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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诗人郭沫若（1）

- 1958年：诗人郭沫若（2）

- 1958年：诗人郭沫若（3）

- 1958年：诗人郭沫若（4）

- 1958年：诗人郭沫若（5）

- 宅心仁厚黎元洪（1）

- 宅心仁厚黎元洪（2）

- 宅心仁厚黎元洪（3）

- 改变命运的两封信（1）

- 改变命运的两封信（2）

- 改变命运的两封信（3）

- 改变命运的两封信（4）

- 改变命运的两封信（5）

- 改变命运的两封信（6）

- 20世纪中国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1）

- 20世纪中国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2）

- 20世纪中国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3）

- 20世纪中国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4）

- 20世纪中国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5）

- 20世纪中国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6）

- 20世纪中国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7）

- 20世纪中国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8）

- 20世纪中国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9）

- 20世纪中国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10）

- 鲁迅与钱玄同的化友为敌（1）

- 鲁迅与钱玄同的化友为敌（2）

- 鲁迅与钱玄同的化友为敌（3）

- 鲁迅与钱玄同的化友为敌（4）

- 鲁迅与钱玄同的化友为敌（5）

- 鲁迅与钱玄同的化友为?（6）

- 鲁迅与钱玄同的化友为敌（7）

- 鲁迅与钱玄同的化友为敌（8）

- 鲁迅与钱玄同的化友为敌（9）

1958年：诗人郭沫若（1）

1958年：诗人郭沫若

杨建民

一

1958年，是共和国史上一个特别的年份。

当时人们的行为及思想，可以“热狂”二字形容。那么，当时人们热狂到一个怎样的程度呢？除去现在留下的那些亩产过万甚至数万的荒唐数字；两年超英国钢产量，数年全面赶超英国的口号；除去千万人齐上阵，敲盆砸锅“大炼钢铁”，消耗大量资源，只留下许多铁疙瘩和至今仍常可见到的土高炉遗迹……在思想文化领域，它留下些什么呢?

在当时的文化人中，郭沫若是一个相当充分的代表。他不仅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还是全国文联主席；就在1958年2月，经毛泽东任命，他又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一职……政治、学术、文艺等方面的显赫位置，使他的言论有相当的分量和影响，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许多知识界人的心情。所以，从观察郭沫若的作品入手，也许能够对当时情境中人们的精神状态，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

1958年的热狂，是在1957年之后出现的。1957年的“反右”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打击，相当沉重。在心理上，许多人多年之后还是一个难释之结。在“反右”刚刚过去不久的1958年，人们心中的惊恐状态，也是我们今天读郭沫若诗歌不得不加以考虑的。

二

1958年元月的上中旬，郭沫若正在国外参加会议及访问中。这次外出的时间很长。头年11月初，他便以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团长和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随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的庆祝典礼。在此期间，他随毛泽东前往红场拜谒过列宁、斯大林陵墓；又随毛泽东出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参加了红场阅兵式；并陪同毛泽东会见苏联各界著名人士……之后，又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在埃及开罗召开的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又经匈牙利，飞罗马尼亚，再到莫斯科，直到20日才返抵北京。

回京不过数天，郭沫若就写下了那首产生很大影响、如今却颇遭诟病的诗作《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在一万公尺的高空，

在图104的飞机之上，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

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不倦的精神呵，崇高的思想，

凝成了交响曲的乐章；

像静穆的崇山峻岭，

也像浩渺无际的重洋。

诗尾注明写作时间为“1958年1月25日”。

1958年：诗人郭沫若（2）

这首写于该年年初的诗作，不过是郭沫若当年所作众多此类诗中的一首。当年2月，郭沫若到京郊西红门乡曙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并即席挥毫作诗一首：

一九五四年初现曙光，

一九五八年跨过长江，

今后是永不下山的太阳，

把西红门乡造成天堂。

这样的文字，运用了一点点诗歌手段，但毕竟没有实质内容，所以只好拣一些熟词大话，“长江”“太阳”“天堂”来填充。今天看来，很难有打动人的地方。

郭沫若当年的一些诗作，有些干脆就直取报纸上的口号，拿来敷衍一番。3月25日，郭以“红透专深”为题，填了一首“调寄十六字令”：

红！双反之火正熊熊，烧五气，努力学工农。

透！锻炼须从劳动受，新八路，今日又从头。

专！技术革新在眼前，学科学，战向地球宣。

深！铁杵磨成绣花针，向党组，交出一条心。

从选题就可知晓，这种作品缺乏深切感受。所以最终只借了词的体式，其他几与诗无干。最后一句，大约是为了照顾平仄，连“一条心”这样话都说出来了。

5月6日，郭沫若又写下一首《毛主席在江峡轮上》：

主席的智慧正在转坤旋乾，

高峡出平湖，为时已不太远。

料想巫山神女，在暗中喜欢，

看到主席的精神真是饱满。

这只是其中的一节。大约郭沫若此时已读到了毛泽东1956年写的《水调歌头》，所以直引了其中“高峡出平湖”的句子。“巫山神女”“暗中喜欢”，颇有些不类，但似乎此时诗人只顾无限崇敬，已急不择言了。

当年5月，郭沫若率领全国文联组成的、有叶圣陶、萧三、吴作人等参加的参观团，到张家口访问。“前后十五日间，受到各地大跃进气势所启发”，写出许多诗。这批诗，后来以“遍地皆诗写不赢”为题，发表在《诗刊》第六期上。

这些诗，夸饰之辞略类于前，不过其中有些实录，倒可反映出当时的一些情状。譬如：“葵花杆子成塔尺，空酒瓶制水平仪。仅仅学习个把月，满乡都是技术师。”从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大跃进”中人们过于急迫的心情和技术的异常简陋。这两方面合拍，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相当严厉的回答。

1958年：诗人郭沫若（3）

在这样的热狂心态与情境中，一切个人的孤寂及感受，当然没有容身之地。就连古人表露这种心迹的作品，此时也会被拿出反照一番。郭沫若当时的一首和李清照《声声慢》的词，便是这种反调之作。滑稽的是，郭沫若不仅“但一反其意，以反映当前‘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高潮”，连词牌也改成了“声声快”：

轰轰烈烈，喜喜欢欢，亲亲热热密密，

六亿人民跃进，天崩地裂。

一穷二白面貌，要使它几年消灭！

多益善，看今朝，遍地英雄豪杰。

八大煌煌议决，

十九字，已将路线总结。

鼓足干劲，争赴上游须力！

多快更兼好省，

要增添，亿吨钢铁。

加紧地将社会主义建设！

8月27日，为庆贺《体育报》创刊，郭沫若赶写了《体育战线插红旗》一首。在陈述了“大跃进”中其他行业的一些虚夸数字后，郭沫若又不失时机地献上自己对毛泽东的颂扬：

请看我们的毛主席不是四次游过长江?

这样惊人的记录在古今中外是闻所未闻。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在体育运动方面，我们也抱定着这样的决心……

写到最后，以领袖对领袖的称颂作结：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就是万能”，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

9月2日，郭沫若一组《跨上火箭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诗中录了几个水稻产量的数字，但后来报纸上又有更高的数字出来，郭沫若即给《人民日报》写信加以更正：“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

这样让人眼晕的数字，是郭沫若从报纸上实录下来的，并没有运用诗人的夸饰和想象手段。由此也可知郭诗是在怎样的氛围中产生的。

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一篇短文《读了“孩子的诗”》。文中引了一首孩子写的诗，口气也颇大：“别看作者小，诗歌可不少，一心超过杜甫诗，快马加鞭赶郭老。”

为回答此诗，郭沫若也写了一首：“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这首诗可以澄清一段公案。以前有人引“诗多好的少”来描述郭沫若的作品，殊不知这正出自郭本人之笔。说明在其心里，对自己作品还是有清醒认识的。“学习毛主席”，作为诗句，虽过于直白，但可以反映郭的心情。后来郭沫若还专门写出《学习毛主席》一文，发表在第二年年初的《中国青年报》上，以表达自己重新入党的心情。

1958年：诗人郭沫若（4）

三

以上一类集中反映时代热狂情境，反映郭沫若对毛泽东虔敬态度的诗作，是当年诗歌写作的主体。这些诗大部分收在1959年出版的《长春集》里，但收入后来较为流传选本的并不多。这大约说明，时间自有其严峻判断。

但是，我们这里所介绍的诗作，还远非郭沫若1958年的创作全部。当年他还有“百花齐放”一组百余首诗作，为了行文方便，我们没有一一记述。

2月25日的《诗刊》第二期上，发表了郭沫若“牡丹”“芍药”“春兰”三诗。刊出之后，有朋友就对郭沫若说：“跃进一下，就作足一百首来！”郭沫若一口应允：决心来完成这个“小”任务。所以便于3月30日开始，写以《百花齐放》为总题的咏百花诗。

一百首诗，在当时的郭沫若，几乎不算什么（当年他的《女神》，收数年诗作，不过五十来首）。仅用了十天，便大功告成。

4月3日，《人民日报》开始发表这组“百花齐放”，每期若干首，一直到6月27日才结束，共发表一百零一首。其实郭沫若不止写了这些，“实际写了一百零五首。我把油桐花、真珠兰、王莲和金银花四首抽掉了……”

十天之内，“跃进”出一百多首咏花诗，质量若何呢?我们不妨摘录几首来读读：

波斯诗人曾经把我们比成酒杯，

但他错误地只用来作自我陶醉。

我们今天是要为大跃进而干杯，

高呼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万岁！

黄河之水今后不会再从天上来，

高峡出平湖，猿声不再在天上哀。

最大的变异要看黄海变青海！

全民振奋，真真正正是大有可为。

这是题为“咏郁金香”的一首诗。形式上虽还齐整，但内容太敷衍，没有一些花之精神，而让其高呼“万岁”，尤显得不伦不类。

偶尔有些诗句，还有点清新：

脉脉的清泉浸出自幽谷的岩隙中，

空气是十分清冷，苔藓是十分蒙茸。

我们深愿回到故乡，倾听清泉的琮，

在亲爱的邻里中高唱着东风的歌颂。

如果不是最后一句“高唱着东风的歌颂”，这首写春兰诗的下半段也还有些自然风味。郭沫若1958年的诗，只有极个别的，脱开了政治社会的情境，进入到较纯粹的状态。但那的确是一刹那，诗也就极短小：

晨来南水泉，

泉水清且涟。

人影在水，

鱼影在天。

1958年：诗人郭沫若（5）

这是郭沫若在参观访问时，于清晨一瞬之间，见景生情写出的，时间是5月28日。这首诗，有汉魏民谣的自然风味。不求句子齐整，五言四言，交相呈现，朴素而鲜明。笔者遍翻了收录当年诗作的几个集子，这样的诗仅此一首。

当年的诗作，还有一些内容不大相类的。例如写于4月19日的《咒麻雀》。在“多快好省”的要求下，麻雀吃了些粮食，似乎不合于“省”字，即被排进消灭之列。当年如何对待麻雀，郭沫若这首诗略有介绍：

你真是些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轰打毒掏齐进攻，最后放把烈火烧……

除此之外，当年8月31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郭沫若一首《四害余生四海逃》的诗。在这首诗中，郭沫若想了个妙主意：让余生的苍蝇逃向英国，麻雀逃向美国，蚊子逃向日本，老鼠逃向西德。当然，为何如此，诗中自有说辞：

中文虽叫苍蝇，英文是叫“福来”。

可见英国绅士，表示忠诚拥戴。

故意将英文“fly”译成“福来”--有福来也。这就是郭沫若让苍蝇逃往英国的理由之一。

至于让麻雀逃向美国，是因为到那里之后：

要吃就有粮吃，要游就有园游。

吃成便便大腹，散步华尔街头。

其余如让老鼠逃向西德，也有分说。其结尾颇有趣：

西德如果不收，美帝一定欢迎。

英雄能识英雄，惺惺惯惜惺惺。

末尾二句，说得十分俏皮。将六言诗运用得如此自如，确乎显现出郭沫若的功力。

1958年，是中国一个特别的年份。而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对于了解那个时代，领会当时人们的心情，似乎不可或缺。当然，从中我们也可清晰看出，人难能脱逃现实情境，这批诗歌便是证明。但同时，人又无法不对自己的过往承当后果。今天人们对郭沫若作为的种种评价，也许不是他能料想到的。历史通过时间进行的判断，常常显得格外严肃，这就不是人们所能左右的--包括郭沫若这样富有才华、有渊博历史学养的人物。

宅心仁厚黎元洪（1）

宅心仁厚黎元洪

冯远理

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那是历史课上，讲到武昌起义，革命党人经过浴血奋战，牺牲无数，终于攻占了湖广总督府。我不明白，为什么革命胜利了，胜利后的革命党人自己不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而非要拉一个晚清的官僚--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来出任都督呢?课本上的解释好像是黎元洪善于伪装，才混进了革命队伍。那时我虽然懵懂无知，但对这个解释还是不太信服：你们赶跑了晚清的大员，你们当家作主就是，干吗让黎元洪混进来；再者，人家黎元洪根本就不稀罕这个位置，是你们硬逼的，人家怎么是混进来的！

革命党人把已经到手的都督职位拱手让给黎元洪，这只是一个结果。我后来才知道，那个在教科书中小丑式的人物--黎元洪，不但才智过人、思想开明，而且宅心仁厚，在武汉乃至湖北有着崇高的威信，能够被各方接受，这才是他被推为都督的原因。

黎元洪品德之馨，早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就有口皆碑。在学业方面，他刻苦用功，学习成绩遥遥领先。最难得的是，他时常为同学承担过错，有些朋友对此不解，他坦然回答：“大丈夫当有任天下事的气度，区区小事，何须避匿呢?”他的老师严复对他是这样评价的：“黎黄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黎元洪是否有才暂且不论，但黎元洪的品格之高洁，是民国以来玩政治的人所罕见的。

与其说黎元洪“才不足”，倒不如说他不善于玩弄阴谋诡计，不懂得看风使舵。不懂得黑箱操作的人，在中国的官场上往往是失败者。黎元洪当年官运亨通，一是因为卓越的才干，二是碰到了对他欣赏有加的张之洞，所以他才能在短短的十年内，从一个下级军官擢升到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官居二品。他的卓越才能在监修南京幕府山炮台、去日本三次考察，特别是在朝廷的两次秋操中得到充分展现。在彰德和太湖两次秋操对垒赛中，“南军”总指挥黎元洪每次都大败“北军”总指挥段祺瑞，黎元洪也因此在朝廷声誉鹊起。应该说，张之洞待黎元洪不薄，没有张之洞，就没有后来的黎元洪。但公允如张之洞者，也免不了常人的私心。1903年，全国统一军制后，湖北额定一镇（师）一协（旅），从德才的角度来考虑，张之洞当然想让黎元洪出任第八镇统制，但总因张彪是张之洞家丫鬟的丈夫而作罢。1907年，赵尔巽接任湖广总督，湖北官场掀起了一场向新总督献礼的高潮，黎的上司张彪筹集十几万两银子，向上司表忠心，其他人等也不甘落后，惟独他仅仅凑上数元“意思意思”。但是转过身来，他却为武汉的灾民捐出了三千两银圆的善款，这是他整整半年的俸禄啊！

宅心仁厚黎元洪（2）

黎元洪对上级不会拍马逢迎，对士兵却关爱有加。他的一位士兵，因母亲在家砍柴时坠入山谷而亡，这名士兵悲痛之中想追随母亲而去。黎元洪知道这一消息后，亲自去慰问这名士兵，并拿出八十银圆让他回家葬母，后来还让这名士兵进入军校学习。

如果仅仅是这些，黎元洪恐怕还不足以让革命党人推举为都督。黎元洪从小就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再加上三次赴日本考察，使他对世界大势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甲午战争的失败，他差一点成了日军的俘虏，九死一生。这些经历，使他对腐败的清王朝有了深刻的认识。他虽然没有勇气参加革命，但对革命党人非常同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总是尽力保全他们。对于军中出现的新思想，他从来不反对，甚至还鼓励士兵接受新思想。1904年，日知会总干事刘静庵与革命党领袖黄兴来往的联络书被截获，报与黎元洪。他便示意刘静庵托病离开，从而保护了刘静庵。1907年，日知会的季雨霖秘密响应萍浏澧起义而身陷囹圄，又是黎元洪出面将其保释。就在武昌起义爆发的前夜，孙武试制炸弹时，炸弹不慎爆炸，官兵闻风而至，把革命党的名单搜去，湖广总督等人要按照名单抓捕党人，黎元洪两次激烈反对，认为名单牵涉面太广，不能操之过激，以免生变。这两次建议虽然被拒绝，但也可以看出，黎元洪对革命党人的感情。这类事情，黎元洪不知做了多少；这一切，外人不明，但革命党人心中有数。人的境界之高低，不是看他如何说的，而是看他如何做的。从古至今，有多少人是踏着别人的尸体走向高位的，他们的双手沾满了人民尤其是仁人志士的鲜血。仁人志士的鲜血就是他们通向官场的铺路石，因而他们杀起仁人志士来是毫不手软的。黎元洪人性中可贵的一面不在于他能够分清是非，而在于他能够冒着危险来保护革命党人。那些杀人如麻的恶魔，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也不管取得他们多么大的“事功”，与黎元洪相比，在我看来，都算不了什么。因为与他们相比，黎元洪是人，而他们是披着人皮的狼。

宅心仁厚黎元洪（3）

武昌起义的成功有其偶然的因素。由于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分属不同的团体，成功后到底应该谁坐第一把交椅，他们的意见无法达成一致，为此吵得不可开交。起义前，孙武试制炸弹不慎爆炸，起义暴露，很多同志牺牲，起义总指挥蒋翊武远逃避祸。一个逃命的总指挥自然不配坐头把交椅。另外几个革命党领袖如孙武、张振武、吴兆麟等又分属不同革命团体，都不足以慑服对方。有能力、有威信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不是在海外，就是在外地，远水解不了近渴。再加上起义的革命军人，基本上都是下级军官，连一个中层的军官都没有，难以服众。在这种情况下，参加武昌起义的几个主要革命党如文学社、共进会、日知会等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黎元洪。可见，黎元洪出任都督是众望所归。

以黎元洪的名义发布的安民告示，使武汉三镇动荡不安的局势迅速的稳定下来，从另一个方面也证明了黎元洪在武汉人民心目中享有的威望。这一切，都缘于黎元洪亲民、爱民的菩萨心肠。黎元洪的相貌雍容富贵、面目慈善，时人称他为“黎菩萨”。在湖北口音中“黎”和“泥”恰是一个音，因而黎元洪是名副其实的“泥菩萨”。但令人遗憾的，在以后的岁月中，像黎元洪这样菩萨心肠的政治家越来越少，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社会的悲哀?

改变命运的两封信（1）

改变命运的两封信

苗振亚

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经过漫长的三十年，1978年的很多事情都忘记了。但是，有两封信却与1978年紧紧联系着，总是忘记不了。一封信，是别人改变了我的命运；另一封信，是我改变了别人的命运。

先说第一封信。

1978年5月，收到诗人刘祖慈的来信。信中谈了两件事，一是我投给《安徽文学》的一组短诗，已经用了出来。二是问我愿不愿意到《安徽文学》去工作，愿意的话，就把随信寄上的个人履历表填一下，尽快寄回。

这两件事，放在今天根本算不上什么，放在1978年，意义就非同寻常。那时，一个省只有一家文学刊物、一家报纸，能够让文字变成铅字，已经像范进中举一样不易。能到《安徽文学》工作，我是想也没敢想过。

当年，《安徽文学》是一家声誉很高的纯文学刊物，这里有江流、苏中、刘祖慈等几位作家、诗人、评论家在主持编务，所发作品不断因思想解放、突破禁区而在全国产生影响，发行近二十万份，想到这里工作的人不知有多少，怎么能轮上我呢？我在文学创作上默默无闻，又做着文学行当以外的工作，与省里的文学圈也从无来往，认识刘祖慈，也只是我四年前做乡村医生时，参加县文化馆的文学创作活动，与省里来的一行作家诗人有过一面之缘。以后我给刘祖慈投过几次稿，他等因奉此地回了几封信，谈不上有什么关系，因此，调我去《安徽文学》工作，我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几番周折，我在第二年夏天走进《安徽文学》编辑部，似乎感到动荡多年，终于可以安定下来好好工作了。为什么这样说呢？说来话长。我1964年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在乡村参加两年社教工作，然后去省委宣传部办的《江淮评论》工作。可是，未等社教结束，“文革”开始了，宣传部被砸烂，《江淮评论》撤销，我只有等待重新分配。当时，最有可能的去向就是到中学教书，可是，那时的城市中学纷纷下迁农村，不久，又听说农村中学以后都要归大队管理，不发工资，只记工分，让我对前途感到十分无望。由于我对中医一向有兴趣，面对不可捉摸的前途，我决定，一边努力自学中医，一边向省里有关部门申请改行。当时的想法很单纯，不管到什么时候，行医看病，总能有口饭吃吧。经过多番努力，我终于来到一家公社卫生院。“文革”后期，芜湖地区卫校恢复，缺少中医老师，我于1975年从乡下调到这里。我就是从这里调进《安徽文学》的。

改变命运的两封信（2）

我能够轻而易举地调进《安徽文学》，很多人感到奇怪，说实在话，我更感到奇怪。别人都猜想我一定有什么过硬的关系。我为此曾向很多人解释，我没有关系，没有背景。可这话谁信呢？

世界上也许并不存在没有理由的事情，只是需要时间去发现它。

1983年10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江流的小说集《龙池》。他在送给我这本书的扉页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这个集子里的《还魂草》，是历劫余生。在“女皇”治下的某个垃圾箱中，你曾捡回它的残躯，并为之接肢添衣，保护下来，后来它从别人处又辗转流入我手。……当时我们相互之间还根本不认识，后来相识之后也从未说及此事。这虽然只是“大时代的小插曲”，却也令人难忘。

到这时，我才明白，“关系”和“背景”原来在这里，在垃圾堆里拾来的一本旧杂志里。

大概是1975年初夏吧，我路过一户人家门口，看到门前有一堆刚清扫出的垃圾，垃圾里一本没有封皮的旧刊物，一下子吸引了我。出于那个年代特有的阅读饥渴症，我根本没想这东西有多脏，弯腰就拣了出来。没想到，一翻开这本刊物，我就无论如何也不舍得扔了，它又脏又破，还有股说不清的难闻气味。难得的是，内文却一页不少。这时，一位老者从屋里走出来，我客气地点点头，十分地谦恭请求：老伯伯，这书卖给我行吗？他似乎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很不在乎地摆摆手：拿去吧！我慌忙鞠躬致谢，高兴得无法形容。

是什么刊物会让我如此激动？这是一本1962年的《安徽文学》月刊，因为没了封面，目录页也残缺不全，我无法判断具体是哪一期，但这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期。也许是政治环境的短暂宽松吧，这期杂志的艺术质量，是“文革”前最好的一期。这里集中了安徽文坛一批代表人物的代表作，有白榕的散文《唢呐曲》，这是他散文的巅峰之作，文字华美得让人沉醉与着迷，随后多少业余作者模仿这种白氏文风；有刘祖慈的抒情诗《港口》，那时他才二十岁出头，在省立医院当着医生，在诗坛开拓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才气纵横，前景人人看好；有治芳评论严阵诗集《江南曲》的文章，在当时，治芳的职业是大学教师，却又一手写诗，一手评诗，是诗歌评论界一位颇有影响的评论家。作为这期刊物的压轴大戏，就是江流长达八万字的中篇小说《还魂草》。

当年，这期杂志刚刚出炉之际，我是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二年级学生，这一期刊物在校园里如何抢手，我还记忆犹新。这一期的每一本《安徽文学》后面，都排着长长的等待阅读的队伍，大家上课时放在课桌底下偷着读，熄灯后借着走廊的灯光读，《还魂草》成了大家不可不读的作品，成了课前课后谈论的重要话题。

改变命运的两封信（3）

那时，毛泽东的送瘟神诗二首，我们都是读过的，而把我们真正带入“万户萧疏鬼唱歌”历史情境的却是《还魂草》。它让我们形象地感受到，一个古老村落的族长与血吸虫病所带来的阴森、恐怖、凄惨。江流善于在浓厚的环境氛围中去刻画人物，背景色调的明暗与人物内心的悲喜变化，是那么和谐地融为一体。如果说《还魂草》是一个村庄的家族史，一幅皖南山村的风俗画，一部血吸虫病治疗前后的真实记录，那都不是过誉之词。从这部小说中看出，江流学问淹博，有丰厚的风俗民情方面的生活积累，有很好的语言天赋与文字训练，对小说有不同时俗的理解，眼高手也高，且又不轻易出手。小试牛刀，就有一种大家气象，为那个时期的安徽小说创作园地，留下一篇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中篇小说。

世事难料，风云多变，这篇小说后来却被打成“大毒草”，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判与讨伐几未间断，批判与讨伐文字超过小说本身文字的几十倍之多。《还魂草》被视为“人性论”的样板，而谈到人性，那肯定就不属于无产阶级了。更可笑的是，有人竟把小说当纪实，组织专人去所谓的小说写作背景地进行调查，对号入座，认定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并非贫农而实系地主分子，是作者颠倒黑白别有用心。从此，江流运交华盖，小说创作之路猝然中断，一段写小说的最佳年华付诸东流。时代未能成全一个有才华的小说家，江流的内心一定是很痛苦的。

扯得太远了，再说这本垃圾堆上捡回的《安徽文学》。

如果不进行清洁处理，这本刊物是无法捧读的，谁知那上面渍染的都是些什么脏东西。如果不把破烂卷角的页面捋平粘好，再弄上个牛皮纸封面，很快就会烂得不成样子，以致完全失去阅读功能。我从晚饭后一直弄到下半夜，才把这本刊物修整得像个样子。那时还没有胶带纸，只能剪出很窄的纸条，用浆糊把破烂处一点点粘好。第二天早晨，我又郑重地在牛皮纸封面上写下一段文字，记下捡拾与修整过程，免不了也有感喟与愤激之言。具体文字我一句也不记得了，但“大时代的小插曲”这句话肯定是有的，要不然，江流为什么会有这句话，且在这句话上加上引号呢？

这本杂志流入我手是个偶然，而最终被江流看到则更加偶然。

两年后，我所熟悉的孙小兰调进《安徽文学》当编辑。一次，我们在合肥见面，海阔天空地谈起来，她问我：你读过江流的《还魂草》吗？听说那是一部非常好的小说。我说读过。她很遗憾，说经过一场文化浩劫，这部小说再也找不到了，连江流那里也没有了--江流此时已是《安徽文学》主编。我得意地向她炫耀，我有哇！这意外的惊喜让她立即兴奋地站了起来，紧逼着我，要我赶快寄绐她读一读。回到芜湖后，我就把刊物挂号寄给了她，并要她读完后尽快还给我。

改变命运的两封信（4）

孙小兰是个很讲信用的人，这一次却再三推延归还日期，理由是要读的人太多，让她没有办法，但她向我保证肯定不会把刊物弄丢。又过了些时候，她很不好意思地跟我商量：这本刊物你能不能不要了呢？我几乎是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我感到奇怪，我当时为什么没有追问是谁留下了这本刊物，或是在谁的手里传没有了。也许是直觉告诉我，江流会留下这本刊物，他要把这个历经劫难失散多年的孩子带回家。

这段历史，是我看到江流写在小说集扉页上的那段话之后，才在心里串起来的。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把我调来的到底是谁。此后，我与江流在同一个编辑部共事近十年，但彼此都没有提及调动的事情。我只是在他去世五年之后，才在《安徽文学》上写了篇文章，回忆起这段往事。他见微知著，不随流俗，能从一件小事上去判断一个末曾谋面也从未打过交道的人，给予信任，给予提携，从而改变了我学非所用的生命轨迹，这已经让我感激不尽。而他一直不让我有表露感激的机会，这种做人做事的境界，则永远让我高山仰止。

再说第二封信。

就在收到刘祖慈的信不久，又收到王齐根的来信。他告诉我，他当年的同班同学，有几个趁首届招生就报考了大学，已经考取走了，但他没敢报考。今年他报考了，还是没敢报考大学，怕考不上，从此失去了上学机会，因而改报中专，填报的就是我任教的芜湖地区卫校。他估计，自已的分数不会有问题，只是担心年龄超了一岁，很有可能被刷掉，想请我跟学校说一声，能不能通融一下。看得出来，写不写这封信让他颇为犹豫，怎么写这封信让他伤透脑筋，信的文字流露出的是自始至终的战战兢兢。

怎么认识王齐根的，我已经不记得了，我们之间的一次小纠葛，却令我终生难忘。

1968年秋冬，我爱人所在的芜湖地区医院被撤销，所有医护人员都要到农村去落户，我爱人则落户在一个叫戴镇的公社卫生院。随后，我改行的要求被批准，也来到这里滥竽充数地当上了中医郎中。与我们先后来到这里的，还有芜湖八中的七八位老师，公社给他们在小镇边上盖了三排房子，于是这山乡小镇第一次有了中学。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名叫郁庭新的公社文教干事，他似乎对城市里发生的种种事体一无所知，说话那么毫无顾忌。他在欢迎我们的大会上说：你们这些医生老师都是大知识分子，是我们请都请不来的宝贝呀！做工种田不是你们的事，你们只要把病看好、书教好，你们就是上大人！他看到老师个个都如惊弓之鸟，不敢管学生，有一次就把学生集合起来训话，说什么：在学校里，老师就是你们的父母，老师就是孔夫子，孔夫子是大圣人，不尊重孔夫子那不翻了天？做学生只有两件事，多听老师话，唯有读书高！谁要敢造老师的反，我就开除他，造反在别的地方有理，在我们这里永远无理……有了这位干事撑腰，原先被整得灰头耷脑的老师们又都来了劲，在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又搞起了“智育第一”，一时教出了不少有出息的学生，王齐根即是这里走出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

改变命运的两封信（5）

因为我就住在中学旁边，中学里的学生大多面熟。大概是他们的语文老师说的吧，我原本是学中文的，就有学生和我接近，但这其中并没有王齐根。一次，我看这些学生强烈的读书渴望，而又找不到好书，就把我硕果仅存的一本经典读物--《唐诗三百首》借给了他们，并要其中的一个学生负责限期还给我。他们兴高采烈地把书拿走了，到了还书期限，这位学生告诉我，书叫他们的班长王齐根借去了，他保证一个星期之内归还。可是，一个星期到了，并不见归还，我就把这位学生找来询问。他嗫嚅着告诉我，书被王齐根搞丢了。听到这个坏消息，我的怒火不打一处来。千叮咛，万嘱咐，这么容易就被它搞丢了，这让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我不能没有这本书，我一定要他把这本书给我找回来！

第二天放晚学的时候，这位同学把王齐根带来了。平日，我与王齐根只是见面微笑一下，没有直接接触过，但我知道他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学校里的大扫除或别的义务劳动，他总是不声不响地带头，干最脏最累的活，有一种吃苦耐劳和默默承受的韧劲，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可今天就不一样了，不容他张口，我话怎么难听就怎么说，直说到他脸没处搁，泪往下流。难听话说完了，最后还是要他还书，这事没有商量余地。他只得无奈地点点头，说再去找找。

其实，要他还书，也只是逼他一下，让他知道书的宝贵，真找不到那还不就算了！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一个星期，他来了，夹着一个白纸包。我还以为书找到了，打开一看，原来书没找到，他给我抄了一本。厚厚的一个硬皮笔记本上，完全是照着《唐诗三百首》的样子，画了封面，留了扉页，诗的题目、内文、评语，以大小不同字体相区别，字写得工整好看，最难得的是自始至终地一笔不苟。我后悔了，这是一个认真的孩子，我不应该这样逼他。抄出这本唐诗来，对他来说谈何容易！为借一本《唐诗三百首》，他到县里找到了所有可以说上话的亲戚，一起给他想办法。抄书要熬夜，乡里没有电，靠煤油灯照明，而煤油要计划供应，所以他就做个菜油灯，一灯如豆，抄了一个星期。还有买这个硬皮笔记本也要钱，这对他也不容易。想到这些，我心里一阵难过，眼泪不自觉地涌出眼眶。后来，我在他抄的《唐诗三百首》后面，写上道歉与鼓励的话，用白纸包好又还给了他。我发现，他也同样为这件事非常感动。

王齐根初中毕业后，因为家境贫苦，没有升学，就回生产队务农去了。从这以后，他有时给耕读小学代代课，有时帮赤脚医生打打针，多数时间是在田里干活挣工分。老师们一和我说起他，总是惋惜一番，说他在读书与做人上都是块好料子。现在，这块好料子写信找到了我，身为老师，不为他提供机会，还为谁提供机会呢？

改变命运的两封信（6）

我当即给王齐根回了信，一是告诉他，这是一件好事，你自然应该找我；二是告诉他，我立即去办，事情一定能够办成，完全可以放心。那时打电话很不方便，我就从芜湖专程赶到合肥，找到我校负责招生的人员，一说到王齐根，她就说这个人我知道，分数很高，就是大了一岁，你苗老师觉得这个人不错，那我们就要下来。于是，这个事就成了。他到校后，又被选为班长，还是像在中学里一样，学习用功，默默为大家做事，见到荣誉总是一脸羞涩，全校从上到下对他都有好感。他从卫校毕业的时候，我已来到合肥。听说，在毕业分配中，为那些城市里的名额，争抢十分激烈，他没有争，去了大家都不愿意去的九华山医院。几年后我去九华山，他已经成为医院院长，满山的和尚尼姑说起“王院长”，都是赞不绝口。

转眼之间，1978年过去三十年了。作为一个小人物，生活在1978年时，并不觉得那个时代有什么不同。可是，三十年后回想起来，只有那样一个大转折的“大时代”，才会有改变小人物命运的“小插曲”。

20世纪中国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1）

20世纪中国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

傅国涌

近代以来，我觉得中国有过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却失去了，非常可惜。

中国是一个暴力传统非常深厚的国度，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表明任何一次的朝代更迭都是暴力完成的，不是农民造反，就是宫廷政变、黄袍加身，总是这样的一种暴力模式在主导着中国社会的演变。和平转型对中国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史中，我们是读不到和平转型这个词的。和平转型之所以在近代出现可能性，是因为引入了其他文明的因子。自鸦片战争起，从来没有遭遇过的西方力量敲开中国的大门，从而打破了一个农耕社会数千年的平静，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处于农民种地纳粮、皇帝垂拱而治这样的一种模式。中国的农民只要有地种，求温饱即足矣，皇帝则充分利用中国农民的顺从、忍耐，只要不把他们逼到饿死的边缘，是不会造反的，所以一种制度可以周而复始地循环，从来没有什么变化，百代都行秦政制，不管换什么皇帝，都采用一样的制度。严格地说，统治方式就是生活方式的另一面，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统治方式。

近代以来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第一次是出现在晚清新政到宋教仁被刺杀这个历史阶段，第二次是出现在抗日战争结束到1946年政协会议，之后政协决议未得到实施，国共谈判破裂，以内战告终。这是中国可以和平转型的两次比较大的机会。

和平转型成为可能是需要条件的。第一个条件是必须产生几种不同的社会力量，他们相互之间能进行较量、博弈，如果有一方特别强大，能绝对主导整个局面，那么社会就绝对不可能出现和平对话的方式。只有在这个社会有了至少两种以上的不同力量，而且力量基本上对等，或者说每一方都不具有决定性的主导权时，和平转型才有可能出现。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这个阶段大约十来年，为什么出现了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就是因为当时的晚清政府实际上已经被西方列强大大地削弱，本身已不是一个能绝对说了算的力量。这时候在民间兴起了一股强大的、以往曾经被我们忽略的力量，就是立宪派，这股力量是建立在新兴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大量开办的工厂和对外贸易都是以往传统社会不可想象的一种经济方式，随之产生了那些人、那些力量。可以说，立宪派就是清政府之外的、独立于官方的一种新经济力量，这是第二种力量。第三种力量就是社会的强烈不满分子，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主张用革命方式来改变现状的力量。当时至少出现了这三种力量的博弈。每一种力量中又有不同的小力量，比如说清政府内部，由于中央政权的削弱，地方政府的崛起，逐渐地形成了地方大、中央小的局面。直隶总督袁世凯和他代表的北洋势力几乎超过了皇室的力量，因为他掌握了当时最新式的北洋陆军，其他各地新办的新式陆军基本上都掌握在日本留学回来的士官生手里。

20世纪中国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2）

所以，我们看辛亥革命，严格意义上不是一场纯粹暴力的革命，只是有限暴力，它是在武昌工程营几个士兵首先起事，没有发生特别大的暴力冲突，长江流域就传檄而定，各地就纷纷独立了。各地独立的基本力量实际上也不是革命党人的力量，而是新军和立宪派的力量为主，这些力量在当时的中国已经举足轻重，是朝廷不能完全控制的。清廷面对这样的格局，选择了一种禅让的方式，可以说是非常体面，只是交出政权，继续保持皇室的尊荣。

在孙中山代表的革命阵营里面也不是铁板一块，并不是都听孙中山的，他仅仅能掌握同盟会的一个派系，名义上他是同盟会领袖，但是在同盟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派系并不臣服他，包括直接导致武昌起义的组织，叫中部同盟会，这个组织跟他就没有太大的关系，是宋教仁、陈英士他们成立的，在成立宣言里面甚至还不点名地批评了他，他们对于向来很敬重的、富有人格魅力的黄兴也颇有微词。浙江、安徽一带的光复会，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地合并到同盟会里面。以往的历史教科书说，1905年，孙中山的同盟会、黄兴的华兴会和章太炎、陶成章他们的光复会在日本东京合并成为同盟会。事实是，这三个会从来没有以会的形式合并过，也就是说不是组织上的合并。华兴会也是一样，大部分骨干成员都加入了同盟会，当时他们曾开会研究要不要取消华兴会，讨论的意见是既然大部分骨干都已加入同盟会，华兴会就不要活动了。兴中会整个转入同盟会，兴中会事实上就不存在了。光复会只是个别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同盟会，但光复会的名称一直保存着，在长江流域一带继续以光复会的名义活动，从来没有说它们被同盟会取而代之。仅仅两年以后，1907年，孙中山和章太炎、陶成章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为了经费的支配、筹集等问题，矛盾非常深，所以就分家了。已经加入同盟会的光复会的主要人物都脱离了同盟会，自立门户，重建立了光复会总部，重新去发展自己的组织，跟孙中山派系争夺筹款的资源。

在立宪派内部也没有一个领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全中国的能力，从来都没有。立宪派是晚清新政的产物。1900年，八国联军把慈禧太后赶到西安之后，她才意识到必须执行被她亲手扼杀的戊戌变法的遗产，甚至走得比戊戌变法更远，这才有了晚清新政。许多措施超过了1898年光绪皇帝一百零三天当中颁发的那些诏书范围，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改革层面。我们现在对晚清历史的叙述，在很多地方都把当政者矮化了。以慈禧为代表的决策者已经感觉到不得不走改革的道路，除了经济改革，还要政治改革。她开始意识到严峻的危机，不光来自外患，还有内忧。当时进行的官制改革做得比较完整，从地方到中央把整个官制都改过来，有些地方甚至近代化了。像农商部、学部、交通部这样的新机构都已经出现，完全摆脱了传统社会延续了多少年的六部的官制。而且，清廷的改革已超出简单的行政改革范畴。清末新政带来的最大一个遗产就是地方自治，它给予了各个地方成立咨议局的权力，而且实质性地去做了。咨议局的选举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它有一个最低财产的限制、最低教育程度的限制，来确定选民资格和候选人的资格。即使如此，一百年前做到这样，在中国来说完全是一个突破性的进步。

20世纪中国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3）

我们不能小看大清王朝的这种度量、这种开放，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的思维方式里面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来变革社会，而是自上而下地去做，一个圣旨下去一切都解决。但是，咨议局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文明开始跨入一个农耕社会陌生的状态。咨议局之外，全国性的带有准议会性质、名义上当作咨询机构的资政院也已经成立，由各省咨议局选出部分代表，皇室再挑选自己的代表共同组成，皇室的比例占了二分之一强，在人数上略多一些，但是由于这些人大多数是一些老朽，一些没有什么新知识的人，所以开起会来，整个会场就被那些地方选举上来的代表给完全控制了，地方代表的发言，那些官选代表无法对话，他们压根就没有对话的能力。这个时候实际上人数不是最主要的。一个会场里，哪怕只有一个人说出“我反对”，它的意义也是非凡的。因为这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是质的区别，不是量的不同。晚清中国，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就这样迅速地成长起来了。

当年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去过中国很多地方，保留了大量的原始照片。其中有一幅照片，我看了非常震撼，他到了新疆，那个时代的交通条件，坐马车从北京去新疆要很多时间。他拍下了新疆咨议局的照片，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院，却赫然挂着一块非常醒目的“新疆咨议局”牌子，门口有一棵老树，掉光了叶子。看了这幅照片，我的感觉是，当时的物质条件是很差的，跟现在没法比，如今一个小小的乡镇政府可能就富丽堂皇、豪华奢侈。那个时候一个省级议会机构不过是几间平房，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的一个院落。但是这不要紧，那块牌子就是一个新生事物，牌子本身就意味着新的因素。

当时的清政府和社会已经出现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当然我们知道慈禧太后做这些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历朝历代从来没有一个统治者主动放弃自己掌握的部分权力、让民众来分享，开明君主的“开明”一定是有具体原因，这个原因，我们要到历史中去寻找，他们的原因可能各不相同，但肯定都有自己的原因，绝对不可能是他们主动地让渡出一部分权力。包括蒋经国二十多年前在台湾开放报禁、党禁，走向民主化，他也是因为有很多的压力，是综合的因素迫使他做出这样的抉择。但是一个统治者能够作出这样的抉择，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都离不开他主观上的决定。所以哪怕是不情愿的，是假的，最后弄假成真了，我们都得肯定这个统治者的这一举措，历史上还是要给他写上一笔。什么叫历史？历史就是“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他做了这个事，就要把它用刀刻在一片一片的竹简上。

有了朝廷和社会之间的这种互动，到了清朝快要崩溃的前几年，事实上已出现了一种和平转型的可能性，而且历史的步伐已经迈开了，但是它的步子慢了一点，被革命的步伐超过了。孙中山代表的革命力量始终是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哪怕他们的人数最少，力量有限，哪怕他们都被赶到海外去了，但它始终在场。历史就是这样。不是因为你弱小就不存在，而且所谓的弱和强是可以转化的，有时候它的转化可能就在一个晚上。我们看东欧的当代历史，齐奥塞斯库在广场上演讲的时候还是威风八面的，他在台上侃侃而谈，那么的从容，转眼之间攻守之势易也。历史不能完全用量来衡量，有时候数学在历史当中没有太大的作用，它是无法进行精密计算的，数学算不出历史的尺度，数学也算不出王朝更迭的时间，数学更算不出历史未来变化的趋势。很多的时候，量的因素在历史当中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20世纪中国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4）

概而言之，一个社会产生了两种或三种以上不同的社会力量，而且没有一种可以把另一种立马吃掉的那种格局下，是有可能出现和平转型的。

当然，和平转型需要有第二个条件，那就是遭遇一个大的契机，这个大的契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国际性的背景。世界进入近代之后，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地画地为牢，自己关起门来玩过家家了，尤其不能再按照历朝历代玩过的旧玩法，它要融入整个国际政治新格局当中。晚清到民初，对中国影响最深的是大英帝国。由英国解密的蓝皮书可知， 英国驻华机构每天都在观察中国的政局变化，然后向伦敦的外交部汇报，他们对中国时局走向的分析，简直比我们中国人还要了解中国人，他们比中国人还要关心中国人。英国驻中国公使朱尔典对推动清朝的和平交接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朱尔典的干预直接导致了袁世凯的上台，甚至一个外国记者都能在关键时刻发挥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多次介入了中国近代的重大事件。他在中国待了几十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通。他跟袁世凯有一定的私交。武昌起义之后，他密切地关注中国，利用给《泰晤士报》写电讯的方式影响中国的政局，其影响之大，是我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他的一篇电讯能直接影响英国的国策，英国的态度又能影响法国、德国以及其他列强的态度。英国介入中国的政局，我们今天重新面对这些问题时会觉得这是一个悖论。我们很不希望外国人介入中国的事务，但是历史就是有悖论，就像租界的存在一样。租界肯定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因为它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有法外治权。但是没有租界，中国的近代史可能就要彻底地改写，包括中共的党史。没有租界，毁灭一个新生事物，毁灭一个密谋组织几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有了租界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租界也好，外国力量对中国的介入也好，我们在看到它负面影响的同时，应该也看到它那些正面的因素。它在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当中，有时候往往起到一些非常微妙的作用。英国人对中国的国策是什么？它的一个主要想法是中国不能大乱，中国要保持适当的稳定和秩序。它不想让中国陷入一个非常动荡的局面，它希望中国保持相对的统一。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事实上为中国的和平转型提供了另一个条件。因为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力非常大，它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一些中国的强人，包括像袁世凯这样的人物。也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和平转型的机会。

和平转型的第三个条件是经济上出现一些新的变化。立宪派就是建立在中国有了新的经济因素基础上的。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几乎没有工业，中国的企业都是1870年以后出现的，最初几乎都是以军工企业为主，没有什么民用工业。中国早期的企业除了几家官办的大企业之外，其余都是外国人办的，中国人开始有自己的民营企业，真正起步是在1895年以后，是在签定《马关条约》之后。《马关条约》是一个屈辱的条约，要赔款、割地。这个条约里面有一条就是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设立工厂。正是这个条款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本土的有识之士，其中就包括张謇。他是1894年的状元，1895年他正好在家守制，他父亲死了，按照惯例，他要在家守孝。就在这个期间他在南通创办了一个有名的大生纱厂。

20世纪中国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5）

与此同时，在交通发达的长江流域开始出现一些带有民营性质的企业。这是中国民营经济的真正起点，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屈辱的《马关条约》刺激之下产生的。到清朝灭亡之前，民营企业已初成气候。特别重要的是清王朝居然从1905年到1909年间，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法律、法规。从今天来看，那个年代连破产法都有了。那个时代其实有很多东西已经走到非常前面，从这些经济立法的脚步可以知道当时中国民营经济的状态，这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实践，空洞的立法怎么可能出现呢？一般来说都是实践推动立法，当然也有例外。新的工商业的崛起意味着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政治运作方式面临着被淘汰的可能性。王朝必须要更新自己的统治方式，更新政治结构。慈禧在1906年9月1日颁布的预备立宪诏书可以说就是一种回应。预备立宪之后的中国就不是一个朝廷说了算的中国，实际上当时已经是几种力量并存。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力量的推动是绝对不能忽略的一个环节。

清朝末年发生了三次非常大的国会请愿运动。国会请愿运动的骨干大多数是社会上相对有钱一点的人，至少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士绅、资本家，开当铺、钱庄的人，一些家里有私产的人，这些人是有钱人，有身份的人，同时又都是读书人，他们有文化，又有经济的支撑。在这场历时两年、先后有三次高潮的国会请愿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晚清政府当时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不是来自革命党人，而是来自社会中层强烈要求社会变革的这种挑战。这些人在社会的变化当中已经看到了必须顺应这种变化的大势。他们认为如果继续延续旧的统治方式，君主传统将保不住，另一方面也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他们要发展经济，要争得更大的发言权都必须要推动君主立宪，就要把预备立宪变成真的立宪，这符合中产阶级以上的最大利益，他们面临的最大对手是晚清贵族，连袁世凯这样的汉族重臣，他们的屁股也开始坐到立宪运动的板凳上来。整个中国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前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只不过我们从来不把有钱人参政议政的愿望当作是革命，认为那个是改良，是资产阶级的。我认为恰恰他们是真正的革命，因为他们会带来一些全新的制度，而有一些主张重新洗牌、暴力革命的人反而可能是要复制前面的制度，这一点，历史已经向我们一再地证明过了。暴力革命很可能导致新一轮的专制，而不是真正的解放。解放只有在一个意义上才有可能成为真实的解放，那就是自我解放，自己解放自己。别人给你的解放都是要打问号的，人家怎么可能解放你呢？如果说承认别人有解放你的可能性，那就是要承认世上有救世主，只有救世主才可以解放别人，社会的解放是自我解放的过程，个人的解放也是自我解放的过程。我觉得当时的社会假如不发生辛亥革命，就按君主立宪的道路走下去，也完全有可能走通的。

20世纪中国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6）

但历史不能假设，只能按照已经发生的记录下来。清朝到了1910年都还有一个机会，这是大清王朝的最后机会，但他们也失去了。当时状元实业家张謇已经办了十四年企业，手里掌握巨大的资本，已经是一个庞然大物，威震东南的社会新兴阶层的领袖人物，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他在一次跟外商见面的宴会上，透露了一些不寻常的信息。这个外商有写日记的习惯，记下了他们一次饭桌上的对话，张謇竟然在不经意中流露了对清王朝的不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像张謇这样状元出身的士绅阶层都已经跟清王朝离心离德了。1910年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有异心，对王室不忠的异心。在这个之前，他们都非常热心地去做国会请愿运动。结果他们一次、两次、三次遭到拒绝，实际上双方争夺的焦点是一张时间表。不同的社会角色之间的分歧就是一张时间表的问题。清王朝那个时间表的分歧非常小，双方的要求只相差两年。民间的要求是立即立宪、开国会、颁布宪法，朝廷给的答案是再拖两年到1913年再解决，但是1913年就来不及了，辛亥革命在1911年爆发。如果说立宪运动的要求被清廷接受，和平转型在那一刻就实现了。国会开了、宪法颁布了，君主就是有限制的君主，君主立宪的框架就可以确立起来。我们不知道清廷拒绝这些要求的非常具体的原因，但是可以知道当时的清廷也面临着自己的一些问题，这是专制统治带来的必然的东西。它的皇帝是个小孩，是由摄政王载沣来具体管理国家政事，但是载沣又受到隆裕太后的制约，所以整个中国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了算，是一个多头政治的状态，不是一个有绝对权威的时代，载沣不是，隆裕也不是，她虽然可以约束摄政王，但不能具体管理国事，这样的一个状况也是不利于变革。为什么台湾变得特别顺利，是因为蒋经国拥有绝对的权威。我们看纪录片可以知道，1987年的蒋经国是一个轮椅上的、风烛残年、病入膏肓的人，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说话都非常吃力，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只说了一百零四个字，包括好几个口号在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居然有能力做出重大的转折性的决定，就是因为他的权威，绝对权威，他在做出这个决定时没有其他人指手画脚。国民党在开放党禁、做出这样的决定时，内部并没有达成高度的统一，没有中委开会充分讨论、做出决定，就是蒋经国决定了就可以了。人家服从他、信任他。权威有时候也有权威的好处。历史经常有这样的悖论。清朝末年缺乏一个说了算的权威，也使它失去了一个接受民间要求迅速开国会、立宪法的可能性，接下来辛亥革命发生了。辛亥革命是有限的暴力革命，不是无节制的暴力，杀虐不是很重，而且时间很短，没有发生大的南北战争。这个辛亥革命看起来就是整个清末民初和平转型进程中的一支插曲，一支类似于放鞭炮的庆祝性的插曲。

20世纪中国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7）

和平转型的重心从辛亥革命到1913年的春天那段时间，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上的黄金时代。中国的报纸一下子出现了五百多种，今天听来，认为五百是一个小数字，但在那个年代有五百多种报纸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政党和具有政党性质的社会团体一夜之间冒出了几百个，当然经过分化以后留下来的不多。 1912年冬天参众两院的选举和咨议局的选举也有很大的相同之处。选民资格的四个条件：一是文化程度，相当于小学文化强调同等学力，那个年代的人不重视文凭而重视能力。第二个条件是财产的限制，我们看西方的选举史一直就有这种限制性条款。 虽然有条件限制，选举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个别的越轨，包括极少数的买选票行为。但这并不表明选举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恰恰说明了这种选举可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全新的共和国，当时叫中华民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来可以慢慢改变的，这次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非常有意思，有人把咨议局和这次选举产生的议员作了一个比较，咨议局议员大都有旧的科举功名，秀才以上，有的是举人，有的甚至是进士，以秀才为主，有个别是新式学堂出身，也有从海外归来的，但是不占主流。就年龄比例来说，四十岁以上的人占多数。到了民国，选出来的参众两院代表平均年龄是三十六岁，都是少壮，学历有个别是旧科举功名的，绝大部分是新学的，国内的新式学堂毕业或者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一下子面目全新。当时这个两会选举结束，宋教仁就踌躇满志、志得意满，认为成功了，袁世凯已经成了掌中之物了。因为宋教仁所领导的国民党占了二分之一以上的席位，掌握了参众两院的多数。那个时候的法律是总统制和内阁制相结合，内阁总理要由多数党的领袖担任，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意味着作为实际党魁的宋教仁将成为总理。当时还有一条法律规定，总统签署的任何法律都必须经过内阁副署。那就意味着袁世凯总统的绝对权力受到限制。所以宋教仁非常兴奋，以为凭宪法、国会和内阁这三样法宝就可以约束旧官僚、旧军阀，让中国走上宪政的轨道。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讲演，其中说，以前我们是革命党，革命党就是要拿出铁血的精神拼命，现在我们是普通政党，就要拿出自己的政纲来去跟他们奋斗。这几句话非常到位，三言两语就把复杂的东西说清楚，说明白了。普通政党就不是天生的执政党，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选举的基础上的，没有足够的选票，你就得在野。1913年的春天，宋教仁实际上已经胜利在握，但就在这一刻他被暗杀了。中国第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被1913年的3月20日上海火车站的一声枪响终结了。民国初年的两院选举是完全建立在晚清宪政的基础上的，中间的辛亥革命是个插曲，它并没有中断和平转型的进程。一个社会在大的变迁过程中，怎样不发生大的动荡、大的冲突，怎样避免出现长期的乱局，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好的结局，这是需要政治家、知识分子、民间社会的精英、企业家阶层，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人运用自己高度的理性，付出最大的努力去实现的，不是某一个党派、某一个组织可以做到的。历史变革的进程不是一家所决定的，包括那些暴力最强大的、大一统的新天下，在造成之前的那一刻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变数的。

众所周知，宋教仁被杀之后，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就选择了暴力反抗，组织了“二次革命”，战争主要发生在江西和南京，所以当时叫“赣宁之役”。之后出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一直到了1927年以后，国民党用武力造成了一个新政权。

20世纪中国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8）

到1937年以后，民族危机，又出现了新的变数，给中国带来再一次和平转型的新机会。这个机会是，抗日战争提供了一个国际大背景的条件，当时美国所代表的国际势力主张中国走和平的道路，这是大势所趋。抗日战争的胜利给了中国一次重新凝聚人心的机会，也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当时人们把蒋介石奉为民族英雄。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高楼上面挂着巨幅画像，还有标语。还都南京的时候，蒋介石受到南京市民欢迎的热烈程度，也让我们今天很惊讶。那个时代就是这样一种氛围，其实和平的呼声非常响亮。特别是国际压力，所以蒋介石才会一而再地从重庆发电报给毛泽东，请他到重庆来。这是在国际背景下发生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当时的中国存在着几大势力，最大的当然是国、共两党，双方都掌握着庞大的武力，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在这两个集团之外还存在着非常有号召力的第三种力量。这第三种力量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无数不同的群落构成的。其中最大的一股就是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在当年的实力可能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因为它当时起的是国共之间平衡的作用，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这些人在当时都是庞然大物，都是显赫的政治人物。罗隆基一生最扬眉吐气的时候就是1945年秋天到1946年春天。我记得有人曾经说过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不靠子弹，而靠才智发言的时代。每一种不同的政治主张，每一个不同的政治派别，每一个不同的社会团体都可以坐下来对话。尽管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但是可以讨论，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讨论完了，双方还可以握手言欢。政协会议就是因为当时中国存在好几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才需要坐下来协商。“政治协商”这个名词不是共产党人起的，而是法学家出身的国民党高官王世杰起的。那个“政治协商”是真的协商，双方有可能是对立的，分歧很严重，但是可以坐下来协商。当时还有另外一种很重要的力量，没有能够进入政治协商的格局当中的社会团体，批评他们那些党派开的是分赃会议。中国这么大，怎么只有这么几家坐下来谈，其他人怎么办？跟这些党派都没有关系的人更多。那个时候选择各种政治党派基本上是基于信仰，当然也有机会主义的人，这个永远都避免不了。有一个党叫中国青年党，是跟国共两党同时崛起的一个党，它是1925年在巴黎成立的国家主义派别。这个政党鼎盛时期党员有四、五万人，大部分分布在文化、教育等岗位上。中国青年党一度是民盟的三派之一，后来分裂出来。民盟为什么影响比青年党大，因为民盟都是中上层的知识分子。参加政协会议，能够坐在桌子上谈判的代表，国民党八个、共产党七个、民盟九个、青年党五个、无党无派五个，有出版家王云五、报人胡政之、实业家缪云台、学者傅斯年、作家郭沫若，其中郭沫若是红色背景。这样一些人坐下来讨论，讨价还价，刀光剑影，唇枪舌战，最后终于达成了五个历史性的文献，包括制定一部新宪法的基本原则，非常的细致，里面的很多东西今天看来都非常好，不仅仅具有历史的价值。 包括改组国民党主控的国民政府方案，连怎么样分配的比例都有了。包括选举一个孙中山所设计的国民大会，代表比例怎么分配，原来的老代表承不承认，这个争论是最激烈的。还有一个共同纲领性质的《建国纲领》，也达成了原则性共识。除了这四个“文”的方案，还有一个“武”的军事整编方案，共产党下属的军队和国民政府的军队按什么比例整编都已经谈妥了。如果按这五个方案去做，抗日战争的胜利就给中国带来了一次空前的和平转型机会，就把中国这个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带入了货真价实的共和国。

20世纪中国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9）

但是我们知道，历史的结局是没有人去执行这五个协议，最终还是以武力决出了胜负。为什么这么大的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这个天上掉下的大馅饼我们会接不住？对此，我个人有几个不成熟的看法。其中一个原因是，历史学家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说，如果中国同时并存两个拥有武装的打天下集团，必然要一家吃掉另一家，否则是不会罢休的。他的这个说法放在1946年的中国来看也是基本成立的。国共双方都掌握着大规模的武力，要用和平的手段化解战争、化干戈为玉帛，组成一个民主政府，本身就存在着非常大的风险。第二个原因，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要负责任。当时民盟非常有影响力的那些知识分子其实骨子里面都普遍有一种思想上的模糊，这有时代的原因，他们对苏联完全不了解，一知半解、雾里看花。民盟有一个中常委张东荪，是一个哲学家，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民主社会主义，又叫做新民主主义，跟毛泽东的表述完全是同一个词，但里面的内容略有区别，但大同小异，最根本的是八个字“民主政治、计划经济”。当时很大一批知识分子、精英骨子里面信仰的是这八个字，他们认为英美提供了民主政治的样板，苏联提供了计划经济的样板，他们认为市场经济不好，有些人穷，有些人富，计划经济好，由国家按计划来搞经济。他们没有看到苏联本国发生的问题，比如饥荒，这些负面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认为苏联解决了人类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的一些问题，比如分配不公等问题。他们设想，如果把苏联和英美加起来就是人类最完美的模式。他们忽略了在任何一种政治模式或社会制度当中都存在着不足和缺陷。这个不足和缺陷不能靠“1+1”去解决，把不同的制度加在一起，而是要看哪一种制度具有更强的自我更新能力，自我反省的能力。那个时候他们还看不到这些，所以民盟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倾向于左的，都是中间偏左，只有小部分是中间偏右。这就意味着在有武力的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本身就带有倾向性，不是站在完全中立的立场上，这是导致和平转型破产的一个因素之一。第三个原因，我们不排除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国际势力，特别是苏联起了一些作用，当然这需要更多的史料来论证。

历史留给我们中国人和平转型的机会是很少的，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都是暴力造成的，连伟大的、创立民国的孙中山，1920年初在上海见到张国焘、许德珩这些“五四”学生时，竟然对他们说，你们搞五四运动，上街游行喊口号很了不起，有点作用，但这只是赤手空拳，我给你们五百支枪，你们敢去干吗？这番话流露出来的那种心态大成问题。就是说连孙中山这样的呼吸到西方文明的政治领袖身上也带有很强的暴力倾向，最终走的道路就是黄埔建军，直接导致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这是国民党专政的政府，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连孙中山这样的人，现在看来已经够伟大，要给他足够多的正面评价，但就是他这样的人物身上也带有这么强烈的暴力决定论倾向，要让中国人从暴力的传统当中超越出来，确实非常艰难。

20世纪中国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10）

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在几十年之内先后流失，可能带有某种必然性。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宿命。我非常喜欢六个字“尽人事、听天命”，不是说一种宿命。在大的历史变迁当中，有时候，人的计算、努力，都是非常有局限的。当然，这些努力在很长的一个时间里不是完全无效的，总是能在历史的进程中刻上一刀，留下一道痕迹。真正决定历史变化的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人不同方向、不同领域的努力背后，类似于我们经济学上讲的“看不见的手”这样的东西，我把这个叫做“天命”，跟中国传统文化讲的天命不太一样。传统的天命，讲皇帝是天命，君权神授那些东西。在人力无法到达的地方还是有一些非常强大的、改变历史的因素，和平也好，暴力也好，这些事情发生了，是无法挽回的。历史的一次扭转可能就是几十年、上百年，几十年、上百年在漫长的编年史当中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有时候只要写一句话就足够了。比如说我们写西方的中世纪，“黑暗的中世纪一千年”一句话就够了，其他的可以忽略不计。比如说，未来五百年之后去写历史，当代史也许只需要几个字去表述，我们也不知道，今天是个未知数。这就是天命，是我们无法控制、无法把握的。但是我们可以尽人事，可以去做我们可以做到的那些事。这就是我前面说的，我们做的这一切，很可能没有结果，但是它不会等于零，为什么不会等于零，因为它可能在编年史的竹简当中留下一道一道小小的划痕，这个划痕也许很轻，但是它会留下。因为历史是一根链条，每一个环节都不可缺少，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紧扣。古往今来，无论多么显赫的权势人物都在历史中化为烟尘，化为粪土。所以众生平等，每一个人的努力都不会等于零，历史是由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细节的努力共同构成的。一个社会能不能在关键时刻实现制度的转型，有的时候就取决于千千万万具体的个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努力。如果那些努力都是理性的、清醒的、适当的，那么历史向正确的方向转化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地加大。如果那些努力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式的、狂热的义和团式、新左派式的，在某一个时段看起来也许都有些道理，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最（上接113页）这种现象多少带点规律性，是值得研究的一种文艺现象。但我想，这个“何其芳现象”似乎还应包容着更为复杂更为广泛的内容。那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经过多年的磨砺，“修成正果”之后，脑子里可能会装上了一些那个时代颇为流行的“左”的思想元素，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带上“左”的印记，这样，在他们处理事务或治学时就难免会产生他们所始料未及的不良后果，甚而至于会伤害了别人。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些有着善良愿望的人，他之所作所为也不一定总是正确的。因为，任何的智者、圣者也总是难以完全摆脱社会意识形态（或者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的影响。也许，这也属于胡风所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之一种吧。何其芳是一个热情、正直、心地坦荡的学人，虽然他的文章难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如果有，那也是不自觉的流露。或着说，他也是在认真地宣传他认为是正确的“真理”。

鲁迅与钱玄同的化友为敌（1）

鲁迅与钱玄同的化友为敌

张耀杰

鲁迅去世后，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概括说：“我与他的交谊，头九年（民前四--民五）尚疏，中十年（民六--十五）最密，后十年（民十六--二十五）极疏，--实在是没有往来。”1

具体来说，本名周树人、字豫才的鲁迅，与字德潜、号中季、又号疑古的钱玄同之间的由疏转密，是以1917年8月9日为重要标志的；两个人之间的化友为敌，是以1929年5月25日为重要标志的。

鲁迅与钱玄同的由疏转密

查阅《鲁迅日记》，两个人之间最早的通信记录是1913年3月16日的“得钱中季书，与季市合一函”。

钱玄同（中季）与许寿裳（季市）合用一个信封的来信已经佚失，现存最早的钱玄同致鲁迅信，写于1915年4月9日，其中写道：“委件又迟了许久，未曾报命。弟不善作篆，真书虽拙劣犹或稍愈于篆，故改写真书，未识可用否？”2

由此可知，鲁迅此前曾经索要过钱玄同并不擅长的篆体书法，钱玄同送给他的却是真体书法。

1917年8月9日，钱玄同第一次到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与周氏兄弟聚谈，周作人在日记中留下的记录是：“钱玄同君来访，不值。仍服规那丸。下午钱君又来，留饭，剧谈至晚11时去，夜颇热。”3鲁迅在日记中留下的记录是：“晴，大热。下午钱中季来谈，至夜分去。”4

这是钱玄同与鲁迅及周作人兄弟之间由疏转密的重要标志，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三个人之间借助《新青年》杂志展开了密切合作。

据《鲁迅日记》记载，钱玄同1918年间到绍兴会馆访谈二十七次，寄给鲁迅书信六封，为鲁迅代领薪水两次，一起外出赴宴两次。鲁迅1917年至1919年的三年时间里，共寄给钱玄同书信近四十封，其中包括1917年的五封。

另据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记与略评》中回忆：“六年，蔡孑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大事革新，聘陈仲甫（独秀）君为文科学长，胡适之（适）君及刘半农（复）君为教授，陈、胡、刘诸君正努力于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启明亦同时被聘为北大教授。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不合理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接着第二、三、四诸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四卷第五号里了。”

鲁迅与钱玄同的化友为敌（2）

这里的“六年”指的是民国六年即1917年。“七年”即1918年。查阅《新青年》杂志，早在周氏兄弟到该杂志发表文章之前，钱玄同已经通过写给陈独秀的读者来信，在1917年8月出版的《新青年》3卷6期中替周氏兄弟摇旗呐喊：“至于从‘青年良好读物’上面着想，实在可以说：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若是能读西文的，可以直读Tolstoi（托尔斯泰）、Maupassant（莫泊桑）这些人的名著。若是不懂西文的，像胡适之先生译的《二渔夫》，马君武先生译的《心狱》，和我的朋友周豫才起孟两先生译的《域外小说集》、《炭画》，都是可以读的。（但是某大文豪用《聊斋志异》文笔和别人对译的外国小说，多失原意，并且自己搀进一种迂谬批评，这种译本，还是不读的好。）”

这里的“起孟”与“启明”一样，是周作人的别名。“某大文豪”，指的是不懂外语却偏偏通过别人的口译改编出版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的前辈作家林纾（字琴南）。

关于金心异即钱玄同的催稿，鲁迅在1922年12月3日的《呐喊&#8226;自序》中曾经有过活灵活现的生动叙述：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1925年6月15日，鲁迅又在《阿Ｑ正传》俄文序中回忆说：“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Penname）；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

同年4月14日，鲁迅还在致许广平信中对钱玄同的文章表示赞赏：“文章的看法，也是因人不同的，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所以每见和我的办法不同者便以为缺点，其实畅达也自有畅达的好处，正不必故意减缩（但繁冗则自应删削）。例如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我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大出于意料之外，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5

1927年2月18日，已经与《新青年》同人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陶孟和、刘半农等人断绝来往的鲁迅，在标题为《无声的中国》的演讲稿中，以当事人的身份把“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的成功，归因于钱玄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6。

鲁迅与钱玄同的化友为敌（3）

到了1934年8月10日，《文化与教育旬刊》第27期刊登记者熊梦飞的《记钱玄同先生关于语文问题谈话》，其中公开披露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废除汉字的观点，主要是“代朋友立言”，这位朋友就是鲁迅。由此可知，鲁迅夸奖钱玄同的功劳，其实也是在夸奖自己。

到了1935年8月14日，鲁迅又在《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中高调赞美了钱玄同连同他自己的“极利害，极致命的法术”：“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是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住《文选》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惬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除此之外，恐怕也没有什么还留在大家的记忆里了。到现在，和这八字可以匹敌的，或者只好推‘洋场恶少’和‘革命小贩’了罢。前一联出于古之‘京’，后一联出于今之‘海’。创作难，就是给人起一个称号或诨名也不易。假使有谁能起颠扑不破的诨名的罢，那么，他如作评论，一定也是严肃正确的批评家，倘弄创作，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7

这里的“洋场恶少”，是鲁迅加在并没有多少劣迹恶行的施蜇存身上的“颠扑不破的诨名”，“革命小贩”是他加在公开登报宣布退党的前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杨人身上的“颠扑不破的诨名”。

鲁迅与钱玄同的化友为敌

鲁迅与钱玄同之间最早出现裂痕，应该是1924年的事情。这一年的12月15日，鲁迅在《语丝》周刊第5期发表《我来说“持中”的真相》，其中写道：“风闻有我的老同学玄同其人者，往往背地里褒贬我，褒固无妨，而又有贬，则岂不可气呢？今天寻出漏洞，虽然与我无干，但也就来回敬一箭罢：报仇雪恨，《春秋》之义也。”8

1928年12月27日，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进一步表示了对于钱玄同等人的不满情绪：“玄同之话，亦不足当真者也；凤举玄同，以为然与否，亦不足注意者也。我近来脾气甚坏，《语丝》被禁于浙而毫不气，一大群人起而攻之而亦不气，盖坏而近于道矣。”9

鲁迅与钱玄同的正式绝交，是1929年5月25日的事情。这天深夜，正在北平探望母亲鲁瑞及妻子朱安的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书信中介绍了与钱玄同、顾颉刚的不期而遇：“我今天的出门，是为侍桁寻地方的，和幼渔接洽，已有头绪，访凤举未遇。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钱玄同，恶其噜苏，给碰了一个钉子，遂逡巡避去；少顷，则顾颉刚叩门而入，见我即踌蹰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出，状极可笑也。他此来是为觅饭碗而来的，志在燕大，但未必请他，因燕大颇想请我；闻又在钻营清华，倘罗家伦不走，或有希望也。”10

鲁迅与钱玄同的化友为敌（4）

这段话出自《两地书》原信。1933年4月《两地书》由李小峰的北新书局以上海青光书局名义公开发行时，鲁迅以金立因的化名替代了钱玄同，以朱山根的化名替代了顾颉刚：“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少顷，则朱山根叩门而入，……”11

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中，对于当时的情景另有回忆：“从十五年秋天他上厦门直到现在，这十年之中，他与我绝无来往。十八年五月，他到北平来过一次，因幼渔的介绍，他于二十六日到孔德学校访隅卿（隅卿那时是孔德学校的校务主任），要看孔德学校收藏的旧小说。我也在隅卿那边谈天，看见他的名片还是‘周树人’三字，因笑问他：‘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我意谓其不用‘鲁迅’也。他说：‘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他所谓四个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我那时喜效古法，缀‘号’于‘名’上，朋友们往往要开玩笑，说我改姓‘疑古’，其实我也没有这样四个字的名片。他自从说过这句话之后，就不再与我谈话了，我当时觉得有些古怪，就走了出去。”

对于鲁迅的一面之辞，钱玄同回应说：“后来看见他的《两地书》中说到这事，将钱玄同改为金立因，说，‘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第二四四页）。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做罪名，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不错，我是爱‘唠叨’的，从二年秋天我来到北平，至十五年秋天他离开北平，这十三年之中，我与他见面总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确很爱‘唠叨’，但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十八年我‘唠叨如故’，他就要讨厌而‘默不与谈’。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讨厌，就让他讨厌吧。”

1929年6月25日，从北平回到上海的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再一次谈到钱玄同：“北京学界，我是竭力不去留心他。但略略一看，便知道比我出京时散漫，所争的都是微乎其微。……玄同之类的批评，不值一顾。他是自己不动，专责别人的人。”

同年7月21日，鲁迅又在致章廷谦信中对顾颉刚进行人身攻击：“我在北京孔德学校，鼻忽推门而入，前却者屡，终于退出，似已无吃官司之意。但乃父不知何名，似应研究，倘其字之本义是一个虫，则必无其人，但借此和疑古玄同辈联络感情者也。”

1930年2月22日，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干脆把钱玄同与顾颉刚捆在一起加以清算：“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至于鼻公，乃是必然的事，他不在厦门兴风，便在北平作浪，天生一副小娘脾气，磨了粉也不会改的。疑古亦此类，所以较可以情投意合。疑古和半农，还在北平逢人便即宣传，说我在上海发了疯，这和林语堂大约也有些关系。我在这里，已经收到几封学生给我的慰问信了。……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是便变成黑暗了，一声不响，专用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贱胎们一定有贱脾气，不打是不满足的。今年我在《萌芽》上发表了一篇《我和〈语丝〉的始终》，便是赠与他们的还留情面的一棍，此外，大约有几个人还须特别打几棍，才好。”12

鲁迅与钱玄同的化友为敌（5）

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被鲁迅斥为“贱胎们”而要“特别打几棍”的语丝派，涉及钱玄同、顾颉刚、刘半农、江绍原、孙伏园、李小峰等人，却单单放过了自己的弟弟、担任《语丝》周刊主编的周作人。就钱玄同来说，鲁迅所不能容忍的，主要是语丝社开始赢利之后，被尊为“老板”的李小峰每月需要请一回客，“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或一房门外，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语丝社’的木牌。倘一驻足，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

由此可知，鲁迅在《我来说“持中”的真相》所说的“风闻”，大多是来自钱玄同“又快又响的谈吐”，也就是所谓的“胖滑有加，唠叨如故”。由于与弟弟周作人关系决裂，同为语丝派成员的鲁迅，是从来不参加这种聚会的。

1930年3月21日，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又谈到语丝派同人刘半农的就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以及钱玄同的就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半农玄同之拜帅，不知尚有几何时？有枪的也和有笔的一样，你打我，我打你，交通大约又是阻碍了。”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却在同年3月31日致江绍原信中，立场鲜明地站在了钱玄同、刘半农一边：“《萌芽》未见，但曾闻人说过。鲁迅精神异常，我久与之绝，其所说似无计较之必要，又知寄信去给该月刊则更不值得矣。鲁曾说北大学生叫他来教书，钱玄刘半因怕夺他们的饭碗，故造谣说他发疯云云，即此一端可以见其思路之纷乱了。”13

钱玄同的“悠然过四十”

自1929年5月25日正式决裂之后，鲁迅与钱玄同虽然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两个人之间或公开或私秘的言论攻讦，却是持续不断的。

早在1925年4月13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22期中，刊登有周作人编译自日本古僧吉田兼好的《〈徒然草〉抄》，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观夫受命于天之生物，其生命未有长于人者。若蜉蝣之朝生而夕死者有之，若夏蝉之不知春秋者有之。以舒缓之心度日，则一年亦觉悠悠无尽；以贪着之心度日，纵千年之久，更何异一夜之梦！于不得常住之世，而待老丑之必至，果何为哉！寿则多辱。至迟四十以前合当瞑目，此诚佳事也。”

同年10月2日，孙伏园在自己主编的《京报》副刊第287号发表《呈疑古玄同先生》一文，其中写道：“疑古玄同先生在《新青年》上著论，以为凡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枪毙的了，那时胡适之先生同他订约，说：‘到你四十岁生日，我将赠你一首新诗，题曰手枪。’……疑古先生所致力的学问是再专门不过的，与人生日用可以说是绝少关系，但在这学问中也要表示他那极端的思想。……他时时刻刻防备旧势力的发展，时时刻刻担心新势力之薄弱，所以他的目标几乎完全是对付旧势力的，最先的一步功夫就是把旧训成俗所早经安排妥当了的东西压根儿捣乱，这就完成了沈先生送他的标语：‘端午吃月饼，中秋吃粽子。’”

鲁迅与钱玄同的化友为?（6）

但是，遍查当年的《新青年》杂志，笔者并没有找到钱玄同“以为凡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枪毙”的原始出处，倒是在周作人以岂明的署名发表于1930年3月18日天津《益世报&#8226;副刊》的《中年》里面，看到了这样的议论：

“孔子曰，‘四十而不惑。’吾友某君则云，人到了四十岁便可以枪毙。两样相反的话，实在原是盾的两面。合而言之，若曰，四十可以不惑，但也可以不不惑，那么，那时就是枪毙了也不足惜云尔。……譬如普通男女私情我们可以不管，但如见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里命令大众冲锋，未免可笑，觉得这动物有点变质了。我想文明社会上道德的管束应该很宽，但应该要求诚实，言行不一致是一种大欺诈，大家应该留心不要上当。我想，我们与其伪善还不如真恶，真恶还是要负责任，冒危险。”

这里的“吾友某君”指的就是钱玄同。由此可知钱玄同与周作人一样非常认同吉田兼好的观点，并且在朋友交往中采用了一种更加通俗的表达方式：“人到了四十岁便可以枪毙。”周作人所谓“如见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里命令大众冲锋”，指的是不久前在上海展开文艺论战的鲁迅与成仿吾。这次论战的结果，是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奉鲁迅为左联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同时派遣成仿吾到国外游学。所谓“纳妾”，指的是鲁迅没有与原配妻子朱安正式离婚便与许广平过上了同居生活。

对于鲁迅的左转，钱玄同与周作人都是持反对态度的。1930年8月19日，钱玄同在致周作人信中，就是用“左翼公”和“左公”来称呼鲁迅的。14

1932年11月7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购得鲁迅之《三闲集》与《二心集》，躺床阅之，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

鲁迅的《准风月谈》出版后，钱玄同又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购得新出版之鲁迅《准风月谈》，总是那一套，冷酷尖酸之拌嘴，骂街，有何意思。”15

1933年4月17日，四十八岁的周作人为《周作人书信》的出版，在写给李小峰的“序信”中，再一次借用吉田兼好的话语攻击鲁迅及《两地书》说：“没有办法，这原不是情书，不会有什么好看的。这又不是宣言书，别无什么新鲜话可讲。反正只是几封给朋友的信，现在不过附在这集里再给未知的朋友们看看罢了。……兼好法师尝说人们活过了四十岁，便将忘记自己的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行年五十，不免为兼好所诃，只是深愿尚不忘记老丑，并不以老丑卖钱耳。”

鲁迅一方采取的反击策略，基本上是避周作人之重而就钱玄同之轻。在1932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鲁迅写道：“昙。上午寄绍兴朱宅泉八十。午后为梦禅及白频写《教授杂咏》各一首，其一云：‘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其二云：‘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鲁迅与钱玄同的化友为敌（7）

所谓“寄绍兴朱宅泉八十”，就是给原配妻子朱安的绍兴娘家寄去八十元钱，由此可知，已经与许广平在上海同居的鲁迅，依然承认朱安和她的娘家亲戚。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把这两首诗收入《集外集拾遗》并分别加写注解，说是前一首诗“系影射钱玄同的，钱玄同早年曾戏说：‘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又据说他在北京大学曾说过‘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的话”。

1933年11月3日，十八年前曾经向钱玄同索要过书法作品的鲁迅，在致郑振铎信中彻底否定了对方的书法成就：“序已寄出，想当先此而到，签条托兼士写，甚好。还有第一页（即名‘引首’的？）也得觅人写，请先生酌定，但我只不赞成钱玄同，因其议论虽多而高，字却俗媚入骨也。”

与鲁迅合作编选《北平笺谱》的郑振铎，收信之后大概是传播了这封书信中的意思，于是便引出台静农的来信询问。12月27日，鲁迅在致台静农信中解释说：“《北平笺谱》竟能卖尽，殊出意外，……印书小事，而郑君乃作如此风度，似少函养，……写序之事，传说与事实略有不符，郑君来函问托天行或容某（忘其名，能作简字），以谁为宜，我即答以不如托天行，因是相识之故。至于不得托金公执笔，亦诚有其事，但系指书签，盖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托以小事，能托延至一年半载不报，而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犯不着向悭吝人乞烂铅钱也。关于国家博士，我似未曾提起，因我未能料及此公亦能为人作书，惟平日颇嗤其摆架子，或郑君后来亦有所闻，因不复道耳。”

这里的“天行”指的是魏建功，“容某”即容庚，“国家博士”指刘半农。

1934年1月15日是周作人旧历五十大寿的日子，他不仅在八道湾家中设寿宴五席招待亲朋好友，而且专门写作了两首打油诗，先以《五十诞辰自咏稿》为题发表在当年2月的《现代》杂志4卷4期；然后又以《五秩自寿诗》为题刊登在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创刊号中。诗稿发表后，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蔡元培、沈兼士、钱玄同、胡适等人纷纷唱和，从而引起左翼文化界的鲁迅、胡风、廖沫沙等人的严重关注和强烈不满。

同年4月30日，鲁迅在致曹聚仁信中表态说：“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5月10日，鲁迅又在致台静农信中批评说：“北平诸公，真令人齿冷，或则媚上，或则取容，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人间世》我真不解何苦为此，大约未必能久，倘有被麻醉者，亦不足惜也。”

鲁迅与钱玄同的化友为敌（8）

到了1935年5月20日，重病缠身的鲁迅采用“敖者”的署名，在《太白》半月刊2卷5期发表短文《死所》，其中再一次提到钱玄同：“今年，北平的马廉教授正在教书，骤然中风，在教室里逝去了，疑古玄同教授便从此不上课，怕步马廉教授的后尘。但死在教室里的教授，其实比死在家里的着实少。‘你还不怕，仍旧坐在家里吗？’”

“敖者”就是《铸剑》中以同归于尽的极端方式替少年眉间尺包办复仇的“黑色的人”宴之敖者，鲁迅在这篇文章中针对老朋友、老同学钱玄同所要表现的，正是《我来说“持中”的真相》中已经声明过的“报仇雪恨，《春秋》之义也”。

相比之下，胡适与钱玄同之间围绕着同一个话题，却留下了善意互动的一段佳话。

1926年9月12日是钱玄同的四十大寿，由于“三一八”惨案的爆发，北京政学两界的著名人士纷纷南下，钱玄同自然没有心情拿自己的四十大寿大做文章，远在国外的胡适也没有闲暇写作他的《手枪》诗。到了第二年，钱玄同在周作人、孙伏园等人的鼓动下，要在《语丝》周刊举办“成仁周年纪念”。1927年8月11日，胡适从上海给钱玄同写信，信中录入了“援笔陈词”的一首《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可惜我不在场，不曾来监斩你。/今年忽然来信，要作“成仁纪念”。/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回家先挖一坑，好好睡在里面，/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今年九月十二，到处念经拜忏，/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狱捣乱。”16

1930年12月4日，被免除教育部长职务的蒋梦麟，在蔡元培、胡适、傅斯年、丁文江等人的强力支持下调任北大校长。胡适随后也返回北平就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再一次与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等《新青年》同人成为北大同事。晚年钱玄同与胡适之间最为重要的合作，是1933年12月执笔书写由胡适为大青山抗日阵亡将士公墓撰稿的白话碑文《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墓碑》，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块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分段刻写的白话碑文，其中写道：“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鲁迅去世后，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表现出的是相对全面也相对公正的态度。他认为，鲁迅的长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他治学最为谨严，无论校勘古书或翻译外籍，都以求真为职志，他辑《会稽郡故书杂集》与《古小说钩沉》，他校订《嵇康集》与《唐宋传奇集》，他著《中国小说史略》，他翻译外国小说，都同样的认真。这种精神，极可钦佩，青年们是应该效法他的。

鲁迅与钱玄同的化友为敌（9）

其二，豫才治学，只是他自己的兴趣，绝无好名之心，所以总不大肯用自己的名字发表，如《会稽郡故书杂集》，实在是豫才辑的，序也是他做的，但是他不写“周树人”而写“周作人”，即是一例；因为如此，所以他所辑校著译的书，都很精善，从无粗制滥造的。这种“暗修”的精神，也是青年们所应该效法的。

其三，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及《新青年》中他的《随感录》所描写所论述的皆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

关于鲁迅的短处，钱玄同也概括了三个方面：

其一是多疑。“他往往听了别人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

其二是轻信。“他又往往听了别人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为同志，后来发觉对方的欺诈，于是由决裂而止大骂。”

其三是迁怒。“譬如说，他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

在这三个方面的短处中，至少“多疑”与“迁怒”是可以用来解释鲁迅与钱玄同化友为敌的主要原因的。

注释

1 文载《文化与教育旬刊》1936年第106期，收入《钱玄同文集》第2册第305至31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1999年。

2《钱玄同文集》第6册第1页。

3《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686页。

4《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4卷第282页。

5《两地书&#8226;一二》，《鲁迅全集》第11卷第47页。

6《鲁迅全集》4卷13页。

7《鲁迅全集》第6卷第384页。

8《鲁迅全集》第7卷第56页。

9《鲁迅全集》第11卷第644页。

10《两地书》原信（一四零），《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626页。

11《鲁迅全集》第11卷第301页。

12 以上三封致章廷谦即川岛信，分别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672、678页，和《鲁迅全集》第12卷第4页。以下鲁迅文章及书信，凡见于《鲁迅全集》将不再加注。

13《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01页。

14 这封信的全部一直没有公开发表，据李可亭介绍，该信原件藏北京鲁迅博物馆。见李可亭著《钱玄同传》，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7页。

15《钱玄同日记》影印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卷第4554页、第9卷第5404页。

16 录自胡适1927年8月11日致钱玄同信，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