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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引子 焦裕禄老领导的期望焦裕禄继任者的遗愿

- 第一章 凤凰大视野：寻找英雄

- 第二章 为了让后人知道真实的历史

- 第三章 被叙述与被记忆的历史（1）

- 第三章 被叙述与被记忆的历史（2）

- 第三章 被叙述与被记忆的历史（3）

- 第三章 被叙述与被记忆的历史（4）

- 第三章 被叙述与被记忆的历史（5）

- 第四章 张钦礼：说真话而蒙难（1）

- 第四章 张钦礼：说真话而蒙难（2）

- 第四章 张钦礼：说真话而蒙难（3）

- 第五章 一个真实的焦裕禄（1）

- 第五章 一个真实的焦裕禄（2）

- 第六章 张钦礼与焦裕禄（1）

- 第六章 张钦礼与焦裕禄（2）

- 第六章 张钦礼与焦裕禄（3）

- 第六章 张钦礼与焦裕禄（4）

- 第七章 周化民：焦裕禄的继任者（1）

- 第七章 周化民：焦裕禄的继任者（2）

- 第八章 兰考上空爆炸的精神原子弹（1）

- 第八章 兰考上空爆炸的精神原子弹（2）

引子 焦裕禄老领导的期望焦裕禄继任者的遗愿

1960年，中国最困难的年月，为了支援农业，我继父从信阳铁路工委书记调任兰考县委副书记，1962年，母亲从信阳铁路公社副社长的位上离开，为了与丈夫同甘共苦，也到了兰考；1962年10月，我去兰考看望母亲，不久，焦裕禄调来兰考，与我家做了邻居；1963年冬，我再次来兰考，便与老焦有了多次交谈，逐渐熟悉起来，这年春节前，他回山东老家看望母亲，我送他们全家出了兰考县委的大门，没想到这竟是我与焦裕禄的最后一次见面！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兰考。母亲因为这位真正共产党人的离去，精神受到了大的刺激，住进了开封医院。我来探望母亲，她含泪向我讲了老焦动人的事迹。我向长影党委写信，要求在这里生活，写焦裕禄的电影剧本，但当时未得到批准；回到长影后，多次向同志们讲焦裕禄的事迹；1965年2月，终于得到长影党委的批准，让我来兰考生活，组织电影剧本《焦裕禄》的三结合创作组；焦裕禄去世后，兰考由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钦礼主持工作，我和张钦礼在一起下乡挖过台田，多次和他交心谈话，半年之后，地委派周化民来兰考任县委书记，接焦裕禄的班，成为焦裕禄身后的第一位继任者；1965年8月，根据地委安排，我们创作组全体成员参加了兰考的“四清”运动，我和周化民在兰考城关公社胡集村蹲点。4个月后，新华通讯社记者来兰考，写出了著名的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震动了全国；这之后，我便调出工作队，参加了由文化部领导的电影《焦裕禄》创作组。1966年2月，我有感于多年来对焦裕禄的感情，完成了长诗《焦裕禄之歌》。这年3月，我们全体创作人员正深入生活构思剧本时，接到上级令，回到北京，按着《林彪委托江青在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精神总结，剧本令人痛心地夭折了！而后不久，创作组的人员回各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兰考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谁也想不到的悲剧！

我的命运便自然地与兰考不可分开。我关注着兰考，关注着兰考百姓，关注着我相识的同志的命运，这是与我命运相连的命运。

1966年3月，兰考“四清”工作队支部通过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实现了我从少年参加革命时的愿望。

我的入党志愿书上报“四清”分团党委后，党委讨论批准了。我本来想回到长影，我的组织关系会立即转到长影的；没有想到由于兰考提前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四清”分团的档案在动乱中失去，我便没有成为共产党员。

1967年，我回到兰考，看望我关心的朋友们。没有想到，这次到兰考来，却给我带来了灾难；我在开封和兰考的言论被转到了我所在的长影，成了这场悲剧的导火索，我开始被掌权的造反派关起来，于是有了近5年的审查。

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得到彻底平反，组织退回了我交代的材料，共有约60万字，而《我和兰考的交代》就有近20万字。

1980年，我由兰考县委和开封地委借调到兰考来，本着中央实事求是的精神，纠正在宣传焦裕禄中的一些失实问题。我在兰考生活了3个月，对兰考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更令人高兴的是兰考发生了巨变，兰考百姓把多年的讨饭棍扔掉了。不少老同志都希望我把兰考的这段历史写出来，我便决定写一部长篇纪实。作为兰考历史的见证人，我有责任完成老同志们的愿望。

这之后，我每年都去兰考，而这种呼声却越来越强烈。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终于在2000年完成了全书。

我把书打印出来，发给所有知情的老同志，听取意见。然而，这部书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出版社。而一些当事人却因年龄和身体状态，要求出版的希望更加迫切起来。

没有想到，2006年6月，我书中所写的主要人物之一，焦裕禄身后的继任者周化民没有见到这部书的出版，便永远离开了！

周化民真正是焦裕禄的战友，他们曾在一个单位工作，青年时代，焦还曾给周化民介绍过女朋友，可见亲密。但在“文革”中周化民却被打成“反对焦裕禄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兰考各村批斗，打折了肋骨，鲜血洒遍了兰考各个村落；当年的《人民日报》竟点了周化民的名字定成走资派，这是全国3000个县委走资派里惟一被中央大报点名的。周化民在兰考隔离时，我去兰考，竟不识时务去看望了这个曾和我一个村搞过“四清”、一起在贫农的家里“四同”的县委书记。我只说了一句话：相信群众相信党吧！我内心的意思是你是打不倒的。这样，我也就被兰考某些人揭发，把材料寄到了我当时所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由此做导火线，让我交代“反对焦裕禄支持走资派的罪行”，从此我也同样走向灾难的深渊；长影的造反派到了兰考，让周化民交代我的问题，也由于他的实事求是而挨了长影外调造反派的毒打。这些血的记录现在虽不能面世，却永不会让人遗忘。

我与化民同志因命运相系，所以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他是我最尊敬的兄长，是我母亲称为真正共产党员的好同志。去年，母亲病重，他拖着带病之身，拄着拐杖也到医院去探望；母亲去世，他亲自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这是我与他最后的一次见面。只要有机会回开封，我第一个要看望的是化民，他那里是我的家。如今，我的开封最亲近的人走了。我有多少话要说？我记得上次离别时，他最后说的话是：“我和张申同志和许多老同志都盼望你写的《谎言的悲剧》出版呀。晚了，我们就看不到了。香港凤凰卫视总算把兰考真相说出了一点，也算是一点安慰吧。”

化民同志一直关心着我写的《谎言的悲剧》，然而，他匆忙离开了这个世界，没能见到它的出版，这是我的心结。在我写这篇怀念化民的小文时，我又反复看着他写给我的一封信，这是他看了那部书稿后写出来的意见，也是这位老共产党员的追求和信念：

我们共产党人是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确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真理。所谓真理，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因此，我们在一直追求真理，并为之奋斗终生。真理的前提是实事求是，既不扩大，也不缩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非常真实，真诚，不能有半点虚伪和伪象，更不能“见利而忘真”。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对待和处理事物的唯一标准，也是我们党一贯提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正确思想路线。

根据这一原则，我认为任彦芳同志所写的《谎言的悲剧》一书，是符合这一原则的。作者通过长期的多次的向有关同志直接采访，询问，了解每件事的来龙去脉，以及具体经过，同时又通过各方面的调查了解，去核对与证实每件事情的真情原委，用大量的生动事实来揭穿和批驳那些莫须有的谎言及其产生的恶果，使人分清是非，明辨真伪，看后深受启发。其中涉及到我的某些问题，我认为都是实事求是的，能够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的真实情况。

我对这本书的突出印象是真实感较强。为此，建议能够快些出版为宜，与读者早些见面。这对于更好地贯彻执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精髓——实事求是这一重要原则，推动当前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这里我要提到的是，我是在焦裕禄同志逝世后，调到兰考县任县委书记的。在“文革”中受到了所谓“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迫害，制造了很多谎言，罗列很多罪名，并登在当时整版的《人民日报》上，后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粉碎“四人帮”后，经中央批准，由河南省委为我平反，并将平反文件发到全省县以上单位。

周化民200416

我没有想到，这封给我的信，竟成了他最后的遗愿。

就在同一天，我又接到了当时与焦裕禄一同在兰考工作的老人刘呈明写给我的对这部书的意见：

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县任县委书记时，我任县委副书记。我们相处很好。

我看了任彦芳同志写的《谎言的悲剧》一书原稿，觉得很好。首先是书的名字，谎言一定要产生悲剧，这是从古至今存在一个普遍问题。谎言不是事实，就不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才是我党的正确路线。过去我们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也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悲剧。

作者通过长时间调查了解写成的这本书，我认为是实事求是的。说起谎言，在“文革”中的兰考县说得太多了，甚至说到党的领导人身上。所谓“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是个天大的谎言，焦裕禄同志如在天有灵的话，他是不会承认他这个“亲密战友”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说出很多证据，那是封的假亲密战友。还有谁要是反对所谓的亲密战友，就是反对焦裕禄，就是反对毛主席；把他和焦裕禄、毛主席划成等号。因此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结果一个小小的兰考县在“文革”中打死致死一百多人，致残打伤上千人……全县的生产和群众遭到的损失和破坏更一言难尽。这就是所谓亲密战友的所作所为，也就是说谎言造成的悲剧。

我希望这本书早些出版，以便澄清是非，明辨真假凝聚人心，加强团结，更好的在党的领导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刘呈明200416

一直是焦裕禄的老领导老上级的张申同志，现在已88岁高龄，直到今天，只要有朋友去看望他，他便问我写出的这部书何时出版；我知道，他是期望，能够早日看到这部书，这是老人的一件心事。

张申同志看了我写的这部书，最早给我写了一封信，写出了他的愿望和期待。

彦芳同志：

你好。托转孙玉尊同志的书已送到。他已给你去信，想该收到了。

《谎言的悲剧》书稿早已看过，是一本好书，望早日出版。书中所写的人物和事都是真实的。当时（1952年冬——1969年秋）我是中共开封地委书记，书中人和事我都亲身经历过。在那种蔚然成风的大气候中我也是谎言的制造者、传播者。但当悲剧初现时，曾因直言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右”后，谎言风愈刮愈烈，悲剧也愈演愈大愈深。痛定当思痛，以警后人。目前，某些当权者制造的谎言还少吗？悲剧也常见报端。悲剧来自谎言，谎言导出悲剧。谎言出悲剧的教?是深刻的。迅速出版该书的现实意义就在于重锤敲警钟，勇于面对历史，敢于宣传真知，历史不可忘记，历史不可重复。幸甚。

新年即到，祝新年好及全家康乐。

张申20031226

2003年12月，我写兰考的又一部长篇纪实《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兰考看中国》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我去河南看望老同志，他们看到这本写焦裕禄身后第九任县委书记朱恒宽同志事迹的书，自然非常高兴，为焦裕禄精神在兰考的发扬而欣慰；同时，他们便关心起那早写出来的这部记录历史的书的出版。因为他们是这历史的见证人，如果他们不在，怕有些事情后人说不清楚，留下历史的遗憾。

张申的信里所说，我送的书便是那部写兰考现实的长篇。我没有见到当年在开封任专员的孙玉尊同志，便请张申把书转给他。

回到北京，便收到了孙玉尊同志的来信。

任彦芳同志：

你好。

昨日（12月19日）上午我在家中等你来访，因我临时有事外出未能在电话中和你交谈，请原谅。今天下午（12月20日）张申同志将你赠我的书送来，我非常感谢你。另外还有一事就是前几年你写的那本《谎言的悲剧》一书，为什么到现在还未出版？此书初稿我看过，我认为这本书写的真实客观，非常实事求是，对人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我希望该书能很快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才好。你看如何？希望你今后能经常来河南。再来郑州时，欢迎到我家做客可好。

此致

敬礼！

孙玉尊2003年12月20日

那几年，我是经常回河南的，每年的五月十四日，是焦裕禄逝世的纪念日，我便去兰考参加纪念活动。200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这一年六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焦裕禄的长诗《党魂——焦裕禄之歌》，为向兰考党组织汇报，我来到县委，这时听到广大群众和干部反映，说现任的书记是个实事求是的书记；于是我留了下来，在兰考深入生活半年，写出了一部反映兰考现实的长篇纪实。

写出这部书后，我便去了美国，一年后回来，那部写历史的书没有结果，这部写现实的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书名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兰考看中国》。

2004年5月14日，是焦裕禄逝世四十周年，兰考县委隆重纪念，我应邀参加。见到了焦裕禄身后的几任书记，有我书中写过的周化民，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兰考转折时期任县委书记的刁文同志。他们都关心地问这部写历史真相的书何时能够出来，我无法回答兰考的同志和百姓。

历史在沉思，我们拒绝遗忘。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不敢面对历史，是虚弱的表现；现实是历史的继续。

就在这纪念焦裕禄的时候，我听到一个让我震惊的消息，曾被称为“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张钦礼在五月七日，即焦裕禄逝世纪念日的前一周离开了人间。

历史到这时，应该有一个总结了。时间过滤了个人恩怨后，看历史会更加客观。

当事人在一一离去，当事人是历史的见证者，如果不在他们还健在时，记录下他们经历的真实，必会留下历史的遗憾。

今天终于可以回答老前辈的期望，终于可以告慰走了的老同志了。

第一章 凤凰大视野：寻找英雄

2006年6月10日，香港凤凰卫视台的记者来找我，他们是为寻找英雄，为了解焦裕禄而来。他们看过我写的长诗，最近又看到我在国际网上发表的关于焦裕禄及身后继任者命运的文章，便决定来采访我。

没有采访提纲，让我说我想说的话，海阔天空，没任何限制；说办就办，找个地方，支起了机器，对好灯光，我便打开了历史的闸门，让回顾的流水顺流而下。 我们谈了近5个小时，临行前，让我和焦裕禄的继任者周化民通了话，他们立即去河南省。

1个月后，2006年7月15日晚，我从凤凰大视野里，又看到了我的老朋友，我的前辈张申同志，看到了周化民同志，也看到了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大儿子焦国庆，看到了老朋友、相识四十多年的兰考县委原宣传部副部长刘俊生。

记者把我们的谈话剪接成一个集体交谈。

这之后，我便接到了很多海内外朋友的电话，说他们在香港凤凰卫视上看到了我，更有不少朋友向我提出，说谈得太简单，还似乎没有说透，他们希望能把这段历史写出来。我回答说，我早就写出来了，但愿你们能够看到这部书。我说，这香港凤凰大视野的剪接采访，算是我写的书的提要吧。

一

主持人：

1966年2月7日，一篇由穆青、冯健、周原三人撰写的题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通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有人说这篇通讯无异于在兰考上空爆炸了一颗精神原子弹。

（画面：电影《焦裕禄》中的镜头）

这是电影《焦裕禄》中的一个情节，是焦裕禄初到兰考，在火车站看到的灾民逃荒的景象。

这是1962年的焦裕禄。这一年的冬天，受开封地委委托，从尉氏县调任到兰考。前任兰考县委书记王金碧由于生活作风问题被调离；时任开封地委书记的张申提议由焦裕禄来担任兰考县委书记，这一年他四十岁。

任彦芳（作家）：

兰考穷，兰考富，兰考出了个焦裕禄。

兰考后来是以焦裕禄出名的，以前是以穷，以讨饭有名。当时的干部为穷发愁，都不愿在这儿。

张申（原开封地委书记）：

当时的县委书记也不行，也懦弱；因为他本身在那样困难的情况底下，发生了生活作风问题。发现这个情况，我觉得兰考不行，县委书记得换人。把县委书记给换了，换了调谁去呢？当时考虑的是另外调个县委书记，可这个同志不愿去，他怕困难；我就想到焦裕禄了。

任彦芳：

找到焦裕禄的时候，焦裕禄二话没说。既然党派我去，这个地方最穷，我希望地委帮助我。我去，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张申：

因为对焦裕禄，我知道他。1948年，我在尉氏县当县委书记，他在县委宣传部当干事，以后当团委书记。这个人很能干的。

记者：

接到地委通知的焦裕禄，于这一年的十二月来到兰考，不久他把妻子和六个孩子也接了过来。

焦裕禄的长子焦国庆：

我父亲在去兰考之前是尉氏县委书记。我们全家从尉氏到兰考的时候，这一看兰考县城就不一样……

焦裕禄的长女焦守凤：

一下车全都是白茫茫的，就是那盐碱，没有长树；这里确实是自然环境很差的，都是盐碱地，又连续几年下大雨，淹的淹了，都不长庄稼。

记者：

位于黄河故道的兰考，受到盐碱、风沙、内涝三大自然灾害的侵袭，兰考人称为“三害”。

张申：

大家为了逃命啊，这就往西跑，扒上火车往外边走，有上西边去的，有上南去的；上西边去的多。所以兰考难民出去逃荒，比较出名了。

任彦芳：

当时称为兰考路线。什么叫兰考路线？就是逃荒讨饭的路线。兰考的小车站，给全国的压力挺大。全国铁路都提出来到处都是兰考要饭的，他们都管扒火车叫扒大轮；他们不是坐那客车，而是扒货车；见到货车一来，这些人便蜂拥而上，挤上去；这车拉到哪儿就是哪儿，到那儿便下车讨饭。有的拉到大西北去，到那里去讨饭。

兰考的粮食产量是历史的最高水平。1957年以前，兰考是粮丰林茂；泡桐树都起来了。没有内涝，也没有盐碱。

刘俊生：

1958年，那时候号召大炼钢铁。用什么炼哩？就是用树木。有很多树木就是这时候被砍伐了，泡桐统统给砍了！大树小树都砍光了！砍的树，便去炼钢去了。结果是钢也没有炼出来，树木全砍掉了；树没有了，风沙便又起来，再也没有挡风沙的了。兰考的风沙就是这么起来的。

那时候是谈包色变哪。谁敢说一个包字？那包产到户便是资本主义，那就是立场问题，路线问题；焦裕禄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说包下去，出了错我负责。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与世长辞。我的母亲受到巨大的刺激，也住进了医院。她给我写信说：一个最好的好人焦裕禄，老焦不在了！

二

记者：

这是1966年2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张申：

焦裕禄去世后，我们认为这个同志很好，精神可嘉；当时地委就发出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以后又报到了省里，省里也通知学习焦裕禄。

任彦芳：

我来开封探望母亲，听她讲了许多焦裕禄的事，当时非常感动。我就给所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党委写了一封长信，讲焦裕禄的事迹；1965年2月，长影党委派我来兰考搞焦裕禄的电影剧本。

记者：

这是1966年2月任彦芳发表的一首长诗《焦裕禄之歌》。

1965年，为了深入兰考生活，任彦芳参加了兰考的“四清”工作队。就是这时候，新华社三位记者来到了兰考。

任彦芳：

1965年8月，我参加了兰考县“四清”工作队，和兰考当时的县委书记周化民一起，在他蹲点的城关公社胡集村。搞到12月份，这时才听说新华社来人了，说是要写焦裕禄。

刘俊生：

周原先来的，来了他第一个见到我。

任彦芳：

当时，他们来豫东，是想写兰考的生产救灾情况；因为兰考是豫东最穷的县。到了兰考，一说生产救灾，必然要说到为了兰考救灾，为了兰考除“三害”而牺牲的，就是说把生命都搭进去的焦裕禄。

刘俊生：

这时，我就和他们谈，我们这个县，为了除“三害”，把我们的县委书记都累死了。一说到这儿，他问是怎么累死的。我说了焦书记是怎样累死的，是为了除“三害”；他听了说好，我们这次就写这个书记，搞一篇大的报道。

任彦芳：

周原、穆青，这些记者都为焦裕禄的事迹非常感动，于是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就开始写焦裕禄的大通讯。据我所知，这个焦裕禄的通讯，是他们采访了4天之后，在开封写的，由周原起草，穆青修改。我知道这消息后，到了县委，见到周原同志，周原说，你们长影抓到了一个很好的题材，你们很有见地呀。

记者：

1965年年底，周原在张钦礼等干部的陪同下，在兰考进行了4天的采访；其间，周原从兰考干部和百姓那里，了解到焦裕禄的许多事迹。为了避免一些宣传口径和中央精神相违背，他们挑选从生产救灾的角度对焦裕禄进行描写。然而，在县委举行的大通讯的讨论会上，周原和县委其他同志发生了争吵。

周化民（原兰考县委书记）：

县委就开会了，周原就念了。念完这后，让大家提意见。提意见不是嘛。我是县委书记，提意见，别人没说话，我就说我提几条。我说其他情况我不了解。我听了之后，觉得说兰考的面貌改变了，有点过分了。我说还是留点余地好。

任彦芳：

在通过稿子的当时，因为是周原自己写的东西，非常偏爱吧，所以人家县委的同志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他都一一反驳。有的县委同志说他很粗暴，就是不允许不同意见，所以便没有听到多少不同的意见。

周化民：

好多意见被压下了！周原是新华社记者，他说，他已经留有余地了。他不同意不同的意见，我说那就算了吧，我也就不说了。

任彦芳：

当时周原反驳说，焦裕禄的精神已经变成物质了，就是已经改变了面貌了嘛。事实是兰考并没有改变什么面貌；有所改变，与根本改变面貌还距离非常远。当时沙荒、盐碱，尤其是盐碱地非常严重。后来大通讯一发表，很多人来参观，才看到原来兰考还是这么贫穷，灾害还是这么重啊。

原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

三

消息传回了兰考，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有人说就是凭借着这张照片才使得焦家的人能够顺利地度过了那个混乱的年代。

焦守凤：

当时有人给她领过去说她是焦裕禄的女儿，毛主席非常高兴，说我们照个相吧；跟她说了一番话。当时就拉着林彪，来吧，咱们三个照吧。

焦国庆：

以后林彪又题了词。毛主席没有题词。其他领导人，董必武有题诗。

记者：

由于毛泽东和林彪的眷顾，焦裕禄的家人平安地度过了那个十年；然而这样的眷顾，却没有惠及更多的兰考人。“文革”中，兰考的干部群众分化为两派，而两派当时共同的口号都是保卫焦裕禄。

任彦芳：

“文革”过程是一个神化过程，就是把焦裕禄变成了神，变成了打人的棍子……

张申：

当时省里开会的时候，刘建勋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要支持少数派，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

任彦芳：

从省到下边都有两派，兰考一派就是以张钦礼为首的一派，在河南省叫二七公社派；另一派就是当时称为老保派。由于观点的不同而形成，两派斗起来越来越烈。

焦守凤：

兰考两派都是为了维护我父亲的名誉；以这个名义想达到个人的目的。

记者：

长达数年的派性斗争中，接替焦裕禄成为县委书记的周化民和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成了造反派攻击的目标。

就是这块墓碑也成了周化民他们反对焦裕禄的铁证；理由是焦裕禄的墓碑立得太小了。

周化民：

为这个碑，我不知被打了多少次。

任彦芳：

焦裕禄的墓地，变成了批斗老干部的一个流血的场地；他们逼迫老干部到那里，要人喊管焦裕禄叫爹……

周化民：

我们能喊不能啊？说你们反焦裕禄，你们管焦裕禄叫爹！打死也不能喊哪！秦一飞不喊，我也不喊！

记者：

周化民终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直到好多年后，中共河南省委才为周化民平反落实了政策。

因为在“文革”中与周化民的对立，这个人再一次走进了我们的视线。

张钦礼在“文革”结束后被判处十三年徒刑。这就是当年的县委副书记，大通讯中的“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任彦芳：

他的灾难是由于大通讯把张钦礼树为“亲密战友”之后。大串联的红卫兵来这儿串联都知道这里有一个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所以好多红卫兵不了解兰考的内情的时候，都在支持张钦礼。

周化民：

当时“文化大革命”厉害了。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焦裕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张钦礼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中央有个林彪，兰考有个张钦礼……

张申：

张钦礼思想不好。这个人能干，有本事；但思想有毛病。他个人主义比较突出，爱出风头；他自己总想当第一把手；结果没有当成一把手，他就心里不高兴。

“文化大革命”中间，他就拿着焦裕禄这个旗子当成棍子，到处打人。谁对张钦礼有点意见，就是反对焦裕禄，反焦裕禄就是反毛主席，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记者：

这是张钦礼最后的一张照片。

2004年，他埋葬在了自己工作过的兰考县。关于那段往事，随着他的死而凝固了。

任彦芳：

张钦礼多年感到怀才不遇。他见到穆青同志，看到新华社大记者要宣传焦裕禄，他便想借宣传焦裕禄之名，要把自己树上去。所以说了一些瞎话，把自己说成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他因为这些瞎话，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如果他这时不说瞎话，他不可能被写成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就不可能在“文革”期间走上这个路；不是这个路，也就没有后来这个悲剧，以致被开除党籍，判处十三年徒刑。本来是一个好干部，就这么毁了！

任彦芳：

因为最重要的是举旗抓纲。焦裕禄最重要的是抓阶级斗争，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你为什么不写这个举旗抓纲，抓阶级斗争，抓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你这不是歪曲焦裕禄嘛！

周化民：

说兰考人民没有阶级斗争，焦裕禄不抓阶级斗争，那是骗人的；我现在可以说，新华社社长穆青也会说谎言对不对？人嘛，他也是人嘛！

焦国庆：

我记得我父亲在县委大院举行过一次搞阶级斗争的展览；摆的都是兰考阶级斗争的实物和图片。

张申：

兰考的困难这么狠，生产斗争得强调；人民生活过不去不行啊。他虽然抓了阶级斗争，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东西突出起来。所以大通讯里没有写，现在看来是对的。如果写了，恐怕焦裕禄也难树起来了。

记者：

从那以后，焦裕禄成为不朽。成为不朽的还有一个创造不朽的人。不论怎样，他留给我们一个英雄，留给我们一段至今还在回味的历史：回味那至今让我们感动的英雄，回味他们的音容笑貌，只言片语……

第二章 为了让后人知道真实的历史

1998年12月，我把一部“唤法治、反腐败、写民心、吐怨气”的长篇纪实文学《民怨》书稿交给中国文联出版社之后，便到河南开封探望86岁的老母亲。

一进家门，妈妈就告诉我：周化民来过三次了，问你什么时候到家，准是找你有事，你去看看他吧。

我去看望老领导、老朋友，我人生中的坎坷命运都和兰考相连，也联着周化民的名字。

化民把我迎到他的会客室，让我坐在沙发上，他给我倒杯水，说：“你坐好，有话慢慢跟你说哩。”

室内挂一副条幅：一生革命报国志；两次平反谢党恩。

这是这一代人的心境写照：两次反错了你，理应平反，然而却把“平反”视为党的恩德，这就是这代人。

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纸袋，掏出来几十份报纸，放到我面前：“你看吧，现在全国几十家报纸都刊登了，‘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又来翻案了。”

按照排列次序，我见到第一张小报是《珠城周末》的“本报特稿”《近访“焦裕禄亲密战友”》，署名豫兰人，看来是河南兰考人所写。文章标题前引文写道：

在著名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专门写到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当时，他担任主抓“除三害”的县委副书记，后来又提任过地委书记、省革委会常委、省贫协主任。然而，近二十年来，这位亲密战友却神秘“失踪”了。几经周折，记者日前采访了他。

小报一边有周化民写的字：

[HTK〗转载此文的报纸，发现的有：

1 黑龙江省的《家庭生活》指南；

2 1998年5月27日的《作家文摘》；

3 1998年5月27日山西的《生活文摘》；

4 1998年5月28日的《扬子江晚报》；

5 1998年6月24日的《郑州晚报》；

6 1998年5月29日的《洛阳日报》；

7 《中华新闻报》；

8 《河南商报》；

等等，十几家报纸。

此文作者化名豫兰人。这是一篇以伪造与行骗为主要特点的伪报道。文中诸多地方是断章取义、颠倒是非、无中生有、欺世盗名。其目的是为翻案做准备。接着张即正式提出翻案(判刑十三年)，经中共开封市委正式研究决定不予受理，拒绝了。但张绝不会甘心，仍要千方百计翻案。他的主要仗势，就是依仗所谓“焦裕禄亲密战友”招摇撞骗。他这次提出翻案是申诉到中央组织部长张全景处，张全景批到河南省委，省委组织部又批到开封市委组织部……如果党政领导批示这条路走不通，可能会用金钱贿赂法院系统进行翻案。[HT〗

我仔细读了这篇文章。真是一篇奇文。为了美化张钦礼这个假亲密战友，又编造了大量谎言。编得虽然离奇，但因编造到中央领导人，编到周总理头上，其胆大超过常人想象力，便反让人信以为真。难怪全国这么多家报纸纷纷转载，一个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是什么原因让他会在近二十年“神秘地”失踪了呢?新闻报刊工作者不应该忘记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8年12月)以后的二十年，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思想解放的二十年，怎么还会出现如此“失踪案”，发生那“不该发生的故事”呢？

1998年10月25日，《信息日报》上刊出贺雁君撰的长文《离开焦裕禄的日子》，在背景介绍中有这样的话：

……在“文革”中，因宣传焦裕禄事迹，登上过人生的巅峰，也跌入过人生的低谷，先后三次入狱，被判刑13年。

原来，这“亲密战友”是因宣传焦裕禄事迹而被判刑，历史被颠倒得叫人吃惊了!

1999年7月，《海外时报》的一位记者，在瞻仰了焦裕禄烈士陵园的同时，采访了当年兰考县县长张钦礼、宣传干事刘俊生。“面对长眠英雄的墓地，两位老人讲起焦裕禄逝世的几十年中，围绕开展学习焦裕禄中许多鲜为人知发人深省的故事”。写出长文《焦裕禄身后的故事》，此文在《文摘周报》、《信息参考》、《商海周刊》等多家报纸转载。

面对今天的历史的谎言，我这个从1962年10月到兰考，38年来一直和兰考息息相关的作家，再也不能“难得糊涂”，不能不把历史的真相写下来，交给社会了!

于是我又重新在开封、兰考、郑州拜访有关当事人，他们都有一个强烈愿望：用我的笔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

半个月之后，我带着一大包材料和几十盒录音，离开开封去北京了。

我想趁热情还未消散，激情还没有失去，耳边还响着开封老地委书记、焦裕禄的老领导张申同志的殷殷希望之声：“你一定要快把这一切真相写出来呀!”我想立即动笔，一气呵成……但我放下了笔。

这是因为我需要思考。

我感到这应是一部解剖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作品，它不是那些谎言文字的勘误更正表。谎言假话太多了，怎能改得过来?那种勘误并无多大意义，也没必要为此打笔墨官司，需要的是解?现实的思考，为什么中国会有如此多的谎言?谎言的土壤是什么?谎言给中国造成了多么惨痛的灾难，为什么至今还不能正视，接受教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民族和我们应怎样自省?

经过一年多的思考，在老同志们的声声呼唤中，我在2000年4月，又回到开封，为老母亲88岁的寿辰祝福。

周化民为我写书准备了一包材料，交给我，却又说出他的心里话：“……我这心里很矛盾，这书写不写呀?我们离休了，够吃够花了，还惹事干什么呀!就说我‘反焦裕禄’吧，还能把我怎样呢?这是‘谎言的悲剧’!谎言不仅给我们造成了悲剧，也害了张钦礼本人，是穆青把他封为‘亲密战友’，把他害得不轻，不然他会和我们一样成为离休干部，享受离休待遇呀!我想起来也为他难过!”

我们一起去了郑州，采访老地委书记张申同志，老红军，当年在兰考支左的政委陈久安，见到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又整整说了两天，从早说到晚。

回开封，我又去了兰考。瞻仰焦裕禄墓后，去看徐俊雅。

两天后又回到开封。

老周说，你去看看新修的包公祠吧!那儿有个故事。一开始塑了包公铡陈世美，展出后，陈世美家乡的人看了给市里提了意见。说陈世美是明代的状元，家贫寒，做官后不忘本，给百姓做了好事。如今一切都拨乱反正了，你们包公祠里不该有此泥塑了，宋代的包拯，也不能铡明代的陈世美呀!

说得有理，包公祠的塑像便改成了包公铡赵王。

谁知千万来参观的游客不接受。纷纷提意见：包公不铡陈世美，还是老百姓心中的老包吗?好了，照人心办事吧，于是又重塑了包公铡陈世美。陈世美冤就冤吧!

看了这塑像我就想：几百年后说不定，我们就是这结局：张钦礼成了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我们都成了“反焦裕禄”的罪人了。

我去了包公祠，在有“铁面无私”匾的殿里，我果然见到了包公铡陈世美的蜡像，栩栩如生，如真人再现。

走出包公祠，我坚定了写《谎言的悲剧》这部书的决心。

我要把我知道的一切留给世界。

这也是我对后人的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第三章 被叙述与被记忆的历史（1）

本书的三个重要人物，一个是焦裕禄的老领导，开封地委老书记张申，一个是继焦裕禄之后担任兰考县委书记的周化民，一个便是被称为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1959年，他们三人都有相似的命运：张申、周化民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降职下放劳动；张钦礼被打成严重右倾，留党察看，行政撤职处分后下放到兰考老君营大队劳动。

2000年的5月7日。

81岁的张申细言慢语地向我讲述他的历史，74岁的周化民在一边，历史的片断在他们身上有时重叠，有时分岔……

〖HTH]张申：〖HT]

1948年6月22日开封第一次解放。

1948年8月，我到尉氏去当县委书记。这时，焦裕禄就在尉氏，他是1948年2月从山东南下随豫皖苏党委土改工作团来到河南尉氏的，同王殿英、周锡禄一起来的。我当县委书记兼县长，任命焦裕禄当一个区的副区长。以后参加淮海战役，我带担架，管扶沟，尉氏的两个担架支队，焦裕禄是大营区的担架队长，一同奔了淮海战役前线。担架队没遇上伤员，主要是往前线扛粮食、面，我扛一袋，焦裕禄、张维新都扛两袋。

关于这阶段焦裕禄的情况，以后再说吧。

1952年6月23日，陈留与郑州地委合并，周化民调来陈留是1951年春，在地委宣传部任干事，后到地委办公室；合并成郑州地委，成立了工业部，周化民任秘书，焦裕禄在陈留地委当团地委宣传部长，我兼团地委书记。

周化民在这时和焦裕禄便是同志、同事、战友了。

1952年冬，焦裕禄任团地委副书记了。

1953年，我担任郑州地委副书记，住荥阳。1954年河南省政府从开封迁到郑州。

1955年上半年，郑州地委改名开封地委，原地委书记张健民调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我继任开封地委书记。

从我当了地委书记就失去了平静的日子。

原来农村合作化工作比较顺利，1953年，颇受毛泽东赏识、被称为“农民运动专家”的邓子恢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是“农民化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有独到的认识，他提出的基本思路是坚持群众自愿入社的原则，步骤要稳；合作社规模宜小些，不同地区区别对待，不要一刀切；农村合作社不仅要发展，更要巩固。

从我实际工作中体会，这是正确的。

可我错了!毛主席开始批邓子恢是“小脚女人”，1955年下半年就实现了合作化。大大加快了速度。我有些担心。可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成了风头人物，我不想当“小脚女人”，也跟着跑吧，那时省委一些领导已认为我“右”了。

1958年，毛主席想游黄河，到了兰考东坝头，省里史向生陪着，到兰考，也让我上了专列，兰考县委书记程约俊同时上车，拿来兰考出的西瓜、葡萄让主席尝。

我上车，见毛主席穿白大褂，正看三国呢。

毛主席要在这儿游泳，罗瑞卿考虑安全，没有同意，便从这儿去了商丘。

这之后便是我领豫东几十万人到巩县、密县去大炼钢铁。

〖HTH]周化民：〖HT]

1958年，党中央提出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为在三个五年计划中进入共产主义大干特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在五年、三年以至一、二年以内达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高指标就带来高估产，还得有高干劲，人们提出口号：

“眼熬烂，腿跑断，连轴转，活着干，死了算!”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一棵红薯拖苏联，六亿人民吃不完”

“脚蹬地球手托天，要把产量翻几番!”

当时头脑发热到了极点呀!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民公社全国第一个叫岈山人民公社，就在河南信阳……

〖HTH]张申：〖HT]

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陪毛主席到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由毛主席肯定的名字：“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一下子，全国就全是人民公社了。

〖HTH]周化民：〖HT]

到处办食堂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我去东北黑龙江参观，看到有“无人售饭处”、“无人售货处”；到处放卫星，发“号外”，捷报满天飞。强迫农民说谎话，报高产量。通许练城公社常庄有个50多岁的老农叫常木林，过去给地主当长工，他对本村回家探亲的杞县老县长说：“现在逼着叫报产量，报不了还得挨打，一说就是党中央的决定。他妈的‘党中央’这个人恁坏，我不相信，连毛主席也管不了这个‘党中央’!”他是个老实农民，把“党中央”误认为是个人了。

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当时叫“五风”，全国都刮，而属河南最严重了。

1958年8月党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扩大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翻，达到1070万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当时开封地区西部5县是山区，都有些铁矿石，可以炼铁。我当时兼任地委大办钢铁办公室主任，要到炼钢铁前线去，我去参加省的大办钢铁会，省委书记问：张申到了没有?你回去告诉他，书记要挂帅上……

〖HTH]张申：〖HT]

我挂帅，坐镇前线指挥部，各县委书记也都既挂帅又出征了。按省委指示，开封地区动员35万人到巩县、登封、密县、新郑、荥阳西5县就地安排，组成各级指挥部，人山人海，人们自带行李，推小车、带口粮，没有煤，就砍树、运树。建小高炉需要头发，便让女孩子剪辫子，小女孩剪了辫子就哭。高炉需要引铁，便把群众家的锅、门锁……全砸了。

〖HTH]周化民：〖HT]

那场面也真壮观，白天人海如潮，夜间一片灯火。不管是山区、丘陵、城乡上下，大小炼铁炉，一个个，一片片，长形的、方形的到处皆是，一眼望不到边。长的有十米甚至上百米，叫做土炉。小的是木制风箱炉。当时叫“小土群”(小炉、土法、群众运动)，都是高温作业，炎天暑热，汗水和烟尘，每个人脸黑黝黝积满灰尘，很熟的人见面都不认识了。

登封当时是全省大办钢铁的“先进县”。这是从除“四害”(苍蝇、蚊子、麻雀、老鼠)和大搞卫生开始的。《河南日报》登照片，叫农民为驴刷牙，带上口罩，让人啼笑皆非。

〖HTH]张申：〖HT]

登封在大办钢铁前，曾用土法炼过铁，这时，登封成了典型，全国都来参观，哲学家艾思奇也来过。他下放到这儿挂职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是蔡振中。蔡振中虚报产量，搞形式主义，我批评他，他不吭气，省委杨珏说我：不要批评他，要引导他。由登封提出四无县后，他让群众在厕所里刨蛆，打苍蝇，给牲口、羊刷牙……省里以此典型推广搞四无专区。我不赞成不行，少数服从多数，地委的领导都同意，我没办法。毛主席来河南搞农业40条，蔡振中回答毛主席提问说：三年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当初潘复生是省委第一书记，说他右倾，因为他不许说谎，弄虚作假，吴芝圃去北京开会汇报，北京开始批判潘复生；以后全省开始批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吴芝圃当了书记，就更左了。

1958年冬天，大炼钢铁进行不下去了。

1958年12月，中央批准取消商丘地区建制并入开封地区，原开封地区西部5县划入郑州市，新开封地区共辖21个县，1100多万人口，我任地委第二书记。

1958年冬，粮食没有了。那年粮食丰产没丰收，浪费惊人。商丘就更为严重，这情况上边还不知道真情，冬天在郸城还开粮食丰收现场会，是“反瞒产”。可我看到大大的粮食囤，只在上头有一层粮食，下边全是麦秸、麦糠呵，可“反瞒产”却越反越厉害。

这年春节以后开始饿死人了。

〖HTH]周化民：〖HT]

商丘地区五风严重，一些领导指挥开挖“潘口水库”，毁灭了几十个村庄，组织男女劳力几万人，在数九寒天挖这个水库，还组织几十个女孩子参加“秧歌队”扭秧歌，穿着裙子跳舞。大批庄稼被毁，大块土地荒芜，生活极端困难，劳动强度又大，造成了成百上千人死亡。之后在商丘北郊挖了个“东风湖”，全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桥和假山。三九天里，北风刺骨，一些领导住在离“东风湖”不远的医院里疗养，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跳到齐腰的水里挖湖挑泥，结果也饿死、冻死、累死一些人……

〖HTH]张申：〖HT]

这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老百姓说着哭：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

我想说一点真话，讲了点真实情况，还没敢说多严重，可1959年8月，我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那时，我是分管工业的地委第二书记。

第三章 被叙述与被记忆的历史（2）

周化民的叙述，比张申本人记得具体。

〖HTH]周化民：〖HT]

1959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工业会议，通知各地、市的分管工业的书记和工业部长参加。我和当时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本来是研究如何组织工业大跃进问题，但后来变成“反右倾”了……

一天上午，省委常务书记主持会议，说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如实反映一下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问题、困难，对省委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对当前形势有什么看法也可以讲……

参加会议同志都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大多心有余悸，但听省委领导启发，也便你一言我一语的提了一些问题，说了一些看法、意见和建议。张申同志比较系统而如实地作了概括发言，我记得发言内容大概是：上去几十万人大办钢铁，也炼出了 些铁，但质量不高，问题很多。平原群众到山区很不习惯，不断发生逃跑，有几个群众逃跑时掉进水库淹死了；赔钱很多，我们财政上也解决不了，要求省委给我们弥补一些。

农业形势本来很好，但像去年(1958年)一样，丰产了没有丰收，粮食浪费很大。人民公社建立是不是太快了?很短时间就发展为公社化了。步子要稳些就好了……

在张申说到大办钢铁时，我补充了许多事例，来说明其中的问题和困难。因为我了解具体问题很多。如钢铁产量有不少浮夸虚报问题，我举例说登封县“卫星号外”是假的，是将煤田地面的表皮一剥离，根本就没有往下挖，更没有见煤，就报成产量发出“卫星号外”了。铁的质量很差，中央物资部来一处长调我们的钢铁，我把他带到登封县现场一看，他嘴里不敢说是铁的质量差，有因顾虑怕说是“右倾”，但拒绝按计划调拨……我还谈到大办钢铁中有许多问题……

当时我们住在省军区紫荆山宾馆开会。我们发言后的第二天下午三时许，一位副省长和一位省委副秘书长来到我们驻地。我当时想，他俩准是来参加我们小组讨论的。张申同志是讨论小组召集人。张申拿钱买了西瓜，切开了，让他俩吃，他俩拒而不吃，态度非常严肃。

副省长说：“省委派我们二人来，是找张申谈话的。省委认为张申昨天的发言，有很多错误，实际上是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问题。省委决定：明天下午，张申同志要做检讨，地点在省委北院礼堂。”说后他俩便离开了。

小组讨论会上像突然一颗定时炸弹爆炸一样，把大家炸得一句话也没有了。半天，鸦雀无声。

张申说：“检讨吧!我们得去做准备。”

说罢即和我一起离开了会议，回到了宿舍。

这对我们都是晴天霹雳，思想非常紧张，又从内心里想不通。我对张申说：“你的发言，我的补充，都是事实。就是这样，我们思想还不够解放，还有许多问题，未讲出来哩!咱们还要不要实事求是?省委让你检讨，我思想不通。”

张申沉思一会儿，说：“不要再讲别的了，我们一起商量怎样写检讨吧!”

我说：“我思想乱极了，说不出什么意见。”

张申要我平静一下。我们在一起稍微研究一下，七拼八凑，由张申执笔，总算搞出了一个“检讨”。

第二天下午，天气燥热，像憋着一场暴雨。

在省委北院礼堂召开了省直机关各单位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干部大会，人很多，座无虚席，人们乱问：开啥会呀?不知道，打听干啥，一会儿还不知道呀……

张申到礼堂后边去了。

省委常务书记、二把手杨蔚屏主持会议，他开始便说：“今天召开这个会议，是安排开封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做检讨，他有‘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论’(乖乖，还有‘论’哩!)，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等一系列错误言论，下面由张申做检讨。”

张申上台做检讨，他讲了些思想情况，承认思想“右倾”，承认发言中有错误，他讲到犯错误的阶级根源时说：

“我是信阳人，出身于小土地出租者，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劣根性在党内的反映……”

主持会议的杨蔚屏立即打断说：“张申，你把那个‘小’字给钩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会议情绪异常紧张，消沉，谁也想不到要开这样的会议，有不少人心里和张申讲的一样，只要不是瞎子谁看不见?

张申讲完，杨蔚屏便让各地市发言批判，看来批判的人思想也认识不上去，水平不高，都是软绵绵的。

会议有些冷场。

这时，新乡市委副书记刘义发言了，他情绪高昂，措辞激烈，他说：“我认为张申的错误是属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参加会议的人一下子被弄得莫名其妙，交头接耳起来，我更接受不了，我想，只有像陈独秀、李立三那样的领导人才能犯机会主义错误，其他人怎会犯机会主义错误呢?张申同志不过说了点具体意见和看法呀!令我吃惊的是：主?会议的杨蔚屏站起来为这话鼓掌，但此时，会场上响应鼓掌的稀稀落落，杨蔚屏生气了，又站起来批评说：“你们怎么不鼓掌啊?”

下边才又有一点稀稀落落的掌声。

杨蔚屏做总结讲话，他说：“现在正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给毛主席上了万言书，他跳出来了，反对大办钢铁，说：大办钢铁是得不偿失；他反对人民公社，说‘办早了，办糟了’；他反对大跃进，说这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还有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黄克诚(总参谋长)、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等人组织了一个所谓军事俱乐部，就是反党集团，反对三面红旗，猖狂向党进攻。中央这次会议正批判他们!张申的思想和彭德怀一样，也是大办钢铁得不偿失论，和彭德怀遥相呼应。张申也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要坚决与张申划清界限，斗争到底……”，并说：“这次会议，到此结束，各地市领导回去，都要按省委布置开展反右倾运动。”

这次工业会议就这样宣告结束了。

从省里开会回来后，省委立即派书记处书记李立，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健民到开封地委坐镇，亲抓反右倾运动。将开封地区的反右倾作为全省的典型，首先从张申的“右倾”开刀，批判张申，在地直机关召开各部门负责干部会议，组织对张申的揭发检举，接着是批判斗争。再接着就是批判续凯(副专员)、杨体泽(副专员)、王向明(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三位地委常委的“右倾”。

第十三天，地委副书记耿化武找我谈话：“你是和张申一块去开会的，在开会时，你和张申一唱一和，说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你比张申说得还具体、思想比张申还顽固，经地委研究决定、省委批准，你要停职反省，老实交代，彻底揭发检举张申，接受批判斗争，争取从宽处理。”从此后，在地委机关工业交通系统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无数次批判斗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莫须有”罪应有尽有，特别令人不服和憎恨的是：打人、骂人、违法乱纪、私设公堂，大搞逼 、供、信，在地直机关盛行。

庐山会议没开完，就把张申和我揪出来了。9月份开省三级干部会，批得更厉害了，开封地委二十一个县，批了我们半个多月，回地区轮流批，上挂下联。商丘地区划过来的人批开封地区人最来劲，80%以上的科室头头都受批判了。

农业系统批判斗争农业局一位刘副局长，被打得受不住了，有意逃跑，和商丘来的一个他认为可靠的人商量，要跑回山东老家去，但是说路远，由那人给他回商丘解决路费问题。当他俩化装于夜间到达商丘火车站时，那人竟跑到开封地委驻商丘办事处向地委组织部长马振藻报告，把他出卖了!结果把他带回开封，更加严刑拷打，追问刘到底想往哪里跑，刘个性很强，想着要是到监狱里也可能更好点，可能就不挨打了，便说：“我不敢说。”经一再追问、拷打，他才说：“我是要往台湾跑的。”

打人凶手又追问：“你到台湾想找谁去?”

他答：“我是想找蒋介石去。”

“你和蒋介石是什么关系?”

“我在参加工作前，参加过蒋介石的训练班，听过他讲课。”

打手们如获至宝，想这下可抓住一条大鱼，急忙向上级汇报。谁知经上级领导分析，认为这全是假话：因为刘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干部，根本和蒋介石不沾边儿。以后又批他不老实，本来他想编个瞎话，弄到监狱去少挨打，结果弄巧成拙，打他反而更厉害了!

对我批判斗争，也来回摇我，让我站中间，推过来推过去的，可就是没有挨打，好让我奇怪!就连张申同志也被打个鼻青脸肿，一塌糊涂。被斗的人无一幸免，为什么不打我?这是难解之谜。直到1961年秋天，我平反以后，一位负责抓运动的人才对我破了谜：原来是准备狠狠打你的，因为你思想很顽固，你年轻，身体好，也经得住狠打。可就在这时，省委派来第一书记李玉亭，有人说，他是你爱人李韵杰的亲哥哥，所以未敢打你!

原来如此!

从1959年9月到1960年3月，约半年的时间，对我进行批判斗争，多少场次则不计其数，而且还有人看管，当然没有什么人身自由……

1960年2月18日，中共开封地委监察委员会在“对周化民同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处分决定”上批示：

地委常委1960年元月31日批准，划周化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其地委工业部副部长职务，工资待遇降两级。

细心一点，你会看出：工业部党支部对我做出处分决定是1960年2月8日，我签署意见是2月25日，而地委常委批准是在元月31日，这是先定性质、戴帽子，作出组织处理，而后才走形式，开支部大会讨论“一致同意”的，哪还有一些党内民主?这也严重践踏了党章呵!当时，我还敢说吗?我只能同意，只有两点意见说明一下。

1我不记得诬蔑毛主席，说过“毛主席这老头脑子也热了”这句话。

2“任务提的太大，千斤担子压下来，压的下边干部硬着头皮顶住，为了怕反右倾，看领导的眼色行事，完不成硬说是能完成，这样把人们的思想引到片面性那方面去了。”这段话是在1958年12月份传达中央批转云南省委文件上说的。当然我的思想当时可能是错的。

批斗结束我在等待处理时，曾令我随一个救灾工作组到永城县检查灾情，安排群众生活。我们一行8人到永城后，县委书记韩文明安排我们到县委小灶吃饭，被我们拒绝了。这时小灶上吃的是精粉，生活非常特殊，这个书记终日花天酒地，大吃大喝；他的办公案子很大，玻璃板下放着很多模仿毛主席姿势的个人照片。

第三章 被叙述与被记忆的历史（3）

群众生活如何?看来让人万分难过，不寒而栗!

当时永城县60万人口，已活活饿死10万之多，韩书记决定：不准群众外流要饭，不准叫喊无粮无款，把群众完全置于死地。他向我们封锁消息，隐瞒实情，说永城群众生活没有问题，拒绝国家发放粮款。我们亲眼在城北一个小村的小庙里见有8个人饿死在那里，回县要向他反映，他死不承认是永城人，说是安徽人到永城来饿死的!他瞪着眼说：“那是冒充我们永城人，给我抹黑!你们不要谎报灾情!不要上当受骗!不要右倾!”

我顶着“右倾”帽子，回来还是如实报告了实情!

1960年2月20日，地委行政科长将我叫去，责令我：“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下放劳改，要将‘工作证’和‘公费医疗证’一两天内送到行政科，以后不能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

第二天我将两个证明，将这两件关系我的政治生命和身体健康的证件交给他了!

多么残酷的现实!

3月25日，通知我去巩县孝感钢铁厂劳动改造，整整一年零九个月……

想到此时，还有多少农村父老乡亲冻饿而死，这心里的痛苦，远比个人的痛苦更强烈，自己活着，还说什么呢?……

张申，以沉重的声音，慢慢地说，像是自语，我把身子离近他，把录音机放到他跟前。

我的老父亲夏佑铭是民主人士，原来跟我住一起，反我右倾机会主义时，他便回到了家乡信阳，成了这事件的目睹者。1961年，我平反后，他又回到开封，是开封市文史馆馆员，民主人士开会，他提出信阳事件就激动不已：死的人到处都是啊!比我们解放信阳市打国民党兵团司令张轸时两方死的人都多得多呀!

据当时统计，光信阳一地，饿死百姓100多万!

100多万百姓，是可以活的!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1958年冬天，在发现问题后及时处理解决，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下令不许老百姓家里冒炊烟，就忍看老百姓活活饿死；那个杨蔚屏，还坐着轿上鸡公山，见路边死人却不下来……这还是共产党员!

张申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他眼里含上了泪花，虽然这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说来还历历在目，如在昨日!

我听着，心里很沉重，我向老周说：谁能详细说说信阳事件吗?我要写谎言的悲剧，应该不忘这民族的大悲剧。

老周说：住在我楼上的是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已离休，他最了解。回去，我们去访访他，他也很愿把这情况告诉别人，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

回到开封，周化民先送给我一本剪贴报纸，是在1998年河南《大河报》连载39次的纪实文章《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康健写的，真实记述这历史的悲剧和教训。这文章所记正好和我采访人所讲的事实对照。

老周领我到了他的楼上，认识了原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他已80岁，身体好，腰板直挺，满面红光，说话声音很大。他1944年参加工作，当过“愚公移山”移动的王屋山地方的小学校长；战争年代在县里当秘书；1950年调到河南省委农民协会当秘书；土改结束，1951年省成立农委，1953年改为农村工作部，他当干事；1955年任省委农村工作部生产处处长兼办公室副主任。

姚学智的工作和职务，使他亲眼目睹、亲自调查了河南信阳所发生的那场历史大悲剧的前前后后…

提起那段往事，这位80多岁老人记忆犹新：

〖HTK]

要说信阳地区饿死百姓事，得先说吹牛皮、放卫星，没有说谎话、说天大的谎话之因，也就没有饿死百万人的恶果了。

信阳遂平县岈山人民公社，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也就是在这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放出的中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

1958年6月的一天下午，管农业的副省长彭笑千、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赵定远让我去省政府谈生产问题。我到后，见在遂平岈山人民公社蹲点的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手拿一把麦穗正汇报哩：“这是岈山公社韩楼大队的麦子，两亩9分地亩产3800多斤哩，这千真万确，没有错的!”

我听到这数字大吃一惊：咱整天和农业打交道，平时一亩地产麦200多斤就不错，咋会冒出个3800斤?所有人都表现吃惊，可谁也没说“不信”!

赵定远说：“老姚，你把赵光同志安排在省招待所，让他写个报告，明天早上交卷。”

我领赵光去了招待所，安排好，他写报告，我走了。第二天，我把他的报告拿来交给了赵定远副部长。副部长把报告交彭副省长。给《河南日报》总编一个电话，取走了报告，变成了铅字。第二天，就在《河南日报》头版头条登出来了!

这就是全国放出的第一个小麦高产“卫星”。

镜头转到当年的韩楼大队。

岈山放出第一个小麦卫星后，全国一片喧哗，“卫星”竞相飞上天空。第二天，湖北省谷城县乐民社宣布，亩产小麦4353斤，使岈山社的“卫星”失色；20天后与遂平相毗邻的西平县放出的卫星是7320斤。这小麦铺在1亩地里足半寸多厚，天文数字让中国目瞠口呆了!

30年后记者康健来到岈山韩楼那放第一颗“卫星”的宝地。责任田的主人说：“这块地最高产量也就600多斤。”说起当年放“卫星”，都哈哈大笑起来：“吹牛皮不交税呗!”当年亲历这事的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任公社书记的陈丙寅神情严肃地说：放了高产卫星，全国跟着吹，危害不浅哪!那时我下乡检查工作，发现韩楼大队村庄的地麦子特别好，有人开玩笑：“今年咱也放个卫星。”新华社的记者来了，说：“这回下来采访，就是要找高产‘卫星’呢。”我问：这高产卫星多高算高呢?记者说：一二千斤不算高吧?我笑说：那得几亩地合到一块差不多。社长钟清德在一旁说：“打打试试，说不准能放卫星哩。”

于是公社派钟清德去收割监打韩楼那块地去了。

钟清德去了把大队干部、妇女队长叫到大队开紧急会议，他说：“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希望大家都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办好事情。”停了停，钟又说：“上级叫咱弄一颗高产‘卫星’去放放，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哩，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没有说服力，只有放了高产‘卫星’，为人民公社争了光，为党争了光，也为咱中国争了光。”人问：“高产‘卫星’亩产多少算高哩?”

钟清德说：“至少3000斤的亩产。”

大伙都觉这数目太大，过去一亩地才打100多斤麦子，一下子打这么多，大伙连想都没有想过。沉默一会儿，钟清德说：“我看村头那块实验田的麦子不错，打打试试吧。”

妇女队长说：“再打也不过七八百斤。”

钟清德说：“大伙都想想办法，怎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啊。”

大伙苦苦思考了半天，大队长说：“要想放这么大个“卫星”，除非把那十亩地的麦子弄到一齐打。

钟清德一拍掌：“对呀!弄到一齐打不就中了吗!”

有人说：“那不是哄人吗?”

钟清德看那人一眼，批评说：“你这思想跟不上趟呀!没看如今啥形势?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哩，你还慢吞吞走路，不成小脚女人了?再说，这是为党争光，为人民公社争光的事，吹点有啥?要考虑政治影响。”

大伙没人说话了。那年头，就怕“右倾”。一提政治影响就吓人，最后有人说：要是传出去咋弄哩?

钟清德严肃地说：“你们分头开个会，告诉群众谁也不能说实话，任何人在三天之内不许走亲戚串朋友。谁传出去这是假的，就是给党脸上抹黑，就是破坏咱人民公社的名声，就开群众大会辩论他。”

那天夜里，等村里群众睡了，组织起十多个人连夜收打小麦，把附近几块地的小麦子也割下来运到场里，等天明群众起来下地割麦，试验田的麦子正套牛打场哩。让几个积极分子在群众中造舆论：这回非打两三千斤不中。群众心里有数。知道是假的，可谁也不敢说。

这一打，小麦高产“卫星”就出来了。

第三章 被叙述与被记忆的历史（4）

第三天下午，新华社记者给公社书记打电话，很激动地说：“韩楼放了高产卫星。”

陈丙寅说当时情况：“我问亩产多少斤?记者说3000多斤，我不信；别打岔子了，会有这多?”记者说：“真的，一点也错不了，队长正领人打二遍，说不定会更高。我放下电话就去韩楼了!”

我到村庄，老远就看见麦场上很多人，我过去一看，记者也在，麦垛不小，小山一样，说是一亩地打的，我从心里不相信。可那种形势，谁都心里明白，谁都不敢说真情。谁说真话就打谁的右倾，说你是小脚女人。人都说这“假”是真，我只好说：“来，再称称，把数字弄真实了。”大伙又装的装抬的抬，一家伙称到天黑透，才算称完。总共11178斤6两，平均亩产3853斤……

这就是当时的实况，赵光就是从这拿着麦穗，连夜赶到省里汇报的，新华社记者从这儿发稿，第二天，《人民日报》也发放了卫星的报道。

陈丙寅说：“我看了报道，心里老不是滋味。我是农民出身，咋会不知道一亩小麦打多少斤呢?后来不断有人问我放‘卫星’真的假的?我只好打肿脸充胖子，硬说是真的，亲眼所见的。那时候，谁敢说真话呢?”

“是啊!那时候有话不能说呀!”姚学智接着向我讲当年的谎话成风的真实情况。

〖HTK]

……那回甘肃省来请放7000斤卫星的西平县郊区委去介绍经验，让先到省里来谈谈，让我去听介绍。

你们汇报一下，咋打了这么多小麦?

西平县人说：“俺那麦子好哇!十四五个小伙子，一亩地割了三天才割完的。”

我说：我不信，就是伐大树吧，十四五个小伙也伐不了三天，你们不能这么介绍，说得太过，人家也就不信了。

那时还组织干部下去验收“卫星”哩!

一天听完汇报，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赵定远问我有什么看法?

我说：人家咋说，我咋听呗，我能有啥看法。

1958年秋天种麦，省委组织工作组，我是组长，去新乡检查生产。那时候到处检查，我满天飞哩。人们去大办钢铁了，麦子种不上，越说谎话越要表扬，叫“气可鼓不可泄”!大食堂的馒头扔得到处都是。我问生产队长：“这么吃，能吃几个月?”生产队长说：“吃三个月。”“吃完后咋办哪?”“有国家管哩，都要共产主义啦，还能叫饿着吗?”

我到洛渊县王屋公社，见县委书记，我问：“你这劳力都大办钢铁了，没人种地，你还吃饭不吃饭?”

他不吭气，后来，他小声告诉我说：省里点他的名字，我不去大办钢铁，行吗?

新乡获嘉县委书记看到劳力情况严重，把大炼钢铁的劳力调回来了。地委书记把他叫去。问他为何这么办?他说：吃不上饭，不种地，吃铁疙瘩能行吗?地委书记让他写检查，他说：中啊!只要让老百姓吃上饭，咋让我检查都行啊!

这在当时可不容易呀!

上边对河南的压力也大。那时谭震林副总理在河南指挥，有事就让我陪谭震林和钱正英。钱正英说：我们水平低，谭政委水平高。谭说：你们要一年实现水利化!共产主义很快就实现了，到那时天天喝牛奶、吃鸡蛋……

很多问题到1958年冬全露出来了。如真让干部说话，敢说真话，也不会继续严重恶化；可人们不敢讲真话。1957年说真话的成了右派，谁不清楚，到1959年，还有敢讲真话的又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就全完了……

这样，就出现了“信阳事件”……

记者康健在《辉煌的幻灭》中记述了来龙去脉。

〖HTK]

岈山放出第一颗高产卫星后，全国各地组织参观团来学习，农业专家、科学家也来参观，从麦地挖一把土，说回去研究研究，对高产卫星大唱赞歌，竟听不到一句不同声音!《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岈山公社有了第一个卫星壮胆，对秋庄稼放卫星更觉得轻而易举，遂平县委更为壮丽前景陶醉。盲目估产，说水稻预计亩产3万斤以上的12416亩，平常仅产几十斤的棉花，被预计皮棉千斤以上的18167亩!人们发疯了，秋天收获时到了，县委发出号召：“比比谁的卫星大，看看谁的产量高!”卫星成群上天了!人心里明镜似的，可都想：反正都是假的，人家都能吹，咱也会吹；就是将来吹出事来，法不责众，能把人咋着?这是一个可以任意胡说八道的环境，忘乎所以，肆无忌惮，谎言说过100遍就会变成真的!人人得了“说谎病”，一个比一个撒起了弥天大谎。而且一个比一个说得理直气壮，人人装出十分相信说谎。不是神经错乱，是说谎为美，说谎为荣的环境改变了人。

究竟谁骗了谁?

在中国，一旦成了典型，荣誉让你应接不暇，光环将你层层罩住。岈山人哪里见过这阵势，早被吹得晕头转向，昏昏然不知所以了。

公社党委书记陈丙寅带岈山人民公社宣传画出访印度，在那里宣传人民?社的优越性；后任书记的郭书志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奥地利的维也纳，与世界青年载歌载舞；社长钟清德曾率中国农业代表团为团长，陈永贵为副团长，出访苏联，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接见的代表，更大有其人。一段时间，岈山人民公社就是党的象征，是正确和真理的代名词，谁敢龇龇牙，说一声岈山人民公社的二话，就有招来杀身之祸的危险!

一切都是骗局!在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最容易造神修庙，并造出吓自己的神灵来，进行欺骗。

那么，究竟谁骗了谁?谁被谁骗了呢?

天文数字的征购粮，便是吹牛皮的代价。1958年夏、秋两季的“粮”征购，让岈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遂平县实际粮产2440万斤，可下来的征粮任务是9000万斤。因为县财政账面上是100279万斤，比去年增长31倍，实际与账面上差距不啻是天文数字85879万斤!

这能怪谁呢?这数字不是你们吹出来的吗?产量人均粮食已达1565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给国家干什么?

这个9000万斤的征购指标是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定的。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会议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人均粮食超千斤，已向中央报了数，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粮食征购，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逼着县委表态报高产量，规定不能低于亩产500斤。谁报低，路宪文便组织人辩论，这一斗，把产量斗上去了。县委书记蔡中田和同来开会的人商量：报低了过不了关，报9000万斤，说不定还过不了关哩。可把粮征光，老百姓吃啥?蔡中田说：先过今天这一关再说吧。

县里召开征购会议，人们不发言，不表态。沈寨乡一生产队长叮嘱开会来的会计沈万治：“说少了对不起毛主席，说多了，老百姓就要饿掉牙，我看就实事求是报130斤的单产，可你去开会，弄不好挨辩论，不中，就往上多报点，150斤，再不中报160斤，只这三个数，不敢再长了。”可谁知沈万治架不住折腾，一辩论，便胡说亩产512斤了，人问他：“开始为啥报那么低?”万治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俺队长交代的，不让报太高。”

队长在家听到这消息，五尺高的汉子号啕大哭：“我日你娘啊万治，把我打成右倾不耐事，你让老少爷们饿肚子可咋办哪!”哭得像小孩子一样，任谁也拉不起来。硬汉子也架不住辩论会，又怕打成右派，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你别辩论我，叫咋报都中，谁报的高谁早过关。征购会就这样胜利结束，赶回家中，掀起征购狂潮。

老百姓对付你的第一个办法是千方百计“藏粮”，其方法五花八门。

和兴乡十一分队队长吴国祥是硬汉子，会计问他咋办，他说：“先留下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完不成任务咋办?他说：“天塌下来我顶着!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留下万把斤种子和口粮，上级一次次催交粮，他只说没有，上级急了眼带找粮队半夜里偷袭进村，挖出存粮，把吴国祥五花大绑带走了。他临走对含泪的乡亲们说：老少爷儿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天啊!是谁对不起父老百姓呢?

老百姓被逼无奈，交粮掺假，把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使出来了!

终于9000万斤任务完成，家家户户家徒四壁，在县大礼堂鞭炮齐鸣庆胜利时，老百姓啼饥号寒，抢地呼天!

1959年8月，在岈山食堂喝着越来越稀的面汤，人人脸上浮肿之时，没想到远在天边的庐山开个什么会，之后，莫名其妙开展反右倾运动，更使人心神不宁了!

岈山公社先是集中开会。开始，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哪村人，怎么犯这么大错误，后来才知是朝廷中的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小营大队支书上去批判说：“彭德怀，你跟你拼了!你反党，反毛主席，想干啥?官那么大了，还不知足，还想当真龙天子不成?那真龙天子是天上的星宿，前世有定数的，你会当成了?”

可批判会总不热闹，干部着急，便要每个小队找出个“小彭德怀”来站在中间，联系实际。遂平县委高度评价这做法。岈山有361名大小队干部，莫名其妙被当成“小彭德怀”，斗个鼻青脸肿；有458名群众因偷吃牲口料被当小右派斗。挨批斗后还惊恐地问人：“什么是‘油牌’？我哪来‘油牌’呢?”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洪福，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洪福头发连头皮一块撕下来，活活地打死!庐山会议后，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上，信阳地区在反右倾追逼粮食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后来河南省委向中央检讨，也称“一时间成了一个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面对康健用生命、血和泪写的文字，我实在不忍再读了!其悲惨，已超出常人想象，信阳地区的百姓，为了能活下去，藏粮、偷粮、和上头的“反瞒产”作斗争。多少母亲为窃食救儿被毒打致死，让人们相互揭发、自残自戕?你不打人就要挨打，人性变态……但也终于抗不过1959年的严冬的寒风，把百姓的求生之火吹灭。

第三章 被叙述与被记忆的历史（5）

《辉煌的幻灭》中所记述的和这一事件亲历者姚学智讲的完全一致。

姚学智说：

为这报非正常死亡人数，也有斗争。地委书记路宪文、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都非常怕说真情，报实数，去拼命封锁消息，不让说真话。

1960年，吴芝圃要到中央开会，组织人搞“五风”的材料，我是这个组的组长。通知信阳地委，找人配合。我到遂平，这儿离岈山40里，我马上下去了解情况。晚上就接到信阳地委秘书长的电话，说地委领导在驻马店参加县委第一书记会哩，要我去到会上。我说：我刚下来，不想去了，我要在下边摸摸情况。对方说：你要不参加得向省委请假。我只好去了，县委书记蔡中田用车来接我。

到驻马店，我和正阳县委书记住一个房间，他说：“老姚呀，不得了啦，你不知道下边饿死的人厉害得很哪，光正阳县就死了几万啦……”

我回来问蔡中田：岈山公社饿死多少人?他回答说：死300人。我回到岈山问陈炳寅书记，他也回答：死300人，原来是县里布置统一了口径。

我是来搞“五风”材料，凡是省直在遂平蹲点的统统集中到岈山公社来。让他们谈真情。省委副秘书长打来电话问我：岈山公社死多少人?我回答：我听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说300人。

晚上，省纪检委书记焦祖涵来电话也问我岈上到底死多少人?我还是做如上回答。他说：一定要搞确实。

我看省委如此重视，我不能只听汇报，要亲自去调查。

我先到一个村，村干部说：俺村就死两人，还是老头，该死了。我出了队办公室，在路上遇到一群妇女，都哭着诉说他家里饿死人，这一统计就是四五十人哪!

我又去了一个村，也死了几十个人。

这样全公社估算要在三四千人以上啊!

我回公社专门叫各村支书来汇报死亡人数，可支书却不在了!

县委派宣传部长郭树志来到岈山。他曾当过公社书记，还曾出国，和丹麦国王一起照了相，这像他放的很大，摆在办公室墙上，在人们挨饿时，他躲在屋里偷吃牛肉。群众吃糠，大便下不来，见他把牛骨头扔了，群众去抢，好整些油出来，他不让，把抢骨头的人批斗!就是这个人，我让他写死人情况，他一个字也没写出来。

我去调查，有两个村已死绝了，尸体倒在街头，没人掩埋，真是惨不忍睹哇!

我跑回省里，向省领导做了汇报。先找到副秘书长王秉璋，他问岈山死了多少人?我说：根据我独自调查，死人在3000以上。他说：已给中央写报告，报了300人，这咋办?

在省常委会上，我汇报岈山死人实情。

杨蔚屏感到问题严重，派管农业的副秘书长崔光华跟我一块再去岈山调查；让我先写个情况，由机要室打印了。把我写的情况上报中南局。

那天我住在遂平招待所，县委说：你换个地方吧，中南局来人了。第二天，中央来了陈正人、陶铸、吴芝圃、李立副书记，从信阳乘大轿子车直奔岈山去，我也到了那里。

陈正人问县里干部：这个公社死了多少人?

回答说：一千多人。

陈正人说：工作组报告三千多人，怎么回事?

这是指我写的报告，到底是谁写假话，欺骗中央?我说召开全公社各村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一个村一个村的报，就把死人的盖子揭开了。不是3000多人，而是4000多人哪!我让会议延长一天，把死的人名单拉出来，看着这厚厚一撂密密麻麻的父老乡亲死者的人名，那些想隐瞒真相的人还有什么话说?

是啊!还有什么话说，还狡辩什么?

应该把害国害民的制造谎言的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也实在不忍再听下去了。我的心头像压上千斤石头一般沉重，不仅因为事实的悲惨，而是在于这真相没有让世人知晓，我们今日为饿死的千百万农民祭奠，我们祭奠饿死的灵魂，从而共同思索：如何使谎言造成的悲剧不再发生!

我回到88岁的老母亲身边，心里沉重的不想吃饭，也不想说话。

老妈妈问我：“你跟周化民走了好几天，净说些啥呀?”

我说：讲讲当年信阳饿死人的事儿。妈妈那时不正在信阳吗?您还记得那时的情景吗?

“咋不记得，一辈子也忘不了。”母亲说：“别看我88了，我这脑子还清楚呢。”

母亲88岁了，一生坎坷，刻成满脸核桃似的皱纹；近20年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使老人本已雪白的头发渐渐变黑，头脑也更加清晰了。妈妈是贫农家女儿。1930年和我父亲结婚时，父亲是小学教员，已参加了地下党，任中共容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结婚后在父亲影响下，渐渐明白了革命道理。帮助父亲夜里印传单，冒着刺骨寒风，把传单贴到县东十几个村庄。1932年，母亲加入共产党，成为家乡第一名女共产党员。父亲被捕打官司，母亲在国民党军警刺刀下，毫不畏惧，在大堂上怒斥法官，为父亲申辩，使国民党县长哑口无言。父亲死后，抗战爆发，母亲掩护八路，成了村妇救会主任，我家成为八路军的堡垒户；1946年秋，母亲抱着为丈夫报仇、参加革命工作之心，离家到冀中区党委；1947年土改后，和长工出身的区长孟昭芝结婚，不久南下到了河南；孟昭芝转到铁路战线工作，从陕州到黄河南岸，1958年孟昭芝调信阳铁路工区任书记；母亲在铁路人民公社任副社长、支部书记。我在1959年春节曾到信阳看望母亲……

日记载：

凌晨5点多，才到了信阳，下车是雪雨天，雪下到地上变成了雨，这么多人拥挤在车站候车室里。有人倒在地上，车站里贴满了大字报像吊挂似的。我没看写些什么，我问好妈妈住的公安院地址，不想在这时去，便又回到了候车室……

回忆起来我在这儿也感受到饥饿威逼的人们……然而当时我正在构思一部写妈妈历史的电影剧本《妈妈的嘱咐》，我是听妈妈讲述过去的事情，而忽视了当时现实的观察，今天想来无不感到遗憾。我见了妈妈，妈妈正拼命工作，星期日也没时间和从北京来的儿子说话，就被人叫去了……

我住的家里，日夜听火车汽笛鸣叫，把窗户震得呼啦啦响，把吐出的煤星渣子扑在窗户纸上，我住了几天，知妈妈为公社食堂操心，她代表群众意见，处理了多吃多占的管理员。她说：干部要和大家一样，不能特殊，说喝稀的都稀的。她说了许多现实故事，我当时却无记的兴趣；我让妈妈讲过去的日子，妈说：我新的还记不住哩，老事更想不起来了。她心里担心的是现实。她说：这儿是铁路上，国家管哩，你到农村看看吧，老百姓吃不上饭，今年的年难过呀!妈跟我去书店，她看上了毛主席像买回来了。妈说：我心里有话，遇到难事，跟谁说呀?跟外人说，会打你右派，我不上别人哪儿汇报了，我就向毛主席像念叨念叨吧!

当时我并没理解妈妈的心思和困境。

我离开妈妈那天晚上，妈让我早睡，明天好起早上车。夜里醒来，妈妈在为我补袄袖子，怕我冻着啊!……

时隔41年后，我又问起当年信阳的往事，是在我刚刚离开时发生的……

妈妈说：

就是你去信阳的那年，你刚走，我收下了一个小孩。头年，到处都是要饭吃的，一个妇女领个小男孩，四岁，走到我跟前就给我跪下了，我忙拉她起来，妇女说：大嫂行行好，救孩子一命吧，他要饿死了。我不答应，她不起来。我说：我收下这孩子了。她起来了说：家里三个孩子，饿死两个了。我们把一点粥都省给他，怕也活不了。她说这孩子叫小福。属羊的，和桂荣同岁。把孩子留给我，妇女就走了。我忙从食堂买来一斤粮票的大米饭，她见了像饿狼似的，两年抓起来就往嘴里填哪!

我收下这孩子，怎么办?你大妹兰英6岁，二妹桂荣也4岁，她们都上托儿所，我还管不过来，又收个孩子，老孟知道了，不埋怨我呀?夜里，老孟从工区回来了，没埋怨我。他是苦孩子出身，从小没父亲，瞎妈拉扯他长大，他说：“人家给了你，你就养大吧!”

黑夜，我给小福揉肚子，肚子硬，还滚疙瘩，信阳黄水湾有个黄大夫，我去找他，他一看孩子面黄肌瘦，只见大肚子了，说：“这孩子不好治呀!”我说：“你死马当活马治吧，你给开点虫子药吧，”治虫子，让他饿着，他喝一口药，我才给一口馍吃，生把药水给孩子灌进去了。

这天后半夜他要拉屎，我一掀被子，啊，小屁股眼出来虫子了，我让他拉，我拿小棍挑，整整拉了一小盆，我数着有300多条!我又拿着虫子找黄大夫去了，都说小男孩的虫子主贵，你看看有没有用?黄大夫看了一眼：你快把它埋了吧!

我把它埋在了我挖的一块菜地里。

第二年，我在这块地上种玉米，长出了好大玉米棒子，人问：咋长这么好，你使的啥肥呀?我想起来了：是小孩肚里的虫子呀!

那夜里我照看这孩子，给他洗衣服，手冻的比冰还凉，我就从那时得了气管炎。

老孟从食堂给孩子买包子，买仨，一个孩子一个，像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给小孩做了棉鞋。把老孟的一件呢子大衣改了给他做了一身呢子衣服。孩子可精，我下班回来，他自己蹬上凳子给我开门……

这时上级来了调令，要让老孟离开铁路去支援农业。说是去一个最穷的地方——兰考，他二话不说，叫他上哪儿他上哪儿，我心里可难受，在信阳刚熟了，我这工作正上劲，就又要跟他走?我不想走，他说：你不知道农民过啥日子哩!你不走，我先去，以后那儿好点了，我再接你去。

他打点打点，抬屁股就走，上了火车奔开封了。

这孩子我无法养了，我找到解放军，让他们去送孤儿收容院吧。孩子走了，我心里难过了好多日子，放不下他。

信阳的天桥上，有人扔下的小姑娘哭，人们告诉我：你心眼好，把小女孩抱来吧!

我不敢去看，我没法养，我没有去抱……

那年，要饭的扔了多少小孩呀!人对我说：“你是社长，老党员，谁也不敢跟你说，人吃人哪，哪个电线杆子都有死人，死了就让人扒了吃，全剩人骨头了，哎，这小脚丫还怪香的。”我就眼见死了好多孩子，我一听心痛死了!信阳饿死人多了，饿的人们偷猪食吃，把猪剩下的装在包里。

我听了就哭。

老孟看不了老百姓受苦。他支援农业去了。想想老百姓的日子，我什么意见也?有了。共产党不跟老百姓一块受罪受难，还叫共产党吗?!

这真是历史的安排：因为有了1960年的灾难，农业战线需要大批忠于人民的优秀干部去支援，我的继父孟昭芝从铁路线到了河南兰考，任县委副书记，我的母亲也便在1962年夏天到了兰考，我在1962年10月去兰考探亲，认识了兰考。也就有了我和兰考的情结。我的人生命运便和兰考紧相连在一起。

这也才有了这以后的曲曲折折，跌跌宕宕的故事，才使我熟识了焦裕禄、张钦礼、周化民、张申……这些难忘的人物们。

第四章 张钦礼：说真话而蒙难（1）

1962年秋，我母亲已去了兰考，我的探亲请求得到长影批准。10月20日我从郑州坐慢车经开封往东到兰考车站。这是一个小车站，车站上都坐满了背被卷往外逃荒要饭的男女老少，他们没钱买票，都是等大货车进站往上面爬。

我挤出车站，看到了这个破破烂烂的小城，往前走，便伸来一个个向你讨要的手：有干瘦的鼓着青筋的老人的手；有黑老鸹爪子似的小孩子的手。如果你走着吃馍，冷不防就会从你手上抢走，大口吞吃。秋收刚过，人们就去讨饭了吗？

50多年后，我看到由峨眉厂拍摄的电影《焦裕禄》开头便有小孩子向焦裕禄要馍，老焦一块一块把馍分给孩子的镜头，虽然写老焦给孩子馍的情节是编的（老焦不可能带馍），但这环境却是真实的。

我走进了兰考县委的大院。

继父孟昭芝下乡了，县委给打了电话，说下午就赶回来。通讯员孙培谋领我到院子西边的一间屋里，这儿是孟书记的办公室，也是宿舍。

县委院子不小，四周都是平房，地上白花花，泛着盐碱。前院是机关的办公室；在北边一排平房后边，有一小门可以穿过，那后边的一排房，便是县委的家属院。母亲来后不久，我们家便搬到后边的两间平房生活了。一个多月后，焦裕禄从尉氏调来兰考也住到后院，于是我们两家成了邻居。

下午，继父骑自行车从城东几十里外的村子回来。风尘仆仆，一身沙土，见我到来，十分高兴。这个给地主扛活出身的人，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后上党校专职学习一段，不善言说，更没漂亮话。只说：“你来这儿看看老百姓的生活，有好处哩！今年日子比去年强了些，不致饿死人了。你尝尝这出的大花生。”

母亲来到兰考，说老孟整日下乡不着家，这回见面就问她的工作安排，老孟说：“还没研究哩！你别急。”妈妈说：“我在信阳铁路公社整天忙，你叫我到兰考来，倒闲着没事啦，我咋还不急？”继父解释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精简，县里正精简哩，怎么好安排人？我又是分管人事的副书记，更不好提。”妈妈急了：“若知不好安排，我还不如不来哩。我找别人说去!”

老孟严肃地说：“你谁也别找！”

母亲不吭声了。就是因为老孟管人事工作，在当时没有给母亲安排工作，使母亲再一次丢掉了工作！留下了她一生的遗憾，在孟昭芝去世后，母亲竟以“家属”领取生活费，伤透了老人的心。她从来不争什么待遇，到头来，不争的，让别人的，就果真全没有了，上哪儿去说这理？母亲的精神受到了巨大刺激……

继父很兴奋地向我介绍兰考，讲着农村开始好转的形势。

他说：我1960年到兰考时，各村都有饿死的人，人人都浮肿，妇女不来月经，吃红薯叶，红薯干都不好找……终于闯过来了。61年进行整风整社，刹了“五风”，解决一平二调，给农民退赔，教育了干部，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到任何时候都不能伤农民的心哪！

继父兴奋地跟我讲起他今年初到北京参加七千人大会的情况，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书面报告》，又向大会讲话。少奇同志说这几年的问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说的真好哇，大家听了心服口服。毛主席在会上也做了检讨，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大家听了都受感动。

听了这些话，我也格外激动，我提出要到兰考看看。继父说：“这兰考县里有黄河故道，故道里有个仪封园林场，你去看看吧，看了仪封，你就知道将来兰考会多好！”

到仪封就像突然走进另一个世界了！

兰考是由兰阳、仪封、考城三个县合并而成。位于黄河要冲，历史悠久，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403年，孔子周游列国，曾经过这里，当时卫国掌握封疆的一个官员，请求见孔子，称“封人请见”；明代洪武22年（1389年）仪封城被黄河吞没。这仪封城，曾有宋代诗人宋郊宋祁兄弟的住宅，宋祁写过“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名句；古仪封曾有“旧城夜月”、“大阁晨钟”等十二景……

我住在仪封，参观了园林场之后，激动得夜不能寐，一气呵成，写出了“黄河故道放歌”。

依恋不舍地离开仪封，回到兰考县城。我想，什么时候我还回到黄河故道，写一部反映它的电影？如果长影领导同意，我一定来这儿体验生活。

离开兰考的那天，认识了我这部书的重要的人物张钦礼。那天早上，家里进来一个不过三十挂零的年轻人，衣冠楚楚，灰色制服，风纪扣都结着，露出里边白色的衬衣，一看是个干净利落、精明强干的干部，他来找孟书记。妈妈说：“他下乡的那村来人找他说事，他去办公室了。张书记你急啥，坐一会儿，你站着，是怕我这屋子脏了你的衣裳啊？”张钦礼呵呵笑道：“孟嫂，你这说哪儿去啦！”

妈妈这才把我介绍给他：“这是我大儿子，北京大学毕业，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哩，今儿就走啦。”张钦礼与我握手，说道：“这是来看老母亲来啦？怎么呆这么两天？多住些日子，多看看兰考哇。”

我说：“我刚从仪封园林场来，兰考太好了。”

张钦礼道：“那就欢迎多来。”

母亲说：“你可得向张书记学习。他一会也不闲着，起大早就看书……”

张钦礼笑道：“不学习不中啊。我走了。有空再说话。”

他出去后妈妈说：“这个张钦礼可聪明，见人不笑不说话。”

我的第一印象很好，与长工出身的继父鲜明对比，他是个能说会道精明人，像知识分子出身，实际他只上过小学。

我到兰考一个半月后，12月6日，焦裕禄来到兰考。

谁也想不到，在以后的年月，张钦礼会和焦裕禄搭班子发生什么冲突矛盾，焦裕禄死后，兰考又怎出演出怎样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大悲剧来……

人总是同情弱者，这是人类的本性。

张钦礼曾是弱者，那是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之后。他曾因为说了些真话，而被打成“严重右倾”，受到留党察看、行政撤职，从兰考县县长贬为老百姓，到兰考县老君营大队劳动改造。他从指挥全县的县官，一下跌成老百姓，便自然引起人们内心的同情，张县长是为老百姓说几句真话而受难的呀！

那是一个不许说真话，只许吹牛说谎的年月。

我在交代对张钦礼的认识时，曾这样写道：

我在“文革”时被迫写交代，是尽求客观、事实求是的。当时我认为：一派群众要坚决打倒张钦礼，称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支持张钦礼一派又要坚决打倒周化民，也说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两派的材料中都揭发他们在1959年反三面红旗和彭德怀唱一个调子。我便对他们都充满同情，我认为谁也不能打倒，最终应该团结起来一道工作。

而现实并没照我想的那样发展。

现在，我手头便有一小册子，是坚决打倒张钦礼的“中共兰考县委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总部”在1967年6月20日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钦礼的滔天罪行”（第一集）。

我从要打倒张钦礼的材料中，倒找到1959年他说的真话。当然，这只是一些只言片语，往往是断章取义，以便“无限上纲”。历史到今天，可以一辨真假了。

张钦礼，男，现年41岁，中农出身，农民成分，汉族。兰考县南彰公社张庄村人。

1945年5月1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按：当年入党时整十八岁），同年参加工作。历任工作员，区委宣传委员、正、副书记、区长、县供销社主任、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等职。入狱前（指1967年春，张钦礼第一次被捕入狱），任中共兰考县委副书记。

此上自然情况从档案抄录，不会错的。

1957年，党中央号召整风，张钦礼首先贴出一张大字报题为“鸣呀！放呀！狠狠地鸣！彻底的放！”这使我想起1957年5月19日北大学生张元勋、沈泽宜贴的大字报诗“是时候了！”都成为“号召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号角”。实际上是他们敏感的民主思想的反映，张钦礼长期在农村做基层工作切身感到了整风的必要性，在这时，已有冤枉事件出现，对县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满。

“材料”中说当时是“一时牛鬼蛇神纷纷出现，闹得乌烟瘴气。”张钦礼得意忘形，利令智昏，接着又写出了为牛鬼蛇神撑腰打气的大字报：

真包公，我愿当。

只因为官职小，权力瓤，

汴京来了王丞相

谁有冤枉谁来讲

包公给你做主张。

王丞相，指中共开封地委组织部部长王向明。

向组织部长反映“冤枉”情况，该不会有错。

但就因为此，被说成是张钦礼的“喽啰们”——法院院长张墨林、法院副院长孙淑仁、城关区委书记赵宏科、红庙区长韩梅芝、瓜营区委书记杜建忠一批敢于敢于直言说话的干部全被错划成“右派”。

材料称：在王向明的包庇下，想当“真包公”的张钦礼漏网了。

再看张钦礼“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

〖HTK]

大跃进搞糟了，三面红旗倒两面，光掉一个总路线了。

1958年农村形势是烟熏火了。像日本鬼子，新五军扫荡的农村一样。

1958年是五股黑风，拧成一股绳，连锁反应，天灾加人祸，大跃进搞得一团糟。……土地挖坏的多，人死的多，浮肿的多，不生小孩的妇女多，土地荒的多，住幸福院的多。麦子长的像小小虫（麻雀）舌头一样。过去说是苦战三年，改变兰考面貌，我说是破坏了三年！

人民公社咧！大跃进咧！58年以来，干部吃粮32斤，32斤保证不了，吃30斤，后来吃28斤，26斤，26斤再保证不了，只好让他们都回家。你看现在不是工厂关门，工人回家，干部下放，学校停办吗？现在学生求学是：十二年寒窗苦，回家种红薯。

群众只能吃半斤，能吃饱吗？〖HT]

张钦礼因“攻击三面红旗”——实际是因说了真话实情——而受到批判。批判者心里想的和张钦礼说的一样，1958年对农村生产力的破坏，有目共睹，然而在批判时却要说假话，说违心之言。张钦礼心里自然不服，而批判者在严厉批判的同时增加了内心的同情。

张钦礼的此次受难，是因为他敢于说真话，说出了兰考百姓的心里话。这种敢?直言的精神，来自他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他为百姓说话而受难，自然赢得了不少干部群众的心。 这是张钦礼在兰考具有群众基础的根源，成了后来那么多干部群众同他一起造反的基础。

1959年冬，张钦礼到了老君营大队参加劳动。

他内心不平，自然要流露出对现实处境的不满。

他虽是小学文化，却努力学习。读了不少书，也好谈古论今，还好编一些顺口溜，表达自己的感情。

他和群众一样吃不饱。人问他：“张县长，咋口粮标准这么低呀？”

他说：“咱现在口粮标准低，是领导按着他的肚子给咱定的。毛主席一天吃二两，有好菜，有好汤，叫咱咋能会吃饱呀！”

“古代有个老海瑞，为皇帝出了多大力呀！皇帝听了奸臣严嵩的话，罢了海瑞的官，可老百姓心里知道：海瑞是个清官呀！”

“我现在是在土坷垃里藏着，什么话也不说，忍着吧。等待有一天来一场大暴雨，把土坷垃一粉，我也就有出头之日了。”

张钦礼在劳动中，整天和土坷垃打交道，不免感叹。

他住在农村土屋里，1960年冬天下着大雪，寒风从窗户里进来，冻得睡不着，口里编了一首诗：

狂风吼叫欢／

雪花舞在天／

茅屋透风过／

冻得打团团／

忠心献革命／

怎料落此间

星辰挤眼落悲泪／

我把此事告诉天／

若要老天不难奏／

邀请大圣王伸冤

拔剑削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如意／

不如赤臂弄锄头

失群孤雁夜南飞／

悲声鸣在天空里，／

你是无伴过路鸟／

我在河边独自己

第四章 张钦礼：说真话而蒙难（2）

当时这些被当作“黑诗”揭露出来的，应该说是他在困境中内心苦闷痛苦的流露，是可以让人理解和同情的。

在和社员一同劳动中，他向群众学习劳动技术，学种瓜，成了瓜把式；他在极艰苦的环境里，还读了不少书，包括毛泽东的著作；他在这里和群众建立了感情。我听说过：当时有的群众把自己省下来的粮票送给他，有个大娘怕他饿，省下红薯送给他吃……他读了药书，便学会给人们看病，看人病也思索国家之病。

困境是一所学校，张钦礼在困境中思考了很多。

被“批判者”揭发的这些言论，应该说是他思考的结晶：

天富靠日月／

地富靠山川／

家富靠孝子／

国富靠忠臣

国富民强，必须有天时、地利、人和。前几年不搞这运动搞那运动，你整我，我整你，斗的脸上血流糊啦的，怪近的人不说知心话，咋能搞好团结？这叫人不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还不如人和。人不和，什么也干不好。

这是张钦礼在1961年的思考，应该说是难得的认识。

可悲的是此后不过5年，他就投入了空前的整人运动中，他被挨整，他更疯狂地整人，以致演出一场大悲剧。

我在和张钦礼熟识后，他向我说过他的经历。使我对他在1957年和1959年有为民请命和实事求是精神找到历史根据。

他说，他家算中农，爷爷还养个小驴，小时劳动背着箩头拾粪和小伙伴在一起。小孩子砍了地主的树杈，被地主发现，追上来，孩子们都跑了，他觉着我也没砍，跑什么？地主抓住他就打，他讲理：我没有动，你打我干什么？地主不听仍狠狠扇他，他急了，就拿起粪杈向地主的腿叉去……这下惹恼了那地主，勾来了队伍，把他爷爷逮了去，以后说摆一桌席请客说和才算完了。他爷对他说：咱惹不起人家。你看咱百姓总这么行啊？张钦礼不说，心里咬牙，我将来还要报仇！

他家里住上了八路军，他找到报仇的路，十六岁就参加了抗日工作。

从这故事里看出他从小有心劲，有韧劲。

他在老君营劳动时候，一个公社书记在群众会上讲话：“大家要盯着到你们村的张钦礼，他是个右派分子，现在还很不老实。……”他没有注意，张钦礼就在群众那儿听哩。

张书记讲完话，张钦礼以平静的口气问：“老×，我是右派分子，是你给我定的，还是谁给我定的呀？是过去定的，还是现在定的呀？……”

书记张口结舌，没有话说。

张钦礼为自己在村里正了名。老百姓本来分不清什么“右倾”、“右派”的，从此社员也敢接近张钦礼了。

张钦礼说，他在和社员一起劳动的一年多里，听取了社员的意见，思考了如何彻底改变兰考面貌的大计，做了调查研究。这时，中央在1960年11月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即《十二条》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作为下到最底层的县长张钦礼自然具备这种好条件。他思考的问题，只要是从实际出发，必然和中央的政策相一致。这很让张钦礼兴奋：在1961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广州工作会议上主持讨论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其中不少条，张钦礼想到一块去了。

这给了他很大鼓舞，他决定把他写的意见送到中央去，一方面是为自己正名，要求平反，一方面也表示一个共产党员对中国命运的关心。

正是在这种开始宽松的气候下，张钦礼带上厚厚的意见去北京上访。

此刻的张钦礼，饱含忧国忧民之心。

1965年7月16日，在修台田时的一个阴雨天，张钦礼和我谈心，说了他去北京上访的情况。我记得那是在1961年春天（不是现在一些文章说的是1960年10月），他说，他包上几个干馍和自己写的很厚的一个本子就上路了。此前他曾经给中南局和中央写过申诉书，但一直没见回音，就决定亲自去反映自己的问题也反映当时的农村情况。这一次去的地方是中央组织部。

组织部有人热情地接待他，欢迎他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

他对中组部接待他的同志说：“我是冒着风险来的。我来中央反映情况，很可能对我个人更不好，但我受了党多年教育，感觉不能不对党说实话，讲真话。我把写的材料交给党，如果我错了，我就在这儿不回去了，听组织处理吧。”

中组部的同志笑着说：“一个党员向上级反映情况直至到中央，都是党章赋予党员的权利，即使反映错了，也没什么。你的材料留下吧，我们一定负责处理。”

这样，张钦礼“平安”的回来了，他的心很轻松，不像他去时那样紧张。

张钦礼和张申、周化民几乎是在同一时候平反、恢复工作。张钦礼回县委任副书记，时间约在1961年9月。

张钦礼和其他同志在那时平反，固然有他们对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申诉的原因，但究其根本原因是气候的变化。从1961年初的中?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都日益认识到“反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灾难。

周化民在回忆他的平反过程时，说了当时背景：

1961年7月，万万没有想到，要为1959年反右倾平反的消息传开了。开始我还有些不相信，实际是我消息闭塞。此时，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已住在河南召开了一个什么会议。他们说：河南省委犯了“左”倾蛮干的错误，如同司机开车一样，从右边将车开到桥下是错误的，从左边将车开到桥下同样是错误的。停了几天，当时省委组织部部长分工到开封地区来抓平反，我找他们反映了我的申诉问题，也反映了当时开封地区反右倾的情况，我还向他递交了要求平反申诉书，他深表同情。接着，新任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和原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这时实际是二把手）也来开封，住在国际旅行社，我和刘景周、房聿伯、张守训、杨海滨等同志联名给他写了一份申诉，要求接见我们。

第二天下午，刘建勋、吴芝圃接见了我们。吴芝圃首先代表省委向我们赔礼道歉。态度诚恳地说：“你们受了很大的委曲，对你们的错误处理，一切都由我负责，请你们批评我，我是来向你们检讨的，省委决定要为你们平反，恢复名誉，恢复职务，恢复级别。”刘建勋说：“芝圃同志已经说了要为你们平反，你们都是好同志，过去反映的是河南实际情况，委屈你们了！今后组织上像过去一样，是会相信你们的，这次来开封，正如芝圃同志讲的，就是来为你们平反，解决你们问题的。”

他们二人这么一说，我们都无啥可说的了，只有表示：今后我们一定更好地为党工作，希望省委很快为我们做出平反结论。由于我们都被批判斗争以及经过一二年的劳动改造，身体都被摧残得很弱，患上多种疾病，要求到医院进行治疗，组织上都同意了，于是都住进医专附属医院治病。

1961年8月6日，中共开封地委组织部发出了为周化民等同志平反的通知……

我记得就是在1961春天，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党总支的通知，要我回北大去。我去了方知是为我的鉴定问题。负责人说：现在事实证明，你在1959年在反右倾学习中所谈的情况是真实的，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应该鼓励，不应受批判，在你的毕业鉴定上写上你对“三面红旗有不少错误看法”是不对的，怎么办？我们决定给你工作单位发函说明这一切，这样，那个鉴定也就不是问题了，你也就不用背思想包袱了。事情已经过去，从积极方面去总结经验教训吧。

我很感激。不久，一封北大中文系党总支的公函寄到了中国文联曲协党组织。

所有经历过心灵伤害的人，都会总结教训，有的从积极的方面去总结，有的则更多接受了消极教训。因为：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

张钦礼在老君营村那个破草庵子里，窗外大雪纷飞，屋里寒风刺骨，他听着呼叫的狂风，痛苦地想：我张钦礼十六岁参加革命，十八岁入党，二十岁就当了副县长，二十四岁当了县长……我本来应该一步步上升，如今却凤凰落配不如鸡，虎落平川被狗欺了！我何以落到这步田地？还不是因为我对党，对人民一片忠诚，顶着风，说真话吗？那些虚伪的小人，伪君子却借说谎言，整别人爬上去了！这公平吗？看来，人不能真诚。真诚说实话那就是愚蠢，在今天是寸步难行啊！

他拿出小本子，写下了他思索的结论：

虚伪者走遍天下，真理者寸步难行。

写到这里，才进入本书的主题：关于谎言的悲剧。

为了写这本书，我读了有关谎言的书。一部是严俊编的《说谎与反说谎》，还有一部是钟敏编著的《谎言误中国》。后一部书分官场谎言、乡村谎言、企业谎言、司法谎言、文化谎言、教育界谎言、谎言工程、商业谎言、其他谎言，揭露了今天中国处处充满了谎言以及谎言给中国造成的灾难。书的序言里写道：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的祖先在谎言声中四处喋血，要的是后来人生活美好，要的是后来的社会充满真诚……

到了今天，喜欢反思的中华民族似乎健忘起来，刚改革开放20年，谎言又有了新的市场……我们真正向谎言开兵见仗的时机到了。我们的民族已给谎言折磨得千疮百孔，我们该清算一下了。我们已忍无可忍！

还真为真，识假为假。相信“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不是一句谎言。

书的尾声中写道：

谎言声声，中国，你究竟何时才能使谎言寿终正寝？你被你的谎言害得还不够吗？你因为自己的自吹自擂付出的太多了。

我们忍受了太长久的苦难，我们经历了太长久的谎言，应该有人来写我们中国人的人权宣言，应该有人来写我们中国人的契约，应该有我们民族的杰佛逊、华盛顿、甘地，应该有我们今天的孙中山、鲁迅，应该有我们今天的林昭、张志新……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自己的管理者之间应该有一种全新的关系，一种温润饱满的和谐，而不是谎言……

民族和人类的不幸不仅仅是因为出了某些恶人，出了某些谎言，而且更深地与我们人性的极黑暗处相关。对于我们中国人的谎言文化尤其为此。

谎言在中华在大地徘徊得实在太久了，以至于我们都有些麻木；我们在谎言的世界里沉?得实在太久，以至于现在竟有些舍不得……

《说谎与反说谎》一书中说：谎言是人类精心制造的一种文化现象。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会不停地出现谎言。谎言成了人们永远无法摆脱的伴侣。谎言成了人们对付真理最精妙的武器。一切罪恶的身边都可以见到谎言或浓或淡的阴影。

美国心理学家洛特蒙德指出：说谎是人类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也可以说，说谎是人类区别其他动物的一大“成就”。

无论一个伟大的人还是一个渺小的人，他们的生活都无法与谎言分开。人就是生活在谎言之中。从古到今，诚实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的美德，我们从小就接受要忠诚老实的教育，但人生都常与谎言相伴终生。

人为什么要说谎？

这本研究说谎的书里，总结出三个主要原因，是心理学家分析出来的：

一是游戏说。

二是避害趋利。

三是因病态而说谎。

对因避害趋利而说谎，我们可以人性角度去理解。但如果因这种说谎面对他人，对社会、对民族造成了伤害、破坏，我们就必须对谎言无情揭露，对说谎者给予道德上的谴责，如果直接伤害了别人，他理应受到法律的裁判。

第四章 张钦礼：说真话而蒙难（3）

谎言固然可能是成功者的通行证，但谎言也必是失败者的墓志铭，让后来者警醒：

那些用谎言获得声名荣耀的人，他们的声名是用谎言建在沙滩上的大厦，一旦谎言被揭穿，立即便声名狼藉，大厦便会坍塌！用谎言堆起的大厦越高，垮得越惨！

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也是如此！诚实是有力量的表现。

敢于向民众说真情的国家，是强大的；

害怕民众知道真像而欺骗民众的国家是虚弱的。

先进的政党，是实事求是的；

在一个正常的充满正气的时代，说谎者将是悲剧人物；

而在一个充斥谎言不正常的环境，真诚者则扮演了悲剧角色。

当天真、真诚受到惩罚时，社会在倒退；

当说谎者有了悲剧下场时，标志社会在前进啊！

张钦礼编谎言，却也在说真话。

从他总结出“虚伪者走遍天下，真理者寸步难行”之后，对上访这一行动及过程的描述，他开始说谎了。

1962年，他向人说：“我这回去北京，没有见到万岁，见到千岁啦！国务院的大门真不好进呀！我等了好几天也没进去，怎么办哪？我是来反映咱兰考严重情况来啦，不进去咋中？在无奈时我想出了个办法，找关系吧，通过私人关系才进了国务院大门。

进了大门就好办啦。我说见周总理，周总理出国访问啦，李先念副总理接见了我。我向李先念谈了咱兰考的灾情，说了老百姓缺粮挨饿的情况，李先念副总理非常重视，问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主要是人为的错误……李先念副总理批示说：以后多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我回来是有任务的，我算是中央检查组的成员之一呀……”

他绘声绘色地描绘，把离京城千里的兰考老百姓说呆了。说张钦礼真行，是为老百姓冒风险告御状啊！心中更升起对为民的张县长的感激之情。

1962年，中央下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受到老百姓的拥护。张钦礼在仪封公社老君营大队对小学教师们说：“中央制定的这60条里，就有我向中央提的40条，全采纳了，写进条例里了。”小学老师们听了，有些疑惑，但听张钦礼说得如真的一样，也便不由得不信了。

张钦礼为何要撒谎？就是把他和中央的大人物联系在一起，以抬高自己。这是一个人受到压抑之后寻求心里平衡的反映。你们不是要把我压在最底层吗？看我今日翻身了，且受到了大人物的关注，我的意见你们不听，可中央都采纳了，这种怀才不遇攀高结贵的心理，或许是形成他最终成为悲剧人物的心理因素。

1962年，他平反后，看了电影《三打白骨精》，对人们发表议论：“为啥现在演《三打白骨精》呢？孙悟空是个忠臣，唐僧不相信他，却听信妖怪的话，错怪了孙悟空，把他赶走了，后来唐僧知道自己错了，就把他召回来，给他平反了。”

1964年夏天，汉阳大平调剧团演《蒯车装疯》。张钦礼连看了两场，大为感慨。他对一同志说：“去看戏吧！有意思哩。蒯车是个忠臣，叫一个奸臣陷害的贬官为民了，而奸臣在朝阁兴旺一时，等朝廷清亮过来以后，还是把蒯车请到朝内，处罚了奸臣……”

张钦礼说：“历史上的忠臣没有一个好下场的。赵匡胤喝醉了酒，杀了三御弟鲁正耳；朱元璋火烧庆功楼，烧死一万名忠良将，汉刘邦杀死了忠良将韩信……”

这是他在受难时，以自己为忠良自慰。

张钦礼平反后恢复了县委副书记职务，回到县委来。分工让他抓生产。

他虽然不时向人们吹嘘自己，说一些抬高自己的谎话，但并未伤害别人，也还可以理解。他面对现实，面对兰考的严重形势，对兰考造成如此严重状况的原因，他仍然实事求是地、大胆地说了真话——这些话，到了“文革”时，都曾作为攻击社会主义的“黑话”揭发出来，显然是一出更大的谎言。因为在谎言时代，真话便是“罪恶”。

张钦礼真实地说当时兰考灾害的原因：

兰考在1957年以前，形势很好。树种了不少，没有这样的风沙，地也肥，没什么盐碱；内涝问题也基本解决了。现在全没有1957年以前的样子了！

1963年7月他对除“三害”办公室的干部说：“现在看来，可不如1957年以前好哇！那时群众有家底；现在是腰里装着石榴皮，缺籽呀！”

1961年冬，他平反后在老君营大队对“一平二调”纠正，搞退赔时，他见到大队有五万元钱，竭力主张退赔给老百姓，在群众大会上说：“不管拿您的啥东西，请报啦！盆盆罐罐、油瓶子、洋灯芯，一针一线，只要报出来就赔钱。”结果把大队积累的5万元全部退光，还欠社员款条7万多元。

1961年冬，面对河南省农业严重状况，大批农民外出逃荒，集体的土地缺人耕耘而撂荒；省委为解决群众生活困难想把人留在土地上，便提出了“借地”给社员的办法，以应当务之急。办法是每人借2—5分地自己种，打的粮食归自己——嫌少还可以多借点，以解决一家人的口粮，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这有点似后来的家庭责任田。群众赞为：救命政策、“拴人”政策（制止外流逃荒）、叫人政策（把外流人召唤回家）。

这借地政策，今天看来无疑是正确的。

了解农民生活的张钦礼，积极推行这一政策，他在会议上说：“现在，土地盐碱化的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可以借给社员改造，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原则是：借地行动快点，借地多点，借地好点，借地时间长点……”会后他深入到各公社，检查借地情况，全县借地面17万亩。这对改变兰考的严重情况起到很积极的作用。

1963年开县委扩大会议时，张钦礼说：“咱是搞农业的，这几年农业生产啥样呢？土地减少，粮食减产，风沙重起，盐碱上升，牲畜死亡过半。咱亏损多少呢？”

“1950年33万亩沙荒，到1957年造林19万亩，只剩下14万亩沙荒了；而到1962年又增到了33万2千亩；牲畜1955年是54000头，1963年减少到20800头。桐木收购量过去是月收7300方，1962年全年只收了6万方，铁路南的枣树25万棵，只剩8万棵了！”

他以确实的数字，揭示了兰考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的现实。

他敢于向“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论点挑战，不怕人们说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人叫我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看问题，那就是叫我多看成绩，多讲点成绩，可我们得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看到的是：墙倒屋塌，树木乱砍伐，院墙失修，土地盐碱化，好地又回沙，老远看去，都是光秃秃的屋山，不像个样子；再说社会面貌破坏了，人的精神面貌破坏了，生产力破坏了。牲口死了四万头，党的威信大大降低，讲成绩心里有些发软。”

说到农民的生活，他讲：“以郝寨、刘楼、牛兰中为代表十二万人口地区，生产条件没有改变，我们解放十五年了，这些地方在经济上还没有翻过身来，一年接一年，一季接一季，群众生活很苦。固阳公社刘楼区一户农民，全部家产不值七元五角钱。三义砦有一户贫农，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其余人都只得睡在床上啊！……”

1962年初，张钦礼在一次县委会说：“淮海战役时，我县供应一个师吃饭穿衣，现在我看连一个团也供给不了，真是西瓜皮烧火干透了！这能说是大跃进的成绩呀？”

1962年允许给社员分自留地了，张钦礼告诉人们，你们丈量时，要找个子大大的，腿长长的去量，步子放大一些，土地要那肥沃的，谁不知道群众生活苦呀！

1962年6月张钦礼在兰考二中给师生做报告，他说：“……仪封有个小学校长，对我说他逮住个贩卖烟叶的，要狠狠处理，我对他说：这种年成，对人家不要苛刻。你不嫌坏良心，就不怕天打五雷轰你吗？”

公安局发现火车站有群众偷煤，向他汇报，他说：“你们管那干啥？要叫我见了，还送给他们呢！他们不是没烧的逼的吗？烧不完可以卖点零花钱哩。”

这年，他劳动过的老君营大队的人要去郑州卖小鸡，这在当时被说成偷机倒把，是不允许的“资本主义”，火车站卡得严不让上车，老君营的乡亲找到张钦礼，他立即拿笔写信给了商业局，让他们给开通行证，商业局不敢给开，张钦礼急了，批评商业局局长：你们没有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

当时有人总不忘1957年和1959年搞运动的教训，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注意听人闲谈有那些“反动言论”，便向组织汇报。张钦礼对抓别人“说话”小辫子汇报的做法非常反感，他在和人谈心时，说出他的感叹，他写了一首诗。

第五章 一个真实的焦裕禄（1）

1964年1月， 我在容城午方北庄搞“四清”告一段落，请假探亲，去河南兰考。

我到兰考的那天是1964年2月6日，农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日子，我见到一年多未见的母亲。母亲说：县委这班人哪，都不知黑间白日过年过节呀！看今儿个都腊月二十三了，他们还在乡下搞“社教”哩。人家老乡就不过年了？前年冬天调来个书记焦裕禄，就住那隔壁，更是干起工作来不要命的主儿，老孟跟着焦书记，也不知是五十大几的人了！

妈妈的埋怨里透着由衷的称赞。

天很冷，寒风卷着雪花扑打着窗户，屋里生个炉火，到做饭的时候才捅开。

一会儿听到屋外说笑声，是继父孟昭芝顶着大雪回来了，进屋见我到了，非常高兴。说：“正搞‘四清’，县委安排去村里宣讲中央双十条一周，今天全讲完了。”

妈妈问：“焦书记也回来了！”

“都回来了。”继父拍打着身上的雪，妈妈给他找出双鞋换上，妈妈问：“这该过年了，你们不得歇几天哪？”

继父笑道：“歇？歇着能行？县委要开会研究安排社员生活问题哩。”

一会儿，焦裕禄便推门进来。妈妈让我认识：“这就是我说的那个不顾命的焦书记。”

我和焦裕禄紧紧握手，他目光炯炯，带着笑：“你这是看老母亲来了！好哇，人不能忘记生身母啊！”

妈妈说：“你不是老家还有老母亲吗？多大年纪了？”

焦裕禄深情地说：“老娘七十多了，也是想我呀！我是想过春节去看看他老人家。”

妈妈说：“你是该去看看，你知道这娘想儿的滋味不好受哩。”

焦裕禄和老孟商量着安排春节前的工作，老焦说：“年关到了，我看当前要以安排好群众生活为中心，搞好救灾物资的发放，让群众过个好年，做好夺取今年丰收的准备！总的说还是县委订的那工作方针：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宣传中央两个文件为动力，以生产自救灾为中心，以争取今年小麦丰收全年粮食自足为目标……”

老孟同意老焦的当前以安排好群众生活为中心的意见。建议开常委会和公社党委书记会，全面安排好社员生活。说到安排社员生活，想起什么，说：“裕禄，你回家探亲也该准备了，我们和老程商量开会的日子吧！”

老焦说：“回家不急，离春节还有一礼拜呢，开完公社书记会再动身不迟。今年春节，我是和老娘一起过了。”

这时老焦看看我，说：“你是长影搞文艺工作的，看看我们县豫剧团演的戏吧！有个新戏《社长的女儿》，我看了，让我家小梅也看了，很受教育哩。”

我说春节我一定去看《社长的女儿》。

老焦说着话，开门顶雪出去。

这是我第一次见焦裕禄的印象。

2月10日晚，焦裕禄又到我家来，叫道：“孟嫂，给儿子做什么好吃的啦？”妈妈问：“哎呀！今儿个都腊月二十八啦，你咋还不走哇？老娘在家盼哩。腊月二十八，赶回家呀！”

“我明天回去，腊月二十九，往前走哩！大年三十肯定到家。”

他又和继父交代一下他走后的工作，说他已和程世平同志说好了，他春节在县委值班有什么事，你们商量吧。

他把一只心爱的随身带了多少年的手枪，留给继父保存，就和继父告辞。

临走还叮嘱我：看看俺们兰考的戏呀，水平不高……

1966年的2月8日，我给长影《电影文学》写了一篇小文《焦裕禄的英雄形象引导我前进》，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一九六三年冬天，我到兰考县来，认识了焦裕禄同志。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革命接班人的关怀，他经常谈起如何对青年进行教育的问题，在青年一代中“要坚决拔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他强烈地憎恨资产阶级思想。他平时说话不多，但和蔼可亲，朴朴实实平易近人；他的心像一团火，让你感到温暖。记得是一个大雪天，从早到晚我偎在屋子里看书，焦裕禄同志进来了，亲切地说：“注意身体呀！到外边活动活动筋骨吧！”我走出屋来，在雪地上打了一套拳，他笑着说：“嗬！没想到你还有这两下呢，这打拳不是讲究冬练‘三九’吗？要经常锻炼！”回忆起来，他这普通的话语里，含着多少深切的关怀呀！还记得，他叫我去看兰考豫剧团的演出。那是一个描写对革命下一代进行阶级教育的戏。听说，他让他的大女儿小梅看过后，写一篇《观后感》。他看完小梅的《观后感》后，严肃地说：“不要光写漂亮话，要把你的真实思想写出来，有脏思想还不敢说出来，就要越变越坏，变成修正主义！”在全县的干部大会上，他以自己子女的例子，提醒大家：注意对下一代进行教育。不然，就是对革命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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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认识焦裕禄三个月之后，他就永远离开了人间，我从母亲的来信中知道这不幸的消息，我流下了热泪……后来，我给长影厂党委提出要求，要回兰考深入生活，组织创作焦裕禄电影剧本，以使老焦的形象搬上银幕，让他在老百姓心中永生！……

焦裕禄逝世十个月之后，1965年3月，我再回兰考……

人都从历史中走来，向历史中走去。

每个人的思想行为都无法脱离历史，都必然打着历史时代的烙印。只有把人放到他所处的历史环境里，才能回归他历史的本来面目。

为了熟识焦裕禄，了解他在兰考的生活，我曾下过笨功夫，从兰考的档案中按照时间顺序看了焦裕禄主持工作以来他所亲自起草的、批阅的全部文件；根据县委的工作日志及同志们的回忆，编了一个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记下了焦裕禄从1962年12月5日到兰考报到参加县委召集的三级干部会贯彻党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到1964年3月23日告别兰考车站去开封治病的475天每天做些什么。不用你多看一字，只看完这个日程表，就会让人感动得流泪！

这是一个拼命为党工作的拼搏战斗的日程表，这是你找不出哪是星期天休息日，也分不出焦裕禄的每一天是从哪时开始工作的，什么时间他能休息？

这是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的战斗日程；而这是他带着早以侵入他肌体的癌细胞与疼痛时刻搏斗的时间表啊，当时我曾想以一个自知身患绝症的共产党人如何以生命倒计时为人民拼命来构思一部电影，来写一个钢铁般坚强的人是怎样生活的！

每一个想为社会做贡献的人，都会从中受到震撼！

看着焦裕禄的475天的生活，我才发现，迄今为止，不论是穆青等同志写的闻名世界的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还是之后出版的焦裕禄的传记、纪实文学，这些文章和著作在宣传焦禄精神上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却也都有着令人遗憾的缺陷。

他们全有意或无意地忘记和回避了历史，除去有时间的错误、情节的失真之外，最重要的是把焦裕禄到兰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长，费的心血最多，他感到压力最重的事情丢掉没写。这就是作为党派来的县委书记，他在忠实地、真诚地执行党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农村的两条路线斗争，刹单干风，巩固集体经济。

穆青等人的大通讯没有写这些，是有其特殊的原因——以后将详细论述——而这一缺陷，便在之后不久便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两派争论的焦点。一派抓住这一缺陷，无限上纲，全面否定大通讯，并把这篇有巨大功绩的大通讯，说成是“否焦裕禄”的“大毒草”。历史尘埃落定，回头冷静思索，“批判者”的这些话不是实际的吗？

“焦裕禄一到兰考，就积极贯彻八届十中全会议精神，深入到老韩陵大队进行调查研究，向县委提出《关于城关区老韩陵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第一步工作情况的报告》……他狠抓县委内部的思想斗争，促进县委思想革命化，他组织几十人的阶级调查队，深入农村，进行为时一个多月的深入细做的阶级调查，掌握社会各阶级的动态，召开几次三级干部会，揭开了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打击阶级敌人的进攻，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他在“除三害”和生产自救斗争中，时刻不忘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坚决靠贫下中农，抓典型、树样板，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巩固了集体经济；他带领县委举办大型阶级教育展览，忆苦思甜；指示剧团大演革命现代戏，巡回演出，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

这就是焦裕禄的“举旗抓纲”。

历史事实就是如此。

根据475天日志，焦裕禄在兰考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所做的工作大致分四个阶段：

第一段：从1962年12月5日到1963年3月。这一阶段主要是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议，刹“单干风”（包括解决1961年初的救民政策的“借地”），巩固集体经济。

第二段：从1963年4月到1963年7月。在全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县和公社分别召开了大型的三级干部会议，武装训练阶级队伍，开展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号召干部放下包袱，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打退牛鬼神蛇的猖狂进攻，刹住资本主义黑风。

第三段：从1963年8月10日开始，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每人深入一、二个队进行生产斗争中的阶级调查，解决如何在生产斗争中，正确执行党的阶级路线，依靠贫下中农问题，集中力量抓了在“除三害”、种麦中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

第四段：从1963年11月到1964年3月23日焦裕禄入院治病前，狠抓了生产救灾、副业生产和“除三害”工作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十一月，县委和公社党委分别召开了四级、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中大揭了生产救灾和除“三害”中阶级斗争的盖子……

作为忠诚于党的事业的焦裕禄，他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拼上老命，去巩固集体经济，他不可能对毛泽东的“反修防修以阶级斗争为纲”有丝毫的怀疑。如果说，他不这样努力去做，而是有所抵制，有所怀疑，那反而不是焦裕禄了！

在这一点上，焦裕禄真正是毛泽东的好学生。

1962年7月，毛泽东从邯郸视察工作回来，主意已定，对邓子恢、田家英积极主动包产到户（他认为这就是“单干”）十分反感，对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没有抑制甚至持赞同的态度也不满意……

1962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议，毛泽东讲话提出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他在会上将包产到户提高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高度认识，使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

到1962年9月召开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刘少奇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积极展开了对包产到户的批判。毛泽东对形势、阶级和矛盾的分析，便从根本上否定包产到户，从政治上对包产到户宣判了“死刑”。包产到户不再是一个有利于恢复和发农业生产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涉及到资本主义是否复辟的政治问题……

1962年12月，焦裕禄针对兰考干部中出现的以上观点，向大家严肃地说：“这就一股单干黑风，企图瓦解集体经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具体表现，是阶级敌人企图搞垮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失去阶级的警惕性，政治上生锈，个别的对三面红旗，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动摇，一些社员对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失去了信心，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焦裕禄所传达的是老师毛泽东的声音！

这才是真实的历史的本来面目！

谁也不会怀疑：毛泽东同志为此狠狠地批判“包产到户”，并把他称赞过的“农民问题专家”的邓子恢斥为“资本主义专家”，他是从人民的“最根本的长远的利益”着想，他要坚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他捍卫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然而历史无情，证明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他给老百姓的不是富裕而是贫穷。

作为一个受毛泽东同志多年教导的党的基层领导、县委书记，怎么能要求他超越历史，用今天的目光去审视那年代的现实？所以，真实地写下焦裕禄在兰考的作为，丝毫不会影响他本身的光辉！如果回避了历史的真实情况，用今天的目光“剪裁”历史，反而损害了他。

我们从事实中注意到：焦裕禄认真贯彻八届十中全会决议时，他已发现与老百姓的内心愿望不完全相合，下面的同志贯彻执行确有难处。他一方面用毛泽东的这是“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来解释；同时他也痛苦地想：是不是自己所想脱离实际、不实事求是呢？

1964年3月14日，离焦裕禄病重住院前九天，县委常委开了一次生活会，由办公室主任刘长友做了记录。

焦裕禄在生活会上检讨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苦恼”，他说：“最苦恼的是身体不好，现在又有个腿疼、扁桃腺也肿，肝炎也疼，身体不好，工作搞不上劲。……工作作风上，有些老毛病容易犯：就是粗，有些急，这样有时就有些脱离实际，对下边的困难考虑不够……”

按照上边要求，在刹单干风中就把“借地”作为单干风的表现要坚决收回的。可焦裕禄从实际情况出发，尽量地采取了灵活办法，不“一刀切”把借地全部收回而根据灾情严重地方群众要求，同意：三严重地区借给社会员的碱地不抽回来，让社员趁闲补空继续进行改造，收入的粮食由社员自己支配，国家不计征购，这自然受到了社员拥护。

莫看这一点“灵活”，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胆识！

为了治风沙，需要多栽泡桐，焦裕禄通过和农民交谈，接受了林业护理员的建议：要有责任制。之后，焦裕禄起草文件写道：“造林在兰考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沙地没有林，有地不养人，不造林就不能彻底改变兰考面貌。多造一亩是一亩，多栽一棵是一棵，做好采种育苗工作，尽快确定树木所有权，建立责任制，实现管理分成，颁发林业证。”

焦裕禄在这文件里明确提出——

应该根据原来的基础，根据群众觉悟情况逐步去搞，实事求是，解决突出问题，可以实行“六包”，即：临时包工、小段包工、大段季节性包、常年包工、专业包工（看管果树、副业，红薯育苗包给个人）连续包工（作物、地块、管理人不变，队里种何物包管何物）。同时实行“六定”，即：定任务、定完成时间、定劳动报酬、定质量标准、定期检查、定奖罚制度。林区最好将林木和土地一齐包下去，按照比例分成。

在当时，人心到了谈“包”色变的地步，而在焦裕禄写的文件里，竟有六个“包”，可见他是努力“实事求是”，照实际解决问题的，这又需要多大的勇气！

今天，我们或许能深刻理解当时焦裕禄在执行八届十中全会决议时的内心焦急和痛苦矛盾，这是他难以向任何人倾诉，甚或他自己在当时也未必能说清楚的！

第五章 一个真实的焦裕禄（2）

15年后的1980年，我回到兰考，和时任兰考县委书记刁文谈到了这个问题。

刁文说：“兰考实行‘大包干’，特别痛快！为什么？它合民心，顺民意，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老百姓多年的要求和愿望！所以，多少年解决不了的兰考外流讨饭的问题，我们一二年便解决了，老百姓这才真正扔掉了讨饭棍！

我有啥本事？我们这届县委有啥高明之处？我说没有！比起焦裕禄同志，比起那时的县委领导，我们无论从品质能力、思想水平、工作方法都差远了！焦裕禄一心为人民，把他累死了，可兰考并未翻身，我们没老焦那样的精神、能力，却让兰考扔了要饭棍，关键是路线、政策，是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合乎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可见没有好的合民心民意的体制，再有焦裕禄拼命也不行啊！……”

焦裕禄地下有灵，会感到欣慰，因为这正是他内心的愿望。

回顾历史，总结历史，留下历史真相，对今人、对后代都是必要的。

然而，今天写焦裕禄传记的人为何要回避历史真相？

我有一好友，勤于思索，独立思考，能言别人心中所想却不敢言之语。他青年时入党，然而却因思考而成“右派”，改正后，积习难改，仍苦于思索。有所得便与好友交谈，我与好友成为莫逆，无话不谈，时代变了，再也不怕因言而受难，恐“祸从口出”了。

我曾把上面这一问题向好友提出，他有一番言论记之如下。

你说得历史唯物观点，当然是对的，但却是书生之论，未免过分天真！你观看当今历史文学，有多少能回归历史本来面目？仍难逃鲁迅所说的“瞒”和“骗”的怪圈。比方你看写解放战争的历史，解放东北的辽沈战役，竟不见林彪的活动，如写也是他未干好事光和毛主席对着干；林彪叛国出逃摔死了，盖棺论定是野心家；而写他则从开始便“投机革命”，不敢正视历史。如写了他的功绩，便有为叛国贼评功摆好之嫌。这类例子太多，数不胜数。

什么叫“古为今用”？先用古代的历史的材料，用现代裁剪法，做成适合今天穿的衣服！今天实行旗袍便剪成旗袍；今天时兴连衣裙，便改成连衣裙了。历史在我们手上，可以随意装饰打扮！

对英雄人物典型，常以当前时兴的模式进行改装打扮，也是常见之事，不足为奇！

如果……历史是没有如果的，我还以“如果”设想：如果“文化大革命”结果是“左”派掌权，是继续执行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焦裕禄的光辉形象定会照“阶级斗争为纲”去突出他的“举旗抓纲”！肯定要夸大描绘他如何“刹单干风”，你也不能说那不是“焦裕禄”。而今天，你要在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还写他曾认真贯彻八届十中全会，刹单干风，巩固集体经济，大抓“除三害”和生产救灾中的两条道路斗争，你肯定会被指责“歪曲”焦裕禄形象了！

这怕是回避历史真实的作者心态。

那样如实去写，怎能为今天的现实需要服务？这不成了“舆论导向”问题了吗？

为了现实需要，只能牺牲“历史真实”！

就是新闻报道，也有作者的立场、观点起作用：那种有闻必录的真实，不成了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吗？

有人责怪我们新闻报纸不真实，说“除去报上的日子”是真的，别的全有假。这是用资产阶级新闻观看我们报纸的原因。

作为搞了一辈子新闻的新华社资深记者们，最知共产党报纸、新闻的党性原则了。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长篇通讯，没有写焦抓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正是它的高明之处，使它至今还有现实意义，如果他那么写，今天还能重看吗？还能选进中学课文里去吗？

这篇大通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写了老百姓心中最强烈的呼唤声音：迅速治理“三害”改变贫苦面貌，党关心群众疾苦，做人民的儿子的那种深厚的与民之情。正是这感动了亿万人，至今仍让人们震撼。这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

说实话，那时那种把什么事都提到两条道路的高度，什么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不得人心。如果那样如实写，他可以称为共产党的好干部，却不如“人民的儿子”那样让人感动了。

第六章 张钦礼与焦裕禄（1）

1964年6月，我在长影接到了母亲的一封来信，告诉我一个噩耗：那亲如兄长的焦裕禄已在五月病逝了。

信是母亲找人写给我的，很长，读着，我流了泪，以至哭出声来。

我向长影总编室领导叶华汇报了母亲的来信及焦裕禄的事迹，我说：让我回兰考，写一个“县委书记”的电影吧！当时，我是作为接班人培养，做了总编室的秘书，工作多而杂，党委没有批准；几个月后，一篇写焦裕禄的报告文学在河南《奔流》上发出，我拿给领导看，我说这就是我认识的那位县委书记，叶华便拿上这刊物向党委汇报，引起了党委的重视。

1965年3月，我带上长影党委给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开封地委宣传部和兰考县委三级的介绍信，信上明确说：派任彦芳同志去采取领导、作者、群众三结合的方法，组织反映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电影剧本，望给予大力支持、帮助。

我到郑州，先去河南省委宣传部。宣传部文艺处的同志很热情，说：欢迎长影来我们省组稿啊！不过，河南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省里怕抽不出人来，我看你去开封地委吧，由他们组织创作人员较好。焦裕禄这个县委书记很值得好好宣传，省委、开封地委都发过向焦裕禄学习的文件，希望早日把电影拍出来。

到开封地委，宣传部文化科科长李今朝接待了我，他先领我到地委招待所住下，说：“你到这儿就是回家了，别急！我先把长影的意思向秦一飞部长汇报。不过，咱地区的作者水平老低呀，怕难以完成呀！”

我向李科长讲了“三结合”的方法是依靠领导思想把关，给以指导，请地委派一位领导负责；由地委找几个作者，最好是熟悉县委书记生活的同志，然后到兰考去和当地群众结合。这是当时最提倡的写作方法。后来被概括为三句话：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群众出生活。

地委需要研究后再告诉我，我在地委招待所呆了几天，心里急便先去兰考生活，收集素材去了。

地委对搞焦裕禄电影十分重视，很快便告知：地委决定由副书记赵仲三挂帅，由地委常委宣传部长秦一飞具体抓；创作人员根据我的建议要有卓兴隆。这时我已认识了他，他当时是县委办公室主任，我还曾建议让兰考副书记张钦礼参加，因说他忙不能参加，便找来一个当过县委副书记的许书平来，说地委正准备调他来地区当文化局局长，他爱好写作，同时调来两名本地发表过小说、故事的作者：王鸿钧和周文山。这样，创作组便成立起来了。

我之所以提出让张钦礼参加我们的创作，是我此次到兰考就从张钦礼那儿听来不少焦裕禄的故事，他说得活灵活现，卓兴隆便对我说：“让钦礼参加，这剧本就妥啦！他是负责抓“除三害”的，知道的情况多……”

创作组成立后，秦一飞跟我们开了第一次会，在宣传部的会议室。

秦一飞的手上拿着我交的长影党委的介绍信，针对里边说的“三结合”开始发表意见。他带着深度近眼镜，扫着在座的人。王鸿钩、周文山，秦一飞并不认识，由李今朝做了介绍。许书平他是熟悉的；他可能感觉这创作班子力量太弱吧，便说：“我全力支持长影搞《焦裕禄》的电影！费了不少周折、反复磋商，今天算把抽调的同志聚齐了。地委对这工作很重视。宣传开封地区出现的好干部也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什么三结合呀？我看主要靠作家、靠长影来搞。我可以当后勤，你们在工作中碰上什么问题提出来，我们尽力帮助解决，地委有赵仲三副书记负责。你们坚持找当地作者参加，也好带带我们的业余作者。下一步恐怕就是到兰考去收集素材了，这很重要，材料越丰富越有选择；你们的创作好比建一座高楼大厦，先把预支件搞好，到时候盖楼就方便了。先不要急于动笔，这个工程不小，不要拘泥真人真事，要想法塑造出一个活生生的县委书记形象，不能是空洞说教……”

我听了秦一飞讲话，心里甚佩服：这是一个政治上很强又很懂艺术的领导，有水平，难怪让他当宣传部长！

照秦一飞的意见和安排，我们立即奔赴兰考。

这时，已有《河南日报》记者薛庆安和原县委办公室主任张清洁一起正在写《焦裕禄》的传记。他们桌上摆满了县委文件，张清洁有个工作记事本，记录着焦裕禄在兰考的作为……这便给我们提供了很大方便。

当时在县委文件里有一个“关于治沙治碱和治水三、五年的设想方案”说到了兰考“三害”的来源：

……五八年到六○年三年中，因为我们一度没有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也没有和群众很好的商量，硬按照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干，并且采取了错误的工作方法，造成了林木乱砍滥伐，风沙重起，风助沙势，沙助风威，农田失去了护卫前哨，顺风者被打死，背风者被沙埋，多次复种，收获无几；地下水位抬高，耕畜缺乏，耕作粗放，肥料不足，盐碱又突出起来，多次播种，很难立苗；老的排水系统被破坏，新的排水系统未形成，积水扩大，内涝成灾……

在“关于排涝治碱的实施方案”中写道

自五八年，不适当地强调以蓄为主的方针，盲目地提出了“一亩地对一亩天”和“挖塘如建仓，蓄水如蓄粮”的口号，采取了抬高路基，筑边界围墙，修拦水坝、格子堤、控制闸、高底河、高级园田化和平地坑塘化等，造成了平原地区格子网，致使小水流不通，大水受阻拦，汛期一到，上扒下堵，纠纷百出，积水扩大，内涝成灾，扩大碱化面积，农作物大幅度减产……〖HT]

我看后，为这种敢于说真话，实事求是指出1958年以来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的诚实分析所感动。焦裕禄在这个草案里沉痛为错误检讨，说这都是辜负了人民的希望。他为以前的县委承担错误向兰考百姓检查，又怎不激起群众的对党的信赖之情？

卓兴隆告诉我：这个方案是张钦礼书记起草的，他从小参加革命就在兰考，深深了解兰考，对兰考这块土地有深厚的感情。1963年7月，河南省委书记何伟来兰考。当时说要调张钦礼离开兰考，张向何伟书记说：“我在这儿工作二十多年了，可是老百姓今天还没过上好日子，我走了留下的这么个烂摊子，我对不起兰考，对不住兰考人民，不要调我走吧，让我留下来……等兰考县人民生活自足了，我坚决服从分配，调我到哪儿去都行！”

于是，何伟书记答应，同意张钦礼留下来了。

我对张钦礼产生了很大兴趣。我想：他的这些可贵的革命感情和求实精神不正是应该塑造的县委书记形象吗？

我决定在了解焦裕禄事迹的同时，也了解张钦礼。

被地委任命为我们创作组组长的许书平，因当过县委副书记，觉得不必再深入了，他便开始编起提纲来；副组长卓兴隆则不以为然，认为许多动人事迹还没谈出来就编，不会编好，也不合秦部长提的要求。我觉着老卓说的在理，于是便兵分两路，愿写提纲者去编，觉生活不够者继续深入生活。

正巧，1965年4月26日，省领导彭笑千来兰考，要看看兰考“除三害”情况，张钦礼要陪省长去，我便跟张钦礼和林副县长一块去，这是个了解兰考和张钦礼的好机会。

六个人一辆吉普车，张钦礼做向导：车从哪条路走，哪儿有坎有沟，他都很清楚，他胸中有兰考活地图。问路也不难，只要他下车，群众便上来。叫他老称呼“张县长”。

彭省长已年过七旬，兴致很高，看着泡桐、土地，不住地问，张钦礼便一一回答。彭省长问：你们听说过“兰考路线”这词吗？车上的人没回答。彭省长自己答了：“过去，那是逃荒、外流的逃跑路线，今天，那变成了战斗的自力更生的路线了！”

吉普车向北，过黄河废提，经二坝砦（张钦礼说，当年刘墉曾在此饮酒）奔向爪营公社张庄，这是张钦礼蹲点的村。我们看了封闭好的沙丘，张钦礼介绍此封闭法来自一个老贫农魏铎斌的母亲的坟，因用淤泥封住未被刮走而受到启发，推广为用胶泥封沙丘，得到了成功。

彭省长对张庄村支书说：你们要搞成全县的样板呀！……这是拍电影的，你们搞不好，怎么拍呀！

离张庄奔霍寨。可以从树林间望到远处的船帆，在渐渐移动，那儿就是黄河了。顺黄河大堤向东，到九里庄，又去看黄河淤地，碰上一小伙子，说实话：俺们这儿不算豆子，一亩也打200多斤哩！

在小宋吃了饭，便去老君营，是张钦礼下放劳动两年的地方。他一到，群众都围上来了。张书记去看他的房东，这房子窗户被泥堵着，屋里被烟火熏得很黑，见到张钦礼，就像见到归来的儿子：“我给你们烧水去……我把××叫来说说话。”张钦礼拉大娘的手说：“呆不住。以后我再来说话。”

我看出张钦礼和群众亲如一家的感情。

吉普车出村，路上碰上两个老牛慢慢挪动，老牛肚子满怀了，汽车鸣笛，牛还慢吞吞地走。省长说：“别急！小心惊了老牛，伤了小牛哇！”一个小孩见了，向牛投土块，省长制止了孩子，张钦礼下车，小孩跑到跟前把牛拉过道，小车才开过去……

这回跟张钦礼两天，他和群众的关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回县城后，我听卓兴隆和“除三害”办公室的同志讲了很多张钦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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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回是大夏天，我跟张书记下乡，走到村口，见牲口拴在太阳地的石碾子上，张书记心疼了：“你看咱们热不？那牲口咋受得了哇？”我说：“那我给他牵到凉地去吧？”他说：“那他会有意见哩，思想不通不行。”我们去了饲养棚，见饲养员正在荫凉处躺着睡觉哩。“起来！”张书记叫醒他。“噢！是张县长啊！”张书记：“我有事……你在石碾子那儿等我吧。”他说：“那多热呀！”“不热，牲口不在哪吗！”饲养员这才明白，不好意思地说：“张县长你说得对，我去……”就去把牲口牵到背凉处去了。

张书记到风沙大的爪营张庄，把老农和林业局技术员叫去，诉风沙苦，总结出五大罪状：一、打毁良田；二、逼人搬家；三、填平水井；四、封门闭户；五、起坟掘墓……风沙把村子赶远，有个社员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沙把门封住，差点埋在屋里。他们在这儿看到魏铎斌母亲的坟被封住了，没被风沙刮走，张书记说：“我们兰考有38万人，一个人能把坟封好，为什么不能把沙丘封好？”大家劲上来了，订计划三年封好沙丘，从第三生产队干起，一天就封了五、六亩，一算账，一年半就可完成，这一下全大队就起来了，人们越干劲越大，才过门的媳妇都下地了！结果三个月封好，张书记说：让群众自己发动自己，比你讲几天都起作用。

下雨查河。从红庙公社开始，我说：你下雨查河干啥？张书记说：“为看得清楚。雨给了咱们多好的水准仪呀！让咱看个清亮。你看历史上大禹治水，他以排为主，就是在雨中乘船看，开封有个禹王台，那就是他看水的地方。咱们跟着水跑，一下看准了，冬天好安排治理。”

我们8月27日下午到红庙。从东南角上黑云涌上来，雨下了一夜，张书记睡不着，醒好几回，说：“这雨要跟我们做对哟！”我心想：跑了一个月啦，这下可该歇歇了。第二天吃了早饭，在床上一贴，正想看书哩，张书记叫我了：“快走哇，咱上供销社买上塑料雨衣，查河去！”我有点不大高兴，可领导说了，就去吧！那天，连风带雨，很冷，冻的打颤颤，水都到了大腿根儿，顺着低洼流势地净胶泥地，陷脚；风刮帽子直掉……一跑跑了一天，没有进村。到了晚上，有点发烧。他挨着我睡：你怎么身上这么烫呀？他弄个架子车，把我送医院去了……

再说一个焦裕禄逝世后张钦礼查河的事儿吧：每次听公社书记汇报后，他都亲自去查看。这回听了南彰公社书记董建春汇报，说那河道在农闲时都修得畅通无阻了，再有比1963年大的洪水也不怕了。张书记说：很好！咱去主要河道看看吧！这天早点吃饭，张书记说：“你带点馍。”哪干啥呀？“咱说不定跑到哪儿去哩，再到村吃饭也麻烦。”董建春说：“你的车子打气吧？”“不用啦”“咱为的是看河，不骑车子哩。”

“走吧！”董建春不好再说什么，便跟上张书记。

一开始看那河道疏通的还好，走一会儿发现有一点没挖。董说：“这条河上就这一点了。”好吧，继续前进，走着走着，没河道了！董生气地说：“这段属裴砦大队。他们在电话上说都完成了呢，真成问题！……”

张书记说：“问题在于你光听汇报上。我们要听和看相结合，光看，你看不过来；可光听不看就摸不实……”

董建春说：“我去找这大队党支部，真该受批评！”

张书记说：“我们应该先批评自己。”

董邀来支书开会，张先了解有哪些困难，说因为麦前生产任务紧，人畜力不够。张书记也没批评大家。大家说：保证三天完成，张书记说：今天不算了，你们回去动员一下，从明天算起，第四天，我还来。

到第四天，张书记又去检查，还有一个大队没完成。大队长说理由：我们的苗还没锄过去哩。“你想想，若河没挖好，水一来，你的苗就会全淹的。”

张书记让领挖河的人去叫人，他等人们来了一起挖……

董建春惭愧地说：“张书记你走吧，我在这儿盯着：不挖好我不走了。”

“除三害”办公室的人用钦佩之情讲说张钦礼，说他是焦裕禄的战友，学焦裕禄哩：

兰考几个主要河道，他不知跑过多少趟；所有的大沙丘上，都有张书记的脚印，他的腿开过刀，寒腿是冬天趟河引起的，他到哪儿都好学习。每天一早起来，就组织大学家“毛著”。学“矛盾论”后，让人们找矛盾，抓主要矛盾，到灾区，学“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下乡，先到下面，然后再听公社汇报；到村里，也是先到贫下中农家去，或者把车子一扎，先到地里去，他不先去大队部，为了能得第一手材料。

张书记到哪儿都参加劳动，他在张庄锄花生，老农说，人家操一县的心，锄地还不外行哩，看锄过的地是丁字形，不“围嘴”不留“门坎”，一看就像锄地的，不像个干部。

堌阳秦砦大队，支书是脱产支书。国家决定扶植他们一些钱，张书记告诉他们：“以副养农，需要一部分架子车和一些牛，耕牛战马嘛！牛不容易生病。”支书连道：中中中，张书记又叮嘱公社：“别叫他们买了骡子马。”可结果没听张书记的，还是用钱买来两马，三天回家就死了一匹，张书记一听很生气，他找到支书，克制自己，问：“你那钱花的咋样啦？”支书愧疚，“唉，别说了买马啦……”“那我看看吧，相中相不中。”“唉，死了一匹。”他问：“为什么？”支书说：“我们队社员不愿买架子车。”张书记没说话，便到地里去了，支书跟着。地里，社员们正起碱土，用筐担土，都压的龇牙裂嘴的。

张书记说：“你们怎么不用架子车呀？”

“唉！俺们哪有哇！愿意用有啥法……”大家诉起苦来。

张书记不说话，让社员的话教育了支书。

支书说：这都怨我，我写检讨检讨……

“你写检讨，也不过是一张纸。可你把几百块钱丢了。以后多听听社员的话呀：上面的话，也是从群众中来的，你没文化，别蹩的脑筋疼啦……”

夜里起狂风／

床上一层土／

清晨望书记／

书记不在屋／

哪儿风最狂／

笑声压不住／

高高沙丘上／

县委办公处／

手扶小桐树／

看似擎天柱／

约我去黄河／

激情涌如注……

第六章 张钦礼与焦裕禄（2）

写剧本可不是写抒情诗，它需要有曲折跌宕的故事，要有尖锐激烈冲突。外部的冲突，内心的矛盾……这样的戏才有看头，你把县委书记的好事摆列再多，也不是戏呀！

我们听了许书平写的提纲，就是把焦裕禄在兰考做的事罗列了一遍，像个纪录片，大家不满意。卓兴隆说：“写的和焦裕禄本人差远了。”我说：“还要继续深入下去”，老许不服，说再编编故事，王鸿钧善写故事，他倒琢磨出焦裕禄的几个故事，也颇生动，但未立主脑，这也是未串起来的珍珠。

为了深入了解县委书记的外部和内心冲突，我要跟张钦礼一段，叫他讲焦裕禄，也探索他的内心活动……

7月兰考要进行一场“台田会战”，张钦礼总指挥。我决定参加这次大会战。大队人马集中郝砦，一人一个行李一把铁锨，住在帐篷里，是在学习大庆石油会战。

这是一场改造盐碱地的会战。

我来到战地，正搭帐篷，里边有供销社买的铁锨、碗筷，可以当挂兜的塑料枕头，一个帐篷贴红贴是报到处，交10斤粮票给五天饭票，活重，一天吃两斤的伙食。

傍晚，我跟张钦礼去转。脱下鞋坐在地头，听他介绍此次“以会带训”的十天安排，边学边训，学愚公移山，走大寨之路，劳动半天，每人五方土。

他说：“我跟老潘（指县监委书记潘子春)挖了三天，试验一下，每天可挖9方，六个小时，规格是台10米，底沟5米，上沟6米，高1米2，这样挖的土铺6寸以上，正好躲碱——下雨洗碱，把地上的碱淋下来了。”

张钦礼讲思想认识过程：“过去光救灾救济是越救越灾，把人都救懒了，今后要自力更生，以治为主，以救为辅，不然咱就是五保户、五保队、五保社、五保县的路！”

他讲了体会：他遇上一个五保户老太太，一边走一边说，这给了购粮本了，又不给钱，叫什么买呀？我还碰上这样的：给他们救济款了，他又埋怨卖给红薯干，不卖给麦子，骂：“那麦子都给狗吃了？”给钱少了，他说：国家有那么多钱，不兴多给几块？有印票子机器、一个劲印嘛！……你这是救灾救的！我这才认识到非执行中央自力更生方针不可！

我们睡在一个帐篷里。天热，不少人在台田上睡了，有的光着屁股，张钦礼好讲笑话，说道：“这是铺着地，盖着天，天上星星伴我眠，卷腿不敢伸腿睡，恐怕踢到太行山哪。”我也想到外边睡，见远处一道又一道闪电，张钦礼又把我给搬回帐篷里了，黑夜下起雨来，

我起早醒来，张书记、老潘的床空了，他们回来，身上淋个精湿。

我把写《焦裕禄》电影的问题向张钦礼请教。他讲起了焦裕禄，并对如何写说了他的意见：

……写焦裕禄，他不是雷锋，他是县委书记，兰考29个县委委员，9个常委，他是好班长，领的是一班人，如光写他一个人，就不能体现集体领导的作用，要有统一的领导，是高度集中，高度民主的体现者，这才可能有力量。

那天晚上，十一点了，天下着小雪，他到人委找我去，他说，一个地方的改变先转变什么?他提到先转变思想尤其是领导思想的转变：

焦书记到来的实际状况分三阶段：一是悲观失望，如城关公社党委书记，常委×××，说灾区栽干部，弄不好犯错误。这人有奶就是娘，会奉迎，更会说。他当佃户时给地主藏银洋土改时不交，后被区长打了一顿，交出来，成了农会积极分子，脱产，当区长，县人事科长，县委委员，农工部长。每逢一次运动他都要陷害人一下，和他在一块工作的人都怕他，说他这两下子，一辈子也用不完，他对我没挨批判前后，就是两个样子。他长期被领导重用。

焦书记来以前，县委主要领导人腐化，根本不了解民情，下乡就到好的队，带上藤子椅；生活特殊化，白看戏，最好的三排十七号那是固定给他的，人叫“三排长”，他还接收贿赂，光讲享受，哪还知道老百姓的苦楚？这下乡，也是“革命”啊！总蹲在机关，听听汇报，那是舒服哇！你让他下来，还要参加劳动，他就不高兴了。这就是斗争啊！

焦书记来兰考七个月解决这悲观情绪，以后在他的带动下，精神振作起来了，可正要改变兰考时，他病倒了……

迎着困难上——焦书记用这种精神教育人们。

在困难面前找出路、树信心、抓典型，他说打起旗子来，就有人到旗下集合了。

我问，焦书记在时，县委内部有什么斗争吗？

张钦礼向我讲起了程世平……

他向我说的事儿，也就是他向新华社记者讲的“一个从丰收区来的同志”办的那事。说他不能和兰考百姓同甘苦，贪图安逸享受……

他特意叮嘱我：我跟你说的，你心里明白，不要记，传出去不好。

我便在笔记本下记下：程世平是另一类型的人，在困难时贪安逸享受……

就是他讲的这件事，后来穆青等写进大通讯里……程世平临死前还念念此事，死不瞑目，这是后话。

和张钦礼熟识了，他才说出一些心里话。我感受到的是，像他这样和群众有密切联系，又能吃苦干事的领导是难得的，他如果更受重用，也会发挥他更大的能力。他似乎受到了压抑。他自己说是他的思想有点不被领导接受——这是我最初感到：他在言谈话语中透露着“怀才不遇”之感，他不好对我深谈，也只能到这个地步了。一次谈心，他说了对现实的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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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当今我们的干部在和平演变，正越来离老百姓越远。这和我们的一些制度有关。比方说吃饭，设大灶、中灶、小灶，按级别享受，住房标准，也接等级，什么官住多少……这还不是从苏联学来的那套？苏联的旅社都分等级住，你今天撤职了，马上就搬出去。

我想，将来要改成：对老年人可有营养灶；对一般人要同吃一样的饭，体现人和人的平等……现在部队取消了军衔制，这不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是做不到的。一个党取得了胜利，如不注意是很容易变的。贫农的子弟，上了学，参加了工作，他没有亲自体验过苦的日子，他没有深刻印象，就会贪安逸享受，谁不想舒服？只有让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斗争，和贫下中农在一起，他才能有贫下中农感情，才能为百姓办事。

一次我同一老战友坐轮船，他是大校，有军衔，我是老百姓样，没有座位。他说：我想个办法。他找到船长，说：我有个首长，没有座……那船长忙给安排，还给泡了龙井茶，我不说话。你看可笑不？中国人封建等级观念强啊！不是官，没有人理你！

1954年兰封、考城两县合并时，我二十四岁，穿战士的衣服，挂盒子枪，有人来找县长，对我说：小同志，你们县长在哪儿，我找他，你给我找找。我说：不用找了，有什么事说吧。他说为找房子，我说咱们去看看吧。我安排好，他还要找县长，我说：“你跟县长不早说半天话啦？”

张钦礼此时讲起这故事，还是很得意的神情。

我惊奇地说：哎呀！钦礼同志24岁就当县长啦！如今的24岁的青年干什么呢？照你这资历，应该负更大的责任了。

张钦礼说：还不是因为我好为老百姓说实话嘛！

我为张钦礼不知劳累的革命精神所感染。我相信他今天说的是心里话，我心里为他的遭遇深表同情。十年前的县长，到十年后，还是县委副书记，他内心里是不平衡的。

到底是为什么，他总没当一把手？

若干年后，我拜访了开封地委的老领导：地委书记张申，地委副书记孙玉尊、卢松、华汉三，兰考县委老书记程约俊、程世平……之后，对张钦礼没有当一把手，才有所了解，同时也破解了张钦礼和焦裕禄关系的谜。

从1954年兰封、考城合并为“兰考”，张钦礼从原考城县县长到兰考县任副县长、县长。当时的县委书记是程约俊，按照中国体制，党领导一切，县委书记和县长称党政一把手，但实际排名则是党的领导放在前面，县长是第二把手，放在从属书记的地位，县长也常常安排为县委副书记，参加县委常委会，决策全县大事。

程约俊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的往事：

1946年，我当区委书记时认识的张钦礼。印象是个很聪明的干部，当过工作组组长，很会说。他是南彰乡张庄人，应该说，他从小受的革命影响。母亲也是共产党员，还当了乡党支部书记。

土改开始了，据说这村有个粮秣（会计）和他母亲有暧昧关系，关系不错吧，要划成分了，土改工作组要划这个人为地主成分，他母亲不让划，还大喊大叫煽动群众喊口号，这事反映到县委来，当时县委书记是凌西萍，他让我去处理这事。我奉县委之命，去宣布县委的决定，开除了他母亲的党籍，批判了她的错误，把一些党员争取过来了。

1950年，还是凌西萍当书记的时候。张钦礼的爱人刘秀芝生第一个孩子，按照当时规定应该发点钱，可没有给，张钦礼年轻气盛，有点傲气，他一生气，把个小布袋一扔：不干了！他跑回家去了，还是凌西萍把他叫回来了。这时，他是县供销合作社副主任，刚二十岁挂零吧。

后来，我当了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当了县长。他更表现出傲气，有事不大和你商量，好独断专行……

1958年毛主席到兰考。

当时当县长的张钦礼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他心里很不好受吧！在“文革”中，他到北京去吹，说他怎么见毛主席，还给毛主席送了小鱼，毛主席很喜欢吃，还让他汇报兰考的情况……人家把他的讲话印成了传单，我们见到了，兰考老干部都不敢念，一念都为他说谎话撇嘴，他怎么编的和真事一样哩？

实在情况是这样的。

那是1958年8月7日，我到开封开会正坐在火车上，到兴隆车站了，听到广播找我，让我马上下车，说有重要事情，我便下车了。

毛主席要去的地方是许贡庄，正有一条线路支线通那儿。先过去一辆压道车；又过一个毛主席的专列，七节车厢，最后是警卫车，让我上车了。车到了兰考，天热，我穿个小背心，车去了许贡庄，我不知什么事。我以为是周总理来了。省委何秘书长问我：“你知道谁来了不？我告你，是主席来了！”我问：“有啥任务呀？”他说：“外边安排好了，主席问你啥，你就说啥，也不用带什么材料……”

第六章 张钦礼与焦裕禄（3）

这天，主席就住在专列上了。

第二天，8月8号，早八点多，中央办公厅的人在我们车上说：“省委领导、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跟我过来……”。我也就跟过去，到了毛主席的车厢。主席正坐在哪儿看书哩，见我们来了，他让坐下，我坐的地方离主席最近，坐对面，他的脸朝南，我面朝北。他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啦，何时到的兰考，兰考的一般情况……我都照实回答。

主席来时，我县还没有建人民公社。主席问我有无公社，我说：我们叫大社，高级社。主席还问“大跃进”情况，他问，今年河南粮食产多少哇？

省里领导史向生回答：我们省是千斤省，亩产平均千斤。

主席转脸问开封地委书记：你们开封地区怎样？

地委书记张申说：我们这儿土质不好，能搞到800斤吧。

主席问我：你兰考小麦亩产多少呀？

我说：一百四十多斤吧。

张申眼睛看我，他见我报这么少，有点坐不住了。

我心有数，我不能对主席说瞎话呀！

我们汇报完。毛主席往火车外边一看，说：“我走一路都汇报绿化了，我怎么没见多少树哇？”

我指给主席一片果木林，那一片没有毁。主席说：那一片还可以。

我汇报说：这儿是沙荒、盐碱地不长庄稼，用黄河水灌淤才可以长庄稼。

主席说：那为什么不早弄啊？

我说：主席提出要敢想敢干，我们这思想才开窍，这就搞。

主席说：也别忘了实事求是。

郝秘书长告诉我：主席想在这儿渡黄河，你组织一下水手，保护主席。他向我交代：主席60多岁的人啦，我们都劝他不要渡黄河了。主席要问你，你就说：黄河正涨水呢，不好渡。我点头，记住了秘书长的交代。

在罗瑞卿等领导劝说下，主席没有在这儿游黄河。

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下了列车。毛主席从这儿去了商丘……

地委副秘书长杨继彬想看看主席，他说找张申，人家不让他去，他也没见到。张钦礼根本到不了跟前，他怎么会给毛主席送兰考小焦鱼、辣椒吃？他还说：主席吃了兰考的小鱼，说很好吃，这不是说梦话呀！主席能随便吃你送的东西吗？

2000年5月7日，我访老地委书记张申请他说说张钦礼，讲讲1958年见主席的情形。

张申说：

1950年，我在陈留地委当宣传部长。春天，到考城县搞救灾，叫下边汇报。有个年轻人还不过二十岁吧，讲得很具体生动，人介绍说：他是区委副书记张钦礼，他嘴巧会说，这是留给我的最初印象：看来他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群众情况。

后来，这考城县委书记张庆斌调郑州，见了我说起张钦礼，说他因为什么闹回家了，后来，又把他叫回来的。

了解张钦礼的都知他会说能讲，能把死人说活喽。

1958年8月毛主席到兰考，由史向生陪着，让我上车，兰考县委书记程约俊也上车了。天气热，我们带上了西瓜、葡萄。我到车上见毛主席穿白大褂，正看三国呢。

主席让我们汇报。

原准备主席在这儿游黄河，同陪主席的罗瑞卿不让主席游，怕不安全——我们也准备好船和水手了——主席听了大家劝，没有游便从这儿去商丘了。

当时我夫人续凯是副专员，地委常委，她知道毛主席来了，埋怨我没有带她上车去见见主席。哪能想见就见呢。

张钦礼向北京红卫兵讲他在兰考见了毛主席，还说：主席最愿吃兰考的小焦鱼了，这全是他想象的。

张钦礼从参加工作，一直没有离开过兰封考城（兰考），他对这儿很熟悉，群众关系也好；但因为他傲气，自以为比别人强，所以一直存在与人合作的问题。他从当县领导以来和七任县委一把手共事，都不能很好合作，都对他有“难合作”的反映。1954年以后有程约俊、郑子龙、王金碧、程世平，包括跟焦裕禄……

张钦礼平反以后，任命他是县委副书记兼县长，那时是王金碧的县委书记，这个人后来是不行了，原来他是有威信的，曾受过地委表扬，称“王部长的作风”；调他到兰考对他抱有希望；后来他脱离群众，害怕艰苦，蹲点下乡还带滕椅，后来又有反映说他有生活作风问题，他没法在兰考呆下去了。

张钦礼对王金碧有看法，有意见是自然的。

按照常规，王金碧不行了，谁当兰考一把手？应该由副书记兼县长的张钦礼继任，他本人恐怕也这样想的，但地委考虑：兰考问题严重，必须选个强有力的干部，才能团结起全县的干部、群众渡过困难。大家都认为：张钦礼熟悉情况是一大长处，但他难以团结人、骄傲却是一大弱点，他当一把手，地委都不放心。

派谁去兰考？很让地委领导伤脑筋。

兰考的穷苦困难全国有名，是那外流的人太多，走遍了全国讨饭，一问是哪儿的，兰考的。铁路都压力大呀！

调干部去兰考，都不想去。最后确定调新郑县委书记李鹤泉，和他谈了话，他见到尉氏县委书记夏风鸣说：要调我去兰考了……说着就哭了。夏风鸣劝他：你别哭！你不愿去兰考可以和地委说理由，哭有什么用？

李鹤泉向地委表态，他不服从调动，地委给了他处分，他后来离开河南同张健民（省组织部部长）一起去贵州省了。

我想来想去，想到了焦裕禄。从1948年他到尉氏我就知道他，他是不怕困难，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坚决不讲价钱的好同志。

焦裕禄从工业战线转到农业战线，就是为加强农业把他调到尉氏县当县委副书记的。

我在常委会上提出调焦裕禄担任兰考县委书记，代替王金碧。当时地委常务副书记延新文不同意，建议他当副书记。我没坚持，报省委发文，按照副书记即第二书记去的兰考。去兰考前，地委和他谈话，他没讲任何价钱，只说：我努力完成任务！希望地委领导多帮助。

张钦礼本来想由他来代替王金碧的，没想到地委派去了焦裕禄，因此，他心里很不高兴，对地委的安排有意见。

由焦裕禄提议，不久，又从荥阳县调去程世平当县委副书记兼县长，主持县政府工作。这样，张钦礼便不再兼县长了，他就更加不满，这等于让他从二把手降到三把手的地位。

焦裕禄去了兰考，兰考外流的人，还很严重，他并没有很快扭转局面。延新文对焦裕禄的工作很不满意。他在县委书记会上批评焦裕禄。我当时正住院，因1960年在下边劳改，身体搞得很不好，平反不久，我去住院治病。当时，地委的事延新文不向我汇报，我听说此事，便在医院里给延新文写了一封信，信上说：焦裕禄刚去兰考不久，不能期望他立即扭转困难局面，有困难，我们要帮助，不宜过多批评。

后来焦裕禄来地委汇报工作，他对我说：张钦礼同志很不好合作，有许多事，他采取不合作态度，对程世平同志也总指责，使程世平同志也不好工作。地委是否考虑把张钦礼调出兰考？

我劝说焦裕禄：这个同志有很多优点，对兰考很熟，你刚去不久，要多依靠他，不要急，如调他走，也不能马上调，你好好团结他工作吧。

焦裕禄表示接受我的意见，之后，听说焦裕禄与张钦礼合作得还可以，在这方面焦裕禄是费了很多心思的。

省委书记刘建勋到兰考视察工作，我陪同一块去让张钦礼领我们到“除三害”较好的村。他领到一个村，群众听说省委书记来了，都招手欢迎。张钦礼跟在旁边也向大家频频招手，这个动作，让刘建勋反感。刘对我说：这个张钦礼很看重名利啊！

焦裕禄逝世后，张钦礼以为可以接焦继任一把手，他虽然也做出一些成绩，但地委研究，仍没让他当第一把手。

我们派了周化民。以后就是“文化大革命”了……

关于张钦礼和焦裕禄的关系，我从原县委班子老同志那儿知道更多情况。这些材料来自“文革”以前，故没有添进“派性”的偏激。“文革”中，打倒张钦礼一派整理的材料中有一部分是“张钦礼是反对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急先锋”，说张钦礼“处处与焦裕禄同志唱对台戏”，显然是不够事实求是的。如果在工作中有不同看法，即使是与焦裕禄有分歧也都是同志间的正常现象，上纲称“对立”的“敌方”，便失之偏激。况且也不能绝对说焦裕禄的意见便是绝对正确，别人就不可以提出不同看法。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不是以“谁官大就嘴大真理就在谁手里。”对一件事物，都有个认识过程。1963年秋，焦裕禄为了治盐碱，在城关公社金营大队搞了两亩沟洫台田做试验，种的小麦出齐了苗，焦裕禄非常高兴，便指示城关公社大搞台田种麦，根治盐碱，推广金营经验。对此，张钦礼持反对意见，说：“别再重犯一九五八年的错误了，弄得劳民伤财！”

可是又经过一年多时间，张钦礼才认识到焦裕禄是对的。他便亲自搞起了一场“台田会战”，把所有盐碱地区的干部聚了来，“以会代训”，获得了成功。这是我亲自感受到的。

焦裕禄在兰考积极发展泡桐，是他向群众调查研究得来的结论：沙地没有林，有地不养人，号召全县人民从1963年起每人要种活一棵树，社队都要建育苗圃，推广截根育苗。县委讨论形成了大力发展泡桐的决定。面对这全县育泡桐苗的热潮，傲气的张钦礼又说“这是重犯一九五八年的错误。国民党新四军砍树还留根，这不把根都拔了！”他心里不满。焦裕禄去开封住院后，他便下令停止了育苗。

1963年4月，兰考灾民外流严重时刻，焦裕禄带县委常委和公社书记们一同去车站看灾民的情景，原县委副书记刘呈明到今日还历历在目。他说：

那是麦子将熟的时候，兰考灾民外流很严重，地委开会也批评我们，要我们想法制止。焦裕禄压力很大，他主持县委常委扩大会，各公社书记都参加了。焦请大家讨论如何改变兰考面貌，他建议大家都去看看灾民我们的阶级弟兄们。他问办公室主任张清洁：从西边过来的慢车，什么时候到？张说：十一点到。焦裕禄便领大家一同去兰考车站了。

第六章 张钦礼与焦裕禄（4）

焦裕禄走在前面，我，人大的樊哲民，张奇副县长，张钦礼在后面跟着从车站西边的便门进到站里。

到这便门口时，张钦礼说：“县委书记，县长们干这个活，还怪轻闲哩！”大家听出他对这行动不满，看他一眼都没吭声。过后，张奇副县长对我说：张钦礼咋这么说哩？这来看看灾民多要紧啊！

我们进来站不久，慢车从西边进站了，灾民们纷纷下车，有扛包袱的，挎篮子的，都是从外地要的红薯片……人很多呀!焦裕禄就站在车厢门口，往下搀扶帮灾民下车，扛东西往外走。

我见焦裕禄和一个三十六七岁的妇女搭话。那妇女上身穿破夹袄，下穿棉裤哩，标志是冬天出的门。

焦裕禄问：“你是哪村的？”

“俺是前李场的。”

到哪儿去了？到洛阳一带去啦。好要（饭）不好要哩？好要，一说是兰考的，都好要，知道兰考没饭吃呀！

我看到焦书记眼里含上泪花了。

“你这出门，家里谁照顾哩？”焦裕禄还在问，替妇女扛上布袋。妇女说：家里放仨孩子，丈夫常年有病，我不出去要，咋过？

妇女知道这是焦书记时，哭了……

焦裕禄把堌阳公社书记吴良才叫过来：这是你们公社的乡亲。你看咱们群众受了多大委曲呀！咱咋向群众交代呀！这责任不光怨你，县委应负主要责任——你安排一下，帮她把东西弄回家去。

焦裕禄又去帮别的灾民扛东西，说话去了……

张钦礼当时是不满意焦裕禄带大家看灾民的并且说了怪话，发过牢骚。然而到新华社记者来时，他见风转舵，向记者编出那段夜间看灾民的情景……这在后面详说，这里略过。

老县委的同志说张钦礼和老焦对立，主要是张钦礼向上级告状，告焦裕禄违反粮食政策一事。

当时兰考的粮食困难，干部浮肿，肝炎厉害，焦裕禄到过不少干部家去，都反映吃粮问题。连累带饿，死了二十七个同志。当时的县长程世平是从丰收地区的荥阳调来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刘长友家是登封，粮食也有议价的。焦裕禄提议让他俩去购点议价粮来给大家补充一点营养。

这一建议让张钦礼知道了，他不正面向焦裕禄提意见，却采取了给省、地委写信告状的手段。说这是违反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不久，省、地委派出了联合调查组来兰考查此事。这才知道只是议论过，并没有去购粮，不存在问题，也就过去了。省地委检查组为举报人保密，但过后人们也都知道这是谁干的。向上级反映问题，是党员的权利。知道了是谁，又能说什么？

让县长程世平临死还不瞑目的事是那“大通讯”里提到的：

“县人委有一位从丰收地区调来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

程世平在弥留时候说：“写焦裕禄的那篇大通讯上……说我要装潢县委……说换了桌、板凳，那事是孙玉尊专员提出来的，焦裕禄同意的……是我和老焦一块到木材公司买的等外品……怎么安在我身上？算在我一人头上？……那不实事求是呀……”

老程生前没有见到一篇文字对这歪曲事实真相的地方进行纠正，他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1995年病故于开封淮河医院。

1995年程世平病故后，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焦裕禄传》里，对老程和刘长友去荥阳登封购议价粮事做了正名，说“这批粮食确实把些干部群众从饥饿和死亡中救了出来”，看来是真的买来了粮食。但据县委副书记刘呈明回忆，并没有成为实事，就受到了省地委的“检查”。

现根据孙玉尊、程世平、刘呈明等人的回忆，记下真实原委。

开封专区的专员孙玉尊从东明回来，住在兰考县委。县委没有招待所，也没有招待客人的被子，县领导寝办公合一，就是在办公室工作到深夜，便在办公室睡了，客人来，便把这被子搬过来，让给省地来的领导。他们把孙专员住处安排妥，焦裕禄书记，程世平县长来看孙专员。

孙专员问：“你们穷的连床客被也没有哇！”他靠在被子上，那泛碱的墙上落下一层皮正落到被子上。

焦裕禄只是歉意地笑笑。

孙专员说：“你们食堂就那么几个凳子，省里来人，总不能站着让人家吃饭哪！”

老程说话干脆：我们也觉着不好意思，可穷的没法呀！

孙专员说：你别说了，是不是需要点钱，你看得需要多少钱？

程世平说：“做20条被子，换点床、凳……坐一共要6千元吧！”

孙专员干脆拍板：“我同意。我给管财物的杨体泽副专负商量一下，他跟外贸说话，你们去买不要布票的布……”

焦裕禄向孙专员表示感谢：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呀！

后来，孙专员和杨副专员谈好，支持了兰考。

焦裕禄和程世平一块跑到木材公司，找一些等外品，买来做了些桌子凳子，总算改善了一点办公的环境。

张钦礼知程世平在为办公室做新桌凳，十分不满，他便给省委、地委监察部门写信告了。省委副书记，管监察工作的赵文甫见到检举信，很生气，要研究处分程世平，地委主持纪律检查的副书记延新文也主张要严肃处理此事：在困难时期，你们装潢办公室，还摆阔气，这会有多么坏的影响？

地委责成纪检委（当时叫监委）副书记谢碧玉查办此事。此事让孙玉尊知道，找到了谢碧玉。

“你们应该把情况调查清楚再说处分人。”孙专员说：“如果要处分，处理我好了。这钱是我同意给的；起因也是我建议的。”孙专员讲明实际情况，承担责任。这场风雨也就过去了。

此次告状结果又没有处理了程世平、焦裕禄，张钦礼很不服气，他把心中不满压到心里，等待有机会吐出的时候……

1964年3月14日，离焦裕禄病重去开封住院的九天前，他主持开了县委常委的生活会议。

焦裕禄如实的讲了这件事，会议记录这样的写着：

……这一段常委之间和县委委员之间有容易造成不团结的因素，有意见要当面谈出来。最近做了些家俱，修了下房子，地委也来检查了。检查后，他们说：1农业局，卫生局修房是合理合法的，因为是实际需要；2被子、家俱也应该做，但是否做的多了？他们还说：这是专员批的；如都是书记批的那就没什么了。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当时都知道要做这些东西。和孙书记（孙玉尊也是地委副书记——抄者注）说，我也在场。如说没有问题，我认为也有点问题：不在于做东西，而在这一次做的多点。（按实际需要也不算多），但这对我们灾区干部思想上影响大点，问题就在这儿。……

在县委常委生活会上，张钦礼没有当面对焦裕禄、程世平说出他的看法，这是应该说话的时候，但他又压下去了，而在焦裕禄逝世后的1965年12月，他向新华社记者说出来的又是另一番情形。

关于大通讯对此事的报道失误，以后专述。

1964年3月23日焦裕禄在开封附属医院住院。县委副书记兼县专程世平专看望他。焦裕禄惦记兰考的工作，他对程世平说：“我住院期间，全面工作由你负责。”

程世平说：“我不中，张钦礼对兰考熟悉，让他负责吧！”

焦裕禄说：“让你主持工作是我向地委提的意见，你要大胆负责。钦礼有能力，但思想很不健康，有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情绪严重。”

张钦礼本人也知道焦裕禄对他的看法，他对焦裕禄的病情也就漠不关心，从不过问。

焦裕禄从北京转回郑州住院，已确诊为肝癌后期，病非常严重了，县委的同志们的心都揪着，暗暗祝福：让焦书记的病情好转吧！说焦书记的坚强、乐观，也许会出现奇迹吧！县委决定：常委分别到郑州探望焦书记，带去同志们的希望的祝福，当时让张钦礼先去，他说：“我还有别的事哩。”他拒绝了，在所有常委都去过之后，他只好去了趟。他们没有说多少话。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去世的噩耗传来，县委同志们都流着泪，要求去和焦裕禄的遗体告别，县委领导代表大家的心去郑州安葬自己的战友好班长。只有张钦礼没去，他说：“省里在民权开林业会，我得去参加。”秘书曹庆瑞同张钦礼、林业局长，到兰考车站，见别的领导都向西奔郑州，而张钦礼却向东去民权，曹庆瑞问：“今天在郑州开焦书记的追悼会，咱们是不是先开完追悼会再返身去民权哩，晚到一天有啥呀?”

张钦礼回答道：“人已经死了，我去他也活不成了。多去一人少去一人都行。在家的头头都去了，按我的意见派个代表就行了，不需要动这么大声势，净耽误工作。”

5月22日，全县人民沉痛怀念焦书记。这天，在县礼堂召开焦裕禄同志追悼会，各公社，大队都选代表参加。

县委常委都来了，唯独不见张钦礼。

领导派通讯员孙培谋去叫张钦礼。

去了两趟，也没有叫来张钦礼。

追悼会由副书记刘呈明主持，程世平致悼词。

追悼会礼堂会场的两旁的贴着王亚起草由除“三害”办公室，卓兴隆、曹庆瑞、黄振民等修改，想了一夜才写好的挽联，表达全县三十八万人民的共同心声：

上联是：挥泪继承壮士志，

下联是：誓将遗愿化宏图。

连焦裕禄追悼会都不参加的张钦礼后来怎样又成了全国皆知的“焦裕禄亲密战友”呢？

第七章 周化民：焦裕禄的继任者（1）

1965年7月我在“台田会战”结束后回到县城，《焦裕禄》三结合创作组遇到了难处：许书平已被任命为专区文化局局长，他急于上班，心思不专；更因为他未深入研究生活，自以为没问题，结果搞出两次提纲，大家都说不行——会上不好意思把话说尖锐，下边卓兴隆说：这叫啥玩意呀？把焦裕禄形象损害了！他自己也便没了信心。

许书平是创作组长，他要走，给我增加了压力，因为虽说是地委领导的“三结合”，实际担子是在我身上，厂党委对我这样信任，我如搞不成，怎么向厂里交代？气可鼓不可泄。我向创作组同志提出一个口号：“学焦裕禄精神，写焦裕禄作品；不写好焦裕禄，死也不瞑目！”卓兴隆把腿一拍：妥啦！就这么办啦！不把焦裕禄形象搬上银幕，死不瞑目。

我向地委汇报，秦一飞部长指示：还是继续深入了解焦裕禄吧！他认为我们的口号很好，就应该有这个信心。焦裕禄把这么多困难都战胜了，我们把他写出来还没信心吗？

秦部长说：许书平同志可以回文化局当局长，那也要抓剧本嘛！他还要继续搞，这对他当局长也有好处。

一切安排好，却被长影给我的通知打乱了。

总编室叶华主任来信传达厂党委意见：根据吉林省委部署，凡没参加大“四清”的同志，今年一律下去，长影已把我列入吉林省工作队，要我火速回厂报到。我把长影的信交给地委宣传部看：怎么办？

秦一飞直率地说他的意见：“我们对长影这样安排有意见，你回去带给党委：是你们来这要我们组织三结合创作组；我们组织好了，正在打仗，你们又把自己的大将抽走把我们撂下不管啦！这样也应该先和我们地委打个招呼嘛！这样，我们地委有意见，你们长影还有没有心思搞《焦裕禄》电影？”

秦一飞生气地在办公室走步，停了一会儿又说：“若非要你参加一期‘四清’不可，你可在兰考参加嘛！我们正组织兰考‘四清’分团，我就是分团团长！你们创作组全部参加兰考‘四清’，也正可以深入熟悉生活，了解焦裕禄工作的环境嘛！”

一飞这想法，正说到我心里，我叫道：那太好了！是不是地委把这意见写成信，让我带给长影党委？

“可以。”一飞答应，告诉李今朝科长给我带信回去交涉。

我立即返回长春。日记载：8月25日晨找秦部长谈话后，下午三时离开封地委去郑州，当晚九点乘上去北京的特快，8月26日奔赴长春；8月27日赶回长影。

长影党委经研究，同意我返回兰考参加一期“四清”，我立即返回了兰考。

如果没有长影党委这一决定，我人生命运的轨道可能是别的样子，也不会发生与兰考这样血肉相连不可分的故事……

焦裕禄去世后，县委书记的位子空了已近一年。仍然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如果说在焦裕禄来兰考前遇到的只是灾难的严重困难，而今天，要去接焦裕禄的班，就又增加了一层难度。因为从焦裕禄死后，省、地委都发过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人民日报》、《河南日报》也有过关于焦裕禄的报道，有谁敢当此重任？如果前任把县搞坏了，倒有人愿去，因为较好转变局面，现在焦裕禄的高大的标杆立在那儿，谁敢去站在下边比量？地委也物色过几个同志，都不愿来接焦裕禄这个班。

地委选来选去，选中了地委工业部部长周化民。

1965年5月中旬的一天，地区在中牟县五里岗大“四清”试点结束，已做了总结，上报省委，准备撤此点了。周化民这个在1959年反右倾时一起同张申受难又一块平反的同志，在“四清”时又和张申共睡在一个大草铺上。

这天晚上，张申找周化民，说要跟他说个事儿。

周化民想肯定是谈如何撤离这个大队的事了。

出乎他的意料，张申告诉他：“经地委研究，省委批准，决定调你到兰考任县委书记。你有什么意见？”

周化民毫无准备，一时呆了。他说：“我多年搞工业，对农村工作很不熟悉，我缺乏农村工作经验，让我去负主要责任，确实胜任不了。请地委重新考虑。”

张申说：“你提的问题，地委已考虑过了，对农村工作不熟悉，这不要紧，焦裕禄原来也是搞了多年工业的干部，他到兰考不是也搞的不错嘛。”

周化民说：“兰考是有名的老灾区，群众生活非常困难……这个局面我怕应付不了。” 张申说：“你到兰考后，地委是会大力支持你们解决问题的，毛主席不是说过吗，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你大胆地去吧！”

周化民不好再说什么，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出于党性，他接受了。

张申说：“这次到兰考，不光是你自己，还有张维新同志，他去任县长， 县委副书记。他对政府工作比较熟悉，已经和他谈话了，他还未正式接受。你不也和他认识吗？你也可以去做他的工作，让他和你一块去。”

周化民答应去找张维新。

当时，张维新正在中牟县直搞“四清”，周化民找他谈同去兰考之事，张维新说：“暂时不去，得再搞一期‘四清’运动后再去”

周化民劝说他：“既然省委已批回来了，咱们早些去熟悉情况，对工作会主动些。”

“好，一块去吧。”张维新说：“咱们要和张钦礼共事，这个人很骄傲，可不好团结呀！”

周化民说：“有地委的直接领导，我们再注意些，想着不会有多大问题。”

周化民劝着张维新，也在劝说自己。回到家他睡不着觉想：去兰考任务艰巨，别人都推掉了，我从参加革命从没有过不服从组织安排，这次也只能去了。焦裕禄逝世后这一年，焦裕禄在兰考的成绩，已在报纸多次表扬；我如果去干好了，也是属于焦裕禄的成绩，干不好，问题可是我的呀！想到这儿自己批判了自己：这不是个人主义想法吗？为了党的事业，我不能不去，去了，就学焦裕禄努力以赴吧。

5月26日，周化民和张维新带上随身的行李乘火车去了兰考。县里去两同志到火车站接他们，这两人一个是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卓兴隆，一个是县组织部副部长张先志，他们被安排在县委大院临时招待室，并未见主持工作的张钦礼露面。

他们刚坐下，省委书记处一位书记由专员陪同从杞县来到兰考视察小麦生长情况。

书记说：“老周，你来给我汇报一下你县的小麦情况吧。”

周化民说：“我刚来，比你们早到还没一小时哩，我汇报不了。”

这位书记说：“那我们一起去看看麦子吧！”

周化民说：“好，下午跟你一路去。”

下午稍休息一会儿，周化民、张维新由办公室同志陪同和省委书记处书记一同踏上兰考的土地。办公室这位同志是张钦礼安排的，让他到堌阳公社南边的李场、杨场、马场等“一溜场”村庄，公社书记、大队干部也都来了，省领导同志看着麦子说：“兰考麦收形势很好哇！”——实际上这一带是兰考的产麦区，是全县麦子最好的地区，办公室特领省里地区领导看这片好麦，那大片地区很差的麦不带去看，隐瞒起来。这是周化民后来才知道的。

在省委表扬时，张钦礼出场了，他跑到省委领导跟前汇报了全县小麦情况，周化民、张维新就在后边跟着，也没听到他汇报些什么。

第二天，省领导、地专员走了，县里组织到各公社查麦子情况进行一次“大检查”。周化民想：只有全面检查，才能心里有数，张钦礼便通知全县公社书记、县直各局、委负责人到各公社去。

一行几十人，到各公社去，公社领导见张钦礼，忙上来和他握手，有叫张县长的，有叫张书记的；而新到任的书记、县长却晾在一边，别人都不认识，张钦礼也不向人介绍。

人们把张钦礼请到屋子里去洗脸、喝茶、吸烟，笑语声声传到院里。

院里，周化民、张维新站着，望蓝天流动的白云……

就这样，他们走遍了十二个公社。

张钦礼一直没有介绍他们。有同行的见了两陌生人，曾问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他们回答：从地区来的，刚到兰考。有的还误以为是外人哩。

晚上，回到县委，张维新来到周化民的办公室。

张维新问：“老周，每到一个公社去检查，你对他们接待有什么看法没有？”

老周明白张维新问话的意思，这是明显的让他们俩坐冷板凳，是不欢迎他俩去兰考，这是两人共同感到的。但作为新来的县委书记却故意不把这话点破，只说：“去的人很多，乱哄哄的，可能是忘了我们是新来的……”

张维新说：“这分明是让我们坐冷板凳！谁也不认识我们，张钦礼也不给我们介绍？” 周化民说：“太忙，可能是忘了，早晚不都认识咱们了！”

周化民这时想起他来头一天晚上，张申同志对他的叮嘱，“你要注意团结好张钦礼一道工作。这个同志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兰考县，未出过兰考一天，他对兰考很熟，对农村工作也较熟悉。他有些骄傲。如果能团结好他，对团结兰考干部、群众，对改变兰考灾区面貌是有好处的。”

周化民想到这些，便尽量消除可能产生矛盾的裂痕。便只能说他未做介绍，可能是忘记了。

张维新明白老周的心思，也便不往下说。

但不久，在麦季征收会上，矛盾暴露了。

这是1965年6月上旬，地委通知召开各县县委书记、县长会议，研究麦季征收。按通知应该是县委书记周化民、县长张维新参加。周化民考虑：我们新来乍到，不大了解情况，还是去一个了解情况的同志为好，他便和张维新商量：我们俩去一个让钦礼同志参加。张维新说：你和钦礼去吧，我就不参加了。

周化民和张钦礼同去开会。

报到第二天正式开会，省委第二书记文敏生、省财委副主任张云生也来参加，坐在主席台上，地委书记张申主持会议，讲了会议的要求和任务。文敏生在台上看各县的小麦产量报表，看到他紧皱着眉头，显然很不高兴，全场情绪凝重了。

张申同志要求大家发言，报一下小麦产量。

文敏生插话说：“今年的麦子不错嘛！杨蔚屏也在你们地区转了一圈了嘛。”

让重新报产量，没有一人发言的，大家都不愿抡这个风头，一时会场鸦雀无声，一个人咳嗽全都听得见。

就在此刻，张钦礼未和周化民打声招呼便举手站起来了。

他是大会第一个抢先发言的，引起了文敏生的注视。

张钦礼说：“兰考今年小麦生产形势很好，特点是：短杆、大穗、粒饱，全县平均产量100斤！”

数字一出让周化民一惊。他和张钦礼坐在一条凳上，他马上作了更正：“不是前天晚上常委会研究全县平均产量是75斤吗？你怎么报成100斤了呢？”

张钦礼扫看一眼周化民：“常委会估产估低了。不止75斤。”

文敏生的眼睛盯着周化民，表示对他的更正不满。他说：“兰考县今年小麦长得不错嘛！前两天省委领导也到兰考去看过，已经给省委汇报了。兰考县是开封地区最差的县，小麦单产量100斤，其他县怎么样啊？”

会场上的各县领导都看一眼张钦礼，没有吭声发言的。

文敏生又问：“你们兰考县还有多少外流人口呢？”

张钦礼回答：“可能还有千把人吧！”

周化民立即插话：“县委常委会研究估算还有几万人。”

张钦礼反驳：“没有那么多！那是粮食部门想多要救济粮，民政部门想多要救济款才报多的；实际数字没那么多，我知情。”

文敏生表扬道：“千把人外流的数字不算多嘛！你们县对解决外流人口的工作搞得不错嘛！今年的小麦生产也搞得不错……”

张钦礼洋洋得意地坐下了，表扬兰考，就是表扬张钦礼，因为这一年来兰考的工作是他主持的。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

可是在主席台上的地委书记张申却坐不住了。

张申让别的县发言，也不敢讲了，因为兰考报的100斤，立了一个标尺，别的县都应该超过，可在报表上还没有一个去报100斤的。

沉默。不少县的领导心里在骂张钦礼，他想出风头，却把别人坑了把老百姓坑了。

会议长时间的冷场。

地委常务副书记延新文开始点名让兰考邻县尉氏县发言。

尉氏县委书记夏风鸣站起来说：“我们县的单产平均达不到100斤，顶多说90斤吧！全县的土地面积减少了，总产也减少了……

文敏生很不满夏风鸣的发言，问他：“你们是建大工厂了？”

夏风鸣答：“没有。”

文敏生又问：“你们县修铁路了？”

夏风鸣答：“也没有。”

“修飞机场了吗？”

“也没有。”

文敏生沉着脸严肃地说：“你一没有盖工厂，二没建铁路，三没有修飞机场，难道说你七品县官把土地贪污了？不然为什么土地面积减少了呢？你守土有责啊！”

面对省委第二书记站在高高台上的盛气凌人的批评，一个小小七品芝麻官没有辩护的可能，他只能低头领受。别人也都觉得是在说自己，也都低下头听。没有地位的平等，也就不可能有敞开思想的实事求是。

紧张，会议室的空气都紧张的凝固，让人吸不进气儿来，人们紧张的窒息。

突然，解救大家的铃声从四楼会议室上面传下来了，告诉大家：吃午饭的时候到了。大家才长长吐出一口气来。

张申宣布休会，下午继续开会。

散会。一出会议室大门，从楼梯上往下走时，杞县县委书记杨振良就对周化民骂开了：“小周，你刚到兰考几天，产量就搞到100斤啦，你真能啊！请你到我们杞县去，我情愿当你的助手。” 有人骂道：“这么大成绩，得高升一步啦！”

周化民只有一笑了之，不便说什么。

第七章 周化民：焦裕禄的继任者（2）

回到地委招待所，参加会议的人在一起吃饭。这时开封以东5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们纷纷议论。杞县县长张国梁直接骂张钦礼：你能啊！你就是要报得很高，因为去年这一年是你在兰考主持工作的嘛，好显示你的成绩是大大的……张钦礼红着脸，低头吃饭无言以答。

午饭后回宿舍休息，周化民和张钦礼住一个屋，周化民把意见提出来了：“钦礼同志，你报的数字为什么不是县委常委研究的数字？你改，为什么也不和我商量一下？现在各县对我们都有意见，这样是很不好的……”

张钦礼仍是红着脸，不吭声。

地委会议结束，周化民、张钦礼回县召开会议传达，对会上定下的任务，接受不了，认为数字太大；专署来个副专员坐镇兰考，才勉强把征购分到各公社，规定七天交公粮完成，到第四天时，张钦礼从红庙公社给在县里的周化民打电话，说：“现在已经发现不少群众把口粮、牲口饲料交了！到南彰公社的监委书记潘子春来电话，也说：透底了！

这时周化民和张钦礼、刘呈明、张维新电话联系，商定：立即停止交粮。

1965年麦季收购任务虽未完成，已经征购透底，算完成了。

这就为1966年春天群众发生破产度荒留下隐患。

更为恶劣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张钦礼竟把“高征购，造成群众破产挨饿，妄图砍倒焦裕禄红旗”的罪名加到周化民身上！

就在7年前的1958年，张钦礼反对说谎话报高产量引起的高征购，之后他还不时提起“不要再搞1958年那一套了！”

而今，他自己却照他曾反对过的去做。

不久，一个大好的机会来到：新华社大记者们来到兰考……

福兮福兮祸所伏。

生活正按照不可抗拒的规律前进着。

我在1965年8月下旬从长春赶到兰考时，在县委大院见到了周化民、张钦礼、张维新。 我见他们在大院里一块谈论着什么，很融洽的样儿，我根本不知道周化民来兰考已经发生了上面高征购的故事。

我只知道：兰考县在七月十七至二十一日召开了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会议提出“要领导全县人民继续发扬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为在三、五年内把“沙、碱、涝”的“三害”的兰考建设成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先进县而奋斗”。会上选出十一人组成的县委常委会。周化民为书记，张钦礼、张维新、刘呈明三人为副书记。

张钦礼仍然是县的二把手。

我在电影剧本提纲中，是把张钦礼作为焦裕禄的战友助手安排的，是一个同样光辉的形象。这是根据我采访了解和我的感受创造的。我自认为很得意，哪知那是何等地肤浅的对人物的认识啊！

我当时认为党代会选张钦礼为副书记，就证明了他的威信和群众基础。当时我根本不了解“人事安排”的内在奥妙。

原来这人事排列很费周折。

党代会将结束，周化民亲到地委，找地委书记张申、常务副书记延新文和组织部长王向明商量张钦礼、张维新二人谁排在前谁排在后。原来地委决定将张维新排为第一副书记，因为他兼县长。地委征求周化民的意见，周化民说：“我和张维新同志都是刚到兰考的，如果县委一二把手都是新去的，对工作对各方面可能都不利。从团结张钦礼考虑，从有利于改变兰考灾区面貌考虑，将维新同志安排在张钦礼后面为好。”经过一番议论，地委同意了周化民的意见，叮嘱他回县里做好张维新的思想工作，如有异议，再向地委汇报。

周化民向张维新如实说了地委的安排和他的想法。

张维新立即表示：“我没有意见，兰考的灾情这样严重，我决不计较这个，我是来工作的，不是争名来的。请你相信，我决不会给组织找麻烦，也决不会给你找麻烦。”

周化民深受感动，他们心照不宣的是：我们是受党的重托而来，一切都应该从党的利益考虑，哪还有一点个人得失可言呢？

这时是傍晚，县委领导大概是刚开完会出来到院，我趋上前去，和他们一一握手，刘呈明问：“到开封看妈妈去啦?孟嫂的身体咋样?”我说：“很好了。谢谢。我这回是从长影回来，长影同意我在兰考参加‘四清’啦!我来报到。”

张钦礼笑道：“参加‘四清’，你向周书记报到。他是‘四清’分团团长。你若参加生产，找我。”

周化民再一次和我握手：“我们欢迎啊!你见老秦没有?他是兰考‘四清’分团团长，我是副团长。”周化民似在纠正张钦礼介绍的不准确。

我说：“已见到秦一飞同志，他让我找你。”

“好哇!你说说，你有什么要求。”

我说：“我希望跟县委书记一起，以便了解情况，也为写《焦裕禄》做准备。”

“行啊!那就上我蹲点的城关公社胡集大队。”周化民说：“咱们搭伴吧。不过，你若了解焦裕禄，得找钦礼问。”

张钦礼开玩笑?：“你们俩，是一老一小，老的都没头发啦!”

老周笑笑，用手抚摸一下光头。

谈得很顺当，我已定下跟周化民一起“四清”了。

一会儿办公室的人拿过一身新军装来，让周化民穿上试试。我跟周化民去了他的办公室。就是我第一次到兰考去过的我继父住的那间屋。

原来，县委书记便是当地武装部的当然政委，也要在必要时穿军装的。

新的草绿色的军装，红领章红帽徽。周化民穿上便有军人风度，这是取消军衔后发的第一套服装。

我说：“好精神那，周书记!你就这么穿着，不要再脱了。”

周化民脱着军装说：“又不打仗，穿不着它。”

我也想过过“解放军”瘾，他脱下来，我便穿上了，照照镜子，果然精神，我脱下来，说：我真不想脱下军装来呢!真来劲呀”!

县委分工是除去张钦礼留在面上抓生产，其他常委全部蹲点参加伟大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称为“大‘四清’”。大兵团作战，从各地抽来的上万名干部，齐聚兰考，犹如大军压境，向农村的“资本主义”开始一场全面进攻。

我在9月5号同工作队员一起参加集训练兵。

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队培训，决定9月19日进村。

周化民书记和工作队是一块进村，他的自行车后面绑上了行李卷，从进村他就说：不要叫周书记，就叫老周。

我们进到城关公社胡集村，就是焦裕禄在这儿看桐树，并亲自栽下一棵小泡桐树的村子，进村就听到群众编的民谣：

老周让我记下来，说：民谣很反映问题呀!说明干群矛盾尖锐程度，反映干部不参加生产劳动还多吃多占，老百姓心里有气呀!还有什么，都说给我们听听!

胡支书，李支书／

砍桐树，盖瓦屋／

救济粮，喂肥猪／

自留地，十多亩／

大吃大喝大队部／

不管社员地里哭／

还有哩，你听这个——／

大队干部盖房／

小队干部养羊，／

社员没饭吃／

扒车去逃荒

1965年台田会战后作者（中）与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卓光隆（右一）在开封潘杨湖上

老周到大队部打电话，提出“四清”中注意的问题，然后让老王组长汇报，老王汇报说“好像”“大概”，老周说：“别‘好像’‘大概’，这是不清楚。情况明才能决心大”他摸摸自己的眼睛：“这里有自己的眼珠子呀，要自己去看，去细致了解呀!我得住下来呀，不能老当浮萍草哇!” 老周召集队员集合，给大家念文件，讲到要把查四不清提高到反和平演变的高度来，要查(态度)，算(危害)，比(生活对比，比作风，比剥削)挖(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根)

晚上，老周在老贫农张善义家吃饭，贫农家的饭吃着最香，虽说全是红薯干，红薯叶做的。一盏小油灯，照着周围的老贫农的眼睛，闪出光亮来……

就在老周在胡集村和老贫农们谈话时，远在郑州的新华分社的记者周原，正听新华社负责人穆青的谈话。

穆青说他有搞个豫东老灾区情况报道的想法，听说最严重的灾区兰考县这两年搞得不错，请你打个先站了解一下。我先去西安，回来听你说情况。

周原欣然接受了穆青的提议，他立即赶赴兰考。

周原到兰考找到县委宣传部的报道员(通讯干事)刘俊生。

刘俊生对我讲了周原来兰考的情况：

焦裕禄逝世后，省地都提出了向焦裕禄同志学习。1964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篇短文，《兰考前书记焦裕禄，忠心耿耿为人民——河南省委号召全体干部学习》；见报当天，《河南日报》总编让我去郑州，我又介绍了焦裕禄，《河南日报》发了新华社的通稿，并发了社论《学习焦裕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以后《河南日报》组织了一个专栏，专发学习焦裕禄的文章，这时《河南日报》记者薛庆安来兰考和《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张清洁合写传记《焦裕禄》；1965年1月27日发了我和河南日报记者黎路合写的一篇通讯《焦裕禄啊，我们怀念您》。

1995年10月中，周原来了，我这是第一次见周原。他找到我，说他是来为穆青打前站，想写写灾区面貌改变的通讯，我说：为改变兰考的灾区面貌，把我们书记都累死了!

我就给周原介绍焦裕禄的事迹。

我找到办公室焦裕禄坐过的那把椅子，那上面有焦书记因为顶着剧烈的肝痛，把椅子顶破的大洞……

我领周原去看徐俊雅，让她把老焦穿过的下雨查河、风天看沙丘穿破了的鞋袜拿出来，把顶风冒雨穿破的衬衫拿出来……周原感动的抹着眼泪：太感动人了!穆青回来，我一定详细汇报……

刘俊生送走了周原，便将周原来的情况向主持面上工作的张钦礼做了汇报。

县委其他书记都在“四清”前线，谁也不知道来过一个新华社分社记者周原。

刘俊生和张钦礼都盼着新华社大记者穆青的到来……

穆青在1965年12月17日才到了兰考。

周化民和县委其他领导一点也不知穆青一行来的消息，他们自然想不到一个多月之后，将在兰考上空爆炸一颗震撼全国人心的精神原子弹……

第八章 兰考上空爆炸的精神原子弹（1）

今天的官员恐怕想像不出60年代在中国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当时县的领导们是怎样和群众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的情景。而我在中国最贫困的县份兰考与贫下中农家“三同”，真乃三生有幸，终生难忘。

我们要找最穷的贫农家吃饭，吃的是红薯叶子汤水，加上红薯干面做的馍，很少能吃上有点油星星的菜，能切盘老碱菜疙瘩就不错了。做饭条件更谈不上“卫生”二字，汤饭里会有淹死的苍蝇，馍馍里也有碰牙的沙石；喝的水是浑浊的，人说一年要吃进一两块土坯。我和老周，和县里的干部们都吃得很香。真的很香!一是因为干半天活，肚子饿，二也是因为思想和贫农感情的贴近。我想：兰考百姓成年就这么生活，你为什么就高人一等嫌这嫌那儿?

我和贫农张善义的儿子小伙睡在一个床上，每晚都开会，写材料，或找干部谈话，和贫农交心，或查账让四不清干部交代问题……睡得很晚，还要起得很早，叫起熟睡的小伙，早起下地干活。我在的第四小队问题严重，工作组夺了权，所有干部都撂挑子了，我们就挑起管生产派活计的担子，我本不懂，便在头一天请教老贫农，明天该干什么活儿，哪块地派多少工，不要窝工。第二天敲铁轨当钟集合呼喊，把人派好，我要去跟那最脏最累的一拨去劳动。

我渐渐消瘦下去，可心里却很踏实。心想：有了在兰考“四清”的磨炼，还会有什么苦吃不了呢？

我的工作受到工作队的表扬，十一月份我被分团表扬时，我向工作队支部又一次递上入党的申请书。工作队支部书记李承业给我很大鼓励，他把情况反映给“四清”分团党委，让我填写“入党积极分子”表。

1965年12月中，支部告诉我：因为你不是兰考县管的干部，你的入党问题，需要听取长影党委的意见，希望你向长影汇报，让你所在党支部把意见和你的档案寄来，我们才好讨论。

这是我十年的梦想。从1955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交上的第一份入党申请，到今天整整十年了!我不能再失去这个机会，我当天即给总编室支部书记叶华、副书记田野写信。

我焦急地等待回信。

我把情况汇报给老周。老周说：你自己抓紧一点，你可以请假回一下长影，亲自汇报一下，让长影党组织也了解你在兰考的工作情况。

老周说得很对，我立即找工作组组长李承业请假，他说：“你快去快回吧。”

1966年1月16日，我离开兰考，经郑州回北京奔长春。

我到长影立即向总编室支部汇报我在兰考的工作。我讲了焦裕禄，也讲了现在的副书记张钦礼的事迹，叶华老太太感动得直抹眼睛，她说：“太好了!这样吧，咱们总编室开全体会，你在会上给大家讲讲吧!这对大家的思想革命化会有好处。”

1966年1月19日，我向总编室全体20多人讲了焦裕禄的动人事迹，同时，也讲了作为焦裕禄的战友、接班人的张钦礼，讲了他在焦裕禄去世后继承遗志大力除“三害”的故事。

我讲得很激动，同志们听了很感动，编辑陈明华竟动情地哭出声来。

我介绍了一个半小时，说完，大家感动地喊起来：赶快把剧本写出来吧!我说：前一段搞剧本提纲，也碰上一些困难。主人公和对立面怎么设置就是问题……

编辑们搞过多年剧本，不免就出起主意来。

李威仑是广东人，他1956年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成名之作《爱情》，他用浓重的广东话，说：“我看，不一定非要找对立面，让戏剧格式去套生活!就照实写，就很感人哪!不一定写焦裕禄一个主人公，还可以有第二主人公，把张钦礼事迹写出来，写一个焦裕禄死后，有踏着他的脚印走的人，革命自有后来人嘛!”

有人建议：为了塑造典型，不要局限在真人真事上，张钦礼和焦裕禄可以合成一个人物，比方叫焦钦禄……

我不会想到：就在我向总编室汇报焦裕禄事迹时，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署名的大通讯稿已经写好，上面已把张钦礼作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写进了大通讯里。

而这时刻，不仅我不知道，连主持县委工作的书记周化民也不知道穆青一行的到来和采访活动；远在仪封搞“四清”蹲点的刘呈明副书记自然更一无所知，他说：“他们搞的怪神秘哩。”

据后来刘俊生介绍：

1965年12月7号，当时我正在乡下，大队通知我：张县长来电话找我。我接了电话，说新华社来人了，要我马上赶回县里。我赶到县委，在办公室里正听张钦礼向记者们介绍哩，好像已谈了不少。谈的是兰考“除三害”情况。

我到了，张钦礼把我介绍给记者们，周原我早认识了，在这儿认识了穆青。

我先从焦书记在下雪天起草“六条”工作谈起，说起他怎样领着治沙、治水、治碱，讲起他访贫问苦，下雨天冒雨查水路，讲起他死前还要求把自己埋到沙丘上，要看着兰考面貌的改变。这时，我已难受得流下泪来。我含着泪讲，兰考贫下中农自动跑到郑州焦裕禄墓前哭坟……贫下中农们呼唤：焦裕禄你出来吧让俺们看看吧……

穆青听了，再也坐不住，他站起身来，在地上来回迈步，不时用手绢擦着自己的眼泪。

其他几位记者也感动的流下热泪。

张钦礼这时控制不住感情，便趴在桌子上哭起来。

这时，工作人员来到会议室叫去吃饭。

穆青说：“不吃了，吃不下去了!我参加革命28年了，没流过眼泪，焦裕禄精神太感动人了!这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如果不把它报道出去，就是我们的失职!”

穆青对张钦礼说：晚间咱们继续说吧，再多找几个同志。

几次都是由张钦礼安排的。

晚上，张钦礼，我，张思义，卓兴隆、李中修，曹庆瑞来一起座谈。

张钦礼晚上动了感情，他一边说一边哭，拿出了一张小照片说：这就是焦裕禄在医院送给我的，我永远揣在怀里，记住焦裕禄的遗志。

以哭引哭，讲说的人都哭了。人人都感动，人人都挥泪。记者们感动得记不下去。

第二天，又在县直机关组织了座谈

第三天，张钦礼带着我和曹庆瑞一起同记者们去了老韩陵，找到焦裕禄最先访问的饲养员肖位芬，老饲养员流了泪讲起焦裕禄，又把穆青感动得哭了。

我们从老韩陵去了秦寨。最后又去张钦礼的点张庄，看那封闭好的沙丘，已种上了泡桐……

第四天，记者们离开兰考去开封了。

〖HT]

1966年1月21日，春节。

这天，总编室主任、支部书记叶华领我到厂党委书记岳林家去。岳林原是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调到长影，家还在市委宿舍，这是一个平房小院。我们去了，汇报了我在兰考的生活。叶华说：县委书记焦裕禄这个题材非常动人。岳书记因没有听我细讲，他没有感受亦没感动。他说：“你搞完‘四清’立即回厂吧，厂里工作很多。”他对叶华说：“彦芳同志的入党问题，你们支部先讨论一下，拿出个意见，再报厂党委。”

我心里踏实了，走出来，才觉出小院虽然还存积雪，已照满了春光。

我向叶华说：我马上回兰考，“四清”工作队还要集训哩。

1966年2月1日我回到兰考工作队报到。

一踏上兰考的土地，我就感觉一种浓郁的政治气息：是焦裕禄早早引来浓浓的春光，人们都在谈焦书记。

我这才知道，新华社大记者来过了，中央已经批准，要在全国宣传焦裕禄的英雄事迹。 我立即给长影写信报告这新情况，我预测，如果这消息在《人民日报》发出，肯定会掀起高潮，新华社认为我们厂这个题材抓得很好，我们下一步怎么办?请速指示。

我发出信，便去“四清”工作队参加整训：县里召开四级干部会。

四级干部会的会场就在县大礼堂，是焦裕禄多次讲话的地方。

一副长对联挂在会场主席台两侧。

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道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县人民

学习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面貌。

2月6日上午，我在县委见到新华社记者周原。他早听说长影有人在这里搞“焦裕禄”电影，见了我大为称赞一番：“你们长影这个题材抓得好哇!说明你们政治上的敏感，这是当前中国最需要的……”

他的赞扬，使我宛如喝蜜。

他拿给我一张《人民日报》准备刊发的大通讯清样。

我匆匆地以先睹为快的心情，看了一遍，我当时感觉：新华社记者的思想水平高，提炼了素材，用精炼的诗一般语言写出了焦裕禄的高大形象。

这是一篇很好的文学作品，我更感到思想统帅素材!一个作家思想水平的是关键。

可当我看第二遍时，恍惚感到，这篇用文学笔法写的大通讯，在实事上有些似乎与我原来知道的不同……

我见到从下面回来的县委副书记刘呈明，我说：“刘书记，我跟你说个事儿。”

“来吧，到我屋里说。”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我说：“周原同志写的焦裕禄大通讯清样你看过吗?”

刘呈明说：“大年三十那天，周原来征求县委意见，周书记说明儿大年初一，常委人不全，是否晚两天，周原说不中，《人民日报》等着发稿哩。就那天晚上我听了一遍。你看有啥问题呀?”

我问：“你们当时提意见了吗?感到有和事实不合的地方吗?”

刘呈明叹口气说：“咳，现在这事很难说哟。当时是开头张钦礼念，念一段听大家有啥说的，没有说的就过去了，后来张钦礼不念了，周原自己念。这周原盛气凌人，你说一点不同意见，他都给反驳回去，我看这也不让人说话呀!我听着不少地方是大瞎话，可那个气氛……我也没说。”

我对县委副书记刘呈明这个态度很不理解。我天真地想，在党的会议上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哪能这样不负责任马马虎虎过去呢?不过我没说出对刘呈明的意见。

刘呈明问我：“你看出那儿不合实际啦?”

我说：“根据我原先了解的材料和大通讯写的有十多处不合，到底哪个真哪个假，这需要再了解一下才好说。”

刘呈明似有难言之隐，直说：“看目前这形势，又到不许说真话的时候了，算了吧，不好较真啦。”

我离开刘呈明的办公室，心里对他颇不以为然。

我那时遇事非常认真，尤其在兰考“四清”中的锻炼，更增强我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我已把自己和党的一切融为一体，血肉相连，我对一切有损党的声誉，党的事业的事，都像对自己生命一样，有切肤刻骨之痛。

我去找老朋友卓兴隆，我想得到对正义的支持。

老卓却给我泼一盆凉水，让我清醒：

“彦芳，你真是书生气十足!约我(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不看这是通过焦裕禄宣传毛泽东思想？你这时候挑毛病，人家会说你是吹毛求疵，反对学习焦裕禄，抓你这阶级斗争问题，这是闹玩的吗?”

这真是出自肺腑的劝说，我沉默了。

第八章 兰考上空爆炸的精神原子弹（2）

1966年2月8日上午八点。

一颗精神原子弹：《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在兰考上空爆炸，震撼了全中国。

“四清”分团全体在小学校，在礼堂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广播员雄浑深沉的声音饱含激情，让听者跟着落泪，以至到最后竟哭出声来。

我还是第一次感受到，一篇文章有如此强的感染力、震撼力！

《人民日报》发出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

焦裕禄复活了!他重新回到他为之拼命奋斗的兰考。走在大街小巷，走向田间地头，走到千家万户，走进每个人的心里。

我心中的焦裕禄来到我的身边。

中央人民电台的一遍又一遍的广播，如团团烈火点燃得人们热血沸腾了!

我沸腾的热血，化成热泪，流入我的笔端；我从2月8日到2月11日用三天三夜，流泻出了三千多行的长诗《焦裕禄之歌》第一部：改天换地录，第二部：韩村前进曲。

我一年多积累的焦裕禄形象自己走出来，我觉得对于他还有更多生动的故事还没有写出来。三个整夜，我没合眼，在含泪写，写，如黄河水浪激汹涌，一泻千里，不可阻挡，这是我一生中写作的第一个高峰。这是我生命的奇迹，我自己都奇怪，这长诗是我写出来的吗?

我只用因激动而颤抖的手改了错字，县委办公室便抢去打印了。我只交给了《改天换地录——焦裕禄之歌之一》。

这两三天全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各省、地、市都发出了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

广播、报纸——那时还没有最强大的媒体电视……天天呼唤着焦裕禄的名字……

全国各地来参观学习人纷纷来到兰考。

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文艺团体、作家、艺术家……都云聚到兰考来，光文艺界来的名人就可以召开全国的文代会了!

兰考在沸腾，兰考人感到骄傲与光荣。

我从兰考县委接到了《人民文学》、《收获》、《文汇报》、《光明日报》、《奔流》等十多家报刊的来电。都是一个内容：通知我要全文发表我的长诗《焦裕禄之歌》，电文一个比一个恳切。

这是咋回事?我问了办公室同志，回答是：凡报刊来向咱们约稿的，我们便把你的诗寄去了。反正是宣传焦裕禄，发表的地方越多越好呀!

我说：不能一稿两投，这是规定，赶快回电吧，我想只答应《人民文学》一家。

我只得给除《人民文学》之外的报刊发了电报表示歉意。

我给《人民文学》回了信，同意他们发表。

我没想到：我给人民文学去信刚发出一天，《文汇报》没有理我的回绝电报，竟在1966年2月20日，以两版篇幅发表出来。

一切已无可挽回。

这使我的老师、《人民文学》主编李季同志很为恼火，说把他们刊物搞得很被动，因为作为头条稿，已经三校，马上就要印了，又只得抽下来，再换稿子，李季同志给河南省文联主席于黑丁打电话，要他急速给组织一组诗稿。

人民日报发表出大通讯的第三天，我接到长影厂党委的电报：立即组织创作《焦裕禄》，摄制组即赴兰考。

看出来厂里的急切。

我拿电报找到秦一飞部长，经他同意，我和在别的点搞“四清”的原创作组人员回县城集合了。但由于兰考来人太多，采访已不像原先那么容易。县委专门成立了“学习焦裕禄委员会”，张钦礼负责，委员会的办公室就是县委办公室，全力搞接待参观的人们。

我自然成了接待同行的接待员，向全国各地来采访写剧本的朋友，介绍我心中的焦裕禄形象。他们在深入采访时也发现有与新华社报道不相合之处，向我问是怎么回事?我不好回答。我也并不向外人提及我知道的那些不合实际的地方，而是把这些问题写长信向长影总编室支部书记叶华作了汇报。此时，我不能犯自由主义随意向外人去说，以免给党报造成不好影响。

一天，我在县委办公室见到张钦礼，他穿一身灰色棉制服，穿装十分整洁，他似乎更注意自己的装束，也许是因为他总要接待来宾，而人人又知道他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的关系吧。他行色匆匆，好像又去开什么会。

我叫住他：“钦礼同志，我有些情况想和你谈谈。”

张钦礼仍是笑脸对我：“有什么情况呀?”

我说：“来采访、参观的人有反映，关于宣传焦裕禄报道中的失真问题。”

“有什么失真呀?”他的脸沉下来，显然不愿意听这话。

我这人有个毛病难改，就是不会看人脸色，不管不顾，我要把自己想说的话说了，爱听不爱听也就不理会了，我常因此伤人、得罪人而不知晓。此时年轻气盛，更无所顾忌：“失真地方不少。比方最近新华社发的文章照片，说焦裕禄同志到兰考后第二天就到老韩陵访问了老贫农饲养员肖位芬……这就有两处不真实。一是大通讯写的，“第?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了”，据我根据县委日志查，焦裕禄到县委就参加县三级干部会，他12月5日到兰考，12月7日，三级干部会结束；焦裕禄在结束会三天后即12月11日到17日到老韩陵访问调查；他找到的饲养员肖位芬并不是贫农，而是上中农。这是刚刚在“四清”中张榜公布的，怎么能这么写呢?……”

我还要说其他问题，但他打断了我的话。

张钦礼拍着我的肩膀，严肃地警告说：“彦芳，可不能这样瞎说!我们不能和党报对立，一切要依新华社发表的为准。不然，你这样说可很危险哪!你毕竟年轻，没经历过什么事呀!你可要记住，对任何人都不要这么说了。弄不好，会当做阶级斗争抓你，现在是有阶级敌人反对、破坏学焦裕禄的。”

我不再说话。

他警告我之后，便匆匆而去。

我望着张钦礼的背影，突然感觉有了变化，他不再是我心目中令人钦佩的高大的形象……

如果他不离我而去，我就想问问他：《人民日报》、新华社的通讯稿是不是要以事实为根据?怎么能让“事实”去反过来服从那不合实际的报道?谁先谁后?实事求是反而成了反对学焦裕禄的“阶级斗争”，那说话不合事实反而成了学焦裕禄了?老焦地下有灵，会同意这样做吗?

从此次分手，我便不想再找张钦礼谈话了。

过了几天，我等来了叶华的来信，她信上说：“你反映的关于报道失真问题，厂里也向文化部反映了，说此事已告知河南省委，你可以和河南省委去的人谈你的意见。”

我当时是多么真诚!我天真得真像孩子。

我便准备做一些核实，把情况如实反映上去。

《河南日报》开封记者站站长，写《焦裕禄》传记的薛庆安和我的谈话，使我更坚定要反映真情的决心。

薛庆安说：“大通讯署了三个人的名字，实际是周原写的初稿，这个周原，傲气得很。党中央对报导的真实问题三令五申，可这个人却不严肃对待，他只听信张钦礼一人的介绍，有许多情况是与实际不相符合。你仔细看看这篇大通讯，和我们原先掌握的真实材料对照一下……就连焦裕禄本人的出身，大通讯都给改了。人家焦裕禄自己填表都写‘中农’，给人改成了‘贫农出身’。好像焦裕禄如果出身中农就不光辉高大似的……”

我认为薛庆安说得有道理。

大通讯里有不少处与实事不合，我认为是作者以“文学的创造想像”代替了客观地实事求是的记录。这便使认为通讯报道应与事实完全相符合的人们不接受那充满感情想像的描绘，认为是“客里空”了。

我当时就属于这一类人。

今天我和朋友谈此事，也还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这篇通讯可以视为“报告文学”，因为在“报告文学选”内已选上此篇。既然有“文学”二字，就允许人家有想象，不必完全拘泥于真人真事。

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下边这些不实之处，还算不算问题，是不是大通讯的“失误”呢?

我在当时记下的有这些不实之处：

1第一节写焦裕禄半夜敲张钦礼的门找他谈心，共同认为：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焦裕禄说应该在思想面前加上“领导”二字。两人谈得很久。

当时了解的县委常委，都怀疑是张钦礼编造的。大家说：焦裕禄调来，张钦礼和焦的思想不一致，根本不可能有此情景，焦裕禄的这些话是在常委会上谈的，也不是因和张钦礼交谈受到的启发。

2严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县委委员开会，没宣布议事日程，只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领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这段风雪夜看灾民的情节根本不存在，或是出乎张钦礼的编造，或是出于作者为了感动人的艺术想像。我了解了在家的常委刘呈明、李林鹤、赵玉岭……，均说从没有开过这样莫名其妙的县委会。焦裕禄开会是按着党委会工作方法，每次开会前都安民告示，告诉准备研究的问题，先让大家有所考虑，他从不会把大家召集起来，就让大家盲目地“跟我走”!

焦裕禄确实领大家去看过灾民，那是上午十一点，是提前告诉大家去的目的。(这情景已在前面写过，不重复)

我进一步问：晚上焦裕禄去过车站吗?

事实是：半夜去过，是和张保田去车站检查安全工作，了解社会治安问题，他们带着枪夜半去的。

大通讯里把这段描写很具体，对于其中细节，在此稿征求意见的会上，有人提出“挂着尺把长的水柱……”不合兰考地区的气候，当时周原听了也不修改，看来这是得意之笔，但焦裕禄来到车站，并无做任何工作，只是对委员们教育了一段话而已。

这种想像出来的情节经不起推敲，也便损害了焦书记的形象，把焦写成独断专行的教育者了

3看过灾民之后，写焦裕禄带领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事实是：焦裕禄在开会时讲毛泽东思想方法，也学习过这些文章，却从未这样集中地学习今天称为“老三篇”的文章，这是作者按照1966年的要求硬填上的。没有一个常委证明：在一次开会时焦裕禄领学《老三篇》。

4一次专门开常委会回忆革命史的情节也不存在。从未专门开回忆革命史的常委会，这是作者根据当时形势要求加上去的。

5“有一个区，曾经在一个月内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查兰考历史无有一个月九个区长牺牲的记载。

6“烈士马福重被敌人破腹后，肠子被拉出来挂在树上……”

对此段，反映强烈。了解兰考历史的老同志都知道，马福重不是烈士。他是先把枪交出来的后被敌人抓住处死的。人们说：焦裕禄不可能提马福重，他也不知马的事儿。

这一段肯定是张钦礼介绍的谎话。因为马福重和张钦礼沾亲带故，借记者之笔为马福重竖碑。

7在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一节里，写了焦裕禄批评从“丰收区来的”那个领导干部的事儿。“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而在一篇长篇通讯里不树个矛盾冲突面，也没看头。而在这里写的这事和事实相反。

张钦礼当初曾向上级告状，反映县长程世平和焦裕禄的“装潢县委办公室”，最后经省地检查组检查没有问题，此事前面写过，不必重复。

我从了解到这件事情的原委后，对张钦礼的印象变了，你怎么能借记者的笔，尤其是这样有权威性的大笔去发泄你个人胸中的不满?这品德实不叫人佩服!

8“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焦裕禄确实说过这话，但不是针对“程世平的装潢做家具”，而是对“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卓兴隆讲的，当时“除三害”办公室缺椅子，卓兴隆向焦书记诉苦，焦书记说了这句话。

9本篇最动人的情节：写焦裕禄逝世前和张钦礼的谈话，以及最后的嘱托，与事实不符。张钦礼去看焦裕禄，焦的妻子徐俊雅就在身边，他们只说了几句话，张钦礼便走了。焦裕禄的这段话是对地委领导讲的。大通讯却安在张钦礼头上，制造成了“最亲密的阶级战友”的印象。这一段当事人反映最为强烈。

10焦裕禄送给张钦礼照片的情节属于子虚乌有。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说：老焦去住院，身上根本没有带着照片，他从哪儿拿照片送给张钦礼呢。

据当事人谈，焦逝世后，需要焦的照片，平时，焦裕禄不爱照相，家里没有存着照片，急的没法儿，便去省委组织部，从焦裕禄的档案里找出他填表时贴的照片，取下来了。

我们从《人民日报》上见到的焦裕禄多么年轻呵!因为那是他20多岁时的照片，不是他在兰考当书记时的近照。

张钦礼如何有这照片，并拿出来让记者们看了。这在当时是个谜。

11大通讯写道：“他死后，人们在他病榻的枕下，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为此情节，我找到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守凤说：“我爸爸去医院什么书也没有带。他临终对我说：‘……你已经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算送给你的礼物吧。’爸爸死后，是我和妈妈收拾爸爸遗物，他的枕头下哪有《毛泽东选集》和《共产党员的修养》啊?大通讯上写的不对。”

焦守凤说得十分干脆、肯定。

亲人都没有发现，这“人们”又是谁?

这是执笔者的头脑中的想像，想以此证明焦裕禄确实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好学生。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凭空加的一笔，为记者自己造成了难以说清的灾难。

12大通讯的最后一节，是为了写出“精神变物质”，勾画出了兰考的现实图景。只要是到过兰考参观的人们都能感到当年兰考的现实。很显然，记者以激情之笔写下的是他们的幻觉：“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定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已经变成了现实。”如果把“已经”换成“正在”，则实事求是。

后面的数字也表现出张钦礼介绍的浮夸，这和他在1965年6月在地区征购会上虚报数字以求上级表扬是一条路。他不会想到：经记者一写，便在全国造成影响；而亲来兰考参观的人们心里在说：“这篇大通讯有点夸张了!”

13大通讯作者在下一段的抒情中，显然用了夸张的描绘：“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由三十六万兰考人民(按：根据1965年7月兰考县委办公室印制的“兰考县基本情况统计表，全县人口已升到369236人，近37万人。”)在兰考大地上集体完成了”。

这里应该把完成时改为正在进行时，方为实事求是。

应该说，焦裕禄生前没写完的那篇文章，闪耀着他气壮山河的革命理想，他十分清楚地写的第一个小标题便是“设想不是现实”。我们又怎能把理想当成“现实”去描绘?

一个对兰考人民负责任的县委书记，在大年三十晚第一次听到这种描绘兰考现实时，只谨慎地提了意见：最后，是不是留有余地，不要把兰考现实写得这样好，因为“除三害”的任务还很重；焦裕禄同志生前设计的蓝图，还需要我们做很大的努力呀!

记者周原听了非常不满，反驳道：“还要留什么余地?现实就是这个样子，焦裕禄的精神变成了物质，兰考面貌改变的就是不错嘛!”

盛气凌人，老周也不再吭声，别人还能说什么呢?

应该更真实地说：焦裕禄心中的蓝图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兰考人民实行了“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才真正扔掉了要饭棍啊!

我准备好十多条意见，等待河南省委来人找我，我便如实向组织报告我知道的真情。

然而，并没有见河南省委来人找我。

我于是想把这些反映写个材料上报党中央宣传部。我想作为一个将成为共产党员的我，见到有损害党的声誉的现象不向党报告，不是犯了“自由主义”吗?

我提笔要给中宣部写信，写了个题目：“有关《焦裕禄》宣传报告失真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

我的笔却停了下来，是我突然想到1959年8月我给毛主席写的那封信!多么危险的一封信，那正赶上在庐山开会批彭德怀……我因此受到北大同学的批判。

我这封信会有什么结果?会不会和我的愿望相反，真的如张钦礼所告诫我的那样，成为“阶级斗争”，说我代表了“反对学焦裕禄”的反动势力?就像1959年写信成了代表农民自发资本主义势力?

让历史去说话、去纠正吧!

我决定不惹是生非，不再写信。虽然，另一种声音对我说：“你这种患得患失，不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吗?你应该为党的事业无所畏惧，赴汤蹈火……你还不够党员资格!”

可又想：这么多人都看到了，为什么都不说?我向周化民书记、刘呈明副书记、李林鹤部长都说过此情况，为什么他们也没有向党反映?

我于是又原谅了自己。

就是我向中宣部反映了情况又会如何?这只有今天读者去猜测、判断、估计了。

就因为这些失真要留做历史去纠正，就引发出后面兰考的大悲剧来!这莫非也是天意?

啊!兰考上空爆炸的一颗精神原子弹，你有伟大的功绩，也有严重的失误。这失误成了不久爆发的“文革”动乱后兰考造成悲剧的原因!至今仍未消除其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