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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的战场》：迟来的挽歌

- 《父亲的战场》目录

- 《父亲的战场》序言（1）

- 《父亲的战场》序言（2）

- 寻找少校梅姆瑞（1）

- 寻找少校梅姆瑞（2）

- 寻找少校梅姆瑞（3）

- 寻找少校梅姆瑞（4）

- 寻找少校梅姆瑞（5）

- 寻找少校梅姆瑞（6）

- 寻找少校梅姆瑞（7）

- 上尉张子文（1）

- 上尉张子文（2）

- 上尉张子文（3）

- 上尉张子文（4）

- 上尉张子文（5）

- “少尉”叶进财（1）

- “少尉”叶进财（2）

- “少尉”叶进财（3）

- “少尉”叶进财（4）

- “少尉”叶进财（5）

- “少尉”叶进财（6）

- 杨老五与蔡兰辉（1）

- 杨老五与蔡兰辉（2）

- 杨老五与蔡兰辉（3）

- 杨老五与蔡兰辉（4）

- 杨老五与蔡兰辉（5）

- 杨老五与蔡兰辉（6）

- 石牌（1）

- 石牌（2）

- 石牌（3）

- 石牌（4）

- 石牌（5）

- 石牌（6）

- 功果桥（1）

- 功果桥（2）

- 功果桥（3）

- 功果桥（4）

- 高黎贡山（1）

- 高黎贡山（2）

- 高黎贡山（3）

- 高黎贡山（4）

- 高黎贡山（5）

- 高黎贡山（6）

- 松山（1）

- 松山（2）

- 松山（3）

- 松山（4）

- 松山（5）

- 松山（6）

- 松山（7）

- 军刀（1）

- 军刀（2）

- 军刀（3）

- 军刀（4）

《父亲的战场》：迟来的挽歌

这是一部迟来的作品。书里的每一个故事，都会让你泪流满面。

从上世纪90年代本书作者章东磐开始关注中国远征军的往事，到2003年下定决心要用文字记录自己的见闻感思，再到如今这些田野调查笔记终于得以出版，十年间，作者写得斟酌，出版方也颇有耐心。幸好时间并未将这份努力吞噬，60年前父辈们赴死的慷慨和60年后人们平静的生活，终于在这本书里有了关联；那些被刻意尘封的人和事，也在书中得以静静浮现……

关于流落在历史之外的中国远征军，国人长时间集体失忆。如果现在上街随机采访，一一询问路人有关抗战时期这支军队的信息，大多数人都会茫然地摇头。对于这段学校不教、书店看不到、档案馆查不到的历史，他们一无所知。他们甚至不知道一个甲子之前，在滇西那片美丽的土地上，中国军队参加过一场关乎国家民族存亡的战争，最后用十数万年轻的生命换得了国家今日的安宁。而其中的细节和之后发生在许多幸存老兵身上的故事，更是鲜为人知。

在章东磐之前，已有多位民间学者以不同方式开展了对中国远征军的民间调查。这一次，章东磐和几位同行者决定沿着当年远征军之路，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那次难以想象的艰难远征。他们先后几次踏上滇缅公路，渡过怒江，翻越高黎贡山，在昔日战场上一一辨别那场战争的真实模样；他们跪在苍凉的坟头和残破的墓碑面前，希望能替更多的人做出祭奠，给逝者抚慰；他们还陆续寻访了多位幸存老军人，并用这些垂垂老人昏黄的记忆，记录和分辨出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碎片。

作者把几次滇西采访的经历整理成文，辑成了现在这本《父亲的战场》。二十多篇文章，十来个人物，五六处战场。没有恢宏的大场面叙述，没有战略战术的专业分析，有的是动人心魄的小细节，是一个个人物命运的波澜诡谲。《石牌》荡气回肠、《高黎贡山》震慑人心、《功果桥》令人扼腕、《松山》惨烈揪心，那场大战和无数小战役的剪影，都被一笔一划勾勒出清晰的影像。

书中的人物更是让人不禁落泪。因为每个月得到200元资助而对资助人高喊“共产党万岁”，“我现在一个月可以吃两回肉了”的士兵叶进财；错遇26年牢狱磨难却依然优雅安详、出狱后选择教书育人的上尉张子文；在战友墓前不能自持地颤抖的士兵陆朝茂；为了将战友遗体迁入墓园而到处奔波的刘老伯……曾经英勇的卫国战士，如今命运坎坷的垂死老人，这种鲜明的对比和巨大的落差，真实得让人如受剜心之痛。

作为一部涉及历史内容的纪实作品，书中还对围绕远征军的一些故事和一些所谓的“史实”进行了调查和实证，力图还这些历史细节以真实；作者也对所采访老兵“口述历史”的内容进行了辨识和指正，没有盲目采信，对于其中一些大话和口误也未做修改装饰，保留了生动的人物原貌。作者知道，老兵们全部表达的，不过是希望得到社会认可，获得他们应有的尊重与光荣。仅此而已。

书中的情感表达是激烈的。也许作者只是把自己脚踏战场、采访老兵那一刻心灵的颤动记录下来了，而对于坐在遥远的城市中忙碌生活的我们来说，这份感情却似乎浓厚得超乎常情而难以接受了。

作者的文字是感人的，但这种动人心魄的感受，并非因为什么文学技巧，更多地来自于作者痛彻心扉的体验，来自于我们对于那段历史漠然和无知之后的惊愕与惭愧。这些文字爆发的力量，紧紧攥住我们的心，让我们随之悲伤、惊讶、无奈、愤怒、愧疚……百般滋味齐上心头，也许恰是我们与历史真相相逢之时。

随书首度发表的近百张美军拍摄的远征军照片，展现了战争当时的地形地貌、武器装备；远征军士兵的音容笑貌，也仿佛就在我们眼前。这些年轻的士兵可能都没有子嗣，但作者选择《父亲的战场》这个书名，就是为了表达后来人对于我们民族的光荣父辈们最深切的敬意。

就是这么一段被政治风云湮没的历史，作者一路走，一路写，并不是要揭秘什么、或者颠覆什么，而只想要让那段历史真真实实、清清白白。作者希望本书能抛砖引玉，让人们了解更多有关那段历史的真实，从而超越党派之别，给远征军以应有的光荣，直到在国人心里，在我们民族的记忆里，都为他们建起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也许这才是作者最深切的希望。

《父亲的战场》，一曲迟来却荡气回肠的挽歌，让我们对逝者和歌者，都心怀敬意。

《父亲的战场》目录

引 子

一本叫《山茶》的杂志

序 言

一

寻找少校梅姆瑞

二

中将叶佩高

上尉张子文

“少尉”叶进财

士兵陆朝茂

县长张问德

三等科员熊文定

少校吴昌铣

上尉刘志声

杨老五与蔡兰辉

三

石牌

滇缅路

功果桥

双虹桥

高黎贡山

松山

四

军刀

玉石

飞虎队

代后记

写在第一个六十年祭

我们的远征

《父亲的战场》序言（1）

首先，我要诚实地告诉翻开这本书的每一个人，这本书不是历史，尤其不是“历史学”著作，因为我既没有历史研究的专门训练与功力，也不喜欢所谓“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而且我受过一次专业人士针扎一样的刺激。那时我已经在滇西的抗战遗迹中行走了几次，用我自己的方法辨识出了若干感天动地的故事其实是神话。真实的事情远不像风靡一时的那些“纪实文学”那样，甚至还让人悲哀。那时我有隐隐约约的念头想要把所见、所闻、所思的滇西抗战写出来，还原一部分历史的真实。但我自知是一个懒人，对自己看见和想到的事情没有传播的热情。最终促使我下决心写这本书的，是一次突如其来的祭拜。

那一天，是2003年的国庆节。

当整个云南都拥满游客的时候，这个山坡显得尤其凄凉。

我们站在破败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抗日阵亡将士墓碑前，遥看着不远处的松山，那片不算大的群山，战后重生的松树覆满了山峦，雨极细微地飘洒着，雾蒙蒙的，残碑前泥泞不堪，空气中飘散着日积月累的牛粪味道，那是很淡很淡的不让人恶心的清秀的臭味。文人们常把这种独特的嗅觉体验说成泥土的芳香。

那一刻，我极深刻地体验到了心酸。这样阔大的一片昨日战场，在这个本应被祭奠者挤满的日子里，除了我们，竟然再没有另一个来访者。访客们并不远，他们扶老携幼，花花绿绿地游走于丽江、香格里拉、大理、瑞丽和腾冲，在地热的温泉中欢快地沐浴，满足地哼哼着，享受着无忧的岁月。紧绷的出行计划让上百万旅游者谁也没有时间来这里探一下头，来抚慰一下这残碑压着的六千多位都在青春岁月变成了鬼的异界灵魂。他们为我们的今天而死，今天的我们却不记得他们了。

我们打开包袱，那是昨夜敲开一家冥品店买来的，店主是两位老人家，在县城的一条陋巷中据此为生。我们说明来意后，老人惊异地睁大了昏浑的眼睛，放出一丝本应恋爱中的年青人才有的光芒。他们执意地在我们面前堆满了各种祭奠用的东西，香烛、成捆的纸钱和大量据说必不可少的杂什，他们是专业人员，我们顺从地照单全收，思量着这次采购变成了扶危济困的慈善行动。当二位老者终于在小山般的货品前停手时，我们怯怯地问：多少钱？

老太太期待地看着白胡子老头，老头伸出枯树枝样斑驳的食指，我们赶紧奉上一张百元钞票，松了口气。老人接过去，摸索着打开旧饼干盒，把崭新大钞压在盒底，然后背过身，就着昏黄如烛火的电灯沾着口水忙活。好一阵子，他转过身，双手递回一迭看上去皱纹比他还多的零钞，“补你钱，九十块。”那一刻，老太太站在他旁边，坚定地点了点头，嘴里很轻地溜出当地话：去松山吆。去松山吆。松山，在他们心里是不一样的。

我们逐一点燃一大排蜡烛和一捆一捆的枝香，劣质打火机不防风，大拇指都磨红了。一叠叠冥钞在火光中翻卷，我用树枝搅动着那堆火，望着被映亮的墓碑。透过一个甲子的岁月，多少双眼睛在与我对视，他们在想什么呢？六十年，终于有了外面人在他们坟前点起第一缕香火。墓碑前这几个中年人是谁家的娃娃？他们一定在奔走相告，早已等到心如死灰的鬼们一定相搀扶着来认人，又一定失望地叹息，阳间的我们不是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后代。

《父亲的战场》序言（2）

他们的子孙不会来的，即便他们中哪位真有子孙的话。那时我们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本就贫苦的农民，在战争岁月从自家田头或赶集路上被一条绳索捆进兵营，根本没有机会告别苦等的父母和年轻的妻子，其中绝大多数还没有长到有女人的年纪。在松山之役，他们或则拼死相搏参加敢死队，腰中缠着长官为此奖励的一把钞票；或则被督战队的枪口顶着加入密集的攀山仰攻，随后被山上坚固工事中喷出的钢铁狂风顷刻间刮走了单薄躯体中叫做生命的那点儿东西，就像一片肉脯。他们的家庭只知道他不见了，再也没有回来。没有人告诉过其中任何一位父母和妻子，他们亲人的生命终结在了何处。父母老死了，妻子改嫁了，他们无一例外成为了再也没人牵挂的孤魂野鬼，永远守在了这片美不胜收的生命绞肉机般的群山上。

山上的松树长得真好，在细雨中苍翠欲滴。那是中日两军将近一万战死者的躯体滋养的。当地没有人在这山上砍树，我在滇西不止一次地听说，在昨天的战场上，被斧头砍倒的树会从截断处流出红色的汁液来。

泥水中，孙敏、杨延康和我依次跪下，每个人对着墓碑深深地叩了三个头。跪下的那一刻，我觉得双膝很沉很沉，不是男儿膝下有黄金的古训，而是自己的肩膀上压着这几千先死者所有逝去和在生亲人的无尽哀思。那一刻，我对着墓碑喃喃低语：他们没有来，他们不知道，他们并不是不想你们。我的父母都曾是抗日军人，虽然与你们不属于同一个党派，不在同一片战场，但是你们的战友。作为抗日军人的儿子，我心甘情愿代替你们所有人的子孙给你们磕头。

也在那一刻，我想起了几年来我们寻访中有幸相识的每一位抗日军人。一直到今天，这些大多没有文化，仍在贫困的山乡中惨淡而黯然地苦度残生的老人们自己都不知道，六十年前，当我们整个民族的躯体行将颓倒之际，是他们共同挺起的那时还年轻的胸膛，让这个在别人眼里不知多窝囊的病夫国家竟然站了起来，最终成为与战后世界最强大先进的胜利者平起平坐的巨头之一，为我们国家赢得了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尊严和机会。

那一天，泪流满面的我从五十年生命中第一次跪祭的泥淖中起身的时候，我知道要动笔写这本书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从这本书中知道这片战场的真实故事；有更多的人能从这本书中看到我们民族的父辈们如何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留给别的男人后代的尊严，才有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新生；有更多的人能从这本书中的那些幸存至今的无一例外瘦削、苍老和油尽灯枯的老人身上，看见我们这个古老而衰弱的民族最坚硬的脊梁。

也在那一天，面对寂寥无人的父辈战场，悲哀的我也下决心讲出这故事中不少先人们懦弱和不光彩的段落，我不会刻意隐瞒它们，哪怕身背骂名。儿不嫌母丑，我们要是祖国的亲儿子，就不要为了自己的面子，而把含铅的脂粉抹在娘亲脸上，那疮疤是长在母亲肉上的。耻辱是最好的镜子，今天的我们最好在这个镜子前仔细地凝视片刻，辨认一下，那其中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吗。

滇西战场，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最光荣的不屈之地。就是这片不算辽阔的战场，我们几个人几年来也只是断续地走访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所讲述的故事只是我们历史之镜中一粒掉落的碎屑，我期望更多的人一起来重新拼完整这整面镜子，让它能真实不走样地映出父亲们的背影，让我们对得起献身的前辈们，在我们的记录中帮助他们完成涅与重生，把在那场民族浩劫中迸发出的伟大的民族人格留给后代子孙，引导今天的我们以父辈们的生命之光照亮永续的远途。

此书问世之日，民族先烈的残墓前若多几缕香烟，我心堪慰。

寻找少校梅姆瑞（1）

这个故事开始于60年前。

1944年的初秋，正是远征军收复腾冲城最后的日子。由于城中遍燃战火，距城三公里的和顺乡中的张家药铺附设的相馆，成了腾冲唯一的仍在操作的照相暗房。相馆的后人也已经记不住那个确切的日子，一位似是新闻官的远征军来到店里，冲印了一堆胶卷。在不远处的炮声陪伴下，身兼摄影师和暗房师傅的店主人亲自出马，连夜赶工。只不过他多印了一套，自己收藏了起来。天亮后，那军人取走了胶卷与照片，从此再无音讯，那些照片也从没有见诸当时与后来的任何报端。

1999年，为了调查滇西抗战的历史，孙敏来到了腾冲。和顺图书馆的张孝仲老先生与她成了忘年之交的朋友。老人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他就是爱书，他不需要目录，就可以精准地从某个柜子里抽出你要找的那本纸张早已泛黄的书。这个乡村图书馆并不如许多人所想象的简陋粗癖，这是一座古典的宫殿般的建筑，1930年代就有藏书2万册，从《图书集成》《万有文库》《四部丛书》《集珍丛书》《古逸丛书》《二十一史》到三四十年代翻译的西方著作。那个时候，上海同济大学的图书据说也不过2万8千册。老人只是任职于这样一个乡下图书馆，但乡里人对这个职位的敬重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他由此有着外人无法体味到的尊严。

一次闲聊中，老人随口问了一句：“我家里有一些老照片，要不要看一下？”他拿出了92张黑白照片。那照片保存得真好，就像当天早上才从暗房里取出来，那是老人的父亲在55年前加印的那批照片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在“文革”初起的年代被烧毁了。老人拿出照片的时候有一点不好意思，他喃喃地说：“其实没有经人家允许就加印，有些不对??”然而，历史就多亏这次未经授权的加印，才不至于湮没得干干净净。老人不太能想象得到，他手中的这些照片，在日后会成为多少与此相关的家庭至为珍贵的收藏。

孙敏当时并没有太明白那些照片的意义，只是拣出几幅翻拍了，作为她文章的配图。于是，这些照片又一次被“收藏”起来了。

还记得当年看到那批照片的感觉，尤其是其中有一幅葬礼的片子，让我们明白，在抗日战争过程中，以身殉职的外国人不只是白求恩。

2001年，云南研究二战的学者戈叔亚发起了一件事情，他和朋友们希望为腾冲国殇墓园中的一块阵亡将士碑补上名单。那是一块竖立在中国军队墓地国殇墓园里的美国军人的墓碑，以纪念参加了那场战役并牺牲于其中的14名美国军人。那碑是1986年恢复墓园的时候重建的，上面只有一个用中文标注的名字——夏伯尔中尉，据说其他人的名字原碑上有，但在1966年被毁掉了，没有人记录下来。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在滇西战场上，除了陈纳德将军的航空队以外，还有一支规模庞大的美国陆军部队在帮助我们。它的代号是“Y”，担负着从战术指导、兵器使用和维修到地空联络；从直接的对日地面作战到兽医及粮弹补给。这支由史迪威将军的副官多尔将军任司令官的英勇的部队，竟然在我们的抗日战争史上几乎被遗忘得干干净净。

知恩图报的腾冲人不能让异国的英灵在献身的土地上默默无闻。他们要重新立一块碑，把被遗忘的名字找回来，刻上去。腾冲人记得他们，那种记得，不是对解放者冷冷的感激与恩情，而是像朋友、像亲人那样怀念。

寻找少校梅姆瑞（2）

在史迪威将军的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先生的帮助下，一份死于滇西反攻的美国军人的名单传了过来。很有意思的是，它比我们已知的那个数字多，变成了19个人，而且每一个都有姓名、军人编号、兵种、军衔、牺牲的时间和地点。说起来，问题解决了，照着刻一块碑，重新立起来就行了，但是美国人发来的名单是两部分：战斗牺牲和非战斗牺牲。问题来得很有意义，也很严肃。美国人问：你们要重新刻的这块碑上，到底要包括名单中的哪些人？

我们中国人就是厚道，操持这个事的我们的朋友李根志立刻回复道：只要是那个阶段在滇西死的，我们都刻上。

结果引发了一场讨论。在美国人看来，荣誉只能给那些应该被刻上去的。这些军人的死亡原因并不一样，有的死于战斗，有的死于工作，有的死于事故，还有的死于与战斗无关的疾病。在一块代表着荣誉的纪念碑上，难道我们不该有个清晰的标准吗？

好几位参与寻找阵亡名单的美国人都投入了这场讨论。那些往来的电子邮件充满了原则与激情。其中有曾亲身到中国参战的老兵，有战功显赫的将军的后代，也有和平时代成长起来的美国人，但他们对荣誉的看法惊人的一致。在他们看来，刻上去的就是历史，历史不能含糊。这一点真让我们心生惭愧，因为对我们，最含糊的恐怕就数历史了。

恰恰也是这些信件，让我想明白了，为什么六十多年前会有那么多舍生忘死的美国“白求恩”到中国参战。它能为勇敢的人赢得荣誉，荣誉越真实就越珍贵，它对男人的吸引力也会越大，大到可以超过生命。

在许多来自美国的邮件里，我知道了江汶这个名字。她是移居美国的云南人，她熟悉而且热爱飞虎队的历史，这使她成为了如今还健在的老飞虎队员的朋友。在与云南电视台讨论飞虎队纪录片的会议上，我认识了她。喧闹的会上，她几乎一言未发，安静地近于深刻，透出令人尊敬的优雅。孙敏告诉我：在寻找滇西阵亡者名单的行动中，都是她联络上的。这位看似轻柔的人，是一条联接历史的纽带。

从江汶转来的信里，有一封她写给一位美军阵亡者女儿的信。这个家庭的成员是她和一位叫JA的美国老兵几经周折找到的。

2003年7月6日

亲爱的芭芭拉?梅姆瑞?海德：我名叫江汶，来自中国云南昆明。我和JA一直在寻找那些在腾冲战役中英勇献身的美国军人的亲属。我们从去年11月开始，先找到了Y路军的牺牲者名单，腾冲人民非常高兴，正在考虑在纪念腾冲光复60周年时举行一个仪式，将勇士们的名字重新镌刻。我非常高兴JA找到了你，我很感谢他，他不仅60年前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即使今天，他还继续参与我们为后人保存中美在二战中合作历史的努力。我想对你的父亲了解更多，他的背景、服役前的生活等等。

我被江汶的短信所感动，也更清楚了她为什么反复地纠正国内人总期望用这件事来促进地方旅游的观念。在她的眼里，历史是有感情的，而感情不是为观光的游客准备的。

三天后，芭芭拉给江汶回了信，并寄来了一张年轻英俊的军官标准像，那是她战死在中国的父亲。还有一封父亲阵亡以后，他的上司斯多德上校给家里的来信。

少校梅姆瑞曾被告知，他已被提升为中校，他请求得到来自美国本土的徽章。但是在他牺牲前，正式的提升没有完成。芭芭拉写道：“我母亲谋求通过她的当律师的叔叔争取到这个提升，但是在当时条件下，她没有能够获得这个提升，也没有得到额外的报酬。非常感谢你们做这件事，在最近一个星期内，我所了解的我父亲，比任何时候都多。我的姐姐蓓雯丽?梅姆瑞也感谢你们。我们的母亲菲，在1996年去世，她从没有改嫁。”

寻找少校梅姆瑞（3）

看了这封信，人会心酸的。如果我们的寻找早几年开始，风烛残年的妻子看到丈夫仍在得到中国人经久的怀念，这份报答将足以告慰她孤独的大半生。

我们终于读到了一封六十年前的信件，那是斯多德上校于1944年5月21日写给梅姆瑞妻子的：

亲爱的梅姆瑞夫人：

在一场你的丈夫少校梅姆瑞牺牲的战役中，我是他的直接上司，并且在他牺牲时离他距离很近。当时的情形足以让你和你的子女十分自豪，并在将来感到安慰。这里，在不违反检察条律的前提下，我尽可能地将当时的情形告诉你。以后，如果允许，我和他在这里的其他朋友和战友希望能够将此信中没有讲的细节告诉你。

少校梅姆瑞是中国远征军的一个营的联络官，任务是为了训练我们的中国盟军，以及协助他们抗击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人。我是中国师的高级联络官，他所在的营是这个师的一部分。

1944年5月20日，少校梅姆瑞所在的营进行了一场最艰难的战斗。没有顾及自己的安全，他暴露在一个显眼的位置，以便观察到敌人的支持增援部队的火力点。不幸，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一个中国快速火力武器向敌人开火。在敌人试图将这只枪消灭的努力中，突然朝着那个位置开炮，第二发炮弹落在离少校梅姆瑞很近的地方，尽管当时他的伤势不是致命的，他肯定牺牲于爆炸的震荡。在同一炮火中，他附近有人牺牲或是受伤。我当时位于同一山脊的100码开外，大约五分钟后来到该地点，立即将他抬上担架，同时试图唤醒他。一名美国医护人员当时在场，受了轻伤，首先来到他身边，宣布了他的牺牲。

在将伤员疏散之后，我安排将他的遗体抬到营地，用电台向指挥部报告他牺牲的消息。同时，师级将军和他的人员以及该营营长均迅速地向我表达了他们深深的遗憾，并对你丈夫的英勇和他对战友给予的毫不迟疑的帮助表示赞赏。确实，他的牺牲增强了这个师中国和美国军人之间的团结，这份团结为争取获得战后世界的长期和平是必须的。

将军设法找到一口棺材，并对安排最后的仪式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这个部队的美国军人当晚守护在少校梅姆瑞的遗体旁，他在第二天上午即1944年5月21日被埋葬，在当时还处于战斗的情况下，举行了一个尽可能的全副军事葬礼，所有能参加的美国官兵均出席了。

他的埋葬地点是一个美丽的山间台地，旁边有一棵高大的菩提树。在没有牧师的情况下，我主持了葬礼，结束时他的战友们在坟墓上空一齐发射三轮子弹。这一地点将被登记在美国陆军部的记录中。

尽管我们几个月前才互相认识，我发现你的丈夫是一位最杰出的朋友和勇敢的战士，他话不多，很友善，很快活。所有认识他的人痛惜他的牺牲，但是因为他的榜样激励我们下更大的决心，我们的事业是会成功的。

他对你和子女的深深的爱表达在他和朋友的交谈中常常说到你们，他牺牲时胸前口袋里还有你和孩子们的照片。

他带到战场的个人物品很少，我将少交一件物品，那是他的军衔徽章，因为他的也在同一炮火中受伤的中国翻译想要它。这位翻译是YOW先生，将很快康复。

少校的钱包没有在他身上，也许他留在后方营地的箱子里了。这只箱子将以后归还给你。

寻找少校梅姆瑞（4）

随信附上的十元钱是由我们当中一位需要一副深色眼镜的人所支付的，他想你不会介意。

他的政府发给的装备已经重新分配给那些需要的人，一件多余的衬衫和一条卡其裤子也留给那些需要的人了。

他身着全副的军事制服被埋葬。

我已经建议为少校梅姆瑞的英勇战斗表现追授“杰出服务十字勋章”和“紫心勋章”，这些勋章会送给你。

我和你一同致哀。

也许你愿意和我的夫人J．H．斯多德太太联络，地址如下(略)。

你的忠诚的，约翰?修斯?斯多德上校

这封信让我们想到了张孝仲先生珍藏的那批老照片中的葬礼照片：一棵巨大的榕树下，十几位美国军人在参加一个葬礼，手持《圣经》的美国军官是主持者，一口棺木正被缓缓地放入墓穴。斯多德上校信中所说的菩提树，在当地就叫榕树！照片记录的会不会就是梅姆瑞少校的战场葬礼呢？在阵亡者名单里，只有梅姆瑞少校的罹难地大塘子生长着如此巨大的榕树。

陆军部提供的阵亡者名单里，梅姆瑞少校的档案记载着：

姓名：威廉?C?梅姆瑞。军衔：少校。部队：陆军，Y路军，作战人员。军人号码：O－288382。出生日期：1910年6月20日。身高：70英寸。体重：165磅。牙科纪录：(略)。死亡日期：1944年5月21日，牺牲于敌人炮弹火力。死亡地点：大塘子，中国。在中国的SHINLA单独埋葬，中国MENGPRIG东南5英里。

他牺牲在高黎贡山一个叫大塘子的地方。我们该回到战场上去，去寻找那场战争的故事。

2003年初冬，我、孙敏、杨延康和腾冲的文史专家李正老师沿着当年远征军光复滇西国土的路线，踏上了滇西的土地。

除非你是亲历，否则没有人能想到，世界上还有如此艰险的战场。高黎贡山巨大的山脉紧贴在怒江西侧，南北横亘数百公里，在腾冲一带海拔三千多米。1944年中国远征军右路军反攻滇西时，就是渡过怒江，分别从南、北斋公房翻越高黎贡山的。我们走的这条路是两千年前就有的古商道，也是60年前中国大军西行远征的路。可以用手脚感受到，古人们为了修通这条古道，把内地商品输往滇西乃至缅甸、印度花了多少力气。可这山的陡峭不是靠人工垒起的石条可以垫平的。一米多高的石磴数不胜数。假若在平地，你甚至可以窜上去，但让你从早上就开始爬，一直爬到晚，从海拔几百米爬到三千米的地方，可能四条腿一起用都很难再上一级了。这样的路，我们是在高黎贡山最好的季节走的，而60年前的中国远征军，却是在滂沱的雨季，顶着每日必至的大雨，踩着比油还滑的路面，冒着密集的炮火，穿着破烂的草鞋，一路厮杀着上来的。这几万大军中，还包含着许多中国的将军和相当数量的美国军人，他们与中国士兵唯一的区别，就是脚下穿着胶鞋。在平时为将军代步的战马，在这条路上一步都不能骑。根据美国新闻处当年的记载，反攻开始的第一个月，就在这条古道上，有260多匹驮运弹药的骡马坠入山谷而死。帮我们驮装备的两匹健硕的大青骡子，在许多狭窄陡峭的台阶前，都是卸了驮子，靠马的肩膀扛着它们的屁股才上得去。

这山让我们见识了战争，两千年的古道，已经被无数的马帮把路踏成了陷进山体的一道深沟。这沟恰到好处地被当成了交通壕。从山下到山顶，沿着古道又挖出密集的散兵坑、战壕和炮阵地。战争以最奇特的方式让自己连上了历史。

寻找少校梅姆瑞（5）

战争结束后数年，高黎贡山修通了公路，古道沉寂了下来，这条珍贵的战场之路幸运地保存了下来。在山顶旷无一人的时候，浓雾会随着凛冽的风转眼之间弥漫在你的周围，又会在瞬息间散去。每个露营的夜晚，我们的赶马人穆大哥都会讲起战后几十年山上闹鬼的传说，因为战争太惨烈，战死者太多，天阴下雨鬼魂就会出来。每一个故事他都发誓是真的，结果是让你在独处于白天的浓雾里时胆战心惊。

从北斋公房下来，再绕道南斋公房，在这巨大的山脉里，距离不是用公里计算，而是以天计算。

许多天过去了，我们没有找到梅姆瑞的线索。老百姓知道此事的可能性很小，反攻期间，他们都躲在山里，远远地看着山下的战场，只知道五条道上，每天都往山下抬送几百名伤员，阵亡者不计其数。我们甚至找到了当年为五十三军带路的保长、九十岁的田乐老先生，他亦不知此事。知道线索的参战的老军人，都已作古，而在我们的抗战史上，这一段历史偏偏被抹得一干二净。

大塘子在高黎贡山南斋公房古道下，当地人特指一个几百平方米的鱼塘，而在军队的战报里，它是指范围不小的一片战区。五十三军分几路攻击高黎贡山守敌，在这里经历了惨烈的战斗。大塘子阵地的海拔在1400米至1600米之间，江边海拔800米，从5月14日渡江以来，在这几百米的高程内，五十三军四个师几万人血战了十余日。

下面的记载摘自《陆军第五十三军由怒江至腾冲会战战斗详报》之第二章《大塘子附近之战斗》：“二十日，我一一六师攻击当面之敌，至为激烈，首以三四四营第六连施行佯攻黄顶山、鸡心山西侧高地，继令第二营营长王福林率步兵两连，迂回敌之左侧背，将黄顶山高地攻下。敌百余人向我逆袭，该营长王福林率部冲杀，身入敌阵，异常奋勇，杀敌数名，被敌乱枪射击殉命。黄顶山因之得而复失，遂以第一营加入战斗，该营长李庆仙身先士卒，遂负重伤乃奇战。因战斗惨酷，美方联络组美军官梅姆瑞阵亡，美少校军医欧阳、少校翻译姚元负伤，我伤亡营长各一，以下官兵百余员名。”

直到5月24日，远征军与敌决战于海拔二千米左右的地区。午后，敌人溃败，主力撤往南斋公房方向。阵地上“遗尸累累，血腥恶臭充满原野。”——摘自战报原文。

这个战场，这场战役，阵亡者成百上千，要打听其中具体的一个人死于何地是根本不可能的，哪怕他是美国人，战争面前才是人人平等的。

当年战场的路还很长，我们必须离开怒江了。怒江边的最后一顿晚餐也是在一棵大榕树下吃的。那里的榕树可以长到超乎人想象的巨大，每一棵树几乎都是一片小树林，好几部汽车宽敞地停在荫凉里，另外还完整地遮盖着一栋二层小楼和一排长长的竹棚。少校墓地旁的榕树至少也应该有这么大，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找到。

第二天早晨，我们结束了怒江西岸的调查。临行前，我们去看望了离宿营地不远的一位老者。孙敏与他相识多年，我也见过他两次。这位老人是中国最独特的农民，他一边在田里忙活，一边在历史中耕耘。出于对历史的挚爱，他办了一个私人博物馆，当然那博物馆可能是全世界最小的一座，因为它全部的藏品可以装进一个草绿色的美军二战时的旧子弹箱里。他最重要的收藏其实是他的记忆，而最好的展品则是他自己。

寻找少校梅姆瑞（6）

吴朝明老人的博物馆在自家院子的牲口棚二楼，底下已经不养牲畜了。战争期间被日本人烧了以后就没有修，直到前几年才重建。展厅约有20平方米，只是矮一点，除了靠墙的那一面，别的地方都站不直腰。仅有的那面墙上，他请人画了两幅壁画，是他记忆中的战争画面：山头弥漫着硝烟，蓝天上十四航空队的飞机在扔炸弹，在空投补给，很多白色的降落伞在画面上很抢眼。问他画面上的阵地在哪里，他转身往窗外一指：“就是那座大尖山。”画面上的战场就在他窗外。我曾与老人开玩笑，建议他把朝山那一面都装上玻璃，把飞机和降落伞都画在玻璃上，那才真实。

到博物馆的参观者不少，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的工作站离他家不远，因此常有来自各个国家的各个学科的专家。与前几年相比，他满口的军事术语越来越专业了。有人来他会很高兴，唱着他少年时代先生教的抗日歌曲，像介绍屋后的菜园子一样讲述发生在他家北窗外的战事。

老人有一份手稿，算术本写的，这一次是誊写在很薄的信笺上，是他从长辈和流落当地的老兵那里听到的战事，以及他的感想。每次来，我们都会草草地翻阅一下。这一次，如果我还没有仔细阅读的话，总有我后悔不迭的一天。

在小院里暖暖的冬日下，我慢慢地翻阅着他的书稿。突然，我的眼睛无法离开最后一页的几行字。我相信是梅姆瑞找到了我们！在那张已经卷了边的信纸上，老人用不太流利的字体写着：

“远征军攻打锅底塘，一个受伤的日军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炸死了三个中国军官和一个美国军官。他们埋在田头寨寺院门前。”

在南斋公房这条战线上，整个远征军中只阵亡了一位美国军人，那就是梅姆瑞少校。我们真的找到他了。

日本伤兵最后一颗手榴弹或最后一颗子弹打死我们的人的故事，散见于整个滇西战场。死的人都是真的，全部有据可查，但那几乎都不是日本伤兵干的。也许日本军队的顽强给中国老百姓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凡是阵亡了重要的自己人，又惋惜于他们的死，就都把这个不幸归功于日本伤兵。如果是听老百姓口述，每到此处，他们都会加上一句：“怎么没一下搞死他呢！”

几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踏上了斯多德上校所说的那个美丽的山间台地。美国陆军部的档案是说少校“在中国的SHINLA单独埋葬”，SHINLA在中文的战史里写作“幸垃”。但这片台地与文件记载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地名叫“田头寨寺”，幸垃离这里还有一段距离。

村里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带着我们来到了梅姆瑞少校的墓地。他告诉我们，少校的墓地旁边，还埋着三位中国的军官，他们之间大约相距十来米。墓地让人心酸，我们知道其中之一是梅姆瑞少校的，但其他三座坟茔呢，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的家人在哪里？知道他们死在这里了吗？对此，我们一无所知。

令人非常失望的还有，墓地上没有大榕树，没有小寺庙，也没有坟茔的痕迹，只是一片光溜溜的耕作经年的山地。老人说：当年这里是有一个小庙，庙门前有一棵大榕树，树冠能覆盖两亩多土地。它们都毁于战后的一次火灾，残存的树干和寺庙的梁柱变成了全村人的柴火。如果没有曾经此事的老人指引，谁能看得出，这片种着油菜和豌豆的红土下，埋葬着几位英勇战死的军人。

寻找少校梅姆瑞（7）

带路的老人告诉我们棺材的来历。在他的指点下，我们在山下的傣族寨子里找到了那口棺材的主人家。主人姓罕，傣族的姓氏，祖先曾是怒江的土司，战争期间仍是此地的第一富户。那是一副杉木棺材，本是罕家老爷为自己备下的寿材。在当地人眼里，最好的棺材是冷杉做的，那板子是傈僳人从几百里外海拔很高的片马背来的。那口老寿材在当时就值700大洋。

战争结束后的1947年，美国军方派出专门的小组来寻找梅姆瑞的墓地。他们能找到这里也真不容易，那时这里还没有公路。估计美国人也曾像我们一样，在一个叫大塘子的地方满山遍野地找，他们前后来了两次，第二次才找到这个地方。给我们带路的老者说：那几个美国人是专程来取遗骨的，但当棺木从土中挖出来打开后，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怒江峡谷多雨且炎热，但躺在罕老爷家的朱漆棺材里的梅姆瑞少校完好如初，就像睡着了一样，连制服都是整整齐齐的。

接下来的事情，按照中国人的习俗是完全无法接受的。美国军队派来的人员接到命令就是把少校的遗骨运回去，而少校的遗体竟然如此完整，肯定让他们大出所料。想必他们不想回去请示，再千辛万苦地走第三趟。于是他们雇了村里的三个年轻人，用刀子把少校的骨头取了下来，在当地的方言里，称为“片”。这三个人有两个在多年前去世了，最后一位竟然是在我们到达之前几个月去世的，就是带我们进村的那个中年汉子的父亲。

这可能是那场战争留给当地人最稀罕的记忆。他们至今还在讲：那遗体不臭，片下来的肉精丝丝的，像火腿一样。路边有个老者至今还在感叹，埋在庙前的梅姆瑞，多好的风水，如果埋的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人的话，他们家恐怕要出大人物的。

梅姆瑞少校的遗骨运回了家乡，在美国又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军人葬礼，而他的遗体的另一部分，仍又装回了那口中国人赠送的最好的棺村，重新埋进了他为之牺牲的土地，并且永远留在了这里。

从一张老照片开始的寻找，竟以无法想象的传奇结束。但故事还不算完，在那棵菩提树烧死，在那小庙被拆掉之后，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像那树、那庙都不存在了一样，我们也同样忘记了那些曾帮助过我们、甚至牺牲在我们土地上的美国军人。少校的骨骸移走之后，插在墓前的标志牌也不在了，农民年复一年地耕作，犁掉了仅存的几座土丘，再也没有人提起他们。

但是，那片土地没有忘记。在墓地旁，长出了一大片无比茂盛的红叶子灌木，周围的山上都没有，只有这种植物，只在那里有。我也曾在别处见过这种植物，但都没有这里的叶子，没有这里的红，红得深沉，就像刚刚流出的血。我们摘下三片树叶夹在了书里。

高原的阳光耀眼地灿烂着，我们立正站在三位军人的墓地前，立正在那个美丽的山间台地上，孙敏深深地向烈士们鞠了躬；我扣好衣领，扶正军帽，举起右手，为他们行了标准的中国军礼。我想少校梅姆瑞在天堂看得见我们。六十年之后，在他阵亡的地点，仍有中国人向他行军礼，他的灵魂会感到欣慰的。他一定也还了礼，不过是美国式的，他还像离家时的照片上那样年轻，那样英俊。他永远都会年轻下去，因为他的生命为了中国停止在了那么年轻的时候。

在后来的时间里，那三片红色的树叶，跟随我们走完了中国远征军光复滇西国土的全部旅程，那本应该是梅姆瑞要走但没能走完的路。在畹町的国境线上，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民族第一次将侵略者赶出国门的地方，我们再一次打开了红叶，此时，它的颜色已经由鲜红变成了暗红，就像凝固的血液。

再后来，三片红叶被寄到了美国，由江汶转到了梅姆瑞少校的女儿手中。我们请江汶转告她：葬礼照片中，有一位胖乎乎的中国军人，神色凝重地挤在美国军人当中。他就是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上将。他代表着与梅姆瑞少校一起战斗的几万名中国兄弟。

1945年1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授予梅姆瑞少校“云麾”勋章，这枚勋章的签发人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上尉张子文（1）

张子文老人小时候是少爷，县太爷的公子。他当年投考军校的时候，父亲正任云南昌宁县长。那时中日之间战云密布，一副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大打一仗的态势。消息都是通过报纸从遥远的东北和华北传来。那时的云南对于内地，是地老天荒般的距离，中日争端于北方，按说怎么样也碍不着云南的事，但少年张子文偏偏按捺不住自己的报国激情。他的父亲也不是官吏，而是读书人，在这个当口，县长父亲竟然慨然允诺自己年轻的儿年轻的儿的儿子，去投考军校吧，当兵卫国。

听着八十五岁的老人讲六十多年前的少年往事，尤其讲到他父亲让他去当兵，让他去遥远的地方以生命报效祖国的时候，我悄悄地流了眼泪。这样的父亲，这样的抉择，让因此而一生饱受磨难的张子文终生无悔。

遇上张子文老人真是偶然，也是运气。我们在保山市做调查的时候，为了省钱，曾托朋友找到和军分区有点关系的招待所住，那院子里有一间餐厅，既服务于宿客，也对外接待。去了两次，觉得价廉而味美，而且生意还很好。最有意思的是，那位餐厅的老板兼大厨是位极热心的人，他听陪伴我们的当地朋友讲要寻找当年美国陆军的故事，立即拍了胸脯：找我呀！细一打听，他师傅居然做过卫立煌卫总司令的大厨。

第二天，在他餐厅的小花园里，我们有幸谒见了这位年届九十的名厨。老人带着浓重的边地口音，五句话我有三句听不懂，为了激励老人家的谈兴，还佯装照单全收的不住点头。心想反正孙敏也在，我不懂她懂，谁知一席话下来，孙敏竟然也听不大懂。至今只记得一个故事，当年年轻的厨师看美国人吃饭只用一把餐叉觉得不可思议，总想恶搞一把难住他们。于是先做了一顿面条，看他们怎么用叉子一根一根挑起来。想想那时年轻的前辈端上那盆面条时的兴奋之情，好戏上场了。结果，人家美国佬根本不分根，一叉下去，转两圈，一团面条入口了。大厨接着再烧了一盘豌豆，油光水滑，心想中国人用筷子尚要一颗一颗夹，功夫不好根本弄不到嘴里，看你怎么办。人家美国佬毫无惧色，把叉子当铲子用，一次一堆地送进嘴里，连称好吃。老人家讲的满面红光，他一点也不因为败阵而恼怒，而自觉受辱，反有一点为对方成功脱困松了口气的快乐情绪。所以，我想，他活到九十岁了还那样身心健康。

中午，餐厅老板热情地办招待感谢师傅，把我们自然也捎上了，大家欢乐地围坐一张大圆桌，才发现席上还有一对安静而慈祥的老夫妻，尤其那位老先生，几乎沉默无言，但举止间透出儒雅与高贵。老板介绍道，保山一中的张老师，他也是远征军老兵。老人客气地笑了笑，仍未有多言。

我们那次仍是为《寻找少校》纪录片做基础，同时也想再找到有关美国陆军在云南作战的更多线索，所以每一位“新”的老兵出现，我们都很兴奋。饭毕，我们就和张子文先生聊了起来。初初地看他，略显削瘦的仙风鹤骨，怎么样也和军人联不起来。结果，人家不仅是军人，而且曾以军人为第一职业，从怒江中日对峙始，直到反攻完毕，老人一步不曾离开前线。

年轻时的张子文肯定身体强健，加上好的家学根底，顺利地就读了中央军校，专习炮科。在军队的各个行当里，炮科的要求很高，尤其六十多年前，还没有导弹和电子战，甚至坦克在中央军还是仅供观赏的时代，炮兵是军中骄子。在外人眼里，从未知晓炮兵的高难度与专业要求，以为一临敌阵，万炮齐鸣，转眼间敌人灰飞烟灭了。殊不知在那个时代的战场上，炮是多么稀罕的重武器，而炮弹又何等金贵，中央军校炮兵实弹射击，打多少发炮弹是要最高统帅蒋先生书面签批的。远远的，敌人在若隐若现中聚集，有多远，有多大仰角还是俯角，天上有没有风雨，横风逆风还是顺风，用什么炮弹，什么型号的引信，多少号装药，一个因素考虑不周到，那炮弹都打不进敌群。何况你在找敌人，人家也在找你，那小群敌人完全可能是诱饵，你哪怕只慢一秒，你的炮位上就可能先落下炮弹，你再没有翻盘的机会。老人说，他是炮兵，很多人会想他在战时远离步兵的火线，而我却真切地感受到他在怒江前线时肩上的千钧重担，谁都可以有闪失，一旦上级下令炮兵行动，无论进攻还是防御，你都要能应声而动，打得快，打得响，打得准。炮兵的闪失是致命的。我握着老人略显冰冷的手，没有告诉他我对他的体会。我也曾是一名军人，是炮兵。

上尉张子文（2）

张子文军校毕业时，正赶上云南省主席龙云去向中央要人力支援，最主要是军事人才，云南籍青年张子文就回到故乡在滇军任职。那时候的中国很怪诞，说是中华民国，但军队却分中央和地方，就和今天的运动员一样。中央军由国家政府调遣，但多个省，尤其较为偏僻的省份，准军阀身份的地方诸侯都养着自己的武装。在红军长征的时候，云南和四川的地方军都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放行困兽般的红军过境，因为邻近的贵州兄弟王家烈就是因为与红军死缠烂打而被蒋委员长派遣中央军支援，中央军名义上帮着贵州驱逐了红军，结果不拿自己当外人的驻扎了下来，反使王家烈丢掉了地盘。所幸的是，中日战端一开，我们的地方军没有一家私寻自保，纷纷应声而起，与中央军携手保家卫国。可惜的是，地方军毕竟此前只是看家护院的近似团练般的队伍，一旦与日本那样超级能打的现代化军队遭遇，勇则勇矣，用伤亡惨重来形容都是自我安慰的词汇了。但云南省主席龙云是个有远见的人，他向中央要人就是要将滇军现代化。修筑滇缅公路也是这位说起来有点土的新军阀提出来的，事后看，这条路的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张子文回到滇军，就在新组建的炮兵中任职，做了多久我没问准确，因为怕老人累，由着他讲，这些时段上的细节我们再没细问。战争一起，他们这批军事骨干迅即被调回中央军，重新编入战斗序列。张子文时任上尉连长。

老人告诉我们，自1942年起，他就驻守在怒江前线，那时他们的炮还很落后。好在与日军中间隔着汹涌的怒江，那两年，双方其实就是互相盯着，出演中国版西线无战事。

第二天，我们要去拍摄在保山马王屯的远征军司令部遗迹，我们提出请老人陪我们一起去，张子文先生立刻答应了。一路颠簸着开车，翻来覆去地问路，足足费了两个多钟头才找到马王屯，老人始终面带微笑地坐在车上，没有丝毫的烦躁与不安。马王屯还保留有不少当年的旧房子，老人肯定很久没有来了，但他一一指给我们，哪里是当年什么部门，美国顾问团在何处演电影。就在这个司令部里，青年军官张子文本已迎来了人生最好的岁月与发展机遇，他曾调任远征军总司令部做参谋，反攻开始时工作在这个地方。

1944年5月，史称怒江战役的滇西反攻开始了。张子文所在的炮兵部队并未在开始攻击时随军过江，因为他们的装备过于落后，上级命令他们原地等待，新的美制榴弹炮即将运抵换装。在滇缅战场上，美国为中国军队提供了大量的装备与军用物资，具体的装备以中国驻印军为优，他们被称为美械装备，而怒江沿线的中国军队据称为半美械。我们在调查中逐步发现，这种所谓半美械在各个部队中仍没有统一标准，不讲武器，单是胶鞋都没有发到每一支部队，更不用说每一位士兵脚上。以我的感觉，怒江前线的北线部队装备远远好于南线部队，从渡江开始，他们就有重榴弹炮的火力支援，并且用上了喷火器。但重炮没办法从古道弄过高黎贡山去，所以翻过山后在攻击腾冲时中国军队失去了强大的炮火支援。而南线的攻击部队其实是在一路打通滇缅公路的中国段，每前进一步，都可以将车载巨炮继续推进至下一个战场，可偏偏反攻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为他们配署足够的新式火炮。今天的我们无法判断当年的火力配置是否有问题，但起码南线部队是在缺乏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开始攻坚战的。到底为什么，这支号称半美式装备的军队中，大半人穿着自己编的草鞋上战场来完成民族光复伟业，只有当年负责掌管驼峰航线物资的官员们才知道真相。还有人活着吗？为了军人的良心，恳求您出来说话。

上尉张子文（3）

在等待的时间，张子文接到调令，奉调为中国远征军总司令部(长官部)作战参谋。能在那样高阶的部门任作战参谋，非有出色的工作资历和优异的专业水平不可，因为那是战争时期，参谋班子不是耍宝用的。最近这些日子，我看了若干描述张子文老人的信息，有讲他最高军衔是中校，也有讲少校的，但我们与老人交谈时，只听他说起自己任职连长，军衔上尉。因为他提到，他们连里有一位美军顾问，是中尉军衔，他们关系很好。如果调到长官部做参谋，有可能获得晋衔，但张子文应在1945年就离开了部队，所以晋升中校的可能性并不存在。

无论官阶高低，只要调到卫立煌总司令身边工作，卫上将都会抽时间单独召见。我见过许多幅卫立煌上将的照片，大多都是他在怒江前线的，其中两张都是他与身边的参谋人员和卫兵一起在战壕边进餐，每人都端着小饭盆，围着简单的三四个菜，不像大鱼大肉的样子，总司令也毫无特别待遇，同样拿自己筷子在不大的菜盘里划拉。看着将军轻松走过烽火未熄的惠通桥那一幅，尤能体味仁者无敌的韵脚。张子文先生并未详述总司令与他的谈话内容，他印象尤深的，是临别时他给总司令行了军礼，总司令握着他的手，说道：“青年才俊呀，好好干！”好好干，在反攻侵略者的日子就是把仗打好，不贪生怕死，雪耻救国。

在马王屯远征军司令部旧址，老人陪着我们走了许多路，说了许多话，看得出来他在怀念那个虽然烽火连天，但是壮怀激烈的岁月，在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位当年的俊杰终其一生只有这一次机会得以报效深爱的祖国，而且时间还那样短促。老人患有腰疾，稍微站的时间长就会痛，但那一天，老人站了很久很久，始终挺直着腰，就像仍是军人一般。老伴带点怜爱地搀扶着他，时不时悄声问：要不行就坐一会儿？老人只是摇摇头。送老人返回他们的住处保山市第一中学时已是下午很晚，我们拿出三百块钱，说是给老人的劳务费，看得出清贫如洗的老两口坚辞不受，绝非客气。老太太试探地问我们，要不要到家里坐一坐？他们对我们去坐，比对钱珍惜多了。其实我们巴不得，只是恐怕他们累。老人提了邀请，又见他们兴致还高，当然欣欣然去了他家。

小小的单元房一尘不染，不光干净，还家徒四壁。除了最简单的旧木制家具，印象最深的家用电器是老太太拿出来的一个陈旧的录音机。她想给我们放一段录音，和他们的快乐晚年有关。可我们真不敢听，心酸。忽然，老太太问道：你们想看老照片吗？我看见孙敏眼睛里放出光来，是张老伯的吗？是。老太太走进屋，捧出一个本子，从中拿出一张，只一张很旧的照片递到我们手上。第一眼看到照片上那位一身戎装的青年，我真是五雷轰顶的感觉。照片上的张子文正是军校将毕业的时候，他坦荡清澈的眼睛眺望着远方，那是国家栋梁才会有的坚毅目光，那位军人的眼神告诉我们，他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为自己的国家献身。老太太喃喃道：他年轻时候喜欢照相呢，可惜不敢留，都烧掉了。都烧掉了，真实的历史痕迹。从什么时候，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改变了信仰，把对家国天下社稷同胞的责任感偷偷换成了政治上的随波逐流，以至于让每一个人再不敢珍惜几千年道德文明中都属于光荣的忠诚呢？

上尉张子文（4）

滇西反攻结束后，张子文脱下军装重回学校读书，只不过这次他是进修英语。以前我曾认为张子文离开军队是预感内战将起，不愿继续从军参加内战，故而退役。细细分析这是不准确的。滇西战局结束后，中国远征军有一次大裁撤，有约一半的官兵被遣散。那时全局战场盟军已呈压倒性优势，本想在中国大陆发动的以中国军队为主的陆地决战已无必要，因此原拟于怒江战役之后调回东线重投战场的远征军就超编了。远征军不复存在，长官部当然撤销，成建制的裁撤与缩编均在下一级集团军首长治下由中央钦定，这个过程时任十一集团军司令黄杰的日记中有详载。以张子文当时所居的官职，是不可能在抗战尚未结束的时候预感要打内战的，那时候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人，军队中并无###宣传与教育。很多当年老兵说起离队都是讲不愿打内战，其实是冤怕了和多年洗脑的条件反射，那么无畏于民族独立战争枪林弹雨的勇士悄无声息地学会了趋利避害的生存法则。以张子文的能力与位置，他谋求留在部队当为不难，因此他转往地方应是主动之举。我觉得以那时他的抱负，国既已拯救出苦海，则重建中兴需要人才，因此他要再次学习建设而不是战争的本事，用新才干报效和平祖国；再则张子文当时已有妻子儿女，都在滇西，他心里肯定不愿分离，换了我也一样。想透了，以后我不会再想当然地把不愿打内战的高帽子给老人们戴上，不光荣。

一年多之后，内战打起来了，刚离火海的家国重回风雨飘摇。张子文没有再次从军，他选择了远离自己人的战争，此时的仍留地方当是老人的主动抉择，因为那时的国军是再一次急需军事人才的。重新补习过英语后，张子文是否即往保山市一中任教我没询问过，因为访问老人的本意原是要听美军顾问的故事，没把老人当主角。云南一家官方媒体也播出过张子文老人的故事，说老人学习英语后任教保山市一中，专心育才，一直奋战至七十四岁才退休。看到那段至今堂皇地挂在公开网站上的文字，我欲哭无泪。老人真有那样的好命，当是民族大幸！

张子文老人告诉我，那是1956年，仍在授课的他被叫去“谈话”。如此中性的谈话一词从此改写了老人的命运，那一年他适值风华正茂的三十六岁。黑暗骤然开始，没有预警，没有权利的告知，没有申辩的机会，因为根本没有审判，不需要审判。那黑暗一声不吭地延续了二十六年！

我望着那样平静地叙述往事的老人，心里压抑得将要窒息。我相信抗日军人们不惧怕身体的苦痛，他们恐惧的是无人可以抗拒的颠倒黑白的权力。他们曾经那样无畏地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用双手捧给挚爱的祖国，可是，这个被解救的国家用最小的一根手指，就把他们扫入无底深渊。那最黄金岁月的二十六年，张子文并没有站在讲台上，而是无比卑微的苟活于倘能称为人间的牢狱中。我几乎发呆地望着风中残烛般瘦弱的老人家，二十六年！我五十二岁生命的整整一半，热血沸腾的刚强军人怎么熬得过来，那要多坚忍的意志力才能让生命没有被自己亲手扼杀，那是望不见尽头的苦难呵。今天，我宁可原谅那苦难的造就者，因为他们也曾挣扎于政治对手的血腥清洗，恐惧使人疯狂。但我绝不原谅今天仍视民族苦难于无睹的任何一个人，要么你不要讲历史，要讲就要讲出不幸的真实，让我们的后代子孙再不要踩进那样血腥的陷阱。

上尉张子文（5）

重回人生，张子文已经五十二岁，我们惯用的词汇叫平反，过去搞错了，今天还你作为人的资格。老人在狱中的二十六年，想必是不能温习英语的，不讲英语尚能留在历史反革命的队伍里，真讲一句英语，哪怕在梦中，恐怕即刻会升格为美国特务，那时勾连上美国对任何个人都是天塌地陷的大灾难，何况不由分说成了歹毒的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特务，只消一句英语，即便国家重光之日，也只剩昭雪的份儿了。老人能在与世隔绝二十六年之后重上讲台教英语，倒真是勇气与毅力的奇迹。在老人家里，仍然放着他买得起的几种英文书刊，收藏得很仔细。老太太告诉我们，张子文老人仍在不间断的地学习。

我问老太太，张老伯入狱那么多年，您一直等着她吗？老太太摇摇头，她俩并非原配。她告诉我们：她曾是张老师的学生，是张老伯很早的学生。她长大后也嫁给了一位当年的抗日军官，那是宿命，前夫与张子文同样因为“历史反革命”而入狱，为了不牵累家庭，坚决地与她离婚了。张子文出狱后，家早已不在了，别人介绍了他们相聚，组成了这个家庭。老太太讲，前夫后来也写过信来，询问重新共同生活的可能，但老太太觉得与张老伯已是相濡以沫的感情，分不开了。

我问张子文老人，因为爱国而从军抗敌，反而受了这样的冤屈，您后悔吗？老人久久地看着窗外，他长出了一口气，轻声说：

“都过去了。”

那一声像风一样轻。

那次拜访张子文老人两个月之后，我们邀请的美国客人到了保山。其中两位是在滇西阵亡的梅姆瑞少校的女儿，还有少校的大女婿，和为少校主持战场葬礼的斯多德上校的女儿。他们几位沿着当年父辈和中国军队一起反攻的路线一路寻访之后，和张子文老人有了一次聚会。那天我不在场，听摄影师牛子讲，老人很高兴，几个小时的会面谈兴甚酣，他给盟军战友的孩子们讲述那场不朽的战争，他反复地告诉美国客人，没有她们父亲的帮助，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战斗还要延续很久。他说，他为自己曾是梅姆瑞少校和斯多德上校的战友而自豪。话语间，迟暮英雄豪情万丈，好似梦回吹角连营的战斗岁月，他没有讲述一句自己所遭遇的苦难，没有一句哀怨给自己的国家。

我想象着，如果一位美国老军人与专程拜访的我们聚会，他的胸前会缀满如繁星般熠熠生辉的奖章，可上尉张子文胸前连一粒纽扣大的抗战纪念章都没有。但这一点也无损他的光彩，牛子说：客人们如醉如痴地倾听着老人的故事，为这个生活在云南大山中的老军人流利的英语和优雅的风度着迷，六十年前他和战友们已经用顽强、坚韧和勇气向世界证明过这个绝不向邪恶屈服的民族为什么不会亡国。今天，他用生命的余晖再一次告诉异国军人的后代，她们的父亲曾与这样的中国军人并肩作战是家族的荣耀，而与这样的中国军人共同赴死是值得的。

“少尉”叶进财（1）

叶进财老人的商店是个标志性建筑。

我们临行前问李根志，怎样才能找到叶进财。根志说：好找！那条路边上只有一家店，就是他开的。

那条路是一条土路，可以跑汽车，是从乡政府所在地通往最边远的一个村子。从黄家寨村委会出发，本以为抬脚就到的，结果一路走一路找，每一栋独立的房子都不是叶老伯的店，几公里下来，我们开始怀疑根志的记忆。本来就是下午，天甚至都开始暗的时候，仍然没有在孤零零的黄土路上看到那个想象中的店。

延康目光锐利，不愧是摄影家，遥远的地方他看见一个背篓子的老人，从崖壁的石阶上小心翼翼地走下来。延康说：那一定是叶进财。

也只能是他了，那路伸向极远的地方，此后再没有建筑物的影子。再走近了，才看见贴在山脚下真的有一个“店”，那店藏得可好了，比一个矮小的老人都不显眼，在六十年前适合做把守这条道路的暗堡。

老人真是叶进财。他客气地让我们进去坐。那店和戏台上的房子一样，没有墙。四根歪歪扭扭的木桩桩顶起一片单人床大的硬纸板，加上塑料地膜的屋顶。柜台占去三分之一，剩下狭窄的地面放着三个小凳，老太太坐了一个，叶老伯坐了第二个，剩下的地方要再坐进四个人去，有三个要腿挨着腿脸朝里坐在膝盖高的柜台上，真要那样子会很滑稽，六个大人像罐头里的鱼一样挤在四根全无遮挡的柱子里，天又没下雨。我们散漫地坐在了棚子外面。

腾冲县上出了一部书，是讲当年抗战时的旧事，书的末尾有几十张仍然在世的远征军老兵照片和近况，叶进财是其中一位。根志说：叶老伯活得凄苦，他和老伴两位八十多岁的人，就靠这盘豆大的小店生活。本想着他们起码还有个店，看到了才知道，天下竟还有这样的“店”。那些弄吉尼斯纪录大全的人应该来，他的店可以创全世界最小最破的纪录。柜台上的货品少得可怜，有几瓶啤酒，没见过那种牌子，标贴纸粗糙而灰暗，很可疑的样子。旁边放着几小包饼干和点心，油汪汪的，像从染缸里捞出来的金黄着，那种东西，放到城里猫都不吃。台面上还有几个苹果，一副阅尽沧桑的样子。无法想象那苹果的口感，应该不比浸了一点糖水的烂棉絮好多少。

来找老人并不是要了解战争的事，一路之上，打仗已经听得够多了。叶老伯的遭遇与别的老兵又不一样，本来也是苦挣苦熬着，但突然命运发生了变化。根志在县城里讲给我们：有一位北京来的记者，只身采访到叶进财，有感于老人的状况，回到家后决定每月给他寄二百块钱，一直寄到老人或他自己身故。而且，钱已经寄了几个月了。根志也是听说，所以我们来找老人核实这件事，对这个义举，我从心里很敬佩。

刚一坐下，老人的盘问突兀而至：你们怎么知道我？警惕性很高，像侦察兵似的。被问的是李正，我们叫他李老师，因为他年纪最大，被我们恭敬地让到店里坐了。李老师恭维老人，县里的书上有他照片，所以约了我们来拜访他。按说种了一辈子田的人，加上历史不“清白”，老了被当成英雄登在书上，怎么着也应该有点感恩戴德之心。可叶进财不买这个账，他愤愤然地提高了声调：“出书，拿我骨头榨油嘛，也应该分二分钱给我花花。政府也来访问我，记者也来访问我，个个叫我老革命，过得像个叫花样。”我看见延康皱起了眉头，我也想到觉悟这个耳熟能详的词汇。就算你打过两天日本，真以为自己是老革命了吗？李老师一点也不着急，他耐心地听老人唠叨。原来那书出版了以后，县上也专门送给叶老伯一套，他虽然不识几个字，但书后面的定价还是看得明白。他知道了定价，再知道了印数，心里一算，不禁勃然大怒。他不知道书里面居然还有成本，何况今天哪个老土还看这种书，城里热卖的是年纪越来越小的女人们现炒现卖的床上故事，还有本人艳照。像登他的这种书，根本就卖不出去。

“少尉”叶进财（2）

让他知道自己的老骨头里其实没有什么油是挺费劲的一件事，冗长的解说之后，老人也释然了。他还是念着政府的好：“村干部对我是好的，乡上也关心我，一年也给我几十块。”人贫困到这个份上，亲不亲只有钱来分了。

八十五岁的叶进财十八岁当兵，他清楚地记得离家的那天是1937年的阴历三月廿五，那正是战云密布而还没开打的日子。他没有讲自己是不是被迫当兵，我们也不好问，怕坏了他老革命的名节。但他当兵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中日终有一战，只是想不到他一当兵，三个月之后这一战就爆发了，像冲着他来的。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永远在走路，从紫阳县安康府到省上集中，仗一打，四川、贵州、云南一路走下来，据老人自己讲，沿着怒江的仗，从1942年的惠通桥，1943年的打游击，1944年的攻克腾冲和松山，全让他一个人打完了。他讲得很激动，生怕我们不信，每讲一个地名，其实就是一仗，他都会半是自信半是求证地问我们：我讲的没错吧？

对他的求证，我们都在点头，但他真讲错了，可是谁也不忍心指出来。这样的一位老人终其一生，也只有那一仗是能够聊以自慰的，而那一仗又曾经带给他多少苦难和他根本扛不动的政治锁链。那仗终于可以成为光荣的谈资了，即便是讲错了，不就是吹一点牛嘛。我们互相看了看，随他吹吧，历史已经不会改写了，难得老人快乐。

按照老人的说法，他的部队先翻了高黎贡山，一路打到腾冲，荡平了县城周边的敌人工事、据点和高地，最后攻入城中。光复腾冲之后，他又马上调往松山，协助友军血战，再打下来了松山这一大仗。

腾冲、松山二役是整个滇西反攻中最凶险的两场苦战，任何一位中国军人，哪怕只参加了其中一场，就足以光荣自豪一生，因为那两仗恰是骄狂的日本陆军在整个中国战场上仅有的两场“玉碎”之战。问题是，没有一位中国士兵曾经在克复腾冲之后再赶赴松山驰援，因为松山战役己经在七天前打完了。不过叶老伯所在的师确是在腾冲收复之后调往左翼作战，不过不是打松山，而是助攻龙陵。

老人幸福地回忆着自己杜撰的后半段征程，他越讲胆子越大，毕竟在今天，远征军再不是耻辱，何况多少记者来听他讲过，不仅没有识破他，还把他的故事原封不动地登上报纸。

“文革时，叫我们蒋匪帮，国民党残渣余孽。你他妈的头，哪个是残渣余孽，老子就是一个兵，一样逑不当过。现在水澄清了，我要说清楚，我有我的功劳。”他说了一句多好的话，“现在水澄清了。”可他们自己吹牛，加上许多记者无知，这水怕又要搅浑了。

店前居然来了一位顾客，他也是路过，见到拿相机的陌生人，就站住脚看新鲜，总站在柜台前大概有点不好意思，终于买了一个苹果。老板叶进财正在讲故事，无暇分身，老妈妈拿起杆秤，很认真地拣了个大的，称到平平的，举到客人眼前让他看仔细，然后说：三毛钱。叶老伯停住嘴，抽空动员了他一句：再买一个吧。对方说：一个够了。顾客用手擦了擦皱得跟破布似的旧苹果，啃了一口。居然，那苹果发出响亮的脆声！生命太顽强了，晒成这个样子，那肌体里竟还有鲜活的汁液。

松山的一半是吹牛，但腾冲老人是真打过，他讲得很详细，而且他的故事是可以印证的。几年来，我们听太多的人讲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也是稀里糊涂的，人家讲什么信什么。到后来才发现很多人的故事互相对不上，于是再找史料来比对，有点像文物鉴定，只要找到一个真的做标版，后面的就容易识别了。慢慢地，我们也炼就了单一品种的火眼金睛，但不幸也接踵而至，经常为了同情与怜悯，不得不耐心地听老人们善意或虚荣地编着小瞎话吹牛，还得装出一副大有斩获的憨相，这个功能，有点心理医生的味道。

“少尉”叶进财（3）

我问叶进财老人：您打死过日本人吗？老人泛起满脸红光：打死多了！他讲攻占高黎贡山垭口之后，大军乘势下山追击，日军反扑，他们架起机枪对着黄色的汹涌敌军扫射，打死的敌人满铺在地。老人说：数都没有。这个牛真吹大了，中国军队占领山脊之时，除了被围困于几个阵地上的死守部队，其他早已先期退下山西侧，向腾冲集结了。所以下山部队并未遭遇抵抗，更别说有点规模的反冲锋。而且日本陆军战术训练很严格，迎着重机枪火力成群冲锋是电影镜头，千万当不得真。如果日本军队真傻到任凭叶进财们用火扫帚如秋风落叶般横扫，中日战争应该早在松沪会战就结束，而轮不到叶进财了。所以，叶老伯在战斗中是否清楚的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击毙过日本军人，有几个，实在也是永远的疑问了。

叶老伯还顺便给自己升了官，他说自己是三十六师一○八团重机枪连二排的少尉，肯定不是。他告诉我们，三十六师在腾北一带打游击的时候顶不住了，上级通知撤回怒江东岸，把重武器掩埋，只带轻武器过江。但他们几个士兵克服困难，把重机枪也带回去了，于是每人都升了三级，他本人从上等兵一下升到少尉。当时的国军有种种的管理问题，但兵与官的阶级是极为严格的。一般来讲，没有读过初级军校，普通士兵绝难升为军官，何况只为一挺重机枪。我遍查了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杰将军的作战日记，他对每一天的事情无论大小，只要涉及战事均有提及，他提到一位作战殊为勇敢的士兵，在据守一个至为险要的山头时，一个人竟击退一群日本步兵的逆袭围攻，终至援兵赶到，守住了关键的防线。这样的战功，与一挺重机枪相比天差地别。黄杰将军记道：“查明六号山头以手榴弹数十枚击退敌人逆袭之勇敢战士，发奖金5000元。”接着在第二天视察前线，“召见昨日攻击六号山八十七师二六一团八连最勇敢之中士班长许庆瑞(江西信乌人二十一岁)犒赏5000元，并与合拍一照片，以示鼓励。”五千块不是大洋，是纸币，但当时还很好用。奖金可以发，官不能随便升，这是当时的基本规则。

对于一支现代军队，军官是一个需要专业资质的职业岗位，而士兵则是经过基本培训后的执行者，就如今天的大酒楼，军官是厨子，士兵则是服务生，服务生不可能因为跑得快就当上厨子，除非你能把菜炒出专业厨师的味道来。1944年左右的中国军队，正是接受了美国、包括德国和日本的军队管理理论，把封建时代屯在各路军阀手里的军队改造成现代军队的关键时期。所以士兵作战再勇敢，也基本上是奖章加奖金，不会为一挺没有丢失的重机枪而连升三级，甚至逾越兵与官的门坎，还一把好几个人。

叶老伯虽然也吹牛，但他打仗应该还是勇敢，他身上有一处严重的子弹创伤，用他自己的话说：腿上被打了个对穿对过。老人不太好意思地脱下裤子给我们看，那伤在腹股沟稍微下面一点，奇迹般地没有打断大腿骨，幸好也没有打断大动脉，任一个打着了，以当时的医疗水平与战场救护能力，都悬。叶老伯应是在龙陵会战时中的枪，他这一枪挨得有点冤，因为龙陵克复之后，三十六师即开回腾冲休整，以后再没有担任重要的攻击任务，团属重机枪兵几乎没有机会负伤了。

“少尉”叶进财（4）

叶进财医好伤之后，滇西之战已经结束，部队将调防其他省份。叶老伯告诉我们：医官说我们要开洋荤，要坐飞机走。我不开洋荤，还是下来当老百姓。于是，他没和谁讲，跑了。那仗打完之后，像他这样跑的兵很多，正好仗也打完了，这时候跑也不算临阵脱逃，所以也没有宪兵认真地追过他们。叶进财从此流落于他打仗而且流了血的这片土地。那时他年轻，人又勤快，吃得苦，加上他明确告诉用工的人家，不开钱可以，饭要给吃饱，坏事不干，如果看我得行，再帮着找个老婆。在他与我们交谈中，说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吃”，这个贫瘠省份的农家子弟无论是在家还是当兵，甚至直到今天都饿怕了。包括我们问到远征军的纪律执行情况，老人还是说到吃上面：打了败仗，抓抓吃吃是有的，其他不有。打了胜仗，老百姓来慰问送了三头猪老人也记得清楚。多少人分食三头猪没讲，但显然他也吃上了。

当年的叶进财坚守一个原则“坏事不干”。真的也有人来找过他干坏事，那是云南刚刚解放的事。老人回忆那次擦肩而过的凶险，“有一年起土匪，天天来做我工作，一个月五十块，要我参加，年内把腾冲拿下来。我在考虑，你拿什么给我呀？你的政府是哪个呀？我说，我的政府是蒋介石，有几百万军队，都干俅不过，你拿什么腾冲城，吹牛屁股！我当过几年兵，知道呢。我就跟他们说，这家人是云龙(云南一个县名)的，到这里来租点山地种，一家六口，收我做儿子，我去了么，这家人要饿死掉的。你们先去，我收了苞谷就来赶你们。”老人几十年来庆幸自己那一刻的深思熟虑，“还没有等苞谷收上来，共产党就来了。我要是踩着他们这一脚，性命就搞掉了。”

他在这块土地上结了婚，生了孩子，到今天也是满口的界头土话了。他曾经在土改的时候领着老婆回了一趟陕西老家，是政府动员回去的，因为当地当过国民党兵的人太多了，又喜欢闹土匪，把外地的弄一部分回去可以减少祸害。政府出路费，让他们一家三口回老家参加分田。不巧的是，等他们赶到家，田分过了。乡上给他们二百斤粮食，让他们自谋生路。生路只有一条，就是再折回本是异乡的家，起码这里有得是可以种苞谷的山地，饿不死。我真无法想象，在交通极其落后的五十年前，身无分文的小两口用了多少时间才抱着儿子又从黄土高原走回到高黎贡山脚下。

安贫乐道的叶进财应该有过几年悠闲而快乐的日子，那时他们都年轻，只要有力气，山上就能刨出吃食来。老人回忆当年，那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解放初我在过武工队，训练过民兵，还当过几年毛毛干部，就是生产队长。

天晚了，老人要打烊。他们把全部的货品都放在两个竹背篓里，一人背一个，慢慢地翻过店后的小山回家。再暗就不好走山路了，因为他们没有手电筒。孙敏和我想帮老人背，延康不准，因为他就等着拍老人撤场的照片，本想埋怨延康狠心，几个精壮汉子看着两位空身都摇晃的老人负重回家，不搭一把手，可想想终于没有开口。这本来就是他们的生活，每天都要背，背到背不动。

“每天这么背，能卖多少钱？”我们坐了几乎一下午，就看见卖了一个苹果，这样的买卖能行吗。叶老伯说“每天都能赚二三块，最好的一天挣过十块呢。”

“少尉”叶进财（5）

老人家的房子很旧，很旧。翻过小山，那一侧的山边有一个一人多深的方坑，院子建在坑里，应当有了相当的年头。那坑应是年轻时的叶进财挖的，挖出的土和石头盖了房，方坑就变成了自家的院子，省得建围墙。猪和鸡就在坑里追逐、嬉戏、睡觉。

两位老人卸下筐，坐下来喘息，他们不烧饭，在店里的时候，老妈妈在火塘上烤了几个粑粑，一种大米粉做成的薄饼，在炭火上烤到微焦的时候拿起来，抹上一点咸辣椒酱，那是他们恒久不变的午餐和晚餐。如果不是我们来，他们回到家就不用再开灯，直接睡下了。外孙女在他们家里，她每隔二三天要过来看一看，帮他们收拾一下家。小姑娘大约还在上中学，很懂事的样子。那样的山里，上了中学的孩子也不大讲得来普通话，怯生生的，问一句讲一句，声音都有点抖。

不知谁问了老人：你们有几个儿子？在乡下，儿子才作数的。

一下午都不曾做声的老妈妈突然发出了一声叹息，从苍老的躯体里迸发，像岩石裂开的声音，接着掩面恸泣。叶老伯只是看着她，楞了好一会，回了一句：命苦哇。

无意间的一句家常话，触到了两位老人最深痛的悲伤。他们有四个姑娘，都嫁了。还曾经有两个儿子，呵护着养大成人，一个还当过六年兵回来。本以为老来有了依靠，相隔几年，竟无缘无故，先后都死掉了。

没有人想得出来安慰的话，对这两位不幸的老人，命真的是天底下最苦的东西。叶老伯哀叹着自己活得太久，每天饮啜着这样的凄苦，却总也死不掉。

郭小华这个人像是老人干涸生命里的一汪清泉，突然冒了出来。

老人说，那天都已经昏黑了，一辆吉普车停在他的店前，车上下来一位大个男人，在店前晃来晃去的，好一会，他问：你是叶进财吗？就这样，他们认识了。那天讲了很多过去的事。临走，男人拿给老人50块钱，并且说，他会想办法帮助老人。没多久，他从北京来了信，还寄了二百块钱。信上说这钱每月都寄来，果真每月都寄来，已经寄了几个月了。从来信上，老人知道了这位梦一样的好人叫郭小华。

叶老伯从屋里取出好几封信，从北京来的。信上每一封都是问候，而且细心地叮咛老人，隔一段时间给自己回封短信就可以了，不必到乡上去打电话，因为电话费对于叶老伯是很贵的一笔钱。这个月的钱老人已经用掉了一部分，因为老妈妈前几天觉得不舒服，去乡上看了病，用这个钱取了一些药。我在担心二位老人最后的岁月，万一这笔如期而至的汇款突然中断了，他们怎样过活呢。幸亏看到郭小华的信，信上让老人放心，这个钱每个月一定寄，一直寄到老人身故或郭小华自己身故。看到这样理性而充满感情的信，我们对这位心细如丝的大个男人愈加敬佩而好奇了。

延康问：老伯，你从来没和他讲过电话吗？老人摇摇头，电话要到几公里外才有，而且恐怕他根本不会用那个“现代化”的东西。

延康又问：你有他的电话号码吗？老人点点头，很熟悉地从信中拣出一封，上面有郭小华写给他的号码。延康掏出手机，上面显示着微弱的信号，他按照信纸上的号码拨了出去。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屏息等待，就像一个历史事件将要发生。电话真的通了，而且有人接，是手机。延康对着电话大声喊：请帮我找郭小华。对方讲了两句话，延康挂掉后告诉我们，是个女孩子接的，她在地铁里，要他过一会儿再打过去。在那一刻，我们仅有的愿望就是天上细若游丝的信号别突然断掉，让叶老伯能在电话里再听见郭小华的声音，也可以让这位遥远的好心人放心。

“少尉”叶进财（6）

电话又通了，还是那位女孩接的，显然对方出了地铁，通话环境好了许多。延康再次说：请帮我找一下郭小华。话刚讲完，延康已是一脸狐疑，他捂住电话，奇怪地宣布：她说她就是郭小华。我们片刻之间小炸了一回锅，显然货不对版嘛！

幸亏延康老到，他及时地询问对方：你认识叶进财老伯吗？女孩说认识。你每个月给他寄两百块钱吗？女孩说是的。天哪，难道叶老伯老眼昏花到把女孩看成大男人了。女孩问：有什么事吗？

延康耐心地告诉对方，我们是什么人，干什么来了，怎么知道的“她”，然后问了一句：你见过叶老伯吗？人家说：没有，我在报纸上看过叶老伯的事情，就决定这样做了。

延康和对方讲话的时候，我注意地看着老人，他竟然在发抖。这个曾经在死人堆中穿行的军人，这位按他的年纪早就“活穿了”的老人，何以为这个电话紧张呢。终于，延康对电话那头说：你等一下，我请叶老伯和你说话。然后把手机递到老人手上。老人把手机紧贴在耳朵上，一秒钟都没有停留，话语脱口而出：共产党万岁。你们工作顺利万岁。我现在一个月可以吃两回肉了！随即以极快的速度把电话双手捧还延康。那一刻，我才知道这位老兵如临大敌般的准备腹稿，机关枪一样的打出去，讲完戛然停止。因为，在他的心里，电话费很贵。

到了此时，我们弄明白了，叶进财讲的那个大个男人不是郭小华，而是我们的朋友李根志。他那时是保山日报的记者，最早采访了叶进财，并且登在了报纸上。北京的郭小华恰好看到了那篇报道，发愿以自己的力量长久地帮助老人。两位善良的人，互不相识，但却接力般地使这位老人终于过上了每个月可以吃两回肉的日子，在他为之流过血的异乡。

几个月之后，为着拍摄《寻找少校》的纪录片做准备，我们又去探访了叶老伯，李正老师早早在我们住的村公所外买了好大一块鲜肉，一路拎给了老人，我们心里，希望他能饱饱地吃一顿红烧肉。这次又说起郭小华的时候，叶老伯试探性地说了一句：他恐怕是有大职务呢，要么怎么有那么多钱给我！

后来我与郭小华通过一次电话，巧的是，她所在工作机构的领导者，正是叶佩高将军的公子。

去年，和李正老师通电话，李老师说，叶进财给他写了信，向他求助，请李老师赞助他买一口棺材。我问李老师，一口棺材多少钱？李老师说：六百块。我没有说话。想起许多老兵的回忆，在战时，死了能躺在棺材里被埋掉是有福气的事情，六十年之后，我们的老兵还要为身后那个棺材发愁吗。

我回想着前年最后告别老人的情景，他站在小山包上，不住地向早已走远的我们挥手，左手攒得紧紧的，始终贴在胸前，动也不动，因为那只手里捏着我们每一个人送给他的一点钱。

二年了，老人还在吗？

杨老五与蔡兰辉（1）

香港《亚洲周刊》的主编邱立本先生与我第一次见面，就送我了这本书。他告诉我：这是他在马来西亚拜访一位华裔老人的时候，特意为我索要的。这是一本厚厚的书，里面记述着作者漫长的一生，书名自谦地冠为《雪泥鸿爪》，老人形容自己那么多年的行迹，就像一片新雪的地面上，一羽小鸟单薄的脚印。其实作者是位了不起的人，他叫姚拓，所有的马来西亚人都知道他，因为他是马来西亚最著名的报人、作家、出版家和教育家，由于他了不起的文化成就，被政府授予了很高的荣誉。这么杰出的人，我并不认识，是邱先生拐弯抹角地听说我曾在滇西做过抗日战争的调查，因此从姚老先生处索得此书，并送给我做纪念。那位写得一手花团锦簇般好文章的老人在年轻的时候曾是军人，曾是中国远征军的一员，并且亲身参加过1944年的伟大反攻，穿梭于战阵，历经生死。就在这本书里，他用童话般的笔触，告诉了我们他英勇而年轻的故事。

拿到姚拓老先生的书，当晚就急不可待地翻开来看，鬼使神差，一个曾入我耳的名字跳出纸面，天哪，戈叔亚曾经讲过的那段死亡战场上的中国式凄美爱情，竟是发生在姚老伯亲同手足的战友身上。几年前，就在龙陵县城边的旧战场上，戈叔亚慢吞吞地讲述了这个单纯至极的短故事，让所有与闻者心弦颤抖，我真是无法想象，临战前夜少女口中轻如叹息的一声承诺，让几个月的爱情变成了六十年。

那是1944年，姚上尉时任远征军八十七师二六○团二营六连副连长。他有一位军校十四期毕业的学长杨兆勤，也是河南同乡，那时在同一营的机关枪连担任连长。姚老伯在书中这样介绍他的好友：他的个子不算高，但双眼炯炯有神，永远挺胸直背，衣饰整洁，精神奕奕，而且对人和蔼亲切。看着这段文字，就像看见很多张远征军人年轻时英武的脸。我访问过那么多老军人，很少有人拿得出一张穿军装的完好照片来，以至于在苍老的他们面前你会疑惑，真的就是他们，开创了中华民族百年来洗雪外侮的反攻首役，厮杀于绞肉机般的战阵，狂卷倭凶，气吞万里如虎吗？

那场大反攻，中国军队阵亡了三万二千余人。对于几十年后的调查者，每一位阵亡者的名字都陌生而遥不可及。唯有这位杨连长，因着一位少女的挚爱，使他在先死六十年之后，仍能让晚来的我觉到他的气息，触到他的体温。

中国军队为了这场反攻准备了将近两年。这场反攻的准备实际上从史迪威将军徒步撤出缅甸时就在进行了。当时绝大多数的人包括军人，都没太把他的话当真，以为这位白头发的美国将军不过是在呓语中试图保全仅有颜面的洋阿Q。结果，美国军队和政府都拿这个几乎所有中国将领都在泼脏水的疯老头当了真，一飞机一飞机地往中国运装备给养，一飞机一飞机地从中国往印度兰姆伽运兵。恰是这位备受垢病的外国人，最终实现了中国军队百年来对侵略者战略反攻的梦想。姚上尉和杨连长都是这场伟大反攻里受训于美械装备部队中的下级军官。

他们部队最初得到的命令是开赴怒江东岸进行防卫，其实那时反攻的计划已经拟定了，不对下级军官传达是保密的需要。于是，姚上尉和杨连长都在全不知情的大战前夜进入了战略反攻的前沿阵地。他们觉得宁静来得有点怪异，因为日常训练并不紧张，想必也是要麻痹敌人的探子，所以这些连级干部为了稳住士兵们不外出扰民，竟然经常要各班排长们聚起弟兄们小打小闹地赌一赌。没看到这些回忆录时真难以想象，那个年代的年轻军官们为了军纪实在是下足功夫了。

杨老五与蔡兰辉（2）

连级军官大都是二十多一点的年轻人，虽然那时国军明文规定，连级以下军官不准恋爱，但好不容易上了正连职的坎，又偏逢战火中国少有的偏安之地，青春的欲望不由自主地会奔放起来。在大理喜洲驻扎时，姚上尉的连长就爱上了一位卖桔子的女孩子。姚上尉一干战友背地暗呼连长的女友为“桔子西施”，那个恋爱让很多人都跟着享福，因为三十五岁的老连长总有点遮遮掩掩，多是借买桔子的由头约会，桔子大包拎回来，甜蜜了众多无福恋爱的小官兵。想一想，军队中禁止下级军官恋爱残忍而合理。姚上尉回忆，连长与“桔子西施”结婚后，再打仗已全无从前生猛，姚连副曾直率地批评，问他当年在大别山抵抗敌人，独掷手榴弹坚守阵地的勇气跑到哪里去了。连长很正式地回他：假如我死了，有谁来养活我的女儿。那时怒江战役开打，连长的女儿恰好在大理降生。

江防期间，姚上尉所在的营驻在怒江东岸一个叫五里凹的小村庄，命运弄人，小村里一对如花似玉的杨家姐妹出现在血气方刚的青年军官眼前。村子那么小，加上那时交通不便，又没有电影电视，当兵整天出操收队，抬头不见低头见，每个人眼里看满了姐妹俩青春的芳容。姚老先生回忆，他自己正好住在杨家对面的屋子，因此可以知道姐妹俩大的叫老四，小的叫老五。想必山村里本就识字人少，加上女孩子又不被重视，父母也就随口按子女顺序叫了名字。

对于那样闭塞的大山，一直到六十年后的今天，外面人的来访都是举村轰动的大事件。我们曾三次去到怒江西岸的一个山村寻找梅姆瑞少校的战场墓地，每次都是全村老少前呼后拥上山下坎的待遇。外来的人带来新气息，也带来新的机会，何况六十多年前一群那么气宇轩昂的英武军人呢。老四那时已经二十岁，在当地早到了该嫁的年龄。姚上尉说老四虽身居山村，但仍是柳绿桃红般的着装，摇曳着略显丰满的少女身材，每每军人们在屋前操场跑步时，她从自己闺房的窗边飘来飘去，像仙女一样。姚老伯在书中坦承自己心里喜欢她，但毕竟当时只有二十一岁，而且军纪严明，所以虽是近水楼台，却始终横下决心，没有稍稍地触碰那位美丽而大胆女孩抛出的绣球。

因为同村驻扎，机关枪连的杨连长总是像老大哥般关心着姚上尉。他常常叮嘱这位小弟，不要因为战争而荒了学习，要多读书，即使在战壕里也要有读书的时间，杨连长那时还在自修英文。姚上尉听从老大哥的教诲，千方百计四处搜集可读之书，竟在一户偏远的山居阁楼找到一部尘封经年的《加批王凤洲袁了凡先生纲鉴合篡》古籍石印本。我没读过姚老伯讲的这部书，姚老伯自觉在那段岁月有幸寻到此书伴枕，让自己一生的学问受益。我真是从心里敬佩烽火岁月里的这些青年军官，为了救祖国于水火，他们义无反顾地上了战场，那样的面对强敌，他们从未对国家的明天失去信心，在连中国字都不通行的山里学英文，在连汉话都讲不利落的农家读古书。什么叫国之栋梁，看看他们。

在怒江战役开始的那一天，在部队出发驻地名叫长安街的小镇，杨连长约了姚上尉谈话，悄悄告诉他自己恋爱了，而且已在昨夜临战前与爱人对天盟誓，这场大仗一打完，他就回来娶亲。让姚上尉尤其震惊的是，这位不声不响的大哥暗定终生的恋人，不是所有军人心里的精神情人老四，而是凭谁都没当成大人的小妹，那位清秀可人，梳着两条浓黑长辫子，在人前永远不抬起来美丽黑眼睛的老五。姚连副着实大吃一惊，因为老五只有十五六岁，在旁人眼里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他真是无法想象，那位赤着脚放牛的女娃娃，竟然暗暗燃烧着能熔化杨大哥的炽烈爱情。

杨老五与蔡兰辉（3）

杨连长说，自己此前没有和别的女孩子谈过恋爱，也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女人。他已经把老五当成自己的终生伴侣。他嘱托亲弟弟一样的姚上尉：“明天我们就要上战场了，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你是我的好朋友，假如我有不测，就请你照顾老五。”姚上尉说：“我会。”同时也把自己河南老家的地址写给杨大哥，自己若有万一，也请他代为通知家里二哥。

仅仅一个半月之后，左脚被敌人子弹洞穿的姚上尉被担架抬下阵地送往前线医院，那时的龙陵战场经日大雨滂沱。在泥泞的山路上，他从机枪连的下撤伤员口中得到了杨连长阵亡的死讯。他不相信，反复追问。那位伤员说，连长阵亡是他亲见，是在上午十点，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在步兵营的战斗序列里，在进攻作战中，重机枪连的伤亡几率相对是最小的。因为他们主要担负着火力掩护与压制的任务，距离敌人防守阵地相对较远，没有面对面的厮杀。但是就在那一天，这次大反攻的龙陵战场，本是进攻的战斗由于敌人的顽强与突如其来的反击，使攻防角色瞬间转换。

杨连长阵亡当日的战斗，在黄杰将军的战场日记中有专门记载：“(六月)二十三日拂晓，敌一千余，战车三辆，由龙陵沿公路向东进，向我第八十七、八十八师新正面攻击。”黄杰总司令所说的此二师的防御正面在龙陵县城东侧，是当时滇西最为胶着的战场之一，另一处即是名满天下的松山。

龙陵县城四面环山，像个洗脚盆，盆底就是县城。说它四面环山，那山偏又不是圆圆的山梁，而是几十个几乎独立的山头。两年时间，日军在每一个山头都修筑了坚固的工事，一旦有中国军队进攻，攻进县城恰如进了层层居高临下的火力陷阱，第一次远征军占领龙陵的误发捷报，就是未能清除周围环山上的敌人而在入城两天后再被逐出来。姚上尉和杨连长所在部队防守的县城东部的空树坡阵地，当是中国军队反攻时先行占领的高地，断不可失。因为一旦失守，中国军队连攻击龙陵县城的出发阵地都完全丧失，并有可能动摇对松山的围攻，那样自5月起的南翼集团军作战一大半都白打了。

就因为这样，本来伤亡并不太高的重机枪连，眨眼间成了试图突破远征军阵地日军的最大障碍，因为对于阵地防御，只要重机枪仍在喷火，仅靠步兵几乎没有可能攻击奏捷。在重机枪刚刚参战的一战中，曾有二挺重机枪阻止一万五千步兵进攻的不朽战例。在其后的陆地战场，为了摧毁防御方的重机枪，专门发展出了轻炮兵，例如6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在所有口径的火炮中是威力最小的，很难把它也划进“战争之神”的行列，因为它的常规榴弹只有15米的杀伤半径。但是对于它的对手已经足够了，这种一个士兵就可以扛起来飞奔，而且在紧急时一手揽在怀里都能打的小炮在训练教程中就明确指出，你要歼灭的目标最主要就是重机枪。

重机枪是由进攻仓促转入防御的远征军最重要的火力资源，重机枪是敌人所有火炮第一要消灭的目标，重机枪是几乎无法隐蔽的武器，所以就在那一刻，身先士卒的杨连长成了整个火线上最危险的一个人。他可以躲在战壕里用嘴喊打，他也许不会死，但他的士兵们谁还不往下躲呢？所以，在那样的时候，他只有一个选择，站在所有自己的士兵和敌人都看得见的位置上，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昭告弟兄们：打!打死敌人!守住阵地!实际上他只有一个选择，他毫不犹豫地做了这个选择，就是死。

杨老五与蔡兰辉（4）

杨连长并未因心里的儿女之情而怯战，他知道只有打完、打胜此仗，他与老五的生活才有安宁。他为更多老五的幸福死掉了，而美丽的少女老五在他生命最后时间，给了他难以言喻的感情甘泉，老五是杨连长英勇灵魂的###。多少年轻的军人，在上阵前默念：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每当想到他们念诵这句激励自己以死救国的警句时，我的眼泪都不禁想要喷涌而出。一个男人，千万别轻易说爱。一旦说了，就要有为爱而死的勇气。无论爱的是你的祖国，还是女人。

就在怒江山村里的痴情少女老五苦苦等待战胜归来的杨连长迎娶自己时，一百公里外的腾冲城里另一位美女却在为腹中将要临产的胎儿而焦虑。她叫蔡兰辉，是腾冲县郊和顺乡里最娇嫩的一朵鲜花。多少年之后，当地还有老人在谈到她时啧啧赞叹：那个漂亮，没得比。但随即总会摇摇头，轻声叹道：可惜了。

腾冲和顺恐怕是当时全中国最有文化也最富裕的乡村，可能也是最美的。那里本就气候温和，风调雨顺，加上乡里祖辈就有读书与经商并重的传统，所以村里家族开的商号遍及缅甸、印度、上海、广州。村里在1923年就有正规的乡村图书馆，藏书之丰富远非国人心中乡村概念可以述及，连图书馆的牌匾都是胡适先生题写的。即便在今天走进和顺，几百户人家没有一家房屋与邻里雷同，画栋雕梁，庭院芬芳 ，加上户户皆有的私人藏书和伦敦巴黎泊来的生活用品，你真会怀疑自己的眼睛，这里难道不该是一座活的博物馆吗。刚解放时要土改，这个乡几百户人家居然无法划定成份，因为按照收入与田产来套，村里百分之九十七都是地主富农，最穷的也不缺衣食瓦屋。这样地方的花魁蔡兰辉，想必沉鱼落雁般的姿色，出水芙蓉般的可人疼。

不幸恰在美女蔡兰辉最妙丽的年龄发生，本来一直以为是抗战后方的宁静边城，一夜之间沦陷于敌手。一直到马来半岛被日军占领，再到近邻缅甸爆发全面战争，从今天我所了解到的资料看，腾冲城里所有的人都并没有为可能来临的外敌入侵做准备。内地人不了解缅甸地理也就罢了，可世代与缅甸做生意，对那块土地像自家后院一样烂熟的腾冲人也没有危机感就没来由了。那时国内《中央日报》报喜不报忧，先讲同古如何歼敌一个师团，再说仁安羌又是毙敌五千的大捷，再后说到激战于腊戍，天天打，天天是胜仗，可越打离家乡越近，腾冲官绅商民都毫无觉察吗？其实只要有地方军政长官稍为冷静，及早组织全城撤退坚壁清野无疑是最该做的事情，可直到败兵像浊水横流般溃逃时，平民再想走已是全然没机会了。

美女蔡兰辉的身世只隔这么几十年也有了多个版本，最早我是在一本纪实文学的书上知道此事，其后在当地的寻访中总是听得扑朔迷离，连这位美女到底是不是腾冲人都莫衷一是。但有一条是确凿无疑的，这位当地西施是占领腾冲的日军行政长官田岛寿祀的女人；或者按田岛的说法，是他的中国妻子，他是按本地习俗明媒正娶的；其实按今天的标准称呼，蔡兰辉是田岛的中国二奶，因为他是有妻室的人。拉这桩跨国皮条的淫媒也很有名，就是腾冲光复后老县长张问德力排众议坚决杀掉的伪县长钟镜秋。

杨老五与蔡兰辉（5）

有些今天的文章说田岛寿祀是为了与腾冲人打交道方便，所以试图装出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并为此而在做占领者期间抽大烟、纳小妾。我觉得这么说真是抬举了田岛这个外国无赖。其骨子里无非是个得志猖狂的贱坯，强纳民女不过是出于本性好色，抽大烟当年在边地腾冲也是为正派人不齿之举，这个小小的尉级军官终于找到了做土皇帝的感觉自我膨胀而己。哪有什么深邃的打成一片能力，至于鼓捣着所谓婚礼，也不过是就着坡下驴，找在日本不敢找的公然纳妾的感觉。

曾见过一本书讲蔡兰辉贪图富贵生活，所以卖身投靠，主动去做侵略军头目的小老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从情感上都无法接受“我们的”女人去和鬼子睡觉，而且居然还是主动的!但是让我们回过头想一想吧，在临战前，可曾有官员安排全县妇孺有序撤离事宜吗？在战争突至，可曾有一官一兵利用天险节节抵抗，掩护妇孺撤离吗？在敌人兵临城下，省主席的公子行署专员几十匹驮马逃跑，可曾让出一匹与平民吗？县长弃城而走，可曾给子民们一声预警吗？蔡兰辉坚决不嫁，真也是退无可退，躲无可躲，逃无可逃，怒江早成军事与自然双重天堑，她到了江边都渡不过去。结果不是死便是惨遭倭寇暴力凌辱，这样的对蔡兰辉女士的人间炼狱式的惨绝人寰的结局真的就能让我们心里好过一点吗？

蔡兰辉即便是主动嫁给田岛，也并不应激起今天的我们特别的鄙视，她无非想过上稍微可靠的无忧日子。日本太强大了，292号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拿下了城池高坚的腾冲。在她仅有的战争灾难的视野里，没看到一个勇敢的男人。倒是我们男人应该汗颜，在那样的关键之时，为什么就没有一个血性男儿拼死做了田岛那厮，给年轻貌美而恐惧于老贼垂涎的蔡兰辉小姐解围呢？在那个当口，她不从又能怎么样呢？她凭什么要给胆小如鼠的软蛋男人们守节呢!

我们曾在龙陵县采访过一位据说当过几个月游击队的老人，他们连一颗手榴弹都没向日本人哪怕偷着扔过就被日军的战斗力吓散伙了。为了生计，他去给日本人做杂役，因为听不懂日本话被鬼子握紧拳头横着抡他的脸，他说：嗡的一声，眼睛里金苍蝇乱飞。他生猛地说，那一下我狠了心!我们全以为他要以牙还牙了，却听到下半句：不信学不会日本话。随后他纯熟地讲了几句生活用语。他说到自己亲手做过最痛苦的事，是按照日本人的喝令为日本人压住被奸污女人的腿，那年他二十二岁。我看着那张涕泪滴零的老脸，那一刻连心脏都在抽搐。我没有任何资格责骂他的不齿。起码他还有勇气讲出这么不堪的吓破胆，起码他还明白，那日本人奸污的是女人，可耻辱永远属于他们这些也曾年轻的男人。

就在远征军全面光复腾冲城的前一天，蔡兰辉在日军最后的堡垒英国领事馆生下了她与田岛寿祀的儿子，就像最凶险的咒语，这个婴儿与母亲血肉相连的脐带是在密集的枪炮声中用刺刀割断的。第二天，蔡兰辉就被当作日军家属俘虏了。在押往保山途中，刚刚降生的婴儿被前途未卜的母亲托孤给了别人家抚养，从此天各一方。

据说不久后蔡兰辉就被开释了，显然她在日据时期没有做过对不起国人之事，她的亲属肯定也没有借机投靠了当汉奸。再其后她嫁给了远征军的一名下级军官并随夫远行。几年之后，军官丈夫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在解放战争中起义，编入人民解放军，坎坷的美女终于永获安宁生活。一个孤立无靠的女人，就像狂风中的一片树叶，除了随风飘零，她还能何为呢？先嫁故国有妻的日本行政班长为妾，在腾冲光复的炮火中产子，再嫁国民党军官为妻，军官居然起义了，她亦成了革命军人家属，命运弄人。

杨老五与蔡兰辉（6）

我从未见过蔡兰辉与田岛的儿子，更不忍去寻找蔡兰辉女士的两个孙女，她们在今天，仍被一些人们在背后指戳着，被暗地里视为杂种、小日本。我为所有当年英勇复国不顾家园的腾冲后人悲哀，那位可怜的男孩，和他长大后进而再生的女儿，何以能堪承如此的国恨家仇呢？容得下钟镜秋卖身的腾冲人怎么容不下被逼委身的女人呢？我们所有人都不能因着自己的清白往同胞创口上撒盐，哪怕她曾经有过本就背负终生的耻辱。

多少年来我们的人民对纯粹的日本遗孤都无怨无悔地抚养成人，再有多少中国养父母含泪亲手把他们送上返国寻亲的归路。何况这位在战火中降生的男孩还有一半大中华的骨血呢。今天的我们本应以温暖宽厚的臂膀紧紧地抱住他们，强大的祖国再不会让自己的孩子重遭蔡兰辉的不幸了。

在当年滇西战场的土地上走久了，听多了，才渐渐明白对于今天的我们高喊爱国是多简单的一件事，连胳膊都不用抬，比抓痒都简单。因为我们不需要用身家性命来与毫不留情的屠夫比狠。没有无线电通信息，没有地下党做工作，没有武工队趁着夜色走街串巷告诉同胞：我们就要反攻了。在平民眼里，他们除了驯服就是死，你让拖家带口的庄稼人永远炽烈着爱国情操，永远沸腾着不屈的热血是不现实的。拿枪的全跑了，让手无寸铁的耕读之辈用什么来保家卫国呢？他们能在心里念着故国，能在梦中想到光复就很好了。大军反攻的时候，他们出粮，出力，义无反顾，男人们送粮送弹药，学生们组织救护和演出慰问，妇女们绣了大量丝巾和门帘送给远征军将士，包括绣上英文送给盟军，这一刻，国在他们心里具体起来了，他们想爱也有的可爱了。

回到怒江东岸的五里凹，少女老五终于没有等来她的那顶花轿，而且也没有得到杨连长的死讯。在十几万远征大军中，平均每天都有不少于一百五十人阵亡，都有那么多的家庭瞬间破碎。更关键的是，老五与杨连长的恋情在这十万大军中只有一个人知道，而唯一知晓这桩秘密的姚上尉也负了伤被抬着送往后方医院。年轻的姚上尉想了很久很久，他最终没有勇气走去五里凹，当着少女的面把这个雷劈下去。其实二十一岁的青年，除了在战场上，他自己也还是个孩子。他希望让时间自然消磨掉那位少女的思念，毕竟只有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她真懂得什么叫爱吗？老五还只有那么小，她有的是时间忘却过去，重新开始。

自那时起过了四十五年，渐已步入老年的马来西亚教育家姚拓先生时时会推想那位成年老五的生活，那么多年，她也该是子孙满堂的颐养天年了。1990年，姚老伯第一次从吉隆坡给遥远的怒江山村写了信，询问老五的生活状况，并第一次告诉她，杨连长至死都爱着她。我真无法想象，那封寄自异国的信在那个小山村会引起怎样的反响，那封信会有同村人想到是寄给这位从未走出过村子的老婆婆的吗？姚老伯在忐忑中等待了三个月，收到了来自五里凹的回信。这封来信让饱经沧桑的老军人五内俱恸。

信上说，自从杨连长出征后，她一直住在五里凹老家，日夜等待着回来迎聚她的杨连长。她知道打仗有可能负伤，所以在她心里杨连长即使没有了手臂和双腿，她也会服侍他，和他白头到老。一直到所有的仗都打完了，有人对她说，她的杨连长已经阵亡了。她不相信这个消息，她死心塌地地坚信，早晚有一天，杨连长会回到她身边。就这样，一位美丽的少女一直等成了中年人。她四十二岁那年，父母双亡，一个人孤苦零丁，再也等不下去了，她终于承认了未婚夫阵亡的现实，和邻村一位年长的人结了婚。她已经不能生育，就把姐姐的一个孙子过继来做孙儿养。信就是她姐姐的孙子写的。现在老伴也早已去世，她和姐姐的孙子相依为命，仍然住在她当年结识杨连长时住的那间老屋。信的末尾说，虽然她四十五年之后才收到这封等于杨连长亲口托付的信件，她仍然很感激姚老先生的关怀，并请他不必挂念。

在整个滇西战场的寻访中，我只听到了这一个有关远征军人的爱情故事。十五岁，今天我们以为少不更世的花苞一样的年华，才刚刚情窦初开，老五就决定了自己的爱情，并且守了那么多年。她不认识字，她讲不出道理来，但她明白杨连长上战场不要命地打，恰恰是因为他爱着她。她那么多年不嫁，不是在守传统意义上的贞节，她是在心里和长眠地下的杨连长做白头夫妻。这是我们中国的女人，我们中国的卫国战争中的女人，我们中国的卫国战争中军人的女人。有这样的女人，是中国的福气。

石牌（1）

西线的战事发端于东线日军受阻，而阻挡住日军沿长江西进的，恰是叶佩高将军曾经的部下胡琏。

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专门做了一期“山河抗战”的专号，讲述在中华民族此次抵御外敌的战争中，在最典型的地理环境中的故事。他们节选了我所写的三峡石牌的文章。这个杂志可能影响是比较大，刊出不久，编辑部的一位年轻编辑打电话来告诉我：胡琏将军的长公子从台湾来信了，并且寄了一本有关他父亲的书，请杂志编辑部代为转交给我。我很高兴地期待着那本转寄的书，想着可以从胡琏将军后人手里再得到将军当年抗战的史料，实为幸事。

盼望中的台湾赠书终于到了，我兴冲冲地打开，封套里只一本书，没有信件。我捧着那本辗转而来的礼物，却不禁心里一阵绞痛，我们自己人内战结下的梁子，真的比侵略者给我们的伤害还深吗？胡长公子赠我的那本书基本没提将军抗战中的伟绩，只标出书名就足见内容——《胡琏将军的金门岁月》。我翻看着讲述荡寇大英雄驻守金门那个弹丸小岛时的故事，他广植树木，他兴办学校，他率兵拼死作战，扛住了大陆方面雨点般的炮击和渡海登陆。将军确是神勇，但此等内战中的业绩，能够让将军彪炳千秋吗？

在我的心里，永远不会忘记，也期望所有中国人铭记的，仍是将军1943年的石牌之战。那场战后整整一个甲子的时候，我去过石牌。那次是为了台湾《经典》杂志总编辑王志宏兄的嘱托，为他写一本关于三峡的书，在那次旅行中，我们与胡琏将军遭遇于江边。

石牌是长江南岸的一个小村庄。

由于三峡大坝施工截流，从葛洲坝到三峡大坝的几十公里江面上已经没有了大船的踪影。我们乘坐的是傍江的农民们往来于各村与江两岸的小船。那种小船大概可以坐20来人，有带窗户的棚子遮蔽江面上阴冷的冬雾，船尾装着单缸的柴油机，嘣、嘣、嘣、嘣的机器声在二山夹峙的江面上响得有点夸张。

小船从宜昌西行，驶入西陵峡。由于是阴天，由于有江雾，从水面上拔地而起的百丈石壁在朦胧中显得特别地苍凉，很有铜墙铁壁的气概。峡口有一座凸起于水面的小山，当地人说那是三国猛将张飞的擂鼓台，山上修有在哪里都看得见的那种点缀风景的亭子，黄黄的瓦顶，挺别致的，但怎么也跟那位豹眼将军连不到一起。

我们是在昨晚才知道的石牌。这个村子让我感觉到了猛烈的撞击，许多年来，我一直留意着几十年前的那场中日战争。由于政治因素，那场战争中的大量史实都被曾如兄弟般比肩浴血的国共双方商量好了似的有意淡化甚至涂抹掉了，所以发生在石牌的厮杀竟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故事出现在我眼前，仅仅几十年，中日双方投入几十万兵力，出动陆海空三军的那么惨烈的战争竟被隐藏得如此不留痕迹，就像被淹没在江水下的巨石。

我们的船东是一对年轻而和气的夫妻，丈夫开船，妻子则包揽了船上年轻而和气的夫妻，丈夫开船，妻子则包揽了船上而和气的夫妻，丈夫开船，妻子则包揽了船上的其他琐事，她见我们是外地人，便热心地约我们在她家吃午饭。

石牌很美，从石牌望出去，仿佛此处就是江山如画这个词汇的诞生地。石牌距西陵峡的东口有二十多公里，长江恰到石牌向右转了一个很硬的弯，石牌就挡在那个弯角的尖上，所有的船都要在它的脚下转弯，也正因为这个弯和两岸兀立的石壁，它成为了据守长江的天险。

石牌（2）

船东家的小楼临江而建，屋前一块对着长江的小坝子，再前面是一排半米高的水泥墩和花砖垒起的胸墙，上面栽着几盆红黄相间的花，灿烂地绽开着。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悠闲而贴近地俯视长江。船东搬来几把竹椅，几个人并排坐在胸墙前，懒洋洋地把脚翘在水泥墩上，让目光透过那些金黄色的花去眺望长江。

没有船的长江既静且美，冬天水量本就不大，又没有泥砂，江水相当清澈，幽幽的，碧绿碧绿的。三峡两岸是柑桔的重要产区，江岸上一片一片柑桔树仍然挂着果，那是准备春节采摘的。橙黄的果实为黛绿的远山勾出淡淡的金色的边。时近中午，白墙土瓦的邻居家中升起炊烟，飘散着新米饭和蒸腊肉的清香。寒假中的孩子们挤过来，好奇地打量着我们这些陌生人，奔跑后的脸红扑扑的闪着光。

真是这里吗？整整六十年前，一场无情绞杀了几万人生命的恶战，沿长江两岸铺排开1000多华里的战场，目的真的就是争夺这个如此娇小而温暖的小村，这个人人都会从心里对陌生人微笑的小山村吗？

船东家的老太太摘来脐橙，亲手剥给我们吃，很甜。我问她：跟日本人就是在这里打仗吗？

老人说起战争都一脸慈祥：就是这，那时江里都是水雷，是防备日本军舰的，还有拦江的铁索，我们家爷爷就帮军队去布水雷。她指指我们脚下，你们搁脚的那些水泥块，就是吊水雷用的。

我吃惊地抬起脚。战争从未离去，不经意间你甚至会与它肌肤相亲。传说就是石牌和更上游的百姓，除了驾着小木船帮国军布雷，更砍了无数的树枝和茅草投向江中，想要缠绕住日本炮船的推进器，让它们停住，打它们。一时间偌大长江竟为百姓们投下的枯木朽株所拥塞。

六十年前的中国，从湖北到四川还没有一条可以走车的路，少有的羊肠小道也是险峻万分，高山大岭终于阻止了日本陆军西进的势头，而攻不到重庆则就断断不能停止中国绝死的抵抗。进攻重庆必须打通长江，而打通长江必须占领石牌。就这样，石牌这个当时不足百户的小村，竟成了广阔的中国战区最关键的要塞。

没有人能够想象，这个几乎所有国人都闻所未闻的小村子。在那一刻，成了阻挡我们免受丧国之辱的大门。人们常把严肃的事情说成是历史的抉择，而历史有时候竟离奇得像故事一样。

小村石牌在当年一战成名，在这场被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前，日本陆军所向之处，虽然也大多遇到过顽强的抵抗，但在日本军队一浪一浪的强攻之下，都是以中国军队的最后退却为结局。然而就在石牌，中日陆军并无天险阻隔，面对面厮杀，贴身肉搏，喋血拼刺，中国军队在数量超出自己的日本王牌陆军面前像钉死在石头上一样，一步也没有后退。

恰在三峡，中国军队神话般止住了败绩，是三峡成就了这支忠勇之师。

一切若有神助。整整六十年前的5月27日正午，石牌要塞最惨烈的战斗开始的前一日。石牌守军的统帅，那位年轻的胡琏将军却在准备着一件与现代战争似乎全不相干的大仪式，他要拜天。那一天，这位将军起得很早，军人的直觉告诉他，血战将在明晨。晨曦中他一连写了五封信，五封诀别的信，我看到了他写给父亲和妻子的两封。

“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较多，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惟儿于役国事已十几年，菽水之欢，久亏此职，今兹殊戚戚也。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敬叩金安。”

石牌（3）

我第一次捧读胡琏将军给父亲的诀别书，真是受到了撕心裂胆的震撼。决战将临，胡琏心里并没有底，他清楚地知道，此一役打下来，无非成功成仁两个结局，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这石牌已是守国的最后一道门坎，中国人退无可退了，他显然没打算逃跑，当然也不会投降，心存胆怯的将军绝然写不出如此滴血的家书来。在明知战死可能更大的时候，他这样安慰着等待丧子凶耗的父亲，有儿子能为国而死，父亲你应该感到至大的欣慰，静如止水的一句话，却是何等的血气。胡琏当是孝子，诀别之时，他殷殷地叮嘱父亲要注意自己的温饱，只要父亲好了，就是在超度自己未能尽孝而且远逝的灵魂。

我在想，自1840年始迄百年的丧权辱国，以至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正是有了这样的忠臣孝子，才最终能与亡国灭种之灾擦肩而过。临危受命的将军，从一开始就已打定主意要埋在石牌这块黄土上，用一己之躯尽忠全孝。

他在诀别书中如此留话给妻儿：“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守备，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仅亲老家贫，妻少子幼，乡关万里，孤寡无依，稍感戚戚，然亦无可奈何，只好付之命运。??”

大将临战，淡定如此，除了战事，再多的情丝他也全然斩去了。

“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尽忠为宜。??”

在给老父的信中，他还多少为翘首临窗的慈父留了些许成功返乡的希望，而对结发爱妻，则已直截了当地交待后事，他心里清楚，此一仗，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后事只有一件，将军告诉尚还年轻的妻子，所有年轻的妻子，所有的妻子，所有的儿子长大成人，都要去当兵报国，和日本人打子孙冤家。

“战争胜利后，留赣抑回陕自择之。家中能节俭，当可温饱，穷而乐古有明训，你当能体念及之。十余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兹留金表一只，自来水笔一支，日记本一册，聊作纪念。接读此信，亦悲亦勿痛，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匆匆谨祝珍重。”

读过这二封信，我久久不能做声。这两封短短的绝命家书，可以让多少人真正理解什么叫义薄云天。

料理完自己的后事，将军依古例沐浴更衣，他换上崭新的军服，在太阳最高的时候，着人设案焚香，亲率师部人员登上凤凰山巅，这位绝死的年轻将军虔诚地跪拜在列祖列宗的苍天之下。

胡琏琅琅誓曰：“陆军第十一师师长胡琏，谨以至诚昭告山川神灵，我今率堂堂之师，保卫我祖宗艰苦经营遗留吾人之土地，名正言顺，鬼伏神饮，决心至坚，誓死不渝。汉贼不两立，古有明训，华夷须严辨，春秋存义，生为军人，死为军魂。后人视今，亦犹今人之视昔，吾何惴焉！今贼来犯，决予痛歼，力尽，以身殉之。然吾坚信苍苍者天，必佑忠诚，吾人于血战之际，胜利即在握。此誓，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午。”

想一想60年前的那个场面，每一个男人都会热血奔腾，那个年代的中国，有多少家庭的父老妻儿孤苦无依地盼望着，盼望着真有一堵墙，能挡住那似乎在自己的土地上像洪水一样肆虐的血色的日本军旗，胡琏们用血肉之躯挽起了这道城墙，这道墙遮挡着尚未被战火摧残的半壁江山。

石牌（4）

血战果然在第二天清晨展开，竟日厮杀的凶险与残酷，远非亲历者之外的人可以讲述的。只知道敌我双方都以不惜生命为代价摧夺着石牌前沿的阵地时，战区总司令陈诚上将曾给胡琏打过电话，询问“守住要塞有无把握？”也许战况紧张到不容细说，胡琏据说回了一句：“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参战的老兵回忆说，在石牌阵地，曾有三个小时听不到枪响，那时候当然不是在睡午觉，那仗打到不能打枪了。日本人一群一群地冲上来，中国人迎头扑上去，搅在一起，用刺刀拼。

我曾经听和日本人拼过刺刀的老军人讲，日本军队拼刺很厉害。用武士意志和三八步枪武装起来的军队，上刺刀和退子弹是一个战斗命令，日本陆军在战斗相持阶段决胜的法宝，就是用冷兵器决输赢。面对那样的一群军人，除非你决心必死，否则断无取胜的机会。

而今天的这群中国军人恰是决心必死的。他们拜过天了，他们发了誓，除非死，绝不让日本人打过去。对天发誓就是对祖宗发誓，中国人是不欺骗祖先的。

我相信，那三个小时的拼刺，是日本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遇的最大规模的白刃战。我不知道在几万把刺刀的铁血相搏中，双方谁死人更多，但战争的结果是，日本人输了。

中国军队顽强地守住了国门石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胡琏，成为了在石牌最有名的将军。他的英名从此流传在三峡沿岸，就像关羽和张飞。

船东家的后山上，就有一座当年抗敌将士的墓园，宜昌的朋友告诉我们，那座墓很大。但已经许多年没有去过了。

船东十二岁的女儿很可爱，家里门上贴着几张她历年在学校得到的奖状，她自告奋勇为我们带路。还有两个男娃娃正好到家里来玩，一呼百应，我们的祭访之行变成了一小群人。

小路几乎只有大人的一只脚宽，还几处紧邻悬崖，那些孩子们每天要在这么窄的山路上往来奔走，想想真是不易。走起来反是人家娃娃们像有翅膀一样奔跑着，把几个都吹自己能爬山的大人扔得远远的，又一眨眼冲到你身边，“累了吧，帮你背包吧”。小姑娘灿烂而真诚的笑脸，把人感动得一塌糊涂。城里哪有如此懂得体贴的孩子。

这山本来就很美，再加上长江的映衬。几个人走走停停，用各种词汇对这美景赞叹不已。那同行的八岁男孩突然冒了一句：“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脆生生的童声，毫无雕饰的语调，高深的文人们久已弃之不用的语句，此时却显得分外贴切，让人顿生豁然开朗的感觉，直是奇妙。

快到山顶，小姑娘指指一栋教室模样的房子，“就在那，快到了。”我问她：“墓地在学校院子里吗？”“不是，学校就建在墓地上”。我惊愕地听着她的话，小姑娘又告诉我“刚建学校的时候，伙房里烧的都是挖出来的棺木”。

我望着那可爱的小姑娘，她纯真地笑着，带着期待看着我。她刚刚把那么新奇刺激的事情告诉了我这个外地人。我怎么不如她预期的那样会笑呢？

我怎么会笑呢，孩子。难道老师们从来没告诉过你们，那被剖开的墓地里埋的是什么人吗？

一万五千多士兵就阵亡在这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土地上，其中还有刚刚十六七岁的少年。那时候，中国农民家的孩子营养普遍不好，十六七岁的小兵，大多还没有上了刺刀的步枪高。他们就端着比自己还长的枪上阵拼命。如果他们活着，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也会在自家的桔园里啜着小口的香茶，悠闲地看着儿孙，温暖地颐养天年。可他们为了别的中国人能有这一切，死掉了。

石牌（5）

天认得我们，就在此刻，下起了极细极细的雨，那雨珠细小得像眼泪，只有飘到脸上你才觉得到，暖暖的，在脸上缓缓地流。

我熟悉这种雨。1999年和2002年，我曾两次拜祭滇西腾冲的国殇墓园，那是抗战后期国军强渡怒江，克复腾冲的烈士墓，整个墓地就是一座百余米高的馒头山，全部的山坡上都是层层叠叠的墓碑，成行成排，从最下面的马伕到山顶一圈的校官，像军队列阵。军人的墓地，整齐而森严。山脚下，几块独立的墓碑，是战死的将军和十几位来华助战的美军官兵。

那两次分别是五月初和十月初，都是滇西气候最好的日子，都是风和日丽的中午。那墓园里本已有不少的人，但当我们抱着刚刚采摘的鲜花和白酒踏上坟山石阶的时候，天就变了。两次一模一样，都在那一刻下起了绵绵的小雨，天会哭。

此刻，在几千里外的湖北，悲凉的苍天再一次伴着我，笼罩住这长江西陵峡边的莽莽群山。

从今天的小学校能看得出来，这片墓地曾经很有规模。这里是紧邻江边的一座山顶，山很大，山顶也宽。许多高耸插天的巨树环绕着学校，那些叫不上名来的树与周边的树都不相同，依稀可以看出它们排列得很有规律，像军人一样，显然是60年前构筑坟墓的士兵们栽种的。

过去墓地阔大的石台，变成了整个校园的地基，石台阶梯正前方几十米外的杂草中，有一座干涸的水池，丈余见方，用巨石和水泥垒砌而成，池壁上，刻着“浴血池”三个字。这是战死的将士们在告别人世，将被埋葬之前，最后一次沐浴更衣的地方。那时的三峡尚没有电，水抽不到这么高的地方来。为了让逝者干干净净地走，生者们把江水一挑一挑运到山顶上，在这池子里为他们拭去遍身的血迹和泥土，为他们换上虽然破旧，但已洗净的军衣。

临近春节，正放寒假，学校里很清冷。山中本就没有外人往来，除了桌椅别无它物，所以这学校连墙都没有。校舍两层的楼房白墙黑瓦，颇有古风。墙上挂着古今科学家们的画像，校园里倒也纤尘不染。

操场前有一根旗杆，怎么看都觉得那底座与校舍风格相去很远，基座特别高大，还刻出一圈圈有棱有角的饰边，一座乡村小学当不会在旗杆上下这么大功夫。猛然想到，这基座本是墓地纪念碑的，周边的装饰，正是上世纪40年代的民国风格。只是那本应硕大庄严的碑身不知去向了。

教学楼后面是用做教职工宿舍的平房，角落里有一个大厨房，旁边堆放薪柴，我特意走过去看那堆柴，都是树枝，并没有看到疑似棺木的痕迹。想来也不可能再有，1992年建学校，十来年时间，挖出来的棺木早烧光了。何况当地老人告诉我们，除了不多的军官，士兵们下葬的时候，只着单薄的军衣，连棺木都没有。

这山里怕并不缺地，也不知是哪位德政的官员将学校建在这片本应永世得到尊重的墓地上。其实坟头推平了，教室就修在上面也未尝不好，让那些远离故乡的死者可以倾听到孩子们的读书声。可你为什么要挖坟，为什么要烧棺木，为什么要毁弃那记载了上万人忠勇拼搏，为守卫脚下这块土地而捐躯的石碑呢？

我们看到了那块蒙羞的石碑，它仰面朝天地躺在石阶脚下，就像中弹的士兵。它无奈地仰望长天，裸露着胸膛上的碑文。每天都有无数的孩子在它身上跳跃嬉闹，几乎磨平了那用血肉刻写下的碑文。碑上积满了尘埃，片片斑驳。我们取出随身携带的饮水，小心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洗净了它。

石牌（6）

溯自七七事变，抗战均与本师，驰驱南北，喋血疆场。首创敌于房山，告捷于娘子关，??年春，台儿庄会战，以训练未满三月之兵，当敌精锐强悍之师，我官兵尤能坚守半城于一壁一室间。火光熊熊之中，搏斗苦撑，开巷战未有之先例，遂造成辉煌之战绩。同年秋，敌犯武汉，师再布阵于大别山，孤军苦斗，力却强敌。浴血搏斗达十八昼夜，士气之壮，牺牲之烈，可动天地而泣鬼神。??摧坚破锐??势如破竹??歼敌于湘水，挺进扬威??凡此诸役，我忠勇将士为国牺牲者达万余人。??年夏，师于豫南受命援鄂??急趋，冒暑长征??旋奉命接防石牌，扼守要塞，肩荷重寄。??为策应常德会战，??攻击中堡山，官兵神勇，力搏敌垒，前赴后继，争相先登，受伤不退，裹创杀敌??尤属英烈。??湘省战起，攻事再兴??九十两日，先后猛攻，克敌坚垒四座，??士气鼓舞，??官兵殉国者又近百数余。??杀敌之勇，牺牲之烈，历历在目。??每当??呜然，??缅怀忠良??于石牌西侧，四方山之阳，??筑公墓于其上，??，从此忠骸有寄，九原欢腾??

读着记录这一万多士兵一步一个血脚印而终至献身的碑文，除了心如刀绞，谁都不再出声。未死者将牺牲战友的忠骨埋在了他们用血守卫住了的土地上，他们深信：从此忠骸有寄了，可结果呢？

天色渐晚，我们不得不离去。为了行船安全，我们坐的小船不准夜航，再晚就回不去了。

我恭恭敬敬地肃立在早已不是墓的墓前，向英灵们脱帽致敬。寂静的山里已有耐不住的孩子们早放起过年的鞭炮，远远的，一阵紧似一阵就好像从几十年前一直留到今天的枪声。每年的春节和清明，还会有人来此地给他们放鞭炮吗？我很后悔没有带几瓶白酒上来，不能在春节之前，在他们捐躯六十年的时候陪他们多坐一会儿，陪他们一起守岁。“真对不起”，我在心里默念着。他们会听见我的这句话吧。脸颊有热热的水流下来，我没有擦，任由它流。那不是雨。

小船离开石牌，向峡口驶回去，天渐渐地暗下来，两岸的峭壁伸到云里，看不到顶。一只焦黑如墨的苍鹰在阴雾中盘旋于我们头顶，久久地不肯离去。鹰的翅膀就那么张着，动也不动，好像定在天上，但我们的船走出很远，那鹰仍然在我们头顶上，它在送我们。那一刻我知道了，无论墓地在不在，那上万忠勇的灵魂都永远不会离开。

我们都抬起头，注视着那只鹰，苍鹰优雅地滑翔在冰冷的天际，沉默而高贵。

历史真是眷顾三峡，两千年前就给这块土地送来了那么多的大英雄，使这道从高山中喷涌而出的峡江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民族忠勇之源的殊荣。三国之后，三峡上下的战火停息了很多很多年，也恰在没有烽烟的岁月里，这道殊为峻险的三峡成了诗人和散文家们的天下。二十世纪的石牌之战再为忠勇之河续写了铿锵之史。祖宗留下来的是一条铁血长河，这条河是不可能被外人辱没的。

其实早在石牌之战的前一年，我们民族的一位忠勇之将就曾无言地走过了这条河。他之所以无言，是因为溯江而上的乃是他已经战死的遗躯。

张自忠上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盟军中阵亡的最高将领，我想也是现代战争中阵亡于双方对攻的白刃战中唯一的将官。我曾反复研读记录张将军殉国之役的中日双方的战史，将军亲率区区两千之兵夜渡襄河，直扑敌军主力，死战不退，最终全部阵亡。我隐隐感觉到，将军浴血之战，其实是以最激烈的战斗扑向迎面而来的死神。此一役中，他除了要杀死更多的敌人外，他要自己战死。

张自忠也曾蒙受过天大的冤屈，就像岳飞和袁崇焕。1937年卢沟桥事变，张自忠奉命和谈，未与日军血战。那时的张自忠顷刻之间成为了国人皆曰该杀的逆贼。这也是我们中国人，骂人总比上阵的多。历史给将军留了一条活路，他终于没有在一片咒骂中死于自己人的刀下。机会终于来了，1940年春夏之际，中日战争最惨烈的搏杀开始于三峡东口外的鄂北战场。将军心里自己清楚，他要死在这里。

战史这样记载：将军的最后一刻已经被数弹洞穿。但他仍然站着，在距日军几十米的地方挥舞着早已空膛的手枪，围护着他的卫兵此前已全部阵亡。第三中队长堂野射出一弹，命中头部，他脸上现出了痛苦的表情；接着一等兵藤冈之用刺刀插进了他的左肋。连鬼子都承认，倒下的是一座山。

当晚，当日本军的将领们在确认那阵亡的将军竟是张自忠后，他们只发出了一阵极其短暂的欢呼。接着他们至为郑重地给张将军敬了礼。

日军用一口上好的棺木埋葬了将军。就在接到总司令部把张自忠的遗体运回武汉的当天夜里，一个师的中国军队强攻此地，付出二百官兵的代价，抢回了将军的忠勇之躯。据日军记载，张自忠阵亡之后，中国军的战斗意志突然变得异常顽强。这其实就是张将军决心以身殉国的深意。

宜昌的历史学家刘思华告诉我，张自忠将军的灵柩启程运往重庆的当?，十万宜昌人在灵柩经过的路边、码头边、长江边送他。日军飞机多次飞临上空，没有一个人慌乱与躲藏，日本军机也第一次没有在飞临宜昌的时候扔炸弹。这也是日本人，他们敬重勇敢者。

我问刘思华：那时宜昌一共有多少人？他告诉我：十万。

民生公司派出的轮船载着将军缓缓驶离了码头，渐行渐远，开进了流着英雄血的三峡。将军的灵魂会在这条深深的峡谷里与巴蔓子、与屈原、与关羽相会。

船过秭归，峡边的高山上再一次站满了人群，这是屈原故里的人们。他们都没有哭，他们都不说话，他们都不打出任何的标语与横幅，他们在一起唱着一首歌，一首古老的唱了两千年的歌，那是屈原的《招魂》：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些？……

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能在自己的国土上有这样一条忠勇的大河，足够了。

功果桥（1）

1990年的时候，我的朋友刘小宁到云南拍电视剧，片名叫《功果桥》。那时我正好到云南出差，住在省电视台招待所，正在院子里瞎转悠，被四楼上的他看见了。他快乐地给我讲这座有着稀奇名字的旧桥故事，我听得稀里糊涂的，只知道在中日战争的时候，那桥很重要，日本间谍要去炸它，终未得逞，最后死掉了。刘小宁就演那个日本间谍。这是我第一次看他扮坏人，以前他都是警察或者解放军特种部队角色的不二人选。

那次还跟他去了昆明郊区看他们拍戏，一片小土岗子，刘小宁这个鬼子鬼祟地躲来躲去，突然几处小药包凭空炸响，飞起几顶草帽来，刘间谍挥着手枪，左右开弓，冲出硝烟，跑远了。我问小宁这是什么戏码？他告诉我：这是在桥边，日本间谍试图逃跑的一段。我再也没有兴趣了解那座桥的历史故事，想着这么平淡，居然值得拍一个戏。

十三年之后，我站在了功果桥边，桥下是澜沧江亘古的激流。巨大的钢缆绞接在两岸大山脚下，在峡谷灿烂的蓝天中闪出铁黑色的光芒。几十道钢索中，有许多处都另外用密匝的细钢丝缠绕着，还打了钢夹板。我问叔亚，这钢缆上怎么这么多伤痕？叔亚说：全是日机轰炸的弹片所致。旁边石基上还有一个炸弹直接命中的弹坑，所幸离缆锚有几米之遥，未撼动大桥的根基。黑黑的硝烟痕迹，至今清晰。桥的两端都是大山，沿着江边挖出仅容大约两辆汽车对行的公路，桥头的山体上还开凿出永备工事，用于对军事要地的防卫。

在战争年代，这座桥边驻满了军人和工程人员，因为这座桥不能断，整个怒江前线的全部给养都要通过这座桥运输。我忽然想起刘小宁他们那个戏，我怀疑那戏的编剧和导演从未亲眼见过功果桥，因为桥旁边就没有一块昆明郊区那样的平地供日本特务潜逃，另外，那鬼子一旦被发现，根本也没地方跑，当年那地方中国兵太多了。我也没有在心里追打那位编剧，毕竟在十多年前公路条件太差，一路走半个多世纪前的滇缅公路来到此地，也是一件大工程，而且多亏了他，让我那么早就知道了功果桥。

我们在离桥不远的一位老妈妈家里借宿，她讲给我们，当年那路上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年轻的她想到路对面去，有一次竟站了整整半天都穿不年轻的她想到路对面去，有一次竟站了整整半天都穿不的她想到路对面去，有一次竟站了整整半天都穿不过去。听着她的话，凝望着黄昏中的旧桥，想着刚才在桥边那么久，一共只过了两辆破破烂烂的汽车，突然为这座桥感到凄凉。我们的国人真的那么健忘，把这座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桥忘掉得那么干净吗？

丰腴的晚餐主菜是院子里刚才还活蹦乱跳的那只大公鸡，它为了房东大妈怕亏欠我们饭钱而牺牲掉了，留下一地似乎尚未成年的童养媳。由于周围都是山，天早早地黑了，手机没有信号，电视只有闪动的三个台，除了江水隐约的流响，划破寂静的仅余偶尔的犬吠。好怪异呀，老妈妈讲的那个岁月，似乎就在静谧小院子门外，仿佛推开门就能看见望不见尽头的军车和机械与钢铁的轰响。同伴们先后睡了，我坐在院子里遐想，六十年前全中国的汽车几乎都集中在这里，为了不让我们民族命悬一线的这条线断掉。而今天，在我们满地都是汽车塞满街巷的时候，这条昔日的生命线变得了无生机。

功果桥（2）

江上原本有一座老的功果桥，早就不在了，老妈妈家背后的一个大石墩就是当年的桥头。现在这座功果桥，是为抗战而新建造的钢缆吊桥，可以过载重汽车，但当地人仍习惯于用功果桥来称呼它。这座桥的正式名字叫昌淦桥，钱昌淦是此桥建筑团队领导的名字，没有他的努力，这座桥绝不可能在滇西战前完成，而如果没有完成，谁也说不准对整个中国抗战的战局会有多大的影响。

在中国现代桥梁史上，人人都知道钱塘江大铁桥，那座桥也建于中日将战而未战的年代，主持那座大桥建造的是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钱塘江桥刚完工，因着战争的爆发就炸毁了。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先生特为钱塘江大桥的建造撰文纪念，其中就提到有功人员中钱昌淦的名字。从昌淦桥的兴建启始时间看，钱先生几乎是马不停蹄地从钱塘江赶到澜沧江的。那时滇缅公路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修路可以几十万人齐上阵，反正施工手段几乎只有人挖肩扛，但毕竟人排得开，进度慢，加人就是了。但桥不一样，它就是一个一个的节点，即便全部的路都修好了，只要一座桥还没完工，或者设计错误，整条路就全卡死在这里了。桥梁处长钱昌淦先生此时称得上临危受命，一条路几乎要拉住偌大国家不坠深渊，而此路能否功成，则全仗卡在咽喉上的这几座桥。

在当时，在云南山中，在那样激涌的江上，要建可以过载重汽车的桥，唯有吊桥。但此吊桥非中国西南地区的传统吊桥，人工锻打的铁链子就拉得住，顶到头就是过马队。而此桥必须用真正的钢缆，要支撑过一场战争，要挺得住排成队的汽车，这样的钢缆，中国不会造。

那时的缅甸还是英国殖民地，与外界联络方便，又有铁路连接港口。桥上的钢缆要用远洋轮船从美国运来。于是钱先生就把自己的办公室直接安在了仰光，一面计算桥梁建造中的数据，一面等待钢缆抵港后验货，好直接发往工地。

我们在桥边发思古幽情的时候，孙敏拿出了一本薄薄的纸张泛黄的小书，那是六十年前出版的滇缅公路修筑的纪实。书上讲述了钱昌淦先生在仰光工作的事情，他在那里工作了好几个月，直到钢缆验好后亲自押运回工地，在此前，他终日埋头工作，真正足不出户，一直到离开仰光的日子，他对那座当时比昆明繁华的城市全然不知，连住地旁的商店都没去过。他手中握有那样巨大的进口设备订单，恰似浑然不觉探囊取物般容易的发财机会，只想着一件事，就是把桥造好，因为他要挽救自己的祖国。

今天的我经常游走于国内各个地方，尤其在偏远而穷困的地方，在推不掉的与地方官员的饭局中，每每看到红光满面的大小领导们脱口而出的对酒单菜牌的背诵，我都会不自禁地背脊发凉，都会想起那位七十年前每日俯身于孤灯之下奋身践命的钱处长。

今天的云南称得上四通八达了，就算没有高等级公路的地方，过去的土路也大多铺上了沥青。但就在今天，前往功果桥仍是坑坑洼洼的砂石路，那么将近七十年前，连这条路也没有的时候，钱昌淦他们是怎么样把比鸡蛋还要粗，二百多米长的几百根钢缆从缅甸运到工地呢？戈叔亚告诉我：扛。

想想那个场面，上百人排成二列，用一根根结实的木杠穿过盘成一个个大半人高圆环的钢缆，一对跟着一对，一侧紧贴着失足即死的深崖，裸露着脊梁，喊着号子，在险峻的高山大岭中步履整齐的顽强蚁行。每一根钢缆都是这样扛到澜沧江边。这要多少人，这要多少汗水，这要多坚韧的意志。每一根钢缆都是多少人生命的故事，只不过，那些扛过钢缆的人，那些曾用自己瘦削的肩膀把祖国扛出生天的人，没有一个留下了名字。

功果桥（3）

最重要的钢缆到了，但澜沧江水流湍急，在建桥的那一段由于江面狭窄，更是惊涛汹涌。两面的桥墩都造好了，要把钢缆送过去，尤其是第一根，怎么拉呢？那条江，那一段，从没有过船，从没有人尝试过要去荒无人烟的江对岸玩一玩，因为江对岸除了看不到头的一层又一层高山，从没见过人影。谁会想到要打仗，要从蛮荒之地开一条通外国、通大海的公路出来。谁会想到要在这么凶险的水面上造桥呢。

二十年前，我站在大渡河泸定桥头向当地朋友问过同样的问题：那么粗的铁链子，是什么人，用什么办法把一端送到对岸去的呢？朋友说：射箭呀。大将军郭达挽弓如满月，箭翎后面绑着细细的丝线，射到对面，丝线后面再接上越来越粗的绳子，最后拴上铁链拖过去。我看着朋友笑了，这种想象力真是丰富，但郭达何曾活到大清康熙年间；再则人人看似可行的方法，其实断不可行，箭翎后拴一百几十米，也就是五十丈长的丝线，那丝线有多重，那丝线对箭梢有多大的坠力，那丝线有多大的风阻，那二山夹峙的河面有多大的横风。想过吗？算过吗？试过吗？没有实证传统的我们到底有多少貌似真实的历史故事在一代又一代的被认真讹传呢。

二战的时候，其实有了这种专用装备，叫抛绳机。那机器像一架小迫击炮，一个带杆子的四爪锚放炮筒里，后面盘着绳索，调整好角度，一扳发射柄，那抓钩“砰”的一声飞到工程人员指定的地方，准得很。澜沧江功果桥那段江面当然不在话下。只不过，咱们的江边没有。几乎靠自己的工业能力与日本这个军事工业大国苦撑死战的中国连钉子都不够用了。

怎么办呢？七百年前，进军云南的忽必烈大军在遭遇天险金沙江的时候一定也想过这个问题。看似只有憨勇的蒙古骑兵就地取材，蒙古人收拾整只羊多利落，打仗都赶着羊群走，那是带腿的干粮袋。人家能在几分钟之内把整架的羊肉连骨头掏出来，留下完好的羊皮筒子，扎住四条腿，吹胀了气，几只十几只串成一圈，再绑上竹排或者木排，就是今天橡皮艇的前身了。智勇双全的蒙古铁骑创造了革囊渡江的战争神话，那故事一定在边远的云南顺着三江并流的波涛传遍家家户户，一直被铭记到二十世纪的中叶，再一次用上了。

据亲历者记载，当地的精壮汉子们勇敢地站了出来，把绳头拴在腰上，泅水过江。书上没讲渡江的人有没有抱一个羊皮气囊，但我坚信是抱了。因为我们在江边，在功果桥附近，先后看到好几位老人，在山边悠闲地牧放着一群群黑褐相间的山羊，那羊个头很大，不知是不是七百年前留下的草原品种，入乡随俗地进化成山羊了。澜沧江水流是真急，今天站在桥上俯视江流，很快就会产生错觉，觉得不是水在流走，而是自己和整座桥在急速的后退。那条江里我从没有试过水，不过二十年前在川西山上，一条深只及腰的溪流，我不小心滑下去，立刻被冲得横着漂走，如果不是终于抓住了一块凸起的岩石，可能半个月之后就到长江出海口了。在功果桥段的澜沧江，如果不借助漂浮物，我不相信有人能拴着绳子还游过江去。

书上说，泅渡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水冲走了，始终没有成功。工程人员们看得心慌，试图阻止他们，另想办法。这时一位族长似的长者发话了。他始终沉默地坐在江边山坡上，抽着烟袋，注视着渡江大局。他告诉斯文的工程师们，造桥，你们行，干这个事，我们行。我们祖祖辈辈就是这么干的，你们不要管！在老人淡定从容而且还带着残忍的指挥下，第一条绳子终于被送过去了。我们是在江边听孙敏读这段回忆录，当时心里想着那一位接一位的渡江者恐怕都冤死掉了。可事后仔细一想，不对，应该是没有淹死人，恰恰因为他们都拴着绳子呢。绳子在水中阻力极大，非有极好的体力，就算漂在水上，也难以扛得住湍急的江水把绳子送过去。但绳子也有一个好处，你游不动了，顺江而下的时候，会自动的被冲回岸边来。而且房东大妈和我们讲了那么久造桥的事情，并没有提到泅渡时悲壮牺牲的村里后生。以她的年纪，如果真有因此而死者，应正是她的玩伴甚或爱侣的年纪，她不会忘记的。那本书只讲了被水冲走的前半，而未叙及他们的生命，会让人生出无尽的演绎来。

功果桥（4）

没有人死并非不光荣，我们这个民族太喜欢死的光荣这句话，反倒淡忘了更应珍惜生的伟大，进而斤斤计较的爱惜生命，哪怕他只是一位没有被记下姓名的山里人。在那样险恶的江水边，我们走近它尚且需要勇气，需要互相提醒着不要失足落水，何况腰系长绳，奋身入水，游向波涛汹涌的彼岸呢。若非为了这座桥，为了这座桥连接着的战火中的国家，这个江边的小村，是永远不会有人这么玩的。让我们对那些未死的勇敢者们庆幸并永怀感恩之心。

我们踏上昌淦桥的时候，这桥已是年近古稀的岁数了。到现在，桥上还可以过汽车，只是因为战后几乎没有翻修过，滇缅公路也另开了新线，这座桥确也很少用了。所以在桥两端建了铁栏，稍宽或稍高一些的汽车不允许通过了。

昌淦桥的设计原本是能成队地通过载重汽车，虽然当时的载重汽车远没有今天这么大。但这桥从造好开始，尤其是中日两军隔怒江对峙期间，日军为了阻止中国军队对前线的补给，轰炸昌淦桥几乎成了日本空军的每日功课。那里山高峡深，日照强烈，建在深谷中的吊桥隐蔽得很好。但每天总有一个短时段，阳光能照进峡谷，清晰地照亮江面和这座桥，而日本飞机也一定会在那个时刻来。每天的那个时段，不管有没有警报，所有的抢修人员全体待命，等着日本飞机来，等着它炸，等着它炸坏了再修起来。那座桥的损毁和修复情况每天必须电告重庆。在那样的日子里，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中国守军和工程人员硬是保证了那座桥的通行，据说有一次巨烈的轰炸曾让桥身大量悬索断裂，桥面倾覆，日本人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但那么巨大而沉重的桥面居然被我们翻了回来，又接上了悬索，恢复了通车，而且只用了不到两昼夜。1942年到1944年间守备和维修这座桥梁的人们，为中华民族创造了永远无法复制的奇迹。可惜这本应永恒的奇迹被我们自己才不过十年就涂抹得如此干净。

看着斜上蓝天的几十根钢缆上一圈又一圈密集缠绕的钢丝，我无法想象是什么意志在支撑着当年的抢修者，他们凭什么相信，有他们在，钢铁的桥梁加上血肉的生命，是绝不会被日本人炸垮掉的。我似乎看得见攀上钢缆的工人们，我相信那么细致的修补全是用人手完成的。2002年的时候，戈叔亚曾陪当年新一军的小兵，孙立人将军的养子揭均先生来过昌淦桥，这位早已满头银发的抗日军人拥抱着布满弹痕的钢缆老泪横流，早已是外国公民的他对妻子说：这是我们祖国母亲的伤疤。听叔亚转述了这句话，再回过头来看这座伤痕累累的老桥，我明白了当年的抢修者，他们没理由不拼着自己的生命去干，因为他们是在包扎自己母亲正在淌血的创伤。

澜沧江上要建梯级电站了，据说功果桥下游不远的地方就是一座大水坝，桥边的村子里已在酝酿搬迁的事情，显然是要被淹掉了。我问了几次当地政府的朋友，对昌淦桥可有迁至异地保护重建的计划呢？没有一个人正面回答我。我知道，没有。我曾听一位出手阔绰的富商讲，建水电站是好买卖。连愚钝的我都看得出来，功果桥一段是建电站的好地方，水量多，江面窄，山谷深，蓄水量大，搬迁少，投资低，见效快，后续效益好，在这个热火朝天大干快上的营商时代，一座早已没有财富价值的旧桥还需要人们去关注吗？我想象不出昌淦桥的命运，桥上的钢索一定会被拆干净，因为不能在水面下造成障碍，这种拆不需投资商动手，我在三峡库区早见识过，凡能卖点钱的，会顷刻间无影无踪。那两座桥墩太大了，也没有人要，加上当年又没有豆腐渣工程这回事，还挺结实的，需要一支专业队伍，在上面钻许多排孔，装上炸药，拉上电线，躲得远远的，数一、二、三，然后一声轰响，硝烟散尽后，江面又会回到中日战争之前的样子，就仿佛自古以来，那里就不曾有过一座桥，一座用自己布满伤痕的脊背让我们民族踏过苦海，走出生天的不朽之桥

高黎贡山（1）

从保山出发西行，在快到怒江的时候就看得见遮天蔽日的这座雄伟大山。我第一次见它是1989年，当时无知，只是惊叹它的高耸、连绵与险峻，浑然不晓得这座山遭人遗忘的壮烈岁月。十年之后的199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孙敏说起这座山：高黎贡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海拔最高的战场。她只是轻轻的一句，刹时间，历史就为地理染上了色彩，那座山在我心里有了生命。

也是在那一年，我驾车越过高黎贡山，那时山上公路还没有铺柏油，有些路面还是拳头大的石块铺成。只记得那山似乎永远上不完，无尽的转弯，车越开越高，越开越冷，因为开着车窗，车里的人全从怒江边的短袖T恤变成了夹层的防寒服，然后，开始下山了。当时我也没有想到，仅仅五年之后，我竟然有机会和朋友一起用双脚踏进这座山的深处。

2004年深秋，孙敏、延康、李正老师和我一起来到高黎贡山西侧的界头乡，我们决定从腾冲方向出发翻过山去沿路考察。这条山路是当年远征军反攻时走的两条路之一，不过我们是迎着他们走的。出发的前一晚，夜宿山脚黄家寨，乡上帮我们请了三位马，其中年纪稍长的穆大哥是往来这条越山古道的常客，他兼任向导，正好也带一带没怎么翻过山的侄子。延康心细，在县城里就买好了一箱当地名产的小烧酒，早早地给了老穆，告诉他，路上一起喝。山里人实在的很，生怕对不住客人，从黄昏就开始忙未来三天的物资。锅、碗、烧水壶、人的粮食、马的饲料、青菜、猪肉、穆大哥家的腊肉、压缩干粮和饼干加上巧克力，唯恐饿着肚子走不动，唯恐赶不急烧饭饿肚子。另外，帐篷、睡袋、防潮垫、换洗衣服加上牙膏牙刷洗脸毛巾和电筒电池药品绷带创可贴，四匹健硕大骡子的驮架装得满满的。四个人，三天的给养就用了四匹骡子，我们自己看着既不好意思，又唯恐考虑不周在山上遭遇不测。这样奢侈的考察队伍竟然还是英雄般的创举，因为所有的滇西抗战史研究学者们，除了李正老兄，竟然轮到我们这几个半路入伙的做第一拨实地探察高黎贡山战场的人。天天听田野调查这么时髦的词儿吊在学者们嘴上，可他们中的很多人竟然没动过腿。

早上出发的时候，早起的乡亲们散落地站在路边，目送我们一字形的上路，那一刻，心里突然有一点酸楚，几十年了，爷爷辈的山里人先是看着专员、县长和本应守土保民的溃兵涌过此地，又戏剧性地等到了中国军队的复仇之师杀了回来。转眼之间，山里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却换了后辈人看着城里号称学者的家伙们来寻找和遗骨有关的事了。山中数日，世上千年，如此惊奇的感受只属于喜欢走路的人们。

小时候听说高黎贡山这地名，总觉得有点外国味道，而且远在天边。那时候中国贫寒而闭塞，换全国粮票都要出差证明，遥远的那座域外之山根本与我这个孩子无关。几十年之后，当我开动双腿奋力攀山的时候才惊觉，这座几十年前就潜伏在我内心的怪名字的山有多美。

孙敏告诉我：一座高黎贡山丰富了欧洲皇室的后花园。我相信这是真的。一个世纪之前，战乱饥馑的中国还没有植物学家这个行当的时候，人家的科学家已经满世界乱跑了。这座丰饶的大山在为欧洲皇室增添异彩一个世纪之后，才被惊喜的附近城里人发现价值。可惜痛骂洋鬼子偷窃掠夺物种的自己人干得还不如人家，他们只是从山里人挖下来的野生兰草里翻拣出自己中意的株苗，甩下不多的钱就走了。几年之间，保山就给自己起了别号“兰城”，大理也成了野生兰花的中转站。那几年最火的时候，走在这两个城的巷中，凡是门禁森严，铁网高墙，犬吠如雷的主儿基本都和兰花有关。传颂千年的“四君子”中喻来清贫自赏的兰，竟随着改革之风与富贵甚或暴发勾肩搭背了。

高黎贡山（2）

山上是真美。无数你叫不上名字的植物鬼斧神工般地自己铺排成了花园，比任何园丁侍弄得都和谐。当时正值深秋，想着没赶上山花烂漫的季节，可一路向上，没有花的山上植被色彩之丰富，恐怕把所有皇室花园加起来都无法比其万一。小时候上语文课，老师经常对解释形容词犯愁，但我知道，这山下的孩子上语文课，老师不必费口舌于“层林尽染”这类形容天地之大美的词汇。

美是真美，累也真累。从界头东行上山，除了开始的一段稍微好走，山势越来越陡，相当多的路段，羊肠小道真是只有一肩之宽。快到山脊之时，几乎垂直着上攀，那条千年古道是被历朝历代的行善者和官家维护着的，大多铺有石阶，可在那样陡的峭壁上，石阶即便之字形的扭来扭去，每一蹬怕都有近一米高，光有腿上不去，一定要双手扒住台阶，用力撑，一条腿先上去，再四肢并用像乌龟一样爬上去。我之所以说这么细致，因为你一定要知道，那里也已经海拔三千米了。以军人的眼光看，在上世纪40年代初，徒步的日本陆军真是幸运，这样本来险如剃刀的地形，就这样空无一人地让日本人甩着手翻过山脊直抵江边。可惜这样的遗憾，在1942年的滇西大地俯拾皆是。

一个兵都没有吗？大军垮是垮了，正装的专员和县长也从这条路跑了，可按照上峰的部署，山西侧本来是留有正规军打游击的。那么多老兵都回忆说三十六师和预备二师的小部队分别在这边打过游击。可我真奇怪，即便是打游击，在这样的险路上为什么不设伏呢？山那边的栗柴坝渡口被日军追过去，用机关枪扫死了二百多从缅甸逃回祖国的侨民。在这种对防守者极有利的要道阻击，不敢说万夫莫开，只要有两挺轻机枪，再加点手榴弹和飞石，弄死二百鬼子应该不难。关键是，军人没在打仗。

穆大哥给我们讲了一支打游击的军队故事，没番号，没日期，但是山里人不编造这种东西。只知道事情发生在一个叫大塘子的地方。这种叫大塘子的地名，在高黎贡山两侧到处都是，但在美军的作战记录中只有一处，是在高黎贡山的东坡百花岭一带。穆大哥这个大塘子显然不是那一个，他们所指的是山坡处经常可见的浅水池塘，那种池塘的最大价值是让水牛洗澡，也叫牛滚塘。水牛是那时山里农家最重要的资产，堪比今天小康人家的东风牌卡车，那大塘子就是汽车保养的地方，很有地标意义。在那个塘边，一群打游击的中国军人遇到一个放羊的，就想买两只羊来吃，那牧羊人不卖。

其实故事讲到这里就已经有意思了。因为那群军人是保家卫国的中国军人，碰上自己的老百姓放羊，饿了，想买羊，那放羊的自己人不仅不主动用两头肥羊来支前，居然还不卖。

故事前半段有两处要解读：一，军人肯定出价低，人家觉得亏，所以不卖。这种可能性从那时杂牌国军的本性看可能性很大，一群奉命打游击的兵，没有具体作战任务，也没有可靠的给养来源，钱不多，又正好缺乏监督，仗着手里有枪，想便宜行事是正常的，能开口说买已经够意思了。二，那放羊的根本不知道啥叫抗日，所以这支军队和我无关。高黎贡山西侧的界头乡，地旷人稀，有记载的历史上从无战事，那放羊的既不识字，也听不到广播，连当兵的可能都是头一回见，打仗和我有啥关系，人家根本没有慰劳子弟兵的念头。

高黎贡山（3）

当兵的连钱都不给了，直接开枪打死二只，收拾干净煮了。一口都没吃上，枪响了，用穆大哥话形容：一群兵打死完了。他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们，只跑掉一个，还有一个栽在锅里死。那放羊的喊了日本人为自己讨债来了！

这种故事是不能追细节的，永远追不清楚，因为这种口口相传的事件早已丧失最重要的元素，而添油加醋地变成了无法推敲的演义。比如说，那口锅如果大到煮得下两只羊，还能让挨了枪的人栽进去，起码要有一米的直径。那么，这支部队至少有一个排，要不然，他们没必要背着这么大的行军锅满山跑。再比如，羊肉都没煮熟，日本人就到了，从放羊的下山，再到日本人回来，还要悄无声息地完成包围，除非那放羊的自己就是日本探子，否则绝无可能。

但这个故事在黄家寨这个村子里尽人皆知，而且那个带路的放羊人连姓名都有。孙敏细问下去：这个家伙在反攻后遭枪毙了吗？回答是：没有。村里另一位老者也曾讲过这件事：那个叫王家禄的人是病死的。他一直活到解放后，也有老乡提出过他的这段劣迹，但那时的政治形势，领着日本人打国民党已属于狗咬狗的性质，何况人家是贫农成份，没法定罪了。

我们只知道了一件事，就是那些本应在山路要隘处设伏布防的军人，基本上没干该干的事，要不然，既不会让日本人那么畅快地遛到江边，也不会给自己惹来被哪怕再无知的同胞出卖的杀身之祸。顺便说一句，在煮肉的时候，连个哨兵都没有。这样的军队，是肯定打不了仗的。

在滇西做了几年调查，有点类似这样自己人领着敌人杀害或者伤害自己人的事听过一些，每一个都让自己难以言喻的寒心。为什么这样让我们不仅揪心，而且被敌人耻笑的悲剧那么多的发生在我们的土地上，那么多的让六十年后的我们用疼进骨头来体验当时的亲者痛而仇者快呢。

在山上还流传着另一个肯定真实的秘密。在快到山脊的北斋公房废墟歇脚的时候，穆大哥指着将抵的高处说，远征军快要反攻前，占据高黎贡山的日军征集了二十多马和驮马，往山上运送了许多趟弹药。除了一位姓黄的因为大脖子病，最后一天没去，其他人都没回来，估计全被日本人杀死了。那个黄马后来告诉乡亲们，弹药都是运到接近山脊的一个凹处，叫滴溜水。

滴溜水，好诡异的地名。临踏上山脊之前，穆大哥往左侧指了指：就是那处了。后来有村里人上山找了几次，没有找到那些屯着的军火。村里人不是军事发烧友，他们上山寻找这批军火也没有学术目的，只是找钱。六十多年前，所有的子弹壳都是上好的黄铜制成，在五十年代一个弹壳可以卖一分钱，穆大哥村里有一家靠上山捡弹壳卖了三百块钱，买了一头上好的耕牛。李正老师讲，他的少年时代也是靠弹壳来解决上学路上的早餐，那时在腾冲县城的早点摊上，弹壳似乎具有小额货币功能，就像今天小店里找零钱给口香糖一样。

按照当年中国军队攻上山脊的速度，那恐怕有一百几十驮的弹药不可能消耗完，甚至大部分应该都没有被使用。因为日军是为起码坚守到十月准备的。我们今天的旅游业绞尽脑汁寻找资源，其实这高黎贡山的军火遗存没准儿真能召来成千上万的发烧友呢。在第二次为拍摄纪录片《寻找少校》再翻高黎贡山的时候，同行的《凤凰周刊》主编邓康延在山脊的日军战壕里，毫不吃力地就寻获了一颗日本三八式步枪的子弹，没有打过的。刚刚挖出来有点铜锈，他仔细擦了擦，锈就掉了，通体散发出金属的冷光，虽然已经埋了六十多年，但如果装在枪膛里应该打得响，打得死人。

高黎贡山（4）

高黎贡山的山脊就和刀刃一样薄，朝向西面的那侧简直就像一面巨大的石墙。二次攀上山脊的那一刻，我都会回头看着山下深深叹息，中国败军的无心防守，使日本人那么轻松地占据了这处天险，连吓唬他一下的事都没干一件。

山脊东边面向怒江的这面，一改西侧的肃杀，全是茂密葱茏的植被，连古道边的山头上都遍生着松林。不幸的是，这山脊的东边竟然也是那样的易守难攻，所不同的，这些山头像钳子一样夹紧着那条唯一的古道，而且宽阔平坦的山顶那么适合修建容纳大量部队的永备工事。命运弄人，西边适合少量兵马绝地坚守的地形我们一弹未发、拱手相让。占了东边的日本人一刻没闲着，把我们偌大的高黎贡山变成了人家的要塞。小时候看领袖们的著作，扉页上必有一句经典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那时候真以为走遍天下，穷人都是一伙的，所谓“亲不亲，阶级分。”直到几十年后看着滇西土地上密如蛛网的作战坑道才明白，这些来自日本北九州的矿工兄弟根本没拿咱们当一桌上的穷哥们，中国人不论贫富根本都是菜。

在这处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海拔最高的战场上，荒凉了六十年的战壕竟然还有大半个人深，从战壕里生出的松树都有钢盔那么粗了。站在那片纵横交错的工事群中，恍然间似乎回到了历史，哪个位置是炮阵地，哪里架着机枪，战壕里涌动着饥肠辘辘而仍拼死抵抗的日本伤兵。被风卷着疾走的云像滚动的硝烟从战场上?过，一阵紧似一阵，山上奇冷，这个地方就叫北风坡。

沿着战壕沿伸的方向往东走，俯视山头下面，山谷变成好大一片平地，细细的无数小溪流清澈地在碧绿的草间流淌，夏天的时候，那片草地上会开满成千上万的花。这样坦陈于防守阵地前的平坝，军事术语叫开阔地，对于进攻者这是必经的火海之途。当年的中国远征军就是从这里对包括我站脚的好几座山头发起攻击。而防守者居高临下，用几处交叉的弹雨扫射向那片躲无可躲的宽谷。那地毯一样美丽的花圃里，如果卧满战死的军人，是什么景象呵。那片草地三面，都是据守垭口的山坡，坡上密布着缠人腿脚的刺藤，和过膝而又无法提供庇护的灌木，那些灌木丛中至今可见隐藏其中的单兵掩体。向上举步维艰，打不上去往下跑，百分之百被地藤绊倒，等着狙杀的子弹来取命。我试着从山头上顺着并不太陡的山坡走下来，但每走几步都会被鞋带般的藤蔓绊住，那细细的藤条比鞋带结实多了，根本扯不断。就是这些细藤，有谁说得清替日本阎王拴走了多少中国生命。

我无法想象中国军队终于清除了山上顽敌的心情。那时的他们肯定无心遐想，脚下这海拔3200米的高黎贡山脊，竟是全世界绝死厮杀的战场之巅呢。当时一位中国团长陶达纲记录了山头的景象，他最惊骇的是看到有早几日死掉的日军尸体上屁股和大腿的肉被割掉了，而且隐蔽的角落里有黑黑的人的粪便。陶团长因之判断，那困守山顶的日本人在最后几天，已是靠着吃同伴的尸肉生存了。陶团长是个厉害角色，不在于他那时是如何的英勇而且充满智谋，而在于就是那样的提着脑袋征战，居然还坚持着阅读的习惯，并在战后许多年以将军之身读取了博士学位，而且所修专业完全与军事无关。然而他没记一句在山顶插上中国国旗的豪迈心情，他那时庆幸自己的胜利，因为他向师长叶佩高递了军令状，打不下这个山头，死给他看。那时的中国军人常吟此句：我生国死，我死国生。能活着见到祖国又向重生走了一步，今天的我辈嘴里叼着刀子也没法体会那种和死神玩命，玩赢了的悲壮。

高黎贡山（5）

高黎贡山东坡一路都是战场，老穆大哥讲到的每一个地名，孙敏都在当年美军新闻处的战报里一一对应着找到。大如堪称血战的灰坡，小的只是一个日军顽强的机枪阵地石黄牛。真正一路都是战场，因为路本身就成为了战场。山东侧的千年古道，由于漫长岁月的人踩马踏，从山梁上生生把古道踩进地面两米多深，形成了一条天然的几公里长、一米多宽的战壕。而且两面的树冠盖在上面，在路壕里穿梭行走，天上飞机什么也看不见，还不晒太阳。每隔几十米，路壕就被日军挖开小口，外面构筑了单兵掩体，以便监视与防守可能从侧面偷袭的进攻者。路壕内面侧壁，散落着今天我们叫猫耳洞的士兵临时居处，既可打开铺盖休息，还兼以防炮和空袭。

那山上自六十年前战后，除去当地的翻山者再无人来，所以一土一石都没有人为的更动。战场遗迹历历在目，处处都能看出日本军人为了盘据此山下了多少缜密的心思。而山西侧，在我们手里那么多年，从1937年到1942年5月，中华大地上我们和敌人打了那么多年仗，天险高黎贡山连散兵坑都没挖一个。相比于一丝不苟的敌人，真让我替父辈们汗颜。

高黎贡山上最凶险的恶战发生在唯一寸草不生之地——灰坡。上千米的高差，超过七十度的陡直土路，半尺多厚的浮土，故而得灰坡之名。我们恰是从山上下行，全靠手中的竹杖步步支撑，小心地从极陡的土路绷着全身肌肉下山，脚趾带着全部重量顶在登山鞋尖最狭小的一面，几步之后就已疼痛难行，疼到每挪一步都要咧嘴大叫一声。那土真大、又真轻，五六个人蹑手蹑脚的轻轻滑过，漫天的黄土飞扬，好像千军万马在下山，鼻子里全是泥。这还是我们幸运，正逢当地的干季，没有雨。

1944年5月，反攻发动之时，怒江峡谷的雨季也如期来临。想想吧，那半尺多厚的浮土全部变成胶泥，穿着草鞋的中国军人们要怎么仰攻这个要命的灰坡。在半尺深的稀乎乎的胶泥里走过路吗？踩下去像油一样滑，拔脚起来却比胶还粘。陡坡上，顶着泼水一样的弹雨，还要顾着脚下，一不留神，只要跌倒，几百米一路跌撞着滑下去，必死无疑。所有的参战者，只要听过、看过他们的回忆，无一例外都在诅咒那个该死的灰坡。年轻的美国陆军中尉夏伯尔，就与几百位中国军人一起献身灰坡。仅仅二十一岁，那个年纪的帅小伙，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拉过，就战死异国。六十年之后，在美国陆军的档案里，他登记的两位联络人只有他的父母，他的双亲辞世之后，再没有一位美国人能给我们讲述他短暂而光荣的生命了。

山上还有一个令所有翻山者闻之色变的恶魔，一种叫旱蚂蟥的虫子。这种虫子之重要，只要你靠近高黎贡山就注定有人对你谈起它。其实这种虫子在南方很多山区都有，比如四川的旅游胜地海螺沟，但似乎在滇西和缅北一带最为密集而凶猛，我一开始总以为真是此区域这东西特别多，后来细细一想，高黎贡山的古道和缅北野人山一带根本就不适合此物生长，因为没什么人也没有太多哺乳类供它吸吮鲜血，物竞天择，食物链接不上的品种怎么可能疯狂繁殖呢？

谜底竟然是战争。恰是因为战争，那些本来荒僻的古道上一时间聚集了几万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对于本已嗷嗷待哺、艰难度日的旱蚂蟥，真是大肆繁殖的天赐良机，因为吃不完的食物排着队送到嘴边。

高黎贡山（6）

一路采访，翻过此山的老兵们都在讲两种虫子，蚂蟥和蛆，一种吃活人，一种吃死人。

那一年，山上吸血的虫子怕要撑死，那么多人挤在一起任凭它们咬，而且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因为能让虫子咬是幸福的，证明他还活着，天上飞着的是比毒虫凶狠无数倍的子弹和弹片，让它们咬一口，虫子就再也不咬你了，因为血流完了。要过好几天，别的虫子才会再来光顾，而且只剩下苍蝇一种，那时它们是要在你开始腐烂的躯体上产卵了。亲历者们平静地告诉你：尸身上爬出的蛆排成一条条白色的河流，缓缓蠕动。几十年之后我坐在山上看着无尽的美景，只要一只苍蝇从耳边?过，我都会闪电一样想到它和那一条条蛆河的血缘关系。

我们两次翻山，都做足了经受旱蚂蟥的心理准备，随时等着听到同伴突然发觉腿上、甚至脖子上吊挂着手指头般大小吸血鬼的骇人尖叫，可竟然一声都没有。两次都陪着我们的穆大哥说，第一次已是初冬，过了雨季，旱蚂蟥都已蛰伏过冬了。而本应铁定遭遇的第二次，按规律已进入雨季，却破天荒地连着十几天滴雨未下，虫子不出来。

六十年前的中美日三国军人真是没有这个运气。除了虫子，那雨、那没日没夜就像天漏了一样的雨，可远不止我们今天没带雨伞淋成落汤鸡那么简单。今天如果你不幸淋得透湿，在你脱下紧贴在身上的湿衣服，飞快地打开喷头，用暖洋洋的淋浴使刚才的历险成为浪漫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同样也只是湿漉漉的这身衣服，已经成了当年多少军人的夺命绞索。

高黎贡山上的季节顷刻转换，翻越山口的时候人裹在防寒服里发抖，下到山底江边，也有一千米的海拔，却大汗淋漓地吃着当季的西瓜。可是就在山腰上，只要一阵雨，可以把美如锦绣的这座皇室花园眨眼间变得比阎罗殿还冰冷。中国远征军五九四团团长陶达纲亲眼见到一个士兵冻死在本应温暖的五月。他回忆那个夜晚，长长的士兵队伍拥挤在鸡肠子一样狭窄的山路上，全无遮挡地任凭雨淋。他听见传来一句低声的咒骂：他妈的雨！然后一个士兵倒下了，再也没有站起来。

在这样的季节开始的战役，准备了那么久才终于发动的战役，冒着弹雨和天雨攀上如此高山的几万士兵，竟然没有雨具！以至于战役开始后，美国空军向战场上的中国军队紧急投送的不是弹药和食物，而是七千件胶布雨衣。在那个战场上，每一件雨衣都是一条人命。

那仗本应在半年前的旱季开打的，但蒋先生翻来覆去地往后推时间，为了得到美英盟国更多的援助和承诺。开始看到这段历史，只想到蒋介石与美国人就在自己国土上的反攻还价，一副青皮嘴脸，拖到天雨如注的时节，多少士兵枉死。后来读到黄仁宇先生的一段说法，他认为蒋介石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而日本士兵们是从不计较作战条件与环境的。所以也是在抗战中，蒋先生向一位将军询问战事进展，将军告诉他：在下雨。蒋介石眉都不皱一下：没有雨。黄仁宇先生讲，蒋介石当然知道是在下雨，但是他的日本士官的学养让他从骨子里忽视一切艰险。

我想到在那片战场上，每一位高级将领都会喜欢蒋先生这样决死的士官，可惜的是，这位士官思维的军人不幸成为了中国的军事统帅。一句“没有雨”，而冲上战场，于单兵可能只是皮肉之苦，而于十万之众的大战役，就是在弹火之外凭空再冤死掉的上万年轻生灵。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没有雨具，蹬着草鞋，衣不蔽体，食不裹腹，黄皮寡瘦，目不识丁的在冷雨中滚得像泥猴一样的父辈军人们以成千累万的血肉之躯打下了那座耸入天际的大山。高黎贡山之战，打到几位被严令不上火线的美国军事顾问与中国兄弟一起冲锋，一起阵亡；打到智勇双全的抗日名将叶佩高师长几次因为久攻不下竟要吞枪自尽，打到日本人靠吃同伴的尸肉苟活与顽抗，打到尸身上的蛆虫排成白色的河流与人争道，打到山上血色的溪流竟然染红了几十公里外本应碧绿清冽的汹涌怒江。但是，我们胜利了。

这个被忘却了多少年的高黎贡山之战于我们饱受屈辱的国家是有着多重历史的地标意义的。它标志着中国军队主要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对强悍的侵略者发动坚决的反攻；它标志着中国军人的坚韧、勇气和顽强一旦被激发，丝毫不怯于素以敢死著称的敌国军人；它标志着就读于日本军事学校的许多中国将领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有足够的信心和智慧打败曾经的老师；它同时标志着在五大国中其实最为贫弱的中国军人们取得了反法西斯战场的海拔最高的胜利。

在高黎贡山垭口的北风坡，李正老师专门看了手中的海拔高度表：3190米，那里距离垭口肯定不止十米的高程。我们望着眼前那片小溪纵横的开阔地，六十年前的那个五月，那片绚烂的花丛中，曾经仆倒着多少我们年轻的父辈。我的一位艺术家朋友说，他想在那片比花园还美的湿地上建一座雕塑。我想象着他描述的那座?念碑，那是一位已被大半掩埋的战死者，浮出花丛的洞穿的钢盔，挣扎于泥土外的一只穿着草鞋的赤脚，削瘦而青筋裸露的手臂，和仍然紧握着的那枝步枪，刺刀指向山巅。在那柄按比例超过十米长的刺刀上，镌刻所有参加过那场伟大战役的将士们的英名。

我真希望看到那座纪念碑的建立。我还希望在我们小学的地理教科书上在介绍高黎贡山的那一课加上这样一句：在这座山上，我们中华民族取得了一百年屈辱之后海拔最高的胜利。我确信，这句话，比纪念碑更重要。

松山（1）

1989年夏天，我到云南做少数民族手工佩饰的调查，在昆明遍访无着原始的出处，就往滇西找寻，最终去到瑞丽。印象中从大理坐长途汽车出发，好像两天之后从很高的山上缓慢地开下来，开到很低很低的地方过桥，然后又开始上山，沿着凶险的盘山路绕着绕着往上走，又一天才到芒市。那一次的印象就是吃足了在北京根本见不到的芒果，和尝到了柠檬有多酸。

许多年之后，我才忽然悟到，那次滇西之旅是我的宿命，在惠通桥头，边防军从数十名乘客中挑出北京身份的我严加盘查，并拿着我的证件去请示上级，一车的百姓见怪不惊地等着我，一边看着事态的进展，是否抓着一个潜逃者。心中有底的我在河谷的燠热中眯起眼望向江对岸的高山，心中在想，要是在那山上设一火力点，多少人马都攻不过去。未及多想，士兵带着放行的指示回来了，我们走了。十几年之后我才知道，江对岸的那座山，竟然就是被中日两军上万生命用血浸透的松山。不幸的是，作为军人的我预想的血肉攻防早已真的发生过，而更不幸的，凭险的是日本人，而冒死仰攻的是我们的军人。那山上不是一个火力点，而是日军构筑了整整两年的坚固的如蛛网般相通的永备工事。最终，我们打下来了。

又过了十四年之后，一个秋日的黄昏，我再一次来到松山，是松山西面的那一侧，也就是我当年看到的松山的背面。到的时候太阳已在缓缓的下山，整个松山都在落日的映照中泛出淡淡的金黄色。山脚下的农舍已冒起星星点点的炊烟，很静，很美。戈叔亚用手指着远处的村落，看见村子下面那个洼地了吗？那就是松山最后一批日本守军的死地。叔亚已经来过不知多少次松山，在他心里一定有一幅整个松山的作战态势图，而且每天都在变幻。

我知道那个故事，那是松山之役的最后一天。因为接二连三的成功爆破，日军失去了所有的大型地堡与弹药储备，被一步一步攻上山的中国军队分割后逐次歼灭。奉命撤出战场的炮兵中尉木下昌巳已经逃往芒市，向上级报告了松山将要失守，全体官兵决心战死以效忠天皇的口讯。此刻，连绵成一片互为支撑火力网的制高点全部被攻陷了，仅余的日本守军退向了松山西面的山坡。他们已经无路可走，除了松山已被中国军队密密匝匝地包围之外，松山西面的龙陵县城也在中国远征军囊中，那是他们有可能逃往生天的必经之路。

具体是多少名日本军人没人知晓，不注重细节的我们也不会认真追问。只知道他们蜷缩在一起，仍然?诚地向东方磕了最后一次头。我永远不相信每一位绝死的日本军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在向天皇效忠告别，他们心里想的不外乎和我们陷入绝境时一样，父母、妻子、儿女，都是血肉之躯，都是有心有肺的人。我同样不相信他们中间没有人想过投降这件事，不过在那个节骨眼上，他们不知道杀红了眼的中国人是否接受他们投降，而且所有人互相较劲，没有谁敢在此刻提出这个可能不死的选择。

这个故事里最大气的是胜利的中国军人们，他们远远地包围住最后这一小批缺胳膊断腿的瓮中之鳖，却并没有把几个月来久攻不下而死伤无数的怨怒变成弹雨倾泻向他们。大中华的光复之师默默地注视着日本残兵做足程式的告别跪祭，然后围坐在一起，抱成一团，拉响手榴弹。那一刻，太阳落山了。中国军人没有侮辱战败者，而且给了他们在人生最后时刻的尊严。

松山（2）

有许多种说法比喻松山战略地位的重要，其中最经典的说松山是东方的直布罗陀，以形容这片小山包如咽喉般重要。在我仅从书本上和别人口中知道松山故事的时候，一直以为松山是一座高耸于怒江西岸的万仞雄峰，有不少讲述松山之战的文学作品至今仍然这么说。但我真正行走其间才知道，这个六十年前的人命绞肉机，不过是一群在云南绝对称不上大的山包。但是这片山西面——也就是不临怒江的那面虽然平缓，但对着怒江的那侧确是一面陡直的绝壁，所以，虽然相对高度只不过几百米，但是真要仰着打上去，确实难若登天。

山上曾经长满了松树，因而得名。也因为茂密的松树，既隐蔽了日军密如蛛网的连接各地堡的战壕与单兵掩体，又使得中国军队的炮火难以发挥应有的杀伤力。那山上的大多数松树都毁于那次长达三个月的争夺战，今天钢盔粗的树都是重生的了。在走进山群的入口处，还留有一棵磨盘粗的老树，上半段摧折于当年的战火，可居然余下的半条命仍然顽强地活到今天。那树身上密如鱼鳞的累累弹痕，让我们犹能感受到当年弹雨之猛烈，多少条死神之手在这不足二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忙乱地摄魄勾魂。

因为本就是荒山，加上那场战争的惨烈让当地人无法忘怀，所以至今没有人在山上开荒与砍柴。也因为这样，山上的战时旧貌得以保存至今。在离村庄这么近的地方，居然保存着如此完整的旧战场，行走其间仍能感到阵阵冷意袭身。在很多地段，战壕仍有齐胸深，这可是经过了一个甲子后仍存的深度。

只要你具备军事知识，就可以看出防守日军精心构筑的防御体系之严密。最下层是散兵坑，大多在林木葱茏之处，使藏匿于灌木中的单兵首先击杀来犯之敌，其后是稍大的双人掩体，显然是机枪阵地，而且几个山头的机枪形成交叉火力，互为呼应。所有散兵坑与机枪掩体都有堑壕相通，在堑壕网的最后面，往往在山洼里，有一座座几平方米至十余平方米大小的方型构筑，全部都是建在地平面以下，当年上面有顶蓬与坚固的覆盖物，可以供阵地上的作战人员躲避炮击与休息。

在连绵着的几座小山峰脚下，是炮阵地，这些阵地选点都很讲究，往往从山体缝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怒江对岸的公路，或者是中国军队抄后路来袭的方向，以便在远距离就对进攻者进行打击。每一个炮阵地不远处都有山间掩体，是存放炮弹与士兵休息处，所有炮阵地都有简易公路相连，利于随时移动火炮。

而整个松山阵地的日军指挥部反而不在山上，恰在几个山头间的一小片洼地上。那个位置完全无法被怒江方向的中国军队看见，又有一个土坡做掩护，从反方向包抄的进攻者也看不见。洼地指挥部据说当年建有自来水与淋浴设施，指挥人员在看似最无遮拦之处安全地纵览全局，又可以方便地登上每一座山头阵地督师。

保山的朋友告诉我，日军当年还曾在山中修筑要塞式堡垒，坦克可以直接开进去，对怒江东岸进行炮击。我反复在山中寻找，没有发现任何可能的痕迹。那时滇西日军并没有装备大口径火炮的主战坦克，为这样笨重的小炮专门掏山洞不是好方法。而且松山守备战不是坦克用武之地，我在松山周围也没看到任何与坦克有关的遗物，所以我觉得这种说法没有证据支持，军事常识上也说不通，应该又是今天的历史爱好者们文学化的臆想。

松山（3）

看过松山，才能体会松山之战为什么是滇缅战场，甚或中日战场，更甚至是二战战场上的一个经典之役的发生地。因为这个鬼地方太重要，哪一方拿到它都是战略之必需；而它又太是难攻易守，可反攻的中国军队除了攻下它，偏就没有绕过去、躲开这场恶仗的丝毫可能性。只要日本军队还占着它，山脚下的滇缅公路就无法畅顺地通行，那山上时不时打一炮，扔个手榴弹，甚至推块大石头下来，都能让这条战略公路堵好几天。这座只有在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才看得到的钉子大的松山，几乎在多少万年前形成的时候，就藏下了总有一天要出大名的伏笔。

松山、滇缅公路、怒江、惠通桥，这四个中日战场上的关键词，在1944年的5月中旬撞到了一起，恶战开始了。

日本人在松山上准备了二年，马不停蹄地建工事、挖掩体，中国人同样准备了二年，换美式枪械、重炮，并且训练了设地标，引导飞机轰炸的地空协同作战。二年之间的风云际会，当年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陆军从火力上已经无法与攻方抗衡了。他们的飞机已经没有能力为陆军提供火力支援，他们的火炮口径与性能也已大大落后于他们对面曾经的败兵。客观地说，如果在恰当的时机发起攻击，打松山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难，那么苦。

一切都因为季节，这是多少中国军人没能躲过去的宿命。战后六十多年，云南成为富足的中国人在长假旅行中选择的第一好去处。那里有雄险奇绝的高山，有丰饶繁美的植被，有金子一样灿烂的阳光。可这三件宝贝中的前两件，在那个时候都是占踞松山的日本守军的法宝，高山绝壁，让中国军人难以攀爬仰攻，密不透风的植被正好让嗜血的猎杀者不露痕迹地设下陷阱。我们自己山上的松林在那一刻真是帮倒忙，脸盆粗的树干阻挡进攻的子弹和炮弹的威力，雨伞一样的树冠又给整个松山罩上了天然伪装网。哪怕地上打成一锅肉粥，天上的中美联军飞机啥也看不见。不仅战场情况看不见，飞机连战场在哪儿都看不见。那个进攻开始的季节，恰恰也是怒江河谷雨季的开始，那金子一样灿烂的阳光恰好那时不会出现在怒江坝。所有亲历者的回忆都在讲那个雨季，那个索命的雨季！

在怒江河谷，不似我们中国所有其他地方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那里只有两季，旱季与雨季。旱季大约是每年的10月至次年的4月，5月至9月是雨季。一旦下雨，整个河谷和稍矮的群山，又全部笼罩在浓云之中，那浓云从半空直至江面，想象电影里那些飞行英雄一样顺着云层下的河谷进入战场，根本不可能。

就因为这个原因，中日两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进入尾声的1944年，在那个怒江河谷独特的雨季，在中国云南的松山，打了一场现代化装备下的原始战争。

已经有太多人写文章，写专门的书来介绍松山之战，我根本不打算笨拙地试图讲述那场绝死之战的过程。我不相信除却亲历，任何人能用文字描绘出那场战争，那是文字所能完成的任务吗？那种火海，那种拼杀，那种刀尖上挂着死神眼睛的成千上万刺刀组成的丛林，那种半步之差就会血肉飞溅的瞬间，那种能把人的胸膛里的五脏六腑震到碎裂而表面不流一滴血的永不休止的死亡。

今天仍有人在告诉你，中国军人是靠什么样的英勇最终打下了这个堪称固若金汤的要塞群，我却要告诉你，这些简单鼓吹英勇的所谓作家是多么的冷血而外行。战争从来就是一个技术活儿，而战争装备几乎是一切最先进的民用产品的血亲爷爷。“两军相逢勇者胜”的前提是敌我双方拥有旗鼓相当的武器与训练，或者你算定了船坚炮利的对手会被你耍着两把菜刀的无畏震慑到魂飞魄散。若真如此，你就放胆一搏吧。中国军队恰好就这样搏了，因为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中国军官都还没认识到战争中极高深的技术含量呢。

松山（4）

松山上的日本人不是你靠勇气可以唬得住、吓得跑的。因为季节、地形与植被的原因，中国远征军协同美式装备与空中支持的技术与火力优势损失殆尽，而日军本来不甚强大的小口径火炮反而因为移动迅速，并且可以抵近直瞄射击而成为最令人骇然的剥人皮利器。多部日军回忆录中都讲到，每当看到百米开外人影晃动，他们直接把炮管指向那片洼地或树丛开炮，对方连奔逃的时间都没有，每每可以射杀聚成一团的中国攻击者。那个距离，中国军人的手榴弹扔不到日本人阵地，而自己后方强大到115毫米口径的重榴弹炮又没法打，士兵们还不能站起身以机枪和步枪攻击，那样无疑是为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人送到地狱门口的活靶子。

用手用力拍桌子，那啪地一声，就是TNT炸药爆炸的时间。那一刻，炸弹里的黄色魔鬼被释放了出来，它会在刹那间迸开钢铁的外衣，膨胀到几万倍。精钢的弹壳被撕裂成无数锐利的绿豆大小的钢钉，足以射穿任何血肉之躯，而那狰狞的裂炸，则会把任何的生命轰成齑粉。你能想象战死者们那不足千分之一秒的生命结局吗？炮弹炸裂在身边，数千弹片闪电一样洞穿你的躯体，狂风一样刮走你的灵魂。那一刻，已然没有生命的烂棉絮般的躯壳仍然能像活着一样靠惯性奔跑，而一眨眼，便又被爆炸的冲击波吹散成粉红色的粉沫，尸骨无存。

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在几乎所有的战斗中，我们军队的成功，靠的大都是前仆后继。想一想，在自动火器的时代，这个词汇背后的血肉，真是让人心酸，这是诞生《孙子兵法》国家的军队吗？

人总用无数的词汇来形容战争，而任何词汇在形容松山之战的时候都是苍白无力的，一个在二战史上的弹丸之地，三个月几乎一天都不停地打，仗打到那个份上，只要一个字就够了：“惨”！惨到再容不下第二个字。

在传统的概念里，肉搏战是最惨烈的，松山却几乎没有面对面的肉搏，那仗似乎纯粹就是拼消耗，消耗对峙的时间，消耗战斗意志，消耗弹药储备，消耗鲜活的生命。人像蝼蚁一样蠕动着爬上去，子弹如雨点一样打下来，如同草船借箭，弹如飞簧，只不过像刺猬般被一片片洞穿的不是捆扎起的草垛，而是成百上千血脉贲张的活人。

在惠通桥头，我们偶然与一位桥头兵营外卖杂货的大妈相识。她是当地人，战争那几年正是她从少女成人的年纪。她天天都站在怒江东岸的山上遥望对面松山的战事，她没有讲那么多的形容词，因为她的汉话我们要字斟句酌才听得懂。用她讲我们的话：你们是新品种人！她觉得自己是老品种，因为她不仅亲眼目睹了那场战争，还把一生和那段历史捆绑上了。她只讲了一句话来形容松山之役：打死的人排在河滩上，白花花的，席子一样。

她们家在怒江东岸的山高处，眺望江边的人小若蝼蚁，她看见像铺成席子码放的阵亡者，那要多少死人。那么多死去的军人编就的席子，一个生命就是席上的一根，甚至只是一截草。而这位老人看见的，其实只是从东面进攻的阵亡者，更多的她没看到的牺牲是在松山另外的一边呢。老妈妈嫁给了这场战役的生还者，一位来自贵州花溪的军人，他俩可能是在战争中相识。老妈妈说，她家老倌一直守在这个桥头，不回老家，也不住省城昆明，他离不开这里。他受苦了，他是国民党兵。老妈妈说自家老倌：从国民党退，如果是从共产党退，又有点历史了。我听明白她的意思，那位未能谋面的抗日军人打松山时已是连长，如果在八路军里，都是老革命、离休干部了。她说：他讲松山讲的多了，我忘记多了。他死了十来年了，要是他在得呢，他讲给你们听，你们会想哭的。

松山（5）

另一个故事来自日本军人的回忆，我印象中是日本陆军战史中摘录的松山参战军人的日记，或者那本叫做《异国的鬼》中的叙述。书上讲到中国军人蜂拥着奋力冲向日军的阵地防线，在已经距离很近的时刻，沉着而经验丰富的日军突然密集开火，顷刻之间遏止了进攻者的脚步。那个亲历者说，当受到猛烈打击的中国军队退潮一样溃散奔逃或者隐蔽躲藏之后，本应空旷无人的阵地前沿居然还站着一个茫然四顾的中国兵，一个少年兵，他完全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因为可供退却的坡地太陡峭了，他下不去。而且，他连趴下装死都忘记了。

我们都应该记得中国抗战时期美国《时代》周刊那张著名的封面照片，一位微笑着的中国少年士兵。他那么从容地面对战争，准备用自己尚不厚实的双肩来与大人们一起共担国难。千秋万代的中华儿女，都会为那位年少的前辈自豪。但是，我们真的到了举国抵抗，打死到不剩几个成年男人，而非要孩子们上阵的境地了吗？无论他们是否自愿，让那么稚幼的少年走上战场，是那个时代每一个自称男人的中国人的耻辱。更可悲的是，在松山，有这样一个少年竟然被排在了向顽敌发起绝死攻击的最前列，在日本军人的注视下，在那样的火线上，竟然也没有一个成年军人掩护他撤退或者奋身扑倒他，而让自己的身躯来遮挡当然根本挡不住的子弹。

那少年离日本人的战壕已经很近了，枪声平息之后，居然毫发无伤的这位小兵看见近在咫尺的日本军人在向他招手。他迟疑了一下，挪着步子走向了敌人。他也没有办法逃，在那种状况下，连鸟都没有展开翅膀的机会。他只走了几步就站到了日本人的身前，接着，对他招手的那个人枪上的刺刀洞穿了他单薄的胸膛。

这位仅见于敌人记录中的少年，在中国军队的阵亡簿里，成了与无数成年人并列的一员；在日本人的回忆里，他是一个被消灭的敌人；在我们的仇恨里，他是侵略者血腥而残忍的证据；而在他的双亲心里，他是再也没有重新回到母亲堂前的亲生骨肉，一个永远未能成年的儿子。

戈叔亚从十多年前就采访当年参战的老兵，在几次滇西寻访的行程中，他给我们讲过太多的故事。由于多在路中和车上，这些故事大多未被自己悉心记下，但下面这个，像经典电影中无法忘却的镜头，只一次就刻在了心里。

松山久攻不下，中国军队一次又一次地组织敢死队来冲锋。参加敢死队的中国士兵会在发起攻击前领到厚厚一沓钞票，那是长官用以激励士兵的最简单而有效的方式。当过兵的人都知道，任何战斗发动前，第一个命令都是“轻装”！因为在命悬一线的时刻，坠断游丝一样生机的可能就是重了一个铜板的分量，没能越过死亡之渊。可当年几乎所有的士兵都用包袱皮把纸钞裹好，系在了身上。就这一包捆在腰间的钞票，就知道国家存亡之际，我们的武装力量离思想明确、管理严格、训练规范的国家级正规军还有多遥远的距离。一支为尊严而战的军队是不用金钱组织敢死队的，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是可以把生命托付给战友的。松山战场的中国军队都做不到，他们能做到的就只有用金钱来唤起舍命一搏勇气士兵，还要把自己的命价拴在身上，寄望于侥幸不死后寄给故乡的妻儿父母。

松山（6）

一次次的冲锋被一次次顽强的抵抗击退。戈叔亚转述亲历者目睹的骇人场面：在炮火轰炸的旋流与烟雾中，满山坡上都飞动着断体残肢和雪片一样的纸钞。

我一想到那个场面，真是欲哭无泪。这几个血肉模糊而又无比清晰的画面就足够了，它教我们学会正视历史，永远不要掩盖自己天大的无能，让所有死国者的生命来孕育我们民族的勇气、智慧与尊严的未来。我们几次亲历松山这片旧日战场，回想着六十多年前在这座山上长达三个月零五天的生命绞杀战。中日两军，上万军人，以平均每天一百人的速度被雨点一样的弹阵杀灭，被冰雹般炮火炸起的泥土又顷刻间掩埋无踪。

在本文将要完成时，我再一次细细翻读黄杰《滇西作战日记》，在1944年6月28日那天，他写道：“松山最高点已于二十七日为我三十九师一一七团占领。新二十八师亦占领一山头，当我方山炮连向当面溃退之敌猛烈射击，因观测技术错误，至使我一一七团伤亡甚重。”7月4日还有一行：“本师一一七团现尚余三百余人，现驻马东街。”残酷吧，落后就要挨打，挨敌人的打，挨素质低下的自己人打，因为训练落后打自己人。

山坡上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残破的松山阵亡将士公墓志告诉我们，这一个师的参战者中即阵亡军官59人，士兵1450人。“但因当时战况紧迫未及妥埋，战后收集忠骸迁葬于此者，仅官佐46名，士兵626名。”是役，中国军队的阵亡总数为七千六百余人，我们在这座山上只找到这一个师的一座墓地。

那仗之后，松山几十年未被人力改变过。周围的乡亲们说，松山上的柴不能砍，因为一斧子下去，那树痕里会流出血来。年纪稍大的当地人还记得前些年的事，每次雨后，都有新的人骨被冲出来，以至于在山上放猪的人要吓死掉，因为每一头猪都叼着一个人脑壳跌跌撞撞地跑，眼睛都被人头骨遮住了。

别的地方孩子顶多在纸上、布上画骷髅来吓唬自己和别人，而松山的孩子根本就是双手举着两根大腿骨在山上追逐玩耍，他们见得太多了。老百姓说：只要有炮弹坑就有人脑壳，里面都滚着几个。下了雨，骨头绿荫绿荫的，到了晚上，整个山上一片一片的磷火。

滇西高原碧空如洗，多少年也没有空气污染这种东西。本来当地汇集到溪流中的雨水捧到手里就可以喝，跟今天的蒸馏水一样。可松山不行，那雨天天下，天天下得很大，可无论连着下多少天，顺着树根，顺着草茎，顺着树叶流下来的雨水，仍然带着殷殷的暗红色，那血不是雨水能洗得净的。血已经与山合为一体了，血深浸在了土里、石头里，汲进草里，长到树木里，整座松山变成了一个人血馅的大馒头。

激战后的松山变成了一座宝库，一座教室。它留下的子弹壳几乎养大了两代人。它留下的炮弹让山下本来只晓得种田的农民成了军火专家。我们在大哑口的村公所刚好看见了新出土的28发炮弹，这是一家盖房子挖出来的。那些口径不一的炮弹大多已经装好了引信，只是没来得及打出去。我们提醒村长，还是请公安局的专家来处理一下。他笑了笑，挥挥手，老乡把那几箱炮弹又搬回屋去了。他们一点都不怕，他们会弄，熟练得就像侍弄地里的烟叶。

松山（7）

这么多年过去了，可松山仍像一根钉子扎在所有和此战有关的中日两国人心里，拔不掉。

死在这座山上的日本人，没有一个人的骨骸回到故乡。对于日本人，这是比战死更悲惨的境遇。前几年， 一位曾陪同松山日本战死者遗属踏访过旧战场的日语翻译告诉我们，那位奉命逃离战场报信的木下昌祀中尉愿意和他重访松山，亲自指点葬有三名日本军人遗体和埋藏他所在联队军旗饰尖的地点，协助挖掘。翻译朋友有点激动，他可以见证那被中国军队全歼的日本联队标志物的出土，犹如那面玉碎之师的军旗在六十年后被一介中国平民缴获，多令人心向往之。

在昆明翠湖边上的咖啡馆里，孙敏和我给他泼了一盆冷水：骨头怎么办？是呀，这事只要干，在老鬼子木下昌祀的亲往指点下，能挖出他当年亲手埋葬的三名阵亡日军几乎是板上钉钉的结果。可一旦枯骨重见天日，该怎么处理呢。那可比刚刚烤熟的山芋烫手多了！

该怎么处理呢？我们真的要把这件事假装忘掉了似的永远放在脑后吗？我希望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和人民都运用智慧和理性，妥善地在还有亲历者在世时处理好这件事，不要让那些本已不幸为日本侵略政策而死的日本军人遗骨再绊住两国走向和平明天的脚步。

就在松山脚下，在第八军一○三师破败的阵亡将士公墓前，五十岁的我平生第一次给素不相识的殉国前辈们磕了头。那天下着雨，风很大，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才把带来的香点燃，一枝一枝地插在残存的墓石缝隙中。那一天，是2003年10月1日，我们的国庆节。在那片山上，除了杨延康、孙敏和我，再没有一个人来探望这些为了国家独立而死去了一个甲子的卫国英魂。据说快有人群来了，因为大家终于发现这座山作为“旅游资源”的价值，准备建遗址公园了。

在残存的墓志上，我们知道在战后对忠烈遗骨有过一次迁葬，集中迁往了保山市南郊易罗池畔，那是一处山清水秀的好去处。看到此处，我们稍感安慰，虽然此地刊刻所有阵亡官兵姓名的石碑毁损无遗，但毕竟他们在更多同胞的注目下也是忠魂有寄了。

后来我们去了易罗池，它现在是这个边陲城市最热闹的郊野公园。柳绿桃红，人声鼎沸。新建的那座滇西抗战纪念碑被无数纸糊的灯会用的莲花、蛟龙和寿星包围着，有些地方的磁片已经脱落了。没有游客知道那座第八军阵亡将士墓本应在哪里。

其实，原装的纪念碑没走远，它被拆成很多块砌在了湖岸的石墙里，所有刻着字的都沉在水下。欢快的孩子们与年轻的父母多少次荡舟在它年轻的父母多少次荡舟在它的父母多少次荡舟在它旁边，可没有谁注意到那些已经长满黄苔的有字的巨石。我们沿着湖岸，细心地一处一处地寻找，居然，“第”、“八”、“军”、“抗”、“日”、“阵”、“亡”、“碑”，全部都找到了。

没找到的，也许只剩“纪”、“念”两个字。

军刀（1）

就在我们追寻中国远征军足迹的那段时间，在我的一位好朋友嘴里，我听到这个他本人亲历的故事。

朋友那天问我：还记得那把刀吗？现在开始磨了。

我楞了一下，哪把刀？朋友笑了，我也想起来了，哦，那把刀，那把旧旧的日本军刀，或者用日本人的说法，那把武士剑。

朋友大学是读的物理，毕业后屡屡放着别人垂涎的工作不务正业。他痴迷的偏爱上了收藏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古旧刀具，这个看似简单的对铁片的爱好是个烧钱的行当。

三年前，一位专责管废品仓库的大哥拎来一把马上准备销毁的东洋刀，一条黑不啦叽的弯钢片，内行叫刀叶子，没有刀把、护手，更没有刀鞘。大哥同情他低收入的高品位爱好，专门来问他：要吗？朋友用了几个小时，清除掉刀身上已经固化的污垢，找到了记载此刀身世的铭文。根据铭文，此刀很有来头，朋友用另一把品相尚好的日本刀把这个旧东西换了下来，替它化铁去了。

几年来，我断断续续地从朋友那里听到这把刀近乎传奇的故事。

在收藏刀这个行当里，日本刀是单独的类别。说起来东洋刀还是盛唐时候从中国漂洋过海传去的，一千多年过去了，在资源短缺的岛国成长起来的刀匠们把心血浇了上去，一代一代，制刀业竟臻绝美之境。日本刀师对徒弟比亲儿子都坦诚，生怕徒弟的技艺超不过自己，那会是家族的耻辱。而我们中国师傅传徒弟，都跟猫教老虎似的，一辈留一手，留到今天，用传统工艺打的刀，连切萝卜都快卷边了。结果当年祖师爷的后代，如我朋友他们这群人，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地把玩起徒弟后代们的作品来。日本人也不是数典忘祖之辈，当年传到日本的原形唐大刀，一种刀剑一体的长刀，就被恭敬到近乎神圣地保存下来，理论上成了只有日本皇室才可以锻打和佩用的刀型。

刀师在日本是很受尊敬但发不了大财的职业。远去的武士时代给他们留下了神话一样的故事和货真价实的手艺，但几十年无仗可打的日本，有几个人愿意用能买豪华汽车的钱打刀玩呢。这一小群身怀传家绝技的大师只好在精神生活中寂寞的孤高着，其中比较年轻的一位只身来到唐刀的祖国寻根，并且留在了中国。

朋友的旧刀页子几经辗转送到了这位日本刀师面前。在此之前，这把刀的身世已经得到国内多位名家的认同。但三百多岁的高龄再加上几十年的废铁生活，样子实在很惨，一定要重新磨过，重新制造刀装，也就是刀鞘、刀柄和刀镡（护手）。朋友问他愿意不愿意磨这把刀，要多少钱？

刀师过了许多天才作答：愿意磨，人民币一万四千元，不还价。

天价呀！当时朋友告诉我这个价时，觉得日本人做起这类事来总有点装腔作势的味道。长这么大，见过多少磨刀的，真没有想到有人敢开出这个价码来。

磨刀这行当，早些年满街都是，肩膀上扛个长条板凳，一应家伙都安置在上面，边走边喊。最著名的磨刀人还跟日本人有点关系，他就是京剧《红灯记》里文武双全的八路军联络员，他用那条板凳抡趴下一圈全副武装的鬼子，然后从容的回根据地去了。总之，那不像是一个技术活儿，弄个砂轮，找块石头，脱光了膀子谁都能干。

结果，朋友决定出这个钱，那时候，他一年也就挣够磨这把刀的钱。他豁出去了，他要见识一下。

军刀（2）

刀师开始做准备工作。他告诉朋友不要着急，准备工作不算，仅仅磨刀就要三个月。三个月！这时间够我们把铁棒磨成针了。然而就在朋友备好了钱，一心死等的时候，刀师却变卦了。他说，自己用了好几天端详这把刀，经过反复思考，最终得出结论：以他本人目前的能力和经验，没有资格完成磨这把刀的托付。实在对不起，这个钱他不挣了。

但人家没有撒手了事，他和朋友商量：能不能请他的师傅来看看。师傅如果愿意，肯定可以磨。他提出：由于这事责任在他，请师傅的费用他来负担，那个费用肯定比他预计的磨刀费多许多。

朋友说：这位刀师是讲规则的人，刀在他手里他绝不随意示人。给谁看，让不让看，他一定事先征得你的同意，而且那人什么时间来，如何看的，讲了什么话，刀师都仔细地用笔记下来。最后还刀的时候，这个书面记录也会一并交给你，以兹查证。

师傅真来了。看了刀之后，郑重地答应了磨刀的事。师傅说：这把刀自1630年制成至今共磨过四次。按照刀的生命，一共可以磨六次，他将磨的是第五次，前四次的磨刀师都是日本制刀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他能作为第五位刀师，像四位前辈一样在这把刀身上留下自己的标记，很荣幸。另外，他请徒弟转告朋友，磨这把刀，他不收费。

师傅说：这次主要是修复刀身上的氧化层、污渍和残损，不会把刀口磨得太锋利。磨好之后，他会随刀奉上全部的护理用品，拜托用心保藏。

刀身上不多的铭文和标记，记载着这把刀的身世和历史。外行看来不明就理，而师傅这一级的刀师看，则就如考古学家拿着残破的龟板能讲出一个王朝的兴衰沉浮。这把刀是当年日本第一大武士柳生家族打制，至今已有370岁，在日本，它已是国宝级的一流古刀。

记得第一次看到这把黑乎乎的刀时，我曾说：也不知它杀没杀过人？朋友说：杀过。他指给我看刻在刀身上三个绿豆大的金色小字“二胴切”。二胴切就是两个人并排吊起来，一刀切断。这是当时武士刀的试验方法，也带点祭刀仪式的意思。两个鲜活的人，连骨头带肉齐刷刷地拦腰斩断。据说，被腰斩之后的上半截人，要很久才会死去。中国古代曾有腰斩的刑法，只施之于罪大恶极者。此酷刑要皇帝钦点才可以用。一个被腰斩为两半的犯人用手沾着身下的鲜血，在绝死前写下了三个“惨”字，让所有观斩的人一片骇然。清初的皇帝从此废除了这种酷刑。

二胴切还是客气的。书上记载，曾有武士人家初锻新刀，在房梁上并肩悬起一排活人，一挥之下，竟切了七个。于是那把刀被骄傲地凿上了“七胴切”的字样，是为刀中极品。

师傅问：“这把刀能不能卖给我？”他开了一个高价。

朋友说：不卖。他对我说：多少钱也不卖。

日本有一个刀剑宝藏协会，会员中许多都是有钱的发烧友。最近这些年，他们开始在世界各地搜寻流失海外的武士刀，几乎都是二战时被军人们带出来的刀。那时的日本军队由于战争的急速扩充，军官只发军服和枪，军刀、望远镜都要自己掏钱装备。许多世家子弟就带着家庭留下来的战刀出征，既沾了祖先的余威，又有一点为战刀添彩的愿望。结果战败的是日本，腰间的佩刀作为武器和指挥权的象征解了下来，双手交出去，留在了战胜国。在中国，抗战胜利受降的日本军刀有30万把之多，相当一部分是这种武士家族的战刀。由于中国旋即陷入内战，与日本人没打到的地方，和自己人全打到了，这些军刀大多在战乱中散落民间。走到一些偏僻的乡间，偶尔会见到用破布缠着把子的东洋战刀倚在农家的柴扉上，干着所有切切剁剁的杂活。

军刀（3）

在武士文化中，刀是武士最重要的身外之物，甚至已不是身外之物。一个坚忍的男人只有与它成为一体的时候，才是完整的武士。它既是武士摧锋破锐、陷阵杀敌的兵器，又是武士保全名誉、谢罪自杀的利刃。上阵它是武士的胆，武士战死后的灵魂又会附身在自己的刀上。意义如此，武士的后人们怎么可能让象征多少代大和武魂的战刀永远流离于海外呢。日本变身经济帝国重新崛起的时候，大量的企业家纷纷解囊捐助刀剑宝藏协会，派出专门人才前往当年的交战国细细搜寻，让武士刀悄悄回国。

师傅回购的提议被拒绝后，一点也没有懈怠磨刀的准备工作。磨这样的刀，不能借助任何电动工具，28道工序全部由师傅亲自动手。每一把刀的磨石都是专用，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至少一块以上的磨石，绝不能用另一把刀的磨石来替代。更绝的是，为了让磨石天衣无缝地适合这一把刀，师傅亲自动手，重新锻打了一把与要磨的刀钢质、工艺、形状近乎一样的新刀，用来做研磨磨石的坯刀。他要在这把坯刀上把磨石调到量身订制的弧度和硬度，才施用于要磨的那把刀。这把全新的坯刀，也将在磨刀全程结束后赠送给朋友。

这位刀师傅在今天的日本刀界，屈指可数，他打的刀，每一把都可以进入名刀的行列。更何况他为了求得与原刀一样的质量，要完全按照三百多年前的古法来打制，如果换算成金钱，已经不知几何。

在古代，每一把好刀的诞生都是刀师家族智慧、心血与体力的结晶。我们中国有句“百炼成钢”的老话，讲的就是让铁变成钢的过程。刀师先要用带风箱的焦炭炉把铁条烧至白中泛蓝的青色，就是成语中“炉火纯青”的境界，这时候，铁会变得软绵绵的，然后拖出来打成薄薄的铁片，对折再烧，再打，如此像和面一样往复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在高温和重击过程中，铁中的杂质不断被去除，又在每一次锤打中加上只有刀师才晓得密方的一些极细碎的粉末，折叠锻打使之均匀地渗进刀身里，专业名词叫渗碳，让那条铁变身成为既韧且硬的合金钢。

细细地看日本刀，从刀脊到刀口的那个斜面上，满是密密的像云彩、像海浪一样的花纹，隐约间还泛射出斑斓的五彩，那就是钢在不断的折叠与热处理中形成的。这刀身不是“一块”钢，而是数万甚至上二十万层薄如蝉翼而又紧密咬合的钢片。这样的钢制“千层饼”无锋不挫，无坚不摧，又有极好的韧性，在格斗中打到火花四溅而不碎裂，还能化解敌人兵器的力道而不会震伤武士的手腕。

师傅曾经提议，为了能更好地磨这把刀，希望把刀带回大坂的工作室。大坂是日本的制刀中心，这个要求似乎很合理，但朋友不敢答应。因为这刀只要出去，就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师傅仍然会尽心尽力地如期磨好，也绝不会因为刀在他手而再提买刀的事，胜之不武的事以师傅的名声是决不会做的。但说不定刀剑宝藏协会立刻就会参与进来。协会不缺义工，义工们会接二连三地自费飞到中国，找到你的家，恭敬地站在你门口，默默地等待，向或者晨起或者晚归的你鞠躬、递名片：拜托了，多关照。请你把刀卖给他，请你成全他的这个愿望。那将变成一场精神与礼貌耐力的马拉松。礼仪之邦的中国人迟早抹不开一张又一张不断变换的笑脸，屡试不爽，已经有好几把带着战死者灵魂的军刀就此回到日本。这种极度的谦恭，出自于能几乎无限隐忍而又会随时爆发的强有力的心。在日本谁知这样的心有多少颗。

军刀（4）

师傅用半年完成全部的准备工作，这刀才开始磨了。师傅再一次告诉他，磨好这把刀要三个月。

这仅仅是一把刀，仅仅是浩如烟海的日本历史遗物中极微小的一部分。但再微小也是历史，他们磨得很仔细，很认真。

这把刀让我们见识了在我们与日本的那一场战争结束60年之后，我们的敌人的后代是怎样对待那段历史，包括那历史中抖落的极小碎屑。

在云南腾冲“国殇墓园”的陈列室里，我见过另一把日本战刀，没有一个字的解说。那刀只是一把制式刀，下级军官用的，比不得朋友手中那柄刀叶子来得珍贵。它的故事，是亲手接受捐赠的博物馆李正先生告诉我的。

那把刀曾是一位名叫沈荣棠的军人的战利品。沈荣棠浙江海宁人氏，是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预备二师六团二营迫击炮排中尉排长。1944年在攻克腾冲城的最后一次血战里，一个日军下级军官挥着这把刀突然跳出残破不堪全无生命迹象的掩体，直接冲进久经拼杀已现懈怠的中国士兵群中。李正先生说：八名士兵，猝不及防，先后死在这把刀下。是排长沈荣棠用冲锋枪射杀了这个绝死的败兵，他是对着那日本军人泼水一样的扫射过去，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战斗结束后，经团长方诚的特许，沈荣棠留下了这把夺去他八名弟兄生命的军刀。战后，他回到阔别八年的家乡，双手捧起这把日本军刀，长跪堂前。他把军刀，把自己八名弟兄的生命，把八年不能侍奉母亲而换来的民族解放都凝聚在这把刀上，献给母亲。很快，沈荣棠又离开了家，内战开始了，军人沈荣棠再一次走上战场，最终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失败离开了大陆。他再也没有见过母亲。

再后来，在大陆，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层出不穷。家里竟然藏着反动军官儿子留下的军刀，那个时代当然是反动派妄图变天的铁证。可对母亲来讲，那把刀是儿子留下的唯一念想，也是另外人家八个儿子仅有的生命痕迹。老母亲把刀层层包裹之后投入了水井，并在临终前将这个秘密告诉了身边的亲人。

1990年沈荣棠从台湾返乡探亲，得知军刀尚存，便委托义弟羊坚将刀捐赠给大陆相关机构。1994年羊坚先生从报纸上得知在云南腾冲要建滇西抗战纪念馆，便与腾冲县相关部门联系。但腾冲方面答复，我们没有钱去取，你要捐就把刀送到云南。那时候云南旅游不似今天红火，腾冲这个极边之城更是不为人知，没有钱当是真话。但羊坚又哪里有钱呢？但他有义，他知道死于这把刀下的那八位烈士的墓地就在腾冲，它应该重归当年战场，去祭奠那些为胜利死去的军人。于是他把刀捐给了海宁市政协，并坦言希望政协帮助让此刀回腾冲。海宁政协专门派人陪同他携刀赴腾冲完成了捐赠。1994年6月4日，这把附着八名远征军英灵的日本军刀，在离开半个世纪的时候重回腾冲。

朋友的那把刀终于磨好了，我专门到云南去看它。我确实看不懂刀中更深的玄机，但看到了标志它不凡身家的错金铭文和骇人的“二胴切”那三个字。师傅讲的没错，刀确实没有被磨成雪亮，密密层层的花纹如彩云蔽日，也使得它无法像戏台上的劣质道具一样亮晶晶的。刀被放在一个朴素的柏木盒子里，外面是一个蓝布套子，典型的日本式包装。朋友仔细地保存着它，甚至不让一丝一毫的指纹和汗渍留在上面。他也轻易不把此刀展示给外人，我知道，那两位磨刀的师徒对这把刀的珍惜与敬重是很有分量的。这把刀是滇西抗战历史的一部分，朋友告诉我：他也想继续寻找，顺着这把刀的线索找回去。究竟是谁带着这把堪称日本第一剑客的刀来到中国，来到云南；这把刀的最后一位日本主人最终活着回到故乡了吗；如果没有，他是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祖先的这把武士刀吗？那么多的问题，寻找真相本身就是一本多好的书。

承载着八位中国军人和一位日本军人生命的那把刀依然孤零零地躺在陈列柜里，身边连一块介绍它最后一次，也许只有那一次肉搏的说明牌都没有。那八位中国士兵叫什么名字，祖籍哪里，是否婚配，有没有子嗣。那位日本军人的同样问题呢，难道这柄刀今天的受赠者和收藏者都没有兴趣，都不应当去细细地、逐一地弄清楚吗？今天的腾冲早已声名远播，滇西抗战的光荣每年为这里带来多少追忆者，难道这把被那么多人血浸泡过的日本军刀，这柄一位普通中国军官献给母亲的忠孝双全的象征，真的只是被当作“旅游资源”的零碎在展示吗？

我们总在说：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可在我们看到了我们曾经的敌人后代在如何磨亮历史物证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如何让民族历史的遗珠在无人呵护中渐渐湮灭的。真的是因为缺钱吗？

一个甲子前的那段历史的当事人一个一个地老去，距离我们最近的中华民族的反侵略历史真的就快死无对证了！

在这篇文章修改的时候，我在书店中偶然看到已经译成中文的《武艺二书》，这在日本是每一位武士，甚至商人的必读书。两部短短的传世之书规范着每一位日本武士的忠诚、道德和荣誉，还包括更多充满绝杀之技的指导纲要。其中《兵法家传书》的作者就是朋友那把刀最早的主人柳生宗矩。我静静地捧读此书，心惊肉跳地看出了那两柄制造时间恰好相隔三百年的武士刀之间的灵魂纽带。沈排长那把普通机制军刀的日本主人显然将《武艺二书》的精髓融化在了自己血液里，在柳生宗矩这位先师的训导下一步一步走向了身为武士的至高境界，他虽然死掉了，但他的生命换去了至少八个敌人，他懂得用历史这面镜子照亮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程。

“表象和意图是兵法的基本要素。它是指灵活运用兵法策略，先用假象来迷惑敌人，再用真实行动来攻击敌人。这是用欺骗的假象来获得真正的利益。……

“当对手吃惊时，他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在行动的反应上必然会有所迟缓。……

“力量、情感或情绪在心中隐而未发时，就称为‘机’。‘机’就像门枢一样，隐藏在门后看不见的地方。看到对手心里隐密的活动，并伺间出击，这就是观敌之机的战术。……

“取攻势，是指进攻时，以凶猛之心，奋力劈下??”

好好读一读这本书吧。

“即使在和平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战争的可能。明察国情，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战乱发生，在战乱未起之前就及时地予以阻止，这是兵法中很重要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