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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明传》 编辑推荐

- 《王明传》 内容简介

- 《王明传》 家世(1)

- 《王明传》 家世(2)

- 《王明传》 家世(3)

- 《王明传》 念私塾(1)

- 《王明传》 念私塾(2)

- 《王明传》 入小学

- 《王明传》 上“三农”(1)

- 《王明传》 上“三农”(2)

- 《王明传》 上“三农”(3)

- 《王明传》 上“三农”(4)

- 《王明传》 进“商大”(1)

- 《王明传》 进“商大”(2)

- 《王明传》 进“商大”(3)

- 《王明传》 参加中国共产党

- 《王明传》 组织“豫皖青年学会”

- 《王明传》 执着赴苏(1)

- 《王明传》 执着赴苏(2)

- 《王明传》 执着赴苏(3)

- 《王明传》 初露锋芒(1)

- 《王明传》 初露锋芒(2)

- 《王明传》 米夫的翻译

- 《王明传》 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1)

- 《王明传》 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2)

- 《王明传》 “江浙同乡会”事件(1)

- 《王明传》 “江浙同乡会”事件(2)

- 《王明传》 “第二条路线联盟”(1)

- 《王明传》 “第二条路线联盟”(2)

- 《王明传》 “第二条路线联盟”(3)

- 《王明传》 宣扬城市武装暴动(1)

- 《王明传》 宣扬城市武装暴动(2)

- 《王明传》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1)

- 《王明传》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2)

- 《王明传》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3)

- 《王明传》 下派基层(1)

- 《王明传》 下派基层(2)

- 《王明传》 博得芳心

- 《王明传》 上调《红旗》

- 《王明传》 力主“武装拥护苏联”(1)

- 《王明传》 力主“武装拥护苏联”(2)

- 《王明传》 力主“武装拥护苏联”(3)

- 《王明传》 批判“取消派”(1)

- 《王明传》 批判“取消派”(2)

- 《王明传》 批判“取消派”(3)

- 《王明传》 号召工人武装暴动(1)

- 《王明传》 号召工人武装暴动(2)

- 《王明传》 剖析新军阀混战(1)

- 《王明传》 剖析新军阀混战(2)

- 《王明传》 被捕违纪

- 《王明传》 在全国总工会(1)

- 《王明传》 在全国总工会(2)

- 《王明传》 在全国总工会(3)

《王明传》 编辑推荐

遍访王明生平周边知情人物还原灰色历史人物真实人生

大浮大沉看中共“左”倾第一人的悲喜人生

歧路徘徊评“通天教主”左与右的是非功过

亦真亦幻品高层权力格局中的起落升沉

《王明传》 内容简介

王明，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凭借苏联的扶植，在20世纪30年代一度操控中共最高领导权，可谓中共高层内的“通天教主”。王明，一生瞻左顾右，歧路徘徊。他堪称中共“左”倾第一人，以他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时间长，危害大，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悖论的是，抗战时期，王明又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晚年踏上留居苏联的不归路，著书立说攻击中共和毛泽东。

这样一个大浮大沉的历史人物，是如何成长发迹的？如何掌握中共最高权力的？又是如何在高层斗争中沉落的？他的思想理路是怎样的？家庭生活又如何？本书都有详细客观的描述。

本书作者曹仲彬、戴茂林是著名党史学家，积十数年之功，遍访王明身边及生平知情人，融通学界多年来王明研究的成果资料，同时配有50余幅珍贵的历史照片，让读者近看王明的悲喜人生、品评王明的功过是非。

《王明传》 家世(1)

1904年丁巳阳历5月23日，王明诞生于当时的安徽省六安县六区金家寨镇下码头。

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归属，王明应是安徽省金寨县古碑区双石乡码头村人。相传金家寨街区兴建于唐朝末年，古名“金钗镇”。据地方志记载，至明末清初之时，“金钗镇”被通称为“金家寨”。

金家寨位于安徽河南交界之地，街西首墙上立有六安、商城、固始三县界碑，故有“鸡鸣听两省，狗咬闻三县”之称。这个皖西边陲的小镇，周围山高岭峻，依山傍水，关寨环列，历史上曾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金寨县有六支主要山脉，两条主要河流。小有名气的史河、淠河即发源于此，贯穿全境。金家寨在史河上游张弓山下。以狮子岭头为界，分上下码头两个街区，约有三千多人口。金家寨盛产竹、杉、铁、炭等山货，史河下游的商家经常带着粮、盐等日用品来收买山货。

1918年，14岁的王明曾作七律一首，描述金家寨当时的货运情景[1]。诗曰：

金家寨立史河边，住户商家人数千。

悬剑张弓峰对峙，狮头猫洞岭相连。

毛牌月月来盐米，山货年年出竹杉。

鸡犬声闻三县乐，谁分皖省与河南。

[1]《王明诗歌选集》第15页，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9

年出版。以后所引王明诗歌均见此集，不再注释。

金家寨历史尽管悠久，但正式设县，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事。1932年11月，国民党政府将安徽省的六安、瞿山、瞿邱三县和河南的固始、商城二县的边境地区之一部，划归一起，建立了以当时驻军将领卫立煌名字命名的“立煌县”。金家寨作为立煌县政府所在地，改称为“金寨镇”。抗日战争时期，“立煌县”一度成为安徽省临时省会所在地。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解放了金家寨。人民民主政权建立后，又以原县政府所在地金寨镇命名，将“立煌县”改为“金寨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金寨县人民政府仍设在金寨镇。1954年3月，这里的人们在日益高涨的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运动中开始了一项重大工程——修建梅山水库。到1956年4

月梅山水库建成时，有着悠久历史和动人传说的金寨镇，已是汪洋一片，不复存在了。

王明诞生于金家寨，他的籍贯应是现在的安徽省金寨县。不过，王明祖籍却是安徽省径县云岭村。清朝的某一年，这里洪水泛滥，乡村受灾，王明高祖父陈世学和高祖母吕老太无法生计，遂投奔到金家寨的哥哥家来。吕老太的哥哥当时开个小染房，生活还过得去，他们便在哥哥的帮助下，暂时在金家寨安顿下来。

陈世学在金家寨住了一年多，听说云岭村灾情过后生产恢复，便不顾病体，要领着家人返回故里。可是，生活的奔波使陈世学在返途中一病不起。吕老太埋葬了陈世学后，只得又带着孩子们返回了金家寨。从此，王明家系就在金家寨繁衍生息起来。笔者在云岭村查到了陈国世系图和几个支谱，上面记载：春秋战国时，胡公满，封为陈国，遂姓陈，传了79世。

王明的曾祖父陈应义，生有两个儿子。小儿子陈亨锡，就是王明的祖父。

陈亨锡，号毓亭，是一位私塾先生。他擅长书法，精于裱糊，也算是一位乡村才子。但他没有田产，仅以教书为生，仍然无法满足家人的生活。所以，陈亨锡曾与五家亲友合伙开过一个小香铺，以此来补充生活的不足。

王明祖母曾氏，是河坪丁家堡人。她生有五男三女，其中老大陈聘之，就是王明的父亲。

王明的父亲陈嘉渭，字炳森，号聘之，1877年阴历八月十九日生。他小时读过三年私塾，但由于生活艰难，身为长子，只好在15岁时辍学，到离家25里地的胡家店子当学徒。陈聘之在“陈庆号”学满三年后，又回到金家寨下码头帮助父亲开香铺。陈聘之作生意倒算有了“学历”，但在与五家合伙开的小香铺中，仍然只能充当小店员的角色。

1897年，20岁的陈聘之娶喻幼华为妻。

喻幼华，号淑连，1880年生于金寨的张家畈村。她个子虽小，眼睛也有些近视，却是一位善良、能干、贤慧的乡村妇女。自己不太识字的喻幼华结婚后却积极培养子女读书识字。1924年，她还建议陈聘之办了个女子学校，专门招收那些无门读书的女子。喻幼华招收了几十名女学生，自任女子学校校长，陈聘之为副校长兼教员。黄启仁、张育才、陈觉民、陈绍伟等都在该校任教。

当时，女子读书是叛逆，妇女出任校长更是大逆不道。喻幼华办学招来了众多非议。王明四叔陈云溪是位封建卫道士，他就反对哥嫂办女子学校，扬言要进行破坏。于是，喻幼华整日拄着拐棍在?门前守卫，致使他们没敢来捣乱。

1958年，王明为纪念母亲喻幼华，写了名为《大娘校长》的诗文。诗曰：

陈氏祠开女学堂，大娘校长半文盲。

手持拐杖门前站，保护师生打痞氓。

鄂豫皖苏区建立后，喻幼华担任女子小学校长和其他妇女工作。她时常登山涉水，到处动员妇女帮助苏区政府和红军，做了一些对革命有益的工作。

《王明传》 家世(2)

母亲喻幼华对王明影响很大，他不仅继承了母亲矮个子的血统，而且受母亲的教诲，一贯勤于好学。母亲创办女子学校14个春秋后，1938年王明也在延安兼任了中国女子大学校长。

陈聘之为人纯朴，主持公道，热心助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地区燃起的革命烽火，也把陈聘之卷入到革命洪流之中。1929年5月，陈聘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金寨地区立夏节起义，并被任命为六安六区赤色互经会主任。1932年，他先后被调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瞿山县任专用公司经理、瞿丘县运输公司经理等职。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他又回到家乡，开过一段糕饼店，以后又以教书为生，当了几年乡村教师，并且继续为革命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陈聘之和喻幼华生有二男三女，王明为长子，在兄妹中排行第二。

王明姐姐陈先民，比他大4岁，20岁时即因病早逝。大妹妹陈觉民，二妹妹陈映民，弟弟陈绍炜，先后在父亲及大哥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斗争，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王明大妹陈觉民生于1905年，后入私塾读书。1924年陈聘之和喻幼华开办女子学校以后，她到女子学校当了教员。1929年中国革命呈燎原之势时，陈觉民也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先在商城一区模范小学教书，后调到县妇委工作。据《金寨县革命历史大事记》记载：“1931年3月底，商城县妇女委员会9人组成，书记汪泽荣，秘书陈觉民（脱产）。”陈觉民1933年与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列宁小学任校长的汪惠生结婚，有一女叫汪向荣。

王明二妹陈映民又名王营，1908年生。在她出生仅七天时，由于家境贫寒，父母忍痛将她抱给了金家寨上吕家湾的贫农吕能江家，给吕家做了童养媳。陈映民从小在吕家长大，15岁时与吕家长子吕绍文完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辟以后，一无所有的吕家兄弟成了革命的积极参加者，陈映民也参加了革命斗争。她于1930年加入共青团，任六安六区五乡团支部书记。1931年又参加了红军，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12师政治部做妇女工作。1932年，陈映民跟随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她担任了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在艰苦的红军长征途中，陈映民的丈夫吕绍文和弟弟吕绍武、吕绍全先后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亲人中只有陈映民坚持到了陕北。

1936年10月，陈映民随同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二万多人，奉命组成西路军，渡过黄河，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陈映民任妇女团二营五连政治指导员。由于孤军深入，敌众我寡，西路军将士虽然浴血奋战，但损失惨重，陈映民也在战斗中被俘，被押解到敌人开办的被服厂做苦工。

虽然在敌人的魔窟中受尽苦难，但陈映民还是在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逃离了虎口，于1938年4月来到了延安。由于此时正是张国焘叛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延安正在掀起声讨和揭批张国焘的高潮，陈映民为避免受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根据其已改名叫王明的大哥之姓，改名叫王营，继续为党工作。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1949年秋，她随军南下到重庆，后到重庆水产公司工作，1983年离休。

陈绍炜又名甘宁，是王明唯一的弟弟，也是兄妹中最小的一个。他生于1911年，小时读过私塾和小学，后又到六安县读完初中，毕业后回到金家寨教书。他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革命工作，先后在商城县一区一乡模范小学、七区列宁小学教学，后又调到六安县七区四乡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任宣传员，以后也主要从事教书等文化教育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去了延安。

王明一家大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母亲喻幼华的娘家也可以称为革命家庭。王明大舅喻幼堂，共产党员，曾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六安六区十三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二舅喻百方，共产党员，是六安六区游击队副队长。他俩于1930年五六月间分别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受尽酷刑，但英勇不屈，壮烈牺牲。

无论陈家还是王明外祖父喻家，参加革命最早的要算是王明。王明对其家庭成员及亲属参加革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王明家乡金家寨县，素以革命老区闻名全国。1924年金寨地区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创建人就是王明的老师詹谷堂。1929年这里举行了立夏节起义和六瞿起义，创建了两支工农红军，使该区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地区。

1930年春，国民党部队进占金家寨，王明父母和弟妹跟随红军退至牛食皈，不幸其母喻幼华得重病。后红军打退敌军，全家重返金家寨。其母喻幼华闻讯两个弟弟被敌军惨杀，病情加重，被人用担架抬回金家寨。半夜时分，才回到家中。可惜家中被敌军破坏无遗，喻幼华想喝点糖水而不可得，从而休克致死，时年50岁。

1930年夏，王明在上海闻母逝世后十分悲痛，特写了一首《闻母死》，以示悼念：

（一）

离母五年兮，谁知别千古？

万苦不苦兮，青年丧母苦。

全心革命兮，略以慰我母。

梦中母来兮，知儿地址否？

（二）

白军刚退红军回，两舅牺牲病体催。

《王明传》 家世(3)

无食无糖无水饮，死因休克水含悲。

喻幼华的逝世给年过半百的陈聘之造成了生活上的困难，由此也为王明引来了一位继母。这位继母叫黄莲舫，比陈聘之小十多岁。王明这位贫家出身的继母劳动一生，为人老实，心宽体壮，无文化，对王明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因为王明自1925年后再没有回过家乡，直到1938年在武汉才与继母黄莲舫见面。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比较注重阶级成分，强调对一个人家庭出身的考察。“文化大革命”中，像王明这样的“机会主义的头子”，自然被划入地主家庭出身。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十次路线斗争学习资料》等书刊杂志中，都宣称“王明家庭出身地主”，有的甚至说“他出身大地主家庭”。“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版的有关书刊，其中包括台湾的一些书刊，有的称王明家庭出身是“破落小地主”[1]，有的称“富裕农民家庭”，有的认为是“小商人家庭。”

王明家庭是城镇居民，从未从事过农业生产，更无一寸土地，根本不会是什么“地主家庭”。王明家庭也谈不上是什么“富裕农民家庭”。王明说：“我家贫无立锥土”。他们家无房无地无财产，凡知情者都异口同声说：“他们家很穷”，甚至穷到揭不开锅，借米，借钱，靠别人接济而生活的程度。王明的同乡同学桂尊秋证实说：“他们家有时穷的没米吃。我记得曾向我家借过米。陈绍禹在三农时曾没钱交学费。”[2]

乡亲朱少轩也证实说：“陈家穷的难以维持生活，就靠齐寡妇接济。”

王明家境贫寒，陈聘之常忙碌一年，到头来却负债累累，愁的过不了年，经常在年关前几天离家躲账。只得由王明与姐姐、妹妹替父亲“挡账”。

王明曾写诗回忆苦度年关的情景：

富户家家乐，穷人个个愁；何时天下变，不再过年愁。

把王明家庭说成是“小商人家庭”，略近实际情况，但实际上也是不确切的。

王明祖父陈亨锡，曾和五家亲戚合伙开过一个小香铺，是一个既制做又出售的铺子。王明父亲陈聘之从胡家店子的“陈庆号”学徒期满后，就进入这个小香铺当了店员。陈亨锡死后不久，小香铺就关闭了。

小香铺是陈亨锡入的伙，是六家合伙办的，陈亨锡死后有五个儿子，能分到陈聘之名下的只不过是1/6中的1/5。何况小香铺经营无利，办的时间不长就只好关闭了。陈聘之在小香铺中基本上是一位店员。

在20年代，陈聘之四家在金家寨合伙开办过一个“陈隆昌”山货行。这个“陈隆昌”山货行不同于一般商店，它没有多少资本，自己也不出售什么货物，主要是靠佣金收入和拿手续费为计。“陈隆昌”山货行属于小货栈性质。合伙开办“陈隆昌”山货行的是陈国栋、陈家富、陈聘之、尹盖军成桥四家。其中陈国栋和陈家富出房出钱出东西，但不参加劳动与经营活动，是股东性质。陈聘之和尹成桥出的是劳动力，既参加劳动又参加经营。陈聘之有文化，就负责记账和经营铺面。尹成桥年轻又无文化，就负责跑外的业务联络。虽然“陈隆昌”山货行是四家合办，但实际上各自所处地位却不相同。陈聘之可以说是一位写写算算的脑力劳动者。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后，陈聘之先后任赤色互经会主任、专用公司经理、运输公司经理等职，成为革命干部。红军走后，他又回到金家寨，为维持生活，曾开过糕饼店，自做自卖，小本经营，以后又当了几年乡村教师。

陈聘之一生没有固定职业，当过革命干部和乡村教师，做过小生意，有时也失业在家。但他主要职业是当乡村教师，前后有一二十年以教书为生。他虽然做过几次小生意，但多是与人合伙开的，自己无多少资本，并且都是以劳动为主。因此，土地改革时，王明的家庭成分未定为“小商人”，而是定为贫民。

由于土改定成分的档案资料，县和村均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土改时担任王明家乡村长的刘世香的回忆，就成了确定王明家庭出身的重要材料。

刘世香回忆说：“金家寨只有一条街，分为上码头和下码头。陈绍禹家住下码头。土改时，我们是金寨一区城关老成街，还有一条新街。我是村长，他家定为贫民。”[1]

把王明家定为贫民成分，符合王明家的实际情况，也反映了当时王明家乡乡亲们的看法。王明家乡的知情者桂仙武回忆说：“他家那时不是农业人口，在街上做小生意，但没有资本，靠拿佣金生活，只能算一个贫民。”[2]

朱少轩也说：他家是“贫民一类”。[3]

根据1950年8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来看，王明家庭也应属于贫民成分。

《决定》第七条“贫民”款中规定：“工人农民外，一切依靠自己劳动为生活，或大部分依靠自己劳动为生活，或依靠少数生产资料自己经营以取得生活费，上面这些人凡没有固定职业而生活贫苦者，均叫做贫民。”该条的第2点“说明”又进一步具体规定：“工人农民外，如独立生产者、自由职业者、小贩、不雇用店员的小本经商者及其他一切劳动分子，只要是不能有固定的职业而生活贫苦的，均属于贫民范围之内。”

由此可见，土改中将陈聘之划为贫民成分是合适的。

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固然会对一个人的生长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但是不一定起什么决定性作用，革命者的路是自己走的。我们之所以花费这么多的笔墨来辨析王明的家庭出身，还是因为人们对此众说纷纭，认识不一，甚至“文革”中出现不顾历史事实，硬说他家是地主成分的现象。为澄清事实，略作辨析，也有必要。

《王明传》 念私塾(1)

王明，原名陈绍禹，字露清，乳名禹子。

王明在少年求学时曾使用过“陈露清”这个名字，但这个鲜为人知的名字，在王明到外地求学以后就再没有用过。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以后，王明起了个俄文名字，叫克劳白夫。回国后发表文章时，曾使用过绍禹、韶玉、慕石、石、兆雨、玉、慕等诸多笔名。王明是他1931年到共产国际后使用的笔名，尔后长期使用，广为流传，逐步代替了本名陈绍禹。马马维奇是他60年代在苏联发表文章的俄文化名。按理本书应在1931年前用陈绍禹的名字，1931年后再称为王明。但为了读者习惯，本书一律称其为王明。

王明家境贫寒，小时长得又小又瘦，但人却聪明、机灵。1909年，5岁的王明就由当过私塾先生的父亲启蒙，教习识字。按照古老的传统，王明首先由“百家姓”学起。严厉的父亲规定他每日学五个字，而且不仅要会读，还要用毛笔一笔一画的写清楚。到7岁时，他已经学完了《百家姓》和《三字经》。

王明在家跟随父亲学习两年后，陈聘之见其聪颖过人，便在他7岁时，克服家庭经济困难，咬紧牙关送他去念私塾。

王明先进了叔外祖父喻南森办的私塾馆。在上第一堂课时，喻老先生为测验王明认字的程度，就让他上台读书，结果他把《百家姓》读的一字不差，深得老先生的赞赏。

有一次喻先生讲《论语》，当讲到“宰予昼寝”，被孔子批评为“朽木不可雕也”时，王明和几位同学听后颇不赞同。于是，时年9岁的王明便写了一首打油诗质问孔夫子：

先生非朽木，学生岂粪土？！

这大热天气，谁不打中午？！

“打中午”是金寨一带的土话，意思就是睡午觉。王明这首打油诗在同学中传看时被喻先生发现，他拿去看后大笑说：“写得好！这大热天气，不打中午还了得？！”

王明这首诗歌处女作，后来被夫人孟庆树收录为《王明诗歌选集》中的第一首。

王明也遇到过一位粗暴的私塾先生，此人姓杨，绰号杨扒皮。他动辄惩处学生，常常用竹板子打学生，甚至把讲台桌上的铜尺、刀子、剪子等扔向学生。为发泄对他的不满，1914年，10岁的王明写了一首题为《杨扒皮》的讽刺诗：

先生是牢头，学生是罪囚；这样蛮打骂，一定要复仇！

不巧，这首诗在同学间传看时恰好被这位好动武的杨先生发现，他立刻将王明痛打一顿，并按着王明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后来还把讲桌上铁压尺扔去打王明的头，结果打在小腹上。这种严酷的师教使王明无法忍受，他大哭大闹跑回家，20多天不去上学。杨扒皮的蛮横早有公愤，借王明罢课之机，学生和家长纷纷表示不满。大家声言，如果再如此对待学生将都不送孩子们来上学。杨扒皮也怕丢了饭碗，于是，到陈家认了错，算是结束了这场风波。

以后，王明又跟毛树棠、漆陶庵等先生读私塾。

1919年漆陶庵出题，王明作了首七律《霜寒初重雁横空》：

玉露生寒草木黄，横空列阵雁飞翔；羽毛更益三分雪，骨骼初经九月霜。

秋去春来无定处，关南塞北有家乡。

临风一字成人字，望美人兮天一方。

其中“羽毛更益三分雪，骨骼初经九月霜”两句颇得漆老先生欣赏，并在这诗句上批写了“聪明”二字。

旧时的私塾，主要是学习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必须能背、能写、能解。这对于勤奋好学、记忆力甚强的王明并不很困难。教私塾的喻南森、毛树棠、漆陶庵等先生旧学根底深厚，对于学生要求严格，也使王明获益不浅。王明读书用功，加之记忆过人，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常常受到先生的表扬。这七八年的私塾，使其增加了历史知识，学会了写文章，练就了一笔好字，为其古文知识打下深厚的基础。

不过，聪明伶俐的王明也很骄傲。知情的刘世香回忆王明少年时的生活情况时曾说：“陈绍禹这个人，聪明有能力，但也很骄傲。”[1]

《王明传》 念私塾(2)

这个评价也比较符合王明的性格特征。

每年清明时节，父亲母亲都要领着王明和弟弟妹妹们去扫墓祭祖。据同乡人回忆，王明在七八岁时就能读由文言文写成、大量是引经据典的祭文，深得父母喜爱。在下码头一带，陈聘之的文化也算上等了。因此，过春节时，乡亲们纷纷请陈聘之写春联。王明先是跟随父亲研墨铺纸，后来就在父亲的指教下挥毫写对。到9岁那年，王明就可以独立帮助乡亲们写春联了。

据王明妹妹王营回忆：“从九岁起，每逢过年前腊月二十三日左右，他就要忙着给别人写春联，一直写到大年卅日。请他写春联的人很多，我们住的那条街的人，几乎全部是找他写。因为他字写得又好又快，许多老夫子写的都不如他写的好看。那时他的个子比桌子高不了多少，写春联时只能跪在凳子上，另外一个人在旁边牵着纸张，磨着墨。他肯帮助别人，对求者从不拒绝。加上人小有才能，街坊邻居都很喜欢他。一到过年就要给绍禹买点小礼物或送几文压岁钱。”[2]

写对子容易作对子难，但少年时的王明即可以提笔作对。有一年除夕，理发工人徐从丙请他作对子。王明得知徐从丙的住房是地主肖殿香的碓房，便站在凳子上挥笔写道：

“不羡他良田万顷，暂住我破屋两间”。[3]

字里行间很有些少年豪气和阶级情意。

1919年，金家寨小名流——李少山先生拟作一对联，但出了上联，对不了下联。征对者十余人，均没对上。李少山自以为这将成为绝对，但15岁的王明却巧妙地对上了。

李少山出的上联为：

山海关虎啸龙吟，漫道风云难际会；

王明对的下联为：

子午谷鸟飞兔走，须知日月易蹉跎。

山海关位于河北辽宁交界处，号称“天下第一关”；子午谷在陕西省秦岭山

[1]　《访问刘世香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80年12月28日。

[2]　王营：《回忆二哥陈绍禹》，第7页。

[3]　《金寨概览》，第91页。

中，三国时的魏延曾建议孔明由此地奇袭魏军，《三国演义》中对此有记载。据王明自己回忆，当时李少山见他能如此工整地对上此联，拍案大叫说：“小朋友，对得好。你这鸟兔日月之类，当然在我意中。不知为什么我未想到子午谷这个地名，所以未对成，真是‘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遂叫上一席菜，宴请王明。饭后还送冬瓜饯和天冬饯各一斤作谢。

王明在私塾学习了七八年之久，打下了较深厚的旧学基础。刻苦的学习为其著文写字积累了功底，使其后来以文思敏捷、书法过人见长。但是，儒家经典的熏陶，也使唯圣、唯书、唯有读书高的古训深深植根于王明的头脑之中。

《王明传》 入小学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的统治，在文化教育界也刮起了兴办新式学堂的新风。大约在1919年夏，王明离开私塾，来到当时属于河南省固始县远东南区的志诚小学学习。

据王明家乡的几位知情者回忆，王明上小学学习，是一位叫做晁三的地主接济的。由于王明小时聪明伶俐，小有才气，得到了这位晁三老爷的喜爱，便认王明为干儿子。当时上小学学习，也需要一笔较大的费用，这对于生活艰辛的陈聘之家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富裕的晁三见陈家无力供王明入小学读书，便以干老子的身份资助王明上学[1]。

志诚小学位于现在的金寨县，当时是一所有300多名师生的规模较大的公立学校，在这一带比较著名。志诚小学校长李少樵，是位开明人士。他聘请了一些比较知名的教师来校执教，詹谷堂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个。

詹谷堂，学名生堡，1883年生于金寨县一个贫穷的私塾先生家庭。21岁中秀才，22岁便在家乡开乡馆执教。

詹谷堂学识渊博，思想激进，敢于冲破封建的禁锢。他破例吸收女生入学，免费让穷家子弟上学，教学内容也不拘经典八股的束缚。这些开明措施，深得民众欢迎，四乡后生纷纷慕名而来，乡绅富户争相聘请。

1914年秋，詹谷堂受聘来到志诚小学，担任国文教师，对在此就读的王明产生了一定影响。王明在私塾时打下了较深厚的古文功底，到志诚小学后跟随詹谷堂学习白话文，文化水平又有了进一步提高。王明后来白话文写的通畅，与此不无关系。

1921年秋，詹谷堂在志诚小学成立了进步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1923年6月初，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2月又担任了金寨县第一个党支部的支部书记，成为金寨县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虽然这时王明已离开了志诚小学，但王明在志诚小学的一年间，清新的校园环境和詹谷堂等进步教师的教育影响，对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有一定的影响。

王明少年主要是在私塾和小学中度过的，他这时还基本上没有离开家乡。外面的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对这位闭塞的乡村少年还没来得及产生很大影响。

《王明传》 上“三农”(1)

中国的政治舞台自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就没有平静下来。

清朝统治被推翻、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篡权、军阀混战、段祺瑞执政……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及划地为界的军阀割据，显示着中国政局的动乱，也宣告了封建一统天下的动摇。剪掉了象征封建统治的辫子的中国人，虽然还拖着沉重的无形辫子，但人们终究从封建统治下获得了一定的自由，资产阶级倡导的民主、科学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都开始在这个古老的社会激荡。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起点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对包括王明在内的一代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0年夏，王明考入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

“三农”是1919年3月由安徽省教育界进步人士朱蕴山[1]等人创办的一所新型学校。校址设在六安县，是当时安徽省著名的中等专业学校。在新校址落成庆祝大会上，音乐教师还作了一首《校庆歌》：

“欢喜，欢喜，欢喜！吾校有根基。校舍幢幢起，望岳依城临沛水。农村实习所，宽阔天与比。冈陵上，田野中，亭台下，池沼里，开展天然利..”

“三农”是一所四年学制的中等专业学校，招收高小毕业生和同等学历的私塾生。第一年是预科，第二年开始分农、蚕、林等科。由于“三农”是省立学校，实行公费就读，所以，王明等家庭困难的学生都很愿意报考“三农”。

[1]　朱蕴山（1887—1981年），安徽省六安人，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左派，民革创建人之一。建国后，曾任民革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五届人大副委员长。

“三农”校长沈子修、学监桂月峰和文读朱蕴山都是老同盟会会员、激进的民主派、安徽省著名的教育人士。他们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决心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按照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办学，遂邀请了一大批有识之士出任教员，使“三农”开办后就在安徽省教育界刮起了一阵新风。当时，来校任教的名师有：国文教师钱杏邨[1]（阿英）、英文教员苏章之、数学教员晏荣伯、经济学教员李晴峰、体育教员沈硕亭、农林业管理教员江伯良、村政建设教员乐天宇等等。由于学生踊跃投考，教师认真执教，短短几年，“三农”就成了安徽省的著名新型学校。

“三农”开学不久，学校就成立了教职工会和学生自治会，并分别加入了省教职工联合会和省学联。学校决定重大问题时，都要征求这两个组织的意见。学校提倡教师爱护学生、学生尊敬师长的新风。

“五四”运动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浪潮也冲进了“三农”校园。在这股浪潮中，朱蕴山通过旅外同乡和芜湖科学图书社购进了不少进步书刊，如《新青年》、《新潮》、《独秀文存》、《唯物论基础知识》、《共产主义A、B、C》、《赤都心史》、《俄乡记程》等。他还在校内组织了“读书会”，组织师生学习进步书刊，宣传马列主义，主张“以俄为师”。国文教员钱杏邨在课堂上公开宣传十月革命，介绍列宁、高尔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革命事迹和文章，在学生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王明于1920年下半年，作为“三农”第二届学生，考入“三农”学习。同班同学有王逸常、桂尊夏、桂尊秋等人。他们非常要好，还曾“调兰谱”。[2]

王明由高小步入“三农”，开始并不了解“三农”的培养目标和学习农业专业的意义，但进步的校园环境很快使王明受到熏陶。入学不久，王明写了一首白话诗，题为《进三农》：

（一）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

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走出去，孔子骂他是个小糊涂。

[1]　钱杏邨（1900—1977年），著名的左翼作家，1926

年入党．解放后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全国文联副秘书长等职。

[2]　《访问王逸常谈访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80年11月17

日，“调兰谱”是结拜兄弟的一种。

（二）

我今进三农，学农又学圃，

可是我家贫无立锥土。

试问英雄何地可用武？

纵然学了圃和农，

也只象无米难炊之巧妇。

（三）

祖母娘家穷务农，

母亲娘家只有小块圃。

从小到今亲眼见，

两家生活何其苦！

吃不饱来穿不暖，

房子破了没钱补。

（四）

有人说：发展农业能救国，

有人说：发展商业才不落伍。

有人说：发展科学教育与实业，

我国再不受人侮。

倘真农业能救国，

我愿为农又为圃。

《王明传》 上“三农”(2)

王明班级的国文教员就是钱杏邨。钱杏邨渊博的学识、进步的思想对王明的成长起了一定作用。有一次，钱杏邨以《我的家乡》为题，让

学生们写一篇作文。王明以及同班同学王逸常、桂尊夏、桂尊秋等人的作文得到了老师的好评。其中桂尊秋的作文，以深厚的感情写出了家乡农民由于受压迫而发出愤怒和反抗的情景。钱杏邨看后大加赞扬，他在评语中写道：“是血泪的文章，是呼吁的作品，是战斗的檄文，思想和艺术都有立为吴山第一峰之慨。”并将此作文和批语抄在墙报上供同学们阅读。钱杏邨“五四”运动以后，“三农”也成立了各种进步社团，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想。在朱蕴山、桂月峰等指导下，“三农”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读书会，办起了平民夜校，还深入社会，组织了六安农会，号召农民争取实现“永佃权”和“耕者有其田”。1920年秋天，学校组织了爱国剧社，在六安县公演了话剧（当地群众称之为文明戏）《朝鲜亡国惨史》、《不平鸣》、《新家庭》等。这些剧目都由“三农”师生们自导自演，在六安县开创了上演现代戏之先例，引起了群众的极大兴趣，纷纷前来观看。

王明看后写了一首题为《前覆后戒》的五言律诗：

印度遭英灭，朝鲜被日吞。

人民作犬马，财富任牺牲。

祖国睡狮弱，帝强饿虎狰。

同胞快觉醒，奋战以图存！

王明在“三农”时专心读书、成绩优异。“三农”的国文课不同于私塾中的旧式八股文，这里既要求学生会写文言文，又要求学生能作白话文。钱杏邨老师在国文课教学中，反对尊孔读经，积极倡导白话文。王明由于在志诚小学期间，在詹谷堂教育下学过写白话文，所以在“三农”期间的国文课成绩很优异。

据同班同学王逸常回忆：

“我与陈绍禹都是班上学习较好的同学。当时老师批改的作文本，每次都按写作的好坏次序发放，最好的放第一本。每次发放的第一本不是我的，就是陈绍禹的。凡写文言文时，往往我是第一本，凡写白话文时，陈绍禹往往是第一本。他的白话文写得很生动。”

“三农”作为新式学校，开设了英文课和理科、农科等私塾中没有的学科。这对王明而言虽然学来有些吃力，但他以极大的兴趣去攻读这些学科，特别是英文。王明学外语的自然条件并不算好，但他肯读，肯背，所以进步很快。

王逸常回忆说：“陈绍禹舌胎突突的，学习外语自然条件不好，可是他肯读，常常反复地练，所以，英文也学得不错。”[1]

王明后来到苏联后，俄语学习的快，这与他在“三农”的英语基础及其学外语肯花力气是分不开的。

两千多年前的孟子曾经总结过一条人才成长的规律：“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王明作为对历史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学习是刻苦用功的。

[1]　《访问王逸常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80年11月17日。

假期是学生的天堂，但寒暑假对于王明，倒像是改换学习地点的学期延长。在“三农”期间，王明的假期也主要是在学习中度过的。

《王明传》 上“三农”(3)

据他的妹妹王营回忆：“上中学及大学后，由于科目多，学习就更忙了。每年放寒暑假后，他要带一些同学到家里来，父母就专门为他准备一间房子，让他和同学一起学习。他们经常十几人一起，上午看书，下午讨论学习中的疑难问题。由于学习努力，绍禹的成绩一直是很好的。即使有时某门功课差些，他也会认真去找原因，花更多时间去学习，直到学好。他还注意劳逸结合，在学习之余，总爱约几个同学一起到城外去钓鱼，轻松一下。”“三农”的新潮思想和民主空气，对王明的思想发展也产生了影响。在校园内王明还只是一个认真学习的普通学生，回到家中，王明也可以算是一位激进的反封建斗士了。

“当时受封建礼教的约束，妇女都要缠脚。绍禹在六安读书回家时，就不准我们缠脚。他每天起得早，只要看见谁缠了脚布，不管脏不脏，一概要扯掉。开始大家有点想不通，所以扯掉又包上。绍禹就多次给妈妈及姐妹做工作，说明缠脚的害处，大家觉得对。以后姑姑和我们姐妹几个就没有再缠脚了。绍禹还反对我们扎耳朵、吊耳环，总是把姐妹耳环的线剪断。”[1]

不过，在“三农”学习时的王明虽然也参加了一系列进步学生运动，但他基本上以学习为主，只是学生运动中的普通一员，而且有时还落到了学生运动的后面。

下列三件事，可见王明当时的思想和活动状况：

一是参加抵制日货运动。

“三农”是皖西新文化运动的火种。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刚刚成立两个多月的“三农”，“三农”就沸腾了。在校长沈子修、学监桂月峰、文读朱蕴山的支持与指导下，“三农”学生联合六安县内其他学校学生，于5月8日在县里举行了游行示威，声讨曹、陆、章三个卖国贼，积极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在“五四”运动后，“三农”学生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他们组织了日货纠察队，首先把自己日常用的洋皂、洋毛巾、洋布、洋瓷器、洋伞等日货集中到县里的老衙门台上，浇上汽油，当众烧毁。然后同学们在校长沈子修发表演说之后，举行了游行示威。同学们边走边唱：“黑奴红种相促进，唯我黄人梦未醒……”同学们的爱国热情也感染了县里的工人和市民们，他们也纷纷自动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开展抵制日货运动。

[1]　王营：《回忆二哥陈绍禹》，第8页。

王明虽然只是这场运动的参加者之一，但砸了洋瓷盆，换上土制的陶瓷盆，上街宣讲抵制日货的意义，对于激励王明在内的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是会产生一定影响的。

二是参加声援“六·二”运动。

1921年，安徽省政府在编制预算时，将前两年节存的教育经费拨给“公益维持会”，作为省议会三届选举之用。这件事引起了安徽省教育界人士的极大愤慨。6月2日，省议会设宴欢送倪道朗、马联甲等议员去蚌埠参加6月7日安徽省军阀倪嗣冲生祠落成典礼。他们走后，议会讨论教育经费一事就将延长无期。于是，省教职工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一面推选代表到省议会请愿，一面集合师生到码头把守，不准他们上船。当师生请愿代表到达省议会门口要求议长接见时，马联甲下令军警开枪，当场打死打伤学生50余人，其中以六安、英山、瞿山三县死伤学生最多。被打死的学生中有英山县的姜高畸和合肥的周肇启等人。姜高畸等人惨遭杀害，引起“三农”学生和全省人民的愤慨。

当年报纸关于倪嗣冲镇压学生的报道“三农”学生们在6月3日接到“六·二”惨案通电后，立即整队上街游行示威，发动全县实行罢课、罢工、罢市，并成立了“六·

二”惨案后援会。“三农”选派桂尊秋、张月潭、李元儒、万重远、戴汝成等人，星夜赶赴省会安庆，与全省各地代表一起，向省长聂宪藩提出抗议，在军阀马联甲公署门前示威。学生们散发传单，声讨马联甲罪行，搜索省议长和“公益维持会”分子，痛打了怀宁地方检察长刘以带及反动议员马仲武，同时向死难家属表示慰问。当时，省学联以许继慎（六安人）、舒传贤（瞿山人）为核心，使斗争迅速发展，并得到京、

沪和长江中下游各省学联的驰电声援。

北京的教育部见众怒难犯，电示安徽省教育厅出面调停。省政府被迫答应：维持增加教育经费案；惩办凶手；承认死者姜高畸、周肇基为烈士，拨6000元为抚恤金，4000元为安葬费，在安庆菱湖公园修建祠墓和血衣亭，给受伤学生每人每年补助调养费31元。至此，“六·二”事件才基本平息下来。

王明也参加了这次运动，为悼念姜高畸等死难同学，他还写了题为《高琦不死》[1]的诗予以纪念：

死于军阀手，活在青年心。

英雄倒一个，继起千万人。

《王明传》 上“三农”(4)

据王明“三农”同学王逸常和桂尊秋等人回忆，王明在“三农”期间参加了一系列进步学生运动。不过。在运动中王明态度不激进，较温和。“当时，学校分成两派，保守派与激进派。陈绍禹既不站在激进派一边，也不站在保守派一边，而是站在中间立场，采取温和态度。”[2]

三是反对刘先黎继任校长。

进入1924年，“三农”在沈子修、桂月峰等人的领导下，在安徽境内已是以民主激进闻名，这也引起了安徽省军阀政府的仇视。1924年初，安徽省教育厅下令撤换沈子修的校长职务，任命刘先黎为校长。

学监桂月峰、进步教师钱杏邨等为此忿然离开了学校。

沈子修是安徽省著名的教育家、激进的民主人士。他主持“三农”期间，以民主科学为旗帜，使“三农”成了安徽省传播新文化的重要阵地。省教育厅任命的刘先黎则是一个思想顽固保守的封建卫道士。他来到“三农”后，拉拢社会上的士绅官吏，压制学校的进步势力，在“三农”刮起了一股复古守旧风，引起了广大师生的不满。

刘先黎先是用小恩小惠来分化瓦解学生：宣布王明等家境贫寒的学生可以免交伙食费和其他费用，以此换取一部分学生支持他；然后又对一些坚决反对他倒行逆施的进步学生施以强力。有一天晚上，刘先黎召集全校人员大会，事先请来的军警布满了会场。大会开始后，刘先黎首先登台讲了一套封建教育的规则，然后就当众宣布逮捕刘焕西等进步学生。会场顿时大乱，学生们冲上台去，与军警发生了冲突。

在这场反对刘先黎继任校长的斗争中，全校400名学生被开除了180名，其

[1]　王明把姜高畸的“畸”误写为“琦”。

[2]　《访问王逸常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80年11月17日。

中包括一大批即将毕业的学生。然而，此时仍以“唯有读书高”为宗旨的王明，却站到了支持刘先黎的一边。

据反对刘先黎继任校长的当事人桂尊秋回忆说：

“全校百分之八十的学生反对刘先黎，只有陈绍禹等少数人支持他。陈绍禹甚至支持刘先黎用武力镇压学生。我当时就跑到六安附近的农村，后来回了家，也顾不得毕业不毕业之事。后来，听说刘先黎把所谓‘闹事者’都开除了。我也被开除了。陈绍禹是毕业离校的。”[1]

在反对刘先黎继任校长的这场斗争中，王明站到了广大同学的对立面，拥护武力镇压学生的反动校长刘先黎。这固然与王明家境贫困，需要校方给予照顾有关。但也反映出在新旧思想冲突的年代，王明虽然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和现代文化知识，可是古老的封建礼教仍然束缚着王明，贪虚荣、求名利仍然主导着王明的思想。就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王明也没有能够彻底摆脱“唯书”、“唯上”的束缚，这在几年以后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有着更为充分的表现。

沪和长江中下游各省学联的驰电声援。

北京的教育部见众怒难犯，电示安徽省教育厅出面调停。省政府被迫答应：维持增加教育经费案；惩办凶手；承认死者姜高畸、周肇基为烈士，拨6000元为抚恤金，4000元为安葬费，在安庆菱湖公园修建祠墓和血衣亭，给受伤学生每人每年补助调养费31元。至此，“六·二”事件才基本平息下来。

王明也参加了这次运动，为悼念姜高畸等死难同学，他还写了题为《高琦不死》[1]的诗予以纪念：

死于军阀手，活在青年心。

英雄倒一个，继起千万人。

据王明“三农”同学王逸常和桂尊秋等人回忆，王明在“三农”期间参加了一系列进步学生运动。不过。在运动中王明态度不激进，较温和。“当时，学校分成两派，保守派与激进派。陈绍禹既不站在激进派一边，也不站在保守派一边，而是站在中间立场，采取温和态度。”[2]

三是反对刘先黎继任校长。

进入1924年，“三农”在沈子修、桂月峰等人的领导下，在安徽境内已是以民主激进闻名，这也引起了安徽省军阀政府的仇视。1924年初，安徽省教育厅下令撤换沈子修的校长职务，任命刘先黎为校长。

学监桂月峰、进步教师钱杏邨等为此忿然离开了学校。

沈子修是安徽省著名的教育家、激进的民主人士。他主持“三农”期间，以民主科学为旗帜，使“三农”成了安徽省传播新文化的重要阵地。省教育厅任命的刘先黎则是一个思想顽固保守的封建卫道士。他来到“三农”后，拉拢社会上的士绅官吏，压制学校的进步势力，在“三农”刮起了一股复古守旧风，引起了广大师生的不满。

刘先黎先是?小恩小惠来分化瓦解学生：宣布王明等家境贫寒的学生可以免交伙食费和其他费用，以此换取一部分学生支持他；然后又对一些坚决反对他倒行逆施的进步学生施以强力。有一天晚上，刘先黎召集全校人员大会，事先请来的军警布满了会场。大会开始后，刘先黎首先登台讲了一套封建教育的规则，然后就当众宣布逮捕刘焕西等进步学生。会场顿时大乱，学生们冲上台去，与军警发生了冲突。

在这场反对刘先黎继任校长的斗争中，全校400名学生被开除了180名，其

[1]　王明把姜高畸的“畸”误写为“琦”。

[2]　《访问王逸常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80年11月17日。

中包括一大批即将毕业的学生。然而，此时仍以“唯有读书高”为宗旨的王明，却站到了支持刘先黎的一边。

据反对刘先黎继任校长的当事人桂尊秋回忆说：

“全校百分之八十的学生反对刘先黎，只有陈绍禹等少数人支持他。陈绍禹甚至支持刘先黎用武力镇压学生。我当时就跑到六安附近的农村，后来回了家，也顾不得毕业不毕业之事。后来，听说刘先黎把所谓‘闹事者’都开除了。我也被开除了。陈绍禹是毕业离校的。”[1]

在反对刘先黎继任校长的这场斗争中，王明站到了广大同学的对立面，拥护武力镇压学生的反动校长刘先黎。这固然与王明家境贫困，需要校方给予照顾有关。但也反映出在新旧思想冲突的年代，王明虽然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和现代文化知识，可是古老的封建礼教仍然束缚着王明，贪虚荣、求名利仍然主导着王明的思想。就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王明也没有能够彻底摆脱“唯书”、“唯上”的束缚，这在几年以后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有着更为充分的表现。

《王明传》 进“商大”(1)

1924年夏，王明由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简称“商大”。

“商大”创办于1920年，位于武昌三道街，是在原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是武汉大学的前身，武汉大学就是由商科大学、中华大学和高师等校联合而成立的。“商大”是国立大学，实行公费制，设有财经系、商业系、会计系、经济学系等专业。它除开设许多财经方面的专业课外，还开设英、日、法等外语课。学校学制五年，其中预科一年，本科四年。

王明考入“商大”后，先进预科学习，住在商大学生宿舍一栋寝室。和他同班的有远房弟弟陈一新（陈绍燧）、老乡程兆溟，以及梁仲民、詹禹生、陈楫生、胡佩禹等人。

王明之所以报考商大，由“农”转“商”，也可能受其父亲做过小生意的影响。不过，商大是国立学校，实行公费就读，这恐怕是吸引家境贫穷的王明前来就读

[1]　《访问桂尊秋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80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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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原因。

入学前，虽然父母亲都支持王明到武汉上大学，但怎奈家境贫寒，无力为其凑足路费和上学的经费，只得向别人借钱。王明不仅在金家寨向亲朋好友借，还跑到15里外的袁家岭向友人借。他东借西凑，仍是不足，最后还是母亲喻幼华把半生零星积攒的七块大洋全部拿出来，才勉强凑够。

王明为此曾挥泪写下了题为《七块大洋》的诗篇，抒发了对慈母的感激之情：

枕边摸索七元洋，慈母交儿泪两行；知道此钱升学少，半生辛苦积私房。

据王明妹妹王营回忆说：

“在六安县高中快毕业时，父母问他毕业后的打算，他说他还要去考大学。当时读大学非常困难，对穷家孩子尤其如此。后来考大学时，绍禹的成绩在六安县又居第一，被武汉大学录取。上大学后，家里的负担减轻些，因为他考得好，学校给了奖学金，享受公费待遇，家里就不用寄伙食费了。”[1]

武汉市是湖北省的省会，全国著名的大城市。它工业发达、商店林立、学校众多、交通方便，是我国中部水陆交通枢纽，素有“九省通衢”之称。

从闭塞的皖西山区小镇走出来的王明，来到繁华的武汉，一切都感到陌生和新奇。闻名华夏的黄鹤楼吸引着他，到武汉后不久，他就急不可待的前往参观，并赋七绝诗一首，题为《风雨登黄鹤楼》：

乘鹤去乎余鹤楼？今人疑也昔人愁。

三城暗而两山隐，风雨歌兮江汉流。

王明在学习之余，在武汉籍同学带领下，还游览了武汉三镇的市容。11月，他去参观了大智门火车站，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火车，兴奋之余，写了一首题为《偕友访大智门车站述同感》的七律诗：

工人开动火车头，地动天惊震九州。

南北东西成一体，农工商学尽同仇。

推翻军阀为民主，打倒帝强好自由。

我辈青年无量勇，献生革命变全球。

商大成立时的校长是湖北省议会议长屈培兰。这位说话结结巴巴的校长是军阀政府的代言人，但由于商大在湖北省的名望，一批进步教师，如李汉俊、危浩生等还是来到商大任教。他们在传播现代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宣传马列主义理论，

[1]　王营：《回忆二哥陈绍禹》，第6页。

对学生们产生了很大影响。

王明虽然在“商大”只学习了一年左右，但这一年却是王明思想转变的重要阶段，使他由一位专心读书的年轻学生成长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王明的思想转变，可以从他在商大期间发表的文章中窥见。

1925年5月，王明在“商大”撰写和发表了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在王明一生发表的二百多篇文章中，除了《皖光》上的三篇外，可以称得上是他最早公开发表政治见解的处女作。

1925年4月29日晚10时，王明在“商大”学生宿舍里抱病写完了《革新运动中所得之经验》一文，接着又写出了《三种不同的面目》与《革新运动后之最近简单希望》两文。这三篇文章均于1925年5月10日刊登在《商大周刊》第3卷第5期上。同年5月27

日，王明又在寝室里写完了《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底浅释》一文，并于1925年12月发表在“商大”的《社会科学研究》第一集上。

《王明传》 进“商大”(2)

这四篇文章中的前三篇，主要谈“商大”革新运动问题，后一篇讲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几个界限，反映了王明对“商大”革新运动的基本态度和他对社会主义的初步认识。

所谓“商大”革新运动，主要是驱逐军阀政府代言人屈培兰事件。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帮助下，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员参加起草、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有共产党员参加的这次国民党“一大”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高潮的起点。接着，广东革命政府和黄埔军校成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蓬勃发展。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使一些军阀集团的政治态度发生转变。1924年10

月，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錕、吴佩孚的直系军阀政府，并邀请孙中山北上，全国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促进国民会议运动。

当时革命势力的大本营是广州，武汉仍在军阀吴佩孚的控制之下。“商大”校长屈培兰位居湖北省议会议长，自然成为军阀在“商大”的代言人。他在“商大”实行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也必然遭到广大师生的反对。“商大”掀起了一场以驱逐屈培兰为主要内容的革新运动。

王明的三篇文章，谈的就是这个事件。

王明首先明确表示支持革新运动，称赞驱屈之举。他说：“屈氏长校，学校非之”；“惟往昔同学多迷信议长万能，以为一动摇屈氏位置，校款将随之无着；

以致屈氏尸位数年。年来虽屡发见屈氏不但无增加校款之能力，且有吞没校款之黑幕”；所以，全校“驱屈之心，为之益熟”，革新运动应任而起。

革新运动爆发后，全校召开大会，会上“宣布屈氏罪状”，决定“驱屈出校”。屈培兰不甘心失败，以议长声势与金钱引诱，在校收买一部分人，“到处造谣，函厅电部”，“在省署则运动停发补助费”，进行破坏。但“商大”师生坚决斗争，并派出北上代表赴京。坚持斗争两个月，“北京解决电来，开全体大会”，屈氏被驱，革新运动取得成功。

王明庆祝革新运动的成功，并描述了革新运动爆发、停顿、成功时的三种不同面目。他高兴地说：“现在在校里只看见一幅喜笑可爱的面目，是多么好的现象。”

王明在“商大”革新运动结束后，总结出革新运动成功的三条经验：

（1）勿畏难；（2）勿中止；（3）有公理。

他说：“吾辈青年能于做事时，认清公理为立足点；以不畏难勿中止之精神进行之，则无往而不自得矣。”王明在文章中还提出了对革新运动的具体希望，他说：“革新运动自‘校款’‘校长’两问题解决后，目前可算告一结束，但吾辈革新运动之目的，决非仅解决此两项问题即满足。”“故先提出个人对于本校革新运动后之最近简单希望。”这就是：（1）扩充校址；（2）严定校规；（3）去留职教员；（4）添置图书；（5）早购课书；（6）注意卫生；（7）扩充刊物；（8）实地调查；（9）经济公开；（10）监督承校。

从王明关于“商大”革新运动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三农”时的那个对于学生运动表现温和，甚至有时站在当局一边反对进步学生运动的那个王明，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此时的他已经成了学生运动的激进分子。他在驱逐校长屈培兰时态度坚决，言词激烈，对于“商大”的革新运动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当然，这时的全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武汉“商大”也不同于六安“三农”，这是促使王明转变的重要条件。王明在“商大”革新运动中的积极表现，也说明王明的政治态度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他开始追求“公理”，欢迎革新。从王明关于“商大”革新运动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王明此时还不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他关于革新运动三条经验的总结，还停留在政治斗争的表面。但王明在《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底浅释》这篇文章中，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较之前三篇文章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王明传》 进“商大”(3)

王明于1925年5月27日在商大写的《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

社会主义底浅释》一文，是在他已经离开“商大”，赴莫斯科中山大学以后，于1925年12月发表在“商大”《社会科学研究》第一集中的。

在这篇理论阐释文章中，王明首先说明了这篇文章的写作“旨趣”。他说：虽然人类毕生生活在“社会”中，“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

可是一般人并不了解、、“社会问题”、“最可笑的是，、

“社会主义”的区别。一般人多以为社会主义是‘共妻’

‘共产’的勾当，听见他便要发生恐惧。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社会主义是什么，所以更发生出许多可笑的误点来。”凡是“粘到‘社会’两个字，他们便当作是他们最怕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不惜麻烦，把社会的意义、本质、起源、变迁，以及一切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纵、横、广、狭的科学，简单明了的把他们各个真正的面目揭露出来，使我们不要捕风捉影的把社会主义当做洪水猛兽。”

在阐明写作的目的在于批驳把社会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的错误认识之后，王明对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作了初步区分。

王明认为：“社会是生存和幸福上必需的团体，是求食和御敌的机关。因求食、御敌、生殖三者的必需而发生，起源于家庭；变迁于人类生产力；随人类生存上必需资料的供给需要的范围而扩大；由家庭而递变为部落，由部落而都市而国家；今日世界即社会。”

关于社会学，王明认为：“社会学以研究社会的起源，发达，组织，活动，及理想为目的的科学。”

社会学代替不了社会科学。王明又说：社会科学是“研究组织社会这些团体的人类在各方面的活动及其原则的科学”，“社会科学内包裹包括的人为科学的科目”，“如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人类学、比较宗教学……”

王明关于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的论述，还只是解释一般概念。他在文中说：“社会问题就是社会病理学”，“是以研究病态社会为主要目的的科学”。在解释完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这些基本概念之后，王明开始谈论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

他认为：“社会主义是病态社会的根本救济法。”由于“现在社会的病态”，

“生产方法有两大缺点：（一）是资本私有；（二）是生产过剩”。“社会主义采用的生产方法：资本归公，人人都有工作生产的机会，生产机关共有，谁也不能藉私有生产机关收取利益；可以救济现代生产方法的第一大缺点；一切生产品的产额及交换，都是公共机关统计调节；私人不得投机营业，避免形成生产过剩的恐慌，可以救济现代生产方法的第二大缺点。”

最后，王明又对这几者的关系作了总结：“社会是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

问题、社会主义等共同研究底对象，不过各研究底范围有纵、横、广、狭的不同罢了。”

通过《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底浅释》这篇文章，可以看出王明开始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在这篇文章中也暴露出王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很肤浅，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还刚刚开始，还只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救济方法”，还没有把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区别开来，只是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这五派社会主义之一种。但他对于把社会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的批驳，认为现代社会“病根，实为经济”，“主张将现在社会组成根本破坏”，“社会主义是改造社会的唯一方法”等观点，还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此，也可以把这篇文章看成王明向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转变的标志。

正是由于信仰马克思主义，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1925年夏，积极投身于武汉声援“五卅”运动的王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明传》 参加中国共产党

王明到商大学习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三年多。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以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开始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大革命的新时期。

武汉是中国工人阶级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1920年，湖北的工业无产阶级已达30万人，多数集中在武汉。武汉也是五四爱国运动以来，全国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较有影响的地区之一。

武汉共产党支部能够较早成立，决不是偶然的。1920年秋，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刘伯承、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七人，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张国恩律师事务所举行会议，讨论了从上海带来的中国共产党纲领，选举包惠僧为支部书记，正式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支部。不久，又吸收赵子俊、刘子通、黄负生参加。武汉共产党支部是全国党的早期组织中成立较早、并有一定影响的地方共产党组织。1921年7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武汉共产党支部派董必武、陈潭秋出席，加上湖北籍的包惠僧、李汉俊、刘仁静，共计五人出席了大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1921年冬，遵照党的中央局的决议，正式成立了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董必武、陈潭秋、黄负生为委员，包惠僧任书记。

从1921年冬至1924年初，又吸收林育南、李求实、许白昊、李书渠、林育英、廖乾五、项英、施洋、林祥谦、李之龙、秦怡君（女）、钱亦石、吴德峰、夏之栩（女）等人为党员，党员人数达50多名。1924年初，党中央决定撤销中共武昌区委，成立中共汉口和武昌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分别由包惠僧与董必武任委员长。这个时期，武汉党组织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党的组织，使武汉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商大学生运动的主要阵地。共产党员李汉俊、危浩生等人曾在这里任教，党、团组织也先后在学校建立。商大的学生许鸿（许凌青）是商大学生运动领导人、武汉学生联合会主席。他说：“1922年秋，我由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共产党。1924年，我同董必武、项英、许白昊、陈农、刘炎等成立中共湖北区委员会”，[1]“我被选为委员兼青年部长。”[2]王明在商大也结识了一些党、团员，如党员许鸿、团员梁仲民等。许鸿回忆说：“我到商大不久，认识了陈绍禹。”梁仲民是青年团员、王明的同班同学，以后又同王明一起坐船到苏联，成为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许鸿、梁仲民同王明相识后，向他介绍了一些马列书籍，给他讲述了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情况。

王明后来回忆说：他们的介绍“使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耳目为之一新，

思想为之大变。”为感谢他们的帮助，1924年10月，他写了一首题为《喜闻道》

的诗，表述他的新感受：

塾窗十载又中学，舍我韶华逝水过。

聆教一朝开眼界，得书百读喜心窝。

儒知世事仁风少，佛识人生苦味多。

惟有马恩新意境，列宁实现首苏俄。

这首诗说明，王明自从得到马列书籍后是“百读喜心窝”，他批判儒学佛学，认为“惟有马恩新意境”、“列宁实现首苏俄”是榜样。这表明了王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思想上开始产生重大飞跃。王明由于思想上有了重大变化，从而改变了只专心读书的态度，积极投身学校的革新运动和社会上的支援五卅运动中。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大班（厂长）率领打手枪杀了中国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并打伤多人。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口号，发动上海群众在租界举行反帝示威。5月30日，上海学生和群众2000多人举行反帝游行、讲演，租界英国巡捕开枪镇压，打死十余人，伤多人，酿成“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决定实现“三罢”，反击帝国主义屠杀。接着，全国掀起声援五卅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大浪潮。五卅惨案的消息很快传到武汉三镇。5月31日，中共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和共青团，由蔡以忱以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等名义，决定6月1日召开武昌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大会，每个学校选出两名代表，研究决定实行罢课问题。

6月1日，商科大学学生开会，研究罢课和选代表等事项。许鸿和王明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当王明听到会上有个别老师与同学不同意罢工，马上进行批驳。在推选参加学生代表大会的代表时，许鸿是武汉市学联主席自然当选，王明由于表现积极也被大家选中。当天，许鸿、王明出席了在商大召开的武昌各校学生代表大会。大会开会时，师大来的8名学生代表全是国家主义派分子。他们宣称反对罢课罢市的行为，故意扰乱会场。王明和几个代表发言驳斥了他们的谬论。商大同学与各校代表齐呼“打倒汉奸分子”、“打倒国家主义派”等口号，于是师大代表狼狈逃离会场。最后，大会决定全市学生立即罢课，并举行游行示威。同时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市实行三罢，声援上海反帝的五卅运动。

6月2日，武汉学生开始罢课，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王明曾写诗一首，记述这次运动经过：

五卅惨案动青年，集会游行斥帝奸。

胸对刀枪忘生死，面临兵警勇宣传。

工人响应流鲜血，军阀恐慌暴厚颜。

放假提前何用耶？回乡同样闹翻天！

在武汉三镇青年学生掀起的反帝热浪中，王明由于表现积极，被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青年团联合会执行委员。他往来于青年学生中间，热心从事学生运动的宣传组织和联络工作。也就在这个期间，他先加入了共青团，后于1925年夏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又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并担任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党史学界曾流行一种说法，认为王明是1926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入党的，事实并非如此。

王明曾明确说：“1924年在武昌商科大学求学，由于同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往还，使我更自觉地参加革命活动和成为共青团员与共产党员。”[1]

王明入党介绍人许鸿曾向笔者谈述了他介绍王明入党的经过：“我在商大不久认识陈绍禹。我是1920年8月考入商大，他是后几班，可能是1923年入学。陈是安徽人，表现还不错，1924年夏（暑假期间），我才介绍他入党。我一个人介绍的。还有一个安徽人，商大同学张浩然和王明一起入党。他当时叫陈绍禹。”[2]

王明是1924年夏入“商大”的。许鸿说他1924年夏介绍王明入党，应该是1925年夏。实际上，王明是1925年夏经许鸿介绍加入共产党的。

《王明传》 组织“豫皖青年学会”

“商大”的新天地开阔了王明的眼界，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浪潮也使王明成长起来。面对激荡的革命形势，王明不再随波逐流跟在别人后头。

1924年9月，王明和同班同学詹禹生在商大发起成立了“豫皖青年学会”，吸收该校安徽籍和河南籍的同学参加，探讨和研究救国之途和学习之路。王明被推选为该会事务部主任。

同年10月，他仿《苏武牧羊》调，谱写了《豫皖青年学会会歌》。歌词是：

哀我中华大国民，内乱苦纷争，外患迭相乘；危国计，害民生，贫弱震寰瀛。

守门天锁钥，卫国少干城；主权丧失尽，贻笑东西邻。

五千余年，文明古国，实之剩虚名。

志士具热忱，青年学会成；结团体，聚精神，唤醒四万万人。

喑鸣推山岳，咤叱变风云，军阀要除尽，帝强要除根；创建新华，改造社会，大责共担承。

商大安徽籍的学生还组织了“安徽同学会”，出版会刊《皖光》，王明任会刊编辑。1925年5月1日，《皖光》第一卷第一期正式出版。王明以陈绍禹的名字在这一期发表了3

篇文章：《安徽的学生》、《反对和免除贵族专利的现代学校教育》、《恋爱真谛》。这些文章是王明最早发表的作品，虽然谈的是学生问题和教育问题，却表露出他反对旧教育制度和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统治的认识。

1924年冬，王明乘“商大”放寒假之机，回到家乡，在金家寨一带又组织成立了“豫皖青年学会”。

这个“豫皖青年学会”以金家寨为中心，吸收豫皖两省在外地读书的学生和本地学生为会员。学会的主要活动，是通过讨论学术问题，宣传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组织学生运动。学会一般利用寒暑假期活动，一年召开两次会员会议。在金寨县笔架山农校、六安“三农”、志诚小学等学校读书的学生，大多数都参加了“豫皖青年学会”。

当年曾参加过“豫皖青年学会”的袁大明回忆说：“1924年夏天，陈绍禹在金家寨组织了豫皖青年会。金家寨地区在外地学校的学生，绝大部分都参加了青年学会。入会手续，同学之间相互介绍，后发给会员证。到1925年已发展会员一百余人。青年学会活动，利用寒暑假学生回家的机会，一年召开两次会员会议。在外表上讲学术问题，实际上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学生运动。1926年，我和很多同学参加了青年学会组织，进行初期革命活动。”[1]

王明弟弟甘宁也回忆说：

“1924年我们成立了革命组织，叫豫皖青年学会。我、王明及其同学，共有几百人，都参加了这个组织。五卅运动时，我们到街上募捐，演文明戏，提出反帝反封建主张。”[2]

“豫皖青年学会”，是王明会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组织起来的。王明经常从武汉捎回学习材料交给会员阅读。到1925年夏，学会会员发展到一百多人。

“豫皖青年学会”是进步的群众组织，它主要是把假期返乡的同学们组织起来开展一些进步活动。参加学会的会员一方面通过学习、讨论、交流，使自身得到提高，另一方面还组织起来，到群众当中，特别是到农民中进行一些宣传活动。

1924年寒假回家期间，王明就率先到农民中访问，并写了一首《访农家》诗：

茅屋三间聊御寒，布衣百补赛僧衫。

年年送稻愁无稻，代代耕田盼有田。

雨水下多愁地涝，阳光晒久怕天干。

穷人总有出头日，家家户户盼变天。

在“穷人总有出头日，家家户户盼变天”的革命思想指导下，“豫皖青年学会”作了一些进步工作，金寨地区农民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后来成立了农民协会，在大革命的浪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5年6月2日，武汉青年学生为支援五卅运动，实行了罢课，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这一革命行动吓坏了湖北督军肖耀南，他们下令要逮捕武汉和商大学生运动领导人许鸿。许鸿得知消息后，逃回江西老家。反动军阀肖耀南借口“防止事态扩大”，下令武汉各校提前放暑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回到家乡金家寨。他利用回家的机会，在大王庙召集“豫皖青年学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发动大家支援上海的五卅运动。会议期间还举行了募捐、游行示威、开追悼会等活动。在追悼五卅惨案和沪、汉、青（岛）、沙（面）死难同胞的大会上，来了许多农民代表。到会的60多名会员都亲自送来挽联。王明送的挽联写着：“四百兆同胞放声大哭，五千年历史特写奇冤”。对帝国主义屠杀同胞表示了极大的愤怒。

王明这次回家的主要目的就是发动“豫皖青年学会”?捐，支援上海的五卅运动。会员们四出活动，募捐了一批款子，寄往上海。当时有人散布说，陈绍禹募捐是为自己念书缺钱来骗钱，引起一些不知情人的误解。后来，王明把《申报》刊登的上海方面收到各地募款的数目如实给大家看，把事实真相告诉大家，才驳斥了谣言，解除了大家的误会。

王明为募捐支援五卅运动，组织豫皖青年学会的会员在大王庙内演文明戏（话剧）。当时，农村常演的是黄梅戏，话剧很不普及，金寨人很多都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文明戏。平生第一次看到话剧的刘世香，在50多年后还清晰地记得当年的热闹场面。他很肯定地证实说：“我们开始演文明戏的那天，陈绍禹走的，自从这次走后，再也没有回来过。”[1]

王明自1925年夏离开家乡后，再也没有回过金家寨。这次他回到武汉“商大”后，听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招生的消息，就趁这个机遇踏上了留苏的征途。

[1]　《访问刘世香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80年12月28日。

《王明传》 执着赴苏(1)

使其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特殊一页；莫斯科中山大学也培养了一大批对中国革命有重要影响

的人物，王明就是其中特殊的一员。

在苏联的四年学习和工作，是王明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时期。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使王明的理论水平提高很快；“唯圣”、“唯书”的思想和学究与背诵式的学习方式，使王明学会一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的本领；共产国际为使中国共产党领导永远支持他们的行动，所以将王明作为“未来的中共领导人才”加以特殊培养；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的王明教条宗派从这里孕育。如果说决定每个人一生的成长发展都有一个“关键期”的话，那么，王明一生的“关键期”，就在这里。王明去苏联留学，在其一生中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幕。一种说法是王明由湖北党组织选派而去；[1]也有人说，王明是由上海党组织选派的；[2]

还有人在回

忆中宣称，王明并不是组织批准后去的苏联，而是“爬船去的中山大学”或者是“挤上火车去的”。[3]要想在众说纷纭的王明去苏经过中找出可靠的依据，还得从莫斯科中山大

[1]　盖军、于吉楠：《陈绍禹是怎样上台的》，《党史研究》1981年第2期。[2]　《吴亮平谈俞秀松和王明、康生斗争的情况》，《青运史资料研究》（3）；陈玉堂：《中共党史人物别名录》中“王明”条款，红旗出版社1985年版。

[3]　《访问李元杰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90年10月31

日；“访问程宗矩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86年4月29日。

学的创办与招生说起。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所20世纪20年代创办于苏联、招收中国学生、为当时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特殊学校。

以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为标志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以后，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支持下盘踞着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北洋军阀统治。可是，面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庞大军阀势力，革命的军事力量和政治骨干都显得十分缺乏，必须进行充分准备才有革命胜利的保障。因此，苏联继1924年5月帮助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之后，又于1925年9月，在莫斯科成立了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习惯上称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简称为“中山大学”，也有人称其为“劳动大学”。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1927年7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但中山大学并没有立即更改校名。直到

1928年，“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才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但习

惯上仍称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中山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直使用到1930年秋学校停办。

1925年10月7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国民政府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2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中山大学成立。随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成立了以鲍罗廷为顾问，由汪精卫、谭延闿、古应芬组成的选拔委员会，决定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地通过考试选拔学生。但

军阀割据的时势，使实现公开招考的方法，只能在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进行。中山大学第一次在广州招收的147名学生，就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从1030名考生中录取的。广州以外的省份只能由组织上秘密推荐选派，这项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来完成的。

中山大学自1925年9月成立到1930年秋停办，五年时间里共招收了四期学生。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国内，也有一少部分来自国外的华工和在法国等西欧国家中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来自国内的学生，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招收了两期，这两期学生名义上由国民党选派，实际上是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选派的。

在共产党选派的学生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而国民党在广州录取的学生中则有很大一部分是国民党员。

中山大学第一期和第二期招收的学生中，在社会出身方面没有具体规定，而实际招收的学生中知识分子出身的占了大多数。以第一期在广州招收的147名为例：学界55人、教育界7人、报界2人、农界1人、其他7人、未详10人。[1]

国内的招生从第三期起发生重大变化。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所以，大革命失败以后去中山大学的学生，都由共产党在各地秘密选送。中山大学的办学宗旨，也由为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培养人才，转变为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培养政治骨干。这样，中山大学在大革命失?以后，在办学宗旨、招生条件以及课程设置等方面都有了一些重大转变，而且明确提出要把中山大学改变成为共产主义高等学府，使其实际上成了一所为中国革命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高级党校。

因此，从第三期开始，学校就提出，学生的组成，最好是从事过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员不少于一半，非党群众占少数，共青团员占三分之一左右。但由于招生是在蒋介石集团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进行，所以实际招收的学生几乎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学校在学生的社会出身方面也提出了要求：产业工人不得少于一半，其余是农民、城市贫民和知识分子。从侨居海外的中国人中招生的条件也作出了规定：只招收有工龄的，而且主要是来自有文化的工人中间的党员和团员。此外，还定出一个重要候补条件：离开中国不得超过五年。

《王明传》 执着赴苏(2)

王明能够入中山大学，确实颇费周折。他既不是在广州考试录取的，又不是由湖北党组织或上海党组织选派的，而是由于他执着的去苏愿望和反复不懈的努力，被特批去苏的。

中山大学招生的消息传出后，去苏留学立即成为一种时尚，一些国民党要人也纷纷把自己的子女送往俄国。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叶楚伧的儿子叶楠、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汪精卫的内侄陈春圃、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还有后来成为蒋介石“十三太保”中的康泽、贺衷寒、郑介民等，都纷纷进入中山大学学习。

由于第一期学生只获准招收300余人，而且蒋经国等这批要人子弟又是“保送”的，所以，分配给湖北省的名额就只有10名。王明虽然在“商大”很活跃，可是，湖北省选送的10人中并没有王明。

据由湖北党组织派往中山大学的伍修权回忆说：“我们由汉口出发，共十一个人，由胡彦彬（又名胡伊然）带队，男生有贝云峰、熊效远、梁仲民、潘文育、濮世铎、高衡和我共八名。还有三名女生，他们是黄

[1]　子任：《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励、杜琳和宋伟。”[1]

胡彦彬的爱人宋伟也回忆说：

“1925年，苏联政府为了纪念孙中山，创办了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学生进行培养。当时，各省都以国民党的名义选派了一些青年，送到苏联学习。我们湖北省分得10个名额。有我、胡彦彬、伍修权等人。我们湖北10人中没有王明。王明是武汉商业专科学校的学生，湖北选派的学生中没他，在上海上船时有他。具体他怎样来的不了解。”[2]

虽然伍修权和宋伟在回忆中说的人数略有出入，但都一致肯定没有王明。

的确，王明没有被湖北党组织选中去苏联留学，这对渴望打开一片新天地的王明而言是无法接受的。争强好胜的王明也绝不会放过这次出国深造的绝好机会。于是，这个小个子青年独身一人开始了争取去苏留学的奔波。

湖北省没有名额，王明就跑到南昌，找到了他在“商大”时的入党介绍人许凌青（许鸿），希望许凌青能让他占江西的名额去苏留学。不巧的很，江西分配的名额也已满。王明只好又直接来到负责接送学生去俄国的上海，并找到已经来到上海的湖北省党部负责人，以及专门负责办理去苏留学的江苏省国民党党部秘书长姜长林。

湖北省的负责人见王明去意坚定，不辞奔波，便来找姜长林替王明通融。但姜长林坚持分配的名额不能突破，并向中共江浙区委做了通报，中共江浙区委也同意不能突破名额让王明去苏留学。

王明从5岁启蒙，经过私塾、小学、中专、大学的学习，虽然已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意识仍然深深植根于他的头脑之中。王明没有直接参加过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长期的学习生涯使他视读书为最高贵，以读书为最荣耀。虽然王明还只是刚刚正式跨入大学校门，但在中国的读书道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能够漂洋过海，去异国就读，而且是到飘扬着红旗的社会主义国家留学，这对王明的吸引力太大了。

可是，没有名额，不被批准，怎么办呢？

王明并没有气馁，“软磨硬泡皆为功”，吵闹不行就哭泣，强求不准就恳求。王明三番五次地来到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向姜长林反复陈述自己的愿望，恳求批准他去苏留学。

1986年5月19日，姜长林在病榻上向笔者生动地回忆了这段往事：

[1]　伍修权：《我的历程》，第2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出版。

[2]　《访问宋伟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81年2月3日。

“1925年，苏联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创办了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学生。当时以国民党名义，分配给每省10个名额。我当时任江苏省国民党党部秘书长，侯绍裘任宣传部长，在房志路（现兴业路）办公。侯绍裘在苏州教书，每周来上海三天。招生的事情，由我俩承办。他不在上海时，就由我承办。陈绍禹是安徽人，可是在湖北读书。湖北去中山大学的名额是10名，可是来了11人。他们负责人对我说，如果能通融11

《王明传》 执着赴苏(3)

人都去，如果不行，就不让陈绍禹去。我说，11人不行，不能让陈绍禹去。湖北负责人回去告诉陈绍禹，说人家不同意你去。于是，陈绍禹到省党部和我吵，甚至说：‘你们不要我去，我就报告巡捕房，大家都去不成。’我回答说：‘你报告去好啦，这样帝国主义对你会更严厉！’他说：‘这是为什么？’我说：‘我不去苏联，不害怕。你要去苏，帝国主义就会抓你。’他不吱声了。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我就把这事向中共江浙区委报告了。区委也说，不能让他去。陈绍禹三番五次来省党部，开始是吵闹，然后是哭泣，最后是恳切要求。我们又把这种情况，反映给中共江浙区委。区委和我商量说，如果别的省有空缺名额，是否可以考虑让他去。我们回去查查各省名额，正好有空缺，于是批准让陈绍禹去苏学习。这样，湖北就去了11人，有陈绍禹、伍修权等。”[1]

至于王明是否威胁要报告巡捕房，目前还没有其他的证明材料，但王明费尽周折终被批准的欣喜之情则是一定的。

1925年10月，踌躇满志的王明在赴苏前夕，赋诗一首，赠豫皖青年学会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的青年朋友：

我们是革命青年

（一）

我们是革命青年，我们要覆地翻天。

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共产党宣言。

学习列宁主义，学习革命的苏联。

（二）

我们是革命青年，我们要裕后光前。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汉奸。

实行马列主义的光辉理想，创建富强幸福的中华乐园。

[1]　《访问姜长林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86年5月19日。

（三）

我们是革命青年，我们是党员团员。

接受党和团的任务，走上革命的各个战线。

我们要勇敢、勇敢、再勇敢！

我们要向前、向前、再向前！

此时的王明年仅21岁，确实是一位勇敢向前的革命青年。

热血青年也有友情。10月25日，王明在离开武昌去上海赴苏前夕，与同学詹禹生“倾谈竟日夜”，并写了一首双五律赠送，表达“滚滚长江水，依依战友情”。当他把诗交给詹禹生时，二人“相顾对视，旋复共勉，同歌不息”。

1925年11月2日，王明由武汉乘船去上海。临行前，同学朋友来到码头送行。大家依依不舍，相互勉励，握手告别。

上船后，心潮澎湃的王明写了一首五律，表达了自己不远万里赴苏取经的豪情：

鸣笛诸友别，船驶大江孤。

天地载歌舞，城乡泛有无。

一心赴圣境，万里取长途。

东亚病夫久，惟凭马列苏。

到上海后，王明等赴苏青年被安排到法租界平安大旅馆等待去苏联的轮船。11

月下旬，王明与俞秀松、董亦湘、张闻天、乌兰夫、王稼祥、吴亮平、伍修权、孙冶方、沈泽民、张琴秋、李培之等60余人一道，先乘船来到海参崴，然后转乘火车，于1925年11月末，在大雪纷飞中来到了莫斯科。[1]

《王明传》 初露锋芒(1)

中山大学的校址，位于莫斯科近郊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这原是一个大资本家的别墅，是一幢四层的楼房，里面有教室、办公室、图书馆和餐厅。楼前是一个大花园，间有排球场地。楼后有一个较大运动场，夏天时可以打篮球，冬天时可以滑冰。楼的对面是著名的莫斯科大教堂。

王明等第一期的学生来到中山大学后，就学习生活在这幢装饰豪华的大楼里。

[1]　笔者曾写《王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及回国时间考》一文，考证王明等去苏联留学的时间，发表在《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第3

期上，但新的材料证明，王明等去苏联留学的时间仍需进一步的考证。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沃尔洪卡大街16号)

中山大学学生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在苏联人民的生活仍很困难的时期，苏联政府不仅承担了学校的全部费用，而且对中国学生给予特殊照顾与优待。当时普通的苏联人一般都吃黑面包，学校却给中国学生吃白面包，而且还不断地为中国学生提供肉、菜，按时发放衣物，每月还给些零花钱。

1926年底到中山大学的杨尚昆回忆说：“学员的生活待遇很好，衣食住行都由学校供给，每周还有两次晚餐改善伙食。星期六有蛋炒饭、火腿肠、鸡蛋，每月津贴25卢布，一般用于买烟酒和吃中餐。来莫斯科的途中，我发现车站上很少能买到白面包，红军战士有的用皮条缠在脚上代替靴子，而对我们如此优待，使我们很为苏联当局的国际主义精神感动。”[1]

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是卡尔·拉狄克，副校长是巴维尔·米夫。学校党组织称为支部局，相当校党委。支部局书记由俄国人担任，委员大多数由中国同志担任。

中山大学学制两年。开设课程分为七类，包括：经济、历史、现代世界观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中国社会发展问题、语言学等。校

[1]　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第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方还经常组织学生到莫斯科等地参观游览，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王明就曾在1927年底谒列宁陵后，作七律一首：

红场庄严发圣光，列宁含笑卧中央。

苏联屹立巍山岳，中国沸腾哨海洋。

万国人民昂斗志，千年历史划新章。

精诚革命先师谒，心献青年一瓣香。

1970年，王明妻子孟庆树还为此诗配上了曲子。但谁来吟唱，可能只有身在异国的王明夫妻了。

中山大学的教员几乎都是苏联人，学生都是中国人，而且多又不懂俄语，当时翻译又很少，所以学生们入学后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语言不通。学校就先把第一期学生安排到俄国居民家里实行一段时间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学习），然后又把俄语学得好的十几个人编成一个俄文班，由教员直接用俄语授课，培养速成翻译。

能记能背是学好外语的首要条件，这恰好也是王明的特长。加之他有一些英文基础，又肯于钻研，所以俄语水平提高很快。俄文班成立时，王明和俞秀松、董亦湘、刘少文、西门宗华、庄东晓、李培之、傅胜之等十几个人一起，进入俄文班学习。

这时，王明给自己起了个俄国名字：“克劳白夫”（鸟的意思）。

也就是在这里，王明遇到了米夫，而米夫也逐步看中了王明，并对他加以精心关照和特殊培养。

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1901年8月3日出生于俄国赫尔松省阿列克谢夫卡村的一个小官吏家庭。1917年5月，刚刚毕业于赫尔松中学的米夫便投身革命，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1年春，米夫进入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但俄国当时正处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学院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于是，来夫又被派到地方工作。1920年末，米夫进入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1年毕业后，留在该校搞科研工作。与此同时，还兼任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研究员，专门研究远东革命运动问题。1923年至1924年末，米夫在乌克兰做党和苏维埃的工作，1925年又被调回莫斯科，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工作。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后，米夫被任命为副校长，同时还为学生讲授列宁主义课程。

《王明传》 初露锋芒(2)

担任中山大学副校长以后，年轻气盛的米夫有了用武之地。由于他资历浅薄，对欧洲各国党并没有什么研究，因此，他决心利用中山大学这块阵地，通过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魏金斯基、罗易、鲍罗廷等都离开了共产国际的职能机构，这使米夫得以逐步升为中国问题的权威。在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米夫就中国问题与罗明那兹发生了争论。罗明那兹是在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之后，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接替鲍罗廷、罗易的工作的。在这场争论中，米夫的观点得到了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的支持。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正式谴责了罗明那兹。从此以后，米夫便以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的身份，成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事务的重要领导者之一。

虽然王明刚到苏联时米夫的地位还没有如此显赫，但中山大学副校长的身份和雄辩的理论才华对王明还是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米夫讲授的列宁主义课程也成了王明最感兴趣的课程。与王明同在俄文班而且还同桌学习的庄东晓，叙述了

王明当时的表现：

“每逢上列宁主义课，他总是争着第一个发言。看他紧张的面颊青筋暴出，口水四溅。为了避免王明的口水溅到我的脸上，他发言时我只得把脸扭转一边，侧背而座。因为我的座位是固定同王明坐在一张桌子上的，他的每次发言成了我的灾难。好在上其他课，他就不出声了。为什么呢？因为列宁主义的主讲人是校长——米夫。”[1]

王明在列宁主义课的积极表现博得了米夫的好感，但在当时也仅此而已。王明真正引起米夫的重视，是从王明参加关于旅莫支部的大辩论以后开始的。中山大学开办以后，学生中的中共党员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简称“旅莫支部”。“旅莫支部”的负责人是从法国旅欧支部转来的任卓宣（叶青）。

任卓宣，这位后来成了三青团中央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反共“斗士”，台湾的《政治评论》杂志在为其九十大寿而发表的《任卓宣先生的学术思想与风范》一文中认为：“其著述之勤，写作之多，读者之广，影响之大，在现代中国学术界，可说无人能出其右。”“以有关阐述三民主义与批判马列主义两项而言，无论量与质方面，也没有人能超越于他。”任卓宣著有《三民主义概论》、《毛泽东思想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道统新论》等书，被台湾称为“学术界尖

兵，思想战线的斗士”。

任卓宣是1926年回国后被捕叛变的。可在当时他正是以参加了1922年6月召开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的老资格而担任了旅莫支部的负责人。旅莫支部成立之后，担负起了领导中山大学广大党团员的任务。可是，支部负责人任卓宣实行官僚主义、家长制的领导方法，忽视中山大学不同于法国勤工俭学的特点，照搬旅欧支部工作的经验，认为同学们到中山大学来的主要任务不是读书，不是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而是来改造思想，触及灵魂的。因此，要开展“战斗生活”，党员之间要互相揭发，互相批判，生活中的点滴小事也不能放过。

旅莫支部这种轻视以至反对党员理论学习和文化学习，把支部工作局限于生活琐事，开展无原则党内斗争的错误作法，违背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制度，脱离了中山大学的实际情况，干扰了正常的学习生活，必然遭到广大党团员的反对，普遍的不满情绪在广大党团员中间持续高涨。终于在1926年春天的一次党员大会上，绝大多数党员都对旅莫支部脱离实际的工作指导方针和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激烈批评，与支部负责人任卓宣展开了辩论。积极学习俄语和理论的王明，自然对旅莫支部的错误作法表示不满。在讨论会上，王明一马当先，与任卓宣展开了辩论。能言善辩的王明“紧紧抓住大家要读书和反对开检讨会的共同心理，开始同任卓宣辩论。他讲得有条有理，富有煽动性。当年在火车上是个木头，如今成了能说会道的雄辩家。他露出了锋芒，显出了才华，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后来就选他当了学生公社的主席（就是现在的学生会主席）。”在关于旅莫支部问题的讨论会上，最后由参加会议的校长拉狄克作了长篇讲话。拉狄克在讲话中对旅莫支部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在讲话结束时，宣布解散旅莫支部。

旅莫支部的作法失去了大多数党团员的支持，存在了半年左右就被解散了。王明却在这场辩论中初露锋芒，也引起了米夫的重视。在1926年9月初举行的“学生公社”改选大会上，王明一跃成为中山大学学生组织“学生公社”的主席，1927年回国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马骏，当选为“学生公社”的秘书。中山大学的“学生公社”相当于今天的校学生会，是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组织。在中山大学第一期的三百多名学生中，有俞秀松、马骏这样的中共早期党员；也有张闻天、沈泽民等在国内时就有一定名望的学者；还有邓小平、傅钟这些曾到欧洲勤工俭学的学生。王明能够在入学一年后就成为“学生公社”主席，也确实表明他得到了米夫的重视和有一定的才能。

如果说王明在反对旅莫支部的错误中只是初露锋芒，那么，担任“学生公社”主席，则为王明的崛起提供了可能。虽然这个群众组织的首领并不是党内职务，但它却为王明扩大在校内的影响，特别是与校方的接近提供了优越条件。

当不久后王明成了米夫的翻译时，这位当时在国内还默默无闻的党员，便开始踏上了进军中共最高领导权力的征程。

《王明传》 米夫的翻译

1927年1月，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以联共布宣传家代表团团长身份来华，代表团成员有库秋莫夫、卡列尼扬、搿更、拉斯诺夫以及米夫的妻子，随团翻译是潘家辰、刘少文、严家骏和王明。其中王明的主要任务是为米夫做翻译。

王明跟随米夫和代表团先乘火车到达海参崴，然后又由海参崴乘船，于3月到达广州。

在即将到达广东时，王明在船上作七律一首，表达回到祖国的心情：

革命心雄藐险危，海洋绕道一船飞。

不因风浪迷趋向，又有磁针辨旨归。

封帝勾连狼狈恶，中苏联合海山摧。

烟波浩渺无涯际，遥见广东笼翠微。

当时，北伐战争已爆发，国民革命军已经占领了武汉三镇，全国工农运动迅猛发展，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风暴正处于巅峰。这一切使离开祖国一年多的王明感到兴奋。不过，王明已不是一年前那个哭着吵着要求去苏留学的青年了，已经是“克劳白夫”——苏联共产党一方代表团团长的翻译了。

王明到达广州后，遇到了“三农”时的老同学王逸常。王逸常由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时任国民革命军20师政治部秘书。王明问：“你以前想学军事，现在达到目的了吧！”王逸常也很知趣地回答：“你以前想搞革命，现在也达到目的了吧！”（当时称留苏学习为搞革命）[1]

王明去苏留学的目的达到了，而且成了中山大学的骨干分子。但在王明的

[1]　《访问王逸常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80年11月17日。

理想中，去苏留学只是手段，在政治上的更大成功才是奋斗的目的。现在的成就才仅仅是开端。

王明陪同米夫和代表团到达广州时，国民政府已迁都武汉。他们一行先来到上海，后又转到了武汉。

到武汉后，王明跟着米夫工作和活动了较长一段时间。米夫夫妇住在一位德国人罗德太太在汉口开的一家公寓里。米夫在武汉的主要任务：一是帮助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二是筹办中共中央党校。王明既当翻译又帮助工作。

1927年三四月间，老同学桂尊秋曾在武汉市国民党党部门口巧遇王明，他们多年不见畅谈了一番。

1927年4月12日，风云突变，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在武昌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没有解决当时面临的迫切问题，仍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

王明随同米夫参加了党的五大，这也是王明第一次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加党的代表大会。五大闭幕后，王明又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了两个月的秘书长。

据宋侃夫回忆说：

“我和王明在一起工作过，时间大约是1927年上半年，即6月份前后。我和王明都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王明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我是宣传部干事。王明是跟米夫从苏联回来的，实际上他在给米夫当翻译。当时宣传部部长由蔡和森兼任，没有副部长。宣传部当时在汉口和春马路，后来搬到中山大街，在友谊街附近。王明这时活动多，到处讲话，做报告。”[1]

同时，王明还兼任《向导》的编辑（主编是瞿秋白）。

据王明自己说，1927年6月16日，他和米夫曾同陈独秀在武汉中共中央驻地进行过一次谈话，“当时的话题是，为什么不让共产党员当县长”，而在这次谈话中陈独秀对其“二次革命论”作了最具体、最清楚的论述。[2]

在宣传部工作期间，王明开始按照在苏联了解的共产国际有关政策对中国革命进行评论。

1927年6月8日，他以“绍禹”的笔名在《向导》第5集第197期发表了回国以来的第一篇文章：《英俄断绝国交问题》。如果把共产国际当时的政策和这篇文章论述的内容联系起来考察，就不难看出，王明在开始公开阐述他的政治见解时，就毫无保留地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奉为绝对准则。

[1]　《访问宋侃夫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费显清，1986年5月26日。[2]　《中共五十年》，第133—134页。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提出：“世界政治中一切事变都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就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1]

当时共产国际之所以把保卫苏联当做各国党的中心任务，在于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帝国主义发动的侵苏战争即将开始。1927年5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通过的《共产国际在反对战争危险中的任务（提纲）》中提出：

“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正在酝酿成熟。世界各地都是剑拔弩张，大有—触即发之势。”[2]

作出这种判断的因素之一，就是英国保守党政府宣布与苏联断绝外交和商务关系。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特殊环境，使王明对于苏联的政策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有着比国内工作的同志更为详细的了解。他在《英俄断绝国交问题》一文中提出：

“全世界黑暗势力的首领——英国资产阶级正式宣布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断绝商业和外交关系，这一问题值得全世界人们的注意——尤其是值得革命的中国民众注意；因为它直接关联着世界革命的命运。”文章还认为，英俄绝交必然带来世界大战的危险，这是“武装进攻苏联第一个信号”。

虽然王明此时的论述与他后来反复阐述的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时的认识相比还不够“深刻”，但在中国大革命尚未失败，土地革命战争还未兴起时就能如此地论述保卫苏联的意义，在当时还是很“出色”的。

1927年6月15日，王明以“绍禹”的名字，在《向导》第5集第198期发表了《中国革命前途与革命领导权问题》。此文认为，蒋介石集团的叛变说明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南京国民党右派政府和武汉国民党左派政府，从它们的政府成分、一切政纲和一切行动看来，显然是两个不同阶级性的东西”，武汉政府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政权。王明的这种观点也正是当时共产国际对于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的基本认识。时隔一个月后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证明了这种认识的幼稚和危害。

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前，王明随同米夫和代表团由武汉返回苏联，于8月初到达莫斯科。

[1]　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第59页，三联书店1956

年版。

[2]　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第419页，三联书店1956

年版。

《王明传》 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1)

1925年至1927年，中国的大革命曾在共产国际指导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得到迅猛发展。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军国民党内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了革命，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由于陈独秀右倾错误主张在中国共产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结果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

王明同米夫及其代表团，正是在大革命失败前夕离开中国，返回苏联的。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不去认真总结指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而是把罪责全都推到陈独秀身上，认为大革命失败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理论水平低，领导能力不强，又不能坚决服从共产国际指挥的结果。因此，他们认为，迫切需要培养出一批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忠于共产国际路线，完全听从共产国际指挥的“真正布尔什维克”。

其实，他们所要求的这种人，并不是真正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人，也不是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人，只能是背诵马克思主义词句，硬搬俄国模式，俯首听命共产国际指挥的教条主义者。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之所以重视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是因为它是一所为中国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学校。而且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它实际上成了一所“高级党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力图通过这所“高级党校”，培养出一批服从共产国际指挥的“真正布尔什维克”，来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这个任务是由担任了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来承担的。

而米夫能够升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明也尽了一臂之力。

1927年夏，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被解除了校长职务，由教务长阿古尔接替拉狄克任代理校长。

当时中山大学支部局书记是谢德尼可夫。阿古尔和谢德尼可夫之间由于在学校工作等问题上各执己见，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严重分歧，又各有一批支持者，从而形成了以阿古尔为首的“教务派”和以谢德尼可夫为首的“党务派”，两派经常发生争论。

中山大学第一期学生中，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在学生中素有声望，学习成绩也很优异，曾经参加了教务处的一些工作；而第一期学生中的张闻天、沈泽民等在同学中也较有影响，他们曾经参加了支部局的一些工作。所以，一些中国学生也被卷入了这场“党务派”和“教务派”之争。

“党务派”和“教务派”在1927年6月底的学期总结会议上，就教务和党务工作等问题相互指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一连开了七天，争论双方也互不妥协。放暑假后，学生们都去莫斯科近郊的塔拉索夫卡休养地休假，卷入“党务派”和“教务派”之争的学生们仍然争论不休。

恰在此时，米夫和王明回到了中山大学。了解到“党务派”和“教务派”难解难分的争论，王明认识到这是控制中山大学权力的天赐良机。于是，王明向米夫献上了一箭双雕的妙计：首先应把没有卷入两派之争的“第三势力”争取过来作为自己的力量，然后联合“党务派”反对“教务派”，这样既可以掌握“党务派”，又可以打垮“教务派”，从而全面夺取中山大学的权力。

米夫采纳了王明的建议并取得了成功，搞垮了阿古尔为首的教务派。米夫由此正式升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明也因“献计有功”，“成了米夫言听计从的座上客，在米夫的家里也挂起了王明的相片来”。[1]

杨尚昆也回忆说：“王明随米夫回校后，在群众面前夸夸其谈。周达文、俞秀松等瞧不起他，认为王明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经验，就是乱吹。王明向米夫献策：掌握‘第三势力’，联合支部局派，打击教务派。结果，支部局派取得胜利，米夫升为中山大学校长，不久，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从此，王明成为米夫的心腹，他拉住张闻天、沈泽民等一起，受到共产国际的赏识。博古和我是同班同学，当时还没有机会和他们接近，算不上核心人物。”[2]

王明协助米夫控制了中山大学的权力，使中山大学里的斗争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从1927年下半年起，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逐步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宗派。他们在米夫的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中山大学的纷争，从此也主要转入了广大党团员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斗争。

1927年9月，中山大学首期学生毕业。伍修权和朱瑞等一批同学毕业后分别进入了莫斯科步兵学校和莫斯科克拉尔炮兵军官学校学习；俞秀松、周达文等一部分同学于11月进入列宁学院学习；王明、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等一部分同学留校任教和做翻译工作，并参加了学校支部局的一些工作。

《王明传》 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2)

中山大学党支部局相当于学校的党委，领导全校的党团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大部分国民党学生都返回了国内，留在学校的一部分也加入中共党团或联共党团，所以，中山大学后期的学生几乎都是党团员，从而使中山大学党支部局在学生中有重大影响。当时支部局书记由俄国人担任，但支部局的许多委员由中国同志担任。由于中共党员入中山大学后都转为联共候补党员，必须有两年的候补期才能转为联共正式党员，所以按照正常手续转为联共正式党员的只能是那些有两年候补期、毕业后留校任教和做翻译工作的同志。也只有这些同志能够以联共正式党员的身份参加支部局的领导工作。

关于王明在支部局的任职情况，党史学界一种说法是他担任了“支部局宣传干事”。[1]

原中山大学学生的回忆则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他“在校总支委员会中做组织工作”，[2]有的说他是“党支部局成员”。[3]

大多数的回忆材料则没有讲王明在支部局里担任的职务，只公认王明是米夫的秘书，控制着支部局的工作。

为搞清此事，我们特意向一些当事人请教。陈修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一文中曾说：“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一跃而为‘中大’的秘书，实际上成了‘中大’‘无冠之王’，支配全校同学的命运。”我们在访问她时她又肯定地说：“王明实际上不担任支部局的工作，他到共产国际去当翻译，相当于米夫的秘书，倚仗米夫的势力发号施令。”原中山大学学生张崇文和李一凡在回信答复我们提出的问题时也写道：“王明从未在支部局里担任过任何职务”。

从中山大学当时情况来看，由于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不久又担任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成为中山大学权力的绝对支配者。给米夫作翻译的王明，在中山大学也自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王明要跟随米夫处理中山大学的事务和参与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所以在支部局中不担任具体职务是可信的。但是，由于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要通过米夫培养一批“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来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而“天才”的王明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得到了米夫的赏识和信任。因此，王明以米夫翻译的身份参加支部局的工作，并且在实际上控制了支部局的权力也是必然的。

王明实际上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的领导权力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扩大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影响，扫除搞宗派活动的障碍，在米夫的支持下，开始罗织罪名，制造了“江浙同乡会”等一系列事件，并在中共“六大”以后，逐渐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为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力实际上进行了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

[1]　盖军、于吉楠：《陈绍禹是怎样上台的？》《党史研究》1981年2

期；刘建皋：《王明其人》，《闽西文丛》1983年第1期。

[2]　《吴亮平谈俞秀松和王明、康生斗争的情况》，《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

辑。

[3]　张仲实：《二十年代赴莫斯科留学的回忆》，《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0

期。

由于王明以“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自居，有米夫的直接指挥及共产国际、联共中央的信任，俨然成为中山大学“正确路线的代表”，骗取了一些中国同志的信任，使一部分同志也参与了王明教条宗派的一些活动。这时期，盛岳、李竹声、王云程、孙际明（孙济民）、汪盛荻（此五人后来都投靠了国民党）等投机分子也陆续参加了支部局的工作。他们借助王明势力来捞取个人资本，紧紧跟随王明大搞宗派活动，也成为王明教条宗派的骨干。至此，王明教条宗派在中山大学逐步形成。

曾经参加过王明教条宗派活动的袁孟超（袁家镛），叙述了王明教条宗派的一次派别活动：

“我参加过王明宗派活动的一次人事调整。有一次，在李竹声家里开会，我作为年级支部书记参加了会。会是王明召集的。会上说中大经过风波之后，要配合米夫，在领导层中把中国同志结合进去。决定李竹声任中大教务处处长，派王宝礼作中大总务处副处长。……中大调整班子时王明在这个秘密会上推荐了两个人，从这点看，王明有小宗派。”[1]

毛齐华则指出了王明教条宗派的一些特点：

“王明等人的宗派小集团取得联共和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在学校里起了很坏的作用。他们这些人，对马列主义的书本是啃得多一些，一讲起话来就引经据典，张口就是马克思、列宁在哪月哪本书第几页上怎么说的，不用翻书，滔滔不绝，出口成章。仗着能说会道搬教条，骗取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然后又利用第三国际的威望来压制、打击不同意见的人。特别是王明，作风很不正派，善于在领导面前?吹拍拍，因而取得第三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完全信任。因为他得到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他又以此为资本，去骗得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等人对他的信任，以为他就是‘国际路线’的代表，跟着他没有错。到后来就形成这样的局势：第三国际的领导就是看人不看事，盲目地表示信任和支持，认为他们就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2]

应当指出，王明教条宗派，是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由米夫扶植起来的。王明教条宗派的一系列活动，都是在米夫的支持下进行的。王明教条宗派打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时，米夫不但背后策划，而且公开站在王明教条宗派一边。因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形成的王明教条宗派，实际上是米夫、王明教条宗派。

[1]　《袁孟超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前后的一些情况》（记录稿），记录整理者：戴茂林，1986年1

月4日[2]　毛齐华：《我所知道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内部斗争的情况》（未刊稿），1982

年6月。

王明于1929年3月回国以后，米夫也于1929年夏辞去了中山大学校长职务。但这个教条宗派的主要成员仍然与米夫和王明保持密切联系，而且继续进行了一些宗派活动。杨尚昆同志就认为：“王明走后，张闻天和博古也不在支部局了，但是这条线还在，张闻天和博古同米夫主持的东方部有直接联系。延安整风时，博古说：我虽然不在支部局，但不在其位，必谋其政，主要是通过写文章，当翻译。张闻天主要是在思想理论方面支持米夫和瞿秋白等论战。”[1]

因此，在王明离开中山大学以后仍把中山大学内的教条宗派称为“王明教条宗派”，是必要和恰当的。

《王明传》 “江浙同乡会”事件(1)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期间，以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主义政策而留下了深刻教训。他们用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矛盾，任人唯亲，以我画线，对不同意见者一律排斥，无情打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组织上的这种宗派主义政策，在中山大学期间就有着一系列的表现。“江浙同乡会”事件，就是一例。

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以后，虽然取得了米夫的绝对信任，但在广大同学中间仍很孤立。“多数同志称陈绍禹等是‘米夫的走狗，只知当翻译，拿高薪’，籍着米夫的势力，专门做小报告，打击同学”。[2]

一直受到王明等人排挤的俞秀松、董亦湘等人于1927年11月进入列宁学院以后，仍然时常来中山大学，而且深得广大同学的拥护。他们反对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在学生中有较大影响，成为王明等人进行宗派活动的障碍。因此，为了进一步打击异己，巩固在中山大学的权势，扩大在党内的影响，1927

年秋，王明等人制造了“江浙同乡会”事件。

“江浙同乡会”当时被说成是“反党小组织”，

“江浙同乡会事件”被认为是“反革命事件”。这一事件是怎样出现的呢？还是先看看原中山大学学生的回忆。杨放之叙述了“江浙同乡会”出现的背景：

“中大反对教务派的斗争中，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这些资格比较老的同志，是参加中山大学教务处帮助工作的。当时，俞秀松等虽是学生，但他们是比较有经验的老党员，苏共人员创办中山大学，也要依靠中国同志，吸收中国学生帮助俞秀松工作。俞秀松等在教务处工作中，帮助制定教学方针，实施教学方案，购置中文图书等等，得到教务处主任阿古尔的信任。但阿古尔与中大副校长米夫有矛盾，米夫极力排斥阿古尔，这就势必形成王明与俞秀松同志的对立。王明也看不起这些老一辈的同志。王明的俄语学得快，深得副校长米夫的欣赏。为了打击教务派，王明等人捏造罪名，于是出现了‘江浙同乡会’。”[1]

被打成“江浙同乡会”骨干分子的孙冶方，详细叙述了“江浙同乡会”的由来：

“在我们同期毕业的同学中，除了回国工作的以外，大部分升到别的学校学习，极少数的人留校工作，我和云泽（乌兰夫）同志以及一个后来成为托派分子的秦树功被派到东方大学当翻译。继续学习的学生只发给津贴，有些到军校学习的，按红军士兵待遇，津贴特别少。我们做翻译工作的拿工资，有近百卢布，生活较好。因此在暑假开学前，有几个去初级军校的同学提出，在星期天敲我的竹杠，叫我买肉买菜做中国饭吃。这天，除约好的几位军校的同学外，董亦湘也来了，军事学院的陈启礼、左权同志也来了，挤了一屋子的人，把同房间的乌兰夫同志都挤了出去。正当我们热热闹闹地做饭时，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任王长熙从窗外经过，听到里面说话的都是江浙人，因此回校后同别人讲起，某些人聚集在某人房间呱啦呱啦讲的很热闹，像开‘江浙同乡会’似的（其实，其中陈启礼、左权两同志是湖南人）。这话传到中大支部局中国同志那里，便添油加醋，说成是董亦湘等在我房里成立了‘江浙同乡会’。”[2]

把流言“添油加醋”当成证据，这是古今中外搞诬陷的惯用伎俩。盛岳这个王明教条宗派的“干将”对此并不忌讳：

[1]　《杨放之谈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些情况》，《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2]　《中共党史资料》第一辑，第229页。

“教务派被打败了，阿古尔受到了撤职离校的纪律处分。然而俞秀松、董亦湘等形成这一派系的中国学生核心人物还在中山大学。……流言说，他俩组织了一个江浙同乡会。这个说得煞有介事的同乡会，为陈绍禹及其战友提供了用来反对俞秀松、董亦湘及其追随者的有力武器。因为组织这种团体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而无论如何这种据说是有的组织可以被扣上封建性团体的帽子，因而陈绍禹等人要求对它进行彻底调查。而我当时并不相信他曾正式存在过。不过，在权力斗争中，夸大其词的方法可谓屡见不鲜。”[1]

“江浙同乡会”被炮制出笼后，应王明等人的要求，中大支部局开始调查“江浙同乡会”事件，而且请来苏联格伯乌（K·P·U）人员参加调查工作。他们轻信王明等人的汇报，并不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在第一次调查后就认定，“江浙同乡会”在中国学生中确实存在，并决定要严加惩办。

王明等人制造了“江浙同乡会”事件后，虽然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但他们并不满足，还要借此事件提高他们在中国党内的地位。于是，他们又找到当时在苏联参加中共六大筹备工作的向忠发汇报说，有人在中山大学组织了“反革命”的“江浙同乡会”，应当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注意。

《王明传》 “江浙同乡会”事件(2)

听了王明等人的汇报后，向忠发不作调查，就来到中山大学就所谓的“江浙同乡会”发表了讲话。

向忠发认为：“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他们的组织在党内秘密，有中央的组织，亦有各地支部的组织”，“他们与蒋介石有勾结，受蒋介石的经济帮助，还听说与日本领事馆有勾结”，“他们以后的出路不外：1.公开的反革命，投向蒋介石来屠杀工农；2.

走到小资产阶级反动政党（如第三党）里去，反对C．P；3.留在党内捣乱破坏。”因此，必须“消灭其组织”，“对组织中领袖和中心人物予以严厉的制裁”，对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2]

向忠发来中山大学讲话后，不但引起了学生中的极大混乱，人人自危，也使学校的处理手段更加严厉。在有格伯乌参加的第二次会议上，决定开除12名中国学生的党籍、团籍，并有四人被逮捕，一批学生遭到株连。

王明等人制造“江浙同乡会”事件，是在米夫的支持下进行的。米夫和王明一方面要利用“江浙同乡会”事件，打击中山大学内的反对派，巩固王明教条宗派在中山大学的地位；另一方面要通过“江浙同乡会”事件，扩大王明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影响。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一直参加了大会的组织工作。由于“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文件的起草、翻译及服务工作需要一批人员，所以决定从中山大学抽调一部分人参加大会工作，这为米夫扩大王明在中国党内的影响创造了条件。在米夫的安排下，王明担任了“六大”秘书处翻译科主任。

参加中共六大是王明第二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虽然他这次也不是大会正式代表，仍以工作人员参加大会的工作，但王明利用大会第二天（6月19日）通过的“中央指定的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参加大会的学生全部给以发言权”的机会，开始在会上进行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夸夸其谈。

可是，王明的表演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相反引起了广大代表的抵制和反感。在6月23日大会主席团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上，主席团讨论后决定：“鉴于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被指定参加大会的学生发言不切实际，主席团经过讨论决定：仍允许他们发言，但须告诉他们不要只重复理论，分配他们去各省代表团工作。”6月26

日的主席团会议又作出决定：“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学生发言有时间就讲，没有时间就不再发言。”给洋洋自得的王明等人泼了一瓢冷水。

不过，有米夫这个靠山，王明就敢于表演。王明又抓住所谓的“江浙同乡会”在“六大”做起文章。

据参加中共六大的张国焘回忆：“中共六次大会开会的时候，向忠发、陈绍禹等，逢人便说：‘中山大学，问题大得很，里面有一个国民党的江浙同乡会的小组织，参加的达一百五十多人’。”[1]

周恩来也指出：米夫在中共六大期间，“对向忠发极力地捧，利用他放炮，要他反‘江浙同乡会’等。在‘六大’会后，有的代表没有走，还召集了几个报告会，王明还报告了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2]

王明把反“江浙同乡会”作为自己的功绩到处宣扬，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中山大学的广大同学对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行径义愤填膺，纷纷向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中央反映申述，要求澄清事情真相。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在1928年7月11日中共六大闭幕后，在19日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由参加会议的布哈林提议设立的。之后，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张国焘和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驻农民国际代表邓中夏、余茂怀（余飞）、王若飞等五人，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是瞿秋白。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组成后，负责协调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领导，也参与对中山大学的管理。接到中山大学同学的申述之后，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广泛听取了同学们的意见，又派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前往中山大学调查真相。

可是，米夫、王明控制的支部局竟然不与合作，邓中夏和余飞与他们发生了争执。中共代表团又经共产国际秘书长柏金斯的同意，前往苏联格伯乌机关去查阅有关“江浙同乡会”的材料。但是，格伯乌机关只让中共代表团看了一次材料，便又以被开除的中国学生陈启礼、左权、尤赤、胡士杰、郭景惇等不服上诉为理由，拒绝中共代表团再次前往查阅材料，使中共代表团的调查工作无法深入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代表团于1928年8月15日写信给联共中央政治局，表示了中共代表团对苏联当局处理“江浙同乡会”的不同意见。同时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在一些江浙籍同学中，对某些问题意见一致，并不能说就是有组织的派别活动。

在广大同学的愤怒反对和中共代表团据理斗争之下，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组成了三方联合审查委员会来审理“江浙同乡会”事件，并于1928

年秋，作出了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结论。

后来在延安整风时，博古曾把这场因“江浙同乡会”引起的调查和抵制调查的斗争，称为王明宗派“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1]

“江浙同乡会”事件从出笼到利用向忠发以及米夫、王明亲自散播，又依靠苏联格伯乌的参与和镇压，使这场事件远远超出了中山大学内部中国学生的纠纷范围，不但在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列宁学院以及军事院校学习的一些中国学生被卷入了这场风波，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内也造成了不良影响，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也参与了这一事件的处理。虽然最后的审理作出了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结论，但是，“江浙同乡会”事件不仅影响了中国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破坏了同学之间的团结，使一部分同学因此遭受打击和迫害，而且在以后仍然产生着消极的影响。

俞秀松后来被打成“托派”的证据之一，就是他“组织‘江浙同乡会’”；在三方联合审查委员会已经作出了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结论之后，王明教条宗派在反对“第二条路线联盟”斗争中，仍然给一些反对他们宗派活动的同学扣上“江浙同乡会”残余的帽子；甚至一些苏联的历史学家在今天，仍然认为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存在着按省籍关系结合而成的不同派别”。[1]

实际上，被诬为“江浙同乡会”主要成员的周达文是贵州人，陈启礼、左权是湖南人，而张闻天、沈泽民和博古等虽然是江浙人，却和“同乡会”的人观点不同。可见，并不是什么“按省籍关系结合而成的”派别。

王明对于自己策划了“江浙同乡会”事件并不隐瞒。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他承认自己“积极反对托陈分子组织的所谓‘江浙同乡会’，并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按照大会主席的决议作了《关于江浙同乡会的问题》的报告。”

《王明传》 “第二条路线联盟”(1)

王明教条宗派虽然有米夫为其撑腰，又得到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但在中山大学广大学生中间仍很孤立。在会议上、墙报中、饭堂里，同学们激烈批评米夫、王明的派别活动，王明等人也制造出一顶顶的帽子扣在广大同学身上。

他们认为，中山大学存在着“江浙同乡会”、“江浙同乡会残余”、“工人反对派”、“先锋主义派”、“托洛茨基派”等各种各样的“反动派别”。这些“反动派别”在中共代表团的支持下，联合起来反对以支部局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形成了反动的“第二条路线联盟”，必须对“第二条路线联盟”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从而使中山大学里的一批党团员遭受打击迫害，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主要成员也横遭诬陷。广大党团员为了维护党的独立自主，同王明教条宗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一）“工人反对派”

中国大革命运动失败以后，由于中山大学的第一期学生已经毕业，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国民党学生也纷纷离校回国，在校学生急剧减少。虽然环境险恶，按照原定计划招收的第三期学生还必须照常入学。

这时中山大学的办学宗旨已经发生了转变，强调招生时产业工人不得少于一半，而且中共中央为了在“白色恐怖”下保存革命力量，也有计划地把一批大革命时期的工人骨干送往中山大学学习。所以，第三期学生中有很大一批是出身于工人的同志。例如。后来被王明教条宗派称为“工人反对派”代表的李剑如，是上海三次工人起义的骨干；余笃三是武汉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吴福海也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法国的一批华工也在这个时期进入了中山大学学习。

这批工人出身的学生进入中山大学学习，使中山大学内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斗争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他们有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对王明教条宗派自以为是、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夸夸其谈最为反感，所以他们逐渐成了中山大学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公开代表。他们“经常到大会上发言，公开批判支部局的错误行为。而且他们因为是工人出身，成分好，米夫一派不敢过分打击他们，所以胆子特别大，拥护他们的人很多。”[1]

这批工人出身的学生进入中山大学，确实给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成为他们宗派活动的一个障碍。因为共产国际此时特别强调产业工人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就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推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中，共产国际都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化的意义。因此，如何对待这批工人出身的学生，王明等人也颇费脑筋。

“他们披着天衣无缝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外衣，就足以使党支部局和学校当局陷于极大的窘境。”[2]

王明教条宗派在这批工人出身的同学进入中山大学之初，也力图把他们拉过来控制为自己的势力。可是，由于学校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引起了广大同学的普遍不满，王明教条宗派依仗米夫的撑腰，利用中山大学支部局的权力发号施令、颐指气使的行为也引起了这些同学的反感。“王明经常以‘领导人’自居来参加‘中大’的大会、师生员工大会等，发表长篇大论，手捧经典著作，言必称马列主义，引经据典，以未来的‘中国列宁’的姿态出现在‘中大’同学的眼前，使人厌恶。”[3]特别是王明教条宗派对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轻蔑态度，更使这些工人出身的学生不满。他们对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瞿秋白、邓中夏等代表团成员有着特殊的敬重和爱戴，经常向瞿秋白等代表团成员反映情况和请教问题，对于王明教条宗派的派别活动也逐渐了解。

被称为“工人反对派”骨干之一的吴福海回忆说：

“我们提出要反对校方的官僚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校长米夫的领导。那时，

[1]　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革命回忆录》增刊（一），人民出版社1983

年10月版。

[2]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35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年版。

[3]　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

墙报上出现过一幅漫画，把米夫画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手中夹着一个大皮包，神气活现的样子。有些文章还揭露了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支部局的一些人明确表示拥护米夫，不同意反对校方官僚主义的提法，但是他们的人数较少，我们多数人则主张反官僚主义……也有少数同学赞成支部局的观点。”“由于两派的对立和斗争，有的同学到中共代表团去反映情况。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张国焘为此到劳动大学讲过话，他们表示支持多数派的意见，要求大家听中共代表团的话，反对无原则的斗争等等。我们还找过当时在莫斯科的邓中夏，他是工人运动的领袖，和我们工人学生比较接近，他对我们比较支持。但是，支部局王明等人，以米夫为靠山，根本不把中共代表团放在眼里，对代表团的意见不加理睬。我们一些工人学生看到王明等人对待中共代表团的轻蔑态度非常反感。”[1]

虽然这批工人出身的学生不为王明教条宗派的拉拢所动，而且公开抵制他们的宗派活动，但一些法国华工出身的同学，由于对国内的情况不了解，认为王明等人是支部局党的代表，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所以轻信了王明等人的指使，充当了王明教条宗派的帮手。“他们在开会时充当啦啦队，或者打手，上台去揪斗发言者，或者在台下鼓噪”，[2]起了不好的作用。

《王明传》 “第二条路线联盟”(2)

由于来自国内的这批工人出身的学生成为王明教条宗派的新障碍，也自然成为他们打击的新目标，而且要通过打击这批工人出身的学生来打击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是，他们先给这些工人出身的学生扣上“工人反对派”的帽子，说他们搞分裂党的“派别活动”，“破坏学校的教学秩序”；进而又指责中共代表团是“工人反对派”以及“第二条路线联盟”的后台。并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在代表团的负责人瞿秋白身上，给瞿秋白扣上了“调和路线”、“布哈林分子”、“右倾机会主义”等帽子，进行诽谤和攻击。

“我们经常听王明、博古等人在背后说他（指瞿秋白）也是‘调和路线’。”[3]

“王明一伙最恨的是瞿秋白同志，因为他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威信较高，不用说是他们夺权的主要对象，必欲打倒之而后快。‘中大’内部经常有人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代表团同志，对瞿秋白与邓中夏同志，甚至在墙报上公开画漫画丑化他们的形象，进行人身攻击。”[4]

“王明等人在劳动大学搞宗派活动，他们所攻击的主要对象是瞿秋白。瞿秋白在党的‘六大’以后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他常到劳动大学来了解情况，同大家交谈。他支持同学们的合理意见，对王明等人的错误言行进行了批评斗争。王明等人因此对瞿秋白恨之切骨。大约在1929年，苏共开展清党运动，清除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王明等人趁此机会，对瞿秋白造谣中伤，恶毒攻击。他们诬蔑瞿秋白是什么‘布哈林分子’、‘右倾机会主义’，是‘反对中共中央’的，并造谣瞿秋白参加了劳动大学里一个叫做江浙同乡会的党内小组织派别（事实上，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早在1928年已澄清），如此等等。”[1]

瞿秋白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他主持召开了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为实现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当然，瞿秋白在担任党的主要领导工作期间也曾犯有“左”倾错误，但他一旦发现错了就勇于承认错误。在党的“六大”作的政治报告中，他公开进行了自我批评，并深刻论述了“左”

倾盲动主义的危害。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之后，他抱着病体，为中国革命事业而辛勤工作。随着王明教条宗派为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力抓紧进行宗派活动，瞿秋白为了维护中国党的独立自主和团结统一，与他们进行了公开的斗争。他批评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支持广大同学反对宗派活动的斗争，但又告诫同学们要以党的利益为重，不搞无原则的斗争。对于米夫支持王明教条宗派夺取中国共产党权力的行为他极为反感。1928年9月，他曾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提出撤换米夫中山大学校长职务的建议。虽然当时米夫被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称为中国问题的“专家”，身兼中山大学校长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官居显位，但瞿秋白以中国革命事业为重，与米夫、王明教条宗派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使更多的同志免遭其害。

瞿秋白对王明等人企图夺取中国共产党权力的野心也深为忧虑。有一次他曾对人说：“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里，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一切要从大局出发，小我服从大我，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千万不要闹起派系。闹起派别成见来，必然意气用事，混淆是非，后果不堪设想，小则敌我不分，认友为敌，认敌为友，破坏团结。大则流血，人头落地，要流很多血，死很多人啊！”[1]

可是王明等人不但在当时不听劝阻，置党的利益于不顾，大搞派别活动，而且在夺取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力之后，进一步坚持“左”倾错误，大搞派别斗争，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遭受了惨痛的损失，留下了血的教训。

王明教条宗派在米夫支持下制造的“工人反对派”事件，虽然遭到了中山大学广大党团员和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反对，但却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1930年春，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作出了《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决议案》。决议案认为：

“中共代表团须担负李剑如、余笃三派别行动的部分责任。”“这一派在‘中大’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的活动。其中少数（张国焘）不是在当初而是在后来，才对中大派别的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立异，甚至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在共产国际机关的面前采取相当的步骤，来阻止代表团多数解体的行动。”“共产国际执委政治委员会有鉴于此，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的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商定新的成分。”

这个错误的决议虽然宣告了米夫、王明教条宗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这场斗争中成为“胜利者”，瞿秋白由此被解除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的职务。但从这个决议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瞿秋白等中共代表团的多数同志，坚持中国党独立自主原则，与米夫、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张国焘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最后倒向了米夫、王明教条宗派一边。

[1]　庄东晓：《记忆中的瞿秋白》，《广东文史资料》第29辑。

《王明传》 “第二条路线联盟”(3)

（二）“先锋主义派”

“先锋主义派”，是王明等人为了打击中山大学团组织中的一部分对支部局工作表示不满的人所捡起的又一顶帽子。

“先锋主义”，本来是团的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一种错误倾向。“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当青年团觉得自己是工人阶级里唯一革命的组织，是工人阶级的先锋，这便叫作‘先锋主义’。”[1]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1927年时曾经发起过反对“先锋主义”的斗争。1927年11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提出要反对“先锋主义”，指出，先锋主义“没有认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只是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一部分，共产青年团只是青年无产阶级的先锋组织，共产党才是无产阶级的唯一先锋。”

中山大学内出现的“先锋主义派”，并非如上所言，而是王明等人给反对者扣上的一顶帽子。这顶帽子的具体制造者盛岳，回忆起自己的“功绩”时总是沾沾自喜：

“反第二条路线斗争刚一开始，中大有许多共青团员就表示支持第二条路线。中大共青团支部办公室的某些负责人，甚至公开鼓吹同党支部办公室对着干。在这些共青团领导人中，数西门宗华调子最高，但高承烈、林其涛等人都毫不掩饰。他们使用和第二条路线其他追随者使用的同样中伤语言来批评支部局。”“在1928年举行的党员大会上，我作了主要的发言，批判了西门—高小集团。我把他的路线定性为‘先锋主义’。因为他坚持要党支部局改变路线，公开无视党的领导，在那以后，他们就以‘先锋主义者’闻名，而且变成第二条路线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2]

被称为“先锋主义派”主要代表人物的西门宗华，叙述了被打成“先锋主义”的经过：

“先锋主义，发源于当年共青团中有过与党对立、不听党指挥的一种错误行为。我当时被王明指控为‘先锋主义’的代表人物。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于1927年担任中山大学团的宣传部长。团的工作是根据党的中心工作而自己安排活动日程的。有一次，我召开团的宣传会议，决定请外面的苏联人来校演讲，演讲之后搞娱乐活动。当时报告人已请好，娱乐活动也准备好了。这时王明突然来通知，说有党的活动，叫我们改变计划。按理，团的活动应该服从党的决定的，

[1]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3）第563、529页，青年团中央办公厅1957

年编。

[2]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34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年版。

但是由于我当时年轻气盛，心想我们一切工作都作好了为什么要改变呢？我们团的总书记是苏联人，名叫华根，这个人很老实率直。我就对他说，你去开党的会议的时候，讲王明破坏我们团的活动。我是一句气语，哪知道华根真的在会议上率直地讲了，这一下恼了王明，说我不遵守党的决定，是先锋主义。……这样我就被王明以‘先锋主义’这个罪名之一开除团籍。”[1]

一些原中山大学学生，在回忆中也认为所谓的“先锋主义派”，只是团支部一些人对王明及支部局的工作表示不满，当时在学校内影响并不大。但是，宗派主义者是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的。“为了削弱这个第二条路线联盟，学校当局根据党支部局的建议，从1928年10月开始，把最调皮捣蛋的第二条路线同盟成员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高承烈和林其涛等人都被送到了西伯利亚。其他人如西门宗华则在第二年被送回中国”。[2]

王明教条宗派认为参加了“第二条路线联盟”的人，在后来的“清党”中几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但实际上，中山大学并不存在什么“第二条路线联盟”。王明教条宗派的一系列宗派活动确实遭到了广大党员的反对，但这并不是与“支部局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相对立的“第二条路线”，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维护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反对分裂党的正确行动。

王明等人“制造工人反对派”等事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和肯定，这是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犯的错误之一，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王明传》 宣扬城市武装暴动(1)

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瞿秋白主持下，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实际上正处于低潮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确定了党的总策略是组织全国总暴动，致使以“左”倾盲动主义为特征的第一次“左”倾错误路线开始在党内蔓延。

1927年12月，在共产国际派来的“暴动专家”纽曼的指挥下，震动世界的广州起义爆发后仅存在三天就失败了。12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广州起义向全世界发布了《告全体工人、一切被压迫者、资本主义军队的全体士兵书》。

[1]　《西门宗华回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情况》（未刊稿），1979年1月。[2]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34—235

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指出：“在广州这个革命战斗的光荣城市，工人和农民已经取得了政权。苏维埃旗帜，这面革命红旗飘扬在华南都城的上空。广州工人史无前例的英雄业绩是极其伟大而真正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行动。”[1]

正在举行的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也密切注视广州起义的发展进程，大会通过的决议专门谈到了广州起义：“中国革命尽管遭到暂时的失败，特别是广州苏维埃起义遭到镇压，但它仍然存在着，并在积蓄力量，以便重新展开全线进攻。中国革命运动必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高涨起来。”[2]

不过，中国革命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并没有“重新展开全线进攻”，革命形势也没有“重新高涨起来”，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却更加严酷。这不得不使共产国际的领袖们被广州起义的火焰烧得发热的头脑暂时冷静下来。在1928年2月9日至2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决议案》注明道：“1928年2月25日通过，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等所提出之草案。”

这个《决议案》很典型地反映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当时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认识：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但正在走向高潮。“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群众革命运动之强有力的高潮。但是，许多征兆，都指示工农革命正走向这种新的高潮”。因此，党的工作就是既要准备武装暴动，又要反对盲动主义。“党应当准备革命之新的高潮之高潮”。“必须坚决的反对工人阶级某种成分之中的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市与乡村中的发动暴动，反对玩弄暴动”。

这种“辩证法”的运用，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矛盾认识：既看到了城市武装起义没有立即胜利的可能，又绝不放弃以“城市中心论”夺取革命胜利的模式。所以，即使城市武装起义没有立即实现的可能，党的任务也还是要准备暴动。而且，“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这些危险在两湖等处曾经有过）”。仍然不是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到农村去开展土地革命。

斯大林、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这种认识自然也成为王明的观点，这反映在王明于1928年发表的两篇著作中。

进入1928年，王明不但成了中山大学的“无冠之王”，在理论上也开始崛起。1928年5月16

日，王明为《武装暴动》这本小册子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序言，表

[1]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34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349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王明在写作0

达了王明后来一贯坚持的以城市工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

“城市中心论”思想。这篇序言发表在1929年4月1日出版的

《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6期上。

王明在序言中首先说明：

“序言的内容是想向读者说明下列两点的：（一）小册子中未曾充分说明的与暴动问题有关联的问题；（二）与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暴力问题有联系的问题。”

在第一点中，王明首先讲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然后讲述了总罢工和武装暴动的关系。他说：“总罢工的爆发，

只有在工人阶级战斗情绪最高之时才有可能，所以总罢工是革命潮流高涨的具体表现；总罢工是动员工人群众到街上去的最灵活的动力，所以，总罢工是调动群众作战的动员命令；总罢工是工人阶级和平斗争的最高形式，所以总罢工是武装暴动的直接前提。总罢工能破坏敌人，恐吓敌人，沮丧敌人的意志，妨害敌人的力量，所?总罢工是武装暴动的序幕，是武装暴动胜利的保障。”

《王明传》 宣扬城市武装暴动(2)

序言的第二点讲了五个问题：1.关于武装暴动本身的问题；2.关于游击战争问题；3.论土匪；4.在军队中的工作；5.关于党员军事化、武装工农建设红军的问题。这部分是序言的重点，但表述的是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的观点。看过王明文章的读者都清楚，先引用共产国际决议或马、恩、列、斯的言论，然后再阐释这些经典是王明文章的一大特点。如果要追究中国文坛至今仍盛行的“引文风”，王明倒是可以占先。在这篇序言中，王明主要阐述了以下两个问题：

（一）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

王明是这样叙述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的：“‘党应准备应付新的广大的革命浪潮的高涨；党对这新高涨的革命浪潮必须的任务，便是组织、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这是1928

年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上特别

指明的。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因

为革命的任务，只有用武装暴动和推翻现存政权的方法才能解决’（同上决议）。”

为了实现这一主要任务，王明提出必须纠正下列三种“错误倾向”：

1．“原则上反对暴动的倾向”。“在目前状况之下，不仅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如‘民主社会党’或所谓‘中华革命党’……等）的领袖们的头脑里充满了这种倾向，也不仅一部分落后的农民和不觉悟的工人的心房里荡漾着这种思想，就是在我们共产党员的队伍中有很少数的分子也不免沾染了这种毒素。”“坚决的反对这种倾向是暴动的指导者，真正同情暴动者及每一个革命战士的基本任务！”

2．“儿戏暴动的倾向”。“一部分在农民区作指导工作的同志，迷恋着零碎的必遭失败的游击战争，而不注意把运动准备扩大到广大的范围（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这种儿戏暴动倾向的来源有两方面：一方面由于一部分同志毫无忍耐的革命情绪，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对于客观环境的估计不正确，他们以为可以继续暴动到很久的岁月。”

3．“过于重视军事行动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倾向”。

（二）游击战争要服从于城市武装暴动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决议上有一条说：“党在指导各地

农民自发的游击斗争时，应注意到：只有使这些斗争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

高潮联结的条件之下，才能使这些单独的暴动变为总暴动的出发点。此处党应明

了自身主要的任务，在准备使城市与乡村或邻近各省共同联络出动，并在一广大

范围中组织与准备这种动作。因此，便须与过于重视散漫不相联络的必致失败之

游击争斗的倾向奋斗（这种危险以见于湖北、湖南及其他等地）。”“我们应当把

这种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联贯起来。”

对于王明在序言中表述的观点已经不必再加评论。因为序言中无论正确的

观点还是错误的认识，都是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

的决议案》中已经表述的意见。读者们倒是可以从王明的论述中看出，这位“百

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确实是“百分之百的”宣传共产国际的决议，确实是把

共产国际决议作为绝对准则，这是我们这位传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行动上一贯表

现的特点。

1928年，王明理论上的兴趣似乎主要集中在武装暴动问题上。继为《武装

暴动》写了长篇序言后，11月17日下午5时，王明又完稿了一本四万多字的小

册子：《广东暴动纪实》。

这本小册子分引言、暴动前的中国和广东、暴动经过、暴动后的白色恐怖

与革命影响、结论五个部分。

在引言部分，王明开篇就用一段优美的文字极富鼓动性地对广州起义进行了赞扬：“在共产党宣言公布的七十九年后，在‘巴黎公社’斗争的五十六年末，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同声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的欢欣鼓舞中，在以老大落后著名的中国的领土内，在帝国主义、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老巢，同时又是民族革命及工农运动的策源地的广州城里，于1927年12月11日上午3时30分爆发了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为创造苏维埃政权的工农兵联合大暴动！这一暴动公开的告诉全世界人们：共产主义这个‘怪物’已经不仅是在欧洲徘徊着，他已吞噬了落后的远东大陆；夺取政权这种‘艺术’，已经不仅是巴黎工人具有决心去进行的事业，他已成为了‘文化落后’‘还不够管理国家的程度的民族’的‘伙

、计’、‘苦力’们的直接行动；苏维埃这面旗帜已经不仅飘扬在占地球六分之一的面积的旧俄领土上，他已变成了几千万中国劳苦群众解放斗争的红色目标！”

这本《纪实》，主要的篇幅用来阐述广州暴动的过程及暴动前后的情况。王明在小册子最后的“附注”中写这：“本文的材料，虽是在半个多月之内，经过好几个朋友的帮助收集来的。但还总感觉到不充分，以后得到更多的和更精确的材料时，当再行将本文修改和补充。”但今天看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小册子收集的材料还是比较多的，尽管某些材料不够确切，但仍可以看出王明对广州暴动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王明对广州暴动的基本认识，体现在小册子的最后一部分结论之中。

王明提出如下的结论：

1．广东暴动是整个中国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特别是广东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免的而且必要产物。

2．广东暴动在客观上虽然是中国革命失败过程中之退兵一时的战斗，但它是中国工农群众为保持革命胜利的必要的英勇的尝试，同时使革命深入到直接为创造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阶段。

3．广东暴动参加的社会基础虽比较不广阔，但暴发源于群众英勇斗争，群众为拥护它的胜利而争斗到最后一滴血；它毫无疑义的是群众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既不是什么“军事投机”，更不是什么“盲动”。

4．广东暴动在落后的殖民地国家中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使整个世界革命发展的过程，向前推进一步。

王明对广州暴动的四条结论，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广州暴动之后发表的决议和声明中阐明的原则是一致的。可是，王明在结论中关于广东暴动失败原

因的阐述，也是当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广州暴动失败原因的总结观点，但这些总结中都一致的没有提到起义部队占领广州后，应当果断地撤出广州，到广大的乡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因为无论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共产国际还是王明，都坚信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是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

结论中最后宣称：“广东暴动是失败了！然而，它是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第一幕：在最近将来新的革命高潮当中，中国工农一定能够体会巴黎公社广东暴动等失败的教训，和用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按照共产党宣言指示出的斗争方法——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推翻中国的一切反动力量的统治而代之以工农兵代表会议的苏维埃政权！没有1927年12月广东苏维埃革命的大演习，便不会有最近将来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总胜利！失败的广东暴动，只是最近将来胜利的全中国大暴动的预演！”“中国革命不胜利则已，胜利一定是‘中国十月’的胜利！”

结论认为“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全中国大暴动”和“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总胜利”即将实现。这些“左”倾盲动的论调，发明权还不是王明。

1928年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按照斯大林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正式提出了从1925年起就开始酝酿的“第三时期理论”，并把这个“左”倾盲动的理论写入了《共产国际纲领》之中，作为共产国际指挥世界革命的理论依据。

“第三时期”理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革命划分为三个特定的时期：第一时期从1918年至1923年，是资本主义制度陷于严重危机，无产阶级采取直接行动的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923年至1928年，是资本主义局部稳定，资本主义经济恢复，无产阶级继续斗争的时期；第三个时期从1928年开始，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日益发展，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断尖锐化，无产阶级开始进行直接革命时期。“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增长，帝国主义的内部和外部基本矛盾迅速加剧，从而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导致大规模的阶级冲突，导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的革命高潮发展，导致殖民地伟大的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时期。”[1]

“第三时期”理论虽然在当时对于动员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起来革命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这一理论的根本错误，在于夸大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及其矛盾尖锐化的程度，从而要求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向帝国主义及其各国反动统治阶级实行全面进攻。这样，共产国际在“第三时期”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条“左”倾的“进攻路线”，并要求各国党不顾本国实际情况一律贯彻执行。

[1]　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第145页，三联书店1956

年版。

在这条“进攻路线”指挥下，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政策都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在革命形势上，夸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在革命任务上，混淆不同阶段的界限；在革命道路上，提出“城市中心论”；在斗争策略上，实行

“阶级反对阶级”，打击中间力量，搞“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在组织上，大搞错误的肃反运动，大搞“反右倾”，在党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

王明是共产国际决议的坚决宣传鼓动者，而且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对于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还有发展。王明的这本小册子完稿于他回国前的三个多月。从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是“中国十月”的胜利这种语言都照搬苏联的论述中，人们可以预料，一个奉苏联模式为革命样板的中共未来领导人，已经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扶植下出现了。

《王明传》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1)

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由来

为王明作传，不能不论及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因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出自于中山大学，而王明又被认为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首领。

但搞清“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缘由又是一项艰难的课题。虽然关于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问题长期以来在党内外、国内外流传甚广，议论颇多，但多有歧义，莫衷一是。诸如，这一称呼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要称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有无必要继续使用这一称谓？这些问题不但在国内外的研究著述中众说纷纭，就是原中山大学的当事人也说法各异，需要认真地进行辨析和考证。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是如何出现的呢？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是如何出现的，原中山大学的当事人主要

有以下两种说法：第一种：“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在“十天大会”中出现的。

持此种说法的人最多。但是，这个称谓在“十天大会”中是怎样出现的，说

法又可分为四类：第一类：在表决支部局的工作报告时，只有28个人拥护，所以，这些拥护者就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7年入中山大学的陈修良回忆说：“大会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讨论支部局的路线对不对，揭发支部局的官僚主义、

学校当局的贪污问题。后来没有办法，只好付诸表决，看谁拥护支部局的报告。五百多人投反对票的是压倒多数，赞成支部局的只有二十八个人。因此人们称为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以表示轻侮之意。那天这二十八个人都立在大会台的左面，所以大家很容易计算举手的人数和是什么人。‘文化大革命’时，有许多人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其实并无‘半’个，这不知道根据谁的说法。”[1]

与陈修良同期入中山大学的张崇文在接受我们的访问时回忆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十天大会’时发生的。大会表决时拥护支部局的就只有二十八个人，大多数都反对。”[2]第二类：表决是否改组支部局时，拥护支部局领导的只有二十八个人，这些人就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也是1927年入中山大学的吴福海回忆说：

“同学们就是否要改组支部问题展开辩论，最后大会对此付诸表决，结果拥护支部领导的人不过二十八个。后来我们就送给他们‘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称号。”[3]

第三类：在表决支部局提出的解散团支部的要求时，只有二十八个人赞成，这些人就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8年入中山大学的李一凡回忆说：

“在支部局提出的解散团支部的表决中，只有二十八人举手赞成。主席团的余笃三一走出大会会场就哈哈大笑，说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就只有二十八个？从此以后就传开了。”[4]

第四类：有人在大会上提出了二十八个人的名字，后来就把这些人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7年入中山大学的毛齐华回忆说：“有一天下午继续开会。余笃三在发言中拿出一张纸条，说：所谓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究竟有多少人呢？接着就念了纸条上所列的二十八个人的名字。”第二种：“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反对支部局的人对以支部局为核心的王明等人的讽刺性称谓。

1926年入中山大学的盛岳说：“只是到后来，中山大学的一群学生，我是其中一员，才慢慢被人叫成‘二十八

[1]

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革命回忆录》增刊（1），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2]　《访问张崇文谈话记录》，1986年4月27

日，访问者：戴茂林、刘喜发、叶健君。

[3]　吴福海：《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斗争生活回忆》，《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

辑。

[4]　《访问李一凡谈话记录》，1986年3月30

日，访问者：戴茂林、刘喜发、叶健君。

《王明传》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2)

个布尔什维克’。”“因为这二十八个人成了中山大学所有‘反党’派别的敌人，结果，大家给他们起了个别号，叫做‘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意思是说他们不过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尾巴而已。”[1]

1927年入中山大学的袁孟超（袁家镛）回忆说：

“我们是拥护斯大林的，当时我们也搞教条主义。与托派斗争时都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拿着马列书本，引经据典，与他们论战。托派就给我们这些人起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因为天上有二十八宿，加个半是讽刺，类似于中国的四大金刚等。”[2]

1926年入中山大学的李元杰回忆说：“当时反对党的路线的人说这些人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我也是一个。我们这些人坚决拥护党的路线，但我们并没有组织，而且也不是一直的。”[3]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说：“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陈绍禹集团’的说法，也是托派和陈独秀分子于1929年秋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搞清党时捏造出来的。”[4]

在上述这两种说法中，第一种说法的四类观点虽然在细节上有些区别，但基本上都肯定“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出现，源于“十天大会”表决支部局提出的提案时，只有二十八个人拥护，后来就把这些拥护者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第二种说法的四位当事人，都是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成员。他们一致否认“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源于“十天大会”表决支部局的提案时只有二十八个人拥护的说法，而是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反对支部局的人对他们的讽刺，是逐渐出现的。

据我们考证，第一种说法虽然有较多的当事人在回忆中坚持，但由于年代久远，记忆难以十分准确，而且有些回忆材料又是相互参考引证，所以，仅靠人们的回忆是难以作出正确结论的。从“十天大会”的实际情况来看，认为“在表决中只有二十八个人拥护支部局的决议”的说法不能成立。

所谓的“十天大会”，是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于1929年6月暑假前夕组织召开的一次工作总结会议。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曾经叙述了这次会议召开的背景：

[1]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19、237页。

[2]　《袁孟超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前后的一些情况》，记录稿，1986年1月4

日，记录者：戴茂林等。

[3]　《访问李元杰谈话记录》，1986年3月31日，访问者：戴茂林、臧具林。[4]　王明：《中共五十年》第137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2月出版。

“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政治斗争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虽然他们及其支持者，同第二条路线联盟进行了激烈的搏斗，但联盟分子人数大大超过他们。尽管如此，他们在1929年夏初还是要求同第二条路线联盟摊牌。按照他们的‘争取速胜’战略，他们向党支部局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全部得到采纳。他们建议召开中山大学党员大会，来对有关问题深入辩论。他们还提议请中山大学所在地的苏共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给大会讲话。他们并进一步提议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出席大会，从而把他们置于公开批判之下，以此来制止他们的幕后活动。这就是‘把他们拉出来打’的策略。”[1]

按照苏联当时的管理体制，高等学校的党组织也要接受所在地党组织的领导。所以，大会召开后，首先由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讲话，博古和杨尚昆现场翻译。芬可夫斯基在讲话中公开表示支持支部局的路线，对反对支部局的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王明传》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3)

由于芬可夫斯基的讲话不符合中山大学的实际情况，明显袒护教条宗派一方，自然遭到了多数学生的反对，甚至有学生跳到台上，打断了芬可夫斯基的讲话，会场一度出现了混乱。

不过，虽然在“十天大会”上拥护支部局的是少数，王明教条宗派在同学中间也比较孤立。但是，由于他们有学校领导的支持，有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为靠山，参加大会的又有几百人（一说近500人）。因此，支部局提出的决议“只有二十八个人举手拥护”的说法难以成立。而且，所有当事人的回忆都说王明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首领，我们所见到的各种不同版本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名单也都把陈绍禹的名字排在前面。如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果真来自于“十天大会”表决支部局的提案时有二十八个人举手拥护，那么，王明当然是举手拥护的二十八个人中的一员。可是，“十天大会”是1929年6月召开的，而王明于1929年3月就已经由苏联回国，他根本就没有参加“十天大会”。

第二种说法中，认为是“托派”或者是“当时反对党的路线的人”给起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显然是对托派分子分裂党的错误行为与中山大学的多数学生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正义行为的混淆。但是，这种说法中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称谓的出现，不是在“十天大会”的某次表决时有二十八个人拥护支部局的决议，就把这些人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而是当时反对支部局的人对他们这些人的讽刺称谓，是逐渐出现的，则是比较可信的。

1928年来到中山大学的吴玉章，曾在1943年写了《吴玉章略传》。他在这篇自传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十天大会”的情况，并提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反对支部局的人在墙报上提出来的，是对支部局一些人的讽刺。[1]

《吴玉章略传》中关于“十天大会”的叙述时间较早，内容丰富，其中关于“十天大会”召开的时间等史实描述已被证明准确。“二十八

大量的回忆材料也可证明，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在“十天大会”之前并未流传，确实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出现的。因此，我们认为，吴玉章的观点是可信的。

为什么将王明教条宗派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如前所述，虽然王明于1929年3月回国，但正如杨尚昆所言，“这条线还在”。因此，在王明离开中山大学以后仍把中山大学内的教条宗派称为“王明教条宗派”，是必要和恰当的。但是，在“十天大会”上，为什么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同学要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呼而不是其他的名称来称谓这个教条宗派呢？

我们认为，袁孟超所说的，“天上有二十八宿，加个半是讽刺，类似于中国的四大金刚等”，还是可以说得通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把“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称为“二十八宿”，与袁孟超的说法不谋而合。当时参加了王明教条宗派活动的人，多数都在支部局、团组织、学生公社或者学校中担任一定的职务，有一定的影响。这些人当时又多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所以，用中国传说中象征着具有一定权势和地位的“二十八宿”来称谓，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有无必要继续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称谓？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有名词，虽然并非是后人的虚构，而是在中山大学1929年6月召开的“十天大会”上出现的一个特定称谓。但是，笔者同意杨尚昆同志的意见：“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这是一个实事问题，不是理论问题。”“当时确有以王明为核心的教条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党员，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上比较一致，但是，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成员。”“‘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不能准确反映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危害，建议今后不要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有名词。”[2]

[1]　《吴玉章略传》，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的《中共党史资料》第11

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出版。

[2]　《杨尚昆回忆录》第4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王明传》 下派基层(1)

王明从1929年3月由苏联回国，到1930年7月被李立三撤销中宣部秘书职务这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是他人生经历的一个重要转折期。

回国的前半年，王明仅是基层区委的一名宣传干事，是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普通一兵。

但王明又不仅仅是一名普通的战士，他熟知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通共产国际指挥中国革命的思路与策略，谈起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和共产国际决议有关中国革命的相关精神，在国内工作的同志，包括一些中央的领导，未必是王明的对手。

因此，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7月，无论在中宣部工作还是到总工会工作，王明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理论特长，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在党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为其日后掌握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权力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这一期间，特别是到中宣部之后，王明是异常勤奋，努力工作的。他在《红旗》编辑部工作时间不到半年，竟然发表了37篇文章，这在当时党内无人能出其右。

不过，仅有在上海区委的半年工作经验，是不可能把握中国革命的复杂特点的。王明的那些长篇大论中阐述的观点，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可以在共产国际的决议或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定中找到出处。

王明从苏联回国之际，正值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开始之时。王明在留苏四年中，既读过马列的书，又学到一些“左”倾理论。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生自然地为王明“左”倾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土壤。这期间王明发表了56

篇文章，除了一部分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支持社会主义的苏联、国际工人阶级和国内工农革命运动之外，多数是鼓吹“左”倾思想，为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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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三路线”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由“立三路线”转换到“王明路线”也有一个过程。王明先是追随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当“立三路线”正式形成而遭到共产国际批评之后，他又摇身一变，成为反“立三路线”的“英雄”，最后形成了比“立三路线”更“左”的“王明路线”。

在这个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历史上的“左”倾思潮严重泛滥时期，王明高高跃起在这次“左”倾思潮高峰的浪尖上。

1929年3月，王明由莫斯科回国。

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无冠之王”，王明是带着米夫改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厚望，被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派回国的。米夫对王明回国作了周到安排。在王明回国之前，他就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打电报给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工作给予妥善安排。

据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黄理文回忆，米夫对王明回国特意作了安排：“上火车坐的是头等车厢，两人一个小包间，窗帘拉着，谁也看不见。这在苏联只有中央委员才能享受这种待遇，而中国同志只有瞿秋白等少数政治局委员可以享受这种待遇。”“到海参崴换轮船时，王明坐的是二等舱，而留学生回国大家都座三等舱。”[1]

王明先由莫斯科乘火车到海参崴，然后又由海参崴乘船到达上海。3月上旬到达上海后，这位有着特殊背景的年轻人赋诗一首，表达了他回国后的“冲霄壮心”。

抵上海方酣春意独还乡，别意离怀万里长。

西问天鹰歌织女，东听河鼓笑牛郎。

域中乡市争红白，沪上风云搏暗光。

到此一心为战斗，冲霄壮心正昂扬；正昂扬。

不过，王明这位毫无国内斗争经验的留苏学生，并没有像米夫和他本人想象的那样得到中共中央的器重。接到关于王明等回国的电报后，中共中央专门召

[1]　《访问黄理文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81年1月10日。

《王明传》 下派基层(2)

开会议，研究安排王明等人的工作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王明的工作按照中央历来对回国留学生的安排规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具体负责安排。

中共中央在当时曾经有过规定，凡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由于他们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一般不直接安排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而是先安排他们到基层工作，锻炼一个时期后，再根据他们在基层工作表现的能力，考虑调到中央或地方领导机关工作。

在艰苦复杂的革命战争年代，缺乏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学生出身的干部确实需要到基层锻炼，逐步了解和掌握革命斗争的特点与规律。当时中央的这一规定是正确的。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当时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秘书长恽代英，秘书余鸿泽又专门研究了王明的工作安排，决定按照中央的规定，安排他到基层工作。

于是，王明被派到上海沪西区委作宣传工作。

当时党的基层地下宣传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秘密散发传单标语。1929年7月27日，在离开沪西区委之前，王明写了一首七绝，描述当时的工作情景：

从头学起有得见空就投飞似箭，背人即贴快如风；莫言此道学无用，手足机灵耳目聪。

7月底，王明又被调到中共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兼任《红旗》报通讯员。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中心，集中产业工人80多万。当时，党在上海没有专门设立市委，而由江苏省委兼管上海市委工作。下辖沪东、沪西、沪中、法南、闸北、浦东、吴凇等7个区委，140多个基层党支部，1200多名党员。

沪东是上海的工业区，从提兰桥以东到杨树浦一带工厂林立，其中有老怡和纱厂、恒丰纱厂、永安纱厂、三新纱厂等工厂，还有英商电车公司和海港码头，在上海也是产业工人的集中地。

这时，担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的是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理论修养的老共产党员何孟雄。

何孟雄是北京共产党小组的早期党员，曾经是京绥铁路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从北京调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工作。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又随同中共中央由武汉迁往上海，到江苏省委工作。何孟雄从1929年4月由沪西区委书记调到沪东来，把区委的工作重点放到从事工人运动方面。他经常深入工厂进行调查，和工人广交朋友，巩固与发展工会组织。他组织沪东区委出版了《沪东工人》杂志，积极对工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他领导沪东工人

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而且他在斗争中注意防止一些“左”的作法，深受沪东工人爱戴，在工人当中威信很高。

中共中央对于王明的工作还是重视的。周恩来为安排王明到沪东区委工作一事，特意向何孟雄交代，要他对王明给予帮助和培养。

何孟雄热情欢迎王明来沪东区委工作，殷切希望他能把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的理论和沪东工人斗争实践结合起来，在斗争中发挥作用。工人出身的区委组织部长金伯棠也欢迎王明的到来。

区委宣传干事的首要工作是深入基层，到工厂群众当中了解情况和进行革命宣传鼓动。王明曾到过沪东韬朋路码头工人中了解情况和参加会议。但是，在书斋中成长起来的王明热衷的是理论，擅长的是笔杆子。本来中共中央鉴于他没有基层工作经验，才让他深入基层学习锻炼。但是，王明却借口没有基层工作经验而不愿到基层接近群众。在沪东区委工作期间，他很少深入工厂和群众当中去了解情况，对于自己担任沪东区委宣传干事的职位深感不称心。在王明看来，中央这样安排他的工作，简直是把共产国际极端器重的人才给冷落起来，是有才不用，浪费人才。

因此，王明对区委分配的工作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开会时他可以侃侃而谈，而深入基层时却拖延不动。

《王明传》 博得芳心

回国后对被下放到基层工作有些灰心的王明，情感上却正处于与孟庆树的热恋期。

孟庆树1911年12月2日生于安徽省寿县田家集孟家围子一个地主家庭，与王明可谓安徽老乡。她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三期学生，与王明又可谓校友。她于1927年11月，与后来成为张闻天爱人的刘英、陆定一爱人的唐仪贞等同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离开祖国，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这批青年，当时大多数正值妙龄，加之开明舒适的异国环境，使中山大学的恋爱风盛行。孟庆树虽然算不上校园里的美女皇后，但青春的优势和落落大方的风度自然也使她孟庆树

成了一些男学生的追求对象。时年23岁的王明也把追逐的目光投到了时年16岁的孟庆树身上。可是，孟庆树入学时虽然王明已经赫赫有名，无奈王明的身高并没有同他的地位那样显赫，孟庆树并没有把王明放在心上，而是先于王明结交了一位男朋友。

不过，在来中山大学时就已经表现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王明，并没有因为孟庆树已经有了男朋友而退缩不前，仍然顽强地向孟庆树发起爱情攻势。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时，王明利用米夫要他挑选几名中山大学学生作大会工作人员之机，指名要当时只是团员的孟庆树参加大会工作。王明此举虽然引起了很多党员同学的不满，但却赢得了孟庆树的好感。孟庆树看到王明得到米夫和共产国际的信任，前途不可限量，便与原来的男朋友脱离了关系，转而与王明相交。可是，王明的身高实在引不起孟庆树的激情，一直到1929年初回国时，王明的热烈追求也没有得到孟庆树的肯定答复。

王明回国后，“暮暮朝朝顾盼”着仍留在莫斯科的孟庆树，把他们之间比作牛郎织女。1930年，孟庆树继王明之后也由莫斯科回国。回国后，她也被分配到上海沪东区委，在沪东区委妇委会工作，这为王明的追求创造了条件。此后一个时期，请孟庆树去小馆吃饭，逛马路，看电影，成了王明热衷的活动。

但是，由于王明对于本职工作消极，不能很好地完成区委交给的任务，在区委会上经常受到同志们的批评。当年中山大学的“白马王子”倒成了经常挨批评的对象，这使孟庆树爱情的天平发生了倾斜，开始有意疏远王明。

上海沪东区委妇委书记是女工出身的朱秀英，孟庆树在朱秀英的领导下负责保管文件和到工厂去调查情况。沪东区纱厂、纺织厂较多，孟庆树常深入到老伯和、恒丰、永安、三新等纱厂劳动。由于王明不断来找孟庆树，孟庆树干脆把自己的住房退掉，搬到朱秀英处与朱秀英同住，故意躲开王明。

开始时王明并不知道孟庆树已经搬家，当他来到孟庆树旧居室时，只剩下一所空荡荡的房子。人去楼空，但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踱来踱去的王明意外地捡到了孟庆树用过的几支发卡子，他小心收藏起来作为心爱的纪念品，这倒可窥见王明当时的一片痴情。

1930年7月30日，孟庆树不幸被捕入狱，被关押在上海龙华看守所。恋人身陷囹圄，使王明万分焦急，他在孟庆树被捕后曾写了一首《三度七夕》的七绝：

天上当然织女好，星间难怪牛郎痴。

真情岂受银河隔？有限长空无限思。

在孟庆树被关押期间，王明冒着生命危险，于10月19日、10月26日、11月2日，三次与孟庆树的二叔孟涵之去龙华看守所看望。

1958年6月，王明曾赋诗一首回忆当时的情形：

化装三探龙华监，亲织背心递我穿。

高话家常低话党，铁窗加紧两心牵。

孟庆树入狱倒真成了两人恋爱史上的转折点。孟庆树于11月22日出狱后，

终于答应了王明的求婚，而且两人在孟庆树出狱的第二天，即1930年11月23日，

即喜结良缘。

1930年11月23日，王明在与孟庆树结婚周年的日子里，写了一首《结永伴》

的七绝：

出狱两天便结婚，双心结合胜千军。

三年多少悲欢剧，银汉女郎不可分。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王明与孟庆树是初恋，而且孟庆树也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位爱人。

王明并不是一个留恋于花前月下的花花公子。他在上海沪东区委的消极表现，主要源于对分配他来区委做一名宣传干事的不满。王明虽然对沪东区委的批评帮助觉得不悦，但他并没有忘记回国的目的和自己的特长。要想在党内扩大影响，还得摇动手里的笔杆。于是，王明向他的中山大学同学，当时任中宣部秘书的潘文郁求救，请求潘文郁设法将其调到《红旗》报编辑部工作。

潘文郁，又名潘东周，是王明在中山大学第一期的同学，回国后曾用“问友”、“文玉”、“冬舟”等笔名发表了一系列宣传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文章，是中

宣部内李立三的得力助手。他后来在武汉情报机关工作时，不幸被捕，后被敌人杀害。

得到王明的求情后，潘文郁为王明的工作调动进行了活动。党组织也考虑到王明有一定的理论才干，经过组织同意，1929年10月，王明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在《红旗》报工作。

《王明传》 上调《红旗》

《红旗》报创刊于1928年11月20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归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由李立三兼任，副部长是罗绮园，秘书长是恽代英，秘书先后有李求实、潘文郁。《红旗》报编辑有谢觉哉、李求实。

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在上海创刊，1930年8月与其他报合并为《红旗日报》，1931年2月改名《红旗周报》，仍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王明调到《红旗》报后，担任编辑和采访员（记者）。

在白区工作的秘密条件下，当时中共中央的组织机构并不多。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部（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军事部（中央军事委员会）等是中共中央的主要机构。其中组织部和宣传部（分别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和李立三兼任）尤其重要。

王明由江苏省委下辖的一个区委的宣传干事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直接来到中共中央的喉舌——《红旗》报工作，确实激发了王明的工作热情。来到《红旗》报后，王明又采访又编辑，施展起文笔流畅的特点，写了大量的理论、评论文章。

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了了解国内外形势，掌握时事动态，决定下设一个资料科，当时国民党区域出版发行的图书、期刊、报纸，供中共中央、中央宣传部的同志及《红旗》、《布尔塞维克》等部门的人员阅读、参考。

资料科设在上海威海路永吉里，共有王铁江、罗晓红、邵珍三人在这里工作，由王铁江负责。这个秘密机关分前客堂和后客堂，有两个大门把两处房子连成一个院落。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工作的人们必须把革命利益放到首位。在资料科工作的这三位同志装扮成一个家庭，王铁江和罗晓红扮作夫妻住在前客堂，邵珍装

成娘姨住在后客堂。凡有公开的事情就由前大门进入前客堂由王铁江、罗晓红接待，凡是秘密的事情都由后门进入后客堂，由邵珍接待。联络暗号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这个资料科的材料在当时党内机关中算比较全了。恽代英、王明等都经常到这里来查阅资料和写作，后来王明干脆搬到这里，直接在这里居住和写作。

1981年，已经是满头银丝的邵珍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

“我们机关住四人，王铁江、罗晓红、陈绍禹和我。”“当时，陈绍禹和我们住在一块儿，他一个人住在机关的亭子间里。……每天陈绍禹都在亭子间里看书报，看材料，看得很用心，很少出来，吃饭时还看书。有时我把饭菜送他桌子上，他也不看看好坏，还是专心看书，一边看书，一边吃饭。我们故意给他拿些不好的菜，他也不看就咽肚里去了。”[1]

罗晓红也回忆说：“王明经常来写文章，主编《红旗》。他写文章特点是长，一写就到半夜。我与邵大姐住前后客堂，王明太晚就住后楼。”[2]

书写文章对于王明来说是如鱼得水，根据在苏联时对于共产国际决议的掌握和书本上学到的马列主义理论，王明整天闭起门来废寝忘食地伏案写作。从1929年9月到他离开《红旗》报的1930年1月，不到半年的时间，王明就发表了长短文章37篇。在这37

篇文章中，发表在《布尔塞维克》（中共中央机关刊物）

上的有3篇：《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1929年9月1

日）、《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1929年12月5

日）、《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工作——苏联的五年经济计划的研究》（1929年12月22日）。其他34

篇全都在《红旗》报上发表。

其中1929年发表29篇，1930年发表5篇。

在这37篇文章中，除有2篇用“韶玉”、一篇用“石”的笔名外，其余皆用笔名“慕石”。

王明发表的这些文章，大多数是根据国际国内的政治斗争需要而写的，绝大多数是针对性很强的时事评论和政论性文章，也有一些论述专门问题的理论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王明一方面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议的精神，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反对军阀混战，支持工人阶级的斗争，批评取消派散布的取消主义言论，这些都对当时的革命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王明在这些文章中又大肆鼓吹“武装保卫苏联”，宣扬“城市中心论”与不切实际的工人

[1]　《访问邵珍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80年11月12日。

[2]　《访问罗晓红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81年3月4日。

武装暴动，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急于实现革命转变，鼓吹加紧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势力，强调“右倾”是党内的主要危险。这些对于李立三“左”冒险主义的发展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明撰写的这些文章，是他这个时期活动的记录和思想观点的反映。本书将在后文中结合当时的史实，对于王明在这些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分别给予评述。

《王明传》 力主“武装拥护苏联”(1)

蒋家王朝，是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在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豪绅地主、

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从此，蒋介石政府代替了北洋军阀统治，对广大人民群众继续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残酷统治。

国民党南京政府把亲帝反苏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路线，不断制造反苏事件。

1927年12月，国民党政府借口广州起义受到了苏联领事馆的煽动，悍然派兵围攻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无辜杀害副领事等十余人。与此同时，他们通令撤销苏联在华的各地领事馆，限定他们短期离境。所有苏联在华银行、商业以及轮船公司，

一律被勒令停止营业。苏联侨民也随时被任意拘禁或驱逐出境。

在这种反苏形势下，苏联政府撤回了驻广州、上海、武汉、长沙等地领事馆和商业机构。由于东北地区当时在奉系军阀控制下，属南京政府统辖范围之外，

所以苏联在东北的领事馆得以暂时保存。但不久又爆发了中东路事件，尚存一线的中苏邦交完全断绝。

中东路是以东北地区的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的铁路线。1897年至1903年间为沙俄在我国东北筑成。1905年日俄战争后，长春以南段为日本占据，称为南满铁路。俄国十月革命后，长春北段由苏中合营，仍称中东路。

根据1924年中苏协定，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其业务由中苏共管。该路日后允许中国赎回。但是在未赎回前，由中苏共同组成理事会，理事10人，中苏各出5人，中方理事任理事长兼督办，苏方理事任副理事长兼会办。所有一切议案得6人以上同意方可执行，督办与会办共同签署各项文书方为有效。

1929年5月27日，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指使下，东北军张学良派军警非法搜

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监禁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及馆员，没收领事馆来往文件，

逮捕来馆苏联公民39人，劫掠领事馆财物。为此，苏联政府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斥责它违反国际公法。这时蒋介石亲赴北平，指使张学良调遣东北军到苏联国境布防，做出备战姿态。

7月10日，中东路理事长兼全路铁路督办吕荣复，以非法手段下令解除苏联铁路局长、副局长，以中国副局长代理局长职务，并撤销苏联各处处长。

苏联政府于7月14日以最后通碟形式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三项解决办法：

1．从速召集会议，解决中东路一切问题；2．中国当局应立即取消对于中东路之一切非法行为；3．一切被捕苏联人员应立即释放。

国民党政府对此不予理会，命令东北军集结军队向苏联边境进逼。蒋介石宣称：“我们须先取中东路，然后谈判一切问题。”苏联政府于7月17日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交，撤回驻华外交、商务以及铁路人员，停止中苏全部铁路交通，命令驻华外交人员离境，并声明保留1924年中苏协定的一切权利。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帝国主义乘机进行了干涉。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于7月25日致英、日、法、意、德五国，提议组织联合委员会，实行对中东路的调查与干涉，主张在中苏冲突解决前，中东路暂由国际共管。英、日等国表示支持此项建议，但是，由于遭到苏联坚决反对，共管图谋未能实现。

美国干涉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发动了进攻苏联的战争。1929年10月．蒋介石命令东北军8

万人开赴绥芬河，向苏联发起进攻。苏联则迅速调动海、陆、空军，先后在绥芬河、满洲里、黑河、扎兰诺尔、同江等地给东北军以猛烈回击，使其遭受惨败。

军事失利后，东北地方政府才派员与苏联在伯力谈判。12月30日，签订了《伯力协定》，规定仍按照1924年所签订的中苏协定，恢复冲突以前状态，包括恢复苏方人员一切职务，恢复东三省苏联领事馆。

至于中东路争议问题和中苏恢复外交问题，1930年10月中苏会议又加以讨论。经过一年20多次会议未取得一致意见，后因“九·一八”事变而停会。

中东路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极大关注。1929年7月12日和17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宣言和中央通告四十一号、四十二号，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军队进攻苏联。宣言和通告中根据共产国际精神提出：

1．“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与巩固，更加吸引全世界工人阶级与殖民地的劳苦群众，日益倾向革命，所以苏联与帝国主义为生死之敌，特别是帝国主义互相冲突不可终日的时候，更加紧对于?联的敌视，企图首先消灭苏联。”

2．“帝国主义指使中国国民党进攻苏联的阴谋，已进行两年了”，“收回中东路便是具体表现。”3．“中东路事件，就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这是一个极端严重事件。”4．“现在世界大战的危机日益迫切，而中国在帝国主义战争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都是最严重的地方。”5．“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对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具进攻苏联，应是最主要口号。”

1929年7月18日，共产国际也发布了《共产国际关于中东铁路争端的声明》。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关于中东路事件表明态度之后，从1929年9月至12月

间，王明根据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从维护苏联利益出发，就国际形势与中东路事件，在《红旗》、《布尔塞维克》上，发表了《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1929年9月1

日）、《英美联合和平宣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1929年10月12日）、（1929年10月17日）《准备着应战》

《最近政局与拥护苏联》、（1929年11月7日）、《太平洋会议内幕一赛狗会》（1929年11月7

日）、《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1929年11月13日）、《太平洋会议总结》（1929年11月

16日）、《以革命联合回答反革命联合》（1929年11月30

日）、《哈尔滨群众反日拥俄大示威的意义》（1929年12月4

日）、《“中俄和平交涉”与进攻苏联战争》（1929年12月11日）、《“中俄和平交涉”的现状与前途》（1929年12月18

《王明传》 力主“武装拥护苏联”(2)

日）、《社会主义建设及伟大工作》（1929年12月22日）等12篇文章。

王明在这些文章中，也正确地阐述了一些观点，但主要的还是大肆宣扬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中东路事件爆发后提出的“拥护苏联”、“武装拥护苏联”等极端口号，并散布了一系列脱离中国国情的“左”倾理论。如：

（一）夸大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发动全面反苏战争的危险性

中东路事件仅仅是中苏两国的纠纷，还构不成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反苏战争的开始，更不能看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王明则机械理解帝国主义制度下战争不可避免性，夸大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反苏战争的危险性，认为反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而中东路事件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反苏战争的爆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他说：“中东路问题是进攻苏联战争的直接导火线。因此，第一，中东路问题迟早都有爆发整个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的可能；第二，即中东路问题本身暂时因各种关系而不会立时爆发巨大战争，甚至于得到某种方式的和平解决，但这绝不是进攻苏联的这一战争的危险成为过去或根本消灭。”（《最近政局与拥护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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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认为：“进攻苏联的战争，毫无疑义的是世界战争。”“世界大战问题是现在历史阶段的中心；反苏战争问题已成为目前政局的枢纽。”（《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

王明不认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会缓和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反而认为这会加剧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使反苏战争更加紧迫与危险。

他说：“无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复杂到什么程度，尖锐到何种田地，绝不会混淆或减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与唯一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基本矛盾。所以，每当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加深一层或扩大一步时，它们共同进攻苏联的阴谋诡计不仅不曾有丝毫的放松或缩小，而且更加急进和周密。”“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愈益紧迫，则国际帝国主义共同反苏联的战争危险也愈加紧张。”（《最近政局与拥护苏联》）

国民党政府当时正忙于国内军阀混战，难以集中兵力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可是，王明却认为：“中国军阀战争本身上论，中国军阀也不能不更积极的实行进攻苏联”。“无论各军阀间的冲突达到如何程度，无论战争的结果是谁胜谁负，绝不会变更与缓和受国际帝国主义指使和中国反动阶级决意干的武装进攻苏联的政策。”《最近政局与拥护苏联》“在国际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战争愈加紧迫的时候，（）在国民党军阀混战加紧的时候，进攻苏联的战争，不仅不会停止或和缓，而且更加紧迫。”（《准备着应战》）

1929年11月，第三届太平洋会议在日本召开，各有关国家参加，国民党政府派余田章等25人参加了会议。国民党政府并在会议上提出请求国际联盟出面解决中东路事件，但会议并未接受此项提案。王明在这期间，先后发表《太平洋会议内幕——赛狗会》、《太平洋会议总结》等文，大骂会议是“赛狗会”。不顾会议表现出的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种种矛盾，主观武断地认定，这次会议“一定议决了不少进攻苏联的阴谋诡计”，“把反苏战争加紧了一步”。

应当指出，王明把中东路事件夸大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发动的全面反苏战争”、“预示着世界大战的开始”，这种错误认识也是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中东路事件的基本看法。这种错误看法的产生，源于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明确把“保卫苏联”作为各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因此，各国无产阶级，应“有义务促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并用一切方法保卫苏联不受资本列强的侵犯”。[1]

[1]　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第18页，三联书店1956

年版。

斯大林更尖锐地提出：“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

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的革命性或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保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他还说：“谁决

心……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诚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1]

大概中国共产党内，也没有别人能像王明那样完全“吃透”共产国际决议

和斯大林的指示。因此，“武装拥护苏联”，就成了王明在这些文章中大肆宣传的主要内容。

（二）大肆宣扬“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

中东路事件后，中共中央发表了相关宣言与通告，揭露国民党反苏阴谋。但是，提出“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既不符合中国具体情况，又很不策略。

当时，党内对“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也有不同意见，王明则是大肆宣传

这个口号的急先锋。

他说：“中央所提出的‘拥护苏联’，尤其是‘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以及第42号通告的指示，是非常正确的！”“在中国反动政府公开的进攻苏联的情况下，‘武装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不是一般的宣传口号。而是要随着事变发展的过程而转变成现实行动的口号的，只有‘变反苏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中

国无产阶级才能尽其国际的阶级的和历史的作用与任务。”“国际帝国主义借中东路问题去进攻苏联，同时就是瓜分中国。为的要瓜分中国，不能不进攻苏联；同时，为的要进攻苏联，便不能不瓜分中国；所以中国的广大工农兵劳动群众反对进攻苏联，同时，就是保护中国革命，要保护中国革命，必须拥护苏联！”

在中东路事件发生后，王明就认为全世界反革命已经形成进攻苏联的大联合。他发表了《以革命联合回答反革命联合》一文，指出：“中国买办地主资本

家当了进攻苏联反革命大联合中的先锋队，中国工农兵贫民群众也应该形成拥护苏联的革命大联合中的前卫军。”更“需要一个全世界革命力量的大联合”，这才是“武装拥护苏联”的实际行动。

“武装拥护苏联”，实际上是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对立起来的口号。它脱

离了当时中国广大群众的实际要求，也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仍然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呻吟的中国百姓，怎会为了东北边境上的一场短期战争而放下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去“武装拥护苏联”呢？

[1]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47—48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三）批判陈独秀关于中东路问题的某些合理主张中东路事件发生后，

《王明传》 力主“武装拥护苏联”(3)

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精神，发表了宣言与通告，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武装拥护苏联”的中心口号。陈独秀这位已经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的前总书记，不同意中共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上的态度，他于1929年7月28

日，以撒翁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

1．“现在关于时局之当面的危机，无过于中东路问题，这一问题不是简单的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问题之导火线。”“这种纠纷发展到爆发战争”，“都要在中国做战场”，“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

2．“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3．“我觉得我们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这“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才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并且使国民党很便当的简单明了的把他们‘拥护中国’的口号和我们‘拥护苏俄’的口号对立起来。”4．第42号中央通告说，“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陈独秀表示异议。他说：“决不应该向同志这样宣传，使同志们会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们赶快向苏联进攻吧’！”

接到陈独秀的信后，中共中央在《红旗》第37期上发表了8月4日对撒翁的复信。并附上撒翁7月28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央复信明确表示不能同意陈

独秀的意见，认为中央同他的分歧，不只是策略问题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

陈独秀看到中央复信后，又于8月11日再次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你们所提出的口号，在原则上自然不错，可是在策略上即宣传方法上，便大大的成问题。”对于他所提出用“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误国政策”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问题，陈独秀解释说，这绝不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而是更有策略性的无产阶级口号。

王明看了陈独秀7月28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以及8月4日中共中央给陈独秀的复信之后，马上写了《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一文，于1929年9月1日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0期上。这是最早一篇批判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观点的文章，但却存在严重的“左”倾形而上学论述。

王明在文章中，按照中共中央复信的“左”倾调子，矢口否定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某些合理主张，认为这不是策略分歧，“实际上是极大原则上不同”。

王明列举了陈独秀的八大错误：

1．不了解战争的阶级本质；2．不懂得以列宁主义方法去研究战争；3．不从阶级观点去了解反苏战争的意义；4．把反苏战争与帝国主义间战争并列看待而且还认为同时有爆发的可能；5，把帝国主义互相战争与反苏战争都看成“直接蹂躏中国人民”；6．以和平主义的宣传来代替武装拥护苏联口号；7．把“中国具体的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利益”对立起来；8．不相信进攻苏联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

最后，王明把陈独秀的这些“错误”上纲为：“撒翁同志意见的错误实质—从共产主义观点堕落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不仅如此，王明还深挖陈独秀在此问题上的思想根源。提出：“撒翁同志错误的思想根源——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五大特点”加以证实。

陈独秀关于中东路事件给中共中央的信，不同意中央当时提出的“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建议改为“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误国政策”的口号，后来证明是合理的。但当时的立三中央拒绝了他的合理主张，并对其进行了批判。王明追随中央批判陈独秀的某些合理主张，主要责任应在中共中央。但王明如此积极，并加以发挥，成为批陈先锋，还在于自己头脑中的“左”倾思想作怪。

（四）否定中东路和平解决的可能

王明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是世界最主要与最基本的矛盾，所以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战争不可避免。中东路事件的爆发，正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消灭社会主义苏联的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中东路事件并无和平解决的可能。所以，王明一味强调“准备着应战”、“以革命联合反对反革命联合”、“武装拥护苏联”等。

事实上，中东路事件仅是中苏两国冲突，帝国主义国家虽想插手，但最终并没有卷入。国民党政府处于军阀混战中，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反苏战争，当其被苏联红军打败后，只能走上和平解决之路。因此，1929年12月，中苏两国开始了伯力谈判。

1929年12月11日，正当伯力谈判进行中，王明在《红旗》第61期上，发表了《“中俄和平交涉”与进攻苏联战争》。他说：“近几天来中俄和平交涉的空气，

甚嚣尘上。中俄代表会晤及共同签订和约的消息，都从中外报纸上纷至沓来。表面上看去，好像震动全世界的所谓‘中东路问题’，便如此可以暂告一个和平解决的阶段似的。”但是，“事实的内容绝不会如此简单，所谓‘中俄问题’绝不会这样容易解决”。“奉天政府的和平交涉，不过是战败后的缓兵之计”。他武断认定：“最近所谓‘中俄和平交涉’，绝不是进攻苏联的战争危险已经避免或和缓，而恰是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战争的更趋紧张。”他批评说：“谁幻想‘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在‘中俄交涉’下避免或和缓”。“谁便是中了敌人‘和平外交’的毒计。”

12月18日，王明在《红旗》第62期上，再次发表《“中俄和平交涉”的现状与前途》一文，认为最近演出的所谓“中俄和平交涉”是一幕外交剧。坚持认为：“‘中俄问题’绝不会即如此简单解决，进攻苏联的战争危险更加紧迫！”文章列举一些报刊报道的消息，断言：“这一切事实都铁一般的证明：国际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各派（至汪精卫至张学良）都不愿使‘中东路问题’和平解决，要借此问题举行进攻苏联的世界大战。”“中东路问题本身，只有一个唯一的条件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就是中国工农兵以武装暴动驱逐在华的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推

翻中国国民党各派的统治，建设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新中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携起手来，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的建设。只有如此，中东路才不致有被反动力量抢夺过来作为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的危险。”

就在王明此文发表后几天，即1929年12月30日，苏联政府与国民党东北地方政府达成和平协议，签订了《伯力协定》。《伯力协定》仍按照1924

年签订的“中

苏协定”，恢复冲突以前的状态，包括恢复苏方人员的一切职务，恢复东三省苏联领事馆。这样，中东路恢复了原状，中苏之间的这场局部冲突得到了和平解决。

不知王明见到《伯力协定》以后作何感想。

当然，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在党报党刊上发表这些文章也代表了

当时中央的认识，说明了我们党当时还不能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内部事务，对于瞬息万变的国际国内形势还难以把握。

《王明传》 批判“取消派”(1)

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发生后，陈独秀曾经于7月28日、8月5日和8月11日连续给中共中央写了三封信。7月28日和8月11日的两封信主要是谈中东路问题，8月5日的信不是谈中东路问题，而是谈他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

的见解，1929年10月10日和10月26日，陈独秀又就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给中共中央写信。

在这一系列信件中，陈独秀提出了他对中国革命一些主要问题的见解。他认为：

1．过去大革命时代的机会主义错误，乃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的错误的观察和加入国民党”，乃是“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之错误”；2．现在中国革命失败了，“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3．“封建残余在这转变时期中，受到最后打击”，“失去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变成残余势力的残余”，“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矛盾也没有了”；4．“现在统治阶级不是走向崩溃，革命斗争不是开始复兴而是更加衰落”；5．“在国际直接领导下的中国党的六次大会，不仅对于将来的革命性质仍旧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并且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也估量不正确”；6．“过去的革命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还未到来”。因此，“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而没有实际意义。应当以“召集国民会议”为目前“总的政治口号”，代替“打倒国民党政府”和“建立苏维埃”的口号。

显然，陈独秀这些关于中国革命的见解，同中共中央坚持的革命路线有原则分歧，是取消主义理论，必然遭到党中央的拒绝与斥责。

1932年陈独秀（左）与彭述之

同时，陈独秀开始与托派结合。当时，从莫斯科回国的托派分子，曾把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些文章，有刘仁静通过尹宽、郑超麟、彭述之等转给陈独秀。陈独秀在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与责任、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针策略等重大问题上，接受了很多托洛茨基的观点和思想。9月，陈独秀等人又暗中进行托派小组织活动，开始与党中央分道扬镳。

在陈独秀的小组织活动愈演愈烈的形势下，192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

决议特别提到“最近陈独秀同志致中央的信”，并指出：“他这信的观点，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极可耻的取消主义！”

中共中央在组织上同时作出了三条决定：

1．各级党部如果发现了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须以组织上的制裁；2．经过讨论以后，仍然固执他的取消主义的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豫的开除出党；3．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活动。

对于中央的决定与警告，陈独秀并不接受，并拒绝中央分配的工作。10月

26

日，他和彭述之一起再次给中央写信，公开打出了反对国际、反对党的“六大”、反对中央路线的旗帜，公开称呼托洛茨基为同志。

陈独秀的这些言行当然为党所不容。1929年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

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接着，党中央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对取消派的斗争。

王明自调到《红旗》报以来，工作是积极的。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

就积极参加过反对托派分子的斗争。党中央发起反对取消派的斗争后，王明利用在《红旗》报工作的条件，连续在《红旗》报上发表了《反对派还是反动派！？》（1929年11月20日）、《两个策略与两个政纲》（1929年11月23

日）、《党的主要实际政治危险，究竟是什么？》（1929年11月23

日）、《论陈独秀》（1929年11月27日）、《调和倾向与调和派》（1929年11月30

日）、《广州暴动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1929年12月11日）、《军阀战争与取消派》（1930年12月18日）、《反对两个严重错误的倾向》（1930年1月8

日）、《为什么反对派自称‘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1930年1月11日）等9篇反对取消派和克服党

内错误思想的文章。

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王明这9篇文章是在不到一个半月时间里发表的，平均5天左右就发表一文，难怪邵珍在回忆中说王明这期间废寝忘食了。王明在这些文章中，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比较正确地对取消派做了一些

批判。

（一）批判了取消派的政纲

种原则不同的政纲”，一个是党的六大提出的“十大要求”（即十大纲领）；一个是取消派陈独秀、彭述之最近提出的“四大要求”：1．在反帝任务问题上，以“废

除不平等条约”代替“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和没收外国资本”；2．在土地革命问题

上，以“没收土地”代替“没收一切地主土地”；3．在国家政权问题上，以“召集国民会议”代替“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4．在工人运动问题上，抄袭了十大纲领中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三项。而他们却把十大纲领中的“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治权”，“取消一切军阀政府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的三大要求完全抛弃了。

《王明传》 批判“取消派”(2)

王明又指出，这两个政纲的根本策略路线差别，就在于一个是以“建立苏

维埃政权”为策略中心口号；另一个是以“召集国民会议”为策略中心口号。“前一个政纲的根本路线是：中国革命中的一切根本矛盾，只有以工农兵武装暴动的方法，推翻现存政权而代以苏维埃政权才能解决；后一个的根本路线是：在国民会议的政权方式之下，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办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矛盾问题。”

王明对两个政纲进行比较后做出结论：党的六大提出的“中国革命十大要求，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现在阶段中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纲，取消派的‘四大要求’是目前中国状况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纲。”

（二）驳斥取消派“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

王明在几乎所有论及取消派的文章中，都谈到取消派提出的“召集国民会议”

问题。

王明说：“‘国民会议’是什么东西？它是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用‘全民政府’的名义来产生资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工具。这是过去一切历史的事实充分证明了的。”（《反对派还是反动派！？》）

他认为：“在中国现状之下，就连普及一般资产阶级式国民会议也召集不成。”（《反对派还是反动派！？》）“在不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的条件下，在国民党统治

日趋崩溃的条件下，来‘召集国民会议’，更其是荒天下之大唐。”（《两个策略与两个政纲》）

他认为，取消派之所以“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他们唯一目的，就是想转移和蒙蔽工农劳苦群众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斗争。”（《反对派还是反动派！？》）

（三）驳斥取消派对中国革命性质的错误认识

在纪念广州起义两周年的时候，取消派提出，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广州暴动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

针对取消派的这种论调，王明发表了《广州暴动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一文，予以驳斥。

1．取消派以广州暴动的革命动力没有资产阶级而来否定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王明则首先引用了列宁关于“资产阶级解放运动是按其社会经济内容决定的，并非是按其动力”的论述，然后指出：“革命动力与革命性质有密切的联系，但革命性质并不直接由革命动力来决定，而是由革命客观任务来决定，即是由革命直接所希望达到并且用自己力量所能直接达到的目的的各种社会经济内容来决定。”因此，广州暴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取消派认为广州暴动政纲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的。王明对广州暴动的政纲分析后得出，这些政纲并没有超出民主革命与土地革命的内容。3．取消派借口考茨基、列宁说过1905年的俄国“也是资产阶级性的，也是无产阶级性的”，从而认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性的。王明引用了考茨基和列宁的原话，然后指出：“考茨基仅仅是以俄国革命动力这一点比较来说”，“列宁只是从革命领导力量及斗争方法这两点上，指出俄国革命含有无产阶级性的特点，但是，列宁无论何时何地，绝对未说过俄国1905年革命是社会主义性的。”王明在反对取消派的斗争中。按照中共中央精神发表的上述看法，对于反对取消派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王明在这些文章中宣传的另一些观点，则是按照中共中央的“左”倾调子积极加以发挥，散布严重的“左”倾错误观点。

（一）全面否定陈独秀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从中共一大到五大一直担任党内最高职务。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又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影响了一代人的发展方向，这其中也包括王明。他也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沉重的损失，在大革命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土地革命战争兴起之后，他也对中国革命的

发展提出了某些值得考虑的主张。比如，在中东路问题上曾给中央提出过某些合理主张，但因与中央意见不一致发展到成立反对派，与党中央公开分裂。

《王明传》 批判“取消派”(3)

对于这样一位复杂人物的评价，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可是，王明

1929年11月27日在《红旗》第98期上发表的《论陈独秀》一文，却全面否定了陈独秀，把陈独秀说成是“无产阶级叛徒”、“中国革命的变节者”、“反动的”、“反革命作用的工具”、“反革命”等等。

王明完全否定陈独秀曾为党和革命做出的成绩，从根本上否定了陈独秀，认为“陈独秀自始自终是个自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说：陈独秀“所表现出来的成绩，只是把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指导的列宁主义路线变成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的斗争变成资产阶级尾巴主义的服役。”

王明全面否定陈独秀，采取一棍子打死人的作法，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二）把取消派看成主要敌人

取消派与党的分歧主要在于他们与党的路线不同，政纲不同。他们从党的队伍中分裂出去，走上与党对抗的道路，这是历史事实。但是，他们毕竟和国民党反动派不同，他们仍然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新军阀统治，这也是历史事实。

当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党籍之后的第5天，王明就发表了《反对派还是反动派！？》一文，明确提出：“中国反对派……变成公开的反动派。”

当时，党内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反对派：1．历史较短；2．有一部分误入歧途可挽救分子；3．刚开除的机会主义者。他批评这些看法时说：“有人认为中国的反对派，还不能算作公开的反动派，以为反对派或者还不致就有反动的作用。

事实告诉我们说，这些人的观察不正确；反对派所以成为反动派，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公开的走向与帝国主义、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联合以进攻共产党的道路！”因此，反对派就是反动派，就是反革命，就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

从此以后，王明在发表的文章中，差不多每篇都要批取消派，说他们是“反动派”、“敌人”、“反革命”、“国民党忠实走狗”、“反革命有力工具”。王明甚至

大骂他们“向第三党、改组派、国家主义、新中国国民党等等吊膀子”，是“跟着改组派尾巴后面闻香的一条小狗”。

无产阶级政党，对公开反对党的路线的反对派进行斗争这是必要的。而开除党籍只是证明其不合乎共产党的标准，说明其已不是党内分子，并不说明不是党的成员就一定是阶级敌人，就一定是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说明，从共产党分裂出去的反对派情况是复杂的。不作具体分析，一律把反对派当成反动0

派是不科学的。

王明不仅积极反对取消派，还热衷于反对调和倾向与调和派。为此，他专门写了《调和倾向与调和派》一文，发表在《红旗》报上。

他说：“在整个共产国际反右倾的斗争中，在中国共产党反对取消派的斗争中，都同时严重的指出要反对调和派。”“调和派是在党内正确路线与不正确路线或倾向作斗争时采取调和态度的一般人。”

事实证明，王明把那些有不同认识或不同意见的同志看作为调和派加以激烈反对，也是错误的。

（三）错误地认为右倾是党的主要危险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的“左”倾思想开始滋长。“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就为“左”倾错误的滋长开辟了道路，以至发展到瞿秋白的“左”

倾盲动主义。党的“六大”虽然批判了“左”倾错误，但并没有能够清算“左”倾错误。在李立三领导下，“左”倾错误愈来愈发展。1929年6月召开的党的六

届二中全会，确定了反右倾的方针。此后，中共中央在李立三领导之下，“左”倾错误愈来愈成为党的主要危险。

而王明却本着中央反右倾的方针，在《红旗》上发表了《党的主要实际政治危险，究竟是什么？》一文，阐述并发挥了他的反右倾主张。

王明认为，党的政治危险是武装暴动工作落后，忽视武装暴动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工作。“对于武装暴动的根本观念的认识模糊，对于武装暴动的实际意义的了解欠缺，对于武装暴动的必要技术的准备忽略，是普遍现象”，“这才是非常大的政治危险的倾向”！

王明明确提出“党非常认识党的目前主要实际政治危险是右倾思想”，应该“反对右倾倾向和一切不正确倾向”！

把党内实际上存在的危险“左”倾，硬当成右倾，这正是当时王明的错误主张。

《王明传》 号召工人武装暴动(1)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夺取政权。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而取得全国胜利。是否认识到这条革命道路，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

当时的中共中央在李立三的实际主持下，主张以城市工人武装暴动为中心，

争取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和建立全国政权，促进世界革命，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

王明一贯主张城市工人武装暴动，是典型的城市中心论者。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就写过《〈武装暴动〉序言》、《广州暴动纪实》两文，鼓吹工人武装暴动和“城市中心论”。在《红旗》报工作期间，关于工人运动与武装暴动问题，王明在《红旗》报和《布尔塞维克》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六万劳苦群

众的武装斗争》（1929年11月10日）、《与一个工人同志的谈话》（1929年11月

13—16日）、《第二次太平洋劳动会议的总结》（1929年11月20日）、《第三次暴

动与“第四次暴动”》（1929年11月30

日）、《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1929年

12月15日）、《广州暴动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1929年12月11日）、《唐山五

矿工友的斗争》（1929年12月20日）、《欢迎朝鲜的“五卅”》（1929年12月25日）

等8篇文章。

1929年8月1日，在苏联海参崴召开了第二次太平洋劳动会议，这是太平洋地区工人阶级的大聚会。王明为此写了《第二次太平洋劳动会议的总结》一文，对太平洋工人的斗争表示支持，对这次会议加以赞扬。

1929年11月，朝鲜人民爆发了反日运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基督教、天道教、教育协会、实业家、社会名流等都卷入了这场斗争，形成大规模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王明为此写了《欢迎朝鲜的“五卅”》一文，认为这场运动是朝鲜的“五卅”，大加称颂。

1929年10月22日，北平市人力车夫、清道夫、大车夫、工程队、沟工队等6万多工人群众，反抗国民党政府的剥削压迫，在西单、西四、天桥、东单、东四、北新桥、总布胡同等地同时举行游行示威，捣毁电车50

辆，打伤工贼数人，

但遭到军警残酷镇压，工人被屠杀30余人，打伤数百人，拘捕1600余人。王明为此撰写了《六万劳苦群众的武装斗争》一文，坚决支持与声援北平的斗争，谴责北京军警野蛮的镇压行为。

王明在这些文章中，对国内、国际的工人斗争给予支持，这对当时工人运动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他在这些文章中又散播了一些“左”倾错误观点，特别是不讲条件地大肆鼓吹工人城市武装暴动，加剧了党内日益增长的“左”倾错误。

（一）对工人运动提出过高的要求

王明仅从唐山工人来信中，了解了一点唐山五矿工人的情况，便写了《唐山五矿工友的斗争》一文，向唐山工人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

当时，唐山赤色工会的斗争基础，王明也承认不如黄色工会，“赤色工会的基础还不十分宽广和巩固”，“五矿工人代表会，还是雏型的组织，事实上还未能形成五矿工人的总的领导机构”。可是，他给唐山工人规定的任务却是：“促成这一总斗争的爆发”，“并联系到反国民党、反军阀战争、反对进攻苏联的一般政治任务”。他认为，唐山“五万矿山工人的总斗争爆发起来，不仅可以掀起北方职工运动的新高潮，一定还能鼓起全国工人阶级更加兴奋作战的情绪，一定更能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到来”。

可是，当时仅仅凭着唐山工运的如此基础，怎样能促成总斗争的爆发呢？

而且还要求他们联系到“反对进攻苏联的一般政治任务”。王明向唐山工人提出的要求是主观主义的，完全脱离工人斗争实际，似乎他的任务就在于提出目标，至于目标能否实现则并不重要。

（二）要求工人阶级把反对资产阶级作为革命任务

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中国的资产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对中国的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否则，就要犯错误。

可是，王明却认识不到这一点。

《王明传》 号召工人武装暴动(2)

王明曾去过江苏省委训练班，在那里与一位受取消派影响的工人谈了一次话，回来后写了一篇《与一个工人同志的谈话》，提出：“我们现在的革命，一定要反对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投降帝国主义，妥协了封建军阀，成为中国反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它剥削中国工农，压迫中国工农，屠杀中国工农，与帝国主义、买办、军阀、官僚、豪绅一样的残酷。现在阶段中国革命任务的完成，只有在同时彻底反对中国资产阶级条件下，才能做到。”

王明不仅把中国资产阶级看成是革命对象，而且把反对资产阶级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

他说：“我们现在的革命，绝对不是为了要使资本主义发展”，而且还“要像没收地主土地一样，没收资本家财产”。

王明要求工人阶级把反对资产阶级作为革命任务，并没收其财产，这是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的“左”倾错误，也是党内连续几次“左”倾错误的共同行为。

（三）鼓吹上海工人搞“第四次暴动”

上海是中国产业中心，上海的工人阶级也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北伐战争期间，上海工人曾经连续三次举行武装起义，谱写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壮观的一幕。但上海工人乃至全国各地工人的武装起义绝非毫无条件，武装暴动必须具有

客观依据。王明却并不顾及实际的可能。他认为：“武装暴动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中国革命中的一切根本矛盾。只有以武装暴动推翻现存政权的方法，才能解决。”（《第三次暴动与“第四次暴动”》）

王明所说的武装暴动，并不是指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而是指中心城

市的工人武装起义，即“广州暴动”式的道路。他在《第三次暴动与“第四次暴动”》一文中，鼓动上海工人群众搞“第四次暴动”。说：“国际的与中国的革命形势，都使工农兵武装暴动的任务日益逼近。所以，对于正准备着干武装暴动的全中国的工人阶级——特别是时时准备干所谓‘第四次暴动’的上海工人群众，”

必须积极行动起来。

王明是武装暴动的积极鼓吹者，他最崇拜的是广州暴动，认为“广州暴动明显的表示中国无产阶级已走上国际革命运动的前锋，推动了全世界劳苦群众解放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广州暴动建立了广州公社，更具有法国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气味。对于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光辉一页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由于是“国产的”，王明并不推崇。他在《第三次暴动与第四次暴动》一文中，

大谈其错误，认为应吸取教训，学习广州暴动经验，搞好第四次上海武装暴动。

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中行进的工人纠察队

王明认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有五大错误：

1．“上海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只是成了响应北伐军的军事行动”。

当时，国民革命的中心任务就是进行北伐战争。上海工人配合这个中心任务，

进行武装起义夺取上海，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重大功绩，也是起义能够成功的重要条件。王明以“城市中心论”的标准来剪裁，则成了不可原谅的错误。

他认为，当时革命应以上海工人武装暴动为中心任务，而北伐军应是配合工人起义，而不是上海工人武装暴动配合北伐军，由此得出了上海工人配合北伐军起义是错误的这个今天看来莫名其妙的见解。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教条主义者的一个悲剧，他们虽然能够娴熟的抄写马列主义理论，但一遇到实际问题则显得那样苍白无力，不合情理。

王明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城市中心论”者，俄国革命的模式牢牢控制了王明的思维空间。只有与俄国模式相同才是正确的，否则一切都不可取，这是王明直到离开人世时也没有放弃的一个“真理”。

2．“只打倒了旧直鲁军阀统治，没有准备继续打倒一切反动统治的工作”。

中国革命的任务，无疑要打倒一切军阀。但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为了减少革命阻力，争取起义胜利，只提出打倒最主要敌人旧直鲁军口号，不仅不是错误，而且正是起义胜利的保证，是很有策略性的口号。由于两个星期后，工人运动在“四&#8226;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镇压，没能完成“继续打倒一切反动统治的工作”。

但是，王明并不管这些具体情况。在他看来，革命的最终任务也就是当前直接的任务，是可以在任何革命阶段都实行的任务。上海工人在武装起义时就应该提出“打倒一切反动统治”的任务。至于这样实行了能否有起义的成功，就并不是王明的任务了。

3．“只占领上海的中国界，未曾与帝国主义统治起直接冲突”。

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中国革命无疑必须打倒帝国主义。但是，海工人武装起义时，第一次起义只组织了130名武装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组

织了5000名武装纠察队。如果用这些工人武装既去打军阀队伍，又去冲帝国主义租界，如何能够成功？当时的作法正是集中力量，争取革命胜利的必要措施。

但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王明眼里，这种很简单的策略常识倒成了革命不彻底的表现，成了应当吸取教训的错误。

4．“成立了一个依赖大资产阶级的上海临时市政府”。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立即召开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了上海特别临时市政府。这个临时政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产生的，半数以上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同时选举工、商、学各界代表参加，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举措。问题在于这个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委员拒绝参加政府工作，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又只注意邀请他们参加，迁就这些资产阶级委员，致使政府工作停顿，没有发挥出革命政权作用。

尽管如此，上海特别临时市政府仍是在党的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表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压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王明的所谓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后“成立了一个依赖大资产阶级的上海临

时市政府”的说法是极不客观的而是极其错误的。

5．“临时市政府在它存在的两个星期中，对于上海广大劳苦群众的紧急问题（工资、工时、改良待遇、住房、税捐、政治自由等等）一个也没有解决”。

要求只存在两个星期的上海市政府解决这么多问题，还是过于苛刻了。

我们不否认王明当时真诚的革命愿望，但如果上海工人按照王明的总结去

克服第三次起义当中的这些“错误”，那么，不但起义必然失败，恐怕连起义能否发动都是问题。

《王明传》 剖析新军阀混战(1)

军阀统治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现象。封闭的自然经济和落后的交通状况造成了一个一个地区的相对独立，为划地为界的军阀统治创造了条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寻找代理人的侵略政策又促进了军阀统治的生长。因此，现代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统治。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在完成这一任务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可是，1927年

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以后，蒋介石建立的仍然是新军阀统治。而且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以后，新军阀混战的战火又重新燃起。宁汉合流的庆宴还未散尽，又发生

宁汉对立，接着兵戈相见。1928

年国民党新军阀各派整整打了一年，最后以蒋、冯、

阎、桂四派军阀联合战胜奉系张作霖而暂时告终。但不久，他们为了争夺中央政权和扩充各自地盘，又于1929年爆发了连续不断的混战。

1929年1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和江浙集团的支持下，在南京召开全国

编遣会议，决意实行全国“裁兵”。这实际上是蒋介石以中央名义来削弱其他各中原大战前，冯玉祥的部队在潼关红场整装待发

派军阀的兵力，扩充自己武力的重大步骤。这个措施一公布，就遭到各派军阀的反对，军阀混战又起。

1929年3月，为争夺两湖地区的蒋桂战争爆发。到4月蒋军控制两湖，粤

军进占广西，桂系败北。1929年10月，冯玉祥的西北军又与蒋军开战。到11月西北军又兵败退回陕西。1929年12月和1930年1月，蒋介石又接连战胜张

发奎和李宗仁的“张桂联军”以及唐生智等组织的“护党救国军”，再次取得军阀战争的胜利。

王明在沪东区委和《红旗》报工作的1929年，正是国民党新军阀激烈混

战的一年。针对波及全国的军阀战争，他在《红旗》报上，先后发表了《“西北问题解决”后》（1929年12月4日，《红旗》第59

期）、《军阀战争与取消派》

（1928年12月18日，《红旗》第62期）、《没有一个好东西！》（1929年12月20日，《红旗》第63期）、《为那一种“民主政治”而战？》（1929年12月25日，《红旗》第64期）、《阎张等通电后的政局》（1929年12月28

日，《红旗》

第65期）。《1929年的中国》（1930年1月1日，《红旗》第66

期）、《“狐狸

尾巴都露出来了”！》（1930年1月4日，《红旗》第67

期）、《军阀战争的“成绩”》

（1930年1月11日，《红旗》第69期）等8篇文章，反对国民党统治和军阀混战。

在这一系列的剖析军阀混战的文章中，王明也有较深刻的论述。

（一）指出了国民党新军阀政权的反动性质

毛泽东在1928年10月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1]

王明对国民党新军阀政权性质的认识也是清楚的。

王明在《1929年的中国》一文中，列举数字证明国民党政权对外投降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经济命脉。他还论证了1929年的中国工人、农民、

贫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种种事实，得出结论说：

“国民党已经纯粹是大军阀、大官僚政客、大地主、大资本家、大买办、大豪绅，

大流氓的集团了。”

（二）分析了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性质和原因

怎样看待混战不休的国民党新军阀战争的性质呢？新军阀作战双方，都宣传他们是“革命与反革命”之战，是“实行统一与破坏统一”之战，都骂对方是“反革命”、“反动势力”。当时，一部分群众相信了他们的宣传，认不清军阀战争的性质。

《王明传》 剖析新军阀混战(2)

王明针对这些模糊认识，指出：“军阀战争的作战双方，都是反革命的，绝没有丝毫的革命意义。”（《军阀战争与取消派》）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都

是资本家、地主、买办的保护人，都是工、农、兵、贫民、革命学生的死对头！”“无论谁胜谁败，吃苦的只有广大的工农兵贫民群众！军阀混战的结果，只有使广大劳苦群众冻死、饿死、累死、杀死、轰死！”（《没有一个好东西》）对于国民党新军阀连绵不断的混战，王明认为不是偶然的，有其社会经济

原因。有着“中国军阀制度的基础，一方面是因为各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美日）

已经划定和正在划分的政治上经济上‘势力范围’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农村经济中封建余孽的存在。”（《军阀战争与取消派》）“现在军阀战争的动力，主要的还是反映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矛盾，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统治阶级（买办地主资产阶级）内部的各种冲突，南京政府没有力量消灭一切其他军阀，因为每个军阀背后，都有一定的帝国主义者。”（《西北问题解决后》）

王明最后得出结论说：“在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根基未铲除和土地革命未胜利之前，军阀制度绝不会消亡，因之军阀战争绝不会停止；换言之，中国绝不会有真正统一的局面。”

[1]　毛泽东：《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三）揭露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恶果

自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以来，连年新军阀混战，大好河山遭蹂躏，

百万生灵被涂炭。为了反对国民党新军阀战争，揭露其给人民造成的灾难，王明以讽刺口吻，写了《军阀战争的“成绩”》一文。文中根据豫皖账务会对河南巩县灾情与战祸的调查统计，论证了军阀战争给全中国人民带来的灾祸。

从以上王明关于反对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这时期王明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态度坚决，批驳有力。但是，在这一系列文章中，王明也表现出一些“左”倾观点，主要有：

（一）全面否定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曾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特别是孙中山与共产党人建立统一战线后实行的新三民主义，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核心内容，对于推动中国大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建立以后，仍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帜，可实际上他们却背叛了孙中山坚持的三民主义的内容。不过，国民党内仍有一些左派始终坚持孙中山制定的新三民主义。对于如此复杂情况，不能简单加以否定，而应作具体分析。

可是，王明却认为：“中国的各派军阀，无论是国民党‘左派’也好，蒋派也好……‘没有一个好东西’！”（《没有一个好东西！》）

实际上，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怎能不加分析地说成“没有一个好东西”？

他又认为：“国民党各派都没有丝毫革命气味，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都是无耻的反革命者！”这确实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形而上学的反对一切的表现。

（二）把第三党作为敌人加以反对

王明在《为那一种“民主政治”而战？》一文中，批判“第三党”高唱建立“民主政治”的主张。他说：“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都在拼命以‘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来号召、树立和团结他们心目中的‘民主势力’，”他们都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分子”，也都“没有一个好东西”。

当时，邓演达尚在苏联未曾回国，在国内的谭平山、章伯钧等人联合一些国民党左派和从共产党脱离出来的人，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他们一方面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一方面不同意共产党的主张，被称为第三党。

在国共两党政治主张之间产生的第三党，本身就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势力，不能将其等同于国民党反动派。虽然在这个时期，第三党政治主张尚不系统。

但是，他们主张反帝反封建、坚持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中共中央曾于1928年

5月11日发布《中央通告四十六号》，专门谈到了对第三党的认识和态度。中央当时认为：“第三党的运动，只是一部分失意的怯懦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徘徊于革命潮流中的余波。”

王明并不把第三党看成是“徘徊于革命潮流中的余波”，而是把第三党看成是对革命潮流的反动，是跟改组派一样的“坏东西”。这种“左”倾观点比当时中共中央的认识还要冒进。

（三）否认利用敌人矛盾

党内“左”倾主张与正确路线之间，在坚决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统治这个问题上是?有分歧的。问题在于“左”倾错误对于派别林立、内部矛盾重重的国民党不加分析，把国民党看成铁板一块，不懂得利用敌人矛盾，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王明就是把国民党内部各派以及不属于国民党派别的各种中间势力，都看

成“没有一个好东西”，拒绝利用敌人矛盾，采取一律打倒政策。

这种“左”倾态度只能有利于敌人，孤立自己，这也是后来土地革命战争

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明传》 被捕违纪

王明在国内工作的时间并不算长。从1929年3月回国到1931年10月离开上海，是王明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时期。在白色恐怖下工作的共产党人时刻有被杀头的危险，所以如何处理个人生命与党的利益的关系是对每一个人的严峻考验。王明在一生这唯一的被捕事件中，交了一份不算合格的答卷。

王明在《红旗》报工作期间，除了采访、编辑和写作之外，按照党组织的要求，有时还到基层调查了解情况和做工人工作。曹家渡就是他联系的工人点。

曹家渡位于上海沪西、吴淞江畔。这一带是工人区，工人比较多，工人运动开展的也比较好。工人们成立了曹家渡工人俱乐部，王明时常去这里开会和了解情况，有时，还带着资料科的邵珍一起去。

1930年1月12日，王明出席上海工联在英租界垃圾桥附近召开的一次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会议正在进行中，一群巡捕突然闯入会场，将王明等20多人全部逮捕，押入老闸捕房，后又关在提兰桥监狱。

这年春节王明是在上海提兰桥狱中度过的。阴历二十九这天，他在狱中写下《狱中除夕》这首诗：

爆竹声知旧岁终，狱中何处有春风？

新年战友连窗祝，含笑交谈众志同。

死去一心留党国，生还百计为工农。

苏联茁壮苏区大，马列旌旗遍地红。

几天后，王明又在狱中写了一首五绝，《狱情》：

青春全献党，义士壮成仁；

同志多千万，伤心最一人。

王明被捕时是工人打扮，巡捕房和监狱都没有发现他的真实身份。因此，一个看守对他说：“只要你想办法搞点钱来，买通关节就可以出去。”王明回答说：

“钱不成问题，如果你们有人同我一道去，我能找到出钱的人。”

这位看守不敢答应让王明同他一道去，而只答应可以代替王明送一趟信。于

是，王明立即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交与这位看守。信的大意是：“我已被捕，请设法营救。”[1]

王明的信是写给中宣

部秘书潘文郁的，而且王明

在老闸捕房时就已经说出了

自己的住址是鸭绿路。

当时在中央宣传部资

料科工作的邵珍回忆说：

王明的信是王铁江先

接到的，后转交给中央。“由

于组织上通知我们赶快搬

家，我不愿意搬家，埋怨了

几句。王铁江他们才把这个

事情的经过给我讲了。他说，

陈绍禹去曹家渡开会，被敌

人捉去了。后来他叫个警察

送来了一封信，我把信收了。

由于咱们机关暴露，所以中

[1]　罗章龙：《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l期。

30年代初上海的街景

央决定咱们机关赶快转移、搬家。搬家前，我把一般的文件材料全烧了，整整烧了一个晚上。”[1]

王明为了自己早日获释，让巡捕到中央秘密机关送信，暴露了党的秘密机关，严重违背了党的纪律。幸亏这位巡捕只顾索钱，没有发现这是共产党的秘密机关。

所以，事后巡捕房并没有派人来搜查。尽管如此，王明的不负责行为毕竟影响了这个党的秘密机关安全，致使机关被迫转移，错误是严重的。

由于敌人没有发现王明的真实身份，党为营救王明也积极努力。因此，王明得以于2月18日上午出狱。

王明出狱当日，正好在街上意外地碰到了“三农”时的同学王逸常。王逸常当时担任中共安徽省六安、瞿山联合县委书记，因与省委书记尹宽发生路线争执，到上海找中央解决。问题解决后，中央让他留在上海。这天，王逸常正在英租界的一条街上行走时，遇到了刚刚出狱的王明。他回忆起这段巧遇时说：

“1930年初，有一天，我在路上遇见陈绍禹，他刚从监狱出来。我把他送到了旅馆，给他买了饼干、面包，安排好后我才走的。我只记得他对我说：‘这个监狱有些资产阶级味道。他们看我是个小个子，看不起我，认为我不像一个革命的共产党员样子，就把我放了’。不久他自己找到了党组织。”[2]

目前，党史学界流行一种说法：王明这次出狱是共产?际驻中国代表花几千元保释出来的。但当时与王明住同一机关的邵珍却说：

“陈绍禹去曹家渡时化装成工人样子，和一些工人一起被捕的。敌人没有发现他。所以，以后他和工人一起被放了。我没听说党花很多钱把他搞出来。如果真花那么多钱，他就暴露了。不仅出不来，很可能枪毙。”[3]

当时在资料科工作的罗晓红也说：“王明是否是花钱赎出来的，没有根据。”[4]

1930年2月21日，王明在出狱后的第三天，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汇报

了被捕后的一些情况，也承认自己有“错误或疏忽”，但同时又极力为自己开脱罪责。

1930年3月16日，党中央在查明事实真相后，给王明写了一封信，指出他这次所犯的重大错误是：

1．供出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影响机关安全”，“给一般同志以极坏的影响”；

2．让“巡捕送信到中央秘密机关”，违背了纪律；

[1]　《访问邵珍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80年11月12日。

[2]　《访问王逸常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80年11月17日。

[3]　《访问邵珍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83年5月21日。

[4]　《访问罗晓红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81年3月4日。

3．“躲避自己的错误”，“没有在错误中取得教训，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

4．还说什么“‘中央解决你的问题不要给取消派借口’，表现着你完全不接受中央批评的精神”。

据此，中央决定给王明以党内警告处分，同时也希望他能虚心接受批评，勇敢改正错误。

王明在这次被捕事件中错误是严重的，党中央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是正确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据此说王明是叛徒，则是违背事实的。

《王明传》 在全国总工会(1)

在全国总工会

王明因被捕事件中暴露中央秘密机关，不仅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而且被调离在中央宣传部及《红旗》报的工作岗位。当时中央原准备让他随许继慎、熊寿暄去鄂皖苏区工作，接受锻炼，但最后还是决定将他调到全国总工会，任全总党团秘书和《劳动》三日刊编辑。

全国总工会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大群众团体，委员长是项英，罗章龙先任秘书长，后任党团书记。全总下设两个产业工会，15个地方工会，白区的赤色工会会员约3万多人。《劳动》三日刊是全总的机关刊物，创刊于1929年8月。当时《劳动》每期发行2500份，在工人群众中有较大影响。

王明调到全总后，主要工作是编辑《劳动》三日刊和撰写文章，同时编辑《每日罢工快报》，编稿送稿均由他一人负责。

在全总工作期间，他发表了19篇文章，其中13篇发表在《劳动》三日刊上，5篇发表在《红旗》上，l篇发表在《布尔塞维克》上。

王明在《劳动》三日刊发表的文章，计有《南京四&#8226;

三惨案的意义与教训》（1930

年4月10日）、《加紧准备“红色的五一”！》（1930年4月10日）、《“四&#8226;一二”

与蒋介石》（1930年4月10日）、《汉口蛋厂的同盟罢工》（1930年4月10日）、《要饭吃！要工作！要土地！》（1930年5月1日）《援助英日同盟罢工的兄弟们》、（1930

年5月1日）、（1930年5月14日）《“赤俄”与“白俄”》

《上海水电工人的同盟罢工》、

（1930年5月14日）、《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罢工胜利的意义与教训》（1930年5月23

日）、（1930年5月23日）《怎样准备五卅工作》（1930《一个笑里藏刀的危险口号！》、

年5月23日）、《国际劳工局与国民党》（1930年5月23

日）、《与印度安南兄弟们共同行动起来！》（1930年6月7日）。

王明在《劳动》三日刊发表的这些文章，有的是一期同时登3篇或4篇，由此也可见其工作之勤奋和文思之流畅。

王明在《红旗》报工作期间发表文章时，多用“慕石”笔名。调到《劳动》三日刊后，笔名改为“兆雨”，有时也用“玉”、“石”、“慕”的笔名。

来到全总后，王明即使在《红旗》报上发表文章，再也没用过“慕石”笔名，而用“韶玉”这个笔名。这些文章有：《再论反富农问题——富农问题的严重》（1930

年3月26

日）、《为什么不组织雇农工会——农民意识——尤其是富农意识作怪》（1930年5月17——24日）、（1930年5月27日）

《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罢工的胜利》、

《什么是“流氓”与“匪”？》（1930年6月21

日）、《“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

还是“没收一切土地”》（1930年7月2日）。

在全总工作期间，他在《布尔塞维克》杂志上只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以韶玉笔名于1930年5月15日在《布尔塞维克》第三卷第四、第五期合刊上发表的《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

王明在全总工作期间发表的19篇文章，绝大部分刊登在他编辑的《劳动》三日刊上。由于该刊是全总办的工运刊物，所以王明文章也集中在工人运动问题上。

王明在这些文章之中，声援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支持上海、武汉工

人的罢工斗争，提出了“要饭吃！要工作！要土地”的口号，驳斥了一些破坏工人运动的言论。这些观点对当时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的工人运动进入1930年，已经从大革命失败的低潮中苏醒过来，但以

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却比工人运动发展得更快，促使工人运动向“左”

倾错误方面发展。王明在这些文章中虽然对工人运动有一些正确意见，但他论述的主要方面还是运用自己擅长的笔杆为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急剧发展推波助澜。

（一）过分估计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正确估计形势，是保证党的路线、政策正确的前提。党内“左”倾错误的产生，首先在于错误地估计形势。过高估计革命形势的发展，是历次“左”倾错误的通病，王明这位“左”倾教条主义者更具有这个特点。

1930年春，全国新军阀混战加剧，革命形势有所发展。但国民党统治依然强大，全国革命高潮并未来到。

1934年4月，英帝国主义的水兵在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对手无寸铁的“和记”工人进行屠杀，制造了“四&#8226;三”惨案。帝国主义的屠刀没有吓倒“和记”

工人，反而激起南京工人、学生、市民的愤怒。他们举行了罢工、罢课和示威游0

行，对“和记”工人表示声援。上海工人与群众听到南京“四&#8226;

三”惨案消息后，

《王明传》 在全国总工会(2)

也立即行动起来，表示对“四&#8226;三”惨案抗议和对南京的革命运动声援。可是，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又在上海制造了屠杀革命人民的“四&#8226;八”惨案。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制造惨案的暴行，王明及时地于4月10日在《劳动》第28期上，发表了《南京四三惨案的意义与教训》一文，声援南京、上海工人学生的革命斗争，号召人民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对于推动当时的群众运动，具有积极作用。

可是，王明在这篇文章中，又仅仅根据南京“四&#8226;三”惨案这个局部事件断言：“这表示国民党的统治已经根本破产”，“国民党的统治的末日已经来到了”，

“这是表示革命高潮已经加快的到来了！”他坚决认为：“革命与反革命的肉搏血战的日子已经迫在目前了，我们应该加紧领导和联合农民兵士以武装暴动，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我们不能不承认，“左”倾冒险主义者有一副革命面孔。可我们从理智上必须记住，这些“破产”、“末日”等等的断言，这些“肉搏血战”、“武装暴动”的号召，又给人民生命和革命事业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

（二）强调进攻路线，主张同盟罢工

中国政局进入1930年，革命形势虽然有所发展，但全国仍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中心城市的白色恐怖尤为严重。党在城市的工人运动刚刚恢复，

工人运动从整体上看，还处于人数少、力量小、组织差的阶段。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党的城市工作不应该采取以进攻为主的武装暴动，而应该在服从农村的武装斗争的条件下开展斗争。白区城市工作应以防御为主，尽量利用合法斗争，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去农村开展武装斗争，联合红军，推动革命形势不断发展，依靠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但是，上海等地的工人运动，在李立三为首的中央领导下，实行了一条进攻路线，号召工人实行政治罢工、同盟罢工、总罢工。整个白区工人运动围绕着罢工这架巨大的机器在不断地旋转，工人们成了这架机器上不知疲倦的螺丝钉。

各种各样的纪念日都成了罢工、示威、游行的契机。“红五月”来临时，“五一”、

“五三”、“五四”、“五九”……组织者在忘我的宣传、鼓动、组织；参加者们奋不顾身的示威、游行、呐喊；敌人则可以不用密探就在预定的日子里去逮捕、镇压、屠杀。党内的“左”倾冒险者们既不惧怕敌人的镇压，也不思索工人们鲜血的代价，仍在狂热地鼓吹进攻、进攻、再进攻，罢工、罢工、再罢工。似乎行动

就是胜利，结果并不重要。

在这种狂热的“左”倾气氛中，王明成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吹鼓手。

在他发表的文章中，一味强调进攻，强调举行政治罢工、同盟罢工、政治示威，强调搞武装暴动。每逢纪念节，王明就号召工人向敌人进攻。他在《怎样准备五卅工作》一文中，就大声疾呼：“我们必须抓住五卅运动，向一切反动势力进攻。”

王明片面地把“革命”与“进攻”等同，并引经据典大谈“防守是暴动的死路”。

谁如果主张防御，他就会轻松地给谁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他说：“政治罢工、同盟罢工，已经是我们日常工作的迫切任务；不仅再怀疑这些行动‘有没有可能’的观点是机会主义，就是把这些行动只当作‘一般的策略和很远的前途’，而不积极马上实行准备、组织与实现，也同样是右倾。”（《南京四三惨案的意义与教训》）

在进攻为主的方针指导下，王明这位“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又成了无

所畏惧的“进攻勇士”。他不断号召工人举行罢工，他曾说：“同盟罢工是当前工人阶级战胜敌人的有力武器。”“同盟罢工已经成为群众实际行动的迫切要求。”

（《汉口蛋厂的同盟罢工》）“同盟罢工的性质是伟大政治罢工。”（《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罢工胜利的意义与教训》）

当“红色五一”节来临之际，王明又要求工人们，把“‘五一’的罢工示威

成为广大工人群众积极热烈英勇参加的行动”（《加紧准备“红色的五一”》）；当准备纪念五卅运动时，

他要求“今年五卅工

作的中心路线，毫无

疑问地是组织全国的

总政治罢工与总政治

示威”（《怎样准备五

卅工作》）；当汉口蛋

厂工人爆发同盟罢工

时，他又要求“同盟

罢工、政治罢工，一

定要在武汉区域继续

扩大和深入”；当上海

水电工人举行同盟罢

工后，他号召电话、1930年参加五一节示威游行的工人、学生被逮捕0

电汽、电灯、自来水、邮务、纱厂等行业工人举行同盟罢工进行声援。

一味号召工人举行政治罢工的王明，与当时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一样，并没有从根本上了解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他们轻视经济斗争，不重视与工人有切身利益的经济斗争，无限制地搞政治罢工。即使工人举行了经济罢工，也能进行胜利的政治斗争。

《王明传》 在全国总工会(3)

（三）把罢工失败说成是“政治胜利”

热衷于在纪念节搞政治罢工、政治示威、飞行集会的结果，使许多党员和工人被捕，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工人队伍损失严重。1930年4月20日，上海公共租界千名汽车工人首先举行罢工，4月25

日又爆发了几千电车工人的罢工，电汽、

电话、电灯、自来水等行业的工人也准备举行同盟罢工。但是，这些急躁冒进的罢工斗争在国民党政府镇压和破坏下很快失败了，同盟罢工也未能实现。

承认失败需要有勇敢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深刻的反思，这恰恰是“左”倾冒险主义们难以做到的。上海水电工人的罢工失败之后，王明却接连发表了《上海水电工人的同盟罢工》、《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罢工胜利的意义与教训》、《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罢工的胜利》等三篇文章，大谈这次罢工的“成功”和“胜利”，大讲其“伟大意义”，而且还说：“这不只是汽车电车工人对公司资本家的胜利，而是全上海及全中国工人阶级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胜利。”

事实上，上海水电工人的同盟罢工并没有成功。王明在文章中也承认，“因自来水、电汽、法电、华电等，被残酷地白色恐怖镇压及其他各种原因而未能立即实现”，而汽车电车工人并没有得到自己提出的12条和9条要求，只不过得到“细微的经济条件的承认”后，就立即复工了。

但王明又不愿承认这就是失败，而是玩弄文字游戏，制造出一套把失败说成胜利的理论。

他说：“政治罢工的胜败．不能仅从罢工直接条件的有否收获为鉴评，这是列宁主义不易的真理。所以，有时政治罢工得不到任何直接条件的收获，但仍不失政治上伟大胜利的意义。”

王明还列举了六条“政治胜利”的表现，要求人们承认其“伟大意义”。

王明也知道，自己的这套说法不会有多少工人同意。他承认，“许多赤色工会会员及一般工友群众，还未能普遍正确地了解这一同盟罢工的胜利实质。”因此，他决心“详细地阐发”“这伟大胜利的意义”，纠正“许多赤色工会会员”的认识，批判其“错误看法”。

谁如果说：“电车汽车工人同盟罢工失败了”，王明就凶狠地批判说：这是帝国主义、国民党、改组派的“无耻呼声”、是“取消派、上海总工会等工贼走狗装腔作势”的腔调；谁如果说：“这次是经济上胜利，政治上失败——或相当失败的复工”，王明就批判说：这是“少数落后同志估计”，他们这“是陷入右倾及取消主义倾向的泥阱”了。

甚至人们作出这次罢工“不过是推动上海工人的斗争”的估计，王明也不放过，责备这“是对于这一胜利的实质和意义的不正确的估计”。这种阿Q精神，

刘少奇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文中有过生动回忆：

“当着他们在上海举行一次没成功的示威，甚至是受到很大损失的时候，他们一样可以估计这次示威如何‘成功’，有如何深远的意义，如何影响了多少人，

如何推动了革命，加速了反动统治的灭亡，如何成为什么信号，以及如何要反对对这次示威意义估计不足的机会主义等。”[1]

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并不单是王明的发明，也是“左”倾冒险主义者们的共同特征。

（四）把黄色工会作为“最直接敌人”

在国民党统治区，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赤色工会以外，还存在着各种黄色工会。他们有的是国民党的官办工会，有的是厂方办的，有的是工头办的。这些黄色工会的政治主张、经济要求与组织程度也各不相同。对于黄色工会的复杂情况，党的工作应区别对待，慎重从事。特别是黄色工会中有大批的工人兄弟，

更需要我们去争取。对黄色工会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只会分裂工人队伍，削弱工人运动力量。

然而，即使复杂的事物，在教条主义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里，也只有肯定和否定这两极。

王明不加分析，一律把黄色工会看成是同国民党反动派一样的敌人，咬牙切齿地大骂他们是“国民党的走狗”、“破坏工人运动的奸细”、“出卖工人阶级的叛徒”、“法西斯蒂”、“最直接的敌人”。号召赤色工会会员行动起来，“推翻黄色工会”，“打倒黄色工会！”等口号，在王明的文章里司空见惯。

王明把黄色工会与国民党反动派军阀等同起来。他说：“帝国主义、国民党、

黄色工会三位一体的压迫罢工运动。”（《一个笑里藏刀的口号！》）“帝国主义、

社会民主党、黄色职工国际的领袖、国际联盟、国际劳工局、中国国民党、?组派、

[1]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取消派、第三党、是一家人，”《国际劳工局与国民党》

黄色工会，……都是反革命。（）王明不但把黄色工会与国民党反动派等同起来，而且还把黄色工会看成比国民党反动派更加危害工人运动的“最直接敌人”。

他说：“必须认清黄色工会是一切反动政治派别直接在工人群众中的奸细和技师，是赤色工会当前最直接敌人。”（《怎样准备五卅工作》）

实际上，党当时在处理黄色工会问题上的主要任务，不应是打倒黄色工会的口号，而应是争取参加黄色工会的广大工人兄弟。只有把黄色工会中的广大工人争取过来，才能壮大赤色工会的力量。像王明那样对待黄色工会，只能阻碍工人队伍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