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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自序（1）

- 自序（2）

- 黄土高原，党项人的中转站

- 第一节　无定河边，党项人消失的背影（1）

- 第一节　无定河边，党项人消失的背影（2）

- 第一节　无定河边，党项人消失的背影（3）

- 第二节　古庙会：无定河边的西夏“化石”（1）

- 第三节　统万城，黄沙深处的“泰坦尼克”（1）

- 第三节　统万城，黄沙深处的“泰坦尼克”（2）

- 第四节　米脂，党项崛起的最初根据地（1）

- 第四节　米脂，党项崛起的最初根据地（2）

- 第五节　李自成和丁玲，西夏党项贵族后裔？（1）

- 第五节　李自成和丁玲，西夏党项贵族后裔？（2）

- 第五节　李自成和丁玲，西夏党项贵族后裔？（3）

- 第六节　铁打的葭州，西夏的东界　（1）

- 第六节　铁打的葭州，西夏的东界　（2）

- 第一节　腾格里，长号和驼队的食粮（1）

- 第二节　曼德拉山麓，沙漠秘境之舟（1）

- 第二节　曼德拉山麓，沙漠秘境之舟（2）

- 第三节　藏在毛乌素沙漠里的唐古特人（1）

- 第三节　藏在毛乌素沙漠里的唐古特人（2）

- 第四节　阿尔寨，草原上的西夏印记（1）

- 第四节　阿尔寨，草原上的西夏印记（2）

- 第五节 　黑水城，西夏学的催生地（1）

- 第五节 　黑水城，西夏学的催生地（2）

- 第五节 　黑水城，西夏学的催生地（3）

- 第一节　吐鲁番盆地，西夏清晰的遗影（1）

- 第一节　吐鲁番盆地，西夏清晰的遗影（2）

- 第一节　吐鲁番盆地，西夏清晰的遗影（3）

- 第一节　吐鲁番盆地，西夏清晰的遗影（4）

- 第二节　天山之北，草丛里的西夏北逃线路（1）

- 第三节　阿尔泰山下，金字塔式陵墓之谜（1）

- 第三节　阿尔泰山下，金字塔式陵墓之谜（2）

- 第四节　额尔齐斯河畔，发出音乐的石像（1）

- 第四节　额尔齐斯河畔，发出音乐的石像（2）

- 第四节　额尔齐斯河畔，发出音乐的石像（3）

自序（1）

世上已无党项人

"中国最神秘的王朝后裔－－－－西夏人到哪里去？"恐怕是站在这本书前考虑要不要购买/阅读它的读者首先考虑的问题。打开这本书，在阅读的行进中，读者可能会问："我们凭什么要知道西夏人？作者为什么要寻找这些消失在历史深处的神秘人族？他的寻找有意义么？他的路线正确么？他所拿出来的事实能够告诉读者答案么？"

在中国，如果你有幸曾经接触过西夏的脉动，并为之振颤的话，那么，西夏会跟随着你，因为它不是中国历史中一席流动的盛宴，也不是一道僵滞的风景，它是中国历史的一部份－－－－-尽管，正史的视野里一直没有它的席位。西夏是值得每个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关注的，它不会让真正的走近者失望的。

2006年4月6日的《南方周末》的B9版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名字很有趣：《"不了解历史，也是一种罪"》，文章说的是日本的一个叫近滕昭二的记者对日本侵华战争中细菌战中历史真相进行了持续30年的追问，追问的结果是，对历史的淡忘，就是在犯罪。

在中国历史中，以独特力量砌入其中190多年政权时光的西夏王朝，国人对它的了解，因为许多因素，导致了在一种未知状态下进行，即便是对它了解一些的专家，也是以一种垄断性质或者霸权心态下的小圈子内传播、欣赏甚至由于学术观点相左、个人目的不同而进行互相攻击。真正由大众知晓的历史，往往并没抵达民众的视野或内心，这种遗漏造成的后果，并不在于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冷读甚或不了解，或对其中细节的咀嚼、品味造成误读，重要的是如同科学家王选所说的："我们倘若失去历史，还将失去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到进步的机会。"这种情形下，我坚持认为，不了解西夏实在是一种过错。

从源头迁徙到缔造帝国，从帝国的大厦倾彤到残余势力的逃亡，建立西夏王朝的主体民族党项族的"身前成长史"，当时的中国，没有哪个民族的流程比这个民族的漫长，这种漫长不仅体现在"路途"的遥远与悠长，更体现在一种严酷的生存环境下的挣扎与抗争。公元1227年，西夏王朝嘎然消失了，接着是长达几百年的哑声，昔日刻印在中原王朝及当时的吐蕃、契丹、女真、回鹘等异族政权记忆里的辉煌完全被尘封在历史深处，那些残留在各地的佛塔、古城、驿站、寺院的废墟在落日冷风里轻轻嗟叹，即便有身边出土的文物在考古学家们的一篇篇专业文章里为这些废墟做着诠释，证明着他们作为"　见证者”的合法身份，但也往往导引着他们在学术圈里做着纸上的爬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功利性历史瞳孔里，战败者的真实声音被战胜者的肆意忽略与人为蔑视而挤压在历史的箱底：西夏灭亡之后，元代在修订史书时没有给西夏提供书写的一席之地，导致了西夏王朝在中国历史的长册里成了一个缺席者：见证中国历史的二十四史中，惟独没有西夏历史，这也添加了它的神秘色彩与走进者探询/研究时的难度。西夏文字"天书"角色的本身的局限性，导致了西夏自身隐往历史深处的加速度，也为它至今乃至今后要消亡埋下了可怕的种子。

站在一个平和、冷静的心态下审视这个王朝的衰落，与后来的蒙元政权采取的极端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但其在文化建设上的偏视，　也是导致这个王朝文化生命力短命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政者总是力图建立一种"高层"或"高尚"的文化，一直忘却了去培养一种来自底层的但生命力强大的民间文化土壤。一种自身民族防御命运和暴力的威胁　并体面地能安身立命的草根文化，－－－－古代摩西和近代彼得大帝曾经建过的文化。由于缺乏这种对一个民族或政权的稳固性与长久性有着重要作用的文化，11世纪的西夏文化里显然就缺少了一个广众土壤的同时，也稀缺了些高贵与儒雅。这种稀缺也成了我在它消亡几百年后，走进它时采取的田野方式。

越是神秘的越容易勾起走近者与走进者的兴趣：当初几百万人口的国度里，一个个活生生的群体，怎能够突然消失得干干净净？一个政权可以被消灭，但构成一个王朝的主体民族怎能够被灭绝？西夏后裔在哪里？这是多少年来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一直寻找和关注的话题。

自序（2）

在一个市场经济时代，我的上路会很容易被人看成是没有价值的甚至是荒唐与无聊的事情，在我的心中，这种追找是一项严肃而认真的事情，找到的答案之中，可能还有疑点和问号，还需要再去思考新的问题，寻找新的答案。我想到了一个人：近滕昭二，这位最早研究并公布侵华日军细菌战真相的新闻工作者，即便从他供职的朝日电视台退休了，但他对细菌战的追寻并没有"退休"，2006年3月23日，他再次到山东寻找日军细菌1644部队霍乱实验的幸存者，他认为"永远地追寻真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是一个记者的天命。"我很欣赏他的观点："如果一个事情完全处于未知状态，就是完全的自由，没有边界，一切都要看记者怎么动作。"10多年来，我以一个记者与行者的身份，将探询的眼光、思考的重点、走读的脚步撒在了西夏这个神秘的王朝抑或党项这个古老的民族当初涉猎到的角角落落，力图为这段历史的缺席与引退寻找足够的理由/借口。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做的不是一个民族迁移史或一个王朝主体民族后裔的去向跟踪，更是他们心灵史的另一种方式的解读。

神秘的西夏王朝给历史留下了很多秘密，随着西夏文字的逐渐破译、西夏散落在各地文献的逐步收集整理等问题的解决，西夏留给历史最大的神秘成了西夏后裔的最集中散落地。这是国内第一次以走读方式对西夏后裔进行追寻的书，我的行程涉及甘肃、宁夏、福建、浙江、内蒙古、新疆、四川、青海、西藏、河北、河南、北京、辽宁、安徽、陕西、广西、山西、云南等18个省区甚至尼泊尔等国外地区。为了追究西夏后裔中的来阿八赤曾经在征服交趾（今天的越南）的足迹，我于2003年秋天曾经抵达广西的北海，看着一海的水渺，只能想象这位西夏后裔被忽必烈亲自召见，并把自己的衣服当场解下来赐予来阿八赤，来阿八赤统兵到今天的河内，后来身中三支毒箭而亡的情形，这是正史里记载，西夏后裔出没的最南端了。从广西到辽宁，从浙江到新疆、西藏，我行走在中国的大地上，极力揭示神秘的西夏王朝的后裔去向途中的大量秘密，经过几年的田野采访，我征集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途中又经历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困难。大难不言苦，作为一个非专业研究人员，这些所为皆系爱好而已，无关乎任何功利性。

本书以银川为中心，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做辐射状，对西夏后裔逃亡或隐遁的线路进行追寻，对途经省份有关西夏的一些重点地方，从经济、文化、文化地理、旅游、人文历史等方面进行描述。萨义德的《流放随想》引用了12世纪僧侣作家雨果的话："以为家乡甜美的人是初出茅庐的小子，还很稚嫩；以四海为家的人已经壮大；而将整个世界看成是异国他乡的人才是完人。稚嫩的心灵将自己的爱固着在大千世界上的一个点上，已壮大起来的人将自己的爱推及四海。"整个西夏的追寻，使我的足迹在西中国和北中国的大地上留下了"自己逐步壮大"的痕迹。

这是一本单纯对西夏后裔的去向追寻的书，书里书外的一切是在勇气与爱好的支配下完成的。是集记者、考证者、行者“三者”身份完成的，也是经过大量徒步走访而完成的。这注定它是一本孤独的书。走进的途中，才发现，仅有勇气是不够的，需要的很多，其中有读者和方家的批评，其中有对俗世中很多影响我内心洁净的东西的拒斥与防御，有对那些不懂历史但动辄拿历史说事以满足个人私利与浮名者的鄙夷。

我继续在路上，我开始聆听。

黄土高原，党项人的中转站

甘肃东部和陕西西北部交接处，是世界上黄土层最厚处，也是黄土高原地貌的最集中体现地带。中国文明史的记载中，这里一直闪现的是匈奴、氐、鲜卑等少数民族，汉族政权对这里统治也总是呈现出一种放风筝式的游离状态。唐朝时期，这里走来了一批陌生人：他们来自远在几千里外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汉族史料称他们为羌人，－－－－严格的讲是古羌族中的一支党项人，其他民族对他们有着不同的称呼：藏族称为mi　nia，蒙古人后来称为唐古特人。　在国外的文献里，更多的承续了蒙古人的说法，将这批唐时来到这里的异乡人、异族人称为唐古特人。

隋唐时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党项羌人，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西边受吐蕃人的强大军事进攻，东边一直和汉族政权进行着长达千年的征战，导致汉族政权几乎没中断的征伐，在吐蕃和汉族政权的双重夹击造成的夹缝生存里，他们最终选择了臣服唐政权。唐朝政府对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这条线路因缺乏翔实的史料记载和研究历史者的亲为丈量，而变得神秘且模糊。从20世纪末期开始，我经过几次的实地考察，逐步探明了这条线路的大致脉向和走迹：党项人离开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黄河上游四川和甘肃、青海三省交接处的原居地后，沿着白龙江流域东下，进入甘肃的陇南、陇东一带，随之进入黄土高原，陇东旱塬的原始地貌使他们沿袭千年的流牧生活受到了影响。于是，这游牧民族在辽阔的北黄土高原上继续寻找自己的生存之地，从陕北高原到鄂尔多斯高原，从晋陕峡谷到黄河流域，最终在"黄河十害，唯富河套"的宁夏卫宁平原上，建立了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政权大宋皇朝相抗衡的西夏王朝，这种抗衡持续了190多年。后来，帝国的梦想被蒙古人的铁骑踏碎。那些王朝的贵族、上流人士及对帝国忠心的僧侣、宫女、工匠、艺人、将士等各色人等，逆着党项人最初从白龙江进入黄土高原的线路，开始了一场神秘而遥远的逃亡。

党项人还没建立西夏政权时，他们的祖辈就在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建立过地方性政权，在无定河畔留下了极其浓郁的生活气息。西夏建立后，还有大批党项人留在这片土地上，这里也一度属于西夏政权和宋朝进行拉锯战的战区，西夏帝国灭亡后，这里生活的党项人后裔的去向，被研究西夏后裔的学者一度忽视。黄土深处，掩埋的党项人后裔面孔，需要怎样的努力才能辨认得清楚呢，对西夏人的探寻是个杂乱而漫长的过程，这里是党项人进入汉文化生活圈的第一个大片生活区，也是他们在汉文化语境中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性政权的核心地区。审视党项人自青藏高原而来到建立大夏帝国的整个流程，黄土高原显然扮演了跳板的作用，这里是帝国建立的一块坚硬的基石。对大夏党项人的追寻，就以这里为开端。

第一节　无定河边，党项人消失的背影（1）

无定河，一条流淌于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最长的河流。当我将探询西夏后裔的脚步送到这里时，我清楚其中的道理，－－－－-如果说贯穿于青藏高原东南部、今天的甘肃南部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之间的大夏河是培育党项民族的童年，那么，无定河无疑就是党项人崛起于历史视野的青年，这也是一条和西夏有着精神源头意义上的河流，它也是伴随党项人在西夏建国之前奔波于黄土高原上最长的一条岁月之河。从从秦、汉开始，直到宋、明时期，这里一直是中原汉族势力与北方大漠的游牧民族反复争夺的热土。古老的氏族、羌族、鲜卑、匈奴等民族在这里留下了征战的痕迹，但真正让史学界从一个王朝形成的乳汁般作用考量这里的，还是她和党项民族的关系。

罗丹曾经说过：“缓慢本身就是一种美。”悄然穿行在陕北黄土高原、隐在黄土里的的无定河，以一种缓慢的姿态呈现着自己的美，没有大江大河波澜壮阔之大美，也没有那些小溪小河的宁静之美，但它以自身的缓慢，慢慢流淌在黄土的深处，慢慢地收容着这里发生一切历史，其中包括党项人在这里完成和汉族政权错综复杂的关系。它在唐代的天空下，缓缓地接纳了从青藏高原上来的党项羌。亦如后来缓缓地送走他们，默默注视着他们在宁夏平原上建立起一个后来和宋、金三足鼎立的王朝－－－－-大夏王朝。

永定河一直收留着党项人的记忆，忘却的只是后来生活在这里的人。李万顺老人一直居住在无定河边，身份证上明确无误的表明他的汉族身份，老人对西夏的历史一直很热心，甚至说是有些带有民间性质的研究，他的家里就有一些关于西夏的书，他也和当地的民众一样，喜欢把自己说成帝王之后，因为，在黄土高原上建立地方性政权的李继迁（西夏建国者元昊的祖父）确实出生在这里一个叫李继迁寨的村子，李自成同样出生在这一带。对我提出的这里有没有党项人后裔的问题，他反问道：“你说能没有么？西夏建国前，党项人在这里生活了近300年的时间，比西夏存在的时间还要长出近100年。西夏的开国皇帝元昊的爷爷李继迁就出生在无定河边的，这个谁能否定得了？元昊的籍贯也就是这里！西夏建立后，这里也是西夏的疆土，西夏对这里实行过统治，前后加起来，这里和西夏的直接关系就有400年的历史，400年，怎能没有西夏人的后人呢？说成吉思汗死后蒙古人把西夏人杀绝了，能杀绝么，这里是该有西夏后人的，我们就认为自己是党项人的后代。”老人说话时的激动与反诘后的肯定语气，显然在加重自己的族人和西夏皇室的关系。历史讲究的是证据，他们又无法拿出铁的依据来，但也正是这种扑朔迷离，造成了党项和这些人的族源之谜，引诱着我的脚步继续深入。

西夏王朝湮灭后，散布在整个西北中国的党项人逐渐消失，无定河边的党项人同样将背影留给了后来的历史。无定河在西夏消亡后的700多年的岁月里，逐渐将这里的民族风俗掩隐在越来越多的汉族主流文化影响下的历史表层上。如今，每年春节，无定河流域是一片狂欢：带有明显陕北一带民俗的秧歌、腰鼓、转九曲、燃火塔、玩社火、祭祖、祈神灵的庙会，和这里曾经生活过几百年的党项人的游牧民族遗风逐渐远了，只有拨开笼罩在这上面的雾霭，才能找到些许当年的党项人依稀的背影……

无定河，在唐代以前叫“奢延水”，从陕西靖边县白于山的中山涧发源，这一带山势高峻，地下水资源丰富，是陕北的洛河、延河、无定河等一些大的河流发源地。洛河和延河都向东南流去了，唯有无定河由南向北，将自己的身影伸淌进北方大漠，然后经过490公里的流程，进入黄河。唐朝以前的无定河边，马蹄声里来来往往的是北方草原上一个个民族对这里的争夺或放弃，汉朝政权对这里的统治显得模糊而短暂，有时甚至是无力的放弃与无望的远眺，使得这里一直被战争和掠夺的阴影笼罩，一片富庶之地因此贫瘠，被中原王朝当作贫穷与落后的象征之地，唐朝就将归顺自己但让自己产生不安全感的党项人，安置在这里。当唐朝、党项、无定河这三个概念涵盖下的因素叠加到一起时，无定河迎来的是怎样的新鲜或陌生？

第一节　无定河边，党项人消失的背影（2）

党项羌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羌族中的一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东南部，它的发展壮大一直对中原汉族王权西部边疆构成威胁。历史的车轮碾到唐朝时，王朝的执政者对已经在几百年间给历代汉族政权一直构成威胁的羌族政权开始了新的政策，不再像以前那样采取单一的军事镇压，而是抓住强大起来的吐蕃人从青藏高原上逐步驱逐党项人的有利时机，利用党项人向其求援的契机，对党项人开始了长达百年的大规模政策移民。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少数民族整体迁徙，而且以近百年的时间来完成。百年的时间里，从一些地名串联起来，可以看见他们迁徙的线路：甘肃的玛曲、郎木寺、宕昌、四川的松潘、茂县一带，甘肃的武都、天水、甘谷、庆阳，陕西米脂、横山一带。

唐朝为什么要将这些归附的异族安置在这里？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里是唐朝疆域北部地区。半干旱的自然条件无法提供给让他们强大起来的马场，也提供不了农耕社会空间里充足的农业物产。唐王朝对这些随时都能起兵造反的异族势力无法完全放心，不能安置在王朝的内部地区，将这些人安置在这里，可形成北方少数民族进攻中原王朝的缓冲地带。就这样，无定河流域一带就扮演起了接纳唐时党项人的角色。

迁徙到陕北时，党项部族有八大种姓部落，其中以拓跋氏势力最强。从公元8世纪中期开始，迁徙的党项人经过10年多时间，到公元765年左右，以拓跋部为主的党项人以今天横山县无定河北的地区为核心，使这一带成为党项拓跋部兴起的基地，在唐代行政区域中，这里称为静边州，治所在今横山县党岔乡一带。唐政权眼中的不毛之地，却成了党项人很快兴起的“风水宝地”：往南的黄土高原厚土区成了他们的粮仓，往北的鄂尔多斯高原是天然而上乘的马场，加上唐朝对他们采取的不征税政策，使党项人很快在这里兴起，唐朝对党项人的这种税收优惠政策在大诗人白居易《代王?答吐蕃北道节度论赞勃藏书》里有明显见证：“且如党项久居汉界，曾无征税，既感恩德，未尝动摇。”。从陇东到陕北的大片土地上，很快形成了党项六大部落。生活在今天甘肃东部的是南山部落，生活在无定河一带的叫平夏部落，党项拓跋部是平夏部的主力。南山党项在唐朝的政治评判中是不安分的一群人，唐宣宗颁布的《平党项德音》的诏书中就说：“南山党项为恶多年，化谕不悛，颇为边患。”对平夏部落则表扬为：“平夏党项素闻为善，自旬月以来，法使抚安，尤见忠顺。”后来，南山部落归顺唐朝后，被唐政府嘉扬为：“平夏、南山虽云有异，源流风俗本实不俗。”唐朝政府的好恶使位于无定河边的党项人中的平夏部落获得了发展的契机。

唐朝末年，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大厦开始倾颓，黄巢带领的农民起义更是摧毁倾颓的帝国大厦最有力的推手，在阻止这支手的各种力量中，其中不乏党项人。面对危及到帝国生命的颓势，唐僖宗调各路人马，前往镇压农民起义，骁勇善战的党项人被抽调到镇压的前列。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带领着的上万名党项热血男儿，离开无定河流域，南下参战。战争以唐王朝的胜利而告终，流居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党项人终于得到了唐王朝的认可。为这个一直在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辗转流徙的民族赢得一个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唐王朝决定奖赏年轻善战的拓跋思恭。

局势稳定后，公元901年，唐僖宗在宫廷里召见有功的拓跋思恭，一番赏赐后还问他有什么要求，这位有远见的党项人回答说：“自从唐王朝政府下令将党项人安置在内地，使我们远离了吐蕃人的压迫，但我们一直没有自己固定的地界，能否将夏州一带地方赐予给我们？”　唐僖宗答应了这个要求，就这样，党项人合法地拥有了夏州。拓跋思恭将夏州的治所选择了无定河边、匈奴人修建的坚硬城池统万城，并开始了对这里合法的开发、经营。这是自从来到黄土高原上后，党项人第一次合法地拥有地方政权，这个政权也就像个跳板，提供着党项人在后来的发展中，从不同方位的出击。

第一节　无定河边，党项人消失的背影（3）

在黄土高原上生活了150多年的党项人，得到了汉政权的承认，其首领拓跋思恭也被赐封为李姓，这是在正统的唐王朝统治者眼中，"野蛮"的党项人第一次有了大唐帝国帝王的赐封之地与赐封之姓，此后的多少年间，他们一直以这个姓为荣，这也是今天我们提起西夏王朝时，总将西夏王国的建立者赵元昊称呼为李元昊的一个原因（宋朝时，曾经赐封党项人的上层首领为赵姓，直到1038年，登基建国的元昊像扔掉一件不再合身的衣服一样，将这个他认为是耻辱的姓氏扔在了身后，命名了自己的党项姓氏：嵬）

从公元10世纪初开始，被唐王朝大规模移民到这里的党项人，也就循着这无定河水的脚步往外走，寻求着一次次的扩张机会，他们和这条河流一样：先从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的边缘掠过，给黄沙起伏的沙漠滋润出一条绿川，使后来越来越多的党项人在这条绿川上逐渐生活、蔓延。

这条缓缓流淌的河流，也开始缓慢地改变党项人的生活，居住场所的变化或许就是其中一个：游牧民族的帐篷被这里的窑洞所替代。如今，这里的居民大多仍是把窑洞建在半山上。我在这里的走访，就曾住在当地一位叫李明尺（音）的农民家里，确切地说是住在他家的窑洞里（后来，从这里到陕西和山西交接的晋陕大峡谷时，也多次住过窑洞）。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窑洞，夏凉冬热，就是到了三九寒天，外面虽然冰天雪地，但窑洞里却暖融如春，原本可以睡七八个人的石板炕内，烧着煤炭和柴草，不断地散热，就会像一个大壁炉一样暖和！

李明尺说，无定河在陕北，算是数第一的大河！自古以来就是和外界交往的通道，当年的党项人也是顺着这条河，走出这个闭塞的地方。老人也同样骄傲地炫耀说自己也是当年元昊的后人，他的依据元昊的爷爷李继迁就是出生于不远处的继迁寨，他们是同宗同祖的。

无定河穿过内蒙古乌审旗的一角，在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的接缝处又返回陕西的横山县界内。进入横山的无定河已经有了真正的河的模样和气势。党项人在这里也开始完成自己在黄土高原上的历史命题：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并使这里成了党项人统治的核心地区。

千年的时光过去了，当年的党项人生活的影子已经完全不见了，无语但见证了党项人生活的无定河没有多大改变：河床在这里宽过百米，两岸的景致也不一样了。对这里的考察，我选择行走在河北边的路段，顶着一地的酷热，穿行在这片因为和神秘的西夏历史保持了相当距离而变得“陌生”的河谷。河南岸是成片的柳林，有的地方竟然开辟了成片的稻田；北岸的大片地段是沙丘连绵，呈现的是一片半荒漠地貌。

沿着无定河向东走，从鱼河到定仙一带，已经成了完全的黄土高原地区。许多路段不通公路，很适合徒步穿越者。定仙是这一带著名的九龙山的主峰，也就是方圆数十公里的最高处，这里是俯看黄土高原典型地貌的“观景台”。当地至今仍有这样的传说：当年，党项人首领李继迁在这里曾经布过兵，抗击过宋朝军队。传说毕竟是传说，我后来查阅当地的文献资料，没有发现这里有过党项人战斗的记载。走出定仙30公里后，又见深峡中的无定河，和无定河上游的沙漠地形以及中游的黄土高原地形不同，这里全是两岸高耸的断崖，由万千层青石板岩组成。这种地貌显然对当初从这里出兵扩张的党项人有利，易守难攻的地形，使外界攻打这里的难度也随之加大。从军事攻守的角度看，无定河也是党项人的一条福河。

第二节　古庙会：无定河边的西夏“化石”（1）

在一比三百五十万比例的中国地图上，鱼河很清楚的一一个小镇的身份出现在米脂县和榆林市之间，无定河在缓缓向东流进中，在这里慢慢开始向东南方向行进，是米脂、横山、榆林的三岔路口，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每年的正月十四，鱼河都要举办城隍庙会，千年间持续不断的庙会习俗，也就成了透视当年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的党项人的一个窗口。无定河在这里的悄悄“转身”，使得当年沿无定河流居的党项人的生存背影越来越多、越来越集中地向东南方向延伸，导致了大夏政权在米脂、佳县一带和北宋政权的百年战事。鱼河在拐弯处，接纳了从西边逶迤而来的榆溪河，在两河交汇处，形成了平坦肥沃的三角洲，这是一片盛产稻谷的米粮川，使党项人在这里最早整体性开始接受农业生产的技能。

从民俗的角度考察这里和党项人的关系，最佳的时间是农历正月。因此，我再次深入这里时，已经是徒步走无定河后两年的元宵节前了。

正月十四一早，就被陕北那震得耳朵发疼但心灵熨贴的锣鼓声惊醒。掀开借住的农家房的窗帘，走进眼里的院子里欢快的农家孩子的笑声弥漫，这是他们一年最快乐的时间，也是他们从小就接触这黄土高原上千年来生生不息的原生态娱乐方式的一个端口，他们就是这样在一年一年地成长中，接受这些文化生活逐步走进心灵。无法知道，当年的党项人从被唐政府安置到这里，在移民的生活里，看到这些起初和他们很陌生的文化形态时的感受，是远距离地打量呢，还是让它们也逐步走进整个宗族的娱乐生活中？

上午的大街上，气候仍显得冷，可在十几个乡村的腰鼓队和社火队队员身上，甚至那些围观者的脸上，看到的全是热情和兴奋。这种传统的娱乐中，依然是少男少女居多，穿着桃红、翠绿、艳黄的服装，男人的头上都系着一条白毛巾，女的头上都插着织花；不论男女脸上都是施点胭脂或化妆了，在宽阔的广场上舞蹈着。两手拿着鼓棰，腰鼓斜挎；一边龙腾虎跃般地跳、蹦、翻、旋，一边飞舞着双臂敲鼓。几百面鼓一起被敲响，形成了黄土高原上的春天之音。

陕北农家的早饭吃过时是十点左右，这时，算是演出的开始时间了，广场上早就已经人山人海。高跷、旱船、舞龙灯、舞狮子，还有陕北特有的扭秧歌，成了社火的要素。被人们称之为“伞头”的领唱兼领舞者，手里飞旋着一只特制的花伞，同时身子不断滑稽地扭动；嘴里也不闲着，高唱着贺岁的曲子。当“伞头”的必是聪明伶俐的人尖子，不但嗓子好，而且要能言善说，能触景生情地把歌词儿编出来。比如，“伞头”看见街边看热门的人群中有一位俏女子，就会灵机一动，顺口唱道：

正月里来正月正，寒风吹得草木难生。

忽地看见眼前红，一朵牡丹开在隆冬。

他们多的仍是唱着民间流传的小调，从这里的小调能看出历史的些许痕迹来。－－－－－－-

远照（看）米脂一座城，近照米脂无有西门：南门楼下压着九盘龙。

老鼠挖来么孤儿子拱，出了那闯王李自成。脚踢上河南，拳打北京城。

李自成和李继迁同生于一个村里，在族源和血统上，已为学术界肯定为同是一族。这个小调里，就能看出当地百姓对李自成这位党项后人的歌颂。“伞头”带领的秧歌队挨家挨户地游唱，来到私人小饭馆前，立即能即兴编出赞美这家饭馆的饭菜香，招引得吃客挤破门的唱段；到了私人诊所，也能现编出一段借华佗再世，治好瘸子能当奥运冠军之类的溢美诙谐之唱词，即便是一家普通的农民家里，他也能唱出祝福这家人家农业丰收，出外打工的人多挣钱、平安健康的唱词来。

正午时分，　城隍庙会的拜祭活动开始了　，几十个乡村的秧歌和腰鼓队轮流在城隍大殿前的广场上跪拜，在激昂的唢呐声中，村民门天呼喊着口号，祭天地、祭鬼神之后，再打着腰鼓狂舞一番。那种淋漓尽致的放浪，是一种真正来自黄土地上耕作者内心的放纵与释放。随后，是那些穿着鲜艳盛装的少男少女们，一人托一个食盘，上面摆着涂抹得五颜六色的供果，给城隍老爷敬献，成年人们的狂放相比，他们的行为与神情显得凝重而虔诚。

下午时分，所有村庄的秧歌队和腰鼓队又拥到鱼河的大街上，各摆开阵势，开始各个对之间的PK，激烈的腰鼓声顿时充满整个鱼河的半空，尽情狂欢的身影也开始闪现在鱼河河畔。一直持续到下午，没有功利性的冠军亚军之争，只是拿出各自的豪爽和才情，在春种秋收辛苦一年后的这几天，用这种方式来庆祝自己的节日。

沿着无定河，沿途的其他乡村，也接着举办这样的民间盛会。这些民间狂欢的情景，或许已经和当年控制过这里几百年的党项人没了任何关联，但他们的血液里依然能看出那种千百年来默默积淀的野性。而那些关于党项人的民间传说，却慢慢地退向夜深人静时的一盏灯光下，老人们说起“很久很久以前，我们这里……，……”时，才可能找得到一丝痕迹，而这些“民间化石”里，最让他们骄傲的，自然是闯王李自成和“李自成的祖先李继迁”　，这些“民间化石”的打造者和完善者、传承者，几乎不知道李自成是党项人的血统，更不知道所谓的“李自成的祖先李继迁”，究竟在这里做了什么，他的孙子李元昊建立的王朝叫什么。

第三节　统万城，黄沙深处的“泰坦尼克”（1）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首诗里描写的，是匈奴时期的北中国草原上的情景，在900多年前的陕北一带，这种情景也常常出现。匈奴人出现在这里时，在阴山之南的鄂尔多斯高原一带，就建立了一个和后来的西夏有关的城池－－－－－－陕北高原上的统万城。

1960年，整个中国都陷入了一片巨大的饥饿之中，成千上万的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却有一位中年学者，从北京出发，来到宁夏东部的沙漠地带，他就是开创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和"沙漠历史地理"研究先河的著名地理学家侯仁之。在一个国家陷入饥饿之中时，侯仁之却带领几个学地质地理的学生，来到这里，他们要考察什么呢？－－－－“我看到了很多东西，包括一些古城址，都被沙漠湮灭了，只留下了荒废的废墟。有时候虽然相隔只有十几里路，一眼望去却全都是黄沙野草。一般的情形就是头上是蓝天，脚下是黄沙。”　当年，他们一直往东行走，突然，沙漠中的一座古城废址引起了侯仁之的极大兴趣，他这样发问“当时我想的是，为什么有人会在沙漠上建城，这座城是什么时候建的，建城的时候当地是不是沙漠?”　这就是著名的统万城。　侯仁之先生看到“荒废的废墟”，就是西夏人和宋朝对峙在这一带时，双方修建的城堡，他发问的“城”就是统万城。，这是匈奴人留给西夏人也留给历史完成的最完整、最雄伟、最坚固的草原都城。统万城以废城的模样出现在沙漠之中，已经湮没在沙漠和当地人的记忆深处了他当时研究的重心放在了沙漠地理上，这坐当时被沙漠和历史双重湮没的废墟，自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40多年后，当我来到这里时，侯先生笔下当年的这种情景，并没有多大改观。那些被黄沙掩埋的历史真相，也往往被学者忽视。我不知道侯仁之当年在这里的具体路线，我只能说我进入黄土高原上的陕北路线：离开银川向东，越过黄河、经过宁夏的盐池县就进入了陕西境内，这也是侯仁之先生在他的考察报告中所说的“宁夏东部沙区地带”。从陕西的横山县城出发，到雷龙湾后再逆着无定河向西，过小湾畔，便进入了一片沙丘连绵的地带。无定河边的稻田消失了，高大的旱柳树也逐渐稀少。南岸多是旺盛的芦苇和黄蒿、沙柳，北岸是一片沙漠。

公元前4世纪时，连年响彻这片土地的是匈奴人的征战之声，他们活跃在北方大地上，曾一度占据了陕北一带。秦始皇时发动的大规模战争，使匈奴人在汉族军队的强大攻击下退守到了阴山之北地区。留给这里的是战争暂时消隐后的荒凉和沉寂。西汉初年，冒顿单于统一了匈奴各部，夺回了河套地区，并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草原军事帝国－－－－-匈奴单于国。控制的地区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到辽河，西逾葱岭。匈奴政权的建立，结束了我国北方游牧部落的分散局面。匈奴逼近了陕北一带，双方发生的著名的“白登之围”，使汉高祖采取了和亲政策，把女儿嫁给了冒顿单于，不仅换来了暂时的太平，还使冒顿单于的子孙随母亲的姓氏改姓刘。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等杰出军事将领的抗击，才稳定了汉朝和匈奴在这一带的战乱局势。

公元391年秋天，从内蒙古到陕北的大路上，"大夏国"的开国皇帝、冒顿单于的后代赫连勃勃（汉族名字叫刘屈孑），带领一支疲于奔命的逃亡队伍匆忙行走，当时仅十一岁刘屈孑身为冒顿单于的后代，为什么会落得如此狼狈的局势呢？

赫连勃勃的父亲刘卫辰此前一直驻屯在代来城（故址在今天的榆林市榆阳区巴拉素乡白城台村）。公元391年，刘卫辰率领数万人攻打北魏，魏太祖拓拔硅率军迎战，击败刘卫辰后乘胜攻入其领地，刘卫辰父子等仓皇弃城而逃时，内讧的部下杀死刘卫辰，他的三儿子刘屈孑则逃出虎口，投奔薛干部。在那里过了4年的寄居生活，逐渐出落成一个英俊少年，被后秦当政者姚兴赏识，封为安远将军，帮助莫弈于镇守高平（也就是今天宁夏南部的固原）。莫弈出于赏识，便把女儿嫁给了他。

第三节　统万城，黄沙深处的“泰坦尼克”（2）

公元406年，一直想图谋东山再起恢复匈奴政权的赫连勃勃，杀死了岳父莫奕于，率兵北上，来到了统万城所在地，被这里的景色和重要的军事位势所吸引，不禁赞叹道："美哉斯阜，行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见若斯之美。”于是，在这里，开始打造这个沙漠中的"泰坦尼克"。据说在筑城的时候，每筑一段城墙就用铁椎扎一扎，扎不进去有奖，扎进去就杀工匠，然后拆了重筑，并且把人也筑到城墙里面去。这等残忍是否属实有待考证。当地人介绍，统万城是用一种三合土建造的，因而整个城呈白色且坚固异常（这也是当地百姓称为“白城子”的原因）。这种三合土在现代建筑中仍然大量使用。世代居住帐篷的匈奴族在当时并没有那么发达的建筑技术，也就是说，统万城的建造有汉族知识分子与工匠的直接参与。不仅建筑需要这样严格的程序，就是建成后的繁糜程度也是超出平常人想象的，据说，统万城完工以后，其奢华与宏伟，甚至叫后来破城的北魏太武帝目瞪口呆，他当时慨叹说："奢侈浮华到这种程度，怎么能不亡国呢？”“真正的古城是近10万民夫整整干了5年才竣工的。”统完城文物管理所的高所长这样补充。

经过一年的城池建筑和军事上的休养生息，27岁的赫连勃勃在这里自称天王大单于，定国号为夏，建立大夏国，并恢复自己的姓为赫连氏。人间繁华在长安，男儿自当谋帝王，公元417年，"大夏"立国后的第十个年头，并不满足坐在黄土高原上的小城做小皇帝的赫连勃勃，率兵南下攻占咸阳，继而挥戈东进占据长安。公元418年，赫连勃勃带领大军大举入长安城，登坛长安灞上，实现了他的梦想，但仍以统万为都。此时的大夏，疆土"南阻秦岭，东戍蒲津，西收秦陇，北薄于河"，也就是占据今天的陕北、关中、甘肃东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是北方最大的地方政权之一。

公元425年，赫连勃勃，这个把几乎一生的时光都投进了战争的匈奴领袖，病死在统万城里。　两年后，北魏太武帝带领军队再次攻夏，一举攻破统万城。　北魏攻占统万城以后，光从城中获得马匹就达三十万之多，可见1538年前，这一带是怎样的富庶啊。

统万被后来占领这里的魏政权降格为不如一个县的"统万镇"，它开始彻底结束了显赫的"国都"历史。后来，随着与中原王朝的频繁交往，生活在这里的匈奴逐渐演化，一部分与汉族等民族融合，一部分则远走中亚与欧洲。到6世纪时，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巨大影响的匈奴渐渐飘失在历史的视野之外。从军事地理来说，匈奴走了，但统万城的战略价值并没有降低，到了隋唐时代，特别是"安史之乱"后，由于战争和乱垦滥伐，　塞北草原生态遭到恶化，这里逐渐失去了昔日水草丰茂的景象，草场开始沙化，"眼见风来沙旋转，终年不省草生时，""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的唐诗，就描绘了这时统万城的萧瑟之景。五代十国到宋初，塞北一带成了中国北方最残酷的战场，各个民族之间的征战激烈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程度，战争的频繁与残酷也跃上了最高的尺度。而这时的统万城已处于沙漠包围之中，虽属州郡之治，但已岌岌可危，先是自然的沙漠埋毁了它本来就脆弱的历史躯体，然后是历史的"沙漠"开始疏离与淡化它，它更像个姿色失去的宫女，在繁华与喧嚣中被逐渐忘却。这种忘却的时间竟是如此漫长。

大夏亡国之后的5个多世纪里，这里一直是鄂尔多斯高原南部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重心，也是扼守"草原丝绸之路"的东西交通重镇之一。这里被党项人所占据，在此设立了州，成为与北宋前期抗衡的重要基地。

公元994年，大宋王朝的朝廷里，突然发出了一个声音，王朝的执政者以"深在沙漠"，常为少数民族"聚反中心"为名，将遗留的统万居民采取移民政策，他们被强行迁入塞内，统万城被彻底遭到捣毁，遂成废墟，这些或许还多少有些匈奴人血统的居民走了，统万城就彻底失去了匈奴人残留的那一丝精脉。党项人却发现了它的军事价值和历史价值，使之成了党项人的一个军事重镇。西夏人在统万城继续恢复了他们本身一直就想延续的"大夏"国号后，聪明的李继迁吸取了匈奴人的悲剧，他把发展的方向瞄准了宋王朝忽略的西边，这样，这个民族的脚步开始踏进了宁夏境内。党项人的离去，则彻底抽空了这个古城的最后一滴鲜活的血液。

在古城，夕阳里的城墙更显得残败与沧桑，经历了1500余年的风雨，却仍然保留了大部分的墙垣和高大的角楼台基。当地文管所成立前，古城四周三三两两地散落着一些农家，他们就地取材地在城墙下搭建了不少关养牲畜的棚厩，那些空荡荡的羊圈或马厩仍存在着，供一些偷偷地流动放牧的人来这里做短暂的停留。

古城的北墙被人挖了一排窑洞，但大部分的窑洞已经无门无窗，张着黑黑的空洞。只有两?窑住了人家，因为门上有鲜红的春联，窗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剪纸。一群绵羊卧在地上，嚼着干草的枝叶。听见有动静，一对夫妻模样的老人走出窑门。老人热情地招呼：“来啦！回家里坐吧！”我赶忙回答：“不了，就在院子里说话。”问古城的事，老人说他自小就住在白城子里。当我问到这里是和哪家王朝有最亲近的关系时，老人认为这里是西夏的城池，因为他们的祖先流传下来的这一带的传说中，把西夏和匈奴混在一起，都是“骑在马上打打杀杀的人”。由于实行退耕还林政策，国家实施禁牧，在统万城周围随意放牧的现象得到了改观。“祖祖辈辈在白城子周围的沙地里放羊，如今不行了，政府要绿化沙漠哩，我们只好买些玉米杆儿，割河滩里的荒草，来喂养牛羊。政府的这个做法老百姓还是很支持的，要不，任北风把黄沙刮过去，最终就会把白城子给埋没了。”老乡说，如今这里已经住不得了，要搬到别处住，上面说了白城子要整治保护，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哩！老乡的话显然不是单纯带着民间臆想的空妄之言。陕西师范大学侯甬坚教授的话为这种美好的向往做了学术上的诠释："统万城具有罕见的真实性和强烈的震撼力，表达了人类在沙漠地带追求生存和竭力发展的愿望。"。1996年，统万城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政府准备将这个匈奴人所建的唯一都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陕西省文物局局长张廷皓认为，在陕西，除了秦始皇陵及秦兵马俑坑之外，在举世闻名的汉长安城、唐大明宫与西安碑林等预备或正在申报世界文化产的名单中，统万城，是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一个。

如今的统万城，更象是一只巨大的但又破败的"泰坦尼克号"，白色的躯体和白色的历史双双被淹没在茫茫沙海之中，沙响过处，是一个失去了灵与肉，失去了梦想与记忆的古城，在日复一日地风沙流动与时间流失里渐渐苍老的容颜。沙响的背后，是匈奴和党项两个马背上的民族悲怆的吟唱。

第四节　米脂，党项崛起的最初根据地（1）

在中国的人文地理视野中，米脂是以出美女而著名的，陕西至今仍有“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碳”的说法。这里的人把女人习惯上唤做女子，重音在"女"，"子"只是轻轻一捎，就像卷过米脂的一股清凉的夏风一样轻盈好听。

米脂，在西夏成长史上，扮演的是一个最初的根据地的角色。米脂的美女中，貂蝉是至今让当地最引以为豪的美女名片，如今，貂蝉早已随着历史的清风飘然而去，给这里留下无尽的回味与怀想，也给当地留下了"这里的女子就是美"的历史口实。她的美貌幻化为一种历史符号与文化图腾却没有带走，在村落、在巷陌、在街道、在山间飘然而行的米脂女子中间，处处、个个沾染着她的巨大气息。米脂女子的美感来自于她们天生的气质，这是历代遥远荒僻的西部山地上，像庄稼一样一茬茬生长出的生命之花，怒放在千百年来的黄土高原和历史打量里。她们没有名牌化妆品，任一缕若有若无的清香在高原上的空气里荡漾，抬头理红妆，对镜贴花黄，是那些黄金岁月里的女子们一生岁月中最美好的时刻，可是她们的日常打扮也仅限于穿戴的整洁。白天，飘曳过山坡的那一袭衣装，是黄土旱塬上的一缕滋润，夜晚，窑洞里绽出的一缕微笑，是孤寂西北夜晚深处的一丝明媚。日日夜夜挂在脸上的那些真实的也真诚的微笑，表明了她们对生活的乐观态度，那些瘦弱的肩膀更是在挑起命运重负时，表现出了它的力量。如今，她们身上，还有多少党项女子的积淀呢？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像无定河边那些柳树有个充满杀伐之气的名字“砍头柳”一样，米脂的水也有一个动听的名字，叫做桃花水，清冽而细柔的桃花水，滋养出米脂女子一个个清秀的脸庞，还有那些与黄土联系在一起的阳刚之气的美。在陕北的榆林地区，至今还保留着历史著名的杨家将中的佘太君的故事，当地史料和文物也证实这位民间的奇女人，就是党项人，和当时的其它党项女子一样，她们的爱，就是一首当朝廷有难，外地入侵时，蘸满对家国之爱的歌，那样深沉，也那样含蓄，大到国难时的不计个人恩怨和朝廷对待不公，小到对夫君不变的情爱，她们就像一片会唱歌的云彩，让整个生命里飘荡着快乐、幻象和爱情。就是如今，米脂的女子情爱观念，在一首首信天游里有着明显的体现："荞面饼子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上。"尕妹子是牡丹花院里长，哥哥是空中的凤凰，旋来旋去没得想，吊死在牡丹的那棵小树上。"千百年来，讲的就是这种深沉而真挚的感情。

"东湖柳、女人手"，说的是这里妇女那一双巧夺天工的手。最能体现她们手艺的是草编，1000多年前，那些党项女子随父亲、丈夫一起迁移到这片对她们来说很陌生的黄土高原上，经过几代人的融合，他们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那时，那些如玉的党项女人的手，是不是也会游动在长短不一的麦草中间，把麦秆在水里泡软，编草帽、编蒲篮、编草垫。使这些东西不仅成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用具，也成了他们的夫君随军打仗时的一些军事用具。米脂女子和党项女子在传承上，有很多表现，其中她们在家族中被尊重的地位是一例，拿当地的话说就是“把女人当女人看的，把女人当女人养的”。大姑娘不下地干活，中年妇女不下地干重活，新媳妇不下地干活。当地人说，本来不多的活儿，男人都不够做，何必要女人也去受那份苦。女人不那么苦了，也就像个女人了。这种尊重女性的传统不仅保留在党项人在这里生活的几百年的历史里，也一直持续了下来。像女人的女人多了，那些脸庞和身段好的，也就不难成为美女了。她们干自己家里的活，做饭，纳鞋底，缝衣裳，带孩子，还有绚丽多姿的剪纸、刺绣、面塑等民间工艺美术，丰富着她们的命运和陕北的风情。进入农家院落，你可看到白白的木格窗贴着红绿窗花、剪纸，米脂人的挽袖、床罩、台布、挂帘等都有精细美观的刺绣，窑洞内的炕图画，把居室布置得清爽干净漂亮，院内石磨石碾，枣花飘香，一派浓浓的乡土风情。

第四节　米脂，党项崛起的最初根据地（2）

美女的影响力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遮掩了这里出去的两个准帝王的光环，一个是西夏开国皇帝元昊的爷爷李继迁，另一个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李自成是被历史更多蒙上失败者的色彩的，而李继迁却被他的孙子李元昊身上的巨大的光芒所遮蔽。

走进米脂县城，首先见到的是在县城中心的广场上，立着一座黑色的雕塑。这位骑在马上的古代武士，就是断送大明江山的闯王李自成，他和李继迁出生在同一个地方。

唐时留居在黄土高原上的党项人，被唐王朝以赐姓封州的形式安抚在这片土地上。五代时期，中国大地上的各种分裂势力间的争斗，使被大唐帝国赐封在他们认为是边疆地区的党项人，有了更多的休养生息的机会，这些机会为帝国的建立赢得了更多的有利元素。公元881年，拓跋思恭以“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方式，在夏州开始一个小小的帝王的尝试：在自己统治的辖区内任命官吏，征收租税，使夏州俨然成了一个小王国，中原方面的无暇顾及成全了他的准国君之梦，也给后来的党项人其它的首领积累了“做帝王的经验”。夏州是党项贵族在接近汉族文化过程中最早的一个帝国实验场，它像一个巨大的试管，实验着一个新帝国最初的细胞。

北宋建国之初，大宋朝首都离夏州有着上千公里的物理意义上距离，和一个大国与小番帮之间的精神距离，使得党项诸部与宋廷相安无事。后来，逐渐扩充的野心驱使着拓跋部的"胃口"不断变大，他以夏州为圆心，逐渐扩大着自己的地盘，对宋朝时叛时附的状态使双方之间的战争持续了十多年。失败最惨重时，拓跋部曾经领地尽失。

李继迁时代是党项民族整体书写自己辉煌历史的开端。公元963年，李继迁出生在无定河畔一个小小的寨子，他的父亲是当时的党项领袖，担任银州防御史，他的高祖就是拓跋思恭的弟弟拓跋思忠。因此，李继迁完全称得上是党项世家。从拓跋思恭开始，一直持续的行伍世家的身份，使元昊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国帝王中真正出生的军人世家者，不像小混混出生的汉高祖刘邦那样，成长发家过程中依靠的是朋友而不是亲戚，所以他后来在乎朋友轻视亲戚，重视伙伴忽略亲情；也不像要饭出生的朱元璋，由穷人慢慢地往上爬，最后打出天下，重视亲情而淡薄友情。以至他坐了皇位后把自己的天下分封给儿子，以为中央政权发生危机时，那些分封在各地的王子，每个人带领3000精兵奔赴首都，就能化解危机。元昊的这种出身背景，使得他一直在贵族身份心理下的优越与尊贵。这就导致了汉朝的边功在史学家许倬云的《从历史看人物》里，是“十几万的牲口、成千上万的俘虏；明朝是斩首5个，大捷。”而军人世家出生的元昊，边功是给宋朝政府提出建立自己国家的强硬要求，以及以银川为中心，向四面出击后，建立一个幅员辽阔的军事帝国。

李继迁这个出生在米脂县无定河畔的男子，以自己一生的征战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足够的历史地位，也为当地的男子的炫耀提供了一个口实，如今他出生的地方被命名李继迁寨。《宋史》称赞李继迁出生时是“生而有齿”、“勇悍有智谋”，年青时就擅长骑马射箭，当地至今还流传着李继迁11岁时，射杀一只斑斓大虎的传说。李继迁20岁时，发生了党项史上的一件大事，他的族兄李继捧决定向宋朝献出夏州，按照宋朝的诏令，当时担任平夏部首领、定难军节度使的李继捧奉命入朝，并重新任命了夏州知州，将党项人已经控制多年的夏州周围的其它5州也收归宋朝直接管理。诏令上规定，李继捧一族的缌麻以上的亲属都要去宋朝朝廷，听候朝廷安排，李继迁也在赴朝之列。李继迁以自己的乳母死亡自己要送葬为借口，将兵器藏于棺材中，带领自己的家族与亲信数十人逃离了银州，直接奔当时党项人集中的另一个地区－－－－-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部的地斤泽一带，经过两年的休养生息，夺得了自己出生的无定河一带。在当地民间有一个神奇的传说。相传，党项人在从地斤泽发动夺回银州的战争中，在榆林附近被宋军围困在荒山野岭处，粮草已尽，部队的供养陷入严重危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部队的后勤人员把原来屠宰的羊的头、蹄、下水货等早已丢失在山沟的荒野的"废物"利用起来，把羊肝、羊心、羊肠、羊肺、羊肚儿等下货用水洗净，然后用刀乱剁成碎块，汇在一个大锅里放上盐，煮熟以后因没有葱和缺少应有调味品，有一个伙头军无意将野地里采来的野香菜，洗净切成碎块放到锅里。等把这锅汤烧好，军队里众将官、士卒经过品尝食用后，都称赞此汤的味道堪称一绝，味道好极了！比平日里吃的烧烤羊肉等佳肴还要好上几倍。于是，这种独特的做法与吃法，在西夏军营中传开了。这种滋补身体也经济实用且不浪费的吃物传到了民间，经过民间厨师多年来更进一步的整理、完善、加工，逐步形成?陕北民间各地餐桌上极具民族风味特色的一道佳肴菜－－-羊杂碎。此后，这道深受各地广大群众欢迎的美味佳肴，从陕北传到陕南，传入中原及全国各地（尤其是甘肃、宁夏、青海等当初大夏国范围内的地区），流传至今。

古老的传说伴着岁月的流逝，现在的羊杂碎在宁夏和陕北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银川是以早点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里，在甘肃和青海是晚上吃的人多。热气腾腾的羊汤同豪爽的西北汉子一样，吃的时候和喝的时候也较夸张！大街边的小饭馆，上班的人也不讲究，蹲着的、站着的、坐着的，唏唏嘘嘘地吹开最上面的那层辣椒面，然后是捞着那些炖好的肉，或者喝汤。这一点，和兰州的牛肉面一样，是那样朴素的一道风景。

李继迁经过十几年的战征，重新占领了陕北银、夏、宥、盐等五州之地，第一次将党项人的地盘延伸到了今宁夏境内。公元1001年，李继迁连取北宋怀远(今宁夏银川市)等河外五镇，使党项人在几百年前开始背井离乡离开上游黄河的玛曲一带后，第一次跨进右岸的黄河，几百年的流徙后，黄河终于再次接纳党项这个"流浪"的孩子。第二年，日益扩大的战果冲洗走了连续征战的党项人的疲倦，他们终于乘胜攻破了灵州，并定都于此。

公元1003年，李继迁率军西进与土蕃做战，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不幸中箭身亡，这位党项历史上西夏帝国真正的奠基者，给历史留下的人生轨迹就此划上了句号，党项人的主体也随之从这里迁移到今天的宁夏境内，他们给陕北留下的记忆就是这样清洗而明澈。

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开始实行东合西进的政策，向东与宋和亲结好，为党项社会的发展营造了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向西"掠吐蕃战马"，向北"收回鹘锐兵"，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推进至河西走廊，这一战略一直是延续着李继迁的军事目标和战略思想。从即位就开始战争，经过17年的戎马生涯，到了公元1020年，德明将近20年的时间，将"都城"由灵州迁至怀远镇（今银川市），升为兴州，并大兴土木营建宫室。公元1032年，李德明去世，使米脂彻底完成了它在党项羌人建立大夏国的历史进程中的使命，也使这里逐渐被西夏开始忘却。

第五节　李自成和丁玲，西夏党项贵族后裔？（1）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曾经到李继迁寨考察过，在他的历史名著《李自成》一书中，这样写道：“他（李自成）甚至想到他日后的勋业应该同唐太宗媲美。相隔七百年，他又建立了四海统一的李氏皇朝，比他祖先所建的西夏国要强大得多，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2005年6月1日下午，米脂县政协文史委的李纪元在米脂县接待了至此考察西夏的我，他介绍说："李继迁寨所属的殿市乡，原来曾经被当地人叫过帝王乡，李自成是出生在李继迁寨的，但他幼年生长在毗邻的长峁?村，所以许多人把长峁?村当作李自成的故乡，也使他和李继迁的关系蒙上了一层不该的迷影。"

2006年6月下旬，大雨中的陕北因为几场难得的雨显得到处郁郁葱葱，坐了一夜的长途客车，我再次开始了黄土高原上的西夏考察，到达延安后，立即坐上前往富县的车，仍然是一路的大雨，接着是在富县等到下午5点多了，才坐上到一个开往叫北寺乡的车，这个乡位于甘肃和陕西交界的子午岭东边。唐朝时，党项人被唐王朝政权安置往陕北黄土高原上时，就是从这一带自甘肃进入陕北的，所以，在党项族的流徙线路图上，这里占据着相当重要地位，从后来发现的各种资料来看，党项人在进入陕北之前，在这一带曾活动过一段时间。

抵达北寺时，已近黄昏，雨下得很大，黄昏时分的陕北带给我的不仅是路途的艰险，更是那一场雨雾后面，能否找到党项人在这里的实证难度。我这次将地点继续锁定在太平村，从银川出发时，就和早年出生在这里的李志强取得了电话联系　，他是《李自成家谱》的主编，以前一直和他电话联系并没见到面。

以前，我踏访这里和西夏的关系时，是绕着进入这里的：曾经于2005年的夏天，从银川出发向东，进入陕北的榆林地区，在横山县的李继迁寨寻访李继迁的出生地后，并在这个李自成的故乡得出李自成是李继迁的后辈，是个党项人的结论，我随后在米脂、绥德等地方的文史工作者那里得到了印证；接着往东进入晋陕大峡谷，在佳县探究出西夏帝国的最东界；此前的2004年秋天，从陇东翻越子午岭进入陕中，经过黄陵县进入太平村。那时　，记得在前往太平村探访的路上，经过黄陵的时候，黄陵县不少李姓人都自称是李自成后裔，同样说自己是党项族后裔。

太平村属陕西省富县，位于黄土高原深处的延安南部地区，是古秦直道通往榆林的主要道路。这里南临陕西黄陵县隆坊地区，　西面和北面都是深山老林，除西南处有10%的通山塬面外，其余周边90%的面积由深沟树林环绕，唯一通往外界出路的是南边的崾险土桥子（是在深沟处用土筑成的，仅到沟深的一半）。在黄昏的阴雨里，我就是顺着这条泥泞的乡村土路走近这个神秘村落的。刚进村，是一池很大的积水，水边是一株村里人也说不上年龄的古槐树，树径足有三人合围才能抱得住，后来在村里发现了比这个稍小的另一株古槐树，村里人将他们分别成为龙、凤树。太平村就这样形成了一个独立塬面，站在三面不同位置，均看不到村子。若站在村子崾险桥子守关，真有“一夫当关，万人莫开”的地势，更具有一定的战略防御意义。是一个能防能守的最佳防御阵地，据村里的许多五十岁以上的人回忆，这里曾有三个土炮，其中一个为九连子炮，国共两党的军人曾多次观摩仿制，都做不出来。

李志强给我介绍完这里地理形制后，感慨地说，可见来太平村的先人们是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初来时是以防御为主，选太平是有隐居、习武、东山再起之意。我在富县二OO二年版《富县地名志》卷二中查到这样资料，印证了他的说法：“太平（村）宋高宗建贞元年（公元1128年）金康王南下时此村因战争废弃百余年。明末，李自成起义后，李氏家族为避杀难，李彦、李贞等于崇桢二年，从米脂避居这里，（据李氏家谱载）。因战争废弃百余年，无村名，李氏来此居住。”村里人对这里以前没村名、后来有了太平村这个名字是这样解释的：李自成后裔为了保家全生，逃到这个隐秘的山村，辟山开荒，务农谋生，直到清代，时局安定了，村里人才把这里叫作太平村。

第五节　李自成和丁玲，西夏党项贵族后裔？（2）

村民们对我总是强调自己的党项人身份，究竟有多少逻辑上的推断呢？唐王朝对党项人进行内地移民，最初，就安置在甘肃东部和陕西北部一带，其活动区域就在这一带。所以，这里在历史上完全是党项人生活的故地。党项人后来从这里向北移动，将活动主要区域定格在陕北的无定河一带。　延安市民间收藏家、延安市殡仪馆副馆长周建华对我说，他在太平村这一带就曾收藏过不少西夏时期的文物；西夏时期，发生最初改变西夏和宋朝军队的三川口战役就在这一带。北宋抗击西夏的著名将领、一代文臣范仲淹也曾经驻守在这一带，后来调防到延安一带的。这说明在西夏时期，宋朝虽然控制这一带，但党项人在这一带的民间活动还是存在的。西夏被蒙元政府灭亡后，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李姓党项人一直低调地存活在黄土的深处，直到李自成出生在李继迁寨时，也没人去炫耀自己的党项血统或西夏皇裔。李自成兵败后，其侄子李锦带领李氏余脉选择这里隐居，至今已传了十几代了。

83岁的李黑保老人是太平村李自成家族的族长，也是李自成的第十四世孙。他告诉我，多少年来，关于家族的事情，一直是口口相传，对外保密。站在街边的檐雨下，指着街边的房子，他介绍道：这里的房子　许多都是很气派的四合院，路北全是两进院，路南全是三进院的。和周围地区的黄高原上的民居明显不同，先人们对此的解释是，闯王曾经在京城做过帝王，来这里的闯王的随从将京城的四合院建筑风格带来了。

2006年6月21日上午，黄土高原上的雨仍然下着，李黑保老人向我示范着他的族人在祭祀祖先时的奇特礼数：祭祀时，要穿上平时不穿的、特制的裙子，右手拿一个手绢，两个老人相向握对方的手臂，先是从左向右，转三圈，然后从右向左转三圈，每转完一圈后，两人并立，面向祖先的牌位，扎成弓步，两手从下到上，从大腿两侧向上，抱在胸前行礼，然后沿着胸部再向上放到脸颊上。这种礼数周围地区没有。每年的大年初一，他们会把先人的灵牌挂起来，初二时开始祭拜，一辈一辈的按顺序来，主祭的这户人家，从族中选出48丁，进行祭拜，到现在一直保留着48丁祭拜祖先的习俗。祖传在村里一直做粉丝办“粉房”的李文耀老人向我讲述祭祀时穿的裙子的样子：“象唱戏是演员穿的那样，边上压的是淡黄色的花边，很好看的。我家的那件在1972年被毁了，可惜！”

李黑保还介绍说，这个村里的老人们，大多留长发，是党项人秃发的形式，而且，村里的老人孩子一直传承着爱好武术、喜争斗、脾气暴躁、喜欢喝酒的风俗。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村里还保留着专门用于酿酒的“烧科院”，用于制作粉丝的“粉房”。李黑保老人家里就是祖传烧酒的，他记得年少时村里有10个烧酒的窑，一年中集中烧酒时不停火，烧的酒远近闻名，“我们的酒和周围地区的汉族人的烧酒不同，好喝着呢！主要用糜子、玉米、黄豆采曲，我爷爷、父亲一直烧酒，到我时，因为烧酒的摊子大了，就到黄陵县去烧。”

据老人说，太平村从李自成的侄子李锦家人入住，从一世李锦到此时共十九世，且辈次不乱。不论年岁大小，均以辈次论高低，按辈份称呼。从人口和传世来看，太平村李锦家人约有300余年历史，而方圆村庄均是千年以上的历史。据说最初只有石姓、卢姓几家农点住户，李锦家人从峁城进村后，石、卢几姓逐渐退出村。

19岁的李世霖，从富县职业高中刚毕业，报考了山西服装艺术学校，自称是个小党项。“村里人一直脾气暴躁，喜欢喝酒，爱斗，在我们这些孩子身上也一直体现。在学校里，外面乡村或者城里的学生已听说是太平的学生，都不敢惹。老人们传下的习惯是，在外面我们听不得别人说太平的坏话。在外面读书的学生也好，打工的也好，我们一走出村子就很pu　hong　（音，就是很合群的意思。作者注），外人说，一个好斗不服输的太平人已经够可怕的了，再加上一群很　pu　hong的太平人，谁敢惹呀？　”　至今，在富县和黄陵县一带还流行着“出门北看太平、南看北村”的说法，是说这两个村里的人特别利害，善斗尚武。现在就是走在路上，或在隆坊###上，如有人敢和太平李氏人斗，其他太平李氏人就会一齐上手，尤其过去年代更为明显。

第五节　李自成和丁玲，西夏党项贵族后裔？（3）

太平李氏人的面部具有西北少数民族固有的特征，前额突出，眼睛淡黄，面部轮廊明显，尤其返祖现象增多。现村子里有数十位人，高鼻子、深眼睛，很像西北少数民族。就连村里本族也纳闷，为什么我们太平李氏和人家其他村的人长像不太一样？据陕西省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登第先生讲：李自成是西夏国王元昊的后代，是党项族，太平村人是李自成后裔，那么，也是党项人后裔。村民们大多体格强壮，力气大，有武功底子。听说过去太平李氏一人用驴驮一麻口袋粮食，遇到险腰狭窄路面时，驴不敢走，他一人用肩扛着粮袋，一手抱起驴走过去。我在村里走访期间，听到像这样的传说很多。

通过查阅资料与实地考证，我认为太平李锦家族是一个具有西北少数民族血统的人种，是李自成兵败后，从陕北南下的党项军裔北归后的一个集中隐居地。这个家族具有一个世系练习武功的传统，且具有一定的军事组织和固有的团队精神。早在唐代时期，从青藏高原上流徙到黄土高原上的党项人中，其中的南山部就是在这一带的，比平夏部更为骁勇善战的南山部，被唐宣宗称为“化谕不悛，颇为边患。”五代时期，这里还生活着党项的野鸡、树夥、拓跋彦超等姓氏或部落。

被毛泽东称为"陕西人的骄傲的"明末李自成起义，后来在清军铁骑的围追堵截之下，一路南撤，逢战必败，溃不成军，　逃至湖北九宫山，与前来追杀的英亲王阿济格再次激战。于是，李自成身后之谜成了历史的悬案，但他身前活动的最后之地一直被史学家公认地锁定在湖北、湖南一带　。通常的说法是68岁后圆寂于湖南石门县夹山寺。

临澧距石门二十多公里，是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著名作家丁玲的故乡，米脂县原博物馆馆长申馆长曾亲眼看到过丁玲家珍藏的龙凤双耳玉扁壶、童子驭鱼玉雕及玉琮、玉耳杯等数件宫廷器物。据丁玲的几位叔伯兄弟讲："他们是李自成的后人"。丁玲生前也曾说过："不同意姚雪垠在他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中所持的李自成被击毙于湖北九宫山的说法。我不是和姚雪垠争一个革命的祖宗，事实就是如此嘛！李自成后来就是到了湖南，隐居在石门县的夹山寺，继续领导他的余部联明抗清。"

对于这位从"白区"前往陕北解放区的"进步青年"中第一个放弃大都市生活，不远万里奔赴"红区"的革命女青年的心理动机，历史学家和文学史研究者有着不同的结论，但没人考虑到，丁玲前往陕北的一个重要动机是去"寻祖认亲"的，她想去党项人在中国北方站起来的地方去看看，想看看她的"革命的祖宗"崛起、奋争、厮杀过的黄土高原。可惜，她未能探究出党项祖先的任何资料，倒是那些从此和她以往写作风格迥异的作品，开始为她在中国文学史争得席位，那些作品中日充满一个革命青年的血性和革命味，当地还有人说这是她的党项祖先在这片土地上赋予了这个党项后裔另一种灵性。这些作品，不仅赢得了她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声誉，也为她带来了别人眼羡的政治待遇：1936年底，丁玲在聂荣臻部队里工作，一天，突然收到了毛泽东的电报，电报内容是毛专门写给她的一首词《临江仙》："璧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一阕战时褒奖，成就了"　陕北时期"的丁玲在"故土"的盛名。

其实，在陕北还有著名的杨家将的核心人物佘太君是党项人的说法。2007年4月1日晚上，和宁夏人民出版社的杨过先生、唐晴女士谈这本书的出版事宜，结束后参加另一个朋友的聚会，其中一位在座的姓折的人得知我这些年一直寻找西夏后裔时，很郑重的给我说：“我们姓折的完全是党项人的后裔，我们老家是在陕北的，历史上有名的佘太君就是例证，她完全是党项人。我们本是同姓的，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这一支改称了折这个姓。”

这和两年前，一次无意中和西夏学者、宁夏考古学者牛达生谈起陕北的党项人时，牛先生也是很珍重地给我指出：“佘太君确实是党项人，而且，在陕北榆林地区，有记载这件事的石碑。”杨家将的肇始之人是杨业。公元928年，杨业出生在今天陕西北部的神木，唐朝时，这里一度被从青藏高原迁徙而来的党项人统辖　，所以，不排除骁勇善战的杨业有着党项人的血统，不少学者的观点和当地民间传说中，他的夫人、民间流传的杨门女将的领军人物佘太君则完全具有党项血统。《西夏通史》中记载：“麟、府折氏，为党项族中之著姓。自唐代以来，世为麟府节度使，传至折继闵时，仍嗣州事。”　杨业18岁时，他的身份是北汉政权臣子，今天陕西东北部和山西西北部交界的府谷一带，被党项人折从阮、折德父子所占据，针对契丹日益?大的攻势，杨业便和折氏父子结为同盟，一起抵御契丹，并同折德的女儿折太君结婚。后来的汉族修史者因为“折”和汉族姓氏中的“佘”同音，便将折太君称呼为佘太君，这就是至今流传于中国民间以及各种戏剧中的“杨门女将”的主帅佘太君。佘太君出生军人家庭，经常耳闻战马嘶鸣，眼见疆场血战，婚后就以“善骑射”、“尝佐业立战功”的面孔出现在民间传说中。

第六节　铁打的葭州，西夏的东界　（1）

打开中国地图，黄河在当年的西夏国都兴庆府（今银川市）和其东都灵州（今银川市灵武市）之间逶迤北去，开始黄河在进入河套地区后巨大的"几"字型"旅行"，穿越内蒙古河套地区后陡然南下，沿着晋陕大峡谷走完几百公里后，进入陕西和河南交界地带，这一带的黄河是不是历史说的西夏东疆的黄河呢？

???多年来，中外研究西夏的历史资料在谈及西夏的东部疆界时，总是笼统地说是东控黄河，往往给人以宁夏灵武附近黄河的错觉，迄今为止，罕有文章指出其最东边的有效军事控制地区。沿着无定河，我一直向东行走，直到在山西和陕西交界的黄河西岸的陕西佳县，寻找到西夏王朝当年的军事有效控制区域的最东地域。尤其是2005年5月，在陕北黄土高原上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我在山西和陕西交界、黄河西岸的佳县寻找到西夏王朝当年有效控制区域的最东端，第一次解密西夏东界。

黄河在晋陕大峡谷南下的路段中，隶属陕西省榆林市的佳县，位于晋陕大峡谷的中间位置，这里在历史上有个美丽的名字-葭州。这里因为出产著名的大红枣而有“中国红枣名乡”称号。1942年的冬天，该县佳芦镇张家庄的农民李有源挑着担子去县城，看见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照在他身上很暖和。爱唱信天游的李有源，喜欢即兴填词，他立刻联想到，正在陕北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就像这冬天里给人温暖的太阳。于是，他套用《骑白马》的调儿，填上新词。就这样，一首唱红全中国的信天游《东方红》诞生了。但是，在当地问及西夏的历史，了解者甚少，知识渊博的张明贵是地处佳县境内闻名西部地区的道教名山-白云山道观的道长，这位中国道教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道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告诉我：“这里在行政规划上属于葭州，现在的县城所在地叫佳芦寨，历史上一直有‘铁打的葭州’之说，易守难攻，西夏军队夺取这里后，元代蒙古人一直攻打不下来，只好从黄河对面的山西借道而行。日本军队当年占领黄河对面的山西临县后，一直想占领这里，但就是攻打不下来，如果，这里被日本军队占领，那么陕北地区和宁夏甚至西北地区就会沦陷日本军队手里。文革时期，周围12个县的红卫兵，分成两派，一派守着，一派拿着现代的武器，一直攻打，也没攻下。‘铁打的葭州’的神话破灭者，就是西夏人：宋朝和西夏交战时期，在这里当时有两个将军徐徽宫、孙昂守卫，善战的西夏军队一举攻下葭州，两位将军在守卫战中战死了。人们都说国士无双，忠诚不二，这两位和西夏作战的将军就是两个国士和忠臣，后来，当地人为了纪念他们，建立了一个二忠祠，解放前还在，文革时期被毁了，大门上有一副对联就是纪念他们的：国士无双双国士，忠臣不二二忠臣。”

道长的讲述，文献资料做着怎样的注解呢？当地目前还没出版正式的县志，我走进具有明显陕北特色的窑洞式建筑的佳县县委大院，负责县志编纂的县史志办的苗发远先生给我找来一本《佳县县志》稿本，里面讲述了这样一段历史：“公元984年2月，都巡检使曹光实与夏州尹宪密议打败李继迁，烧毁账幕余，李继迁逃，其妻子及母亲均被俘虏。雍熙二年（公元985年）二月，李继迁聚众复起，西夏人因为李氏世代盘据，影响较深，所以相继归附，势力渐强，同其弟继冲复占夏州，用诈降之计，在葭芦川柳树会，诱杀曹光实，占据银州。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这里正式被西夏人管辖。”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西夏成长历史中一个重要地名“葭芦川”，道长说的“铁打的葭州”，具体就在这里。从这段记载里，我读到的是，李继迁家乡银州（今陕西米脂县境内）逐步采取向东军事扩张时，在攻打夏州前夕，成功地在柳树会这个地方诱杀了曹光实，占据了当时属于银州的佳县，将西夏疆域第一次扩展到山西和陕西交界的黄河段。而且，在这次战役中，是传统的西夏修史中，西夏人早期的一次战败史，从李继迁的母亲和妻子在这次战争中被俘虏的记录来看，西夏人在大的军事战争中，女人是随军参战的，甚至是和男人一样走在战争前列的。从公元985年开始，西夏人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这里的觊觎，经过104年的争夺，终于在1089年，将这里终于归属西夏版图，也从中可以看出，有个西夏研究者一直忽略的问题：这104年间，佳县以西的陕北地区到银川的整个宁夏东部地区，仍是属于西夏地界。

第六节　铁打的葭州，西夏的东界　（2）

公元1114年，葭芦川再次发生的战争使得西夏人战败，失去了如今的佳县县城，西夏疆域东界开始向西缩小。这次战争是宋、夏双方围绕佳县而展开的，西夏军队和宋军对垒的具体地点"柳树会"。宋夏柳树会之战，历史上的记载很少，柳树会的具体位置在哪里？研究西夏的书籍中很少涉及，没有研究者得出确切的位置。我经过考察后认为，是在佳县的王家砭。王家砭乡出生的佳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庄怀厚先生告诉我：“其实西夏和宋军交战的佳芦川是王家砭，佳县的前身在那里，是西夏和宋军拉锯战的地带，经常发生战争，童年时，我们常能看见随处散落的兵器残骸和人骨。”在王家砭乡，当地的群众中，已经淡失了西夏的历史记忆，但在乡下，仍有不少西夏时期的遗址遗物。

在县城南边的白云山下的居民张杰东家，我住了三天窑洞，通过对这里的居民的生活习俗和语言分析，发现这里居民完全保留着一些古老异族生活的习俗，不妨大胆地推测：那些从青藏高原上流徙来的党项人，改变不了早晨起来喝奶茶的习惯，但陕北一带没有足够的奶茶供他们满足这个古老的习俗，他们发现这里的小米稀粥，完全在功能上满足这个古老习俗的延续，于是，每天早晨起来熬小米稀饭逐渐取代了当初在青藏高原上的喝奶茶的习惯；千百年来，这里的居民养成了每天早晨起来喝稀饭的习惯。“一天不喝难受得慌，而河对面的那些人（指山西临县一带的人）就没这个习惯。”这里的语言，完全也是和周围地区不同的语言派系。米脂县从事当地文史研究的贺国建就此告诉我说：“这一带的语言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和汉族语言不通的语言风格，这里是党项人在陕北的崛起之地，他们对这里的有效控制时间长，党项人的语言遗风或许就是这里的语言。"

通过田野调查和当地文史资料的查阅，我认为佳县和西夏的前身今世是这样的：公元997年，经过和宋朝长期的拉锯战后，这个军事要地开始走进了党项人的版图，出现了后来的西夏行政版图中被后人所说“东控黄河”的一个明显雏形。苗发远提供的县志稿本中明确写道：“997年以后，被西夏国占据。”公元1082年，宋和西夏发生了著名的"永乐大战"，这次战争以宋朝的惨败而告终，《宋史?夏国传》记载：宋朝在这次战役中共损失兵员60万，钱、粟、银、绢以万数者不可胜计。大战带来的疲惫是双方的，也给双方带来了谋求暂时和平的倾向，7年后的公元1089年，西夏归还永乐战役中的俘虏的宋军将士419人，代价是宋朝将葭芦等四寨割予西夏，这是葭芦正式走进西夏行政版图的开端。公元1099年，原来是一个军事要塞的葭芦寨被西夏升格为晋宁军，并领辖着黄河对面的临泉县（今山西临夏县）隶属河东路。公元1184年，晋宁军才改为葭州。《宁夏通史》的叙述里，我们可以证实佳县再次被西夏军队控制：“西夏放还了在这次战争中的宋军部分俘虏，宋朝交还了米脂、葭芦、浮图、安疆四寨，双方取得短暂的和平。”这四寨的归附与紧接着的和平，为西夏和宋军谋求更大的军事扩张带来了物质和时间上双重储备，这种储备在时间上的体现是8年的期限。公元1097年，宋军队对西夏控制的陕西定边一带的洪州、宁夏盐池一带的盐州和内蒙古鄂托克旗、乌审旗一带的宥州一带发起进攻，并取得胜利。从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来看，对西夏的疆域东界的界定是从今包头市往东延伸，至东胜州（不是今内蒙古的东胜，应是陕北榆林一带的神木、府谷一带）才蜿蜒南下的，在沿着晋陕黄河大峡谷南下的途中，经过火山军和晋宁军、绥德军直指延安府。在西夏军事版图上，这三个军同属于左厢神勇军司，与位于陕北横山北部的祥?军司、宥州地界的嘉宁军司等三大军司，一起构成了西夏在宁夏灵武和陕西佳县中间地带横跨陕西、内蒙古和宁夏三省上千里的地域，西夏对这一带的有效管辖的时限一直到西夏末期。－－－－-公元1288年八月，蒙古军队在木华黎的带领下征陕时，无法从正面攻下这里，只好“假道西夏”自东胜过黄河南下，才攻克葭州。

黄河在晋陕峡谷中的穿行，日夜奔腾的湍流卷走了西夏在这里曾经的杀伐和争虏，也日益模糊着学术界的视线，800多年来，学者们在一句“东控黄河”的西夏东疆之定中，一任西夏最东端的地理界定飘移着、模糊着。我国知名的西夏学者罗矛昆先生就我的探访结果，指出：“历史上记载西夏的地界有河西之说的，但它说的河西就包括宁夏境内黄河东边的灵武市，这就说明历史上所说西夏境内的河西是指宁夏灵武一带的黄河以西，而它的疆界中所言的东控黄河指的就是陕西和山西境内的黄河。文献资料说的"东控黄河"应该是你发现的佳县边的黄河。"

第一节　腾格里，长号和驼队的食粮（1）

西夏王朝的建立者从一开始就没有忽略西内蒙古草原的觊觎与占有，通过对西内蒙古草原的控制，使西夏的疆域实现了北部地区的完整和抵御回鹘、蒙古、契丹人的安全战略，使帝国的版图完成了和祁连山下八百里河西走廊的连接，不仅为帝国圈定了大批良好的牧场，也使吉兰泰的盐、阿拉善的骆驼、鄂尔多斯的马匹源源不断地走进西夏，满足着一个草原帝国所需，同时，对西内蒙古草原的控制，也导致了后来的蒙古人在成吉思汗时代开始的“收复”之举，最终的结果是西夏帝国纵横西北中国近200年的后，消损在了蒙古人的手中。

从和陕西北部交接的鄂尔多斯高原往西，毛乌素沙漠、乌兰布和沙漠、河套平原、阴山南麓草地、阿拉善草场到和新疆的巴里坤草原交接的数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在200年属于西夏的岁月里，有多少“西夏居民”在其中生活、战争、贸易、耕作？他们接受了多少西夏的政令和军令，多少人又投身与西夏和其他民族的征战中，他们的身份置换过程中，属于西夏的又有多长？他们在西夏亡国后，又有多少悄然改变了自己西夏臣民的身份，但大夏遗风却在普通的世俗生活中慢慢地积淀、消融？当初，这些地区一度是水草丰茂的草场、农耕区，如今，变成了沙漠、戈壁，地貌的变易后，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对西夏能有几许记忆呢？

金庸在其经典作品《天龙八部》里描述了这样一个情节，这个情节在97港版的电视剧里更是通过音像的形式给予了充分的诠释：契丹人乔峰在回答西夏公主选驸马的提问时，曾这样坦言：他心目里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是，是跟一个姑娘在塞外自由自在地牧马放羊。回答完后，接着是长叹一声说："只是如今不能实现了！"后来，豪气干云的乔峰立下重誓，终身不娶。

如果说乔峰代表了那个时候有着雄才大略的一代武侠，那么他的这个理想中的生活场景，应该是寄托他们人生梦想的很好的地方。在西夏当时的地理范围里，能符合乔峰所说的这种生活区域，贺兰山西侧广袤的阿拉善草原算是一个合适的地区了。

一条山，隔出了两重风景，山的这边，是山清水秀的塞上江南之地，是帝国的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宗教传播中心，这里不仅催生了帝国成熟与壮大，而山的那边，显然没有哺育这个年轻帝国甚至中原大地上的大宋王朝的黄河以及它丰沛的水系，没有氤氲的河道，华美壮丽的帝都建筑，没有王公大臣和帝王一起在遍布皇家寺院与地王行宫的贺兰山东麓狩猎的壮观场面，更不可能像孔尚任笔下的《桃花扇》里南京的十里秦淮花街－－到处是滋生幽情的温床，萌发绵绵情色的摇篮。这里只有春日里漫天且漫长的黄沙。黄沙的背后，有着西夏人留下的怎样的谜团？

蒙古灭夏前夕，驻守在今天阿拉善的西夏将领阿沙敢布曾讲："现在蒙古人要来攻战，要打的话，我们全阿剌筛（阿拉善）地区有很多帐房；有很多骆驼驮子。要进犯阿刺筛，请来！"（注：谢再善编译：《蒙古秘史》第261～262页，中华书局，1957年。）可见，西夏时期的阿拉善作为国都兴庆府的后背的重要军事地位。当时的阿拉善作为西夏国都的右翼所在，驻守的西夏军队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在士气上仍然是很旺盛的。

当西夏帝国的统治延伸到这里时，首先征服的是这里的盐场和牧场，盐使帝国增强了"体魄和骨骼"，不再和大宋王朝为了争夺帝国东边的盐州而浪费巨大的军备了，于是，整个帝国的中心发生西移，这种西移的深层次是帝国的整个价值取向，早期在东边发生的军事、牧场之争，逐渐演绎成了后期向西扩张中的粮仓、宗教、文化、艺术的引入或扩大。贺兰山西边的阿拉善草原就是连接帝国和整个河西走廊的巨大的场境。阿拉善草原上至今仍在流传的那些悲凉的音乐或歌舞里，究竟有多少有西夏人的影子？谁也说不上，但谁也否定不了。

有人把内蒙古地区的长调分为五个地域性风格色彩区：呼伦贝尔风格区、科尔沁风格区、锡林郭勒风格区、鄂尔多斯风格区和阿拉善风格区。大体上来说，呼伦贝尔民歌多华彩重装饰；科尔沁民歌旋律平和流畅、蕴藉深沉；锡林郭勒民歌苍凉而古朴；鄂尔多斯民歌旋律活泼跳荡、大起大落；而阿拉善民歌则显得沉着而有耐力。或许这种"沉着而有耐力"就是当年西夏人留在这里的影子？

在草原深处，乌图格伦（音译）老人给我表演了他的长调，这里是当年西夏完全占领的地方，这使我更能相信700多年前，这里生活的西夏人的长调是完全随着庞大的西夏帝国轰然坍塌的瞬间，从西夏人的胸膛里迸发的，从一个民族的内心里迸发的。无垠的草原和沙漠委实苍茫，但透过七八百年历史风雨的帷幕，它还能让一个真正的听众感觉到西夏人当初征服这里时的悲怆与激越。那一段段音符里曾真切地包裹过一个称雄与西北大地的民族的雄心，一个在12世纪的历史屏幕上形成三朝鼎立的帝国的辉煌。其实，这个纵横驰骋与西部山川、河流、戈壁、沙漠的王者之族，更适合那雄浑豪放的长调啊！长调分明就诞生在这片西夏人的土地上，从那灰尽湮灭的历史气流里低低迂回，最后像无数只雄鹰拍翅而起，盘旋在浩瀚的大漠、辽阔的蓝天和无际的草原，让它的听众能感到一个王朝的气度与没落，磅礴和苍凉。蒙古人征服了这里后，这里的生民成了元蒙政权下的臣民，这里的一切变成了"新政权下"的骄傲。而对西夏而言，难道它不是一种追念和长叹么。不是一个侠骨柔肠的民族的"秘史"和藏在背后的民族之痛么。乌图格伦得知我的追寻方向后反问我："你们怎么就不能肯定我这样的人就不是当年的西夏人呢？当年的西夏人怎么就不用这个东西表演长调呢？"2006年5月（2007年5月，陪同丹求达哇活佛也来过一次　），　我和我的同事们再次走进阿拉善草原，在贺兰山西麓的南寺　，阿拉善日报的同行宴请我们时，特意请了几个草原上的歌手，他们当时唱的歌曲中，已经越来越多的是藏族歌曲了，同时，演奏长调时，已经逐渐多了些娱乐化的元素，当初的激越悲怆已经没了，这是当年西夏人控制过的地区么？这是草原上的人的音乐么？我知道，我的追诘很快被草原上的风吹跑了。

第二节　曼德拉山麓，沙漠秘境之舟（1）

从阿拉善左旗出发向北行走，在一个叫巴音诺尔公的地方，如果一直往北，就是往内蒙古最西边的额济纳旗的方向；如果折向西行，　就抵达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孟根布拉格苏木克德呼都格境内。研究西夏者，往往会留心前一条线路，因为那里有西夏重要的军事重镇黑水城；研究西夏者往往忽略后者这条线路，因为在他们的视野和传统的文献记载中，这里好像没西夏的东西，其实，在孟根布拉格苏木克德呼都格的　一片沙海里　，就有一座沙漠里的山，这就是藏有西夏岩画的曼德拉山，距离西夏旧都银川市是　400多公里。西夏时期，这里是西夏骑兵和商旅往来的漫漫旅途中，连贯西夏都城银川和河西走廊之间一条枯燥而艰辛的沙漠之路，因为其远离宋朝军队和西夏军队交接地带，也远离西夏周边地区其他少数民族的骚扰，所以，这也是对西夏而言的一条安全性和隐蔽性很高的“国道”。因其隐蔽，也少了国内外探险者甚至文化侵略者的破坏，西夏的遗存就显得真实而完整，西夏的遗民也显得更接近西夏的民风，而体现这种真实和完整的证物中　，曼德拉山中的岩画，就是其中的一个　。

曼德拉山距离孟根布拉格苏木所在地西南十四公里，属于内蒙古阿拉善右旗管辖，在整个西夏统治时期的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联片的大沙漠地区中，这里是腹心地带，西可通往河西走廊的张掖，北可通往西夏北边的军事重镇黑水城，东边直接和西夏时期的重要盐场吉兰泰和磴口一带　。曼德拉系蒙古语，意为升起、兴旺、腾飞，在这里有形容山势高峻之意。蒙语曼德拉山，就是汉语中“腾飞、升起、兴旺、发达”的意思。

黄昏，曼德拉山远处的荒漠草原深处，驼群慢慢探出头来，被阳光镀上一层金边。一片驼峰中，牧驼人身影若隐若现。夕阳西沉，黑色的驼影在黄色沙梁上拉得老长，那些牧驼人在一声声悠长的牧歌或叹息中，带着一天的疲倦归家，牧歌是千百年来祖先留下的　，叹息是这些年来，干旱下的牧民生活逐渐失掉了本有的快乐和收成。尘埃在驼群入圈后落定，牧房里，炊烟升起，孩子们　的笑声在已经修建成汉族热色的平房四周响起……。这是如今依然保留的一个画面，而这种画面因为这里是西夏时期最重要的骆驼养殖基地而有了另一个层面的历史感。如今，生活在曼德拉山四周的阿拉善右旗的居民，身份证上显示的几乎全是蒙古族，因为民族情感，没人谈及这里和西夏的关系，就是巴丹吉林沙漠腹地的那个藏传佛教的喇嘛庙里的喇嘛　，恐怕也忌讳当年这里生活的是西夏的民众。－－－－　当年，这里是连接西夏西部和北部乃至西北部的一个中心，不仅有定居的西夏居民，也有驻军，更有来往于西夏国境北部的大量的商旅、僧人。成吉思汗带领的蒙古军队对西夏发动的几次战争中，这里也并不是重灾区，那么，那些生活在这里的西夏人哪里去了？

曼德拉山是个被风化的山，但曼德拉山不同于其他被风化的山体，它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整个山体由黑、白两种不同颜色的石头组成，为什么这里的石头会出现如此怪异的造型？为什么会出现黑、白两种不同质地的岩石呢？据专家考证，这里的白色怪石大部分是花岗岩，而黑色岩石，是在地质形成时，从花岗岩缝隙里迸发出来的沙磨漆岩石，在数千年前，这里是海底，岩石经过海水长期冲刷，形成了圆形、椭圆形的雏形；后来由于地质结构的不断变迁，海底上升为陆地，原石经过风力剥蚀，逐渐形成了如此怪异的形状。更为惊疑的是这些石头上，分布着那些讲述着历史的岩画，西夏也在其中　。西夏人和其他朝代在这里居住的居民，以岩画的形式，给这里赋予了独特文化内涵。

没有科考队先进的装备，没有探险者庞大的阵容，我还是一个人，轻轻地将自己孤独的脚步放在这里，一个人携带着西夏的诸多疑问，走进这个如今遍布蒙古族符号的山体，开始体验的是这里的天气变化，要不就是晴空万里，要不就是沙尘暴肆略。在曼德拉山山脚有一间小房，是当地在此设立的曼德拉山岩画管理所，在这个没有通讯工具，交通不便利的地方，长年驻守在此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问起和西夏的关系，他只是摇摇头　，我知道，这里的人的概念中，已经彻底没有西夏这个词汇及其后面的其他意义了。

第二节　曼德拉山麓，沙漠秘境之舟（2）

看着不高的山，但却费去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在考察西夏的途中，我翻越过唐古拉山和巴颜喀拉雪山、雀儿山和二郎山、贡嘎山和玉龙雪山，甚至穿越过喜马拉雅山，那些海拔很高的山脉前以及后来的穿越途中，我失去了时间概念，因为它们会费去你很多的时间，让在内地恪守的时间概念在　这里变得很苍白，很虚弱，大自然面前，有时是不能拿时间来丈量的。曼德拉，这个沙漠里的所谓的山，在我的眼里，和那些海拔超过5000米的雪山比起来，不过是个小沙丘而已，带着这种鄙夷的心理走进去，后来才发现，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的鄙夷只能让自身掉进灾难中，就是　这个沙包一样的小山，它耗去了我1个多小时的时间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是沙子堆起的　，人踏上去，脚会陷进沙里，再拔出来就费劲。每行进一步的代价，丝毫不逊色于翻越那些高海拔的山脉。通向山顶的路蜿蜒东西、时高时低，常常看着是近在咫尺的距离，却要绕好几个弯才能到。　一路上，随处可见黑色岩石上雕刻的各种岩画，大多数刻画于石面的南侧，以动物为主，有北山羊、骆驼、鹿、牛等动物，也有骑马、放牧、狩猎、宗教文化、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内容，非常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游牧民族生活，是游牧民族的真实写照。从这些生动的岩画上，能感受到当时游牧民族在此的生活状况。后来　，在阿拉善右旗查资料才知道，曼德拉山的岩画区分布广泛，据当地统计，在长约6公里，宽约公里，共计1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有6000多幅古代岩画，堪称中国西北古代艺术的画廊。

从岩画上大量的北山羊、骆驼画像来看，古时候的曼德拉山周围，应该是一个水草肥美的地方，适合养殖北山羊，骆驼，可以承载牧群和游牧民族活动的区域很大。而西夏时期的重要的交通工具－－-骆驼的最大产区　，就在这一带，这里的西夏牧民们，在阿拉善草场上放牧，在山上休息，当他们发现这种黑色的岩石上，有先民们创作的岩画，也开始了自己的岩画创作　。

在这些岩画中，有一副岩画上刻着几行西夏文，这段文字是“怀念自己的姑娘”的意思，是这幅岩画的作者对自己　心上人的一种情感寄托，这种把情书刻在石头的方式　，在国内很少见的　。另一副是一个家族的繁衍生息图，整幅画呈正三角形，三角形的顶端画着一个人，旁边站着一个怀孕的妇女，三角形下面是两个、三个、四个，到最后发展到四个人，没有文字，完全用画的形式表现了一个家族的发展。当地　专家说，这也是西夏时期　的。可见，当时生活在这里的　西夏人，还是希望人丁旺盛，这些西夏岩画也从侧面反映了这里当时良好的放牧条件和人们的生活自足状态。

岩画证明了这里的西夏人生活，这种生活是以放牧为主的　，牧养的动物中　，以骆驼为主，西夏时，骆驼不仅用于运输、耕地，还用于战争，《天盛律令》规定，"凡正军给长生马、驼各一"群牧司“旧驯之公骆驼年年当分离，当托付行宫司，人杂分用中。”可见，骆驼在西夏时期　，还是国家御用的主要役畜。

西夏时，骆驼主要分布于肃州(今甘肃酒泉)以西至玉门关以东及阿拉善高平原上。“酒泉西望玉门道，千山万碛皆白草。”这里的白草，俗称骆驼刺，是戈壁上生长的一种多刺植物，冬季成白色，是骆驼的主要食草之一就是白色的骆驼，这个诗句里，不难看出西夏时期，河西是骆驼的养殖基地之一，同样，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的　诗句也告诉我们，阿拉善牧区的东北部及附近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同样有骆驼分布。北宋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王延德出使高昌，经鄂尔多斯渡黄河，穿越乌兰布和沙漠时，"沙深三尺，马不能行，行者皆乘骆驼"，这个记载可以看出，阿拉善的骆驼养殖基地向东一直横跨过黄河，延伸到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宋皇佑元年(公元1049年)，辽兴宗率军伐夏，北路军突入西夏的右厢地区，"至西凉府，获羊百万，囊驼二十万，牛五百。"不难看出和凉州相连的　阿拉善的羊驼数量也非常可观　。

西夏时的骆驼，主要是阿拉善驼，分布于今内蒙古的阿拉善盟、巴彦淖尔盟及邻近的甘肃、青海等地。其背短腰长，四肢干燥，骨骼坚实有力。我在后面的章节中提到修建青藏公路时，西夏故地的驼工赶着骆驼上青藏，主要就是阿拉善骆驼。

作为一个古老的原始品种，阿拉善双峰骆驼享有沙漠之舟的美誉，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生理机能和抗逆性，是未来生物基因工程的珍贵资源。2002年，阿拉善骆驼被国家农业部列入国家级78种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名录。目前，阿拉善骆驼总数占全国骆驼总数的三分之二，在长期的生活和劳动实践中，阿拉善牧民不分男女老少，都练就一套高超的夏骑马、冬乘骆驼的骑术。放牧中，牧民们三五成群，挑选自己强健的骆驼相互赛跑?以展示骆驼素质为乐趣；每逢婚宴、敖包盛会、寺庙经会等重要###，散居大漠的牧民相逢驱驼疾驰，自发的赛驼成为深居大漠牧民群众的一大乐趣。

由于和银川只隔条贺兰山，近几年，我每年都去阿拉善，可看到的景象每年不同。如今　，阿拉善的骆驼因为连年的干旱，已经面临生存危机：瘦骨嶙峋，大块脱落的皮，甚至再春天站不起来，载不动牧民拉水的车，被沙暴打瞎双眼……。那些昔日见证了西夏王朝辉煌景象的骆驼，在700多年前，是御用工具或上好的宴席之物，在西夏帝国的缔造与强大中，发挥了其他动物不能替代的作用。现在，它们的命运如何呢？－－－－－－-好多只能是等死了。连年的干旱，气候变得干燥，整个阿拉善地区昔日的牧场没了草，甚至有的地方连水也不够了　，骆驼饿死的现象在阿拉善并不少见。甚至有刚生下就死的，对此，牧民告诉我说："娘吃不饱肚子，它还活的了？"等待草的骆驼，最终等待的是死亡。

如果，有一天，这些骆驼没了　，那些关于西夏的记载，是不是会少些色彩呢？由于民族情感，那些生活在这里的牧民，没人承认自己和西夏的关系了　。而那些无所谓民族身份的骆驼，恐怕一直不否认自己和西夏的关系，以及在西夏时尊贵的身份和重要的作用吧。

第三节　藏在毛乌素沙漠里的唐古特人（1）

马可?波罗抵达到西夏王朝的境内时，这个王朝已经消亡了，但王朝留给这位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文学家的影子还是很清晰的，他在载入《马可?波罗》的《唐古特大州》一章里这样记述：“你在沙漠穿行30天后，如我所说，便会在其东北和东部之间找到一座名叫沙洲的城，该城属于大汉，坐落在人称唐古特的地区，”在他的笔下，唐古特人就是西夏人。那时，位于今天甘肃河西一带的沙洲已经成了蒙古人的地盘了。

1870年代到1900年代，在西方驻北京使馆及其相关机构中工作过的英国学者卜世礼曾经对消失的西夏人给与过很大关注，1895年，他完成了《唐古特的西夏王朝其钱币和奇特的文字》，里面这样写道：“唐古特是中国西北地区一个独立国家，这个名字在中世纪的中亚旅行者中广为人知。唐古特在1227年最终亡于著名的成吉思汗，其后被划分成了五个州，马可?波罗用了好几章的篇幅来描述这片地区。当时这里叫甘肃。”生活在黄河之北、大漠之南的党项人，对于蒙古人来说并不陌生，他们把党项人在蒙语里称为“唐兀”(tangu)或者带复数词缀的“唐古特”（tangwut）。从马可?波罗到卜世礼甚至更多的国外学者，更多的也把西夏王朝或党项人称为“唐兀”或“唐古特”。

那么，“唐兀”或“唐古特”最早生活在什么地区，在西夏时期集中生活在哪里？怎么被蒙古人称为这个名称呢？

《宋史?党项传》中记载，五代及辽宋时期，党项人占据了今天内蒙古的五原县、乌拉特旗、和林格尔一带，公元920年，辽太祖率军攻打这一地区，收复了乌拉特旗一带，这一记载里不难看出当时的党项人占据的地界已经是整个河套地区了。《辽史》里最早出现的“唐古”是作“陀古”或“唐括”的，是用河套地区的方言来称呼党项人的。而《蒙古源流》和《马可波罗游记》中出现了“唐古特”，显然是党项人的势力之大，人数众多，采用了复数形式。

《蒙古秘史》中有这样的话：“成吉思汗崩，后将唐兀惕百姓，多分与了也遂合墩”证明西夏亡国后，党项人被蒙古人实行过移民，他们中集中移居的地方是哪里呢？从现有的资料看，毛乌素沙漠和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地区的可能最大。在内蒙古鄂托克旗的布拉格苏木、巴音陶亥苏木和查不苏木一带，至今仍住着称为“唐古特、斡索黑”的党项人后裔。

2003年11月10日，记者节，大雪弥漫整个鄂尔多斯高原和宁夏平原，我踩着一地雪痕，轻轻地来到这里。这次考察是这里的　“唐古特、斡索黑”。从宁夏最东边的盐池县取道北上，穿过一片典型的草原地带，就抵达内蒙古自治区的鄂托克前旗，旗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宏给我介绍说，党项民族从陇南进入黄土高原时，首先进入的并不是宁夏境内的，而是陕北黄土高原，李继迁时期从地斤则举事后，这个民族的活动区域就是在鄂尔多斯高原这一带的。《鄂托克旗文物志》中就这样记载：“公元8世纪以后，党项族逐渐强大起来，占据鄂尔多斯南部，以夏州为根据地，建立西夏王朝，鄂托克旗属于西夏领地。”　《鄂托克前旗志》对西夏和这里的关系是这样记载的："西夏建国后，这里属西夏王朝的西平府东盐州和宥州南境，为党项羌人驻地。"　据李宏介绍，在如今的鄂托克前旗境内，保护的比较完整的11座古城中就有9座是党项人的古城，这些古城遗址中发现的西夏早期的瓷器、瓦当、生活用品完全可以证实它们是党项人在这里生活遗留，但没有发现西夏文字，这也证实了西夏文字时党项人离开这里后，在宁夏建立西夏王朝后的所为。李宏还特意带我到一些遗址去实地考察。第二天，我们到达旗内的城川苏木的城川嘎查以北的一个党项人生活遗址，苏木是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乡镇一级的行政政权称呼，嘎查是村一级组织的称呼，城川，原名叫包日巴拉嘎苏，因唐朝时以及后来的西夏政权时的宥州古城坐落在两链沙夹的平川上，因此名为"城川"，1945年，延安民族学院曾经迁到这里办公。这里不仅是唐朝宥州的城址所在，也是西夏时期的宥州城址所在地。古城遗址南北长750米，东西宽500米，经过上千年的风雨剥蚀，夯土修筑的城墙如今最高处也仍有好几米，东、南、西三面城墙均有城门，为瓮城，北面没有瓮城，可以判定至少在西夏时期，来自北面的敌情少些，从历史记载看，当时的西夏王朝主要对付的敌对力量仍是来自东、南、西三个方向的宋朝的进攻。城墙上有角楼、马面（凸面）等防御设施，这种建筑风格和如今保存完好的西夏"南都"宁夏海原县西安州古城的建筑风格几乎完全一样，尤其是角楼和马面（凸面）等防御设施。如今，城内大半被辟为耕地，尽管我们看到的是大面积的积雪，陪同我考察的鄂托克前旗文化广播局的余副局长介绍说，1964年，有关部门在这里采集到一些古代的文物和唐宋时期的铜钱数十枚，?出土了黑釉大红缸和黑釉罐等，后来又在收集的一大批出土于这里的铜钱中，从西汉到西夏和金代的都有，其中唐宋时期的较多，据有关专家考证，这里就是唐代元和十年（公元820年）后的宥州城。元昊于1038年建立西夏时，宥州就是其23个州中一个，宋朝初期，宥州还管辖着一个长泽县，西夏时期，这个县被废除，所以，宥州在西夏初期的行政建制中的一个直属机构，可见其重要性，

第三节　藏在毛乌素沙漠里的唐古特人（2）

在旗内的二道川乡以西8公里处的大池古城遗址，已经看不出城垣的面目了，这个古城东西有315米，南北有289米，规模小，能看得出它的防御设施简单，地表仍分布着不少陶片，均以素面灰陶为主，这里的文化遗物内容丰富，能看出是几个时代的，《鄂托克前旗志》里明确说明，从《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看，这里是始建于唐高宗龙朔3年（公元663年）的兴宁县，公元709年更名为白池县。

在旗内的布拉格苏木、帽盖图苏木、玛拉迪苏木、查干陶勒盖苏木、吉拉苏木、以及三段地乡、芒哈图乡等地，都有当初党项人最初生活或西夏建立王朝后的军事与民用建筑遗址。党项人或西夏王朝为什么对这里这么重视呢？最主要的是军事位势和取盐之便，这里和西夏用盐的主产区盐州相邻，盐池县以盛产食盐得名。《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开采，西夏立国后，盐是其短缺物资和经济支柱，"数州之地，财用所出，皆仰给青盐。"这也是西夏不惜一切代价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一带的占有以及向西发展以图取更大的盐区。鄂托克前旗的盐主要分布在旗内二道川乡境内的北大池一带，可采用的面积达10平方公里，蕴藏着250万吨的储量，品位在90%左右，没有资料显示西夏在这里的开采情况，但从这里和盐州的地理相邻来看，规模型的开采是可能的。《鄂托克前旗志》里这样记载这里和西夏的关系：“西夏立国后，旗境属西平府东盐州和宥州南境，为党项羌人驻地。”在旗政府所在地的敖勒召旗嘎查（蒙古语意为"获物者"）的包日巴拉嘎苏，南北长410米的一个古城遗址，残留最高处有4米，地表上仍散布着不少陶器。

在苏米图苏木东北的查汗陶劳亥嘎查的阿贵塔拉遗址，如今，这里四周全是沙丘，植被很差，多为沙蒿类植物，风一吹就露出些陶片残骸，这里出土的陶壶、瓷碗等生活用具，被专家早就定型为西夏时期的。

在阿尔巴斯苏木西北部的陶斯图村，村子东北约3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型古城堡，1，3米高、宽4米的墙基依稀还在，城北50米处就是黄河的南岸，这里不仅出土过许多西夏时期的生活用具，还有西夏的兵器，村民告诉我说，以前，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曾经调查过这里，《鄂托克旗文物志》里也记载：“确认其为西夏用来放于辽金侵袭的边堡遗址。”据不完全统计，在鄂托克旗和鄂托克前旗境内的蒙古人中，唐古特人占20%多，他们是一直生活在这里的唐古特呢还是被移民至此的？这两个旗内的唐古特分为上唐古特、下唐古特、黄河畔唐古特河不热沁唐古特。分布在鄂托克前旗的布拉格苏木一带的主要是上唐古特，而下唐古特则分布在鄂托克旗的巴音陶亥和查布苏木一带。明成化年间，蒙古族各部落进入这一带，和这里原本生活的唐古特以及随蒙古人来的唐古特一起，形成了唐古特部落，如今，唐古特成了构成鄂尔多斯蒙古族的四大部落之一。著名的歌手腾格尔就出生在鄂托克旗的苏米图苏木的苏里嘎查，没准，他就是个有西夏血脉的唐古特？

第四节　阿尔寨，草原上的西夏印记（1）

在鄂托克前旗对那些党项古城的考察后，我抵达了相邻的鄂托克旗，来这里之前，鄂托克前旗文化广播局的余副局长就介绍说那里有不少西夏的东西，并向我介绍了鄂托克旗文管所所长巴图吉日嘎拉，一位对阿尔寨石窟研究有权威发言权并一直痴心于石窟保护的蒙古族学者，通过很多周折，总算找到了巴图吉日嘎拉的家，他正邀请乌审旗的一位画师，在家里临摹阿尔寨石窟上的壁画。巴所长的指引里我走进了草原上神秘的“敦煌”：阿尔寨石窟。

据巴所长介绍说，在离阿尔寨石窟西北40公里处还有一座叫陶苏土的西夏古城，上个世纪6、70年代，内蒙古考古所曾经组织对这里进行过考察，在鄂托克旗东边的乌审旗也曾经发现过西夏的瓷器。它从侧面不仅证实了西夏当初对位于今天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部的有效控制，也证实了唐古特人在西夏亡国前后都在这一带生活。就进入内蒙古的鄂托克旗境内，进入阿尔巴斯苏木一马平川的草原上不久，会发现凸起一座数十米高的红色砂石平顶山，山上洞窟鳞次，洞壁上绘有壁画、塑像、浮雕，就到了有着“草原敦煌”之称的　阿尔寨石窟。

远远看去，整个阿尔寨石窟是一座红色砂岩小山冈，高约40米，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50-80米，像一座方圆形的平台。石山的四周是陡峭的崖壁，依壁开凿出石窟及佛塔。但由于战火及人为的破坏，多数石窟都已倒塌埋陷，形成较陡的山坡。

据当地专家初步考证，阿尔寨石窟遗址是1600多年前的佛教建筑群，开凿于北魏时期。拓拔鲜卑尊崇佛教，在其统治区域内大兴土木，依山凿窟，大同云岗石窟、宁夏须弥山石窟等均建于此时。阿尔寨石窟开凿稍晚，大约在北魏中晚期。西夏人在建国前，就生活在这里，从占据这里到西夏亡国，共有近300多年的时间盘踞这里，建国后的西夏，整体信奉藏传佛教，在国境内大建佛寺，开凿佛窟，使佛教艺术鼎盛一时。阿尔寨石窟也得以扩建，在此时得以发展。而西夏王朝应请的第一位藏传佛教高僧是噶举派中拔绒噶举中的热巴，后来因被西夏国王奉为德师，所以，很多文献记载他为德师热巴或第希热巴(也有叫直希热巴的)，2006年夏天我去青海和西藏交接的金山江边，找寻到拔戎噶举派的根本寺觉拉寺，在那里找到记载当初热巴在西夏传教的原始记录，其中有一条信息，说热巴在西夏境内修建了很多的寺院，其中在今天的内蒙古和宁夏交接处修建了一个很大的寺院　.　阿尔寨无疑是这所寺院了。在同一石窟群中创造了内容如此丰富绚丽的早期本教和黑教、红教、花教、白教、黄教等藏传佛教壁画，世所罕见。它不仅再现了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播的历史画卷，表明阿尔寨石窟曾是密宗各大流派的汇聚地，也是研究北魏经西夏、蒙元乃至明代藏传佛教各主要派别的宗教仪规、信仰内容及其在内蒙古地区的发生、发展史的极其宝贵的实证。

阿尔寨石窟中的大量具有蒙古民族特色的世俗壁画，是举世罕见的。这些壁画内容丰富，举凡黄金家族、臣属平民，法王罗汉、活佛僧侣，宫殿账房、服饰梳妆，起居歌舞、丧葬

祭祀，山川草原、飞禽走兽等等，几乎包罗万象，是研究近千年蒙古草原北方民族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地理以及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等的无价之宝。

蒙元时期是阿尔寨石窟的全盛时期。成吉思汗晚年南征西夏时，曾在阿尔寨地区活动过。灭亡西夏之后，阿尔寨石窟即为蒙古人祀佛之地，又为祭礼成吉思汗之所，因此，在山顶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藏传佛教寺庙，用于佛事和祭祀。　明末，蒙古大汗林丹汗先信奉格鲁派喇嘛教，后又改奉萨迦派。在西征鄂尔多斯地区时，大规模破坏该地区的格鲁派寺庙。阿尔寨石窟也于此时被焚毁，从此由盛而衰。从阿尔寨石窟往东约20里，还有一处古井群遗址，名曰“百眼井”。这些深井，间距约为10余米，井深数丈，目前几乎全干涸了。范仲淹文集中收有一幅《西夏地形图》。图中灵州通往契丹界的驿道上共有12个驿站，学者称之为“夏辽驿道”。在这12个驿站中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井”字很多，说明驿站多依井而设。其中尤其令人关注的是陌井驿。历史学家认为，西夏时期的陌井驿就是现在的“百眼井”，不难看出，这里和西夏的关系。

第四节　阿尔寨，草原上的西夏印记（2）

当地流传着成吉思汗率军在阿尔寨筹谋攻灭西夏，并在此疗伤的历史传说。传说，当年成吉思汗进攻西夏时，率军屯驻在此，每日携带众多的猎狗在草原上围猎。一日，狩猎的人们人困马乏，猎狗焦渴，草原上既无清泉也无井水，成吉思汗急命兵器巨匠尧勒达日玛，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水源地，钻出108眼水井，解了燃眉之急。查阅史料获知，这便是《蒙古秘史》中两次提到的“翁浑―――答兰―――忽都黑”。成吉思汗出征西夏在这一带驻军几万(战马更众)，如果没有众多水井是不能解决军卒和战马饮水问题的。

巴图所长给我介绍说，据一些蒙古族学者和他的考察，阿尔寨石窟东南侧的10号石窟，就是成吉思汗养伤时的住所。在这个石窟门口，我看到竖有代表成吉思汗战无不胜的威猛神勇的苏勒德神矛，门西侧壁上却有一座西夏风格的佛塔浮雕，门前的石崖边上，凿有两道竖壕，据说是为方便成吉思汗养伤时坐着射箭所凿的，前方一里以外据说有树立成吉思汗箭靶处。站在石窟前极目远眺，数十里外的山峰、草原尽收眼底。　走进石窟第28号窟中，有一幅壁画价值非凡。这幅壁画现被专家确认为“成吉思汗安葬图”。　这幅壁画为梯形结构，最上面两层绘有山川、河流、原野，并在突出位置绘有两军对垒、激烈作战的场景，应是表现成吉思汗征西夏作战的场面。第三层左侧绘有若干匹白马，一匹褐红色马，及若干峰骆驼，应是表现成吉思汗在阿尔巴斯猎野马时，所乘“红沙马为野马所惊，成吉思汗坠马跌伤”。　右侧绘有两座白色蒙古包，尖顶高耸，其左侧有一间寺庙，一间宫殿，宫中绘一妇人，似在垂首痛哭。应是表现成吉思汗逝世，随行的也遂夫人悲痛不已。　壁画中部，绘有三人立于一木棺之后。左侧男子着盛装，束袖袍服，头戴盔型圆帽，在其右侧站立的似为两位僧人，应为随同成吉思汗征西夏的拖雷王子及为成吉思汗祈祷的僧人。木棺头粗尾细，由一根圆木中间剖开而成，棺木年轮较清晰，木棺中间有三道箍。三人身后，绘有方形墓圹，其中伏着一具尸体，有四只白鹤用嘴将尸体衔起。墓圹右侧则有一位僧人跪着，为逝者念经超度。剖木为棺，是当时蒙古人的安葬之礼。

在阿尔寨石窟西边约80公里处，方圆10公里左右的地方，还分布有若干处与成吉思汗安葬有关的地点，其中有一处依山傍水的草原，当地人叫“包特根西力”，汉语意为驼羔梁，当地学者大多说这里就是蒙古史书中所载成吉思汗安葬时杀骆驼羔之处。当地的牧民巴特尔告诉我，“文革”前，这里曾经有一块巨大的圆石，中间凿有一孔，可栽木桩，牧民中间流传的一个说法是，这个圆孔的用途是，杀驼羔时防止母骆驼发怒伤人而拴母骆驼用的。可惜，这块石头在“文革”中被炸碎。巴特尔还特意带我走到离驼羔梁东北约10公里处的地方，说这个叫“包拉陶勒亥”的地方，汉语的意思是小山丘。在这里的牧民中，有这样的说法：相传成吉思汗西征西夏，途经此地时曾驻马高坡，满怀希望能征服西夏，就在成吉思汗幻想着征服西夏时，手中的镂金银马鞭不觉坠地。侍从欲去捡起，成吉思汗挥手制止，沉思良久，说：“此地甚美，可为吾百年之后安葬之地。”

百眼井有着许多没解开的谜：　一，当地蒙古族牧民称百眼井为“敖楞脑海音其日嘎”，翻译成汉语的意思为“众狗之井”，这是何意?这些井是一群狗刨挖出来的呢?还是为一大群狗喝水之用呢?　二，在一望无际的高平原上，80多眼井星罗棋布，深者几十米，浅者十余米，井壁光滑，并没有斧砍刀劈的痕迹，也无下井的蹬阶，它们是怎么修成的？三，百眼井周围地区，当时为水草丰美之地，有数条河流潺?蜿转，流入黄河。如为放牧所需，绝无在狭小范围内开凿如此众多深井的必要。当地又无农业耕作的灌溉的需要。如群星而聚的百眼井，是为什么凿建的呢?　答案只能从成吉思汗第六次南征西夏时，在鄂尔多斯地区的活动中去找。　当地牧民藤格巴给我介绍说，这些井已有数百年历史。随着岁月沧桑，有些井枯竭了，目前有80多眼还有或多或少的水。但由于生态恶化，水位下降，多数已无水可取了。传说，当年成吉思汗南征西夏，在这一地区驻屯大军。一日，成吉思汗带着108只猎狗，在草原上围猎黄羊、狍子、狐狸。正是秋高气爽，晴空万里，人困马乏，猎狗焦渴。但是，在茫茫草原上既无清泉，也无水井，成吉思汗心急如火，命令兵器巨匠尧勒达日玛，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水源地，钻出108眼井，解了燃眉之急。从此，百眼井得名“敖楞脑海音其日嘎”。

第五节 　黑水城，西夏学的催生地（1）

一条河流能决定其流域的人的许多生活方式与内容甚至质地，哪怕是做爱、劳作乃至战争、成功。河流决定的不是水的方向，更是人的走向。西夏时期的黑水，决定了这里在西夏王朝时期的军事地位，也决定了后来西夏学研究的一个焦点所在。这里有匈奴的血，月氏的血，吐蕃的血、蒙古的血乃至古罗马军队的血，但最粘稠的那一滴该是西夏的血，

现在，我探询西夏的脚步定格在了东经101度08分和北纬41度46分左右交叉的地方，在行政归属上，如今它属于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济纳旗。这里保存有始建于西夏时期并完全见证西夏军事、经济、文化的一座城池－－－－-　黑水城，为什么叫黑水？因为蒙语称这个城市为“哈日浩特”，在蒙古语里，“哈日”为黑，“浩特”为城，被更多的人叫做黑城，后来，又有人因为它和黑水的关系，称为黑水城。是现今已知唯一一座用党项族语音命名的城市。在党项语里，这个城市是叫亦集乃的。

黑水城和它所在的居延，在自身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边防要塞，或者是连接南北的重要驿站。争战和农耕构成了这一地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当时的西夏王国共有12个监军司，一个军司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军区。黑水城是黑水监军司的所在地，在这里常年驻守着一支西夏精锐军队，在西夏前期主要对付来自新疆方向的回鹘人，后期则更多的对付来自东边的蒙古军队的进攻。这支军队平时屯田练兵，战时或开赴前线，或守卫黑水城。与此对应，这里的居民也同时承担生产劳动和参加军战争的双重任务。千男就是黑水监军司中的一员，他的职务是"前内侍，正军"。

中央电视台在2006年播出《新丝绸之路》时，在黑水这节是以一张西夏文书入题的：这是这里出土的众多西夏文书中的一张，长度有三米多长，和我在西夏旧地发现的众多西夏文书不一样的是，它上面密密麻麻写了近200行的西夏文草书。精通西夏文草书的史金波先生通过破译后认为　：这是一个西夏时期黑水城的户籍登记簿，上面记录了黑水城79户人家的户口登记情况！黑水城一带居住者的名字，终于出现了！

这张西夏文书，透露出了西夏时期黑水城的居民们进行户籍登记的信息：按照西夏国的国家法律，每隔三年进行一次户籍登记。而且，这里居住的好多家庭的成员全是党项人，没有后来的学者所持的“西夏国的许多地方是党项人和其他民族杂居的”的现象，可见西夏政权对这里的重视，一次整体移民里，那些党项人被安置在这个风沙的城池里，外围居住着其他种族的人。移合讹?千男是党项族的典型姓氏和姓名，也是黑水城里的党项大户。他的一家8口都是党项人，居住在黑水城中，家中有3峰骆驼、10头牛和80只羊，另外还拥有三块水浇地和一块杂地。不难看出，这里生活的党项人的生活的富足程度和他们能农能牧的先进生存手段。这张文书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一　黑水城是一个在农田或牧场上建立起的城市，不像现在是一片沙漠，因为居住在"城里"的移合讹?千男友骆驼和牛羊，有水浇地和杂地，他要耕作和放牧，居住的地方离牧场和农田不能太远；二，黑水城是西夏时期建的，像移合讹?千男这样的党项人，如果是西夏政府安置到这里的移民，他们又是从哪里来的？三，黑水城当时是个很富庶的地方，西夏人计算土地面积的方式很特别，除了用亩来衡量，统计播撒种子的数量也是常用的形式。千男家有四块地，每一块都可以撒六七石种子，共有相当于撒2700斤种子的土地。不难看出，他所拥有的土地是相当可观的，参照当时其他住户的相关纪录，这是笔很可观的家产。四，西夏时期著名的法典、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成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开荒者所得生地归其本人及族人永久占有，而且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当生地变成熟地以后，还有减免土地税的优待。这一规定可看出，它旨在鼓励农民开荒的积极性，可见，西夏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重点是放在农业上的，这里距离西夏国都兴庆府（今银川）上千公里，驻守将士的粮食用品只能"自力更生"，在这里生产自己需要的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

黑水发现的一份文献中记载了一个名叫平尚氏阿明的女人，她的丈夫在一次出征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这是西夏时期军属的一个普遍情况，一直处于在和吐蕃、宋、辽、金、回鹘、蒙古等政权的征战中，党项民族的崛起与强大是以千万党项及其境内其他民族的男性牺牲为代价的。长期的征战和眼见诸多男人出征后再也未还的现实，使平尚氏阿明的丈夫预感到身为军人，他的生命随时有失去的可能，便在出征以前给未出世的孩子起了一个有意思的名字：寿长。在这份户籍登记簿中，和阿明一样的寡妇还有两户，这三户寡妇家，无一例外的都有男性孩子。为什么没有有女儿的寡妇家庭的记录而只有男孩的纪录呢？按照西夏法典《天盛律令》的规定，没有儿子的家庭在丈夫去世后，其家产要和别人一起分割。分割剩下的财产，将很难维持生活。如果没有儿子，像阿明这样的寡妇，除了变卖少数的财产，恐怕就只有改嫁这一条路可走了。这条关于寡妇家财产的法律规定，使我们可以看到西夏在战争常态里，采取国家法律的形式，促使没有男性的家庭迅速解体。又用法律的形式督促人们多生男孩，以适应连年争战的需要；同时不难看出，这个王朝对男丁的需求。这份户籍登记的79户人家中，　一共登记了40个小孩，男孩和女孩比例竟然高达：31：9。

第五节 　黑水城，西夏学的催生地（2）

众多的黑水城户籍文书中，又一份记载了一个名叫饶尚般百的人，他是黑水城中的一个"迁溜"，负责管理户籍中所提到的79户人家。（"迁溜"是西夏农村的一级管理组织，相当于当时中原地区的"里"，或现在的居委会或村委会。大约可以管理100户）。在西夏特殊的年代里，饶尚般百不仅负责户籍登记外，也要负责催缴租税，组织开渠、修渠等。西夏时期，重视利用祁连山的雪水，疏浚河渠，引水灌溉，整个河西的水利中，最著名的是黑水，西夏仁宗时期特意在黑水之上建桥，并立有“黑水河桥敕碑”，这条河的疏浚过程中，和饶尚般百一样担任基层管理者，每年都要在保证战争征兵的前提下，保证农业发展的水利过程建设，他所管79户人家中共有居民220人，平均每户不到3人，也就是说，是一个母亲和年迈的公婆或孩子生活了，根本谈不上三代同堂或四代同堂，连年的战争使西夏人口在逐渐减少。

此前的几次抗争中，居住在城里和移合讹?千男一样的党项男人甚至其他种族的男人都被遍入了军人序列，他属于正军（正军是抄的主力。"抄"是西夏军事组织中最小的军事单位，由两个人到三个人组成。正军通常由英勇善战不负众望的人担任。正军之下还有一个副手替正军的位置。正军和辅主之下，还有一名杂役，叫做"负担"，保证正军的后勤生活。西夏法律规定，两个年满15岁的男人中，就要有一个成为正军或辅主，而另一个成全民皆兵的社会局面）。早在西夏开国之初，元昊定制西夏军制时就有“正军”－－－－作战时冲锋陷阵者；他的妻子和其他女性一样编入了中国历朝唯一合法的女性军队"西夏麻魁"中，他的妻子在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第三次进攻黑水时就战死了，这给移合讹?千男　带来的疼楚是巨大的，按照党项人的葬礼，他的妻子和其他战死的女军人们早已被埋葬，同时也在他们的心里埋下了对蒙古军队的仇恨。成吉思汗的军队最后一次围攻黑水时，已经彻底切断了黑水和国都兴庆府的联系，和距黑水最近的几个西夏城池都被蒙古军队占领了，黑水成了蒙古人执意要夺的城池。

西夏时期的黑水城保卫战的意义，诚如二战时期的苏联人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一样，它是西夏政权和蒙古军队抗衡中、对西夏历史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一个拐点。这个拐点的变化，导致了蒙古军队夺走了有西夏王“粮仓和牧场”之誉的河西走廊，也切断了它和西域的贸易往来，加上中原宋王朝对它长期的贸易钳制，就使得西夏在经济上变成了一坐孤岛。

最后也是最残酷的战争同样在春天开始，和移合讹?千男一样的许多党项男人战死了，女人和牛羊被征虏者带走，牧场被踏毁，农田被毁坏。。就这样，黑水，这个相伴西夏王朝的城池只存活了不到200年的时间，随着成吉思汗最后一次征战西夏的胜利，这座城池永远地消逝在历史的视野中了。公元1027年的初春，成吉思汗带着已经征服了40多个国家70多个民族的胜利，亲自带领完成这些胜利的蒙古骑兵，从蒙古草原上挥师西进，将这座被丰饶的土地包围的城市围了起来，发起了强烈的军事进攻。之前的5次进攻，使得这坐西夏的"英雄城"一直以不倒的姿态屹立在北方和西夏的视野里。公元1207年的结束之战，开始真正的考量这坐城的生命力，这次考量对西夏和黑水而言，代价都是沉重的。

妇女老弱组成的家庭，没有欢声和笑容，连正常的生活也难以维持，这就催生了高利贷行业，为此，西夏在借贷制度方面有了严格规定。《新丝绸之路》的剧组依据发现的一份文书这样推测一个叫梁功铁的党项男人的生活：公元1194年正月二十九日，西夏第六代皇帝嵬名纯　?继位的第一年，他冒着凛冽的寒风离开了家，“他走进黑水城来到普度寺。他不是来这里乞求神灵保佑的，而是向这里的僧人梁任麻，以每月1斗2升的高额利息，借了1了石小麦、10石大麦。按照西夏法律，他还必须带上妻子或儿子一起来，他们也要作为同借人在契约上画押。这样在梁功作发生意外时，可以夫债妻还或父债子还。在黑水城出土的借贷文书中，相当数量的借贷人都是和他们的妻子一起借贷的。”

第五节 　黑水城，西夏学的催生地（3）

母亲或儿子陪丈夫或母亲借贷，这是西夏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独特方式。同时，不难看出西夏僧人的富足。田产经营已成为寺院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这时是西夏国力最强盛时期，可见后来的西夏衰微时期的民众生活之境遇了。

自梁功铁借债时30年过去了，蒙古草原上崛起的蒙古草原帝国已经雏形渐显，　成了西夏人最强劲的对手，此前，蒙古人和西夏已经有5次交锋，无论蒙古人向西征服回鹘及其他西域各国，还是攻打西夏占领的河西走廊一带，黑水都是双方交锋的前沿地带。死亡的西夏军士越来越多。公元1224年，黑水城守将仁勇写给西夏皇帝献宗德旺的这封信里，能看出黑水存在的危机信："黑水城缺粮，惟仁勇原籍司院不准调运鸣沙窑粮，远边的人，贫而无靠，惟恃食禄各一缗。所不足当得粮无着，今食粮将断，恐致羸瘦而死。仁勇不辞冒犯，以怜念老母等乞加恩免除守城事，别遣军将……此……"

这时的黑水城已经到了食粮将断、和这里最近的西夏军事驻地西平军司（今甘肃安西县双塔堡附近）的援军依靠不上，守将请求辞职的情形了。后来的3年间，是持续守护黑水城的时间，其艰难可想而知。

黑水城如同它的国家一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蒙古大军随时可能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黑水城人开始了一场空前悲壮的全民务战，他们准备与敌人殊死一战。仁勇写信请求辞职的第三年，公元1226年春天，黑水城最最困难的季节，成吉思汗率领大军再次向黑水发起最激烈的攻占，包括千男在内的历来就有全民皆兵传统的西夏人，开始了最悲壮的抵抗。关于这场战争，至今没有发现任何详细的记载。在战争发生以后的近60年中，历史几条是一片空白，千男他们后来的命运，成了一段不解之谜。

城池沦陷了，几十万军民难道全被屠戮尽光？蒙古人占领了这里后，在原来的黑水城的基础上，扩建了这座城，这就是元代的亦集乃城。48年后，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这里，他看到的是一个绿洲之中生气盎然的城市。他的眼前是一派城墙高筑、建筑辉煌、人烟稠密、商贾云集、水丰物华的闹市景象。他仍把这座城市看成是西夏人的城池。

马可?波罗抵达这里后的97年开始，即公元1372年，黑水河被人为改道，致使古居延海急剧萎缩，黑水城渐渐变成了一座完城。整个城池后来变成一片荒芜之地，没人知道它和西夏帝国的关系，神秘的西夏王国的其它地方一样，由于历史上关于黑水城的记载少之又少，这里一直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直到整整700年后的1926年，由斯文?赫定率领的瑞典考察组和中国学者共同组织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来到这里，在考察中他们用16毫米摄影机对当时的环境进行了拍摄，才使那些参与考察者或与之有关的人员，看到了黑水城遗址的影像。而更多的中国人甚至当地人对这里和西夏的关系也是一无所知，他们更不知道，早在17年前的1908年，俄国人就将探险的脚步送到这里，并从这里带走了大量见证西夏的文物，从而在国际上催生了一门新的学问－－-西夏学。藏有珍宝的传说在20世纪初引来了一批批外国探险者，留下了一处处挖掘的痕迹。俄国人科兹洛夫就是其中的一位。公元1909年6月，科兹洛夫来到黑水城，在这里进行了9天的挖掘后，用骆驼驮走40箱约上万件的西夏文物文献！那些文物文献当年藏身的西夏佛塔，它距离黑水城西城墙大约400米远。科兹洛夫在圣彼得堡展出了他从中国黑水城带回的文物该献，立刻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黑水城从此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如今这里在全国性的旅游大开发中也开始了对这坐遗城的开发，由于地理与气候的条件，许多时候，这里仍然是安静的，人们的生活节奏与800年前的西夏时期一样缓慢而安详，透过这种缓慢而安详的生活表面，就能发现自西夏以后的许多的原生态战争遗迹，那些在风沙中孤独而顽强的屹立着的残塔旧城，已经没有多少人去留心了，它们在现如今的最大意义就是来这里的游客"到此一游"的陪衬而已，当然人们谈及西夏的辉煌与光荣时，还有几个人能对这些残塔旧城的深层意义追问呢？我们对历史的遗忘速度和铭记方式总让人费解，比如在前苏联的伏尔加格勒，当年的城市制高点马马耶夫高地驻扎着崔克夫中将的第62集团军司令部，在苏德军队的几度易手中血流成河，这个城市的人们胜利后在这里修建了一坐101米高的雕像，这就是从市区的任何一个角度都能看到的著名的"俄罗斯母亲"雕像。对当地人而言，这坐雕像远远不只是一坐城市标志性建筑那么简单，"是伏尔加格勒人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最宝贵、最值得骄傲的财富。"

黑水和甘肃西北部的西平军司的数万人在城池失陷后，逃往哪里？根据当时的蒙古军队的包围之势和逃往的最佳线路来看，其主力是逃往新疆境内的。

第一节　吐鲁番盆地，西夏清晰的遗影（1）

2005年4月14日，新华社向国内外发表了这样的一则消息《　新疆考古共发现２８种古文字》，其中有消失了的，而且在新疆首次发现了神秘的西夏文字。神秘的西夏文字怎么出现在新疆？它们到底是在哪里发现的？新疆自治区博物馆里的那些西夏文物和散落在新疆的西夏钱币、文物后面，到底埋藏了西夏多少秘密，在西夏当时的版图上，是没有延伸到新疆的，那么这些西夏遗物是当时流通到这里的呢，还是西夏政权当时就控制过这一片区域？还是西夏亡国后，那些西夏人后裔逃往到这里来的？对此，著名的西夏学专家、原甘肃省博物馆馆长陈炳应的解释是：“一方面是西夏时期，西夏政权和现在的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有着正常的经济贸易、文化、宗教往来；一方面，西夏政权灭亡后，生活在河西地区的西夏后裔，尤其是黑水城被攻破前，大批的西夏后裔就选择了向新疆地区逃亡，给那里的绿洲文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那些埋在地下或散失在地表与民间的文物中，记载的古文字分为汉文字、阿拉美文字和婆罗米文字三大文字系统，共分１９种语言、２８种文字。这些文字主要发现于考古出土的大量木简木牍、纸卷、金铭石刻和钱币上，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方面。自治区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伊斯拉菲尔?玉苏甫研究古文字多年，他介绍，汉文字系统包括汉文字、西夏文和契丹文等。他们按照自己的文字分类视野，将西夏文字划归到汉文字系列中，他们发现数量最多的是汉文、?卢文和回鹘文等，而西夏文、契丹文极少。这一发现给予传统的“西夏文字出现的最西端是在敦煌一带”的说法以很大的颠覆。在这之前，研究西夏的学者对西夏文字出现的西界之定与我本人的发现是一致的。史金波等西夏研究学者对我几次去藏区的西夏后裔遗居的发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一直因为没有西夏文字对这些发现赋予实质性的见证一直心存遗憾，他们所希望能在传统的西夏文字出现的四至界限有所突破。现在，新疆的西夏文字出现，打破了传统的西夏文字出现的范围之囿。

伊斯拉菲尔?玉苏甫介绍说，新疆是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在这里，世界五大文明汇集交流，佛教、基督教、###教等多种宗教相互影响，各种语言文字共存。西夏政权虽然没有多新疆进行过直接、有效的军事、政治控制，但在当时那种社会形态下，心境大部分地区是属于游牧的草原民族拉锯式争夺的地区，西夏和西域诸国进行经贸交易、使节往来甚至军队深入是很正常的。　多年来，丰富多彩的古文字文化受到世界各国考古专家的极大关注，但遗憾的是，很多记载古文字的珍贵文物在解放前已被德国、俄国、法国、英国等国家的探险者带到国外。就此不难推断出，那些诸如科兹洛夫、斯坦因等带走大量西夏文物的海外的探险者，在新疆大地上寻觅、挖掘、掳掠的过程中，一定有不少珍贵的西夏文物，而那些见证或能起到解密作用的有着西夏文字的文物，因为西夏文字的神秘难辨而使他们遭到遗弃或冷落的命运，甚至不难排除被破坏。

新疆很大，那么，这些文字到底是从哪里发现的呢？目前，我还没找到准确的地方，而且，为了定位这个地方，面对广袤的新疆，到底从哪里入手呢？现在不能确认新疆境内发现的西夏文字全部来自哪个具体的地区，但可以肯定的是，吐鲁番地区是最多的。对西夏后裔在新疆的考证，我是从吐鲁番入手的。

回鹘是联接西夏和西域其他各国，甚至具体说是新疆的一个中点。回鹘和西夏，这两个对中国西北地区历史产生重大影响少数民族政权的接触，直到10世纪30年代以后才见诸史册。《旧五代史?党项传》载：　后唐长兴三年（932），河西回鹘朝贡“中国”，道其部落，辄邀劫之，执其使者，卖之他族，以易牛马。　当时，回鹘已于甘州（今甘肃张掖市）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控制着丝绸之路河西段的贸易。而势力已迅速壮大起来的西夏触角也延伸到丝绸之路东端，并劫掠甘州回鹘入中原的贡使，由此而受到了后唐明宗的严厉打击。

第一节　吐鲁番盆地，西夏清晰的遗影（2）

公元982年，李继迁起兵反宋，确立了南下中原必先取河西的战略方针，盘踞凉州（今甘肃武威市）的吐蕃和甘州的回鹘自然就成了西夏的首要目标。为结交北宋以共拒西夏，公元1001年，甘州回鹘可汗禄胜遣使曹万通入宋朝贡，得到宋真宗的赞许，曹万通被授予左神武大将军，回鹘联宋攻夏方略初告成功，以后又由吐蕃加入联盟，大大加强了回鹘反击西夏的力量与信心。于是，甘州回鹘屡屡向西夏发难，多次给西夏以沉重打击，有力地遏制了西夏西进的势头。

西夏采取联合东北方向的辽，共同抗击宋回鹘吐蕃联军的战略，在公元1020年代末期奏效.西夏军队以突袭战术一举攻克了甘州，回鹘“夜落隔归顺王仓促出奔，元昊置兵戍其地而还”。1035年，后方已基本稳固的西夏始放开手脚，挥军西向，直取归义军统治下的肃（今甘肃省酒泉市）、瓜（今甘肃省安西县）、沙（今甘肃省敦煌市）三州。史载：　景?三年（1036）十二月辛未，元昊]再举兵攻回纥，陷瓜、沙、肃三州，尽有河西旧地。将回鹘势力赶到今新疆东南一带，

西夏政权在鼎盛时期，在今天内蒙古、甘肃和新疆三省区交界一带，布置了大量的军力，设置了著名的黑水镇燕军司。最初的针对势力就是回鹘。这个西夏最北边的军事要镇中心，和西夏最东北的黑山威福军司基本在同一纬度上。从公元1038年时西夏的疆域图来看，西夏最西北端的地理极点距离黑水镇燕军司的距离恰好是距离仅酒泉市的一半，也就是说，黑水是西夏最西北端和酒泉距离的中点上。

在西夏贞观八年－－－－公元1108年的西夏疆域图上，在这一带的边疆地形没有发生改变，这种状况在西夏人庆三年－－－－公元1146年的西夏疆域图上一直持续着，没有资料显示，这一带属于西夏的黑水镇燕军司和西平军司哪个军司管辖，但可以肯定这一带是西夏疆土，从西夏王朝建立到亡国的近200年时间里，基本没有从西夏的控制中丢失过，而在吐鲁番发现的西夏经文、文书、契约等，也有力地见证这里和西夏关系－－－－这里是今新疆境内和西夏关系最多的地区。

从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文献看，宋元时代，新疆地区就有一定数量的西夏人入居。如俄国探险家科洛特克夫（N.　N.　Krotkov）于乌鲁木齐获得的一份回鹘文土地买卖契约文书（编号为）即称，买主巴萨?托赫利尔（Basa　Toγr?l）所买土地的四至，“西边是tangut的土地”。tangut是西夏的名称，　Tangut者，即汉语所谓之唐古、唐兀，又译唐古特、唐忽特等，有时指党项人，有时又特指西夏国。　这就证明他买的土地和西夏的疆域相连　。　1953年，西北文物考察队在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买卖奴隶字据，末尾有证人名tangut　buqa。这就证明　这位叫布恰　(　buqa)的西夏人(tangut　)地位和经济实力都很高，是买卖奴隶的主人。从侧面证实，西夏人在这里的经济地位之高。在有些文献中，tangut　充当的是地名。如芬兰探险家马汉达（G.　G.　Mannerheim）搜集到的一件家庭矛盾调解协议书称：“以前汉地的人在tangut无论欠债多少，都由当地人负责。”说明高昌回鹘与西夏之间的民间交往还是频繁的。

甘州回鹘和沙州回鹘政权相继灭亡后，河西完全成了西夏政权的一统天下。其遗民除部分外逃外，大多都沦为西夏的属民，回鹘―西夏的文化交流也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故黑水城出土西夏汉文写本《杂字》“番姓名”中，我们就可看到“回纥”一名。这两个字相应的西夏文对音可译作“嵬恶”，在西夏文字典《文海》中，“嵬”“恶”均被释作：“族姓回鹘之谓。”这一记载证明了西夏境内回鹘人的存在，且有相当的数量。在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规定：

任职人番、汉、西番、回鹘等共职时，位高低名事不同者，当依各自所定高低而坐。此外，名事同，位相当者，不论观高低，当以番人为大……又番、汉、降汉、西番、回鹘共职者，官高低依番汉共职法行事。

第一节　吐鲁番盆地，西夏清晰的遗影（3）

这一记载表明，在西夏国境内有回鹘人，而且人数还不少，似乎仅次于番（西夏）、汉、西番（吐蕃），居第四位。

回鹘的农产品也传到西夏国中，前引《杂字》“果子部”中出现的“回纥瓜”即是典型的例子。此瓜应为前引胡峤《陷北记》中所提到的契丹所产“西瓜”，亦即来自今新疆吐鲁番等地的哈密瓜。

11世纪末成书的维吾尔族名著《突厥语大词典》也以专条对西夏作了简略的描述：　tangut　唐古特，是突厥人的一个部落，他们紧靠着秦（“秦”是突厥―回鹘人对中国的称呼――引者）居住。他们自称自己的血统是阿拉伯。显然是哈喇汗王朝与西夏相距遥远的缘故，编辑这本大辞典的著名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对西夏的描述不尽可靠，有道听途说之嫌，将党项人当作成了突厥人，但仍不失为当时有价值的信息－－－－从侧面克看出，当时的西夏人的影响已经传到今天新疆最西边的喀什一带。

西夏人在高昌回鹘的活动，从吐鲁番出土的西夏文残卷中也可得到印证。美国印刷史专家卡特（）早就提到，在吐鲁番发现的古代印刷品中，除汉、回鹘、梵、藏和蒙古文外，还有西夏文印本遗物。在吐鲁番的调查，我发现这里总共出土的西夏文文献计有4件，其一为20世纪初“德国吐鲁番考察队”于吐鲁番所发现，编号为TM　109，1，有文字12行。刊布者称之为写本，其实是印本。另外3件则是1980年考古人员在清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积沙时发现的，均系佛经印刷品残卷。这些西夏文残卷均为12～13世纪的遗物。从其字行排列不整齐、字体大小不均且墨色浓淡有别等因素看，它们很可能是泥活字印本。这些既是西夏人入居高昌的佐证，同时也是回鹘―西夏文化交流的结果。联系敦煌和安西榆林石窟发现的大量西夏佛教文献、壁画等，柏孜克里克石窟也是西夏佛教艺术渗透的一个重要地方，也是目前发现的西夏佛经印刷品传播的最北边，这也打破了传统的西夏佛教艺术品的最北边在敦煌和安西一带的说法。如今的库姆塔格沙漠，和当年的罗布泊一样是一片丰茂之地？如果是，那么，柏孜克里克石窟里的这些西夏佛经就是西夏僧人穿过这片丰茂之地带来的；如果这里在西夏时期就已经成了一片不合适那些商队、僧侣穿越的不毛之地，那么，他们就是沿着今天的312国道从甘肃进入新疆的哈蜜盆地，进入吐鲁番的，那么，古老的楼兰文化显然是和西夏文化在这里有着接轨的，这又是一个怎样的历史之谜需要揭开？

站在这个谜面上最醒目的是一个来自龟兹的高僧白智光，他不远万里，横穿过天山南麓和哈密盆地，经过古老的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段，然后翻越过腾格里沙漠和贺兰山，走进了西夏国的心脏之位。被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称为“安全国师”。查阅这个名字不难，在目前国家图书馆所藏西夏文文献《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序言中就有：

次始奉白上大夏国明盛皇帝（即惠宗秉常）、母梁氏皇太后敕，渡解三藏安全国师沙门白智光，译汉为番。

不难看出他是西夏第三代皇帝惠宗秉常被迎请到西夏的，在“安全国师”的荣誉和身份下，进行的是将汉文佛经翻译成西夏文或者其他少数文字。《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序言里称赞他的翻译水平是文字优美，表达准确，如“星月闪闪”，光华耀眼，故而在西夏文佛经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这位“安全国师”和另一位西夏文文献中出现的白法信国师具体是哪里的人呢？证实他们是来自吐鲁番地区的龟兹高僧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呢？

20世纪80年代末，史金波先生在80年代初译释上述文献时未论及族属问题后，进一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白法信、白智光二位著名的译经大师可能是西夏回鹘僧人的代表人物。”这个说法是第一次对传统的西夏佛教和藏传佛教有直接渊源的说法是个很大的挑战，但史先生并未对这个论点给予充分的、令人信服的阐解。显然，从姓氏看，白法信和白智光肯定不是党项人。目前的西夏资料显示，西夏国时期没有白姓的党项人。西夏亡国后，遗民散布祖国各地，有许多人改行汉姓，但也没见有改成白姓的记录。有人也指出，这两位白姓高僧可能是汉族，这个观点站不住脚的地方在于：中国佛教史册中，没有汉族和尚是俗姓与法号共用的，法号的取用本身就意味着与俗姓的决裂。如果说有例外，那就是三国曹魏时被称为“中国出家人中真正沙门的第一人”的朱士行。由于当时受戒体例尚未完备，故朱士行没有法号，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特例。可见，他们不是汉族。而自汉至唐700年间，白姓一直是龟兹的大姓。白者，有的史书又写作帛，如《高僧传》及《晋书》之《鸠摩罗什传》中提到的龟兹王白纯，在《晋书?吕光载记》中又被写作帛纯即为明证。据考，白、帛者，均为梵语puspa的音译，意为“云华”。还有一点，汉人在称呼外僧时，既有以姓氏与法号并称者，也有只呼法号者，这又为白智光何以又被略作智光的问题提供了最佳脚注。这些说明，白法信和白智光都是来自龟兹的高僧。

第一节　吐鲁番盆地，西夏清晰的遗影（4）

龟兹，是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地方，地处塔里木盆地的北缘，控中西交通的咽喉，由印度传来的佛教，早在3世纪时即已在此地生根开花。4世纪时，龟兹佛教就臻至极盛。《晋书?四夷传》称：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僧人也很多，《出三藏记集?鸠摩罗什传》谓“龟兹僧一万余人”。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龟兹入于回鹘，成为高昌回鹘境内之大都会之一。但《宋史》在《高昌传》之外另列《龟兹传》，称：“龟兹本回鹘别种……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

龟兹佛教在高昌回鹘统治时期持续发展，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龟兹地区诸石窟（如库木吐喇石窟、克孜尔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和其它佛教遗址中留存的为数众多的回鹘壁画、回鹘佛教遗物和回鹘文题记等，也都向我们昭示着那个时代龟兹回鹘佛教的繁荣。同时，西夏文字创立后，被“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告牒，尽易蕃书。于是立蕃学、汉学二院……汉学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蕃学掌西番、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以国字在诸字之右，故蕃学院特重。”　说明西夏国中除使用西夏文、汉文外，还使用“西番、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西番即吐蕃文；而回鹘、张掖、交河所用文字，则被专家们认定为回鹘文及其它行用于回鹘境内的文字，如摩尼文、福音体文等。1988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在对榆林窟第3窟中之后人补塑罗汉像实施临时性搬迁时，发现在彩塑底座后面有西夏时代绘制的经变画，书以回鹘文榜题。无疑，二者同为西夏人营造该窟时所为，有力地证明了回鹘文在西夏中的流行。此外，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发现的回鹘语福音体文字残卷，则证明了回鹘福音体文字在西夏的行用。西夏文专家在整理黑城出土西夏文文献时，经常会遇到一些“不认识的字”－－－－回鹘文或吐蕃文。在敦煌出土的西夏文遗书中，经常可以看到用回鹘文字母作的注音。如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收藏有一批张大千于敦煌搜集的西夏文佛经残卷，其中有数件西夏文佛经之行间即可见这种情况，既有写本也有刻本。在敦煌研究院收藏的敦煌出土文献中，有一些是1949年前由敦煌当地文人任子宜收集的，既有写卷，也有刻本，其中的西夏文佛经上不仅在行间有回鹘文注音，而且还有用回鹘文书写的榜题或题记。更进一步证明了西夏用国字――西夏文时“仍以各国蕃字副之”的记载。考定自1037年至1090年受西夏王之命主持《西夏文大藏经》翻译事业的国师白法信和后继者白智光其实都是来自龟兹的回鹘高僧。

西夏朝廷能够如此重视回鹘文在国内的颁行，且能将白法信和白智光这样的高僧请到宫廷翻译经卷，不排除西夏人曾经占据这里，如果这个事实能被证实，那么，几百年来，仅凭一本《西夏书事》里记载的西夏疆域“西界玉门”的说法要重新考虑书写。

第二节　天山之北，草丛里的西夏北逃线路（1）

西夏最西北端的疆域是在今天新疆的哈密地区东部草原，对草原有着天生抢夺欲望的西夏人，在和回鹘等其他民族的争夺后，最终占领了巴里坤草原东部一带，在这里和回鹘政权形成了长期的对峙局面。

西夏亡国后，驻守在今天的玉门关、黑水以及哈密一带的军队和忠于王朝的民众，在强悍、残杀的蒙古军队前，在战败的事实前，选择逃亡线路，只能经过巴里坤草原东缘，向阿尔泰山下的草场进发。在这条线上逃亡的西夏后裔，最大的一支力量是固守今天的黑水城和酒泉一代的军队，但成吉思汗在屠城黑水前，已经完成了对沿古老的丝绸之路的西征行动，天山以南的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已经被蒙古大军征服。所以，固守黑水城的西夏军民的逃往线路只能是往新疆的东北部和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

由于条件限制，我无法走进蒙古地区考察，而至今也没有任何西夏学者走进这一片地区考察过。我把寻找黑水城和肃州沦陷后，西夏人逃亡的线路只能定格在北疆。这里面也有两条线索：一是新疆的阿尔泰山发现的石人像，国内目前没有确定出是哪个民族的人留下的，但那些石人像的秃发形象和党项人一致，而且，那一带是西夏人逃亡的方向；二是成吉思汗追杀向西北方向的西夏人时，也是向着那一带去的；后来建立的大元政权，是以阿尔泰山为西界的，这里究竟发生了西夏人和蒙古人之间怎样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蒙古人胜利，胜利者以自己在这里的胜利作为后来建立的帝国之界，其用意明显。同时，那些面向西夏国方向矗立的石人像，到底能说明什么问题。

天山南北的自然条件本身，并不适合华夏农业文明扎根，整个新疆的重要城市，除了伊宁　（年降水476毫米）外，其它地方都低于15英寸（375毫米）降水线－－一般认为，古代中国文明就是沿着这一条降水线和草原势力对峙的。而这条线对西夏人来说显得很不重要。西夏是越过游牧文化区和农耕文化区的地方政权，他们逃亡到这一带后，和王朝中心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联系，历史无情地将他们抛在天山四周这片巨大的荒野里。

北疆是制全疆的关键所在，而汉族势力欲进入这一核心区域，则首先面临的　就是必须击败北方草原的霸权。和汉朝击败匈奴、唐击败突厥才进入新疆一样，西夏势力进入新疆的南大门的酒泉，蒙古人要想进入新疆乃至西域，必须彻底击败西夏，这就是蒙古人　要全力扫除西夏在北方的势力的原因。

蒙古政权建立后，实际驻扎西域的军力其实并不强大，原因是西域地产并不丰厚，屯垦则受制于当地自然条件，难以支持农业文明的庞大军队给养。这就给逃亡到这里的西夏后裔相对向南逃亡向川西北高原上的那些力量的命运要好些的原因，当然，南逃的力量中有皇族成员及蒙古人要南下消灭南宋政权的原因，也导致南下一支一直处于被追杀的境遇。天山南路的绿洲城邦，自古以来一向人种复杂，文明多样，且彼此相距遥远，很难统合为一个单一的势力。古代即使龟兹这样的大国意图建立霸权，也都多次以失败告终。但中唐以后该地区的突厥化和###化，完成了以前一直没能达到的民族和文化的统一，宋朝，###文化在这里的盛行，给来这里的西夏人很好的生活空间，因为西夏境内在西夏王朝时期，就有相当数量的穆斯林生活，这些穆斯林本身就是西夏的臣民，西夏亡国后，他们逃亡到这里后，虽然国别部一样了，但信仰却发生了改变，那些信仰藏传佛教的，也慢慢地信奉其了###教。

占据今天甘肃西北部的酒泉一带、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一带的西夏人，也就是当年西夏在这两个地区设立的黑山威福军司和黑水镇燕军司两大军事和政治统治区域内的民众和将士，在蒙古军队的血腥屠杀前，汇聚在今天新疆的哈密一带，然后，这些西夏王朝西北部的精锐力量，开始穿过巴里坤草原，向北方逃亡。沿着阿尔泰山系，穿过准噶尔盆地西缘，抵达额尔齐斯河发源之地。天山的背影离他们越来越远了，天山南麓的辉煌日子，随着王朝的覆灭而永远驻留进帝国的记忆中了。阿尔泰山西麓蔓延几千公里的青草，郁郁葱葱地几百年里，已经掩埋了当初的西夏人逃亡到这里的足迹，在这里，关于西夏，除了仓皇与失败，历史还能留下什么？

第三节　阿尔泰山下，金字塔式陵墓之谜（1）

青河是新疆东北部一个小县城，当地的文史资料称，这里和成吉思汗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成吉思汗当年从这个地方六度金山（今阿尔泰山），率蒙古大军西征欧亚大陆。所以青河县至今保留有大批蒙元时代的文化遗迹，尤以成吉思汗大道至为著名。19８０年代末，著名作家张承志曾经到阿尔泰山考察蒙元遗迹，他的散文《荒芜英雄路》里就描写过青河县的成吉思汗大道："那条古道应当备忘如下：经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一座叫乌兰大坂（Ｕｌａｎ　Ｄａｂａｎ）的山口，自３４号界碑进入阿勒泰。于克勒干敖包东侧南下，绕边、中、花３个海子；与自３５号界碑入境的另一条古路于卡增大坂（Ｋａｚｅｎ　Ｂａｂａｎ）以东汇合。汇合后的大道遇滩消失，遇山修起，陡谷石筑，通向山外的哈尔嘎特大通道。"对西夏历史毫无兴趣的张承志关注的只是成吉思汗自蒙古境内翻越阿尔泰山进如今中国新疆境内的路线。据当地牧民介绍说，青河县境内的成吉思汗大道原为石筑路面，宽达７．６至１０米。当年４０匹挽马拖着成吉思汗宫帐大车就从这条大道走过，从这种规模来看，完全可以说是条帝国大道。政府北亚、东亚、欧洲后的蒙古大军，将所征服地区的奇珍异宝沿着这条“帝国大道”源源不断地运回漠北成吉思汗大营。传说毕竟是传说，没有铁证完善的说法只能浮在纸上，亦如我在这里对西夏后裔逃亡线路的考证。　走进青河，县境内成吉思汗大道旁的巨石陵冢，成了我关注的对象并把它们－－-外界或西夏研究者们一定认为是十分勉强－－－－-和西夏联系起来，这无形中导致了我的考察和本土学者及蒙古史研究者的诸多观点发生冲突：它们是蒙元人留下的，还是西夏唐古特人的呢？

位于中蒙边界的三道海子陵墓，也位于成吉思汗的“帝国大道”旁，是新疆境内古代陵墓中最大的一座。一条美丽的山谷里分布着三个高山湖泊，湖泊之间有大片肥沃的草原，是当地最好的牧场之一。每个清晨，湖面上一片清静，打破这种清静的是飞翔的鸟儿的鸣声，随后是牛羊的叫声，早起的牧民的毡房顶上，飞出一缕缕的炊烟，见惯了这些美丽画面的牧民们，没有我那么多的激动与沉思，而是一如既往地在毡房里喝着他们的早茶。早餐后，丈夫和儿子会出牧，在女主人的目送里，他们和牛羊一起走向牧场深处，女主人则开始整理毡房前晒奶酪的架子，新的一天生活就以这种方式开始了。这些牧民一直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空间里，当地政府曾经在远处给他们修建了固定的住房，劝说他们放弃这种流牧的生活，但没人搬走。“为什么要出去？这里才是我们真正的生活，这里才是我们的故乡。”阿克孜大叔指着毡房不远的石碑说：“祖先留下了说法，那是祖先的王陵，我们要守护它们。这是职责，也是生活。”他也说不清楚那些石像的来历，就像他也说不清楚自己先民的来历，但他们能做的是守护这些祖先留下的证物，在他们的眼里，那是通灵的；他们也根本不知晓我所说的西夏王朝，即便知道了，时隔这么多年，是谁的后代，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

当地文史研究者所认为这是蒙古皇陵，我认为是站不住的。成吉思汗是死于六盘山下的西夏军士手中的，大汗亡时，西夏国都还未彻底沦陷，西夏军事力量仍在抵抗，西夏西边的许多疆域并未由蒙古人进行彻底有效的控制，许多地区只是蒙古军队匆匆征杀而过。成吉思汗临终前告知身边人，不攻灭西夏都城就秘不发丧，而西夏国都沦陷时，北方天气已然转热，成吉思汗的灵体存放已成问题。如果从六盘山运往青河，在沿途畅通无阻的情况下，运送灵柩的车队，按当时的行进速度计算，最快也要一个多月，加上沿途西域各国并未完全消弭的蒙古敌对势力的干扰，如果成吉思汗的灵柩运到这里，至少要三个月的时间，成吉思汗的灵体云往这里是根本不可能；何况，蒙古贵胄没有土葬习俗。自成吉思汗后，蒙古帝国势力逐渐东移，尤其是建都大都后，新疆成了遥远的一份疆域极限概念。更重要的一个铁证是，额尔齐斯河流域，至今没有一处被考证后确定的蒙古人的坟墓。

第三节　阿尔泰山下，金字塔式陵墓之谜（2）

诸多学者对巨石陵墓也未作深入的考古调查，无法确定其建造年代，但结合西夏后裔逃亡到这一带的事实，能否将考证的视野再往开阔处走走？同时，　这座巨石陵墓上及周围矗立着六通石碑，其中一通"刻着神秘符号"的石碑照片，最上方刻有"彡"字符号，最下方刻了一匹马，中间刻了一把尚方宝剑。"彡"是西夏文字中重要且常用的构字符号或偏旁，或许，从这个角度来考量这座巨石陵墓之谜，是个方向或突破口吧。

这里和西夏党项人的关系，从语言学上分析也存在。"Tangghut"（党项）这个名字最初是在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中出现的，时间是在公元735年。可以肯定，这个字最初必定是来源于某种阿尔泰语系的形式，此后很可能是通过中亚的媒介－－于阗语或粟特语，从吐蕃的自称衍生出来的。后来，党项（汉文中又作"唐古特"或"唐兀"）就成了从青藏高原流徙到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祁连山区甚至北亚一带并建立了西夏政权者及其臣民的称呼。这个名称一直使用到了19世纪，在以后的汉文、突厥文、阿拉伯文的文献中，以及19、20世纪前往汉藏交界地区的西方探险家的传记中，都广泛使用了这个称谓。

而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中，党项人自称为"Mi"、"Mi-iah"或"Mi-ag"（汉文作"缅药"或"弭药"），而"Mi-ag"也是藏文中对党项人的称谓。吐蕃文献中，"Mi-ag"是指位于北方的西夏王国，到了最后，这个词演变成了对整个西夏领土或西夏人的称谓。在11世纪期间，吐蕃人和生活在今新疆的于阗人在与宋朝宫廷的书信往来中，就是以这个名字来称呼西夏的。到13、14世纪时，"Mi-ag"（汉文作"米纳古"或"米纳克"）这个词就与"河西"（蒙古语"Khashin"）等同起来了，都被用来指称原来西夏的臣民和属地。在四川西部的地名和口碑传说中出现的木雅和木纳，也属于"Mi-ag"的异称。

离开青河时，我每一回头，就能看见哈萨克牧民赶着成群的牛羊，披着一身的朝阳，将一座座毡房留在身后，沿途，一群群牛羊在蓝天白云下，或缓慢地移动或静留在草地上，很多游人和我一样，很容易看见这样优美的草原画卷，但那些京剧了厚重历史的巨石建筑、石堆墓、鹿石、石人像等，很少有人去留心。20世纪60年代，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曾经来到这里做过调查，结论只是将这些充满神秘气息的巨大石物定性为大型石堆墓葬。北京大学的林梅村教授到这里考察后，对这里的巨石冢是蒙古皇陵的说法做了不足信的充分论证，这就排除了它们是蒙古贵族留下的可能，但林教授提出的这可能是公元7世纪定居在这里的伊塞顿人之后修建的王陵。21世纪初，有不少学者指出，它们是一坐大型的太阳神殿建筑遗址，这个观点显然是忽略了从青河到北亚草原上诸多的石像及巨石建筑。我认为，这些建筑从形制到特色，结合黑水城、敦煌、张掖等西夏西北重要城镇沦陷后，一些西夏皇室人物或忠于王朝的上层人物逃亡到这一带的事实，这些建筑，有可能就是这些西夏人留下的。

第四节　额尔齐斯河畔，发出音乐的石像（1）

在北亚大草原上，尤其是额尔齐斯河流域的阿提贡草原一带，冷不丁地会出现一些石人像，而在我国生活出现有类似石人像的地区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都没有立石人的习俗。这些石人像就被蒙上了越来越多的神秘色彩。阿提贡草原是亚北大草原上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因为具有神秘人文色彩的石人像而独具了自己独特的风景，史学界说它们见证了早期游牧民族辉煌的历史。也有人说它们是揭开神秘消失的西夏人北逃一支的钥匙。谁是这些草原石人的主人呢？当时人们雕刻这些石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这些石人又具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呢?这一带在古代又没有出现过统一的王国，除却大型的行政力量驱使，这些石像的创作者为什么能在并不统一的疆域内完成它们呢？显然，这是一支移动的力量，而且，他们具有很高超的石刻技艺。他们移动的方向，恰好是沿着准噶尔盆地和阿尔泰山之间的谷地路线，这也正是向北流亡的西夏后裔的逃亡线路，这些石像中不少是面向他们逃亡来的地方，甚至是面向西夏的国都方向的，他们是不是神秘消失的西夏人后裔？

早在2003年春天，我在宁夏南部山区的海原县采访，遇见西夏学民间研究者李进兴，他拿着一篇登有阿尔泰山石人像文章的报纸，肯定地说，从他的研究看，这些石人像一定是西夏人后裔。这也是我萌发去新疆探询这些石人像和西夏后裔关系的最早切点。

阿勒泰是新疆最东北的城市，这里是古代草原　“丝绸之路　”　的必经之地，是蒙古草原通往中亚草原的重要通道，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点缀于千山万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刻于山崖崖壁上的岩刻画和草原上随处可见到一尊尊形态各异的草原石人。这些草原石人多是墓地草原石人，一般位于古墓葬地的东面，而且都是面朝东部，有独立石人、男女石人多尊，据统计，光青河县草原石人已发现　17尊，史学界和考古界多有人提出这些草原墓地石人是鬼方丁零人、铁勒和突厥人的文化遗产，表现的内涵为祖先崇拜的思想和具有祈求祖先保护的含义。但又拿不出确切例证来证明它们的这个出身。

石人的存在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除了新疆的天山和阿尔泰山，向东与之相连的蒙古国、南西伯里亚草原，以及我国的内蒙古部分地区，都存在着石人，它们没有国界的区分，成为北方草原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或许，这正是当年固守西夏王朝西北部“边疆”的西夏人在蒙古铁骑追赶下逃亡的线路。而这一线生活的哈萨克、维吾尔、蒙古族等都没有立石人的习俗，因此石人的族属必须到其他民族中去寻找。在西夏之前，这里生活的曾有鬼方、塞种、匈奴、突厥等，西夏同期或稍晚的有　回鹘、蒙古等游牧民族，这些民族长期处在频繁的迁徙和战争之中，谁才会是这些草原石人的主人呢？

阿米娜的名字出现在许多媒体上的原因，是她和自己家附近的那些黑色石头有关。原来，他们一家以牧业为生的，她的家就住在阿尔泰山脚下一片辽阔的荒原上。原来，他们都习惯了那些巨大的黑色石头静静蹲在荒原上，家乡的儿童以前也可以无所顾忌地爬上去玩，甚至可以调皮地撒尿。后来，因为媒体的宣传，这些石头成了参观的对象，州里的人吩咐，参观的人要买票。这种吩咐就逐渐结束了他们家和乡亲们的放牧生活。现在，收取参观黑石头的门票成为阿米娜全家的经济来源，她指一堆铁陨石，解释着旁边为什么要准备一个小铁锤的原因：因为黑石头能敲击出悦耳的音符。而那些大老远地从祖国各地甚至国外来的客人，大多是拿起小铁锤敲打敲打，听听那些他们也听不明白的声音，就走了。他们没注意，稍微远的地方矗立着的那些巨大石头，仔细看有模糊的人形。

对于在新疆从事了近四十年考古工作的专家王明哲来说，黑石头真正吸引住他的，是因为其中一块石头上刻画有人脸，在他的眼里，这种石人见证了亚欧大草原几千年来的风云变幻。而我认为，这些石人和逃亡到这一带的西夏后裔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

第四节　额尔齐斯河畔，发出音乐的石像（2）

当前，最普遍的说法是，这些石人是突厥人留下的，专家的依据是《周书?突厥传》中记载，突厥人死后，要"于墓所立石建标"，说明古代突厥人有在墓地立石的风俗，同时在《隋书?突厥传》中也有一段记载，说突厥人尚武好战，死后要"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显然，这个说法是欠成熟的。这些石人身后据说都有墓葬，因此，专家们首先想到了到墓穴中去寻找证据，但是现实中关系保存完好的石人和墓葬非常少，生活在这里的其他民族都没有墓葬的习惯，更没有在墓地前立石像的风俗。而西夏贵族的墓葬就有这种习俗，西夏王陵就是西夏皇族墓葬的典型例证，目前，保存在西夏王陵博物馆里的那些石础像，就是典型的“守卫墓地的卫士像”，他们怒目圆睁、向外发力、勇猛刚毅。因为被保存得好，且宁夏平原上的风沙比阿尔泰山的小，因此，随处立在阿尔泰山四周的这些石人像，和西夏就很容易被联系，同时，这些石像都是面朝东方，修建者是对东方有着很深情结的，如果是西夏后裔来这里留下的，那么，不难想到他们把对遥远的故地思念和追忆，融进这些默默无言的石像中了。

如今，在西夏王陵前的那些古老的石碑，石像，依然也能说明，西夏贵族是很推崇在亡人陵前竖立石碑或石像的，而且，这种石像显然区别于汉族内地的那些面目清癯，线条分明的石雕，他们大多显得方拙，甚至笨拙但充满力量。如果阿勒泰地区的这些石像是逃亡到这里的西夏人留下的，那么，这支西夏人中显然有皇室人员，而西夏时期的黑水城及甘州一带，确实是有皇室成员到那里的。

离阿米娜家不远的公路边上，还有很多地方都埋着黑石头，而其中有的石头上也隐隐约约能辨别出简陋的人形。

在阿勒泰市文管所里，收藏着几尊石像，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右手执杯，左手握剑，王明哲认为这种武士型石人正是突厥石人的代表，石人之所以握剑，很可能就是因为突厥人有尚武的风俗，而它另一只手中托着的一个杯子，则是一种权利的象征。我认为，恰好西夏人也有这种习俗，在喝酒的器皿上，西夏人的习俗是将敌方的头颅割下作为盛酒的饮器，而这些来到此地的西夏人，依然保持着善饮的习惯，西夏时酿酒的最高水平的见证物在敦煌壁画里，敦煌恰好是处于河西一带，守卫这里的西夏军队在蒙古军队屠城之前或战败之后，逃亡的路线也是逃往天山之北的。他们不能割下敌方的头颅，只能在这些石人像里寄托这种情感，让武士们手执酒杯，面向故国的首都－－－－银川方向了。　刻画这些石人，显然寄托了通灵的作用，即使人死之后，他的灵魂也会依附在石人身上，只要石人不倒，他的灵魂就不会消失。西夏时期就盛行给亡人做陪的，武士型石人很好地吻合了党项人的这个民族心理。当然，不能说这些石人全是西夏人留下的，比如在阿米娜家周围的黑石头人像，它们的选材十分特殊，雕刻的也根本不是武士，或许有着其他象征意义，也或许是别的部族的人留下的。这就如同在宁夏贺兰山里的岩画，有不同时期的人类生活见证，到西夏时期，也有西夏人留下的岩画。

著名作家高建群曾经在这里当过兵，也对这里的神奇墓葬给与过关注。比如，他在2002年3月的《新西部》杂志上，发表的《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坟墓》一文中这样描述这里的墓地：“30年前，我有一次骑着马，迷路了，顺着额尔齐斯河往下走。突然，翻过几个大的沙包子后，眼前是一片低洼的旷地，那是一个黄昏，在昏暗的光线下，坟墓是圆木搭成的，成四方形，茬口和茬口之间好像用斧子砍的，很粗糙地咬在一起。坟墓的底座宽些，然后慢慢收缩，至顶上，成一个金字塔般的尖顶。”这和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之处，底部是正方形，往上至顶部呈金字塔型，而他所说的茬口之间的连接，是西夏人乃至羌族人高超的建筑艺术体现，是用榫子来连接木头之间。而且，这种在额尔齐斯河流域散布的墓陵，就和贺兰山东麓散布那些陵墓一样，显然，这里埋葬的或是有着一定权位者。而关于那些草原石人，他也请教过一些中亚史学家，大多是被认为是坟墓标志。

第四节　额尔齐斯河畔，发出音乐的石像（3）

结束了青河一带的石人像考察后，我开始沿着额济纳河向西北方向继续前行，到达新疆最北边的阿勒泰市，在阿勒泰市区西南　12公里处，有一处平坦戈壁向山区过度的地带，这里也散布着约有100多处石人像，分布在约5平方公里范围内，周围是大片的荒漠戈壁。在这片冷寂的荒漠上，黑色的石像显得很醒目。有着哈萨克身份的巴莎（音译）大叔告诉我，他小时候，这些石像都是立在墓地旁的，在他们眼里是个很奇怪的现象，他们将这些石人理解成了守卫墓地的勇士，虽然他们没有这种习俗，虽然他们不知道这些石像的修凿者的身份，但他们可以肯定不是自己的先民，他们十分尊敬它们。“这一定是些奇神奇的人留下的，他们有着神奇的力量。我小时候，记得这里墓有大、有小，有的较集中，有的分散。”在老人的记忆里，较大的一座长约65米，宽35米，老人指着哈底那尔村西的方向说：“是在那里的，曾经有4块巨大黑石石碑。”老人记得很清楚，那里有个大墓，墓前立有高米，宽60公分，厚400　公分的石人像，是面向东南方向的－－－－-，那是著名的切木尔切克古墓群中的代表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考古学家就已经注意到这个墓地，随着调查的深入，他们发现，荒原深处还有一大片古墓葬群，这一墓葬群根据地名被称作切木尔切克墓葬群，在一处典型的墓葬前可以看到，有五尊石人立于墓的东面，都是由黑色岩石雕成，有些地方因糊上泥水而发黄。石人的脸廓和眼睛都呈圆形，面颊上还刻有三角状饰纹，其中一尊还是一个女性石人。这个发现很重要，因为在我国别的民族中，既尊崇女性，也把女性形象作为王室王陵前的石像刻画出来的，目前，西夏王陵是最有说服力的。

当地的考古工作者提供的资料显示：这些墓葬的形制明显地区别于游牧民族的墓葬。游牧民族对死者的埋葬大都很简单，从这些石人像的规模和建造水平来看，不是游牧民族完成的。那些石人的雕刻手法倒是和西夏王陵的石像一样，具有简单的程式化，形象古朴，脸型明显带有北方民族的特征，大多是秃顶没有任何发饰且嘴部和下颚有较大的空间；部分石人的面颊上刻有三角状饰纹、颈部还有一些装饰性条纹，这和党项人的秃发形象又是惊人的一致。同时，从出土的其它文物看：最显著的是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一种刻有水波样弧线纹的、橄榄形的陶罐。而在同时期的北中国，西夏的陶艺制作工艺是相当高的。

石人像中出现女性石人和手握镰刀的造型也是典型的突厥石人所没有的。恰好，西夏王陵前那种典型的带有女性特征石像，为这里的石人像是西夏人留下作出了很好的例证。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说，阿尔泰山下居住着一种"秃头人"，　"秃头"、"穷发"很可能就是指某个民族不留发辨的习俗，意思相近，不谋而合。　这恰好是和西夏人在中国历史上独有的秃发形象又一次吻合。如果希罗多德了解西夏的历史和西夏人的石像雕凿特性，西夏亡国后，它在北边的臣民和高层人士向新疆境内逃亡时的心境和对故国的留恋之情的话，我想，希罗多德的观点可能要重写。

额尔齐斯河是我国唯一一条向北流出国境，从哈萨克斯坦流向北冰洋的河流，它从在阿勒泰市流经青和、富蕴、布尔津、哈巴河等县后，流出中国向北逶迤而去。据说，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是沿着这条唯一一条向西流淌去的河流进入中国的。这个传说，至今没有得到权威的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年，著名的瑞典地理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回程中，就是沿着额尔齐斯河顺流而下，进入俄罗斯境内，然后途径莫斯科回到斯德哥尔摩的，在欧洲随后展出了他从中国掠去的大批文物，其中就有不少西夏的。

如今，在额尔齐斯河两岸，每年的春天，那些融化的冰雪融入这条河流，河床上会猛然间宽出许多倍，这种现象就是俄罗斯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笔下的“春潮”，春潮一般都是从每年的五月持续到八月，春潮带来的上涨的河水，是额尔齐斯河两岸林木得以成长的重要水源，春潮消失后，两岸就出现很多的沼泽地、芦苇丛、草场，河水改变了戈壁滩和干草原的地貌，形成了可放牧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流动的白色帐篷，牛、羊、马和骆驼便被这些白色帐篷的主人日日放牧，这一地区独有的白色帐篷也被人类学家忽视着，如果，我考察的这个线路是当年西夏王朝中驻守王朝北疆的大批军士和贵族逃亡的线路，那么，这些白色的帐篷是否也能成为一个佐证呢？因为，建立西夏王朝的主题民族党项人崇尚白色。

有人说，能够完全走遍新疆的人是一个幸福的人，但是一要有银子，二要有时间。在这个角度上说，我就不是幸福的人了，一则这些年的考察西夏，完全是我个人努力工作的报酬，没有任何基金组织的赞助，使得我在一?清贫状态下完成这些工作；二则，我是个“体制内的工作人员”，我必须完成自己的工作，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出去考察。在新疆，我的不幸福就体现在了我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我继续前行，我的时间也要求我回身，我要在布尔津要转身了：不能继续沿着额尔齐斯河北行了，虽然那里有新疆最美的地方喀纳斯，我只能将一眼惆怅与遗憾投向那里，将憧憬寄托在那里了。

在布尔津的转身，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南端的吉木乃县也发现了石人像，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我无法拍摄到照片，在县文体局工作的娜子小姐，是帮我找的照片。在此谢谢这位漂亮而善良的汉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