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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

- 1、活在李鸿章的影子中(1)

- 1、活在李鸿章的影子中(2)

- 1、活在李鸿章的影子中(3)

- 2、童年气息如春日迟迟(1)

- 2、童年气息如春日迟迟(2)

- 2、童年气息如春日迟迟(3)

- 2、童年气息如春日迟迟(4)

- 3、童话似的家轰然崩塌(1)

- 3、童话似的家轰然崩塌(2)

- 3、童话似的家轰然崩塌(3)

- 3、童话似的家轰然崩塌(4)

- 3、童话似的家轰然崩塌(5)

- 4、青青校树下的灰姑娘(1)

- 4、青青校树下的灰姑娘(2)

- 4、青青校树下的灰姑娘(3)

- 4、青青校树下的灰姑娘(4)

- 4、青青校树下的灰姑娘(5)

- 5、香港的浓绿与火红(1)

- 5、香港的浓绿与火红(2)

- 5、香港的浓绿与火红(3)

- 5、香港的浓绿与火红(4)

- 5、香港的浓绿与火红(5)

- 5、香港的浓绿与火红(6)

- 5、香港的浓绿与火红(7)

- 6、她用英文小试锋芒(1)

- 6、她用英文小试锋芒(2)

- 6、她用英文小试锋芒(3)

- 6、她用英文小试锋芒(4)

- 6、她用英文小试锋芒(5)

- 6、她用英文小试锋芒(6)

- 6、她用英文小试锋芒(7)

引子

2009年2月23日，“张爱玲最后、最神秘的遗作”——长篇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在台湾隆重出版。

这是一部“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珍贵作品。

真实、细腻、热烈。

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女作家，叫做“九莉”。主人公经历的人与事，与张爱玲的生活大致都能对应，虽然有些细节有所省略与更易，但也有些细节在此之前绝不为人所知！

它就是一篇怀旧回忆录，完全可视为信史。

遗作面世之后，华人世界里立刻掀起了新一轮的“张爱玲热”。

张爱玲，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丰碑、我们生活中时隐时现的魅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除去了。

她的一生，本身就是一个流传久远的传奇。她虽然是五四以来新文学“诸神”里的一个，但——

她，不可以归类。

她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她在19岁的少女时代写下的这句话，预言一般描摹了她不完美的未来。

“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她的儿时之作《霸王别姬》里的一句话，又好似预知了遥远的临终一刻。

其实张爱玲的一生，并不是只有一个温度、一种色彩，而是一个有弧度的虹——从炽热到淡定，从热衷到宁静，从火红到纯白。这中间的变化，令人眩目，令人唏嘘！

《小团圆》的时间跨度，恰是从她22岁到30岁时，这一篇故事，写尽了其间的飞扬与失落。

她早年，未能按捺得住张扬之态，做了一些糊涂事，是因她还是个二十多岁女孩的缘故。这一点完全可获谅解，而且她本人也有过悔恨。她晚年的淡泊，其实就是追悔的结果，虽然“悔恨”这两字，从来没出过她的口。

待到后来“张爱玲”三字在故国再度走红时，她已经没有任何欣悦感了，只是淡淡地、继续与整个俗世对峙。

到后来，她就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湖，守在自己的角落，宁静平缓，波澜不惊。

异国的寂寞中，她是一位彻悟了的老妇，精神矍铄，不屈不挠。

她是真正领会到了“魏晋风骨”精髓的人，不能设想她会活得更“常人”一些——那样的话，她，还会是张爱玲吗？

她，不过就是一个需要自己挣扎出来的弱小女子，奋斗过，成功过，又为自己过早的张扬，而付出了几十年被边缘化的代价。

她在短暂的繁华之后，于坠落之中看透了滚滚红尘，而后，又恬淡地升到这个世界上很高的地方，几乎很难有人再打搅到她。

所以我说，她的一生中，有前后两个高峰。

她很幸福，因为在最后的时刻，她是在一个无人可以企及的高峰上，极其安静地与世界告别的。

——所有的人，无论对她有何种评价，也惟有遥望而已。

我们要读懂张爱玲、要读懂《小团圆》，就应该详详细细地了解她的前世今生……

1、活在李鸿章的影子中(1)

热议张爱玲，是近二十年来的事。关于她的话，说得多了，都不觉得她是多么久远的人。很多年轻男女，甚至觉得离她很近，能够与她共悲欢。

可是，一查张爱玲的出生年月，我们才竦然一惊：她的出生，是在将近90年前！

无怪乎台湾学者王德威要称她“祖师奶奶”。

百年之前的种种，才是她的前世；近百年的动荡与安稳，则是她的今生。她所见证的人世沧桑，真是足够多了，是地地道道的“奶奶级”人物。对此，我们只有慨叹。

麦子落地，遂成青苗。

还是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出生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九，月圆后不久，想必夜间仍有清辉铺洒。

早年的人们，习惯以农历生日为准，张爱玲也是。这个日子公历是哪一天，以前大家都忽略了张爱玲曾记为9月29日。，后来是美籍华裔学者司马新，在写张爱玲传时，仔细推算出来的。

张爱玲是个多思之人，生日的皓月秋空，也许让她每年都有所思，以至于她小说中写月亮的句子，经常很奇崛：“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这难道是宿命的写照？

她的确就是从一片“陈旧而迷糊”中诞生的。

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这是一座清末民初的老洋房，在靠近苏州河的地方，风格是那时流行的西洋式样。

这房子大有来历，牵涉到张爱玲的“前世”。它是晚清名人李鸿章送给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张爱玲祖母的陪嫁物之一。

这种老房子四面为房间，中间是一个宽阔的天井，朝内一面有连廊可通行，因而名之“走马楼”。

老房子的外墙上，有一些西洋式的花纹装饰，这在当时算是很时髦的了。小楼共有两层，后来顶层有人加盖了阁楼，所以如今看起来好像是三层。

当年这房子，想来是气派得很，从二楼上直直向前伸出一个阔大的阳台，四周还有很大的花园，草木葱茏。而现今，房子杂乱了，花园当然也不存。这种“西风东渐”时期的老房子，在今日的上海、武汉、广州、海口等地，仍残留了不少，可以视为用砖石写就的城市演进史。

张家公馆，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很有象征意义：从外面看起来，房间的阳光应该很充足，其实里面却是古墓般的幽暗。

新旧杂糅，中西交错——这便是张爱玲日后成长的宿命。

早几年，有“张迷”经过辛苦奔波，确定了老房子当年准确的地址：淮安路313号，也就是今天的康定东路87弄见淳子《张爱玲地图》。。

这房子现在可能已被拆掉，再也没有了它的物质存在。——大变革的时代，只几十年间，就会有很多东西化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尘土。

在那时，能拥有一批这种房子的，是豪门大族。张爱玲的外曾祖父李鸿章，就更是声威显赫。

因此，当今讲张爱玲故事的人，有的就特别津津乐道于她的家世，动辄冠以“簪缨世族”、“官宦世家”、“豪门之后”的名号，看上去金光闪闪——似乎张爱玲的天才，一定与此有关。

我个人猜想，以这类口吻进行叙述的人，无论他做到了多高的教授，恐怕都未脱庸俗思维，有的年幼时说不定还很清苦，对张爱玲进行这样的恭维，也许有少年时的情结在内。

——其实，天才与血统无关。

尤其与富贵无必然联系！

古人说，穷诗人写富人，诗句里定是穿金戴银；而真正的高贵出身者写富人，只须两句——“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那种富家大户夜戏散场时的豪华，便被写到了入骨。

毕竟还有学者是清醒的。内地较早写张爱玲传记的学者余斌，就张爱玲对自己身世的态度做过考证，结论是：她并不愿沾祖上的光，有人问起她来，她也是含糊其辞。

当然相反的证言也有，与张爱玲相识的女作家潘柳黛，就曾说过：张爱玲在日常的场合，对自己的贵族血液“引以为荣”，一再加以提及，唯恐人不知。

但这只是潘柳黛的一家之言，并无佐证。倒是可在《流言》中的几篇自传文章里看到，张爱玲对她“簪缨世族”的家世深为隐讳，从不提及。

我也注意到：只有一次，在小说集《传奇》出版之前，她曾一闪念地想到：可否用自己的“贵族家庭”来作宣传的噱头？但最终，并未实施。

看来，她并不在乎这所谓的辉煌。

台湾学者周芬伶说得更直截了当，她说：有些人为张爱玲写传，“着重其‘贵族’身世，然而我看张爱玲一生从未有钱过”。

因此，渲染张爱玲“贵族身世”的荣耀，基本没有意义；况且她又不是活在李鸿章的时代！

相反，在辛亥剧变以后，晚清时代的荣耀，怕也不是什么金字招牌，更多的是给人带来负罪感与没落感。毕竟时代在进步，在民国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爱玲，从“簪缨世族”承袭而来的，料想也是负面的东西为多。

张爱玲的祖上，固然是世宦之家，但是随着大清国的穷途末路，家族的景况明显地呈一个下滑线。等到张爱玲这一辈，这个前朝名门之后的家庭，就更像一座阴暗死寂的老房子，只能窒息掉所有活泼泼的生机。

我注意到，张爱玲只有在完全挣脱了家庭的阴影之后，才获得了她最鲜活的生命，蓬蓬勃勃地绽放开来！

她渴望挣脱这个冷漠的家，只想自食其力。

张爱玲的内向孤僻，她被人所指的“自私”，她的远离精英主流，无不与家庭的阴影有关。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喜爱名人，就看名人的一切都是好。

1、活在李鸿章的影子中(2)

我们先来看看张家的这根老藤，有些枝蔓，倒也很有些意思。

张家的祖籍，是直隶今河北省。丰润县。

张爱玲的曾祖父张印塘（1797-1854），字雨樵，是“丰润张氏”几辈子里第一个做官的人，咸丰年间曾任安徽按察使。就其本人的操行来说，是个极为清廉、耿直的好官，只不幸生逢乱世，结局很是凄凉。

在这里必须一提的，是这位张印塘大人与李鸿章的结交。张印塘和李鸿章曾在合肥、巢县一带并肩作战，两人意气相投，遂结为至交。

张印塘后来与太平天国的西征军交战，因战败被革职，留营戴罪效劳。此后目睹局面日益崩坏、同僚好友败亡，心中越发郁闷。于次年，在徽州今安徽黄山市。病死了。

那时候，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年方7岁，是个刚够学龄的小孩子。

在辗转流离中，张佩纶发奋苦读，23岁那年考中了举人，第二年又中了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

他做了官后，敢于直谏，因而名声大起。后又担任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成了中央监察部门的副职长官。

那时李鸿章已是威名赫赫的北洋大臣了，念及旧日袍泽之谊，对张佩纶也很器重。

青年时代的张佩纶，是个旧时官场上典型的“清流”人物，耿直自负。不仅在正史上有名，而且还被写进了通俗小说，成为文学人物。

清末有著名的“四大谴责小说”，专写官场黑幕，其中之一的《孽海花》就绘声绘色地写了他的“事迹”。书中有个人物叫“庄仑樵”，就是影射张佩纶的。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佩纶连上数十道奏章，力主抗法——对洋鬼子不打哪成！

朝廷就派他到福建马尾港去督军。

可惜一仗打下来，福建水师全军覆灭！

战后追究责任，他被革职发配到边地察哈尔、张家口效力。

他先后有两任夫人，都是病死的。到1888年，张佩纶戍满回到北京时，已是一个光棍汉了。

就在这灰头土脸之时，在天津的李鸿章向他伸出了援手，将张佩纶收入幕中，协办文书，掌握机要文件，当了个心腹师爷。

入幕半个月后，张佩纶又有了奇遇！

李鸿章决定把女儿李经璹小名菊耦。许配给他，并且当下就办妥了订婚仪式。这一年，张佩纶年已41岁，李菊耦才22岁，两人相差19岁。

这桩婚姻，当时就有很多人侧目。即使拿现代的眼光来看，也很不般配。张佩纶年纪偏大不说，还是个罪官，仕途前景很渺茫。从留下来的照片看，相貌上也无甚过人之处——八字胡，目光无神，体态偏肥，不过是常见的清代官员颟顸模样而已。

而李菊耦在那个时代虽是大龄女子，却是个地道的美女，标准的鹅蛋脸，眉清目秀，双眸如漆，透出一股清新可爱的书卷气。

这段奇缘，曾朴在《孽海花》里也有妙笔生花的渲染，有如他老人家当时也在场一般。

曾朴写道，一日，张佩纶有事一头撞进李鸿章办公的签押房内，忽见“床前立着个不长不短、不肥不瘦的小姑娘，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媚”。

在旧时，同事之间也是要避家眷的，张佩纶来不及收脚，早被李鸿章望见，喊道：“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见庄世兄。”那小姑娘红了脸，含羞答答地向张佩纶道了个万福，就转身飞快地跑进里间去了。

张佩纶与李鸿章谈着公事，忽然瞥见桌上有一本诗集，趁老太爷不注意，他便偷偷拿过来看。见里面字迹娟秀，诗意清新，知道是那小姑娘的手笔，不觉就有些倾倒。略一翻，见有两首七律，题目是《基隆》，读过一遍，当下顿感触目惊心。

诗的意思，大致是既有讽刺、又很替张佩纶惋惜——若只安分做个论道书生，不去冒冒失失请缨杀敌，也就不至狼狈若此了。

张佩纶看了，“不觉两股热泪，骨碌碌地落了下来”。李鸿章就笑道：“这是小女涂鸦之作，贤弟休要见笑！”张佩纶惟有满口称赞，李鸿章便顺势托“张贤弟”给女儿寻觅佳婿。

张佩纶道：“要如何条件，才肯给呢？”

李鸿章呵呵笑道：“只要和贤弟一样，老夫就心满意足了。”

张佩纶是何等聪明，出来后赶紧托人去求婚，中堂大人也就一口应承了。

不止如此，《孽海花》还继续演绎，说李鸿章夫人赵继莲知道了消息，大为恼怒，指着李鸿章骂道：“你这老糊涂虫，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高不成，低不就，千拣万拣，这会儿倒要给一个四十来岁的囚犯！你糊涂，我可明白。休想！”弄得李鸿章没法。

最后还是女儿明确表了态，说爹爹已经把女儿许给了张佩纶，“哪儿能再改悔呢！就是女儿也不肯改悔！况且爹爹眼力必然不差的”。老夫人见女儿肯了，也只得罢了。

这一段故事，足能以假乱真，只不过书中的李鸿章叫做“威毅伯”罢了。

张爱玲小时候在《孽海花》中看到了这一段，非常兴奋，连忙去问父亲。但是父亲一口否认，说爷爷当初决不可能在签押房内撞见奶奶，连所谓奶奶的诗，也是捏造的。

1、活在李鸿章的影子中(3)

张佩纶在婚后，仍留在李鸿章府中住，与新夫人的关系琴瑟和谐。

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张佩纶在仕途上的命运，并未像外人估计的那样，就此可东山再起。

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不知何故，与这个妹夫水火不能相容，买通了几个御史，蜂起弹劾张佩纶。大意是，张佩纶遣戍释放后，不安本分，又在李鸿章署中干预公事，招致物议。随后就有圣旨下来，命李鸿章把张佩纶撵回原籍去。

那时太平天国已经败亡，战乱后的南京房产很便宜，不少闲官都在那里置业。李鸿章便让女儿、女婿搬到南京去住，还给了女儿一份陪嫁。

这份陪嫁，可不是平民之家的几个箱笼包袱，而是田地、房产和古董无数。总量之巨，无法估计，我们只知30年后，分到张爱玲父亲名下的财产，计有花园洋房8处及安徽、河北、天津的大宗田产。

张佩纶在南京买下的房子，是一处叫“张侯府”的老宅子，位置大致在现在南京白下路东段的南京海运学校一带。房子共有3幢，张佩纶将其中的东楼命名为绣花楼，专为李菊耦住，当地人都习惯称它“小姐楼”。——后来，胡兰成在与张爱玲恋爱时，还专门去看过这地方。

此后，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又遭败绩，大清国被迫签下屈辱的《马关条约》。李鸿章因之声名狼藉，甚至被国人以民族罪人视之。张佩纶大概有感于此，自此绝足官场，再不要那顶官帽子。

就在那一年，李鸿章油尽灯枯，在“三百年来伤国乱”的悲哀中去世了。

张佩纶晚年过得相当颓废，只以酗酒解愁消磨残生。老岳父死后一年多，寂寞中的张佩纶也追随而去了。

他遗下一子一女，大的7岁，小的才2岁。男孩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女孩就是张爱玲的姑姑。

可怜李菊耦37岁就守寡，终日闭门教子，心有戚戚，不久染上肺病，于1912年病逝于上海。

张佩纶的子女辈，对他的印象都不十分好。女儿张茂渊就是张爱玲那位大名鼎鼎的姑姑。后来曾对张爱玲说，这桩老少婚姻，“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

张爱玲在读中学期间，弟弟张子静有一次对她说：“爷爷名字叫张佩纶。”

她马上问：“是哪个佩？哪个纶？”

弟弟告诉了她，她觉得很诧异：这名字，怎么有点女性化？

又有一次，弟弟给她看历史小说《孽海花》，撂下一句：“说是爷爷在里头。”

爱玲翻开书，找来找去，找到了庄仑樵。读完以后大为兴奋，跑去问父亲，父亲只是“一味辟谣”，跑去问姑姑，姑姑说：“问这些干什么？现在不兴这些了。我们是叫没办法，都受够了……”说到这里，声音低下去，近似喃喃自语，而后又说，“到了你们这一代，该往前看了”。

“受够了”指的什么？官僚大家庭的生活，还不是陈腐一路，当事人都受够了，何劳今天的人替他们荣耀？

爱玲觉得不好意思，连忙辩解：“我不过是因为看了那本小说好奇。”

姑姑见爱玲执着，就讲了一点奶奶李菊耦的事。两位老人死的时候，姑姑年纪还小，所以提到爷爷张佩纶，她便断然摇头：“爷爷一点都记不得了。”

爱玲又去问父亲，父亲只是敷衍她说：“爷爷有全集在这里，自己去看好了。”于是爱玲就抱了一大堆书来看。

张爱玲的先辈，虽很辉煌，且从李鸿章这一脉来说，也可称贵族。但是，外曾祖父李鸿章和祖父张佩纶都是在历史上有过污名的，所以，张爱玲自小就和她的“贵族身世”自觉保持着距离。在她成名后，文化界曾有一阵掀起过《孽海花》人物原型的考据热，她完全不参与，对一班前清遗少及名士派文人也敬而远之。

她不会傻到处处以这些晦暗的东西来炫耀。

但是，她与这些毁誉参半的先祖，毕竟有着血缘的联系，在她的意识里，又另有一种不同于政治评价的情感评价。

她从长辈们的议论中，从祖父的文集中，对祖父张佩纶产生了一种特殊好感，认为他是个“真人”。祖父在官场中的旋起旋落，直至抑郁而终，也令张爱玲幼小的心灵感到震撼，觉得这是一种“人生的回声”。

家族曾经的辉煌与无可挽回的没落，在一个孩子的心中，种下的就是这样无以名之的伤感。从普世意义上来说，全社会肯定是在进步了，但是作为具体的家族后裔，没落的气氛是一直就笼罩在头上、渗透在血液中的。

张爱玲，就是这样一株先天阳光不足的根苗。

她小小年纪，居然有苍凉的“身世之感”，也就缘于此。

张爱玲在成年以后所做的，就是努力挣脱自己的家庭以及那背后的所有阴影，向着独立的路上走。

在晚年最后一部著作《对照记》中，她历尽人世沧桑，终于与自己的祖先全面和解了，真正理解了他们的“不得不然”。

她后来的话，说得很动情：“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然而戏剧性的是，这样的家世，恰恰又带给了她一笔无以替代的财富。没落家族的种种人与事，都成了她后来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形成了她别样的文学路数。

在这个过程中，张爱玲是幸运的。

因为，没有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没有一个青年女性以文学谋生、以小说名世的可能。而她身后拖着的长长阴影，又使她成为了无数文学青年中极为特殊的一个。

——腐土上，开出的是一枝惊艳的花！

2、童年气息如春日迟迟(1)

繁花凋落的家族，实际上是很可悲的。尽管物质生活上还有前朝的富丽繁缛，却总像蒙了灰的铜饰，窗外的阳光再怎么照进来，也反射不出一点有生机的光芒来。

从政治上退出主流地位，就意味着永久地走入灰色地带。

在民国初年，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家庭，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出身无用了，失却了上进之阶，家族的二代后裔靠祖产虽还能锦衣玉食，但却是坐吃山空。

在角落里，他们或醉生梦死，或牢骚满腹，或惊恐不安。

很少有人能绝然奋起。

最可怜是大宅门内第三代的孩子们，从小就看得见外面明丽的天地，却冲不出、飞不走。

——血缘的线，身世的索，牵住了他们。

张爱玲的父亲，就是转型期典型的豪门二代。而张爱玲，则是那些面容苍白的老宅孩子们之一。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1896—1953），别号廷重。他素以号行世，在后文中，我们也就按习惯称他为张廷重。

从张廷重的生卒年份来看，他恰是跨越了中国近现代巨变的一个人。时代在上演轰轰烈烈的正剧，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个福音，而对旧官宦家族遗孑的张廷重来说，却不折不扣是一场个人悲剧。

他跟他父亲一样，也是7岁就丧父，但却没能像老爸一样“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而是一生都笼罩在失败的阴影中。旧式家族，男丁为主，要重振家声更是需要子弟们争气，生母李菊耦便把过重的期望押在了他的身上，这一来，反而害了他。

李菊耦在清末的十几年间，经历家国之变，心理上有一个强烈的反激。昔日娘家的尊崇，夫婿的未展之志，都化为她望子成龙的心切。

这位通晓诗书的母亲，教子甚严，背不出书就打。但常规的仕途，到此时已走不通了，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于1905年废除了科举，张廷重为做八股而学的一肚子学问，完全成了无用。

他的一生也就如失舵之舟，再也没能找到方向。

父亲张廷重种种不合时宜的举止，张爱玲在幼时便有很深的印象——那是一个神态沉郁的夫子，终日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起长腔一唱三叹，算是作结。然后，沉默踱步，走了没两丈远，又起头吟诵另一篇。听不出那是古文、八股范文，还是奏折，总之从不重复。连小爱玲听着也觉心酸，因为毫无用处。

这绕室徘徊的习惯，就是李鸿章传下来的健身绝招“走趟子”。这个词，充满了“无路可走、但也非走不可”的荒诞感。

尽管张廷重受清末维新之风的熏陶，学过英文，能读会写，甚至能用一个手指头在打字机上打英文函件，但是，他还是没法走出宅门去谋生就业。因为，做生意外行，蚀不起；当官、入政界更不行。

前朝老臣的后裔，怎能耻食周粟？——“投敌的名声是败坏不起的”！

他只能当遗少。

当然，他也有他的痛苦——李菊耦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反激心理，使这位寡母训子的方式十分怪异，甚至在亲戚间都有了孤僻的名声。她因怕儿子与家族子弟们泡在一起“学坏了”，便故意给小张廷重穿一些过时的衣服鞋帽，把他打扮得活像个女儿家。

据张家的老资格女仆何干讲，那些衣服都是“花红柳绿”的，鞋子也是满帮花纹的花鞋。

李菊耦就是要让张廷重羞于见人，远离那些趋时的“坏小子”。何干后来回忆说，那时张廷重出门去玩，走到二门，趁母亲不注意，就会偷偷摸摸脱了鞋，换上袖子里塞着的一双。“我们在走马楼的窗子里看见了，都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见张爱玲《对照记》。

老祖宗的气息一时是消散不了的，它仍以无形之形，控制着这个老宅子。在畸形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张廷重，自然也就跟这“走马楼”的气息一样，新旧杂陈。

一方面，他自认为是新文明的同道中人，并不抵制时新的观念。他爱看白话文的平民小报，乐于阅读翻译过来的西洋小说，喜欢购买进口的名牌轿车，甚至，还买过大部头的《胡适文存》。

五四以后，英国剧作家萧伯纳在中国走红，张廷重也买过一本萧的剧本《心碎的屋》，在空白页上写下题识：

天津，华北。

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

提摩太&#8226;C&#8226;张

这完全是西式的习惯写法，还取了一个很摩登的洋名儿。张爱玲后来在写回忆散文《私语》时，去翻阅父亲的旧书，才注意到这个细节。

一切文明在他身上，都体现出混乱。他订阅了《旅行杂志》，但从来不旅行，因为抽大烟不方便。他不穿西装，但是却穿西装背心，而且就直接穿在汗衫外面。他喜欢叔本华，但也买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译本来看。见《小团圆》。

张爱玲还记得，小时见到父亲屋里到处乱摊着各式小报，让她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张爱玲一贯爱看市井小报，就缘于父亲这个嗜好的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旧时代延续下来的惯性，仍是主导了张廷重的人生。这位遗少，虽被母亲严厉管教，但成人之后，旧派士大夫的嗜好一样也不少——吸大烟、纳妾、嫖妓、赌博。

转型时期的人物，有着两面不同的人生相，这毫不奇怪。

文化之脉并不会因政治的鼎革，就在一夜之间戛然而止。

2、童年气息如春日迟迟(2)

张廷重在母亲去世三年后，结婚成了家。迎娶的女子黄素琼后改名逸梵。，也是一位名门之后，是清末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广西盐法道道员黄宗炎的女儿——这个女儿没见过爸爸，因黄宗炎上任不久便染瘴气而亡，留下一男一女双胞胎遗腹子。

黄翼升祖籍湖南，是正牌的湘军将领，曾与李鸿章一道在曾国藩麾下效过力；而且，据说论起来，黄素琼还是李鸿章的远房外孙女。这样，两家的联姻便是“亲上加亲”。黄素琼系小妾所生，亲生母亲也死得早。她的婚嫁，显是媒妁之言、家族包办，她本人并不情愿。

这位黄军门家的千金，就是张爱玲的母亲。

她后来成了张家族属里的一个异数。

这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女子，气质上很有乃祖之风，“总是说湖南人最勇敢”。她后来对自己命运的大胆选择，证明了这一点。——母亲的不妥协性格，对张爱玲的成长影响也甚大。

黄素琼虽然出生在大宅门，没上过新学校，还缠过脚，不过却受到了较彻底的新文化熏陶。林译小说、五四风潮这些新事物，将她塑造成了民国之初很时尚的“新女性”。

她拒绝陈腐，渴慕新潮，崇尚女子独立，不甘心依附于男人。张爱玲在晚年谈到母亲时，说母亲是“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见《对照记》。。

由于黄素琼没上过学，所以反而是个“学校迷”，而上学的事，“在她纯是梦想和羡慕别人”。在她那个时代，为了求知，连中年妇女也有上小学的，因此她更是耿耿于怀。

不过人生总有出人意料处，这个勇敢者后来不仅圆了上学梦，1948年的时候还在马来亚侨校教过半年书，算是大大过了一把“学校瘾”。

在上个世纪初民智开启的大波澜中，像这样的女子，即使在历史上籍籍无名，也足可令人敬佩！

张爱玲从小就听家人议论，说母亲黄素琼像外国人，头发不太黑，皮肤也不白，深目高鼻，薄嘴唇，有点像拉丁人的后裔。

她为此感到困惑。黄家是明朝时从广东迁到湖南的，理论上可能会混有南洋血统，但她知道，黄家很守旧，就是娶妾也不会娶混血儿。为了探个究竟，张爱玲曾狠狠地翻过一些关于人种学的书，看史前白种人在远东的踪迹，但最终也没弄清楚。

从张家的老照片上看，张廷重的面相倒还庄正，并不颟顸，但略有一股浊世气。而黄素琼却是面容清秀，目光深邃，眉间神色凝重，一副志存高远的样子。

黄素琼与张廷重的价值取向如此不同，当然也就看不惯丈夫那种醉生梦死的活法。她劝诫过，也干预过，但无力唤回，于是就转入消极抵抗。

张爱玲出生前后，张家住在上海，两口子闹别扭总还要顾及面子，不想在亲戚中丢脸，黄素琼就经常回南京的娘家，躲一时，是一时。

后来家搬到天津，黄素琼对张廷重纳妾、吸鸦片的恶习，再忍无可忍。在劝告无效后，她彻底冷了心，不再过问家事，只自己去寻一些乐趣来麻醉，花了不少的心思学钢琴、读外语、剪裁衣服。

与丈夫不能交流，她便沉默。现存黄素琼当年的照片，那模样都是闷闷不乐的，与她一身新潮的打扮极不协调。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茉莉香片》中，那个从未爱过丈夫的冯碧落，很可能就是黄素琼的写照。

幸好小姑子张茂渊也是个新派女性，算是黄素琼在家中的同盟军。大概因为旧家庭女孩子不大受重视的缘故，当年李菊耦没给女儿套上太多枷锁，无意间让张茂渊呼吸到了较多的新鲜空气。

张茂渊也看不惯哥哥张廷重的陈腐，与嫂嫂黄素琼意气相投，形同姐妹，多少缓和了一下家中的紧张气。

黄素琼酷爱剪裁，每次与小姑上街买了布料，回来总要对镜打量一番。张廷重却看不出这有何种乐趣，见了，便会没好气地说：“又做，又做，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

夫妻俩便是如此，连小事也不能相容。而黄素琼这倔强女子由新潮书刊中得来的理想，却是始终没有泯灭。

后来在张爱玲4岁时，姑姑张茂渊要出洋留学，母亲黄素琼那年已经28岁了，借口要监护小姑出洋，自己改了一个非常新文艺的名字“黄逸梵”，就抛夫别子，也跟着远走高飞了。

这一飞就是间关万里，飞到英国去了！

远走只是想求索。哪怕一无所获，也强于在家中委屈、屈辱的一生。

张爱玲在日后谈到对母亲的印象，说：“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见《童言无忌》。

2、童年气息如春日迟迟(3)

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父母，只能让人对小爱玲将来的成长担心。那些现在被人以欣赏心态渲染的“簪缨世家”之类，对一个孩子来说，怕是远不及小户人家的天伦来得温馨。

所谓的“贵族”种种，用张爱玲小说里一个很有特色的词，便可概括，那就是“霉绿斑斓”——未见得好。起码，没什么可羡慕的。

张爱玲最初的名字，叫“煐煐”，算是小名吧。煐，这个字很生僻，有一点晃眼的味道。

小煐在上海长到2岁，她对2岁前的生活毫无记忆，2岁以后家里搬到了天津，才开始对自己的家有了印象。

这次搬家的缘故，起于张廷重与二哥张志潜的关系不睦。

张志潜是张廷重同父异母的二哥大哥早夭。，为张佩纶与原配夫人朱芷芗所生，比张廷重大17岁。他那时也是在上海的“走马楼”住，李菊耦病逝后，就由他管理大家庭的事务，张廷重兄妹俩也要受他管束。

在兄妹间分遗产的时候，张志潜利用兄长之“权”，占据了其中大部分财产。后来在30年代初，张廷重和妹妹曾跟二哥打过“析产官司”，但由于张志潜给法官送的钱多，加之张廷重不够坚定，最终官司输了。这是坊间一般张传的流行说法。

但是，据新近著有“张学”力作《哪一种爱不千疮百孔》的阎红女士披露，其实张氏兄弟所争财产，“核心是一套宋版书的归属”。

这批宋版书，是早先张佩纶用了李鞠耦的嫁妆，从前妻的兄弟那儿买来的。辛亥革命时，世事仓皇，这批书辗转落到了于右任手中。事后，是张志潜写了信去索回。

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将这批书全部捐献给了上海图书馆，终不至于散落。而当初如果判给张廷重，这书的命运倒不好说了。

在兄长监护下生活，张廷重觉得太受拘束，便想与二哥分开过，只是苦于没有个堂皇的理由。1922年，机会来了，张廷重通过在北洋政府任交通部总长的堂兄张志潭介绍，在天津的津浦铁路局谋到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便正好借此分了家，举家迁到天津。

小煐的姑姑那年21岁，乃名副其实的“小姑独处”，也跟着一起搬到天津去了。

在小煐和弟弟的记忆里，天津的生活是丰盈而明亮的，衰落的阴影还没有笼罩上来。

弟弟张子静在晚年时对此的回忆，满含着感情：“那一年，我父母二十六岁，男才女貌，风华正茂。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佣人，姊姊和我还都有专属的保姆。那时的日子，真是何等风光啊！”

这座洋房，是在英租界里，32号路61号。房子是当年爷爷张佩纶结婚时自己购置的，也是非常宽敞。张廷重来到这里，再无人可以干预他，就越发地放纵享乐起来。

张爱玲的童年记忆，就从这奢华中开始。

这是一段幸福的日子，人间的丑恶，还没有进入她的感知。在张爱玲的回忆文章《私语》里，对当年种种童趣，有极为细腻的描写。读来，犹如欣赏带有擦痕的老电影片，旧而亲切。

那时的小煐，整天由成群的仆佣所簇拥，被抱来抱去，访亲问客。小小年纪，就开始熟悉大家族在节庆时亲戚往来的礼数。

然而，孩子的兴味，是在她独自窥见的天地。

家中的院子里，有个秋千架，是个其乐无穷的地方。小煐比弟弟勇敢，喜爱荡秋千。有一个额头上有疤的丫头——小煐唤她做“疤丫丫”，一次荡秋千，荡到最高处，唿地翻了过去，这大概也让小煐感到了惊喜。

夏日的中午，是最可留恋的时光。小煐喜欢穿着白地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裤子，坐在板凳上，喝完一碗淡绿色的、涩而微甜的“六一散”，就拿出谜语书、还有童话书，念出声来。那种绿绿的六一散，是以滑石粉和甘草为原料的解暑汤剂。之所以绿，是因为里面加了西瓜皮。

天井的一角，有一块青石砧，是小煐最早的启蒙课堂。有一个瘦小清秀的男仆，常用毛笔蘸了水，在上面练习写大字。他也常给小煐讲《三国演义》，小煐喜欢他，没缘由地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毛物”。

而“毛物”的妻，自然就叫做“毛物的娘子”，简称“毛娘”。毛娘也是聪明的，能讲“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的故事，非常可爱，但心计也颇深。

一种世俗的情趣，也许从那时起，就浸入了张爱玲的灵魂。

张爱玲的这篇《私语》，与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堪称写童年生活的双璧，都有很强的带入感。尤其是写了一些稀奇物儿，写了憨态而有趣的人，还有远离尘嚣的园子及童稚的恶作剧，这些距今几十年前的淳厚趣味，如今已是永远绝迹的了。

小煐好奇的眼睛，也看到了家中很陈旧的习俗，像一些褪了色的画面。

“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母亲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母亲醒来时总是心情不好，要?小煐玩好一会儿，才能高兴起来。

成年后的爱玲还记得：“我开始认识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等认了些字后，家里给小煐和弟弟请了私塾先生，一天读到晚。悠长的诵读是难忘的——在傍晚的窗前摇摆着身子。读到“太王事獯于”，卡壳背不下来了，直到忽起顽心，把它改为“太王嗜熏鱼”，方才记住了。

小煐还常由佣人带去给堂伯父张人骏请安。记忆里，孩童见老人的场景，也有苍凉入骨的意味。

这位白了胡子的老一辈，在武昌起义爆发时，是两江总督。曾依仗张勋之势，准备顽抗到底，但终没能守住南京，缒城而逃，躲进停泊在下关的日本兵舰，逃往上海。此时，正在天津当寓公，景况已相当贫寒。

张爱玲幼时对他的印象，到成年后还历历在目：

一个高大的老人家永远坐在藤椅上，此外似乎没有什么家具陈设。

我叫声：“二大爷。”

“你认了多少字了？”他总是问。再没有第二句话。然后就是“背个诗给我听”，“再背个”。还是我母亲在家的时候教我的几首唐诗，有些字不认识，就只背诵字音。他每次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流泪。（《对照记》）

值得注意的是，幼年的张爱玲，对事物便有很独特的感知。也许，这就是“天才”的潜质吧。

尽管对童年的追忆，都是在她成名以后写出来的，但是所描述的那种印象，却一定是来自幼年的感知。

诸如下面的这些对于“器物”、“颜色”和“吃”的印象——

“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阳光照到那磨白了的梳妆台上。”

“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怅惘。一直喜欢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时候设法先把碗边的小白珠子吞下去。”

这种观察事物的眼光，相当自我——唯其如此，人在感觉上才会细腻，且视角独特。

中国现代以来的作家，大多观察力粗疏，这是比文字功夫低劣还要严重的缺陷。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中，那些“七宝楼台”式的警句，常为“张迷”们推崇到极点。其实，那不单是文字的天才所致，在观察力上的天赋，才是文字出彩的根本。

2、童年气息如春日迟迟(4)

封闭的童年，是快乐的，惟一的不快，似乎是来自弟弟。弟弟比她小一岁多，生得漂亮而文静，而且很知道自己是最受宠的孩子。

张爱玲说，对这个弟弟，“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吗?’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见《童言无忌》。

但是，弟弟又很不争气，多病，因为“忌口”因病有些东西不能吃。又很馋。姐姐能吃的、能做的，他都望尘莫及。姐弟俩常有一些小小的不睦。弟弟妒忌姐姐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

张爱玲的回忆文章里说，因为家中有男尊女卑的俗见，所以她很小就对弟弟产生了竞争心理。

小煐和弟弟，各自有专门的女佣带着。这些女佣多来自安徽，带小煐的叫“何干”干，是干妈的意思，安徽方言。，而带弟弟的叫“张干”。何干因为带的是女孩，自觉心虚，处处都让着张干，小煐却偏要与张干争。张干生了气，就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

张干还从小煐拿筷子时手指的位置，来预言小煐的未来，如果抓得离下端近，就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小煐自然不可能懂这预言的真正含义，但隐约也知道这不是好命运，赶紧把手指移到筷子上端。但是张干却说：“抓得远当然嫁得远。”小煐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后来张爱玲不无幽默地写道：“张干使我很早想到了男女平等的问题。”

自然，这说法不必当真。与张干的冲突，不过说明她从小就有的一种倔强，她那时一心想的是“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性格决定命运，大抵如此。

“住独家村”、“嫁得远远的”——张干想必也不会是认真讲的，不过这些诅咒后来竟一语成谶！

然而孩子毕竟是孩子，姐弟俩还是有一份情意在。在一起玩的时候，两人幻想自己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小煐使一口宝剑，弟弟使两只铜锤，趁着月光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

小煐有时也很喜爱弟弟：“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让他编个故事：一个行路人被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艺。”

弟弟张子静在晚年的回忆录里说：“她不必锐意图强，就已经胜过我了。这不是男女性别的问题，而是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童年的张爱玲，对这一点似有认识，但又不十分自信。

在她8岁以前的童年，是平和与亲切的日子居多，以至张爱玲日后的回忆，对那时是充满了留恋的。她说，天津的那个家，让人喜欢，是“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

天津，是令她难忘的。

这个大都市，受“西风”的熏染一点不亚于上海，它给了张爱玲6年的温暖童年，也给了她后来小说语言中偶或闪现的“北方话因素”。



3、童话似的家轰然崩塌(1)

童年张爱玲在天津的伊甸园生活，到了8岁那年，戛然而止了。

这个转折，与父母的婚姻状况有关；更深层的，则是与时代的潮流有关。

母亲黄逸梵是1924年撇下家去留洋的。走的时候，小煐才4岁，离别时母亲的哀伤，她尚有清晰的记忆片断：

“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叔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波悲恸。”

黄逸梵是中国第一代留学的女性。要挣脱枷锁了，她为什么要悲哀？

小煐当然不会懂。

其实，黄逸梵是在哀伤往日理想的幻灭。由长辈们决定的婚姻，就为了图个门当户对，便葬送了她花信年华里的几乎全部憧憬。

说起来，门当户对并不完全错，起码两人可以少一些文化背景冲突。但不幸，两个19岁的年轻人在结合时，时代在轰隆隆地转轨，他们各自选择的方向太不一样了。

小煐的感受，也就到此为止。久之，“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

母亲走后，父亲在外面蓄养的一个妾，就堂而皇之搬进了家来。

这位姨太太，小煐唤她做“姨奶奶”，早就被父亲包养在外面的小公馆里。父亲还曾经抱小煐去那里玩过。那次出家门时，走到后门口，小煐忽然不愿意去，拼命地扳住门，双脚乱踢，父亲气得把她横过来打几下，她才终于肯了。

可是到了那边，小煐却又很随和地吃了许多糖，没有再闹——闯过江湖的“姨奶奶”，还是很会哄小孩子的。在这儿，小煐还注意到：小公馆里有红木家具，云母石心子的雕花圆桌上放着高脚银碟子，那气氛是古香古色的。

姨太太的出身不大正，是张廷重在外寻花问柳时结识的妓女，绰号老八。在她搬进来之后，家里开始公然举办叫“条子”召妓作陪。的宴会。

那是小女孩所不能解的风尘场景：“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裤袄，雪白的偎倚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有人推测，黄逸梵的出洋，与这个女人的存在有直接关系。

这位姨太太，不知为何不喜欢小煐的弟弟，也许因为弟弟是将来家产的继承人吧。为了特别凸显这个态度，她就反过来抬举小煐，每天晚上带小煐到“起士林”去看跳舞。

坐在桌边，小煐惊讶于“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然而她却能把一整块蛋糕全吃了。而后，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打起盹，照例到后半夜三四点钟，才由仆人背着回家。

“起士林”是天津最早的西餐馆，1900年，八国联军占了天津后，据说是由一个随军而来的德国厨师办起来的。起士林里如何会有人跳舞？不得而知。也许是助兴的节目吧。

姨太太还为小煐做了一套雪青丝绒的短袄和长裙，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布料东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

小煐自然满心欢喜，毫不犹豫地答道：“喜欢你。”

对这件事，成年之后的张爱玲仍感到“耿耿于心”，好像不该那样见利忘义，而且那是她当时真实的想法，“并没有说谎”。

不过，姨太太毕竟是另一路人。她用了些心机，但终究也融不进这个家，反而给公馆带来了一股戾气。据张爱玲回忆说：“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我难得进去，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奶奶也识字，教她自己的一个侄儿读‘池中鱼，游来游去’，恣意打他，他的一张脸常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

不仅如此，她连丈夫也敢打，用痰盂砸破了张廷重的头。直闹到张家的族里有人不能容忍，出面施加压力，要逼她离开。

姨太太终于被赶走了。小煐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见两辆塌车方言，人力运货车。从大门里缓缓出来，装着姨太太带走的银器家什。仆人们厌恶她，都说：“这下子好了！”

这样的一个女人，走得这样平静，大约是从张廷重那儿索要到了足够的补偿。

3、童话似的家轰然崩塌(2)

除此之外，小煐8岁这一年，家里还有一连串的变化。

姨太太被撵走后，父亲紧接着就把家从天津迁回了上海；出洋四年的母亲和姑姑，也即将从英国归来。

张爱玲在晚年著作《对照记》里，提到过这些事情，但她对父亲当年的种种，早已经释怀，所以并未写出从天津搬回上海的真正原因。

据张子静晚年透露，搬家的缘故是——张廷重的饭碗不保了！

铁路局的英文秘书本是个闲差，又是在堂兄直接管辖的单位里，就更是近水楼台。张廷重于是经常不去上班。这本无问题，因为人家总要看大官的面子，但是他又吸鸦片、又嫖妓、又与姨太太打架，闹得丑闻远播，免不了要影响到堂兄的官声。

待到1927年1月，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张廷重也就失去了遮凉大树，没法儿再做下去了。

丢了这平生惟一的一份“官差”，张廷重受的刺激不小，决心痛改前非。他写信给妻子黄逸梵，答应戒鸦片、赶走姨太太，并保证今后不再纳妾，央求她回国。

黄逸梵同意了。她之所以愿意回来，原因不是很清楚，从《小团圆》里的线索推测，她在留学时已另有所爱，回国来可能是想找机会着手离婚的事。

母亲后来对小煐说：“有些事等你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我这次回来是跟你父亲讲好的，我回来不过是替他管家。”

就这样拖了一年后，1928年春，张廷重携带孩子和仆佣，先期乘船回到了上海。

把家搬到上海，是夫妇俩在信中商量好的，因为小煐的舅舅黄定柱一家住在上海，互相间可以有个照应。

对小煐来说，旅途是快乐的：“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

初回上海，他们三人先是住在武定路一条弄堂的石库门房子里，等母亲和姑姑回来。

到上海后的所见，也让她欣喜：“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地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有一种紧紧的硃红的快乐。”

然而父亲却没有喜获新生的感觉，接连的失败，给他刺激太深。他为此注射了过量的吗啡，几乎要死去：“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楚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

与此相反的是，家中一切都好像将有转机。

女佣们告诉小煐：应当高兴，母亲要回来了！

果然，母亲回来以后，就把父亲送到医院里治疗，父亲也信誓旦旦，要让一切阴霾成为过去。

母亲没受过正规教育，去欧洲学别的不行，学的是绘画。经过四年欧风熏陶的母亲，对日常生活的“品质”已是相当挑剔了。

她对临时的住所不能忍受，马上和姑姑去找了一个合意的地方。

全家住进了宝隆花园的一座欧式洋房在今陕西南路。，房顶是尖的，很像童话世界。《私语》里记述道：“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

房间和书房的墙壁颜色，是让孩子们自己选择，找人刷好的。小煐选了深粉红色，“第一次生活在自制的世界里，狂喜得心脏都要绷裂了”。见《小团圆》。

小煐和舅舅家的表姐、表兄弟们亲密来往，大约就从这时起。

张家老照片里，有一张他们的合影，是在南京西路“宝德”照相馆里照的。孩子们似乎是按个子高矮顺序排列的，“五个小萝卜头”，小煐在正中。小表弟一人穿马褂长泡，表姐妹们穿的则是旧式棉袍，料子都很好。孩子们表情略显严肃，但看起来确是“蕴藉华美”。

表姐们都是“大人”了，常来陪母亲、姑姑出去喝茶、跳舞，有时也来家里打开电唱机跳舞。见《小团圆》。

这是大转折到来之前的灿烂一刻。

3、童话似的家轰然崩塌(3)

小煐显然是心花怒放了，她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述新屋的模样，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可惜人家没有回信，可能是不喜欢她这样炫耀。

从这时候起，母亲开始关心和干预她的成长了，给她做了合身的新衣，让她学绘画、弹钢琴、学英文。张爱玲后来曾慨叹：“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

有母亲在身边的日子，像一连串琶音一样，轻快，跳跃。

新的、来自西洋的那种昂扬的浪漫气无处不在。

姑姑每天练钢琴，琴上的玻璃瓶里鲜花怒放，母亲则手按在姑姑肩膀上，跟着琴练唱，“啦啦啦啦”地吊嗓子。

有一次，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小煐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据《小团圆》里透露，姑姑喜欢逗弟弟：“你的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我明天要出去，借给我一天就还你。”

母亲听了就笑：“廷重这个人倒是有这一点好，子静这样像外国人，倒不疑心，其实那时候有那教唱歌的意大利人……”后面的话，小煐听不大清楚了。

如果这个细节是真实的，那么弟弟张子静之所以长得像漂亮的洋娃娃，就有另外的原因了，读者对黄逸梵的“勇敢”也将会有新的评价。

母亲那年32岁了，可是穿起从欧洲带回的新奇洋服，还是一样地迷人。姐弟俩望着母亲弹琴唱歌，偶尔小煐会扭头看看弟弟，朝他眨眨眼，意思是说：“你看多好！妈妈回来了！”

回国后的母亲，对国内的新事物仍然着迷，一回来就订阅了不少杂志。当时的《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写的小说《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母亲就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声来，小煐就靠在门框上笑，母女俩有会心之乐。

——这场面很温暖，以至张爱玲后来在老舍的作品中，一直偏爱《二马》。

在幸福中，小小少年的心头，也有调味品似的“优裕的感伤”。小煐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母亲见了，就向弟弟夸奖她的领悟力。

每天吃饭，父亲总是匆匆吃完就走，余下的时间里，母亲便对两个孩子进行饭后训话，大致意思就是，小孩受教育最要紧，不能说话，不要哭等等，偶尔也讲两句营养学。

9岁的小煐，这时竟然开始考虑终身的事业了，是做画家呢，还是做音乐家？后来她看了一场关于贫困画家的电影，大哭一场，死了做画家的心，决心做一个钢琴家了，因为钢琴家能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母亲说：“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样爱惜你的琴。”

小煐用的琴，琴键一个个雪白，没洗过手不能碰，每天还要用一块“鹦哥绿”绒布细心擦拭……

是母亲带来了这一切充沛之气。

因为有母亲，小煐喜爱这新居；因为母亲从英国来，她又开始喜欢英国了——

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磁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

3、童话似的家轰然崩塌(4)

“英格兰”如何就像“小红房子”？“法兰西”又如何像“浴室的磁砖”？无道理可言。这样的联想，便是童年那倏忽一闪的天赋之思吧？

如此两年后，也就是1930年，黄逸梵又下了决心，要干预女儿的教育问题了——她要送小煐进新式的学校，让孩子有本领走进一个新世界。

母亲没受过正规教育，尝尽了男女不平等之苦，她不想让女儿重蹈覆辙。因此她对女儿的爱，也就特别地集中在教育上。

但父亲不同意，他不愿在这上面花钱。母亲回国后，两人为此多次争吵过。现在重提这事，父亲还是大闹不依。

母亲索性趁父亲上楼去休息的时候，拐卖人口一般，拉着小煐的手从后门溜出去，把小煐送进了教会办的黄氏小学。

因为先前小煐已有知识基础，所以一进去，就入六年级插班。这一年，她已是10岁了。

在报名处填写入学证时，母亲一时踌躇，不知该为女儿填什么名字，只觉得“张煐”这两个字叫起来“嗡嗡”地毫不响亮，于是暂且用英文名字Eileen“胡乱”译了中文，写成“爱玲”填上。母亲想的是，以后再改也不迟。

母女俩都没有料想到：“张爱玲”，这个一时应急而想出来的名字，日后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有何等的意义！

母亲后来一直想替女儿改名，可是没有改成。在这类小事上，黄逸梵大抵是有些粗疏的。

再后来，张爱玲自己也不想改了，尽管她极不满意。在杂文《必也正名乎》中，她说到了自己的一个心结——“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

在文章中对自己的名字做了一番调侃后，她半是认真地说：“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她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一个相当认真的文学宣言。张爱玲就是凭着描画“实际的人生”的本领，使得众多的读者对她感到亲近。甚至不妨可以设想：假如她当初是以“张煐”名世的话，是否还能让人感到如此的亲近？

1931年夏，天分很不错的张爱玲，从黄氏小学顺利毕业，当年入读上海圣马利亚女校。

这是个六年制的女子中学，是由美国圣公会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在上海大有名气。校址就在今中山公园以西，学生全部住校。

从张爱玲就学的轨迹看，在母亲的督导下，她正一步步地学习做一个欧式的现代淑女。再往前的发展，看样子应该是直线形的。

张爱玲进了黄氏小学后，仍没放弃学钢琴，在学校里继续学钢琴课。进入圣马利亚女校以后，除了在学校里学琴外，又开始到一位白俄老太太家里去学琴，每周末一次。

这样的日子，像是如歌的行板，大概要让人有晕眩感。

然而，幸福总是短暂的。这个家，似乎逃脱不了一种宿命。

黄逸梵想不到，她兴致勃勃地营建起的这个“幸福的家庭”，刚开始不久就临近了尾声。

张廷重病愈出院后，立刻就反悔，重新操起了鸦片烟枪。但他又怕黄逸梵再跑掉，便不肯拿出生活费，而是要妻子贴钱。他的打算是，等把黄逸梵的钱榨干了，她也就走不成了。

父亲的这种做法，给幼年张爱玲以极深的印象，后来成为了她小说中的情节素材，多次出现。在《金锁记》、《倾城之恋》、《创世纪》、《小艾》等篇什中，都有男人企图骗光女人钱财的故事。

可是母亲哪能忍得了这种小市侩的把戏，两人经常大吵。那场面是骇人的——争吵声越来越大，偶尔还夹杂着母亲的哭声和不知是谁摔碎东西的声音。

在天津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吓人的场面，小煐的心里，想必是害怕得很，她只能祈愿风暴早点过去。

父母终于协议离婚了。

父母的离婚，主动一方是母亲。而父亲当初在母亲回国时曾有两个承诺：赶走姨太太、戒除鸦片。“戒除鸦片”一条，他现在做不到，自知理亏，当然也就无话可说。

在办理离婚手续时，母亲请来一个英国籍的洋律师。父亲绕室徘徊，犹豫不决，几次拿起笔来要签字，却又反悔，说：“我们张家从来没有离婚的事。”

律师气得险些要打他，见他那个样子，就反过去问母亲是否要改变心意。母亲只说：“我的心已像一块木头！”

闻听此言，父亲才悟到事情已不可挽回，只得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两个孩子，归父亲抚养，但母亲在协议里坚持加上了一条：小煐以后的教育问题——亦即进什么样的学校，须先征求她的意见。应该说，在这之前与之后，母亲对张爱玲的关爱，一直都是于大处着眼的，并不体现在细小的地方。

父母婚姻的破裂，张爱玲那时似乎很能理解，在日后提及此事时，倒是不无幽默：“虽然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再?持下去了。”

童话样的家崩塌了。

姑姑和父亲一向也是意见不合的，因此也和母亲一同搬走，租屋另住。她们住进法租界今延安路以南。的一座西式大厦，买了一部白色汽车，雇了一个白俄司机、一个法国厨师，过起了时尚生活。父亲这边，也搬到了另一处弄堂房子——康乐村10号。

但所幸，按照父母的协议，张爱玲可以去看望母亲。母亲的居所，现在成了她迷惘中的惟一精神支点。

对母亲住的屋子，她甚至有些迷恋：“在她的公寓里第一次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炉子，我非常高兴，觉得安慰了。”

在她的面前，是黑白分明的两个世界……

3、童话似的家轰然崩塌(5)

就在张爱玲在这两极之间游移时，又有大变化到来：母亲又要去法国学绘画了！这其实是张爱玲成长坦途的最后毁灭，但是当时，母女俩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张爱玲住校，只有周末能回家，母亲在临别时去学校看了她。

后来张爱玲描述过分别时刻的情景：

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这一段回忆，信息的含量实在是太复杂了。

母亲固然是童年张爱玲生活中惟一的阳光，但是张爱玲对母亲却是另有期待，她实际上是希望，母亲的爱能更细微、更世俗化一点。

两年前，母亲刚从国外回来那一天，曾有一个细节：“母亲回来的那一天我吵着要穿上我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

彼时，张爱玲一定是失望的——刻意的、小小的心思，却一点没引起母亲的注意。

母亲也是时代的产物。她的心胸是阔大的，眼光望着的是遥不可及之处。她和上世纪的很多中国知识女性一样，更多关注的是自我的实现，内心承载着一些很巨大的东西，而独独缺少了一点普普通通的母性。

所以，这次分别时，女孩张爱玲，在情感上才有表和里的如此不同。

可以说，张爱玲日后孤僻性格的形成，与父母离异以及父女关系急剧恶化有关，同时也与母亲黄逸梵在主观和客观上对孩子的“疏远”有关。

细算起来是惊心的：从2岁有稀微的记忆开始，两年后母亲就远离；再过四年母亲回来，母女俩相处还不到一年，家庭就解体了！

童年母爱的这种缺失，对张爱玲的性格不可能毫无影响，她一生都对外界采取退缩、警戒和淡漠的态度，应源出于此。与此相应，她在25岁以前的作品，自然地也就表现出一种冷漠色彩。

她在创作盛期阶段的小说，一般都如此，缺少悲悯，仅是冷冷地在揭破人性的自私或人性的丑恶。直到后来的《十八春》，因是写在婚恋幻灭的剧痛之后，才有了一些大悲悯的情怀。



4、青青校树下的灰姑娘(1)

张爱玲后来总结，说“中学时代是不愉快的”，说她那时候很压抑，不大愿说话。

我想，这只是一个总体的感觉，且主要是因后母的缘故。而她中学生活的细部，还不至于全都一塌糊涂。

她在中学时代，也有普通小女生的快乐。

她喜欢吃零食，每次带弟弟出去，都要买紫雪糕和爆玉米花。她喜欢吃一个老女仆做的山芋糖，只要周末一回到家，那老女仆就会做给她吃。

她常和表姐妹们一起逛街、看电影。在这种时候，她都显得相当开朗，特别是和三表姐黄家漪聊起天来，就更是嘻嘻哈哈，乐不可支。

她也渴望成熟与享受。在中学时代，她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给了她5块钱稿酬，她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母亲还怪她：为何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

她的性格，在中学时就已经基本形成，后来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她性格内向，审美天赋很好，不大注意俗务。

她需要的是审美知音——人群中很稀少的那种。

在遇到年龄比她大或陌生人时，她一向话少，只有和表姐妹们或要好的同学在一起，话才比较多。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谈起她所喜欢的小说、电影、戏剧等话题，就忍不住逸兴飞扬，滔滔不绝。后来跟弟弟谈话，也多是这类内容，很少谈到俗事。

因为太爱看书，在中学时她眼睛就近视了，带了一副淡黄颜色镜架的眼镜。那时她人很瘦，又很高，衣着随便，但整个人透出一种书卷气，沉静肃穆，给人感觉不是一个普通女孩。

她所读的圣马利亚女校，在上海白利南路今长宁路187号。，创立于1887年，到那时已建校44年了。它和圣约翰大学附中一道，为当时沪上最著名的两大美国基督教教会学校。

这个女校的毕业生，一般会成为买办或外交官的太太，独立一些的，将来可能会成为交际明星，或者出洋去深造。

师生们很为这所学校而自豪，她们亲切地简称自己的学校为“圣校”。

这里的学生，每年都有因不堪课程压力和管制严格而退学的，但张爱玲似乎游刃有余，各科成绩都是甲或A。而且，在这里，她还发展了自己的多方面爱好。

学校的课程，分为中英文两大部分。

英文部，设置了英语、数学、物理、西洋史、地理和圣经等课程，全部采用英文授课，教师也全都是从英、美来的，其中以“老小姐”居多。

中文部则设置了国文、国史和中国地理三科，担任教师的，初中部多为师范毕业的中国女性，高中部则多是前清科举出身的遗老。

张爱玲入校后很长时间内，学校不大重视“国文”。教她们班级国文的，是一位30岁的老小姐，不苟言笑。

这位女老师的思维也很刻板，课讲得乏味。一次作文课，她郑重其事地讲，文章开头一定要好，如何如何；又讲结尾也一定要好，如何如何。大家洗耳恭听，只听她又一字一板地说：“中间一定也要好……”

不等她说出下文，全班已经哄堂大笑！

如此畸轻畸重，学生们的英文当然都很好，国文水平则不敢恭维。有人连病假条都写不通顺，居然可以写成：“某某因病故请假一天。”

1936年秋，在张爱玲中学生涯的最后一年，情况有了变化。学校新聘了一位国文教师汪宏声，来当中文部的教务主任，并兼任张爱玲这一班的国文课。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国文”，相当于现在的“语文”之意。一直到1956年，中国内地的课本还曾保留着这个叫法。我觉得这个名称，准确而亲切，有尊严感。被废弃多年不用，现在看起来是那样陌生了。

汪先生是个有才华、有见地的人，到校后，对国文课的教法做了改订，为图书馆增添了中国的书报杂志，力图扭转校方过去轻视国文的倾向。

他上的第一堂作文课，就在黑板上为学生出了两个题目：《学艺叙》和《幕前人语》。

女学生们一片哗然。过去老师出的作文章题，不是说立志，就是说知耻，只能照着新八股的路子去作，从没见过这样谈艺术的题目。

汪老师解释道：第一个题，是写学习钢琴和唱歌的感想；第二个题《幕前人语》，实际上就是影评。他还鼓励同学们，假如有另外的思想要发表，不妨自由命题，且可以使用任何体裁。

4、青青校树下的灰姑娘(2)

等到作文卷交齐，汪老师发现，大家的文章多为短短二三百字，似通非通，全无思想，无非以虚词连缀了几百字而已。看来，孩子们缺乏最基本的训练。

但有一篇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惟一的一篇自命题作文，题目是《看云》。行文很潇洒，词藻也华丽，只是有一些别字。

汪先生注意看了一下署名，是——张爱玲。

发回作文的那天，汪先生在讲台上唱名，学生们依次上来领回。念到张爱玲的名字时，汪先生特别留意了一下。

只见从最后一排最末一个座位上，站起一个高个儿而清瘦的女生，表情板滞，衣着也不入时——那时流行的是窄袖旗袍，可她穿的是宽袖。

汪先生对张爱玲的作文大加赞赏，当众朗读了一遍，以为示范。同学们自然是投来欣羡的目光，但张爱玲依然是面无表情。

在汪宏声老师的带动下，圣校的文艺空气渐渐活跃起来。学生们自组了“国光社”，创办了同仁刊物《国光》。发起者请张爱玲当编者，爱玲没有同意，只答应为刊物投稿。

有意思的是，在中学时，张爱玲在同学中并非以文采闻名，而是以“贵人多忘事”而出名。

她经常欠交作业卷。老师问起，她总是毫无愧色地说一句“我忘啦”，说时，两手还无奈地摊开。

老师们对此毫无办法。

以至有一次，汪老师向她催交一篇作文，她一张嘴就是：“我——”汪老师便紧接上：“——忘啦！”张爱玲也只是笑笑，并无太多愧意。

隔不多久，她交上了一篇《霸王别姬》（上半篇）。这是一篇随兴而写的历史小说，而且还拆成了两篇来顶数。

她的懒散，也有名。上课时总在末一排，并不听讲，用铅笔不停地在纸上画，似是在记笔记，实则在画上课教师的速写像。

她不事修饰，总是那么灰朴朴的，卧室也是最乱的一间。

那时候，舍监如果发现有人的鞋子不按规定放在鞋柜里，就会把鞋放在寝室门口的走廊上示众。女生们如有被抓住的，都深以为耻，而张爱玲的皮鞋“出镜率”最高。可是她并不在意，大不了说声：“啊哟，我忘了放在柜子里啦！”

她给汪老师的印象是“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

除了高级琴会和《凤藻》美术部，圣校的其他活动团体，如国光会、清心会、体育会、唱诗会、歌咏团等，都不见张爱玲的踪影。

这样的女生，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很淡薄。

圣校时期的张爱玲，低调得似乎有些近于自虐，但她的个性棱角与不从流俗，也时有表现。

一次，汪老师收到了一份给《国光》的投稿，是两首不署名的打油诗。

其一：

橙黄眼镜翠蓝袍，步步摆来步步摇；

师母裁来衣料省，领头只有一分高。

其二：

夫子善催眠，嘘嘘莫闹喧；笼袖当堂坐，白眼望青天。

汪老师一看便知，这是张爱玲的“杰作”，讽刺两位男老师的。学生写诗“以下犯上”，本为不妥，但汪老师想：圣校气氛太过肃穆，有少许调剂也不妨，于是予以放行。

讽刺诗登出后，引发了一场风波，险些收不了场。

头一首诗讽刺的，是姜适君老师。姜老师为人随和，认为这种小诗谑而不虐，游戏而已，于是一笑了之。而另外一位，可没有这么大度，他愤然向美籍校长投诉。

校长便将汪老师和《国光》编者谢振同学请去问话，给了三个处理办法，请他们自选。一是向该老师书面道歉；二是《国光》停刊；三是作者张爱玲不准毕业。

汪老师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同意第一个办法。不过，“受辱”的老师也自觉做得过了，怕伤了和气，于是婉拒道歉，此风波才告消弭。

4、青青校树下的灰姑娘(3)

在文学写作上，中学时代是张爱玲的一个孕育期。她此时的热爱阅读、多思、内向、敏感，都是日后成为名家的基本素质。

在那篇著名的《我的天才梦》里，张爱玲曾说过，她在7岁时就写过第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情节一波三折，有点《三言二拍》的意思。接着，又提笔要写《隋唐演义》，起首一句就是“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有石破天惊之效果，令成人都吃惊。可惜都只开了一个头，便写不下去了。

9岁的时候，她就开始向《新闻报》本埠副刊投稿，可惜均不见回音。

张爱玲后来的散文集《流言》的1945年版，就收录了一封她当年的投稿信，其语一派稚气：“记者先生：我今年九岁，因为英文不够，所以还没有进学堂……”

小学时代她已写过完整的小说，是一个罗曼蒂克故事，被同学们狂热传阅。

上高中那一年，她写过一篇散文《理想中的理想村》，写了一个幻想中的乌托邦村庄，显露出令人惊讶的想象力。里面的用语“这里有的是活跃的青春，有的是热的火红的心”，还有对那种完美社会的憧憬，可以看到乌托邦思想在那个年代对人们的影响之深。只是文字尚浅显，属于小布尔乔亚式的新文艺腔，还看不出日后的功底。

实事求是地讲，张爱玲的父亲对她这方面的“天才”，是为颇赞赏的，给了她不少鼓励。

一次寒假里，张爱玲仿照报纸副刊的模式，自己编写了一份以家里杂事为内容的手抄副刊，还插了图。父亲看了大为高兴，有亲友来，就拿出来炫耀：“看，这是小煐做的报纸副刊！”

父亲年轻时，也是个爱好文学的青年，书房里中外名著都有。张爱玲上中学后，一回到家，就扎进父亲的书房里看书。如果有了读书的感想，也可和父亲聊一聊。

据她讲，《红楼梦》她8岁起就看过，以后每过三四年就再看一遍。她慨叹“每次的印象各各不同。现在再看只看见人与人之间感应的烦恼。——个人的欣赏能力有限，而《红楼梦》永远是‘要一奉十’的。”

十二三岁的时候，她翻阅家藏的石印本《红楼梦》，竟然看出了八十回之后“狗尾”的不好：“看到八十一回‘四美钓游鱼’，忽然天日无光，百样无味起来，此后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见张爱玲《忆胡适之》。

再读《红楼梦》时，大概是受了“香菱学诗”一节的触动，张爱玲忽然就有了学做旧体诗的兴趣。她回忆说：“我父亲对于我的作文很得意，曾经鼓励我学做诗。一共做过三首七绝，第二首咏《夏雨》，有两句经先生浓圈密点，所以我也认为很好了：‘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第三首咏花木兰，太不像样，就没有兴致再学下去了。”

罕有人知的是，张爱玲在“圣校”时，还用课余时间写过一部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有上、下两册。

她拿回家给父亲看，父亲大喜过望，拿过笔来，替张爱玲亲拟了回目。一共拟了六个回目，对仗工稳，很像模像样。全书大概是也就写了这六回。

这部《摩登红楼梦》，就相当于现在的《水煮××》，将古典人物现代化，属调侃之作。但其中有些揶谕，颇具深意：“今儿晚上老爷乘专车从南京回上海，叫你去应一应卯儿呢”“去向你琏二哥道个喜吧！老爷栽培他，给了他一个铁道局局长干了！”等等，将世态大大挖苦了一通。

——其实，老爸才是她最初的文学蒙师。

自幼痴迷《红楼梦》，这也是张爱玲日后成为中国小说巨匠的因素之一。

中国的现代小说写作，历史短浅，可借鉴的来源有两个，一是古代白话小说，一是翻译小说。翻译小说，终究隔了一层，有文化上的绝大差异；专走模仿翻译小说的一路，罕有大成功者。

而源自白话小说的一路，就须吃透《红楼梦》（抑或说须吃透《金瓶梅》）。凡是深受《红楼梦》熏陶的作家，很容易取得读者大众的认同。因为中国人的那种很微妙的心理，古今相似，读者自有会心。

4、青青校树下的灰姑娘(4)

其余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老残游记》、《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七侠五义》和张恨水的小说，也都是一本本地从父亲书房里找出来读的。这是形成她文学审美趣味的主要来源。

此外，张子静也说过，姐姐经常向他推荐书看，其中包括一些现代小说，有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老舍的《二马》、《牛天赐传》，以及冰心的作品。这证明，这些当时颇为“主流”的文学，她也是很留意的。

外国文学方面，她看过《琥珀》、《失去的地平线》，均是一些有些奇诡的东西。

在很长时间里，“张迷”们一直以为，张爱玲1940年写的征文《天才梦》是她公开发表的处女作。后来经“张学”专家陈子善钩沉，在圣马利亚女校1932年的年刊《凤藻》上，曾登过张爱玲的一则短篇小说《不幸的她》，这才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张爱玲最早变为铅字的作品。

《不幸的她》写的是一对亲密的小学女同学，叙述两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命运离合。这篇小说篇幅不长，文字也稚嫩，但是写离情别绪的那种沧桑感，显出了张爱玲的早熟。那一年，正是母亲再赴欧洲之年，张爱玲显是将自己对离别的伤感融化了进去；并且，文中有些句子，出自一个12岁的小女生之手，也确有老成气息。比如——“别了！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无论怎样，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日！”

下一年，她又在校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迟暮》。

这一篇就明明白白是在写母亲了——想象一个迟暮美人在越洋轮船上的孤独。文字上的单薄、唯美，一如前一篇。但有的句子，已然有了些她后来的那种很独特的表述风格。

小小的校刊，成为张爱玲崭露头角的第一个文学平台。现在看来，刊名“凤藻”二字，是何其贴切！

之后的几年，她又有《秋雨》、《牛》、《霸王别姬》等一系列篇什，发表在校刊和学生自办刊物上。其中引起研究者普遍关注的，是她发表在学生刊物《国光》上的历史小说《霸王别姬》。

这篇小说的体裁，是所谓的“故事新编”。汪宏声老师曾对此文不遗余力地赞美，说它“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应为《楚霸王自杀》。相比较，简直可以说一声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努力为之，将来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老师的评价，对张爱玲无疑是莫大的鼓舞。

在小说中，虞姬不是死于对项羽失败的绝望，而是死于对巅峰之后衰落的忧惧。她果决地在这一切可能都还未到来之前，结束了自己。

她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

一个17岁的女孩，有这样的奇思，也算是相当不俗了。

1937年夏，张爱玲从圣校毕业。不过她们的毕业典礼，是过了一年后，才借用贝当路上的美国礼拜堂举行的。

在典礼上，汪宏声专门找到张爱玲，其言殷殷，鼓励她今后不妨多写。

4、青青校树下的灰姑娘(5)

中学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别了！朝露清纯的校园！

我们要感谢张爱玲的同学顾淑琪女士，一直保留着学校当年的校刊《凤藻》（总第17期），让我们得以窥见当年张爱玲和她同学们的风采。

刊物很精致，16开本，羊皮封面，道林纸印刷，内容有中英文两部分。里面有大量张爱玲留下的痕迹，刊载了她的中英文稿件3篇。此外，她还担任了美术部助理员，包揽下了大部分的插图，表现得相当活跃。

在性格测试部分，张爱玲留下了有趣的答案：

最喜欢吃的——叉烧炒饭

最喜欢的人——爱德华八世

最怕——死

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婚

常挂在嘴边的话——我又忘啦！

拿手好戏——绘画

答案中出现的英王“爱德华八世”，就是后来的“温莎公爵”。他在上世纪30年代离经叛道，为了与离过婚的美国平民女子辛普森夫人恋爱、结婚，宁肯舍弃王位。这件事，被誉为“二十世纪最轰动的爱情”。

张爱玲的这个答案，在同学中显得很另类，能见出她对爱的渴望，也能看出她骨子里的叛逆。

这期校刊中，还发表了张爱玲的3篇中英文习作，即《心愿》、《牧羊者素描》和《论卡通画之前途》。

雏凤新声，非同凡响，其中《论卡通画之前途》更为后人津津乐道。其时美国的华德&#8226;狄斯耐创造的米老鼠、唐老鸭、白雪公主等动画形象，正风靡全球，张爱玲显然也是动画影迷之一。

她在这篇文章中大胆预言：“卡通的价值决不在电影之下。如果电影是文学的小妹妹，那么卡通便是二十世纪女神新赐予文艺的另一个玉雪可爱的小妹妹了。我们应当用全力去培植她，给人类的艺术发达史上再添上灿烂光明的一页。”

以当今世界动漫流行的盛况看，足以证明张爱玲的预见不虚！

毕业时，顾淑琪曾请每一位同学在她保存的校刊上留言。其他人多是写下一两句公式化的祝福，而张爱玲却不。

她们这个班，以前曾去常熟玩过三天，顾淑琪小时候在常熟生活过，就当仁不让地充了向导。

常熟，特别是那里的名胜虞山之美，给了张爱玲以深刻印象，因此她的留言是：

替我告诉虞山，只有她，静肃、壮美的她，配做你的伴侣；也只有你，天真泼辣的你，配做她的乡亲。

爱玲

少女的纯真美好之心，跃然纸上！

校刊里还有一项内容，最为宝贵。那是三十多幅毕业班同学的肖像图，犹如一盘什锦水果，琳琅满目。肖像的头部，采用的是真人相片，脖颈以下，则是张爱玲手绘的卡通画，两者融合，趣味盎然。

每幅人像的下面，是张爱玲以英文手写的祝福语，“预言”了每个女孩的未来。

这些沐浴着30年代阳光的女孩们，有的被画成摄影师、科学家、芭蕾舞演员、传教士，有的被画成时装店主、园艺师、诺贝尔奖作家、浪漫诗人，还有的居然是英姿勃勃的骑手、穿戴欧洲铠甲的武士、赴意大利大使和1949年“中国总统候选人”！

最奇的，是一位女生被画成驾驶飞机首个登月的太空人——那是在“阿波罗”登月30年前！显然那时的女生也为儒勒&#8226;凡尔纳所倾倒。

张爱玲的绘画天赋，在这几张画页上尽情显露。小人儿的动态活泼，富有创意，多少表现出了各自的性情与抱负。画的人体解剖也对，看来是有相当的素描功底。

值得一提的是，她把自己画成了一个占卜师，捧着一个水晶球在看。

——她能看到自己后来的命运吗？

在这个可贵的纪念册中，叶莲珍同学在《年级史》结尾的一段话，读来令人感慨：

他日回味起来，圣校给我们的印象确似慈母一般的温柔、仁爱；又如玛利亚像那样的严肃、贞静。但不知我们这群顽皮的孩子所留给母校的印象是什么?

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到那时，历史还不长；但是上世纪30年代的教育制度，在百年来的教育史上却是比较“健康”的一段。好的教育，就应该是这样——让孩子们身有“才艺”，内心有阳光。

现在的“张迷”们，还能看到当年圣马利亚女校学生的一张照片：学生们一律短发，穿着浅得近于白色的旗袍，在拱形门外分两排而立，如玉树临风。

宁静、朴素、圣洁。无怪有人用了“绝代风华”来形容她们。

——是我们现在太少这个东西了！

张爱玲在《心愿》一文中，提到了校园中的梅林、纵横小路和古老钟楼，似有无限的留恋。她写道，那钟声仿佛在说：“与全中国其他学校相比，圣马利亚的宿舍未必是最大的，校内的花园未必是最美丽的，但她无疑有最优秀、最勤奋好学的小姑娘……”

今天的“圣校”旧址，已属上海女子三中。校舍、拱门、回廊，都还在。“爬山虎”的绿叶，遮住了当年教堂的整整一面墙……

“昔我往?，杨柳依依。”张爱玲不大喜欢她的中学时代，但对这个地方，恐怕还是偶尔有梦回之时吧？

5、香港的浓绿与火红(1)

凡是看过《倾城之恋》的读者，都难忘张爱玲在里面写的，一种香港的花：

到了浅水湾，他搀着她下车，指着汽车道旁郁郁的丛林道：“你看那种树，是南边的特产。英国人叫它‘野火花’。”流苏道：“是红的么？”柳原道：“红！”黑夜里，她看不出那红色，然而她直觉地知道它是红得不能再红了，红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窝在参天大树上，壁栗剥落燃烧着，一路烧过去，把那紫蓝的天也熏红了。她仰着脸望上去。柳原道：“广东人叫它‘影树’。你看这叶子。”叶子像凤尾草，一阵风过，那轻纤的黑色剪影零零落落颤动着，耳边恍惚听见一串小小的音符，不成腔，像檐前铁马的叮当。

那是什么树，是什么花？现在的香港，还有没有？

就连当地人也不知道，说不清。那谜一样的花！

其实，那——就是凤凰花。小叶羽状、互生成扇子形，有如凤凰的羽翅，花开时团团簇簇的火红……

应该说，香港这个城，对张爱玲的成长史来说，就是“一路烧过去”的野火花，让她有了蓬勃的生命力。

港大的三年，就是从一些热烈的颜色开始的。从少年变为成人，她不再是灰色的了！

船靠近香港码头时，张爱玲就领略了这个城在色彩上的热闹。

这印象，后来被她用在了《倾城之恋》里：“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

她比喻说：“在这夸张的城里，就是栽个跟头，只怕也比别处痛些。”

张爱玲提着母亲出洋时用过的旧皮箱，只身南下，来到这连语言都不通的殖民地城市，母亲和姑姑都不免为她担心，怕她“栽个跟头”，便事先安排好了接应的人。

前来码头接爱玲的人，是个谦和的中年男子，叫李开第。母亲指定他作为爱玲在港期间的法定保护人。

这李开第是何许人？说来话长。

——他是姑姑的初恋情人。

姑姑张茂渊25岁时出洋，在开往英国的轮船上，遇到了26岁的青年才俊李开第，两人一见钟情。

但因种种原因，不久，李开第另有所爱，并且很快就结了婚。

张茂渊经历了失恋的剧痛之后，抽身而退，留给了李开第一句话：“今生等不到，我等来生！”

从此，张茂渊独守空闺，竟为这个李开第守了50年。两人后来都没离开大陆，且都熬过了文革，到1979年竟老来携手，圆了并蒂之梦。——当然这都是后话。

李开第这年已经38岁，从曼彻斯特留学归来，目前在香港做工程师，他对黄逸梵的托付，自是心领神会。

在码头接到了爱玲，见爱玲寡言，他便也不多说什么，接过行李，只顾在前面引路。上了车，李先生亲自开车把爱玲送到港大。

这所香港大学，也很有殖民地色彩，坐落在半山腰的一座法国修道院内。管理学生宿舍的，都是天主教的修士和修女。如此，这大学也就有了别样的气息。

山路。野火花。港湾夜色。——这里的许多景色，后来都成了张爱玲小说中人物的“舞台背景”。

学生宿舍是每人住一小间，中间由板壁隔开，而门就是那种酒吧式的半截百叶门。

母亲此前曾经把港大的章程研究了一个透，知道学校的宿舍什么都有，只有台灯需要自备，于是就在先施公司给爱玲买了一盏“乙字式”的小台灯，塞进皮箱，让爱玲千里万里地带了来。

爱玲在宿舍早上起来，点亮窗台上的台灯，然后去洗漱。乳黄色球形灯罩的光，映在透着蓝色海面的窗子上，有一种妖异的感觉。参见《小团圆》。

港大的学生，多来自东南亚，是华侨富商们的子女。即便是本埠和上海来的学生，家境也都相当优越。他们出手阔绰，社交频繁，有的人上学是有汽车接送的。

那些侨生们英文都很好，但中文水平仅能识字；本埠学生则大多在修道院的书院里受过教育。

张爱玲在这里，算是穷学生。正如《小团圆》里所说，“在这橡胶大王子女进的学校里，只有她没有自来水笔（只能用蘸水笔），总是一瓶墨水带来带去，非常触目”。为了省钱，她不敢参加社交活动，结果连跳舞都没学会——因为跳舞要额外置办衣裙，她舍不得。

同宿舍有一个香港女孩，叫周妙儿。其父与鼎鼎大名的何东爵士齐名，阔得不得了，自家竟然买下了一整座离岛——青衣岛，在上面盖了豪宅。她邀请同宿舍女生去她家玩一天，去的时候要租小轮船，说好大家分摊船钱，每人十多块钱。

张爱玲最怕这类额外支出，只好向负责管理的修女解释说，因为父母离异，自己被迫出走，母亲送她进大学已经非常吃力，因此不想去。那修女做不了主，又去请示上司，最终闹得修道院长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位贫困生。

一来，连张爱玲的密友都为她感到大失颜面。可是，穷人——又能怎么办？她只有发奋苦读以雪耻。

5、香港的浓绿与火红(2)

她学习英文极其努力，可以背下整本的弥尔顿《失乐园》。

为了考出好成绩，她动了一番脑筋，“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结果，每样功课都能考第一。到第二年，港大文科二年级的两项奖学金，被她一人拿下，大大扬眉吐气了一回。如此一来，不仅学费、膳宿费全免，毕业后还可免费保送去牛津大学深造。

有一位以严厉出名的英国籍教授惊叹：教书十几年，从未有人考过这么高的分数！

为学业而付出的代价，是她在大学里放弃了写小说的爱好。

三年里，她几乎没用中文写过东西，给母亲和姑姑写信，也用的是英文。姑姑那时常用漂亮的粉红色拷贝纸给她写英文信，上面是淑女样的蓝色字迹。姑姑的英文很棒，爱玲对来的每一封都要细加品味。

经过一番苦学，她的英文逐渐老到，以至可以用作谋生之道了。晚年在美国时，还曾有教授夸她：英文写作比美国人还地道、还要富有文采。

对港大的老师，她多不感兴趣，但也有几个，给了她深刻印象。

教西方文学的，是一位绅士气很足的先生，最爱讲莎士比亚，讲到忘情处就掏出雪茄来，顺手点燃，在袅袅青烟中陶醉。

教古典文学的，是一位长髯老先生，穿一袭长袍，有仙风道骨的样子。爱玲喜欢听他吟《楚辞》：“长太息以掩泣兮……”

图书馆是爱玲常去的地方。她喜欢那些乌木长台、影沉沉的书架子和带着冷香的书卷气。有几间旧书库，显是好久没有人来。里面的象牙签、清代礼服的五色图版、大臣奏折……都让她有他乡遇故知的惊喜。

在这里看书，偶尔抬起头来，能看见窗外斜坡上的花园，那里有艳红的杜鹃花。

路边铁栏杆外就是雾，再远，就是海湾对面的青山。坐在这里，心里有一种君临天下的安泰感。

她把大学的这三年，当做来之不易的甜甘蔗，非要榨出最多的汁来不可。偶而出去游玩、拜访人、谈天，都感觉心里不安，以为是浪费了时间。

惟一没放弃的爱好，就是画画，因为绘画不占用脑子吧，也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神经。

应该说，张爱玲在港大最大的收获，还不是在学业方面的，因为她后来没能沿着这个阶梯往上攀。作为一个潜在的作家，她在这所生源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学，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人性，开始了对人世的独立观察。

脱离了父亲的老屋，走出了寄宿制中学，她的视野大大开阔起来。

这里不像颜色单纯的圣马利亚女校。在这里，来自热带地区的华侨子女，人生态度是恣意放任的，就像那些自顾盛放的野火花。

——这种对生活所抱有的热情，大大地影响了张爱玲的性格。

5、香港的浓绿与火红(3)

在港大的生活中，能见到各种很刺激的颜色。

那些女同学们，也好像个个都异乎寻常。

有个来自马来亚的女同学，叫金桃，淡黑的脸，牙齿很可爱地向外龅着。她从小在娇生惯养中长大。张爱玲最喜欢她教大家学马来人怎样跳舞。

——喏，是这样的：男女排成两行，摇摆着小步小步走，或是仅只摇摆；女的捏着大手帕子悠然挥洒，唱着：“沙扬啊！沙扬啊！”

“沙扬”是爱人的意思。歌声因为单调，在张爱玲听起来，反而“更觉得太平而美丽”。

马来亚就是今天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张爱玲有一种偏见，认为那里的人生活习俗“不甚文明”，所以看金桃身上总有不讨人喜欢的小家子气。金桃晚上去看电影，见到其他富家女孩穿了洋装，总要匆忙跑回去，换了洋装再来。这种小小的虚荣，张爱玲说：“就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遮住了头，盖不住脚。”

还有一个女孩，叫月女。张爱玲初见她时，她刚抵达香港，在宿舍卫生间里冲了凉出来，新换了白地小花的睡衣，胸前挂着小巧的银十字架，向大家含笑鞠躬。

她的父亲，是个刚刚发达起来的商人，阔了以后就迷上了一个不正经的女人，昏了头，回到家总是打孩子。因此月女的脸上，就常有一种“羞耻伤恸的神情”。

月女很天真，她有一个奇怪的念头：老是怕被强奸。可又不懂强奸是怎样一回事，只是整天地想着，脸色惨白而浮肿。

张爱玲很怜惜这女孩，静静地为她难过，觉得“一个人这样的空虚，像是一间空关着的、出了霉虫的白粉墙小房间”。

港大的女学生，分医科和文科两种。医科的学制特别长，竟有7年之久，又容易留级，因此有三十多岁的女学生也不奇怪。

医科女生们一点都不死板，平时在饭桌上总是大说大笑的，说一些专业内的笑话，还夹杂着许多术语。爱玲只有一次听懂了，是说一个学生真要死，把酒精罐里的一根性器官扔在了解剖室门口的路上。几个女生说着，都笑得前仰后合。

女生们并非纯洁天使，有的在同班同学中有了男朋友，有的跟有妇之夫有暧昧关系。

男同学们也敢于对她们示爱。“夏夜，男生成群的上山散步，距她们宿舍不远处便打住了，互挽着手臂排成长排，在马路上来回走，合唱流行歌。有时候也叫她们宿舍里女生的名字，叫一声，一阵杂乱的笑声”。见《小团圆》。

女同学们形形色色，匪夷所思，对张爱玲来说，这仍是一个他者的世界。张爱玲晚年时回忆：“我是孤独惯了的，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他们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但我也不在乎。”见殷允芃《访张爱玲女士》。

但是，有一个女同学却打破了她的孤独，让她狭小的天地一下子广阔起来。

这就是她在港大结识的、情同手足的好友——炎樱。

张爱玲的一生中，包括血缘的亲属在内，与她有亲密关系的人非常少。而且这些人，从性格上说，多半不“健康”。惟有这个炎樱，是完全健康的。

无论张爱玲本人，还是如今的“张迷”，都应该感谢炎樱；在张爱玲的生命史中，只要炎樱出现了，就有欢笑。

——这是命运的安排。她们两个，居然是坐同一条船从上海来香港的。

炎樱是个混血的锡兰今斯里兰卡。姑娘。父亲是阿拉伯裔的锡兰人，伊斯兰教徒，在上海开珠宝店；母亲是天津人，早年为了跨国婚姻的事，跟家里断绝了关系。

炎樱皮肤黝黑，娇小丰满，五官轮廓很分明。从照片上看，在港大时期的她，像个英俊的小男孩；再稍长，便有惊人之美。

这姑娘笑起来很响亮，说话又快、又不讲道理。她天性饱满的热情，多少改变了张爱玲一贯的阴郁。

她本名Fatima Mohideen，“炎樱”这个中文名，是张爱玲为她取的，两个字的搭配很美。但她本人好像不很满意，自己改名“莫黛”。张爱玲说，这个听起来不好，像“麻袋”，于是又改为“貘梦”。——这是有典故的，貘，是一种专门吃梦的动物。

不过，还是以“炎樱”最为贴切吧，张爱玲就愿意这么叫她。

炎樱幽默风趣，经常出语惊人。张爱玲在后来写的《炎樱语录》里，搜集了她的一些经典名言和逸事。

她身材短小，时时有发胖的危险，但她并不担忧，反而很达观，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张爱玲解释说：“这是我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翻译的，她原来的话是：Two armfuls is better than no armful.”。

她在报摊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道：“谢谢你！”炎缨答道：“不要客气。”

炎樱买东西，在付账时，总要抹掉一些零头，即使在精明的犹太人开的商店里，也要这样。她把皮包里的东西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

?炎樱头脑机智，文学天赋也很好，有不少话，都说得很奇崛。

她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西方有谚语云：“两个头总比一个头好。”意为“集思广益”；而炎樱在作文里写道：“两个头总比一个头好——在枕上。”判作文卷的神甫教授看了，目瞪口呆。

张爱玲孤僻，炎樱热情。这一对密友可谓相得益彰。

她们的共同爱好着实不少，绘画就是其中一项。在后来香港沦陷时，为了打发光阴，两人就常在一起作画，一个勾图，另一个就上色。爱玲曾给炎樱画过一幅肖像，形神毕肖，颇得人欣赏。一位俄国老师，甚至要出5美元买下来。

炎樱虽不是专攻绘画的，可在这方面有天赋，后来张爱玲小说集《传奇》的封面，两次都是她设计的，在构思上确有奇思。

在香港求学期间，凡是看电影、逛街、买零食，张爱玲都是与炎樱做伴。

炎樱的父母亲在上海，与张爱玲的母亲家相距不远。有一次放暑假，炎樱起先答应留下来陪张爱玲，但不知何故，未打招呼就回上海了。爱玲有一种被遗弃感，倒在床上哭得不可开交。

5、香港的浓绿与火红(4)

据张爱玲说，她平生只大哭过两回，此其一也。可见她与炎樱的友情之深。

炎樱发现，沉默的张爱玲，内心竟有那么多细微精致的感受。她对爱玲是怜惜的。炎樱在香港亲戚朋友多，去拜访的时候，也多拉着爱玲去，这也让爱玲看到了一些别样的人生。

一天，炎樱兴致勃勃，请张爱玲去看电影，爱玲照例推托。但炎樱劝说再三，说是有她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在这里，听说炎樱来香港读书，非要一见。爱玲拗不过，只得答应。

电影院在中环，已经很古旧，类似澳门早期的建筑，阴暗、污秽却又大而无当。相形之下，门前的街道显得狭窄而拥挤。广告牌上，是一些杂驳的电影画面。两人刚走到门口，便有一个人，向她们迎上来。

来的这位，是个约五十多岁的高大男子，但瘦得像个架子，穿着一件泛黄的白西装，还是一二十年前的款式。他的头发、他的肤色，都是那种很脏的白色，就像毛姆小说里流落在远东或南太平洋的白种人。只有充满了血丝的大眼睛，是麻黄色的，看得出像个印度人。

炎樱向他介绍了爱玲：“希望你不介意她陪我来。她是我的同学，叫张爱玲。”

不料那人忽然露出非常窘迫的神色，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票，朝炎樱手里一塞，很不安地说了一声：“你们进去。”转身便要走。

炎樱连忙说：“不不，你不要走。潘那矶先生，我们去补一张票。”

爱玲呆在一旁，不明所以。只见那人摆了摆手，又猛地想起什么，把手中的一个纸包塞给炎樱，就走了。

炎樱恍然大悟，有点不好意思，笑着低声对爱玲解释道：“他带的钱只够买两张票。”

两人打开纸包看，原来是两块带加糖鸡蛋的煎面包，用半透明的花色纸包着，外面的黄纸袋已沁出了油渍来。

电影厅很小，看不清楚影像，也听不大清声音。爱玲想到刚才那位先生的窘迫神情，心里不是滋味。强忍着看了一会儿，两人便都说：“走吧，不看了。”

坐在回学校的车上，外面有闪烁的街灯，炎樱跟爱玲讲起了那位先生的故事。

原来那位潘那矶先生，是个帕西人（Parsee）——祖籍波斯的印度拜火教徒。他出生在香港，从前生意做得很大。后来倒了运，原因是认识了一位麦唐纳太太。

这位“麦太太”，原是广东人家的一个养女，先后三次跟人同居，最后跟的一个是苏格兰人麦唐纳，所以她自称是麦唐纳太太。

麦太太有一大堆女儿，她非要把大女儿宓妮嫁给潘先生。老潘那一边，对宓妮也是很中意的，但宓妮那时只有15岁，还在念书，不愿意嫁人。麦太太就骑在女儿身上打，硬逼着女儿嫁过去了。

这样的婚姻，当然不牢固，宓妮到22岁时，就和老潘离婚了，把他们的儿子也给带走了，不准老潘探望。老潘想念儿子，精神恍惚，从此生意就越做越亏，成了落魄的“失败者”。而宓妮却还年轻，入了洋行做事，越过越好。现在儿子也19岁了，跟着她，别人看着就像一对姐弟。

在不久后，张爱玲居然见到了这个宓妮。是宓妮请炎樱吃饭，炎樱便拉了爱玲去。饭局是在一家广东茶楼，爱玲还是在这里第一次喝到了菊花茶，原来是要放糖的。

传奇故事的主角宓妮，这时候已经再婚，嫁的居然是儿子的一个朋友，年纪比她小得太多，可是三人在一起生活得非常开心。

她看上去还不到30岁的样子，体态轻盈，高眉深目。爱玲看她，觉得很像自己的母亲，一顿饭吃完了，爱玲还在看着她。爱玲的母亲到过香港，炎樱是见过的。后来爱玲问炎樱像不像，炎樱说：“是同一个典型。”

在这段传奇里，有忍受着挫败的男人和不甘心于命运的女人，折射的东西实在太多，因此在张爱玲脑子里“潜伏浸润了好几年”。后来，终于成了她《连环套》里的故事原型。

5、香港的浓绿与火红(5)

至于炎樱是何时见到张爱玲母亲的，《小团圆》里有描述。是在1914年夏天，炎樱暑假里回上海，爱玲母亲约她喝茶，两人见过面。

在这个暑假，爱玲因为经济困窘原因，不能回家，学校又不能专门为她一人开伙，于是嬷嬷们就把她带到修道院白吃白住，算是对她得高分的奖赏。

暑假后期，母亲到了香港，专门去看了爱玲的宿舍。

看见母亲，爱玲吃了一惊：母亲明显憔悴了!也许是因为她改了发型，头发束起来，向后梳，所以显瘦。

这次母亲的穿着，也很朴素，是湖绿麻布衬衫，白帆布喇叭管长裤。大概是因为到学校来，所以尽量穿得简朴些。

母亲一见面，就解释说：这次来香港应牌友之邀，说来就来了。

她只在房间门口望了望，就说：“好了，我还要到别处去，想着顺便来看看你们宿舍。”

爱玲也没有问起姑姑。

临别时，母亲说：“那你明天来吧，你会乘公共汽车吗？”

负责接待的亨利嬷嬷忽然想起：“你住在哪里？”

母亲略迟疑一下道：“浅水湾饭店。”

亨利嬷嬷没动声色，而爱玲在一旁却感到奇窘。她知道那是香港最贵的旅馆，而自己却以家穷为名，在修道院白吃白住了一个暑假。

以后的几天，她天天都到浅水湾酒店去看妈妈。

据《小团圆》里的描写，黄逸梵一行在香港迟滞了多日，却不见有去哪里的打算。

其间，港大的佛朗士老师很欣赏爱玲的刻苦，特地送给了爱玲800元钱作为“奖学金”。爱玲喜滋滋地把这钱拿去给母亲看。

母亲却主张不要用别人的钱，要还给人家。爱玲连忙解释佛朗士是好人，除了上课自己跟他根本没来往，退还回去会伤了人家的心。

母亲便说：“先搁这儿再说吧。”

可是，两天后爱玲无意中得知：母亲打牌输掉了800元钱！而此后，母亲就再也不提那笔钱的事了。

这件事，对爱玲的触动极大。多年后在上海，她对姑姑说起了这事：“自从那回，我不知道怎么，简直不管了。”

——什么叫“简直不管了”？

就是与母亲完全恩断义绝。这是爱玲与母亲彻底疏远的一个关节点。

不过姑姑倒还通达，默然了一会儿，笑道：“她倒是为你花了不少钱。”

爱玲怕姑姑认为自己太看重那800元港币，就说：“母亲的钱，我无论如何是一定要还的。”

母亲这次来，谈了她对炎樱的印象，说：“人是能干的，她可以帮你的忙，就是不要让她控制你，那不好。”最后三个字，说得声音很低，别有意味似的。

敏感的爱玲知道这是指同性恋。以前她听母亲和姑姑谈论过，有些女朋友要好，一个完全听从另一个指挥。

5、香港的浓绿与火红(6)

但是爱玲心里不服，母亲一度跟姑姑关系也很密切，舅舅甚至常常嘲笑她俩是同性恋。为什么“她自己的事永远是高尚的，别人无论什么事马上就想到最坏的方面去”。

后来爱玲跟炎樱说起过这事，炎樱说也许这是更年期的缘故。

此次母亲还对爱玲讲了一段家族传奇，就是爱玲的舅舅其实并不是血缘的亲属，当初是从山东流民手里买回的一个男婴。

黄逸梵的母亲是小妾，丈夫死后，黄家的族人要赶小妾出门。得知小妾已经有孕，族人就派了人看管起来，如果生下的是个男孩，才可免于被驱赶。结果生下的是女孩，情急之下，一个女佣冒死到外面买了一个男婴回来，充作龙凤双胞胎。

这事情，舅舅本人并不知道。

爱玲对这件事，听得非常有趣。母亲却叮嘱道：“你可不要去跟舅舅打官司，争家产。”

这句话，说得爱玲发怔：“我怎么会……去跟舅舅打官司？”

母亲还对爱玲提起，这次一离开上海，姑姑就有信来：“我一走，男朋友也有了！倒好像我挡住了她。真是——！”母亲嗤笑地说，语气却是愤愤的。

爱玲心里想：她们现在的感情坏到了这样，勉强还住在一起，不过是为了省钱。姑姑有了男友，母亲生气，大概是失落感所致吧。

这次与母亲之间的会面，好像有太多的不和谐。

这点点滴滴的不和谐积累在一起，爱玲看母亲越来越陌生了。

后来黄逸梵因为和一位年轻的英国军官来往密切，那军官竟然以为她是间谍，向香港警察局进行了举报。警局把她们一行人当间谍监视了起来，还偷偷搜查了她们的物品。

同行的几个人之间，也开始闹起一点小小的醋海风波。

母亲很生气，这才不得不走了，爱玲也没问她要去哪里。走的那天，爱玲到浅水湾饭店去送行，天下着大雨，租来的汽车里坐满了人，都在故作夸张地簇拥着黄逸梵说说笑笑。

母亲从人堆里探出身来，不耐烦地对爱玲说：“好了，你回去吧！”像是说她根本就无心来送似的。

这样的分别，太让人感到心冷。爱玲强作欢笑，站在门阶前，看着车子开了，水花溅上身来。

母亲这次是真的走远了，她不会太多过问爱玲的事了。

后来她的监护人李开第先生去了重庆，将爱玲转托给他的一个朋友。那位朋友，也是工程师，在港大教书，还兼任着一个男生宿舍的舍监。

舍监先生与太太就住在宿舍里，张爱玲曾经前去拜访。坐谈了片刻，他便打量了瘦高的爱玲一下，忽然笑道：“有一种鸟，叫什么……” 张爱玲略怔了怔，忽而领悟：“鹭鸶。”舍监先生有点不好意思地笑道：“对了。”

在港大，还有一件事，在她的写作史上至关重要。

张爱玲在这时期，惟一一次用中文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她早期著名的短文《我的天才梦》。

这篇文章，是她写了参加《西风》杂志创刊30周年征文比赛的。这个《西风》杂志，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红极一时，宗旨是“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读者涵盖面极广，甚至普及到舞女、囚犯与流浪者阶层。

大抵是爱玲初入学不久，在图书馆里偶然看到杂志上的启事，遂动了参赛的念头。

写这文章时，张爱玲才19岁。应该说，一个刚刚成年的女孩，写这文章的文笔与感觉，都堪称老辣。

此文前半部分写了自己幼时的各种才气，后边写了自己如何在现实中“不行”。结尾处，便是那句被当代“小资”们挂在嘴边的名言——

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张爱玲在这里想写的，也许是“虱子”，一个无伤大雅的笔误。在中国古代，先贤有“扪虱而谈”的高雅，读过古典的张爱玲，会熟悉这个意象。不过这“蚤子”一词，却成了她的独创，后来有的版本改为“虱子”，便索然无味。

当然，她在文章中无论怎样批判自己，也掩盖不住一种自信。她有足够的底气要去摘取桂冠，至于那桂冠有多么华贵，她暂时还想不到。

关于这篇文章，还有一段纷争了半个世纪的公案。

在1976年出版的《张看》附记里，张爱玲提到，这个《我的天才梦》当年获《西风》杂志征文第13名，为名誉奖。因为字数受限制，所以当初写的时候，只好极力压缩。可是获奖的第1名，字数要多出好几倍。她在36年后言及此，仍愤愤不平。

1994年，《对照记》在台北《中国时报》获第17届文学奖的特别成就奖，张爱玲应邀写了获奖感言《忆〈西风〉》，重提旧事。这一年，距离“西风事件”足有55年。

最后这次，她对这个“西风门”事件说得格外详细。她说，当年《西风》杂志悬赏征文，题目是《我的……》，限五百字。首奖大概是五百元，记不清楚了。她受五百字限制，写好后，曾一遍遍数得头痛，务必删成四百九十几个字，少了也不甘心。

不久，《西风》杂志通知她得了首奖，但收到全部获奖名单，才发现首奖题目是《我的妻》。而她的《天才梦》排在末尾，仿佛名义是“特别奖”。《我的妻》写的是一对贫困夫妻的事，长达三千字。

杂志社没给她片纸只字的解释。张爱玲自嘲道：“我不过是个大学一年生”。唯有一点可欣慰的，就是获奖文章结集出版时，书名用了张爱玲的题目《天才梦》。

待“张学”蜂起，这件事自然考证者众。专家陈子善钩沉辑佚，挖出了1939年9月1日出版的《西风》第37期的原件，“征文启事”赫然在目！

原来，字数限制并非五百字，而是“五千字以内”。首奖《断了的琴弦——我的亡妻》，字数恰好为五千字，《西风》杂志并没有“不计字数，破格录取”。而且张爱玲自己的那篇《天才梦》，全文亦有一千多字——也超过了五百字。

还有首奖仅有五十元，而不是张爱玲记忆中的“五百元”。

在原定的10名获奖者确定后，因佳作甚多，编辑部不忍心遗珠，又临时加了三个“名誉奖”，张爱玲得到的是名誉奖中的第3名，也就是最末一名。

张爱玲对这件事的记忆，为何有这么多的不确之处？究竟是记忆漫漶，还是当年曾经道听途说？

5、香港的浓绿与火红(7)

这都无法考证了。

我倒是认为，有如下几种可能：

或是由于张爱玲少年时代的情结所致。来自父亲一边的压迫，使她的意识中埋进了“受虐倾向”，她总是在怀疑命运对她不公，导致对一件小小往事的扭曲记忆。

或是当初张爱玲应征投稿时，期望值过高。不料却排在末位，导致心理严重受挫，终于形成“误记”，以作为平衡。

《我的天才梦》让我们知道：张爱玲在向写作的天地冲刺之前，曾有过一次这样的牛刀小试。

——当她的下一篇中文作品变为铅字出现时，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天才”就要横空出世了！



6、她用英文小试锋芒(1)

张爱玲回到了上海。这里算是她的福地吧，是她肉身的丰沃土壤，更是她文学抱负的“麦子地”。

她感觉到“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认为这智慧，乃是新旧文化种种畸形的交流所致。

是啊，上海，一如既往。

走时惨烈的疮痍隐去了，它现已成了沉闷的沦陷区。

母亲去了新加坡之后没有回来。

爱玲回来的落脚处，是在姑姑租住的赫德路爱丁顿公寓。

张爱玲还是挺喜欢公寓生活的，因为“公寓是最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余温尚在，姑姑的家，虽然从当年的5楼51室，搬到了6楼65室，格局较先前为小，但在爱玲心里，仍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阳台上看见毛毛的黄月亮。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见《私语》。

这房子很大，住着很舒服。在阳台上可以鸟瞰全城，对面就是哈同花园，隔壁是起士林咖啡馆；再远，还有“百乐门”舞厅。

客厅里有壁炉，家具和地毯的样式，都是姑姑自己设计的。沙发低矮，坐着等于半躺着。落地灯也很摩登，灯罩像个扁的方盒子。半躺在沙发上看书，可以连眼下的年代都忘掉。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这已经很可满足了，已经是乐土。

张爱玲在经历了香港的惶然后，在姑姑这里，有了一段短暂的喘息。

通过《小团圆》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姑姑这时的情况已大不如前，日军开进租界后，她就不在洋行做事了，过得很俭省。

爱玲刚回到上海那天，姑姑备下一桌饭菜接风。第二天姑姑就不好意思地解释：“我现在就吃葱油饼，省事。”

爱玲心里明白，忙说：“我喜欢吃葱油饼。”

从此一日三餐都是葱油饼，倒也吃不厌。爱玲从小听母亲在午餐时讲营养学，习惯了，一天不吃蔬果鱼肉就有犯罪感，而现在则有了一种逃学的感觉。

姑姑雇了一个女佣，天天来洗衣服、打扫，此外就是在煤气灶上煎葱油饼。

原来住的一整套公寓，母亲走后，姑姑把其中两间分租给了两个德国籍单身汉，姑姑自己只留了一间。租给单身汉，是觉得他们好打发，而女人的是非要多些。

爱玲来了以后，要出一半的膳宿费。姑姑知道爱玲手头拮据，就托亲戚给爱玲介绍了两个女中学生补课。

爱玲心下歉然：姑姑才享受了几天幽静的生活，自己又跑来投奔，真是不应该！

母亲的那班朋友，有时候来找姑姑聊天。姑姑告诉爱玲：开战后，母亲的男友死在了新加坡的海滩上。爱玲完全不知道这个消息，只知道母亲乘坐难民船去了印度。

姑姑还告诉爱玲，母亲当初闹离婚，是为了一个在外交部工作的年轻人——那还是在留学时认识的朋友。可是那位却害怕娶个离过婚的女人会妨碍事业，就在南京娶了当地一个女大学生。

这年轻人后来还来看过母亲，“两人眼睁睁对看了半天，一句话都没说”。见《小团圆》。

母亲留学时代的朋友，爱玲唯独没见过这个人，不知道他来看母亲是什么时候。她还真没想到，母亲有过这么一段“悲剧性的恋史”。

想想也是，母亲一开始要离婚，就搬出去了，跟姑姑一块儿住公寓。可是，母亲是回国四年后才办的离婚手续，如果是为了嫁那年轻人，怕不会拖这么久。想必是那年轻人回国不久就已另娶。

母亲在这之后拖延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离婚。

爱玲没有问姑姑详情，只是自己在心里琢磨了一下。她知道姑姑最忌讳好奇心。

她其实不大愿意回忆往事，因为“回忆不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的，都有一种悲哀，虽然淡，她怕那滋味”。见《小团圆》。

好朋友炎樱的运气总是非常好，回上海后，就进了一所英国人的学校任prefect，即校方指派的“学生长”。这个职位，要求品学兼优，外带还要人缘好、能服众；估计相当于今日的辅导员。后来她又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一直读到毕业。

爱玲的命运则要曲折得多。

她一回来，弟弟就兴冲冲地来看她。

6、她用英文小试锋芒(2)

弟弟张子静在前一年，考进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可惜太平洋战争一起，租界也落入日军之手，复旦停课内迁。父亲不同意他去内地，就领了转学证在家里自学。过去几年父母不相往来，他亦无机会见到姐姐。香港沦陷后，他原本以为姐姐可能回不来了。

在弟弟眼里，三年多不见，姐姐的模样改变了许多——长发垂肩，身穿从香港带回的时髦衣服，更显得高挑瘦削，有种飘逸之美。

爱玲跟他谈起港战的零碎事，愤然道：“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呀！”她还说，眼下想转入圣约翰大学，把学业续完，“至少拿张文凭”。

弟弟很高兴，说自己也想报考圣约翰。

可是钱从何出？张爱玲叹了一口气：“姑姑没有钱。”

但姑姑却有个好主意，说是入圣约翰大学的学费，应由爱玲的爸爸出。

因为当初张廷重夫妻的离婚协议上，是写明了张廷重须承担女儿的教育费用的。可是港大三年，父亲没拿一个铜子儿。现在，只有半年的学费，由父亲出也是理所应当。

张爱玲却颇感踌躇。自从出逃后，父女间不通音信，形同路人，要钱的事如何张得了口？

弟弟很赞同姑姑的意见，回家后，避开后母，就径自去跟父亲谈了。

张廷重不能原谅女儿的背叛，但是仍然欣赏爱玲的才华，对这个不晓事的女儿爱恨交加。他沉吟了一下，对张子静说：“你叫她来吧。”

四年睽违，他也很想见见成年后的女儿，于是做了一个让步的姿态。

这时的父亲，经济情况已大不如前。1937年，日寇占领上海，他不愿意被人误认是汉奸，就离开了日本人开的住友银行，和两个同事一起开钱庄。后来因为挥霍把股本都透支光了，现在已住不起“走马楼”的老宅了，换了一座小得多的洋房。

会面的那天，后母孙用蕃事先知道消息，躲在楼上没有露面。

见面是淡淡的。爱玲“神色冷漠，一无笑容”，简明扼要地谈了自己的问题。

父亲也没计较她的态度，只叫她先去报名考试，告诉她：“学费我叫你弟弟送去。”

整个过程不足10分钟，决无旁枝斜蔓。

两人的这次见面，在凝重的底下，实际是很有戏剧性的。互相再见一面，张廷重显然有“招安”的意思，但张爱玲却决无此念！

张子静说：“那是姊姊最后一次走进家门，也是最后一次离开。此后，她和父亲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6、她用英文小试锋芒(3)

秋日里，爱玲转入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弟弟张子静也考入该校经济系，两人成了校友。不过有一件事令人大跌眼镜：在转学考试时，张爱玲的国文居然不及格！

校方要求她在入学后，去参加学校的一个国文补习班。

她倒并不在意，当笑话说给了弟弟听。

是一时大意了么？现在的研究者，一般都认为是她久不用国文写作，荒疏了。

爱玲的中学老师汪宏声听说之后，“颇为愤愤”。因为他知道，圣约翰近年招生的质量已大不如前，可是入学考试为何还如此苛刻？

可是转念一想，这恐怕还是张爱玲“我忘啦”的老毛病又犯了，考试过于敷衍，所以也就懒得去为她打抱不平了。

不过，马失前蹄毕竟属偶然，张爱玲很快就从国文初级班跳到了高级班。

姐弟俩这一时期，有时候会在一起谈起写作。这是爱玲很愿意谈的话题，在弟弟听来，她在这方面已经足够老到。

张子静记忆中，姐姐有一段话足可以证明，她早已做好了写小说的一切准备：

“积累优美的词汇和生动语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随时随地留心人们的谈话；不管是在路上，车上，家里，学校里，办公室里，一听到就设法记住，写在本子里，以后就成为你写作时最好的原始材料。”

圣约翰的校园里，此时又见港大的那一对“姊妹花”——子静常看见姐姐和炎樱在一起，“是个强烈的对比”。

炎樱矮而黑，爱玲高而白；炎樱开朗，爱玲沉郁。

有这样一个朋友还是好。她们仍是一起逛街、买零食，有时在姑姑家里聚谈。

两人醉心于服装，甚至在一家杂志上打出了广告，说：“炎樱姊妹与张爱玲合办时装设计：大衣、旗袍、背心、袄裤、西式衣裙。电约时间：电话三八一三五，下午三时至八时。”不过这桩业务究竟开展过没有，就弄不清了。

张爱玲的服饰打扮，从香港回来后就有惊人变化，开始喜欢突兀风格。此后很长时间都如此，这成了她的“招牌”之一。

她从香港回来，弟弟去看她，见她穿着几乎没有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

弟弟觉得稀奇，问她是不是最新的旗袍款式，她淡然一笑：“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

她在圣约翰校园里，常穿一件鹅黄旗袍，下摆上缀了长四五寸的流苏，走起来，摇摇曳曳！

这种打扮，怕是只在戏台上才有，即使大学里周六开舞会，也不会有人这么穿；但张爱玲就这样昂然于校园，惹得女生们惊问：“她是谁？是新来的插班生么？”

张爱玲有奇思，在香港买的广东土布，是玫瑰红的底、淡红大花、嫩黄绿叶，这花色即使在乡下也只有婴儿才穿，她后来却做了衣服，“仿佛穿了博物馆的名画到处走”，完全不顾别人的感观。

还有一次，她穿着前清样式的绣花袄裤，大摇大摆，去参加同学之兄的喜宴，满座皆为之惊倒！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好。在港大被富家同学压制了三年，她现在需要有自信！

她在圣约翰只念了两个月，就决意辍学了。弟弟从炎樱那里得到消息，特地到姑姑家去问她。

爱玲一开始只是说，圣约翰没有几个好教授，引不起她的上学兴趣，想读的课目又都没有开，“还不如到图书馆借几本书回家自己读”。

谈到后来，她还是兜出了问题的实质——缺钱！

张爱玲想自己去赚钱。

弟弟建议：“你可以去找个教书的工作。”

爱玲摇头：“不可能。”

“你英文、国文都好，怎么不可能呢？”

爱玲说，教书不仅要求文化程度，还要会表达，“这事我做不来”。性格内向的她，惧于和叽叽喳喳的中学生打交道。

那么去报馆做编辑如何？

爱玲说：“我替报馆写稿就好。这阵子我写稿也赚了些稿费。”

这话又缘何而来？

原来，她回到上海不久，就开始给英文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写了一些影评和剧评。

6、她用英文小试锋芒(4)

她已经在试探能否卖文为生了，选择的这个突破口，是厚积薄发。

在学生时代，张爱玲最大的爱好，还不是读小说，而是看电影——上海的电影市场，彼时乃东方之最，连日本的时髦阔人，都要坐飞机周末来上海看好莱坞新片。她在家订阅的杂志，也以电影杂志居多。

这样看来，张爱玲这个人，也是时代的产物。嘉宝、克劳馥、盖博、邓波儿、费雯&#8226;丽的片子，她每部必看。中国演员中，她喜欢阮玲玉、谈瑛、陈燕燕、顾兰君、上官云珠、石挥、蓝马、赵丹，凡他们主演的，也是一部不漏。

她受父亲影响，对传统戏剧的兴趣也始终很大，京剧、评剧、绍兴戏，无一不好。在后来，她还看过越剧《借红灯》，对剧名把玩了几日，意犹未尽，索性借来作为自己一篇散文的题目，取名《借银灯》。

上海成为“孤岛”之后，外国电影片来源不畅，国产片胶片不足，电影随之衰落，话剧趁势崛起。张爱玲先后看过《雷雨》、《日出》、《大马戏团》、《秋海棠》和《浮生六记》，感觉都非常好。这是当时上海市民在日伪治下最大的文艺乐趣，张爱玲也并未在潮流之外。

在英文报上发表了一些剧评后，就有英文杂志来向她约稿了。

以英文写作、以影剧评论作为突破——张爱玲的卖文之路，就这样走出了成功的一步。

她选择卖文为生这条路，是对的。以她的内向羞怯性格，做职员、做教师，恐怕都应付不来。

直到晚年，她也无法适应稍微复杂一点的环境。而在传媒发达条件下的写作，恰恰无须与人周旋，一个人可以清静。

现在，她出手的这个时机，也很凑巧。

到1942年，上海沦陷已近5年，文艺刊物上早已不见巴金、茅盾、老舍的大名，就连报纸上连载的张恨水小说，也销声匿迹。文化人绝大多数都爱惜羽毛、鄙弃敌伪，他们或是撤离，或是搁笔，或是被封杀，留出了一大片空白。

正如柯灵先生后来所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山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见《遥寄张爱玲》。

柯灵这段话，还另有文化传承上的一层意思，不大为人注意。那就是“大腕不走，新手难出”——张爱玲恰在这个空档冒了出来。

发现文坛出了个新手，率先主动向她约稿的，是英文月刊《二十世纪》（The Twentieth Century）。

这个刊物的主编克劳斯&#8226;梅涅特，是德国人，阅历复杂。他曾获柏林大学的博士文凭，在莫斯科做过记者，又在美国做过大学教授，太平洋战争前夕来到上海，1941年创办了这个刊物。那时战火遍及欧洲，欧洲书刊已很难再运到上海，他的意思，是要给战时滞留在上海的欧美人一个“精神家园”。

机会是不期而遇的。

张爱玲就此出手了！

1943年1月，她在《二十世纪》首发一篇长文，多达8页，还附有她手绘的12幅女子发式、服饰插图，文章题为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直译为《中国的生活与服饰》。当年底，她又将此文改写成中文，发表在《古今》半月刊，即著名的散文《更衣记》。

这篇英文文章，文字流畅，略带维多利亚末期文风；插图线条简洁，勾勒传神。文章不单是谈了中国人的服饰沿革，还发掘了服饰所包含的文化心理，说中国服饰在细节上的繁复与变化，是“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而这，“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

她的长文，出手不凡，主编梅涅特惊为天人，特在“编者例言”中隆重推荐，声言“她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他不吝赞美之词，夸张爱玲是“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

——别人的“天才”赞词，与她自己的“天才”自许，在这里暗合了！这给了她极大鼓舞。

6、她用英文小试锋芒(5)

此后，她一发不可收拾，一年内共在该刊上发表9篇文章，其中6篇是影评。

《二十世纪》的封面上，曾经登过一些撰稿人照片。张爱玲也有一张，长发及肩，描了眉、涂了口红，模样相当之时尚，应是她照得最漂亮的一张。

还有，她写的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即中文译名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和《中国人的宗教》这两篇，也极受读者欢迎。

这几篇文章，都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视点，就是“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中国的一切”，找出那锣鼓喧天背后“凄寂的况味”。

一般为她作传的人，都不大深谈这几篇文章。实际上，她此后文学创作的要窍和视角，在此都已基本成型——有如旁观似地冷眼审视，细细密密地摹写，其骨子里是在描画凄凉。

在《二十世纪》上一炮打响的时候，她还在圣约翰边读书边写作，名气在校内和文化圈内已经很大。那时英文系有个女生刘金川，也是课余撰稿人，经同学介绍，曾见过她。

她们俩见面是在女生休息室，介绍人因为有课先走了，仅余两人面面相对。可是，刘同学立刻就面临了尴尬：“张既不说话，仿佛连眼睛也不看我。由于很窘，我只好打开书本看书，直到快到下一节课时，我才向张打招呼走出休息室。”刘金川《我所知道的张爱玲》。

傲慢乎？羞怯乎？还是兼而有之？

在刘金川的记忆里，张爱玲的形象，是“戴很厚的眼镜片”、“长脸”、“身材高大”、“动作斯文”，再有就是“笑眯眯地不发一言”。这是张爱玲成年后一贯的形象和风格。

她写文章，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如果再继续上学，就感到很累。考虑到几方面因素，不久她便辍学了，连毕业证也没拿到。

从这时候起，写文章就成了她的职业。后来她在《童言无忌》里说：“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

当然，她不可能就此固守在这里。她的心中，也有一种“穷年忧黎元”之思。张爱玲对于人间世，有比谈论文化更深邃的认识。

后来在《烬余录》里的一句话，可以体现她对世事多艰的认识：“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

那光明的一刹那，她要写。

那黑暗又拥上来的无语之痛，她也要写。

这都不是散文所能表达的。

张爱玲自言“生来就是写小说的”——她的降生于世，怕只是为此！

6、她用英文小试锋芒(6)

这样很好。就在爱丁顿公寓里写作。

不写的时候，她就读母亲留在姑姑这里的西洋小说。欧洲作家里，她特别钟情毛姆。毛姆的叙事是平和、细腻的，很会讲故事。张爱玲喜欢这个，因为这和她的审美兴趣相契合。

她不喜欢情节上的大喜大悲，只愿意看不动声色的刻划。

当然，与姑姑同住，也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

姑姑在爱玲心目中，一直就处于“代母”的位置。

这一年姑姑年已四十，但因没有家庭拖累，看起来还相当年轻。也许是当年越洋轮船上的惊鸿一瞥，给了她足够的心理力量，她完全没有嫁个人过日子的念头，倒是对这种自足的单身生活习以为常。

姑姑后来在德国人办的广播电台找了个事，做国语新闻播音员。每天晚上都要拿着一盏小油灯，徒步走过灯火管制的街道去上班。

那油灯的灯罩，是紫红色玻璃的，上面有累累的颗粒防滑。可是上海沦陷后马路失修，到处坑坑洼洼的，姑姑有一晚看不清踩进了水坑，还是把灯给摔碎了。

摸黑回来后，她摇摇头，只叹了一声：“嗐！”

每晚上班，姑姑都在旗袍上罩一件藏青哔叽大棉袍，这就是她的夜行衣。

姑姑常年独居，整个生活已成一个精致的体系，有时可能不大近人情。不过爱玲很知趣，完全可以做到相安无事。

有次爱玲不小心打碎了桌面的一块玻璃，尽管恰逢“钱紧”，但还是急急地找了木匠来，花了600元照原样赔偿。

还有一次急着去阳台收衣裳，推玻璃门没有推开，用膝盖顶了一下，不慎将玻璃顶碎，腿上擦破了皮。涂了红药水后，样子反而更可怕，“仿佛吃了大刀王五的一刀似的”。

她让姑姑看伤口，姑姑弯下腰只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马上关注起玻璃的问题来了。爱玲赶忙又自己掏钱去配了一块。

老打碎东西，说明这儿毕竟不是自己的家，不能那样“合身”。爱玲想得通这一点，她更珍视的，是眼下这惟一的亲情。

和姑姑交谈，现在也成了生活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

她喜欢问姑姑一些生活上的细小事，大约是嫌以前活得太空疏了。

爱玲虽然有了很大名气，姑姑却当做是没有，被爱玲问得不耐烦时，就抱怨：“跟你住在一起，人都变得饶舌和自大起来。”

但姑姑还是会跟她讲，尤其愿意讲家族里人的事。这些讲述，日后便成了张爱玲小说内容的一个来源。

爱玲劝姑姑也动笔写文章，姑姑不屑，却另外找了个理由拒绝：“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里只管打电报，养成了一种电报作风，只会一味地省字，拿起稿费来不上算。”

姑侄俩的对话，比以前有意思得多了，因为张爱玲已经长大，能领悟较深刻一点的幽默了。

6、她用英文小试锋芒(7)

那时，报纸上发表过周作人译的一首著名的日本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西行法师作，载于《山家集》。

张爱玲很喜欢，就拿去劝姑姑看。姑姑读了，说不懂，但想想又说：“既然这么出名，相比总有点什么东西罢？可是也说不定。一个人出名到某一个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

姑姑有个朋友，老是愿意说些废话，姑姑就很苦恼：“生命太短了，费那么长时间和这样的人一起是太可惜——可是和她在一起，又使人觉得生命太长了！”

一天夜里寒冷，姑姑冷得不行，就急急地钻到床上，说：“视睡如归。”爱玲听了，大感有趣，说这就是一首小诗了：“冬之夜，视睡如归。”

还有一次，两人吃萝卜煨肉汤，爱玲问胡萝卜是如何从外国传入的，姑姑的回答简洁利落。爱玲就把它记下来，称赞是时髦散文：“妙在短——才起头，已经完了，更使人低回不已。”

姑姑也有她隐秘的感情世界，并不是木知木觉的老小姐一个。除了爱玲，她也许没向任何人透露过。

如果《小团圆》关于这方面的描写是实，那姑姑的情史也是有“猛料”的。

在《小团圆》里，与姑姑对应的角色，叫做“三姑”，曾亲口述说自己与一个表侄的私情，又因那位晚辈移情别恋，这段不伦之恋无疾而终。

姑姑由于失恋，每天在洋行办公室里待到很晚，与一个混血儿年轻男同事调情，打发寂寞。

可是不曾想，那位年轻漂亮的男同事后来竟会强奸了她！

说完了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事之后，姑姑忽然不经意地说：“他喜欢你。”

这个“他”，是指那位表侄，而爱玲应该叫表哥了。

爱玲听了只是诧异，也不敢再问什么了。

姑姑有了新职业后，爱玲也有了稿费收入，两人一下“阔”了起来。两位德国房客搬走了一个，空出了一间房来，爱玲可以单独住了。

葱油饼从此告别，雇的老妈子也给辞退了。

姑姑早年在国外学过烹饪，这时就自己动手做菜。爱玲只会煮饭，便把买菜的任务承揽下来。

有天晚上，她乘着月色去买“蟹壳黄”，穿了一件紧窄的紫花短旗袍，亭亭玉立，长发半卷着。路边山东煎饼摊子的摊主看见她，摸不清是什么路数，不禁多看了她两眼。

买菜回来，明月正当头，她心里一阵空虚：“二十二岁了，写爱情故事，却从来没恋爱过，给人知道了不好。”

这一时期的张爱玲，有福了！

这样睿智而又亲切的日子，何其珍贵——“值得一看的正多着”。

譬如这个爱丁顿公寓，就很可留恋。

它是七层楼，最上面的两层是收缩进去的，于是就像一艘远洋轮，富丽而昂扬。

这种ArtDeco风格的公寓，在当时是一种时髦，上世纪初在静安寺路两侧建了不少。时至今日，公寓被遮挡在静安寺林立的高楼之下，肉色墙面也旧得有些发黑，但仍属鹤立鸡群的那一种。

公寓的电梯，是富有贵族气的铁栅门式，开起来轧轧作响。

从公寓走出去，10分钟就可以走进后来《色&#8226;戒》描写的场景里去——“从义利饼干行过街，到平安戏院、全市惟一一个清洁的二轮电影院……对面就是刚才那家‘凯司令’咖啡馆，然后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

这里，是静安寺路最昂贵的地段，到现在也还是。

公寓的最美处，还在于它阔大的阳台。爱玲常站在这里，看临近电车厂的电车“回家”，听不远处军营里单调的号声，俯瞰“肥白如瓠”的上海人在路上行走……

住在公寓里的姑姑，这时候会在她耳边猛然冒出一句：“我简直一天到晚发出冲淡之气来。”

这个情景，像是乱世里忽然就有了知己。

——命运给予张爱玲的温情，真的也不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