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内容简介

- 作者简介

- 目录

- 邂逅（1）

- 邂逅（2）

- 邂逅（3）

- 邂逅（4）

- 邂逅（5）

- 邂逅（6）

- 邂逅（7）

- 邂逅（8）

- 邂逅（9）

- 上学去（1）

- 上学去（2）

- 上学去（3）

- 上学去（4）

- 上学去（5）

- 上学去（6）

- 上学去（7）

- 无知岁月（1）

- 无知岁月（2）

- 无知岁月（3）

- 无知岁月（4）

- 航向世界（1）

- 航向世界（2）

- 航向世界（3）

- 航向世界（4）

- 航向世界（5）

- 航向世界（6）

- 航向世界（7）

- 独立自主（1）

- 独立自主（2）

- 独立自主（3）

- 独立自主（4）

- 独立自主（5）

- 独立自主（6）

- 探索光纤（1）

- 探索光纤（2）

- 探索光纤（3）

- 探索光纤（4）

- 探索光纤（5）

- 探索光纤（6）

- 探索光纤（7）

- 探索光纤（8）

- 光明在望（1）

- 光明在望（2）

- 光明在望（3）

- 光明在望（4）

- 光明在望（5）

- 光明在望（6）

- 光明在望（7）

- 光明在望（8）

- 光明在望（9）

- 开拓新领域（1）

- 开拓新领域（2）

- 开拓新领域（3）

- 开拓新领域（4）

- 开拓新领域（5）

- 开拓新领域（6）

- 开拓新领域（7）

- 开拓新领域（8）

- 开拓新领域（9）

- 出掌中大（1）

- 出掌中大（2）

- 出掌中大（3）

- 出掌中大（4）

- 出掌中大（5）

- 出掌中大（6）

- 出掌中大（7）

- 出掌中大（8）

- 出掌中大（9）

- 出掌中大（10）

- 出掌中大（11）

- 我的收获（1）

- 我的收获（2）

- 我的收获（3）

- 我的收获（4）

- 我的收获（5）

- 我的收获（6）

- 我的收获（7）

- 我的收获（8）

- 我的收获（9）

内容简介

本书除了让读者一览高锟先生闯荡世界科技文明、周游列国的广阔人生外，还与读者分享他对人、对世界的开阔视野。“潮平岸阔”既可以用来形容今天的宽频传送，又是作者生命形态的最佳写照。并且，在书中，高锟先生还与读者分享了他对夫人对家庭的深情，海量的私人生活照片都是首度面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高锟先生如何度过童年，如何负笈英国求学，如何遇到与自己举案齐眉，结婚四十年还有说不完的话的亲密爱人，如何一步一步从一名见习工程师成为“光纤之父”，并摘取诺贝尔奖这颗最瑰丽的明珠。让我们走近高锟，了解高锟，学会“高锟式”的最从容务实的成功法则，取得自己人生的成功。

作者简介

光纤之父，原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

目录

1. 邂逅

2. 上学去

3. 无知岁月

4. 航向世界

5. 独立自主

6. 探索光纤

7. 光明在望

8. 开拓新领域

9. 出掌中大

10. 我的收获

邂逅（1）

邂逅

我父亲原籍金山，那是长江口大都会上海附近的一个村镇；我母亲来自另一个村镇宝山，在金山以北二十里左右。经媒人算过生辰八字，认为极相匹配，他们得以按照传统的习俗完婚。

我父亲原籍金山，那是长江口大都会上海附近的一个村镇；我母亲来自另一个村镇宝山，在金山以北二十里左右。经媒人算过生辰八字，认为极相匹配，他们得以按照传统的习俗完婚。两家人门当户对，一时传为佳话。我父亲高君湘，是一位以诗文鸣于时的文人的第三子，我母亲金静芳是家中长女，一对新人二十出头，在当时来说，都受过高深的教育。

我父母虽在成亲那天才初次见面，可自我懂事以来，从未察觉他们之间有任何凿枘。我母亲秀外慧中，而我父亲则虽在国内和美国接受大学教育，却始终恪守中国文化和传统。他们心曲互通，对彼此的角色和责任都默默相契。是以尽管新婚时无异于一对陌生人，这段婚姻再美满不过。难道真的是八字契合令他们赤绳紧系，还是媒人老于世故，早就认定他们珠联璧合？

美芸和我在英国伦敦一个行政区的圣公会教堂举行婚礼，仪式倒也简单，我们按照标准的文词宣读誓言，在标准的婚书上签字。我们的茶会也很简单，但因为我们是主角，每个细节都由我们策划，那情景也着实使人难忘。我们未经媒妁之言，也无算命先生算过八字，婚后四十多年来琴瑟和谐，也许确是爱情的力量战胜一切。电影《八十日环游世界》

(AroundtheWorldin80Days)的主题曲，正道出我们婚姻之路的历程，它开头几句说：

踏遍天涯觅知音，

杳然我独踽踽行，

青春结伴好还乡。

我横越半个地球，由香港奔赴伦敦，找寻我的命运女神。我们的邂逅终以团圆结局，实始于美芸对我的求婚说一句：

“我希望可以在教堂举行婚礼。”

在她说出她的希冀之前，我其实已求过好几次婚。可是，每次都像在播放一张纹路受损的旧式胶唱片，每播到那个地方唱针就给卡住。美芸对我的求婚毫无明确的回应，收听这段录音的人到了这里只能听到我的恳求，却听不到她的回音。幸好到了最后，唱针跳过了坑纹，那句暗示愿与我并肩携手的话，最终传到了我的耳际。

我忙不迭说：“当然，我们都上教堂，虽然我上的是天主教堂，你去的是圣公会礼拜，应该不成问题的。”我跨过了婚姻路上的最后一道障碍。

不过，美芸的面上掠过一丝隐忧，她知道我们面前仍横亘着崎岖的路。

“郊区有两座漂亮的教堂，希望可以找到位好教士为我们主持婚礼就好了。”美芸边想边说。

布力希斯在伦敦东南区，起初是一大片草地及灌木林，因以得名，随聚居的人渐多，发展为一小镇。在两座教堂之外，这区不乏树木，是伦敦郊外自由发展起来的一个住宅区，当时我就住在附近。

教堂规定，新郎或新娘必须是教区的居民，并得参与婚前指导，在婚礼举行前的三个礼拜天，都得宣读婚姻公告。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给美芸在布力希斯教区找一处居所，这倒不难。

邂逅（2）

更困难的，是获得美芸母亲首肯我们的婚事。这个棘手的问题，美芸真不知如何面对。她害怕，她姐姐未来夫婿向准外母提出婚事的时候，她母亲那火暴的反应会再次重演。按照中国的习俗，兄长必须先成家，妹妹才能出嫁。美芸的母亲为此大动肝火，滔滔不绝地数落了她一顿。她的姐姐不理一切嫁出去，但怏怏不乐了好一段日子。当下，同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的未来襟兄仍然独身，他的女友连影儿也不见。美芸立定主意，宁可私奔也不要任人摆布。

跟着的几个星期，美芸偷偷地把她最宝贵的物件逐一带到她的新居所。其中有她在学校历年所得的图书奖。在她决意从此离家的前一天晚上，我尽最后努力，向她母亲提亲。一如所料，她的反应直截了当，不容半点转圜余地，她要我从此不要再找美芸。美芸把门匙抛到她脚边，说从此离家，不再回头。一件大事就此完成。但我心里却隐隐压抑着莫名的愤懑和沮丧，本来应该是兴高采烈的一回事，却落得剑拔弩张，不欢而散。

我们得靠自己筹备婚礼。不消多久，我们便收拾心情，兴冲冲的准备婚礼了。

我们找上门的第一家教堂，在布力希斯的外围，位处一条僻静的小路，地点正合我们心意。可惜美芸的住处与我们看中的这家圣约翰教堂并不在同一个区上，不过那里的牧师也很热情地接待我们，他提议我们找一家属于我们教区的教堂。我们照着办，可是另外那位牧师跟我们的会面却短得一盏茶的工夫也不到。他由上到下打量我们一眼，就冷漠地说：“我们不会替外国人办婚礼。”我们当下气得说不出话来，简直不相信一位牧师可以如此决绝，而且公然暴露种族歧视。他根本不知道美芸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是如假包换的英国公民。我们只好回到圣约翰教堂，再次向那儿的牧师求助。

牧师说：“如果那位牧师不为你们主持婚礼，我乐意效劳。”我们当然也乐意不过。英国这个皇权至上的国家，仍不失其开明的人道。

我有个表妹，是我舅舅金通明两个女儿中较年幼的一位，那时候已从伦敦的埃弗里教育学院肄业。她很为能当上美芸的伴娘而雀跃。我们过从甚密，她给我们的婚礼帮了很大的忙。她提议把美芸的身材尺码寄给香港我的母亲，好给美芸和她各做一套中国式服装。可是母亲和裁缝也许不相信美芸会比香港那些娇滴滴小姐们高大，结果衣服做得太窄了，幸好还能赶得及修改过来。从婚礼上美芸和我表妹拍的照片可以看到，她们穿起中国服装来是多么漂亮。她们都很苗条，但与今日香港患上厌食症似的女士们实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找来一位外表老成持重的旧同学，扮演父亲的角色，好把新娘交托出去。另一位同学的弟弟就当上我的伴郎。

这段日子里，我和美芸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换言之，我们得仔细地安排时间。整个过程有如军事行动，我们订下一个巨细无遗的时间表，详列我们要做的各种事情。我们预订了教堂礼堂用来接待来宾，算清楚怎样准备食物和把各色蛋糕弄好。纸杯、纸碟、胶刀、胶叉和餐巾等，都在必备物品清单中开列得一清二楚。甚至连礼堂的彩带、花朵装饰，以至在我们步向圣坛时给来宾掷向我们的五彩纸屑，也都一一办备。

邂逅（3）

我们也计划好了蜜月行程，准备在婚礼后翌日早上便出门。我们的家在伦敦南区伊咸一家房子的一楼。在婚前三个星期，我先搬进去，婚礼的大部分准备工作，都是在这里进行的，美芸倒要从她的住处每天往往返返。

婚礼当天清晨，我把食物运送到教堂，美芸和我表妹则一早到来换衣服。我们安排了一辆大轿车由家里接载新娘团到教堂去。

那天，我的肾上腺素制造量准是超乎平常。我仍记得，1959年9月19日我黎明即起，精力充沛，迫不及待地就要动身。这天的日程开始依计划进行，而且奇迹似的进行得井井有条。宾客鱼贯而来的时候，我已经在教堂门外迎迓。风琴师奏出我们预定的音乐，我等待着新娘团即将抵达的讯号，心里稳靠得多了。这是个迷人的秋日，云淡风轻，阳光透过树木的枝叶，在草地上洒下金色的斑点。这一切，正静候着明艳的新娘到临，与我携手共赴圣坛。

“钟声已经响过十二点，轿车到底哪里去了？”我对等得焦急万分的伴郎说。虽然只过了几分钟，却已经像天长地久一样，令人差点连指头也要咬破。我心里想：“她不会临阵退缩，让我在圣坛前演独角戏吧？”

那天稍后美芸对我说：“车子迷路，所以迟到了。我还以为你会把婚礼取消呢。”我回敬说：“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决定，我也以为你事到临头才退缩呢。”其实，如果当时流动电话已经普及，我只消拿出电话来拨个号码，那三十分钟的疑虑煎熬和牵肠挂肚，便会瞬间消弭。

轿车快到，伴郎便引领我同到圣坛前。

“你看清楚婚戒带在身上了没有？”我紧张地说。“当然带好了。”说着，伴郎笨手笨脚地摸遍了裤袋，最后才在外套的内袋里找到戒指。

乐曲戛然转了个调子，表示新娘团已经准备就绪。瓦尔弟歌剧《阿伊达》里的结婚进行曲响起，我恨不得回过头去看新娘一眼。可以想像，美芸正接受朋友和贺客艳羡目光的祝福。我心里想，不知道家人缺席可会影响美芸的心情。尽管我们已特地印了红堂堂的请帖发给每一位至亲，她专制的母亲显然禁止所有家族成员参加我们的婚礼。她那抬不起头来的兄长、已婚的姐姐、未嫁的妹妹，相信都一律难越雷池，不敢有违母亲的命令。

美芸终来到我的身畔，面向牧师，明眸高洁，娴雅端庄，向我微微一笑，令人心折。她的白色织花锦缎礼服，出于她自己的设计，实在无懈可击。不但高贵，而且把她苗条的身材衬托得恰到好处。美芸的衣服，许多都出自她一双手。虽然她说总是要边做边改，这次做婚纱不知可有同样情况，即使有，却一点也看不出来。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场合上，这套婚纱绝对大方得体。早前我问她可不可以先给我看看，她说：“要到我们在圣坛前，你才可以看，这是传统，要不然，会带来噩运的。”

我相信，我们有时的确要交流一下思想。

我们交换过誓言，也确信能矢志不渝。平心而论，那时候我们正在热恋中，又可会了解我们的许诺背负重大的责任？我们可了解要怎么做才能信守我们的承诺？只有像我们这样维系长久婚姻生活的人，才可以回过头来指出，成功和快乐的婚姻，需要双方都付出努力。我们必须彼此了解，互相扶持，使大家在智慧和能力上都能与时并进，最重要的还是互相尊重，平等对待。纯粹建基于肉体关系的婚姻，在这日趋复杂的社会里恐怕难以持久。

邂逅（4）

亲吻新娘的时候，我只充满喜悦和满足。两个思想不同的个体融合而为一，面对世界的风风雨雨。现在，我们携手迈出了第一步。当我们转身面向来宾，他们纷纷把我们傻乎乎给他们准备的纸屑和纸条投掷过来，弄得到处都五彩斑斑，我们的衣服、鞋子，甚至头发深处，都藏纳了不少。三天后我们在西班牙，仍在洗头发时发现一些残余分子。

余下的仪式一一顺利进行，拍照、开香槟之后，便是切结婚蛋糕。蛋糕是美芸制作和装饰的。自然还有各色食物，以及各人的演说和欢笑声。

乘车离去时，我们发觉车后拖着许多铁罐串子和一块上面写着“新婚”两个大字的牌子。铁罐的撞击声，盖过了那辆我由原车主买来的1937年阿士甸7型折篷老爷车那咆哮似的引擎声。我们把折篷绞下，好让每一个人都能看见我们向他挥手致谢。阿士甸7型是1930年左右推出的一款流行小型汽车，其方盒子外形设计，简单优雅，加以性能卓越，甫面世便大受欢迎。1937年的这款，是同系列的最后一部，因为空前畅销，使得阿士甸车厂在20世纪60年代再次推出由意大利设计师设计的同名车系，并名为迷你阿士甸7型。它有水平装嵌引擎，车轮极小，为小型车另创新猷。车内可以坐四名大个子成人，但几乎只消用一只手便能揽着它。如果我们好好保养它直到今天，这折篷式的型号肯定可以在老爷车大赛中出尽风头。

那天，我们只可以在脑海中想像，香港那边中式宴会的场面。我父母为他们第一位媳妇和长子的婚事，大宴亲朋，就在我们午宴完结后离去的差不多时间举行。我们每次参加别人的婚礼，就会回想起我们独特的一次，在一切亲力亲为中，我们开创了自己的新天地。

初次与美芸邂逅时，我可是已着意寻找终身伴侣？如果我是个诗人，我准会承认，我既来自地球的另一端，必然是缘分使我们能相遇。一切由我新加入的那家规模不大的工程公司开始。在几乎全是白种人的同事中，我发现了一张东方人脸孔。我心想，“如果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不打个招呼，似乎不大礼貌吧。”可是，“我连周围的同事还没有逐一认识，便走去向公司里唯一的女士献殷勤，会不会给人误会呢？”

几天下来，我一直犹豫不决，不敢妄动。

我加入专做通讯器材的标准电话电报（StandardTelephonesandCables）公司当毕业见习工程师。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个名副其实的新手。但我在无线电通讯系统的建立上仍努力不懈，摸东弄西，也继续我的工程研究实验。投身业界，令我眼界大开。我有自己的座位，上司是高级工程师罗彼德。我上班的第一天，彼德热情地欢迎我，他向我派定心丸，说我一定会喜欢这地方。他兴高采烈地说：“你很快就会和我们混熟，习惯这儿的一切。轻松点，不要紧张。”

在新环境里，我通常都会绷着脸，显得很紧张，彼德一定察觉到了。他说：“这里有事情要你干，好等你不会闲着发慌。去货仓给自己拿些工具，钳子、切割工具、焊铁吧。货仓管理员会给你准备好的。”我也不问一下货仓在哪儿，便一溜烟地跑了出去。往后的事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大概我好歹总会找到那货仓的。

几天后，我鼓足勇气，跑去向美芸自我介绍。

“我是高锟，这里的见习工程师，几天前新来的，你好吗？”

邂逅（5）

当时美芸正在工作台上忙着。

“你好，由香港来的吗？”美芸回答说。

“对，来了也有四年了，刚毕业。你也是工程师吗？”

“是的。我们线圈设计组还有一位女工程师，也许男人总以为女人就只会做些编呀织呀、缠缠绕绕之类的事情。”

美芸笑着说。

冰山破开了。我们相遇了。

上大学的日子里，我一直租住在一间二次大战前的典型乡间大屋里。房东是个寡妇，有一个儿子，把房子分租给四名房客。整间大屋就像个混合公寓，住的都是学生和单身工人，有男的，也有女的。我是最长期的住客，自初来英国，到四年后开始上班，一直住在那里。第二年，原本住一名印度人的较大房间空出，我欢欢喜喜地搬进去。这位印度人道貌岸然，永不会光着头或者不戴着光鲜齐整的头巾出现。他的房间比我原来的大得多，家具也更齐全讲究。我本来住的房间，住进了一位尼日利亚学生。我们学生，有点像个孤儿，房东太太就是我们的代母。尼日利亚学生把我当成他的兄长，总是不住地问我，有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以免被房东太太赶出去。我想，他准是吃过不少种族歧视的苦头。他搬出后，我在香港圣约瑟书院的同学小林成为我的同屋。他是个汽车迷，还是学生的时候便有了一辆汽车。是部老爷Vauxhall，但性能却很好。正是这位车迷同学改变了我的一生，他提议我约美芸去参观一个车展，我和美芸自此便开始熟络起来。

话说有一天，小林来到我的房间对我说：“我有几张奥林比亚汽车展的门券，你也来吗？那些名贵汽车我们买不起，看看也好。这儿有两张票，多找个人来做伴吧。”

我不大清楚为什么他要给我两张票，我可有告诉过他，和我一道工作的还有一位中国籍女工程师叫美芸的？看过车展后，小林才透露，他不知在哪里也碰上过美芸。

第二天我跑去找美芸，没忘记告诉她是小林邀请我们去看车展的。她没有随便找个老掉牙的借口推辞，反而爽快地说：“那挺好玩。”奥林比亚是伦敦的一个主要展览中心，面积很大，坐地下铁路很容易便可到达。我们三人会合后，一路散步，走够了才停下来看车。我们可以坐到车厢内，把弄驾驶盘，幻想自己就是那堂堂车主。我们甚至开过劳斯莱斯和Bentley，至今我仍难忘新汽车里那股皮革的气味。

离场时，美芸独自回家。和她分手后，小林突然转过身来跟我说：“在几次中国同学会的活动里，我都见过美芸，她很受欢迎，如果你想追求她的话，这点你不可不知。”

我咕哝说：“谁说我追求她，她不过是我的同事罢了。”

事情就此告一段落。

参观车展后不久，我搬离了公寓，租上自己的房子。我立定主意，既有自己的工作，也要有自己的房子。至于我和美芸，仍保持着同事的关系。不过，我们常在中国同学会的活动中碰头。美芸对同学会很熟，视之为一个省心的社交场所。她的弟弟和姐姐也常参加那里的活动，美芸通常也一块儿参加。我发觉她的确很受欢迎，但她为人随和，常乐意加入一些委员会，组织各种社交活动。我们有几次详谈的机会，我开始对她有更深入的了解。

邂逅（6）

美芸活泼开朗、兴趣广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渐渐的，我对她家里的底细也略知一二。比如他们怎样熬过战时的生活、她怎样刻苦求学。她还透露，她守寡的母亲是位厨艺高手，在伦敦的学生社群中，以好客著名，来访者必飨以佳肴。其实，她母亲是希望在那些不请自来的男男女女中，为她的独子物色一位年轻姑娘作为对象。我有时候也混在大伙里。渐渐的，她的一颦一笑常在我脑中萦绕。在工厂里，我常跑到她的工作台去跟她聊天。美芸对我的举止愈来愈有戒心，一如她所料，我们的友谊已成为实验室里的话题。

一天，美芸、我和其他朋友坐小林开的车，我不识趣地在车内约美芸去看电影。看她一脸不自在就知道，她对我公开追求她感到尴尬极了。她不断找借口推辞，我仍缠绕不休。最后，她为免尴尬场面没完没了，只好答应我的要求。在几位咧嘴而笑的见证人面前，我们约定了日期。

那是个大风寒冷的晚上，我们看了谢利路易和甸马田的胡闹剧。美芸不爱看，但还是礼貌地把她的不悦收藏起来。后来她才坦白表明，她忍受不了这种无聊幼稚的把戏。那晚上风很冷，我们由戏院步行回美芸的家，她容许我紧握着她的手好保持暖和，两手相牵的刹那，恍惚有一股电流由我们的双手流遍全身。直到现在，四十多年以后，我们仍记得这一晚，回味那一刹那时光。

我相信我应该察觉到，我们的友情很快便进展为爱情。我觉得美芸是我的朋友，因为我们很多方面都合得来，也因为她对我和她自己的问题都勇于面对，并致力解决。她是我的患难之交。当我强烈反对她搭同事的摩托车，我就应该醒觉，我已坠入爱河。

我说：“你没有戴头盔，坐在摩托车后座，太危险了。”我相信我是看不过眼她搂着那小伙子，好像很亲热的样子。

一块儿参加中国同学会在彻斯特办的夏令营，令我们的感情向前迈进一步。开始准备入营的时候，我们只是想到，这是消磨经过一年工作后应得假期的好方法，但我们很快便把这次旅程看成是独处的大好时机，营内的玩意儿和会交上的朋友都不重要了。我们完全沉浸在可以共处一整个星期的兴奋中，以致入营前那星期恐怕已无心工作了。

我借来小林的车子开到营地，为免招人闲话，我们各自入营。但不过一天，大家已把我们认作一对。我们可也不是唯一的一对，营友中，有我日后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同事徐培深和他的未来夫人，以及由始至终任教香港大学的梁维新和他的未来太座。三位女士在一起拍了照。数十年后，相同的三人组合因为都住到同一座城市，又可以一块拍照了。

我们尽情享受清新的空气和年轻人的胡闹玩意，如使人伸不直双腿的苹果馅饼式床，还有游戏和唱歌。我们也兴高采烈地负起煮食的任务，争相弄各种家常的中国菜，即使是由从没有下厨经验的人动手，我们也不介意。我们正式拜会市政厅，并获得市长接待。当然最兴奋的还是和美芸离开大队去过我们的二人世界。我们在下午和煦的阳光中悠闲地小睡了一会儿，冷不防给一位农夫惊破好梦，原来我们无意间把车停在他农场的门口。开小差给我们机会仔细思量应否结婚。在心里，我们已经私订终身，但未来的路仍是崎岖的。那时，美芸只是略略提过她面对的困难，她对我们能否顺利走在一起没有太大的信心。

邂逅（7）

我们去游过巨石阵。当时，这古迹完全开放，没有什么保护措施。我们在巨大的石柱间穿梭，漫不觉美芸心里的隐忧。巨石阵建于史前时期，人类的心灵手巧实在让人惊讶。极目远望，没有半块石头的影子，这些巨大的石块，都是从遥远的地方运到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巨大的石柱环形排列，每两条石柱之上横亘着一块石梁，形成一道大门。即使从现代建筑学的眼光看，也是了不起的工程成就。美芸倚在一条石柱旁让我拍照，把那一刻永远留住。她轻轻一笑，把心内的忧虑紧紧地锁起来。

美芸怕我不理解她母亲那套古老守旧的婚姻观念。从她姐姐的事例看，美芸惟恐她遭受的惩罚会更严厉，尽管我反而认为她姐姐轻而易举地就解决了问题。美芸也担心母亲过于重男轻女。战时家里的女孩看着配给食物中最好的都分给了哥哥，只有干垂涎的分儿。她不知道我会不会相信这种难以理解的事情，害怕我会放弃。那时候，她还没有准备好向她的母亲，或者向我表白一切。

度过了一个充满田园风味的假期，面对我的却是一段难熬的日子。美芸要和我保持距离，甚至表示在六个月内彼此不要见面，我不明其中底蕴，心里焦虑如焚。命运再次站在我这一边。一次公共汽车罢工令伦敦交通为之瘫痪，我一直每天都去探望美芸，公共汽车不开，我怎办？我决定徒步去看她，以显示我的诚意。美芸的母亲也为我的真情感动，她不但热情招待我，还给我借一辆自行车，好让我回程时好过点。我希望我的真诚可以打动美芸，让她能放心告诉我，她忧虑的是什么。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一起解决问题，一个原来真的棘手的问题。

我的行动果然奏效。

美芸终于开口：“如果哥哥的问题没法解决，我就要面对母亲的反对。你会像白马王子那样，救我出险吗？”

我忙不迭地说：“当然，但情况真的如此恶劣吗？你也看到，你母亲她还给我借自行车呢。她应该至少会听我怎么说，我们甚至可以给你哥哥介绍一位女孩，可能会令事情顺利些。”

美芸说：“我也知你会这样想，母亲不是你想像的那么仁慈，她会把我关起来，把你一脚踢出去。”

美芸终于说服我，必须作出最坏的打算。我同意，最后一步就是私奔。我们也计划好，一旦真的要私奔的话，我们也应定期试试探望她母亲，跟她讲和，直至她让步为止。

事情果然一如美芸所料。在那决定我们命运的一晚，我跟美芸母亲提出婚事，我的策略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说：“我来请求您，允许我和美芸结婚。”

她的脸色立即沉下来，没等我说完，她已抢先嘶喊道：“你竟敢抢走我的女儿，立即给我滚，要不然我把你踢出去。不要再来找我的女儿，以后都不要。”

我简直不相信我的耳朵。我还以为她对我有好感，只是略提一下亲事，怎会招来那样粗暴的反应？我没法明白她母亲为什么那么着急、那么担心儿子的名声。她可是只跟随传统？按照家族的规定，长子是继承香火的人，所以地位在众人之上，也就是说，他必须首先结婚，他的妻子也要为他生一个男丁，让家族的姓氏能一代一代传下去。作为一家之主，他也要照顾家里的每一个人，包括他母亲在内。如果她的思想的确如此，也就难怪她那么着急了。

短暂的沉默增加了屋内的紧张气氛，美芸鼓起勇气，平静地对母亲说：“看来你不会同意我和锟的婚事，我要跟他一起走。”

邂逅（8）

“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们两个。”

美芸把钥匙抛到地上，就和我迈出家门。

此后几个月我们再没有见过美芸的母亲，我们每次回家，都没有人应门。我们已被逐出家门了。在失望而回之前，我们都在门前放下一份礼物和一张字条，但一切都在我们意料之内。一天，我们发觉门是虚掩的，我们相信这是一种暗示，于是大着胆子走进屋里，虽然只是得到冷冰冰的接待，但可以感觉到冰已开始融化。把母亲弄得那么不愉快，我们的确有点内疚，因此，乐意找个机会为我们的行为赔罪。下一次过访，我们得悉襟兄已和一位在新加坡认识的女士订婚，准备在婚后返回伦敦。当时自忖，我们实在为他做了件好事，如果不是我们为了自己的婚事把他逼得紧，他至今也许还是名王老五。

我们婚后第二天，便出发到西班牙度蜜月。我们的目的地是TossadeMer，一个位于地中海边的度假胜地，欧洲人享受阳光的旅游重点。我们在旅游方面经验尚浅，我还是头一遭渡海到欧洲大陆。美芸可以讲一点法语，之前也到过法国，理所当然成为我在漫漫旅途上每一步的向导。

我现在仍记得，我们是怎样珍惜旅途上的每一刻。在火车轻缓的晃荡中，我安然躲进睡乡。我们偶尔互相对望，为能两相厮守而感到稳靠，又恍惚如梦。最后，我们抵达目的地，那是一家简朴的私人小旅舍，古色古香而又予人宾至如归的感觉。我们的房间在一楼，由门廊上去要爬两段楼梯。我要美芸先等我一阵子，让我把行李箱拿上去，顺道看一看房子。其实，我是要暗中盘算一下把美芸抱上房间是否可行。英伟的男子汉抱着他美丽的新娘子迈向美满幸福的婚姻，如此浪漫的电影场景一直在我脑中盘旋。我和美芸攀上第一段梯级后，便出其不意一把将她抱起，踉跄地冲进房门，差点没把她弄个人仰马翻。

四十年后，我要挟美芸要她让我把她抱进我们共度结婚纪念的酒店房间，美芸说：“你准会把老骨头也弄断，一把年纪啦，还胡闹！”“你也知道我们中国自古有言‘老而弥坚’的吧。”我一边回敬，一边就要动手。

蜜月的第二天，我们想买点儿西班牙的纪念品，却给价钱吓了一跳。“什么！这块响板要两千披索？简直不可思议。”我们当时的月薪五十镑不到，不论什么货币，超过一千都太贵了。

邂逅（9）

我们本能地回价说：“一千披索。”那时候，我们当然也知道，以当时的汇率计，一披索只是百分之一英镑，但讨价还价也是挺有趣的一回事。我们调头离去时，没想到摊贩把我们叫回去，达成交易。我们就此兴高采烈地拥有一对响板，这是西班牙传统舞Flamingo舞者所用的一种乐器，她们利用灵活的手指操纵着响板，打出配合舞步的铿锵节奏。

城镇中残存的废垒颓垣、温和的气候、人们五彩缤纷的服饰、无拘无束的生活气息，以至于香料和蒜头的浓烈气味，无不令热恋中人如痴如醉。到我们徜徉于蔚蓝的地中海海滨，又是另一番风味。皓白的沙滩上，散乱的点缀着巨石，提供了不少遁隐世外的空间。我们想过徒手潜水，但还是安全至上，没有尝试。我们完全陶醉在这如画的风景中。

每天日当午，海风静止，除了“疯狗和英国人会得在毒热的太阳下散步”

外，其余的人都午睡去，我们也照着办。和我们一道用膳的人都以为我们已是老夫老妻而不是新婚夫妇，我们都很感欣慰。不过，如果人们再细心点观察，就会发觉我们总像有说不完的话。我们的这种习惯，甚至在今天，也会令人怀疑我们要么仍在谈恋爱，要么就是新婚燕尔。

西班牙成了我们的首选度假胜地，我们多次重游，回味她独特的风韵。宏伟的教堂、堡垒、寺院，无处不是，都是活生生的博物馆，令人欣赏其雄浑的建筑之余，也再三思索其历史意义。游人甚至可以住进一些由古堡改建而成的国营旅舍。马德里的巴拉达博物馆是任何一位艺术爱好者必游之地，那里有最完备的哥耶画作和雕塑，哥耶是现代西班牙最著名的艺术家，其作品非等闲所能比拟。

我们的婚姻生活在西班牙开展，往后，我们将仿效西班牙的探险家，出发探索新世界，拓展新领域。回到英国以后，就凭着手头上仅有的五十英镑储蓄，我们四海为家，经历和见闻都为之开阔。也许这并不全是命运使然。我之学习独立、青年时代所受的悉心培育，以及我的学校教育，都有助于把我塑造成今日之我。

上学去（1）

上学去

家里的男仆兼三轮车司机把我带进学校，对我说：“在这里等一下就会有人来，你看那边那些小朋友，他们都是你的同学。”说毕转头便走。我独自站在校园里，不知如何是好。

家里的男仆兼三轮车司机把我带进学校，对我说：“在这里等一下就会有人来，你看那边那些小朋友，他们都是你的同学。”说毕转头便走。我独自站在校园里，不知如何是好。

眼前景象对我完全陌生，到处都是小孩，有的跑来跳去，有的吵闹谈笑，也有的像我一样，呆呆地站着。突然，好像有几下铃声，然后所有人都走动起来，风也似的经过我向各个不同方向跑去。不一会，所有人都不见了，只有我仍在原地不知所措，双腿像粘在地上一样。

“你准是高锟了，我们在到处找你呢。”一位和蔼可亲的姑娘对我说，我也不知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她伸出手掌，我毫不犹豫也伸出我的。

“我是你的班主任，”她继续说，“明天，你要准时在八点钟响之前到学校啊。”

她把我领到课室，那儿已有跟我年纪相约的男男女女小朋友，整齐地一行行地坐着，每人面前都有连着椅子的小桌。进入课室时他们都把我盯得紧紧的，令我感到不很自然。我被安排坐到第三排的空位子上。

这就是我上学的第一天，当时我八岁。在此之前，我在家里接受教育，和小我两岁的弟弟一同上课。由一位老先生教我们读古文，另一位菲律宾人则教我们说英语。

在家里接受塾师教导，是当时仍奉行的传统教育方式，我的父亲、我的祖父，都是那样子启蒙的。我们念的是四书五经，但老师只是叫我们背诵，从来没给我们解释过课文。既然如此，我就可以随意以四书为我注脚了。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现在的理解是：“学以致用，是最令人快乐的一回事。”“温故而知新，不亦乐乎！”我认为那是说：“不断研究发掘，是发现新知识的方法。”孔子无疑是在“研究”概念出现之前，为现代的“研究”一词下定义的第一人。

最近在一次有关背诵学习的讨论中，我曾指出：“如果我们不将脑袋塞满知识，尤其是前人的名言隽语，又或者密尔顿的诗歌，也就难以领会一种语言奥妙的表达力。”

语言的发展是一种不断累积的过程，我们利用语言和引用前人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向接收者传达准确和有启发性的讯息。语言刺激我们的思维，如果接收者本身也具有丰富的知识，更会闻一知十。因此，背诵也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对学生并无坏处。背诵的弊端，在于教师认为考试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如果学生不事背诵，那才是灾难。背诵是把有用的知识永远嵌进脑袋的唯一方法，这么一来，日后有需要时便可以立即把知识由脑里提取出来。

我深信背诵的日子对我的一生起着重要的作用，我的弟弟虽然比我年轻，但对背诵也完全没有问题。

上学去（2）

我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有幸是由一群欧洲留学生创立的实验学校，他们是第一批赴法留学的大学生之一，对法国的教育制度大为倾倒，分别在中国和法国筹备多年，于巴黎成立中法大学，以及在中国成立多家相联系的小学和中学。我和弟弟就是入读他们在上海成立的一家小学。他读小一，我读小三。

我们住在上海的法租界。1941年12月8日，美国向日本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进占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事实上，在此之前数年，上海已落入日本人之手，但租界仍由外国管治。日军进入租界时，倒没有遇到任何反抗。战时的上海也相对平静，到1945年日本败退前夕，美机开始向上海展开轰炸。我亲眼看过一架美国战机和日本战机展开空战。从窗外望出去，两机在空中不停打转，发射机枪的声响历历可闻。另一次，我在阳台上看见一架美国军机就在头顶飞过，可以清楚看到机翼上的美国空军标志。屋前小巷里防空炮火突然响起，附近的墙上即时出现一排弹孔，这时，我才感觉到战争与我是如此接近。但我们对战争的凶险完全无知，空袭警报一解除，我们便在胸前披上一张草席当做盔甲，在屋里乱跑乱跳，活像个无敌的战士，即使有炸弹掉在我们头上也不害怕。

在战时，我们如常上课，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教师中有不少是大学教授，他们没有随国民政府撤退到陪都重庆。我们学的都是一般科目，但在中文和法文外，也要学日语。奉行法式教育是我校的特色，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唱过的一些法国歌曲，像《在亚维侬桥上》（Surlepont，D’Avignon）和《马赛曲》（LaMarseilles）。也记得一点法国的著名诗歌，像《蝉与蚂蚁》，说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借此说明勤劳的重要。五十年后，在上海一次几经艰辛组织才得以举行的旧同学聚会中，我就用法语念出这首诗。在台下聆听的，是当年教我们法语的老师，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一时间，我们恍惚又回到五十年前，返老还童，再次回到学校里来。我们对母校都心怀感激，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和严格的教导，令学校不只是传授知识之所，而是培育人格，充实文化素养的苗圃。

日语课也很管用。我也能说上几句日语，对方还以为我是日本人。但我们面对来自日本的日语老师，都毫不保留地显示出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对他不理不睬，有时甚至把粉笔投掷到黑板上。老师给我们弄得光火，转过来把黑板刷掷向嫌疑同学的身上。

教我们中文的女教师，教书法很有耐性，令大家都努力把书法写好。有一次她对我说：“我很喜欢你写的字。”这对我自然是莫大的鼓励。我觉得她对每个同学都尽心关怀。在旧同学聚会里，我们的这位老师已九十多岁，她勾起我们许多美好的回忆。年轻时能与一群如此善良的人相处，对我有莫大的影响，日后我在履行责任时，也不忘付出爱与关怀。

上学去（3）

我们在六年级便开始做化学实验，但化学并不是正规课程的一部分。日后成为北京大学电化学教授的周同学，和我志趣相投，许多嗜好都彼此结成伙伴进行。我们的父亲都是律师，对科学所知不多，我们只好自行摸索，对化学的兴趣可谓一发不可收拾。那时，不少化学品都可以在教育书店里买得到。我们很快便在自己的家里设立了实验室，大量阅读科学普及读物，并尝试做一些简单的实验。

有一次，周同学煞有介事地说：“你知道吗，我们可以自行制造不同的气体。氧气令火烧得更快更猛，氢气可以自己燃烧。我们要不要也来试试？”我说：“好哇，让我们翻翻书，看看需要什么材料吧。”

我们努力翻寻书本和杂志，结果发现电流通过水的时候，便会产生氧气。水是由氧气和氢气组合而成，这个实验简单而有启发性。用一支碳棒作电极，氧气和氢气便会各自从棒的两端释放出来。为了收集纯粹的气体，得用两个玻璃果酱瓶子，先注满水，然后小心地瓶口向下倒放到一个也是注了水并放进了电极棒的容器里，这样，瓶里便完全没有空气。瓶口在水里要对准电极棒的顶端，这时，接上电池让电极棒通电。电极棒会释放出气泡，上升到瓶子里去，并将瓶里的水排出。到瓶子充满了气体，细心用盖子在水里将瓶口封紧取出。证明来了，把盖子移开，点上一支长火柴棍，放到瓶口，嘭一声烧起来的，是氢气，只是令火柴棍烧得更旺盛的是氧气。我让读者自己猜猜，接连电池正极的电极棒释放出来的是什么气体，从负极电极棒里出来的又是什么气体。但现在我已弄不清，当时我们怎知道哪端是阳极，哪端是阴极。

由这些科学杂志里发掘的知识，比现在风靡青少年的漫画册子有趣多了。我们做了更多更复杂的实验，其中利用滴定法制造硫酸铜的实验，更给我带来毕生难忘的兴奋，这个实验向我展示了大自然令人敬畏的一面。滴定是将酸性和碱性物质的中性混合体转化为流质的过程。中性溶液经过大自然的力量形成的蓝色硫酸铜结晶，在阳光下闪闪生辉，既迷人又神秘，将我深深吸引。

同样令我兴奋莫名的还有我的第一项发明。我将红磷和氯酸钾填塞进湿润的泥土里，成功制造出泥球炸弹。我的根据是，如果一种如红磷之类的易燃物质，与氯酸钾一类的强力氧化剂混合，只要稍加摩擦，就会燃烧。我把泥弄湿搓成面粉团状，也将化学品弄湿，像馅料般填进泥团里密封。待泥干后，就会变成一个小型炸弹，撞向硬物时，里面的化学品受冲击便会爆炸。这个实验十分成功，我们用泥球掷向猫狗，把它们吓个半死，我们则乐透了。回顾当时，这种行径无疑十分顽皮，也会对别人甚至自己造成严重的伤害。红磷很快便会变成白磷，与硫酸混合，会释放出有剧毒的硫酸气体。磷与氯酸钾混合，也会立即爆炸。我因无知，完全不知道其中危险，只是有幸避过一劫而已。

上学去（4）

可是，一次我的哥哥给意外溅出的炽热酸性液体烧伤了手，父母才惊觉我在做着种种化学实验。那时，哥哥正在帮我制造硝酸银，一种可以用来制造摄影胶卷的化学剂。看来我是在准备自制胶卷。我将一支银制的首饰放到煮沸的硝酸中溶解--煮沸的硝酸会产生有毒的气体，切勿照做。我把灯泡内的钨丝弄了出来，用来盛硝酸，一下不留神，银首饰把那站不稳的玻璃灯泡弄翻了。父母大惊之下，我肆无忌惮的化学实验就此告一段落。当时我们手上的氰化物，足以毒害全城的人！

远离化学品之后，我和周同学很快便发现了无线电的乐趣。我在商店里看到一盒无线电收音机的零件套，里面有电磁圈、可调校的电容器、一支晶体棒，以及一双耳筒和一些电线，还附有一支螺丝起子。我央求双亲说：“买吧，不危险的。”

“如果你能够成功，我还会买更多零件给你造别的款式的收音机。”父亲说。

随后几天，我一直沉浸在无线电里，但过程很棘手，最令人丧气的是，当我把耳筒塞进耳朵里时，却什么也听不到。我向周同学打听他的进展。他说：“我正在看有关无线电的书。你首先要了解无线电的原理才行，我现在知道，你要有一支长长的天线，用来收集无线电波。然后，我们要慢慢调校电容器，一旦调校到一个特定的波段，从耳筒里就会听到通过这个波段传播的声音。那晶体管是用来制造声音的。”

“如果收音机还没有反应，把晶体管取出来，往地上摔几次试试看。”

随后几天，我花在地上找晶体管的时间，比尝试从耳筒里收听到一点什么的时间更多，很有点儿泄气。

坚持总会带来回报。周同学和我最后明白了无线电运作的原理。我们知道电容器和电磁圈可以在某一特定的频率接收到无线电讯号，只要我们慢慢调校电容器，以免错过了电台的波段，就可以收听到电台的广播。当我们最终由耳筒里收听到电台广播，那感觉奇妙极了。在什么也没有的空气里，竟然可以蕴藏音乐，简直是魔术。

这段往事令我感受甚深，也可能在我心中埋下种子，日后萌发成对电机工程的兴趣。在研究收音机的过程中，我知道我东摸西弄的东西叫半导体，正是这种电晶体，令萧克莱（William

Shockley）和巴丁（JohnBardeen）在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港称原子粒）。晶体管开展了电子时代。

西谚说：“猫儿丧命因好奇”，我和我的同学们年少无知，就像好奇的猫儿一样，幸好我们学会怎样学习而没有丧命。学校和老师给我们很大的自由，让我们得以在理想的环境里学习。老师们认真尽责，对我们多所勉励。同学们则活泼好动、充满好奇心，而且自然爽朗。我们一起游戏、学习，听古典音乐，表演舞蹈和话剧，也自发地学习新的事物和技术。我们尽情发展和享受我们的友谊，“开汽车”就是其中一个有趣的玩意。

上学去（5）

汽车在当时十分罕见，我们玩的“开汽车”，是让其中一人做汽车，另一人则在背后当司机。司机按住“汽车”的右手，“汽车”便向前走，他按得愈大力，“汽车”便要跑得愈快。按住“汽车”的左手，“汽车”便要减慢速度，如果突然用力，“汽车”便要来个急停，“汽车”要任司机摆布。这种简单的游戏自然纯粹出于模仿，但事实上我们确是从现实中观察司机的驾驶动作，再加以仿效，在现实中，司机就是这样子开车的。

但到了我自己的子女，却与这种自发的学习无缘。他们在异国长大，面对的是特别的问题。具备两种文化素养，不足以让他们融入当地少年的圈子，最后，他们只好步步退缩，参加一些经过安排的活动，如学校乐队等，而不是与同伴在无拘无束之下学习。他们的同伴把他们当做外人，不大让他们参加当地人圈子的活动。

那时我们在美国，子女与我当年的年纪相约，十岁刚出头的样子。我们由香港移居到弗吉尼亚州的罗诺克（Roanoke），与纽约相比，罗诺克只是个穷乡僻壤。它位于弗吉尼亚州中部，在当地来说倒算是个大镇。阿帕拉契山脉由北方佛蒙特州伸延至南方卡罗莱纳州，蓝脊山脉为其间一条支脉，罗诺克就位处蓝脊山脉的盆地，时间仿佛就在这儿凝住。每年金秋一到，即见山上林间，尽铺上一张深浅相间的红黄两色地毡，琥珀般的色彩，令人目不暇接。

我女儿明淇在学校的遭遇，有一件颇令我难忘。她是个好动的女孩，总想尝试新的事物。可是，在报名参加木工班时，班主任的话却很令人泄气，他说：“木工班只接受男生参加，不收女生的。”

对教师仍抱有这种古老思想，我们大感吃惊，决定跑去要校长解释。校长说：“不，我们这儿没有歧视政策，我们只是希望把空缺先留给男生，如果还有名额，你的女儿也可以加入。”

班主任结果让步，让明淇加入木工班。到了学期中，班里举行一个火箭比赛，每名学生都要自行制造一支火箭，作为班上的功课，而飞得最远的火箭，会获得奖赏。明淇亲力亲为，她造出来的火箭飞得最远，得了冠军。

这是明淇小学阶段的一次高峰。另一次高峰出现在高中时候，她以荣誉成绩毕业，获杜克大学（DukeUniversity）录取，入读电机工程。但与我在上海的学习经验比较起来，明淇在美国的学校生活显然与她的理想还有一段距离，以至她以一句简单的话总结她的经验：“中学还可以，就是闷。大学生活却乏善足陈，没有启发性。”

学校无疑会在学生身上留下深刻的印记。我有幸在那么一所杰出的学校得沐春风，也有幸在1949年与父母离开上海移居香港并入读中学时，我的运气仍得以继续。不过，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是我一生种种重大转变的开始。

其时，内战已蔓延至当时的首都南京。“徐州会战”（注：淮海战役）后，国民党溃不成军。国民党军队本来兵精粮足，数目也远超解放军，可是不同将领之间各怀鬼胎，关心的是如何保持自己的实力，结果成为一盘散沙，不战而溃。许多人对战事的发展都忧心忡忡，其中包括我的父母。

上学去（6）

一个昏暗的秋日，我们登上离开上海的轮船，我清楚记得，船驶离码头时，我在甲板上遥望外滩天际，心里不知道是否还能再见同一景象。灰蒙蒙的天空令人更不好受，我们对离开熟悉的家园远赴异地，心里都像压下一块石头。

到了香港，二舅父一家都来迎接。这位舅父是我母亲最年幼的弟弟，他还有一位哥哥和姐姐在香港，但稍后几年都移民到美国去了。舅父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便到香港，在中国银行工作。到1948年，他已是附属中国银行的中国保险公司的经理。二舅父和二舅母有子女两名，其中表妹多年后将在我的婚礼中出任美芸的伴娘。他们在香港挨过了日治时期，在上海人圈子中颇有名。就是他们介绍我和我弟弟进入由基督教兄弟会主办的圣约瑟中学，我的几位表兄弟都在那儿就读。

这儿的学校却与上海的有天渊之别。首先，除了中文和中国文学课，老师说的都是英语，其次，同学说的尽是广东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幸好校规很严，在班上所有同学都得说英语，这么一来我倒可以和别人沟通。不过，这对我来说不是件好事，因为如果当时我被迫学会广东话，我现在的广东话就会说得跟本地人一样，而不是带着浓厚的乡音，让人一听便知道我是个外乡人。那时香港人对凡是不讲本地话的，都叫上海人，这对我倒也不错，我正来自上海。

圣约瑟中学也有点像上海的学校，老师都很尽责能干，尤其是兄弟会的教士。他们像耶稣会教士一样，接受师资训练，坚守信条。加入兄弟会时，他们都获任命为传教士，并终身不娶。宗教虽然是必修科目，但学校容许并鼓励学生很大程度的自由思考和自我发展。在理智思维之外，至今我仍可背诵《新约圣经》里的一些片断。

我完全适应香港的学校生活，中学会考时，成绩在全港头十名之列，顺利升上预科一年级，准备报考当时香港唯一的一家大学，也就是香港大学。

在圣约瑟四年间，我建立了不少珍贵的友谊，与好几位同学至今仍保持联系。一位姓袁的同学，也是来自上海，是班中唯一能说上海话的同学，我学不好广东话，可就是因为他的缘故。但平心而论，在那些因不懂粤语而变得有口难言的日子，他是第一个给我支持和信心的同学，可惜在他升学加拿大后我们便失去联络。

一些课堂活动也令我印象犹新。比如化学课堂上有关勒沙特列原理的一次示范。勒沙特列原理指出：所有自然化合物，都是通过构成此化合物的各种元素将个别元素间互相施加的压力减至最小的过程而形成。因个子细小而有“小人”之称的化学老师，为了说明这原理，叫班上的同学使劲推他。最后他自然是给推到课室的一角，但直接把他推动的其实只有两三位同学，而这两三位同学又是给别的两三位同学所推动。这种紧密的结构，又称几何规律晶体结构。

“小人”老师以生动有趣的示范，在我的脑海中深深印上了晶体的结构形状。我得感谢他打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用这么简单的方法，认识一些复杂的概念。在预科一年级里，学校还为预科同学们提供了很多自我发挥的机会。

上学去（7）

升上预科，许多同学都成为学校的得力助手，主要是照顾低年级的同学。当时我没有想过这责任的重要意义，回想起来，才醒觉这类活动有助培育我们成为富责任感的成年人，为将来进入社会作好准备。学校的确把我们当做成年人看待，我们也很重视和喜爱自己的角色。

反观今日的香港教育，我很怀疑不论目前的制度，还是建议中的改革，是否向正确的方向前进。基本上，教育的过程并非按直线发展，因为我们根本不能真确知道我们怎样学习，怎样培养出个人的能力。教育的发展是一个演进过程，但香港的教育却太教条化了，这必须改变。

我们可知道一个婴儿是怎样学会说话的？我们能否肯定我们可以准确无误的与别人沟通？由婴儿到成人的学习过程中，我们真能获得足够的技能和知识，足以应付我们选择一生扮演的角色的需要？我们许多时不过是大着胆子摸索前进而已。

我们手上并没有神奇子弹，保证能射向正确教育和装备我们的目标，让我们能终生受用。现在，资讯科技的发达，令个人获取知识的能力大为扩展，父母和教师教养下一代的传统角色，是否应有所转变？

在我接受小学教育的日子，我学会阅读、写字和计算，与此同时，我有机会通过有趣的方法，探索更广阔的知识，而且常能得到专心致志的教师的指引，以及同学的互相推动。我学会紧记大量资料的技巧，以及如何运用各种学习工具，但绝不是硬背死记，而是运用脑筋利用这些资料和工具解决问题。即使在大学里，我学习的也只是如何利用工具令知识的发掘更深更广，并且要能触类旁通。我能将思想的羁绊减到最少，从而独立思考。我可以举个例子说明这点。

我新加入一家制造通讯器材的工业机构时，我的第一位上司对我说：“你设计的这个扩音器，为什么只用上了你由大学里学来的基本理论？这只是书上教的理论，你无须重复你已做过的事情，而是要运用学得的知识，创造出新的设计。”

我这才明白，我没有必要像回答考试试题一样，显示我学过多少知识。事实上，我不久便发觉，在大学里所学的，只有一小部分在工作上派上用场。在中学和大学里所受的严格训练，只是令我们学会怎样学习，以及在有需要时知道怎样求取新的知识。有必要明确知道他们在中学和大学里学过些什么的人，是以教学为其志业的教师，他们才有必要将从学院里学来的材料、知识，正确无误地复制出来，传授给下一代，给他们的学生。

对于教学方法我们无须过于执著，须知资讯世纪的来临令人们更易获得知识，因此向学生传授的知识必须有助于启发他们的心灵，让他们掌握追寻及运用知识的能力。这些知识应有针对性，又能引起兴趣。测试学生的能力，不应只是要他们将课堂上所学原原本本地搬出来，而是要考量他们是否能运用学过的新技能。

对我自己的学习过程来说，我相信我实在幸运，能够走上一条理想的道路。在完成中学课程之后，我乘上铁行的S.S.Canton号客轮，前赴英国接受大学教育。即使在远赴异国的航程中，我也上了一生中珍贵的一课。但在交代这次航程如何开启我的前路之前，我得先说说我的一点个人家族史。

无知岁月（1）

无知岁月

按照中国的传统，同一家族的人都住在一块。我的祖父母一代，仍保守着这传统。我们的家族，就聚居在一个大庭院的多个房舍中。

按照中国的传统，同一家族的人都住在一块。我的祖父母一代，仍保守着这传统。我们的家族，就聚居在一个大庭院的多个房舍中。向南的大屋，住了我的祖父母和他们尚未成婚的子女。两边房舍住的是我的已婚叔伯，每家房舍都是独立的。我父亲是第三子，在他的两位哥哥搬到两边厢房之后，他顺理成章也要搬过去。当时婚姻全凭媒人穿针引线，男丁按序成婚完全没有问题。祖父是长子嫡孙，自然也是一家之主，是家族名声的守护者，他希望弟妹子孙都能以其系谱为荣，要维护家声，光耀门楣。

我父亲与他的新娘子搬到厢房不久，便离家前赴上海。我母亲归宁，父亲则远赴美国研读法律。两年后他回到上海，已是位法理学博士，兼法律硕士。这种干才在当时极少，他一回国，立即就获市长接见，招揽为一特别法院效力，这法院乃按上海国际社会的要求而设立，专门审理与外国人有关的民事及刑事诉讼，以保障“国际市民”的利益。父亲尽管才二十多快三十岁，也没有执业经验，已获委任为华人法官，与外籍主审法官一道审案。他的任命，相信与他受过律师训练而且能讲能写英文有关。但如果是我，年纪轻轻便要与年长的外国法官共事，一定不好受。我想父亲的职位也是装饰的成分居多，而不是因他年轻有为而受到尊重。

后来我有机会向父亲叩问他年轻时的这段重要经历，他只透露一点点他审理过的一宗谋杀案。这宗涉及一位社会名流被杀的案件，成为报章的头条新闻，报道中也提到父亲的名字，令他也成了公众人物。但他没有向我们细说案件详情，他认为作为一个律师，案中情由必须保密，除了他和当事人，不能向其他人披露，即使在数十年以后。

那是个动荡的年代，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民国，但没有单一势力足以统御全国，各地军阀拥兵自重，雄霸一方。上海为蒋介石势力范围，他护卫中山先生有功，后获委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当时上海仍是个条约口岸，分成三个区域：法租界、公共租界（由八个欧洲侵略国管治），以及华界。国民政府虽宣称上海主权为中国所拥有，但乐于让租界保持原来的运作模式，也因此租界一直相对安定平静。父亲在租界买了一套房子，过其二人世界的生活，这种“摩登”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可以不用活在双亲的监视之下。

他们不久便诞下一名女儿，几年后又添一男丁。我母亲身材细小，生育绝不轻易。可惜两名小孩都因染上麻疹而夭折，长女还未进入青春期，幼子才不过四岁而已。这种传染病在当年十分流行，数以千计的小孩都因受感染而死亡。母亲再流产了两次，才怀了我，这以后她的身体也变得羸弱了。也因此，我们两兄弟小时都备受宠爱。

无知岁月（2）

父亲曾在美国住过一段时期，对当地的二人世界家庭颇为欣赏，不过，他对子女的管教既传统也现代。弟弟和我与父母的关系有点疏离，我们主要受家庭教师影响，他教我们古文，还有英文和各种普通科目。对于父母，我们不过像每天恭听大人物讲话，向他们汇报生活情况，谦逊有礼，恪尽本分而已。我们年纪稍长，便自行寻找新鲜的事物去。

在半传统中国式教养和半放任式西方教育下成长，我和弟弟都不自觉地养成自立能力。比方说，老师要我们背诵课文，却从不加以解释；又要我们记诵乘数表。这样，我们就记住了中国不少出色的文学作品，乘数表也能由一一如一，背到九九八十一。后来我发觉，我挺喜欢记诵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一连串的数字，像圆周率是3.1415926……直到第三十五个小数位，我也可以背诵如流。

我也意外地发现，我不明所以背诵的古文，留给我自行解读其中涵义的空间，我喜欢怎么解就怎么解。孔子说：“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我认为这些文章的作者是借文字表达他们的思想，但文字往往不能完全涵盖他们要表达的意思，我们要完整地掌握作者的意念，必须探索文字的言外之理。孔子的话给我莫大的启发，促使我运用自己的思考，发挥对事物的独特见解。是孔子的哲学，令我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

1942年12月8日，日军进入上海租界。我们还不知道，这次军事行动是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计划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燃起，我们已落入日本人的魔掌。日本的军事行动倒进行得颇为顺利，因为华东大部分地区早已沦陷，由日本人扶植的一个傀儡政权统治。

上海成为沦陷区，一夜间，与日本开战国的驻沪人员都成了战俘。父亲的洋人上司没了影踪，他的律师生涯也不得不暂告一段落，并转趋低调。平日他为了应酬，在家里或外面参加各种牌局饮宴，又或去看平剧、电影，要不就是在办公室工作至深夜。忽然，父母都镇日呆在家里，我们的家庭生活变得亲密起来，我们一起吃饭，真正的起居与共了。

食物供应还算充裕，生活如常。对我们小孩来说，上海和以前没有两样。我和弟弟跟父母外出，经过被日军强占的建筑物时，都疾步而过，并尽量避免望向那些日本守卫。外滩大桥尽头有一座大楼，出了名的可怕，除了日本人，任谁进去都出不来。

随着战事延续，生活也愈来愈困难。各种供应日趋紧绌，即使最普通的货品都要从黑市抢购。盟军开始向日军反攻。有一天，我们躲在位于三合土楼梯底课室里的桌子下，窥看外面一场空战。两架战机衔尾追逐，在我们学校上空展开生死战。这是来自美国航空母舰战机的第一次空袭。也是在这天，本来宁静的上海租界卷入了真正的战争。在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下，美国第七舰队在太平洋展开逐岛反击战，战机奉命袭击上海的所有军事目标，如机场等，以妨碍日机升降，从而削弱日军的攻击力。阳光灿烂的天空上，传来阵阵机关炮声，美日两架战机仿如在天上表演杂技，但除了机影和枪声外，没有火光和硝烟，看来两架战机都没有把对方命中。

无知岁月（3）

父母对战事恶化忧心忡忡，在慎重考虑逃至当时的陪都重庆。但谈论这件关乎我们未来的大事时，我们四人却正在打桥牌。在那紧张时期，我们都靠一些无伤大雅的玩意儿纾缓情绪。因为常下棋，我们的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技术都突飞猛进，还进一步尝试棋艺更高深的围棋。沉浸在富思考性的棋艺中，我们暂时忘记了战争。迁居重庆之议只属空谈，并没有实际的行动。日军在中国的战线开得太广，我们希望他们疲于奔命，无暇顾及占领区的琐务。

这期间，父母亲和我们更为接近，令我们也有所得益。父亲对我稀奇古怪的问题一直都能对答如流，令我大感敬服。但有一次，我的一条问题竟令他语塞，在那一刻，他忽地变成了一个普通人，再不是我心目中的通天晓。我也忽然有所顿悟，知道没有人能够什么也知道，而有所不知，也不是值得羞耻的一回事。父亲当时说的一番话对我很受用，我仍清楚记得。他说：“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或不了解的，没有人能掌握一切知识。”是他启导我不断寻索、学习。

生活就是一所学校。我们都受身处的社会环境塑造，学习来得艰苦曲折。父母、教师、朋友、同伴，以及社会大家庭、政客、各色人等，对我们都有所影响，我们的言行早受到各种影响规范。虽然，有些人的自我空间会广阔些，但相对来说那自由实在微不足道。

回顾过去，我得承认我实在幸运。我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下度过童年，喜欢做什么便做什么，我的探索精神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打击。在我成长期间，父母主要让教师、保姆、佣人来照顾我们。我热衷阅读，尤爱《三国演义》。在上厕所时、在课堂的空隙间，我都掌握每分每秒，埋首于三国交战的情节中，对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至为倾倒。他辅助汉室后裔刘备建立蜀汉，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矢志复兴汉邦。这部充满忠义仁勇和谋略的通俗小说，令历代读者为之着迷，但为什么当年只有七岁的我也深受吸引，至今我仍没法理解。总之，我一拿起这部小说便难以释卷，尽管有人不知趣地要我做别的事情。那两册厚厚的小说，我肯定看了十次以上，以至有一条很取巧的问题我也懂得回答。问题是这样的：

“周瑜和诸葛亮的父亲叫什么名字？”

答案是：

“周瑜的父亲叫周既，诸葛亮的父亲叫诸葛何。”

这在书中有明显的暗示。周瑜是东吴的主帅，吴蜀联军在赤壁大败曹操水师，奠定天下三分的局面，但周瑜的计谋处处被诸葛亮识破，他因此曾经大叹一句：“既生瑜，何生亮！”这不就是答案了吗？

这种语言游戏虽然取巧，却让我领悟到语言的灵活性，锻炼了我的思考能力。

无知岁月（4）

就以先前提过的我们学英语的过程来说，我们似乎也有点取巧，虽然我们其实无意欺骗老师。我和弟弟的中文程度自然高于英文，碰巧我们有一部莎士比亚名剧的中文译本，我们先读了中译，然后用英语说出莎剧的故事大纲。老师不明就里，对我们的英文理解能力大感讶异。他还不知道，我们其实采用了很有效的一种外国人学英语的方法。我们经过自行组织，运用文法正确的句子，有条理地把故事说出来。到我们真正入学，很快便适应了学习的进度，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畅泳。

与同年龄的伙伴一起学习，是我完全陌生的经验，如果不是有尽责的老师，相信我一定会自我封闭于个人的小天地。就我记忆所及，当时我毫无适应上的问题，一定是老师和同学的扶助和互助，帮我度过困难的适应期。亲切的气氛、志同道合的新朋友，对我的学业都有莫大裨益。在充满热诚的老师教导下、在与同学一起进行的各种课外活动中、在让学生自由探索的学习环境中，我的思想开始成形，自信心开始建立。

这里，我也不能忘记一件往事。一个夏日，我拿着气枪耍玩，却不是用标靶来练眼界，而是瞄准电灯杆上的一只麻雀。我扣动扳机，那小鸟随即掉下来。我实在无意成为一个杀手，在开枪前我完全没有想过一只无辜的鸟儿会因而丧生。我没有射中目标的快感，反之，是充满悔意。我把弟弟叫来，让他把小鸟的尸体丢掉。此后，我再没有拿那把枪来射杀生命。我不大理解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仍记得这件往事，也许只有心理医生能提供答案。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幼小的我会认为杀戮是一种罪恶。活上了大半个世纪，我才了解生与死、善与恶、仁爱与残暴是可以互换的，没有事物会一成不变，人会随着成长而转变。

我从没有跟弟弟提起当年要他捡拾死鸟将它丢掉的往事，即使再提起，他也可能早已忘记。他只是为我做了一件小事，作为弟弟，他总是唯兄长之命是从。后来我赴英留学前问他，我走后对他有什么影响，他终道出心底话：“我可以自己做主了，我解放了。”是的，和我不一样，在此之前弟弟还没尝过独立的滋味。

此后十五年我们一直没见过面。他在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做流体力学后博士研究时，我去探望过他，自然而然的提到我们昔日的一次谈话。

“你可还记得那个星期天我们的谈话？我们谈的是未来。我们通常坐在客厅的大桌子前，那时没有空调，但凉风从走廊吹来，坐在那儿挺舒服的。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下，难免尽是想些不着边际的事情。那天，我记得，你问过我一个问题。”

弟弟曾问我：“长大后你想做什么，律师，还是科学家？”

我想也不想就回答：“我想做个化学家。”

“为什么？”

“那时在上海，父母还没禁止我们做那些危险的化学实验前，我们不是做过许多实验？我发觉化学实在有趣。你可还记得，我们利用滴定法制造硫酸铜？实验后的第二天，化学液体变成了美丽的蓝色晶体。那简直是奇迹。现在学校里也有化学科，我知道的更多了。长大后，我要努力成为一名出色的化学家。”

弟弟说：“我提议你把这愿望写下来，收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当有一天你成为著名的化学家，就可以把那字条拿出来，证明你早‘有言在先’了。”

提起这件往事，弟弟笑了：“我当然记得那一天，但你还没有实现最初的梦想呢。”

我也笑了，那一刻，我们仿佛回到童年的日子，我们的笑，是那么天真幼稚。毫无疑问，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胸襟眼界都比往日开阔了。我也知道，学习的道路仍长。

航向世界（1）

航向世界

抗战胜利的欢腾，不久便烟消云散。日本降兵还没有完全撤出中国，国共内战随即再次爆发。

抗战胜利的欢腾，不久便烟消云散。日本降兵还没有完全撤出中国，国共内战随即再次爆发。

1948年，距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南京路庆祝抗日成功凯旋大巡游不过两年，中国又陷入一片阴霾。各地城乡受内战困扰，未能休养生息，人民生计日见紧绌，中国已处于破产边缘。通货膨胀严重，钞票可在一夜之间变成废纸。幼年的我，兴致勃勃的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来：

……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前进进！

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大唱共产党的进行曲，我准是年少无知得可以了。我们不知道，这首歌日后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我也对当时中国的险恶形势不大了了，唯一令我感兴趣的是那些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新钞票。因为通货膨胀的缘故，钞票大量印行，而且面额大得惊人，每张几乎都是成千上万的面值。这些钞票印制精美，很好看，摸上去也板板直直，相当吸引。我会把一些号码有趣的，如23455432或2222222之类留起来。我也记得，父亲从办公室回来，总是提着一大手提包钞票，立即就用来支付工人的日薪，或购买日用品。这些钞票到今日相信倒很值钱。

逃离上海的念头再次浮现，但这次我们是考虑一走了之。对我们来说，这有点不可思议，尤其是父亲，如何抉择，一定很不容易。他在法律界的事业十分成功，在上海一直安居乐业。迁居到陌生的地方，实有难言之痛。但眼见配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北与愈战愈勇的解放军几次重要交锋都望风而溃，他决定离开故居，前往香港。

在离沪前的几星期，班上的同学愈来愈少，显然他们不少都和家人一起离开上海。我们都要朋友们在纪念册上签名，好在各散东西前留下纪念，以印证这一段同窗生活。我们互相劝勉，激励大家努力前路。大家都誓言某时某日某地，也许是在上海，再叙旧情。数十年后，我们的确再在上海重聚。那第一次会面，距分离已五十年了，大家都不大能把对方认出来。那情景，一如贺知章的诗句：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赴香港途中，我们在台湾稍作逗留，探访父亲住在那儿的亲人。我相信父亲曾打探在台湾发展的机会，但发觉没有适合的门路。这次出行，无疑是我们一家的转折点。就父母亲而言，他们舍弃了崇高的社会地位，要从新在社会立足。就我们两兄弟而言，立即就要在完全不同的教育制度下，过全新的学校生活，适应完全用英语授课。

航向世界（2）

1949年的香港与上海相比，仍是个宁静的小城，没有上海车水马龙的烦嚣。它的美丽迷人给我们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这个在1842年割让给英国的小岛，海港两岸的景致令人看之不倦。在港岛已具规模的城市之上，是高耸的群山，草木四季常青，其中以扯旗山为最高。遥望九龙，狮子山一如其名，雄峙一方。两岸高楼广厦林立，为财富与权力汇聚之地。汇丰银行及中国银行大厦并为港岛最触目的景点，而富殖民地风格的半岛酒店和铁路总站的钟楼则成为九龙半岛的标志。海港上轮船往来如鲫，坐上来往港九的天星渡轮，是欣赏两岸景色的最佳方法。时至今日，天星小轮仍在运行，但两岸的天际轮廓已截然不同了。

英国海军在港岛设有基地，时常可见挂满各色旗帜的战舰在那里停泊。水手们上岸后，大都到东邻的湾仔区游乐，以调剂一下沉闷的航海生活，这一带遂成灯红酒绿的区域，也是不少流行小说的背景所在。但因空运发达，海运萎缩，水手行业式微，湾仔的红灯区现已褪色，转而成为建筑材料的集散地，旧日的建筑物，也多已拆除重建，不留一点风月遗痕。

客轮把我们由台湾送到香港，在尖沙咀的海运码头靠岸。海运码头现今仍在，但已经过多次扩建。甫抵达，我只感觉到周围的人怎么都在胡言乱语。香港人主要来自广东省，说的是粤语，语音和语法都与上海话或我在上海上学时学的国语大相径庭，我一句也听不懂，讲更不行。也就是说，我根本难以与别人沟通。我只好说英语，幸好香港受过教育的人都能说英语，但一般市民却完全不懂洋文，我遂有如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之感。

在我们之前，也有不少上海人举家移居香港，在港岛的北角区，就俨然形成一个颇热闹的上海人社会，更有“小上海”之称。在那儿，我终找到能明白我说什么的人，我的父母也交上了新朋友。对于本地话我们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父母亲从来说不上广东话，我的弟弟倒十分成功。二舅父和二舅母在香港已住上十年，说起广东话仍舌头打结。我的四位表兄弟，和我年纪相若，差不多一出生便处身粤语环境，大舅父的三个儿子也一样。大舅父在我们抵港数年后便移民美国。但在我们相处的几年间，我们表兄弟都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尤其是因为我们有几个都在同一家学校读书。

我很轻易便适应香港的教育制度，而且挺喜欢这儿的学校。南北两地的学习生活可谓配合得天衣无缝。虽然除了中文和中国文学科外，其他科目都用英语讲授，但一旦掌握了基本的学习技巧，求取新的知识便来得较容易和自然。尽管广东话不灵光，中英文流畅提高了我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我日渐养成多元文化的习性。

一个好老师，要能开拓学生的思维空间。在天主教学校五年，受教于兄弟会的教士，是我的一大重要启导。我深受他们的热诚感染，以至深信宗教对个人救赎起重要作用。但我对宗教教条有所保留。我们虽然借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我们无法肯定是否能准确表达我们真正的意念。我们甚至无法确知自己是谁，我们为什么生存，又用什么方法验证我们抽象的信仰。

航向世界（3）

我们班里的人数颇多，每班约有四十人。我入读4B班，然后升上第三班，再后是第二班、第一班，也就是预科班。这种分班方法与上海的颇有不同，在上海我读的总是第八班，那表示我们是在创校第八年入学的。我与第八班的不少同学，至今仍保持联络，在圣约瑟中学，我与不同班级的同学都交上朋友，友谊一直维系不断。同学相聚，都回味往日时光，我们要不断更新自己的记忆，生怕会忘记学校对我们的培育。

升上第二班，就要面对中学会考。每个学生都可选考最多十个科目，我鼓起勇气，报考十科。

在这阶段，我发觉所有科学和数学科目都不难，因此集中精神背诵与历史和地理有关的日子和地点。我觉得历史和地理科的教法很沉闷，不易读熟。但考试成绩出来，却令我喜出望外，我是全港头十名成绩最佳学生之一，可以拿取奖学金升上预科。

身为预科生，我们有不少特权。我们还未意识到，这目的其实是培养我们的责任感。我们给委派为学长，又成为老师的助手，甚至帮他们批改测验卷。这一方面可减轻老师的教学重担，另一方面又让我们懂得认真尽责的执行任务。学习的方法对我们帮助更大，我们不用再生吞硬记老师的讲授内容，而是在老师的引导下，自己寻求答案。这教晓我们运用图书馆材料和通过与老师讨论，自我学习。回想起来，这比当时英国的制度更好。英国取消了一年预科制，改为两年的高级程度课程，有意进入大学的学生，须至少研读三个与将来所读学科有关的高级程度科目。以工程学为例，学生须从纯数学、应用数学、物理和化学等科目中选择三科进行修读。当局认为，这些都是可在大学环境之外教授的基本科目，也是学习工程学的必需工具。其真正目的，不过是想通过减少在大学修读的学科，将考取大学学位所需的时间由四年减至三年，从而减低大学教育的成本。

我的兴趣很多，最后决定修读电机工程。到底为什么我会有此选择，自己其实也不大清楚。虽然我对化学很入迷，但我还是想做个电机工程师。碰巧那年香港大学的工程学系还未为电机工程准备好必需的教学人员和设施，我面前唯一的途径就是投考英国的大学。我选择了伦敦大学的和域治理工学院（WoolwichPolytechnic），这学院提供一年的大学预科课程，之后可升上新的三年制学位课程。因为喜爱化学，我在高级程度考试中报考了四个科目。坦白说，我报考高级程度化学只是因为觉得那些化学实验很好玩，我不觉得学化学和数学是件苦差。一面从课本上汲取知识，一面从实验中印证原理，既有趣又有满足感。大学对我来说简直是个乐园，是我的一种享受，事实上，如果我们做的都是自己喜爱的事，生活更快乐没有了。

航向世界（4）

怀着兴奋和天真的热情，我盼望着1953年夏天的来临，到时，我将乘船前往伦敦。虽然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出门，我倒很平静，可母亲却忙得不可开交，为我准备行装。伦敦这世界第二大城市，在她眼中仿佛是个穷乡僻壤，吃的用的全都欠奉，而外国人又都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她为我预备了大量衣物、梳洗用品、日常杂物，甚至罐头食品等等，那分量足够我用上十年。我记起唐诗人孟郊那首著名的《游子吟》最后两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时感受尤深。

启程当日，母亲留在家里，只有父亲和弟弟送我上路。母亲一直是家庭的支柱，她总是能收藏自己的感情，在面对疑难时作出正确的抉择。她重视两个儿子的学业，希望我们能成人长进，自我独立。把长子送往学费昂贵的外国就读，颇耗费家里的积蓄，但双亲义无反顾。未来几年，家里都不会有余钱让我回港探亲，十三年后我首度回港，竟是挈妇将雏了。在1953年盛夏的那一天，她留在家里与我说再见，显然不想在公众地方情绪化起来。

许多亲友都来了。大家都很渴望看看多年来不停往返英国和香港的那艘广州号（S.S.Canton）客轮到底是什么模样。据一名水手说，单看船上油漆的厚度，便知道它的船龄。原来这船每次远航，都把油漆翻新一次。它看来的确干净清爽，对一次三十天的航程已准备就绪。我带着送行的亲友在船上四处参观，浑不觉播音器提醒所有非搭客立即离船，还差点和他们一块步出跳板。那时我还泰然自若，大谈船上的洁净，要他们记着给我写信，催促他们在跳板拉起前赶快离船。分别的一刻似乎在各人，包括我自己，不经意间就过去了。我见通道上有一张舒服的座椅，就坐下来定一定神。一直平静的人这才意识到，我与家庭那无形的脐带将断然分离，我霍然而起，跑到船边，只见船和码头的距离愈来愈远，岸上有乐队不停吹奏，送行的人不停挥手。就这样，我独自起行，到一个遥远的国度，独自一人面对自己的命运，迎接种种未知的挑战。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有自信，虽然我只有十九岁。

我的卧舱是个标准的四床客舱，在甲板之下数层。和我同舱的，是三位足以做我伯父的先生。其中一位把上铺让给我，说上铺对年轻人比较适合。我欣然接受了他的好意。与这三位先生共处，应了孔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航程中，来自香港联合书院的周博士给我上了张量力学（tensormechanics）原理的宝贵一课。他又教我学会欣赏辛辣和咖喱食物，其中秘诀，就是用啤酒来消解那滚烫的感觉。他教我的数学，远高于我当时的水平，但我学来一点也不觉困难。他的敦厚和乐于助人，令我对长者肃然起敬。日后，周博士加入香港中文大学，并成为数学系主任。1987年我获聘为中大校长时，他仍在校内任教，但已接近退休之年了。在悠长的教学生涯中，他不但显示出严正克己的高尚情操，也培养了不少杰出的数学家，其中一位更是菲尔滋奖得主（FieldsMedallist）。我的旅程可说有一个良好的开始。

航向世界（5）

船出公海，便全速破浪前进。船长祝我们旅途愉快言犹在耳，我已隐然感觉到我的愉快快完了。邮轮在波涛中颠簸，我的胃也随着颠簸。我虽即时采取应急行动，凝神望向远方以减轻波动的感觉，又远离船边以避开熏人欲呕的油烟气味，并深呼吸和减少移动，但都不能奏效。我五内翻腾，冷汗直冒，尽想呕吐。这时如果有人看见我，一定会给我铁青的脸色吓一跳。只有躺在床上令我舒服点，也许是大海平静了，也许是在我入睡后身体自然适应了大海的波动。第二天起来感觉好多了，我不再理会船身的起伏，双腿便轻快起来，还参加了船上的各种玩意，如网球和汤姆拉彩票游戏（tombola，港称泵波拿）。也挺享受船上的腌肉、鸡蛋、香肠早餐，和午前的红茶与蛋糕。

四天后我们在新加坡靠岸。初踏上陆地，却发觉新加坡在地震，把我震得左摇右摆。当然，这只是我的错觉。我终明白到，我之所以会晕船，是因为我尝试与船的摆动抗衡，而不是与船一起摆动。这也是为什么睡在摇床上，人不会有晕眩感觉的原因。你要顺应动荡，而不是逆抗动荡。

本来，乘船和飞机都令我不适。经过不断的磨炼，我知道在颠簸中若强行保持固定，那欲呕的感觉就来了。一晕头转向，我的脸色便一阵青一阵紫。这也曾成为家人的笑柄。但当我领悟不能与现实违抗的道理，对于风风浪浪都处之泰然，安之若素，也从此远离了晕车船的感觉。日后我常要乘坐飞机，即使不吃防晕药，也不致噩梦连场。

对新加坡的第一印象可说一片空白，在海上航行差不多一个星期，乘客都只想上岸伸伸手脚。自告奋勇成为一众同船赴英留学青年领袖的周博士，鼓励我们下船去看看新加坡朴实无华的码头景致。如果不是周博士怂恿，我准会呆在船上，遥看岸上低矮的平房，以及随各种棕榈延展的无尽绿意，而不会离开那熟悉的邮轮，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冒险。我们的导游兼监护人给我们三重诱惑，一是让我们舒筋活络，一是带我们探访一个新加坡家庭，一是介绍我们品尝一种口味独特的食品。那是我头一次尝到咖喱的滋味，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由那次浅尝温和的咖喱开始，多年来我对辛辣程度的承受力愈来愈高，只是还未至于敢吃令人冒出眼泪来的辣椒。

周博士告诉我们，咖喱是世上最出色的厨艺发明，但初尝的人应由浅入深，而且最好手拿一杯啤酒，如果发觉辣得受不了，就喝一口，那晶莹冰冻的黄色液体不但可减轻烫辣的感觉，与辛辣的味道混合，更会转化为一种美妙绝伦的饮料。那个早上，我感受到新加坡人好客的热情，他们的单层平房和香港的住宅大不相同，在美味的果汁外，我们尝了一顿丰富的咖喱午餐，我也是平生第一次喝啤酒，这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经验。喝了半瓶啤酒可没有令我醺醺然，我毫无困难的随大伙儿返回船上。

新加坡之后，我历年来到过无数地方，成了一个环球的漫游者。即使在我第三次退休之后，仍常与太太或家人，或独自出门远行。每到一处地方，都加深了我对当地的认识及对其文化和人民的了解。不同声音与景象融会交错，使我深深感受到自己也是环球公民的一分子。文化或许有所差异，但人之为人基本上是相同的，他们有共同的需要和理想，就是免于饥饿、恐惧与困厄。这些愿望其实很简单，但仍有些人即使生活舒泰，却因为得不到超乎需要的东西而不快乐。为了满足一己的欲望，他们不惜用武力进行掠夺。

航向世界（6）

经过那么多的历史教训，人类应明白和平共存、互相尊重的道理。可惜尽管大部分人都明白这道理，但在小部分野心家的驱使下，他们却像驯服的羔羊一一走向屠房。

离开新加坡后，广州号向西越过印度洋，航向印度半岛尖端的科伦坡，即现称斯里兰卡的锡兰的首都。船停时间不长，但足够让我们在一个充满殖民地色彩的广场，在树影婆娑的棕榈下，享受清凉的果汁饮料。下一站是孟买，当时印度的繁盛商业城市。那里有被誉为世界八大奇景之一的空中花园。我没有踏足这花园，也没打探这花园到底是否仍存在。但我曾在市内宽阔的街道流连，街上各种车辆穿梭往来，嘈杂吵闹，尘埃飞扬。

之后，船过红海，炎热的气候仿佛令一切都缓慢下来。航向苏伊士港的途中，只见岸上黄沙万里，海上没有风，也没有浪，只有迫人的热气，生活似乎静止了。半睡半醒地，我们吃早餐、午饭、下午茶点、晚餐，如果还有胃口的话。在昏睡中，日子悄悄溜走。

接近苏伊士运河时，不少人突然兴奋起来，要看看一艘巨轮怎样在仅可容身的密封航道上，一忽儿升上，一忽儿降下数英尺。我也是首次亲睹运河的运作情况，与此同时，我也兴奋地察觉，运河两岸就是古老的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土地。这地区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激烈的战场，战后由美国的罗斯福、英国的丘吉尔和苏联的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中划定各国的新疆界。如今回顾，至今仍困扰区内的种族和宗教冲突，实由这些领袖一手做成。我们不知需要多少个所罗门王的智慧，才可解开这个历史的死结。我曾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是谁决定开凿苏伊士运河，将地中海和红海贯通起来，为的又是什么？”答案很简单，只为方便大英帝国更便捷地通往印度和东南亚。运河开掘时，英国国力如日中天，运河有重要的战略和商业价值。航过苏伊士运河，我上了实地的一课。

我们在埃及赛德港停留时间甚短，不能到著名的金字塔和其他古迹一游，但我刻意下船，踏足在非洲的土地上，以便日后可以吹嘘说，我在少年时期便曾到过亚、非、欧三个大陆。

船过地中海，我们可一睹北非的风貌。虽不能辨认各个城市，但据地图所示，我们会经过丹吉尔和卡萨布兰卡，这个自由开放的城市，在二次大战期间成为国际间谍云集之地。经过直布罗陀时，所有乘客都挤到甲板上，一睹雄峙于地中海狭隘的出入口航道两岸的两座山峰，它们就像战舰上两个望塔，守护着直布罗陀海峡。我拍了好几张照片，但胶卷要过了很久才冲出来。因为我用的是半格35厘米相机，要拍完七十五张照片才好把胶卷取出，也要找适当的机会购买显影液和定影液，然后解开我的行李，找出冲晒箱来。还有，我要与居留地的人混熟了，才好打探冲晒胶卷的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干脆把胶卷拿到摄影店去冲出来便算，也许是我什么都喜欢自己动手的缘故吧。

航向世界（7）

进入以气候变幻无常而恶名昭彰的英伦海峡，在不足一小时内，和煦的太阳给重重阴霾掩盖，温暖突然给寒凉一扫而空，狂风怒哮，暴雨来袭。我们的巨轮在大浪中变成一叶小舟，我们这才领受到真正的海上生活。这种海流和天气，是由地球自转产生的名为“湾流”的巨型旋涡所起的作用。对西欧来说，湾流是上天的恩赐。源自赤道的海流，形成一个顺时针方向的椭圆形弧圈，在地球自转和行星的力量牵引下，向北流经英国西岸、丹麦和瑞典，这道暖流发挥极大作用，即使在北纬60度，气温也没有美国东岸北纬40度地区那么低，受拉布拉多寒流影响，当地的气温要低得多。温暖的海流和寒冷的空气相遇，遂令天气极不稳定。在英国，早上可能阳光普照，但不一会儿便变成阴天。我们由北海进入泰晤士河入海口水域，自然就要与这种气候先打个招呼了。

我们就是在一个典型的阴沉早上，航进泰晤士河下游提巴利的伦敦港。没有乐队敲锣打鼓来迎接，只有移民局的官员坐在一列长长的柜台前，检查来客的护照和文件，仿佛这些人都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潜入伦敦做不法勾当。轮候过程差不多要几小时，轮到我的时候，我已差点儿昏了过去。当然，先前的景象只是出于幻想，移民局官员看了看我的文件，就预祝我学业顺利。

本来担心不知哪里可以找到英国文化协会的代表，但看到在船上认识的朋友早已在英国文化协会的横额下齐集等候，便放下心头大石。我们一行人将要乘火车到伦敦的维多利亚站，与其他文化协会的代表会合，并且可以领回自己的行李。

我被安排坐进一个八人车厢，其他人都是我不认识的。在前往伦敦途中，只见翠绿的田野间分布着成行成列的灰黄色廉价住宅，我清楚记得车厢内其中一人对另一人说：“你看，这些房子住的都是低下层的人，我们在殖民地的房子就比这些大得多，又有佣人负责煮食和打理家务，可老家就是有这样不争气的人。”

我虽入世未深，对这样的话仍觉得刺耳。我看那一行行外貌相同的房子，砖砌的外墙的确显得千篇一律，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里面住的人就是不争气。我紧紧地记住这番说话。但有点意外的是，这种妄自尊大的态度，在英国的一般民众中倒很少见。劳工阶层是“地上的盐”，是一国的支柱，他们心地善良，乐观爽快。

步出火车，我还没想到，这儿，英国，就是我未来十年的家。英国文化协会的人即时上前迎接。这个组织旨在加强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殖民地的关系。我们这一群来自英国最后几个殖民地的学生，将住进英国文化协会的兰开斯特宿舍。所有初来乍到的人，都先在这里住一阵子，上上熟悉环境课，才继续自由行动，鸟散到各自的目的地，大都是大学宿舍，或与英国家庭共住。

我对兰开斯特宿舍印象最深刻的是它广阔的礼堂。它的天花板很高，木板砌成的墙壁，地板也是木的，经多年践踏，已成棕黑色，十足一个中世纪古堡的宴会厅，只是天花板上吊垂下来的，是洋烛形灯泡而不是真正的洋烛，也没有豪华的锦缎布帘。厅内没有地毡，也没有家具，只有一行椅子和几张长台，环绕着四边墙壁摆设，所有的活动都在这里进行。两日后，我发现宿舍原来离伦敦最大的公园--海德公园很近，只消步行一会儿便到。它的绿意和参天古树，与周围市区的三合土“森林”是一大对比。这只是我初睹英国公园的迷人景致，与较小的圣占姆士公园和偌大的植物公园相比，海德公园还是稍逊一筹。在莎士比亚笔下，英国有“翡翠之岛”之称，可谓名不虚传。

在伦敦的头几天，我有沉重的孤独感。在这个有上百万人口的大都会中，我只是渺小的一分子。我乘坐一个多小时公共汽车，由伦敦中部来到和域治区，再到普隆斯达区的窝达士利路。幸好英国文化协会已安排另行运送我的大件行李，我只是带着一个小小的行囊上路。

窝达士利路是公共汽车路线旁的一条三线行车道。下车后，向前行第四间半独立平房，就是第十四号。这是一条城郊的宁静小路，与大路相接，沿轻微的斜坡向上，是另一条小路。整个区域都是住宅，偶尔有行人、脚踏车和汽车经过。我带着行囊和一颗孤独的心，步向一间看来同样孤独空洞的住宅。

独立自主（1）

独立自主

当以布林斯达为终点站的53路双层公共汽车把我由伦敦载到我的未来住处时，我告诉自己：“这就是独立生活了。”

当以布林斯达为终点站的53路双层公共汽车把我由伦敦载到我的未来住处时，我告诉自己：“这就是独立生活了。”

售票员在打票机上按了几个按钮，再把售票机旁的小手柄摇了一下，票就出来了。这种打票机，今天仍在一些路线上应用。这是我第一次乘坐这样子的公共汽车，它将是我往后许多年的日常交通工具。

那些车票也很有趣。每张票上都有四个号码，我就读和域治理工学院的几年间，每天都坐53路公车由普隆斯达前往和域治，车程只需五分钟左右，我给自己做一个思考练习，就是分解车票号码的质因数，如果我可以在下车前完成计算，就算胜利。但如果遇上一些大数字，像7873，我要用2、3、5、7、11、13、17、19、23、29、31、37、41、43、47、53、59、61、67、71、73、79、83和89来相除，才能证明这个数字是否质数。大部分四位数字都不是质数，我要花差不多十五分钟，才能算出我认为是质数的7873的确是质数。

由兰开斯特宿舍乘车往伦敦，沿途经过不少名胜。公共汽车由牛津街转过牛津圆环，下丽晶街，来到特拉法加广场。广场上，纳尔逊将军的铜像高高耸立，乃为纪念纳尔逊在西班牙特拉法加角击败拿破仑的舰队而设。这儿是伦敦的中心，首次游览伦敦的人，大都是循这路线观光。我也只顾看窗外景物，把独自生活的百般滋味暂搁一旁。

经过西敏寺大桥，右边是国会大楼，左边远方是市政厅，这以后，就是伦敦东南部的广大郊区，取著名风景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砖屋，间或有些小店铺，此外就是大片大片绿野。这地区一般称为公众地（Commons），也许是供蜗居在欠缺绿色空间地区的伦敦市民共享。

公共汽车一直往前走，仿佛已经驶出了英国，来到海边。忽地看到一幢标上和域治兵工厂名称的建筑物出现在路旁。和域治在历史上以制造大炮著名，但在20世纪50年代我在和域治理工学院就读期间，已经停产。伦敦大学最著名的学院是大学学院、英皇学院、帝国学院和玛丽皇后学院。这四家学院各有本身的课程和取录政策，也遵循大学管理议会的一些共同守则。和域治理工学院现属格林威治大学，仍位于和域治，在1953年，不算是家特别出名的学术机构，还设有一些非学术课程。

和域治占地不大，只是一个大学城镇的规模，入读的学生全都独自居住在出租房舍。我和许多同学一样，住进一位房东太太的出租客房。这类学生房舍，本来都是民居，住一个家庭绰绰有余，便将空置的房间分租给学生。我租住的这家，由学院方面安排。房东金马伦太太孀居，同住的只有她那未婚儿子。

我起初住的是一个小房间，设备简单，仅能容纳我的大行李箱和个人用品。后来一位印度租客退房，房东太太让我住进他的房间。这房间比我原先住的大得多，有一个面向马路的窗子。大概因我颇得房东太太欢心，才有此恩赐。房内有一张大桌子，我可以在上面摊开偌大的绘图板，从容做我的工程绘图功课。

独立自主（2）

此外，我还有足够的空间摆放书本。也因此，当一名推销员向我兜售一套《大英百科全书》时，我竟豪爽地欣然接受。他说我只需每月花有限的费用，就可以拥有全世界的知识。我在购书合约上签字时，没想到这会给父亲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更没有想到，我会把那二十四卷全书的每一卷由头到尾读一遍的宏愿，根本不切实际。二十多年后，我这套重240磅、书脊熨上金字、只读了万分之一不到的全书，以每卷一美元的价钱转让给一名小伙子。这套书跟着我由英国到香港再到美国，期间只帮助我的孩子做过一点家课。

当时我心目中的独立生活，就是不用凡事都要征求父母亲的同意。购买百科全书却是我自由行动的一个考验，我明白到，独立的第一关就是经济独立。狄更斯小说《块肉余生记》里那位乐天派的麦考伯说得好：“如果我能赚一英镑而花去九十九便士，那我会很快乐，但如果我赚一镑而多花了一便士，那就是堕落。”

在和域治理工学院的整整四年间，除了上课、做实验，就是与同学交往，参与体育运动，特别是乒乓球和网球。此外，我也经常为中国同学组织大型的中式聚餐，和为理工学院和伦大学生会举办社交舞会。

来自千里达的马荣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他人很聪明，活力充沛，最爱对女士评头品足。

他热衷板球，在他感染下，我也迷上板球，甚至成为一个参与板球运动的新丁。每当著名板球赛评述员阿诺德在英国广播公司评述板球赛时，我们一定会呆在收音机旁，听他讲述球员的每一个动作。我也难以想像，为什么我会对这么一种慢条斯理的运动着迷。投手和击球手虽然面对面，但往往一投一接好几次才能取得几分。而且，必得先懂得板球比赛的规则，才能懂得欣赏这种运动，但当你了解比赛规则后，很大可能你会敬而远之而不是爱上它。无论如何，阿诺德有能耐将最沉闷的比赛过程讲得生龙活虎。

这球类比赛可以玩上好几天，比赛礼仪甚多，而且要玩得有绅士风度。也就难怪由英国发明，其他国家不会了解这种球赛。

在与各色人等的交往中，我不自觉地建立起人际关系的自觉。马荣的热诚待人，提醒我应以身边的人为榜样，也令我明白到物以类聚的道理。在我的大学生涯中，自然而然的与同类人建立联系和友谊，我的独立正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房东太太的儿子汤姆不大热情，却乐于助人，但我很少求他帮忙。有一天他在地下室工作，还招呼我到他的屋子里坐坐。这个地下室有一半在地面以下，墙上有两面窗，开向园子。我当时就想：“如果可以用纸皮把窗封起来，就可以把地下室改成一间冲晒房了。”

我又想到，赴英旅途上拍的照片，还没有冲晒出来。我从香港带来了印相框和冲洗盆，只差一部放大机。但因手头上可供花费的余钱有限，不得不打消买一部正规放大机的念头，我一直打算用照相机来做一部放大机，现在是时候付诸实行。

独立自主（3）

我找到一个密不透光的大圆筒形铁罐，在罐底开一个光源装置，可插上小灯泡；盖子中间则开一个35毫米胶卷大小的窗子，盖子里装上一面放大镜，这样，由灯泡发出的白光，透过凸透镜片，可以平均地射向胶卷底片。我从学院实验室借来一个有两个支架的蒸馏瓶架，用来把灯泡和照相机固定在适当的位置。照相机就权充放大器。

我哄汤姆让我给他冲晒一些照片，好等他准许我使用他的地下室做冲晒间。他立即为我所动，答应把两个窗子封起来。我也就出动买来相纸、显影液、定影液和中和液，做起冲印生意来。汤姆和我的相片冲印效果都相当理想，皆大欢喜，我也雄心勃勃，第二天就获准进行冲晒放大的行当。

除了要买一套塑胶盘子、一台切纸刀和一个可调校的遮光罩外，我只用了买一部正规放大机的几分之一价钱，就可以开展我的家庭相片冲晒业务了。其实，哪里有什么业务，只是给朋友们冲印些照片而已。我还当上了伦大同学会在市议会大楼活动的官方摄影师，能自行冲晒照片始终比较方便。我一直希望能拥有一个设备完善的冲晒间，当然也一直止于空想。现在我们用的已是数码相机，电脑和打印机取代了化学冲印程序，但我简陋的冲印间见证了我真正独立的第一步，我不但解决了财政难题，还让我刚露苗头的工程学技术派上用场。

1953年是部分食粮仍要配给的最后一年，是第二次大战的后遗症。但在宿舍里，我们的食量十分惊人，因为大家到底仍是尚在发育时期的年轻人。每天傍晚六点吃过晚饭后，才过了一个小时，肚子又饿得咕咕作响。我不得不顶着阴冷的晚风，跑到街上买炸鱼薯条。至今我仍忘不了包着鱼那层炸得香脆的面粉团，和那热烘烘沾满酸酱的薯条的滋味。这些美味小食都用旧报纸盛着，虽然不大符合今天的卫生标准，在当时却是废物利用，决不浪费。有时是我独自一人，有时是和同屋的舍友一起去大快朵颐。我们用手指权充筷子，边走边吃，回到宿舍，又重新充满了活力。

我们的宿舍恍似一个多种族的大家庭，其中盎格鲁撒克逊族的房东太太自然有无上权威。问题主要出在洗澡上。当时英国人每星期顶多洗澡一次，也许因为室内没有暖气设备，光着身洗澡并不好受。我们来自东南亚的学生虽然很不习惯，也只好入乡随俗。房东太太说：“像你们那样子每天洗澡，河都要给你们弄干啦。”

每天七点早餐，有麦片、吐司和腌肉，有时甚至有仍需配给的鸡蛋。晚餐是一天里唯一菜色完备的一餐，准时六点开始。餐桌的摆设一丝不苟，依足英国的传统礼仪。左边是叉子右边是刀，碟子上方横放着较小的叉和餐匙。左边叉子的旁边，另有一只碟子，其上放了一条餐巾，还有一杯白开水。不过，食物可没有摆设那么吸引，尤其是在星期天。这天吃的他们管叫High

Tea，傍晚茶点。只供应冷肉和面包，那片冷肉薄得可以让光线透过。但最平凡的一餐却有不平凡的一刻，就是那无以上之的甜品上台的时候。我的最爱是芥末酱配苹果批，还有布丁加奶冻，以及葡萄酒蛋糕和羊油布丁。

独立自主（4）

吃过这顿饭，我会对房东太太说，要到外面散散步，帮助消化。事实上，那片纸薄的肉片儿还未到我的胃，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只是嗅到，金黄的炸鱼块和香脆的薯条已在山下的食店等待着我。同屋的几位伙伴通常都会悄悄的跟着我，路上大家沉默不语，直到把昨日的报纸打开，露出里面的可口美食，大家才异口同声说一句：“啊，真香啊！”

我们的手指变成了叉子，轻快地在鱼和薯条上来回飞舞。只不过吃了数口，竟有微醺的感觉。我们在路上聊天谈笑，恐怕也颇有点引人侧目。上山回家的路，反而仿佛比下山更易走。

就这样，在与人的交往中，我慢慢建立了自信、对生活的兴趣，以及对人的观察和了解，我的独立能力在不自觉中日渐增加。幸好同住的都是男性和学生，人际关系比较简单。后来住客此去彼来，有一位是学院里的教师，也有一位是煤气公司的工程师。工程师是个蝴蝶收藏家，虽然蝴蝶都已制成标本放在盒子内，我还是害怕走进他的房间。不久，教师和工程师又搬出，取而代之的是两位小姐，嘉芙莲和玛莉。她们的加入，令屋子里的气氛也为之改变。

我没有姊妹，也一直在男校接受教育，完全没有与女性交往的经验，所以起初不大习惯。两位年轻女士来自爱尔兰，在这儿，和我一样都是陌生人，大伙儿不久也就混熟了。发展的倒不是男女之爱，而是兄妹手足之情。

马荣和我在课余参加了理工学院的天主教团契和圣母军。在团契里，我们组织了不少关于信仰的讨论和辩论。我在香港读的是天主教学校，可以随意引用《新约圣经》的章节。对于教宗向教会颁发的一些有争议性的训示，我也可以引用《圣经》予以支持或反驳。我不是故意挑剔，只是作为一种知识的论辩而已。

其他活动还有社交聚会和舞会，玛莉和嘉芙莲有时也一起参加。圣母军的活动尤其有意义。我们会探访老人，给他们朗诵，或与他们闲话聊天。我们这群“三山五岳”的义务工作者令老人们很感好奇，他们尤其想知道我到底来自何方。每逢售旗筹款日，不论筹款的是什么机构，我都乐意跑到街头，向途人兜售义旗。这些社会服务，对年轻人来说是宝贵的经验。当我的父亲日后住进养老院时，我完全能感受到年轻义工探访他们时带去的慰藉。到我自己也老了，年轻时的经验也许令我更容易接受他人的帮助。可是父亲却未能领受他们的好意，反而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轻视，对他智慧的侮辱。这不是他的错，只是对他不了解的事情作出反应罢了。

大约一年后，嘉芙莲出嫁了。她要玛莉当伴娘，出乎我意料之外，她还要我做伴郎。婚礼在圣诞翌日，即礼物日在一家天主教堂举行，那天天气寒冷，风很大，和她们拍照时不穿大衣，冷得差点结了冰。但新娘穿的还是无袖婚纱，真佩服她。那婚礼照片我仍保存着，现在看来我其实还可多穿几件衣服。无论如何，生活经历丰富了我对人生的体验，否则我仍只是个母亲裙带之下的无知小儿。

与弟弟和父亲时通鱼雁，令我得悉香港的近况。弟弟学业进展良好，后考入香港大学。父亲自然是对我训勉有加，尤其紧张我的学业，也常常提醒我要量入为出。经过“百科全书”的教训，我在经济上已知有所节制。我心境舒泰，没有感到任何压力，无论在学习还是人生历练上，都有不少机会让我增长见识。时间过得很快，电机工程学位毕业试转瞬便到眼前。

独立自主（5）

我的大学生活可算多姿多彩，其中大部分都是课外活动。在高中时，我发觉理科科目富于趣味，也不必背诵死记便可获取高分，上了大学，我抱的也是同样的态度，课堂和课外的功课不必花太多力气便可以应付。我从没跷课，做好了指定习作，还有很多空余时间，可以参与各样非学术性的活动。我很喜欢组织工作，因此加入了许多学生团体。此外，我还迷上网球，以致原应用来读书的时间也花在打网球上。毕业那年夏天，英国的天气特别好，时常阳光普照，令人忍不住要到户外活动活动。我差不多每天都打网球，甚至毕业试前的一天仍照打不误。所以嘛，我拿不到一级荣誉，但也以二级荣誉毕业。

对于错失的机会，我绝少会用“遗憾”来形容。在和域治理工学院完成首年预科课程后，我本来可以报读我心目中理想的大学。因为喜爱科学，我坚持在高级程度考试中报考四个理科科目，就是数学、应用数学、物理和化学，以这几个科目的成绩，进入伦大任何一家比较著名的学院应不成问题。但我不知道要进入这几家学院要另行申请，我只是随遇而安，继续留在和域治。我没有后悔错失进入“名校”的机会，在理工学院，我和教师的关系更为密切，与他们有更多直接交流，获益良多。

毕业礼在皇家爱尔拔堂举行，由身为伦大校监的皇太后主持。1957年这一届的毕业生逐个上台，在她面前稍立，举帽致意。整个过程只能以庄严、盛大、壮观来形容。毕业生人数数以千计，皇太后一直保持和颜悦色，笑容和蔼，完全没有一点疲态，甚至眉头也不皱一下。后来我当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时，有一次因校监未能出席毕业礼，由我主持仪式，这才知道，皇太后的表现是如何难能可贵。

1957年获得工程学士学位，是我一个重要里程。毕业前几年，我在信中对父亲说，一到毕业，我就要财政独立，不必要他负担我的生活。这一天终于来临。在年初，我已经准备好我的履历书，也跟从老师的指导，会见了多家来校面试员工的公司招聘人员。在出席毕业典礼时，我已经任职于自己挑选的标准电话与电报公司。我对电讯行业很有兴趣，而标准是英国最出色的电讯公司。该公司历史悠久，为大学毕业生提供见习计划，让他们在四个不同部门轮流工作，从而决定他们最喜欢留在哪一个部门。周薪为十一英镑。

在大学里，每年暑期都有外出实习的机会。我的第一份暑期工是任职于Metropolitan

Vickers，一家位于曼彻斯特的重工业工程公司，主要制造发电机和变压器。曼彻斯特口音与伦敦口音或所谓的BBC英语截然不同，但当地人倒相当友善。当时我还以为，英国北部的人民比较友善和容易相处。后来才感觉到，一般英国人虽然比较冷淡，但骨子里对人都是充满关怀的。北方人因为地域观念较重，所以保存了自己文化和待人处世的特色。在实习期间，我住在一个普通家庭里，屋主待我很好，给初出茅庐的我留下美好的体验。

独立自主（6）

工作方面却相当单调，有时甚至近于沉闷。实习生给分配到制造重型电力设备的不同单位，一星期内在各单位轮流工作。都是些不关痛痒的事务，如把新铸的水力发电机叶轮的毛刺磨平之类。那些叶轮十分巨大，我要借助一张梯子才能爬到顶部，但这倒是个有趣的经验。我可以坐在十多英尺高的轮顶，俯瞰下面工人的活动，而且幻想机器的完成我也出了一分力。当然，我也知道，不需要接受过大学教育，也可以做同样的工作，而我应该懂得的，其实是机器完成前的各个工序。

参与变压器的线圈装配是六周实习期中最有趣的部分。在小时候自制无线电收音机时我就做过绕线圈的工作。眼前的变压器自然巨大得多，所用的铜线也粗得多，而且略呈扁平，以便紧缠。一捆铜线用光，工作便要稍停，将新的铜线焊接上去，这工序要做得天衣无缝，才可继续绕线圈。最后要用起重机把变压器吊起进行测试。我可以由始至终参与，直至机器完成，从中领悟到理论与实践的差异。技术手册不足以完全解决技术应用的问题，在我日后的工程师生涯中，我时常提醒自己，无论什么工程，受过良好训练而富于经验的人员是必不可少的。我的学徒经验正好说明这点。

MetropolitanVickers的实习计划安排得很好，开始时有欢迎仪式，中期有检讨，最后有结业讨论。告别前，学员间都交换了地址，方便日后联络。

回到理工学院后两星期左右，我收到一位在实习期间相熟的女学员桃丽丝的信，邀请我到伦敦她的家去。她住在伦敦北部，路程颇复杂，她指示了详细的路线。我先乘火车到查灵十字路，再转地铁才到她家。那是个晴朗的星期天，桃丽丝的父母把我迎进屋前有个漂亮花园的独立洋房。略进茶点后，桃丽丝的父母告退，外出去了。桃丽丝建议我们到外面享受一下美丽的天气，然后才回来进午餐。那一带虽近地铁，也毗邻农场和树林，是高尚住宅区所在。我们在风景如画的小径散步，行人稀少，偶尔遇上几位，都和桃丽丝点头招呼，我飘飘然的觉得她仿佛在炫耀一个新的男友。

午餐由桃丽丝一手主理，她轻而易举的就把一切打点停妥。餐桌铺上绣花滚边的桌布，与雪白的餐巾互相配合，餐具银光闪亮，瓷具高雅得体，食物更美味难忘。主人也深谙待客之道，令人有宾至如归之感。但我却暗地担心，我不习惯与人独处，不知她下一步会有些什么行动。结果，胆小如鼠的我饭后便在连番道谢后请辞，桃丽丝看来有点不大高兴。

我的第二份暑期工是在高云地利（Coventry）的通用电气公司（GEC），工作是负责测试电力设备和进行一些实验，薪酬也较高，我觉得自己似乎可以赚取生活费了。

不过这时我还不敢写信告诉父亲，他的儿子可以经济独立了。要等到标准电话与电报公司正式向我发下聘书，我才动笔向他报告喜讯。我独立的第一个目标达到了，我反复做了一个收支预算表，确定在我写信时直至收到第一份薪金为止，有足够的余钱应付生活。我相信父亲知道终于可以停止给我经济援助，一定会松一口气。可是没想到，我不是每星期收到酬劳，而是要等到月底才获得支薪。我也没想过要公司预支一点工资，只好恭敬的写信给父亲要他再给我帮个忙。

一切事情都只是刚开始。我的经济独立刚起步，算是实现了第一个目标，但还有很多更大的梦想有待一一成真。但当时我其实没有明确的打算，只知道要尽力做好本分，而且要做有意义的事情，也许，要给社会作出一个重大的贡献。

探索光纤（1）

探索光纤

“掌握时机是成就事业的关键”。要等到各种时机成熟，新的转机才会水到渠成。

“世事的起伏本来是波浪式的，人们要是能够趁着高潮一往直前，一定可以功成名就；要是不能把握时机，就要终身蹭蹬，一事无成。”这是莎士比亚名剧《裘力斯?恺撒》里的名句（根据朱生豪的译文），在中学里读莎剧时，我一直牢牢的记住。这段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掌握时机是成就事业的关键”。从另一方面说，要等到各种时机成熟，新的转机才会水到渠成。

我在电讯事业冒起之际投身这个行业，社会上对传送大量讯息，甚至活动影像的需求日渐迫切，这可就是推动我向前发展的浪潮？

1960年我加入标准电话与电报公司旗下的标准电讯研究实验所时，各研究机构已经注意到公众对改善通讯设施有强烈的需求。我在实验所的主要工作，正是提高现有通讯设备的功能，重点是研究和发展一套利用毫米波长的微波传送通讯系统。对我来说，这无疑是我一展所长的大好时机。

在标准工作的两三年间，我全情投入开发新一代的电讯设备，我们的目标，是将通讯设备的资讯传送能力提高百分之五十。做法很简单，将原本为4吉赫（GHz）的电波频率改为6吉赫便可以。这只是将原有的系统重新设计，把波导零件由4吉赫调校至6吉赫而已，但毫米波长系统由此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首先，载波装置的频率须为35吉赫，其后更调高至70吉赫或以上。换言之，载波能力提升了十倍。其中的难度十分大，因为在这高频率下，电波容易被大气吸收，不能传得很远。因此，电波须由波导管传导。为了减少传送衰减，波导管须用铜线围着一支空心的圆轴缠绕，然后包上环氧树脂将铜线固定，再抽出圆轴，做成一段空心管。一段一段的波导管接合，成为一直线波导系统，称为环形波导系统，或长程波导系统。这样，电波就可以长途传送而衰减度极低。生产波导管的技术，和保持直线的要求虽然有一定难度，但由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研究和开发工作进展顺利，到60年代初已进入试验阶段。

环形波导系统的发展，正值电讯经营尚在独家专断的阶段，电话公司操纵着电讯网络、服务供应商和设备供应商，因此，环形波导系统在财政上完全在经营者的操控之内。但自从反托拉斯法实施，尤其是在其他更优良的通讯体系开发之后，市场上的互相竞争令国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提升，但生活成本则有所下降。光纤通讯和新的科技从基本上改变了经济的基础。

在标准电话与电报，本着初生之犊的冲劲，对产品开发也已掌握实际的经验，我对改善微波点到点传送系统的缓慢步伐和所面对的限制，开始感到不耐烦。过了三年，我相信已完全了解当时的技术，是时候转变一下工作环境了。

我按报上的招聘启事申请密兰斯一家学院的讲师职位。那时我已结婚，但暂时仍未有儿女负担。与学院电机系主任面见过后，我收到学院寄来的聘书。我和美芸动身北上，视察一下当地的居住环境。我们在一个幽雅的新住宅区看过一些独立的小平房，很是喜欢，在经纪的怂恿下，下了二十五镑的订金。现在这自然是个小数目，当时却是我们财产的可观部分。从这次周末探奇回来，我便根据一个月通知期的规定，向标准电话与电报递交辞职信。

探索光纤（2）

想不到这封信却引起颇大的反应。我的上司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公司不想我辞职。标准电讯研究实验所总监金博士（Dr.King）力言，我应该从事研究而不是学术工作，还说我可以加入标准位于夏洛（Harlow）的实验所的光通讯研究计划。随激光在1959年发现，光通讯研究也带上工作日程，一种带频无限的通讯网络可望为世界带来通讯的革命。金博士特别提出，这项研究由杰出科学家亚历?里夫斯（AlecReeves）主持，他在1936年发明用于数码通讯的脉冲编码调制（PCM）系统。在他领导下，早在激光发明前两年，一项光通讯计划已经展开。光源来自一个负离子发光器，光线由一条内置的镀银管引导。在1960年我加入标准电讯研究实验所的那一天起，所有这些研究已在进行。

标准提出的反建议顿时令我进退维谷，我最担心的还是不晓得怎样取回那二十五镑订金。而且，现在才拒绝学院的教席，也一定令校方很不高兴。标准电讯研究实验所为表明把我争取回来的决心，还派遣一名律师替我索回订金和取消买卖合约，更与我的新雇主安排我退职的手续，并愿意赔偿他们在我身上所花的开支。标准甚至答应给美芸也安排一份工作。这些建议实在难以拒绝，于是，我又要找房子，这次，在另一个城镇。

夏洛是一个新市镇，为的是安置伦敦那些过剩的人口。20世纪40年代末夏洛初建时，饱受战火摧残的伦敦尚元气未复，受损毁的地区不少仍有待重建，不少渴求安顿下来的人因此都乐意迁出市区，定居市郊。按照原来的计划，政府希望居民能在原区居住和工作，因此，不大着意兴建泊车设施，街道也大都是幽雅的羊肠小径。这儿不久便成为年轻家庭的安身之所，但大量的人口最终还是要在区外工作。在香港，20世纪70年代卫星市镇兴建时也抱着同一观念，后来也面对同样的问题：居民都要长途跋涉到区外上班上学。在夏洛，汽车只能停泊在狭窄的小路上，令交通挤塞问题百上加斤。

1960年我们迁进夏洛的时候，那仍是个光鲜整洁的小镇，镇中心是个交通并不繁忙的购物区，通往各种休闲设施的单车和散步小径也无车马喧闹。在此之前，我和美芸一直住在大都市，处身郊区的清新空气和空旷的田野，我们的生活习惯也随之转变。我们租住了一间由镇议会提供的小屋，左右都是同类的房舍，也都在翠绿丛中，黑莓丛和野榛子构成了天然篱笆的一部分。

我最初获安插在卡博维克博士（Dr.Karbowiak）的长程波导管小组，上班的第一天，他让我看实在的环形波导管。把波导管拿在手里，感觉很兴奋，这无疑是工程技术的杰作。卡博维克博士建议我研究微波和光学传讯的新方法，他说科研界对光束光学及其与波导理论之间的关系仍未有透彻了解，我应该深入探讨，从而解决波导的问题。巨型波导管中波的传导，可以用波理论和光束光学理论来解释。这是一个好开始。

探索光纤（3）

不久，我的上司提议我一边在实验所工作，一边读个博士学位。伦敦大学大学学院的巴洛教授（ProfBarlow）是微波研究的先锋，后来亲自督导这方面的研究。我定的课题是“类光学波导”（Quasi-OpticalWaveguides），目的是深入了解在封闭及开放式波导系统中自由空间传播及波导传播的现象。在封闭式波导系统中，讯息波在一个密封的金属罩中传导，而在开放式波导系统中，讯息波由电介质传导，因此电磁场不受金属管道限制。有关的研究，以类光学方式通过一个右弯的特大长方形波导管模型进行，让我有充裕的空间探索微波和光波在通讯中的功用。

1960年，电讯业风雨欲来。以35吉赫环形波导管为基础的长程传送系统已发展成熟。电讯公司已投入大量资金，并准备投入更多资金，将系统推向准生产阶段。频宽扩展令主要的电讯公司矢言提供更佳的电话通讯系统，并计划引入视像电话服务，让使用者在通话时可以同时看到对方的容貌。美国电话与电报（AT&T）在20世纪60年代率先推出试验系统，令其他先进国家为之侧目。

与此同时，自激光于1959年发明后，电讯业雄心勃勃，相信光通讯很快便可实现。激光若能成为新的讯息载体，讯息容量比点到点微波传送系统提高达一百万倍。光通讯大有与环形导波系统争一日长短之势，但环形导波系统当时仍处于绝对上风。其时激光尚在发展初期，有关的实验性装置，只是在全球一两家研究所中进行过一些试验，其展示的特性远不能证明足以作为长程传讯的载体。在这次竞赛中，光通讯显然远远的落后。

我问自己：“怎可以那么快便断定激光没有可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给光波找一种合适的波导管？如果光通讯只停留在理论的阶段，实在太可惜了。”

我要为问题找出答案。我要提出的问题是：

1.红宝石激光是否可以成为通讯的光学载体？

2.有什么物质具有高透明度，让光波可以远距离传送？

如果在一两年内仍找不到答案，也许光通讯的意念大可以丢进垃圾桶里去。但光通讯的潜力如此庞大，如果不大力深入研究，无疑是平白错失一个机会。

幸运地，管理层乐意给我提供研究的机会。我无疑冲上了正确的波浪，这个波浪的基础，是电讯业确认有必要提高传送频宽，实现宽频通讯。业内的策略学家力言，通过增加视像电话之类的新服务，以刺激电话需求，始能扩大收入基础。激光的发明，理论上可为通讯系统提供更高的频宽，令光通讯的实现指日可待。发展前景远大，所有有关宽频通讯的研究都获得毫无保留的支持和资助。

当时全球研究光通讯的机构不多，其他机构主要研究固态及半导体激光。激光的发明是物理学的一大突破，并为同调光学的研究开拓新路。激光在光频下会发出同调辐射，从中可得出不少重要的新知识，同调光学辐射的潜在用途也备受注目。激光在许多方面都有重大的发展可能，而不限于通讯方面。而利用激光的同调辐射作为讯息载体，即使并非绝无可能，也会十分困难。我以两个有关光通讯系统的问题作为起步点，一个是光通讯到底有多大用途，一个是为什么长程传送难以实现。

探索光纤（4）

要实现光通讯，光源最好是一种可发出若干毫瓦电量的单频装置，可以运作多年，可作内部或外部调制，功率高，可在指定的波长发出辐射，并可让所发出的光束连接两个独立终端，在特定的波长下能长途传送。我必须证明达到这些表现指标完全可能，并且要做出有说服力的实验，以支持我的发现。这可说是任重道远，但只要有毅力，问题总可以解决。

让我再说说为什么那是发展光通讯的适当时机。当时的社会、商业和科技气候大致如下：

1.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日趋繁荣。

2.商业发达，货物及资讯流通需求大增。

3.半导体、电脑及物料技术日趋进步，先进技术应用日渐普及。

4.在致力加速及加强全球讯息传输前线上，电讯是最重要的桥头堡。

5.社会财富日渐累积，可资助更进取的科技研究。

6.冷战的威胁促进激光在通讯用途的研究，激光也可以用作武器。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到，形势的发展，与激光在光通讯用途都直接或间接有关。光通讯如能实现，通讯能力将有一日千里的发展，将世界推向资讯密集的新纪元，这是所有人都乐见的发展。

1970年我在香港进行短期讲学期间，亲身体会了点到点长程通讯带来的不便。在圣诞节之类的家庭团聚节日里，家人分处五湖四海的家庭，都会透过电话向父母、子女或兄弟姊妹问好，这段时间大概集中在十一二个小时之内。我要先打电话到电话公司预约通话时间，而通话只限三分钟。到了指定时刻，我们一家人紧张地守候在电话旁，最后，电话铃声响了。

“这是你打到伦敦的电话，你有三分钟时间！”

“孩子们快来，准备跟外婆说几句祝贺的话。圣诞快乐，你们打开了礼物没有？火鸡还在炉里吗？我们今天过得很高兴，快要上床了，伦敦现在下雪吗？”

“对不起，时间到了！”

“喂，喂！等等，我还没说再见，孩子们还要讲几句！”

“对不起，我要截线了。”

三分钟通话，收费也着实不菲。所以，只有在特别日子或有紧急事情，我们才用长途电话，而且打到海外的电话都要先通过接线生，私隐有没有保障也说不定。

卡博维克博士是波兰裔人，移居英国后，主管毫米波传送系统的研究工作。与他初次私下会面时，对他颇有点敬畏。他向我解释环形波导管的基础原理和好处，差点把我的光通讯热泼熄，转而投向环形波导管的怀抱。但他叫我自行决定研究项目，打通与微波相关的领域。

“不要着急，一个月后，再和我谈谈你的意念。”他总结说。

我坐到办公桌前，对着偌大而空荡荡的一张桌子出神。

“事情的发展倒和我预期的不一样，我坐在一个空房间里，对着一张空桌子，我的脑袋里也空空如也。”

一位上了年纪，有点秃头的先生来到房间，轻声温柔地说：“你一定是查理斯（我的英文名字是Charles），我也是查理斯，查理斯?伊格斯菲特(CharlesEaglesfield)，我正在进行光通讯计划的研究工作，和你共用这个办公室，我们肯定能合作愉快。”

探索光纤（5）

他的话令我绷紧的心情顿时轻松下来。

“伊格斯菲特先生，很高兴认识你，我初来乍到，什么也不懂，不知道应怎样开始。”我说。

“你先安顿下来，我会告诉你我的讯息传送计划。约翰?列杜里斯正在开发一种光源，他是替亚历?里夫斯（Dr.AlecReeves）工作的，里夫斯以发明脉冲编码调制而出名，是光通讯计划的最高负责人。”

能加入一个富有创意的实验室，令我大感兴奋。只是听到里夫斯的大名，已令我充满跃跃欲试的热情，希望能有一番作为。里夫斯是将电磁波化为一连串开关脉冲的发明人，而脉冲编码调制的发明，将通讯带进数码世纪。里夫斯在1936年的这项发明，将连续不断的电波化为开/关的脉冲讯号，不但证明了申农（C.Shannon）的脉冲变换定理及其与连续波最高频率组合的关系，还解决了噪音的问题。当时，晶体管仍未发明，更不要说集成电路了，里夫斯的发明还未能派上实际的用途。稍后，等到集成电路发明后，将模拟讯号转为数码讯号的电路板既可靠而生产成本也合理，脉冲编码调制在通讯上的利用才能实现。

伊格斯菲特正就反射管进行研究，此外我还见过不少人，了解过他们的工作。其中包括约翰?列杜里斯(JohnLytollis)，他的中空负极光源管可发出集中而十分光亮的光线，其最终目标，是在圆管形结构中缔造一个负离子场，高温的负离子可发出强光并可集中在一小点上。

与此同时，我订立一个计划，研究过模长方形右弯管的设计，希望借此利用光线和光波了解过模波导管的结构。这也是我的博士研究主题。我在伦大的大学学院正式注册，跟随微波之父巴洛教授研究，他是微波理论和实用的杰出先行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雷达的发展卓有贡献。他为人和蔼可亲，曾在军事研究所工作，参与发展武器，以协助英国抵抗德国空军的侵袭。

二次大战初期，德空军对英国发动疯狂空袭，英国空军凭为数不多的喷火型战机负隅顽抗，举世知名。当英国空军因战机机师阵亡日众而在“不列颠战役”中陷入苦战时，雷达及时派上用场，令战局形势逆转，在多次空战中助以寡敌众的英军取得大捷。有时敌机数目甚至达防卫一方的三倍，地面电达通过电波反射，可以向空防系统预先发警告，并确实探测敌机的数目和机种，令守军可见“机”行事，布阵迎击。巴洛教授不大谈及当日的战绩，只表示那是团队合作的成果，而他不过是后勤力量的一员。以他的学术地位，我相信他的所言属实。他们在地面的努力，与在天空作战的军人其实不遑多让。丘吉尔说：“在人类的战斗史中，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对那么少人亏欠得那么多。”

他指的是英空军的英勇行为，也许还有意间接表扬在幕后支援前线斗士的人员。

我的博士研究题目是“类光学波导”，但这个新方法其实隐藏不少困难，也没有确实的解决方案。经过两年努力，总算完成了论文和实验。我发现几何光波的成像与平面波传送相容，但线性或定点光源发出的球体或圆筒形光波却出现不确定的衍射及光波漏失。这可说是个过渡性的研究，对我掌握光波原理大有帮助。

探索光纤（6）

回想起来，选定研究题目对研究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环，所定的题目应推动研究生在既有的基础上，加深对尚待解决问题的认识，将研究的前线，推向未知的领域。在我而言，以几何光波原理解释光学现象，以及完全解释在划定空间内的电磁现象，只能在少数情况下做得到，要解决问题尚有其难以逾越的局限。必须通过具体及逻辑正确的模拟，才能建构出系统化的模式。指导教授看来了解我的艰苦研究有一定的创新性和逻辑性，因此把博士学位颁授给我。

激光的发明和半导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令光通讯不再是纸上谈兵。1963年，我进行了开放空间的氦氖（HeNe）激光传送实验，将激光引导至若干距离外的一点上。由固定的激光发射器发出的光线直射向一段距离外的目标，十分稳定，但为什么从另一点观察，我们却仿佛觉得光在不停闪动，其直径更比原来的光线大了几倍？我们终于明白，那原因很简单，是空气的不同密度扭曲了在大气中传送的激光，在英国，潮湿的天气令大气密度更不一致，光线的闪动也因此更明显。

我们也做了不少在全球各家研究实验所都在进行的实验。比方说，我们做了共焦镜实验，将一系列焦距相同的凸透镜排列起来，其间距相等于镜片的焦距。这实验要在夜阑人静，空气死寂的时刻进行，但即使如此，每隔100米转移聚焦时，光线仍不能保持在镜片的有效孔径之内。据知贝尔实验所（Bell

Labs）曾进一步利用气体镜进行实验，但因在维持气体镜形状的稳定时难以提供足够的介电作用，不得不中止实验。这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的实验，无非是想找出控制光线长程传送的方法。这些研究必须进行下去，因为环形波导系统也遇上相同的难题，研究成本也很高。铺设波导系统时，只容许十分轻微的弯度，对长程传送是一大障碍。气体镜系统也没有完全被舍弃，因为当时认为这系统对直线的要求仍可以接受。

在标准实验所，研究重心渐转向介电体波导。卡博维克博士看来仍想绕过寻找高透明度波导物料的难题，他建议我就他提出的薄膜波导进行研究。我和一个三人工程师小组便着手测试制造薄膜波导的可行性。

根据分析，薄膜的厚度应该相等于波长的十分之一，其引导的能量应有百分之九十在薄膜之上或之下的自由空间中传送，其余的百分之十则依附于介电体中。第一项挑战是怎样做出那薄膜。进行过几次实验后，我建议将聚合体溶化在溶液内，然后将这种混合溶液滴在一种流质上。与我们实验室负责聚合体的同事商议过后，我们发觉聚碳酸酯透明度高，也可溶化在挥发性溶液中。混合溶液比水轻，因此我们可以将溶液滴在水上，让水的表面张力舒张溶液，形成一层连续不断的薄膜。这种技术后来称为超薄薄膜技术，常用于制药业。

薄膜的制造进行得很顺利和成功。我们发觉，薄膜的色泽与其厚度有关，是受光线的反射影响。因薄膜的厚度小于可见光线波长的一半，因此没有色泽。我们制造了不同的框架，用来架起薄膜。最后，我们要机械部门制成一个特别形状的框架，在捡起薄膜时，薄膜会铺张在一块倒转U字形薄片之间，框架中央有一个长方形切口。这个设计令光线可在倒U形的一条支架射进薄膜，绕过弯度，再从另一条支架透出。这样，光的射进和透出都是在同一边，只是在不同的支架而已。我们在长方形切口的两边放置一块三棱镜，用以射进和透出光线，三棱镜的底部要紧贴薄膜。

探索光纤（7）

当薄膜有相当厚度时，不难看到光线从射出一边的三棱镜透射出来时，呈现多条光束形态。当薄膜的厚度减至一定程度时，只有一条光束射出。三棱镜摆放的位置，要确保光线能绕过弯角，但又不会与从射进一边的三棱镜透射进来的光线混合。

一天早上，我们用愈来愈薄的膜片进行试验。这些薄膜都透明无色，我们只能用每次将溶液稀释两倍的方法控制薄膜的厚度。但在进行试验的黑房中，出现了令我们大感惊讶的现象。光线并没有绕过弯角，而是照亮了黑房的墙壁。我们发现，光线是在转弯的时候泄漏出来的。随着弯角的弧度减少，光线辐射的角度也降低，直至弧度消失为止。我们不知道薄膜波导的厚度，弯角位置光线的辐射，除了形成一幕幕奇景外，实际上是光功率在弯角处辐射散失的警号。如果转用电缆式的波导结构，电缆就一定不能有太急太尖的弯角。我们梦寐以求的，是能保存接近百分百功率的波导结构。

我建议就光纤电缆中介电材料的衰减机制进行详细的研究，并推动激光部门的同事研制可发出波长接近红外线范围，而又吻合单束光缆直径的半导体激光。这时卡博维克博士决定移民澳洲，加入新南威尔斯大学，我成为研究计划的主持，研究队伍也增加了人手。我们设立了一个小组，研究量度低衰减透明物料的实质衰减程度。刚毕业的工程师佐治加入我们的小组，研究介电波导的特性。他对波导理论很有兴趣，我派他专注研究光纤波导的耐受性要求。我们尤其要确定光纤电缆的体积极限和接合点光功率衰减的程度。我们按部就班，求证玻璃纤维若要成为机械性能和表现上适合作为波导物料的物理和波导要求。

此后两年，我们努力向目标进发。在材料物理和化学中，在解决新发现的电磁波问题中，我们都欠缺经验，但仍取得可喜的进展。我们翻查文献、访问专家，以及向各家玻璃和聚合体公司搜集材料样本。我们也研究有关的理论，并为进行一连串实验订定了测量的技术。在我们设计开发出来的各种设备中，有一种是用来测量材料极轻微的光谱衰减，另一种则用于分阶模拟实验，以测量因机械缺陷而导致的纤维损耗。我们又利用以微波频率运作的特别表面波结构，确定具有不同缺陷的波导的辐射衰减。佐治后来根据这方面的工作，获得了博士学位。我的妻子美芸在电脑实验室出任科学程式员，是她编订的程式软件，帮助我们解决选定介电质波导类型的问题，以及为佐治确定辐射的特性。在现今仍有一定知名度的那篇发表于1966年的学术论文中，我忘了向她不可或缺的贡献致谢，实在不该。

透明物料的光衰减是三种衰减作用的综合结果。物料本身的吸收性衰减，限制了透明区域的波长；杂质衰减是因为物料不纯净所引致，而散失性衰减则是物料结构不统一的结果。因为日常的玻璃用品，如玻璃窗、饰物和厨具等，透明度已足够，在我们展开光纤用途研究之前，没有人研究过玻璃的透明度问题及其限制。我向多位专家请教过，得出以下结论：

1.将所有不纯元素，特别是铁、铜、锰等过渡元素，消减至1比100万至1比10亿的水平，以降低杂质衰减的损耗。但没有人做过任何实验，证实不纯净水平下降是否会令衰减程度相应减少。

2.高温玻璃在高速冷却下，相对于聚合体之类的低温玻璃，应有较少的微组织，其非均质电子的分布也较平均。低温玻璃的散失性衰减也较高。

探索光纤（8）

我们面对两个难题的挑战。其一是低衰减物料的测量技术，这些物料只能有20厘米左右的长度。如果将物料制成纤维，确保其表面平滑无瑕十分困难。其次是终端表面反射衰减。打磨过程可以改变光滑物料的反射衰减。但在进行测量时我们面对的困难，是要量度两个样本之间少于0.1%的衰减程度差异，而整段20厘米长样本的总衰减只是0.1%。进行这样的测量可以说近乎毫无意义。我们最后造出两个光线测量仪，如果反射衰减每次均可重复的话，就可以提供合理的量度数据。

我们很幸运，找到一些用负离子沉淀法制成的石英玻璃样本。因为在制造过程中使用高温，带杂质的离子都给蒸发，形成纯净的石英玻璃。利用这些样本进行测量，可以证明消除杂质可以降低吸收性衰减的理论。但我们注意到，因为湿化学品测试中杂质水平太高，难以进行高温玻璃的纯净度分析。

与此同时，微波模拟实验也已经完成。根据其波模、其端对端错配及纤维直径波动的尺寸偏差极限，全面确定了介电波导管的特性。所有理论和模拟实验所得的结果，都显示有关的理论基础是可行的，而实验结果也提供了实证的根据。我们写成题为《介电波导管的光波传送》，提交英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学报。经过例行的评审程序，论文在1966年7月出版的学报上发表，这也被定为光纤通讯的诞生日子。

论文评审原来是邮政研究中心的总监。他很有兴趣跟进我们的工作，并提议立即在研究中心设立发展光纤的重点研究计划，以及与标准实验所签订合约，以推动光纤的发展。最近我惊喜地接到他的来信，告知他写了一部有关电讯业发展的著作，嘱我给他的书做一点宣传推广。离我发表那篇论文已有三十五年，我很高兴他还记得我和肯定我们的工作。现在光纤网络已遍布全球，光纤网络的应用，对世界文明有重大影响，而且还有远大的发展潜力。我认为这种资讯革命将缔造一个新的纪元，我们的生活也将因此而改变。这不是因为通讯容易了，或因为我们可以获得更多资讯和知识，而是因为我们一定要摒除旧有的思想，现代文明也将大为改观。一如多个世纪前印刷术的普及开拓了人类的视野，翻开历史新的一页，新的资讯革命也将推动我们在生命的探索上向前迈进。

如今，在圣诞期间，以至于任何时候打电话都已不成问题，只消提起话筒拨个号，数秒间便可接通全球，只要你的银行户口负担得起，谈多久也可以，但事实上每分钟只费几毛钱，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加上流动电话无处不在，即使是偏远的角落也如在近邻。

光明在望（1）

光明在望

我召集了光纤通讯小组的同事，作出一个简短的宣布：

“我们的论文已在《英国电子工程师学会学报》发表，也收到英国邮电局的来信，邀请我们进一步研究光纤的通讯用途，还说可以在他们的桃丽斯山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

我召集了光纤通讯小组的同事，作出一个简短的宣布：

“我们的论文已在《英国电子工程师学会学报》发表，也收到英国邮电局的来信，邀请我们进一步研究光纤的通讯用途，还说可以在他们的桃丽斯山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

为此大家都感到极度兴奋。过去三年来，我们证明了光纤通讯不再是个神话，通过各种实验数据，可以证实我们的理论并非空谈。即使有时我们的实验只是用蜡和线做工具，但仍能给我们的假设提供有力的证据。我们的假设是，降低石英玻璃中的杂质，可提高玻璃的透明度，在最高的透明度下，如果海洋是用这些玻璃组成，无论海有多深，我们都可以一望到底。我们也证明光纤可以借单模传送光波，从而像无线电波一样，发送开/关讯息。不同的是，光波在同一时间载送的开/关数量，比无线电波多上数百万倍。

我们虽然深受各种精神和实质上的支持鼓舞，但在同类的研究上，我们的同道似乎不多。我们的论文题目《介电波导管的光波传送》，其实有点讳莫如深，并没有在通讯业界中引起太大的回响。我想我们准是要将论文的要点直接提交给有兴趣于这种革命性通讯方法的公司，才有可能说服他们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要发动最多的人，才能令计划成功。我还要向这些公司强调的一点就是，光纤是用世界上用之不竭的材料造成的，那就是--沙粒。用沙做材料既环保，成本又低。我要大力推销光纤的特性，尤其是其轻盈和高度耐受力，以及不会泄漏光源。我深信必须集合众人的努力，光纤传讯才会取得成功。为此我希望能尽快聚集一群同道中人，并准备在1966年12月底启程到亚洲和美国去。

自1953年离开香港后，这还是我第一次回到亚洲。除了顺道与久别的双亲和亲友团聚外，我还打算前往日本和台湾地区，向亚洲推介光纤通讯技术的重要意义。

在日本，我先拜访仙台的东北大学，再前赴日本电信电话公司（NTT）的中央研究实验所、日本板硝子公司（NipponSheetGlassCo.）以及日本电气公司（NEC）。日本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整洁和准时，铁路系统尤其令人难忘。

列车驶过井然有序的田野和散落的村屋，天清日朗，像欢迎我这个海外来客。准时抵达仙台车站时，接车的人已在车厢外等候，看来他们早查清楚我的座号。来人自称是善一教授的助理，笑容可掬，彬彬有礼。事实上，在整个日本行程中，日本人办事的有条不紊和紧守时间观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我也是个守时的人，对日本社会增添了几分亲切感。

东北大学是著名的国立大学，以八木天线闻名的八木教授就在这里任教。善一教授是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对我关怀备至，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准会在我身旁，但当我忙于和其他人应酬时，他又会隐蔽在不知哪一个角落，给我最大的空间。

光明在望（2）

我获引介认识西泽润一教授，他是日本最富研究创意的学者之一，以发明多种非传统半导体器材为人熟知。他的学生看来对他敬畏有加，其中一位和我有过详细的光纤技术讨论，他正在发展斜射率光纤理论。在抛物线形的斜射下，不论光线是同轴射出还是以某一角度从同轴的方向射出，光线在光纤中会以同速前进。在发出开/关脉冲时，若脉冲用笔直的纤芯传送，会有一定程度的扭曲，但如果纤芯呈抛物线状，脉冲便不会有任何变化。这意念是受共聚焦镜原理及其后的气体镜原理启发，两个原理都是在发展光纤传讯初期提出的。有关的实验从理论研究角度进行，但对以首条可应用的斜射率纤芯光纤的制成可谓功不可没。

单模光纤是我最初提出的供通讯用途光纤规格，但光纤制造商认为，直径小至3至4微米的纤芯在接驳时确保不会漏失光源有一定的困难，甚至没有可能，因此第一代光纤的斜射率光纤的纤芯一般都以50微米为标准定制。

在NTT，我首次发表有关光纤通讯的演说，演讲室内坐满了研究人员。他们很专心的做笔记，但在演讲完毕后却没有人发问。日本技术人员一般都有良好的读和听英语能力，却怯于用英语发言，尤其是在会议上用英语发问或回答问题。但这情况是我在日本进行过几场演说后才醒觉的。所以在头一场演讲过后无人发言，令我颇有点难受。幸而会后与个别与会者闲谈，发觉他们都认为我的演讲很实用和资料丰富，对日本的业界也大有帮助。事实证明，在其后的行程中我都颇受欢迎，和光纤通讯业者建立了良好的联系，有些更成为长久的朋友。多年后我获得日本奖（JapanPrize）也许正肇端于这次旅程。

NTT是日本通讯业的翘楚，当年是通讯服务的专利供应商，旗下的中央研究实验所是日本首屈一指的科技研究中心，由四幢多层建筑物组成，各有本身的研究重点。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日本电讯业的发展方向有很大的贡献，其成功开发的产品，令住友电工、NEC等不少公司也大为受惠。

我也访问了NEC，因为NEC是ITT部分拥有的附属公司，而ITT又是我在英国任职的标准电讯实验所的母公司。我在NEC会见了Uenohara博士，他是研究计划的主管，和我年纪相若，英语说得极流利，这在日本是罕见的。此后二十多年，他和我在各自的机构内逐步攀升，彼此时有往还。

NEC在见多识广和充满活力的小林博士领导下，由战后的困境中突围而出，发展为日本的电子业巨擘。在日本电子产业协会主席任内，小林博士创立了一个国际性的奖项，名为C&C（CommunicationsandComputers）奖，颁发给对通讯及电脑业卓有贡献者。他的个人成就，足与新力机构的盛田昭夫比美。小林博士向他的同事昭示了追求卓越的重要。在NEC，我清楚认识到，上下齐心的团体合作精神正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关键。

光明在望（3）

日本板硝子公司是我往访的第二家公司，其创新精神令我敬佩。他们本来制造窗户用的玻璃，后来投入生产斜射率光纤和Selfoc镜片，后者一般用于影印机和传真机。这种勇于超越传统产品、掌握机会的敏锐反应，实在难能可贵。他们利用离子交换法，制成一种折射率由中央向外递减的玻璃杆。这种玻璃杆，可以纳入以斜射率为纤芯的光纤中。他们又发现，如果将多条玻璃杆切割成两端平行及同一长度，并排列成平面镜片，可用于影印机和传真机进行影像扫描。这种扫描器材，日后为公司带来大量生意。往后三十多年，我一直与他们保持友谊。接待我的一位工程师，后来成为公司的董事之一，现在已退休。他与友人合著了一部书，详述板硝子公司在光纤发展中的角色。他们成功开发斜射率光纤，促成了这种光纤在初期光纤通讯的应用，虽然后来光纤改用改良化学气相沉积技术制造，与板硝子公司所用的技术已大不相同。

我的首次日本之旅日后证明十分重要。光纤研究日渐蓬勃，不少发明更富有创意。我也尽了一分力，宣扬光纤对通讯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和食”自然也令我回味无穷，尤其是牛肉火锅和天妇罗，每一想起都令人食指大动。主人家怕我不习惯，在菜单中竟然没有列进生鱼。几个月后在另一次旅程中，有人大力说服我一尝生鱼的滋味，我一试便着了迷。回家后，美芸说我满身鱼腥似的异味，拒绝让我靠近，直至我的消化系统把鱼的残余气味完全消化掉。不过，如今她也和我一样爱吃寿司和生鱼。

至于欧洲，早在发表那篇历史性的论文前，我已经走遍了大部分国家。我探访了各大玻璃制造公司，与他们商讨玻璃的特性，看看他们是否可和我们合作提高玻璃的透明度。我们也曾研究过使用塑胶材料的可能性。在大学里我学的是电机工程，课程里几乎没有触及材料科学，为此我不得不重拾少年时对化学的兴趣。我对有机和非有机材料的知识也大为拓展，尤其是对玻璃状态材料的特性取得更深入的了解。我记得，当我用本生灯燃烧小量食盐（NaCl，氯化钠）时，本来无色的本生灯火焰会变成深黄色。因此，对于因为含有铁或铜，令玻璃会吸纳某种颜色光线的现象，我也许比别的工程师更易于了解。老师在课堂上教的知识，并不是时时有用的。

英国锡菲特大学以玻璃科学研究闻名，我向他们求助时，他们慷慨地给提供大量资料和指示我深入研究玻璃特性的方向。他们令我认识到，玻璃科学不像晶体科学那样易于分析。我们可设想玻璃状态是一种十分坚硬的流质，它慢慢软化，像液体一样漂浮，无须内部张力也可伸展。我认识到如何加上几个百分比的氧化金属如铜、锰、铁或钴，便可制成有色玻璃。我也认识到，玻璃迅速冷却时，因结构波动较小，其均质性会较高。他们特别指出，铁、铜等杂质对光线吸收的影响仍未有明确的测定，只知道若减少诸如铁这类杂质的集中性，光线的吸收就会与杂质的集中程度成正比。但没有证据显示杂质集中程度极低时，光线的吸收也会相应减少。他们认为，将杂质减至1比100万，甚至1比10亿，就有理由假设光线吸收会按比例递减。但他们总是觉得这机会很小。

光明在望（4）

我反而认为吸收性衰减与杂质的集中度成为正比，在低杂质度下，导致衰减的反应也应降低。我举出三个理由：

1.在科学上没有实质理由认为10亿比1的纯净度不可达致。反之，实验证明这种纯净度不难达致;

2.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纯玻璃的散失性衰减微不足道;

3.光纤的物理规格是可以实现的。

可是，玻璃公司一般都不大有兴趣制造透明度极高的玻璃。他们造的是装饰性的艺术玻璃，或者窗玻璃。带铅玻璃密度高

（高折射率），多用于玻璃瓶一类的艺术性摆设，窗玻璃则多用上碱石灰和石英。Pilkington

GlassCompany发明的浮法玻璃制法，可造出厚度不同的大面积玻璃片。我向许多玻璃公司打探过他们对制造光学纤维的兴趣，这些公司包括Pilkington、Saint-Gobain、Schott、Heraeus、American

Optical，以及Corning，可惜他们都表示兴趣不大，只把特色玻璃当做一种或者有一定市场的产品。

我们对玻璃进行深入的研究，其实是投进玻璃科学一个未知和从未开发的领域，对玻璃内的杂质，并无量化的分析。我们只能量度玻璃在有限几种色谱光线下的透明度。幸而我的一位物料部上司从专门制造石英产品的Amersil公司取回一个电熔石英样本，这个样本是用一种名为负离子化学气相沉积法的程序制成的。负离子产生的高温显然足以将所有元素，包括不纯净的离子气化。在汽化温度极高的石英与氧离子产生反应时，首先会凝固成玻璃石英，而不纯净的氧化物则仍在气体状态。这么一来，就会产生杂质极少的纯净石英。利用这个样本，我们可以证明其中没有铁、铜或其他元素周期表中所谓过渡元素的物质残余，只有少量的水分。通过样本，我们可以取得一系列光谱的透明度，并没有发觉杂质导致的光吸收。

在一个研讨会上，我得与Corning公司的莫勒博士聊了一会。他在Corning领导光纤研究计划，后来我到Corning拜访他，并与几位参与计划的年轻研究员会面。他们都有兴趣与我们合作，但没有透露他们研究的方法。在研讨会闲谈间，莫勒不经意地问我，因不同的原因，如改变折射率或石英玻璃的熔点，在光纤核心中加进不同的物料时，如何解决水分存在的问题。这确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水分会导致光纤内的光吸收，必须予以解决。这次东拉西扯的闲谈显示，Corning已察觉到水分的问题，而我的回答也向他表明，我也知道水分问题的存在。这算是在顶尖研究中互相套取竞争者情报的一个方法吧。

光明在望（5）

在早期的另一个实验中，我们发现氢也会渗入玻璃，导致光吸收。只要能避免氢被困在电缆中的光纤周围，便可以解决问题。这是在另一次闲谈中得悉的。某天公司内一位负责长期测试光纤电缆的同事告诉我，电缆埋在苏格兰一个湖底两年后，透明度虽然有少许减退，但毕竟仍可以察觉出来。几个月后，他特地跑来告诉我，他已解开了疑团。他察觉到，用来保护电缆光纤的铝管中，氢的压力会增加，而氢会渗透进光纤中，与氧产生反应，形成氢氧键，从而导致水分吸光作用。他显然为了找到答案而兴高采烈，充满自豪。我也沾染了他的喜悦，这个看来微不足道而实则十分重大的发现，会令所有研究人员同感兴奋。探索精神是推动研究的动力，我沉迷的正是不断面对挑战。

英国邮电局、Pilkington和标准实验所展开了紧密的合作，其中一个首要之务，就是找出制成低损耗光纤的方法。当时有几种制造玻璃纤维的方法，如从盛载玻璃熔液的熔炉中把玻璃纤维拉出来，或以高温炉在玻璃杆的一端加热。我们要制造的光纤，需要有厚厚的包覆层，而纤心则十分幼小，包覆层与纤芯的接合必须天衣无缝，而纤芯的折射率须高于包覆层。

我们要决定，要么以高纯净度石英杆作为纤芯，然后想方设法用折射率较低的改质石英层将纤芯包覆；要么将玻璃在熔炉中熔化，然后在外层同轴熔炉熔化另一层玻璃，做成包覆层。这两种方法的取舍有一定困难。若用高纯净度石英，据我们所知并无熔炉能提供足够的高温将石英软化，或找到折射率比石英低的改质石英。如果用熔化度较低的玻璃，我们就要忍受玻璃和包覆层里的杂质。我们最后决定首先尝试用低温熔化法。现在回想，我们是太早放弃了化学气相沉积技术。这种技术成功为半导体合成电路做成一层石英保护薄膜。我与这种技术的专家讨论石英处理法时，专家对同样技术是否可用于光纤制造抱怀疑态度。我们不知道，Corning已经采用了化学气相沉积技术。

在1970年，Corning宣布利用化学气相沉积法制造出损耗率为20dB/Km的试验性单模光纤。这种光纤虽仍未有实际用途，但为如何保持石英的纯净度打开了一个缺口，我们在标准实验室立即开始研究化学气相沉积法，并加以改良。

也就是在这时候，一个个人的问题常在我脑际盘旋。美芸和我都发觉，两个孩子开始意识到，在学校的同伴中，他们属于少数。他们常问，他们黑头发黑眼睛，五官轮廓扁平，为什么看起来跟同学们不一样。美芸小时候也有相同的经验，她是学校内唯一的亚洲人。她常和我商量，是否有责任让孩子们知道，他们在世界上并不是少数民族。

一封突如其来的航空邮件，带来了戏剧性的转变。香港中文大学一位教授来信问我有没有兴趣申请出任新成立的电子工程学系的主任。招聘广告已在各大报章和刊物刊登，看来我只要申请，就会获得聘用，这倒是轻而易举，而且机会来得正好。移居香港，至少可以让孩子们融入一个成员外表跟他们差不多的社会。如果我可以与标准实验所达成停职协议，在暑假期间准许我回到实验所，我也不致与光纤通讯的发展脱节。

光明在望（6）

我获聘到香港，完成了一个两年期合约后，虽然很想继续从事全职的研究工作，但在校方盛情挽留下，我多教了两年，直到第一届电子工程学学士生毕业为止。在我的工作资历上，又增加了教学和管理经验，与此同时，每个夏天我也回到标准实验所从事研究。我们在1970年底离开英国，到1974年初夏又收拾行装，准备移居美国，继续发展光纤通讯系统。我们以为，将从此与香港告别了。

在前往美国途中，我们在日本的京都稍作逗留。当地正举行一个大型的光纤通讯会议，我在会上遇到了几位标准实验所的旧同事，与他们讨论过与光纤有关的种种问题。闲谈间我隐约听到有人提到我的名字，令我忍不住竖起耳朵听个究竟。有人说：“……那高锟，他跑去教书了，只在日本停上一天，又怎会知道最新的形势？”

他不知道，我其实与标准实验所一直保持紧密的联系，而光纤研制的进展也很缓慢。制造玻璃的低温熔炉产生的杂质难以控制；高温石英的处理也只是略有寸进；准确而可靠的把两条光纤接合可行性成疑；有人尝试将液体注入纤芯，但随即放弃了这做法。最大的进展，是利用改良化学气相沉积法在石英管中做出纤芯。就在这时刻，我投入弗吉尼亚州风光如画的罗安那克（Roanoke）一家公司，在电光学产品部中开展新的研究。

虽然曾到美国公干过几次，但要到罗安那克安顿下来，我才开始慢慢认识到，罗安那克仍生活于内战前的状态。罗安那克是弗吉尼亚州最西部的一个大城市，位于雪兰多和蓝领山脉之间的雪兰多山谷南端。雪兰多山脉跨越南卡罗莱纳，北至佛蒙特。当地文化属南方文化，妇女们都温柔娴雅，热爱家庭，煮得一手好菜，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没有在城内住上几个世代，仍会被视为外人。

我们抵达不久，天气便转凉了，万山树木仿佛一下子开起花来，黄色的、红色的叶子掺杂相间，在蓝天的衬托下，格外明艳耀目，令人难忘。在人迹罕至的林间漫步，是定居这里最值得怀念的经验。

我们倒视当地人为外人。他们许多都没见过亚洲人，在街上和我们相遇，往往会好奇地停下来，紧盯着我们，直至我们向他们微笑一下，他们才转头继续行程。女儿在这儿首次尝到种族主义的难堪。

“Chinky、Chinky，怪脸孔！”小孩们尖叫着，将他们无聊的眼睛往上翻，扮作东方人的样子。

女儿含着泪，只想知道那些小孩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

“他们只是无知和没有教养罢了，你应同情他们才对。他们的母亲没有教他们应有的礼貌。”

希望我的说话她能明白。

我们开车到一家杂货店购物，准备把车锁上时，一名老居民自豪地对我说：“这儿没有人锁上车门的，你们准是从外地来的，外地都不大安全，可我们这里从没有人在睡觉时把门上锁。”

他用浓重的南方口音告诉我们，“现在你们都有安心日子过了。”

光明在望（7）

我们的确过着安心的日子，但有时还是有点不惬意。女儿的学校拒绝让她加入木工班。美芸直接跑去跟校长理论。

校长说：“如果录取了你的女儿，就有一名男孩失去加入的机会，这不行，男的需要学木工，女的不要。”

美芸说：“以前没有女同学申请学木工，不是说以后都不让女孩申请。这是歧视！”

如果我们不是在香港住过，面对不公平的事，美芸连气也不会吭一下。她不习惯公开发表意见，更拙于跟人争论。香港唤起了她对个人权利的醒觉。那一天，她发现了自己的声音。她在一家邮局排队等候服务，天气十分炎热，大家都等得有点不耐烦，有一名英国人却大模大样的一下子跑到柜台前要求服务，美芸冲口而出的高喊：“喂，这里要排队轮候，请你排到后面，轮候服务。”那人听出这愤怒的声音带着伦敦口音，呆了一下，道了一声歉，灰头灰脸跑开了。

自此以后，美芸对看不过眼的事再不会忍气吞声。女儿最终也能加入木工班，而且在模型火箭制造计划中，她做的火箭飞得最高最远，我为她而感到骄傲。

她在香港读书时，也许评分标准很严格，数学只得C级。美国的教师把她安插到成绩普通的数学班，但不久便要把她提升两级，到较高的班级，才不致让她上课时发闷。远在中学毕业前，她已经把学校所能提供的数学课程读完。她的老师惊叹说：“天啊，她的数学那么出色也只是拿C级，那些拿A的不知要厉害到什么程度了。”

但女儿在学校里也尝了不少苦头，幸好，她也遗传了母亲的一点品性。

班上，有个特别顽皮的小毛头爱取笑她，令她难堪。又扯她的头发、把书从她手上撞到地上，捉弄她。我尝试开解她，说那小伙子也许迷上了她：“你也可以取笑他，戏弄他。”

但许多次她总是含着泪回家。有一次，她忍不住了，直向那男孩脸上回敬了一拳，在全班的面前。

女同学们都拍手叫好。“明淇，干得好，他应有此报。”

那可怜的毛头大吃一惊，红了脸，从此再也没敢取笑她。但女儿回到家里，愈想愈难过，又哭了一场。

幸好这事情不是发生在今天，否则，那男孩很可能回家拿一支枪，跑回学校胡乱扫射一通作为报复。现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来愈脆弱了。

我奇怪ITT为什么会选中罗安那克的这个厂房来进行发展光纤通讯的中心，唯一有关联的，是那厂房的名称，厂房名为电光学产品部，主要生产夜视镜，或称星光镜，是一种军方用的先进高科技产品。夜视镜的主要部件，是一片由以千计空心纤维组成的镜片，用以将光线放大。电光学产品部是ITT国防太空集团属下的一个部门，承接美国国防部的合约，进入某层次的机密业务时，我也要通过一定的保安检查。

我的邻居告诉我一个故事。他问我：“你是不是惹上了什么麻烦？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在监视你呢。他们来问了我许多古怪的问题，像你是不是常开些吵吵闹闹的派对，你有没有喝醉过，有没有形迹可疑的人来探访你，等等。”

光明在望（8）

我相信中情局现在仍在做着同样可怕的事。

ITT将光纤发展放到电光学产品部，可说是个策略性决定。光纤技术在当时仍处于初生阶段，要提升到实际运作用途，仍有不少艰难的障碍要超越。还有就是，光纤的特性适合作不少军事用途。比方说，光纤十分轻巧，很适合用于设立临时地面通讯系统；柔韧度高，可抵受压力和拉力；不会产生辐射性电波，让敌方轻易侦察到。海，陆、空三军的大量资金，涌进电光学产品部的户口，有力推动了光纤的研究，由实验室的测试，推进到能经受考验的可靠产品，符合严格的军事运用，然后再发展为低成本的商业产品。经过一番火浴似的试炼，真正的光纤系统诞生了。

厂方组成了一队精英队伍，规模和实力都迅速增长。他们从世界闻名的贝尔实验所请来占姆当计划主管，我成为首席科学家。在贝尔实验所，占姆对设计高速电讯收发机富有经验，而我则掌握光纤技术。我们合作，发展出第一个军事通讯系统，并在蒙茅斯堡设立。那是一套配备齐全的通讯系统，包括发布和接收器，以及我们用改良化学气相沉积法制成的光纤电缆。电缆既牢靠又轻盈，只需一名士兵就可以把1000米的电缆背起来。同样长度的铜缆，要一辆货车来运载才行。从1974年至1980年间，我们接受的订购合约增加了一倍，令我们成为光纤系统和相关项目的翘楚。我们生产的不止于光纤，还要将原本供铜丝电缆用的配套设施的规格完全翻新。

在这几年间，我埋头工作，愈干愈起劲，与厂房难舍难离，往往很晚才回家。美芸说，迟早要在电冰箱贴一张告示，提醒孩子他们早上看到的陌生人，是他们的父亲。

我的工作时间，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在外地度过的。我要飞往世界各地参加各种会议。其中如欧洲光通讯会议、光纤通讯会议等，原先只是行内人的小型聚会，后来都发展成全球专家汇聚的大型国际会议。我早在1966年便认为，要把光纤通讯系统发扬光大，非有大量人才投入不可。事情的发展正是如此。

有时要到纽约总部开会，我大都会乘第一班机前往，然后坐最后一班机回来。有时要远赴欧洲，我会回到英国的标准实验所探探旧同事。在日本我也有很多朋友，彼此常互相探访。也全靠这样，我才会得悉其他地方的最新发展。

美芸很多时都不知我身处何地。她习惯打电话给我的秘书，要她转告我，下班经过杂货店时顺道买些什么什么回家。但秘书会告诉她：“高先生？你不知道他今早去了纽约开会吗？”

有时在周末开车和家人去商场，途中我总要在办公室停一停。“等我十分钟，我要看看实验的结果。”

结果我少不免会遇上一两位同事，他们都是和我一样，在周末外出的半路中途转到办公室来看看。我们一谈起来就忘记了时间，到我回到车上时，家人们的脸色都很难看。有一次美芸决定要教训我一下，在等了我半个小时之后，就自行开车去购物，然后回家，让我搁在半途，不知如何是好。我们都得到教训：如果我在家庭日要到办公室去，没问题，但不会有人停下来等我把公事办完。

光明在望（9）

在创作活动的中心工作，令人备感满足。我们利用自己和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开发光纤通讯产品的各种零件和设施。我们的工作氛围也是军事化的，工作分为R1（开发阶段）至R4

（生产前阶段）几个阶段。我们已完成了R2阶段，正向R3和R4阶段迈进，最后才是生产阶段。

光纤用于实际用途时，我们遇上不少问题。我们发觉，光纤在光纤电缆套中遇到压缩时，光的损耗会增加。由此需对光纤轻微弯曲时光线漏出光纤外而导致的光衰减进行调查，一旦察觉问题所在，便可以做出适当的计设。军方又要求我们加强光纤的抗张力，从而评估光纤是否可用作有线制导飞弹的导线。这牵涉到光纤在压力下的即时和长期拉引力研究。我们设计出特别的测试技术，研究光纤在潮湿环境中的劳损问题。这些都有助订立光纤的规格，以确保其实际使用时的可靠性。

可是，电光学产品部日渐成为国防太空集团的生财工具，我们的业务要多元化发展，从而令已经每年翻一番的收入更上一层楼。我们要竞投愈来愈多的合约，以达到增加收入的目标，但也因此导致有经验的人手不足，有些合约未能如期完成，反过来令员工的士气低落。

我本来以为问题出在内部管理上，但其实是高层的领导出了问题。总部定下的10%持续营业增长率定得太紧，业绩一不如理想便更换部门主管，频密的变动令业绩更难有寸进。盈利成为唯一的目标，令人变得盲目，看不到远大的前景。

与此同时，ITT的竞争者开始集中于光纤通讯系统的研究，并投放大量资源。到了1983年，我们在罗安那克的部门仍主持光纤和军事系统的制造，但光纤通讯系统的研发则转到ITT的通讯部门。因为我们涉及的范围太广泛，竞争优势也大为削弱，更无法专注于我们实力最强的工作。ITT虽然能作出相应的调整，保持一定的竞争力，但已不能独占鳌头。就在这时候，ITT委任我为首名科学行政总裁。

我的两名孩子已高中毕业，一名入读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另一名考进北卡罗莱纳的杜克大学。美芸这几年来先在中学任教数学科，赚点外快，后来进入弗吉尼亚科技学院读商业管理，一心想取得硕士学位，但只读了两年，便转而做起服装生意来，梦想建立自己的事业。她以为我们将在罗安那克落地生根。

我们的生活却将翻开新的一页。回家时我便会将这个消息告诉她。

开拓新领域（1）

开拓新领域

科技的最大贡献，也许在于能以合理的价格，生产配合个人需要的产品。

精明机警的秘书小姐在内部对讲机上说：“弗拉申博士（DrStuFlaschen）的电话，你要接听吗？”

弗拉申博士是ITTCorporation的副总裁兼首席技术总监，主管ITT王国逾十亿美元的科技业务，也是光纤通讯计划的大力支持者。

“哦，他找我干什么？这还是他头一次直接打电话给我，我当然要听。”

弗拉申博士说他很欣赏我对光纤计划的贡献，对计划取得成功我功不可没。我正等着他说“但是”两个字。但接下来他说：“我希望你能帮助总部加强ITT的整体研究与开发。董事局设立了一个新职位，职衔是科学行政总裁，相等于一个大约一千人的中型部门的总裁。你可以有几年时间和足够的资金，做你认为ITT必须做的事。我希望你可以将你手头上有关光纤计划的工作，交给你属下那组能干的同事，无论如何，在你的新职位上，你将会更有力地帮助他们。”

我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时间不知怎样回答。这个突如其来的委任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对一连串后果也不及细想。对新的任命，即时的反应是跃跃欲试。弗拉申博士给我一天时间考虑，要我明早给他一个正式的回复。

在接到这个电话的一年之前，我们以为将会在罗安那克长期居留，立定主意起一所依照我们意念设计的住宅。当晚回到家里，对刚建成两个月的这所房子已有一种依依惜别的感觉。我们已习惯了欣赏园子里的花草树木，以及在那儿共进早点的写意。

“我回来了。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猜是什么？好消息是，弗拉申给了我一个难以拒绝的职位；坏消息是，我们要么搬到康涅狄格的ITT研究中心，要么搬到纽约的ITT总部。”

美芸也满以为我刚升上部门的副总裁，在罗安那克最少呆上五年。我们多的是时间，可以建成我们的梦想居室，好好的享受一下。我们的运气来得有点误打瞎撞，现在，我们又要流浪到别的地方，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在经验上也将有所拓展。第二天我接受了委任，成为首位科学行政总裁，但脑海里并没有一套完整的工作目标。我的责任是做任何我认为对ITT有重要意义的事，这无异于一张空白支票，我可以在上面随便写上我喜欢的银码。更贴切地说，是给画家一张空白的画布，要他绘上未来世界的图像。但我不能天马行空，为所欲为，而是要绘画出科学和技术将要带领我们前往的一个合乎情理的未来世界。我首先要了解目前阻碍科学和技术进步的绊脚石是什么，然后估计是否可以把这些石头移走。

睡房里挂着一张我的照片，是在一片树木苍翠的草地上拍的，我悠然地倚在一棵树上，手上拿着铅笔和记事簿，看来像是在沉思的样子。这是公司宣布我的任命时的公关照，宣传广告上说：“我们给他资金和时间，让他缔造更美好的未来。”在就任的初期，我常对着这张照片发呆，不是因为自我陶醉，又或者相中人像对我说：“你是不是在造梦？”它其实是提醒我，我必须脚踏实地，不要让一时得意冲昏头脑。要推动ITT的技术，我要解决研究与开发部的基本问题，加强技术的管理，以及订定发展目标，和评估技术发展对开拓新业务的影响。

开拓新领域（2）

当时我们仍未知道这次任命对我的事业的重要意义。弗拉申以为我对ITT所能作出的贡献，与我的本职其实不大吻合。我要冲出光纤研究的范畴，进入通讯科技的广阔世界，探索通讯科技对全球化社会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弗拉申其实是给我一份预先签署的空白文件，让我做我所喜欢做的事，并给我提供所需的资源，就是时间和资金。但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我的任命。

我的任命，由弗拉申提出，获得ITT主席和行政总裁通过，但到了人事总监手上时，侧闻他并不同意把我提升到最高的管理层，而只能出任相等于一个中型部门的总裁。据说他曾声称：“高锟不是管理的材料。”他的一句话，就成了我面前一道无形的障碍。但值得安慰的是，公司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的薪酬，倒是与行政总裁级相同。我得感谢处理这事情的所有人，因为“科学行政总裁”这职位让我可以实践我的理想，也为我将来出任一家大学的校长铺路，那显然是要求最高的管理职位。

我履新后，暂时在康涅狄格州ITT的先进技术中心附近租住一个住宅单位，先进技术中心是ITT的中央研究部门。我先美芸一步住进去，因为我们还要买下或另建一幢符合我们要求的房子，所有设计都要依照我们的意思去做。总之，有了我们先前的梦想家园，我们就再不可以随便住进任何一间房子了。

来往于罗安那克、纽约和康涅狄格之间，颇有疲于奔命之感。我仍记得，由纽约拉戈迪亚机场沿95号州际公路开车到康涅狄格的谢尔顿时，路上一直看不见任何城镇。我特地开到历史较久的大镇布里奇波特去向人探问，我可是迷路了。

在穿梭于罗安那克和谢尔顿工作期间，我们在特兰伯尔(Trumbull)

买了一块地。特兰伯尔是个小镇，离耶鲁大学不远。我们找来一位设计兼建筑师，根据我们的要求把房子建起来。那是一幢现代加州式两层房子，依坡而建，前平后陡，我们在屋后建了一个宽敞的木平台，我们可以在那儿闲坐聊天，美芸也可以看着我用电动除草机除草，然后欣赏那绿油油的齐整青草地，呼吸那清新的草香。

在当上科学行政总裁的头一年，我招揽了两位出色的年轻人，组成一个三人小组。其中一位是刚从加州理工学院毕业的博士，另一位则长于分析。我推出的一项计划，主要目的在于解答一个问题，就是：“半导体器材的最高开/关转换速度是什么？”问题的答案，可以让我们评估使用半导体器材的通讯设备是否有继续开发的价值。我们需要针对其他生产商的未来产品，以竞争能力为基础，厘定我们研究与开发计划的优先次序，以作为研究与开发资源分配的重要管理工具。

开拓新领域（3）

半导体器材的基本速度极限，取决于半导体器材内电子的移动速度。因此，问题可以归结为找出积体半导体中电子的移动速度。我们可以利用薛丁格波动方程式（Schrodingerwaveequation）找出问题的答案。这是对两位年轻科学家的一大挑战，他们花了两年时间，终于得出砷化镓器件（GaAs）一类的典型半导体中晶体原子结构的电子移动形态。结论指出，抵达目标位置的游离电子只是总电子量的一小部分，受物料结构冲散的电子会困囿于能带禁隙(forbiddenenergy

bands)，然后漏出，导致电子的脉冲扩阔而非紧密联系。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显示，半导体材料中的脉冲传播不大可能短于每秒10E-11，因此非量子半导体器材的脉冲重复速率将低于1兆兆比特（terabit/s）。

与此同时，我组成了一支成员来自十家不同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队伍。这样，我只需资助相关范畴但各具不同专长的顶尖专家，让他们互相刺激、启发，相辅相成，并因此而节省不少经费，因为这些专家在其各自的专业里已在研究上花了不少金钱。我给每组专家二十万美元的资助，这只相等于ITT支付一名认可工程师的年薪。我相信，这些专家做出的成果，远超乎我们付出的金钱。比方说，我们有一组人由两位世界知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领导，他们实验室里的设备，可以进行飞秒（femto-second，千万亿分之一秒）的电子速度分析。在我们的计划中，这套设备可用来证实我们的理论。我们既要研究极短时间内极高速的电子移动，他们在这方面的专长让我们分享成果之余，也可以让他们引领我们的工作向前发展。

我们举办了几个会议，每组的组长和一两位成员都要参加，但他们无须三催四请，都热情参与，可见这类交流实有助于知识的提升。我从中获得的讯息，对我认识电子业未来的发展很有帮助，并大大开拓我的视野及加深对未来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有助我分析和综合研究工作的成果，从而更准确掌握ITT各种电子业务的发展时机和可行方案。事隔十八年后的今天回顾，我们当年走的是一条正确的路。工业与大学研究相结合，也是加速业界和学术发展的良方。

在科学行政总裁任内做了三年，到1986年我回到康涅狄格的ITT研究实验室。当时，ITT山雨欲来。法国的Alcatel正洽购ITT所有与电讯相关的业务。这将令Alcatel立即成为仅次于ATT的全球第二大电讯设备供应商，并于一夜间跃升为一家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收购协议签订后，有关方面要我考虑统领美国的研究与开发实验室。

我在科学行政总裁任内研发的工具，受到ITT研究与开发管理层的重视，技术总监和他的策划人员组成了多个工作小组，厘定对整个系统表现攸关的不同主要组件的优劣。这将有助ITT向市场推出具高度竞争力的产品。但收购带来的种种变动，令我的工作未竟全功。

我们的计划--“半导体设材的运作可以有多快？”--目的在找出通讯系统可达到的速度上限，并设定达到极限所需的成本。利用计划所得的数据，我们将各种系统和组件分为三个类别。成本太高或表现达不到标准的系统将被舍弃，表现极高但成本也高的可留待进一步研究，表现具竞争力又符合技术及成本目标的，可优先处理。

开拓新领域（4）

我趁大部分ITT旗下德国公司的同事都在享受长达六个星期暑假的难得机会，到德国草拟了一部书的初稿，论述为什么高科技业需要用不同的方法经营。既没有会议，也没有电话骚扰，我专心致志写下我的想法。在这部名为《选择的实现》的著作前言中我说：

我的一位前英国同事，现在当上了一家著名大学的校长，他所有有关高科技课题的演讲都娓娓动听得令人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但每次我向听众强调科技已改变了商业世界，尤其是高科技行业，却不大有人相信。

数年前，我在德国一口气写下我的想法，并深信如果我将重点全面加以论述，应可证明我的论据是可以立足的。在那个德国人都度假去的炎夏，我草拟了我的初稿……。

那是1983年，但这部书要到1991年才出版。我在初稿上增订了几章，并得到一位商科教授的协助，使内容更为充实。美芸还给每章配上了很有意思的插图。在前言中我继续说：

浏览每章的标题，读者会认为书中主要是讲科技，有关商业的内容不多。这是事实，但，我在第一章“无限商机”中便指出科技即将缔造的美丽新世界，会为高科技商业带来翻天覆地的转变。第九章将读者带到一个疑幻似真的“技术转移”会议中，他们要问的问题，在随后的篇幅中立刻可以找到答案。其他各章提供个别例子，阐释科技对商业的影响。电晶体奇迹、电脑革命、光学魔术，以及资讯世纪的来临，在书中都有详尽的论述。科技的冲击遍及生活的各个层面，一个充满机会、可实现任何选择的新商业社会正等待我们开发。

为进一步阐释商业如何受科技影响，不妨引述第一章

“无限商机”开始的几个段落：

铃、铃……床头的电话响起来。一家国际商务酒店豪华客房里的房客提起电话，听筒传来发自电脑的机械式录音：“早晨，现在是七点钟，室外气温是……”房客放下电话，打开电视，转个身，准备起床。七点三十分，他打电话给秘书嘱咐几件事情，因为酒店房间没有接上电邮系统，他不能用手提电脑发出讯息。他嘀咕说：“干吗不是所有酒店都接上电邮系统，下次不要再给我订这类酒店。”

这情景清楚说明顾客有许多不同的需要，也同时带来不少商机，一些商机已有人懂得掌握，一些仍受忽略。这例子只是庞大商机的冰山一角，但其中不无风险。有风险，是因为这房客未必代表大部分的客人都有同样的需要，酒店是否因此值得投资建立电邮系统以留住这类顾客？还是只提供叫醒服务就足够了？如果只通过视像会议就可以与外界联系，还是否需要有商务酒店？电视生产商是否可以配合酒店的需要制造具备特别功能的电视，以争取这个小众市场？电脑生产商和软件编写员又是否可以顺应自动叫醒市场的需要，开发电子邮件服务的市场？

这个小小例子其实有其典型意义，它带来的商机，源自我们切实的需要，并需利用科技予以解决，这无疑是一个前景远大的起点。对服务供应商和生产商来说，决策也复杂得多。怎样发掘新的产品，并成功引入市场，都颇费思量。

开拓新领域（5）

这些问题没有一定的答案，但其中蕴涵无限的机会。既有的营商基础将面临转变，运作、程式计设、市场推广和产品销售都要有新的管理技巧。个人电脑和办公室电子器材的成功例子屡见不鲜，其发展每出乎人们意料之外。我们首先要研究科技可带来什么转变，并如何催生大量回报卓越的业务。

科技的最大贡献，也许在于能以合理的价格，生产配合个人需要的产品。但这个崭新的概念，必须详加探讨和求证。

十八年前写下的这些话，到今天竟仍不失时效。就目前的市场发展看来，的确是受到科技的莫大推动。电脑就是一种不断改良的产品，以便宜的价格，提供各色各样的功能，配合用者不同的需要。当然你也可以说，电脑的设计其实是“物超其用”的，在众多功能中，某一用家其实只需运用其中少数几种而已。但这也不失为顾客“量体裁衣”的行销手法，为产品打开庞大的市场。

进入21世纪，互联网革命才处于初级阶段。电子和光学技术令资料储存、处理和传输成本愈来愈低，新的通讯服务以能承受的成本满足市场的需求，相应提升了我们的增值能力。生产力大幅增长，全球型经济日渐成形，都是科技带起的作用，如我在书中所言，新科技的影响，足与印刷术的发明相比美。

但另一方面，世界的发展并不平衡，在发展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仍然困苦。事实上，十八年前我在书中提到的“第三世界”境况，至今仍没有多大改善：

在地球村里，绿洲处处，聚居着幸福富裕的一群。但其他地区却荆棘满途，人民的唯一目的，就是求生存。其中有些地方虽然土地肥沃，但因人口众多，土地所出未能让每个人都能温饱。这是第三世界的写照。

对第三世界的人民来说，科技带来的丰收与他们无缘，前景一片黯淡。

踏进21世纪，事情有了转机。经过多年的研究，有三种新科技已发展成熟，而且应用日趋广泛。这就是资讯科技、生物科技和纳米科技。我在新千禧年伊始写下了有关这三种科技的论文，以下是其概要。

资讯科技的展望

资讯科技是处理资讯传送、储存和操作的技术。其目标是让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取得所需的资讯。目前我们有两种主要工具，可将资讯发布到自己身处的地区以至世界各地。一是通过电缆，一是通过无线电波。光纤电缆的发明，令具备极宽频带的电缆传送网络得以建立，足以应付一般的需要。无线传送不受空间限制，配合电缆网络，可以将讯息传送到任何地方。但地区内的无线传送频宽有一定的限制，可用的频带有需要不断拓展。

资讯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时有新的突破。现在的全球资讯网络遍及世界各大城市，通过无远弗届的互联网和电话网络，数以亿计的用家可以取得种种数据、影像和声音。互联网和电话网络也日渐融合，我们通过了全球资讯联系的第一个里程。

开拓新领域（6）

我们正迈向第二个里程，就是利用全球网络为我们的生活增值。第一个挑战是确保这个网络安全可靠，质素有保证。我们的电话服务已十分可靠，几乎任何时刻都可以把电话接上。但我们对数据传输服务的需要有多大，尚在研究的初步。现在我们通过互联网取得资讯，确切来说，是资讯服务供应商通过电话线让我们接通互联网，但电话线的频宽有一定的限制，并不保证就能符合我们的需要。我们还要深入研究资讯服务供应商怎样才能满足所有客户的需求。比方说，一家贸易公司往往要安装许多条电话线，才能应付订货高峰期的所有客户来电，这家公司需要多大的频宽，才可以应付数据传输的需要？许多客户都难以接受数据输送过于缓慢，也担心交易和付款的保密和安全。客户的需要总是各不相同，而且时常转变，不容易确立一个可解决全部问题的方案。当务之急，是首先建立客户与资讯服务供应商的信赖。

论者指出，改善资讯交流，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如果我们能在适当的时候掌握适当的资讯，将有助我们作出更佳的决策，取得更高的增值效果。这也同时要求供应商和买家之间的通讯要有更紧密的联系，但目前我们的网络和有关的基础仍远未完备，但投资者和投资银行家对电子商贸期望过高，而且迫不及待要从中取利，最终导致科网泡沫一下子爆破。

投资银行向大量企业注入风险基金，成立高风险的电子商贸业务，期求迅速增长和回报，市场充满不切实际的憧憬。行之有效的既有商业模式被弃如敝屣，代之以未经考验的模式，满以为更快的资讯交流会带来更大更长远的利益。由提供原始资讯、入门资讯，到综合的专门资讯，由提供企业对客户，到企业对企业的商贸系统，都成为电子商贸抢占的滩头。反应敏锐的设备制造商、网络商、资讯服务供应商、数据供应商，都如雨后春笋，纷纷冒起，其中有大型企业，也有一人公司，但最后只有少数能获利生存，其他的都以失败告终。其中的得失经验和教训，有待资讯业汲取，重新上路。

无论如何，互联网容许无数参与者投入，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团体，都可以紧密联系，进行互动，提升效率，增加效益。当然，要缔造财富，还有赖可靠的商业模式的建立，并要掌握瞬息万变的社会趋势。

资讯科技突破了频宽的局限，处理讯息的能力已大为提升。随着半导体和显示技术的发展，未来的挑战是资讯的智能运用。我们储存的只是大量讯息和知识，这些数据并不懂得互相联系，解答不来“为何”和“如何”的问题。在提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少会说明问题的意图，我们所用的语言也是模糊而不甚明确的，如何在提出问题时确保获得准确的答案，仍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否则我们很难善用所得的资讯。一如过往，我们要集思广益，汇聚多方面的知识和专长，才可以不断进步。

资讯科技引领我们进入另一个演进过程。要适应科技的进展，也要有崭新的思维。比方说，面对不断增加和变化的知识，需要有一套新的教育下一代的方法，传授和学习都要有新的模式。学生要学会自行学习，教师要学会如何指导学生自行发掘知识，家长也要重新认识本身在这种教学模式中扮演的角色。换言之，随着教与学模式的不断变化，每个人都要终身学习，才能跟上新知识，新时代。

开拓新领域（7）

生物科技的展望

自有人类以来，我们首次发现生物分子的奥秘。生物化学探究有机分子的化学特性，由此衍生的生化学，试图改良甚或制造生物分子，包括在基因控制下进行有生命的分子复制。

Watson与Crick发现基因分子的双螺旋结构模型，令制造生命分子之门大开。最近，科学家已破解了人类的基因结构。一张显示人类如何形成的基因地图，在我们面前展开。虽然对基因的运作我们所知仍有限，但我们已知基因组中某些部分与疾病和生长有关。例如某些遗传性疾病是因某个基因组的缺陷而起，通过基因控制矫正有关的缺陷，可望将疾病治愈。研究也发现，某些基因组与身体的机能，如老化或肥胖有关。

在植物世界，控制植物生长特性的工作已发展了一段长时间，异花授粉制造出新的水果和花卉。在荷兰，人们冀求种出黑色郁金香的故事可谓记忆犹新，但稻米的基因改造确实取得成功，这种“神奇稻米”可以在寒冷的地区生长，而且可以一年收成两次，稻米的供应因而大量增加。现在我们日常食用的，不少都是基因改造食物。但将驱虫基因或带毒物质注入植物，以减少虫害或减慢水果成熟的速度，仍有一定的争议。基因改造食物对人类健康的长远影响，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复制老鼠、羊和其他动物的实验已取得成功，复制人类虽被认为有违宗教精神而受禁止，但迟早会有人进行。同样具争议性的是利用胎儿组织的干细胞培植人类器官。干细胞看来可以培植任何器官，我们就见过在老鼠身上长出人类的耳朵。

离利用生物工程制造人类也许尚有一段遥远的日子，但通过基因改造和器官替换延长人类的寿命却已是可以切实做到。“这样的试验应否继续下去”，既是个宗教，也是个政治问题。一个已有十五个星期生命的人类胎儿，脑部仍在发展，肺部充满液体，医生是否有权中止他的生命？这些问题，促使我们重新检讨对生命的传统看法。

生物科技带来道德、宗教、平等、人权和环境保护的种种问题，而我们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加以全盘考虑。生物科技可以解决人类的一些问题，但社会观念目前尚未容许某些规范的转变，如果要大刀阔斧进行各种实验，社会的价值观也非作出重大的转变不可。

纳米科技的展望

三十年前我初次见到安放在一片矽晶体上的一个小型叶轮模型，科学家利用了多种微影技术，才可以做成这个立体模型。但整个模型结构，要放在强力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研究人员告诉我，矽的物理特性最适宜于制造精确机器零件。最初的用途是利用矽槽安放两条光纤。矽晶体的立体结构，可以达到纳米级的准确度。

这是早期纳米技术应用的一个例子。一纳米(nanometer)为十亿分之一米，约六个氢原子并排的大小。在这极细微的体积下，物质会展现不同于其在较大体积状态下的特性。纳米科技就是指利用数十纳米或更小的纳米器材的科技。用纳米管组成的物料，其物理和化学特性具有极高的强度与重量比。

开拓新领域（8）

纳米科技的应用时日尚浅，目前我们只在试验制造纳米级材料。制造微细物料时，我们每次只能控制一粒原子，用这样的方法制造一立方毫米的新物料，近乎聚沙成塔，除非我们能用极高的速度进行并能妥善控制。最重要的是让物料在受控制情况下进行自行组装，这才能造出有用的物料。目前唯一成功自行组装的物料，是在晶体表面进行的晶膜成长（epitaxialgrowth），这层薄膜只有一粒原子那么厚。

利用单原子成长技术，也可制成立体的碳管和碳球。用这方法制成的物料往往有出乎意料的物理和化学特质。在生物科技范畴，曾就蛋白晶体进行过试验，意味我们有可能制成新的蛋白。

纳米器材如马达和磁力感应器也接受过测试。这些器材对环境感应敏锐，可做成新的感应器，而且因其体积极小，可以放到血管之内，监察血液的流动和其他重要健康测试。

我们有理由相信，纳米科技可以让我们制造新的物料，这些物料的机械特性，将远远超越现有的物料。如果这些物料可以更耐用，强度与重量比远高于钛金属，而生产成本也低，许多日常用品也就会有全新的设计，令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多姿多彩。如果这些物料不会污染环境，还有助解决保护环境与社会发展的矛盾。

后语

资讯科技、生物科技和纳米科技的发展仍在婴儿时期，正因其新，也引来我们的疑虑，尤其是新科技的运用会大大改变社会的价值观。固有的观念会受到挑战。若贫者与富者、知识分子与文化低下阶层、买方与卖方欠缺了解，迅速的资讯流动只会令社会更为分化。复制人类很快便会实现，如果人类的寿命倍增，但经过基因改造的人类和动植物不是我们预期中的那个模样，又由谁来收拾残局，恢复法纪和秩序？新的物料用途广泛，人类的才智可以尽情发挥，以前不可能的现在都变成可能，问题是，科技将带领我们到什么地方？

也许有一天地球会被一颗陨石撞毁，也许有一天太阳会冷却，变成一个黑洞。一切复归沉寂，有谁会知道人类曾经存在？但人类的精灵会存在于宇宙间，在下一次导成肉身时重现，我想，到时我们也许会再次相聚，细诉离情呢。

好了，我述说这一大段故事，旨在说明科学研究如何进行，而一个新颖的意念，要经过多少时间才会化成一件可用的产品。科学的发展，要汇集许多人的努力和智慧，才会开花结果。其间需要的是坚持和共同的信念。

在光纤的研究上，我是先行者之一，但最终产品的专利权，却没有为我带来分文。许多人都问我相同的问题而且同样认为：“噢，你一定很富有了，他们一定给你很多专利税。”

开拓新领域（9）

其实不然。一般来说，雇主给你工资，他就拥有你的劳力和时间。做研究与开发工作也是一样，你在实验室里想出的念头，拥有权就属于公司，如果这些念头对公司有用，公司在年终也许会给我分一点花红，又或者加我的人工，升我的职。爱挑剔的人也许会说，公司这样做是为了把我留住，怕我辞职把新想法带到敌对的公司。我想说的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能做一份完全投合自己兴趣的工作，令工作也变成近乎一种娱乐。你的工作为你带来终身的乐趣，而且你还得到报酬，夫复何求？现在尽管我已退休，但对过去曾从事的工作仍维持一定的兴趣和参与。

服务ITT的三十五年间，我的职位拾级而升，薪酬也随之增长，已到了非美裔人员所能达到的最高极限。公司可谓待我不薄。退休后，我还得到终身的长俸。我对通讯业的贡献，获得同行专家的确认，来自全球各学会和组织的奖赏、奖牌、赞誉和公开表扬，是我最大的收获，能够在历史留名，我于愿已足，专利税云云，何足道哉？

能够活着进入人类历史的新世纪，我深感庆幸。在21世纪，研究与开发更显得任重道远，我将继续研究如何将新的工具应用于新的环境。将工作目标放于全球，独立思考，也已获得世人的重视。

我对三种新兴科技的概述，只是指出研究与开发工作的未来方向，我的经验，也只是说明，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未知的挑战，为了未来的福祉，我们仍需努力，为种种问题寻求答案。

出掌中大（1）

出掌中大

“各位老师们都定必会对自己专业范畴内的成就而感到骄傲，我将竭尽所能，为各位缔造更大的发展空间，让各位在学术上更见精进，在培育学生上更有所成。”

任教香港中文大学期间，香港尚未回归，我在1972年飞往苏格兰爱丁堡出席英联邦大学会议。这个会议每四年在不同地方举行，交流经验和意念。部分与会者获邀发表论文，我的论文题目是《香港填海对环境生态的影响》。一天，与一位加拿大大学的新任校长谈得兴起，我向他提出了一条交浅言深的问题。

我说：“作为一位新任校长，你有什么大计。”

他沉思了一会，严肃地回答：“加拿大的大学都已地位卓著，我新任校长，倒想带来一项改革，这项改革，相信会令大学更上一层楼。我相信我获得信任，可以完成我的目标。”

他继续说：“一所成功的大学，需要教师与学生齐心协力，共同建立威望。我是大学的守牧者，要确保每个人都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在引导他们的同时，更要推动他们团结一致，向更高的领域迈进。”

他的话令我感受甚深。

出席这次会议，我在不知不觉中获益匪浅，对日后肩负同样的责任很有帮助。当时，我还未决意长期从事学术工作，只是打算从我的科技工业生涯开一阵小差而已。

1986年春天某日，一封信封面注明“私人密函，非收信人不得拆阅”

的函件放在我的台头。我的秘书把它放在台的正中，让我一眼便看到它。她准会感到好奇，但她的专业操守让她做应该做的事，就是把信放好。

信中说，本大学的校长将于年内退休，校长遴选委员会主席诚邀阁下申请有关职位。信由香港中文大学发出，十多年前我曾在那儿任教。

这封信来得有点意外，虽然一年前我刚获中大颁发的荣誉工程学博士学位，以表扬我对工程学及十五年前替中大建立电子学系的贡献。

名誉学位颁授仪式对我来说是一次愉快的经验。我与其他三位荣誉博士获最高规格接待，在留港两日期间校方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美芸与我入住香港中区最顶尖酒店的套房，在房间里可饱览迷人的维港景色。

颁授学位典礼上，我们随长长的教学人员队伍鱼贯进场。他们都穿上各种样式的学袍，显示他们都是来自全球学术机构的精英。内行人一眼便可以看出他们各自的渊源，那自然都是出自世界的最佳学府。走在我们前头的是校长和校监，当时校监按例是香港的总督。在中大任教期间，我也曾是教员行列中的一人，但混处其间看着每名学生上台接受学位，未免觉得有点劳累。现在，到我坐在台上，等待在校监前躬身接受学位，深深感受到庄严仪式的光宠，而所有毕业同学，也应分享一分成就感，并对曾致力教导他们的师长心怀感激。能代表其他荣誉学位得主在仪式上发表讲话，也是我一份额外的光荣。

出掌中大（2）

在特别为荣誉博士举行的晚宴上，有更多人发表了讲话。但校长从没暗示他和其他高级行政人员正在物色继任人选。他们有没有把我当做心目中人选之一，恐将无法稽考。

在收到那封意外的来函后，立即便有多位来自中大的“密使”与我联络。他们向我详述学校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并鼓励我提出申请。

他们心中也许会说：“去年学校给你颁发了荣誉学位，现在投桃报李，分属应然。”

我们采取了最直截了当的做法，就是把申请书投到信箱中。我的想法是，邀请我申请职位，不等于把职位交给我，又或者我一定要接受这职位。况且，还有别的申请者可供大学挑选，我们只能走着瞧。事实上，在我完成科学行政总裁任期之后，美国的ITT已经在它的研究实验所ATC给我留了一个职位，我正忙于整顿各个先进研究项目。虽然法国的Alcatel正洽购ITT的电讯业务，但我丝毫没有不安的感觉，如果合并成事，在新的机构中我肯定仍可占一席位，即使大学不聘请我，我也没有什么损失。

接到香港来的电话时，我正身在欧洲。中文大学的秘书长告诉我，已就大学校长应征者定下会面日期，请我准备动身到香港，并在那儿停留三天。我查看了一下行事历，发觉可以从欧洲直接飞回香港，完事后，下一个行程也是欧洲。

我完全没有想到，遴选委员会邀我见面，更没有想到，在会面后便立即要求我回复是否接受委任。进入会面室时我有点紧张，校董会主席请我坐到他身旁，其他委员则坐在我和主席对面。后来我才知道，主席是位知名银行家。为了令我轻松点，他们轮流发问，都是环绕着我未来的职务问题。我对中大有一定的认识，回答时倒对答如流。我甚至可以在对方用英语、普通话和粤语发问时，用相同的语言回答。相信他们是要测试我两文三语，尤其是我蹩脚的广东话的能力吧。谈着谈着，我发觉特别容易口干，也许是我话说得太快了，像怕没有足够时间充分表达意见似的。近十多二十年来，我从没参加过什么面试，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发问，甚至盘问对方，已忘记了作为回答一方的感受。会面终于完结，互相握手后，我总可松一口气。

他们用司机开车送我回酒店。我想我大可以轻轻松松地自己吃顿饭，然后等他们指示明天的活动。时差令我昏昏欲睡，一睡就差不多到晚上九点。这时，校董会主席来了电话。

他说：“校董会一致通过委任你由下一学年起出任校长，你明天将会与大学职员代表，以及学生会代表会面，让你和与校长职位攸关的两个团体沟通一下。请你想想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或者有关的团体。请你明早通知我你是否愿意接受我们的聘任。”

他想了想又说：“我相信你已经清楚关于校长职责和聘任条件的所有资料。”

主席快人快语，严肃认真，当时觉得他有点难以接近。后来与他熟络了，才发觉他待人温厚、善体人心，是位务实的领袖。在我出任中大校长的九年期间，他曾多次给我筹谋献策，助我度过最困难的局面。只是他天性沉厚寡言，才每每给人拒人千里的感觉。在官式宴会中，曾坐在他旁边的女士们都发觉，不容易与他打开话匣子。美芸稍后知道，能坐在那位置是无上的光荣，但主席甚少说话，回答问题也很简短，他会忽然离座，表示宴会已完结，在众人簇拥下离去。盛会就此告一段落。

出掌中大（3）

我在酒店房间内踱来踱去，考虑好不好要校方多给我一点时间。我将接受和拒绝的理由都摆出来一一琢磨。打电话给美芸时已是午夜，我的决定将再一次令她大感意外。

上一次，我告诉她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今次，我说：“我只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他们请我当校长，明早只要我说声‘行’，这职位就是属于我的，今晚我要好好睡一觉，好等明天提起精神跟教职员和学生会面，我已经决定接受这份差事。”

像过往一样，美芸对我的决定给予理智而毫无保留的支持。我一生的第二项事业就此展开。这次工作性质与科技工业可说南辕北辙，勉强或可说成是学术界的行政总裁吧。

早期四年短暂的教学生涯，这时刻对我大有裨益。为中大设立一个学系的经验，让我大概知道学术界的运作情况。我还有幸能目睹系内每位成员的努力开花结果，十五位首届毕业生都投身社会，其中一位女生，获取了博士学位，在美国中西部一所大学任教，另一位则在电讯业中大展鸿图，各人对社会都有一定的贡献。

与教职员代表和学生领袖的会面有点对立的意味，但他们并不是针对我，只是对校董会没有让教职员和学生加入遴选委员会有所不满而已。我记起那位加拿大新任大学校长有关订定目标，令大学更上一层楼的一番话，我强调必须建立健全的研究文化，以求提升学术水平。我必须矫正那些对我管治大学的行政能力的质疑。

我刻意表明：“各位教师们都定必会对自己专业范畴内的成就而感到骄傲，我将竭尽所能，为各位缔造更大的发展空间，让各位在学术上更见精进，在培育学生上更有所成。”

现在反省，我当时未免过于理想主义，若被评为太天真并与现实脱节，也不为过。可是，我是生性如此。若说我天真，我会说只是太认真而已。你总不能说我未尽全力。在未来九年长的光景里，无论是与大学有关的人或事，我都从没有卷入什么密谋秘议的旋涡，招惹什么闲言闲语。我懂得怎样保护自己，那就是不知是谁在一首诗中说的：

“我的忠诚就是我的盔甲。”

忠于自我，令我在晚上睡得安稳，说话畅所欲言。

我飞返欧洲，参加余下的会议，却一心想着与家人团聚。回到美国办公室时，景况令我大吃一惊，我的新任命已先我一步传遍当地社区，隔天运抵的香港中文报章都以有关消息作为头条新闻，可是，我还未向上头请辞。我不无尴尬地约见上司，他却表现得十分雀跃。

“恭喜你。你要离职，我们很遗憾，但你将有更远大的未来。ITT虽面对剧变，但已为你准备了其他连串计划，我们将怀念你，祝你好运。”

出掌中大（4）

在候任的一年期间，是我和美芸的一段兴奋日子。未来六年的路已定下来，我们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安排以后的生活。我们的孩子都已大学毕业，并已投入社会工作。但要离开工作了三十五年的ITT，仍难免伤感。公司待我颇厚，尤其是高层每戮力向各知名奖项颁授委员会推介我的工作，让我在光纤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广获确认，所获的奖项可谓纷至沓来。

我初获的多个奖项中，第一个来自费城的富兰克林学院（FranklinInstitute）。在庆祝宴上，我记得ITT欧洲研究部技术总监比尔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年轻人，这只是头一个，你可得准备一下，其他的奖项将滚滚而来。”

Alcatel收购ITT后，准备委任我为研究实验所总监，可惜我未能应命。无论如何，ITT的经验至为可贵。在过渡期间，ITT和Alcatel给我的职责渐次宽减，令我有更多时间非正式参与中大的事务。

ITT的同事们给我举行了欢送晚宴，场面感人，令我泪盈于睫。美芸整晚提心吊胆，怕我情绪失控。的确，我把热泪忍得十分辛苦。

行将卸任的中大校长虽仍主持校务，但遇上影响及大学未来发展的决策，都与我商讨，对此我心怀感激。多位大学的高级行政人员更亲自来向我汇报校务，让我可以知悉大学的日常事务和新发展，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学习和调整期。但校董会主席没有让我在时机未成熟时知道大学要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他显然已知道，政府有意统一大学学制，时间就在我上任之后。主席曾暗示我先想想如何处理有关问题，并提示我要注意师生们对这问题的强烈反应。

在离开ITT和到中大就任之间，有一个三个月的空当。这时，无巧不成话，Bellcore给我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差事。Bellcore是ATT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颁令而成立的新公司。最高法院为防ATT过度膨胀，垄断电讯业，要求该公司将业务分拆为七家公司。Bellcore是这些人们昵称为小贝尔（BabyBells）的七家公司的联合研究部门，它的总监与我联络，邀我出任他的顾问。我与贝尔实验所及其研究与开发部的一些工作人员颇有渊源，但因为彼此是竞争者，素无来往。我欣然接受这份工作。研究总监知道我已离开ITT，并快将成为大学校长，故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才特地邀我出任这职位。我也欣然接受，众所周知，在贝尔实验所工作的都是一流的科技人才，我本是外人，现在却可亲身认识其研究文化和方法，体会是什么令这家实验所成为美国最受注目的研究机构。

我有三个月时间深入认识实验所的研究人员，了解他们的目标和困惑，以及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分析管理上的种种问题。这工作开拓了我的视野，对我日后成为技术顾问也有所帮助。

在评估报告中我指出，研究总监在组织研究队伍时，须年轻才俊和富经验的领袖并重，他们在各自的专业范畴内都应是顶尖分子，但年轻专家们都应有创新的意念，他们的研究计划都需具有长远的发展可能。其后的发展也确是如此，所有具创意的计划都日趋成熟，可以推动公司大事发展。可惜的是，管理层得不到所需的庞大资金，不少计划都要中途放弃。看来，太多鸿图大计在同一时间推行也可能带来问题，必须审慎筹划才行。

出掌中大（5）

结束Bellcore的顾问工作后，我和研究部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也认识了不少朋友，其中几位，我在数年后设立讯息工程学系时，聘为系内的教员。他们丰富的经验，大大有助于课程的改进，使学系的学术水平获得世界确认。

现在想来，迁回香港的准备应该可以计划得周详些。在香港时我已知道，重要职位的招聘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其实西方国家的做法也差不多。一家公司如果要找一名行政总裁，通常都是先锁定目标，试探他转投的可能性，然后利诱他，说服他接受新职位。虽然公司会出招聘广告，但只有一个申请者肯定会获聘，尽管也许有其他人更适合这份工作。

我早就应该知道递交申请书的结果，也因此在早几个月前就应该把我们的房子在房产高峰期时卖出，将我们的家私全送给别人，住进旅馆，无牵无挂地等待回港的一天。

可是，我们的房子是在我们迁出后几个月才卖出，那时房产价格正在下滑。还好，在卖出房子的三个星期后，房价才跌到了谷底。我们从没想过申请大学校长职位实如探囊取物，甚至完全忘记了申请这回事，事前全无预算。

在1985年，我曾在德国史图加特的西门子公司做过一年工，我的儿子初出茅庐，仍住在家里。他能与我们同住，我很高兴，虽然他不算是个爱打理家务的年轻人。女儿明淇在新泽西的贝尔实验所工作，也在那儿定居。1985年冬回到美国，第一件事便是给美芸安排割除子宫瘤手术。这年圣诞，各散东西的一家人难得在家里团聚。但未来几年，我们还是要远隔重洋，各散东西。

美芸手术康复，立即就要报读附近Fairfield

College的一个春季课程，她总喜欢不断进修学习。明漳受朋友怂恿，准备在1986年秋季入Brown

University，攻读电脑工程硕士学位。他获得学士学位时雀跃万分，曾严正宣布：“感谢上天，总算读完了。从此以后我再不要考什么试，我再不要读上去。”要不是友伴鼓励，我们身为父母的根本起不了作用，我得感谢他们。

在生活一切步上正轨之际，突如其来的转变令我不无忧虑，我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但中大方面时常给我电话、传真、邮件，甚至派专人到访，都减轻了我的不安，在正式就职之前，我已在不知不觉中融入大学的生活和事务。

在一个明朗的秋日，我抵达香港启德机场，就任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美芸和我在机上睡得安稳，准备好与前来接机的一众要人相会，他们包括副校长、教务长、秘书长、财务长和图书馆馆长。这是殖民地时期香港的官式礼仪，我们从头等舱座位起来步向过道，即有礼宾人员指引我们来到就泊在飞机旁的一辆汽车前。汽车把我们载到贵宾室，那里早有不少人等候迎接，尤其难得的是，那还是清晨时分。室内布置体面，有足够的沙发让大家都坐下来喝茶聊天。与此同时，已有人拿我们的护照去办过关手续。从贵宾室出来，司机已在等候，我们的行李也安顿在行李箱内。新闻媒体也来了，镁光灯闪个不停。就这样，我们翻开了生活新的一页。

出掌中大（6）

校长府位于主校园对面的一个小山上，门前的车道，相信是香港通往私人住所最长的车道，守卫遥遥望见我们的车子，便打开门前铁闸，我们的管家也在迎候。他将为我们打点家务，并负责家居用品的添置。我们后来才发觉这安排有点不大方便，但当时我们只能接受为我们准备的一切，生活方式的突然转变，也颇令我们有措手不及之感。

校长府是山上唯一的住宅，在林荫苍郁的半山，一不留神便察觉不到树木丛中的那条车道。只有一块刻上“汉园”二字的小石碑，标示附近有住宅。大宅建于20世纪60年代，属50年代加州式设计。楼下饭厅可容十六人同台用膳，旁边的客厅十分宽大，可供多种用途。我们时常邀请三十至五十位教职员和客人，或是整个学系的教员和家眷来进行各种活动。膳食多采自助形式，客人可随意在饭厅和宽敞的后园自由进出，并欣赏俯瞰大学校园的美景。花园的中心景点自然是那个鱼池。日本领事在房子落成之日曾赠予多条漂亮的锦鲤，红的、金的、白的，大的、小的，相映成趣，喂饲时众鲤一时汇集，翻滚追逐，蔚为奇观。

如果不是事先有一年时间预为准备，了解大学的使命和行政程序，现在要发号施令，一定会乱作一团。睡过一觉起来，我已经有在家的感觉了。

我的首要之务是提升大学的研究水平，使其足以跻身世界顶尖大学的行列。我常向教学人员说，他们在回港服务之前，已经有多年从事研究和在知名大学工作的经验，应该足以向世界显示，在香港也可以取得同样的学术成就。我向他们保证，必尽力寻求捐助和资助，购置所需的设备和资源，以支持他们的研究。我深信教学相长的道理，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一位教师必须不断汲取新知识，才可以在教学上有出色的表现。

出色的教学人员也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择善固执，欠缺这种素质的人，很难与时并进，勇攀学术的顶峰。正因他们有择善的智慧，有固执的自信，才能成为一位能推动学生，感化学生的教师。他们会承认自己也会有错，但不会轻易放弃理想，除非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行不通。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们都应感谢他们对增进人类知识的贡献。

我相信，大学校长的秘密武器，是具有洞察教学人员志趣的能力，并能善于与他们沟通。可惜的是，我不得不说，有些学者已失去进取的动力，总是在原地踏步。更糟的是，如果让这类学者盘踞高位，势将大大打击基层学者的士气，一个本应朝气勃勃的学系，如果由一个暮气沉沉的人统领，后果可想而知。让表现出色的教学人员保持活力，是推动大学不断向前的唯一良方。

出任中大校长的九年期间，我相信我有两项优越的条件。其一是我有与顶尖人才合作的丰富经验，知道怎样鞭策和激励他们精益求精；我在光纤通讯业内的地位，也有一定的帮助；其次是我能常保持客观中立，不偏不倚，这也是我做人处世的宗旨，因此在处理问题时能顾及各方感受，无论与群体还是小众都能维持良好的关系，少有龃龉。

出掌中大（7）

我的退休欢送会是一个感人的聚会。大家都为能克服困难，令大学成为一所获世界确认的学术机构而感到兴奋。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的主席说：“中文大学是一家建基于香港的大学，现在我们可以说，中大是香港的一所世界知名的大学。”功劳应归于全体教职员，尤其是精奋日进的教学人员。我只是适逢其会，在中大锐意发展的阶段，致力并成功将大学提升至最高的国际水平而已。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多项改革，有些改革是强加于我们之上的，有些是由我们自己策动的，我有幸能得到四位副校长的扶助，是他们的无私奉献，令改革取得成效。

四改三之争：以失败开始的胜利

卓有成效的大学四年制，始于二十五年前中大成立之初，要一下子改制，颇令我有点措手不及。教资会建议，将中大所获的资助额与香港大学看齐，而港大行的是三年制，中学生需读两年预科，才能报考港大。看到这样的建议，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的即时反应是：“教资会怎可以听任香港政府指使，统一所有香港最高学府的资助方法？这怎算合理？”我的质疑不算不合理吧。

我相信，这是一个愚蠢的官僚决策。统一学制，无异于扼杀了多元竞秀的高等教育，而一个多样化的教育制度，正是不少大都会地区所极力争取的。政府的做法，也许是为了增加大学毕业生人数，而三年制大学是比较节省成本的。

要中大四改三的压力也有可能源自中学。也许可以这样说，支持改制的人自有他的理由。在改制之前，报考中大只需读一年预科，一家著名女子中学的校长说，她希望女同学们能在学校多留一年。她说：“预科同学是学妹们的好榜样，也是学校活动的好助手和领袖。”

但对我来说，我希望见到的大学制度，应该富有弹性，而不是刻板的千篇一律。对教资会的要求，我的反应是想方设法令中大在骤变中保持灵活性，同时保持对高素质和卓越的追求，无论是在我们的传统强项，还是在新的领域上。

其中一个方法，是将课程改为学分制，各个科目的学分由一分至三分不等，要获得学士学位，学生必须修满一百二十个学分。美国的大学和高等学府，都是采用学分制，多年来证明行之有效。这制度有很高的灵活性，而且可即时实施。

学分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迫切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获得的资助会增加。一直以来，中大所获的资助比港大少，资源颇为紧绌。我向同事们实话实说，我向教资会所提的建议，必令其毫无保留地接受。

我也向同事和同学们解释，中大并没有放弃四年制，简单地说，学生入读中大，可以采取任何进度学习，只要修毕一百二十个学分，就可以毕业。如果他们通过高级程度会考（A-level

Examinations，我们给予二十一个学分以确认此学历）和达到指定的语文程度要求，平均三年就可修毕学士学位课程。这样，中大日后接受具有社区学院资历的学生，或其他大学的转移学分，以及配合未来可能的转变，也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出掌中大（8）

特区政府在2002年提出将中小学学制改为六年小学、六年中学。大学则可相应调整课程，容许学生在四年时间内毕业。如此说来，当日要中大改制，无疑是多此一举，浪费了许多人力。我殷切盼望教育改革者了解保持学制灵活性的必要。

迫令中大改制无疑是一种倒退，手法也不高明。三年制令课程变得比较紧迫，难以容纳一些需要较大弹性的跨学科研习。我要花不少气力说服同事，我们并没有放弃四年制的原则。与此同时，我也作好准备，进行必须的结构和行政改革，以求保持学术的卓越水平。无论是既有还是新加入的同事，都要稳定他们对大学的信心。

成立新的工程学院

随着内地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香港与内地的双向投资日见增长，生产总值稳步上升。与此同时，美国正陷入短期衰退，我们因此可以有能力聘请一流的教学人员。对我来说，大学学额的扩张无疑是及时之举。如果不是增加学额，让我有更多资源推动中大发展，新成立的科技大学恐怕就会把大部分的资源吸纳过去。在更平等的竞争基础上，我们建议设立新的工程学院，以及扩充和加强其他各学院。新工程学院将集中于电子工程和电脑科学，成为一个包罗广泛的电子工程和电脑科学研究中心。主要的知识范畴包括发展迅速的电子、电脑、系统科学和材料科学。新学院的成立，也可说适逢其时。我们将既有的电子学系和电脑科学系纳入新的工程学院，而讯息工程学系是其中首个新成立的学系。我们有幸能请来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最出色的工程学家出任院长。讯息工程学系也有幸能招纳在学术和工业实务上富有经验的人员执掌教席。他们大都是著名大学的毕业生，也在通讯和电脑业的著名研究和开发机构任职多年。物以类聚，能吸引他们加入中大，相信我也是其中一个因素。互相启发和衷诚合作，始能形成一股强大的推动力，达到出类拔萃的效果。

在院长领导下，工程学院的地位足与世界各大学的同类学院争一日长短。作为校长，我也有了一个比较和量度的标准，推动其他学系向前迈进。多年下来，工程学院的所有学系都取得良佳的发展。

从成立新学院的经验中，我总结出的结论就是，人的素质是最先决的条件。我相信我们还没有充分利用人与人之间的协调能力。加州理工学院、柏克莱、史丹福、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科技研究大学，虽然都以一位教授指导多名博士生而取得杰出成果，但工业界以多名主要首席研究人员领导一组研究员，从事较广泛项目的钻研，也可作为我们的参考。工业界也已意识到大学研究的效率，如果作出适当的安排，大学也可助工业界一臂之力，在工业研究上担当一定角色。事实上，工业界已开始委托大学进行指定的研究。教资会推行的卓越学术领域计划，无疑有助订立学术与创新意念的新标准和成就指标。

出掌中大（9）

另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为大学营造适当的研究环境，尤其是为从事外判研究合约提供条件。这样做，牵涉大学结构的适度调整，让适当的人才能留校多年，从事指定的研究项目，并利用他们的研究工具，推动基础研究的发展。大部分大学尚未缔造这样的环境，我们有必要跟上当前的需要作出相应的企划。在全速前进之前，我们可按部就班，在大学或一组大学中鼓励他们以跨学科研究计划为首要目标。

中大工程学院的发展令我深受鼓舞。不过，那是经过日积月累才能达到的成果。第三个重要环节是，研究人员须检讨由大一学生到博士生的各级程度学生的教学和培训。他们是未来的接班人，必须有能力开拓新的知识和作出新的发明。

从工程学院的经验，我深信学院同人所得到的满足感对其他学系也有一定的感染作用。成就感和满足感是推动人们向前迈进的最大力量。

大学的结构改革

大学的结构应该给予学术和行政人员有力的支援，只有这样，大学才可以有所成就，而每个人也可以获得满足。这当然是一个理想。大学校长的责任，就是给予必需的支援。校长不能照顾每一个人，而又同时兼顾无数的分内工作。搞好与社会的对外关系、与政府周旋、与全球学术界联系，以至与校内教职员直接或通过主要人员沟通，已花去了他大部分时间。领导行政与指导学术方向花费时间，与教员和学生沟通交流也花费时间，除此之外，还要有新的建树。

我面对一连串必须处理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学术与行政人员的假期、自动薪级调整、退休金问题、开除欠缺表现人员的标准、专利权，以及校外职务、财政分配和控制等等。

教职员的假期

中大在20世纪60年代创立之初，提升学术人员的知识水平至为重要。为此，大学校董会明令所有学术和高级行政人员每年可享有两个月假期，并可累积，到第六年，就可以放一年长的假期。这规定的目的，是希望有关人员能再“充电”，求取更多知识或见闻。香港研究资源不足，是让学者放假外游增进学养的主要原因，但我不明白为何行政人员也有同等的权利。

在1987年，我发觉不大有人会放一年长假，大都是把假期累积下来，到了退休时，他们就可以获得一年额外的薪酬。因通胀持续，假期逐年累积，那么，每七年或更短时间内，相等的薪酬很易就变成原来的一倍。我记得有一年的加薪幅度是百分之十九，这形成了两大问题，因为当时超过一半员工都处于这样的境况。

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所有可享长假的员工都在同一年休假，大学要么出现严重的现金流失，要么出现严重的人手短缺。幸而，教员没有适当利用假期进修的情况还是较少的。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可行的方法，我向校董会提出了我的建议，就是所有新聘教职员只能累积最长六个月的假期，开始时间一经订定，将不可更改。现有教职员也可选择这个新安排。

出掌中大（10）

薪酬及退休金问题

大学教职员的薪酬，都与公务员的薪级制挂钩。公务员薪级制是在殖民地时期制定的，当时的高级公务员，都来自英国，他们的薪酬中，包括了所谓的“辛劳补偿”和丰厚的省亲假期。大学根据政府薪级表支薪时有一项附带条款，声明职员的薪金不得高于同级的公务员。而公务员薪酬的调整，又参考私营机构的幅度，即使不高于，也不会比私营公司少。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因港元币值以7.8兑1美元的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美国的通胀，相应加速了香港薪酬水平的上升。因为生活指数也是厘定增薪幅度的一个因素，通胀上升，生活指数无可避免也水涨船高。此外，公务员薪酬也会按年自动递增，亦即所谓增薪点，到了增薪点的极限，薪酬才不会自动增加。

大学渐渐感受到这种薪酬结构的压力，因为大学的退休金制在通胀时期对雇员有利。通胀连年，香港的生产总值已跃升至世界最富裕地区的水平，一个时期还跻身十大富裕地区的中游地位。中大的退休金储备若以精算基础计算，已处于财政赤字，在校董会主席和一位校董的协助下，我们设立了退休基金，以确保无论在通胀还是通缩的环境下，都保持偿付能力。目前香港正处于通缩期，有人认为大学薪酬应与公务员制度脱钩，如果实行，会令大学面对颇大的难题，希望有关建议能获得妥善和合理的处理。

开除欠佳表现人员的标准

要开除表现欠佳的教职员，大学条例只列出一个条件，就是精神失常，或严重疏忽职守。中大有一个额外的规定，就是年过五十五岁者才可以辞退。在九年校长任期内，我只发现有一名人员须予革职，但因当时我行将任满，所以不宜采取行动。即使有所行动，有关人员也可运用拖字诀，反控校方歧视或指控失实，这么一来往往可以拖上数年。唯一有效的方法其实是在他六十岁时不再与他续约。我无奈接受让少数无心进取的人留下来。另一个方法是向他做心理工作，鼓励他多做些有建设性的事，否则只好请他什么也不要做，自行隐没算了。让这样的人在幕前掩映来去，不但丢人现眼，也会产生影响极坏的反效果。

专利权与校外职务

在科学、工程学及其他应用学科中，教师在校外担任职务，或求取专利权，并不鲜见。在艺术、语文和文学范畴，这种情况较为少见，性质也不尽相同。我处理校外职务和专利权的方法，源自我当电子学系主任时的经验。

当时我曾对系内的同事说：“我的职责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就是行政、教学、照顾学生，以及做研究。每一项工作都占去我一定的时间，余暇其实不多。每个人当然都有自己的志趣和追求，也可按自己的意愿分配时间，但在‘取’和‘予’之间，必须确保关乎整体的工作得以完成。”

出掌中大（11）

我们应否从事校外工作，或为谋取专利权而工作，不无商榷的余地。这类工作和经验对个人从事的研究也许有所裨益，也有助建立从事顾问工作的技巧。但这些工作也会为个人带来额外的收入。大学应否容许教学人员投入这类工作并赚取收益？

至于文艺科目，我们宜从另一角度看问题所在。一位艺术家或作家可以将他们在堂上示范或讲述的作品，如画作和论文之类拿去出版发表，赚取收入，但这是个人创作及著作的合理运用，而且无损于他人的利益。这做法无可厚非。

我的取向是实事求是的。我倾向于信赖教师的责任感。一位尽责和富有活力的教师可以承担一个或多个学术角色，而同样表现出色。一名教学人员应否利用两成时间担任校外工作？并不是个恰当的问题。美国的做法看来较公平，就是教员只支九个月薪酬，其余三个月不支薪，得另行赚取收入。主动权操在他自己手里，但无论是在校内或是校外工作，都应按合理的市场水平支薪。

大学借专利权发明谋利，或在校内提供替外间机构工作的机会，都不是明智之举，除非是另聘人员负责。大学的使命，不应掺入谋利的商业动机，商业和学术可以合作，也应该合作，但双方都必须认清本身的基本目标。

主理大学校政九年，是我毕生事业中令我最获益良多的时期。我认识来自各阶层和不同年龄的人，获得多方面的知识，体会到人们表达意见的不同方法。只有在一家广泛包容各个学术领域、各种学科的大学，我才有这种机会。这几年经验大大扩展了我的眼界，加强我的沟通和协调技巧，令我更善于运用触类旁通的思维方式。凡此种种，我实在心怀感激。我的想法不一定正确，但我愈发相信思考问题还是简单直接的好，钻牛角尖解决不了问题。

我的收获（1）

我的收获

我所得的奖项，其实都是同事和公司管理层在背后支持的成果。没有他们肯定我的工作，并努力不懈地向全球机构推荐我参选，我肯定不能一步一步的踏上为世界认识的阶梯，并获确认为

“光纤之父”。

早期我在光学方面所获的奖项，其中一个是在罗安那克工作时获得的。当地报章登载了有关报道，我的邻居因此知道我获奖的消息。

“我在报上读到你获奖的消息，那奖品还是一个史都班（Steuben）水晶碗，哗，一定很漂亮，我等着看呢。”

史都班以水晶玻璃制品闻名，碟子、碗和装饰摆设等，都设计精美，有的还刻上美术图案，当然也价值不菲。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邻居那兴奋的表现颇令我不明所以。那是1976年，我得的是莫理奖（MoreyAward），但颁奖礼举行那天我有要事到海外公干，只好请人代领。回来后，一时也没空去取回我的奖品。

邻居缠得我要紧，最后我不得不把那水晶碗取回来。那是个无甚花巧的圆碗，约五英寸高，八英寸直径，很厚，很重，尤其是底部。碗边刻有日期和我的名字，分量十足，但毫不起眼。

邻居一看，顿时脸色一沉。这个碗大概离他的想像甚远，令他十分失望。

孩子们也不识好歹，戏称这个史都班碗为史都拔（Stupid，傻瓜）碗。我把碗放在书架上，用来盛火柴盒。

第一项现金奖赏是1978年来自英国的兰克奖（RankPrize），是和我的前同事乔治均分的，1966年的那篇论文，就是由他和我合著。奖金不少，当时对我还是笔大数目。我很有冲动要花光它，而不是储起它。结果我花了一点，也储起了一点。

我们在罗安那克已住了一段日子，家里各人都安定下来，也习惯了美国生活。我们发觉广阔的郊野最宜远足旅行。连绵于国家公园间的阿帕拉契山径，是我们度假的首选胜地，我们常到那儿寻幽探胜。

史密斯山湖是弗吉尼亚州这一区内居民度周末的热门地点，长二百多英里的湖岸线，既有人迹罕至的处女丛林，也有蜿蜒曲折和隐蔽的海湾，是个正在不断发展的度假区，而且已有不少美轮美奂的度假屋星罗棋布，这些房子前都建有码头，供游艇靠泊。不时有高速艇拖着滑水健儿，在湖上穿梭。垂钓者更可不时钓获硕大鱼儿。毫无疑问，这里是暂时隐居避世的桃源。

我们到过一些同事在湖边的物业，为其美景所迷，怦然心动，也就买下一块六亩的土地。这片林木茂密的土地，位于主湖的一个小湾入口处。其地有不知源头的流水淙淙而过，又没入林荫深处。不远处，可望见主湖，水涨时可直出湖面，水退时则为一处泥泞的浅滩。因未经开发，也非界临湖滨，地价十分便宜。

我的收获（2）

周末时候，我们会到那儿漫步，亲近大自然。我学会用电锯把树木清除，好腾出一些空地，用作露营或篝火烧烤。起初我不是个巧手的木匠，先拿些小株树木作试点，到习惯了操作电锯和锯木时刺耳的声响，便尝试拿一棵大树开刀。它正靠近湖边，挡住了视线和风景。

首先要在树的一边砍开一个缺口，缺口的位置，就是你要树木倒下来的方向。锯小树的时候，它们都一一依照我预定的方向应声而倒。我不想那棵大树倒在水里，于是在朝向岸上的那边砍开一点儿，然后在向湖的那边下锯。但我没有计算在内的是，树向湖边倾斜，我下锯之后才发觉，树干的重量令电锯动弹不得，也不能把锯拔出来。我找来另一位朋友用他的电锯来帮忙，最后还是要让大树掉进水里。可是水太浅，不能把树干浮起来。结果，我们要把大树锯成一小段一小段，才能把它拿走，这么一来，难免弄得筋疲力竭，满身泥泞。

把地买下的一年内，我在上面搭了一个木平台，作露营和摆放杂物之用，还有一个木浮台，让我们在上面坐卧、垂钓和游泳。浮台用绳索系在附近两棵树上。我们另外买了一艘二手摩托船，学会了滑水，但还不敢开到大湖里去钓鱼。我们必得紧记附近的地形，因为小湾太多，而且看来都一样，朋友们的房子也隐没在湾内，一不留神，很容易迷失。可是，一次特大的暴风雨却把我们的浮台冲走，无影无踪。小艇也给打沉了，幸而我们把它缚在一棵稳靠的大树上，我找来几位精壮的朋友，合力把它从水中拖拉起来，又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清理、弄干。

拥有一间度假屋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梦想，现在我们有钱了，可以让梦想成真。

美芸一直留意套装木屋，认为我们应在湖边的土地造一间这样的房子。盖套装小屋挺容易，就像砌拼图游戏而已。我就用得来的奖金，买下一间这样的木房子。

我们首先要起一条路，然后决定建屋的地点。选址后，便要挖掘地基，灌入三合土，还有就是建一个化粪池，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寻找清洁的水源。

我们找来钻井专家，他煞有介事的撑着一支用柳树枝做的手杖，深入丛林，探寻水源。转来转去，来到一处稍高的地点，他宣称下面就有水源了。我心里倒在想，他其实早就决定在接近大路的地方取水，好方便他的钻井机器开进来，他的那根手杖，不过是用来取悦我们罢了。我们要钻到二百五十英尺深的地方才通到水源，建成费用十分昂贵的一口井。

从图纸上看，盖一间木房子是挺容易的事，每根木条都有编号，也开好了接口，但动起手来才知道事情并不简单，我和儿子合力，连一条木桩也抬不起，更遑论要把它竖立、放好。我们只好从木屋供应商那儿请来米奇当外援，他是个扎实的小伙子，还找来另一名朋友帮忙。但工作进度很慢，花去了差不多一个夏天。

我的收获（3）

好不容易才完成了平顶礼，将最后一块木板铺到屋顶上，之后我们又要自食其力，布置室内的一切。当然，水管还得靠熟练的水喉匠来安装，电线可是我和女儿铺设的。我和美芸锯出楼梯的扶手，以便通上阁楼。儿子倒是袖手旁观，不大起劲帮忙。美芸在城中一家正进行翻修的维多利亚式房子门外，看到许多丢弃的旧橡木地板，屋主十分乐意把它们全送给我们。

专捡破烂的美芸，在一家瓷砖店的后边发现一堆弃置的花瓷砖，我们又捡来铺在浴室地上和厨房的灶头上，都砌成我们自己独特的图案。因冬天极严寒，我在屋里造了一个橙红色的火炉，长长的烟囱直伸到屋顶外。我们的度假屋日具规模，设备日渐完善，来度假时就更惬意了。

本来还有许多修修补补需要完成，但我的工作愈来愈忙，又常外出公干，难得偷闲度周末。即使有时间，也要忙于购物、参加孩子学校的活动，又或者忙于社交。星期天即使有空，也起得很晚，匆匆一个下午到湖边去也没有什么作为，所以其实一直没有怎么好好享受过湖边度假的生活，然而我们就要离开罗安那克了。

在搬离罗安那克之后几年，我们仍保留度假屋，租给几家人过。直到我们知道，再不会回去了，才把房子卖掉。如今我已记不起那房子的位置，经过几十年，也许连路也改道了。但乡郊的变化不及城市大，度假屋仍安好也说不定。我缅怀那段一家人亲密住在一起的日子，湖边的岁月，充满了愉快的回忆。

我的奖金除了用来盖房子外，还余下小部分，都用作两个孩子的大学教育经费，减少了四年下来需要贷款的数目。他们毕业后，仍要分批偿还，我算是培养了他们的财政承担责任感。

在往后的日子里，断断续续的得了不少奖项，有时是一只银碟，或是一张装裱好的证书、一块奖牌。1977年由费城富兰克林学院颁发的StewartBallantine奖章，仪式最为隆重。

和我一同获奖的，还有我的两位同事，Coming的莫理亚博士（DrMaurer），以及贝尔实验所的麦捷尼博士（DrMcChesney）。典礼在周末进行，来宾尽多显贵。我拿出在香港穿过的晚装西服来，因为一直用樟脑丸保存，还要在空旷的地方晾上几天，等气味散去。儿子Simon的礼服，是租来的。女士们则没办法，要另外买长可及地的裙子。我们给安排住在宏伟的酒店，参加社交聚会，出席颂赞连篇的典礼，在富兰克林博物馆的大厅里出席盛大的晚宴，都是既兴奋又紧张的经验。

都是拜总部同事们瞒着我，到处给我提名之赐。他们的努力都得到成果，看来比我还要高兴。我当然要感谢他们的支持，没有他们的热诚，我的工作不会获得广泛的确认，我真的得感谢他们每一位。

1979年的瑞典爱立信奖（EricssonPrize）先用电报通知，随后才有正式函件。当年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都是先来一封用黄色信封送递的电报。母亲在1976年去世时，父亲就是从英国发来这样的电报。

我收到电报，不知内里吉凶，战抖着打开来，那才松一口气，里面没有什么坏消息。但我还是要过好一会儿，心情才平复过来。那实在不由得我不紧张，奖金是五十万美元，虽然是和我的好朋友莫理亚分享。

我的收获（4）

我的樟脑封藏黑色西服也不管用了，这趟得穿燕尾礼服，我是到达瑞典后才赶制一套。我和美芸在当年十一月到斯德哥尔摩出席了长达一星期的颁奖活动。在大学的孩子们都要上课，没有同行。我们乘坐瑞典航空公司的头等客舱，才登机，机舱服务员便指名道姓的向我们祝贺。我仿佛已成了知名人物。

我们入住的自然是最好的酒店，与当日因公干初抵美国住进的青年会旅舍不可同日而语。由房间外望，一水之隔处便是皇宫。光洁如新的被褥床单，连早餐的摆设也精巧讲究，这样子的排场，一旦习以为常，以后的日子真不知怎过。我们尽情享受酒店的设施，但花费十分谨慎，虽然一切开支都不用我们支付分文。在以后几年，我们的手头虽然比较宽裕，但在花费上仍一直节约，尤其是运用公款时更是如此，我们既不胡乱花自己的钱，当然也不应拿公家的钱来挥霍。

当我把酒店的账单交给爱立信公司时，他们也大感讶异。一名负责人说：“你们可真省俭，去年一位美国来的得奖者，交给我们一张天文数字的账单，他每天都打越洋电话回家，结果令我们大大超支。”

颁奖礼按诺贝尔奖的规格进行，在同一个礼堂，由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卡尔十六世主礼。王后因头胎待产，没有出席。嘉宾入座时，台上有弦乐五重奏乐队在演奏。最后号角响起，国王就座。他还很年轻，和我差不多高，在他面前，不会像面对我的美国同事那样，像面对一座大山，这减轻了我的紧张。

仪式上少不了各色人等的发言和赞词，都是表扬莫理亚博士和我的贡献。然后莫理亚和我都要相继致词。美芸后来告诉我，我把拳头捏得紧紧的，显示出我十分紧张。当时我的皮肤常起斑疹，正是工作压力和事务繁忙的后果。

那一星期活动十分紧凑，除颁奖礼当天晚上的盛宴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宴会，有一天的晚宴是在一个中古大礼堂举行，每个人都盛装出席。另有一个较小型的宴会，国王也有出席。入席前的酒会上，我们发觉来宾都聚集在长长的房间的一头，国王则独自在另一头。莫理亚夫人芭芭拉认为他太孤独了，看来很不高兴，于是拉着美芸跑过去跟他聊天。

她们本着美式的随和恳切态度和国王攀谈，又问及王后的近况。当天晚上我们就给恶补了一课瑞典皇室礼仪。原来除非国王下令，否则没有人可以接近他。看来，身处高位的人也是顶寂寞的。晚宴上我就坐在国王旁边，我发觉他也有点绷紧。

另外的一条礼仪规定，当国王在宴会后起座离去时，所有人都得跟着离开。如果你东西吃得慢，甜品还没吃完，那自然是你的损失。美芸就是这样，她刚要把盛着布丁的匙子放进嘴里，前后左右的人忽然都站起来，她只好跟着做。看来我们不应只顾品尝眼前的美食，还要留意国王的一举一动，好早做准备。

坐在国王旁边，他很热衷告诉我他的游艇的一切，又问我光纤是否可用来改善船上的导航系统。

差不多十年后，在1988年，我获选为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我和美芸到斯德哥尔摩参加为新任院士而设的晚宴。国王与王后也有出席，我们列队恭迎，这时我的社会经验已更为丰富，懂得有礼地向皇室伉俪鞠躬致意。

我的收获（5）

国王向我微笑说：“我认得你，我们在另一个场合见过，你很面善。”我提起获爱立信奖的往事，并表示有幸这次能见到王后。国王也比上次轻松得多。成家立室、养儿育女会令人变得成熟，我们看来都累积了不少人生经验了。

斯德哥尔摩古老大家族瓦伦贝里（Wallenbergs）也在他们其中一家大宅，设宴款待爱立信奖的得主。为了让大家轻松一下，主办机构安排了德廷根（Drottingen）一日游，目的地是皇室的夏宫。天气虽然晴朗，毕竟已是秋天，空气中带着微寒，预告严冬的来临。

爱立信奖给我们颁发了两个奖章，一个是用黄金做的，我一直存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另一个是用镀金做的复制品，专供炫耀之用。1985年到德国工作时，我用红色锦盒盛着随身携带。有一天我打开锦盒给一位朋友看，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每星期来一次给我打扫房子的女工把奖章拿走了。她的工作做得有点拖泥带水，几星期前已把她解雇，现在发觉，已经太迟。那奖章不知流落何方，希望总有一天会回到我的身边吧。

在德国斯图加特，我得悉另一个获奖的消息。是纽约来的长途电话，马科尼奖（Marconi

Prize）遴选委员会在敲定得奖者后急于把消息告知，不晓得从哪儿得悉我的行踪和住处电话，立即致电给我。因两地有五六个小时的时差，当时大概已是德国的午夜，我睡得正酣，惺忪中拿起听筒，含含糊糊地应着：“喂，是，噢，唔，谢谢。”随即又重回睡乡。

身旁的美芸给电话吵醒，很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说：“他们好像是说什么马科尼奖。”说毕，又倒头便睡。美芸不放过我，不时把我弄醒，要问个明白。

我回到纽约与遴选委员会面时，当然完全清醒了。我向他们道歉，请他们体谅我的无礼。后来我得与马科尼的女儿布拉加夫人会面，谈到此事，大家都笑不可抑。往后几年，我与布拉加夫人交往也很密切。

布拉加夫人是马科尼首任妻子所生的女儿，马科尼借着第二次婚姻，成为显赫的意大利家族的成员。布拉加夫人不想就此寂寂无闻，成立及亲自管理马科尼基金及颁发奖项。马科尼奖每两年颁发一次，1985年已是第十一届。

布拉加夫人的脉络贯通美国和意大利，颁奖礼轮次在两国举行。1985年的典礼在纽约联合国大楼举行，由第五任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颁发。在获得奖金外，我须在两年后的颁奖礼上报告我如何运用这笔奖金，对推进科学知识有所贡献。

1984年秋天，我在耶鲁大学开了一个有关光学纤维的研究生课程，在1986年和1987年我都开了同样的课程，但随着教学相长，内容经过修订。我的讲义累积得不少，只要多花些工夫，便可写成一部书。当时有关这课题的学生用书不多，英国的电机工程学会曾与我商谈写一部教科书，我正好借此履行对马科尼奖的承诺。1988年，在电机工程学会的赞助下，英国PeterPeregrinus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光学纤维》，供有关学科的学生使用。美芸给我写了一篇很好的序言，还修订了我的英文，令这部书的可读性大为提高。

我的收获（6）

在1988年我和美芸出席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举行的颁奖礼时，我向大会报告了这两年来的工作，算是有了一个交代。布拉加夫人用尽了她在意大利的联系，让我们在意国的日子过得极惬意。

当时我已就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在康涅狄格州的房子仍没有卖出去，总是以为留着也许有别的用处。明漳在布朗大学读硕士学位，独自住在外面。女儿明淇在杜克大学毕业后，加入AT&T，获公司选派到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读硕士课程。一家人可说各散东西，团聚几近渺茫。每念及此，难免有点伤感。

过了一个大雪严寒的冬天，我们还是在1988年把房子卖出了。因为立即就要到意大利出席马科尼奖的颁奖礼，我们随身带了不少额外的行李，准备再带回香港。另外的家具杂物，不是送给朋友就是不得已丢掉，或是运到纽约的新房子去。

布拉加夫人也请来了前几届的马科尼奖得主，加上替她办事的人，一团人很是热闹。我们获准参观梵蒂冈一些不对外开放的景点，那也是同样难得的机会。其中一个参观地点是在复修中的西斯汀教堂（SistineChapel），我们还进入地牢，看到复修期间发现的古罗马遗迹。经过翻修的壁画和天花壁画，重现慑人的艺术魅力，都是出自米开朗基罗和波提切尼等大师的不朽杰作。

布拉加夫人不乏地位显赫的朋友，我们由罗马飞往博洛尼亚，坐的是意大利总统的私人喷气式客机。在此之前，我只坐过一次私人飞机。那次ITT集合了高层人员和他们的家眷飞到西班牙风景怡人的兰萨罗特岛（Lanzarote）。较早前，我们也曾集体到过弗吉尼亚州的著名度假区格林布赖尔（Greenbrier）。在这些活动中，我慢慢学会了西方的社交和饮宴礼仪，对我日后面对皇室人员和世界领袖时不致出洋相大有帮助。

在博洛尼亚，市长亲自接待。他举行了一个晚宴，市内的知名人物都是座上客。博洛尼亚是个历史气息浓厚的城市，是世界最古老大学的所在地，博洛尼亚大学校园内，中古建筑随处可见。

我已记不起当日是哪一位名人主持颁奖礼，大概是位意大利科学家吧。

我们又前往参观马科尼的工作室。坐车子一会儿便到了。工作室现已成为博物馆，收藏了马科尼的记录和研究资料。室内有一座比真人要高的马科尼铜像，他就在这儿成功利用无线电波与身处另一个山头的助手通话。

我们先后到过颁奖礼举行场地两次，头一次是预演，第二次才是正式的典礼，大伙儿坐车前往会场。出席的都是当地名人和嘉宾。前得奖者中，有来自日本的直树博士。他与太太同行，美芸和直树夫人很快便结成朋友。

我向大会发表了演说，交代我著书的过程，也从外行人的角度解释了光纤运作的原理。我说的是英语，但相信来宾的英语程度不高，对我所讲不了了之的多。最后就是拍照时间，得奖者的个人独照、与布拉加夫人的合照、不同组合的团体照，忙得摄影师团团转。拍过了一个组合，又要到处凑合相关的人拍下一张，比捉迷藏还要累。

我的收获（7）

布拉加夫人自从在20世纪60年代创立马科尼奖以来，即奔走意大利和美国两地，寻求资助和支持。我成为得奖人后，也加入了遴选委员会，因而与布拉加夫人更为熟络。她意志坚强，富说服力，她提出的要求，往往令人难以拒绝。她以圆滑的手腕处理与奖项有关的事务，事实上，她只要挥一挥手，命令便会获得执行。

我和美芸到过布拉加夫人在新泽西州北部的家做客午膳。她在那里已住了数十年的时间，家里布置得十分舒适温馨。因为是旧式建筑，花园很大，一般人早已改建和分拆成面积较小的居所。我们边吃边谈，她暗示说同父异母的妹妹正觊觎基金的控制权，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妹妹得逞，所以与奖项有关的事情，她都不让妹妹插手。

布拉加夫人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去世，马科尼奖再不能像她在世时办得那样有声有色。各得奖人接手继续管理基金，但失去了布拉加夫人已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当然也记得直树博士，在前一年，即1987年我们在日本见过面。我获得日本的C&C奖，他便是遴选委员会成员之一。他是位出色的科学家，我对他的贡献至感钦佩。

日本人的礼仪十分繁琐，单是学会怎样弯腰鞠躬便令你晕头转向。直树博士教晓我不少这方面的礼仪。在东京逗留的一星期内，我们出席众多宴会，都是在格调极高的餐馆，与日本政界和工业界的要人在一起，对我这么一个普通人来说，实在大开眼界，也有点吃不消。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大异其趣，但其实其源流却始于我们大唐中土。日本文字由片假名和平假名组成，前者近于汉字，后者近乎拼音文字。当时我们尝试学了一点拼音，以便在自行出外用膳时，读懂餐牌上那些西方的菜式。

那以后我们还见过几次面，此后数十年一直互寄圣诞贺卡。他的贺卡上往往有一张当年在世界各地度假时拍的照片。但在2000年我们没有收到他的贺卡，心感不妙，美芸给直树夫人写了一封信，回信中证实了那不幸的消息。

我要将回忆调校回2000年以前。在1996年，我获得了日本奖（Japan

Prize），这是一个重要的奖项，奖金也十分丰厚。主办当局希望，这奖项有朝一日能达到与诺贝尔奖看齐的地位。诺贝尔奖并没工程奖之设，爱立信奖虽受注目于一时，但自1979年后，我便没有听过有关这奖项的消息。我希望日本奖在国际上能广受注目，不是出于个人的理由，而是因为工程学对推动社会发展卓有贡献，工程学家也因此值得社会大众的重视与尊重。可是，不论你获得的是什么奖项，仍总是不及挂上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名衔来得惹人瞩目。

获得日本奖时，我已快从中文大学校长的职位上退下来，经济上算得宽裕。我无须再为孩子们的教育经费操心，他们都已独立，自行赚取生活。我是日本奖的唯一得主，那一大笔奖金，我应怎样运用？

美芸对美国的税制有点反感。作为美国公民，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获得的收入，都要缴税，不论那收入的来源是什么，即使那是外国颁给我们的一个科学奖项。

我的收获（8）

美芸说：“我不想要皮草大衣、名贵首饰、豪华汽车或游艇，又或者是任何生活奢侈品，我们把钱捐给慈善机构，也不要让山姆叔叔把其中四成装进口袋。”

她向税务律师求取意见，律师说，与其花时间自行成立和管理一个慈善基金，倒不如捐给一家美国的大学。

这是个好建议，我们就将奖金捐给耶鲁大学。我虽然不是耶鲁的学生，但自我在耶鲁任教，到我在中大校长任内延引来自雅礼协会（Yale-in-China）的教员，我与耶鲁都可说深具渊源。我们设立的基金，旨在建立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以加强西方对亚洲文化的了解。在高锟基金成立五年后，每年约可保送十名耶鲁大学的学生在暑假期间前往远东学习或从事研究。这些学生大都在读较高年级，或在攻读较高学位的初期。我们鼓励他们争取更多实地研究，从而令他们选定的计划有更远大的发展。虽然开展得比较缓慢，现在已在耶鲁学生中取得广泛的认同了。

我没能亲自领奖的其中一个奖项，是1995年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的金章奖。颁奖礼在布加勒斯特举行，我和美芸已经登了机，可是适逢台风袭港，台风中心就在启德机场附近，飞机延迟起飞，我们十分担心，索性取消这次行程。金章在几年后我参加一次工程学会议时，才落在我手里。

另一个奖章来自英国皇家工程学院，那是1996年的事。颁奖礼在白金汉宫的中国厅举行，学院赞助人菲腊亲王亲自主持了颁授仪式。亲王殿下向我垂询了有关科技的问题，并向美芸和我，以及皇家工程学院院长介绍了中国厅的由来。我发觉亲王的身材没有想像那么高，事实上，我和查理斯亲王在香港会面时，也有同样的感觉，看来是皇家御用摄影师用了巧妙的拍摄角度，让皇室成员的形象显得特别高大英伟吧。

1999年某天在办公室的时候，接到美国国家工程学会主席打来的电话。和他相识多年，在香港也接待过他好几次，我以为他又来了香港，在电话上我说：“你好吗，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会留在香港多久？”

出乎意料之外，他是从美国打来的，说有好消息告诉我。

我记起好友DrWing1998年曾告诉我，他提名我作为美国国家工程学会的查理?斯塔克?德雷珀奖（CharlesStarkDraperPrize）候选人。我很高兴知道，我、莫理亚博士和麦捷尼博士同时获奖。大会颁给我们这个奖项，是确认我们在工程学上取得突破，对推动光纤在通讯上的应用卓有贡献。有了光纤网络，资讯科技世纪才得以实现。

颁奖礼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务院的一座大楼举行，总统科学顾问代表克林顿总统致颂词。在典礼举行前，大会安排了宣布得奖者名单记者招待会，颁奖礼后，又在德雷珀实验所举行了特别的仪式，每位得奖者在仪式上都发表了演说。德雷珀博士是通讯器材研究的先锋，卫星通讯正是他努力的成果。

我的收获（9）

除了奖章和奖项外，我也得过不少荣誉学位和教授职衔。荣誉教授一般没有特别的职责，通常是在颁授名衔的大学主持一个讲座而已。荣誉学位则是颁授给对学术或社会有重大贡献的人士。1997年的耶鲁大学毕业礼上，我获授荣誉博士学位，同时获得这荣誉的还有美国联邦储备局局长格林斯潘，以及主演《仙乐飘飘处处闻》的著名女演员朱莉安德路丝。我就坐在格林斯潘旁边，在等候仪式开始时还和他谈了一会儿。朱莉安德路丝比我高许多，她虽然失去金嗓子，但风度仍十分迷人。

我也获香港中文大学颁发荣誉学位，并代表其他荣誉学位得主在典礼上发言。成立逾一世纪的格拉斯哥大学给我颁授的荣誉学位最值得怀念，因为我的提名人约翰?蓝姆教授在仪式举行前数月不幸去世了。帕多瓦大学荣誉学位颁授仪式在大学有九百年历史的大堂进行，那是世界第二最古老的大学，令我备感荣耀。合计起来，我取得了九个荣誉博士学位，加上自己求取的一个，共有十个博士名衔。在耶鲁大学，有人将那些取得十个本科和荣誉博士学位的，称之为“十博士”（decadoc），我很荣幸，也可以名列其中了。

自己曾得过奖，也就深知颁发奖项也有其难处。因为有资格获取奖项的人其实很多，要从中选出实至名归的人并不容易。科学家和研究人员通常都很低调，躲起来做自己的研究工作，有什么突破性的发明，都只是在专门的学术刊物曝光，不易为社会大众所知。主办者得靠来自全球各地的公司领导层、研究机构、大学，以至有名望的人向他们提供候选名单，其中难免有政治和互相竞争的成分，毕竟科学家也是人，人性的优点和缺点也会在他们身上体现。

我所得的奖项，其实是同事和公司管理层在背后支持的成果。没有他们肯定我的工作，并努力不懈地向全球机构推荐我参选，我肯定不能一步一步的踏上为世界认识的阶梯，并获确认为

“光纤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