“海”中扑腾，真可谓沸沸扬扬。这使人想起明朝中叶后“上下交征利”“以货殖为急”的情景。而当时文人“下海”的状况，尤其值得探讨。

明朝文人“下海”，时有所闻。早在明初，有个擅长书法的林节，曾“贸易海上，获金巨万”（黄印：《锡金识小录》卷八），后归故乡无锡，购良田美宅，终老林泉。又如明初新安人黄敬宗，幼年也曾苦读，志在功名，后来还是走上经商道路，“不数年得缠十万贯”（《新安黄氏会通谱》），遂返乡，志不再出。但是，明初的文人下海，终究是个别现象。明中叶后，则下海者渐多。休宁人汪东瀛“通习经传，旁及子史百家，至于音律之妙，靡不究竟。”若果真如此，此人也是个文化人，后来他“意薄进取，挟赀皖城”，“远近商游于兹者，咸师事之”（《汪氏统宗谱》卷三十七），自然也是个“下海”者；无锡著名富翁华氏，原是塾师，用现在的话说，课余从事第二职业，为商人出谋献策，并出奇制胜，囤积板枝花，终于赚“银几百万”（花村看行侍者：《花村谈往》）；而福建晋江、福清更风行“学不遂，则行贾四方”，如黄继宗，曾“习举业”（《泉州府志》卷五十九），张志立“舍儒就贾”，杨乔“十岁通经史大义”，人才难得，但后来也“辍儒之贾”（《泉州府志》卷五十九）。如此等等。文人“下海”的情景，在明人小说中也有所描绘。如《拍案惊奇》卷一的著名故事《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描写落魄文人文若虚跟着一帮商人到海外做生意，结果成了“闽中一个富商”。

但纵观明朝的文人“下海”，从整体上看，根本不成气候。“下海”者多半是因穷困所逼，赚钱糊口、养家，出发点原本很低，苟有所获，即弃“海”返乡，如前述黄继宗，系独子，“身任家政，遂堕功名事矣”，以经商撑持门面；黄继宗之“下海”，是因为“父殁，家贫”；张志立“舍儒就贾”，是因为他的四个弟弟俱早逝，“家徒四壁”；早慧的杨乔“辍儒之贾”，缘于“父及伯兄继殁，仲兄遭宿疾，不任治生”。凡此足以表明，这些人与其说是看到了经济大潮滚滚而来，想弄潮涛头，当个财神，还不如说他们是被穷神推入“海”中，艰难一搏，免成饿鬼。所以他们侥幸发财后，仍然回到土地上，过着或富裕或小康的生活，对国计民生、经济发展，并无建树。因此，尽管他们有文化，但思想境界并不比其他商人高出一头，因而也就不可能对历史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事实上，明朝的著名文人及有成就的文人，根本无人“下海”。顾炎武在北方经营过土地，但那已是明朝灭亡、他亡命到北方避祸的清朝初年的事了。前述的那些文人，多数人的实际水平，恐怕也不过是粗通文墨，能写会算而已。塾师不全力教学、培育人才，而去赚大钱，本身就是个悲剧。明朝塾师就业毫无保障，薪水太低，当时的塾师曾悲愤地呼号：“先生虽读万卷书，一字不堪疗饥腹。”（《北窗琐语》）这些人“下海”后侥幸发大财的很少。无锡华氏的发家史，带有传奇色彩，难以尽信，而文若虚的发迹，因为是小说中人物，自然只能以虚无目之。明朝已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更鲜明的官绅商一体的色彩。大官僚、大地主，凭借他们的权力、财力从事商业活动，甚至连皇帝（正德皇帝）也经商；而大商人又往往通过铨选，买官鬻爵，使商业政治化。从本质上说，在官本位的明朝社会，文人视仕途为正道，而作为区区小民的下层落魄文人，即使跻身商业，也不是官商、巨贾的竞争对手。更重要的是，士大夫一朝登第后，立即身价百倍，应有尽有。明清之际吴履云写道：“……大夫一登第后……日奔走于门墙者，皆言利之徒也。或云某处田庄岁可取利若干，或云某人借银岁可生息若干，某人为某事求一覆庇亦可坐致若干。”（《五茸志逸》卷一》）时人顾公燮甚至谓：“明季缙绅，威权赫奕。凡中试者，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外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工匠随行，立即修整，永为主顾。有通谱者、招婿者、投拜门生者，乘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赠，以为长城焉。”（《消夏闲记摘抄》上）真是安然家中坐，富贵送上门。这与“下海”的文人，在江湖上吃尽千辛万苦，才能赚到若干银两，弄不好赔光老本，甚至毁家亡身，是何等鲜明的对比。“海”上生明月?否。“海”上浪急雾沉沉，文人下“海”几断魂。

宦官与江南经济(1)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的危害、影响是颇为深广的。清代乾隆年间的史学家赵翼曾经指出：“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其实，作为已属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明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度发展，皇权的大肆膨胀，附着于皇权腐朽肌体上的肿瘤——宦官，也恶性膨胀起来，他们的手几乎伸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所有领域。万历、天启年间，更达到空前的地步。

对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的关系作一考察，看一看宦官对经济发达地区究竟起了何种历史作用，有助于剖析在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的时代，中央王朝对经济命脉所在地区实行的国策及其特点和对经济调节的某种规律。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在行文中个别地方，我有时越出明代江南特定的地域范围，引用了在比较广义的概念上江南地区的某些史料，这仅仅是为了论述比较方便而已。

严格地说，洪武年间宦官已经开始干预经济领域。正统以后，经理仓场、提督营造、珠池、盐场、市舶、织造等等，都有宦官染指其间。江南地区当然不会例外，宦官的触角很早就伸向那里了。

不能认为，明代所有的宦官都是历史的渣滓。明人陈洪谟曾经指出：近时宦官如萧敬之文雅，陈宽之谨厚，何文鼎之忠党，皆不可少。前此若金安之廉，兴安之介，金英之知人，怀恩之持正，张永之刚勇，王高之雅饰，后乎此若芮景贤之安静，皆有取焉。但是，且不论这些宦官是否如同陈洪谟所评价的这么好，就连这样几个人，毕竟也只是凤毛麟角。就总体而论，宦官中有权势者的绝大多数，都是残忍贪鄙之徒。弘治初年，浙江仁和县闹虎灾，知县陈荣“命猎人捕得之”，缙绅纷纷献颂诗，浙江镇守太监张庆的帮闲俞珩，竟在诗中写道：“虎告相公听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双双去渡河。”真是大煞风景。俞珩为什么敢于写这样的诗?就是因为“（张）庆兄弟三人皆为宦寺，亲幸用事，势张甚。珩为庆所亲任，假其威，故敢为此言”。“假其威”者，狐假虎威也。仅就经济方面搜刮的贪婪性而论，宦官者，虎也，是毫不过分的。明代派往江南地区的宦官，十之八九，亦皆为虎辈。例如，武宗时南京守备太监刘琅，仗着有刘瑾撑腰，不仅横行霸道，“或自判状送法司，莫敢抗者”，而且“贪婪益甚”，拼命榨取钱财，是一个典型的财迷。其“资积既厚，于私第建玉皇阁，延方外以讲炉火。有术士知其信神异也，每事称帝命以动之，饕其财无数。部有玉绦环，直价百镒，术士绐令献于玉皇，因遂窃之而去。或为诗笑曰：‘堆金积玉已如山，又向仙门学炼丹！空里得来空里去，玉皇元不系绦环。’”南京守备太监钱能还冒充风雅，与太监王赐狼狈为奸，拥有大量古字画，都是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钱能竟箱满柜盈，非巧取豪夺，从何而来?刘琅、钱能这些人堪称活动在江南地区宦官的典型。

宦官对江南地区的敲诈勒索，无孔不入。

宦官与江南经济(2)

1. 岁办、采办利用皇权，向地方勒索贡品，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一大弊政，明代更甚。所谓岁办，是各地每年上贡的物品，凡是有著名土特产的地区，几乎都派人去征纳。明中叶，更多为宦官把持。所谓采办，范围极广，只要皇帝想起什么，需要什么，就派宦官四出。仅此两项，给江南人民带来的祸害，就十分严重。

以岁办而论，其数大得惊人。谈迁曾记下南京贡船所装物品的种类及数量：

南京贡船：司礼监制帛二十扛，船五，笔料船二。内守备鲜梅、枇杷、杨梅各四十扛，或三十五扛，各船八，俱用冰。尚膳监鲜笋四十五扛，船八，鲫鱼先后各四十四扛，各船七，俱用冰。内守备鲜橄榄等物五十五扛，船六，鲜笋十二扛，船四，木樨花十二扛，船二，石榴、柿四十五扛，船六，柑橘、甘蔗五十扛，船一。尚膳监天鹅等物二十六扛，船三，腌菜苔等物百有三坛，船七，笋如上，船三，蜜饯、樱桃等物七十坛，船四，鲥鱼等百三十合，船七，紫苏糕等物二百四十八坛，船八，木樨花煎百有五坛，船四，鸬鹚鸨等物十五扛，船二。司苑局荸荠七十扛，船四，姜种、芋苗等物八十扛，船五，苗姜百扛，船六，鲜藕六十五扛，船五，十样果百四十扛，船六。内府供应库香稻五十扛，船六，苗姜等物百五十五扛，船六，十样果百十五扛，船五。御马监苜蓿种四十扛，船二。共船百六十六只，龙衣、板方、黄鱼等船不预焉。兵部马快船六百只，俱供进贡。

百姓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值得注意的是，宦官不仅对贡品产地的百姓勒索，在押运贡品船时，还对船夫百般敲诈。王世贞载谓：“南京鲥鱼厂岁取里长二十名，各索银二十两，正德时复倍取其数。起运内官索茶果银百二十两，水夫银二百两，及鲜船时发，又取夫四千三百有奇，民不堪命。”再以浙江地区而论，富阳县的茶叶与鲥鱼，都是贡品，镇守太监王堂之流“采取时，民不胜其劳扰”。时任分巡佥事韩邦奇“目击其患”，曾写了一首《富阳民谣》，悲愤地揭露了王堂及其狐群狗党搜刮富阳人民的罪行：“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鱼胡不生别县，荼胡不生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韩邦奇还向正德皇帝上《苏民困以保安地方事疏》，指出“征科四出，军民困瘁已极”，建议“今后敢有指称进贡各色，在各地方需索财物，骚扰为害，应参奏者奏请究治，应拿问者径自拿问”。当然，当时被“参奏”“究治”的，绝不会是在皇权卵翼下不可一世的宦官，而是韩邦奇被王堂奏“作歌怨谤，阻绝进贡，逮至京，下锦衣狱，褫其官”。由于采办的范围十分广泛，其危害性之大，比岁办有过之而无不及。成化以后，购书采药的宦官不断前往江南。江南巡抚王恕在奏疏中，曾揭露太监王敬及段英骚扰江南的罪行：王敬动辄以朝廷为名，需索银两，民不堪命。王敬方来，太监段英又至，造办药料冰梅，苏、松、常三府已办与价银6000两，镇江、太平、池州、宁国、安庆、徽州、广德七府州与银1500余两，又发钞400，于松江府索银2000两。王敬发盐15500引与宁国等府，逼银22500两等等。王敬还和奸徒王臣勾结，“采药江南，横索货宝”。如此横行无忌，对江南经济与社会秩序的破坏，是很严重的。

宦官与江南经济(3)

2. 征商税从总的方面来看，明朝对商人的政策，仍是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宦官控制了税务机构后，商税多如牛毛。万历时，叶永盛在奏疏中对宦官在江南的滥增商税作过猛烈的抨击：

何处无交易?今不论内外，尽欲责令官兵搜刮隐税，此说一行，将举留都之府县，举各府县之河埠，细及米盐鸡豕，粗及柴炭蔬果之类，一买一卖，无物不税，无处不税，无人不税，自是县无宁村，村无宁家，内外骚动，贫富并扰，流毒播虐，宁有纪极，此开辟以来所未有之暴也！……中官藉此辈（按：指“无赖武弁郑一麒、马承恩、韩文盛等”）为爪牙，此辈又藉各土棍为羽翼。凡十室之村，三家之屋，有土著即有土棍，有土棍即有藉土商名色以吞噬乡曲者，是枭獍联袂，而戎莽接踵也，民尚得安枕而卧者……在皇上之意，以为征商税，乃所以苏小民，不知奏内土著、土商，正所谓小民，民与商其实无两。……而况上取一，下取二，官取一，群棍又取二，利则归下，怨则归上……人穷则乱，恐斩竿揭木之变，不旋踵起也。

透过叶永盛的大声疾呼，我们不难看出宦官不仅与地方官朋比为奸，而且以各地的土棍即地痞为羽翼，结成毒网，逞凶肆虐于江南的江河水道之上，商人阶层，民怨沸腾。商人从苏州贩运货物去四川，沿途“无不有征，一舟而经三十余关，一货而抽三十余次，商人不惟靳其息利，且折其母钱”，其结果，只能是“咸疾首而不乐江湖，吞声而不通货贿”。这对商业的发展，不能不是严重的摧残。

3. 征派宦官在江南地区的征派，名目繁多。如“苏、松、常、嘉、湖五府，正德年间以内府新添小火者5031名，岁用食粮各府征派共24148石余”，但从此即形成惯例，至嘉靖二十五年（1546），竟加耗达13.7万余石，使“小民重困”。而内官监所消费的白粮，本来在苏、松、杭、嘉、湖的加耗，就十分惊人，“耗外加耗，垫外加垫……百石而铺垫及无名费加至十四五两，二十余两”，“诚所谓一米一珠，一粒一泪也”。又如况钟在《请免苛征折布奏》中，曾揭露宦官王宠等到苏州等府坐买阔白棱棉布700匹，王宠等见苏州并不出产此布，竟每匹布逼价银3两，又巧立别的名目，征派银2000两，到松江等地购买。但一年后，王宠等居然又来苏州，“征收各县布价银两，但此价已经钦差太监刘宁等尽数收抄解去讫，又要各县重复科派，民力难堪”。这种任意征派并重复科派的行径，使江南人民深受其害。

宦官与江南经济(4)

4. 建祠天启六年（1626）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第一个奏请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此后“建祠几遍天下”。在江南，第一个紧跟潘汝桢的是南京孝陵卫指挥李之才，是年十月间，即在皇陵之侧，建起魏忠贤生祠，这对朱元璋来说，不能不是个莫大的历史讽刺。此后，在苏州、杭州，也陆续建起魏阉生祠。这些祠都极壮丽庄严。

这实在是中国政治史上一幕大丑剧！建祠时的靡费，对百姓的苛扰，也是相当严重的。以苏州而论，魏祠建于风景秀丽的虎丘，取名普惠祠，督造者陆元科“倚势横行，官民缙绅或避其势，或加交纳于拨守祠樊太监。声势炎赫，侵夺坟墓田业，人无敢与抗，即匠作诸人，亦放纵无忌”。杭州的魏祠，名永息祠，“穷工极巧，徙苏堤第一桥于百步之外，数日立成，骇其神速”。南京建魏祠时“有司、乡绅一意媚珰，往往以贱直买人基地，甚至侵占旧祠，如周茂叔、程正叔、澹台灭明三先生祠堂，都被拆毁”。江、浙建魏祠总计挥霍了多少银子?文秉载谓：

按祖制：省直各有预贮银两以备急用，多者几十万，少者10余万。……江南有银10万两有奇，贮镇江府库，浙江有银17万两有零，贮温州府库，名曰备倭。……自魏忠贤生祠开端，咸取给于是，造祠者十之二三，余皆入抚、按、司、道私囊中矣。

江南、浙江二地建魏祠，竟花去27万两银子，魏忠贤垮台后，魏祠统统被拆光。这笔巨款，哪一两不是江南百姓的膏血！荒谬绝伦的是，潘汝桢在请建魏阉生祠的奏疏中，竟然说：“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鉴此两浙岁遭灾伤，顿蠲茶果铺垫诸费，举百年相沿陋习积弊，一旦厘革，不但机户翻然更生，凡属兹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无穷，公请建祠。”天启皇帝也居然下了圣旨，“着即该地方营造，以垂不朽”。强奸民意，颠倒历史，已经达到何等程度！

宦官对江南财富的掠夺，最严重的还是矿税使。万历二十四年（1596）以后，随着矿监税使遍天下，派往江南者，也陆续登途。现据《定陵注略》等史籍，示表如下：

万历二十四年至三十年派往江南矿税使事例表

时间人员地点任务

二十四年九月太监曹金同原奏把总韩太极浙江观海、孝丰、诸暨等处开矿

二十六年五月以太监刘忠代曹金

二十七年二月奉御刘成同原百户张宗仁杭州、嘉兴等处征收客货渔课

苏杭织造太监孙隆督同原奏百户陈道元苏州、杭州、常州、镇江

征收货税

宦官与江南经济(5)

(续表)

时间人员地点任务

二十七年七月南京余大寿等（《明史·食货志》载为郝隆、刘朝用）

开采宁国、池州矿洞，征收南直地方铺面银两

二十八年一月税监暨禄长江征长江遗税，带管征收解进

三十年七月南京太监邢隆查勘解进南直14府田房税契银约20万两，并高淳等县马场关地变卖可得10万两

十一月太监鲁保浙直等处带征岁造暂余银解进内库

万历时期，不仅在南京、苏州、杭州都有宦官督造，而且增加宦官人数于常额外，扩大坐派。因此，万历二十八年（1600）礼部署部事侍郎郭正域，在驳斥御马监少监鲁保在获得掣卖两淮余盐的特权后，又疏请兼督浙江、直隶的织造大权时，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织造，矿税之别名也。”事实上，严格来说，所有派往江南织造的宦官，都属于矿税使之流，他们在经济上的横征暴敛，危害江南，与别的矿税使并无不同。以苏州织造局的宦官为例，永乐时有阮礼，洪熙时有刘景、罗玉，宣德时有陈源、阮个，正统时有韦义，天顺时有来福，成化时有罗政、陆英、麦秀，弘治时有韩义、梁裕，正德时有龚洪、杨轨、芮景贤、晁进、孙锐、张玉、浦智、廖宣、梁玉、李彬，嘉靖时有吴勋、张志聪、耿隆、郭秀、宗伟，隆庆时有李佑，天启时有李实。如果再加上历年派往南京、杭州的织造宦官，完全可以说是硕鼠成群了。

根据《定陵注略》，并参校《明实录》、《明史》、《国榷》等有关记载，再将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1598—1606），江南矿税使进奉内库的部分金银及物资，列表如下：

时间地点人员进奉名称数量单位

二十六年十二月浙江矿监刘忠银1400两

二十七年四月浙江矿监刘忠银1800两

七月杭州、嘉兴税监刘成银10200两

二十八年三月

苏州、杭州织造太监孙隆银30000两

杭州、嘉兴税监刘成银20000两

六至九月南京守备太监邢隆银样砂120060两斤

时间地点人员进奉名称数量单位

十一月南京守备太监邢隆银赃罚银4100700两两

二十九年二月浙江矿监刘忠土回青（掘获）铜钱1371200斤千

四至六月浙江矿监刘忠煤价银石青433334两斤

七至十一月浙江矿监刘忠银20300两

七至十一月苏州、杭州织造太监孙隆银31000两

三十年一至三月

南京太监刘朝各府认解矿银7700两

浙江矿监刘忠样金样银矿银土回青125007560560两两两斤

南京守备太监邢隆芦佃银子粒银新增银637310242603两两两

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江南矿税使内库进奉事例表

时间地点人员进奉名称数量单位

四至六月苏州、杭州织税（造）太监孙隆

银30000两

各项袍缎土物440020匹箱

八至十一月苏州、杭州税监孙隆盐课银税银1300020000两两

三十一年四至六月

浙江矿监刘忠税银煤价银7300350两两

苏州、杭州税监孙隆盐税银13000两

宦官与江南经济(6)

南京太监邢隆棚厂银4800两

七至九月

浙江矿监刘忠矿金矿银56.66600两两

杭州、嘉兴税监刘成税银13000两

时间地点人员进奉名称数量单位

三十二年正月至六月

浙江矿监刘忠矿金矿银547080两两

杭州、嘉兴税监刘成羡余银31000两

浙江矿监刘忠矿金矿银839543两两

杭州、嘉兴税监刘成羡余银税银3400021000两两

三十四年

杭州、嘉兴税监刘成盐课羡余银21000两

苏州、杭州税监孙隆税银芝丝126003340两匹

从上表可以看出，仅仅在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１５９８—１６０６）数年间，在江南地区的矿税监，解进内库的银子就达到40万两以上。而据万历三十一年（１６０３）户部尚书赵世卿在奏疏中所述，当时全国正课、杂课、额外之课等加在一起的总收入，大约400万两。江南数年的矿监税，即使是这不完全的统计，也已占全国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这个数字是够大的了！需要指出的是，宦官上缴的银数，绝不是实际搜刮到的银数。史载：“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私充囊橐十得八九”。显然，宦官在江南矿税上所搜刮的财富，上缴国库的不过是十分之一。如按此比例，他们在短短的几年间从江南榨取的财富，在400万两以上，相当于全国一年的总收入有余。于此不难想见，宦官的贪婪已达到何种程度了！

宦官与江南经济(7)

宦官监督织造，对丝织业是个严重摧残。织造太监孙隆，聚敛了大量财富，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仅“装塑西湖”，即费“数十万金”，还居然在断桥附近建有他自己的生祠，“背山面湖，颇极壮丽”。是的，孙隆在西湖先后修建了灵隐寺、湖心亭、净慈寺、烟霞洞、龙井亭、片云亭、三茅观、十锦塘等寺庙、古迹、大堤，使湖光山色更加多姿，以至明末、清初一些文人，对他赞不绝口。袁宏道在《断桥望湖亭小记》中说“此公大是西湖功德主”，张岱谓“功不在苏学士之下”。但是，正是这个孙隆，在苏州增设税网，对机户广派税额，不论织机、织品，一律课税。民间织机一张，每月即需抽税银3钱。缯织成，每匹要纳银3分，才准上市。《苏州织造局志》更揭露他“驻苏督税，积棍纳贿，给札营充委官，分列水陆要冲，乘轩张盖，凡遇商贩，公行攫取，民不堪命。又机户牙行，广派税额，相率改业”，真是横行无忌。结果，导致葛成为首的民变，“聚众趋税监门”，必欲除隆而后快，孙隆吓得“越墙走匿民舍得免，潜遁杭州”。孙隆如此，别的织造太监也莫不如此。天启年间的织造太监李实，也是“素贪，妄增定额，恣意诛求”。宦官使素称发达的江南丝织业逐渐凋零。在南京，“各往往指称进贡等项名色，经营织造，或占据机房，或拘拿人匠，或强买丝料。公私兼并，纷纭攘夺，百方剥扰，匠艺为之失业，商货为之不通，民生憔悴，而丝帛之利大不如前”。在苏、杭，时人惊呼“二处财赋极重……而今日之最受害者，又加一织造府……迩来淫巧日进，费用日不足，借名加派，非分要求，织造之家，十空其九；其间自数百金数十金最下织户，皆转徙他方，其桀黠者皆去而为盗”。同时，织造局的产品，除一部分由朝廷赏赐给大臣、宦官外，大部分都是宫廷的特殊消费品，运往京城时，“以内官监运”，“额外多讨船……俱满载私货……撑夫挽卒，昼夜喧呼，南北往来，道路如织，皆恃势纵横，强索财物，凌辱官吏，驱迫军民，官司欲盘诘，辄称御物，人不敢相近。怨嗟满道，所不忍闻，东南一方民力惮矣！”嘉靖时诗人王盘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朝天子·咏喇叭》：“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张守中为他的诗集《西楼乐府》作序时，曾指出：“喇叭之作，斥阉宦也。”显然，这首《朝天子》，正是对宦官押运包括织造物在内贡品船暴虐行径的深刻揭露。

从上所述看来，宦官对江南经济的摧残，是颇为严重的。但是，宦官与皇帝的关系，不过是主子与家奴的关系。万历时期，有人曾弹劾宦官干没上元节的烟火，朱翊钧竟说：“此我家奴作奸，秀才何与焉?”万历皇帝把他自己与宦官之间的关系，倒是赤裸裸地端出来了。因此，从本质上说，宦官专权，仍然是皇权的一种转换形式。显然，明代宦官对江南经济的破坏，也正是皇权对江南经济的破坏，从而表明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在封建社会后期对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束缚作用，阻碍了历史的前进。但是江南地区的经济既然受到如此严重的摧残，为什么直到明末，并没有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虽有民变，但无大规模农民起义，甚至直至明朝灭亡，社会经济还在继续发展呢?这应当是需要回答的问题。事实上，早在万历中期，即已有人在一定程度上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并作出回答。谢肇即曾说：“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闾阎不困者，何也?盖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资，而人之射利，无微不析，真所谓弥天之网，竞野之不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者矣。”

宦官与江南经济(8)

当然，用“人之射利，无微不析”，是并不能说明江南地区“闾阎不困”的根本原因的。有明一代，甚至直到清朝后期，关于江南重赋的呼声不绝于耳，史料俯拾即是，这里无需援引。其实，在不同时期，江南赋重论背后的阶级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但我们透过赋重论的呼声，倒是不难进一步清楚地看出，江南地区是明王朝的经济命脉所在。在明代初、中期，苏州府一府七县田地面积即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九十分之一，两税粮额更占全国的十分之一，江南在全国经济地位上的举足轻重，可见一斑。“苏松熟，天下足。”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江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中央王朝和这一地区地主阶级为分割赋税，不断发生矛盾、斗争，宦官的派往江南，正是这种斗争的表现形式或必然结果。但是，也正由于江南地区是明王朝的经济命脉所在，这里的政局如何，直接关系到明王朝的安危，因此从总的方面来看，终明之世，从朱元璋到崇祯皇帝，对江南地区实行的传统国策，是稳定江南。一些有头脑的官员都懂得，“朝廷财赋，仰给东南；诚倚东南，莫如休养”。如果一味敲骨吸髓，让江南百姓“半饱鱼腹，半毙催逋，是江南无民而朝廷无江南矣！”即使魏忠贤那样的巨奸，在他权力的顶峰时期，也不敢造成江南的大乱。当织造太监李实在苏州挑起冲突，致使“苏人之围守校尉及周吏部者，街巷之间，千百为群，屯聚不解”时，尽管“（魏）忠贤得织监密报”，但“惧激吴民之变，彷徨累日”，也没敢采取极端措施，使事态进一步扩大。而另一方面，明初即严禁在江南地区封藩王，从而避免了宦官在江南地区与藩王的勾结；宦官在江南没有庄田，更无田产，没有搞土地兼并，这点与北方有很大不同。因此，江南地区受到宦官直接打击最为沉重的阶层，是商人、手工业者、中小地主，而贫苦农民、大地主，所受打击不如上述阶层，更轻于北方某些地区，江南地区的农业并未遭受很大破坏。因此，这个地区的经济还在继续发展，而农业则是封建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说，也正是以此之故，江南地区的阶级矛盾，直至明亡，并没有全面激化。作为这个地区历史运动的结果之一，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仍很雄厚，以至明亡后，史可法在抗清时，还特地向“云间（即松江）诸绅”苦苦哀求，呼吁他们“毁家佐难”，帮助他摆脱“坐乏军需，点金无术，彷徨中难，泣下沾衣”的困境。当然，这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春灯燕子，金盆狗矢（即屎），不多时，野草迷丹阙，秋槐发别枝！”随着清兵过江，弘光小朝廷作鸟兽散，江南地主阶级又在“清槐”上发新枝，成为清王朝重要的阶级基础；江山虽已易代，但江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并没有改变。这是明朝的皇帝及其家奴——宦官做梦也未曾想到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封建王朝的最高权力机构，对全国经济的控制、调节，是有重点的；对于全国经济命脉所在地区，特别注意控制、调节，虽然大力搜刮，但一般不会竭泽而渔。以明代而论，正是在这一规律的支配下，在江南地区，衍化出带有独特之点的种种矛盾斗争。这种历史现象，是很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探讨的。

绿亭朱栏知多少-江南园林的兴衰(1)

明代江南园林，是明代历史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饱览祖国历史悠久的园林文化，在明代纷呈的异彩；而纵观园林的盛衰，我们同时可以窥知明代经济、政治的若干动向。研究明代造园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城乡建设，更可提供有益的借鉴。

江南园林，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苏州就有闻名遐迩的避疆园，“池馆林泉之胜，号吴中第一”。隋唐以后，特别是到了南宋，随着全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南移，江南的修园林之风，盛行一时。以杭州而论，集芳园前挹孤山，后据葛岭，两桥映带，一水横切，“凉亭燠馆，华邃精妙”。宋代园林风采，于此可见一斑。而以吴县为例，仅此一邑，宋代的名园就有红梅阁、隐圃、梅都官园、乐圃、千株园、五亩园、范家梁、张氏园、沈氏园、郭氏园、道隐园等等。在吴兴，南渡以后，北方那些曾醉心于洛阳名园的达官公卿，纷纷来此山清水秀之地，修建园林，“故名园众多……几与洛中相并”。在元代，虽然在江南的一些地区继续建造了新的园林，如常熟的福山曹氏，富甲邑中，“私租三十六万”，植梧桐数百株，每天令童子用水洗刷，郁郁葱葱，其园即名洗梧园。在吴县，有绿水园，但也仅此一园；而在长洲县，有元一代，几乎无园林。在元朝，江南园林颇有“枫落吴江冷”之况。

在明代，江南园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堪称百花争艳，千古风流。明代江南园林出现过两个高潮，一个是成化、弘治、正德年间，另一个是嘉靖、万历年间；而后一个时期较诸前者，更显得一浪高过一浪。

以前一时期的昆山县而论，大体上成化至正德年间兴建的园林，即有郑氏园、翁氏园、松竹林、北园、西园、陈氏园、洪氏园、孙氏园、依绿园、南园、仲园、隆园。在娄县，也出现了水西园、竹素园、南园、七松堂、秀甲园、宿云坞、静园、塔射园、梅园。

绿亭朱栏知多少-江南园林的兴衰(2)

嘉靖、万历时期，江南园林出现了五彩缤纷的局面。在南京，园林在数量、质量上都超过了洛阳名园。其中最著名的园林有16座，如东园、西园、凤台园、魏公西园、万竹园、莫愁湖园、市隐园、杞园等等。万历时，王世贞在南京做官，曾畅游诸园，写下《游金陵园序》，不少园“皆可游可纪，而未之及也”。有的园，虽占地不广，堪称小园，但“修竹古梅与怪松参差，横肆数亩，如酒徒傲岸箕踞，目无旁人，披风啸月，各抒其阔略之致。”真是别具一格，独占风情。又如松江府，上海潘允端的豫园、华亭顾正谊的濯锦园、顾正心的熙园等，都是“掩映丹霄，而花石亭台，极一时绮丽之盛”。上海经嘉靖倭患，有些园林毁于战火，但平倭后，又兴建了新的园林。再以松江城而论，不仅在城内有啸园、文园、芝园、东园、李园、真率园，在城外也有倪园、熙园、魁园。而绍兴的园林之多，更使人叹为观止。明末祁彪佳著有《越中园亭记》六卷，除了考古卷所记基本上是历史陈迹，只能掩卷遐想当年那些园林的千姿百态外，其他各卷所记园林，多为明中叶勃兴而起的。不仅城内有园林，城外的东、西、南、北，都遍布园林，少则10处，多则20余处；而仅城内的一隅之地，即遍布淇园、贲园、快园、有清园、秋水园、虫园、选流园、来园、木园、耆园、曲水园、趣园、浮树园、采菽园、漪园、乐志园、竹素园、文漪园、亦园、礞园、豫园、马园、今是园、陈园等。这些园林，大部分小巧玲珑，得水边林下之胜。绍兴园林的盛况，堪称明代江南园林的代表。

江南园林，繁花似锦，它在明代的迅速崛起，是明代江南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

明王朝对江南的基本国策，是稳定江南，注意调整这一地区的阶级关系，以确保江南作为明王朝经济命脉所在地的安定局面，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成化以后，江南地区不仅从元末大乱、经济凋敝中复生，并有了长足的发展。封建经济的繁荣，是封建文化发达的基础，作为封建文化的一朵奇葩——园林，正是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费元禄对铅山河口镇的兴起与园林的兴盛，有过生动的记述，颇能说明园林由来。文谓：“河口余家始迁居时，仅二三家，今阅世七十余年，而百而千，当成邑成都矣。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平原广隰，东西数十里……闾阎之人与缙绅先生竞胜，而园林亭榭，秀甲一时。……盖其舟车四出，货镪所兴，铅山之重镇也。”而明中叶江南出现的城市乡居化，更加速了园林的发展。所谓乡居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腰缠百万，追求封建的高消费，由城居地主向乡居地主移动，到乡间的山崖水曲，修建别墅、园林，远避市嚣，追求“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的精神境界，及四时皆有天然景色尽收眼底的赏心乐事。另一个方面，即在城内寻求乡村气息，财力雄厚者，建造“都市里的村庄”；财力一般者，也极力罗致花木奇石，植修篁数竿，以求足不出户，也能领略村景一二，朝朝暮暮，赏心悦目。

绿亭朱栏知多少-江南园林的兴衰(3)

明朝人为乡居大唱赞歌者，颇不乏人。如莫是龙谓：“入居城市，无论贵贱贫富，未免尘俗嚣喧……我愿去郭数里，择山溪清嘉、林木丛秀处，结庐三亩，置田一区，往返郡邑，则策蹇从之。良友相寻，款留信宿，不见县官面目，躬亲农圃之役。伏腊稍洽，尊俎粗供，啸歌檐楹之下，以送余年，其亦可乎。”也有人说：“入城居一二世后，宜于乡居则再往乡居，耕读相为循环，可久可大，岂非吉祥善事哉！”有人甚至概括出山居八德，就是乡居的八大好处：“山居胜于城市，盖有八德。不责苛礼，不见生客，不混酒肉，不竞田宅，不问炎凉，不闹曲直，不征文逋，不渎仕籍。”这是对“羲皇上人”式道家共同体生活的向往，在田园风光中陶冶性灵，反而变得次要了。至于乡居者的具体生活情景，也是因人而异，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把城市里的骄奢淫逸、声色犬马，搬到乡间园林中去，追求特种“山林之乐”；一是以乡村为天然园林，过着桃花源式恬淡宁静的生活。前者可以苏州的范长倩为代表，史载：“少参范长倩居天平山精舍，拥重赀，挟众美，山林之乐，声色之娱，吴中罕俪矣。……卜筑此山，搜剔岩薮，疏凿池沼，建亭榭堂庑，植嘉树美竹，大费经营位置，遂为兹山增色。春秋花月，游人之盛如蚁。”而后者，一首《山居吟》，可谓将这一类型者的乡居生活刻画得淋漓尽致：“红莲米，紫纯羹，饭后摩腹东村行。村中有古寺，松竹多纵横，与僧博弈罢，溪阁忽秋声。网三鱼，射三莺，蔌既陈，酒复清，采菱剥藕供先生。不衫复不履，无姓亦无名。如此真率味，休传到市城。……背山临水，门在松阴里，草屋数间而已。土泥墙，窗糊纸，曲床木几，四面摊书史。若问主人姓谁?灌园者陈仲子。”当然，对城市居民来说，去乡村建园林者毕竟是少数人，多数人只能在城内因地制宜，修建大大小小的园林，三吴城中，尤其如此。

江南园林的发展，与明代政局的变化也是很有关系的。明中叶后，宦官进一步专权，党争激烈；明末的阉党、东林党，更是互为水火，闹得沸沸扬扬，直至明亡。急剧变化的政局，锦衣卫的横行，忠臣良将不断遭迫害、受株连，使不少正直之士政治上失去安全感，感到“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前程似茫茫苦海，心灰意冷，从而挂冠避祸，高卧林下，宦囊丰裕者，造园林以享天年，便蔚成风气。韩邦靖的《山坡羊》，屠隆的《渔阳鼓》、《逍遥令》，可谓生动地刻画出这部分人的心态。

《山坡羊》：肯靠山，南山北偃。肯倒海，东海西翻。我如今心儿里不紧，意儿里有些懒。如今一个个平步里上青天，一个个日日近龙颜。青山绿水且让我闲游玩。明月清风，你要忙时我要闲。严潭，我会钓鱼，谁不会把竿?陈抟，你会睡时，谁不会眠?

绿亭朱栏知多少-江南园林的兴衰(4)

《渔阳鼓》：俺少时，也有偌大的志量：秉精忠，立庙廊，奋雄威，出战场，去擎天捧日，做玉柱金梁……今日里，是天涯风波饱尝，心儿灰冷鬓儿苍。因此上散漫文章，卷起锋芒，结束田庄。急收回一斗英雄泪，打叠起千秋烈士肠……

《逍遥令》：挂冠归去谢君王，脱朝衣，把布袍穿上。荷犁锄，掷手扳腰章。今日九重丹凤阙，明朝千顷白鸥乡。满西湖，荷花正香。望东海，月轮初上。曲岸横塘，画桥兰桨，只此处尽可容得疏狂。

陈眉公辑的韵语、联语，也不乏类似的作品。如：“献策金门苦未收，归心日夜水东流。扁舟载得愁千斛，闻说君王不说愁。”“世事不堪评，拔卷神游千古上，尘氛应可却，闭门心在万山中。”在这种思潮支配下，与“林下何曾见一人”相反，出现了林下所见何其多的局面。也有的人认为，只有身在林泉，才能洞察世态：“山居观世态纷纭，历历如睹，在中朝混揉未必然，盖旁观者明，自古如此。”正德、天启时，挂冠避祸、建园林自娱者，更是盛况空前。张燧载谓：“正德间朝官有罪，辄命锦衣卫官校擒拿……朝列清班，暮出污狱，刚气由此折尽，或又暮脱污狱，朝列清班，解下拘挛，便披冠带，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将辱之矣，小人遂无忌惮，君子遂昧良心，豪杰所以多山林之思。”昆山顾潜，曾任山西道监察御史等职，“逆瑾当道……眈眈侧目于公……去其官，公归，即舍南凿池叠山……所谓展桂堂者也，延宾觞奕，娱养情性”。魏忠贤把持朝政，搞得天下一塌糊涂、民不聊生时，李长蘅见“魏珰窃柄，毒流正人……乃于园中复凿曲沼，开清轩，通修廊，裁河灌木，盖将终老焉”。

神州自古皆锦绣，山河无处不生春。园林自非江南有，但是，明代江南园林的特点，是值得人们刮目相看的。

绿亭朱栏知多少-江南园林的兴衰(5)

（一） 江南文化的结晶

我国当代著名园林专家陈从周教授说：“中国园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等组合而成的一个综合艺术品，富有诗情画意。”明代江南园林不仅充分体现了这一特色，而且像一面镜子，清楚地反映出江南文化的特征。我国山水画，素有南北派之分，南派山水画，恬淡悠远，如王维之诗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明代江南的一些著名园林，正是体现了这种幽雅的艺术境界。让我们一睹“山曲小房”的风采吧：“入园窈窕幽径，绿玉万竿。中汇涧水为曲池，环池竹树，云石其后。平冈逶迤，古松鳞鬣，松下皆灌丛杂木，茑萝骈织，亭榭翼然。夜半鹤唳清远，恍如宿花坞间。闻哀猿啼啸，嘹呖惊霜，初不辨其为城市为山林也。”这样美的小园，使人想起“小园香径独徘徊”的意境。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明末祁家傍山而建的花园：

园尽有山之三面，其下平田十余亩，水石半之，石庐与花木半之。为堂者二，为亭者三，为廊者四，为亭与阁者二，为堤者三，其他轩与斋类，而幽敞各极其致。居与庵类，而纡广不一，其形室与山房类，而高下分标其胜。与夫为桥、为榭、为径、为峰，参差点缀，委折波澜。大抵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聚者散之，散者聚之；险者夷之，夷者险之。如良医之治病，攻补互投；如良将之治兵，奇正并用；如名手作画，不使一笔不灵；如名流作文，不使一语不韵。此开园之营构也。

显然，此园体现了园主祁彪佳深厚的美学功底，高超的艺术匠心。建园之前，胸中早已造起一座青山隐隐、春水吹皱、花木扶疏、亭榭翼然，充满江南山水情致的园林。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名园的主人，本身就是著名的画家、诗人，其园林的设计者就是他们自己，难怪园中充满了诗情画意。如嘉靖时吴兴的俞子清，有人评论他家花园的假山，秀拔有趣，堪称奇绝。何以故?“盖子清胸中自有丘壑，又善画，故能心匠之。大小凡百余，高者至二三丈，皆不事饾饤，而犀株二树，参列旁午，俨为群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状……于众峰之间，萦回曲涧，瓮以五色小石，旁引清流，激石高下，使之有声，淙淙然下注大石潭上……潭中多畜文龟、斑鱼，夜月下照，光景零乱，如穷山绝谷同也”。凡此无不表明，园中的一石一木，都是置于特定的美学氛围中，与月光、游鱼、水声等，构成了统一和谐的艺术整体。明代江南，人文荟萃，文化繁荣，冠于海内。有这样高水平的文化素养，才会出现这样高水平的园林。明末吴县人计成撰有《园治》一书，这是至今仍蜚声中外的园林史上的经典著作；而计成在少年时代，便以善画名闻乡里，并最爱古代画家关仝、荆浩的笔意，他的诗作也颇具功力。惟其如此，他才能成为造园专家，并写出《园治》这部名著。

绿亭朱栏知多少-江南园林的兴衰(6)

（二） 商品化色彩

园林乃风花雪月之地，筑园者享林泉之福的憩休之所，园中所植，主要是花草，除供主人、客人观赏外，不投放市场。但明中叶后，在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刺激下，江南的某些园林，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种植经济作物，甚至养鹅鸭，畜鱼数万头，有的产品还投放市场。如上海豫园，即种有西瓜、枣、桃、柿、樱桃、橘、李、梅、香橼等，池内养了不少鱼，部分产品至市场出售，这在豫园主人潘允端的稿本《玉华堂日记》中有清楚的记载。又如祁氏豳圃，在“让鸥池之南，有余地焉……以五之三种桑，其二种梨橘桃李杏栗之属……于树下栽紫茄、白豆、甘瓜、罂粟。又从海外得红薯异种，每一本可植二三亩，每亩可收得薯一二车，以代粒，足果百人腹”。又如晚明绍兴的快园，“园在龙山后麓……开门见山，开牖见水，前有园，地皆沃壤，高畦多植果木。公旦在日，笋橘梅杏，梨楂菘蒇，闭门成市，池广十亩，豢鱼鱼肥。有桑百株，桃李数十树，收其直，日可得耘老一叉钱。春时煮箨龙以解馋，培木奴以佐绢，相时度地，井井有条”。万历时震泽镇西三里许的桃花园，“有桃园十亩，中坎小池，外环幽竹，春时花光灿照两岸……风流胜地，足继名贤”。如水蜜桃，明末“独上海有之，而顾尚书西园所出尤佳，其味不亚于生荔枝”。明末常熟瞿式耜的东皋园，“中有池数亩，畜鱼万头……鱼之大者，长至四五尺。每岁春秋二时，辄以空心馒头投之池中，鱼竞吞之，有跃起如人立者，于是置酒池上，招客观之，谓之赏鱼”。至清初，瞿式耜抗清失败，在桂林殉国后，家道中落，“遂大集渔人，为竭泽之举，所获鱼不下千石，吴中鱼价为之顿减”。虽然这些鱼投入市场是在清初，而不是在明代，但于此也不难想见明末瞿氏东皋园中养鱼的规模。凡此种种都表明，明代江南的一些园林出现了生产化的苗头，园中的部分产品成了商品。尽管在江南园林中，这种生产化、商品化的倾向毕竟是次要的、微弱的，但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三） 园与庄的结合

这也可称为村庄园林化，或园林村庄化。苏州的东庄便是典型。该庄原为吴孟融所建，内有十景，其孙吴奕又增建看云、临者二亭。

东庄不仅是风景如画的园林，也是种稻麦、竹园、桑园、果园、菜园、藕塘齐备的田庄。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前述园林生产化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东庄历时甚久，而且地处闹市，影响深远。当时的一些诗人、画家，经常在东庄流连忘返，写下了赞誉此庄的优美诗句。如刘大夏诗：“吴下园林赛洛阳，百年今独见东庄。”李士实诗：“小庄随意作经营，园漫分蔬地漫耕。流水声中看杖倚，人家丛里有舟行。市廛咫尺疑无路，林壑分明不出城。”沈周诗：“东庄水木有清辉，地静人间与世违。瓜圃熟时供路渴，稻畦熟后问邻饥。”这些诗句，如实地记录了东庄的良辰美景，田园风光。明末祁氏的丰庄，也是庄园结合的产物。宣德年间的乐圃，杜塬所建，内有十景之盛，其实也是一座园林化的村庄。时人曾有诗记曰：“桃花来林馆，宛似武陵溪。醉后抛书枕，梦回闻鸟啼。水光孤墅外，山色小桥西。”“竹影云连榻，杨花雪点巾。开池养鹅鸭，不使恼比邻。”

如前所述，明代江南园林是明代江南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的产物，而园林的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

绿亭朱栏知多少-江南园林的兴衰(7)

在经济上，出现了“花园子”、“石农”之类的专业户，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时人载谓：“至今吴中富豪，竞以湖石筑峙，奇峰阴洞，至诸贵占据名岛，以凿琢而嵌空妙绝，珍花异木，错映阑圃，虽闾阎下户，亦饰小小盆岛为玩……而朱子孙居虎丘之麓，尚以种艺垒山为业，游于王侯之门，俗呼为‘花园子’。其贫者岁时担花鬻于吴城，而桑麻之事衰矣。”园林离不开假山，而假山离不开石头，选用何种石头大有讲究。太仓王世贞建州园时“石高者三丈许，至毁城门而入”。当时的造园者认为，“太湖、武康、英德之石，叠山为胜”。关于武康石，时人也有详细的记载：“武康石色黑而润，文如波浪，人家园池叠假山，以此为奇，大至寻丈者绝少。武康县今属湖州，山溪间多产此石……其品格颇多，惟叠雪者为甲。横文叠起为褶，有黑白层层相间者，有白石作腰带围者，曰玉带流水，其文皆竖，麻衣如人衣麻之状。锦犀，红黄色相间成文。虎皮，大文园嵌作黄黑色。麻皮，如画家麻皮皱。海石，苍黑色画作矾头纹。鬼面色，纹突出而狞狼，有透漏如太湖石，谓之湖石。”但是，看来被视为珍品、最受欢迎的石头，还是太湖石，经过加工后，天趣盎然，计成在《园治》卷三中，指出洞庭山消夏湾所产的太湖石最佳，“性坚而润”，“装治假山，罗列园林广榭中，颇多伟观也”。还有人记载说：“太湖石玲珑可爱，凡造园林者所须，不惜重价也。湖傍居民，取石凿孔，置波浪冲激处，久之斧斤痕画化，遂得天趣。实则瘦、皱、透三者，皆出于人工，以售善价，谓之种石，其人可称种石农”。种田、种花、种树之类自古有之，种石户的出现则前无古人，这完全是园林大兴的产物。正是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垒石专家，亦即堆假山的圣手，据袁宏道《袁中郎先生全集》卷十四《园亭纪略》载，苏州城内卿园的假山，是周时臣垒的，高3丈、宽20丈，“玲珑峭削，如一幅山水横披画，了无断续痕迹，真妙手也”。在明末清初，更产生了以张南垣为代表的垒石名家。园林的发展，还促进了农业生产中园艺式的经营，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如嘉靖时何良俊在城郊购地5亩，“以一亩凿方池，畜鱼数百头为循行地；以二亩稍劣，列莳诸蔬。池上植枸杞数十本，每晨起，乘露气手摘枸杞苗与园蔬作供……”。这就是苏州人俗称的刨园。园林吸引人的原因之一，是园中有各种花卉争奇斗艳。江南园林的发展，无疑促进了花卉的栽培技术，包括向海外引进新的品种。陆深载谓：“世传花卉，凡以海名者，皆从海外来……予家海上，园亭中喜种杂花，最佳者为海棠，每欲取名花填小词，使童歌之，有海红花、海榴花……”

园林不仅是文人雅集、吟诗作画的所在，某些名园还是戏剧活动的中心。上海豫园内即经常有松江、苏州、浙江、安徽等地的剧团演出，昆山腔、弋阳腔并行不悖，园内管弦之声常年不绝于耳，而大放异彩的昆山腔更是“众皆称美”。显然，江南园林促进了封建文化的繁荣。还应当指出的是，江南园林给小说、戏剧、诗歌、绘图等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以戏剧而论，语曰：公子落难后花园，金榜题名大团圆。这固然反映了明代以来某些戏曲创作的公式化倾向，但也充分显示了花园在戏曲作品中的重要位置。而汤显祖通过美丽、善良、多情的艺术形象杜丽娘之口唱出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更不失为描写明代江南园林的绝妙赞歌，称得上是千古绝唱。

绿亭朱栏知多少-江南园林的兴衰(8)

“花无百日红”，明代江南园林的命运也是这样。有的园主担心自己死后子孙不能守，预先立下遗嘱，说后代鬻园者“非吾子孙也，以一树一石与人者非佳也”。但是，使绝大多数造园者感到悲哀的是，身后是非谁管得，园林旦夕易他人。纵观明代江南园林的历史进程，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个大趋势：速兴速衰。以松江地区而论，吴履云说：“近世士大夫解组之后，精神大半费于宅第园林，穷工极丽，不遗余力。然未有能享长久者，非他人入室，则鞠为茂草耳。”王殡引《松志小序》说：“郡内外第宅园林，雕峻诡壮，力穷而止。有秉烛一览，肩舆一登，而终身不得住者，又有俄转眼而易姓，俄百年而易为蔓草寒烟者……今志书所存，譬之檐前燕泥，雪中鸿爪而已。”吴兴多名园，但到嘉靖中叶，有人去游览，竟已看不到“一花一石之处”。面对这种“落红如海共春归，江南园林逝如烟”的凄凉景象，不少文人曾发出无穷的浩叹。借用金朝作家写的《倘秀才》的曲子来刻画他们的心声，也许是最确当不过了：“有一等人造花园磨砖砌瓮，有一等人盖亭馆雕梁画斗，费尽功夫得成就。今日做了张家地，明朝做了李家楼，刚一似翻手覆手！”甚至有的绅宦发誓“不盖造花园”，列为准则，是“绅宦三十六善”中的信条之一。这未免是伤心悟道之余，因噎废食了。

明代江南园林的大起大落绝非偶然。从根本上说，这是封建社会末世土地兼并加剧、阶级关系变动迅速、财产再分配加快步伐的反映。先秦时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明代，特别是明中叶后，不少乡绅是二世而斩，甚至一世就完了。永嘉黄淮子孙，竟鬻其神道碑，“谓买者曰：‘汝买去，可解薄用之’”。松江有位黄翰，盖起朱楼，可是“不数十年，宅基已为人挑毁矣”。土地所有权转移如此之快，再加上粮差之重，不堪负担，以致早在弘治时，常熟的桑民怿见人置田产，便写打油诗加以嘲笑：“广买田产真可爱，粮长解头专等待。转眼过来三四年，挑在担头无人买。”何元朗世居柘林，是著名的江南文人，有良田、美宅、园林，但他死后，曾几何时，其后代已一贫如洗，卖身为奴，穷愁潦倒至极，竟丧心病狂地挖开何元朗夫妇的坟墓，揭开棺木，寻觅金银器，“欣然满载归”。对于吴中地区财产的再分配趋势，有人曾这样写道：“吾观吴中大家巨室，袭有祖父遗业……盖未一再传而败其家者多矣。”明代江南园林，除了杭州西湖的苏堤、白堤、三潭印月及官邸的后花园外，都是私人财产。既然财产的再分配是如此之快，随着第一代园主的去世，往往人亡园废，也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当然，对明代江南园林的历史命运来说，明朝灭亡后，清兵南下，不能不是一大劫难。正如曾羽王《乙酉笔记》所记述的那样：“乡绅之楼台亭榭，尽属荒丘……所谓锦绣江南……及遭残毁，昔日繁华，已减十分之七。”以西湖的园林而论，铁蹄过后，“如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祁氏之偶居、钱氏余氏之别墅及余家寄园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及至断桥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湮没，百不存一矣”。在震泽，明代园林也是“其废者盖十之九”。生于明末、卒于清初的叶梦珠，曾不胜感慨地写道：“余幼犹见郡邑之盛，甲第入云，名园错综，交衢比屋……一旦遭逢兵火，始而劫尽飞灰，继之列营牧马，昔年歌舞之地，皆化为荆榛瓦砾之场。间或仅初百一……王谢堂前多非旧时燕子。”明遗民、诗人费经虞写过一首题为《江南过人家旧园》的诗，谓：“寒泉老树好人家，漠漠荒垣带残沙。断壁尚存当日赋，满园不是去年花。伤心短笛声何苦，侧月飞鸢影尽斜。使我重来见荆杞，那堪良夜听悲笳。”这是对被战火焚毁的江南园林的悲愤挽歌。事实上，园林遭厄，也不仅仅是战火。清初中央王朝对江南在经济上严加控制，追比欠赋，使不少缙绅倾家荡产，所属园林也就成了夕阳残照，荒烟衰草。如松江顾园，建于明，“至顺治之季，反因义田逋赋，毁家卖宅以偿。堂宇尽废，而山水桥梁犹如故也。康熙之初，积逋愈甚，征输益严，遂并花石而弃之。”这是园主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绿亭朱栏知多少-江南园林的兴衰(9)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消费性文化。明代江南园林的性质，自然也不会例外。那些园林的主人，多数人为造园几乎把自己的腰包掏空。上海潘允端修豫园历时十八载，倾囊尽资；绍兴祁彪佳建园时，“摸索床头金尽，略有懊丧意，及于抵山盘旋，则购石庀材，犹怪其少，以故两年以来，囊中如洗”。造一座园林所花的钱，数目是很大的。仅一个“假山，土石毕具之外，倩一妙手作之，及舁筑之费，非千金不可”。

整个园林耗资之巨，也就可想而知。无怪乎谢国桢教授生前常说，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生长缓慢，是因为商业资本全漏到园林中去了，消耗殆尽。这个看法未必精确，但用以说明江南园林费资之多，以及对历史进程所起的消极作用，则仍是发人深思的。

尽管如此，明代江南园林仍不失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明珠，其勃兴，不仅对明代经济、政治、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影响后世。今天，我们不管是面对史书，卧游美如梦境的明代江南园林，还是在明代园林风貌犹存的苏州拙政园、留园、西园等园内饱餐芳园秀色，沉醉在绿亭朱栏、花香鸟语之中，遥想几百年前的明朝先辈——包括园林的主人和筑园的工匠、花匠，他们建园时的苦心经营，胼手胝足，是值得后人追念的。前辈风流，前辈辛劳，虽百世之下的子孙，都不应该忘却。而明代江南园林的艺术风格，庄园结合、城市山林化和在市内建造园林要“多栽树，少建屋”等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园林建设、绿化事业，都有直接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