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传（下）

A 弗尔辛

目录

五犹太巨人

第23章 眩目的烦恼

第24章 为科学而跋涉

第25章 情系耶路撒冷

第26章 整个世界的敬仰

六智者不归

第27章 伟大的弃绝与伟大的回报

第28章 荒野牧歌

第29章 生命的和弦

第30章 回归普通人

第31章 走进美洲

第32章 在美国

第33章 天才的遗憾

第34章 和平墓碑前的科学之父

尾声“一份旧债”

爱因斯坦年表

爱因斯坦年表

五犹太巨人

第23章 眩目的烦恼

1920年，当爱因斯坦惊奇地发现自己成为瞩目的中心时，他的反应是：这个世界是一个奇怪的疯人院。现在所有的马夫、侍者都在争论相对论是否正确，而一个人对这个观点的信念取决于他属于哪个政治党派。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德国政治的巨变，以及20世纪新出现的媒介的作用。德国人热衷于旗帜般的标题和耸人听闻的语言，因此，新闻媒介牢牢地抓住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使他无法逃脱。

爱因斯坦的第一位自传作家千方百计地斟酌字句，表达公众的狂热：

在此之前，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惊叹的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大陆。一生中从来没有忧虑过光波或重力的人们现在争相加入这个浪潮，并进一步推高，即使不明白，但也努力去理解。从一个默默的学者的智力的工作中，可以寻找探索宇宙的出路……当时，没有一个人的名字那样多次地述说……这是一位追求星星的人，研究他的理论可以忘记俗界的烦恼……。

甚至是在我们之间有位哥白尼的想法也有一定的升华作用。任何对他表示敬意的人都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感觉，在这个缺乏兴事的时代，这种敬意很有吸引力。

关于爱因斯坦的神话的出现可能与对和平的渴望和星系的象征性有关。星空一直是亘古之谜，现在有一位智者，站在神的位置发出了一条新的几乎难以相信的消息。对于经历战争劳累的人们，这像是世俗的圣诞信息。经过巨大的财力物力，英国人证实了柏林创造的理论，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似乎是真正和平的象征。在国外，人们发现爱因斯坦没有在“93人宣言”中签名，他反对战争，他是位瑞士人，而不是德国人。而对于德国人来说，他是康德假说中的“高高在上的星空和道德规范”的化身。不理解他的理论，更增加了他的神秘感，伟大的预言家一直是很难让人理解的。

以前曾经出现过一次这种狂热，那是W·C·伦琴发现的X－光。1896年新年那天，伦琴把《关于一种新的射线》的文章单行本寄给一位同事，其中包括一张手的X－光射线照片；1月5日，在《维讷新闻》的头版报道了这种新射线，标题是《一个轰动的发现》。1月7日，德国和英国报纸转载了这条消息，1月9日，德国皇帝给伦琴发了一份电报：“如果这个报道是真的，我将表示向你祝贺，感谢上帝把这种科学上的新胜利赐予了我们德国。”皇帝要求伦琴亲自介绍一下他的发明。伦琴马上从维尔茨堡出发来到柏林，1月12日，在皇宫演示了他的射线实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关于这种射线及其应用的文章就出现了上千篇。

在性质上，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与X射线不同。空间的弯曲和光不是沿直线行驶没有具体的可见效应。当速度接近光速时，世界的奇怪结构在普通生活中的低速情况下是无法想像的。更糟的是，一般人很难理解这个理论。所以作家们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爱因斯坦的人格上。

这个事件发生的几个月后，爱因斯坦抱怨说：“自从宣布发现光的偏移以后，我体会到一种崇拜，感觉到自己像一个偶像。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这种现象最好马上消失。”但是他彻底错了，这种狂乱变得更加严重。1942年，在回顾过去时，爱因斯坦说：“我一直不明白，在概念和问题上与现实生活相差甚远的相对论，为什么会在广大公众中引起这么生动、长久的充满激情的共鸣……是什么原因产生了这么持久的心理效应？对于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听到令人信服的答案。”C·卓别林不仅没有提供答案，反而作了更聪明的嘲弄。1931年1月31日，他邀请爱因斯坦参加在洛杉矶的《城市之光》首次公演。据说卓别林当时说：“他们欢迎我，是因为他们了解我，他们欢迎你，是因为没人理解你。”

爱因斯坦从没有让人感到他讨厌有关“相对论的趣事”，虽然它给人们带来些愉悦，但经常给自己带来的却是烦恼。但是如果不是爱因斯坦的时而参与，媒介本身不会持续狂乱，甚至过度兴奋。并不是名声使爱因斯坦冲昏了头脑，因为他十分精明，并且远离日常生活。同时，个人崇拜与他的民主信念相冲突。所以他下面的说法，并不是简单的谦虚，在一篇报纸上，爱因斯坦说：

如果少数的几个人被赋予超人的智慧和特性，这是不公正的，令人讨厌的。我现在的命运正是如此，在人们赋予给我本人真正能力的时候，却存在着奇怪的矛盾。如果不能得到一些安慰，那么意识到这种奇怪的状态将是无法容忍的：在我们所谓的唯物主义时代，把目标完全放在精神和道德领域的人变成英雄是一个好的现象。

对于爱因斯坦来说，这种安慰是存在的：他可以利用日益高涨的名声为和平主义、民主和国际间的理解而工作，为犹太人的悲惨命运请愿，这是他后来才意识到的。

爱因斯坦很乐意与记者接触，可能认为这样可以转变知识界的僵化。他除了自己写文章外，还出席了很多会谈，并且照了很多照片，照片如此之多，作为“摄影师的模特”，他有时不得不放弃了他的事业。

20世纪20年代，还出现了电影，这种有声的新闻纪录片突然捕住了这位头发直立，吸着烟袋，拿着小提琴盒的爱因斯坦。1930年9月，在柏林，照相机全部各就各位，面对巨大的人群，爱因斯坦发表了一个广播讲座。他号召所有在场和不在场的人们不要忘记像麦克斯韦、赫兹这样的人，是由于他们的研究成果才出现了收音机。从爱因斯坦在美国访问的影片中，可以充分反映出他非常喜欢由自己而引发出的大惊小怪。例如，1930年12月31日，到达圣地亚哥港口走下舷梯时，爱因斯坦被啦啦队长领着走下舷梯时，欢迎的人们有节奏地高呼“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在记者的怂恿下，他把帽子抛向空中；并用“低廉的笑话”回答一般的问题，同时自己也为此放声大笑。只是到了后来，他才学会利用新闻媒介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至于自己被它们利用。

除了“相对论的趣事外”，作为自从牛顿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像福尔特尔或左拉这样好战斗的知识分子一样走上了舞台。在自然科学家中，爱因斯坦是很有特色的，具有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因此在同事或德国人中，冲突和恶意的敌视是不可避免的。爱因斯坦对自己的行为也并不满意：“我的悲剧是，为了庄重，必须没有差错地表演好分派给我的角色，我甚至不能鼓起一点自信。”在爱因斯坦出名的头几年，他有时失去了沉着，甚至大发脾气。

第一次浪潮始于1920年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简介》成为当地的胜景，一个旅客在看过宫殿和勃兰登堡门之后，就是听爱因斯坦演讲。在这些旁观人中，真正的学生却很难找到座位。当这些旁观者满足了自身的好奇心之后，会在讲座结束前的大约15－30分钟离开，因此带来了混乱，交了学费的学生要求校长禁止这些非法参观者。只有爱因斯坦不反对这些参观者，他甚至要求任何人都可以听他的讲座，为了这些好奇的人，爱因斯坦宣布休息几分钟，以便他们能够有秩序地退场。由此引发了一些反对意见，校长告诫爱因斯坦遵守学校纪律，爱因斯坦接受了教导，并于2月12日与观众们（包括正式许可的人和其他人）讨论这个问题。学生会的代表们建议归还学生注册的费用，爱因斯坦的讲座应该是对公众免费的，爱因斯坦同意这种大智的解决办法。

在此之前，曾进行过激烈的讨论。学生会的成员抱怨提到了“人类遗弃的东西”，左翼人员认为这是“反犹太人学生动乱的暴行”。校长马上声明没有一个字与犹太人和反犹太人有关；教育部的政务秘书打电话告诉爱因斯坦，教育部为此已经发表了一个新闻声明。《柏林日报》总结这次运动说：“这种抗议与政治无关，特别是没有反犹太人的性质。”在一个官方的声明中，爱因斯坦有所保留地说：“对于昨天发生的所谓的丑闻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说明存在一些对我有敌意的意见。虽然没有说一句反犹太人的话，但是其中的含义可能会使人这样理解。”

由于战争的失败，以及共和国诞生的剧痛便产生了一些粗野的攻击犹太人的行为。至少在“受教育的人中”，存在很强的反犹太人思想和过火的行动。是否因为这种紧张的气氛使爱因斯坦在大学的纷争中感觉到了反犹太人的思想？在反犹太人运动发现爱因斯坦这个靶子之前，是他自己的这种举动，第一次公开地把自己的名字与反犹太人思想联系在一起。

无论怎样，柏林人还存在其他忧虑。几周后，3月中旬，在柏林发生了激进的左翼反叛，迫使政府逃离城市待了几天。爱因斯坦向苏黎世的章格报告说：“这里的情况非常混乱，到处是堕落和军事独裁，军队乱杀无辜，一连串的悲剧。野蛮实在可怕。”由于大规模罢工，反叛崩溃了，政府又回到了柏林，但情况还很不正常：“整个国家像一个反胃的人，还没有完全吐净”。在这种环境下，由于政治极端主义者的影响，一些人认为攻击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是他们成名的好机会。并且德国毕竟是德国，这些人甚至还建了一个俱乐部。

德国保护自然科学科学家工作党（协会）的创始人和代言人P·威兰德，是一位具有政治野心的新闻杂志记者和高级工程师，他是这些处于动荡时代多疑的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的奇怪典型，开始是在暗中，后来却公开反对犹太人。根据劳埃介绍，威兰德属于大骗子，他可能受雇于躲在幕后的人，而且显然有足够的金钱收买物理学家，使他们公开反对相对论。8月初，威兰德在《每日展望》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相对论是“科学的大众建议”和“一个最大的愚弄”，并指责爱因斯坦剽窃，从此开始了战役。随着发生的争论，证明了他的真正目的：1920年8月24日，威兰德租用音乐学会大厅，举行公共会议。除了威兰德，物理学家E·格尔克也将在大会上发言。

格尔克是皇家物理技术研究所高级官员，无疑是一位出色的实验物理学家；他是卢默－格雷克片，以及质谱中一些非常有用技术的发明人，但是他不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思想，并把这种迟钝变成了战斗的动力。自从1911年，格尔克就写文章攻击相对论。1913年，当这个领域的专家都在研究相对论时，他在《自然科学》杂志上反驳这个理论，认为它是物理学中非常有趣的群众建议。M·玻尔马上起草一个反击，但没起任何作用。

因为没有人相信他的“反驳”，1916年，格尔克开辟了第二战场。他发现了泡默瑞尼校长P．格伯的一些研究。在上个世纪末，格伯试图利用过程解释水星近日点的运动，由于完全是专断，天文学家们正当拒绝了这种解释。格尔克在《年鉴》上重新刊登格伯的文章，并加上自己的评论，暗指爱因斯坦首先是剽窃者，其次，在相对论之前，近日点运动问题已经解决了。在一般情况下，发现与自己势均力敌的对手，爱因斯坦是不会拒绝“纸战”的，但这次，他告诉杂志的编者他“不理睬格尔克无谓的表面攻击，任何一位有理智的人都会这样做”。但是，一年后，当格尔克在其他地方重复这种愚蠢的评论时，爱因斯坦开始反击了。爱因斯坦的反驳简明而实际。一个尖锐、粉碎性的指责来自受有人尊敬的慕尼黑天文学家H·R·希灵格，他指出泡默瑞尼校长抄袭了这个领域任何工人都知道的事情；而所谓的解释完全基于明显的数学错误。希灵格公开声明格尔克“不论是在现在和过去，都不理解整个事件”。

虽然可能不是反犹太人的人，只是一位感情用事的愚蠢的物理学家，但格尔克却在威兰德的协会找到了位置。

参加这次运动的M·文·劳埃说：“工作党导演的这次运动，目的不在物理学，而是与反犹太人的政治纲领有关，与在大厅走廊发放的政治诽谤性传单中的内容一样。”音乐大厅的听众们，包括爱因斯坦，首先听取了威兰德深奥的讲话，之后是格尔克所讲授的深奥的物理学。威兰德指责相对论是公开的自我宣传，是科学的达达派，并诽谤它的作者是剽窃者。接下来是格尔克的讲话。M·文·劳埃记述说：“虽然他准备的是旧的废物，但是他那安静、实事的讲话方式对威兰德是一种安慰，威兰德也是一位没有良心的煽动者。”这“旧的废物”显然是指格尔克发现的格伯的文章。

在报道工作党的活动过程中，大多数自由和左翼柏林报纸对威兰德引入的争论方法感到遗憾。劳埃、能斯特和卢本在联合声明中，批评这种活动不仅引发人们来反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会引起恶意的人反对爱因斯坦本人：

这里我们不详细讨论爱因斯坦通向相对论的无比高深的智力工作，这个理论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并进一步证实是未来的研究工作。我们这里打算强调昨天只字没提的事，除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工作外，他的其他方面的工作已经说明，他在科学史上具有不朽地位。因此，无法评价他对柏林和整个德国科技生活的影响。

每个与爱因斯坦接触的人都会知道，没有人比他更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他本人非常谦虚，讨厌公众的宣传。我们认为不作任何保留地道出我们的信念是正义的要求，因为昨晚没有机会这样做，现在更应该这样做。

8月26日，许多报纸都刊登了这个声明，甚至《每日展望》，威兰德的代言人也刊登了这个声明。

同时，爱因斯坦自己也陷入这种磨擦之中。他自己也写了一篇饱含争论、愤怒和恶意的文章，发表在8月27日《柏林日报》的头版：“我十分清楚这两位发言人不值得我动笔回答，因为我完全知道他们的动机并不是追求真理。”在两个长栏的文章中，他彻底粉碎格尔克、自由地发泄自己的愤怒，正如B·布莱特说的，恨，曲解了一个人的形象，当时的情景决定了爱因斯坦的语气。两天后，在一次讨论中，爱因斯坦生动地总结德国的境况说：“我感觉自己是一个躲在舒适的床上被臭虫折磨的人。”

科学院的会员们从没有听到这样粗鲁的言辞，爱因斯坦的好朋友们也吓坏了。埃伦费斯特不能相信有些词句会出自爱因斯坦之手。H·玻尔担心在《日报》上的“笨拙的回答”会产生某种后果：“任何一位不了解你的人，一定对你的印象极差，这令人心疼。”索末菲总结各种不同的人对这篇文章的意见，认为这篇不高兴的文章不像是爱因斯坦的风格。

音乐大厅事件之后，几天来爱因斯坦一直思考着离开德国。他显然没有为自己的意图保密，因为8月底，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了他的意向。索末菲请求说：“你不应该离开德国。”教育部也非常紧张，甚至住在伦敦的德国事务官也向柏林报告英国报界的报道：“对爱因斯坦的攻击和对知名科学家的干扰在这里产生了极坏的印象。特别是在这种时刻，爱因斯坦首先是文化的化身，因为爱因斯坦的名字已经广为人知了。我们不能把可以用作文化宣传的人赶出德国。”当爱因斯坦从他的冷漠状态中恢复过来时，能够看到反相对论俱乐部有趣的一面，也意识到了朋友对他关心。他给玻尔等人写道：“不要对我要求太严了，在愚蠢的祭坛上，为了神和人类，有时任何人都要做出牺牲的。我是以我的文章作出牺牲的。收到无数朋友的赞成信，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也存在支持爱因斯坦、与他团结一致的声明，如来自M·雷哈特和S·茨伟克的声明。社会民主党文化大臣K·哈尼克表示说：“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些没有证据的谣言，以及那些丑恶的攻击，而在我们科学的伟大装饰中，离开一直为你骄傲，一直尊敬你的柏林。”爱因斯坦马上“满怀感激地”回答说：“除了我是否应该得到这样的慈爱和尊敬外，这些天的经历，使我感到个人和科技的关系把我紧紧地与柏林联系到一起了。除非外界条件迫使我这样做，否则我是不会到外国去的。”

普鲁士科学院的执行秘书认为没有必要顺从教育部的建议，加入到关于爱因斯坦理论价值的纷争中。M·普朗克表示同意：“如果我们拿出科学院的重炮轰击这些反对者，对那些羡慕爱因斯坦名声的多疑人物实在是太给面子了。此外，爱因斯坦并不是因为这些事情而打算离开柏林（这是主要原因）。”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彻底解决。一方面，怀疑的人并没有放弃，另一方面，在一篇文章中，爱因斯坦因为失言而处境尴尬：他曾猛烈攻击190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菲利浦·莱纳德。由于莱纳德关于光电效应的实验使得年轻的爱因斯坦想到光量子的假设，他们之间曾互相尊敬和崇拜，这样做并不是出于礼貌。而是在广义相对论方面，他们发生了冲突。在1918年《年鉴》的一篇文章《关于相对论、以太和引力》中，莱纳德以他所说的“常识”提出了反驳意见。年底之前，爱因斯坦以轻松、谦恭的笔调，采用一种“批评家”与“相对论者”对话的形式对这些反对意见做了回答。

而在《柏林日报》上，爱因斯坦的表现非常具有挑战性。他说：“我仍然尊敬莱纳德是实验物理学的专家，而他在理论物理上却一无所知，对于广义相对论的反对也是非常肤浅的，现在我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具体反驳。”爱因斯坦的粗暴攻击，使反对者在音乐大厅的走廊里分送莱纳德《年鉴》文章的单行本，工作党还准备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请莱纳德作为发言人。当然这只是P·威兰德的单方面行动，没有征求本人意见就把莱纳德的名字登在海报上。

尽管完全反对广义相对论，莱纳德仍然保持一种学术的腔调，但是他对《柏林日报》上的文章非常愤怒。作为物理学会的主席，索末菲急于减小冲突，请求爱因斯坦说：“请给莱纳德写些和解的话……如果你对他说，你的反击不是针对学术界，而是对于威兰德那些所谓的同志；如果有必要，你将公开声明，这样他的怒气可能会减少些。”莱纳德坚持说：“爱因斯坦应该像他发表这篇文章一样，收回他的声明，否则将不能弥补对我的不公－－如果这是可能的。”爱因斯坦并没有接受索末菲的劝告，调解失败了。这对1920年9月底将要召开的德国科学家和物理学家学会大会不是一个好的征兆。

9月19～25日，这次大会在诺黑姆召开。数学和物理部的联合会议将讨论相对论的有关事宜。爱因斯坦建议讨论相对论。任何敢于面对科学论坛的人都可以发表反对意见。论辩安排在9月23日，在相对论的讲座结束后。

由于担心发生类似柏林的事件，大会经理进入大厅，密切注视注册参加会议的人员，并且建立了严格的控制制度，甚至请警察出面。爱因斯坦并没有发表演讲，而是积极地参与座谈，特别是赫尔曼·维尔打算统一电力与磁力的座谈。最后一位发言人是波恩的实验物理学家L·格莱伯，他提出了关于太阳引力场红移的测量结果；爱因斯坦对这个结果很高兴，似乎证明了自己的理论预测（与以前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爱因斯坦的高兴还是太早了）。

中午开始了盼望已久的辩论。M·普朗克任主席，主要人物是莱纳德和爱因斯坦。但是并没有出现一些人所担心的，而另一些人所希望的戏剧性场面。从极大删减的或者经过编者润色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大家举止都很文明。“任何个人攻击倾向都被普朗克迅速压下去了。而观众不允许参与反对和同意的论述。”许多不想错过这个机会的几家大型报纸，第二天没有什么特别情况报道。不仅爱因斯坦，就连莱纳德在讲台上表现的文章也没有。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与预想的一样，这次讨论没有什么创造性结果。莱纳德没有指责相对论与实践矛盾，或具有逻辑错误，也没有提出格尔克认为的剽窃。他以一般的反对开始了辩论，例如“这个理论违反一个科学家的基本常识”。他描述以太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图表思维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最后那个观点爱因斯坦回答说：“对于是否用图表思维绝不是简单的事，我认为物理是概念性的，不是图表的，并且我们对于图表的观点不停地在改变，作为例子，我将提醒你，在不同的时代，伽利略力学的图表具有不同的概念。”

普朗克终于可以用一个笑话结束这个没有结果的辩论：“非常遗憾，因为相对论没有办法延长我们这次会议所需的绝对时间，从9点～1点，现在这个会议必须暂时休会了。”

那些希望会议最后应该否决爱因斯坦理论的反对者感到很失望。在报纸的一篇文章中，P·威兰德猛烈攻击“对爱因斯坦敌人的扼杀”，但是不久他的“反相对论”俱乐部消失了。甚至格尔克也认为威兰德是一位“值得怀疑的人”；莱纳德也认为威兰德最终是个骗子。那种有组织地反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尝试注定要失败的，经过仔细研究，反对爱因斯坦的反犹太人的悲惨战争只不过是早年魏玛共和国那些好奇的、无所适从的政治敏感现象。在诺黑姆大会之前，惟一的反犹太人例子是在音乐大厅走廊散发的污辱性传单。在诺黑姆大会后，莱纳德才开始用最令人讨厌的反犹太人的邪恶思想标榜自己反对相对论。

诺黑姆会议之后，索末菲给艾尔莎·爱因斯坦写信说：“非常高兴整个危机结束了。你丈夫，以及他那和蔼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战胜了危机，这是他的对手所不具备的素质。”爱因斯坦对这个会议的印象却相反，部分是由于自己的行为，这个会议在他的心里留下了苦痛；他决不希望重复诺黑姆的事情，因为与坏人为伍，使自己失去了所有的幽默感。当第二年，物理学家们在耶拿召开会议时，爱因斯坦没有参加，“因为去年在诺黑姆，那些大人物给我找了很多麻烦。我正努力远离那些暴徒，并且做到了。”

虽然德国著名科学家非常骄傲他们之中出现一位“新的哥白尼”，但是他们不愿看到爱因斯坦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

M·玻恩曾经亲身体验了这种出风头而带来的暴怒。他写了一本不太流行的关于相对论的书，打算加上爱因斯坦的照片和一个简短的自传说明。他把这两页文字寄给艾尔莎·爱因斯坦，读了这篇文章后，艾尔莎回信说：“我应该吻它一下，请不要改变一个字。”这本书出版时，为了朋友，劳厄马上向玻恩提出抗议，他说：“许多同事和我会对照片和自传感到不快。这种事情不适合任何科技书籍，虽然这样可以得到更广泛的读者。”因此，玻恩请出版商F·斯普灵格去掉画像和自传说明。斯普灵格虽然不想这样放弃，但是重新印制的单行本中还是删除了这些“个人材料”，以免引起怀疑，认为爱因斯坦爱出风头。

更麻烦的事还在后面呢。德国出版社协会的商贸杂志要出版一本书，标题很有分量《爱因斯坦－－用他的思想洞察世界—关于相对论和一个新的世界体系的通俗报告—以爱因斯坦与亚历山大·明可夫斯基的对话为基础》。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记者，在战争期间，曾邀请爱因斯坦参加布里斯托宾馆的文学团体，并为《柏林日报》写过日蚀的文章。这篇文章没有太大的价值，只是由一系列笑话组成的超自然的书。

爱因斯坦的朋友非常担心这样的一本书。由于爱因斯坦当时到外面旅行去了，只好由弗罗因德利希尽力说服作者不要出版这本书。不用说，没有成功。H·玻恩焦急地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长信，请他出面亲自制止出版这本书，并描述了如果不这样做的后果：“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各地都会出现更糟的战役，而且由此产生的反感会使你窒息……一个刚刚40岁的男人，仍然很年轻，却让一位不受欢迎的作者记录自己的谈话……除了你的4～5个朋友外，在道义上这本书将判处你死刑，这将使大家更加相信对你的指责是有道理的，你一直在自吹自擂。”几天后，M·玻恩又征求爱因斯坦的妻子：“你应该摆脱这个摩西考斯基，否则的话，威兰德将会赢得胜利，莱纳德和格尔克也会胜利……你应该听取和遵守有决断力的人们的意见（而不是你的妻子）。”爱因斯坦认为对摩西考斯基的论断有些“粗糙”，但他还是照办了。给摩西考斯基寄了一封挂号信，要求不要出版他的杰作。

但是摩西考斯基和他的出版商都不会那么容易地接受命令的。有人建议爱因斯坦采取法律手段，但他拒绝了，因为这会使局面更糟。总之，爱因斯坦并没有像他的朋友那样，认为即将到来的事件具有戏剧性。“所有的这些对我来说并不会有什么不同。事实上，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冬天回到柏林，他用黑色的幽默向忧虑的埃伦费斯特描述说：“感谢印刷部门的怠慢，我的朋友摩西考斯基的臭壶还没有打开。很不幸，我不能亲自为你描绘出来。F·玻恩的高涨情绪已经发展到很强程度，所以我必须用温柔的讽刺使他安静下来。”当那本“著作”终于出版了，对于那些认为有必要读这本书的人，爱因斯坦并不感到奇怪，而这些人所采用的批评或斥责使他感到烦恼。他谴责章格说：“我不能理解，你甚至为摩西考斯基花时间；我自己没这样做，所以我可以拯救自己的灵魂。我知道愤怒只是一种商品。”

很幸运，这本书不是灾难，也没有引起灾难。因为在这之前，他的反对者就声称“爱因斯坦所有的事情都是自我吹嘘的”，而爱因斯坦只是耸一下肩，接受这种判决，因为，他知道自己就像一位神话故事中的人，接触的东西都会变成金子，只不过这里变成了媒介的喧嚣罢了。媒介的喧嚣早已震耳欲聋了，而摩西考斯基的书，虽然直到1921年还再版，并没有对此产生什么影响。

在晚年时，M·玻恩拿起当时曾经激烈攻击的书，发现它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坏。虽然不是伟大的自传作家，摩西考斯基似乎全面地反映了这个主题，从包括近期罗瑟福的原子核变换到教育问题，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因为许多细节摩西考斯基只能从爱因斯坦本人哪得知，并且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的，因此，尽管这本书有些缺陷，仍是不可缺少的素材。

此外，摩西考斯基笔下的爱因斯坦只是关于相对论的文章和出版物浪潮中的一篇。1921年仅在德国，就有50本这样的书和手册。

第24章 为科学而跋涉

1919年11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名声传遍了整个世界，普鲁士人也不甘心落后。11月26日，在伦敦的皇家学会值得纪念的大会结束后只三周，国家预算委员会成员们与德国政府协商，要求普鲁士政府在发展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主要发现过程中与其他国家友好合作，支持爱因斯坦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并为此投入150000马克。爱因斯坦对此表示感谢，他向文化大臣表示：“我不能没有一些痛苦的忧虑，在这个艰苦的时期，这样的一个决定是否会引起公众的嫉妒与怀恨？”为了得到德国天文学家的支持，爱因斯坦说：“国家不再需要投入特别的财力，如果天文台和天文学家能把他们的部分仪器和精力投入到这个事业中就足够了。”

爱因斯坦忠实的朋友天文学家E·弗罗因德利希认为，官方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把科学进步和自己职业相结合的机会。爱因斯坦曾经预测了三件事：水星近日点的运动，光的偏移，太阳引力场的红移。弗罗因德利希早就提出，为了确认第三个预测红移现象，应该按照加州威尔逊山的模式建立一个塔式望远镜，如果可能，应使用更大更好的仪器。国家提供的钱显然不够用，因此，弗罗因德利希说服W·能斯特在工业上募集资金。

经过能斯特同意，由弗罗因德利希起草的呼吁《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捐款》中提到“这是所有关心德国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的人们的爱国主义荣誉，尽他们的力量募集资金建立一个德国天文台，与他的创造者一起去证实他的理论。”普鲁士科学院所有重要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以及皇家威廉学会主席A·文·哈耐克都在呼吁上签了名。这使能斯特和F·哈伯很容易利用他们与“德国工业皇家学会”，特别是与化学工业的关系，得到几十万马克的资助，因此1920年春天，开始了“爱因斯坦塔”的详细计划的实施。耶拿的泽斯科特公司出钱运送仪器，国家在波茨坦姆的天文物理天文台的资产中提供一块场地，聘请E·弗罗因德利希为科学主任。

负责建筑的是弗罗因德利希的朋友E·曼德尔松。受弗罗因德利希鼓舞，曼德尔松设计出给人深刻印象的太阳天文台。当时没有人敢肯定是否能建成，或从哪里酬钱。克服了无数的技术困难，1922年46英尺的塔终于建成了，又花了两年时间把先进的仪器安装到位。大家认为曼德尔松所设计的戏剧性结构是表现派艺术建筑中最重要的建筑。但是爱因斯坦并不喜欢，他的艺术眼光是有些保守的，觉得这个结构类似于一个大型潜艇的锥形塔（这个名字对于海军上将更适合，而不应该是对和平主义者）。令爱因斯坦感到安慰的是，在天文台这样空旷的地方，这个塔不会引起公众的注意。

虽然爱因斯坦被任命为“爱因斯坦基金会”的终身主席，他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并且很少参加会议，只是即兴地处理其中的事物。这是因为爱因斯坦与弗罗因德利希的关系日渐疏远，并且这个仪器装备的塔并不是预期设想的。爱因斯坦一直坚信，红移现象终将辉煌地确认他的理论。由于在太阳光谱中存在很多复杂多样的线，并且与太阳大气中的激烈运动掺杂在一起，根本无法证明爱因斯坦预测的红移现象。虽然采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望远镜，但得到的结果只对探索太阳表面有用。

这不是弗罗因德利希的过错，直到爱因斯坦去世5年后，这种确认才真正取得，它不是通过观察太阳或星光，而是在地球的条件下取得的。1958年爱因斯坦发现了非常精确的茅斯伯尔效应，显出地面与哈佛大学79英尺高的杰夫逊塔上的引力存在微小差异。这是他一直预测的结果，一个十分辉煌的确证。

在爱因斯坦给文化大臣的信中，爱因斯坦不仅感谢他对相对论研究的支持，同时提出了一个个人的请求。在1919年底，这个请求比物理和自己的名声更重要。他想把病危的母亲从琉森的一家私人医院接到柏林，以便陪她度过余生。在已经授权的基础上，爱因斯坦请求文化大臣关照房屋当局在哈伯兰德街5号增加一个房间，供波琳和一位护理人员居住。这个请求没有被批准。12月底，由于癌症的恶化已经瘫痪的波琳和她的女儿玛雅以及一位女医生来到柏林，住在爱因斯坦的书房里。母亲的境况使爱因斯坦很受震动，他终于彻底明白血缘关系的意义。1920年2月底，波琳·爱因斯坦去世了。“我终于体会目睹自己母亲的痛苦折磨是什么样子；没有安慰。我们必须承受这种沉重打击，它们是与生命密不可分的。”

爱因斯坦也存在其他的忧虑，虽不十分严重，但需要耗费很大精力，其中的一些忧虑是经济上的。由于马克的下滑，很难有足够的瑞士法郎抚养米列娃和儿子们。爱因斯坦写道：“如果米列娃和我的儿子们明天能够来到德国，这将会很有帮助。”爱因斯坦想让他们搬到喀尔斯鲁附近，与一位任高中校长的远房亲戚住在一起，但米列娃拒绝了这个计划，她不想与前夫的亲属住这么近，于是爱因斯坦提议去符来堡，但是米列娃和孩子们希望待在瑞士。爱因斯坦十分理解他们的选择：“或许我可以筹到足够的钱让他们生活在瑞土，这对孩子们的未来有好处，为此，我有理由克服这些困难。”爱因斯坦态度的改变可能还有一部分是由于他对德国走向民主的希望破灭了。

不论爱因斯坦向普朗克怎样许诺要待在德国，或是为了文化大臣哈尼克，为了表示对柏林同事的忠诚，他拒绝于苏黎世和雷敦给他提供的机会，但是待在柏林，爱因斯坦并没有家的感觉。当M·普朗克与爱因斯坦商量自己从法兰克福搬到哥丁根时，爱因斯坦也向老朋友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认为：

自己不是合适提建议的人选，因为我也是无根的人。我父亲的骨灰存放在米兰，几天前我把母亲葬在这里（柏林）。我自己不停地流浪，永远是一个陌生人。我的孩子待在瑞士，由于各种复杂条件，我不能去看望他们。像我这样的人我认为，最理想的事是与最亲近的人待在一起；在这件事上我没有资格发表意见。

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给爱因斯坦提供了一个非常优厚并且没有任何义务的机会，并且保证他在美国可以更加安静地从事科学研究。爱因斯坦拒绝了，解释说：“从客观上讲，我在哪里学习和工作没有什么不同。”

爱因斯坦只是与那些具有共同科学志向的一小部分人紧紧团结在一起。1920年4月，N·玻尔从哥本哈根来到柏林进行一系列讲座，使得这个志同道合的小圈子又增添了活力。

自从1913年，玻尔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原子结构和光谱线解释的文章后，爱因斯坦就仰慕玻尔。虽然爱因斯坦没有见过这个比他小6岁的年轻的物理学家，但从埃伦费斯特的介绍中，爱因斯坦对他印象很好。1919年底，爱因斯坦给雷敦的埃伦费斯特写信说：“我对玻尔很着迷，经过你的介绍，我对他越来越感兴趣。你使我意识到他是一位具有很深洞察力的人，与他在一起一定开心。”在晚年，爱因斯坦回忆自己曾对辐射理论感到失望，而玻尔通过与原子经典物理的融合，使爱因斯坦产生灵感，罗瑟福描述这种融合说：

以前的理论对人来说，似乎脚下的地面突然被人拽走，没有一个可靠的落脚地方。玻尔却从这种摇摆中发现光谱线、原子电子外壳的主要定律，以及它们对化学的影响，这对于我来说似乎是一个奇迹，并且一直是个奇迹。这是思想领域的最高、最美妙的音乐。

在来访时，玻尔给哈伯兰德街带来了奶油和其他营养品，爱因斯坦在一封感谢信中说：“这是来自哥本哈根最好的礼物，那里牛奶和蜜仍在流淌。”艾尔莎也在信中说：“看到这些精美的食物，作为主妇我的心都沉醉了。”两个人之间的谈论十分精彩；他们都十分关心辐射之谜和原子力学。虽然在当时物理学十分混乱的情况下，他们之间的谈话没有什么创造性结果，但是两位科学家显然从他们的互相理解中获得了极大乐趣。

对于玻尔的到来，爱因斯坦又有一次显示出具有把深深的崇敬变成亲切语言的才能。当玻尔离开后，爱因斯坦给他写信说：“在我的一生中，很少有人能够像你那样，一出现在身旁，就会给我带来极大快乐。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大作。一回想到你孩子般地在我面前微笑着、解释着的样子，我就感到开心。”2天后，他对埃伦费斯特说：“玻尔来过这里，我和你一样被他迷住了。他像一位敏感的孩子，像催眠一样在这个世界行走。”玻尔很受感动，用不太流利的德语说：“和你见面和交谈，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经历之一。你很难想象亲耳听到你的观点对我产生的极大鼓舞……我永远不能忘记从达莱姆到你家的谈话。”

1919年底，当发现自己成为公众的热点时，爱因斯坦写道：“从科学上讲，我现在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我的生活太紧张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着。6个月后，他写道：“至于工作，我现在什么也没做。我的精力被分散了，有很多信件、建议、资助等问题要处理，但对这个重大的问题却没有什么进展。”这些悔恨使人想起他27岁时谈论的即将到来的“不变和毫无结果的老年”。

爱因斯坦现在确实很少出版什么，1920年只有一篇文章，虽然很重要，但与“重大问题”无关。事实上，这篇文章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的开始，并且在他死后，还产生了一个诺贝尔奖。

1920年8月8日发表的这篇《在部分分离的气体中声的传播》的文章，包括用简单方法确定快速化学反应建议的理论发展。由于当时能斯特研究所的技术条件的限制，实验没有取得成功。直到19世纪50年代，这些思想才被哥丁根的一位科学家实现，并于1967年获得诺贝尔奖。

即使是狂想，爱因斯坦也不能使他的创作高峰（1915年至1917年）一直持续下去。“中年危机”的说法很贴切，当然也存在客观原因。自从1907年长期“孕育时期”的成果已经成功地收获后，爱因斯坦产生了才能用尽的感觉。在理论物理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经常遇到这种停滞时期，这时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也不能有所例外。在1920年期间，就“重大问题”而言，物理正处在这样的时期。

此外，战争时期和战后的艰苦条件，再加上个人的忧虑和一系列疾病也相继产生了破坏作用。虽然爱因斯坦描述自己是位“十分健康的小伙子”，但他仍然必须限制饮食。此外，他日益高涨的名声对科研工作也不利，精力被分散了，根本无法像早年一样，全力以赴地投身到物理学中。

现在所有的事情都不同了，不论做什么，不论走到哪里，爱因斯坦都不可避免地引起公众的注意。爱因斯坦的国外旅行不再具有个人的或科学的特色，而具有政治色彩，并且很有轰动性。虽然爱因斯坦认为自己的“相对论旅行者”的角色与别的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不论他走到哪里，都会引起德国使馆和柏林政府的注意。这并不完全因为“半数的外国大臣都来听相对论介绍”，而是因为这个普遍受欢迎的“相对论旅行者”被认为是完全与世隔离的德国文化财产。

1920年5月，爱因斯坦再次来到雷敦。他的访问教授的身份还没有被批准，但是埃伦费斯特通过特别基金邀请爱因斯坦，并且作为安慰，聘任爱因斯坦为阿姆斯特丹科学院的成员。与以前一样，爱因斯坦在雷敦非常开心；他再次热情地感谢埃伦费斯特：“你对我实在太好了，我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我感觉自己是一位被纵容、过高估计的俗人，但是我从心底感激你。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十分有益，因为我们是为彼此而存在的。”

与以前的来访不一样，这次访问有些官方特色。按照古老的科学礼仪，为了欢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古老的阿拉举办了一个《现代物理学中的空间和时间》的演讲。德国大臣也出席了演讲，并且第二天邀请爱因斯坦和雷敦的一些教授到德国公使馆共进午餐。之后德国使馆向柏林报告说：“爱因斯坦的报告很受欢迎，给拥挤的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爱因斯坦谦虚的举止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对于德国的外交代表来说，更重要的是爱因斯坦的活动为德国和荷兰科技界的紧密合作做出了很大贡献。

爱因斯坦回到柏林不久，受奥斯陆大学学生会的邀请，他又要出访挪威了。这次访问由他的继女兼秘书伊尔瑟陪同，他回顾这个选择时说：“我只带一个女人陪我去，艾尔莎或伊尔瑟。后者更适合，因为她更健康、更有用。”在奥斯陆，爱因斯坦做了三次讲座，并且成为学生会的名誉成员。挪威的外交大臣亲自来听讲座，德国大臣也参加了，并向柏林报告说：“一群清纯、快乐的年轻人。大家都十分崇拜这位科学家。”在爱因斯坦结束访问时，举行了一次帆船活动，尽管天气酷热，但根据北欧的习俗，大家都穿着正式的服装进行野餐。

在回程途中，爱因斯坦首先在哥本哈根稍作停留，与玻尔共叙友情，并且在天文学会做了一个报告。在来访的前一天，新闻界对这位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物理学家已经作了渲染，报告结束后，丹麦最主要报纸评论说：“爱因斯坦的工作应该是我们整个文明世界的共同财产，任何地方都应接受的财产。”在德国大臣的报告中，评论说：“虽然爱因斯坦生在瑞士，据说是犹太人血统，但他的工作与德国的科学研究是紧密相连的。”这种正误各半的说法显然代表魏玛共和国官方和公众的典型态度。

爱因斯坦是途经科尔回家的，在科尔，他给一所大学做了一个报告，并到安术茨－卡姆普夫旋转罗盘工厂促成几个专利项目合作。在柏林与能斯特亲密合作的过程中，爱因斯坦想出一个非常有趣的技术。这可能是有关一个新的冷起动过程问题，作为能斯特/爱因斯坦专利，于1922年授予波斯格公司，但是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1920年夏天，爱因斯坦待在柏林，大部分时间在他的医学朋友M·卡特森斯坦的帆船上，当然还存在“反相对论公司”的无聊事务的滋扰，以及在《柏林新闻》的答复引发的巨变。9月份迎来了自然科学家的诺黑姆大会，虽然后来出现了有组织的反相对论者的大混乱，但这并没有给爱因斯坦带来太大烦恼。爱因斯坦从诺黑姆来到司徒加特，为一个公共拥有的天文台传教；之后，他来到妻子的出生地海赤根看望他们的亲属。10月份秋假期间，爱因斯坦在本京根城附近的小镇，牧师C·布兰德哈伯家里见到了儿子们。由于马克的贬值，对爱因斯坦来说，在瑞士生活越来越入不敷出了。由于爱因斯坦访问教授的职务终于批准了，他从本京根直接来到雷敦。

10月27日，爱因斯坦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又一次出现节日的场面。这次演说变成了一次冒险的行动，并且带来了混乱。为了受人尊敬的，一生一直坚持以太的H·A·洛仑兹，爱因斯坦演说的题目是《以太和相对论》。爱因斯坦曾经认为以太是“多余”的而抛弃了以太。现在使人吃惊的是，他宣称在广义相对论中，虽然与洛仑兹的概念不同，以太的概念具有清楚的内容。“在广义相对论中，以太是没有动力和运动性质的介质，但是在确定动力和电力L发生的事件中起作用。”

这个“介质”是用引力场描述的，所以和引力场是一样的，人们感到好奇的是爱因斯坦的新术语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不是他对父亲般人物的赞扬。贝索马上看出了门道：“你在新的领域把这个字赋予了惟一可能的意思，使相信它的人们，特别是洛仑兹不能因为两种概念存在明显的偏差而感到震惊，这无论如何是有人情味的、美妙的。”从物质的角度看，以太并不美妙，而是多余的。爱因斯坦没有让他的劲敌莱纳德和格尔克两人有机会指责他这样做是自相矛盾的，他再也没有使用这种表达。

作为访问教授的2000荷兰金币的酬劳虽然不够维持米列娃和两个儿子在苏黎世的生活，但还可以解决燃眉之急。由于马克的急剧下滑，硬通货成了一个长期困扰爱因斯坦的问题。

爱因斯坦的国外收入不再寄往柏林，而是寄到雷敦，埃伦费斯特作为他的保管人。爱因斯坦不仅违反德国货币规定，同时向税务当局隐藏了个人收入，因此这两个人采用了有趣的密码，交换处理金融事物的信息。埃伦费斯特采用“我和你在这里得到的关于金离子纯度的结果”向爱因斯坦报告从英国和荷兰收到的钱。显然这两个阴谋者认为官方的邮政检查人员没有科技背景，否则他们不会采用非常明显的化学符号代表黄金。埃伦费斯特用不着费心去隐藏爱因斯坦的英国出版商的名字：“感谢从迈森送来的新的化学物质，以及当地生产的化学物质，纯度现在提高到6.7×10－1。这是非常有用的值。”爱因斯坦显然明白，金离子浓度代表的是6700荷兰金币。他马上回信说：“你关于高纯度金离子的消息很好，特别是处在我们目前的研究状况，能得到这么高的纯度是非常值得的。”

在金钱方面，爱因斯坦决不是大家经常描述的那样愚笨。虽然他个人的需要不多，而且经常是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但是在年轻时，爱因斯坦就体过验缺钱的滋味，所以钱对他来说绝对不是无足轻重的事。他知道金钱的价值，决不回避讨价还价。

对于他所写的书，爱因斯坦要求分享零售价的20%。他的出版商威维格抱怨说，在这萧条的时代，分享这么大的部分会提高书的成本，因此建议爱因斯坦按照当时习惯的比率10%分成，爱因斯坦却坚持说：“不仅纸张和印刷费用，就连出版社及作者为这本书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应该按比例增加，并继续这样做。”对于国外的译本，爱因斯坦的态度也很强硬，并且分成都超过习惯比例。与此同时，爱因斯坦要求保证他的译者也得到很好的报酬。有一次，为了捷克版本的翻译者的需要，爱因斯坦甚至要求从他的收入中支付一部分。

尽管精心管理，但经济状况越来越让爱因斯坦担忧。为此他的荷兰同事给他推荐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方法。洛仑兹告诉爱因斯坦利用相对论挣钱。一家美国杂志《科学美国》发起一场比赛，要求用3000字以内的文字科学通俗地描述相对论。获胜者将得到5000美元，由一位富裕的美国人提供。洛仑兹认为：“这家杂志一定会向你索取文章，并把这部分钱付给你。我希望你写一篇这样的小文章，我相信裁判人员很有可能选择它……世界上的人们并没有因为你伟大的科技成果而使你摆脱经济的困扰，这不是你的过错。如果在柏林有什么困难的话，我可以在雷敦帮你进行英语翻译。”

爱因斯坦知道这个比赛：是《科学美国》直接通知他的。他感谢洛仑兹提供的帮助，同时说：“我已经决定不参与这个比赛，一方面，我不喜欢围绕金牛跳舞；另一方面，我也没有这种跳舞的天赋，不会赢得他们的掌声。”

虽然没有爱因斯坦参与这项比赛，这个比赛仍然引起很大的注意。除了许多专利的废话外，杂志社还收到275篇值得严肃考虑的文章；筛选出17篇，其中包括爱因斯坦的两位有实力的朋友，哲学家M·希力克和雷敦的天文学家W·德西特。奖金最后由英国专利局的一名职员L·波尔顿获得，一位科技圈中不为人知的人。

年底，爱因斯坦认为惟一可以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是说服米列娃与孩子们搬到德国。他说：“在这里，可以为艰苦的日子节省一些钱，而现在虽然倾其所有，还是生活得很差，同时我也很难见到他们，但是他们拒绝了这个想法，在苏黎世也没有人能够把这件事向他们解释清楚。”

另一种解决的办法是从国外挣钱。这就是为什么爱因斯坦准备以高价接受国外的邀请。对于六周的循环演讲，他出了一个十分惊人的高价（他自己也感到吃惊）：是美国收入最高的科学家年薪的两倍。他说：“我向普林斯顿和威斯康星大学提出15,000美元，可能会把他们吓跑。但是如果他们接受了，那么我可以买到经济的独立－－这不是一件嗤之以鼻的事。”

在等待美国的决定过程中，爱因斯坦于1921年去布拉格旅行，16年前他曾经在这里得到了第一个教授职务。为了避免引起注意，爱因斯坦并没有住在宾馆，而是住在他的继承人菲利普·弗朗克在德国大学物理研究所的暂时住所。爱因斯坦睡在曾是自己书房的沙发上。

布拉格不再是奥地利的省城，而是新的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在它的总统托马斯·马隆利克的英明领导下，从哈伯斯堡帝国的废墟中崛起，正在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现在的德国人是少数民族，也不是统治者，并且把那位伟人视为自己的领袖；一家德国日报用有趣的错误词句对爱因斯坦表示欢迎：“现在整个世界都能看到孕育爱因斯坦这样天才的种族：捷克德国部落，永远不会被压制。”

大家对爱因斯坦在尤瑞尼科学学会的讲座抱有极高的期望。弗朗克记述：“大厅已经拥挤到危险的程度。每个人都想见一下这位把宇宙规律颠倒过来、并证明宇宙是弯曲的世界名人……因为观众十分激动，以至于根本无法理解爱因斯坦的讲座。他们根本不想理解，只想一睹这一盛况。”接下来是一个小型的知名人物会议，客人用各种话语恭维爱因斯坦；当轮到爱因斯坦回答时，他只是拿出一把小提琴，演奏了莫扎特的奏鸣曲，这样或许能够使人更高兴，更容易理解。晚上，在尤瑞尼举行了一个研讨会，当时的哲学家奥斯卡·克罗斯想说服爱因斯坦，公众认为他的相对论是荒谬的。多亏会议主席菲利普·弗朗克娴熟的处理手法，争论的结果是令人愉快的，没有产生严重的后果。

第二天，爱因斯坦来到维也纳，与实验物理学教授F·埃伦哈夫特住在一起。1月10日，爱因斯坦在研究所为物理学家做了一个专业性报告，接下来爱因斯坦再也没有平静过。埃伦哈夫特家整天被一群人围住，他们希望能够有机会看到爱因斯坦出现在阳台上，虽然爱因斯坦大部分时间坐在屋里，与来自苏黎世的老朋友F·阿德勒谈话。阿德勒刚从监狱出来，想组织一个社会党联盟。

1月13日，爱因斯坦准备在可容纳3000人的音乐厅里作一个重要报告。在进入坐得满满的大厅时，爱因斯坦感到一丝不自在，请求埃伦费斯特与他一起坐在平台上。比布拉格情况更厉害，观众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狂热状态，至于是否明白这个报告无关紧要，只要能够靠近产生奇迹的地方就行。

在回程途中，有人劝说爱因斯坦在慕尼黑停留一下，并作一个报告。提及自己对相对论的努力，索末菲评论说：“对你来说，这里比其他地方更有魅力，因为你的相对论福音首先是在这里牢牢扎根的。”但是爱因斯坦已经决定在德莱斯登技术大学作一个报告，并且认为“很难挤出时间在慕尼黑停留；毕竟一个人必须要用天生具有的可怜勇气安排自己的一生。”

回到柏林，爱因斯坦必须准备已付佣金的弗莱德利希报告，将于2月6日在普鲁士科学院伟大的改革者和资助人的周年纪念上作。这个《几何与经验》的报告使那些院士信服，他们之中有一位言辞科学华丽的真正大师，一位能把具体事物与感人描述完美结合的人。

一周以后，爱因斯坦又要出差了，这次是执行德国的秘密政治11务。代表来自新祖国联盟的一群和平主义者，也是现在新政府民主阵线左翼的一部分，爱因斯坦于1921年2月13日出发去阿姆斯特丹，参观国际贸易联盟的总部，陪同前往的还有外交官C·H·凯斯勒。带着一丝惊奇，凯斯勒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爱因斯坦显然是第一次坐卧铺旅行，对任何东西都感到好奇。

两次出访的目的，都是为了说服国际贸易联盟干预将于3月1日在伦敦举行的补偿会议，支持德国的经济复苏，这对世界贸易也将有好处；如果有必要，他们将采取大罢工。主要由C·凯斯勒主持协商谈判，因为贸易联盟的人，根据他们的有限权利，认为没有可能说服法国不提出过多的补偿，所以没有取得什么结果。爱因斯坦冷淡地说：“条件越不可能，就更加肯定德国人以前没有意识到这点。”但是情况十分严峻，很难保证能够顺利地从战后的混乱过渡到和平。

爱因斯坦正在计划下次旅行，春天，爱因斯坦将很高兴到雷敦执行访问教授的义务工作，并到布鲁塞尔参加苏尔维大会，这是战争结束后的第一次大会。在那里爱因斯坦将发表一篇文章，内容是澄清爱因斯坦－德哈斯效应所引起的混淆。秋天，爱因斯坦将横跨大洋。但事情发生了变化。

2月份，美国大学拒绝了爱因斯坦的高价服务。爱因斯坦有些遗憾地说：“美国人没有接受我的条件，认为我提出的要求太高了，我很高兴没有去那里。显然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挣钱途径，这绝不是一件快事。”但是一周以后，事情又急转之下，明年春天，爱因斯坦将不去雷敦和布鲁塞尔，而是去美国，不是作为相对论旅行者，而是为了支持犹太人复国运动。人到中年，爱因斯坦这位没有家的人，除了物理之外，又接受了另一项义务，并且成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他终于认为自己属于犹太人。

第25章 情系耶路撒冷

在73岁时，爱因斯坦回顾他的一生时说：“当我完全了解到，在所有国家中，我们的处境不稳定时，我发现与犹太民族的关系是我最珍贵的人类关系。”35岁，当爱因斯坦来到柏林时，他开始有了这种清醒的认识，因为只有在帝国主义的德国，非犹太人才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位犹太人。这种表达显然有点戏剧化，爱因斯坦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犹太人；他所处的基督教环境更增进了这一点，在德国这种意识更强。但是，作为一个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思想、并且相信启蒙的人，爱因斯坦拒绝承认这点。有16年的时间，他认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对于他来说，国家和宗教的标签似乎是一种返祖现象，对自己没有任何用处。

与爱因斯坦一样，他的老朋友M·贝索也不是一位正统的犹太人，也与一位异教徒结婚了，虽然人们不停地警告他，一个人很难与其出身分开，可能永远也分不开。许多年以后，贝索和爱因斯坦又谈起了这件事：“我认为，可能在1908－1909年，在伯尔尼时，我曾指出，你认为与以色列分开的想法是不对的。”当时，贝索不能说服爱因斯坦，而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为犹太教和犹太家庭辩护。这是因为爱因斯坦的家庭生活发生很大转变，他不得不替爱因斯坦把米列娃从柏林带到瑞士，并且这种想法一直折磨着他。

在布拉格，爱因斯坦对犹太教的传统、犹太人团体欣欣向荣的生活、或是对犹太人复国运动都不感兴趣。对于他的就任誓言发生的“有趣场面”，爱因斯坦特别使用了他重新认可的犹太教“忠诚”，但这只是形式而已。使爱因斯坦感到吃惊的是，他发现在布拉格惟一吸引他的同事，数学家G·匹克也是犹太人。他用意大利语表达这种“血缘”关系，因为对他来说，德语意义上的“血缘”似乎是军事的代名词。

在布拉格的经历可能撞击着爱因斯坦的心灵，标志着犹太人思想的萌发，因为两年后，即到达柏林刚五周，爱因斯坦第一次非常坚决地承认自己是犹太人。1914年日蚀时，圣彼德堡科学院邀请他访问俄国，但他拒绝了，并强调说：“这违反我的本性，去我的部落，伙伴正在遭受残酷迫害的国家。”爱因斯坦发现自己属于的不是先辈们的宗教，而是他所称的“部落”感觉。因为犹太宗教对于他来说一直是生疏的，他没有提到同宗教者，而是用一个词组“部落伙伴”代表这种同一性，这对于犹太人来说也是非常奇怪的。

不仅是异教徒使爱因斯坦感到自己是犹太人，并且还有，可能是主要原因，那些相信与环境同化合一的犹太人，特别是学术界。当爱因斯坦还在伯尔尼专利局工作时，就吃惊地看到很多来自富裕家庭的犹太人编外讲师，他们虽然经过多次迂回，但仍然认为教授是惟一被社会接受的标志。对于爱因斯坦来说，这是不体面的、卑屈的：“为什么这些通过其他方式可以过得很好的人，偏偏急于得到一个国家给钱的职位？为什么这样卑下地向国家祈怜？为什么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人不体面地退出？所有这些只对公众金钱有利，此外对付狗也比对付狼容易。”

爱因斯坦对于这些成功的犹太人中存在的缺少自尊、自信和团结很不满，为了消除这种不体面的事，他认为作为犹太人，自己肩负伟大的责任，并为此感到骄傲：

只有35岁来到柏林时，我才真正明白犹太人社团的命运，我发现自己有责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反对我的犹太人同事的不体面的举止。这完全是情感的反应，而不是我们精神中固有的具体内涵落到我的头上了。

搬到柏林时，爱因斯坦认为犹太人中的同化现象，包括他的亲属和艾尔莎，是“模仿”：在多数民族的压力下，努力显出是德国人的样子，虽然多数民族并没有准备把他们当作社会上同等地位的人去接纳他们。看到有身份的犹太人不体面的模仿，爱因斯坦的心就在流血。他的朋友F·哈伯代表一个极端，一次，爱因斯坦说道：“这位可怜的人接受了洗礼。”虽然没有指哈伯的名字。从职业出发，哈伯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尽管具有超人的才智，他的外表和举止都像是一个普鲁士人的漫画。爱因斯坦到达柏林不久，哈伯来拜访爱因斯坦，并建议他也接受基督教的洗礼：“这样做，你就会完全属于我们了。”

这是哈伯与爱因斯坦之间互相尊敬的证明，虽然他俩对于犹太人的命运、对于普鲁士的爱国主义，以及战争上的观点完全不同，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必须承认，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友谊，是因为他们彼此回避矛盾。对于其他人，如果不是他眼中的优秀犹太人，爱因斯坦的反应是很粗暴的。他一次批评一个“部落伙伴”时说：“很可怜，你接受了洗礼。如果不是听到好多对你人品的称赞，我一定会更严厉批评你。这种现象反应了利己思想比团体思想占优势。”

在德国，大多数犹太人喜欢同化，不管是否接受洗礼，都已经德国人化了。对于他们来说，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哈伯的做法有些极端，但是爱因斯坦也有没有接受洗礼的犹太教同事，如M·玻恩。大家认为战争是个大熔炉，无数的犹太人，受传统的召唤，投身到战争中，和他们的德国公民一道战斗、受苦，直至献出生命。

对于爱因斯坦来说，犹太教不是一个可以加入或退出的宗教，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对他来说，20世纪2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信奉的德国—犹太人共生并不存在，虽然他本人是那些嵌面努力的化身之一。他向犹太教学生建议说：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处境，并从中得出经验教训。通过推论无法使别人相信我们具有同样的情感和智慧，因为他们的举止根本不受大脑的支配。我们应该全面地解放自己，满足我们自己的社会需要。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学生团体，对于非犹太人要礼貌而有规矩。

1919年2月，爱因斯坦已经是柏林最有名的物理学家（但还不是传奇人物），K·布鲁曼菲尔德和F·罗森布鲁特询问爱因斯坦，是否可以到哈伯兰德街拜访他。这两位是犹太人运动的官员，他们正在寻找一位杰出的犹太人，支持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一开始，不论是从地理上，还是民族主义构成上看，犹太人复国运动都是十分遥远的事。但是当布鲁曼菲尔德进一步解释犹太人复国运动的目的是打算为犹太人提供内心的安全感，获得外在与内在的自由时，爱因斯坦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目标。经过深入讨论，他最终答应布鲁曼菲尔德：“如果不是为了犹太人的事业，我反对民族主义。”他的这种观点在德国并不流行，更不用说那些同化了的有影响的犹太人了。

对于爱因斯坦来说，为了犹太人的自尊而斗争更加重要，比反对反犹太人的斗争更有前途。同一年，有人请他为一位犹太人数学家出面干预，由于反犹太人思潮的影响，这位数学家的教授申请被拒绝了。但是爱因斯坦并不希望再咆哮一次，并且在这种事上，他的叫喊也没有什么用。爱因斯坦对反犹太人主义的反应只是耸耸肩，似乎这是自然的定律，他甚至打算把整个事件颠倒过来：“必须彻底明白反犹太人思潮是固有的，虽然对犹太人来说这往往是令人讨厌的。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会选择一位犹太人作我的伙伴。”这并不是说爱因斯坦对犹太人学者的命运漠不关心，他只是认为这么多犹太人竞争那几个有限的职位没有必要，并且会引起德国人的仇视。他认为只有犹太人的团结自助，才能真正改善学术工作市场，他认为犹太人自己有义务捐款为大学门外的犹太教研究人员提供支持和帮助，购买教学设施。

犹太人打算在耶路撒冷建立一所希伯来大学。在发生相对论吵闹之前，爱因斯坦在布拉格的熟人，曾经跑到巴勒斯坦的H·伯格曼，认为爱因斯坦是当今最伟大的犹太人科学家，因此向爱因斯坦寻求帮助。爱因斯坦马上向伯格曼表示，他对新侨民的任何事情都感兴趣，特别是即将建立的大学。为此，爱因斯坦准备在1920年1月中旬在巴塞尔开个讨论会讨论这件事。会议开始的那天，爱因斯坦已经成为世界名人了，因此，他参加会议显得更加有价值了。爱因斯坦发表讲话说：“我认为这件事值得大力支持。我去那里并不是因为我自己是位专家，而是因为，由于英国日蚀远征的成功，我的名字对这个事业有用，可以激励那些淡漠的部落伙伴们。”

战争结束后，为了逃避饥饿、艰辛和迫害，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从东部俄国、波兰涌入柏林。在亚历山大广场后面的地区，出现了犹太人居住的简陋的小木屋，像在俄国的居住区一样破旧、拥挤。对于已经进入柏林社会的犹太人来说，这些带着古老习俗和宗教礼仪的贫穷东部犹太人亲戚，使他们感到很不自在，希望不要与他们发生任何关联。德国的民族主义人士马上要求驱逐这些人。

在这种困难的处境下，这位刚刚成名的物理学家在报纸上宣布，他永远与东部犹太人团结在一起。与柏林大多数中产的犹太人一样，爱因斯坦没有参观这些犹太人聚集地，虽然聚集地离大学和科学院只有15分钟路程；但是在爱因斯坦的头脑中，这些东方的犹太人仍然是他的“部落伙伴”。在文章中，爱因斯坦强调驱逐这些穷人中最穷的人是一种野蛮行为，并警告说，这种行为不利于德国恢复在国外失去的道德信任。爱因斯坦为东方的犹太人提供希望，在新发展的犹太人巴勒斯坦，他们将找到真正的家园，成为犹太人自由的子孙。布鲁曼菲尔德的犹太复国主义呼吁终于找到了肥沃的土壤，但是对于正直的柏林犹太人，尽管他们尊敬爱因斯坦，但是仍然视其为一匹黑马’，他的行为像他的理论一样，让人难于理解。

不久，爱因斯坦与德国犹太人信仰中央协会发生了冲突。1920年4月，爱因斯坦拒绝了这个协会的邀请，去参加学术界反对反犹太人思想的会议。爱因斯坦对于会议的效果十分怀疑，并借这个机会给协会讲犹太教，因为他明白：

首先，必须通过启蒙的方法，反对反犹太人思想，以及我们犹太人中存在的奴秉性。我们犹太人应该更加高尚和自由！只有我们有勇气把自己看成一个国家，只有我们尊重自己，我们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或者这种尊重会自然形成。从心理学上讲，只要犹太人与非犹太人接触，这种反犹太人思想就会存在，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或许我们应该感谢反犹太人思想，是它使我们的种族得以生存，至少我认为是这样。

当我读到“德国居民的犹太教信仰”，我不得不苦笑，在这美丽的名字后面隐含的是什么？什么是犹太教信仰？是否没有犹太教信仰就不是犹太人了？不。但是这个名字后面，存在两种思想，具体如下：

(1)我不希望与贫穷的东方犹太兄弟有什么关连。

(2）我只不过是宗教团体中的一员，不希望被看成是犹太人民的孩子。

这种说法是否太坦率了？对于这种谨慎行事，犹太人以外的白种人是否感到尊敬？我不是一位德国人，也不存在所谓的“犹太教信仰”。但我非常高兴自己属于犹太人，虽然我不认为他们是上帝的宠儿。为什么不让德国人去坚持他们的反犹太人思想，而我们继续热爱我们自己呢？

爱因斯坦可能想起协会的成员也是“部落伙伴”，为了弥补这封信可能带来的伤害，他在结尾加上一个请求：“对于我的公开声明不要生气。这并不含有敌意和不友善。”不用说，读到这封信的人脸色一定难看，甚至非常难看，特别是几周后，发表了这封信的摘录。只有犹太复国主义者同意爱因斯坦的观点。并不是爱因斯坦的观点，而是他的名声使得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主席C·魏茨曼，请求爱因斯坦陪同他访问美国。

1921年2月19日，K·布鲁曼菲尔德前来拜见爱因斯坦，手里拿着魏茨曼签字的、来自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伦敦总部的电报。说服爱因斯坦赴美国参加为犹太民族发展基金进行的宣传和募捐活动，特别为了计划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希伯来大学。开始，爱因斯坦不太愿意参加这些活动，但是后来，屈从了魏茨曼的请求。使布鲁曼菲尔德感到十分吃惊的是，爱因斯坦似乎把这件事看成一个命令。由于身体的健康原因，爱因斯坦坚持由妻子陪同前往。布鲁曼菲尔德马上表示同意；爱因斯坦还提出条件，不论在船上还是在宾馆里，他和妻子都住在不同的房间，以便自己能够进行工作。

对于犹太复国运动者组织分派给他的角色，爱因斯坦一无所知，但他明白：“自然地，他们需要的不是我的能力，而是我的名声，希望这个名声的公众价值能够在富裕的部落伙伴中产生预期的影响。”把自己当成诱饵，或可以吹嘘的东西这使爱因斯坦感到很烦恼，但是为了事业，他接受了，为了帮助那些在各地倍受虐待的部落伙伴，爱因斯坦准备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出发的时间定在3月中旬，回来时，应2月份曼彻斯特大学邀请，爱因斯坦准备在英国停留一下。

很快，爱因斯坦发现这次旅行的任何事情都与政治有关，并且很多是令人不愉快的。甚至爱因斯坦拒绝参加布鲁塞尔的苏尔维大会也与政治有关，对此，他自己感到有些后悔。除了爱因斯坦外，这次大会没有邀请其他德国物理学家，因为大会把爱因斯坦当成瑞士人，像厄斯特·卢瑟福所说的，人们把爱因斯坦当成国标的。由于爱因斯坦开始接受了邀请，因此，在他柏林的同事中，有两种不同的态度。能斯特大怒，认为爱因斯坦的行为有害团结；但是哈伯，与爱因斯坦一样，认为这次会议为重新恢复国际关系提供了机会，对于爱因斯坦取消参加会议感到十分遗憾。

当人们得知，应伦敦犹太人运动领袖的邀请，爱因斯坦准备访问战争时的敌对国美国和英国时，大家普遍反对，特别是犹太人。布鲁曼菲尔德向魏茨曼报告说，爱因斯坦之所以对我们的事业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不喜欢犹太人的同化……德国的同化者给爱因斯坦写了很多大发雷霆的信，爱因斯坦只是一笑置之。埃伦费斯特明白，由于内心的信念，为了耶路撒冷的事业，爱因斯坦不会拒绝参加说服富裕的犹太人支持将要开创的事业；对于爱因斯坦突然取消到雷敦作为访问学者的行为，他也没有成见。爱因斯坦感谢他说：“你真是一位好人、天使；对于我的冒险行为，你从不责骂我。而这里却产生了极大不满，我感到很心寒。甚至是同化了的犹太人也在为我感到悲哀，或责骂我。”

保守的德国人对此的反应是短暂而简单的，而像F·哈伯这些同化了的犹太人对爱因斯坦的行为，感触很复杂。哈伯担心爱因斯坦与敌人所表示的友善会危及犹太人在德国苦心取得的社会地位，而爱因斯坦参与的是倒退的运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对于这个问题，他们交换了意见，虽然语气充满友爱，但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结果。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两位科学家的事，以及在魏玛共和国犹太人面临的两种不同处境。

在一封四页纸的信中，哈伯发挥他雄辩的口才，提醒爱因斯坦肩负的对整个犹太人的义务：“据我了解，你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发自于高尚的人性和慈善的心肠……你视人们的需要和忧虑为己任，像王子一样，发挥自己的热情、尽自己的能力。你所做的一切事情，并不是为了自己。”这不是恭维。虽然比爱因斯坦大11岁，哈伯对他的尊敬是无限的，但是这封信也有一个目的：说服爱因斯坦不要出访美国、英国。

哈伯劝说道，德国人认为爱因斯坦的访问是对他们事业的背叛，所有在德国的犹太人应该承担这个后果：

对整个世界来说，今天你是最重要的德国犹太人。在这关键时刻，你对英国和他们的朋友表示友善，这个国家的人们将认为你这种做法显然是对犹太人不忠。这么多犹太人投身战争，面临危险，变成贫穷也无怨无悔，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责任。他们的献身和死亡不仅没有消除反犹太人思想，反而在那些代表这个国家尊严的人眼里变成了仇恨和不体面的事。你是否希望用你的行为毁去德国犹太人用鲜血和痛苦换来的一点成就？……显然，你将牺牲在德国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中的犹太人中所取得的忠诚。

哈伯显然认为这封信很紧急，让他的司机直接把这封信送到哈伯兰德街，因爱因斯坦是在当天回信的，自然地，爱因斯坦认为自己将要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他同意老朋友哈伯的看法：出访的时间不太合适，因为在他同意这次出访时，出现这种情况，对于补偿及和平条款，战胜方的态度非常强硬。虽然如此，爱因斯坦并不打算改变自己的决定：

尽管我自认为是国际主义者，我觉得有义务尽自己的能力，为了我受迫害和精神折磨的部落伙伴站出来……这里所涉及的远不是忠诚与否的问题。特别是准备建立的犹太人大学使我充满希望和欢乐，因为最近我看到了对无数杰出的年轻犹太人进行的不仁不义的对待，打算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

不应该谴责爱因斯坦对德国朋友的不忠诚，因为他曾拒绝了来自国外的、很多具有诱惑力的邀请。爱因斯坦给哈伯回信说：“我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对德国的感情，而是出于对德国朋友的感情，他们之中，你是最杰出和最慈祥的。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对于德国政治存有感情是不正常的。”可能意识到这些话会伤害哈伯，在结尾，爱因斯坦寻求缓和语气说：“敬爱的哈伯！最近一位熟人称我是‘野兽’，这只野兽非常喜欢你，如果可能的话，走之前我会拜访你。”得到哈伯的同意是不可能的。对于同化了的德国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爱因斯坦是一位固执的伙伴，哈伯至多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在准备这次访问的混乱过程中，爱因斯坦和布鲁曼菲尔德进行了几次会谈，并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基础指导。布鲁曼菲尔德一定发现爱因斯坦是一位难对付的学生。他向魏茨曼汇报说：“和你所知道的一样，爱因斯坦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请求你不要说服他加入我们的组织。对于这一点，请小心。爱因斯坦不善于演讲，有时非常天真，会说出一些对我们不利的话。”因此，取消了爱因斯坦将要对美国观众所作的各种演讲。事实上，爱因斯坦没有成为任何犹太运动组织的成员。但是，正如布鲁曼菲尔德意识到的一样，“如果我们有什么特别目的需要他，他随叫随到”。

爱因斯坦对犹太复国主义政策持保留态度的主要原因是，他不喜欢任何性质的民族主义，包括犹太人民族主义。虽然他认为自己是犹太人的一部分，但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另一方面，爱因斯坦相信，在巴勒斯坦的小规模自由群体，不会成为任何战争狂。当时，大约有80000名犹太人居住在巴勒斯坦，比柏林少，比爱因斯坦要访问的纽约更少。

1921年3月21日，爱因斯坦踏上了征途。爱因斯坦一行人首先乘火车到荷兰，在那里登上汽轮罗特丹姆号。魏茨曼带领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团在南安普顿登船。

魏茨曼比爱因斯坦大5岁，出生在白俄罗斯的一个小村庄，在德国和瑞士学习化学，在弗离堡获得了学位。当时爱因斯坦刚刚获得教师证书离开苏黎世工学院。在日内瓦大学待了几年，魏茨曼在曼彻斯特大学找到了一个职位，由于发明了几项非常有用的专利，在经济上，魏茨曼获得了独立。在战争期间，魏茨曼在炸药经营中获得巨大成功。开始，他在巴尔福将军领导下的英国战斗部工作；当巴尔福就职外交部时，魏茨曼成为他在巴勒斯坦的顾问。魏茨曼在外交上的杰作是，1917年11月2日参与巴尔福声明，声明中同意巴勒斯坦作为犹太人的家园。1920年，魏茨曼成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主席。他是一位具有广泛兴趣的聪明人，可以把理想与现实政治有机地结合起来。虽然能够讲多种语言，但他一直喜欢他的母语犹太语。

出发不久，魏茨曼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那里收到了一份令人吃惊的电报，电报建议他抛下杰出的旅伴。科技圈以外的人都知道爱因斯坦曾向几所学校索要过高的费用，所以他对这次募捐活动是否有价值值得研究。魏茨曼没有意识到爱因斯坦这样做是为了赢得经济上的自由，建议他的美国追随者去平息这场风波；无论如何，他不能抛弃这位犹太人中的名人。罗特丹姆汽轮一到达纽约港，魏茨曼就发现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爱因斯坦热”出现了。

由纽约市长和城市议会议长组成的盛大欢迎大会正等待着爱因斯坦的到来；成群的记者、摄影师、以及穿着奇怪、带着巨大设备的电影摄制人员，为了首先一睹这位改变牛顿世界的陌生而奇妙的人，纷纷涌上罗特丹姆号。事实证明，爱因斯坦是一位十分吸引人和十分有利可图的媒体人物，虽然他本人一点英语也不懂。1913年在苏黎世，他曾“慢慢地但彻底地”学习过英语，但现在看来，似乎一个字也没记得。

向爱因斯坦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只用几句话，他怎样解释他的相对论。凭借多年与记者打交道经验，爱因斯坦对此很有准备，这样的答案不要太严肃，但要充满趣味，他从容不迫地说：“大家过去一直认为，当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消失时，只剩下空间和时间。根据相对论，时间与空间也随着消失。”这种陈腐的话，使记者们和第二天的读者很高兴。事实上，真正机智的回答是魏茨曼做的。大家问他是否明白相对论，他是这样回答的：“在途中，爱因斯坦每天都向我解释相对论，当我们到达这里时，我发现他真的明白。”不用说，爱因斯坦成为当时的新闻人物，他的和蔼、亲切、对生活中琐事的兴趣很受记者们欢迎。特别是，为了大家高兴，他一手拿着烟袋，一手提着小提琴盒，走下舷板，俨然是一位艺术家、音乐师。

摩托车队把他们带到市政厅门前，那里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欢迎他们的偶像。厅内，将授予爱因斯坦荣誉市民称号，但是在最后关头，一位议员提出疑问，这个相对论到底是否是胡说八道，几天后才消除这种疑虑，重新举行授予仪式。爱因斯坦由F·沃尔堡照看，他是卡恩罗伯公司银行的富有的合作伙伴，把爱因斯坦安排在舒适华丽的克默多尔宾馆居住。使爱因斯坦十分高兴的是，他在慕尼黑学生时代的导师M·塔尔穆德首先给爱因斯坦打了个电话；像M·塔尔米一样，这位导师现在已经成为纽约有名的物理学家。

募捐活动几乎马上开始，除了在豪华的饭店与一群富裕的犹太人盛餐外，爱因斯坦多数情况是与美国各阶层的犹太人，从小店主到富裕的银行家、时髦的医生们一起开会，他们都想听魏茨曼讲话，看一眼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说：“我不得不把自己炫耀成一头获奖的公牛，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做无数次的讲话。”爱因斯坦是否在重要大会上讲那么多话，值得怀疑；魏茨曼显然接受了布鲁曼菲尔德的警告：爱因斯坦不是位好演讲家。从我们保存下来的，4月12日的会议报告上，可以得知大约有8千观众参加这次会议。为了避免出现失误，在魏茨曼演讲之后，爱因斯坦只做了一个简短的说明，“你们的领导魏茨曼已经说过了，他讲的很好。为了正确的事业，追随他吧。这就是我所要说的。”在小型会议上，特别是在学生会或医疗协会上，爱因斯坦可以完全自主，特别是有关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来大学的捐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爱因斯坦与魏茨曼的观点完全一致。

魏茨曼的美国之行不仅是为了募捐，同时打算争取当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接受他的政治纲领。最高法院九个法官中的第一位犹太人、美国犹太复国运动领导人L·布兰戴斯与爱因斯坦一样，认为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中心，而不是犹太人的家园，更不用说是犹太人国家。对于魏茨曼和布兰戴斯之间的艰苦协商，或者与K·哈基索德在美国进行的有关行政工作，爱因斯坦没有必要参加，因此他有时间到几所大学做报告。费用由他的东道主自行决定。

4月15日，爱因斯坦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连续作了3个讲座，这所大学曾在1912年邀请过他，并且在前一年，授予爱因斯坦巴纳奖章。虽然爱因斯坦讲德文，演讲大厅还是挤满了人。接下来的一周，爱因斯坦在纽约城市大学讲座，他对这所学校感到很满意，因为这所城市学校让许多贫困的犹太学生有机会在此学习。爱因斯坦的讲座被逐段译成英文，这位年轻的译者，不仅具有强大的英语才能，而且具有很强的数学才能，不久成为了几位明白相对论的人之一。

之后，爱因斯坦与魏茨曼来到华盛顿，魏茨曼是为了政治目的，而爱因斯坦将在国家科学院的年会上讲话。尽管是官方邀请，美国首都对这位来自柏林的教授很冷淡。犹太复国主义者曾希望爱因斯坦能应邀到白宫，但是哈定总统拒绝了这项提议。当人们耐心地解释说，爱因斯坦没有在93人声明中签字，并且是瑞士人，持瑞士联邦护照来访的，才消除了这种误解。爱因斯坦与美国科学院的代表们一起到白宫接受总统的接见。但是热情程度远比政治的重要性低，并且与两周以后，5月20日，总统接见玛丽·居里的盛况不同，因为当时玛丽·居里是法国人。

接下来的几天，爱因斯坦待在普林斯顿大学，5月9日，他被授予名誉学位。接受了华盛顿的教训，一开始就宣称爱因斯坦是瑞士人，是荷兰雷敦的教授。当然没有完全隐藏他与柏林的关系，但是对于这位新的名誉博士，官方只强调他对道德的忠诚，他拒绝接受其他人宽恕德国人侵比利时的行径。

大学校长J·希班称爱因斯坦是科学上的新哥伦布，独自一人驶过陌生思想海洋。由于交流问题，仪式上出现了一些笑话，一份报纸描述了由M·布拉德编排的仪式：“当打算让爱因斯坦坐下时，他却站起来了；当他应该站起来时，他却坐下了。最后，当有人拽他的衣袖，让他接受J·希班校长手里的博士帽时，在迷茫中，这位微笑的学者却脊背对向校长。”

当天下午，在斯坦福小讲座的框架内，爱因斯坦开始了关于相对论四个讲座中的第一讲。与预想的一样，学校最大的报告厅挤满了人，不仅有学生和教工人员，还有很多看热闹的人，他们中许多人是从远方赶来的。为了那些不懂德语的人，每个讲座之后，物理系的一位教员做一个英文总结。与柏林发生的情况完全一样，第二天，第二次讲座时，空出了很多地方。这些讲座收录在一本书中，成为爱因斯坦的第二本书，首先在普林斯顿大学印刷厂出版，后来由迈森在英国出版，以便在德国重印前，使雷敦的“金离子浓度”有所提高。

在接待这位著名的科学家过程中，突然传出谣言，克里夫兰的D·C·米勒教授重新考虑迈克尔逊－莫雷的实验，通过以太测出地球的运动，不久将要发表这个实验结果。在威尔逊山上，米勒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装置，希望能比实验室里更好地观测以太的漂移；通过1921年4月的一系列实验，他认为自己已经成功地证明了以太的存在。如果米勒的结果是正确的，那么相对论的大厦将会倒塌，那么爱因斯坦的讲座只是一个美丽而不现实的梦。出于科学上的礼仪，爱因斯坦没有过分强调米勒的结果是胡说八道，所以只写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摘要：“上帝是不可捉摸的，但决无恶意。”

现在米勒的测量结果已经成为历史，这些结果是错误的，爱因斯坦当时所说的这段话被刻在石头上。当时出席讲座的数学家O·外伯仑很受感触，把这句话记了下来。9年以后，当数学系新大楼完工后，他回想起当时的字句，在大厅一间普通房间的壁炉架上，用歌德式的字体刻上了这些字。征得爱因斯坦的同意，外伯仑把它译成：“自然界决不虚假狡猾地隐藏她的秘密。”

在普林斯顿的轻松、愉快的一周结束后，接下来是耗费精力的旅行，爱因斯坦与魏茨曼穿过美国中西部。虽然如此，爱因斯坦仍然有时间与同事们交谈。在芝加哥，他第一次见到当时美国最著名的物理学家罗伯特·A·米离堪，在光电效应的实验方面，爱因斯坦与他有联系。无疑应该在芝加哥大学做个报告，并参观一下威斯康星的耶尔克天文台。

克里夫兰是最后一站。由于几周来对于这位犹太人“新哥伦布”的宣传，爱因斯坦到达的第一天，当地大多数犹太人企业都关门了，一大群人集结在车站欢迎这两个人。一个军乐团带着由两百多辆车组成的车队把爱因斯坦和魏茨曼领到宾馆。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的年会上，魏茨曼成功地战胜法官布兰戴斯，实行了自己的政策。与此同时，爱因斯坦努力逃避喧嚣，到储备技术研究所拜访米勒教授。在回到纽约前，他们花费了一个半小时讨论以太漂移实验。

5月底，在离开纽约之前，爱因斯坦十分疲惫但心满意足地给贝索写信说：

我在这里度过了十分疲乏的两个月，但是能够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以及建立一所大学作些贡献，我感到很高兴……这真是一个奇迹，我坚持下来了。现在所有的事情都结束了，虽然引起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反对，但我很高兴，自己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为犹太人事业英勇作战。我有更多的机会亲眼目睹，大多数的部落伙伴具有智慧和勇气。

不久发现，所募捐的钱没有爱因斯坦预想的那样成功，年底只收到75万美元，而不是所希望的400万美元。

回到柏林，爱因斯坦告诉埃伦费斯特，他重新确认自己的犹太教身份：“犹太复国运动确实代表一种新的犹太理想，给犹太人的存在带来更大的快乐……我非常高兴接受了魏茨曼的邀请。”在《犹太人评论》的杂志上，爱因斯坦描述了他的强烈印象：“只是我到了美国后，我才发现了犹太教人民。我以前看到了很多犹太人，但不论是在柏林，或德国的任何地方，我都没遇到犹太教人民。我在美国看到的犹太教人民来自俄国、波兰等东部欧洲。这些男人和女人具有很强的民族感，并没有因为隔离和驱散而失掉自我。”当谈到他的“部落”时，爱因斯坦的头脑中已经有了清晰的印象。

5月30日，爱因斯坦和艾尔莎又乘上了英国卡尔迪克汽船，他们这次是自己走的，因为魏茨曼的使命还没有完成。6月8日，他们到达英国，这个曾经进行日蚀远征的国家，在爱因斯坦眼里是理想的学术国际共和国。受这种精神的驱使，爱因斯坦接受了曼彻斯特大学的邀请，作传统的亚当森讲座。

英国并不是完全由像爱丁顿这样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人组成，更不用说和平主义了。一年前，根据成员投票，爱因斯坦将接受皇家天文学会的金质奖章。爱因斯坦被告知这项荣誉，尽管有关外交政策方面的人们对和平条约有很多争执，爱因斯坦还是开始准备这次旅行：“春天，我将到英国接受一枚奖章，到那里寻找挣钱的机会。”几天后，他收到爱丁顿的一封信，十分遗憾地通知爱因斯坦，将取消原来的邀请：在最后的确认关头，由于沙文主义者的游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30年中，第一次英国的爱国主义者宁愿不授奖牌，也不把它授予来自敌国首都的人。

爱丁顿请求爱因斯坦不要把这件令人尴尬的事记在心上，并十分遗憾地说：“这个刚开始的、很有前途的国际关系因此受损。但我仍然相信，一个好的进展正在形成。”但这种进展需要时间；直到1926年，爱因斯坦才最终得到皇家天文学会的金牌，而在1925年，他被授予了更加有名的、更有威望的皇家学会的考普利奖牌。爱因斯坦对此并不反感，他只是认为英国比美国还艰难。此外，他想在伦敦作一个报告。

由于爱因斯坦不懂英文，他要求母亲是英国人的E·弗罗因德利希作为他的导游和翻译。爱因斯坦一到达英国利物浦，弗罗因德利希就马上负责安排爱因斯坦的活动。首先，爱因斯坦仍执行自己的任务，给犹太人学生协会作报告，呼吁他们支持耶路撒冷将建立的希伯来大学。下午，他在曼彻斯特大学作亚当森讲座，之后接受名誉学位。虽然爱因斯坦讲德语，但是其他方面的优势弥补了这个缺陷。《曼彻斯特救济会》评论说：“他措辞优美，在激烈的讨论中，双眼不停地闪耀出智慧的光芒，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

接下来的几天，在伦敦，爱因斯坦成为哈尔登的客人。哈尔登是位具有广泛兴趣的很有魅力的人，承认相对论，并愿意与德国和解，这无疑是爱因斯坦的理想东道主。

在哥丁根学习时，哈尔登就对德国很同情。虽然他与费边学社的左翼社会主义有联系，但他首先成为英国军事大臣；并且于1912年，为了避免两个国家发生冲突而访问柏林，这次访问虽然很轰动，但没有成功。1915年，由于他与德国的关系，他不再担任军事内阁的大臣了，因此，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科学研究，并出版了一本书《相对论的优势》。虽然这本书误解了相对论的哲学内涵，在书店里，它仍与爱因斯坦的书摆放在一起。

当爱因斯坦还在美国访问时，他的伦敦之行已经详细安排妥当了，包括在伦敦大学金氏学院作一次报告。6月10日，哈尔登来到火车站迎接爱因斯坦，并驱车直奔皇家天文学会的会场。在一个报告中，爱丁顿高度赞扬了英国对广义相对论的确认和流传所做的贡献；在柏灵顿屋，爱因斯坦能够一睹牛顿的肖像，在它的前面，1919年11月6日，J·J·汤姆逊曾称相对论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一切过后，哈尔登才把他的客人带到圣杰姆斯公园、安娜女王门的豪华住处。

晚上，哈尔登热情地为爱因斯坦举行了盛宴。这位以前的大臣希望请乔治来进餐，但是作为总理的乔治希望与柏林人保持一定距离，所以到场的客人以坎特布里大主教为主。同时邀请杰出的知识界人士，伦敦经济学校的H·拉斯克，以及乔治·B·肖；还有两位客人A·S·爱丁顿和A·怀特海，爱因斯坦甚至可以和这两个人谈论物理。谈话似乎主要来自坎特布里的大主教，尽管阅读广泛，主教还是不能发现相对论与宗教有什么联系；因此爱因斯坦只能与他们谈论一些与精神有关的四维问题。周末更加宽松，与罗斯希尔德（一位有钱人）和雷利（提出辐射定律的人）这样的权威们吃饭。

周一，由哈尔登陪同，爱因斯坦参观了修道院，并在伊萨克·牛顿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站在这位巨人的肩膀上的爱因斯坦对牛顿表示了无比的崇敬。下午，为了避免英国人对德国来的爱因斯坦产生敌意，在金氏学院主持爱因斯坦公开演讲时，哈尔登特别强调了爱因斯坦对牛顿的敬意。海报和门票上都回避提及爱因斯坦教授的出身、现在住址、学术职位；只是指出，演讲的所有收入都捐献给威严的战争救济基金，减轻战争给受害者带来的痛苦。尽管经过精心安排，演讲开始时，没有人鼓掌欢迎爱因斯坦。但是当爱因斯坦充满幽默和对牛顿无限崇拜的演讲结束时，全场起立，大声欢呼。对于德－英的和解取得这样的进展，哈尔登与爱因斯坦感到十分欣慰。

在将近三个月的旅行过程中，爱因斯坦不仅是犹太人的代表，也是新的魏玛共和国无冕大使。回到柏林，他马上成为新闻追逐的中心。应德国红十字分会会长邀请，6月30日，爱因斯坦做了一个报告，皇家总统和几位内阁大臣都出席了报告会。但爱因斯坦在这里和其他类似场合所说的话语在美国引起了很大愤慨，抵消了他这次旅行的成功。

爱因斯坦给《柏林日报》写了一篇关于美国印象的文章，其他报纸也先后重印了这篇文章；除了一些热情的赞赏外，文章中还包括一些对美国批评的评断，如关于禁酒，缺少酒店，过分强调金钱，政治孤立等。《纽约时报》认为爱因斯坦这样的评论是恩将仇报，其实产生这种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人过于敏感了，而不是爱因斯坦文章的实际内容。

一个很严重的事件，一个真正的错误，是与荷兰的记者会谈时引起的，爱因斯坦在这次谈话中，即缺乏机智又欠考虑。他不仅嘲笑美国人对根本不理解的科学家过分激动；并且谴责美国人，尽管他们工作努力，但只是女人的小狗，他们花钱如流水，挥霍无度。在转登会谈的英文稿时，《纽约时报》加了一个编者按，爱因斯坦失态的原因是他对美国之行感到失望引起的，他们这次特殊使命并没有完成。3天后，愤怒的读者寄来了大量指责爱因斯坦的信后，时报上又刊登了另一条编者按，这次是真正地指责：

对于爱因斯坦粗鲁地嘲弄好客的主人，我们不会也不能原谅他。他们尊敬爱因斯坦是因为相信他是自己领域内的巨人。他是否与这个称号相称并不重要，因为这是许多杰出专家所共有的怪癖，但这决不能减少他们对世界的价值。

爱因斯坦马上声明，记者错误报道了会谈内容。为了减少损失，他向柏林的美国记者说了很多好话。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是很长时间美国人不能原谅“小狗”的说法。爱因斯坦又一次接受了教训，应该怎样讲话，怎样在大家注目的中心保持沉默。

第26章 整个世界的敬仰

从美国回来以后，爱因斯坦在柏林只待了一个月。看望一下他的两个儿子，并和他们一起到波罗的海滩上的一个小村庄度假，他们住在当地的面包房。这种生活与爱因斯坦在美国、英国访问时的盛况形成十分强烈的对比，但是爱因斯坦对于这种简朴的生活很满意。自从与米列娃的冲突解决后，爱因斯坦现在可以开心地与儿子们在一起了，虽然与他们所希望的并不完全一样。17岁的汉斯·阿尔伯特已经成为一位健康、自由的小伙子，自信、智慧、谦虚。11岁的泰德尔可爱、调皮；但是使父母不满的是，他们两个人都有一些商人气息，而缺乏抽象思维能力。一起度假显然对他们三人很有好处。爱因斯坦向埃伦费斯特夸耀说：“他们两人很不错，我们三人一心一意。”

8月中旬，在度假过程中，爱因斯坦与儿子们来到科尔、到赫尔曼·安术茨－卡姆普夫的水滨进行帆船运动，并且专心研究一种新的旋转罗盘技术问题。爱因斯坦可能很长时间就在考虑这个技术问题了，因为1920年底，安术茨认为他的工作值2万马克现金，因为，否则的话，将涉及到交税问题。

因为机械的罗盘本身存在缺陷，曾经有一段时间，安术茨考虑发明一种新的罗盘。爱因斯坦设计的思路是使一个球体悬浮在磁力线中，由磁场把它固定在一定的位置，因此不存在接触和磨擦。磁场的安排是一个难题。开始的实验设计是，在球体的底部排列8个电磁铁，后来爱因斯坦想出了一个方法，把单个线圈置于球体中。

到1925年，这种新的罗盘投入市场前，还需要很多提高和改进。爱因斯坦与安术茨和职员们进行了大量通信，说明爱因斯坦对这件事十分热心。安术茨在住所一直为爱因斯坦留有一个房间，所以有一段时间，科尔曾经成为爱因斯坦的第二故乡。这并不是因为旋转罗盘的原因，而是爱因斯坦非常喜爱帆船运动，此外，还有与公司老总的友谊。第一次离开科尔后，爱因斯坦在一封有关技术问题的信中写道：“在科尔的美好日子一直在我的头脑中回荡。”爱因斯坦的孩子们也给安术茨寄了一封礼貌的感谢信。

在物理方面，爱因斯坦又开始了紧张工作。他急于解决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从一个原子发出的电磁波是球形波，还是单方向的，即他以前所说的“针状辐射”，这是在1916年量子理论中所描述的。他给玻恩写信说：“关于光的辐射性质，我想出了一个十分有趣和简单的实验，我希望不久能够进行这个实验。”爱因斯坦认为在与折射的频率相关系数有关的分散介质中，光的传播不是球形波，而是针状辐射。这种现象可以在快原子发生辐射时观测到，并且可以揭示辐射的真正本质。

后半年，即便在旅途中，爱因斯坦都在考虑这个实验。10月中旬，受波隆那大学的邀请，他与汉斯·阿尔伯特一起来到意大利。爱因斯坦第一次来到佛罗伦萨，但是在给贝索的一张明信片上，他谈到了最重要的新闻：“在柏林，关于光的发射的有趣实验有了很大进展。”在明信片的底下，爱因斯坦大概介绍了整个实验的设计。途经苏黎世，爱因斯坦来到雷敦，以便尽一下访问教授的义务，同时最重要的是与埃伦费斯特讨论量子问题，以及通过实验研究光的性质。

爱因斯坦并不需要自己做实验。1921年12月8日，他把实验的理论基础向普鲁士科学院介绍之后，院长E·沃尔堡马上调集皇家物理技术研究所的设备，派一些有能力的研究人员从事这项工作。爱因斯坦与汉斯·盖革，以及W·玻色一起研究实验的细节，之后，由他们两人迅速、成功地进行实际工作。爱因斯坦非常高兴，实验的结果与他从针状辐射计算出的结果一致。爱因斯坦认为传统的光的波动模型应该成为历史了。他又一次大喜，在年底告诉玻恩说：“我们现在明确证明了波动场并不存在，这是我多年来最伟大的科学实验。”

1922年1月19日，爱因斯坦向科学院报告了这个成功的结果，但是他拒绝公开发表他的报告，因为他不得不承认M·文·劳埃提出的反对意见也是成立的。很早以前劳埃就提出了这些反对意见，并且在科学院大会之前发表了相关的结果。劳埃认为，实验本身是正确的，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这个实验同样可以得到波动的结果。因此，并不能完全区分经典理论和量子理论。爱因斯坦向玻恩报告说，他犯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错误（用阴极射线证明光的发射的实验），但是必须承受这个错误。只有死亡可以避免一个人犯错误。对于埃伦费斯特，爱因斯坦描述当时的情况说：“我认为有很多事情分散我的精力是一件好事，否则，量子问题的烦恼一定会使我进入疯人院……在自然界面前，在自己的学生面前，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是多么可怜。”

爱因斯坦所说的分散精力的事很多。以前他只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现在又是一位社会和科技活动家，同时又出现了一项新的使命，一项将为此工作10年的使命。爱因斯坦不再是一位物理学家，而是整个科学的代表，也是魏玛共和国和犹太人的代表。这给他带来了荣誉，同时也带来了敌意。

1921年初，爱因斯坦的名字被收录只有30人的科学和艺术功绩录中。除了爱因斯坦外，功绩录中还包括数学家F·克莱因、画家M·利伯曼、以及诗人G·霍普特曼。42岁的爱因斯坦是其中最年轻的。能够收录到功绩录中是最大的荣誉，并且基本不用做什么工作。由于在公开场合，爱因斯坦不戴授予的徽章，能斯特因此谴责了他。

作为皇家威廉学会评议会的成员，爱因斯坦每天都要处理不少事务，直到1925年离开为止。此外还有很多委员会、董事会，为了吹嘘自己，而邀爱因斯坦加入其中。在大多数情况下，爱因斯坦都理智地尽自己的义务，虽然在内心深处，他对这些事情一点也不感兴趣。由于职业的原因，比爱因斯坦小三岁的威廉·外斯特帕尔辞去爱因斯坦基金会的成员职务，在一封感谢信中，爱因斯坦表达了他的遗憾，同时写下如下字句：“作为个人，我非常高兴你脱离了这个自大的环境，走回了自己所从事的科学领域。”

在柏林时，爱因斯坦就经常尽责地使自己融入科学院那些“自大的人”中，自愿参加物理学术讨论会。那些急于在柏林令人振奋的科技气氛中寻求刺激的年轻研究人员，发现爱因斯坦是位真正的民主人士，友好、容易接近、乐于助人。爱因斯坦本人十分幽默，看不到权威的架子。在学术讨论会中，他与学生和枢密院的人士之间进行的争论没有什么差别。虽然枢密院的人不喜欢这种讨论方式，但学生们却很喜爱。当时枢密院的人教授学生的方法是，帮助他们准备博士论文，而爱因斯坦的作法只是偶尔做个报告，很少举行研讨会。

爱因斯坦也是以这种轻松自由的方式与帝国主义德国的贵族们打交道的。这些银行家和工业家都慷慨地资助过皇家威廉学会或爱因斯坦基金。爱因斯坦经常与拉铁诺讨论政治事件，1922年拉铁诺成为外务大臣。战争结束后的头几个月，爱因斯坦收起他的布尔什维克思想，对沃斯领导下的民主政府充满信心：“毕竟，对于当前的困难，现任的政府没有任何责任；应该负责的是那些正在大声指责的人。”

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工作，爱因斯坦还与高层人物、苏维埃人民的外交部长G·辛彻林会面，据说，他像对待“上帝”一样崇拜爱因斯坦。他们是在使馆会面的，一起谈论苏联犹太人的处境，以及加快他们迁移巴勒斯坦的方法。从这次谈话中，爱因斯坦更加坚信犹太复国运动的必要性。

那些认为爱因斯坦是他们领域最伟大的人的同事们，在报纸上读到爱因斯坦的政治运动及其观点时，都吓了一跳。由此导致了一些个人关系的破裂。

例如，慕尼黑的索末菲坚信《巴黎日报》头版刊登的与爱因斯坦的会谈“从头到尾都是谎话”，因为其中没有一点德国人的优秀品行。当爱因斯坦读到这篇故事时，他一定令索末菲感到失望。虽然爱因斯坦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谈，但是文章的内容显然是以他在柏林一次聚会时，在餐桌上的谈话为基础的。他说：“在这篇文章中，我看出它是出自于我们的谈话。它记述了我当时的谈话，只不过经过了润色。”从这些话中，索末菲不仅了解到当初爱因斯坦为什么要离开柏林，为什么1914年回到柏林时提出条件，要保留瑞士国籍，同时也了解到爱因斯坦对德国战败的观点：德国在战争中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应该得到失败。在给索末菲那封信的空白处，爱因斯坦写道：“虽然持有不同的观点，人们应该尊敬老实人。”但是，他的这种请求白费了。索末菲并没有回信，而是冬天经常在慕尼黑的安术茨告诉爱因斯坦：“你那封信对索末菲的打击就像一颗炸弹一样。他失望地把这封信给我，对你和人类都感到失望了。”接下来的几年里，爱因斯坦与索末菲的通信几乎终止了；仅有的几封信也只是关于一些琐事，即使有关科学上的问题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报上刊登的会谈在法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爱因斯坦的老朋友P·朗之万因此重新发出邀请，请爱因斯坦来法国大学讲学，早在1914年秋天他曾邀请过爱因斯坦。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爱因斯坦已经回绝了法国人权联盟以及哲学学会的邀请，现在对于朗之万表示出的友谊，他感到很难处理。他从心底里很想接受它，但是他的法国同事对此很敏感，可能其他法国人对此更加敏感。法国学者把真正的战争变成了笔战；他们没有忘记不幸的“93位宣言”，认为国际上应该抵制德国的科学家和科技组织。

考虑到这种不祥预感，爱因斯坦十分遗憾地感到他应该拒绝邀请：“我一直认为像过去一样在舒适的房间与你、伯兰和居里夫人谈话，根据主观的意愿向你们的学生讲授相对论是最美妙的事，”经过仔细权衡正反两方面的问题，爱因斯坦在这封的长信结尾写道。“但是广大公众和政治牢牢地抓住了我，并且驱使我按照他们的意志办事……他们一定会问我有关法－德关系的看法，而我不得不据实以告，我的回答一定会引起双方的反感……敬爱的朗之万，我为自己无法遵从你的请求而心痛，因为我也很器重你。”

虽然拒绝了邀请，爱因斯坦无法排解自己逃避困难的自责感，他的法国朋友是冒着很大的风险邀请他的。一周后，爱因斯坦通知朗之万他改变了主意及其原因：“进一步考虑，以及偶然的一次与拉铁诺会谈使我相信，虽然我的心中充满很多疑虑，我还是应该接受你的邀请。一个人不能因为一些细节而影响他为弥补战争的创伤而做的努力；而你和你的同事却没有受到这些细节的影响。”

经过与朗之万安排，爱因斯坦将于3月28日到达法国。这次他将不带妻子同行，因为他认为大家单独在一起可能更自在些。朗之万还进行了其他方面的安排，包括对住处的保密，避免私人邀请等。其中更重要的是，爱因斯坦不能与任何记者有联系，当然，如果条件许可，可以与一两位政治家座谈一下；希望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为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巨大不幸做点工作。爱因斯坦还希望再一次见到他的“密友索洛文”，他在巴黎做爱因斯坦的译者和出版商。为此，爱因斯坦回绝了很多其他事情给自己留些时间，以便能够与老朋友多叙谈叙谈。

3月28日，老朋友朗之万和天文学家查尔斯·诺德曼在法国边境车站迎接爱因斯坦。当火车到达巴黎北站时，为了避开早已等待的记者们，他们没有走正常的出口，他们像三位走私者一样，沿着铁路线消失在黑暗之中。爱因斯坦认为这个计策很有趣，很有道理，因为他的来访还没有被巴黎人民完全接受。法国物理学家坚持拒绝与爱因斯坦会面，并且就这个问题在科学院里展开争论，结果是，有30位成员威胁说，如果爱因斯坦一出现，他们就离开大厅。

3月31日，星期五，爱因斯坦在法国大学开始了他的讲座，听众都是经过仔细挑选的，并为此每天都发票限制。著名的数学家，曾任军事大臣，现在是下议院的议长，P·潘尔卫作为一位慎重的控制员，控制入场券的发放。出席讲座的有居里夫人、H·伯格森、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查尔斯·吉永。爱因斯坦都不懂吉永对相对论提出的反对意见，没有邀请一位德国人参加。

爱因斯坦是用法语作报告的，希望自己的形象适合法国人的胃口，尽管存在一些疑虑，讲话中带着一些口音和小心，但却十分明了、简洁。朗之万坐在爱因斯坦旁边，当爱因斯坦寻找词句时，他像一位父亲照看儿子初次登上世界舞台一样帮助他。讲座的主要内容是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发表的演讲，索洛文刚把它译成法语，还没有来得及出版。

周末没有什么公益活动，下周爱因斯坦接着在法国大学讲学，与吉永的争论获得很大成功，周四在哲学学会进行讨论。新闻报道从友好发展到狂热；没有记者发表文章攻击爱因斯坦。正如德国使馆总结的，爱因斯坦是“这个首都的知识分子势力不能缺少的动力”。最后，爱因斯坦还冒险举行了一次会谈。此外，他还与政治家们座谈，但只限于那些没有政府官职的人员。

对于公众来说，爱因斯坦的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德国使馆觉得有必要警告柏林，不要认为“爱因斯坦在巴黎访问取得的成功而认为在科学领域，德国人已经与法国知识界恢复了从前的友好关系，并且可以在个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爱因斯坦自己似乎非常乐观，爱因斯坦十分满意地对他的妻子说：“你很难想象，我在这里得到了同情和理解。对于政治上的事情，我遇到的人们都是平静理智地考虑这些事件，表现得很理解，比我预想的好多了。明天，我将乘车到战争的废墟去看一看。”

4月10日，星期一，清晨查尔斯·诺德曼开车来接爱因斯坦。诺德曼、朗之万、索洛文与爱因斯坦一起驱车穿过废弃的庭院、毁坏的城镇和村庄。面对这些防御设施和战壕，几年前，成千上万的人在此失去了生命，爱因斯坦十分吃惊，经过这一天的参观，晚上，爱因斯坦乘火车返回德国。

爱因斯坦取道去了科尔，在那里的法庭上，爱因斯坦成功地支持了安术茨的一项专利诉讼，并了解到旋转罗盘工作的进展情况。回到柏林，爱因斯坦给罗曼·罗兰写道：“我非常高兴我的巴黎之行非常成功，我非常高兴能为人们重建友好关系尽微薄之力。”他向索洛文感谢说：“这些日子是令人疲劳但难忘的日子，我的神经现在还没有缓解下来。”

4月20日，爱因斯坦参加科学院会议时，出现的情况与他美国回来时的情形一样，他四周的许多座位是空的，因为参加会议的人员不多，所以那些枢密院的人可以坐得离爱因斯坦远远的。

而1922年6月10日，在德国的德法友谊集会上，爱因斯坦却受到称颂。这次集会的组织者是德国和平卡特尔，是新祖国联盟与其他和平组织的联合体。由维克多·巴斯克教授率领的法国具有同样思想的代表团也参加了集会。德方的主要发言人C.凯斯勒指出：“集会的场面十分感人。巴斯克、爱因斯坦和我的出席引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两周以后，爱因斯坦不得不正式考虑他是否应该在柏林待下去。6月24日，在大街上，一个反对分子枪杀了外务大臣W·拉铁诺。这种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战争结束后，“右翼方面”进行了300次谋杀，而“左翼方面”进行了22次谋杀。对于爱因斯坦来说，拉铁诺的被害不仅是一次政治上的警告，也是一次痛苦的个人损失，又一次悲惨地证实了自己的观点：拉铁诺不应该做外务大臣。

大约是爱因斯坦刚从巴黎回来，他与布鲁曼菲尔德还在拉铁诺家度过了一夜。布鲁曼菲尔德打算说服拉铁诺加入犹太复国运动，而爱因斯坦认为拉铁诺应该辞去大臣之职。爱因斯坦在讣告中道出了理由：“考虑到德国上层大多数人对犹太人的态度，我认为在公共生活中，德国人认为比犹太人优越的想法是自然的事。”爱因斯坦并没有遵守自己的格言，反而希望作一番大事业，甚至成为一位德国狄斯累利的拉铁诺也没有遵守。一次，爱因斯坦向布鲁曼菲尔德解释他的疑虑时说：“从心理学上看，拉铁诺对于自己的地位缺乏正确的理解。如果大家认为他可以当主教，他也可能会去当主教的。我相信他不会把一切事情办糟。”事实上，拉铁诺是一位出色的德国外务大臣，谨慎地把德国引向其他国家的大家庭。因此对手谴责他的政策是犹太人的奴态政策，而遭到暗杀。

爱因斯坦有理由担心他也是这些死亡杀手的目标。因此，他取消了讲座，与妻子一起消失到科尔的安术茨的工厂里。事实上，这是爱因斯坦自己想要这样做的，以便在一次诉讼中，作为安术茨的专家证人。

由于劝说拉铁诺的失败，爱因斯坦曾劝他远避政治冲突的各种领域。7月1日，爱因斯坦辞去了国际同盟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的职务。爱因斯坦是5月份应邀加入那个组织，同时加入的还有H·A·洛仑兹、玛丽·居里和P·潘尔卫，爱因斯坦是同盟中惟一一位来自德国的人。经过一些犹豫，爱因斯坦才接受了邀请，加入这个组织，拉铁诺的被害证实了他的这些犹豫是有道理的。爱因斯坦给日内瓦的一位朋友写道：“这里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犹太人最好不要参与公共事务。我也必须说明，我不愿代表那些并没有选我作他们代表的人们，同时也不同意他们的思想。”

接下来，在一封信中，爱因斯坦取消了对普朗克的许诺，9月底到莱比锡的自然科学家大会上作报告：“事实上，有人警告我尽快离开柏林，特别是不能在德国任何地方的公共场合出现，对此我必须认真对待。”正如他告诉玛丽居里的，爱因斯坦甚至考虑辞去在科学院的职务，以及皇家威廉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安顿下来。他正在为此作准备。

爱因斯坦向安术茨诉说自己准备安居科尔的打算，像在专利局那样，通过做一些具体工作而生活，安术茨认为这是“巨大的轰动”。爱因斯坦厌倦了柏林及相关事情，打算重新研究技术。所以他首先问安术茨，是否需要他，他对公司是否有价值。在他的工厂里雇佣一位世界最伟大的物理学家，这几乎使安术茨吓了一跳：“毕竟，在整个世界人民面前作为一个吞噬巨人的人，不是一件小事。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愉快的工作，能够帮助爱因斯坦逃离柏林，来到相对安静的这里。”

1922年2月22日，安术茨公司把爱因斯坦设计的，为了避免旋转磨擦把一个线圈放入球形体的想法申请了专利，并把成果应用到航行上。无疑，安术茨十分欢迎爱因斯坦这位有价值的合作者，他评论爱因斯坦说：“他是这样喜欢这个旋转罗盘，满腔热忱地解决各种难题，对于我来说，任何时候都可以向爱因斯坦请教问题是再好不过的了。”爱因斯坦自己也在寻找新的生活，想像正常人一样安静地生活，可以在工厂里从事一些具体工作，同时还有令人向往的帆船运动。爱因斯坦早已考虑买一幢房子，他选中了一套带有荒废花园的华丽别墅，但他又马上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A·维多利亚女王童年时代，曾在那所房子里待了几年，他担心科尔的人们会认为，一位犹太人购买一块具有历史意义的地产是一种侵略行为，并因此进行报复。

但是，几天后，爱因斯坦又不打算搬家了，爱因斯坦通知安术茨，他准备仍然待在柏林。他用自己的妻子作借口：她对搬家有一种恐惧，不能胜任管理一套大房子。事实上，正如艾尔莎更正的，是爱因斯坦自己最后这样认为的，在科尔安居只是一种错觉，没有任何地方能像柏林这样容易隐藏；在一个小镇，他更容易暴露目标。

在拉铁诺被杀以后，这个心血来潮的插曲对于爱因斯坦来说是令人高兴的后话。安术茨准备回到南部德国，只打算周期性到工厂待一段时间，因此在士凡汀的河岸、靠近工厂的地方建了一所房子。如果他来到科尔的工厂时，只住在上层，房子的下层面对公园的海水，装修成为爱因斯坦的永久避难所，窗外的防波堤上停放着一只船，所以爱因斯坦可以边研究旋转罗盘，边进行航海帆船运动。

尽管存在危险，7月中旬，爱因斯坦还是回到了柏林。爱因斯坦给索洛文写信说：“自从谋杀拉铁诺以后，这里的事情一片混乱。我经常接到警告，我已经取消了讲课，并且不在公共场合露面，虽然，我自己仍然居住在这里。反犹太人的情绪非常强。”爱因斯坦的谨慎并没有坚持很长时间，8月1日，在战争爆发的周年纪念会上，他在柏林参加了一个大型的反战集会。爱因斯坦甚至还在城外度过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夏天。

几年来，爱因斯坦一直考虑在柏林附近的水域买一艘帆船和别墅。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帆船和勃兰登堡湖是普鲁士最好玩的事物。他的钱不够买一幢乡村别墅，所以爱因斯坦并没有过高地追求美梦。在保克斯费尔德公园里，爱因斯坦租了一个小木屋。

对于柏林人来说，保克斯费尔德是偏乡僻壤，虽然实际上，它处在广义大柏林的斯班德镇边缘。爱因斯坦选中的一小块地是名叫沙夫兰克的由哈维尔河构成的一个奇怪的海湾，在那里他可以停泊帆船。那小块地比他在哈伯兰德街的客厅还小，整个小木屋也只有他书屋那么大。爱因斯坦十分喜欢隐居在他的“斯班德城堡”，那里没有人打扰他。事实上，每次他的妻子在那小木屋里只能忍受两天，这很适合爱因斯坦的愿望。

1922年夏天，爱因斯坦把儿子带到这里。爱因斯坦向曾经邀请他到科尔做客的安术茨报告说：“孩子们来到这里，和我一起住在斯班德城堡里，我在城里的住地与城堡之间往返，我和孩子们相处得很好。”当地的邻居回忆爱因斯坦是一位平静的周末来访者，而不是一位模范园工。别墅的周围野草丛生，混乱不堪，以至于1922年9月，当地的管理部门警告爱因斯坦，如果不马上把这个地方整理整洁，将把它另租给别人。爱因斯坦答应好好做，并说“我们仍然十分愿意租这块地。”

在1922年的整个夏天，玛丽·居里给爱因斯坦寄了许多信，说服爱因斯坦重新考虑退出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的决定，国际联盟日内瓦总部的一位代表也为此事来拜访爱因斯坦。但是爱因斯坦还是没参加8月份的选举会议。

爱因斯坦也没有参加莱比锡的自然科学家大会，这次会也是这个协会的百年纪念庆祝会。在大会上，M·V·劳埃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关相对论的讲话。因为爱因斯坦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也就使他避免体验知识分子的贫穷和恶意。与两年前的诺黑姆会议不同，当时对于相对论的争论只限于科学的范畴，而莱比锡会议却成为典型、粗暴的反犹太人战场。

菲利浦·莱纳德确定了反犹太人的腔调，在他的愚蠢但没有恶意的手册《关于以太与原始以太》的第二版中，莱纳德增加了一个前言《提醒德国科学家》。在前言里，他抨击那种把爱因斯坦混淆为德国科学家，把广为人知的犹太人的实际问题变成了个人的争端，号召培养健全的德国精神。这样，“这种任何与相对论有关的事物中存在的、呈现出一个黑势力的外来精神就会屈服。”莱纳德的追随者在莱比锡演讲大厅外面散布这种呼吁，反对在社会上过分强调相对论的重要性，他们还号召举行反对示威。

这种反犹太人的行动很得慕尼黑无名的政治家阿道夫·希特勒的赞同，他曾在无名的《沃尔克西观察者》上咆哮：“曾经是我们最伟大骄傲的科学，今天却由犹太人来教授，对于他们，科学只是故意、系统毒害我们国家精神的工具，因此导致我们国家内部的崩溃。”事实上，1933年，这位疯子成为德国的领袖；这不禁会使人想到，在19世纪2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内，在物理学方面，这种反犹太人思想起了多大的作用。

但即使像威廉·维恩这样的民族主义物理学家也不会愚蠢地通过反对相对论来表现他们的反犹太人思想，所以只有一小伙冒充内行的人支持莱纳德。使他具有同样政治观点的同事更加恼怒的不是莱纳德对相对论的反对，而是在庆祝X光发现25周年之际，莱纳德认为自己应该是同时发现相对论的人。

在莱比锡大会上，有组织反对相对论的战斗实际上是失败的。直到1933年，没有一位“反对相对论者”被授予物理学教授，甚至是1919年诺贝尔获得者J·斯塔克也没有成为物理学教授，在其他任何以科技名义进行的活动中，斯塔克是莱纳德的惟一同盟。由于政治的原因，而不是物理方面的原因，使这位相对论的作者经常陷入冲突。

爱因斯坦不用再考虑是否留在柏林的事了。他将去日本访问，因此可以远离德国半年。一个日本的出版社请他参加宣传旅行。没与爱因斯坦商量，B·罗素替爱因斯坦与《改造社》出版社建立了联系。1921年，罗素在日本为这个出版社及其进步的左翼期刊服务。当问及谁是当今最杰出的人物，也就是下一步该邀请谁时，罗素给出爱因斯坦和列宁的名字，而没有给出第三个人的名字。因为列宁比较繁忙，因此，出版社决定邀请爱因斯坦。

出版社的一名职员，当时正在欧洲旅行，马上奉命去柏林，经过日本驻柏林使馆的安排，他拜见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刚刚从美国回来，对人们对相对论所表示的兴趣很吃惊。在美国访问过程中，爱因斯坦一直感到自己“像一个骗子，并没有给人们带去他们想要的东西，”爱因斯坦告诉C·凯斯勒说。1921年9月，经过3次洽谈，爱因斯坦接受了日本邀请。他想到东亚去看一看，这里仍是一片混乱，在那里或许可以发现点什么。虽然这次旅行更主要是出于商业目的，而不是政治上目的，但是爱因斯坦并不感到遗憾。

1922年1月，签订了正式合同，在6周的访问期间，爱因斯坦将在公共场合为科技人员和广大公众各作6个讲座。费用很优厚，2000英镑。虽然旅费花去700英镑，剩下的1300英镑也是很多的，考虑到马克的贬值，爱因斯坦可以要求科学院从10月1日停发自己的工资，停发的时间“不确定”，因为在回程时，他打算在巴勒斯坦停留一下（这是他的宿愿），之后接受西班牙的邀请赴西班牙访问。

10月初，爱因斯坦和他的妻子离开柏林时，大家都认为这是拉铁诺被害后，最安全的作法。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合同早就签订了，但是爱因斯坦很高兴有机会远离柏林，这样可以不用采取任何使德国的朋友和同事感到尴尬的行动，就可以避开逐渐增加的危险。

在苏黎世待了几天，在伯尔尼停留了一天，之后，爱因斯坦夫妇在马赛登上日本汽轮赴日本。爱因斯坦非常高兴地发现，乘客大部分是英国人和日本人，这些“平静、文雅”的人不会打扰他。在三周的航行中，爱因斯坦准备读几本书，做一些工作，但是他的胃又提出抗议了；虽然经过一位同行的船客、日本医生的精心治疗，但病情并没有完全好转。科伦坡，新加坡，香港和上海是很好的观光之地，虽然爱因斯坦对当地的贫困很吃惊，认为被人用黄包车拉着是件令人尴尬的事：“对于自己也间接参与对这些人的丑恶对待，我感到很羞愧，但又无能为力。这些乞讨者成群地突袭每一个陌生人，直到讨到钱罢了。他们知道怎样乞讨，才能得到人们的同情。”这次旅行可能使爱因斯坦躲开了政治巨变，但是却带来了吵闹。有时，船刚刚驶入港口，爱因斯坦就会见到对他表示敬意的标语“德国，德国万岁”，其实爱因斯坦是瑞士人。有时，爱因斯坦会卷入德国协会的社会活动中。

整个旅途最值得纪念的地方是美丽的香港，那里不仅风光优美，并且存在一个小型的犹太人团体。虽然居住在那里的120名犹太人大多数来自阿拉伯国家，爱因斯坦还是马上把他们当做自己的“部落伙伴”；他写道：“我现在完全相信，在过去的1500年中，犹太人保持了自己的纯洁，因为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来的犹太人几乎与我们完全一样。这种共同感十分强烈。”

11月17日，爱因斯坦到达神户，第二天到达东京。《改造社》出版社已经做了周密安排，对这位客人的宣传价值十分满意。德国使馆报告说：“他的日本之行像胜利的巡礼，这种狂热远远超过他在美国的任何事情。爱因斯坦一到达东京，就发现车站聚集了那么一大群人，警察无能为力，只能无助地注视着可能引起危险的人群。”

第二天，在两千多名观众面前，爱因斯坦做了第一个讲座。他讲德语，中间穿插着翻译，译员是物理学家石原纯。1910年，石原纯发表了第一篇关于相对论的文章；1912年他与A·索末菲一起在慕尼黑工作，这个期间曾到苏黎世拜见过爱因斯坦。整个过程进展得很慢，据说爱因斯坦一共滔滔不绝地讲了5个小时，可能他知道，这些听众是花了3日元来听讲的，这些钱可以吃十顿饭。

爱因斯坦的东道主山本幸子是《改造社》的社长，她千方百计地把爱因斯坦的访问不仅变成知识运动，而且带来一定利润：通过收取高额的入场费；12月份，大众科学杂志《改造》出版专刊，并且很快售完并重印，同时也提高了出版社其他出版物的销售量。带着痛苦的惊奇，德国大使记述道：“这位著名人物的整个行程都带有商业行为，并且利润丰厚。这个合同，漏下了很多条款，但是仍然含有使爱因斯坦感到委屈的条款：除了规定的讲座之外，不允许爱因斯坦在公开场合讲话！爱因斯坦充满知识的话语变成了金钱，流入山本的口袋里去了。”

山本在安排爱因斯坦的旅行方面很有才能，讲座和官方活动，以及愉快的休息交替进行。爱因斯坦夫妇不仅被精心照料，而且可以欣赏景色，了解日本的文化和人民。因此，第一个演讲之后，爱因斯坦在帝国科学院待了一天，参观奇妙的花园，观看一次日本剧院的表演。第二天，出席在帝国公园的传统菊花节，庆祝皇室与人民的团结，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客人，也是大家注目的中心。不是王后，不是摄政王子，也不是皇家王子们摆出的架子，明显地，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爱因斯坦。德国使馆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感人的描述：“由于爱因斯坦的原因，大约3000多名出席者完全忘记了这一天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所有的目光都投向爱因斯坦，每个人都希望至少能与这位当今最有名的人握一下手。”

为了公正起见，在东京的6个科技讲座依次在东京的各个有名的大学进行，大约有120名具有物理知识的学者出席了讲座。石原纯每次讲座都出席，桑木或雄也是这样，1909年3月，他曾在伯尔尼见过爱因斯坦。

与此同时，新闻界在大肆渲染有关爱因斯坦的真真假假的故事；并为伟大的导师写了不少诗歌以及漫画。使爱因斯坦享有很大名望的一个因素是“相对论”的日语写法与“爱”和“性”极为相似。内阁委员会正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皇家的大臣们不仅争论一个门外汉是否能理解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讲座，并且进一步讨论“理解”的真正含义。

在东京待了两周之后，接下来的是四周的旅行：首先向北赴仙台，一首赞美诗《给伟大的爱因斯坦》欢迎爱因斯坦的到来；接着向南到名古屋和古都京都。根据合同，爱因斯坦再做4个报告就可以了，但是出版商山本说服爱因斯坦又多做了两个报告，每个报告都收取了3日元的高额入场费，并且都有很多人来听讲。在京都大学，12月17日，在爱因斯坦继续旅行之前，他终于被诱哄做了一个关于他是怎样创造出相对论的即兴演讲。世界人们应该感谢京都大学的教授们和爱因斯坦的翻译石原纯，他们把爱因斯坦的讲话记了下来。虽然只是概括性的，这个讲座是爱因斯坦所描述的、为数不多的关于他是怎样面对这些问题，并介绍背景的报告之旅行的最后一站是福冈，在九州的南端。在那里爱因斯坦做了最后一个报告，圣诞节期间，他给男青年联谊会表演小提琴。经过几天的休整，包括几天到林宫木家作客，这位医生在船上曾照看过爱因斯坦；12月29日，作为“来自西方的伟大老师”，送别爱因斯坦的场面是非常热烈的。

爱因斯坦非常高兴自己接受了东亚的邀请：“日本十分奇妙。高雅的风俗，对任何事情都感兴趣，天真而聪明，在一块奇异土地上生活着完美的人民。”十分奇怪，这位独行者认为他第一次在日本见到了健康的人类社会，其中的每个成员都很团结。对于这块土地及其人民，爱因斯坦一直有着浪漫美好的记忆。1945年8月6日，是非常痛苦的一天：火车带他穿过了日本广岛市。

爱因斯坦发现日本之行是一次非常迷人的经历，但只是对一位游客而言。另一方面，在回程途中的巴勒斯坦之行却给他今后的生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23年2月1日，爱因斯坦离开赛德港，乘火车到达利达，今天的劳德，处在1909年建立的特拉维夫和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大卫城、耶路撒冷之间的一座小镇。头几天，爱因斯坦在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地域的高级代表希尔伯特·撒母尔先生（后来的勋爵）家作客。与哈尔登勋爵一样，撒母尔属于对相对论十分感兴趣的英国贵族哲学家。接下来的许多年，撒母尔一直与爱因斯坦保持通信，虽然频率不是很高。当时，撒母尔是巴勒斯坦的最高权威，他用国家来宾的礼节欢迎爱因斯坦，其中包括爱因斯坦到达这位高级代表住地时的鸣枪礼。

第二天是安息日，爱因斯坦与赫尔伯特先生一起沿着苏利曼统治时期的宏伟、高大的城墙漫步，尽情享受古城的魔力，晚上拜访来自布拉格的严肃圣人H·伯格曼，他准备建立一个图书馆。并不是所见到的一切都使爱因斯坦高兴，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庙墙下，愚昧的部落伙伴正在祈祷，面对着墙，前后摇摆着身体。看到这些曾经具有辉煌历史的人，未来十分渺茫，我感到很可怜。”对于爱因斯坦来说，这种带着塔尔穆德传统的正统犹太教还十分陌生。那些穿着黑色长袍，留着胡须，戴着大帽子的人就是部落伙伴，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每当爱因斯坦遇到他们，他就感到愤怒。

十分吸引爱因斯坦的是几天来他见到的犹太建筑工人、手艺人和农民。他们的存在消除了爱因斯坦当初在柏林表现出的疑虑：犹太人到底是否能在他们居留地的发展过程中保持那些技艺。现在，爱因斯坦看到那些从东欧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没有经过任何实际训练，但却非常自然地操纵砌砖的抹子，耕种只有下功夫才能肥沃的土地。使爱因斯坦最高兴的是，他们正在实行一种社会主义，领班和助手挣同样的工资。

正是这项具体工作使爱因斯坦相信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具有美好的未来。爱因斯坦的特拉维夫之行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这座当时已具有先驱地位的小镇，终有一天会成为犹太人的“小芝加哥”：“这里的犹太人所取得的成就几年后一定会引起整个世界的敬仰。一个具有丰富多彩的商业和知识生活的现代犹太人城市正在地平线上崛起。一个不可想象的活跃民族，我们的犹太人！”对爱因斯坦来说，一个特拉维夫镇的荣誉公民比纽约的荣誉公民更有分量。

对于爱因斯坦来说最重要的活动是情感与智慧、犹太教与科学热情的结合，这就是希伯来大学正式的就职典礼。这个荣誉一直留爱因斯坦的到来，因为没有人比这位伟大的犹太人科学家更适合的了；对于爱因斯坦的大多数“部落伙伴”来说，爱因斯坦也是他们伟大的犹太教的同时代人。爱因斯坦一直对这所大学倍感亲切，并利用去日本的途中向犹太人团体介绍这所大学，例如在新加坡。现在，1923年2月7日下午，爱因斯坦站在斯克普斯山上，伟大的亚历山大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伟大的耶路撒冷，提特斯曾经召集他的罗马兵团粉碎了泰姆普尔。在挂着英国托管徽章、犹太复国运动的旗帜、以及12个以色列部落符号的临时大厅里，爱因斯坦将作第一个演讲。

曾经与爱因斯坦一起赴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执行委员会主席M·尤斯金做了历史性的介绍：

3000年前，在默里山上，所罗门王为上帝建了一所房子，而他所做的第一次祈祷的房子应该成为所有人祈祷的房子。现在，我们正在建这所房子，我们祈祷它成为整个世界科学的殿堂。爱因斯坦教授，请登上这个已经等待你两千多年的讲台。

此时爱因斯坦一定十分悔恨自己在慕尼黑学生时代的懒惰和无知，没有认真学习希伯来语。他别无选择，只能请人把演讲的第一句译成希伯来语，费力地把它背下来：“我也十分高兴在此发言，犹太教神谕和它的光芒照耀整个文明世界，这所房子将成为所有东方人民的科技和智慧中心。”对不能再继续用大家熟悉的语言接着演讲，爱因斯坦表示十分谦意，他接着是用法语讲的。

第二周，在许多犹太复国运动的官员陪同下，爱因斯坦参观学校、工厂、贸易联合会的大会。爱因斯坦为犹太人而感到骄傲，对集体主义和犹太人与饥饿、贫穷和疟疾的斗争感到十分钦佩。看到原始的共产主义者的集体主义实验没有什么前途，爱因斯坦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犹太教学会：

我十分喜爱巴勒斯坦的部落伙伴，不论是农民、工人还是居民。整个看来，这块土地并不肥沃，但是这里将成为一个精神宁心，虽然不能吸引大部分的犹太人。另一方面，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成功。

在奇怪的格那扎特湖停留一下，爱因斯坦回到耶路撒冷待了一天，在拥挤的报告厅做了一个报告，发现在整个巴勒斯坦停留过程中，人们一直问这样的问题：他是否还会来？这次是否留在这？在停留的最后一天，爱因斯坦在日记上写道：“他们十分希望我能留在耶路撒冷，并且一再问我这样的问题。我的心里说要留下，但我的理智要求我离开！”爱因斯坦再也没有回耶路撒冷看一眼，他希望与犹太复国运动保持一定距离。但是他乐意接受在巴勒斯坦担任的角色，那些认为没有圣人的犹太人民，带着一丝嘲弄，把爱因斯坦描述为“犹太教圣人”。

接着爱因斯坦到了法国。从那里他并没有直接回柏林，而是先到西班牙待了两周。爱因斯坦先后在巴塞罗纳、马德里、托利多和杂勒格杂停留，做学术讲座、发表讲话，各种各样的荣誉接连涌来。爱因斯坦被授予科学院成员，授予名誉学位，并被国王接见。德国大使不含任何夸张地报告说：“在人类的记忆中，没有一位外国学者在西班牙首都得到这样热情、不同寻常的礼遇。”

3月中旬，爱因斯坦回到了柏林，正好在外面待了6个月，他发现自己获得了诺贝尔奖，并且因此引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插曲，他同时被官方认定为德国人和普鲁士人。

六智者不归

第27章 伟大的弃绝与伟大的回报

1922年9月，赴日本的船票早已经订好了，爱因斯坦收到了S·阿瑞尼阿斯的一封信。阿瑞尼阿斯是斯德哥尔摩皇家瑞士科学院杰出成员，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席。得知爱因斯坦的旅行计划，阿瑞尼阿斯十分明显地暗示爱因斯坦改变计划：“很有可能你应该于12月来斯德哥尔摩，如果那个时候你在日本，将不太合适。”在莱比锡，阿瑞尼阿斯显然向M·劳埃透露过信息，劳埃马上告诉爱因斯坦：“根据我昨天得到的可靠消息，11月份将进行诺贝尔奖推选工作，可能12月份你要待在欧洲。”

爱因斯坦马上意识到这与12月10日授予诺贝尔奖的事有关，但是即使是阿瑞尼阿斯，也以科学院成员的秘密方式（他曾发誓对获奖的情况保密）暗示，爱因斯坦的缺席将影响科学院的选举，爱因斯坦当时并没有犹豫：“因为合同已经把我与日本紧紧地联系到一起，我不能推迟我的旅行。”爱因斯坦向他瑞士同事表示敬意：“希望对我的邀请能够推迟，不要取消。”爱因斯坦的缺席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当爱因斯坦在日本途中，处于香港和日本之间，1922年11月9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们不知道爱因斯坦是什么时候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在他的旅行日记上显然没有记载这件事。我们也不知道爱因斯坦对这项裁定的幕后动机所作的反应。裁定是这样写的：“鉴于他对理论物理的贡献，特别是发现了光电效应定律。”参照爱因斯坦1905年取得的工作，使瑞士科学院避免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那时，是科学院需要爱因斯坦获得桂冠，而不是爱因斯坦急着获奖，当然奖金除外。几年来，科学院的成员们早就意识到爱因斯坦应该获奖，但是他们不清楚应该从哪方面给爱因斯坦授奖。

1910年，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第一次提名爱因斯坦获诺贝尔奖，爱因斯坦曾经申请做奥斯特瓦尔德的助手，但没有成功。奥斯特瓦尔德是根据相对论的成就而提名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授奖委员会的五名成员首先检查、评价提交给他们的所有提议，之后再把其中的一个送交物理部，由于物理部提交科学院进行投票。讨论后，他们建议对爱因斯坦的提议暂时放在一边，等到他的理论经过实验确认后再考虑。当时，这种做法并非没有理由。

1912年以后，爱因斯坦多次被提名获诺贝尔奖，不仅是根据相对论的成就，还有关于布朗运动的统计工作，以及后来的光电效应。1917年后，有更多的人提名爱因斯坦获奖，但是他们没有联合行动。从这一年后，提奖的内容还包括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工作，以及水星近日点的工作。

相对论给评委会带来了很多麻烦，原因很多。按照A·诺贝尔的要求，一个原理或理论不是一项“发现”。诺贝尔奖的说明，以及乌普沙拉大学物理学家的实证论趋向非常严重。1908年，物理部就拒绝了评委会的提议，授予理论学家M·普朗克诺贝尔奖。因为评委会不愿再引起类似的冲突，很长时间都不考虑理论概念。(1919年M·普朗克才获得1918年诺贝尔奖，提名普朗克的人中包括爱因斯坦。）评委会只是考虑“效应”，像季曼和斯达克获奖的例子，有时考虑具体的事物，如提高灯塔信号灯强度问题（1912)和合金钢(1920)。此外，在评委会里没有一位专家可以向他的同事们解释相对论的重要性。

经过1919日蚀的巨大成功后，不可避免要评选相对论。1920年，主席S·阿瑞尼阿斯亲自为评委会准备一篇详细的论文。虽然在物理化学方面具有很高天赋（刚刚获得1903年化学奖），阿瑞尼阿斯并不十分胜任这份工作。他没有选择地列举了文献中所有的反对意见，不仅包括正确的批评，也包括柏林的E·格尔克的荒谬评论：水星近日点的运动已经在相对论之外得到独立证明了。结果，不是爱因斯坦，而是C·吉永因为不锈钢合金获得诺贝尔奖。

第二年，A·格尔斯特兰负责准备相对论的论文。1910年，生理学家格尔斯特兰由于证实人眼是一个光学系统而同时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和物理学奖。对于相对论，他只是一位热心的爱好者，因此他的文章中包含明显的误解。评委会都搞乱了，因此建议1921年的诺贝尔奖推迟到下一年。

1922年，提名爱因斯坦的人员又在增加。还是由格尔斯特兰准备论文，而他的工作并没有比以前有什么进展。评委会的一名成员，乌普沙拉的物理学教授卡尔·威廉想出一个主意，根据光电效应的工作，推荐爱因斯坦，特别是米离堪已经通过实验确认了爱因斯坦的公式。因此，由奥辛负责准备这方面的第二篇论文。这篇文章十分出色，因此评委会根据爱因斯坦发现了光电效应定律推荐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获1921诺贝尔物理学奖。物理部首先采纳这个建议，11月9日，瑞士科学院会议通过。根据原子结构及其引起的辐射，授予N·玻尔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判定相对论方面，评委会并没有因此而扬名，虽然当时没有人知道。但是评委会合理地选择了爱因斯坦却不是一个错误。爱因斯坦关于光电效应的“启发性观点”的解释值得获得诺贝尔奖，在其中的引述中，阿瑞尼阿斯正确地指出：“在这个领域出现了一篇纲领性文章，说明这个理论的重要价值。爱因斯坦的定律成为定量光化学的基础，而法拉第定律成为电化学的基础。”

虽然保守的瑞士科学院根据爱因斯坦白认为“非常革命”的文章，授予爱因斯坦诺贝尔奖。但是从它的一些授奖情况可以看出，科学院具有历史远见性，1918年授奖M·普朗克，1922年授奖爱因斯坦和玻尔，1923授奖米离堪，非常类似于一种对早年的量子理论中激动人心的故事的摘要重述。

玻尔马上暗指这种结果的象征性，在给爱因斯坦的一封祝贺信中，他用感人的、不太熟练的德语写道：“你给这个世界的人们灌输了各种新思想，在给予我这个荣誉之前，首先应该承认你的伟大贡献。”爱因斯坦在从日本回来的船上回信说：“尊敬的玻尔！我刚刚离开日本就收到了你热诚的信。我敢说，不含任何夸张，它和诺贝尔奖一样使我感到快乐。特别是你害怕在我之前获得诺贝尔奖，这使我感到你更具魅力，那才是真正的玻尔。”

回到柏林后，爱因斯坦发现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的调查结果说明他是一位德国人和普鲁士人。斯德哥尔摩之所以提到爱因斯坦国籍的事，是因为不论在授奖仪式和接下来的庆典上，获奖人员都是由他所在国家的一位代表陪同。而且，如果一个获奖人不能亲自接受奖励，可以由他的国家代表代替他接受。

对于爱因斯坦的情况，瑞士和德国的大臣都声称享有此特权。柏林科学院带着胜利感答复德国大臣鲁道夫·纳多尔尼说：“爱因斯坦是位德国人。”爱因斯坦的瑞士同事们非常吃惊，因为爱因斯坦是用瑞士护照旅行的，但大度地保持沉默。接受授奖的第二天，出现一个尴尬的局面，柏林的外交部发现了一个相反的证据，证明爱因斯坦最终是瑞士人。为了避免引起外交争端，必须在柏林找出证据证明德国大臣是爱因斯坦惟一的合法代表。

柏林科学院的律师们马上一起商量，并且发现1920年7月1日，爱因斯坦曾对德国宪法宣誓，9个月后，又面对普鲁士宪法宣誓。同时，爱因斯坦在普鲁士科学院任职，就说明他变成了“间接的国家官员”，因此，变成德国公民，虽然他没有公开表示放弃其他国籍。回到柏林后，爱因斯坦马上通知科学院，1913年邀请他时，他曾经声明保留另外一个国籍：“我要求不要改变我的国籍，我所以接受这个邀请，是因为我认为已经答应了我提出的这个条件，事实也是如此。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从有关档案中得到澄清和证实；同时，我的同事哈伯和能斯特了解整个情况。”

事实上，德国当局一直把爱因斯坦看成瑞士公民，因此在任命爱因斯坦为皇家物理技术研究所董事会成员时，曾经提出这样的疑问，一个外国人是否可以成为这个团体中的一员，因为皇家研究所研究的问题有时涉及到有关军事的绝密问题。在送达给皇帝的请求中，虽然已经消除了这些疑虑，但是爱因斯坦的国籍问题还是说明得很清楚的：“爱因斯坦是一位瑞士公民，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加入董事会。”

因此，爱因斯坦可以肯定自己是瑞士人，而不是其他国人，因此他要求他的奖章和证书由柏林的瑞士官员转送给他，但是德国大臣纳多尔尼已经接受了奖章和证书。征得纳多尔尼的同意，诺贝尔基金会采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由在柏林的瑞士大臣S·拉米尔把奖章和证书交给爱因斯坦。

但是，仔细查询1913和1914年的各种文件和信件，没有发现任何与爱因斯坦国籍有关的证明，更不用说放弃德国国籍的文件了。显然，当局与爱因斯坦都忘记了明确这件事。1923年6月，教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向爱因斯坦解释了寻找后得出的法律证明。爱因斯坦显然并没有放弃希望在文件中能够找出些什么，因为他请求先不要对外公开他的普鲁士国籍。6个月后，还是没有什么新的发现，1924年2月，在给普鲁士科学院的一篇文章中，爱因斯坦声明：“教育部的有关内阁顾问坚持这种观点：我在科学院任职就说明我获得了普鲁士公民权，并且从文件中也没有发现矛盾，我不反对这种观点。”也没有人反对爱因斯坦在获得德国国籍时，仍然保留瑞士国籍。然而，在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已经明确确定，自从1914年，爱因斯坦是一位德国人和普鲁士人。

爱因斯坦在柏林收到了诺贝尔奖的奖章和证书，但不包括奖金；由于德国的货币限制，他要求把这些奖金直接转往瑞士。这位获奖者惟一要尽的义务就是在瑞士做一次报告。阿瑞尼阿斯建议爱因斯坦不要等到下次诺贝尔授奖时的阴暗的12月份作报告，最后7月份在耶特堡的斯堪底那维亚科学家大会上履行他的义务。虽然按照常规，获奖人员的演讲应该围绕他获奖的题目，但是阿瑞尼阿斯让爱因斯坦自由选择自己的演讲内容。他告诉爱因斯坦：“如果你能讲一下你的相对论，人们一定会更加感激的。”

因此，虽然已经回到了柏林，爱因斯坦又要继续不停地出访。整个5月份，他在雷敦作访问教授，7月份准备去瑞士。7月11日，在哥特堡，爱因斯坦给包括国王在内的两千多名观众作《相对论的基本思想和问题》的演讲。爱因斯坦曾经考虑讲他正在思考的统一场理论，但是他感到很遗憾，因为从通俗方面上讲，他的关于重力和电磁场基本统一的新理论还没有成形。因此，爱因斯坦只给技术大学的少数专家讲述了统一场理论。

在从瑞士回程中，爱因斯坦到哥本哈根看望了N·玻尔。玻尔到火车站接爱因斯坦。与往常一样，他们两个不停地谈论物理，但是这一次他们两人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世界。多年后，玻尔叙述说：“我们乘坐公共汽车，我们不停地激烈地讨论，以至于坐过了站。只好下车，又往回坐，但是我们又坐过了站。我不知道错过了多少站，只是不停地来回坐车，因为当时爱因斯坦兴致很高。我不记得他的兴趣是否真是这样，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不停地坐来坐去，我可以感到周围的人是怎样看我们。”

诺贝尔奖金是12万瑞士法郎，还有利息，爱因斯坦非常感谢阿瑞尼阿斯的“资本经营”。在爱因斯坦演讲之后，这些钱直接转往瑞士。这些本可以结束经济忧虑的钱却引起了可怕的争吵。米列娃和她的儿子们非常失望，因为按照离婚法庭上的规定，这些钱（大约18万瑞土法郎）存在一个不可接近的信用账户上，他们只可以自由使用它的利息。爱因斯坦抱怨说：“汉斯·阿尔伯特在整个安排过程中，写了一封丑恶而无知的信，我今年不想见到他。而妻子写信的口气也不像是给曾经为她献出一切的人写信。”这位痛苦的父亲只有取消安排好的一起度假的计划。

H·章格和H·安术茨像中间人一样处理这微妙的家务事，至少努力平息爱因斯坦与汉斯·阿尔伯特的争端。1923年8月末，爱因斯坦和两个儿子来到南部德国的劳特莱克城堡，到赫尔曼·安术茨家作客；安术茨买下了城堡，并装饰成可以住人的地方。9月份，已经和解的父亲带着汉斯·阿尔伯特在科尔待了两周，住在安术茨为爱因斯坦提供的作为永久避难所的一间小公寓里。爱因斯坦从科尔报告说：“我与小阿尔伯特又和好如初了。我与他一起待在安术茨的工厂里，我们一起很快乐，可以一起演奏音乐和进行帆船运动。”

爱因斯坦对“妻子”的恼怒很长时间才消失。米列娃给哈伯写了很多的信，经过哈伯的调解，爱因斯坦不再对她生气了。最后用诺贝尔奖金在苏黎世堡买了三所多家庭的房子；租金收入可以为爱因斯坦的第一位妻子提供了永久的经济保障。

从科尔，爱因斯坦直接到玻恩参加物理学家大会。这是3年前，诺黑姆发生的不幸事件后，爱因斯坦第一次参加德国的大会。虽然这次大会并不完全局限于科技会议，也是一次爱国主义者会议，爱因斯坦还是参加了。由于1923年初，为确保德国按规定赔偿，法国和比利时军队进入了莱茵省，因此，物理学家们把这次会议当作反对“生产量抵押”的野蛮政策的示威大会。

由于侵略性占有，并且因此导致通货膨胀的经济灾难，刚刚从日本回来的爱因斯坦第二次辞去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联盟中的职务。冒着公众和左翼虚假朋友反对的危险，爱因斯坦宣布：“国家联盟没有能力和决心开展这项伟大的工作。作为一名严肃的和平主义者，我认为没有什么必要与它发生任何联系。”

至于1924年的苏尔维会议，爱因斯坦根本不想参加，不仅因为德国同事们的抵制，还有工作的需要。爱因斯坦带着沉重的心情给洛仑兹写信说：“如果我参加这次会议，我就有一种支持和教唆的感觉，而我强烈地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同时爱因斯坦还认为，“在过去的几年里，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已经犯了不少罪过，他们不再是无罪的象征”。

带着对失败者的怜悯，爱因斯坦现在感觉自己与德国人站在一起了。因为他必须承认自己是德国人和普鲁士人，去玻恩参加会议；但是爱因斯坦并没有太考虑这次会议的意图，等价于反对法国的海军示威。“狼永远改不了本性，但是人必须像同志似的与他们一起嚎叫”。

爱因斯坦不打算在玻恩会议上发表论文，但是他发现这次活动很有趣，在讨论过程中，还时常发表一些意见。他的同事们十分感激爱因斯坦，不仅出于爱因斯坦对讨论的贡献，还由于他出席这次会议所显示的团结精神。军事的政敌消失了，科学上的反对也随着没有了。在会议结束前，爱因斯坦报告说：“我像一位圣人，但是我对这种角色并不感到舒服。”

玻恩会议结束后，爱因斯坦在雷敦和埃伦费斯特一起待了两周。与以前一样，这是令人振奋的两周。不仅对于爱因斯坦的朋友，还是作为访问学者的客场演出，时间都是太短了。不久，由于柏林所发生的事件，同时为了尽自己的义务，爱因斯坦在雷敦待了6周时间。

爱因斯坦回到柏林刚刚3周，就收到了一个警告，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11月7日，爱因斯坦马上又跑回雷敦。我们惟一的参考资料是一封普朗克寄给雷敦的爱因斯坦的信。从信中的暗示，我们得知使爱因斯坦离开的原因。从日期的关联上，可以看出对爱因斯坦生命的威胁可能与慕尼黑的普斯比尔大厅有关，在检阅陆军元帅时，阿道夫·希特勒希望推翻共和国。

爱因斯坦的名声、特别是他与政治上左翼分子的不断合作，引起了极右分子的仇恨。爱因斯坦不仅积极参与从新祖国联盟发展而来的人权联盟的各项活动，1921年，他还参加了新俄国朋友协会，甚至成为其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秋天，几份报纸报道说爱因斯坦准备到苏维埃共和国访问；10月6日，柏林日报宣称爱因斯坦已经出发到莫斯科，11月初，甚至传说爱因斯坦在圣·彼德堡待了三天。

其实，爱因斯坦当时待在荷兰和柏林。不论是在1923年还是以后，爱因斯坦都没有访问过苏维埃；他只是在一定距离内对共产主义运动表示同情。我们不清楚，爱因斯坦是否真的考虑过到工人阶级的天堂，这些新闻故事是否只是反映苏维埃科研机构的希望。不管消息正确与否，在拉铁诺被害之后，这些关于爱因斯坦与凶残的布尔什维克卖弄风情的报道，足以使爱因斯坦成为右翼极端分子谋杀的目标。

完全不同意爱因斯坦的政治运动，普朗克提醒爱因斯坦说：“你现在走到左派方面去了，像你的妻子告诉我们的，你没有希望再回到我们身边。”他诚恳地催促爱因斯坦：“不要再参与任何行动，以免最终回不到柏林。无疑你会收到无数很有诱惑力的邀请，因为外国早就妒忌我们拥有你这位无价之宝。但是请为那些尊敬热爱你的人们想一想，不要使他们为你与这一群臭名远扬的人在一起而感到悲伤。”

普朗克呼吁柏林当局调查对爱因斯坦的威胁，虽然仔细检查了臭名远扬、精神错乱的文件，但是没能发现对爱因斯坦恐吓的具体证据的来源。通过直接的或通过给埃伦费斯特和洛仑兹写信，普朗克请求爱因斯坦不要与普鲁士科学院断绝关系；他可以做他认为有必要的事，但是必须保持柏林的居住权，并且至少每年一次参加科学院的会议，并做一次报告。

爱因斯坦并不认为事情会像普朗克说的那样具有戏剧性。12月6日，爱因斯坦从雷敦写信说：“你热情的信给我带来很大快乐。我认为目前没有什么理由离开柏林。”爱因斯坦希望给雷敦的学术界再做几个报告，在圣诞节前几天回到柏林。并且，爱因斯坦随信还提交了一篇文章给《科学院的年报》，似乎整个雷敦之行只是一个“愉快的流放”。在爱因斯坦的天性中，显然没有什么可怕的，刚回到柏林，爱因斯坦就给M·贝索写信说：“我虽然经过了很大的体验，但是外面的影响一直是表面的，最主要的事情还是科学。”

经过充满动荡和激动的3年，爱因斯坦现在急于寻求平静的生活，经过仔细思考，他发现这种生活更有益处。不论什么原因，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在这方面柏林是最理想的地方。德国的政治波动已渐渐平静。由于1923年秋天引进新的马克，以及通货膨胀的因素，使爱因斯坦自己的微薄资产、包括妻子的大量财产都所值无几了；但是至少爱因斯坦在雷敦和纽约的外汇收入并没有贬值。德国的经济显出恢复的迹象，虽然这“金色的20世纪20年代”只持续了5年时间。

爱因斯坦不打算在近期到其他国家访问。他向魏茨曼解释他将一直采用呼吁、信件、演讲支持犹太复国运动事业，特别是希伯莱大学的建立，但是他不想出国参加各种会议。爱因斯坦拒绝了米离堪的邀请，作为帕沙第纳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的米离堪打算把这所学院变成精美的研究机构。爱因斯坦也拒绝了到南美的访问，同时拒绝了来自德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无数参加会议和作报告的邀请。爱因斯坦只到雷敦和瑞士进行了几次访问，当然也去过安术茨工厂的避难所。1924年，爱因斯坦在他的避难所里写道：“政治动荡已经停止，感谢上帝，终于没有那么多人关心我了，所以我的生活变得平静，不受打扰了。”

但是，在居里夫人和尊敬的H·A·洛仑兹的极力劝说下，爱因斯坦又重新加入了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并且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四次大会，1924年7月25日，H·伯格森的一首颂词把爱因斯坦介绍到这个著名的学术圈子里。爱因斯坦是以实用主义方式参与国际活动的。他首先关心的是统一物理和化学的术语标准，同时支持建立国际气象局。在日内瓦停留期间，爱因斯坦写道：“国际联盟委员会比我想象得要好，欧洲终于有些变好的希望了。”

不论在科学上，还是社会上，柏林都是激励人的地方。几年来，爱因斯坦一直被世界上政治、金融和艺术的各种沙龙认为是装饰品，其中最典型的是在柏林最著名的凯撒霍夫宾馆里举行的银行家宴会，虽然在宴会上，爱因斯坦有一种局外人的感觉。C·凯斯勒记录说：“大约有100名‘杰出人物’来自世界的政治、银行和知识界，大部分时间是爱因斯坦一直在讲话，谈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主要以犹太教为基础。”

爱因斯坦经常与外交大臣G·史特莱斯曼讨论政治事情；爱因斯坦还认识著名的戏剧家G·霍普特曼；经常到出版商撒母尔·费希尔家作客；与指挥家E·克莱伯有深厚的友谊，陶醉于对音乐的热爱。许多画家都认为能给爱因斯坦画肖像是一种荣誉，爱因斯坦曾十分安静地坐在M·利贝曼的房间里供作画，与他的绘画技术相比，爱因斯坦更欣赏利贝曼的幽默，他认为利贝曼所画的画像根本不像自己。

与晚年在普林斯顿的头发散乱、衣着不整的画像完全不同，中年的爱因斯坦十分迷人，他的外表、眼睛、讲话、或只是露一下面都会引起很大的注意。在访问巴黎时，查尔斯·诺德曼见到了43岁的爱因斯坦，他描述爱因斯坦道：

爱因斯坦比较高（1.7米），宽宽的肩膀，身材挺直。他的头—世界的科学刚刚在其中建立起来—十分引人注意……不多的胡须短而黑，嘴唇大而红，很有性感，嘴角带着永恒的微笑。但是最深、最奇怪的印象是他那令人吃惊的青春活力，爱因斯坦非常浪漫，使人不禁想起年轻的贝多芬。有时会突然爆发出欢笑，使人感觉像面对一名学生。

我们并不感到吃惊，这样的男人会给女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并且被女人们影响。同爱因斯坦一起乘船去美国的V·魏茨曼把爱因斯坦描述为“年轻、快乐、多情。”当提到爱因斯坦的多情时，艾尔莎·爱因斯坦只是一笑了之。但是1923年，爱因斯坦从日本回来时，她不再那样相信她的丈夫了。当爱因斯坦的继女伊尔瑟结婚后，爱因斯坦又请了一位年轻女士白丽·诺曼作他的秘书，并且强烈地爱上了她。与以前的两次婚姻不同，这种关系引发的情感使爱因斯坦深深地感动。1924年底，他们这种伟大的爱结束了，当时爱因斯坦给“亲爱的白丽”写信说，他必须在星星中寻找地球上没有的东西。这听起来似乎是伟大的弃绝，但这只不过是爱因斯坦18岁时理由的变形，当时他与第一个恋人玛丽·温特勒小姐分手的理由。

爱因斯坦对人类荒唐的超然评论，以及他与白丽·诺曼的分手，使敏感的编年史人C·凯斯勒写下：“爱因斯坦的双眼流露出一种讽刺，混杂着微笑和忧愁，并且越来越强烈。”凯斯勒认为从爱因斯坦的容貌，可以辨明这个人不仅在嘲笑人类自负的外表，而且也在嘲笑其根源。

可能是希望与自己陷入的纠缠保持一定的距离，爱因斯坦离开柏林，到南美洲访问了3个月。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的科研机构重新发来邀请就可以了。3年前爱因斯坦曾拒绝了这些邀请，现在时机成熟了。1925年3月初，爱因斯坦从汉堡出发，开始了3周的航行。当船穿过赤道时，他又屈从于传统的习惯，给船上的官员们讲相对论；每天在他的船舱里，他都与一些乘客和船上乐队队长表演弦乐四重奏。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爱因斯坦得到了阿根廷东道主和德国侨民的热情接待。这使他很吃惊，因为在3年前，同样的德国侨民代表们曾强烈拒绝邀请一位“失败主义者”，并且在战争期间把他当作祖国的叛徒，因为他宣传反对德国。这些人现在把爱因斯坦当作“德国文化的代表”，热情地款待他，因而，引起了爱因斯坦的讽刺评论：“这些德国人十分可笑，对于他们，我本是一朵发臭的鲜花，但是他们却要往身上插。”

与此同时，与预感的一样，所到国家，其政治和学术上的领袖们都给予爱因斯坦无数荣誉。现在，爱因斯坦已经习惯于在壮丽的环境下演讲，并且在一个仪式上，他被授予阿根廷科学院外籍会员。爱因斯坦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人们经常问一些愚蠢的问题，所以我很难一直保持严肃。”但是他本来就没有打算从这次旅行中，在物理上有什么收获。

爱因斯坦也见到了他母亲家族粮食经营方面的亲属，包括他的堂兄罗伯特·科克，他们曾一起在阿劳的中学读过书，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年轻人了。爱因斯坦受到他的“部落伙伴”的热情款待，他同时请求他们为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捐款，对于这些部落伙伴来说，爱因斯坦是犹太人团结合作的象征。爱因斯坦对此非常高兴，因为伟大的事业有希望从犹太人的团结中开创。

在阿根廷待了3周后，爱因斯坦来到了乌拉圭，共和国总统和政治、科学上的名人们的会面占据了整个日程，其中还包括与学生们共度美好夜晚，有吉他，伴唱，和爱因斯坦的小提琴演奏。在乌拉圭，爱因斯坦体验到一生中真正的热诚，他被这种热爱紧紧包围着，有时不得不想办法透口气。爱因斯坦发现，蒙特维多比布宜诺斯艾利斯更具有人情味，出于对瑞士和荷兰的同情，爱因斯坦认为其中的原因是国家不大。因此爱因斯坦得出结论：“魔鬼总是占有大的国家，并使它们变得疯狂。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把它们分成小的国家。”

最后一站是一个“大国家”巴西。在犹太人社团和德国俱乐部《德国人》举行了庆典。

爱因斯坦所访问的国家的每一位德国大臣们都一致地向柏林报告说：“爱因斯坦的访问对德国的事业很有用。”3个月后，爱因斯坦回到了柏林，他总结说：“这次访问可以说很有趣，但没有什么真正收获，但至少在航行中有几周安静的日子。”

接下来的2个月，为了柏林同事的利益，爱因斯坦仍然参加科学院的会议，但是7月底，他又一次离开柏林去参加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会议。在苏黎世，爱因斯坦看望了米列娃和儿子们，也拜访了他的老朋友和“救命人”M·格罗斯曼，并且十分吃惊，他的朋友得了多种硬化症。从瑞士，爱因斯坦直奔科尔，整个8月份，他都在海滨进行帆船运动，或在安术茨的工厂里研究旋转罗盘。

当时，物理学上出现了很多划时代的进展。爱因斯坦认为自己已经向前走出了很大的一步。7月9日，在去瑞士之前，爱因斯坦给科学院寄去了一篇《重力和电力的统一场理论》，认为自己“找到了正确答案”，他曾多次这样自信。爱因斯坦必须承认，在微观方面，这个场论是否与现存的原子和量子相容的难题还没有解决；虽然如此，他仍然相信自己找到了解释量子之谜的正确道路。

几乎同时，人们已经看到了这个答案的突破，但却是沿着完全不同的路，这使爱因斯坦很吃惊。新的量子力学出现了：科学上一场新的革命。对于爱因斯坦来说，这是一个死胡同，新的量子力学显然不是一个理论，至多是一个暂时有效的创造。

爱因斯坦未来的旅程主要由两个主题组成：一方面努力完成大统一理论的奋斗目标，在爱因斯坦看来，这最终将同时解决了量子问题；另一方面，他不断地批判量子力学，这是一条没有成功的孤独的路。爱因斯坦的隔离感逐年增加，但是他以微笑对之。失败从没有使爱因斯坦失望。

事实上，爱因斯坦一生之所以顽强、乐观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与他对事物认识观念的变换有关，这是在广义相对论取得胜利后形成和发展的，它的根源始于战争时的柏林。

第28章 荒野牧歌

1923年7月，在哥德堡，爱因斯坦做有关相对论的诺贝尔获奖报告时，已经开始思考新的问题了。因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他认为不适合在公共场合评论，但是他想让他的观众们至少浏览一下他正在追求的是什么。爱因斯坦宣称：“一个寻找统一理论的人绝不能满足于存在两个性质上完全独立的场。”爱因斯坦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里所描述的正是他自己余生将要苦苦追求的：寻求重力和电磁力的统一场理论。

爱因斯坦的希望一直没有实现。但这并没有影响爱因斯坦一直考虑这个统一理论；多少年来，爱因斯坦一直进行抽象思维，研究高等数学，讨论更加复杂的计算。20多年来，爱因斯坦一直相信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曾经有一段时间，爱因斯坦不得不承认：“在年轻时，大部分的智力结果都已耗尽了。”但是，爱因斯坦仍然十分乐观地继续从事他的这项工作，这是他命中注定的任务。

在爱因斯坦追求的前十年，还有几位科学家站在他的一边，至少，他的同事感兴趣；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孤立越来越明显了，特别是爱因斯坦一直在批判量子力学。爱因斯坦虽然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仍然不停地“吟唱自己孤独的老歌”。当爱因斯坦意识到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他让人们把大统一理论的最后计算结果拿到病床边。第二天晚上，爱因斯坦去世了。这项没有完成的工作一直伴随他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同时代的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物理学家们，这项工作不仅没有完成，并且完全没有用。即使爱因斯坦的狂热崇拜者也不反对，如果这位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一生最后的30年没有浪费的话，物理学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这段时间大约始于1926年。

当然，在这期间，爱因斯坦也发表过有价值的结果，而且对于一个不太有灵感的研究人员，这些结果仍然是令人尊敬的一生工作。同样，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批评也有积极的一面，它的支持者必须不断完善量子力学，以便能满足爱因斯坦提出的和其他类似的限制条件。但是爱因斯坦的巨大热情，他的统一场理论不仅没有产生什么结果，而且也没有什么结果。它一直是一个外来的东西，对物理学没有什么作用。

是什么使得爱因斯坦，经过20多年的创造，比任何人都极大地改变和丰富了物理学，却在中年时走上了这个死胡同，并且再也没有出来？可能的因素是创造力的消失和老年的固执，但与爱因斯坦的动机相比，这些因素就十分失色了，正是这些动机指引爱因斯坦牢牢地以统一理论为奋斗目标。

使爱因斯坦走上这个孤独之路的原因，是梦想以场论为基础，建立整个物理学的基本理论。这样不仅可以统一像这两个场，而且可以解释基本粒子的存在和性质，并且可以明显地推导出像基本电荷、光速和量子作用的自然常数。最终，通过推导，可以得出量子理论，与爱因斯坦对自然界的客观描述思想一致。

爱因斯坦瞄准的目标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所有事情的理论”。广义相对论的巨大成功使他倍受鼓舞，对一位理论研究人员，这项伟大的任务具有十分强大的诱惑力。爱因斯坦的这种梦想是在新的量子力学出现之前形成的；当量子力学引起物理学的彻底变革，爱因斯坦的梦想虽然不是废弃的，但至少存在问题，但爱因斯坦拒绝放弃他的梦想，大多数物理学家认为这是导致他失败的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又出现了新粒子、新力和新场，它们的存在说明爱因斯坦的计划是狭窄的。即使爱因斯坦完成了这个理论，它也不能成为“所有事物的理论”，显然也不是微观世界的理论。因此爱因斯坦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直到今天，也不能看出他有什么办法实现它，或者是否可以实现。

爱因斯坦提出的，打算从理论上理解的世界非常简单。只存在两个场，电磁场和引力场，它们都与势的位置有关，但是在强度上它们完全不同。考虑它们的强度，它们之间的比率是一个由40个零组成的数。它们之间的另一个不同是，任何物体都有引力，它们只是单方面的；而电荷，不论是正电荷，还是负电荷，互相之间既吸引又排斥。

除了场以外，还存在固体物质，是由电子和比它重2000多倍的质子组成。虽然组成千差万别，但都具有完全一样的质量和电量。除了其他可能的情况外，大家一致认为原子核是由质子和电子组成，是靠极强的电力使它们结合在一起的。

在正常情况下，非常自然地人们想到要寻找“所有事物的理论”，寻找一种统一的场，使得所知道的电磁场和引力场成为它的两个特定方面。爱因斯坦不是第一位，但也不是最后一位从事这项工作的人。

早在1912年，爱因斯坦正在研究他的广义相对论时，当时德国的G·米教授首先尝试寻找一个综合性的理论，一个可以同时建立协调统一的物理世界图像的理论。在狭义相对论的范畴内，从电力学的“非线性”扩展入手，米希望从他的场方程中可以通过数学推导出电子和质子存在的必要性，但是，他的希望并没有实现。在《物理学基础》的文章中，大卫·希尔伯特把米的理论应用到广义相对论中，但也没有得出希望的结果。

由于缺少物理方面的出发点，我们不知道爱因斯坦什么时间开始致力于统一场论问题的研究的。可能是在1916年初，当时他正在写一篇重要文章《广义相对论基础》，有些迹象表明他在研究这个问题，但他没有向外透露任何信息。1918年3月，爱因斯坦一定投入很大精力思考这个问题，因为爱因斯坦给赫尔曼·维尔写了一封信，祝贺他的文章《引力与电力》，显示出爱因斯坦已经开始了统一理论的研究：“现在你实际上已经得出我没能产生的结果，用guv解释麦克斯韦的方程。”这是从技术角度说明维尔从引力势中得出一个称为电磁场的张量术语。这是否说明在爱因斯坦之前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呢？

维尔与爱因斯坦认识。1913年，在哥丁根，只有29岁的编外讲师维尔应邀到苏黎世瑞士工学院访问。在那里，从同事的角度，维尔可以见到这位相对论的天才。具有强大的数学技巧，通过新发展的方法：无穷小平行转换，维尔比原来的作者更进一步发展了黎曼的几何，并且不久因此产生了“仿射联络”数学。1918年春天，躺在病床上的爱因斯坦，以很大的热情阅读维尔的书《空间·时间·物质》的校样。他认为“这本书像一篇精美的交响乐……书中的基本观念十分伟大”。

刚刚完成这本书，维尔同时完成了统一场理论，并把它寄给了爱因斯坦，请他转交普鲁士科学院，在《年报》上出版。开始爱因斯坦十分热心，但不久，他发现了一个大的错误：在维尔的文章中，存在一个不变的线性元素，从物理方面讲，这篇文章还是以以前的理论作为时空的标准，例如，经过不同距离的氢原子在它们的谱线中显示出位移，这与观察的结果完全不符。

四周以后，爱因斯坦的表扬变成了善意的讽刺：“你的文章很精彩，除了与现实不符之外，它是纯粹思维的巨大成就。”维尔忧伤地向爱因斯坦抱怨说：“你根本不想知道整个事件的经过。显然这件事使我很忧虑，因为经验告诉我，应该相信你的直觉。”事实上，维尔的理论证明没有什么用；另一方面，他第一次采用的“艾琴方差”是量子力学和量子场论中十分有用的数学工具。

虽然存在异议，爱因斯坦还是支持维尔发表这篇文章，因为在战争的第四年，稿源非常缺少。虽然一些柏林院士反对，这篇文章还是在《年报》上发表了，爱因斯坦在文章的结尾简要进行了批评。

爱因斯坦与统一场理论的接触是以批评的态度开始的，维尔的思想给他留下了一定的印象，使他自己后来也走上了这条路。虽然如此，爱因斯坦还是不相信通过数学方法就可以发现自然规律。

首先，爱因斯坦打算建立一种可以解释基本粒子的广义相对论。1919年春天，爱因斯坦指出：“有一些迹象表明组成原子基本结构的基本粒子是由引力结合在一起的。”可是这篇文章发表后，这些迹象就消失了。

令人愉快的是，爱因斯坦对克尼斯堡的数学家T·卡鲁查把四维世界进一步扩展的建议非常感兴趣。这种五维空间为场论的明确表达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人们认为这只是一种数学游戏，与时间和空间没有任何关系，因此，用各种有意义的附加条件加以限制，用这种方法，顺利地与客观世界的四维连续性结合起来。爱因斯坦对这从五维空间迂回所取得的统一十分重视，1921年把卡鲁查的文章寄给普鲁士科学院，他自己也发表了一篇五维方法的文章。曾经有一段时间，爱因斯坦甚至相信这个主意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有现实性。但是很快就发现，采用这种方法，在理论上同样得出是外来事物。这个五维空间虽然在数学上是优美的，但从物理方面上讲，没有任何意义。

爱丁顿的建议也遭受同样的命运。由于证明了光的偏移，爱丁顿名声大振，现在正利用数学技巧修改、发展维尔的理论，以便满足爱因斯坦的客观标准。不久，爱因斯坦发现自己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在去日本的旅途中，他努力完善这个答案。在从日本的归途中，爱因斯坦高兴地说：“这次旅途对一个喜爱思考的人是难得的机会，像在修道院中一样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研究。再加上赤道的温暖天气，天空懒洋洋地飘洒着温暖的雨，周围一片宁静，似乎处于遥远不为人知的植物时代。”

爱因斯坦在船上所写的文章《关于广义相对论》对他来说相当重要，船一到赛德港，他马上把这篇文章寄往柏林，1923年2月15日，普朗克替爱因斯坦把文章交给普鲁士科学院。这篇文章把爱丁顿的形式和哈密顿的原理结合起来，爱因斯坦高兴地认为：这篇文章所述的理论没有武断，符合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引力和电力知识，并且非常完美地统一了这两种场。回到柏林，爱因斯坦亲自在科学院介绍了他的观点，并且又写了两篇相关文章，虽然那时爱因斯坦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他的新思想在物理上不能出现任何有意义的结果。爱因斯坦向维尔报告说：“概括地说，对于整个问题我只能采取听任的态度。整个数学方法是完美的，但是自然界使我们走了很多冤枉路。”然而，爱因斯坦并不就此罢休，并接着说：“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思想，这是十分精美的；毕竟，面对残酷自然的冷酷微笑，使我们产生更大的动力。”

1922年夏天，批判地回顾过去在统一理论中的所有尝试，爱因斯坦写道：“为了取得真正进展，我认为一个人必须从自然界中找到一个普遍的原理。”他仍然寄希望从物理上得到灵感。

同时，爱因斯坦也希望电磁场和引力之间的关系在实验上取得一定进展。1913年在苏黎世，可能不知道在半个世纪以前法拉第已经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爱因斯坦在考虑引力效应是否与电磁感应相似。1922年，爱因斯坦曾想说服W·格拉克进行实验，验证运动物体是否产生磁场。爱因斯坦的方法是测定水流或瀑布，但是，由于发现定向量子化而出名的格拉克不愿意让这个想法干扰自己的学术生涯。

这个拒绝并没有使爱因斯坦丧失信心，他逐渐从自然界中寻找原理过渡到数学上。他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大转变，以前只把数学当作物理工具，现在却变成了认识根源，年轻时彻底的物理学家在晚年变成了孤独的寻求者。

我们已经见到，作为一个年轻人，爱因斯坦对数学家几乎持怀疑态度。直到完成了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才承认数学的微妙。黎曼几何与引力定律之间的和协，无疑给爱因斯坦留下很深印象；但这并没有改变他对数学所持的实用主义态度。

一有机会，爱因斯坦就向数学家们解释；除非与事实相结合，否则他们的抽象艺术只是纯粹思维，而不是物理学。在我看来，你似乎过分强调正规观点的价值，正规的观点在描述一个已经发现的真理时，很有价值，但是作为启发性帮助，它们几乎没有什么用，1917年爱因斯坦在哥丁根讲学时对F·克莱因说。在爱因斯坦给维尔的信和明信片中同样反映了他对物理重要性的信任，仍然不太重视与经验紧密相连的数学思维。

1918年，爱因斯坦强烈地反对那种认为广义相对论超越经验的看法，他说：“我相信它的发展过程中包含一种不同的经验，并且几乎是完全相反的，那就是为了更加把握，一个理论必须以可以推广的事实为基础……没有一个真正有用、深奥的理论是靠纯粹思维发现的。”但是，1923年，爱因斯坦已经开始转向数学思维这条路上来了。

在诺贝尔奖获奖报告中，爱因斯坦第一次指出，在寻找统一理论过程中，数学是惟一的路标：“非常不幸，我们不能像推导引力理论（重力与惯性质量相等）那样完全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必须以数学的简洁性作为判断标准，这不可避免地有些武断。我们希望得到一个普遍适用的引力方程，其中包括电磁场定律。”

爱因斯坦认为日本回程途中所写的文章多少满足了他的希望，虽然他还不敢肯定这里所得到的正式联络对物理学是否有贡献，因为还没有看出它与物理的联系。最终也没有找出这个正式联络与物理的联系，但爱因斯坦并没有气馁。

爱因斯坦在发展广义相对论中看到希望，在他的记忆中，广义相对论是数学思维的胜利。50岁时，爱因斯坦写道：“通过纯粹思维，从坚信现实结构合理的简洁性成功地推导出微妙的自然规律，激励我走上一条思维之路，任何敢于走上这条路的人都应该时刻注意这条路上潜伏的危险。”不幸的是，爱因斯坦不是因为数学思维的危险而有所退缩和灰心，而是完全看不见这些危险。1933年，在牛津的斯班塞讲座中，爱因斯坦把数学提到了真正的创造性原理的高度。几年以后，爱因斯坦把这种智力上的转变压缩成一个句子：“出自马赫类型的怀疑的经验主义……引力问题把我变成一位可信的理性主义者，变成一位在数学的简单性中寻找可靠根源的人。”

自然科学曾经以数学为基础，伽利略曾热情地宣称：“宇宙中最好的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如果不了解数学，一个人就会陷入黑暗的迷宫中。”从那时起，许多研究人员都体验到数学和物理之间的奇迹。确实，一位不了解数学的和谐和具有数学美感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大的创造的。事实上，许多伟大的发现，都是因为理论上认为一个精美的数学结构在物理现实中一定有一个与其对应的反应。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P·A·M·狄拉克在理论上假设的“反物质”。

理论物理学家离开数学无能为力，同样离开现实的数学思考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爱因斯坦却走向了一个极端，认为数学标准是真理的惟一可靠来源。在他的斯班塞讲座中，爱因斯坦说：“在某种意义上，纯思维是可以理解现实的。”这说明他过分强调数学认识自然的能力，在他极具创造性的年代里，是不会发生这样的错误的。几十年来，爱因斯坦一直带着这种信念寻找统一场理论。

由于爱因斯坦自己的数学才能并不太高超，自从开始研究广义相对论时，爱因斯坦就得到了杰出数学家雅各布·格劳么的帮助。第一次作为合作者提到格劳么是在《宇宙观察》文章中；在爱因斯坦的一些文章中，他的名字与爱因斯坦的名字同时出现在标题下，但多数情况，爱因斯坦只是在文章的结尾，表示感谢时提到格劳么的名字。最后一次提到格劳么的名字是在1929年一月的一篇文章中，这说明格劳么与爱因斯坦合作了12年，比任何人都长。但是在爱因斯坦的信件中却没有发现格劳么的踪迹，并且在柏林认识爱因斯坦的人从没有提到过格劳么。关于格劳么的幕后存在有一个原因。

雅各布·格劳么来自一个东方犹太人家庭。我们不知道他的出生日期，也不知道他是哪一年出生的。据说格劳么是当地学校的一名很有前途的信徒，打算成为一名犹太教教士。当时立志成为一名教士的一个条件是，他必须与一位老教士的女儿结婚。在这点上，格劳么失败了，不是因为他缺少犹太法典的学识，而是因为老教士的女儿拒绝与他结婚。事实上，格劳么得了一种淋巴系统的疾病，被奇怪地称为象皮病，导致手足增大。

这位失败的教士来到了哥丁根，成为一名数学家，并且发表了一篇论文。大卫·希尔伯特对这篇论文很欣赏，并且准备把它当作博士论文，但是存在一个障碍：格劳么高中没有毕业。在希尔伯特的执意坚持下，教授们终于同意授予格劳么博士学位。

可能是希尔伯特使爱因斯坦注意到这位杰出的犹太人数学家。因此，格劳么搬到柏林与爱因斯坦一起工作。这并不是正式的助教职务，爱因斯坦从皇家威廉研究所在物理学上的预算、一个美国的基金会、以及富裕的柏林人为爱因斯坦提供的研究基金中为格劳么支付生活费用。

1928年，格劳么回到了家乡，在明斯克成为一名教授，并且成为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共和国科学院的院士，死于1933年。

不久，爱因斯坦开始怀疑1923年的理论了。随着关于统一场理论发表的另一篇主要文章，1925年夏天，爱因斯坦正式宣布：“1923的理论并不是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经过两年的不断探索，现在我相信自己发现了真正答案。”这种一连串的不停地用“真正的答案”取消以前的声明，一直持续到爱因斯坦的晚年。

1925的“真正答案”也是以仿射联络数学为基础的，但是爱因斯坦采用了一条新路。首先，他寻找适合引力场定律的最简单的术语，接下来最自然的事情是进行综合和推广。与早期的理论不一样，这次的基本张量不再是对称的了。爱因斯坦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在区分张量时，爱因斯坦把引力看成是对称的部分，而把电磁场看成是不对称的部分。必须采用新的技巧才可以重新建立麦克斯韦方程，而且必须是在弱场条件下。这篇文章只有六页，对于《引力和电力的统一场理论》这样的文章来说实在不长。这个理论的试金石是基本粒子的存在是否可以由这个理论推导出来。

虽然存在这个缺点，爱因斯坦对这个新理论仍然感到非常满意。在令人厌烦的国际联盟会议期间，爱因斯坦给贝索写信说：“这篇文章有极大的可能性与事实相符……至少在客观上，我认为它是正确的。”仅仅八周以后，这种乐观就消失了。“现在，我又开始怀疑我的这项工作了，”他告诉埃伦费斯特说。两天后，又说：“我去年暑假的工作完全是错的。”

但是，如果爱因斯坦对这篇文章加以正确理解，这篇文章会变成爱因斯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为反物质的存在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鉴于1925的知识水平，这种潜在的发现不仅爱因斯坦没有意识到，并且还变成他进一步思考的障碍。

可能在爱因斯坦研究广义场理论时，遇到了一个问题，开始可能忽略了，或者没有进一步研究，因为这似乎要危及到统一场理论本身。但是1925年秋天，爱因斯坦在一篇短文《电子与广义相对论》中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与空间和时间坐标的镜像理论的基本性质有关。爱因斯坦指出，在任何的相对性场论中，一种对称张量代表引力，而电磁场由一种反对称的张量代表，由于相对空间、时间镜像不变，下面情况成立：对任何一个与正电荷的基本粒子有关的场，存在一个具有同样静态质量、带负电荷的基本粒子的场。采用后来的术语解释，这段话的意思是对于任何一个质量为m，带电为e的基本粒子，存在一个质量为m，带电为一e的“反粒子”。

当时，物理学家只知道两种基本粒子：带负电的电子和带正电的质子。但是，由于质子的质量是电子质量的2000倍，存在带正电和负电的基本粒子的不对称性。任何假设正、负带电粒子相等价的理论都与当时的经验相矛盾。没有其他办法，爱因斯坦只能总结说，按照他的对称定理，把电力学和引力理论结合统一的努力是没有根据的。

如果爱因斯坦这样解释他的定理，在负电子的情况下，一定存在没有发现的具有相同质量的带正电的“反电子”，那么在“经典”物理的框架中，爱因斯坦以非常优雅的方式预言了反物质。事实上，这项成就属于年轻物理学家P·A·M·狄拉克，1930年，结合狭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狄拉克推导出反物质的存在。两年后，在宇宙射线中发现了反物质，是一种带正电的反电子，即正电子，狄拉克的理论被成功地证实了。

爱因斯坦的文章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在晚年，他自己也没有提起这篇文章。这只是一个“不成熟”发现的典型例子。爱因斯坦不得不向事实低头，大统一理论的实现还有一定距离。同时，新的量子力学为微观世界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前途的理论。

1925年夏天，爱因斯坦刚刚把《统一场理论》交给普鲁士科学院一周，就收到了哥丁根的M·玻恩的一封信，信中详细地介绍了海森伯刚刚完成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虽然非常深奥，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却完全正确。曾是索末菲、玻恩和玻尔的学生，24岁的海森伯只用两个简单的应用就天才地描绘出一个新的量子理论的主要特性。这篇文章只是一个前奏，接下来的两年是富于创造的、激动人心的两年，最终形成了微观领域的完善理论－－量子力学，这个理论深深地铭刻在20世纪的物理学。但是在读到这篇文章时，爱因斯坦的反应是：海森伯产了一个非常大的量子蛋。在哥丁根人们相信它，我却不相信。爱因斯坦一直坚持他的否定态度，直到去世，他也不相信量子力学。

在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中，E·薛定谔是惟一理解爱因斯坦为什么对量子力学持怀疑态度。爱因斯坦曾经先于其他人拥护“老”的量子理论，但是自从1925年以后，这项工作由年轻人接手了，而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贡献只是批评了。M·玻恩曾写道：“我们中许多人认为这对于他是一个悲剧，使得他不得不一个人沿着自己的路子孤独地走，而对于我们来说，却缺少了主人和标准送信人。”虽然是爱因斯坦的好朋友，玻恩的评论却是错的：爱因斯坦从没有感到这种孤独是一种“悲剧”，不论是在老年还是在青年时代，他只是孤单一人坚持光量子，在一生最后的三十年里也只是独自一人而已。

在有关量子物理的所有事情上，20多年来，爱因斯坦一直走在时间前面，直到1925年初，新的量子力学的开始。由于N·玻尔及其原子模型的影响，1913年，原子物理进入创造性发展阶段。在这个过程中，爱因斯坦只是一位观察者，因为当时他正沉浸在广义相对论中。

1916年，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篇十分优美的文章，用最有普遍性的量子概念描述了辐射的发射和吸收，接着成功地推导出完全由量子主宰的普朗克辐射公式的正确性；但是对于爱因斯坦来说，更重要的是电磁波辐射不是波动的，而是一串有方向的粒子。两年后，他再一次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不再怀疑量子的存在，虽然只有我一个人相信这个事实。除非成功地发展出一种数学理论，否则现在这种状况不会改变。”

接下来的几年，爱因斯坦花了很多时间思考量子问题，在萨尔茨堡报告10年后，他仍在研究这个问题；而其他同事认为电磁波辐射的波动理论已经是最后的问题了，即使像玻尔这样多次从根本上考虑物理的人也不相信光量子。事实上，玻尔与他众多的追随者开玩笑说，如果爱因斯坦发电报告诉他已经确认了光量子的存在，我将用这个电报作为证据反驳他，因为从柏林发来的信息是由波传递的，在哥本哈根用天线接收到的。虽然大家普遍反对光量子，但这并没有影响爱因斯坦因为光电效应的解释而获得1922年的诺贝尔奖，而这种解释是以光量子为基础的。

1923年，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美国物理学家A·H·康普顿研究硬X射线对电子的衍射结果很适合粒子性观点。不久，康普顿的实验终于改变了物理学家们的态度，人们终于接受了爱因斯坦的光量子。1926年，人们把这种结构，没有静止质量，但是具有能量和动量的结构命名为“光子”。一年以后，物理学家们认为光子类似于电子，不再加“似乎”了。如果爱因斯坦就此享受迟来的胜利，人们不会责怪他，但这并不是他的风格。

爱因斯坦对玻尔提出的，光是波动性与粒子性的“融合”很不开心，这不是他所希望的。自从在专利局工作时，整个物理学中流行的两重性就使爱因斯坦很烦恼。爱因斯坦似乎不久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利用“超定”的方法，即方程的数目比变量数目多的数学状况。通过“超定”的方法并没有实现“所有事物的理论”的梦想；并且在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这是爱因斯坦思想发展的关键。不知道这个梦想，很难理解爱因斯坦为什么固执地认为寻找统一场理论对量子理论具有这样的重要性，也很难理解爱因斯坦为什么不接受量子力学是最终的结果。

1920年1月，在给M·玻恩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第一次暗示自己正在研究“超定”，并且已有一段时间了。“我一直认为在微分方程中，一个人必须寻找这样的超定，使得到的结果不再具有连续的特性。但是怎样寻找呢？”这两个问号是有理由的：想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

几乎经过了4年时间，爱因斯坦才考虑在“超定”方面发表些什么。1923年12月，爱因斯坦给普鲁士科学院寄了一篇《场论是否可以解决量子问题？》，从题目上可以看出，爱因斯坦提出的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条路，这条路不仅没有产生什么结果，而且还产生了新的问题。几周以后，爱因斯坦承认这篇文章存在问题，但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数学方面十分困难，与经验的联系越来越不直接了，但是没有一定的牺牲怎么能精确描述现实呢。”爱因斯坦取得了一定成功，在量子理论上发表了很多很有价值的文章，这些是爱因斯坦高超创造力的最后贡献，但他的主要兴趣还在统一场理论上。

根据量子气体和分子气体的相似性，爱因斯坦提出：不仅光，而且所有的物质都有波动性。爱因斯坦对波动分析的精通足以使他提出这个令人吃惊的声明；但对关于进一步的解释，他不得不求助于L·德布罗意的一些思想。在气体量子理论工作基础上，爱因斯坦又一次把“老”量子理论发展到顶峰，接近于新的量子力学的开始，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量子力学。这样1905年开始走的路，几乎走了一圈又走回来了，但是在新的更高的理解水准上。爱因斯坦突然意想不到地把量子假设与波动理论并列起来。事实上，非物质的光和物质粒子同时具有粒子性和波动性，这无疑使爱因斯坦走向“推广与普及”的道路。

量子理论经过25年的发展，随着量子力学的突破，只用两年时间就完善了整个理论，这个理论是物理学、数学和认识论的迷人结合，虽然有些混乱，但却是物理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量子力学很快解决了很多问题，但同时也引起了新的更加复杂的问题。在确定的时间点，确定一个粒子的位置q和确定的动量p时发生了冲突。这在经典物理上是很显然的问题，没人会提出疑问，但是在微观世界里却成为一个绊脚石。泡利用这样的话描述说：“一个人可以用p眼睛或用q眼睛看这个世界，但是当他双眼都睁开看这个世界时，他就糊涂了。”这个矛盾产生了海森伯的“确不准”或“测不准”原理。

爱因斯坦首先对这种新物理学的中心论点展开攻击，他说：“量子力学值得尊敬。但是我的心声告诉我这不是真正的答案。这个理论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它并没有揭示上帝的秘密。就我而言，我认为这个理论不正确。”

1926年12月，爱因斯坦否认了玻尔的建议，第一次表示拒绝这个新物理。这对玻尔却是重重的一击。人们经常把玻尔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比作是巨人之间关于宇宙之谜的战争。这两个参战对手之间实际上充满幽默和友谊。经常参与论战，并且经常与两人分别交谈的埃伦费斯特说：“每天晚上1点左右，玻尔都跑到我的房间，要与我说两句话，但一直说到3点。”埃伦费斯特向他的学生生动地描述说：“我非常幸运参加了玻尔与爱因斯坦之间的对话。爱因斯坦像一位棋手，经常棋出新招。类似于第二种永动机，打算突破测不准。玻尔经常是透过哲学迷雾，寻找工具摧毁一个又一个新招。爱因斯坦像一个玩偶盒一样，每天早晨都精神抖擞地蹦出来。噢，这真有趣。但我更同意玻尔的看法，而不是爱因斯坦的看法。他现在对待玻尔的态度就像以前绝对同时的支持者对他的态度一样。”这两位朋友当时没有意识到，在今后的时间里，他们将一直争论这个基本问题：物理知识的真正含意是什么，在原子和量子领域可能取得什么成就？

在测不准原理，和波尔的补充定律之前，1927年，在给柏林大学数学物理系的报告中，爱因斯坦声称自然界需要的不是量子理论，也不是波动理论，而是两种概念的综合，虽然这种说法超越了物理学家的智力能力。

由于在量子力学中没有发现内在的错误，爱因斯坦提出统计解释是值得怀疑的，并且决心抓住牛角，直接挑战量子力学的中心论述，证明量子力学只是暂时的，需要提高和完善。

和爱因斯坦同时代的人感到很悲伤，他们没能说服伟大的爱因斯坦，无可奈何，只能认为爱因斯坦的态度是“反动的”。在提名诺贝尔奖人员名单时，爱因斯坦又一次证明他的伟大。因为物质波的理论，爱因斯坦应该推荐L·布罗格列为1928年候选人，以及美国人戴维森和革末，他们的实验证明了德布罗意的预测，这样做也比较符合他的科学同情心。令人吃惊的是，在爱因斯坦的提名信中，预测每二年的获奖情况时，他建议考虑理论学家海森伯和薛定谔。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认为德布罗意应该更有优势，因为他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而名单最后两位科学家的伟大构想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这种对海森伯和薛定谔的奇怪提议在斯德哥尔摩一定也是少有的。

量子力学的发展和应用带动了其他知识领域迅速发展，但爱目斯坦并没有参与。量子力学的成功对爱因斯坦很有影响，他公开声明非常欣赏这些年轻的量子力学物理学家所取得的成就，同时认为这个量子力学包含很深的真理。随后不久，爱因斯坦的评论变得残酷了，他认为量子力学是劣等的、半经验的，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从此以后，爱因斯坦争论不再是量子力学解释的个体过程是错误的，而是它描述事物不够彻底。寻找对自然界的完整描述一直伴随爱因斯坦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第29章 生命的和弦

经过20世纪20年代前期的兴奋与疲劳，爱因斯坦现在只想安静地休息一下，这样可以不受打扰地投身于物理学研究。爱因斯坦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干扰，但是自从1925年夏天从南美回来的几年里，应该说爱因斯坦的生活接近平静了。有两个职务是爱因斯坦不想放弃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董事会的成员，和日内瓦国际联盟的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成员。在这两个团体里，爱因斯坦一直感到不舒服，最后因为不满而离开了这两个团体。

无疑，爱因斯坦感到最亲近的是希伯来大学，1923年2月在斯克普斯山，爱因斯坦发表任职讲话。同年，在柏林，爱因斯坦承担了这所新大学的第一卷《数学和物理概论》的编辑工作，他自己也和格罗么合写了一篇不太重要的文章。由九名成员组成的学校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中，除了爱因斯坦之外，还包括爱因斯坦的柏林同事、皇家威廉学会实验药学研究所所长A·华色曼。

1925年，大学的董事会设立一个管理机构，爱因斯坦成为其中的成员。但是在特拉维夫成立大学期间，爱因斯坦碰巧在南美，只是1925年9月在慕尼黑的第二次会议上，爱因斯坦才意识到耶路撒冷的所有事情并不都与他所期望的一样。

爱因斯坦心中的理想大学是一个科学、严谨的研究机构，当然考虑到巴勒斯坦犹太教殖民地的特殊需要，这所大学应该结合科研和教学，完全自主地追求更高的科技水准。这种观点只得到部分美国犹太人的理解。因为资金主要来自美国的犹太人，因此他们要求参与制定新大学的方针和政策，希望这所大学是一所学院水平的教学机构，并且可以决定学校的教职工任免，这样可以为富裕的美国犹太教学家庭找到一个比较优越的职位，所以并不十分看重学术成就。

大学校长是以前纽约的犹太教教士J．麦格尼斯，他是美国利益的拥护者。从慕尼黑会议开始，爱因斯坦就与麦格尼斯发生激烈的冲突；虽然两个人都是和平主义者，但是他俩之间仍然存在隔阂，虽然多次交换意见，但无法抚慰，爱因斯坦甚至提出要辞职相威胁。C·魏茨曼努力从中调停：他到柏林拜访爱因斯坦，全力阻止爱因斯坦不要因为麦格尼斯的原因而离开董事会。明智的魏茨曼认为即使建立半所大学，也比什么都没有强；而爱因斯坦不愿妥协，他坚持宁可没有大学，也不要半所大学。在爱因斯坦看来，即使是整所大学，如果是低下的，也没有意义。

对于这种矛盾爱因斯坦感到非常痛苦，于是经常使用尖刻的语言进行抨击。对于爱因斯坦来说，这种失望有点像失恋的感觉，他这样评论说：“最糟的是大好人F·沃尔堡，感谢他慷慨捐款，然而却错误地让浪漫而无能的麦格尼斯做大学的校长。这个失意的美国犹太教士，曾经由于糟糕的业余政治活动使他在美国很有影响的家族感到不自在，因而被体面地派到这遥远的地方。这个很有野心但软弱的人与另外几个道德低劣的人沆瀣一气，不让体面的人在这里获得成功……这一群人想彻底败坏学校的风气，降低学校的地位。”

1928年，麦格尼斯的权力从当初的财会和管理工作，合法地扩展到包括人事任免事宜上。爱因斯坦感到这完全破坏了学校的学术自由，因而辞去了董事会以及学术委员会的职务。为了魏茨曼和希伯来大学的利益，爱因斯坦是悄悄地这样做的，以免引起公众的大惊小怪。为了学校的未来，爱因斯坦答应董事会副主席S·布罗德茨克，他“永远把耶路撒冷大学的命运看成是自己的命运……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即为大学服务。我希望我的方法对实现这个目标有贡献。”

至于国际联盟委员会，爱因斯坦已经辞过一次职之后。1924年到1927年，爱因斯坦虽然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大的收获，但还是自觉地参加委员会召开的例行会议。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爱因斯坦认为有责任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各国的统一，使各国之间增进理解，避免重复以前的灾难。他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一个人不可推却的责任，不管这个人在什么领域工作、取得多少大的成就。与M·居里，特别是大会主席H·A·洛仑兹的相见，弥补了爱因斯坦因为会议程序引起的疲劳。此外，爱因斯坦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访问苏黎世，或与儿子爱德华一起漫步。

虽然作为中立国的代表，爱因斯坦更感到自己是德国的代表。直到1926年才允许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在团结之初，爱因斯坦曾经公开称德国为“我的祖国”。私下里，爱因斯坦更喜欢法国；关于战争时敌国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恢复，爱因斯坦感到他不可能看到不同的世界团结在一起的日子。但是很开心看着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的发展，根本不在意自己属于哪个国家。

在外交技巧方面，爱因斯坦感到厌倦，因此不可避免地陷入激烈的争论中。一次发生在1926年1月，在巴黎，为了使委员会拥有一个永久的基地，准备建立一个“知识分子合作研究所”。当时法西斯意大利要派遣它的教育大臣A·罗克进入新研究所的委员会，爱因斯坦坚持委员会的成员应该是自由的个人。爱因斯坦骄傲地与法西斯教育大臣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个人至死都不会忘记这件事。爱因斯坦甚至反对罗克作为候选人；但是他并没能阻止罗克人选委员会，因为墨索里尼威胁要退出国际联盟。

除了这件事外，爱因斯坦对这个联盟并没有太高奢望。但是现在，与1923年他要辞去委员会职务时不同，爱因斯坦称赞国际联盟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伟大的和平机构，我们不隐瞒对它的批评，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否认我们成功的合作。”

1927年，爱因斯坦进一步扩展了在国际联盟的工作，成为日内瓦国际劳动部“知识分子工人协商委员会”会员。但是同时，他一直参与在一些敏感的人会看来与和平努力不相适合的事情，即旋转罗盘的研制工作，这种罗盘虽不完全但主要是一种军事设备。许多朋友吃惊地记述说，当时的爱因斯坦具有摆脱任何与自己相悖的事物的奇怪天赋，就像鸭子抖掉背上的水一样。

1925年，刚刚结束国际联盟委员会的会议，整个8月份爱因斯坦都待在基尔，在那里与儿子汉斯·阿尔伯特一起进行帆船运动，同时监督旋转罗盘的制作计划。对安术茨，爱因斯坦无法表达他的感激之情，安术茨为爱因斯坦在基尔建立了奇妙的隐居地。1926年10月，当爱因斯坦再次顺道参观安术茨的工厂，德国海军在一艘鱼雷船上的测试结果证明安术茨的罗盘比老式的三平衡环系统更有优越性，目前正在准备系列生产。主要是海军对这个仪器感兴趣，这好像并没有给和平主义的爱因斯坦带来烦恼，反而是安术茨有点担心。

虽然以前安术茨就已经慷慨地酬劳过爱因斯坦，现在爱因斯坦以契约形式分享旋转罗盘的成果，获得每个仪器售价的百分之三，以及任何许可收入的百分之三。爱因斯坦的这个合同不是与基尔公司签订的，而是与荷兰的吉伦公司签订的。当初为了躲避禁止出口军事设施的凡尔赛条约，安术茨建立了吉伦公司作为分销公司。

1927年开始，德国海军装上了这种新的罗盘。法国和意大利海军的测试结果证明这个小机器优于其他系统，因此也成为他们海军的标准装备。甚至是英国舰队和美国海军也对他们买来的测试样品感兴趣，虽然权衡利弊，最后决定使用当地产品。公司的年史中骄傲地记载着：“我们正处于向上发展的势头，除了讲英语国家的战舰外，其他国家的舰队都使用安术茨的罗盘”。

爱因斯坦也从这种发展中受益，虽然只是有限的、短暂的。从1928年开始，阿姆斯特丹的库普曼银行转给爱因斯坦分红：开始每年不到300美元，后来700～800美元，不是很多，但很有价值。1939年，二战的第一年，爱因斯坦再也没有收到钱。1940年，当时在普林斯顿的爱因斯坦为此寄去了一封询问信，他后来得知，1938年吉伦公司就清算了。基尔公司的主人1931年就去世了，同时由于战争的开始，也就不再需要一个荷兰分公司逃避武器控制了。爱因斯坦再也没有收到德国的汇款，也使爱因斯坦避免因此而产生不安的想法，因为他发明的仪器正在为德国的u型船和日本的飞机导航。

旋转罗盘刚刚达到生产阶段，爱因斯坦又在思考另一个完全实用的问题：“完美”电冰箱。在哈伯兰德街5号的家里，爱因斯坦还在用老式的冰盒，可能是因为当时电冰箱的马达和压缩机产生很大噪音，并且致冰剂经常泄露，不太安全。与从布达佩斯来到柏林的老练杰出的年轻物理学家L·西劳德一起，爱因斯坦设计出一个原型的泵，不是用机械驱动，而是用电磁驱动的。在交换的电磁场作用下，一种液态金属（钠、钾或其混合物）在一个管子里来回运动，起到一个活塞的作用。由于减压，致冷剂液化，在气化的过程中产生了所希望的冷。这个设计优美的泵一定非常严密，而且几乎没有噪声。

1927年11月，西劳德和爱因斯坦联合为这个新电冰箱申请了他们的第一个专利；接下的两年期间，一共申请了七个专利，或者是关于感应电机的细节，或者关于这个新泵的变形，以便保护原有的专利。这个基本思想也在美国、英国、荷兰，以及伯尔尼专利局注册了。在伯尔尼专利局，爱因斯坦的老朋友M·贝索帮助做了一些“编者评论”。

与此同时，西劳德在AEG的研究实验室里思考怎样实现这个伟大构想。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不仅要在高温的条件下使碱金属一直保持液态，而且这些碱金属还非常易反应，具有腐蚀性，因此很难控制。虽然已经造出了原型，但并没有可销售的产品。工艺技术太复杂，而且处在大萧条时期，市场前景也不好。同时，现在传统电冰箱的噪声已经有效控制了，而且也更安全了，所以没有必要再研究替代品。如果这两位发明者想因此攒点钱的话，他们一定很失望。他们似乎只从AEG那里得到一点点钱。

很久以后，人们才发现爱因斯坦一西劳德泵的另一应用，不是用在电冰箱上，而是用在原子反应堆上。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劳德的建议下，花了很多的钱改进这种电磁泵，以便能够用于金属制冷的再生反应堆，以及熔化的钠反应堆。虽然仍然没有获得很大成功。

1926年，爱因斯坦在国际联盟的工作，以及他的专利工作，使他更有理由拒绝他所喜欢的在雷敦的科研工作。他向正苦苦期待他作为访问教授，再延长一段在雷敦工作的埃伦费斯特说：“由于国际联盟的工作，以及我卷入的几件工业事件，使我几乎没有时间履行雷敦的义务。我没有什么新创造，因此不再适合这个职务。”

雷敦的教授们聚在一起商讨出一个明智的决定，埃伦费斯特高兴把这个决定转告给爱因斯坦：“非常简单，爱因斯坦可以成为我们的名誉退休教授。”这意味着：从现在起，爱因斯坦可以不必再到雷敦了。但是爱因斯坦觉得自己太年轻就得到没有责任的退休金，因此，建议只有他对雷敦真正有贡献，才值得获得他的工资，否则，为了研究所或者年轻物理学家的利益，把这些工资留在学校。有关人员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这项义举的基金可能增加，已经有很大的一笔了。爱因斯坦曾几次以个人身份到雷敦访问。1928年2月，作为普鲁士科学院的正式代表参加H·A·洛仑兹（终年75岁）的追悼会。但是只有一次爱因斯坦是作为访问教授身份来雷敦的，那是在1930年，待了几周时间。

不用说，雷敦并不是惟一对爱因斯坦感兴趣的地方：世界各地还有很多地方争相邀请爱因斯坦。但是那时的爱因斯坦已经学会了怎样拒绝，有时完全根据自己顽皮的心境处理这些邀请。一次有人建议爱因斯坦应该参加一个国际性研究大会的音乐开幕式，参与其中一段小提琴表演（共两段），爱因斯坦回答说：“很遗憾，根据我的性别和音乐才能，我觉得自己并不合适接受你的邀请。”

多数情况，爱因斯坦直接表达自己的遗憾。当邀请他支持特莱普特公园的柏林人民天文台的活动时，爱因斯坦抱歉说：“你是否相信，我已经厌倦了作笼罩荣光的头羊到处招遥了，所以把我排除在外吧。”当爱因斯坦收到德国总理威廉·马克思的邀请时，他没有亲自拒绝，而是让他的秘书回信。“必须承认，尊敬的阁下，很遗憾，爱因斯坦授教不能接受你的邀请，因为11月30日晚上他已经有了一个约会”。可能是爱因斯坦不太喜欢马克思这样的天主教政治家；不管怎样，他现在极力地避免这种不受欢迎的打扰。

不久，爱因斯坦身患重病，不得不休息了。与以前一样，1928年3月，爱因斯坦接受了奥斯莱姆董事会主席威廉·美因哈特的邀请，美因哈特在瑞士昂格丁的左兹为爱因斯坦提供一个小屋。在大学课堂上，爱因斯坦愉快、认真地发表了一个就职演说。目的是把几个国家的教师和学生集合在一起，增强彼此间的了解。1928年3月18日首次开始了这样的活动。为了给这个非营利的事业筹集资金，爱因斯坦同意在自愿组织的弦乐三重奏中作小提琴手。按照计划，为了休养恢复，爱因斯坦到阿尔卑斯山上欣赏冬季景色，回到柏林时病得很重。

在开会期间，爱因斯坦还到法庭上作了一次专家证人，是关于AEG和西门子之间在德国法庭上进行的专利诉讼。爱因斯坦乘火车到达莱比锡，交上他的专家意见后，马上返回昂格丁。晚上爱因斯坦到达左兹，背着一个大包袱，在大雪中向山上跋涉了几百码来到美茵哈特的小屋。这次劳累导致了循环系统的崩溃，多年虚弱的身体更加重了病情。大家马上与他的朋友章格取得联系，章格十分精心地照料爱因斯坦，并小心地把他转到柏林。危险结束后，这位病人描述在这次旅途中的感受时说：“我好像要死了，当然也就不可能遇到任何妨碍”。

在柏林，一位教授级医生J．普莱希负责爱因斯坦的治疗，他像爱好收集邮票的人一样专门收集杰出的病人。在患病之前，爱因斯坦一直是普莱希男士宴会上最珍贵的纪念品，其中还包括P·哈伯，钢琴家A·施纳伯尔，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和外交家C·劳托。从艺术家M·斯莱威特设计的菜单上可以看出，宴会上备有精美的食物和美酒。

爱因斯坦的医学朋友，受人尊敬的M·卡茨斯坦和鲁道夫·厄尔曼显然很不高兴，在这种情况，爱因斯坦却把自己的性命交给这位浮华的开业者。爱因斯坦告诉章格，同时也为自己选择的医生辩护说：“主要是因为人格的原因，厄尔曼强烈地反对普莱希。毕竟不可能人人都是天使，所以存在一些放纵也是可以理解的。”

爱因斯坦是一位很听话的病人，但他这样做的原因决不是对普莱希的医疗水平有信心。相反，作为一位有经验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告诉普莱希说，他过去一直认为人们的原始思想永远无法了解一个活组织的复杂程度，所以只有耐心和放弃，以及对健康所表现的幽默和对自己的处境毫不在意才有可能征服疾病。

许多周以来，爱因斯坦病床布告板上的消息一直令人沮丧。他记述说：“我确实感觉很糟，虽然躺在床上有10周了，我的心脏病还是没有治愈。普莱希现在怀疑我得的是心包炎，心包周围积累了液体……我正在等待结果，看看普莱希的诊断是否正确。”除了严格卧床休息外，普莱希还制定了节食及利尿饮食，这种治疗需要时间。到了夏天，爱因斯坦才有了一定好转，可以到波罗的继续康复。

爱因斯坦并没有回到黑登斯岛，以前他经常去这个岛，这位柏林时髦的知识分子喜欢那种简朴的生活，经常一丝不挂。这次，他在卢比克海湾的一个安静的度假圣地租了一间房子。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一张明信片上，爱因斯坦写道：“在这里，我必须懒洋洋地躺在波罗的奇妙的山毛榉树下。我们已经在波罗的待了几个月了，我正在康复，精力正在增强。只有到了这里，我才意识到人们在城市里生活显得多么白痴，而在这寂静、偏远的地方，人们感到多么快乐。这里也非常适合思考。”

但是爱因斯坦的康复一直不稳定。刚到这里爱因斯坦很高兴地说：“我感觉已经很好了。”但是到了9月份，事情变得更糟了，爱因斯坦虚弱的心脏经常消极怠工。回到柏林之前，他的妻子带有忧虑地说：“我的丈夫已经恢复了些力气，但是他并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活力和精力……他只能过着舒缓的生活。”

但是这种生活并不对爱因斯坦的胃口。而且，他已经投身到一个令人激动的科学冒险：一个新的统一理论。爱因斯坦说：“我比以前更不相信运动的统计性质，决心利用我所剩下的时间从事我所爱好的事业，不再理会发生在我周围的喧闹。”

5月底，还在病床上，爱因斯坦高兴地宣布：“在我患病时获得的平静中，在广义相对论领域，我得出了一个非常奇妙的蛋。从中孵化出的小鸟能否生存和长寿只能由上帝决定。我感到非常幸运自己得了这次病。”爱因斯坦想出了一个新的数学方法，作为他的伟大目标的一部分，这个目标是统一的重力和电力理论，爱因斯坦已经准备付出巨大牺牲去实现这个目标。早期的努力已经使广义相对论包含在统一理论中，或者说可以由统一理论推导出来，但是现在爱因斯坦放弃了这个标准。当认为这只“小鸟”可以生存时，爱因斯坦宣布，他最好的理论的某些主要方面虽然是成功的，但也必须扔到垃圾箱里。

由于爱因斯坦一直感到身体十分虚弱，不能参加普鲁士科学院的会议，M·普朗克替他转交了两篇文章：6月7日交了一篇纯粹的数学前奏，一周后是它的物理应用。

爱因斯坦的数学革新是把黎曼几何与它的有限形式（欧几里德几何）综合起来。在欧几里德几何中，平行的概念对任何距离都成立，但是在黎曼的“弯曲”几何中，平行只是对无穷小的距离成立。爱因斯坦现在把他所称的“距离平行”成功地移植到黎曼几何中，因此可以在弯曲的空间中比较有限线段的方向。

在“距离平行”的空时连续区内，爱因斯坦得出了一种新的张量和不变量，接下来爱因斯坦可以用它们去构造物理概念；但是在这个复杂的术语方程中，爱因斯坦并没有成功地得出与电磁场和引力有关的方程。带着这些问题，夏天爱因斯坦来到了波罗的，在那里他找到了可行方法，得到了他所需要的方程。

秋天，回到柏林后，爱因斯坦有很多工作要去完成，大约在年底，他才兴奋地说：“经过多天起早贪黑地思考和计算，我终于得出了最好的结果，所有的内容都在标题为《统一场型论》的7页论文里。这篇文章看起来似乎是过时的，而且我敬爱的同事们将……一开始一定会目瞪口呆。因为在这些方程中没有普朗克的h。但是当他们达到统计狂的极限时，他们一定会非常悔恨地回到空时的思想，那么这个方程将为他们提供一个出发点。”艾尔莎用简单的一句话分享爱因斯坦的快乐：“他近来工作非常出色，解决了他一生想要解决的问题。”

1929年1月10日，M·普朗克再次替爱因斯坦把这篇文章交到科学院，因为爱因斯坦想要避开新闻界的注意。报纸上出现奇怪的报道，甚至比观测光的偏移而最终确认相对论的正确性的报道更加奇异、更激动人心。

1928年11月4日，柏林的《纽约时报》上首先报道，题目是《爱因斯坦处在伟大发现的边缘；怨恨入侵》。这个故事的素材是否源于爱因斯坦自己，还是出自于同事们之间的闲谈，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怎样，爱因斯坦接受了一个教训。十天以后，标题变成《爱因斯坦对新的工作保持沉默，不要太乐观》。1月10日，普朗克把这篇文章交到科学院时，就引起了人们的惊愕，爱因斯坦只用了几页纸就解决了大家所称的“宇宙之谜”。普鲁士的国家内阁也被大惊小怪的新闻报道搞糊涂了，要求科学院提供“权威信息”，但是科学院回信说他们不适合评论寄给会议的科技文章。世界各地都打电报询问，而且成百位好奇的记者包围了科学院，但是所有的人都要等待1月30日，这篇文章的正式出版日。非常聪明，与往常印刷数目不同，这次印了1000册。

在大家热情期盼的几周里，人们一直找不到爱因斯坦。他自己正舒服地待在J·普莱希的乡村住所，普莱希从一位富裕的鞋油经销商手里买下了哈维尔河西岸的大片地产。除了巨大的别墅（二战结束后，曾是英国司令官的住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在访问柏林时，也曾待在这里），还有一个整洁的休息处，爱因斯坦随时可以来这里居住。整个冬天，爱因斯坦就一个人待在这里，像一位老年的隐居者，自己做饭。使人吃惊的是，在这里，一个人会发现每天都很长、很快乐；而那些繁忙而无所事事的活动是多么没有必要。

1月30日，整个活动达到顶峰。1000份爱因斯坦的文章很快售空。马上又重新印刷，一共重印了3次，每次1000册，这是科学院会议记录所创的纪录。产生这种情况与这篇文章的科学内容无关。伦敦的爱丁顿报告说，一家百货商店的窗户上并排贴着爱因斯坦的大页文章，一大群人向前拥着读这篇文章。2月1日，《纽约先驱论坛》在第一节的最后一页刊登了爱因斯坦这篇文章的译稿。对读者来说，比这个新理论容易理解的是，对这篇文章是怎样通过电传传送过来的描述，这是非常伟大的技术成就。因为电传全是按照数字和字母的顺序组成的，《论坛》的柏林记者与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家们把公式译成电码。爱因斯坦的文章，包括译成电码的方程在柏林被键入机器，在纽约的专家对这一连串的符号进行解码，并重新组成公式，结果完全正确。

爱因斯坦并不理解这种吵闹，如果有他的朋友参与其中，他会大怒的。哲学家汉斯·瑞肯巴赫曾经于1月25日在《沃西克日报》上报道了爱因斯坦的新理论。与此同时，爱因斯坦自己也在写一篇通俗文章，这篇文章不是刊登在德国报纸上，而是刊登在1929年2月3日《纽约时报》的星期刊上，第二天刊登在伦敦的《时代周刊》上。无疑，爱因斯坦写这篇文章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丰厚的稿酬，另一方面是爱因斯坦对大洋彼岸的大惊小怪采取放任的态度。

在爱因斯坦的论文发表以前，他只和一份英国报纸《每日编年》进行了一次会面。它的读者首先得知：现在，电子围绕原子核运动的力与地球每年沿着轨道围绕太阳运动的力是一样的，也是同样的力把光和热带给人们，使人们得以在这个星球上生存。这个论断有些过早了，直到今天我们还不“知道”；即使在当时，也认为这个新理论是小题大做。它只是一缕轻风，不久就平静了。

在这个统一场的理论中，爱因斯坦提出了一系列方程，认为它们正确地描述了电磁场和引力场。但是，任何与经验知识的联系，与形成的理论之间的联系，以及与他自己的广义相对论的联系，或许都要等到遥远的来来才能找到。进一步彻底地检验场方程将得出，黎曼的度量与距离平行是否真的可以完全解释空间的物理特性还存在疑问。

1929年秋天，爱因斯坦认为自己已经解决了遗留的难题：“最后的结果这样奇妙，我非常肯定已经找到了复杂自然的场方程”。但是爱因斯坦意识到只有他自己有这种信心。虽然爱因斯坦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这美妙的理论，但是其他同事并不相信，并且强烈地反对。12月12日，当爱因斯坦把这个“奇妙的结果”寄到科学院时，情况仍然这样。

根据玻尔的回忆，1925年，当爱因斯坦第一次打算在“仿射连结”的基础上完成一个统一理论时，他的同事们认为他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是可以实现的。这一次，他们首先的反应是怀疑，接着就是批评，不仅因为普朗克的量子效应没有包含在这篇文章里，而且爱因斯坦还放弃了广义相对论所取得的成果。语言尖刻，被埃伦费斯特称为“上帝的鞭子”的W·泡利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又一次使用自己的鞭子。泡利提醒爱因斯坦他自己以前对行星近日点运动的解释，以及太阳光线的偏移，他说：“在你的广义相对论的突破过程中，所有这些现象都消失了。但是我仍然认为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虽然你背弃了这个理论。从你的新理论中，我看出你还不能给出你所推导出方程的物理有效性，所以在众多的批评中你保持沉默！他们之中剩下的只是对你的祝贺（我最好是说表达他们的慰问），祝贺你成为一名纯粹的数学家”。这封信一直是这种腔调，最后泡利与爱因斯坦打赌说：“至多在一年内，你将放弃整个距离平行，就像你以前放弃仿射理论一样”。

爱因斯坦认为这封很有力度的信“很有趣……但是有一点肤浅”。避开所有具体问题，他用奥林匹亚人的亲切批评泡利：“只有以正确观点观察自然界各种力的统一的人，才能写出你这样的信。我并不一定坚持我选择的路是正确的。但是我必须坚持，在智力上，这是我所能选择的最自然的路。只有完全清楚了整个数学结果，才可以评论是否应该拒绝这个理论……忘记你所说的一切，把自己当成刚从月球走下来的人，没有任何成见地投身到这个问题中去。接着3个月内不要发表任何评论。”

泡利打赌失败了—并不是因为他错了，而是因为时间的限制。花了两年时间，爱因斯坦才放弃了距离平行。他并没有为自己辩护，1932年1月，爱因斯坦向泡利承认说：“你终于对了，你这个流氓。”

第30章 回归普通人

1929年1月，整个社会对爱因斯坦的关注，渐渐地由他的统一理论转移到他的50岁寿辰上，他的生日是3月14日。报纸上刊登了来自各方面对他的热情祝贺。这些祝贺者有共产主义者—“革命的无产阶级……向自然科学的伟大革命的战士致敬，同无知、野蛮和反动作斗争”—以及流行的资产阶级作家E·路德维哥，他欢呼：“他像一位魔术师，他的周身都充满魔力。”

同时还出版了定量800册的爱因斯坦诗集，其中包括爱因斯坦所喜爱的打油诗；这本诗集由犹太教书刊朋友学会出版。书中有一张正面的肖像插图，是由雕刻家H·埃森斯坦设计的，他还用铜塑造了一个爱因斯坦的半身像。这个半身像由普鲁士教育部购买去了，文化大臣C·H·贝克在爱因斯坦的生日发来贺电，并说这个铜像将竖立在爱因斯坦塔，作为他的伟大成就的永久象征。

在生日当天，爱因斯坦失踪了。他又一次舒适地躲在普莱希为他提供的休息处。爱因斯坦把艾尔莎留下来接待前来祝贺的客人，并负责处理成筐的信件、电报和礼物。爱因斯坦收到很多的赞美语言，柏林市政府赞美爱因斯坦说，他的名字“将永远与那些不朽的人物并列到一起，他们的科学发现，使人们形成了现在的宇宙观念”。

爱因斯坦通过诗歌的形式感谢大家的祝贺，这比处理他的公式更容易些。对于那些在每周研讨会上见不到的同事们，爱因斯坦补充道：“依靠一个古老的格言，你永远不能把我打倒，我慢慢地恢复了，我希望能再次参加周三的仪式。”

在爱因斯坦个人的感谢信中，最有趣的一封是给S·弗洛伊德的信，他曾祝贺爱因斯坦是位“陕乐的人”。爱因斯坦问弗洛伊德：“你为什么强调我是快乐的？你确实仁慈，可以洞察许多人的内心，但你却没有机会洞悉我这个人。”

在收到的众多礼物中，有一件礼物引出了一幕荒诞的滑稽剧。与柏林市市长相识、交游广泛的卜普莱希建议G·波斯市长代表柏林市送给爱因斯坦意外的惊喜，把靠近水边的一座房子送给爱因斯坦作为生日礼物。正如他自己指出的，普莱希是背着爱因斯坦这样做的。波斯市长首先确信爱因斯坦会同意，之后又征得市政府的同意，而且他相信自己知道爱因斯坦所喜爱的是那块地方（可能是从普莱希那里知道的）。在普莱希的乡下住处附近，柏林市刚刚买下一块不动产，包括一所小别墅和大的公园。在公园里，靠近河岸处有一所高雅的“贵族住处”，柏林市就是要把这块宅地送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并不是真正拥有它，只是拥有一生的居住权。这是一件不同寻常的生日礼物，在柏林共和党中也是先例。

当艾尔莎去查看这块地产时，一位贵族的绅士告知她“对这块不动产没有权利。”这位绅士的话是有道理的，因为以前的所有者在卖这块地产时，在合同里保留了长期居住权。柏林市不得不放弃这似乎是拥有但却无权处理的土地。只能另想办法，打算从这块土地上划出一块送给爱因斯坦，但是面对合同仍然无能为力。

当报纸正在大张旗鼓地讽刺政府的无能时，柏林市长先后又匆匆考察了几块土地，但都不可行。一块土地坐落在一所马房的后面，并且不靠近水边，而且记者很快发现这块土地存在蚊子和苍蝇的困扰，因此暂时不能使用。另一块地产靠近汽车终点站，车辆在转弯时经常发出尖锐的叫声。最后没有其他办法，只得建议爱因斯坦自己寻找一块土地，柏林市再买下来送给他，但他要自己花钱在上面盖房子。

报纸紧紧抓住这个折衷的建议进行渲染，结果爱因斯坦的一些熟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一家名叫斯特恩的人家，住在波斯戴姆南部，特姆普林和希维多河交汇处的一个小村庄卡普斯。斯特恩家准备把他们闲置的一块土地卖给爱因斯坦，大约有三分一亩。这块土地处在森林边的一块高地上，离水边步行只需3分钟，可以远眺勃兰登堡湖的景色。爱因斯坦是在帆船运动时知道卡普斯的，他对这个地方很满意。

同时，市政府为了解决购买土地的预算资金，建议4月24日举行城市代表会议，讨论在爱因斯坦50岁生日时准备在卡普斯买一块地产赠给爱因斯坦作为生日礼物，为此大约需要从土地获得基金中支付20000马克。结果由于这件事进入了政治的论坛上，因此流产了。

爱因斯坦已经向普鲁士森林委员会申请购买这块地产周围相连的土地，以便与赠给他作为礼物的那块地形成圆形的一块，同时寄去了在卡普斯建造房子的计划。此时，城市议会中的德国民族主义在野党，正在研究这件事，准备以此攻击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坚持举行没有公众参与的辩论，因此推迟了这项决定。5月14日，《柏林日报》在大标题下写着“共和党丢尽了脸—爱因斯坦拒绝这个礼物”。

消息灵通的《柏林日报》报告说，在给柏林市长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带有讥刺地指出生命太短暂，送给他的礼物拖得时间太长了，现在他已经不能接受这份礼物了。”很可能爱因斯坦已经意识到，把土地作为礼物送人，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实在是太奇怪了，特别是对他这样一位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这个计划明显地使人联想起国王或皇帝册封土地的事，虽然准备送给爱因斯坦的这个礼物非常小，无法与俾斯麦首相地产萨克森沃尔德相比。不管怎样，爱因斯坦决定自己购买土地盖房子，并拒绝在这点上改变主意。

在寻找土地的过程中，建筑师K·沃斯曼与爱因斯坦建立了联系，这位年轻的建筑师希望能从这位雇主的声望上得到好处。沃斯曼受雇于劳斯茨地区的木材建筑公司；在现有方案的基础上，他设计了一个线条明晰的乡村住宅，有点类似于巴赫斯的风格。除了房屋的基础外，其他部分全部是木制结构，为了过冬的需要，还安装了暖气。

在建筑这所房子过程中，第一个夏天爱因斯坦待在卡普斯，在靠近水边、杂草丛生的公园里，租了一间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的房子，把自己的船停泊在附近。在生日那天，爱因斯坦的一群朋友合伙送给爱因斯坦一件最美的生日礼物：一个215平方英尺的小型军用舰，海豚号，这是一个由红木镶嵌的精巧舒服而昂贵的生日礼物。艾尔莎在监工房屋的建造，此时的爱因斯坦正在哈维尔湖上愉快地航行和思考大统一理论呢。乡村生活使他特别开心，健康状况也明显改善，他的心脏病再也没有犯过，精力和体力也恢复如前。8月份，爱因斯坦还到苏黎世待了一周，参加世界犹太复国运动者大会。自从18个月前得病后，这是他第一个重要旅行。

1929年9月，爱囱斯坦全家搬进了这所新房子。艾尔莎描绘这所房子说：“非常艺术，非常现代！具有4个卧室，一个很大的客厅，女仆房间和洗澡间。暖气系统特别先进，每个角落都有热水。”但是屋内的家具并不现代化。沃斯曼曾经说服著名的巴赫斯艺术家M·布勒尔为爱因斯坦设计家具—当然出特别低的价格，因为这样一位有名的雇主本身对艺术就是一个很好的官传。但是爱因斯坦看到一些设计时，他抗议说：“他不愿处在这些家具中，因为会使他想起机器车间或医院的手术室。”因而没有采用这些设计，负责装潢设计的沃斯曼只能眼看着他的创造被哈伯兰德街公寓里的旧式家具替换了。这样做有效地降低了费用支出，特别是当时爱因斯坦大部分积蓄都花在房子上了，当然爱因斯坦使用的只是他的柏林账户，没有动用国外的存款。此外，爱因斯坦并不在意这所房子内外装饰是否和谐。从艺术角度来说，爱因斯坦的欣赏水平具有中等的保守意味；这种前卫派的风格并不吸引他。

搬进之后，爱因斯坦发现这新居和生活比他想象的好得多：“我喜欢长时间居住在这个新的小木屋里，虽然这所房子使我几乎破产了。每日可以进行帆船运动、欣赏风光、秋日独自漫步；这里十分寂静，真是一个天堂。”除了一些普鲁士科学院的大会，以及时而的一些公共活动外，爱因斯坦很少离开他的避难所。

爱因斯坦到巴黎访问的真正原因是，索伯尼神学院将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与他八年前访问时相比，现在的巴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问题不存在了，爱因斯坦甚至可以住在华丽的德国使馆，就使他看起来似乎是魏玛共和国的代表。到达巴黎的第一天，爱因斯坦为H·庞加莱研究所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们作了一个报告，不用说，报告的内容是关于新的统一场理论；晚上，爱因斯坦见到了伯尔尼时的老朋友M·索洛文。

11月9日，在索伯尼举行了新学期开学典礼。按照传统习惯，在典礼上将授予名誉学位。据德国大使报告说，爱因斯坦受到长达几分钟的热烈欢迎，明显地看出在其他获得荣誉博士的人中他的地位，这也说明法国科技界对他十分尊敬。“索伯尼庄严的仪式结束后，是法国哲学学会和科学院的会议。走到任何地方，爱因斯坦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和最自然的崇敬，爱因斯坦与L·布劳格力、保尔·朗之万，以及数学家E·卡尔坦和J·阿达玛进行了交谈。”只有M·居里没有露面，当时她正在美国。

报纸早已报道爱因斯坦将要成为科学院的会员，而且在他访问期间的气氛也说明了这种意图。爱因斯坦拒绝了，因为他的朋友P·朗之万还没有当选。朗之万早就是皇家学会和其他学术学会的会员；而且最近，他还接替了洛仑兹作为苏尔维物理研究所所长，因此他是欧洲物理学的主要组织者。出于对朗之万的忠诚，爱因斯坦一开始就拒绝了这个荣誉：“我最尊敬的朋友朗之万还没有成为其中的成员，而我却当选科学院的会员，我会感到很痛心的。我相信你能理解我这样作的原因。”

访问结束前，德国大使正式邀请爱因斯坦到他的住处就餐，同时接受邀请的还有法国著名的知识分子。回到柏林，爱因斯坦发现他的巴黎之行很精彩，虽然对他摇摇欲坠的身体来说是很大的考验，但是爱因斯坦还是坚持下来了。几个月后，虽然爱因斯坦比较喜欢现在的安静，但他仍然回忆起在巴黎的美妙日子。

1930年4月，爱因斯坦与妻子和女仆又搬回了乡下住处。有时，秘书海伦·达克斯从柏林来到这里；从1928年4月份开始，达克斯负责整理爱因斯坦的文章和信件，并且几乎成为这个家庭中的一员。H·达克斯与艾尔莎一样出生在海赤根；是艾尔莎自己挑选这个年轻的女人，确保她各个方面都很可靠。这个大家庭还包括艾尔莎的女儿，玛格特和伊尔瑟，以及伊尔瑟的丈夫鲁道夫·卡撒，他们在卡普斯的这所房子里有独自的房间，因此可以在这里待上几周，甚至几个月。

还有一位叫“计算器”的W·枚厄，从维也纳来的数学家和微分几何书的作者。1929年底，爱因斯坦把他带到柏林作为自己的助手。他们的合作开始很有进展，并且联合发表了一篇文章，寄到了普鲁士科学院。爱因斯坦十分欣赏枚厄，把他描绘为“一个十分出色的小伙子，如果不是犹太人，早就成为教授了。”枚厄也时而住在卡普斯，但不是住在爱因斯坦的房子里，而是住在附近的地方。

对柏林人来说，卡普斯确实是一个“偏僻的地方”。首先要乘火车到波茨坦，从那里还要乘坐不经常有的汽车，而且爱因斯坦那里连电话也没装。不用说，当房子正在建造时，那种寂静的乡村之夏并不长久。这位房子的主人非常好客，发出了很多邀请，并且大多数人都应邀来到这里：他的妹妹玛雅，儿子爱德华，亲朋好友，在柏林和海外物理学家同行，以及一群知名的人物。从倍受称赞的诗人G·霍普特曼，到著名的印度诗人和哲学家、东方神秘智慧的传道者泰戈尔。

正在旅行的泰戈尔不愿错过拜访爱因斯坦的机会。卡普斯的村民看到他的来访，一定非常吃惊。1930年7月14日，泰戈尔身穿飘扬的长袍，带着一大群随行人员前来拜访爱因斯坦。两名随行的秘书，在爱因斯坦的住所忙碌地记录他们的主人和爱因斯坦的谈话。几周后，这些谈话出版了；但是东西方智慧之树并没有产生丰硕的果实，因此爱因斯坦评论说：“我和泰戈尔的对话完全是失败的，因为交流十分困难，所以根本就不应该发表这些谈话。”尽管如此，这些对话还是重印了许多次。

爱因斯坦是这样喜欢他的乡村生活，除了在普朗克和自己提交论文时出席的会议外，不再参加物理学讨论会，甚至于科学院每周的会议。爱因斯坦现在提交的论文也越来越少了。艾尔莎这样评论这个愉快的夏天说：“除了来来往往的许多来访者外，生活还是田园式的。阿尔伯特非常充沛，好像以前没有工作过似的努力工作。他已经构想出最美妙的理论，而且日臻完善。如果能证明是正确的就好了！”但是她的祈祷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这个距离平行理论没有产生任何结果，甚至爱因斯坦与W·枚厄的合作也没有产生可以进一步发表的东西。

对于柏林人来说，爱因斯坦仍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而且还成为许多轶事的主题。例如，J·普莱希编写了一个故事，介绍他与柏林市市长G·波希一起拜访爱因斯坦住处时发生的事。当时，风把附近垃圾处理厂正在处理污物发出的刺鼻味传到爱因斯坦的住处，市长感到对这讨厌的气味负有责任，向爱因斯坦提出一个很尴尬的问题，问他待在乡下时，对这气味是否感到烦恼。爱因斯坦回答说：“对于这个赞赏，时而我也回敬它。”这个故事不久就传遍了柏林。

爱因斯坦不仅是无数轶事的主角，同时也经常是幽默话题的主角。这些笑话，有的是因为他与众不同的外表引起的。夜总会和酒店的喜剧演员经常对这个想象中的精神世界的教授开低级的玩笑，髦毛一样的头发和小提琴盒使爱因斯坦更像一位音乐家。而不是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害怕别人把他当成一位小提琴手。一位专业小提琴手回忆说：“爱因斯坦的弓法就像伐木工人拉锯一样。”显然，爱因斯坦很早就放弃了正规训练。此外，他还不能忍受人们对他表演的批评。出版商S·费希尔的女儿告诉我们说，她经常为爱因斯坦进行钢琴伴奏，多次见到爱因斯坦大怒：一次演奏巴赫的协奏曲，爱因斯坦突然对另一位小提琴同伴，一位很好的小提琴手E·霍普特曼大喊道：“不要拉这么大声。”根据T·费希尔的介绍，爱因斯坦在音乐的争论上比在科学的争论更爱激动。事实上，在达尼勒格街的犹太人会堂的音乐会上，爱因斯坦还公开演奏了巴赫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因为这是一次为犹太人社团的福利和青年部进行的义演，所以音调的美妙与否并不重要。

尽管在卡普斯和爱因斯坦的市内公寓中充满着轻松的气氛，但是他们的客人并不是一直感到舒服。他们不会看不到这样的事实：爱因斯坦与妻子之间的关系非常冷淡。艾尔莎的存在似有似无。正如他的建筑师，以及其他许多人见到的一样，产生这种不安气氛的原因是，爱因斯坦对待妇女就像“磁铁作用于铁屑一样”，而且并不觉得这种效应讨厌。与B·诺曼断绝关系后，爱因斯坦显然并不满足于在星空中寻找欢乐。虽然爱因斯坦没有与艾尔莎离婚，但是他的率直、行为不忠经常与艾尔莎发生冲突。

自从1925年秋天，人们经常见到爱因斯坦与一位年轻的女人在一起，这个女人比他小一些，是位寡妇，优雅而极有魅力。这位名叫T·曼德尔的小姐，过着一种奇特的生活，拥有一台轿车和司机，住在万希的一幢大别墅里。爱因斯坦经常在那所别墅里待上几天几夜，有时甚至把他的船停泊在万希。对这种关系爱因斯坦从来不做任何保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T·曼德尔小姐似乎属于这个广义的家庭，这只是由于爱因斯坦妻子的容忍。在劝说丈夫方面，艾尔莎显然缺少外交手段；相反，她想恐吓爱因斯坦。一次，T·曼德尔小姐来接爱因斯坦去剧院，在下面等着时，屋里发出很大的吵闹声，艾尔莎不让爱因斯坦带着钱外出。

爱因斯坦决不是为这种场面担心的人，所以多年来T·曼德尔小姐一直是爱因斯坦去音乐会和剧院的伙伴，他们甚至一起在卡普斯游船。爱因斯坦的女仆回忆说，曼德尔小姐并不是爱因斯坦惟一的朋友，爱因斯坦教授很喜爱漂亮女人，他无法抗拒漂亮女人。同时也不缺少喜欢在公开场合与一位天才在一起的漂亮女人。但这似乎没有影响爱因斯坦与T·曼德尔小姐的关系，直到1932年她离开了柏林。

当曼德尔小姐离开柏林时，爱因斯坦早已经有了另一位女朋友，E·凯瑟耐勒波根小姐，她也有一辆轿车和一位司机，拥有一个花店连锁店。除此之外，还有称为“奥地利人”的M·莱恩巴赫，一位年轻美丽，头发金黄的白种人，爱因斯坦的妻子不能容忍她的出现。尽管艾尔莎的态度不好，“奥地利人”仍然每周定时一次到卡普斯。根据爱因斯坦女仆的回忆，在“奥地利人”到来的这些天里，艾尔莎别无选择，只有早早地离开这里，去柏林买些东西。

虽然爱因斯坦不理睬柏林人的说长道短，很少顾及村民的愤怒，经常与妇女们一起航船，或把航停泊在芦苇中，但他仍然担心子孙的名声。虽然曼德尔小姐后来生活在苏黎世，之后生活在美国，但是在爱因斯坦的要求下，与T·曼德尔小姐之间的所有信件还是都销毁了。爱因斯坦的这些女朋友，包括“奥地利人”，都没有为我们留下任何流露感情的字迹。爱因斯坦显然希望这些女人，像他的女儿一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任何希望写爱因斯坦自传的人都清楚爱因斯坦原则，他坚持个人生活个人化。他们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继子、《新闻展望》的编辑、S·费希尔出版社的顾问鲁道夫·卡撒。卡撒打算在爱因斯坦50岁生日之际，出版一本爱因斯坦的传记。

爱因斯坦劝说卡撒的话可能与他后来用于劝说大卫·瑞克斯坦（另一位很有前途的自传作家）的话一样。爱因斯坦认为：“给一个还活着的人出版自传不合适宜”。至多他只能接受关于个人背景情况的介绍。最后，显然是想起了1921年明可夫斯基的书曾引起的混乱，他指出“由于这个原因，圈子内的人们相互疏远了。他们认为我无知，爱出风头，这是十分自然的。虽然这样的观点我并不介意，但你可以想象那会很大程度上扰乱了我的生活，引起紧张气氛，而我这个人特别喜欢和谐。”

禁止他的继子在德国出版他的自传，但并不包括在国外出版，爱因斯坦也是同样向瑞克斯坦建议的。虽然这样做仍“欠妥当”，但爱因斯坦认为“作家们十分需要挣钱，显然不能让他们等到我死之后。”但是，当爱因斯坦读到瑞克斯坦的部分手稿时，他给作者写信说：“我的美好愿望彻底结束了。如果你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出版这本书，那么我们之间的一切关系都结束了。”1934年，这本书还是在布拉格出版了，爱因斯坦对此很不高兴。

1930年，卡撒所写的自传用假名在纽约出版了，其中包括爱因斯坦本人所作的简短前言，说明作者与他很熟悉。虽然爱因斯坦读过这本书，并且认为书中所有的事情都是事实，但是他的断言却是不真实的，因为其中有几处严重错误。

像对待以后出版的关于他本人的书一样，爱因斯坦可能这次不让这本书遵守他所严格遵守的规定原则。

爱因斯坦本人经常向他的自传作家建议：在国外出版。他的文章《新的统一理论》是在《纽约时报》和英国的《时代周刊》发表的，而不是在德国报纸上发表的，其中原因不仅仅是稿费的问题，而是因为他担心，在德国写一篇新闻文章介绍自己的工作会被看成是对科学礼节的渎职。

对于他个人的一篇文章，爱因斯坦也采用了这种方法。这篇文章于1920年在柏林写完，却在美国出版了。文章的标题是《世界之我见》，有时完全是出于文字的优美，爱因斯坦在这篇文章中描述从叔本华那里体会出的关于“我们地球人现在处境”的思考。爱因斯坦列举了他的理想境界是“友善、美丽和真理”，并且认为神秘是我们所经历的最美丽的事。这些不是深奥或创见性的见解，如果有些重要性的话，那就是爱因斯坦想使艰难创造出的资产阶级新文化永存。任何教授和校长都可以写出这样安逸的文字。

在学术圈子里，爱因斯坦的这种社会正义感和民主态度，特别是在美国这篇文章中所表现出的态度，都是不正常的，时而流露出一个德国浪漫天才的狂热。爱因斯坦认为“人格”是真正有价值的品质：它本身就可以使事情变得高尚和崇高，而普通人一直是思想和感情麻木。任何反动的大学讲师都存在这种由于自身的优越感而对普通人所表现出的轻蔑。爱因斯坦对军队的态度却是十分严厉：“如果有人认为穿上军装，按着音乐行军是一种快乐，那么我看不起他；他只有健康的身体，而没有聪明的头脑。”如果这些话在德国出版，特别是在一位陆军元帅再次当选为总理之际，爱因斯坦一定会面临治罪的危险。

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段，不是关于爱因斯坦怎样看待世界，而是关于他怎样看待自己的，爱因斯坦分析这种矛盾的根源：他热心的社会正义感总是与缺乏同个人或团体合作形成奇怪的对比。爱因斯坦是一个真正的“独行者，从没有全身心地属于一个国家、祖国、我的朋友们、甚至我的家庭，尽管存在这种联结，但我一直有外来者的感觉，而且喜爱僻静之地……虽然受到与其他人交流、和谐共处的限制，但并不因此感到后悔。”

当然爱因斯坦并没有受叔本华的影响，他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认为在柏林的生活像“一个吉普赛人，一个流浪者，任何事情都可以看到喜剧的一面。”这并不是什么夸张，只是反应爱因斯坦本人矛盾的侧面，一方面这位独行者十分需要自由，另一方面，他积极参与干涉社会和政治的活动，诸如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参与各种呼吁。

爱因斯坦天生就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但是他对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只是他个人的看法，没有超越小群体意识。20世纪20年代晚期，因为对国际联盟呼吁裁军和禁止战争失败的失望，爱因斯坦成为一个军事和平主义者。当国际联盟取得了一些小成绩，例如编写福利条款和禁止使用毒气等，爱因斯坦在公开场合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呼吁停止任何形式的战争服务：

对我来说，给战争加上某种规则和限制是没有意义和根据的。战争并不是游戏，所以也不可能按照游戏的规则进行。我们必须反对战争，只有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反对和平时期的军事服务才能更加有效地反对战争。

1928年初发表的第一个宣言之后，出现大量评论，和平主义者组织的成员们也收到很多祝贺，不久爱因斯坦成为军事国际和平主义英雄。

爱因斯坦完全知道，对于这个问题，他的情感超越了他的理智。爱因斯坦的语言决不是和平的，经常是无情的、具有侵略性的。爱因斯坦认为国际律师和哲学家们，从格罗特斯到康德，所讨论的“正义战争”是已经解决了的难题：任何军事服役都没有例外，是在准备进行有组织的屠杀。这也是他在日内瓦世界和平联盟的《和平宝书》中所写的：

一个受命于当局而参与系统屠杀的人，或者受利用而参与类似的活动及其准备工作的人，没有权利称自己是基督教徒或犹太人。

人们问爱因斯坦，如果战争爆发了，他将做什么，他清楚地回答说：“不管战争的起因是什么，我都将坚决反对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战争服务活动，同时劝说我的朋友也这样做。”这样的评论无疑会被各国的典型代表认为是诽滂性的。由于政局的变动，爱因斯坦自己也不得不修改自己的观点。

不管爱因斯坦强烈和平主义的根源是什么，这种根源与对人类生命的尊重没有关系。在关于死刑的看法上，爱因斯坦写道：“在原则上，杀死一个没有价值或有害的人，我没有意见；我反对死刑是因为我不相信人类，包括法庭。我更欣赏的是人的质量而不是人的数量。”这种关于人类生命质量和数量的评价是“优秀人种”的行话，人们一定感到很受打击，这样的话竟然出自一位大家和本人都认为是仁爱的和平主义者口中。但是任何研究爱因斯坦思想的人经常会发现这种突出的矛盾。爱因斯坦显然并没有受这些矛盾影响，可能他根本没有意识到。

在德国，尽管存在对战争的恐惧，但是所有有关军事的事情仍然很受尊敬；爱因斯坦所号召的，拒绝任何军事服役只是理论上的，因为在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下，德国只有极少的军队，不存在征召。但是，不论在哪里，如果一位年轻人因为拒绝服役而被控告—不论在芬兰还是波兰—爱因斯坦都会提出抗议，给大臣们和军事法庭写信。在这种事上，他决不让步。即使是瑞士这样没有侵略的国家，它的军事体系也没能逃出爱因斯坦的鄙视。自从42岁以后，爱因斯坦还为这个军事体系交过军队税。1929年，当他的部落伙伴在巴勒斯坦的安全，甚至生存受到威胁时，爱因斯坦仍然坚持他的和平主义者原则。

尽管爱因斯坦对犹太复国运动充满矛盾，对希伯来大学的发展方向十分愤怒，1929年8月，爱因斯坦仍然参加了在苏黎世举行的第十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这次活动是魏茨曼工作的顶峰，为了建立一个犹太教巴勒斯坦，应该把所有的组织团结起来，不管这些组织之间存在什么样的政治分歧。

8月11日，在星期天的开幕式上，发言者包括F·沃尔堡和L·萨米尔（以前巴勒斯坦的英国总督）这样的巴勒斯坦犹太教国家的杰出拥护者，当然也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忠心地欢迎“那些自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有勇气、有能力的少数民族”。犹太教的团结给爱因斯坦留下深刻的印象。晚上，在道尔多大酒店，爱因斯坦在宾馆的留言纸上写道：“今天，赫泽尔和魏茨曼的种子终于奇迹般地发芽了。在场的人没有不受感动的。”魏茨曼在这个留言纸的下面写上自己的附言，并把这个珍贵的留言一直保存到死。不久，两个人都发现这个种子是在纷争的土壤上发芽的。

爱因斯坦回到柏林不久，报纸就报道了在耶路撒冷的老城，阿拉伯人袭击了犹太人。这种暴行像野火一样蔓延；在英国托管的军队成功地平息了反叛时，已经有成百的犹太人被残酷地杀害了。曾经很长时间，爱因斯坦一直忽视了久居的阿拉伯人与犹太教新移民之间的冲突，直至反叛暴发，爱因斯坦还是低估了这个冲突。没有正确了解事件的真正情况，爱因斯坦认为英国的“分裂与统治”政策应该对所有的事件负责。

在一份首先在英国发表，后来传到世界各地的声明中，爱因斯坦严厉地谴责了阿拉伯人的屠杀者和英国托管的失败；但是与大多数犹太爱国运动者不同，他并没号召进行报复惩罚行动，而是以双方的利益为基础，公正地裁决说：“犹太人不想在英国的刺刀保护下，生活在他们父辈的土地上。他们来到这里是作为阿拉伯国家的同族。”在柏林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发言人要求按照法律惩罚阿拉伯人，爱因斯坦责备他说话像墨索里尼，缺乏和解精神。后来，发现几个阿拉伯人确实犯有杀人罪，并被判处死刑，爱因斯坦与其他拒绝军队服役的人一起请求巴勒斯坦的高级代表把死刑改成监禁。

同时，爱因斯坦呼吁魏茨曼从犹太人2000多年的苦难中觉醒，寻找与阿拉伯人“和平合作”的方法。在与一份阿拉伯杂志的一位编辑的通讯中，爱因斯坦重申两个伟大的犹太教民族拥有一个共同的未来，他们应该通过明智的合作，找出一种消除误解的方法。他建议由4名犹太人和4名阿拉伯人组成一个秘密委员会，代表他们各自的利益，显然这是武断和不现实的。

他的同事们并不希望这个已过50岁生日的重要科学家再有令人激动的新发现，只希望他作为他们学科的代表，成为一位科研活动的明智的组织者。爱因斯坦一直在逃避这第二个角色，但第一个角色却很耀眼：他成为公众心中的物理学代表。从新闻影片中可以看出，爱因斯坦从这个角色中获得很大快乐。例如在1930年，在柏林的发射塔下，爱因斯坦召开了第七届德国广播和留声机展览会，德国所有的广播站都要转播他的讲话。穿着华丽的服装，过早变白的毛发被风吹着，爱因斯坦踏上装有麦克风的讲台，开始说道：“亲爱的与会者，没有来的听众们。”

爱因斯坦没有错过这个机会，他劝说上百万的观众要尊重科学和技术：“当你们听广播时，试想一下人们是怎样获得这样美妙的信息工具的。因为所有技术成就的原始动力都是源于研究人员神圣的好奇心，以及为此而进行的修补和思考，同时还有技术发明者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像力”。引用了一系列的科学先驱，他向奥斯特、麦克斯韦、赫兹，以及技术先锋瑞斯和贝尔表示敬意；同时他也纪念那些不知名的技师，是他们简化了广播通讯设备，并使之批量生产，使我们今天可以利用这些发明创造。C·P·斯诺后来所描述的“两种文化”问题，爱因斯坦只用一句话解决了它：“他们将感到惭愧，他们只知道利用科技奇迹，并不理解，就像牛与植物学一样，牛只知道快乐地吃植物。”虽然爱因斯坦希望这次广播能在“国际和解”中起到独特作用，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不到三年，德国把这次广播作为恶意宣传的工具。

自从1923年起，爱因斯坦再也没有在大学讲课。因此，偶尔作一个讲座，会引起很大的兴趣，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名声，而是因为他的演讲天分。F·哈伯评论科学院学术演讲水平时说：“在科学院的60位同事中，经过准备，大多数人都能给广大观众作些指导，但是能轻易地把专业能力、表达技巧和个人朝气结合起来的人只有爱因斯坦。”

因此，当爱因斯坦讲演时，大厅里不可避免地挤满了人，不管是在容纳1000人的122号大厅里作《光的发射问题的理论和实验方面》的报告，还是在达莱姆能容纳450人的歌德大厅里给皇家威廉学会作《关于物理空间和以太问题》的报告。这两个讲座，爱因斯坦并没有准备手稿；至多参考一下所作的几个提纲。

1920年6月，在德国物理学会的庆祝会上所作的报告，充分显示出爱因斯坦高超的演讲技巧。为了纪念M·普朗克获得博士50周年，M·普朗克奖章第一次由普朗克亲自授予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在接受奖章时，发表讲话对普朗克表示崇敬，认为这位“受尊敬的大师”是自己科学发展的基础，爱因斯坦用量子之谜的斗争反对早已建立的统计解释，最后感谢普朗克对自己工作的鼓励与支持，并为科学界树立了正直的榜样。所有这些都说明，这种演讲成就在科学界是少见了。不知J·普莱希说的话是否可信，在开会前，在做鞋人的账单的背面，爱因斯坦只草草地写了几个字，因为担心在向这位父亲般的人物表示敬意时，忘了要说的话。

爱因斯坦对“这位大师”的尊敬，使他不愿在大学中成为普朗克的接班人。自然的，由于爱因斯坦的“独特地位”，这个很有权威的职位应首先考虑给爱因斯坦；但是一个秘密询问显示出，爱因斯坦不想看到他现在与教授们的关系有任何改变，因为他对现在的关系很满意。爱因斯坦评论寻找普朗克接班人的漫长过程时说：“感谢上帝我躲开了，不用参与这种智者的竞赛。我一直认为参与这种竞赛有一种奴性，很像对金钱或权力饥饿的人。”爱因斯坦最关心的是保持自己的自由。那时，没有人让他严格遵守员工大会和课堂教学的工作纪律。

E·薛定谔最终成为普朗克接班人，爱因斯坦不仅有了一位新同事，而且又有了一位新朋友。在许多方面，爱因斯坦感到自己与薛定谔有共同之处。这位接班人是奥地利人，与僵化的普鲁士人完全不同。

虽然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工作使物理学得到极大丰富，但爱因斯坦却一直不热心组织管理工作。在爱因斯坦任所长的20多年时间里，根本没有着手建立皇家威廉物理研究所（在纳粹时期，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才建成了研究所），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爱因斯坦对此缺乏兴趣。

早在1914年，在普鲁士科学院任职时，就考虑在爱因斯坦领导下建立一个皇家威廉物理研究所，而爱因斯坦希望他的工资与皇家威廉研究所不发生关系。他说：“我并不是研究所所长以及有关工作的合适人选，所以我认为自己应该停止这项工作。”由于战争的原因，直到1917年，才建立了这个研究所。当时也是临时的，没有自己的楼房和员工。研究所设立在它的所长，爱因斯坦的阁楼上，当然，有资金支持物理研究。

日本之行回来之后，爱因斯坦把管理工作交给马克思·文·劳埃，并且希望即使一个正规的研究所建立起来了，劳埃仍然承担管理工作。在给这位不爱讲课的同事的信中，爱因斯坦说：“我非常高兴把皇家威廉物理研究所交给你，这样我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进行工作了。”但是在建立这个研究所的过程中，爱因斯坦没有做任何事情。

1929年3月，与董事会一起，爱因斯坦提交了一个建立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建议书。其中关系到当前的实验经费问题，并且相当昂贵。经费并没有适当调整，因为“在物理发展史上，理论物理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种发展十分强劲，并取得很大成功。在整个科学史上也很难找到可以相比拟的事物。这决不是夸张说法，在过去的25年里，理论物理已经成为科研的中心，并带动其他领域迅速发展。”第二天，达莱姆的皇家威廉研究所的全体科技人员很受鼓舞，建议所长建立一个理论物理研究所，以便弥补“这个短缺的知识中心”。

首先，由于资金不足阻碍了这些计划的实施。一年后有了好转，1930年4月，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巨资65.5万美元建立一个细胞生理研究所和一个物理研究所。在沃尔堡的精心指导下，早在1931年就开始建立细胞生理研究所；但是那时，物理研究所的人员问题还没有落实呢。

1930年底，在访问柏林时，一直认为爱因斯坦具有所长权威的美国人感到非常失望。爱因斯坦刚刚离开去美国，就谣传爱因斯坦接受了加州理工学院的任职。皇家威廉学会管理者、总裁F·格拉姆无法反驳这些谣言，只能承认爱因斯坦的决定很奇怪、让人难以理解，关于他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格拉姆甚至没法提供爱因斯坦在研究所任职的有关情况，只能含混地说：“爱因斯坦可能搬到研究所里，因为那是一个从事研究的好地方，但也可能待在自己的家里，他喜欢在家里思考。”

事实上，爱因斯坦喜欢在家里思考，所以接任阿道夫·文·哈拿克的学会主席M·普朗克发现很难用洛克菲勒提供的资金建设这个研究所。虽然存在很多疑虑，即使是民族社会主义者掌权以后，美国基金也不想取消承诺。因此在皮特·德拜的领导下，1936年终于建成了皇家威廉物理研究所，当时爱因斯坦早已经离开了德国。

当他的朋友们，包括他本人认为乡村别墅建完后，这位“吉普赛人”会安居下来时，爱因斯坦又一次准备远行了。星星已经为他指向了通往加州的路，这次加州之行，完全是出于科学的原因。在卡耐基基金会资助下，采用100英尺的巨大反射望远镜，加州威尔逊山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们取得了重大的发现，为理解宇宙结构迎来了新的曙光。同时，1930年夏天在卡普斯来访的客人中有一位A·弗莱明，是帕沙第纳的加州理工学院董事会的主席，在米离堪的领导下，加州理工学院发展成为一流的大学。当弗莱明重新发出米离堪早期没有成功的邀请时，因为威尔逊山天文台的原因，以及像R·C·弗尔曼和保尔·艾普斯坦等物理学家们的杰出天文发现等原因，使爱因斯坦这次接受了邀请。对爱因斯坦来说，与他们合作很有吸引力，因此答应1931年前两个月到加州作“助研”。美方同意支付7000美元，这是一位高级教授一年的工资。同时商谈永久合作的方式，并且会支付更高的工资。

爱因斯坦之所以很愿意接受这个邀请与宇宙之谜有关，不是因为德国政局的原因，而是为了寻找一个新方向。自从1929年秋天，由于世界范围的大萧条，洋格计划规定的赔款，以及对H·布拉宁政府的经济制裁，德国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失业大军不断增加。许多青年科学家，因为缺少研究经费，而失去了工作。但是没有人，包括经常参与政治的爱因斯坦，也没有想到魏玛共和国将要倒台了。

爱因斯坦显然没有让政治干扰他那快乐的夏日。在9月14日的大选中，一个以前分裂出去的、不太重要的组织：民族社会党，在他们的“领导”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获得了600万选票；因此反犹太人组织在议会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势力。犹太教电报机构的柏林办事处焦虑地询问：“是否有必要把犹太人团结起来进行反击。”爱因斯坦很有信心地回答说：

一开始，我认为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只是暂时经济状况恶化的结果，只是共和国的小儿科。我相信，犹太人团结很重要，但是任何针对选举结果而采取的行动都是不合适的。

一年来，爱因斯坦一直感到很安全。直到不久以前，他才意识到德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在去美国西海岸访问之前，爱因斯坦首先在欧洲待了几周。10月20日～25日，他参加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苏尔维大会。会议的真正议题是物质的磁性质，但爱因斯坦对此并不感兴趣，而认为接下来的量子力学辩论很有吸引力，虽然他不能说服任何人接受自己的观点。

接下来，爱因斯坦在伦敦待了3天。他曾经答应参加为了减轻东欧犹太人困境而举行的活动。曾经是巴勒斯坦高级代表，现在的英国邮政总长赫尔伯特·萨米尔邀请爱因斯坦到家里做客，爱因斯坦“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表示：“我不仅愿意接受你的邀请，而且这也是我最大的快乐。”

爱因斯坦与赫尔伯特主要用法语交流，赫尔伯特为爱因斯坦安排了几次愉快的宴会，并带他到下议院的异乡人画廊参观。在华丽的沙维宾馆，由罗特希尔德主持的慈善会特别令人满意，首先要感谢乔治·B·肖。74岁的肖发表讲话，赞扬爱因斯坦是托勒密和哥白尼式的宇宙创造者。从电影的剪辑上，我们可以看到，肖的讲话充满机智和幽默，使爱因斯坦这位贵宾开心地大笑。

第二天，当魏茨曼邀请爱因斯坦作客时，爱因斯坦还在为沙维宾馆发生的笑话感到好笑，当时来到宾馆的大多数客人不知道应该与谁先握手，是罗特希尔德还是“犹太教圣人”。在去火车站的途中，爱因斯坦告诉他的主人赫尔伯特，在年轻时，他从没有想到会到英国参加这种公共活动。他不太习惯这样的事情。

从伦敦，爱因斯坦向苏黎世进发。为了拜访拉肯宫的“皇族”，爱因斯坦在布鲁塞尔稍作停留。去年，爱因斯坦在拜访安特卫普的叔叔凯撒·科克时，1929年5月20日曾接受比利时女王伊丽莎白的邀请，到拉肯宫作客。伊丽沙白是巴伐利亚皇族成员，非常喜爱音乐；爱因斯坦曾与她和一位宫女表演了一个三重奏，一起喝茶，并向她解释物理。当时国王到外面访问去了，这次爱因斯坦见到了国王。在一封信中，爱因斯坦生动地描述了第二次访问：“3点，我乘车来到皇宫，在那里我体会到了感人的真诚。这两位率直的人十分纯洁、善良，世上难找。我们首先闲聊了一个小时，接着来了一位英国女乐师，我们一起表演四重奏或三重奏（还有一位会音乐的宫女），演了几个小时，非常开心。之后，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只有我和皇族们共进晚餐。没有仆人，只有蔬菜、菠菜煎蛋和土豆，就这些……我很开心，我相信彼此都有这样的感觉。”

爱因斯坦的印象是正确的。爱因斯坦和“皇族”之间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友谊，这种友谊在他一生的关键时刻起了很大的作用。一开始，这种关系就与众不同，不是普通的皇室人员偶尔花费时间与知识界巨人的那种接触。他们对世界战争持有同样的观点，当时阿尔伯特国王勇敢地带领他倍受折磨的人民奋争，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柏林勇敢地与德国沙文主义保持距离。他们对音乐和学识也有共同的兴趣。所有的这些无疑提高了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但是爱因斯坦与“皇族”之间的友谊远远超出了志同道合。在去世前夕，在爱因斯坦给“尊敬的女王”的信中（国王死于1934年）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存在深深的同情。

到达苏黎世后，爱因斯坦成为瑞士工业大学创建周年纪念会上的贵宾。虽然以前没有成为这所大学的助手，现在爱因斯坦却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这个博士学位可能比其他许多博士学位更重要，因为爱因斯坦早就不指望了。爱因斯坦还是住在原来的家里：米列娃的公寓，他的老朋友贝索前来看望他，同时高兴地见到了苏黎世的同事。在访问期间，爱因斯坦惟一不快的是对正在学习医学的儿子爱德华健康的担忧。爱德华天分很高，并且具有音乐天赋，但是现在却出现精神不稳定的各种严重症状。

回到柏林，离加州之行还有3周时间。这次美国之行是一次工作访问，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但是相反的情况发生了，对于新闻界的过分关心，爱因斯坦只能耸耸肩，无可奈何地说：“我所做的任何事都变成了自吹自擂的独奏。”其实，爱因斯坦自己确实成为一位精力充沛的独奏者，他写了一篇长篇文章《宗教与科学》，11月9日星期天发表在《纽约时代杂志》的头四页。

在这篇文章中，爱因斯坦再现了有知识、有自由思想的人对宗教的批评，强调一种高水平的宇宙宗教信仰，以自然和观念世界中奇迹般的秩序为基础，避免所有以人为中心的重述。他最后总结道，不仅自然科学与宇宙宗教信仰没有冲突，而且后者事实上是科学研究中最强和最卓越的主流。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在某种意义上，爱因斯坦具有很深的宗教意识。

这篇文章在德国发表，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但是在美国，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虽然许多人自认为是爱因斯坦所说的“宇宙宗教信仰”，包括新犹太教，启蒙基督教，教友派和惟一神教派，但所有信仰正统思想的人都认为这个“宇宙宗教信仰”是无神论，或者纯粹是愚蠢的胡言乱语。不管怎样，此时的爱因斯坦再次成为美国人的兴趣焦点，每天在哈伯兰德街，爱因斯坦都会收到来自美国的无数电报邀请和建议，看来爱因斯坦这次访问又会掀起一次狂潮。

第31章 走进美洲

1930年12月2日，爱因斯坦在安特卫普登上了一艘比利时汽轮比利时号，开始了加州之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爱因斯坦将多次乘它旅行。同行的人有他的妻子、秘书海伦·达克斯，和“计算器”W·枚厄，因为在船上，爱因斯坦打算工作。在上层的豪华的包厢里，爱因斯坦感到不舒服，似乎自己是一位反面人物和间接的广告推销商；与船上工作人员高雅、富有涵养的举止相比，他感到自己的农民举止很怪异，爱因斯坦一贯不注重衣着，即使在晚餐神圣的圣礼时也如此。在南安普顿停留期间，爱因斯坦借此机会欣赏英国教育的成果：“在英国，即使是记者也有约束、按部就班。一个‘不’字就足够了。”而在新世界，一切情况都将不同。

比利时号先在纽约港停留5天，开始时爱因斯坦并不想到岸上去，以免引起注意。但是《纽约时报》认为他不可能避开新闻媒体，除非他把自己锁在船上事务长的保险柜里，即使这样，也会有照片—当然是保险柜的照片。

当比利时号轮船靠近纽约港时，船上收到无数电报，以致于船上的无线电工作人员忙得满头大汗，这一切预示着将有重大事情发生。到达纽约后所发生的事比想象得还要狂热。成群的记者登上了船，德国领事也带着他的胖助手施瓦茨来到了船上。一大群摄影师像饿狼一样朴向爱因斯坦。记者们问了一些精巧而愚蠢的问题，爱因斯坦用肤浅的笑话作答，并赢得他们的兴趣。所有的事情都与10年前第一次访美时相似，只是比以前更加狂热由于爱因斯坦仍然不懂英语，即使是见面时用的敬语，爱因斯坦讲的也是德语，两个广播公司在船上现场直播。爱因斯坦向美国的土地和人民致敬的方式类似于罗马教皇。

在所有的这些吵闹中，爱因斯坦的妻子证明是一位谨慎的经纪人，她安排爱因斯坦教授的约会，对每一次照相、每一次会面都收取少量的费用，这些钱并不是进入爱因斯坦的腰包，而是用于柏林的穷人和世界上拒绝服役的人。在这方面，爱因斯坦应该感到满意，由于艾尔莎的精明管理，他为慈善募捐了1000美元。

发生的一切都与计划的不同，比利时号轮船在纽约抛锚的5天是激动和劳累的5天。爱因斯坦参加一个活动又一个活动，与城里的精英，以及F·克莱斯勒、泰戈尔（爱因斯坦早已认识这两人），和A·托斯克尼（与爱因斯坦第一次见面）这些路过的著名人物会面、交谈。爱因斯坦还目睹了自己的塑像被存放在哈德森河边教堂的鼓室里，与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们一起接受礼拜，爱因斯坦是其中惟一活着的人。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诸如“爱因斯坦从记者中逃跑”等；只有晚上回到船舱里，爱因斯坦才有空休息一下，因为有警察站岗，禁止其他人进入船舱。

在一个庆祝仪式中，纽约市市长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N·巴特勒分别发表讲话，授予爱因斯坦为纽约城的荣誉市民。爱因斯坦自己参加了在曼底森广场公园的庆典，并作了一次讲话，在那里爱因斯坦被当成是犹太爱国运动者中的一员。12月14日，在里茨－卡尔顿的新历史学会会议上，爱因斯坦发表了一个很有争议的讲话。在讲话中，作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表现出很大的政治热情。

在船上，爱因斯坦曾说过，美国人有能力战胜我们时代所面临的军国主义威胁。现在，他调整自己的立场，悲哀地说：“在现在的军事体系下，任何人都可能为了国家的名义被迫进行屠杀。”爱因斯坦认为要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就要决不妥协地反对，也就是拒绝军事服役。他说：“如果被征召的人中有百分之二的人声称他们将不服役，同时要求采用和平方式解决所有国际间的冲突，那么政府也无能为力。”最后，他号召建立一个国际组织和国际和平主义者基金，帮助那些因为拒绝在武装力量中服役而遇到困难的人。

几年来，这“百分之二”的演讲成为战争和和平主义的一个基本法。这个讲话被多次重印。在德国也出版了摘录，在一个表示愤怒的标题下，《爱因斯坦为拒绝服兵役的人乞讨—一位科学家在美国难以置信的宣传方法》，节选了爱因斯坦的讲话；部长把这篇文章寄给了皇家威廉学会主席普朗克和总长格拉姆，同时询问爱因斯坦教授在皇家威廉学会的表现。在美国，爱因斯坦的讲话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可，但是爱因斯坦非常高兴地看到，在街上或在校园里，许多年轻的美国人穿着具有煽动性口号“百分之二”的制服，每个人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12月16日，比利时号轮船离开纽约时，爱因斯坦虽然对他的同胞们所表现的难堪的爱很失望，但是他应该高兴，毕竟他的访问取得了一定成效。

船向南通过巴拿马运河航行，途中的景色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爱因斯坦有机会欣赏中部美洲革命的有趣插曲，这些革命的插曲再次体现了，为什么在科学上，爱因斯坦不喜欢用“革命”的字眼，他说：“在我们到达哈瓦那时，那里正在进行革命，当我们离开巴拿马时，那里也发生了革命。在这次运动中，他们的总统、苏黎世工学院以前的学生被赶下了台。”同行的船客对爱因斯坦非常感兴趣，他只能用黑色幽默自嘲。爱因斯坦在日记中写道：“船上的客人越来越强求，不停地照相，因而通过照相而募捐的钱在增多……他们对我已经达到狂热的程度。这些该怎么停止呢？”12月30日，比利时号到达圣·地亚哥终点站，那里的所有安排和举动都似乎说明一个再生的哥伦布将要踏上这个新大陆。光彩夺目的美国欢迎仪式持续了4个小时，包括讲话、会面等，爱因斯坦对此很高兴。回到家里，他的朋友们在新闻影片里看到爱因斯坦到达加州的场面，担心他完全淹没到美国人的吵闹中。H·玻尔有点愤怒，给爱因斯坦写信说：“我感到很有趣，能在新闻影片里看到你、听你讲话。看到你在圣地亚哥受到花船和美人鱼的欢迎！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有趣的事。虽然在外界看来，这些事情似乎自我陶醉，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伟大的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

在帕沙第纳，爱因斯坦家住在加州理工学院校园附近的华而不实的小公寓。爱因斯坦兴奋地向柏林报告说：“帕沙第纳像天堂一样，这里一直是阳光灿烂，空气清新，公园里有棕搁树和胡椒树，友好的人们微笑着索取照片。”

在爱因斯坦到来的第一周，这位著名的人物马上应邀到好莱坞参观，并看到了一个特别的影片《西部前线全部安静》，这是根据E·M·雷马克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因为它真实地描写了人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牺牲情景，这部影片在德国禁演。爱因斯坦认为禁演是德国政府在外交上的失败。爱因斯坦还应邀到C·卓别林家作客，卓别林在自己家建立了一个日本剧院。由真正的日本女孩在跳日本舞。与电影中的角色一样，卓别林是一位使人着魔的人。爱因斯坦曾经多次见到过社会批评家U·辛克莱，他在美国很失宠，因为他无情地暴露美国人匆匆忙忙的黑暗面。接下来的两个月，爱因斯坦到圣巴巴拉等时髦的地方旅行。从中，爱因斯坦也了解到美国人匆忙中快乐的一面。同时，米离堪邀请爱因斯坦一起到太平洋航行。

科学也有它的仪式。1月15日，米离堪在加州理工大学的职工俱乐部举行庄严的晚会。为了感谢资助人，特地邀请200位富有的加拿大资助人与传奇的爱因斯坦一起进餐，虽然爱因斯坦本人更喜欢与到场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谈话。在宴会结束后的简短致辞中，爱因斯坦感谢同事们的工作，没有他们的工作，相对论直到今天也只不过是一个有趣的假想而已。在太阳的引力场中，威廉·坎贝尔确认了光的偏移；而查尔斯·爱德华·圣·约翰证实了红移的存在。

第一次，爱因斯坦见到了身患重病的阿尔伯特·亚伯拉罕·迈克尔逊。在宴会后的致辞中，爱因斯坦对75岁的迈克尔逊表示敬意。称赞他那著名的实验时，爱因斯坦说：“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孩时，只有3英尺高。是你引导物理学家走上新的道路，由于你出色的实验工作，也为相对论的发展铺垫了道路。”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恭维，显然爱因斯坦避免谈论在相对论的发展过程中，迈克尔逊的实验是否起过作用。爱因斯坦同时也向天文台的精彩工作表示敬意，这也是他接受邀请来到帕沙第纳的原因。

威尔逊山天文台的观察结果说明，现在的宇宙结构与13年前爱因斯坦开创的宇宙研究中描述的宇宙结构完全不同。根据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描述宇宙是一个无限有界的空间，质量均匀分布，不随时间而改变。即使是追溯过去，变化也是微不足道的。当时，天文学家中知道一个星系，即我们自己的银河系，但也了解不多。通过在方程中采用“宇宙常数”的方法，爱因斯坦描述了宇宙的结构，虽然这并不是第一个描述宇宙连续的物理模型，但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几乎就是一种模型。

数学推理产生了宇宙学的第一次变革。1922年，杰出的亚历山大·弗里德曼在圣彼德堡指出，不用“宇宙逻辑常数”也可以解答爱因斯坦的场方程；而且这些结果仍然可以得出宇宙是连续的，质量在宇宙空间是匀速分布的，只是宇宙不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时间和空间在作膨胀或收缩变化。爱因斯坦曾经认为宇宙没有起点和终点，但是弗里德曼的描述说明宇宙是动力学的，有自己的历史。爱因斯坦开始认为打算证明弗里德曼在数学上犯了错误，但是不久却在自己的反驳中发现了错误，爱因斯坦收回了自己的批评，认为弗里德曼的文章是清晰的。天文观测证实了这两种不同的概念。

在20世纪20年代这多变的年代，感谢E·哈伯不懈地工作，1919年，他在威尔逊山上建立了100英尺的反射望远镜，整个30年期间，这个望远镜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望远镜。我们现在用这个望远镜对宇宙的了解，就像当时用伽利略望远镜对太阳系的了解一样。天空中一块块的星云变成了无数的星星，都是像银河系一样的星系。哈伯计算出较近星系的距离，并估算出稍远一点星系的距离，得出宇宙的距离有上百万光年。他同时测量了这些遥远世界的光谱，特别是红移现象。根据多普勒原理，这种红移应该理解为“逃逸速度”；虽然采用了同样术语，但不能与爱因斯坦根据等价原理推导出的，在一个引力场中产生的很小的红移混淆。

1922年，哈伯已经收集到了足够的数据，可以发布应该是20世纪最重要的天文论断：星系之间正以随着距离而增加的逃逸速度彼此分开。换句话说，宇宙在膨胀。通过简单计算可以确定这种膨胀的起点，算出宇宙的年龄大约是100亿年。爱因斯坦的静止宇宙显然不能描述膨胀的宇宙，弗里德曼的答案或许可以描述出膨胀的宇宙。

当时，爱因斯坦正在研究他的“距离平行”，不愿因为宇宙模型而分散精力，因此，开始时只是记下了这个重大的结果。不久，他发现这种宇宙模型很重要，值得亲自检查一下。因此，他经常乘车沿着弯弯曲曲的路到20英里外的威尔逊山。还有一次，电影摄影师们与他同行，记录下爱因斯坦登上电梯，到达观测平台的过程，还有为了看清楚，而把眼睛对向目镜的情景。

哈伯和他的同事、改进了光谱测量的M·L·哈姆森带领他们的客人参观天文大教堂，并解释说，就是这些高精度的光谱提供证据说明宇宙在膨胀。爱因斯坦显然很受感染，他认为自己13年前发明的“宇宙常数”是多余的，以弗里德曼的结果建立的宇宙模型是合适的。

爱因斯坦虽然与理论学家道尔曼一起讨论怎样用广义相对论去解释这种新发现，但是在加州关于这个问题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回到柏林以后，爱因斯坦给普鲁士科学院寄了一篇文章《关于广义相对论的宇宙问题》，但也只不过是对当时状况的报告而已。在帕沙第纳，爱因斯坦只发表了一篇文章，是与道尔曼合作的，这篇文章是关于量子力学上没有解决的问题的。

对于爱因斯坦在纽约发布的“百分之二”讲话，米离堪感到有些吃惊。因此，为了不惹恼那些加拿大的资助人，米离堪要求爱因斯坦尽量少参与政治活动。当爱因斯坦与社会主义周刊的U·辛克莱尔会面时，米离堪非常恼火，使他特别感到恼火的是爱因斯坦在加州理工大学校园里给学生们作的讲话。

爱因斯坦以技术知识为基础，对战争与和平时期的技术应用提出疑问，因为技术把人们变成机器的奴隶。他劝说学生们不要忘记，除了专业领域，他们还有其他责任。他说：“对人类和自己命运的关心是所有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同时还要关心劳动的组织和物品的分配这些重要而没有解决的问题，以便使我们的思维创造变成一件好事，而不是被人类咒骂的坏事。在你们进行图表和方程研究过程中，不要忘了这一点。”这样的话对保守的加州人来说，是很社会主义的。米离堪认为如果认同爱因斯坦的思想，很难把加州理工大学跻身到美国科学的前沿。

两个月以后，爱因斯坦对这个充满矛盾和惊奇、一个让人既欣赏，又无可奈何的土地感到厌烦了。他仍然心系充满痛苦和艰辛的老欧洲，迫切希望早日回到那里。爱因斯坦首先乘火车穿过美洲大陆，在回程途中，2月28日，参观了靠近峡谷的印第安人保留地，爱因斯坦不仅从印第安人那里收到华贵的头饰，而且还荣获一个有趣的双关语头衔：伟大的相对论人（另一意思是伟大的亲人）。火车在芝加哥停了两个小时，几百名和平主义者与爱因斯坦会面；使他们高兴的是，爱因斯坦给他们讲了节选后的“百分之二”演讲。

第二天早晨，火车到达纽约，汽轮“德国号”将于午夜开船，剩下的这16个小时，整个世界都沸腾了。德国总领事记述道：“不清楚是什么原因，爱因斯坦的个性引起了群众歇斯底里的狂热，不仅有提倡和平的朋友和新建的神秘宗教团体中浪漫的梦想者，而且还包括那些头脑相对稳健清晰的人，诸如巴勒斯坦计划的美国支持者们。”

爱因斯坦刚到达纽约，和平主义者们就欢呼他们的英雄。爱因斯坦把他们邀请到“德国号”船上，但只限400人，并号召马上采取行动。这样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将会发生戏剧性的效果，因为这将引起冲突，并直接向我们的对手挑战。这些话语引起了这样的狂热神迷，很多人亲吻爱因斯坦的手和衣服，这位可怜人不得不退回船舱，以便结束这种行为。下午，爱因斯坦搬到宾馆，在这里他必须应付接连而来的记者、来访者和崇拜者。

晚上，为了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发展，爱因斯坦要参加募捐活动。由于基金越来越少，早在2月初，魏茨曼就请求爱因斯坦参与紧急募捐活动。这是爱因斯坦不能拒绝的请求，所以同意作为贵宾。在爱因斯坦离开前的那个晚上，美国巴勒斯坦运动者在宾馆举行了盛大宴会，爱因斯坦在会上发表讲话。每位客人要交100美元的入场费，尽管收费这么高，而且处于大萧条时期，但是实际到来的人远远地超出了1000人的预定目标。爱因斯坦被当成“智慧王子”，特别是在宣读胡佛总统打来的电报时，会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胡佛对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不关心，但是他不可能不对这位来访者致敬：“我希望你的美国之行很满意，就像美国人民对你很感激一样。”在他的讲演中，爱因斯坦又一次大声呼吁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合作，呼吁按照瑞士的政治制度进行组织和行动。

午夜前，爱因斯坦回到船上时，和平主义者又一次聚集在码头上；当船渐渐远去时，人们齐声高呼，“永远没有战争”。

在这次行程中，爱因斯坦充分了解了德国的状况，因此这次回国的感觉很复杂。在德国，所有的一切都在动荡，比这艘船的动荡还厉害。但是人们已经习惯了，当时，人们是按照布的大小做衣服的。现在共和国虽然还存在，但是已经摇摇欲坠了。

不管怎样，爱因斯坦不打算在柏林久住了。4月份，他给普鲁士科学院递交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宇宙问题的报告；另一篇是在去美国访问期间与W·枚厄合写的关于“距离平行”的理论，并指出用这种方法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伟大目标。之后，爱因斯坦到英国待了一个多月，到牛津作罗德希报告。

1927年，克拉里登实验室主任F·林德曼曾邀请爱因斯坦，并提供丰厚的费用。但由于没有时间，并且患了重病，爱因斯坦当时拒绝了这个邀请。但是林德曼一直坚持爱因斯坦来访，2月份，爱因斯坦终于接受了邀请，当时爱因斯坦还在帕沙第纳。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5月份爱因斯坦在牛津度过了轻松的一周。他非常喜欢基督教堂大学的僧侣生活，林德曼在那里为爱因斯坦提供了一个房间。爱因斯坦惟一的义务是参加‘院长高级宴会’的神圣圣礼、以及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仪式，同时在罗德希屋作三个报告。在作报告期间，一开始大厅挤满了人，由于一些观众不懂爱因斯坦的数学，还有一些人不懂德语，所以最后只剩下一小群专家的精英了。

正是由于英国人的缄默，以及牛津人对古怪天才的习以为常，爱因斯坦才得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节奏进行生活，林德曼和他的仆人以及杂役小心地照顾爱因斯坦。没有人为爱因斯坦的行为担心，他经常与和平主义的学生团体会面，或者与国际战争服役拒绝者的代表们谈论“他的演讲在美国的传播和产生的影响”。但是所有这些并没有影响物理学讲学，所以林德曼对这位客人很满意，他这样评论爱因斯坦说：“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牛津的各种科技活动中，积极参加研讨会和座谈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和反响，我相信他的访问将在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上留下永久的烙印”。

因此林德曼邀请爱因斯坦作为“研究学生”（一种基督教堂说法，其他大学称为“同事”），每年来牛津待一个月，酬金400英镑。爱因斯坦接受了这个5年的合同，不仅因为第一次访问给爱因斯坦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且因为德国的环境正在日益恶化。

1931年夏天，爱因斯坦又待在卡普斯的乡村世外桃源，但并不是作为一名隐者。他写了很多信、发表了许多评论，爱因斯坦在继续他的和平主义战役，重申只有有组织地拒绝服兵役，才能有效地防止战争。虽然已经意识到德国正在走向独裁之路，但这并没有改变爱因斯坦的看法和立场。议会的解散，经济的崩溃；纳粹分子的巷战，共和党的软弱，所有这些预示着将要到来的灾难。

在这种不安全的情况下，爱因斯坦曾想问普朗克“是否应该取消我的德国公民身份……考虑到许多人依靠我，以及我自身对自由的需求，使我不得不走这一步”。这封信并没有寄出；爱因斯坦死后，在他的文章中发现了这封已经装入信封的信。不管怎样，1931年夏天，爱因斯坦已经在考虑与德国断绝关系的事。

如果爱因斯坦心存一些德国能够变好的希望的话，他的这种希望可能寄托于政治上的左派。他赞同社会民主党，但并不害怕与共产主义者接触。他非常高兴地在工人红色帮助的呼吁上签名，允许共产国际用他的名义进行宣传。在由共产党管理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学院，爱因斯坦作了《一个工人应该了解的相对论是什么》的讲座，而不是讨论阶级斗争问题。但爱因斯坦并不是一位可靠的同盟者，因为他曾要求把斯大林的死敌送往德国的收容所。他还拒绝参加和平大会，因为在那里，苏维埃和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占优势。

爱因斯坦在粉色和红色之间的波动说明他在政治事件上的混乱。1930年，他曾在反对斯大林在苏联公审的呼吁上签字，他认为对“48位害虫”的审判是“走投无路的国家所进行的冒险活动，或者是集体精神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面对这种残酷行动的发展而无能为力，我很伤心。”但是一年后，几位支持苏联的朋友（爱因斯坦有很多这样的朋友）说服他这些判刑的法律性和必要性，结果在一篇共产主义的传单里印有爱因斯坦的悔过：“今天我感到非常后悔在那呼吁上签字，因为现在我认为自己以前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当时我没有充分意识到在苏联的特别条件下，这样做是必要的，虽然根据我们熟悉的环境条件，这是不可想象的。”不管爱因斯坦这样做是否是受D·马利诺夫（一位与苏联使馆关系密切的记者，与爱因斯坦年幼的继女玛格特结婚）的鼓动，还是受共产国际的宣传主任W·穆森堡的游说，使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但爱因斯坦的评论反映出他政治的局限性。

十分偶然地，爱因斯坦坚持反对莫斯科公审。由于斯大林当政，到处充满恐怖，但是与许多被定罪和处死的犹太人的团结，并没有阻碍爱因斯坦为公审辩护。在这种恐怖的顶峰，1937年，爱因斯坦写道：“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俄国的公审并不是欺骗性的，但是存在一个阴谋，使人们误认为斯大林是个愚蠢的反动派，他背叛了革命的思想……开始，我也认为这是一个独裁者的谎言和欺骗武断的行动，但那是一种假象。”

爱因斯坦回到了恐怖的德国，但在加州留有一条退路，一个酬劳很高的职位在等待着他。1931年4月，爱因斯坦向普鲁士教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请求为他的合作者，W·枚厄设立一个特别的教授职位时，他威胁那个官员说，他收到了帕沙第纳的邀请，年薪35000美元。除非对枚厄的问题有个妥善的解决办法，否则他也将到帕沙第纳去，因为在那里，枚厄博士的酬劳是不存在问题的。

事实上，不论爱因斯坦在帕沙第纳讨论过什么，但并没有签订正式的合同，只有加州理工大学董事会主席A·弗莱明的口头意向，而且只代表他自己的意见。整个夏天，爱因斯坦与帕沙第纳交换了一些信件和电报，其中提到的是，爱因斯坦在加州待10周，酬劳20000美元。当爱因斯坦正等着寄来合同签字时，在欧洲访问的米离堪来到卡普斯拜访爱因斯坦，为他下次访问提供七千美元酬劳，并且商定了第二年的访问计划。

加州的这种混乱给爱因斯坦带来了很大烦恼，他首先到维也纳作了一个报告，在那里奥地利官方“因为他是一位犹太人，并且在政治上是左派，而采取了特别防范”。经过一周的思考，10月19日，爱因斯坦写信，巧妙地拒绝了帕沙第纳的邀请，他告诉弗莱明和米离堪，整个冬天他将不再进行这些使人疲劳的谈判，准备到南部欧洲去看一看。不管怎样，爱因斯坦打算离开柏林。他通知老朋友贝索，冬天可能去瑞士，因为在德国他感到越来越不自在。

但是，爱因斯坦突然改变了主意，按照米离堪的条款接受了加州的邀请，我们不清楚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11月14日，爱因斯坦把签过字的合同寄回帕沙第纳。一周以后，他与妻子一起离开了柏林。先在比利时和荷兰待了几天，12月4日，开始了为期4周的远航。这次爱因斯坦乘坐的是美国汽轮“旧金山”号，这样可以直达加州，避免在纽约停留。

当船离开欧洲大陆的时候，爱因斯坦在日记里写下了对未来生活的最重要的决定：“今天，我决定放弃我在柏林的职位。因此，我的后半生将成为一只迁徙的鸟！海鸥一直伴着船而行，一直在飞翔。据说它们可以一直陪我到亚速尔群岛。这些是我新的同事，但是，上帝知道，它们比我更有能力。”对于其中的原因，以及他的特殊打算，爱因斯坦一直保持沉默。可能在他的头脑中，正在考虑帕沙第纳和英国这两个选择。好像是为了肯定他所作的决定的严肃性，他接着写道：“我正在学习英语，但我衰老的头脑记忆力很差。”

年底之前，爱因斯坦到达了洛杉矶。与前一年不同，这次到来比较正常。作为对于酬金问题引起混乱的小小补偿，爱因斯坦这次住在A·弗莱明在雅典的豪华公寓里。在同事中，他见到一位熟识的相对沦专家、雷敦的天文学家W·德西特，与爱因斯坦一样，他也是一位访问科学家。他们一起发表了一篇关于膨胀宇宙的文章。爱因斯坦在宇宙问题上作了几个报告，特别是他与枚厄一起合作得出的统一理论的新方法。但是爱因斯坦并没有放弃和平主义说教。同时也干预像种族歧视这样的美国内部问题，这一点使米离堪很不高兴。

对于爱因斯坦来说，最重要的、最有远见卓识的会晤是与最知名的科学管理者亚伯拉罕·福莱克斯纳的会面。福莱克斯纳很有钱，但不知道怎么用。自从本世纪初，他就对美国的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首先在大学实施一次改革，之后对医学院进行改革，作为洛克菲勒基金的“普及教育”董事会15年的秘书，福莱克斯纳有能力争取50亿美元的捐款，按照自己的学术准则塑造大学。在他事业的顶峰时期，他慷慨地捐赠500万美元，准备建立一个高等学术研究院，在那里，学者可以不受大学日常工作和责任的限制，完全投入他们的研究。福莱克斯纳来到帕沙第纳与米离堪商讨建立这样的一个研究机构，米离堪把他介绍给这位著名的客人爱因斯坦。

当福莱克斯纳与爱因斯坦第一次在雅典会面时，就确定这个新的研究机构只需满足两个条件：按照捐赠者的愿望，这所研究机构应该位于新泽西州内；考虑到巨大但仍有限的财富，学院应以理论研究为主。爱因斯坦认为科学进步来自具有创造性的个人，而不是管理方面的事情，赞成福莱克斯纳的计划，这个学院应该与一般的学院不同，要建立一个非正式的学者圣地：象牙塔。根据福莱克斯纳的记录，当时他并没有提及爱因斯坦参与这项事业；但是两个人同意明年春天在牛津继续讨论有关事宜，两个人都在期待着下次会面。

3月初，爱因斯坦又一次登上旧金山号汽轮返回欧洲，他已答应明年将再回到加州理工大学，但并不同意永久地待在美国，对这种想法爱因斯坦还不太感兴趣，他向曾请他帮忙，在美国找一个合适职务的朋友埃伦费斯特解释说：“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从长远考虑，我更愿待在荷兰而不是美国，我相信你也会后悔这种选择的。除了有几位真正的学者外，这里只是一个讨厌和缺乏感情的社会，不久你就会感到全身发抖的。”

回到柏林，爱因斯坦马上参加普鲁士科学院的每周例会，因为他急于给科学院交上一篇补充文章，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是10月份、在爱因斯坦离开美国之前交上的。这个补充论文的题目仍然是《重力和电力的统一原理》，但这篇文章与他1931年夏天放弃的距离平行理论没有任何关系。正如他后来总结的，“以前那个非常有趣的理论并不能描述电磁场。我费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当时我对这个理论的自然性太着迷了。”

对于三年多在距离平行上白费力气，爱因斯坦并没有悲伤太久。对于五维的形式主义，他“在心理上与卡鲁查众所周知的理论联系在一起，同时避免把物理的连续性扩展到五维。”连续四维时空的每一点都与五维的一个矢量对应，由此得出五维曲率，再重新推导出引力和电磁场的方程。与每个新原理开始时一样，爱因斯坦非常热心；他给埃伦费斯特写信说：“我相信这种方法完全可以解决微观领域的问题。”从微观和原子领域出发，爱因斯坦认为其中的自然补充可能有助于量子定律。

爱因斯坦的同事们却不像他那样热心，年老的保持沉默，而年轻人开他的玩笑。

在柏林待了两周，爱因斯坦又出发去了英国。他先到剑桥，在那里作了几个报告，并与爱丁顿会谈，之后去牛津履行他的闲职“研究生”。在离开牛津前，根据在帕沙第纳预安先排好的，亚伯拉罕·福莱克斯纳来此拜见爱因斯坦。福莱克斯纳计划把新的研究所设在普林斯顿，与大学联合，但独立于大学，无疑爱因斯坦对这个计划很感兴趣，福莱克斯纳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校园操场漫步时，他们再次发现，关于新研究机构的特色，他们的观点基本一致，福莱克斯纳最后鼓起勇气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爱因斯坦教授，我不敢邀请你加入这个新的研究机构，但是如果你要来这里，随时欢迎，并且遵照你提出的条件。”

爱因斯坦回到柏林卡普斯的乡村桃源不久，5月底在日内瓦的联合和平委员会露了一次面后，6月4日，福莱克斯纳又一次，来拜见他。这次讨论了具体的条件，例如每年从秋天到4月份，在美国待6个月；此外还为W·枚厄提供一个职位，同时还谈及爱因斯坦的工资和退休金问题。

当问及爱因斯坦所希望的工资时，开始爱因斯坦建议3000美元。当他看到福莱克斯纳满脸不解的样子，接着说：“是否再少点？”虽然是位经验丰富的管理者，福莱克斯纳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所表现的谦虚。事实上，这对爱因斯坦来说是一个精明的办法，使得福莱克斯纳为他提供一个最理想的出价，而避免自己有贪心的嫌疑。最后敲定的酬劳是10000美元，并且由研究所支付爱因斯坦的税费和艾尔莎的旅费。对5个月的讲学来说，这是相当丰厚的酬金。这样，爱因斯坦真正变成了候鸟，而在6个月前，爱因斯坦绝对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午夜前，爱因斯坦冒着瓢泼大雨，把这个来访者送上了最后一趟班车。他向福莱克斯纳保证，他对这个研究所充满信心。

几天以后，福莱克斯纳与爱因斯坦签订了正式协议，爱因斯坦衷心地感谢福勒克斯纳的慷慨。确实，他认为给自己和妻子的退休金太高了，因此建议减少一些。另一方面，他坚持枚厄的任职应该与他无关，以免当他死后，枚厄也随着失业了。爱因斯坦再次写信确认自己接受邀请，并于1933年10月去普林斯顿。在信中，爱因斯坦说：“我十分高兴为了这个惊人的目标与你合作，而且我相信我们会彼此相处愉快的。”由于德国的政局越来越糟，爱因斯坦一定在不停想起福莱克斯纳的合同。虽然春天，兴登堡又一次赢得了总统选举，但是有1300万的选票投向希特勒。不管怎样，刚开始，爱因斯坦还是打算待在柏林的。他的妻子说：“他已完全适应了卡普斯的生活，并且不停地告诉我，没有人能够使他离开。他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但是艾尔莎很担心，劝说爱因斯坦不要再在任何呼吁上签字了，关心自己的事罢了。爱因斯坦则回答说：“……如果我是你所希望的那样，我就不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了。”

根本不理睬妻子的焦虑，爱因斯坦与艺术家K·科尔维茨和作家H·麦恩一起，在一个关于德国议会选举的宣言中告诫大家说：“我们正面临走向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我认为，只有在大选的运动中，两个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合作起来，才可以避免这场危险。”在竞选运动中，他的名字出现在海报的上面，号召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组成反法西斯战线。但是，两党并没有合作。在7月的选举中，纳粹以37%的选票获胜，成为多数党。这位新的德国总理派品与“贵族内阁”一起解散了德国议会，利用军队把普鲁土社会党赶下了台，并自任为普鲁士德国总长。

当许多公民希望派品的新政府所采取的行动能够恢复公共秩序，特别是作为反对国际社会主义的盾牌时，爱因斯坦则向他的同事们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我根本不相信一个依靠军事力量的政府，可阻止即将到来的国际社会主义者的革命。相反，依靠军队的政府只能强奸民意。人们只能期望从右翼发动一场革命，使人们免受普鲁士贵族和军官们的统治。”

在发生政治危机的那一年夏天，爱因斯坦参与了无数的政治活动和洽谈。它们中给人印象最深、但却没有引起关注的是由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发起的，通过信件公开交换关于战争的原因和阻止战争的方法和意见。爱因斯坦选择S·弗洛伊德作为他的通信对象。

在列举现存最重要的犹太人时，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经常被括上括号。他们于1926年第一次见面，当时弗洛伊德和儿子厄斯特一起在柏林过圣诞节，爱因斯坦与妻子拜访了弗洛伊德。描述当时的会面和两个小时的谈话，弗洛伊·德记述说：“他非常宁静、自信而有礼貌，对心理学的了解就像我对物理学的了解一样，所以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谈话。”爱因斯坦最欣赏的是弗洛伊德的语言表达能力，而不是他的心理分析思想，他宁愿一无所知，而不愿进行心理分析。

在祝贺弗洛伊德75岁生日时，爱因斯坦说，每个星期四的晚上，他都同一位女朋友（可能是T·曼德尔小姐）一起朗读弗洛伊德的著作，永远也不能表达自己对这些著作的“欣赏。除了肖伯纳，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再写出你这样的作品。”但是作为一个“厚脸的人”，他有意避免提及谈论是否相信这个理论。一年后，爱因斯坦感谢弗洛伊德说，“在阅读你的作品过程中，我度过了无数美妙的时光”，接着他又说：“我一直认为很有趣，看到自认为对你的教导不相信的人，当他们处于无意识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按照你的概念进行思考和行动的。”

在给弗洛伊德的一封公开信中，爱因斯坦并没有乞求和平，而是作为一位不带任何国家情感的个人，描绘一种理想模式，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公正地仲裁所有国家之间的冲突。国际安全的惟一出路在于各个国家之间五条件地放弃一些行动和主权的自由，似乎不存在其他的路。

对准备到美国待一年的事，爱因斯坦一直保持缄默；8月底，报纸上报道说，普林斯顿的高等学术研究所将于1933年秋开始运行，爱因斯坦是它最杰出的科学家。柏林当局和普鲁士科学院对此都感到很吃惊。

9月份，为了答复询问，爱因斯坦觉得有必要通知科学院他与福莱克斯纳的安排，虽然他指出他已经和普朗克谈过此事。他让教育部决定“在这些新的情况下，我继续在科学院工作是否有可能、有必要。”普朗克可能干预过这件事，以确保爱因斯坦在科学院至少度过夏季学期。爱因斯坦主动建议教育部把他的年薪减少一半。而在过去的几年里，虽然爱因斯坦经常高薪到国外访问，但他从来没有要求减少在科学院的工资。当科学院告知他可以一起搬到美国去的时候，爱因斯坦马上更正说：“我不会离开德国的。柏林一直是我的永久居留地。”

另一方面，加州理工学院很快得知了爱因斯坦与福莱克斯纳新研究所的合作事宜。在这种情况下，爱因斯坦希望加州理工学院取消第二年冬天到帕沙第纳的访问。米离堪教授很失望，虽然没有与爱因斯坦签订长期合同，但是认为自己有权要求爱因斯坦到加州。然而，他不希望失去这个名人，因此又一次邀请爱因斯坦冬天来访。米离堪希望在将来，爱因斯坦能把他的访问美国在帕沙第纳和普林斯顿合理分配。爱因斯坦对此并没明确作答，福莱克斯纳只好默认了。

虽然大家都想邀请爱因斯坦，但是米离堪和福勒克斯纳两人都担心爱因斯坦的政治活动，他们不仅不赞成，而且为了有钱的资助人的利益，还不得不反对这些活动。自从1930年12月，爱因斯坦成功的美国访问之后，在保守派的阵营里，人们对这位陌生的教授越来越感到忧虑，爱因斯坦不仅评论学校中的事情，并且还发表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讲话，更糟的是他还评论美国内政。

当福莱克斯纳骄傲地宣布，在他将要建立的高等学术研究所里，爱因斯坦是其中最杰出的成员时，一些保守派认为，这位值得怀疑的外国人对美国将是一种威胁。一个“国家爱国议会”的董事会感到有必要发布一个警告，小心这个发表令人怀疑的理论和诽谤性意见的“德国共产党”，它的妇女分支机构、美国妇女联盟还给国务院签证部发去一个正式请愿。这些爱国的妇女们用16页纸指责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运动，包括爱因斯坦支持像国际工人帮助者这样的共产主义协会，这个协会其实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分。这个请愿，以及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会损害教堂、国家和科学的胡言乱语，最终要求禁止爱因斯坦进入美国。

国务院把这些爱国妇女们的宣传单寄给柏林的美国领事，爱因斯坦过去在这里申请签证从没遇到困难，而现在却要面临一些盘问。对《纽约时报》的柏林记者，爱因斯坦嘲笑地说：“是不是很可笑，如果他们拒绝我进入美国，整个世界都会嘲笑美国。”为了使人相信确实有值得嘲笑的地方，他即兴发表了一段讽刺性的评论：

我从来没有被女性这样强烈地抛弃过，如果以前发生过这种事，但也没有这次这么多人。但是她们是正确的吗？那些勇敢的女市民。为什么不接受这样的一个人？他像半人半牛的怪物吞食可口的希腊少女一样吞食顽固的资本主义，他极力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除了与妻子间不可避免的战争外。听从你们这些聪明的爱国妇女的建议吧，请记住，强大的罗马大厦曾经被它那忠实的鹅的闲聊挽救了。

美国领事并不认为这个冲突很有趣。12月5日召见爱因斯坦来谈话。根据新闻报道，当领事转弯抹角地问爱因斯坦是一个共产义者还是无政府主义者，爱因斯坦失去了耐心，以一种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批准签证，第二天早上签发了签证。根据最近发掘的美国政府文件，爱因斯坦的真实作法与报道的不一样。他在要求的声明上签了字，证明他不是任何激进组织中的成员。因此扫除了加州之行的障碍。

爱因斯坦对这次访问的任何准备，都没有显示他要永远离开的迹象，并且他还告诉科学院和他的朋友，他将于4月份回到柏林。但是他有一种不详的前兆。在锁上卡普斯的别墅时，爱因斯坦平静地对妻子说：“再好好看一眼吧，你将再也看不到它了。”

12月10日，爱因斯坦与妻子在安特卫普登上一艘客轮，这次也是穿过巴拿马运河直达加州。使米离堪放心的是，当爱因斯坦到达洛杉矶港时，并没有引起特别的轰动。爱因斯坦显然压制自己的政治冲动，可能是出于对主人的关照，也可能是在柏林领事馆的经历使他暂时停止了这种行动，爱因斯坦第一次与记者见面时的表现也十分含蓄。米离堪对爱因斯坦的这种讲话方式非常高兴，这可以避免为那些妄想攻击爱因斯坦，而编写奇怪、愚蠢的故事提供材料。此外，加州理工的校长急于把爱因斯坦与公共隔绝。可能他自己也感到吃惊，爱因斯坦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经过一个讽刺的命运转折，米离堪从费城的一个德国家族的基金、奥伯兰德信托公司为爱因斯坦争取了7000美元的酬金。作为条件，他答应请爱因斯坦作一个有助于美德关系的讲话，并于1月23日通过国家广播公司广播。

那天晚上，米离堪在雅典举行了一个正式宴会；会后，客人们列队进入帕沙第纳市政礼堂，在这里，爱因斯坦将在“美国和世界”的研讨会上发表讲话，以一种自由的形式，爱因斯坦从服饰开始，轻轻地嘲笑社会的禁忌，批评美国用像“共产主义者”这样反面的煽动家，“犹太人”属于德国的右翼，以及苏联的“资本主义”。对于这些没有任何关联的评论，米离堪感到很满意，但是《纽约时报》却不这样认为，它认为爱因斯坦的讲话并没有给黑暗的处境带来任何光芒。

与此同时，在柏林，阿道夫·希特勒正准备执政。一周以后，他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爱因斯坦的前兆并没有欺骗他，他再也看不到他的别墅、柏林和德国了。

第32章 在美国

我们已无从得知，在加州，爱因斯坦是什么时候知道希特勒于1933年1月30日强取政权的，他对此事有什么反应。2月2日，他仍在给柏林科学院的秘书写信，要求减少他的工资，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而且原定4月返回柏林也是当然的事。在爱因斯坦很少记的日记里，也没有提到德国，都是一些关于日常工作的记录：下午，道尔曼……关于宇宙射线的实验工作。晚上卓别林。在演奏了莫扎特的四重奏。胖女人，非常热衷与所有名人交朋友。

但是，在希特勒上台四周后，也就是还有两周要离开帕沙第纳时，爱因斯坦已经完全了解德国发生的变化，因此，不得不作出以下决定，2月27日，在给柏林的M·莱巴赫女士的信中，爱因斯坦写道：“鉴于希特勒的原因，我不能再踏上德国的土地了，我已经取消了在普鲁士科学院的讲学任务。”第二天。德国议会起火了，接着传来纳粹恐怖分子残酷迫害左翼政治家、知识分子和记者的消息。

在爱因斯坦离开帕沙第纳的前一天，在一次广为报道的公开声明中，他表示不再返回德国了：“如果我有选择的权力，我将生活在一个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自由、宽容和平等的国家……目前的德国没有这些条件。”会后，爱因斯坦把这个为之辩护的声明交给一位记者，然后步行穿过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园。脚下的大地突然剧烈地颤动起来，洛杉矶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地震。这位记者目睹爱因斯坦平静地向住所走去，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3月11日，爱因斯坦和妻子乘火车离开帕沙第纳，沿着现已熟悉的路线穿过美洲大陆。3月14日，他们在芝加哥停留一天，在那里，为了庆祝50岁生日和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的利益，举行了一次宴会，杰出科学家A·康普顿和伊利诺州州长在宴会上作了讲话。

下一站是纽约，在那里，和平运动组织每天都安排了许多招待会、集会和正式宴会，并出版了一部爱因斯坦的演讲手稿专集。为了募捐，希伯来大学的朋友们也参与组织类似活动。爱因斯坦在这些场合发表自己对德国处境的看法，他严厉指责希特勒政府，但从没提及德国人民。他号召文明世界采取“人道干预”反对纳粹主义，同时希望德国人民知道，外国也反对这种对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甚至自由主义者的可耻迫害，但是爱因斯坦并不想因此煽动全面反对德国。

在爱因斯坦离开纽约的那一天，报纸报道说，为了寻找武器和其他证据，纳粹分子闯入他在卡普斯的别墅。爱因斯坦认为这个行动是纳粹自卫队狂暴的暴徒突然控制了警察权力的结果。后来得知这些报道是假的，人们只是希望他放弃回柏林。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待了一天，在那里见到了高级学术研究所未来的同事、数学家O·外伯仑，并打算找一所房子，可能已有定居的打算。

在乘坐比利时号汽轮返回途中，爱因斯坦已经决心与德国彻底断绝关系。刚刚抵达安特卫普，他就乘车来到布鲁塞尔，在德国公使馆递交了护照，宣布放弃德国国籍。在此之前，他已经给普鲁士科学院寄了一封信，非常痛苦地写道：

鉴于德国目前状况，我在此不得不放弃在普鲁士科学院的职务。19年来，科学院为我提供了无数机会，使我专心从事科研工作，而没有任何特别义务。我知道我所欠的恩情太多了，我非常不愿离开这个学术团体，同时在我作为会员期间，与那里的同事建立了非常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依靠普鲁士政府，我感到无法容忍。

虽然这并不是爱因斯坦放弃德国国籍的主要原因，但他希望这个声明可以使他的柏林同事避免与新的政治主人发生冲突。但是爱因斯坦的希望并没有实现。他从普鲁士科学院的离开将是一个可怕的收场白。

对于纳粹来说，爱因斯坦一直是他们最痛恨的人。他们上台以后，德国报界更加肆无忌惮地攻击爱因斯坦。不足奇怪在《沃尔克西观察员》上发表了对爱因斯坦的恶毒攻击，连诺贝尔获奖者菲利浦·勒纳和J·斯达克也认为反对犹太主义的时机来到了，狂妄地声称要建立一个“德国物理”。即使是很有名望的报纸也争相向纳粹表忠心，其中的一份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爱因斯坦的好消息—他不再回来了！》，摘录了爱因斯坦在美国发表的评论。

M·普朗克不知道该怎么办好，3月19日，他告诉爱因斯坦说：“在这种不安定的困难时期出现的各种各样关于你在公开场合评论政治的谣言，我感到很心痛。我并不想评论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我非常清楚，这些评论使那些尊敬你的人感到很难再为你出头说话了。”在因果颠倒、是非混淆的情况下，他认为爱因斯坦对此负有责任。爱因斯坦不仅没有改善部落伙伴的困难处境，反而使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了。但是更糟的事还在后面呢。

3月23日，德国议会的所有党派，除了社会共和党（这些共产主义的代表或者被送进了集中营，或者转入了地下活动）外，投票通过一个“授权法律”，因此，在德国宪法上已经合法地承认了希特勒的独裁政治。这些新统治者立即合法地指示普鲁土科学院起草一份对爱因斯坦的控诉，打算驱逐爱因斯坦。

正在度假的普朗克得知这个消息时，了解爱因斯坦所采取的行动后，带着明显的解脱给爱因斯坦写信说：“对我来说，你的这个主意似乎是惟一可以保证你与科学院体面地断绝关系的方法，同时也使你的同事们避免承受过多的悲痛。”这个建议并不是大公无私的：普朗克最关心的是科学院的名誉，而不是爱因斯坦本人。同一天，他给柏林的执行秘书写信说：“采取正式行动驱逐爱因斯坦，将使我良心受到很大谴责。虽然在政治上，我们俩人之间存在着分歧，但另一方面我可以肯定，在今后的几百年里，爱因斯坦将一直是我们科学院应该感到骄傲的一颗最亮的星。”

3月30日，科学院收到了爱因斯坦的辞职信，如果不是纳粹分子急于报复，那么，驱除爱因斯坦的事已经结束了。“爱因斯坦的辞职给教育部带来的愤怒是无法描述的，”M·文，劳埃回忆说。在4月1日，科学院发布了一个尖锐攻击爱因斯坦的评论，把爱因斯坦赶出科学院。

柏林科学院惟一的一位秘书、纳粹同情者厄斯特·海曼律师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反对犹太人，因此代表科学院发布了一个声明，指责爱因斯坦进行恶毒宣传，并总结说：“因为这个原因，科学院没有必要为爱因斯坦的辞职而感到遗憾。”

对于这个侮辱，M·文·劳埃大怒。在一个特别的常务会议上，打算让科学院谴责海曼的行动是没有授权的，但是，1933年4月6日的会议对劳埃来说是一生中最可怕的经历之一，没有人支持他的行动，甚至是20年前极力推荐爱因斯坦任职科学院的哈伯也认同海曼的说法，并且与其他同事一起感谢海曼所采取的正当行动。在政府没有采取强制行动之前，虽然只有一名纳粹党员和一位纳粹同情者，但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出，科学院早已经纳粹化了。

爱因斯坦不愿接受恶意宣传的诽谤性；虽然经过多次交换意见，也没有说服以前的同事们改变主意。他们完全效忠于国家，并且因为纳粹政党合法地上台，即使在精神上，他们也不能反对，只有一个人除外，他就是M·文·劳埃。在给普朗克的一封私人信件中，爱因斯坦陈述说：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并没有进行任何恶意宣传。为了顾全科学院的声誉，我认为他们是在外部压力情况下发布这样一个诽谤性评论的。但即使在那种情况下，这个评论也很难有助于科学院的信誉，并且许多正直的人已经对此感到羞愧了我还应该指出，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为提高德国的声誉而努力，过去，特别是最近几年，右翼的报纸有组织地攻击我，虽然没有人站起来支持我，但我并没有因此感到烦恼，现在消灭犹太教兄弟的战争迫使我利用我在世界上的影响为他们声援。

在回信中，普朗克一方面列举对左翼同情者和犹太人所采取的恐怖和迫害活动，另一方面评论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两种不能共存的意识形态在此发生了冲突，我并不同情哪一方。你的意识形态对我来说很陌生，我想你会记得我们对于你所宣传的拒绝军队服役的谈话。”在普朗克写这封信时，德国不仅在抵制犹太人，并且通过恢复职业公民服务法律，把犹太人从国家岗位上赶下来，因此也就从大学和像皇家威廉学会这样的研究机构中赶出去。

爱因斯坦与普朗克的尖锐区别不再是纯政治的，而是触及欧洲文明最有价值的成就上：人权。但是这些并没有影响他们的个人关系。普朗克曾表达他的信心和希望说：“虽然我们由于政治观点不同而彼此分开，但是我们个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却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而爱因斯坦也向他表示忠诚和尊敬：“尽管存在分歧，我非常高兴你仍以过去的友谊待我，即使再大的压力，也不会使我们的友谊罩上乌云，不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这种关系永远是美好而纯洁的。”即使爱因斯坦批评普朗克，他的批评也一直是温和的。

普朗克一直没有辞职的原因是为了保存科研机构，领导他们渡过一时的灾难。在科学院的记录中，对于爱因斯坦事件，他已经考虑对后代有个交待：

爱因斯坦不仅是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而且还是这样的一位物理学家：在我们科学院发表的这些文章，使本世纪的物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他的重要性可以与开普勒和伊萨克·牛顿相比。

我觉得有责任说明这点，以免将来一代人会这样认为，爱因斯坦的同行并没有完全理解他对科学的重要性。

如果普朗克就此停笔就好了，但是他又加上了一句多余的话，因而破坏了上面所作的努力。

非常遗憾，由于他的政治行为，爱因斯坦不能再作科学院的成员。

在这个声明发表的前夜，在大学和科学院的门前烧毁了成堆的书籍。S·弗洛伊德、L·福克特王格、H·麦恩、K·杜克尔斯基，以及许多其他人的著作在恶魔般的行动中付之一炬。但是这个恐怖的行径并没有使科学院的同仁看清，不是爱因斯坦的行为，而是德国的恐怖气氛使爱因斯坦不得不离开科学院。

爱因斯坦还在无数的学会和团体中任职，因此，他请求忠实的朋友M·文·劳埃帮助，让这些组织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中去掉，这样可以避免出现其他戏剧性结果。

当爱因斯坦到达安特卫普时，一些比利时的同事前来迎接他。因为爱因斯坦开始打算待在比利时，因此不久就租了一所别墅—索维亚德别墅，坐落在奥斯坦德附近的一个海滨圣地。这所别墅比他在卡普斯的别墅要简陋些，但是处在奇妙的沙丘中，因此是一个理想的避难所，爱因斯坦可以在这里思考他的将来。

4月1日，爱因斯坦得到消息，他在柏林的银行存款被没收了。爱因斯坦并没有接受荷兰同事给予的经济帮助，因为他总是把他的国外收入存在雷敦和纽约，所以，至少在物质方面他不用担忧。虽然从物质方面讲，爱因斯坦没有被击败，但是，他的心理已接近崩溃了。

4月份，秘书海伦·达克斯，以及“计算器”W·枚厄来到勒克，从此开始了全家流亡。4月初，爱因斯坦的继女玛格特和丈夫D·马利诺夫逃到巴黎，只有另一位继女伊尔瑟和她的丈夫鲁道夫·瑞斯还待在柏林，设法挽救爱因斯坦的文章、图书馆和家具，避免落入纳粹分子手中。5月底，一伙身着黄衬衫的小部队搜查了爱因斯坦的公寓，拿走了地毯、书画和其他值钱的东西。在法国大使A·弗兰西斯一玻恩塞特的帮助下，所有剩下的物品，特别是爱因斯坦的文章，通过封装的外交信贷寄到法国，然后从法国运往美国。

正如爱因斯坦预料的那样，他不得不离开德国。由于希特勒的“民族革命”使他得以解脱。爱因斯坦并不是第一次放弃德国国籍。在慕尼黑时，被剥夺了童年的天堂，他就开始决定不做德国人。

1914年，带着复杂的心情，爱因斯坦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当时不想再次成为德国人。但是由于官僚主义的失误，他又变成了德国人。对新的民主报有希望，因此，爱因斯坦接受了这个失误。但是，即使在威玛共和国最辉煌时期，爱因斯坦也意识到自己在德国人中的危险处境，他说：“对于德国人来说，我是一支发臭的花，但是他们时而还是把我别在扣眼里。”

爱因斯坦现在更加尖锐地批判德国人，为了避免给他的朋友带来危害，他只在私下谈论。爱因斯坦的愤怒主要指向知识界的堕落，特别是那些教授们。他号召德国高等学府的外籍成员不要认为人们甘心接受这场对自由和犹太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

在给M·玻恩的信中，爱因斯坦说：“你知道我一直对德国没有好印象（在政治和道德上）。但是我得承认，对于他们的暴行和残忍我仍感到很吃惊。”虽然爱因斯坦意识到，许多德国人对他们的政府及其所犯下的罪行感到羞愧，但他并不认为这些人值得同情和可怜：“他们自己就在豢养毒蛇，当大难临头时不得不躲起来。不久他们就会品尝这种不负责任造成的后果。”

自视清高，并接受了洗礼的犹太人F，哈伯开始时曾准备待在柏林，但后来觉得他的犹太教同事并不欣赏他的特权，因此打算到耶路撒冷。虽然爱因斯坦知道，哈伯对于任何与德国有关的事都饱含感情，他明确指出，在德国没有诚实人生存的地方，哈伯对自己的离开不应感到后悔：显然，为这些罪犯工作的知识分子没有任何前途，甚至不应该同情那些罪犯。他们不必对我感到失望，因为我对他们从来没有尊敬和同情，除了几位优秀的人物。

纳粹上台几个月后，第三帝国日渐显露出它的邪恶和凶残，当大多数人还在幻想时，爱因斯坦已经完成自传的第二章：德国章节，并以下面这句话结尾：“我可能不会再见到我出生的国家。”他的这次离开并不是没有思乡的感觉；他一直与那些被迫害和驱逐的人，特别是他的“部落伙伴”团结一致：“对于我，最快乐的事是能够与几位优秀的犹太人保持接触。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毕竟是有价值的。”

在流亡的前几周，爱因斯坦收到了很多邀请，布鲁塞尔邀请他去做报告；在牛津，林德曼打算把他的“研究生身份”变成教授身份；从马德里德，他收到并接受了一位权威的邀请，准备于1934年夏天前往访问。他也接受了朗之万安排的、法国巴黎大学提供的帮助。不久他抱怨说：“我要接受的邀请太多了，而头脑中没有这么多有用的思想满足这些需求。看到这么多邀请，魔鬼也会打哆嗦的。”

亚伯拉罕·福莱克斯纳从报纸上得知，无数的邀请向爱因斯坦涌去，因此担心研究所的工作会分散爱因斯坦的精力，从而忽视了高等学术研究所的工作，因此他不仅为爱因斯坦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并且建议可以整个学年来普林斯顿。爱因斯坦曾犹豫一段时间，部分原因是他不想完全放弃欧洲，另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在帕沙第那为他的“计算器”W·枚厄找个好职位。

当爱因斯坦得知像M·玻恩这样的难民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合适的职位，他担心那些不太出名的人的遭遇。每当我想到那些年轻人的处境时，我的心就在流血。首先帮助那些在德国无法立足的犹太教教授，爱因斯坦打算与几位朋友一起为犹太讲师和德国之外的教师建立一个犹太教客人大学，这样至少可以提供一个避难所。爱因斯坦在英国的联络人是L·西拉德，准备建立一个学术援助委员会以解燃眉之急。

流亡前几个星期，爱因斯坦以极大热情从事建立难民大学的工作，准备发挥所有影响募集资金，这是惟一可能的帮助方法。几周后他不得不承认，存在很多无法克服的困难。事实上，像林德曼和拉塞福所组织的学术援助委员会比爱因斯坦设想的“难民大学”更有效。同时建立“难民大学”还存在一个矛盾，那就是在耶路撒冷已经有一所犹太教大学了，并且宣称面向所有犹太人开放。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特别是C·魏茨曼认为爱因斯坦应该到耶路撒冷。但是10年前，爱因斯坦已经指出，虽然他的心里说去，但他的理智却告诉他不去。此外，他与希伯来大学的管理部门还存在冲突。

早在1933年3月，爱因斯坦就唐突地拒绝了魏茨曼的邀请。虽然在魏茨曼的请求下，他于1932年重新加入大学的董事会，并在美国募捐经费，但他仍然认为这所大学是个真正肮脏的地方，必须经过彻底清洗。他向埃伦费斯特报告说，他正在采取野蛮方式强迫大学进行改革。

在过去，爱因斯坦只是私下批评希伯来大学，但从1933年春天开始，变成公开批评了。他公开表示遗憾说：“这所大家满怀期望的大学，在关键时刻并没有满足知识分子的需求。”同时，公开宣布，5年前就辞去了董事会的职务。

虽然爱因斯坦的行为给魏茨曼带来很大打击，但他还是答应爱因斯坦提出的改革。董事会和一个委员对大学进行了彻底调查，认为真正的根源是J·马格尼斯，并削弱他的权力，学术事情和人员问题归校长决定，H·伯格曼被任命为校长，这样希伯来大学又走上了一条新路。

除了来自德国纳粹的恐怖活动外，爱因斯坦还要面对一个事实，他的小儿子爱德华得了精神分裂症。这一直是一个老生常谈，名人的儿子并不值得羡慕，因为他们常常被强加太多的关注和希望；同时，父母之间的冲突会给孩子带来影响。虽然是一位“独行者”，爱因斯坦很重视自己的儿子们，和米列娃分手后，他努力尽作父亲的责任和义务。这对于他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面，由于儿子对母亲的忠诚，所以要费心去协调父子关系，另一方面，经常与儿子几个月不见面，还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儿子。当大儿子要结婚时，爱因斯坦强烈地反对儿子自己选定的婚事，远远超过他母亲对米列娃的粗暴程度。汉斯·阿尔伯特像父亲一样固执，当通过大学毕业考试，可以自己生活时，马上与他的恋人结了婚。两年以后，爱因斯坦说他的大儿子非常不体面地使自己成为祖父。爱因斯坦的小儿子爱德华似乎没有汉斯·阿尔伯特健壮，童年时经常患病，13岁还得了一次肺结核，现在长成一位敏感的孩子，一个好学生，早有很高的文学和音乐天赋，他的文学天赋远远地超过了他的父亲。在学校时，爱德华就对弗洛伊德的著作着迷，毕业之后，决心研究医学。不久，爱德华出现了严重的精神病迹象。开始还可以勉强坚持学习。1932年秋天，被送往伯格尔茨利精神病医院。爱因斯坦认为儿子的病是无法治愈的，是从母亲那里遗传得来的：“非常不幸，所有的事实说明，这个严重的遗传病对他产生致命的影响。自从爱德华年轻时，我就看着这个病慢慢到来。对于这样的病例，与分泌系统的原因相比，外部的作用很小，没有人能够查明原因。”没有任何书面证据可以了解爱因斯坦看望儿子时的心情，无疑，他很受震惊，并且决定为他儿子的未来提供物质保证。他的作法很奇怪，认为有价值的人不应该为没有意义的事而牺牲。之后，离开了爱德华，这是父子俩最后一次见面。

从苏黎世出发，爱因斯坦到达英国，爱因斯坦准备作几个报告。

6月10日，爱因斯坦在罗德兹屋作了一个H·斯班塞讲座《关于理论物理的方法》，这是他第一次用英语作报告，讲述了自己的研究过程，在过去10年间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信条，他向观众解释说：“由于事实的论述与理论概念体系之间并不存在逻辑关系，在物理学上，一个公理的建立并不能从经验得出，只能是随意虚构的，但是虚构的事物应该满足这样的标准，即在形式上，自然界所代表的事物都应该是最简单的，并且在数学上是可以理解的。希望通过纯粹的数学方法，纯粹的思想可以解释现实。”实际上，他高估了“纯粹思想”对自然界的认识作用，但是爱因斯坦一直坚持这个观点，直到生命的结束。

两天以后，爱因斯坦作德纳克演讲，这次使用德语。6月20日在格拉斯哥大学进行乔治·吉布森讲座，在这个讲座中，他重新描述了自己最伟大的胜利：广义相对论的产生。

回到勒克的隐居地，不管愿意与否，爱因斯坦再一次卷入政治的旋涡中，这次与他的和平主义有关。

7月初，爱因斯坦接到通知，两位年轻的比利时人因为拒绝服役而被关进监狱。和平主义的同情者们希望爱因斯坦代表他们干涉这件事，而国王却想阻止爱因斯坦插手。在拉肯宫的花园里进行了一次长谈，最终爱因斯坦与国王在主要方面达成一致，爱因斯坦向国王保证：鉴于德国的迅速发展，比利时军队只是防御的工具，而这种防御现在很有必要；另一方面，受到热情款待的外国人不要干涉像拒绝服兵役这样的事。爱因斯坦以前的和平主义热情现在变成对国家的一种请求，为拒绝服兵役的人建立另外一种服役，而不要把他们定为罪犯。

爱因斯坦一方面要为这两位受监禁的人辩护，另一方面又要公开声明自己思想的转变。由于德国正在走向战争，法国，特别是比利时面临极大的威胁，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保护自己。此外，他还声明，在今天的条件下，如果我是一位比利时人，我不会拒绝服兵役的，而且应该愉快地承担起这个义务，因为这是为整个欧洲文明服务。

1933年8月，这份声明在法国的报纸上刊登，先后在英国和美国刊登，这份声明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中引起很大震动。一些人感到失望，一些人对爱因斯坦态度的这种转变感到愤慨，因此许多人称之为不慎的背叛。对此，爱因斯坦总结说：“这些反对军国主义的人对待我就像对待恶毒的叛徒一样。”接着的几个月、几年，以前的军事和平主义先锋，现在不得不为自己发表的声明向以前的同志多次进行解释。爱因斯坦认为并不是他背叛了自己的信仰，而是政治条件发生了变化，他坚持说：“我仍然是以前的热心的和平主义者。但是我认为只有具有侵略意识的独裁者们停止对民主国家的军事威胁，人们才能提倡拒绝服兵役。”

爱因斯坦在勒克停留期间很像在度假，比利时的海边圣地有一个明显缺点，就是离德国太近。如果忽视这样的谣言：纳粹分子要处死他们所痛恨的流亡者，悬赏爱因斯坦的人头，那是很愚蠢的。因此，比利时政府委派两个警署保护这位杰出的客人，但是爱因斯坦发现，对他的保护既滑稽又烦恼，没有任何作用。9月初爱因斯坦决定离开这个理想的地方和欧洲大陆。可能1933年8月30日，在捷克的马里拜德，纳粹分子暗杀了T·莱兴，这使爱因斯坦心有余悸。

9月8日，爱因斯坦乘船来到英国。7月份，爱因斯坦曾作为洛克兰生的客人，并一起拜见了W·邱吉尔、A·张伯伦和劳埃·乔治。爱因斯坦发现，在德国的威胁上，他与邱吉尔的观点非常一致，他评论邱吉尔说：“这是一位杰出的聪明人，我完全相信这些人已经做好了准备，并将很快地进行反击。”

在离开英国去美国之前，爱因斯坦在伦敦北部的诺福克海滩度过了4周的“快乐流亡生活”。他尽量避免卷入社会矛盾中，但是有一项重大活动他是不能回避的。学术援助委员会、难民救助委员会以及其他这样的组织准备举行联合集会，10月3日晚上，爱因斯坦面对一万多名观众发表演说。爱因斯坦描述了一个正在发生危险的国家；他感谢英国一直保持正义和宽容。在总结时，爱因斯坦指着沉静的灯塔和信号船，令人费解地说：“那些希望思考科学问题的人，特别是数学和物理方面的人，是否可以充塞这样的岗位呢？”

一周后，爱因斯坦在安特卫普登上一艘汽轮。妻子和海伦·达克斯已经在船上了，同行者还有W·枚厄。爱因斯坦和他的随员持的是旅游签证，因为第二年春天，爱因斯坦还准备返回欧洲。当西方号客轮沿着英吉利海峡驶向大西洋时，爱因斯坦并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观看这古老世界的海滩了。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在福勒克斯纳的安排下，爱因斯坦来到了美国。这是一次私下访问。西方号轮船在纽约港稍做停留，马上又出发了。迅速办理入关手续后，爱因斯坦和随从马上被送往曼哈顿南端的百特瑞，之后，由高等学术研究所的一位受托人接管。此时纽约市长正在23街的码头列队欢迎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犹太人。因为竞选马上来临了，他需要争取犹太人的选票。欢迎结束后，爱因斯坦乘车来到普林斯顿。

几天后，艾尔莎在校园附近，神学院的对面找到了一套公寓。经过6个月的流亡生活，爱因斯坦终于又有了一个家了，在这座城市，爱因斯坦将度过一生的后20年。“普林斯顿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十分讲究礼节的偏僻之地，由于远离上流社会，一个人在这里可以免受打扰，这正是我所追求的。”爱因斯坦这样描述四个月来自己对普林斯顿的亲身感受。

在美国的著名大学中，普林斯顿大学以其纯粹的形式代表一个学术的象牙塔。许多被驱逐出德国的学生，于20世纪30年代相继来到普林斯顿，并且很快发现自己很适应这里的生活；如果不是过分讲究哥德式和其他形式的模仿，他们可能会感到自己是生活在剑桥或牛津。

在筹建一所高等学术研究所时，福勒克斯纳已经把普林斯顿的情况考虑在内了。在没有任何前提的条件下，普林斯顿大学慷慨地答应把这个研究所的数学学院设在它的费恩大厅，在这个大厅的一个壁炉上刻写着1921年爱因斯坦来访时所发表的评论：“上帝是难以琢磨的，但绝对没有恶意。”爱因斯坦在二楼拐脚的一个房间里工作，这个房间与普林斯顿大学请来的数学家系主任D·外伯伦；杰姆斯·亚历山大；以及在柏林认识的J·文·讷曼的房间相连。1934年，H·维尔也来到这里，现在的维尔已经放弃理论物理研究，投身到纯粹数学的研究中。

除了这四位教授外，研究所里还有很多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叫做“工人”，这些人希望在与这些“杰出人物”的暂时合作过程中有所收益。在普林斯顿大学里，爱因斯坦还见到一些来自柏林的熟人，如鲁道夫·拉登堡教授和年轻的神学家E·维格纳。1934年3月，E·薛定谔来到普林斯顿，但是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薛定谔拒绝了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而希望在研究所里找到高薪的职务，最终没有成功，因此，4月份又回到了欧洲。虽然爱因斯坦为他说了不少话，但是由于与福勒克斯纳的冲突，因此爱因斯坦的话对福勒克斯纳已经没有说服力了。

导致爱因斯坦与福勒克斯纳之间冲突的原因是：像一位监护人一样，福勒克斯纳想控制这位杰出雇员的一举一动。福勒克斯纳感到自己有责任把研究所及其成员与外界隔绝起来，对于他来说，为达到此目的，任意方法，不论多么邪恶都是正确的。爱因斯坦一到美国，福勒克斯纳就警告爱因斯坦不要在这个国家参与纳粹匪徒那些不负责任的聚会，并说：“你在美国的安全取决于你的沉默和不在公开场合露面。”虽然爱因斯坦本人需要一种安静和退隐的生活，但是他并不希望自己完全与世隔绝，更不用说自己的自由受他人限制。即使是与学生报的代表们谈话这样的小事，福勒克斯纳也像一位愤怒的女统治者一样大加干涉。福勒克斯纳认为扣留爱因斯坦的任何信件是完全正当的，并且替爱因斯坦拒绝了各种邀请，他甚至替爱因斯坦拒绝了白宫的邀请，这个举动终于使爱因斯坦忍无可忍了。

刚刚到达美国时，爱因斯坦的纽约朋友R·史蒂芬·瓦尔斯马上发出了上述邀请。但是，11月初，当这个邀请寄到研究所时，福勒克斯纳打开了这封信，没有与爱因斯坦商量就通知总统说，爱因斯坦教授来到普林斯顿是为了从事研究工作，因此绝对不能使他引起公众的注意。无疑，白宫认为爱因斯坦对总统的工作不感兴趣。

当爱因斯坦得知白宫发出了一个邀请，而自己却没有收到，原因很明显，因此他采取了3项行动。马上向罗斯福总统表明他十分愿意拜见这位以巨大的热情面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伟大、最艰难问题的人。在给R·瓦尔斯的一封信里，爱因斯坦发泄了自己的愤怒，信的落款是“普林斯顿集中营”。此外，爱因斯坦还给研究所的董事们寄去了一封长信，列举了福勒克斯纳武断、不明智的行动和明显的错误判断，请求董事们保证他的尊严不受侵犯。如果这一切不能达到目的的话，他将考虑与研究所断绝关系。爱因斯坦的威胁起了一定作用，经过“象牙塔里的风暴”之后，福勒克斯纳再也不惹爱因斯坦了。爱因斯坦成为一位自由的教授，但是他对于高等学术研究所也失去了影响力。

1934年1月24日晚，爱因斯坦和妻子一起在白宫与罗斯福一家进餐，晚上待在弗兰克林的房间。显然，这次会面并没有使犹太人的命运引起公众的注意。对于政治，爱因斯坦一直保持缄默，一方面，他认为不会有什么实质性进展；另一方面，“由于多年来我一直作为德国公民和国家职工，并且是一位被纳粹夺去全部财产的犹太人，因此在公众的眼里，我不是一位客观的法官。总之，在这场斗争中，犹太人最好少在公共场合出现，因为否则的话，对希特勒德国的反抗会被认为是犹太人自己的事，从而失去了强大的力量。”

虽然如此，即使是希特勒上台以后，爱因斯坦还是为和平主义者作了几个报告，仍然与美国和平朋友协会保持密切联系，但是他所强调的重心转向他后来所热心的“世界政府”。爱因斯坦认为，为了保证和平，必须建立一个包括所有主要国家在内的国际组织，并且有足够强大的支配力量。

爱因斯坦的继女伊尔瑟在巴黎身患重病，5月中旬，他在纽约港把妻子送上比利时号汽轮，让她独自一人去欧洲看望女儿，艾尔莎只能无助地看着只有37岁的女儿死去。与此同时，爱因斯坦为自己的夏天找到一个避难所，与曾给自己继女治疗的放射学家W·布基一起在罗德岛的海滩上租了一间美丽的别墅。布基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现在经营一家高利润的企业。在这个新的世界里，他成为爱因斯坦最亲密的朋友。

这条20英尺的小帆船对爱因斯坦身体很有帮助。大西洋海滩常有大风、巨浪，比哈维尔湖要危险得多，但是这更适合爱因斯坦的性格；每次出航时，他都不理睬别人的担心，拒绝携带辅助柴油机和穿救生衣：“如果我要淹死，那么就淹死好了。”当忧郁而憔悴的艾尔莎从欧洲回来时，惊奇地发现自己的丈夫却精神焕发，没有一点悲伤的样子。爱因斯坦非常善于摆脱悲伤，重寻欢乐，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工作得这样出色的原因。直到10月初，爱因斯坦才回到普林斯顿。

爱因斯坦对“计算器”W·枚厄感到很失望，他根本不是爱因斯坦的合适“计算器”。虽然枚厄还在研究所工作，但是他已经转向了纯粹数学研究。福勒克斯纳和外伯伦认为爱因斯坦对他的“计算器”负有责任，因此拒绝为爱因斯坦另雇助手。但是，在研究所的“工人”中，爱因斯坦找到了一些年轻的合作者。

除了发生过几次争论外，对爱因斯坦来说，这个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理想的工作场所。福勒克斯纳建立的研究所不仅是“高等学术”研究所，也是“高工资”研究所，爱因斯坦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找到更好的职位，因此准备后半生都待在普林斯顿。这只候鸟的后半生终于安定下来了，对于爱因斯坦来说，欧洲只是一种记忆了，一种交织着美丽和恐怖的记忆。自然的，爱因斯坦希望回欧洲看一看，但是他始终没有这个勇气。

爱因斯坦并不思念德国，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再踏入这个国家的。虽然他给劳埃写信说，“我们这一小群人过去的和谐关系是绝无仅有的，我再也不会遇到这样纯净的人类了。”既然已经决定待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认为最好是成为美国公民。因为他是持旅游签证来到美国的，但是只有在国外的领事那里才可以申请移民，于是1935年5月，爱因斯坦与妻子、继女玛格特和海伦·达克斯一起乘船来到百慕大。这次短暂而愉快的旅行是他最后一次在美国之外停留。

8月份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遇到了一个购买住房的机会。这所房子坐落在米谢尔街112号，十分安逸而幽静。虽然这所房子与附近普通住房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由于它的主人而成为世界上最知名的住宅之一。

爱因斯坦是用现金购买这所房子的，剩下的钱足够的装修和改建用了。艾尔莎作监工，整个夏天她都往返于普林斯顿和康乃狄克豪华的乡村别墅之间，而爱因斯坦却进行帆船运动去了。刚刚搬到新家，艾尔莎就有一种预感，她不会享受很长时间。她的一个眼睛附近出现了可怕的水肿，医生诊断为严重的循环衰竭和肾病迹象。整个冬天艾尔莎都是在病痛和治疗中度过的，爱因斯坦对此十分忧虑。艾尔莎自己说：“他悲伤、忧郁地不停地走动。我从没有想到自己对他这样重要。这已经值得满足了。”1936年12月20日，艾尔莎在普林斯顿的房子里去世了。

这位被艾尔莎照顾了20多年的阿尔伯特很快地调整自己，适应了新的环境。艾尔莎去世几周后，爱因斯坦写道：“我已经十分习惯这里生活了，我像生活在洞穴里的狗熊，与以前多变的生活相比，我现在更感自如。我的妻子死后，我变得更加笨拙了，她比我善于与人相处。”当然爱因斯坦并不是一个人居住，达克斯不仅负责整理他的邮件和信件、安排来访和约会，同时还担负起做饭和照料家务的工作。与爱因斯坦住在一起的还有他的继女，刚刚离婚的玛格特。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那种根深蒂固的疏远感更加强烈和明显了。“我并没有成为这里世界的一部分，因为在我来到美国时年龄太大了。事实上，在这里与在柏林或瑞士没有什么不同。我是一位天生的独行者。”虽然爱因斯坦一心想成为一位美国人，但他从没有完全掌握这个国家的语言。

事实上爱因斯坦的英语并不那么糟。他可以用英语作简单的记录，但是对于重要事情，他还是用德语记录，如果有必要的话，事后再翻译成英语。使他感到遗憾的是，但是对他来说，德语这个继母语言更实用。

爱因斯坦感到在普林斯顿生活很自如，主要是因为普林斯顿人非常尊敬他对独处的需要。可能是由于这种距离感，产生了有关这位名人的许多没有恶意的轶事。

在纽约，爱因斯坦有一小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最重要的有医生G·布基；富裕的药剂经销商L·瓦特尔，以及经济学家O·纳珍。纳珍曾经帮助爱因斯坦解决不少在普林斯顿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在经济问题上为爱因斯坦提供各种建议，并且（与海伦·达克斯）一起作为爱因斯坦的遗嘱执行人。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接触最多的不是学术界，而是像哲学家弗朗茨·奥本海姆，历史学家E·文·卡勒，和奥地利诗人赫尔曼·布洛克等人。

爱因斯坦一直清醒意识到逃亡者的苦难以及德国的状况，但这种意识经常是从家庭的角度而言。刚刚到达美国不久，爱因斯坦就为妻子的亲属安排来美国。1937年，汉斯·阿尔伯特和他的妻子、儿子来到了美国。两年以后，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也离开了意大利，她的丈夫保尔·温特勒由于健康的原因被拒绝进入美国，只能与贝索一家待在日内瓦；1939年玛雅搬到爱因斯坦在米谢尔街的房子里。

1938年3月，随着德国对奥地利的占领涌现出大规模的移民，美国政府对私人帮助来美的限制越来越明显了。爱因斯坦马上采取行动，并为此，起草了一份宣言：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肉体上消灭生活在其领土之内的任何种族。我们决心采取各种方法使这些无辜的人免受暴力或被剥夺生活保障等残害。德国已经走上了灭绝的道路，通过非人性的方法迫害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并对东欧各国施以军事、政治和经济压力，他们也用同样的方法消灭犹太民族。

虽然爱因斯坦十分杰出，但这个宣言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虽然移民问题是可以克服的，但是在美国的工作问题却很难解决。大萧条之后，工作的机会很有限；同时，大学里存在反犹太人思想，还存在不愿雇佣老年人的现象。为此，爱因斯坦曾经挖苦地说：“最好的办法是在某个便宜乡村建立一种‘集中营’，使50岁以上的流亡人员能够吃饱。但那也只是一个虔诚的希望罢了。”爱因斯坦认为这种悲惨状况不会结束，更糟的事情还会不断涌来。因此曾经表示：“如果没有心爱的工作，我一定会死去。”

与过去一样，是物理使爱因斯坦坚强地活了下来，虽然他意识到在自己的领域他完全是位局外人，并且被当作博物馆里贴上标签的展品或古玩。但是，在几位勇敢的年轻同事的支持下，爱因斯坦仍然不停地工作，积极地进行思考，但是他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工作热情下降了。

第33章 天才的遗憾

在被嘲笑为腿细长的滑稽的半上帝似的僻壤普林斯顿，爱因斯坦并不是独自一人；越来越多的人很快就对这个象牙塔表示好奇。只有31岁的很有天赋并且非常自信的年轻人J·罗伯特·奥本海默评论普林斯顿说：“普林斯顿是一个病人院，一群惟我独尊的名人处在孤独、无助的荒凉之中。爱因斯坦完全是位怪人”。12年后偶然成为这个“病人院”院长的奥本海默虽然没有权力评论正误，但是从这个评论可以看出，年轻而富有创见的物理学家对爱因斯坦不断批评量子力学很不高兴，对他的空中楼阁—统一理论不感兴趣。这种观点显然无可厚非，因为爱因斯坦顽固地拒绝使自己被这个新发现的、开创物理学无法想象新领域的理论分散精力。

1932年，人们在宇宙射线中发现了正电子；这是迄今所发现的第一个“反物质”。对放射线衰变的精确测量激发了沃尔夫刚·泡利去假设一种全新的粒子：中微子，在这个假设的条件下，E·费米创造出一个有效的弱相互作用理论。发现中子是原子的另一个建筑砖块，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验上这个发现都为核物理打开了大门。同时爱因斯坦在布拉格和苏黎世的合作者O·斯特恩（在1933年辞去汉堡主席来美国之前）通过测量发现质子磁动量的异常，提出即使是原子核的建筑砖块也有它的内部结构。

对于引起整个世界巨大震动的新事物，爱因斯坦并没在意：他很少留心，但这并没有影响他自己正在专心研究的问题。爱因斯坦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当时的情况，1933年9月，爱因斯坦的好朋友保尔·埃伦费斯特自杀了，在感人的讣告中，爱因斯坦指出：“对新思想的适应不可避免地给这位50岁的人增加了很大困难。”很显然，爱因斯坦认为这些困难是埃伦费斯特自杀的主要原因。

不用说，爱因斯坦从来没有想过自杀的念头；依靠自己顽强的心理素质，他只是回敬量子力学家的指责是没有说服力的，并且这样说道：“问题的关键是那些人并不从事实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的理论，而是用理论去看待现实；他们不能摆脱所形成的观念，只能在其中挣扎。”这种不可动摇的信念，使爱因斯坦认为这些新的思想和发现只是暂时的，对他正在寻找的物理学基本定律不会有什么影响。结束在普林斯顿的第一阶段工作后，爱因斯坦这样总结说：“对于这些重大发现，我并不感到十分高兴，因为一开始，它们就对我理解基本原理没有任何帮助和促进作用。总之，我像一个还没有掌握基本知识的小孩子，虽然如此，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放弃希望。毕竟，一个人是在对付一个谜，而不像是应付一位自愿的妓女。”

如果爱因斯坦在追逐一个谜，那么对他来说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理想的地方。任何一位数学上的知名人物都要在这个研究所里待几个月。数学是这里的主旋律，虽然物理兼有数学和理论两个方面，但是它一直被认为是边缘学科。因此，在研究所里爱因斯坦是他那个领域惟一的教授。对于这种情况，他并不感到遗憾，他也不与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家们建立密切联系。

爱因斯坦很少在研讨会上作报告，但同事们非常欣赏他的报告风格。曾经熟悉理论物理学家习惯的“零售”过程—一个方程一个方程地解答—年轻的约翰·A·惠勒与爱因斯坦一起第一次体验怎样‘批发’地处理方程。这种处理方法只是计算不知量系数和边界条件的系数，之后与自由度的系数比较。具体来说这并不是完全解决方程，而更像是确定这个方程是否有解，这个解是否是惟一的。惠勒最难忘的印象是，爱因斯坦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研究道路，并没有被原子核物理的巨大发展所影响，当时原子物理在美国处于主导地位。

虽然大多数人对爱因斯坦对统一理论所表现的顽固无可奈何，但是在研究所里有许多年轻优秀的物理学家，与奥本海默不同，他们非常愿意找机会与这位伟人接近。爱因斯坦因此认为普林斯顿最好的地方是在这个领域他能与年轻人一起工作。事实上，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像在普林斯顿那里，“独行者”爱因斯坦经常频繁地与年轻的同事接触。这些同事们并不是爱因斯坦的助手，他们是自愿来此的，根本不去理会那种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建议：为了今后的事业和前途，最好不要与爱因斯坦一起工作。虽然这个建议反映出爱因斯坦在物理学家中的奇怪位置，像奥本海默经常说的，爱因斯坦不是路标而是丰碑，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人后悔与爱因斯坦一起工作过。确实他们中没有一人在研究所或大学里获得长期职务（爱因斯坦批评这种现象是普林斯顿的反犹太人思想），但是所有的人都成了教授。

不久，爱因斯坦与年轻的同事们的合作形成了一种规律。早晨，不是太早，爱因斯坦在他的房间（费恩大厅209号房间）与这些合作者相见，与他们一起讨论物理结构和数学上的进展，有些类似于惠勒所描述的“批发”物理。接近中午大家各自离去。午饭后，他的这些合作者开始进行“零售”工作，他们把得到的结果在第二天早晨进行集体讨论。爱因斯坦养成一个习惯，午饭和午睡之后，整个下午都待在米谢尔大街舒适的书房里；在海伦·达克斯的帮助下，处理大量信件，时而接待来访者，但大部分时间是在追逐自己的思想。

第一篇合作发表的文章中没有涉及数学知识，但是内容却很有煽动性。这篇文章是关于量子力学的，并且产生了很大轰动，直到今天，它引起了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去。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被人们称为“爱因斯坦一泡德尔斯基一罗森悖论”。事实上，它并不是一个悖论，而是以量子力学的基础特性为中心问题的逻辑上没有错误的结论。原始的想法来自于1934年来到研究所21岁的美国人纳珍·罗森，他与爱因斯坦一起工作。比爱因斯坦小七岁的B·泡德尔斯基曾经在帕沙第纳的加州理工大学工作过（他们两人是在加州第一次认识的），1934年成为这个研究所仅有的几位物理学家。由于语言的障碍，经过长时间仔细的讨论，决定这篇文章是由泡德尔斯基起草，爱因斯坦评论这篇文章的缺陷时说：“这篇草案文章并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我想要说的内容，主要事情也没有表达出来。”结果他本人不得不用德语重新描述“主要事情”。

这篇文章并不是证明量子力学是错误的或存在内在矛盾。早在1931年，爱因斯坦就承认这个新的理论是有效的，没有矛盾的，甚至认为它无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决不是完全正确无懈可击的。从爱因斯坦一泡德尔斯基一罗森(EPR）文章的标题《是否可以用量子力学彻底描述物理实际》可以看出，这篇文章将要证明量子力学只能不完全地描述物理实际，因此不能超越对统计学规则的描述。

通过实用主义的标准，文章的开首段对文章标题中提出的比较含混的概念进行了定义，一个“完整的理论”必须满足下列条件：物理实际的每一个要素都必须有一个相对应的物理理论。在并不破坏整个系统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可以肯定地预测一个物理大小的值，那么一定存在与那个物理大小有关的物理要素。通过简单的脑力实验，可以看出这些伏笔的目的是要说明用量子力学的方法描述物理实际是不完全的。这个脑力实验如下：

假设两个电子El和E2相撞后，彼此分开。当他们分开的距离足够远时，测量第一个电子El的动量；根据守恒定律，从这个测量结果可以同时得出了E2的动量；由于两个电子在许多光年的距离以外，因此在测量的时候对E2的系统没有产生影响。这样E2的动量是物理实际的一个要素。但是除了可以测量El动量外，还可以测量它的位置，因此可以得到E2的位置；由于确定了El时并没有影响E2，所以E2的位置变成了物理实际的进一步的要素。

这个辩论的关键是，根据量子力学，如果确定一个粒子的动量，那么它的位置就不能确定，所以位置就不能成为物理实际的一部分。这说明电子E2的动量和位置取决于第一个系统的测量过程，并不影响第二个系统。对任何一个对实际的合理定义都不应该存在这样的矛盾。因此量子力学的描述是不完全的，有必要寻找一个对物理实际的完整描述。

1935年5月，EPR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在量子力学的战营中响起了警钟，当然并不是因为量子力学的支持者认为EPR悖论对他们的观点是一种威胁，而是因为他们对爱因斯坦感到烦恼。在苏黎世，沃尔夫刚·泡利大怒：“爱因斯坦又一次在公开场合评论量子力学……众所周知，他每次这样做都会带来灾难……我将对他说，如果是一位刚刚入学的学生对我提出这样的反驳，我会认为他很聪明而有前途。”为了避免在不明真相的同事中产生混乱，泡利建议ERP文章指向的目标W·海森伯发表一个反驳。为了起到“教育”的作用，为了澄清爱因斯坦所发难的量子力学所要求的那些事实，他也在考虑花费一些笔墨。但是N·玻尔已经着手做这件事了。

在哥本哈根，EPR发表的文章像“晴天霹雳”一样。当玻尔的合作者L·罗森费尔德介绍爱因斯坦的论断时，大家马上放下所有的事情；有必要赶快消除这种误解……玻尔十分兴奋地马上指示起草一个反驳。一共花了6周时间才写完这个反驳。这个反驳并不想证明爱因斯坦这篇文章是错误的，因为EPR所描述的情况是没有错误的。相反，玻尔主要集中指出像“物理实际”和“没有任何干扰”的术语是不精确的。他清晰地指出，由于量子作用的大小是有限的—与经典物理完全不同—不可能脱离测量过程而只谈论“物理实际”。如果记住这一点，就会很显然地看出EPR的矛盾，因此量子力学是我们发现的关于自然的最完整描述。

爱因斯坦同时收到了几位同事的来信，指出他的论断是错误的，但是爱因斯坦感到有趣的是他们分别列举了不同的原因说明各自的观点是正确的。只有薛定谔一人同意爱因斯坦的论断，认为爱因斯坦在公开场合，击中了实用主义量子力学的要害。受爱因斯坦鼓舞，薛定谔自己连续发表了3篇文章反驳正统的量子力学，其中包括一个很流行的悖论，后来被称为“薛定谔猫”。爱因斯坦责备薛定谔用德语发表这些文章：“根据我的意见，任何一个健康的人都会与这个令科学家们感到羞愧的国家断绝关系。”

在所有对EPR悖论的反驳中，爱因斯坦觉得N·玻尔的观点最有道理。但是根据玻尔的分析，如果量子力学的描述是完整的，那么在爱因斯坦看来存在一个矛盾，彼此空间分开的系统是彼此相关的，例如在一个系统中进行的测量同时影响空间彼此分开的其他系统。就像他拒绝接受统计规则一样，爱因斯坦不能接受这种彼此分开的系统之间的“神秘的遥远效应”。因为根据相对论，这种相互影响并不是同时发生的。宇宙的奥秘似乎很难了解。但是爱因斯坦决不相信已经揭示了它的规律，或者相信用量子理论提出的“心灵感应方法”。

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EPR悖论一直是有趣的论题。理论分析重新精确地定义这个悖论，而且曾经是脑力的实验现在变成了实际的实验。于是，量子力学不仅提供正确，而且还是“完整”的描述。大多数物理学家现在认为对于EPRJ悖论的讨论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与爱因斯坦一样，其他人对这种“神秘遥感效应”十分烦恼。这个悖论以及对相关的“位置”和“可分离性”等基本概念的讨论，说明在我们这个世纪还没有实现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这两个伟大概念的满意结合。

在反驳量子力学的同时，爱因斯坦和纳珍·罗森准备结合电磁场和引力解决物质的粒子结构的难题。通过简单明了的场方程变换，他们建立了支持基本粒子的所谓的“爱因斯坦－罗森桥”的数学要素。并且成功地得到了一个“桥”的新的顿悟，爱因斯坦认为很有希望进一步发展他们的思想。认为“只有检验一个多桥系统才可以得出这个理论方法是否支持已经过验证的自然界中粒子的同质量性，以及是否适合量子力学已经精彩解释了的各种事实”。但是虽然这只是处理两个体系的问题，爱因斯坦又一次失败了。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什么电子都具有同样的质量。

另一方面，虽然经过许多挫折，引力波的问题证明是可以解决的。根据牛顿理论，引力在空间是即时的。没有人问这个力是怎么传播的；只有在广义相对论中才提出这个问题，在广义相对论中，引力是按光速传播的。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爱因斯坦在柏林卧病在床时，就推导出引力波的存在，并且像电磁波一样在空间传递能量。应该承认，爱因斯坦只成功地完成了“第一级近似”。虽然爱因斯坦对自己的权宜结果不再感到满意，与纳珍·罗森一起，他现在在寻找引力波的场方程的精确答案。在与一位年轻的合作者寻找答案的过程中，爱因斯坦吃惊地发现自己得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果：引力波并不存在。虽然根据第一级近似这种引力波是应该存在的。但是当他打算发表这个结果时，爱因斯坦遇到了很多障碍，并了解到自己并不喜欢美国的科技机器。

美国的著名物理学杂志《物理回顾》的编辑们把爱因斯坦寄来的这个手稿又退还给他，还附有一位评论人士的一长串意见，要求爱因斯坦修改。爱因斯坦发怒了。把文章交给不知名的评判人员检查是《物理回顾》的通用方法，但爱因斯坦拒绝接受这个方法。在德国没有这种现象。爱因斯坦收回了文章，避开《物理回顾》把这篇文章发表在没有评判人员的杂志上。

但是，这个事件使爱因斯坦避免发表一篇错误文章。1936年9月，他还在抱怨：“如果不是这么难就能找到正确答案就好了，”但是几个月后，他与罗森成功地得到代表引力波的场方程的正确答案。很长时间，这个答案一直是开创性的伟绩；直到爱因斯坦去世后，才又进一步证实和发展这个答案。虽然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技术，还是不能通过实验证明引力波的存在。

1937年，爱因斯坦在《弗兰克林研究所学报》上发表了这篇关于引力波的文章，那时纳珍·罗森由于合同没有得到续签而离开了普林斯顿。罗森的父母是从俄罗斯移民来美国的，爱因斯坦为罗森给人民委员会的主席V·马洛托夫写了一封推荐信，铺平了他去苏联的路，最后罗森去了苏联。但是，罗森走后，爱因斯坦身边很快又出现了新的合作者，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

爱因斯坦对广义相对论的发展最后所作的主要贡献是在与B·霍夫曼和L·英费尔德的合作中产生的。霍夫曼来自英国，在普林斯顿奥斯瓦尔德·外伯伦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1935年成为这个研究所的成员，后来成为爱因斯坦的合作者。L·英费尔德1936年从波兰获得奖学金来到这个研究所，在此之前曾在苏格兰的爱丁堡马克思·玻恩教授那里待了几个月。爱因斯坦建议英费尔德和霍夫曼与他一起在广义相对论下研究运动学。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在新的归纳水平上研究了运动的问题，一方面按照通常习惯分成场方程，另一方面克服运动定律的限制。

牛顿的公理性的天体力学结构包括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定律和引力定律，引力是使天体在它们各自轨道上运行的力。这两个部分彼此分开，没有任何联系。在爱因斯坦用广义相对论处理运动的过程中，并没有克服这两个定律的区别。但是早在20世纪20年代，洛仑兹、爱丁顿和利维一西维塔的研究指出，在广义相对论情况下这两个定律并不是截然分离的。经过两年的工作，1938年，爱因斯坦、霍夫曼和英费尔德在发表的长篇文章中终于指出，事实上场方程包括所有事情—不仅包括引力，而且包括分布在空间的物质的运动。于是，广义相对论不仅描述空间、时间和引力，并且第一次包括物质动力学。

1938年4月爱因斯坦又出版了一本书《物理学的革命》。这本书非常具有代表性，它以令人吃惊的伟大眼光，描述了一个学科的历史，它的出版并不是因为爱因斯坦希望与大家交流意见，而是由于高等学术研究所的经济问题。

“英费尔德是一位出色的小伙子，我们一起解决了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一起合作6个月后，坦爱因斯坦报告说。但是尽管爱因斯坦十分支持英费尔德，研究所却不同意延长英费尔德微薄的奖学金。爱因斯坦觉得研究所对不起英费尔德，同时拒绝给自己十分尊敬的合作者提供奖学金也使爱因斯坦觉得研究所也对不起他本人，因此打算从自己的腰包里支付一部分钱。但是英费尔德对这个想法感到很不安，想出了另外一个主意：为什么不一起为广大读者写一本书呢？由爱因斯坦作为其中一位作者，一定会取得成功，而且英费尔德所分得的收入可以保障他的生活。爱因斯坦也认为这个主意不错。英费尔德首先找到一个出版商，先得到订金，爱因斯坦设计书的内容和基本结构。这本书获得了很大成功，于是英费尔德在美国的未来有了保证。

当爱因斯坦与霍夫曼和罗森一起研究运动问题时，又来了几位合作者，由于他们的参与合作，爱因斯坦现在可以研究他真正感到富有激情的工作：统一理论。当时只有21岁的P·伯格曼出生于柏林，在布拉格的菲利普·弗兰克教授那里获博士学位；为了与爱因斯坦一起工作，1936年他来到了普林斯顿。V·巴格曼也是一位柏林人，自从希特勒上台后，他逃到苏黎世完成他的学业。从1937～1946年，他成为这个研究所中的一员。

在以后的时间里，爱因斯坦在统一理论上取得了很多进展，但是并没有突破性的，并且很少有可以发表的结果。有时，似乎靠近答案了，例如在1938年夏天，他认为：“今年，经过20多年的寻找，我已发现了一个很有希望的场论，是相对性引力理论的一个完整自然的发展。”但是这个努力没有成功。

虽然伯格曼和巴格曼没有发表很多文章，但与英费尔德和霍夫曼一样，与这位天才一起思考和工作他们感到很幸运，很有收获。他们特地指出爱因斯坦的思想方式与传统的思想方式完全不同。对他们来说，爱因斯坦似乎不是一位严格而有逻辑的理论家，而是一位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具有丰富的想像力，他所采用的论述对于一篇科学文章经常是不合适的：他所追求的不是一个概念狭义的逻辑，而是它的美感。在他的工作中，爱因斯坦一直在寻求美感。

在晚年，爱因斯坦认为自然得到的定律是具有美感的。他十分相信这一点，并且带有宗教的狂热，他认为简单定律是存在的，并且是可以发现的。除了在青少年时期外，爱因斯坦从来不愿使用基督教人格化了的上帝。但即使在年轻时，他只认为上帝是自然定律的保护人。一开始，这似乎只是一个顽皮的表述，但是当他渐渐长大时，这种对上帝的隐喻变成一种启发式原则：爱因斯坦本人扮演成世界及其定律创造者的角色。他判断事物的标准使B·霍夫曼大吃一惊，他说：“当我判断一个理论正确与否时，我首先问我自己，如果我是上帝，我是否会用这样的方式安排这个世界。”

在寻找统一理论的20多年来，是这种对世界具有确定结构的信念使爱因斯坦一直保持充沛的精力和坚强的毅力。他天生就非常适于追求理论概念，具有极大的热情，这种热情可以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但是当他发现自己的观点有严重缺陷时，他会马上放弃这个观点，对所浪费的时间和精力并不感到失望。第二天早晨，至多几天，他将又想出一个新的主意，以同样的热情追求这个新思想。

对于他的助手们来说，他似乎一直在研究场的理论，但爱因斯坦却经常在思考量子理论的基本问题。在他们研究运动问题时，出现了一个四方程系统而不是三方程系统，对于有限数目的答案，年轻人们失去了信心，但是爱因斯坦却说：“噢，那太妙了。”接着向这些困惑的合作者解释说：“我们将得到一个超定系统，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与玻尔允许的轨道类似的量子条件。”

爱因斯坦一直认为，虽然量子力学的统计定律是有用的工具，但它们并不是物理学的基础。在爱因斯坦所写的信中，我们经常发现他的这种观点。1942年夏天，爱因斯坦做如下解释：“对于我本人，我是一位过时而顽固的人，我仍不相信已经揭示了自然的秘密。因为如果自然界要那样做的话，他就应该做得彻底，而不应该有所保留，不全力以赴。如果真的存在那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去寻找定律了。事实上，所有的事情都与完美的规律发生矛盾。但我仍一直在寻找这种规律。如果最终我的发现没有任何价值，那么应该是我的过错，而不是上帝的过错。”

虽然在爱因斯坦周围，有关科学上的事情变得悄无声息了，但爱因斯坦并没感到悲伤。正如他在1936年描述的那样，他生活在“一种孤单之中，如果是在青年时期，一定会感到很悲伤的，但是在成熟的晚年，却是十分难得的。”爱因斯坦根本不参与带有误解的谈话。1939年1月，N·玻尔作为客人来到研究所待两个月，爱因斯坦对他避而不见。陪同玻尔作他助手的L·罗森费尔德体验出两个伟大人物之间深不可测的缄默，他们过去曾经认为没有什么比谈论物理更重要的：

爱因斯坦瘦得不成样子。接连几天他都把自己锁在书房里，只与他的助手谈话，他们的名字非常奇特，是伯格曼和巴格曼。在这4个月期间，只有一次爱因斯坦宣布做个报告，是关于他费尽心思要建立的统一场理论。玻尔来听报告。在报告结束时，爱因斯坦双眼盯着玻尔，强调说他一直希望能用他刚才表述的方法得出量子条件。在那4个月期间，只在一次下午的接待时，玻尔和爱因斯坦见过面，但是他们的谈话内容只是一些平庸的事。爱因斯坦明显地暗示他宁愿避免与玻尔谈话。对此玻尔很不高兴。

非常巧合在玻尔待在普林斯顿期间，物理学有了很大的发展，物理学上一个动人的应用已经成为可行—出现了原子核的链式反应，最后制造了具有不可想象摧毁力的原子弹，因此这个小的插曲变得越发不同寻常了。爱因斯坦一直不重视原子核物理的原因是因为核物理对他发现“上帝的秘密”没有帮助。但是不久，他就要追赶上核物理的发展。

第34章 和平墓碑前的科学之父

爱因斯坦在长岛度过1939年的夏天。与两年前一样，他在岛的东端租了一所房子，长岛面对大西洋，有无数的港湾和条形陆地，毕科尼克港湾由于能遮挡过来的汹涌海浪，因此是理想的帆船之地。爱因斯坦非常喜他的船及帆船活动，还经常与周围的居民一起表演音乐，即使是酷夏，他仍乐此不疲。

大约在7月中旬，有两位物理学家来到了长岛，他们是普林斯顿大学的E·维格纳教授，以及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研究员的L·西拉德。他们一直驱车来到毕科尼克，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稀有金属铀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虽然没有十分把握，但铀完全有可能成为威力巨大的炸弹的原料。考虑到纳粹德国有可能也在研究这样的武器，西拉德感到异常不安，因此请求爱因斯坦给比利时尊敬的女王写信，劝说比利时政府停止把铀卖给德国。

虽然爱因斯坦没有紧跟原子物理学的迅速发展，但是他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严重性，以及对科学的影响。把贮存在原子里的能量释放出来已经是物理学家抛在脑后的老课题，自从本世纪初发现放射性就有人提到这样的事。事实上，在爱因斯坦1905年发表的那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他推导出的公式E=mc2就指出了这种可能性。

厄斯特·卢瑟福发现原子核15年后，人们已经十分了解放射性原子核的变化。1920年，卢瑟福在用镭发射出的a射线轰击氮原子时，成功地观测到氮原子核的变化或裂变。报纸上马上大肆宣传所谓的“人工放射性”是巨大的潜在能源，经过简单和非常有吸引力的计算，一克物质可以释放出相当于3000吨煤的能量。头脑冷静的科学家反对这种设想，因为镭实在太稀有和珍贵了。对一些乐观主义者来说，爱因斯坦通过物质与能量转换的奇迹般公式为物理学的未来发展打开了大门，他评论如下：

完全有可能找到一个新的具有巨大能量的原料，但是根据我们现在的知识还不能完全肯定。虽然很难进行各种预测，但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刚开始，只有用精密的仪器设备才可以观察到这些过程。这必须说明，因为否则的话，人们会昏了头的。但是如果坚持研究下去，特别是。粒子释放出来的射线反过来也会产生同样的效应，我不敢肯定这样的发展是否会很迅速。

这是一个预言，因为爱因斯坦提出了整个发展的先决条件：释放出的射线反过来会产生同样的效应。这是链式反应的基本概念。

对于早期自传作家莫斯可夫斯基，爱因斯坦指出这样的一个发展并不值得提倡：“假如有办法可以释放出这样巨大的能量，我们会发现我们处在这样的时代：相比之下，我们煤黑的现在似乎是金色时代了。”爱因斯坦的反对主要是从系统管理这样的能源方面考虑的，这种担心后来称为核恐怖主义，当然爱因斯坦也担心核武器技术，因为与核武器的破坏力相比，自从枪炮发明以来所有的轰击和轰炸加在一起只是没有害处的小孩玩具罢了。因此，早在1920年，关于核能的可能应用爱因斯坦都提到了，当时这些技术细节还隐藏在未来的谜雾之中呢。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认为这样的思想太玄妙了，根本不是严肃的科学，但是物理学家却在一直思考这样的问题。1932年实现了突破，发现中子也是原子核的组成部分；并采用中子作为自由粒子轰击原子核。

1935年年底，爱因斯坦应邀参加在匹兹堡举行的美国科学发展学会年会，在会上作W·J·吉布森纪念演讲。爱因斯坦向观众解释自己是怎样推导出质量和能量相等的著名公式，30多位记者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问道：由这个著名公式推导出的巨大能量是否可以通过轰击一个原子释放出来。爱因斯坦认为这种可能性就像在黑夜中射击鸟一样，特别是周围没有几只鸟。

与此同时，采用超级的实验装备，E·费米的工作组在罗马用中子轰击了原子量较大的原子核，特别是铀原子，但是当时并没有注意到铀原子的分裂。1938年年底，O·哈恩与他的合作者F·斯特拉斯麦恩才发现原子核的分裂现象。通过精密的放射性化学手段，他们在反应后的产品中发现了钡，原子核的重量大约是铀的一半，这说明在轰击过程中，铀原子核发生了裂变。1月26日，在华盛顿的一个会议上，玻尔介绍了哈恩和斯特拉斯麦恩的发现。结果，在介绍过程中，几位物理学家提前离开了会场，冲进自己的实验室重复这个实验。所有的事情都像玻尔所说的那样，并且与玻尔一样，他们都奇怪自己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1939年3月14日，《纽约时报》在庆祝爱因斯坦60岁生日时举行了记者见面会，爱因斯坦说：“现在取得的结果还不能保证可以利用在裂变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原子能……但是这并不会影响物理学家对这个重要主题的兴趣。”

在同一个月，在法国和美国几乎同时出现一个关键发现：在巴黎是F·约里奥·居里发现的，在美国纽约是E·费米发现的。约里奥·居里和费米发现，当一个铀原子核被中子击碎以后，通常情况下会产生两个中子，这两个中子同样会击碎另外的铀原子核。链式反应终于成为可能，费米望着窗外忧郁地沉思着：一个裂变的炸弹可以摧毁我们所见到的一切。

在毕科尼克港湾的别墅前，在与西拉德和维格纳交谈过程中，爱因斯坦马上表示要给比利时政府写一封信，由美国国务院转交。爱因斯坦当场起草一个手稿让两位来访者带走。回到纽约，西拉德与一位政治上很有经验的保王党，前德国议会议员G·斯托尔颇先生商量。斯托尔颇建议西拉德把这个不同寻常的问题介绍给亚历山大·萨克斯，罗斯福总统的非官方顾问。当西拉德与爱德华·泰勒再次拜访爱因斯坦时，这封本应给尊敬女王的信变成给美国总统的一封信。

在爱因斯坦德语口授的基础上，与萨克斯商量之后，因为不知道该给总统写多长的信合适，西拉德写了两封英文信，一封长的，一封短的。1939年8月，西拉德把两封信都寄给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马上签字并寄了回来。最后采用了那封长信，其中最重要的一段内容如下：

总统先生：

从E·费米和L·西拉德最近工作的手稿里，使我不禁想到在不远的将来，铀元素可能变成一种最重要的新能源。似乎需要各方面对这种情况加以注意，如果有必要应该马上采取行政管理。我认为我有责任把下面的事实和建议向你介绍。

在过去的四个月中，通过法国的约里奥以及美国的费米和西拉德的工作，有可能对大量的铀建立一种链式反应，由此可以产生巨大的能量，以及大量像镭一样的新元素。现在看来，几乎可以肯定在不远的将来可以实现这个反应。

这种新的现象和应用也可以用来制造炸弹，虽然不敢肯定，但可以想象如果这么巨大威力的炸弹可以制造出来的话，并且用船携带在一个港口爆炸，那么它将摧毁整个港口及周围的一切。虽然，这样的炸弹可能太重，不能在空中携带。

在接下来的几段里，爱因斯坦与西拉德提出了有组织的计划，建议政府和物理学家合作。

爱因斯坦并不是第一位提出这样建议的人。早在1924年4月，P·哈尔泰克和他的合作者威廉·格罗特就已经向德国军队军工部建议在炸弹中采用链式反应：“与其他国家相比，第一个探索这种方法的国家将有无法估计的优势。”

1939年1月，德国进攻波兰，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0月11日，罗斯福才有时间接见他的朋友兼顾问亚历山大·萨克斯。总统马上明白了问题的重要性，并马上叫来秘书E·M·瓦森将军，指示说：“这个问题要马上采取行动。”

对于西拉德来说，所有的事情进展得太慢了，所以他又一次找到了爱因斯坦。1940年3月7日，爱因斯坦写了第二封信，寄给萨克斯，由他转交总统。这封信强调了研究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以及工作的保密性。总统马上建议扩大委员会的规模，并把爱因斯坦包括在委员会中，但是爱因斯坦唐突地拒绝了，可能是因为首次没有邀请他参加委员会的原因吧。这封信之后，爱因斯坦与政府之间的接触也结束了。

爱因斯坦的干涉，包括他的第一封信对整个事件没有产生明显影响。1941年秋天，当英国取得的成果，特别是所谓的弗离希－－皮尔斯报告通过官方途径达到华盛顿后才发生了明显变化，终于在1941年12月6日建立了秘密的“曼哈顿工程区”。这是世界上仅有的最大的技术和科学工程。12月6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3天以后，德国对美国宣战。

但是爱因斯坦却没有参与这项工作，因为要有效地参与这项工作，就必须完全了解整个工程，而FBI和军队的特工人员一致认为爱因斯坦对整个计划的安全是一种威胁：考虑到他激进的背景，为了安全保密，在没有经过彻底调查的情况下，这个办公室最好不要雇用爱因斯坦博士，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具有这样背景的人似乎不会成为一个忠诚的美国人。FBI和其他秘密机构都不知道爱因斯坦给总统写信的事。

就这样，这位曾经提请罗斯福注意原子弹研制的人不再费心去考虑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这个武器的研制工作。

在某种程度上，爱因斯坦后来为军事研究作了一定的贡献。1943年5月16日，一位带领一个研究组在华盛顿附近从事传统高性能炸药研究工作的海军上校前来拜访爱因斯坦，并问他是否愿意作为海军的顾问，特别是在高性能炸药研究领域，爱因斯坦对此十分高兴。这位当场就把爱因斯坦入伍的上校后来回忆说：“对于大家对他的忽视，爱因斯坦的心情很不好。以前没有一个人找他为战争做过一点工作。”爱因斯坦以极大的热情为海军工作，每隔一周，有时一个月一次，炸药专家带着像鱼雷等理想爆炸问题来拜访爱因斯坦，爱因斯坦通过思考得到十分准确的答案。来自华盛顿的来访者发现爱因斯坦因为能为打败希特勒政府而尽一分力感到十分高兴和愉快。关于爱因斯坦对高性能炸药研究产生的影响没有任何记载。

另一方面，爱因斯坦对于美国的战争金柜作了很大贡献。书刊与作者战争债券委员会，一个拍卖著名作者手稿，用所得收入购买战争债券的组织，向爱因斯坦索取1905年发表的关于相对论的文章手稿。爱因斯坦没有保存手稿的习惯，因此把与V·巴格曼刚刚完成的关于双矢量场的一篇文章的德文手稿交给了这个委员会。不久，这个委员会的使者向爱因斯坦提议，把它的相对论的文章拷贝一遍。爱因斯坦十分吃惊，但还是照作了。

2月3日，在肯萨斯城开始了拍卖。一家保险公司花了650万美元买下了他重新叙述的关于相对论的手稿，而关于双矢量场的原始手稿卖了500万美元。

随着美国加入战争，以及曼哈顿工程的开始，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突然间人员冷清了。现在，爱因斯坦终于有了一位物理学家同事沃尔夫刚·泡利，虽然他们在量子力学方面存在分歧，但是还共同发表了一篇关于相对论的文章。

当然在爱因斯坦寻找统一理论的过程中，沃尔夫刚·泡利的角色更像一位批评家，而不是一位具有创新意识的合作者，泡利经常这样说：“既然是上帝已经分开的东西，它就不会让任何人再合并起来。”但是爱因斯坦并不灰心，并像着了魔似的工作。即使在假期，他有时也不分白天黑夜地思考这些问题，并认为上帝是不会让人们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当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会意识到这一点，这是非常幸运的。

1940年，数学家K·歌德尔从奥地利来到普林斯顿，在研究所里谋得了一个职务。1943年，B·罗素来到普林斯顿。他们养成了固定谈话的习惯，每周的一个下午，四人经常聚在爱因斯坦的房间。关于国际政治和战争问题，他们四人用不着谈论，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愿望，就是最快最彻底地战胜德国。但是当B·罗素建议战争结束后，获胜者应该帮助德国重新站起来时，大家出现了分歧。爱因斯坦强烈反对这个建议。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爱因斯坦非常高兴，德国人终于大势已去，走向了失败的道路……但是这个进展太慢了。欧洲人的生活还剩下了什么？除了安慰之外什么也没有，已经如此沮丧低落的人怎么可能会想到帮助德国重新站起来呢？

当联军在诺曼底登陆时，德国的战败就在眼前，爱因斯坦非常激动地说：“我终于活着看到了战争发生转折，这似乎就是正义。”对于爱因斯坦来说，罪犯不是希特勒，也不是纳粹党的领导，也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而是整个德国国家。在《华沙犹太人居留区英雄们的讣告》中，爱因斯坦写道：“整个德国国家应该为这次大规模的屠杀负责，如果世界上还存在正义的话，德国作为整个国家应该受到惩罚。当德国全面失败以后，像上一次战争一样，在哀伤他们命运的时候，人们千万不要第二次受骗上当。应该记住，德国在准备对人类所犯的严重罪行过程中，完全是在故意利用其他人的仁慈。”爱因斯坦永远不能原谅德国人。

没有书面证据说明在战争过程中，爱因斯坦对原子弹的发展情况知道多少。在谈论这个高级机密时用的都是暗语，而且绝对不能落在纸上。但是爱因斯坦一定意识到正在进行巨大的努力研究原子弹呢，因为所有的原子核物理学家，以及其他领域无数的科学家都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行踪。1944年秋天，爱因斯坦在布拉格和苏黎世的合作者O·斯特恩似乎告诉过爱因斯坦这个炸弹工程即将成功。接着他们显然讨论了令人震惊的战后发展趋势，因为爱因斯坦和斯特恩都很担心，每个国家都采用技术手段秘密地研制武器，重新武装，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预防性战争。

12月11日，在给N·玻尔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提出了怎样避免这种灾难性危险。有影响的科学家应该在适当时机向政治家们指明这种潜在的危害，包括你自己，以及你的国际交往，包括这里的A。康普顿，英国的林德曼，俄国的卡匹扎和约非等，促使他们劝说各自国家的政治领袖，取得军事力量的国际化—这是一条很早以前因为太冒险而拒绝采用的办法。但是这种激进的方法以及超国家政府是惟一可以取代秘密技术军备竞赛的方法。这封信已经反映出爱因斯坦对于原子核装备以及战后国际政治发展的主要方面。

1945年3月，L·西拉德再次出现了。德国的最后失败就要来临，不再害怕一个纳粹的“奇迹武器”了，同年夏天，美国的炸弹将会造成。西拉德和几位同事所关心的是政府在使用原子弹过程中所持的态度，以及战后的世界格局。西拉德请爱因斯坦给总统写一封这样的信，但遗憾的是罗斯福再也看不到这封信了，他于1945年4月12日不幸去世了，失去了一位尊敬的老朋友，爱因斯坦感到十分悲伤。

8月6日，当地时间8点刚过，美国的第一颗铀炸弹把日本的广岛城夷为平地。海伦·达克斯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对此，爱因斯坦只说：“噢，唉，就是这样。”8月9日，另一枚钚炸弹投到了日本的长崎市。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1945年8月11日，在伦敦《时报》上，玻尔写道：“除非人类社会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做及时调整，否则的话，人类所掌握的这种具有可怕破坏力的武器将是致命的威胁。”爱因斯坦一直待在他的别墅里，保持沉默。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发表了普林斯顿大学一位教授所写的斯姆斯报告，报告中有一句话提到了爱因斯坦在1939年8月给总统写的那封信，因此整个秘密都暴露在广大公众面前。在这种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武器的危险笼罩下，爱因斯坦积极地参与有关新炸弹和战后世界格局的辩论。

在日本投下的第一颗原子弹，以及后来关于它的神奇威力的描述，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它的制造过程，因此物理学和物理学家顿时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由于原子弹的作用，使战争迅速结束，同时也使美国免受日本的侵略，当然日本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生命代价。物理学家们首先被作为英雄崇拜，可是当胜利的欢呼渐渐平静下来，物理学家们却发现自己现在被当成可怕的男巫的学徒。

当卜罗伯特·奥本海默成为著名的“原子弹之父”时，爱因斯坦因为他在公众中享有的几乎神秘的权威，因为神奇公式E=mc2，以及1939年8月给总统写的信，而突然发现自己成为一位类似于超父的角色。一位记者追踪到他安逸的隐居之地时，爱因斯坦才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评论这种破坏力巨大的新武器。

爱因斯坦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只要重新坚持战前的和平主义观点就可以了。在战争进行的最后一年，关于战后世界格局的争论使他的和平主义观点有了一些修改。正如记者所再现的那样；在爱因斯坦看来，拯救文明的惟一之路就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国家的安全应该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如果一个主权国家一直拥有各自的军备，继续保守军事秘密，新的世界大战仍然不可避免。

后来的人们可能认为爱因斯坦关于世界政府的设想是天真的；但是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以及战后的一段时间里，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有这样的观点。罗斯福和他的接班人杜鲁门接受了这个建议，建立了联合国，但是战争结束后，获胜方之间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把自己的原子弹交给一个国际组织来管理。大多数美国人和政治家认为，为了阻止苏联的扩张，美国必须尽可能长时间地垄断原子弹的制造秘密。

虽然原子弹的存在增加了超级大国之间的不信任感，但是在爱因斯坦看来，原子弹的存在更加有力地说明有必要设立一个世界政府。回到普林斯顿，爱因斯坦马上与T·马恩和十多位杰出的美国人一起签发了一个声明，号召人们重新考虑设立世界政府的事。第一颗原子弹几乎摧毁了整个广岛，同时也打破了人们固有的、过时的政治思想。要预防战争，就必须建立一个世界联邦宪法，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可行的法律秩序。

原子弹使年轻的物理学家们对他们所从事的科学感到失望，迫切希望爱因斯坦能够说些鼓励的话，帮助他们澄清困惑。这是对人类的残酷讽刺，人类科学智慧上的最伟大、最令人振奋的胜利并没有带来精神的升华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肯定，反而带来了失望和死亡。确认爱因斯坦的公式E=mc2不仅不是标志着一个充满光明的时代的开始，相反使人们陷入迷茫的黑暗之中。人们曾经计划召开一个全国科学家大会；虽然这次大会并没有召开，但是爱因斯坦永远不能忘记请求他参加会议时那种急切的话语。“我们需要你来这里讲述一下原子能时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我们直觉地感到有你在这里，我们会倍受鼓舞，会更好地把握我们的未来；我们几乎认为帮助我们以及整个世界是你的责任，不仅因为你是一位谦虚和强有力的人，而且还因为你所提出的质能变换公式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走上了具有两种可能的道路—我们需要你帮助使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百万的人失去了生命，并且产生对技术的恐怖，但是爱因斯坦并不认为原子弹问题是全新的问题。他认为：原子能的释放并没有产生新问题，只是使得我们感到更有必要尽快解决现存的问题。应该说原子能的问题只是定量地影响我们，而不是定性的。

爱因斯坦的目标一直是，为了彻底消除战争，必须建立一个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包括原子武器的世界政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从核威胁中，他看到了积极的一面：“核威胁可以迫使人类在国际事务中遵守一定规则，没有这种恐吓力是无法办到的。”12月10日，在纽约的一次诺贝尔纪念活动中，爱因斯坦直截了当地表明，科学家所感受到的是“责任感”而不是负罪感，并说明自己当初在制造原子弹时的动机：

为了避免人类的敌人首先制造出这个新武器，我们才参与这个活动的；考虑纳粹的心理，如果他们先造出炸弹，那么后果就不可想象，就会带来无法比拟的破坏和对人类的奴役。这个武器交到了美国和英国人手里，让他们担当人类保护神，捍卫和平和自由的战士；但是我们还无法保证在大西洋宪章中所承诺的和平和自由。战争虽然胜利了，但和平还没有取得。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爱因斯坦号召大家在心理和思想上都要大胆行动、积极变革……否则，我们的文明成果就要付诸东流。

这种警告是必要的，因为几个月来，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国内的气候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的同盟军现在变成了敌人。

为了使公众和政治家们了解原子弹及其威力，参与曼哈顿工程的许多物理学家建立了一个原子能科学家紧急委员会，爱因斯坦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作为一名积极的募捐者和受命宣传员，爱因斯坦签署了许多呼吁和宣言，经常在收音机里讲话，或通过电话参与广播座谈。尽管开始时呼声很大，紧急委员会在政治上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不久，成员之间出现分歧，爱因斯坦努力从中调停。1948年底，委员会终止了活动，但是爱因斯坦并没有停止工作，作为一位孤身的战斗者，不必为了达成某种协议而要采取妥协，对此他多少感到一丝高兴。

尽管爱因斯坦支持世界政府，并且就原子弹问题发表了许多声明，但是这种献身只是最低限度的。他曾给贝索写信说：“如果有时你看到我的名字与政治活动有联系，不要认为我在这种事情上花了很多时间，因为在政治这块不毛之地花费太大的力气是可悲的。但是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况，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而偶一为之。”一个人在政治和方程之间应该怎样分配时间。对我来说方程是最重要的，因为政治只是暂时的，而这样的一个方程却是永恒的。

对于自己在制造这个可怕的武器中的贡献，爱因斯坦觉得有必要澄清自己。1947年3月，他告诉《新闻周刊》杂志记者说：“如果我知道在研制原子弹问题上德国不会成功的话，我不会支持美国制造原子弹的。”并解释说，当时即使没有他的干涉，军方在核能发展上也不会产生很大不同。大多数研究曼哈顿工程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这种观点：即使没有爱因斯坦那封信，原子弹也会研制成功，至多只会比现在晚一周时间。

爱因斯坦当时一直坚持超过德国人是必要的，但是他后来答复一份日本杂志的记者时，他显然在尽量减小他的贡献：“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我只参与了其中一项行动，在给罗斯福的信上签了字。”同时在给德国的M·文·劳埃的信中，他重复写道：“在原子弹和罗斯福的事情中，我只是在西拉德所写的一封信中签了字。”如果华盛顿的人们不是出于安全保密而把他排除在外的话，爱因斯坦对研制原子弹的贡献不仅是作为一位写信者，而且会非常高兴地作为一名物理学家参与的。另一方面，不容置疑是希特勒的原因使爱因斯坦感到有必要推荐研制一种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

爱因斯坦完全否认因为他的公式E=mc2而要负特殊的责任，他带有一丝讽刺地对一位历史学家说：“可怜的我因为发现和发表了质能之间的关系，就认为我在这场悲剧中起了主要作用。”爱因斯坦发现质能关系公式时还在专利局工作呢，当时去预测这样的一个炸弹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它的制造需要核物理上的许多发现，而在1905年这些发现连猜测都猜不到。即使当时这个障碍不存在，相对论是在研究‘发光以太’的性质时产生的，当时根本无法预测任何可能的技术应用。

对于爱因斯坦来说，不可能因为可能产生一些问题和后果而放弃探索自然。在他看来，寻求自然定律是人类最崇高的追求，此外的任何事情都属于政治和道德范畴的，而人类在这方面总是失败的。虽然如此，他认为应该指出其中本质的区别：

我认为人类伦理行为的严重败坏主要是由于生活的机械化和人格丧失的原因造成的，是技术科学智慧发展过程中的灾难性副产品。该怎么办好呢！我发现自己也没有任何办法消除这个致命的缺陷。人类的喧嚣比他们居住的地球会更快地平息下来的。

当核竞赛正在进行，两个超级大国互相之间用死亡恐吓着时，在朝鲜半岛，他们的代理人之间差一点发生一场战争，爱因斯坦对人性几乎感到绝望。在与赫尔曼·布络克的一次谈话中，爱因斯坦这样表达自己的悲伤：“如果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人类最终走向自我毁灭，整个世界也不会为它掉一滴眼泪的。如果人类保持以前的愚昧无知，那就不会产生这种可悲的事了；但是如果那样就不会再有人演奏巴赫或莫扎特了，这也很可悲。”虽然时而有忧郁袭来，但不论是在物理上还是在他的政治活动中，爱因斯坦从不放弃希望，在他看来，为一个很难获得的目标而奋斗比失望更有意义。

爱因斯坦对自己以前的“继祖国”的愤怒是无法抚慰的，他认为绝对有必要去永远地阻止德国成为工业强国……我并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取得最大程度的安全，进行道德感召是不可能避免德国人的侵略和攻击的，因此不会获得安全。爱因斯坦甚至反对对德国人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当杰姆斯·弗朗克为了使德国避免发生“精神和心理衰败情况”，而对美国提出一个建设性政策时，爱因斯坦粗鲁地反驳说：“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计划，为了达到目的，德国人残杀了几百万市民。如果他们也屠杀你，如果没有假惺惺的眼泪，这将不会发生的。如果德国人有能力，他们还会这样做的。”爱因斯坦认为德国人根本没有一丝罪恶感或懊悔的感觉。当索末菲教授再次邀请爱因斯坦接受科学院的职位时，爱因斯坦语言尖刻地拒绝了这个邀请：“由于德国人在欧洲屠杀了我的犹太教兄弟，我不希望与德国人有任何联系，即使是与没有任何危险的科学院保持任何联系。”

如果根据爱因斯坦的态度而认为他对于任何与德国有关的事都是愤恨的，那是错误的。与物理一样，在人类问题上，爱因斯坦的推理基础是无限因果关系，‘我不能恨他，因为他必须那样做’。这种既不承认原罪也不承认罪恶的观点，在许多人类的荒唐和侵略上，帮助爱因斯坦增强容忍和耐心。

O·哈恩请求爱因斯坦加入M·普朗克学会，成为一名“外籍科技会员”，爱因斯坦严厉地拒绝了这个请求：“德国人的罪行是所谓文明国家历史上所见到的最残忍、最恐怖的罪行，整个来说德国知识界的态度并不比暴徒的态度好。经过这么残酷屠杀，仍然没有一丝懊悔或一种诚实向好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卷入与德国公共生活有关的事物中，会使我感到厌恶，或者这是出于一种自洁的需要吧。”爱因斯坦更不希望与1949年诞生的联邦共和国的研究机构有任何联系，任何一位骄傲的犹太人都不会与德国官方运动或研究机构有任何关联。

爱因斯坦甚至不让德国人阅读他的文章。当出版商威维格希望重新出版他的“关于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通俗读本时，爱因斯坦通知他说：“自从德国人对我的犹太教兄弟进行大规模屠杀后，我不再希望我的任何出版物在德国出现。”

虽然如此，爱因斯坦对于德国人的态度并没有影响他与德国同事和朋友们的关系，包括像哈恩和索末菲那样在纳粹政权下仍然坚持待在德国的人。惟一与爱因斯坦进行大量信件交往的人是M·文·劳埃，爱因斯坦一直把他当作一位“真正的好人”。在1942年的一个讣告上，爱因斯坦对1941年去世的W·能斯特表示尊敬，似乎并没有发生过战争，他对这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保护人兼同事表达了无限怀念，同时巧妙地回顾了在科学上已经不复存在的国际主义精神。

爱因斯坦对M·普朗克一直很敬佩。1947年10月4日普朗克去世时，在美国科学院的一个追悼会上，爱因斯坦对这位89岁的父亲般的人表示了无比尊敬，认为他是知识界的人格化身。在给普朗克遗属的慰问信中，爱因斯坦用感人的话语描述了这个伟人对他一生的重要影响和作用：“我十分荣幸，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是永远难忘、大有收获的。他一直在追求永恒的事物，同时也积极参与人类日常的任何事情……我在你家里度过的那段时光，以及与这个伟人面对面地多次谈话，在我的余生中，将一直是最美好的回忆，这永远不会变，悲惨的命运并没有把我们彼此分开。”

事实上，爱因斯坦并没有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普朗克追悼会，而是安排别人在会上宣读他的颂词的，因为爱因斯坦的身体越来越差了，现在几乎从不离开普林斯顿。

在米谢尔街112号的3位女士显然不能像艾尔莎那样精心地照顾这位倔强的老人。战争结束后，爱因斯坦得了多次大病，身体越来越糟，但却找不到原因。当他感觉好一些的时候，爱因斯坦幽默地总结这段经历说：“我变得越来越虚弱，看起来像个幽灵，可能是由于我一直漫不经心坚持的饥饿治疗对身体的基本平衡带来了伤害。经过正确的饮食调养，4周期间我长了15磅，终于有点人样了，虚弱感也消失了。魔鬼又一次给我判了死缓。”

但是爱因斯坦又出现了胃部剧痛，伴随着呕吐，持续了几天。在柏林曾经治疗过爱因斯坦的胃病专家鲁道夫·厄尔曼怀疑是十二指肠溃疡。已经70岁的爱因斯坦非常坚忍镇定，只是奇怪：这个无比复杂的机器这么多年来还能运行正常，真是个奇迹！与生命相比，我们的科学是多么原始。最后手术师鲁道夫·尼森来了，尼森诊断爱因斯坦腹部有个胞囊。经过研究和会诊，1948年12月，爱因斯坦被送入纽约布鲁克林的犹太人医院，进行手术修复。手术医生发现爱因斯坦的大肠有几处粘连，显然这是引起疼痛的原因。怀疑的胞囊是一个动脉瘤，是腹部肠动脉硬化扩张形成的，已经长得像葡萄粒那么大了。由于动脉瘤壁非常坚固，而当时进行这种手术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没有进行手术。一个月后，病人出院了。

由W·布克陪同，爱因斯坦在佛罗里达进行了几周康复和疗养。“我经常感到饿，身体各个器官工作正常，我现在变成了大腹之人了，”爱因斯坦报告说。但是爱因斯坦不能整天那样悠闲，因为他答应为《当代哲学家图书馆》的19篇稿件写一份总结文章。他不停地写，对自己每次所写的内容都不满意，但是又无法提高。最后他终于又一次战胜了自己，非常满意地完成了这篇总结文章。当爱因斯坦回到普林斯顿时，虽然身体不是特别好，但感觉很好。

妹妹玛雅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爱因斯坦一直与玛雅生活得非常和谐；随着多年一起生活，以及年龄的增加，朋友们吃惊地发现他们兄妹俩不论在外貌、举止和表情都十分相似。战争结束后玛雅回到瑞士，不幸得了中风，至今没有好转。由于动脉硬化不断加重，玛雅失去了行动能力，不得不整日待在床上。在前几年，爱因斯坦每天晚上都给她读过去的好书，以及新文学。非常奇怪，病情的不断恶化，虽然到后来已经不能说话了，但这并没有影响玛雅的智力。1951年6月25日，玛雅去世了。爱因斯坦十分伤心。

爱因斯坦的第一位妻子米列娃于1948年在苏黎世去世。米列娃从来没有过上一天安逸的日子，儿子爱德华的精神分裂症使她十分忧心，并且超过忍受限度。除此之外还有她自己的病痛，以及由于爱因斯坦转移金钱和一些复杂的交易，诸如接管在哈顿街的房子等，所带来的永久的经济问题。

爱德华住在苏黎世的伯格尔茨利精神病医院。但是，爱因斯坦觉得自己不能与儿子保持任何联系，即便是通信。爱因斯坦说：“我和儿子之间存在一个障碍。虽然我并不完全了解，但有一点我十分清楚，我不论以任何面目见到他，都会给他带来各种各样的痛苦感觉。”爱德华·爱因斯坦比他父亲多活10年，1965年死于伯格尔茨利。

战后，爱因斯坦养成了各种滑稽习惯，没有艾尔莎的监管，他对外部事情更加漠不关心了。早在1942年，他就嘲弄自己是一位古人，没有穿袜子的习惯，像珍品一样在特殊的场合供大家观赏。现在，由于病痛和憔悴，爱因斯坦的穿着经常不仅是为了舒服，而是令人奇怪；如果不是因为人们了解他的特点，以及那令人倾服的深邃、智慧的眼神，他一定会被当作卓别林悲喜剧中的人物。

来拜访爱因斯坦的人很多。像M·索络文和M·文·劳埃这样深受欢迎的老朋友都住在爱因斯坦的家里。来访的客人还有杰出的政治人物，从印度首相J·耐鲁和他的女儿茵迪拉到来自以色列的大卫·本古里昂。其中最令人难忘的客人是1952年晚秋弦乐四重奏乐队的来访。一天下午，结束了在大学的音乐表演会，四位年轻的音乐家来到了米谢尔大街，使爱因斯坦十分吃惊的是，他们请求爱因斯坦与他们一起演奏贝多芬。经过很长时间的推让，爱因斯坦选择了莫扎特伟大的G小调五重奏，演奏第二个小提琴部。虽然已经有七年时间没有练习，手指有些僵硬，但爱因斯坦的演奏还是十分和谐、准确，神情十分专注。应该承认，大家在节奏上要照顾他。虽然节奏变得越来越慢，但是这并没有损害莫扎特音乐的优美，年轻的小提琴名家对这次合奏十分开心。

不久，1952年11月16日，爱因斯坦被给予一项特殊的荣誉，这项荣誉虽然使他十分感动，但是他却不能接受。11月9日，年轻的以色列国家第一位总统C·魏茨曼去世了，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昂通过报界提出一个建议，由爱因斯坦教授担任这个职务，因为他是现今最伟大的犹太人，同时也可以表示以色列与科学的人道主义有特殊联系。通过电话和电传，他指示以色列驻华盛顿的大使阿巴·厄班去授予爱因斯坦总统职务。

在大使还没有准备好执行使命时，他十分吃惊地接到了爱因斯坦打来的电话。11月16日晚爱因斯坦从新闻媒体得知本古里昂的打算。曾经拜访过爱因斯坦的一位同事报告说：“爱因斯坦感到很不安。这位老人不停地解释说‘这不合适，很不合适’，同时焦虑地在屋里走来走去，这种现象在他是很少见的。”爱因斯坦决定马上给华盛顿打电话，非常坚决地告诉阿巴·厄班，请本古里昂放弃他的想法，同时让厄班告诉以色列，对于这个殊荣他感到十分荣幸，但拒绝改变自己的决定。

厄班意识到很难使爱因斯坦改变主意，但是他不能接受爱因斯坦通过电话所作的回绝，第二天派副手去普林斯顿。当副手拿出官方信件时，爱因斯坦已经起草出他的答复了：

对于我们以色列国家提供的殊荣，我十分感动，但是我不能接受，对此我感到十分悲伤和羞愧。我整个一生都在研究客观事物，不仅没有天生资质，同时也缺少经验与人民和谐相处、行使官方工作。仅仅这些原因就说明我不适合在那么高的职位上任职，虽然我的热情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减少。

与犹太教人民的血脉联系是我一生中最亲切、最强烈的心理寄托。特别是当我意识到在世界各国中我们的处境还不稳定，这使我感到更加痛苦。

使阿巴·厄班最受感动的是，在这个答复的第一句，爱因斯坦提到了“我们以色列国家”。事实上，爱因斯坦由衷地赞成建立以色列国家，虽然对于无法避免的暴力感到遗憾，同时他一直认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和平共处仍是一项没有完成的工作。对于曾经建议爱因斯坦作为总统的《泰尔阿维日报》记者，爱因斯坦表达了他拒绝的原因是担心“如果完全由政府或议会作出抉择，将会出现困难和矛盾，虽然自己与所有事件毫无关系，但却不能没有道德责任感。”

对于一位朋友，爱因斯坦的解释非常简单：“我的以色列兄弟给我提供的殊荣使我十分感动，但是我十分遗憾地拒绝了。虽然许多背叛学术的人都成了大人物，我本人却不能这样做。”

1946年春天，爱因斯坦在高等学术研究所退休了，但是要求保证他的工资和工作设施及条件不变：“我威胁说如果把我退休，我就离开普林斯顿，由于我很有名，他们不想这样做。”

同年秋天，J·罗伯特·奥本海默成为研究所所长，并着手把这个研究所建设成为杰出的物理学研究中心。爱因斯坦对这位所长很尊敬，认为他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和非凡能力的人，但是他们之间的交往却不十分亲密，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的科学观点截然不同。由于奥本海默带到研究所的所有年轻人都是学习量子力学的，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关心爱因斯坦研究的问题。仅有的几位与爱因斯坦相处的人都获得很大收益，但是他们对于爱因斯坦在谈话中经常把自己比喻成上帝感到非常吃惊。但是即使是忽视他或在远处嘲弄他的人，每当看到爱因斯坦时，对于这位现今科学界最伟大的代表都有一种崇敬感，在过去，人们几乎把爱因斯坦看做他们之间的牛顿。

每当爱因斯坦参加会议时，人们总是对他表示出尊敬，特别是1949年3月在研究所纪念他70岁生日的研讨会上。亚伯拉罕·匹斯回忆说，当爱因斯坦走进会场时，300多名与会者大部分已经落座了。大厅里首先是崇敬的沉默，接着所有的客人都站了起来，向他欢呼。即使是语言尖刻的泡利在爱因斯坦出现时也很受震动，不禁对他产生一种敬畏感。

当人们在庆祝爱因斯坦的一生工作时，两周后爱因斯坦却是这样总结的：

我认为没有一个概念会永存的，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的同时代的人把我看成异端和叛逆分子，因为自己活久了人们已把我给忘了。

当然，这主要是由于赶时髦和目光短浅造成的，但是那种不满足感却是发自内心的。尽管存在外界的影响，然而一位富于批判精神的诚实人是不会随便有所改变的，幽默和谦虚会使一个人更加具有战斗力。

有时，对于同时代的人，爱因斯坦的表达更加令人振奋：“很难发现我们还处在初级阶段，因此人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就不足奇怪了（我本人也是这样）。”但爱因斯坦并不就此罢休，而是不知疲劳地研究他的伟大工作，即用由广义相对论形成的统一理论解释量力理论。他经常有这种感觉，似乎自己至少占有了一点真理。1952年爱因斯坦这样写道：“或许我的非对称场的广义相对论也是正确的，但是与经验相比，一开始的数学困难就是一个障碍。因此，和15年前一样，我们对于一个真正可信的理论（光量子和粒子的二象性）并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虽然爱因斯坦指示他的助手说，如果一个人能迫使自然界保持沉默，那已经就是一种成功了，但是他一直坚持自己发现可信理论的标准。在他看来，这样的一个理论不仅可以推导出电子和物质逻辑存在的必然性，而且像光速这样自然界中的常量也不再是经验的，而会从这个理论中清楚地推导出来。

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爱因斯坦过去一直在努力发现上帝的意图，找出上帝是怎样创立这个世界的。现在爱因斯坦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视野，他想证明上帝在创造世界时是否真的有所选择。他经常说：“我最感兴趣的是上帝在建造这个世界时是否有所区别，换句话说，这种对逻辑简单性的追求是否有所遗漏。”

至少在物理学范畴，为了解决古老的哲学相依问题，爱因斯坦打算放弃场论，寻找另外一种物理和数学结构。虽然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但最终却没有什么成熟的东西可以发表。

当爱因斯坦在不知劳累地研究统一场理论时，也曾怀疑所有的事情可能完全不同。半个世纪以前，贝索与他一起发现了相对论。1954年夏天，在给贝索的最后一封信中，爱因斯坦说：“我认为完全有可能，物理学不能建立在场的概念上，例如连续结构就是这样的例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的空中楼阁就什么也没有了，包括引力理论。”

随着J·奥本海默的到来，政治和秘密也带进了象牙塔。军警24小时看守那个保险箱中存放着“原子弹之父”关于原子核的研究论文以及政府召开会议的秘密文件。当爱因斯坦在处于角落的109号房间里沉思时，在他的楼上，奥本海默和在原子弹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同事（从E·费米，J·诺曼和约翰·A·惠勒到爱德华·泰勒）一起开会，讨论制造一个“超级炸弹”：氢弹。

爱因斯坦似乎不愿意与这些在研究所进进出出的炸弹专家谈论这件事情的危险性，但是当美国总统宣布已经成功地制造出氢弹时，爱因斯坦第一次在电视媒体上对全国人民发表讲话，这个讲话是在前一天录制的。他说：“如果这个氢弹研制成功，目前在技术上是可能的，这将引起大气的放射性污染和地球生命的灭绝。与其他任何事情相比，这方面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无情性。现在所走的每一步似乎都是前一步的必然结果。很明显最终将导致全部灭绝。”

这个讲话引起了极大反响。第二天《纽约邮报》整版上只写着一个标题：《爱因斯坦警告世界：禁止氢弹或者自取灭亡！》，世界各地报纸也争相效仿，但是所有这些都是白费力气，正如爱因斯坦所断言的，军备竞赛是不可避免的。

如同坚持他的科学工作一样，爱因斯坦坚持反对核军备竞赛。同时，他也干涉美国国内政策；在上议员J·马克提政治迫害的黑暗时代，他号召保护公民自由，请求全民起来反抗。与魏玛共和国时期一样，左派和自由主义者都尊敬他，而右派则激烈地攻击他，甚至要求取消他的美国公民身份，并驱逐出境。

目睹在大学里和社会生活中禁止发表个人意见，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惨遭迫害，75岁的爱因斯坦在一项声明中惹怒了整个国家。在这个声明中，爱因斯坦说：“作为一名年轻人处在这种情况下，我绝不会成为一名科学家、学者或教师。我宁愿做一名水暖工或小商贩，这样在当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当芝加哥的水暖工和清洁工卫生工程师协会授予他一枚会员卡时，爱因斯坦显得相当高兴。

由于他的科学，使爱因斯坦不仅得到了所追求的自由，并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能充分利用这份自由。1955年2月，B·罗素拿来一项提议征求爱固斯坦意见，这项提议向公众和世界各国政府明确指出，在核战争中，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只有灾难。经过一段时间书信交流，两位老人同意起草一份呼吁，由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科学家签名。罗素负责组织安排，并起草了这份决定性文件：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1955年4月11日，爱因斯坦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字，并附加一个简短的便条寄给了B·罗素。

这是爱因斯坦所写的最后一封信。当罗素收到这封信时，爱因斯坦早已经逝世了。

尾声“一份旧债”

虽然已经作了充分准备，但是这一切仍然来得太快、太突然。1950年夏天，爱因斯坦的医生发现他的动脉瘤在增大。从那时起，爱因斯坦就知道自己所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静静地等待死亡的来临，希望死得“体面”。3月18日，爱因斯坦在遗嘱上签了字，指定海伦·达卡斯和奥特·纳珍作为他的遗嘱执行人，所有的手稿都送给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

爱因斯坦希望自己的葬礼越简单越好。这位曾经在牛顿墓前献花，认为自己是站在这位巨人的肩膀上的人，甚至不希望有一块墓碑。在回答一位学生的一个大胆提问时（他死后怎样处理他的房子），爱因斯坦带着顽皮地说：“这所房子显然不能成为那些打算看到这位圣人遗骨的朝拜的地方。”此时是1953年的秋天。

1954年，爱因斯坦患上了溶血性贫血症。1955年，他还报告说：“医疗技术使他战胜了疾病。身体功能还基本正常，只是大脑变得越来越迟钝了，人们必须承认这一点，魔鬼正在清楚地计算着时间。”爱因斯坦仍然能够每天早晨到高等学术研究所，与他的助手B·库夫曼一起工作，库夫曼是位出生在巴勒斯坦的年轻的女物理学家，曾在美国受到过培训。

伯尔尼和柏林正在准备庆祝相对论50周年。爱因斯坦给马克思·文写信说：“年老和疾病使我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了，但我必须承认，这种神圣的特赦使我有一种获得自由的感觉。如果说我在这么长时间的思考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在基本过程的问题上，我比大多数同时代人所认识的要深入一些，所以那样的庆祝与我所取得的成绩并不相称。”

爱因斯坦75岁生日并没有引起很大混乱，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物理学家想出一个优美的礼物：准备了一个等价原理的实验表演，使爱因斯坦回忆起50年前在伯尔尼专利局形成的他一生“最快乐的思想”。这个装置包括一把扫柄、一个弹簧和一个圆球，大家显然对这个表演非常喜欢。

一个月后，4月11日，爱因斯坦在B·罗素反对军备竞赛的呼吁上签字，下午，接待了以色列大使阿巴·厄班，一起讨论在以色列建立7周年纪念大会上准备发表的广播讲话。没有一位来访者意识到死亡即将来临。

星期三，4月13日，爱因斯坦的身体出现了剧烈疼痛。他的家庭医生怀疑是动脉瘤的小穿孔。W·布克和鲁道夫·厄尔曼，以及其他的医生朋友第二天从纽约赶到爱因斯坦身边。爱因斯坦严厉地拒绝进行手术：“当我将要死去，就让他死去好了。人工延长生命没有什么意味。”几周前，爱因斯坦就这样想：“死亡是一个人终究要偿还的旧债。但是本能上，一个人会尽各种手段延长这最后的裁决。这是自然界与我们玩的游戏。我们对待死亡应该安然处之，但是我们却无法避免我们自身的本能反应。”现在，爱因斯坦知道死亡临近了，他要努力微笑地面对它，并且不采用任何方式人为地延长生命，以便“死得体面”。

星期5，爱因斯坦不得不住进了医院。他的儿子汉斯·阿尔伯特从加利福尼亚来到他身边；O·纳珍从纽约赶来。周日，爱因斯坦的状况有了一些好转，他要求把他的计算和为以色列兄弟起草的广播稿拿到病床前。他没能完成这些工作。星期1凌晨1点多，他变得很不安宁，讲了几句德语，但是值夜班的护士并不明白，之后去世了。动脉瘤最后还是破裂了。

12位亲密朋友下午聚集在火葬场，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会。O·纳珍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并且朗读了席勒的收场白，这是歌德为席勒的葬礼而写的。爱因斯坦的骨灰被洒到不知名的地方。

爱因斯坦的继女玛格特也住在同一家医院，并且看望了爱因斯坦几次，描述他的最后时刻时说：“他……等待死亡的来临，像面对一个即将到来的自然事件。他没有一丝恐惧，静静地、安详地面对死亡的来临。他没带任何伤感和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去世3周前，爱因斯坦刚刚悼念过他的老朋友贝索：“现在，他在我之前离开了这个奇怪的世界。这并没有什么，对于我们这些有信仰的物理学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别只是一种固有的幻觉。”

爱因斯坦年表

爱因斯坦年表

1876年8月8日；赫尔曼·爱因斯坦和波琳·科克在德国司徒加特附近的康斯达特的犹太人大会堂举行婚礼。

1879年3月14日：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乌尔姆市。是赫尔曼·爱因斯坦和波琳·科克的第一个孩子。

1880年6月21日：爱因斯坦一家迁居慕尼黑。赫尔曼·爱因斯坦同其弟雅各布合办一电器设备工厂。

1881年11月18日；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出世。

1884年：第一个“奇迹”：袖珍罗盘。

1885年3月31日：全家搬到慕尼黑闪德陵区瑞格威克14号（今阿德瑞特街），紧挨着他们的电器设备厂。

爱因斯坦自从1894年开始请家庭教师上课；10月1日，他上彼德斯楚尔小学二年级，是一所天主教小学。

他在家里接受犹太教宗教教规。

他开始学小提琴。

1888年10月1日：通过了入学考试，爱因斯坦进入路易波尔德高级中学学习。在学校继续接受宗教教育，直到准备接受受戒仪式。弗莱德曼是指导老师。

1889年秋天：21岁的医科大学生马克思·塔尔穆德经常到爱因斯坦家；接下来的5年间，他是阿尔伯特的朋友和良师。塔尔穆德引导阿尔伯特读科学读物和哲学著作，包括康德的《纯粹推理标准》。

1890年：第二个“奇迹”；“神圣的小几何书”，欧几里德几何学。

1892年：爱因斯坦没有成为犹太教士，因此从犹太教规上来说，他不是犹太教团体中的一员。

1894年6月：爱因斯坦家的电器设备厂破产；全家搬到意大利北部（米兰，帕维亚，又回到米兰）。爱因斯坦一直留在慕尼黑，由他的远房亲戚照顾。

12月29日：爱因斯坦没有毕业就离开路易波尔德高中，去米兰父母那里。

1895年：爱因斯坦寄出第一篇文章《在磁场中研究以太的状态》，寄给比利时的叔叔凯撒·科克。他到热那亚看望几位亲属并准备苏黎世瑞士工学院的入学考试（1911年以后，改为瑞士工业大学，ETH)

10月8－14日：虽然爱因斯坦比规定的年龄小2岁，但还是允许参加考试了。他在数学和物理上的成绩很好。但是由于其他课程的知识不够，没有被录取。

10月26日：爱因斯坦被瑞士的阿劳州立中学贸易系接受了。他住在那所中学的一位老师约斯特·温特勒家。

1896年1月28日；放弃了沃特堡公民权，也就是放弃的德国国籍；接下来的五年里爱因斯坦是位无国籍的人。

9月：学校的毕业考试。10月3日，爱囚斯坦毕业，可以到苏黎世工学院学习。

10月：进入苏黎世工学院师范系学习，同学包括马耳塞罗·格罗斯曼和米列娃·玛利奇。

1898年10月：学位考试。

1900年春天：关于热传导的学位论文；口试和笔试。7月28日爱因斯坦获得数学教师资格证书。

10月：虽然爱因斯坦没有成为工学院的助教，但他开始准备博士论文。

12月13日：他把一篇关于毛细管的论文寄给《物理学杂志》。

1901年3月21日：取得瑞士国籍。

春天：爱因斯坦申请德国、荷兰、意大利的大学的助教职务，但都失败了。

5月－7月：在瑞士的温特图尔技术学院作临时教师。

9月：在瑞士沙夫豪森的私立中学教书。

11月：爱因斯坦把他的论文寄往苏黎世大学。

12月18日：他申请去伯尔尼瑞士专利局—“瑞士工作知识产权办公室”工作。

1902年：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的女儿“丽赛尔”在诺维萨德。

2月：爱因斯坦收回他的论文：他搬到伯尔尼，并登广告作家庭教师。

6月16日：受聘于伯尔尼专利局试用“三级技术专定”。6月23日开始工作，工资3500瑞士法郎。

10月10日：父亲在米兰逝世。

1903年1月：与米列娃在伯尔尼结婚；他们的女儿仍然待在诺维萨德。

4月：和M·索洛文、C·哈比希特一起创建“奥林匹亚科学院”。

5月：成为伯尔尼自然科学家协会会员。

9月：爱因斯坦的女儿“丽赛尔”被陌生人收养。

1904年5月14日：长子汉斯在伯尔尼出生。

9月16日：由专利局的试用人员转为正式三级技术专家。

1905年3月17日：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假说。

4月30日：完成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法》，被苏黎世大学接受为博士论丈，取得博士学位。

5月11日：关于布朗运动的文章被《年鉴》收载。

6月30日：完成论文《关于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独立而完整地提出狭义相对性原理，被《年鉴》接受，并于9月28日出版。

9月27日：《年鉴》收到了爱因斯坦对狭义相对论的补充；其中包括公式E=MC2。

1906年1月15日：经过各种程序，爱因斯坦成为爱因斯坦博士。

4月1日：晋升为专利局二级技术专家，年薪4500瑞士法郎。

11月9日：《年鉴》接受了关于比热、解释固体量子理论的文章。

1907年6月17日：申请伯尔尼大学的编外讲师；10月28日他的申请被拒收，原因是必须提供原作讲师论文才可以接受。

10月－11月：爱因斯坦发现等价原理，开辟了通往广义相对论的道路。

12月4日，完成了相对性原理的伟大综合性论文。

1908年2月28日：递交了一篇申请编外讲师的文章并经过试讲，爱因斯坦成为伯尔尼大学的编外讲师。

4月：约翰·雅各布·劳伯莱到伯尔尼进行3周的合作研究。整个一年都在紧张地进行“小设备”的实验。

1909年5月7日：爱因斯坦被任命为苏黎世大学理论物理学副教授；工资4500瑞士法郎。

10月15日开始正式工作。

7月9日：接受日内瓦大学名誉博士。

9月20日：参加萨尔斯堡德国自然科学家协会年会；9月21日，关于辐射理论的主要报告。结识了外国知名的物理学家。

10月离开伯尔尼专利局，任苏黎世大学理论物理学副教授。

1910年4月21日：布拉格的德国大学提名任命爱因斯坦为理论物理学正教授。

7月14日：为了挽留爱因斯坦，苏黎世大学把他的工资提高到5500瑞士法郎。

7月28日：爱因斯坦的次子爱德华出生。

9月24日：为了职业洽谈，爱因斯坦来到维也纳；拜访了E·马赫和V·阿德勒。

11月1日：爱因斯坦获得德国一位匿名捐赠者（弗朗茨·奥本海姆）的捐赠，连续三年每年5000马克。

1911年1月6日：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任命爱因斯坦从1911年4月1日起为布拉格的正教授。

2月10日：应洛仑兹邀请访问雷敦，作报告并会见HA·洛仑兹和H·K·奥尼斯。4月3日：爱因斯坦全家来到布拉格。8月23日：爱因斯坦宣誓就职物理学教授。8月24日：洽谈到乌特勒克任职的事。

9月：亨利克·章格来布拉格拜访爱因斯坦；探讨爱因斯坦到苏黎世的ETH任职。

9月25日：在德国科学家和物理学家学会的年会上，爱因斯坦结识了F哈伯。

10月30日－11月4日：参加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一次苏尔维大会；作固体的量子理论报告。之后参观乌特勒克。

1912年1月30日：任命为苏黎世ETH的理论物理学教授，年薪11000瑞士法郎。

4月15－22日：到柏林会见著名物理学家；第一次想要到柏林工作。在访问期间，爱因斯坦与表姐艾尔莎感情甚好。

7月25日：搬到苏黎世。

8月：开始与M·格罗斯曼合作探索广义相对论。

1913年3月27日：在巴黎作光化学等价报告。

7月3日：皇家普鲁士科学院物理数学部提名爱囚斯坦为其会员。7月中旬，普朗克和能斯特来访，建议爱因斯坦去柏林，他接受了。

8月：与玛丽·居里一起远足。

9月：与米列娃的父母在诺微沙德度假。9月21日，在维也纳的德国科学家和物理学家年会上作引力理论的报告；到柏林旅行。

11月12日：皇家威廉二世批准他为科学院院士。12月7日在柏林接受院士职务。工资12900马克。

1914年：离开苏黎世，参观安特卫普和雷敦。4月初到达柏林。米列娃和儿子们4月中旬到达。6月底，米列娃与爱因斯坦分居；米列娃与儿子们回到苏黎世。

7月2日在普鲁士科学院作就职演说。普朗克作应答。

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爱因斯坦决心作一名和平主义者；第一次接触政治问题。

11月：加入新祖国联盟，目标是建立一个“欧洲共和国”。在由乔治，尼克莱起草的《告欧洲人书》上签字。

1915年1月：在德国物理技术研究所，爱因斯坦与德哈斯共同实验研究转动磁性效应。

6月底：到哥丁根访问一周，与大卫·希尔伯特住在一起，作6次关于广义相对论的学术报告。

11月：通过四篇学术报告向普鲁士科学院提出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的完整形式（第一篇是11月4日，最后一篇是11月25日）。

1916年3月20日：完成总结性论文《广义相对论的基础》，作为一个举行本在《物理年鉴》上发表了。

5月：成为德国物理学会主席。

6月：发表引力波的第一篇文章。

7月：重新研究量子理论，写了3篇文章—关于自发受激辐射和吸收；以此为基础关于普朗克辐射方程的新的推导；关于夸克的粒子概念。

12月：完成最著名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浅说》。

12月底：应邀入德国物理技术研究所董事会。

1917年年初：接连患肝病、胃溃疡、黄疸病等虚弱症，四年后才真正恢复健康。受堂姐艾尔莎照顾。

2月：在广义相对论的范畴内，描述第一个宇宙模型。为了确保空间有界的稳定，引入宇宙项。

9月：爱因斯坦搬到表姐在哈伯兰德街5号的公寓。

10月1日：曾准备1914年建立的皇家物理研究所在爱因斯坦的管理下，开始运行。研究所主要是促进物理和天文学研究。

1918年2月：爱因斯坦发表关于引力波的第二篇论文，包括四级公式。

8月：拒绝ETH和苏黎世大学的规格很高的联合邀请。

11月9日：德国投降；皇帝退位；共和国建立。爱因斯坦很高兴，致力于实现左翼民主目标。

1919年1月：在苏黎世停留几个月，在苏黎世大学作学术报告。

2月14日：同米列娃离婚，孩子由米列娃监护。

春天：与布鲁曼菲尔德探讨犹太复国运动；支持犹太人复国运动，但拒绝加入任何犹太组织。

6月2日：与艾尔莎结婚。

9月22日：获悉英国天文学家5月29日日食观察的结果，验证了广义相对论所预测的在太阳引力场中光线的偏移。

11月6日：在伦敦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的庆祝大会上正式公布这个消息，第二天，爱因斯坦传奇开始。

11月26日：普鲁士食品学会成员要求大力支持爱因斯坦的研究工作。设立“爱因斯坦捐赠”基金，筹资建立“爱因斯坦塔”。

1920年2月：玻尔拜访爱因斯坦，母亲波琳·爱因斯坦在柏林儿子家患癌症去世。

6月：去挪威和丹麦讲学。

8月24日：在柏林音乐厅举行反相对论的公共集会。3天后，爱因斯坦在报纸的一篇文章上强烈公开应战。

9月23日：在诺黑姆的自然科学家大会上与菲利浦·勒纳进行争论。

10月27日：接受兼任莱顿大学特邀教授名义。

12月31日：当选为新秩序委员会的最年轻的成员。

1921年1月：访问布拉格和维也纳。

4月2日－5月30日：第一次访问美国：为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募捐；在普林斯顿大学讲学，并以书的形式出版了。

6月：回程在曼彻斯特和伦敦讲学。

1922年1月：完成关于统一场论的第一篇论文，递交普鲁士科学院。

3月28日－4月10日：访问法国巴黎，在法国大学讲学；参观一战战场。

4月：月底，成为国际知识分子合作联盟委员会成员。

6月24日：德国外长被杀。爱因斯坦不再讲学和公开露面。

10月8日，爱因斯坦应杂志出版商的邀请乘轮船赴日本。

11月9日，在去日本途中，爱因斯坦被授予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1月17日－12月29日，访问日本。作讲座和公共演讲。

1923年2月2－14日：从日本返回途中，到巴勒斯坦访问，成为特拉维夫市的第一位名誉公民。为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奠基。

3月：爱因斯坦向国联提出辞职，主要是由于法国和比利时对菜因省的占领。

6月：帮助创建“新俄国朋友协会”，并成为其执行委员会委员。

7月：到瑞士和丹麦访问，在哥德堡接受1921年度诺贝尔奖金。并讲演相对论。

发现了康普顿效应，解决了光子概念中长期存在的矛盾。

12月：在递交给普鲁士科学院的文章中，第一次讨论《解决量子问题的可能性》，推测量子效应可能来自过度约束的广义相对论场方程。

1924年6月：重新考虑加入国联。

12月：“爱因斯坦塔”包括有关仪器完成了。成为爱因斯坦研究所董事会终身主席。

1925年：发表《单原子理想气体的量子理论》；发现物质的波动性的新的争论。创造波色－爱因斯坦统计学，1925年底发现了波色－爱因斯坦凝聚。这些无疑是很重要的最后发现。

4月－6月：去南美洲访问。

9月：成为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管理委员会成员，自从1924年起任其中的物理研究所出版物的编辑。

1926年：同海森伯等讨论关于量子力学的哲学问题。爱因斯坦表达自己的疑虑。

1927年2月：在巴塞起草的反法西斯宣言上签字。

参加国际反帝大同盟，被选为名誉主席。

10月参加第5届布鲁塞尔苏尔维物理讨论会，开始同玻尔就量子力学的解释问题进行激烈论战。

1928年2月：在瑞士的达伏斯心脏病发作，在床上待了4个月，花了一年时间才恢复。

1929年6月28日：在普朗克70岁生日时，马克思·普朗克第一次，爱因斯坦第二次获得马克思·普朗克奖章，10月：参加布鲁塞尔苏尔维大会。访问比利时皇族；与“尊敬的女王”结成终身友谊，直到去世之前一直与比利时女皇通信。

1930年：积极参与和平主义活动。

12月：爱因斯坦第二次到美国访问，主要在加利福尼亚洲理工学院讲学。

1931年3月返回。

1931年：在克莱斯特教堂大学作“学生”，类似于访问学者，每年4周时间。

12月：再度去加利福尼亚讲学。

1932年：投身捍卫魏玛共和国。

7月：在国际联盟和知识分子合作研究所的建议下同弗洛伊德通信，讨论战争的心理问题。

1933年发表《战争的原因》。

8月：在普林斯顿的高等学术研究所任职。打算在普林斯顿待半年，在柏林待半年。

12月：访问美国加利福尼亚洲理工学院。打算1933年3月返回德国。

1933年1月30日：纳粹上台。

3月10日：在帕莎第纳发表不再回德国的声明，次日启程回欧洲。

3月28日：向普鲁士科学院辞职。与所有德国官方研究机构断绝关系。一直待在比利时。

6月：到牛津讲学。

9月：在去美国之前一直待在英国。

10月3日：为支持募捐，在皇家阿尔伯特大厅进行演说。

10月17日：与妻子、秘书海伦·达克斯和助手沃尔特·枚厄到达美国，定居普林斯顿。

1934年：论文集《世界之我见》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他的继女伊尔瑟·凯瑟－爱因斯坦死于巴黎，另一位继女玛格特来到普林斯顿。

1935年5月15日：爱因斯坦－波多耳斯基－罗森悖论出版；玻尔的反驳标志着关于量子力学基础的争论的某种结论。

1936年：开始同L·英费尔德和B·霍夫曼合作研究运动问题。

12月20日：妻子艾尔莎病故于普林斯顿。

1937年：爱因斯坦的儿子汉斯·阿尔伯特全家来到美国。

与V·巴格曼和P·伯格曼一起研究统一场论。

1938年：与L·英费尔德共同出版了《物理学的进化》。1939年：妹妹玛雅从欧洲来到普林斯顿，在爱因斯坦家长期住下来，一直到老。

8月2日：上书弗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抓紧原子能研究，防止德国抢先制造出原子弹。

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1940年3月7日：第二次上书罗斯福总统，抓紧研制原子弹。

10月1日：取得美国国籍，仍然保持瑞士国籍。

1941年11月6日：开始“曼哈顿工程”研制原子弹。考虑到安全因素，没有邀请爱因斯坦参与。

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加入战争。

1943年5月31日：作为科学顾问参与美军海军部的高性能炸药工作；每日工资25美元。

1944年2月3日：在堪萨斯城拍卖他的《关于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文章的手抄本，收入交与数控和作者契约委员会；以600万美元拍卖成交。

1945年：上书罗斯福总统，爱因斯坦努力使L·西拉德和其他物理学家公开发表他们对原子弹的忧虑。

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投到了日本广岛。

9月：由于史姆斯报告的出版，爱因斯坦1939年上书罗斯福总统的信公布于世。

12月10日：在纽约的诺贝尔授奖仪式上，爱因斯坦发表广为流传的讲话《战争已经胜利了，但是和平还没有取得》。

1946年5月23日：担任“原子科学家非常委员会”主席。

12月：公开支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

1947年：继续发表大量关于军备控制和建立世界政府的言论。

1948年8月4日：前妻米列娃在苏黎世逝世。

12月：作剖腹手术，在腹部主动脉里发现一个大动脉瘤。

1949年：在佛罗里达疗养。作当代哲学家文库爱因斯坦部分的最后评论。

1950年3月18日：在遗嘱上要求信件和手稿最终送给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

1951年：妹妹玛雅在普林斯顿去世。

1952年11月：以色列第一任总统C·威茨曼死后，以色列政府请他担任第二任总统，被拒绝。

1953年5月16日：给W·弗劳恩格斯写回信，保护公民权力，抗议马克提委员会，引起巨大反对。

1954年4月：在奥本海默的“国家可信性”问题上支持J·罗伯特，奥本海默。

1955年3月15日：挚友M·贝索在日内瓦逝世。

4月11日：去信给B·罗素讨论关于裁军的“爱因斯坦—罗素宣言”。

4月13日：动脉瘤出血。

4月18日：爱因斯坦去世。当日遗体火化。举行一个简单的追悼会，他的骨灰被存放在秘密的地方。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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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五犹太巨人

第23章 眩目的烦恼

第24章 为科学而跋涉

第25章 情系耶路撒冷

第26章 整个世界的敬仰

六智者不归

第27章 伟大的弃绝与伟大的回报

第28章 荒野牧歌

第29章 生命的和弦

第30章 回归普通人

第31章 走进美洲

第32章 在美国

第33章 天才的遗憾

第34章 和平墓碑前的科学之父

尾声“一份旧债”

爱因斯坦年表

爱因斯坦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