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引言

- 英国来客

- 使命召唤

- 嘉庆中国

- 澳门姻缘

- 地下传教

- 米怜来了

- 文字播道

- 最后时光（1）

- 最后时光（2）

- 午后的新闻

- 南关天字码头礼拜堂

- 罗孝全和洪秀全

- 罗孝全的好消息

- 到南京去

- 梦断天国

- 最后一幕

- 绰号叫做“中国迷”

- 冲进上海名利场

- 加官晋爵之路

- 创办《格致汇编》

- 培养中国趣味

- 终归南柯一梦

引言

本书讲述的是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初若干洋人在中国生活和奋斗的经历，共十七篇，除了讲同文馆洋教习的一篇涉及人物较多，其他每篇各记叙一个洋人的“中国故事”。

书中人物大部分活动在清末民初，此时，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奇技淫巧”正逐渐为中国人所领教，不少来华洋人因为技术在握，同时怀有道德上的优越感，因而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这些人物，国内专事研究者并不多，由于时过境迁、资料缺失等各种原因，形成了近代历史研究上不少空白点。以至于一些当时声名显赫、地位举足轻重的洋人，在历史的篇章里仅留下了只言片语，或者一个模糊的背影，这对于后人来讲实在是一件遗憾之事。另一方面，在与他们交往过程中，时人记载里也演绎出很多逸闻奇事，很有阅读的趣味；但这些以笔记、杂史等面目出现的篇什，捕风捉影、道听途说者众，作茶饭后的消遣尚可，如果视作信史并借此认识、理解那个时代，则大多都靠不住。幸而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密切，近年来国内引进出版了不少有关的原始文献、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以及时人所作传记、纪实等等，使后人眼界大开，特别是一些有关历史上关键人物、重大事件的资料，阅之常有迷雾渐消、茅塞顿开之感，这也使我产生了以适当的形式还原其中一些历史人物本来面目的愿望。

这愿望终于结成了眼前这本书，呈现给有兴趣的读者来检验，于我来讲是一件十分欣慰的事；因为历史毕竟已经远去，能使其复活一些气息的，只有奇妙的文字了。加之书中人物大部分属于鲜为人知，或闻其名而晦其事的，就更有介绍出来的必要，因为通过这样一些活生生的人与事，读者可以看到中西交往史上一个艰辛、曲折时代的缩影，更能够体察近代中国社会一些深层次问题产生的因果，引发出触类旁通的思考。

和生活在艰难时世的千千万万中国人一样，本书中这些身份各异、生活时代不同的洋人，在与中国结缘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顿和磨难。他们大多早在十九世纪后期陆续来到中国，属于拓荒式的人物，在清廷尚不知英美各国位于地球哪一端、百姓视高鼻深目的洋人为鬼魅的年代，来华洋人与中国人交往，并且开拓自己的事业，该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正因为如此，这些异乡客的经历中，才充满了尴尬、无奈和困厄，让我们看到近代中西交流史上独特的一页。比如开篇中的主人公马礼逊，作为基督教新教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在严厉禁教的嘉庆初年来到广州，藏身于外国洋行，在基本生存都成问题的情况下，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执著地翻译《圣经》、编纂《英华字典》，若不是心中有个上帝，如何能坚持下来做完这一份“圣工”？还有太平天国的洋兄弟罗孝全，历尽千辛万苦投奔了太平军，想借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干一番大事业，最后却逃离天京，成了洪天王的坚决反对者。这些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都是不可理喻的事情。即使一些在中国取得了功名的洋人，由于历史的误会和时代的局限性，他们与中国结成的关系，最后总是不欢而散。比如书中用了大半辈子为江南制造局翻译科技书籍的傅兰雅，把他在中国的奋斗称作“南柯一梦”；民国时期最有名的洋顾问端纳曾经服务过历届当政者，离开中国时却形影相吊，黯然神伤；即便是贵为末代皇帝溥仪英文教师的庄士敦，晚年时回忆往事，唯有无奈的慨叹……他们的经历跌宕起伏，作为不同文化在最初的碰撞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充满了有价值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他们的故事大都笼罩在一种阴郁的气氛里，无一例外交织着困惑、龃龉乃至重重痛苦和矛盾，或者可以这样说，在旧中国的社会政治舞台上，这些洋人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不同，但他们上演的是同一个主题的悲剧。本书力图用文字展示这一幕幕悲剧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剧中人物的种种行迹，有全景，有特写，也有片段，尝试向读者再现远去时代的一个个背影，使这一页模糊的历史借助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变得具体、清晰一点。

近代来华洋人多矣，在本书中出现的人物有的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大名鼎鼎；有的则长期湮没在史海里，不为人知。1840年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故步自封，以世界老大自居，但外国人并不了解中国，除了贸易季节在沿海靠岸的商船及很少的拓荒传教士，东来者寥寥；各通商口岸陆续开埠后，在巨大的商业利益诱惑和推动下，西方人才开始深入中国的各个领域，来华洋人中不仅有了更多的商人和传教士，也涌入了大批的新闻记者、外交官、军人、探险家和其他各色人等，他们的背景、职业和来华目的各不相同，但这些人都是怀着建功立业的梦想和个人成功的强烈欲望来到中国的。如果用一个词来统称，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冒险家”。在泥沙俱下的时代，来华洋人中，一部分人随波逐流，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一部分人则因为各种机缘，在中国度过了漫长岁月甚至一生，并在有关历史篇章里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故事。本书涉及的一系列人物可以称作?冒险家中的精英，他们初来中国时都很年轻，和当时许多向往东方乐园神奇浪漫情调的洋人一样，是来中国寻找刺激和冒险经历的；有些人最初计划在中国只逗留几个星期、几个月，但中国的吸引力如此强烈，以至于有的人在许多年之后才返回故乡，有的人则永远留在了中国。他们都有着顽强的毅力和过人的智慧，通过抓住机遇和个人奋斗在中国取得了成功，有的人如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民国政府顾问莫里循、著名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等还获得了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荣誉和地位。我们常说在近代史上，西方列强的侵略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重而广泛的影响，那么透过这些洋人的故事，也许可以更具体、更生动地看到这种影响的每一个侧面。

同时，通过对历史细节的挖掘和展示，我们也许还应该对某些简单的历史结论和标签式的观点进行必要的反思。比如赫德、莫里循、庄士敦等人，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的印象里都是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在脸谱化的描述中，他们都被定义为帝国主义侵略和控制中国政策的代理人和急先锋，不是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便是贪婪无度的牟利者，这样说未免太着急、太简单。其实赫德统治中国海关45年间，是清政府的一个忠心耿耿的高级奴仆，为了获得地位、荣誉和金钱，他工作勤勉有加，殚精竭虑，每天办公达十几小时，在任期间只回过两次英国，在其苦心经营下，中国海关成了当时少有的管理严格、运转高效的办事机构，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发展。莫里循因充当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在历史上颇负骂名，但在向西方介绍和宣传中国方面出力甚多，同时在揭露日本强加于中国的“二十一条”、促进中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方面也有积极贡献的一面。至于庄士敦这个愚昧效忠外国主子的叛逆者，由于其“帝师”身份，人们常把他视为英国政府的间谍，把他的所有作为都与溥仪复辟联系起来，这实在夸大了这位“苏格兰老夫子”的作用和能量。好在也随着相关历史资料暴光和内幕披露，也随着时光的推移和观念的更新，人们对许多历史人物认识更理性、理解更宽容，相信读者通过本书归集的史实和叙述的故事，对书中每一个洋人在近代中国的表现都会得出恰当的评价和判断。

本书欲为读者了解和思考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一个特殊的视角，一个生动的参考，但由于作者学识功力不逮，搜集掌握资料有限，能够实现这个目的于万一，则于愿足矣。此外，为了方便阅读，文中引用的文献资料未作一一注释，仅在书后列举了主要篇目，敬请译著者谅解。最后，感谢责任编辑黄春峰先生在本书的策划及学术规范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还要感谢在浩瀚书海中关注到本书的读者诸君，在过去的几年里，是各种机缘促使作者走近洋人与中国这个有趣的学术领域，进行追寻探索；今后，作者当以更大的努力延续与编者和读者结下的不解之缘，以回馈当下历史给予的可贵机遇。

2007年小雪日于北京西三旗

英国来客

广州的九月酷热难当，已经是深夜了，沙面85码头洋行街上一家美国商行的货栈里，还有一个人没睡。屋子里依然像蒸笼一样憋闷、焦躁，让人喘不过气来；湿重而黏稠的空气像凝固了似的，堵住了身体的每一个汗孔。马礼逊(RobertMorrison)知道，今夜，他是无法入眠了。他叹了一口气，从皱巴巴的蚊帐里钻出来，点上蜡烛，决定把日记写完，再写几封信，用来打发自己来中国后的这第一个漫长的夜晚。

马礼逊画像。草莎纸的日记本还保留着海的气息，夹杂着咸丝丝的记忆，让他不禁回味旅途的风浪、劳顿和苦闷。从英国伦敦出发、转道美国纽约，最终到达中国最繁华的商埠广州，这漫长的7个多月里，他完全是靠着一遍一遍诵读《圣经》，一页一页在这个日记本上记录自己的冥想和期待，才终于一天一天打发掉这一大段无聊绝望的时光。

“当你经过水上的风浪时，我必与你同在。”《圣经》里，上帝曾这么应许过他，而且成全了他，使他平安地到达了中国。在马礼逊看来，这完全是自己一路上不停地祈祷和读经的结果；要不然，那小树叶一般飘摇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波峰浪谷间的双桅船，早被淹没得无影无踪了。几乎每隔几天，随着浪涌袭来，船上总要上演一幕像群魔殿里才可能出现的景象：在头顶上炸裂的雷声和闪电，绳索的吱嘎声，帆布的拍打声，船长、大副和葡萄牙水手夹杂着老式英语和东方语言的叫喊声，倾侧的船舱里妇女和儿童的哭叫声，每次都要足足闹上一两个小时。如果是风暴来临，刮风之前先是有一阵天昏地暗，紧接着风暴隆隆地驶来，携带着难以形容的大雨，简直是整桶整桶地从天上倒下来。那情景，只有下过地狱的人才见过。

“到中国去的航程是最长最远的航程”，将近二十年后，马礼逊在他的母校霍克斯顿神学院的演讲中回顾航程中的大浪和风暴，仍觉得心有余悸：

出发一个月内，我们尚可看见青枝绿叶，但是过了南非好望角后，船就驶入了暴风雨常发的海域。

到7月份，要经过一段非常寒冷的地带，我们可以目睹比山还高的汹涌澎湃的巨浪直冲船头，使船身颠簸得东倒西歪。在那一带，有些最好的船的桅杆会被飓风吹折，有时甚至遭到沉船的厄运。

到了接近中国的南海，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船只的残骸漂流在海面上。如此一路航行直到9月，我们才能抵达广州。

但是，在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盛夏的这个晚上，马礼逊翻看着自己的日记本，却感慨不起来，心里只有庆幸的份儿。每天坚持写日记，是出发前他给自己规定的修行课。到达目的地之日，因为身心疲惫，过度困乏，这天的日记只写了寥寥几行：

1807年9月8日广州美国商行礼拜一

上帝的慈爱之手终于带领我到达被指派要我工作的地方。

我是在晚上抵达广州的。那集结在岸边的许多货船装卸的喧闹声，河上数百只民船来往穿梭时人们的大喊大叫声，都令我的情绪极度亢奋。当我乘坐的船驶过民船时，我看到有无数点燃的香火在其船头闪闪发光，向他们的神明表示崇敬。

我对自己说：“这许许多多无知的，但聪明灵活的中国人，我能为他们做什么呢？”

１９世纪初的一幅玻璃画，描绘了广州洋行的风貌。马礼逊到广州后，美国商行大班根据他从纽约带来的美国国务卿麦迪逊的介绍信，在商馆里为他提供了落脚处。在这段见闻后面，马礼逊又添了几句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的话：“可是，我又想到，我们不列颠的祖辈们是如何呢？在非洲的霍屯督人是如何呢？马大、玛利亚和约翰又是如何呢？” 他读了一遍上面的内容，扔下笔，一边在胸前画着十字，一边不住地责备自己：这闷热的鬼天气，真是把人搅糊涂了，怎么能把祖辈、非洲野蛮人和《圣经》里的先知们混为一谈呢？

屋子里散发着一股霉味儿，不止是北回归线以南湿润地带由常年的热蒸汽和苔藓酿成的潮气，还掺杂着一丝丝奇怪而熟悉的味道——哦，想起来了，是香料、丝绸、茶叶和上了釉彩的瓷器瓶堆积在一起的特有的风味。他在美国货船“三叉戟号”的底舱里闻了足足五个多月。当然，还有老鼠尿的臊味儿；四处爬行的蜈蚣带来的辛辣气息，有一次，他在桌子底下捉到过一只，有6英寸长；最令人无法忍受的还是船舱里久积不散的人的味道，那味道让他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难以呼吸。

他索性钻出屋来，去到庭院里透透气。院子里没有风，感觉不到丝毫凉意。潮湿的空气无声地蒸腾着，使人倦怠。这时候，临街的石板路上，一阵“空空空”的声音由远而近传来，随后出现的是一个光着膀子的人影，手里正有节奏地敲击着一截竹筒状的东西，原来是一个更夫。更夫感觉到对面栅栏里站着个人，便停住脚步细加端详。

就着月，他看到的马礼逊是个小个子年轻人，长着一头曲卷的金发，顺着鬓角形成络腮，显得老成持重；鹰钩鼻子之上，是一双忧郁而沉静的蓝眼睛，这一切看起来和他25岁的年龄不大相配。更夫没有上前搭话，他想：这个夷人面相陌生，定是初来乍到的；按照官府的规定，他必须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衙门口的巡房。

十九世纪西方画家笔下的广州洋行街景 。

其实，用不着这个更夫多舌，就在当晚马礼逊在沙面码头上岸时，美国洋行新来了一个夷商的消息已经传遍了街头巷尾。而此时，马礼逊回到桌前动手写的一份长信，正在描述这一情况：

我到了广州，住在美国商行里。使我十分紧张的是前来商行的中国人，总要围着我，要晓得我是谁，是干什么的，做什么样的买卖等等，这种状况使我心烦意乱。但我仍能克服并在上帝的眷顾之下安然应对……我在这里被当做美国人，因我绝不可在公共场合暴露我的身份。

如果月亮识字，它便能看到，这封信是写给英国伦敦传教会的司库约瑟·哈德凯斯尔的，而写信人马礼逊虽住在美国洋行里，却是一个不受官府欢迎的英国人——基督教新教派往中国秘密传教的第一个牧师。

使命召唤

马礼逊生于1782年1月5日，是英国北部诺森伯莱郡纽斯凯尔镇一个鞋坯作坊主的最小的儿子。此地距伦敦有三百英里之遥。他父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不仅带领全家信奉上帝、遵守主日，后来还在镇上的教堂里担任过多年长老。马礼逊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制鞋手艺，同时也得到了特别严格的宗教熏陶，13岁时他曾在教堂的礼拜式上全文背诵圣经中的《诗篇》第119篇，令众教徒惊叹。一位牧师为了测试他的记忆力，“还叫他倒来倒去背诵所选的其他段落，结果没有一点差错”。16岁那年，他受洗加入英国长老教会，成为一名教徒，一边帮助父亲操持家业，一边自学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又过了五年即1803年1月，他向位于伦敦市内的霍克斯顿神学院提出入学申请，并得到批准，开始正规地学习神学课程。

到此为止，青年马礼逊的生活道路平坦无奇。在那个时代里，走近上帝，从事“圣工”，是不少在循规蹈矩的基督教家庭中长大并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的理想，是一条令人羡慕的“正途”。

在霍克斯顿神学院学习的第二年，马礼逊在参加一次海外传教祈祷会时受到启发，萌生了当海外传教士的念头。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去海外传教不仅需要勇气和毅力，而且必须经过足够的训练并在相关大学里深造，最重要的是还要通过教会严格的审查。而马礼逊拥有的仅仅是去海外传教的决心。他把这一点写进了呈递给伦敦传教会审议委员会的申请书中，并发挥到了极致。后来，他的这份申请书被公认为此类文件的“典范之作”：

……我现在的第一志愿就是要当一名赴海外传播基督福音的传教士。我在祈祷中向主说，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知道耶稣要求把他的福音传遍天下，上帝的救赎是赐给普天下各族、说各种语言之人的。我也牢记耶稣的吩咐，“你们要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给每一个生灵”。我认定这是我的职责，要做一个从事这项圣工的候选人，让上帝派我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

我家乡的亲人们，在城里的朋友和有圣职授予权的人都曾经劝阻过我，告诉我将会遇到许多困难。我也认真考虑过他们的意见。但是，靠着主的爱，现在我已经做出了决定，如果上帝允许，就让我舍弃我所有的一切跟从他，到海外为他献身。

……

马礼逊“坚定的志向”打动了伦敦传教会的牧师们，他很快被告知已被该会接纳为海外传教士，并派他前往高士坡传教学院接受专门训练。他在那里呆了近半年，研究的内容既有数学、自然哲学和世界各国地理和风土人情等，也包括宗教组织、隐修的历史、罗马教会之争这样五花八门的专题，这些课程都是一个海外传教赴任前的必修课。

不久，高士坡传教学院作出决定，将指派马礼逊去中国开教。中国？在向他宣布这个消息的主课牧师博格博士面前，马礼逊惊呆了。他想到过去非洲，印度，或是太平洋沿岸的某一个荒凉岛屿，但中国却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范围。在他的印象里，这是一个比梦还遥远的地方呀。博格牧师告诉他，在此之前，基督教新教从未想到要派人去那个庞大的帝国传播基督的福音，但中国也是救世主耶稣所拥有的疆土之一。不是么？牧师随手打开《圣经》，翻到了先知以赛亚的一段预言：

看哪！这些人从远方来，这些人从北方、从西方来，还有这些人从秦国来。

到“秦国”去，到先知指引的地方去！马礼逊的惊诧很快转成了惊喜。随即，他在教会的安排下转往伦敦，进修一系列到中国开教时用得着的知识，包括到著名的圣巴多罗曼医院和格林尼治天文台学习医药和天文知识，跟当地的一个中国商人容三德学习中文等等。同时，教会还在物色其他合适的人选，同他一起到中国去。

但是计划进行的并不顺利。最大的难关是学习中文，据说在当时的英国，懂得中文的英国人只有一个名叫斯当东的人，而他正在中国的广州为东印度公司服务。在伦敦博物院，马礼逊找到了该院收藏的唯一一部《新约全书》中文译稿，这是18世纪初巴黎天主教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巴舍翻译的，由在澳门的东印度公司的一名职员辗转带回英国，最后送给了伦敦博物院；他还托人在英国皇家学会借到一本《拉丁文——中文字典》，以便学习时对照查阅。这便是当时在伦敦能够找到的所有学习中文的教材了。

对马礼逊来说，学习中文更像是上帝对他耐心和毅力的考验。在留下的日记和书信中，他常常提到启蒙老师容三德在学习时严格要求他的情景。有一次他实在无法按照老师的要求，在规定时间把写在纸上的一段中文背诵下来，一时烦躁，把纸揉成一团，丢进壁炉里烧掉了。老师大怒，连续几天拒绝授课，直到马礼逊向他赔礼道歉为止。从这以后，马礼逊在学习上进步很快，到启程之前，他已经掌握了方块字的基本写法，并认识了不少中国文字。

转眼间到了1807年1月，伦敦传教会在物色去中国的其他人选上，仍没有任何进展。最初确定与马礼逊一起赴中国开教的是一个叫威廉·伯朗的学生，并且他们一同在伦敦已经学习了半年之久，但他最终推辞了这项使命，并脱离了教会；后来该会指派一个远在非洲的老牧师文德甘带领马礼逊一起去中国，但此人以年老体弱不肯从命；同时，马礼逊也在接二连三地给他在霍克斯顿神学院结交的好朋友克罗尼写信，想说服他一道去中国，也没有成功。至此，伦敦传教会打算派数名传教士前往中国开辟教区的计划告吹了。

剩下的选择只有一个——马礼逊独自一人到中国去。

嘉庆中国

来到广州后，马礼逊马上就学到了一个新的中文词儿——“嘉庆”，这是当朝皇帝的年号，但是对于马礼逊来说，选择嘉庆十二年这个沉闷而敏感的年份来中国传教，并不是一件值得嘉许和庆幸的事情。因为有清以来，朝廷闭关锁国，不仅严格禁教，而且不准来华的外国人四处走动，雍正皇帝就曾谕令：“各省西人，除应到京效力者外，余俱安置澳门”。“安置”在澳门的，都是从事贸易活动的西洋商人，规定只有在每年9月到来年3月允许外国商船在广州靠岸易货，其余时间概不准登陆。到了嘉庆朝，又对英美等国网开一面，准许他们在珠江码头附近开立商号，坐地买卖。

时人绘制的广州风景画。马礼逊是英国人，从伦敦到广州来，为什么要绕道纽约搭乘美国商船，并栖身于美国洋行呢？这要从东印度公司说起。该公司成立于1600年，是英国政府开拓印度和远东贸易的主要殖民机构，从乾隆年起在澳门设立分号与中国进行垄断贸易，并代行其他事务。东印度公司为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避免招惹中国官府，不愿意在商船上搭乘一个传教士来华；而美国的船长却不像英国大班那么刻板，他们觉得把马礼逊这样一个冒险家式的人物送到中国并藏匿起来，反而是一件十分刺激的事。

伦敦传教会早有先见之明，他们并不指望仅派马礼逊到中国，他独自一人就能闯下一个基督的天下；在临行前的话别仪式上，教会的一名董事明确地告诉马礼逊，到了中国后，传教不是他的首要任务。“首要任务”是什么呢？上船前，他得到了由教会的司库约瑟·哈德凯斯尔和书记约翰·伯德签署的两份正式文件，一份是给海外传教士的“基督徒告诫书”，内容是例行的激励和提醒，一份则是“书面指示”，里面说：

我们有必要完全授权给你，在各种情况下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判断方便行事。愿上帝保佑你，使你能将在英国学到的知识传授给中国人……你也可以教中国人英文，使他们能够与陆续前往中国居住或访问的英国人直接交流。

我们相信你有办法长期居留在广州，一直到你完全学会中文。你的目标是做下列对世界广泛有益的事：一是编纂一部中文字典，要超过以前任何这类字典；二是把圣经翻译成中文，让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能够直接阅读中文圣经。

马礼逊知道，要完成这个目标，就必须想办法在广州住下来，并尽快学会汉语。但是，中国朝廷不仅禁止外国传教士在沿海上岸并进入内地，也不准在华经商的洋人学习中文，更不许中国人教洋人说汉语，违者是要杀头的；如是外国人，轻则驱逐出境，重则招来牢狱之灾。雍正年间就曾有一个叫詹姆斯·弗林的英国船长，因为雇使徽商给皇帝写告状信而在澳门被监禁了三年，还有一个懂中国话、敢跟广州官府叫板的法国神甫罗德果里也被关押多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标记。该公司成立于1600年，专营印度和远东地区贸易；1760年开始在澳门开展中国贸易，后在广州设立商行，直到1834年英国政府取消其贸易垄断权，直接派遣商务监督。眼下，靠着英美朋友们所写的介绍信，他暂时住进了美国商行里，与一个叫米尔纳的低级职员同居一室，不仅要分担房租，而且只给他三个月租期。“他们不考虑三个月之后我该怎么办，我希望以后能找到另外的地方安顿下来，但求上帝能感动某些人愿意收留我”。他在日记里这样抱怨道。至于学习汉语，则是由英国商行出面请到了一个叫容阿沛的山西商人，教他北京官话。

看来，在伦敦刻苦用功时打下的基础对马礼逊入门汉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当年秋天，他向教会报告说，他已可以用所学到的中文和商行里的中国仆人进行简单的交谈了，只是“仆人多来自乡下，发音很粗，很难听懂”，而且中国的穷人太多，也不识字，官员们也听不懂本地人所讲的方言，“他们必须听得懂我讲的官话和所写的中文，我才能将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为了掌握标准的中文，他托人搞到了共有32册的新版《康熙字典》，“用这个办法，我可以学到许多新的中文字”。

虽然学习中文有了进展，但令马礼逊发愁的是如何获得合法身份，在广州长期居住下去。与米尔纳同居一室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1808年1月的第一个礼拜天，马礼逊给美国商行里的人发了通知，邀请他们到他的住处一同举行一次宗教礼拜，但是没有人响应。“我很难过，”他在日记里写道，“他们并无意要听福音，他们以现状为满足。”听众只有米尔纳一人，“他一直留在房间里听我念经文，一起祷告之后才离开”。但是没几天，以三个月租期已满，马礼逊被通知必须搬家了。

颠沛的日子看来是遥遥无期。靠人帮忙，他在法国商行找到了一个不坏的住处，有一间卧室和一间书房，算是又一次落下了脚。既然生存条件艰苦，马礼逊为何对住处如此苛求呢？他在给伦敦传教会一位董事报告自己在广州费用情况的信中说：“如果只租一个房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不便的。中国人会到我房间里来问话，他们不敲门就会突然进来，所以我不能把我的书籍等物摊在那里，当然更不能让他们知道我来广州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是不行的。”

这期间马礼逊的日记里，每天寥寥数行，尽记载读书情形，足见其刻苦勤奋。如1月7日：“我现在觉得自己读中文已经太过于勤奋了，坐在桌旁，要按照中国人写字的姿势练习写中文字，这是我所没有经历过的，弄得我的两侧肩膀非常疼痛”；4月11日：“今天我头痛得非常厉害，不得不停止读书，到床上躺下。”

这年春天他给父亲的几封信中，也多谈论学习汉语的进展：“我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专注于学习中文，只有学会了中文，我才能做圣工”；“我在室内读书时间太久，造成身体不舒服，于是我放松了一点，不再过度用功，才逐渐复原”；“我已经开始每天都在致力于编纂一部《英华字典》的工作中，字典里的内容是在我学习中文的过程中陆续积累的，这必须要用很长时间和毅力来完成。”

由于在广州居住房租昂贵，而伦敦传教会提供的经费不足，马礼逊的生活很快陷入了拮据中。不仅无法保证一日三餐，而且食品非常单调，“早上只吃一点面包和喝一些茶，晚上只吃一小块牛肉加米饭并喝一些茶”；再加上气候不适应，又处于半隐居状态，每天闭门读书，足不出户，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最后虚弱得几乎不能在自己的房间里走动。

没有钱，没有朋友，也没有合法的身份。他的日记里开始频频出没“抑郁”、“孤独”和“沮丧”这样的字眼。

而祸不单行，10月份，由于中英双方发生贸易冲突，官府下令所有在广州的英国人离境，马礼逊不得不带着行李和书籍登上一艘英国船，在那里暂住了十几天。在船上，东印度公司的皮尔逊医生为他检查了身体，建议他找一个气候宜人的地方恢复健康。

由于官府的禁令迟迟未解除，他决定到隔海相望的澳门岛去碰碰运气。

澳门姻缘

澳门距广州约90英里，由中国官府和葡萄牙人共同管辖，同时也是罗马天主教的一统天下，与基督教新教水火不容。当地教会的神父得知马礼逊的身份，扬言要把他赶出去。

马礼逊孤身一人来到澳门，唯一可以投靠的只有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专员托马斯·史当东爵士，同时他还是东印度公司唯一的中文译员。史当东的名字，马礼逊早在伦敦开始学习汉语时就听说过——1793年9月，著名的马嘎尔尼使团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时，队列里有一个负责为马嘎尔尼特使提其身着的巴茨骑士斗篷下摆的12岁侍童，他就是副使乔治·史当东爵士的小儿子托马斯·史当东，当时，乾隆帝见其伶俐可爱，破例解下腰间的黄色丝织荷包，赏赐给他。

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两人去年在广州就与接上了头，并频繁通信。史当东认为，马礼逊一心一意要掌握中文以及热衷于英汉辞典的编辑，对该公司也是有益和值得嘉许的事业。

对于马礼逊的使命，史当东是十分支持的，但因为东印度公司作为英国政府的代理人，禁止除了经商者之外的任何人居留澳门，而马礼逊从事的又是相当敏感和危险的勾当，所以只能向他提供租房、请中文老师等有限的帮助。这一回，马礼逊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史当东自然不能见死不救。

史当东向英国总部建议，马礼逊是一个性格坚韧、举止谨慎的年轻传教士，经过在中国一年刻苦的学习，已接近掌握中文而且前途无量，应该把他揽入东印度公司，为大英帝国在华贸易事业服务。

建议发出，却久久得不到回音。如果顺利的话，下一班带着货物和信件、从伦敦起航的货船，要三个月以后才能到达澳门。

这段时间，马礼逊像一只被追打的耗子躲在东印度公司的一间仓库里，六神无主，惶恐不安地思考着自己的命运。后来纠缠了他一生的偏头疼症，就是此时得上的。到大街上去，在澳门这弹丸之地随时可能被中国差役拦住盘问；偶尔参加一次西方人的聚会，又总是躲不开天主教士们的猜忌和鄙夷的目光。

绝望之余，他决定到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去，在南洋一带，有许多西洋传教士停留在华侨居住区，一面学习中文，一面等待时机奔赴远东大陆传教；加入这个行列，也许有利于早日完成自己的计划。

当马礼逊一边念叨着“主啊，帮帮我！”，一边“准备去槟榔屿的行装”时，他呼唤的主降临了——在11月19日的日记里，他写道：“今天有一位叫威廉的英国青年来访，交给我一封信，是由在伦敦的洛弗莱斯牧师寄给这位青年的父亲摩顿先生，再转交给我的。晚上我即邀请摩顿夫人和她的子女到我住处一同举行晚祷会。”巧的是摩顿也供职于东印度公司，一家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了解到马礼逊的困境后，立刻邀请他搬到家中居住，“以解除其孤独的生活”。

马礼逊与摩顿一家的关系迅速升温，机缘来自摩顿家28岁、体弱多病的女儿玛丽。也许是老摩顿的苦心安排，也许是马礼逊出于生存的需要，总之，到1809年2月18日，马礼逊在他的日记中用一句话记录了此事的结局：“今天，我同意了和玛丽·摩顿小姐在下礼拜一举行结婚典礼。”

老摩顿嫁出了待字多年的女儿，马礼逊得到了安全温暖的居所，双方皆大欢喜。

婚后的马礼逊有了稳定的环境和生活，一心一意投入工作。此时，他在伦敦认识的中国人容三德回到了澳门，继续辅导他学习汉语。很快，《新约全书》的翻译已完成了一部分，正在编写的中文文法和《英华辞典》每天都在增加新的词汇和注释；另外，他还购买了一批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中文书籍，尽管风险巨大，但由于他愿意出高达250元的学费，仍请到一个叫蔡兴的年轻人。

蔡兴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侨商人家庭中长大，读过多年私塾，古文功底深厚，性格温和、审慎，在其指导下阅读，马礼逊获益匪浅。伦敦传教会在这年出版的年报中也兴奋地报告说：“马礼逊已经克服了主要的困难，看来他所期盼的熟练应用中文的日子，要比所预期的更为接近了……这使得前途为他敞开了大门。”

没过多久，“敞开的大门”又向他展现新的前景——东印度公司决定聘请他为该公司在澳门的中文译员，年薪500英镑。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聘任。担任这项工作，意味着他可以拥有居留澳门和广州的合法身份，可以增进使用中文的能力，还可以减少教会的经济负担。漂泊不定的日子彻底结束了。

双喜临门——马礼逊从前来祝贺的中文老师那里学到了这个新词儿，但是当他仔细咀嚼这个词儿的滋味时，尝到却是浓浓的苦涩。

首先是玛丽被检查出来患了“神经方面的病”，精神和肉体同时经受强烈的折磨和不安定，经医生检查，“认为是不可救治的”。1810年冬，玛丽在生产过程中差点禮没命，头胎男婴在生下当天就夭折了。当时的澳门还没有外国人专用的墓地，马礼逊好不容易说服了当地的中国人，在岛背面的山丘顶上找了一块地，埋葬了死婴。由于过度伤心，他的头疼病更加严重了。他在给以前的同学克罗尼牧师的信中诉说道：

人在国外受到折磨，会感到加倍的痛苦，因为既无亲人就近照顾，又无基督徒朋友来此安慰我们。如果只是肉体受苦，只要心里平安，还可免于崩溃；但是当精神受到伤害后，有谁能承受呢？

另一方面，每年的贸易季节，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商行的工作使他身体疲劳和精神紧张，感到极不适应。他向伦敦传教会报告说：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是日以继夜、孜孜不倦地集中时间读中文，如今已可使用中文写公文给两广总督了，并且已经和政府官员们用中文交谈。

……今年夏天，我为东印度公司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频繁地与中国官员开会。但我要毫不客气地说，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不是温和的或友好的。东印度公司的人从不掩饰对传教士的厌恶，而中国官员极其傲慢、专横和喧嚷，他们有时三四人同时讲话，声音之大，像是在骂大街。

就像洞穴里的鼹鼠不适应天日一样，马礼逊已习惯于孤身一人沉思默想的生活，根本无法忍受商行买卖中的讨价还价和官场上的嘈杂。更重要的是，当他每天花费大量精力翻译官方公文时，已经无暇顾及编写辞典和翻译圣经了。

该怎么办呢？作为在中国大陆的唯一一个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地下传教

在1811年和1812年的整整两年里，马礼逊都在急切地盼望伦敦传教会派更多的传教士来中国，帮助他共同完成“神圣的事业”。而教会对此十分苦恼，偌大个英伦三岛，要找到一个既懂一点中文、又愿意去海外冒险的传教士，真是比沙里淘金还难呀。因而在马礼逊每每翘首等到的回信里，教会的司库约瑟·哈德凯斯尔和书记约翰·伯德或是用“我们再一次把你交托给上帝，求主帮助你能够完成你的伟大事业”之类的话安慰他，或是传达耶稣“你们要到普天下去，将福音传播给万民，我就与你们同在”的命令，根本没有令人鼓舞的音讯。

到了后来，解释、安抚和许诺等等都被省略了，变成这样一句加剧他头痛的话：

亲爱的兄弟，向前进吧！

让马礼逊稍感宽慰的是，他的中文水平提高很快，已过了书写和会话难关，开始涉猎一些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了。在给一个同学的信中，他用一种掩饰不住的兴奋语气说：

每个人都惊讶，我在短短的两三年内，竟然能够书写中文，也能用官话和当地土话与中国官员谈判。结果是，有三个在商行供职的英国人要求跟我学中文，今年一个夏天，我成了他们正式的中文老师。此外，还有一位已在中国生活20多年的英国人也来一起学习，每天练习两小时。另有一个荷兰年轻人整天都在跟我学。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语言的优势转化为实用的工具，让它为传教服务，结出成片的果子来。马礼逊知道，眼下大洋彼岸的教会对此鞭长莫及，根本无能为力；他做的是拓荒的圣工，走的是一条前所未有的路。

“上帝啊，我恳求你帮助我，让我能看到异教徒们归顺，让我能推动主的圣工”，他在日记中这样祈祷。

马礼逊同他的中国助手一起翻译《圣经》，第一部中文圣经全译本《神天圣书》于1823年出版，史称马礼逊译本。马礼逊只好把希望放在自己身上。他渐渐发现，仅靠一个人在礼拜天念几段圣经中文译稿给商行里的杂役、佣人听，影响微乎其微；单枪匹马传教，有效、可靠，而且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翻译的圣经教义印刷出来，用文字这个载体传播给广大的中国人。于是，在澳门，他试着刻印了一部分已经译好的《四福音书》，托容三德带到广州散发，不料书在经过海关时被查出，人也被扣留。所幸容三德是个头脑灵活的生意人，使了800两银圆私了此事，才保住了性命。从这件事情汲取了教训，容三德远远地躲开了马礼逊这个“危险人物”。

马礼逊没有泄气，他又在广州找到了一个印刷作坊，以便就近印刷圣经，坊主就是蔡兴的哥哥蔡高。蔡高不喜读书，且脾气暴躁，却是个手艺高巧的刻工，虽然干这种事要冒被官府杀头的风险，但是有兄弟介绍，这个洋主顾又愿出高价钱，于是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首次把《使徒行传》刻印了1000册，根据合约，如果原来的木刻字模完好，将继续印刷15000册，所需费用共521元；另外，还加印了一部分传教单张和一本名为《教义问答》的小册子。

他给伦敦教会寄送了三本《使徒行传》样书，并在附信中感慨道：“在年满29岁时能够出版中文版圣经的一部分，对我来说充满了喜悦和感恩……四年以前，我根本没有想到今天能有这微小的成效。”

如何散发这些小册子，是个问题。马礼逊的日记里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看得出来，为了使这些小册子能够传到他所信任的人手里，同时又不被官府察觉，他是颇费了一番脑筋的。“蔡兴的一个朋友托他索阅我出版的几本书”，“广州城内有一个巡警因读了我写的劝世文而变成了一个好人，他是从他的亲戚家看到书的”，“我到一个庙里送给一位道士我译的《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他接受了这些书并向我道谢”，“今天我送一本《使徒行传》给一个山西省来的中国商人”，“有一位天主教徒来索取《四福音书》和其他印刷品，我劝他要祷告上帝赐福给他”。这些简短的字句中透露出马礼逊对文字传教的热情和普渡众人的愿望，他相信：“书籍虽然是无声的，但其效果却是最有力量的。”

1812年早春，一本用廉价的马粪纸印刷、记载救世主耶稣故事的小册子，开始在中国唯一的通商城市广州及周边地区流传，吸引好奇的人们的注意。这是中文《圣经》在中国传播之始。到年底，圣诞节的前一天，马礼逊才从教会来信中得知，寄去的样书也在伦敦引起了轰动。教会告诉他说：

你寄来的《使徒行传》中文版的样本，使这里的英国基督徒们大开眼界。他们亲眼看见了中国的方块字，认为这是东方的珍品。这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致，他们甚盼这部书中之书能够在被全部译成中文后，在占人类人口最大一部分的人群中广泛流传。

我们也特别高兴看到，中国的印刷术已有改进，中国的木刻版也可以印刷成千上万册书了，在中国花费最低的人工就能大量地印刷圣经了。我们希望你继续努力，设想出一些有效的方法，使中文版圣经能够在中国广泛地流传。

“有效的办法”是什么，马礼逊这会儿还没有想出来，不过他得到了一连串的好消息：在伦敦的大英圣书公会决定捐助500英镑（这可是一大笔钱），用以推进把圣经全部译成中文这一重要目标的进程。另外，伦敦传教会已物色到一位名叫威廉·米怜（WilliamMilne）的神学院毕业生，这位牧师已在9月份带了新婚妻子从英国登船，前往中国担任他的助手。

还有，他雇用的中国推销员报告说，已经将刚刚印好的一批《路加福音》《保罗书信》和《使徒行传》的修订版，一部分以最低价格出售给了附近的村民，一部分则按照他的要求运送到了邻近的福建省，免费散发给当地人。

在这一天，好消息似乎俯拾即是。秋天时出生的女儿丽贝卡已经100天，金发碧眼，活泼可爱，妻子玛丽产后健康大有改善，她的神经性疾病反而有了好转的迹象。

新聘请的专门教孔夫子书的高先生——一个年约45岁的塾师来见面，其人温文尔雅，谈吐不凡，看起来可以胜任“帮助我校正和润色我所翻译的圣经经文的重要助手”。原来的中文老师蔡兴仍被留下来，在他看来，这个30出头的年轻人虽然总在工钱上讨价还价，而且不诚实，但他写得一手好字，“印刷工作急需字写得好的匠人，以便制造工整美观的木刻字模”。

举行晚祷时，两个中国家佣磕磕巴巴念了他所写的劝世文的片段，最后一起祷告后才离去。这好像又是一个好兆头。

米怜来了

嘉庆十六年（1813年）7月初，伦敦传教会给马礼逊派来的助手威廉·米怜夫妇在海上漂泊10个月后终于到达中国南海。米怜时年28岁，刚从伦敦一所神学院毕业，对中文一无所知，唯有到中国传教的决心。本来伦敦传教会认为他不具备来中国做圣工的条件，觉得到中国这种文化深厚的国家去，只有像马礼逊这样知识水平高，受过医学、天文学训练的传教士才是最佳人选；而米怜六岁时父亲就已去世，从小放牧，因而言辞无忌，举止粗放，知识和文化素质都很低。但是米怜表示：“我愿意作任何仆人的工作，我可以去洗衣服，去烧饭；我来服侍马礼逊牧师，让他可以专心地传教。”教会只有退而求其次了。

米怜像。1913年，伦敦传教会增派他到中国协助马礼逊做中国传教差会圣工。米怜夫妇来得真不是时候，当他们还在海上颠簸时，内阁刑部正在议复御史甘家斌奏请“严定西洋人传教治罪专条”一折，五月丙午，一项决议以“上谕”形式颁发全国：

西洋人素奉天主，其本国之人自行传习原可置之不问。至若诳惑内地民人甚至私立神甫等项名号，蔓延各省，实属大干法纪。而内地民人安心被其诱惑，递相传授，迷惘不解，岂不荒悖？……若不严定科条大加惩创，何以杜邪术而正人心？

上谕在历数洋教种种弊端后，用严厉的语词，一种斩钉截铁的口吻宣布：

嗣后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并私立名号，煽惑及众确有实据为首者，意当定为绞决；其传教煽惑而无名号者，着定为绞；其仅止听从入教不知悔改者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旗人销去旗档……

米怜此时来华，算是撞到了枪口上。在澳门登岸当天，当地的立法会议根据只有从事商业活动的英国人和葡萄牙人才能被批准居留澳门的法令，下令驱逐米怜夫妇。马礼逊四处活动无效，最后在拜见葡萄牙总督时，“单膝向总督下跪，恳求他不要坚持下达这道命令”，总督碍于私人情面，才作出了有限让步——“米怜先生必须在18天内离开澳门”。

限期当日，在一名葡萄牙中士的监督下，米怜迫不得已乘船离开澳门，马礼逊通过贿赂船上的大副，让米怜在黄埔下船，然后换乘一艘中国民船偷渡到了广州。由于广州不准欧洲妇女居住，他的妻子不能一同前往，但总算被容许留在澳门，寄住在马礼逊家里。米怜落脚的地方，暂时安排在英国商行内。

看来嘉庆皇帝的谕令十分有效，一周后，马礼逊回到广州，发现商行里已是一片风声鹤唳，可怜的米怜“住在一个炎热和不舒服的房间里”，而且患着低烧，根本无人理会。马礼逊为商人们的胆小怕事、患得患失而感到愤怒和失望。他在日记里感叹道：“我没有想到，在广州的英国人对同样来自英国的米怜先生竟是如此的冷淡……在广州，没有一个在英国商行工作的职员关心米怜是否痊愈。”

面对这种形势，马礼逊意识到，在中国大范围传播基督教的可能性甚小，比较稳妥的办法是派米怜到马来半岛的马六甲或爪哇先行考察，为建立中国差会作准备。那里居住着大量华人，同时处于英国政府保护下，同时能够自由地布道和印刷散发圣经，完全有条件成为一个东方传教中心。

米怜夫妇在一起。他们受马礼逊指派，一同在马六甲开辟传教基地和设立印刷所。当年年底，米怜奉马礼逊之命前往马来半岛，去寻找基督教在中国的新基地。他招募了一个叫梁发的广州青年一同前往，而这个人不久会帮助他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大概从这时开始，马礼逊又听到一些不祥的消息。起初是公司里的职员告诉他，广东总督府的官员多次提到并指责马礼逊，负责与洋商打交道的公行中国商人也经常向政府报告他的行踪，后来有一次，官府甚至在公文里指称，他所起草给中国人的公文居心不良。终于有天晚上，几个捕快来他的住处抓他的中文老师，姓高的先生得到风声后很快逃走了。

1814年4月，玛丽又生了一个儿子，有了一双儿女环膝，对在传教方面举步维艰的马礼逊，应该是一种很大的安慰。但是他无缘长久分享这一切，玛丽产后身体极度虚弱，必须回英国养病，同时带走两个孩子。马礼逊为刚刚半岁的儿子取名马儒翰——马儒翰长大后继承父业充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译员，在鸦片战争中又为英使做翻译；在香港割让后，官至香港殖民政府议政局委员，兼代辅政司，成为近代中国史上一个颇引人注目的角色。

重又孤身一人的马礼逊定下心来，全力以赴编纂《华英字典》。早在来华之初，他就预感到，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西方国家对华贸易往来的增加，将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必须学习中文，因此，有必要编写一本中英文字典，为后来者与中国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便利。

这?一项非常吃力和费时的工程，远非一日之功，到1815年初，他向伦敦报告说，手稿第一部已经完成，但要印刷出版这样一部篇幅巨大、内容极为详尽的字典，就需要很大一笔印制费。这项资金决非他本人所能承担，教会也显然无力募集这样一大笔钱，马礼逊抱着试试的态度向东印度公司求助，没想到该公司董事会不仅答应出钱，还将设法出力印制。

东印度公司伦敦总公司从其在华商业利益考虑，认为马礼逊所做的这件事对促进今后英国与中国的贸易有很大好处，因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马礼逊告诉他的一位朋友说：

我过去常向你提到的我正在编纂的《华英字典》一事，现在已经有眉目了。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慷慨地承担这部大字典的全部印制费，而且将从英国运来印刷机专门印这部字典。我祈求上帝赐给我生命，以便完成这部巨作。

不久，从伦敦派出的技师汤姆士到达澳门，除了一整套印刷设备，还带来了全新的英文铅字字模和一些印刷用品。只待马礼逊的手稿告竣，刻板完工，就立即开印。后来，这套设备不仅用来印刷《华英字典》，还帮助马礼逊及其他陆续来华的传教士印制了大量宣传品。但就在此时，马礼逊在澳门雇佣刻工，私刻书本的事情走漏了风声，澳门的中国官府派人抄走了为《华英字典》所制作的刻板，为避免事态扩大，马礼逊只好命刻工将所有圣经刻版付之一炬，这一下损失甚重。

祸不单行，东印度公司虽然支持马礼逊编纂字典，但对他的传教工作不以为意，甚至十分警惕，到这年春天，马礼逊将刻印好的一批中文《新约全书》寄往伦敦，却被一个糊涂的牧师当做珍品送了一册给东印度公司总部的图书室，他的秘密立见天日；同时该公司还查到了伦敦传教会的议事记录，内载有马礼逊不顾嘉庆皇帝的禁令，仍在中国坚持翻译和散发圣经等内容。该公司随即作出决定：

（马礼逊印刷和散发圣经）构成了违抗中国皇帝的禁令的行为，出版者会被判处死刑。这些翻译作品，势必严重危害英国对中国的贸易……为此作出决定：终止公司与马礼逊先生的关系。

马礼逊的名字就此从东印度公司的名单上勾销，他得到4000元的补偿。虽然他写了言辞激烈的信对自己被免职表示愤怒和不满，但东印度公司已没有时间听他的唠叨，中英贸易正处于低潮——由于英国与美法发生冲突，英国军舰强行封锁珠江口，在追逐美国船只时侵入中国内河，清廷就对英国洋行采取严厉措施，下令驱逐东印度公司全体职员，限期归国。在这当儿，谁会关心一个译员的命运呢。

这一年，唯一让马礼逊感到欣慰的一件事是，中文老师蔡兴的哥哥蔡高——一个手艺高超的刻板工匠，向他真诚地表示，愿意皈依基督教，从此崇拜上帝。7月的一天，马礼逊为27岁的蔡高施行了洗礼：

在远离人们视线的海边，从高山上流下的潺潺溪水中，我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为蔡高施行了洗礼。……他是大丰收时初熟的果子，是将来千千万万中国人皈依基督后被拯救出来的第一个信徒。

蔡高成为马礼逊在中国吸收的第一个教徒，也是中国加入基督教新教教会的第一人。

文字播道

嘉庆二十年（1815年）的一个夏夜，南洋马六甲岛的一座中国式庭院里，有几个人正在忙碌着。夜已经深了，海风习习，椰树摇曳，但是马礼逊却感到心里正燃着一团火。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梁发从雕版上揭下一张纸来，不禁欣喜若狂——这是一页试印的月刊封面，采用中国线装书版式，正中以匀称、大方的宋体印有刊名《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几个大字。他轻声叫来正在一旁伏案写稿的米怜，两人一边欣赏，一边赞叹，但他们或许没有想到，随着这页纸的诞生，中国新闻史的第一页却被两个洋人悄悄揭开了。

在马六甲出版的近代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封面，该刊采用木刻版和石印技术印刷，共出版7卷，1821年因米怜病重而停刊。米怜是个十分能干的传教士，在南洋群岛考察期间，他不仅很快能用尚不熟练的汉语与当地华人交谈，找到了“更实际、更可靠散发圣经的办法”，在爪哇、马六甲和槟榔屿一带走村串户向华人家庭派送了上千册《新约全书》，还发现了比口头布道、散发圣经更为广泛和有效的传教渠道——“创办一份小型月刊，以便传播基督教教义和其他实用知识”。

马礼逊对办刊计划十分赞许，在与米怜反复商量后，决定把中国传教差会的地点建在马六甲。此地由英国控制，位于交趾支那、暹罗和槟榔屿之间，离中国很近，有商船常年往来，同时气候宜人，风景优美，在马礼逊的心目中，今后他不仅要在这里出版报纸、印刷圣经，还要建立学习中文的学院以及养老院、收容所等，让它成为基督教传教士在亚洲的中心站。

经过一段紧张的准备工作，1815年8月5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问世了，这是外国人创办的第一家中文报纸。自1815年起，凡七年，每月一期，每期六至七页，初印500册，不久增至1000册，最盛时达到2000册。所登内容，大部分是阐发基督教义，间或也有新闻和介绍天文、地理等新知识的文章。编辑者除马礼逊、米怜及稍后加盟的另一名传教士麦都思之外，引人注目的是粤人梁发。

梁发11岁起就入塾读书，后因家贫辍学，乃往广州学习制笔和雕版，这期间被米怜招募并随其赴马六甲筹备出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不久受洗入基督教新教，成为中国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以刻印中文书报、撰写宗教小册子及传教终其一生。他篆刻的《劝世良言》在太平天国时期曾被洪秀全大量翻印，传播甚广。而《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问世后，由于外人不便出面，该刊在广东各地的发行，全凭梁发一人在海陆间往返奔波，主要方法是每逢粤省县试、府试、乡试，由他本人携往考场，与宗教书籍一同分送，并通过联络友人，借海船之便销往南洋群岛、泰国、新加坡等华侨聚集地区。

米怜为派发《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印制的“告帖”，被认为是最早的推销报刊的广告。创刊号上，由米怜执笔、用来招揽读者的“告帖”，可视之为第一次用汉字印出来的报纸广告，它的内容是推销一种“书”：

凡属呷地（马六甲）各方之唐人，愿读察世俗之书者，请每月初一、二、三等日，打发人来到弟之寓所受之。若在葫芦、槟榔、安南、暹罗、咖口留吧、廖里龙牙、丁几宜、单丹、万丹等处各地之唐人，有愿看此书者，请于船到口甲地之时或寄信与弟知道，或请船上朋友来弟寓所自取，弟即均为奉送也。

愚弟米怜告白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世界上最早出版的一份近代化中文刊物，在形式和内容上虽然不具备新闻传播媒体的完整形态，但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不仅在版样、中文字模和印刷技术等方面为外国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树立了榜样，还拉开了西方在华新闻事业的帷幕。此后百年间，跨洋越海来从事中国报道的外国记者把马礼逊和米怜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举动称为“拓荒之举”。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问世，多少冲淡了马礼逊因被东印度公司免职而带来的沮丧。紧接着，来自英国政府的一项使命从天而降，这使他更加相信，自己手里掌握的中文迟早会变成一件所向披靡的利器。原来，在与东印度公司近一年毫无结果的争吵之后，广东总督府的官员们扬言要取消与英国的商业往来，英国政府十分紧张，乃派遣阿美士德爵士率使团来华交涉，马礼逊被任命为随团译员——当时在广州的欧洲人中，只有三个人精通中文，马礼逊是其中之一。

1816年7月的一天，马礼逊在澳门乘坐东印度公司的船出海迎接英国使团，在达兰玛岛登上特使的座驾“奥尔塞特号”后，船队就直接向北航行，一帆风顺到达渤海大沽口，然后进京觐见嘉庆皇帝。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并不顺利，因为觐见礼仪方面的误会，盛怒之下的嘉庆帝下令驱逐全体夷人，使团无功而返。马礼逊回到广州已经是来年1月份了，这是他首次以传教士身份从地下走到地上，也是生平中唯一一次深入中国内地的经历。

1817年9月，马礼逊35岁，来中国已整整10个春秋了，给伦敦传教会写信说：

自从我初次踏上中国海岸，到今天已经过去10年了。为了实现伦敦传教会所定下的目标，我告别了我的出生地——英国。那时候我们的困难很多，对前景感到非常渺茫，对中国知之甚微，在中国定居的希望很小，而且毫无益处可得。

现在，我们对中国有了相当多的了解，包括中国人的特性和中国的语言文字；我们开辟了传教区，还在马六甲建立了中国差会。《新约全书》已经全部译成中文并在一部分中国人中间散发，上帝的真理通过新设的印刷所，已在当地的中国居民中广泛传播，已经有两个人皈依耶稣基督。

回顾在中国从事圣工的10年，马礼逊有喜有忧。喜的是在这一年，英国哥拉斯大学通过决议，授予他博士学位，“以表彰他为出版语言学和用来学习中文的各种书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已在中国建立了两个印刷所（澳门和马六甲），由于大英圣书公会捐款的支持，9000册中文版《新约全书》即将开印，而米怜也在马六甲夜以继日地赶译《旧约全书》；伦敦传教会派来中国的第三个传教士麦都斯带着一些金属活字样品不久前到了马六甲，让中文圣经成为完璧的目标看来指日可待了。

忧的是《华英字典》第一卷的印刷不顺利，由于一个印刷工人的举报，广州的巡捕冲进东印度公司的印刷所，抄走了正在印刷的部分《中英会话》和若干中文刻板。过了不久又发现，马礼逊编写、供中国人早晚祈祷时诵读的《公祷文》的第一套木刻版，被一个印刷工人藏在一个角落里，结果大部分让白蚂蚁吞食了。最不可思议的是，在马六甲印刷所印好的一批圣经《诗篇》和布道单张在运送途中被莫名其妙地劫走了。这意味着一切又要重新开始。

“这是一件非常吃力的工作，我几乎对此失去了勇气，不想坚持下去了。”他给一个美国教友写信说。

设于马六甲的英华书院，1818年11月在米怜主持下举行奠基典礼，由英国驻军司令福尔克哈上校安置了基石。当米怜在南洋马六甲找到落足之后，马礼逊提出了在脑中盘旋已久的又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还要在那里办一座书院，训练欧洲人学习中文和其他知识，并吸引当地的华人青年信仰基督教，学成之后可以派他们去南亚和中国内地传教。当地的葡萄牙总督已拨给米怜一块地皮，用来建立中国差会，书院的房屋就建在这片地上。

伦敦传教会十分欣赏马礼逊的这项计划，但是他们只答应出500英镑开办费，其余的要他自己想办法。马礼逊无可奈何，还是聪明的米怜有办法，马上印制了一批求助信，托海船带回国广为散发。果然，向英国广大基督徒劝募捐款的书信发出后，很快得到了积极反应，捐款源源不断，其中，一个不愿意透露身份的“朋友”捐助4000西班牙银币，用以“建造一座相当宽敞的房屋”；一个英国贵族一次就拿出了1500英镑和一批有价值的书籍；居住在广州的戴维先生当面奉送给马礼逊100元英国旧金币……马礼逊本人也捐出1000英镑，充作建造英华书院校舍之用。

1818年秋天，英华书院的首批学生在一间由马厩改建的教室正式上课，学生中有欧籍基督教徒，也有当地华侨青年，因而实行双语教学。作为近代基督教传教士开办学校的始作俑者，马礼逊在马六甲开设的英华书院，成为后来西方教会在华从事教育、设立学校的圭臬。英国割占香港后，为便于向华人传播教义和西洋文化，英华书院于1843年从马六甲迁移到香港，不久改为神学院，专门培养和训练传教士，为鸦片战争后教会兴办学校积累了经验，准备了人才。

此后，学院于1870年一度停办，1914年复校后，数次搬迁，现坐落于香港九龙牛津道1号，成为港岛历史上最悠久的学校。

从米怜开始，英华书院的历届校长，如伦敦大学的首任中文讲席教授萨姆尔·吉迪、后来成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的理雅各等都是来华传教士和著名的汉学家，他们致力于把中国的儒家传统经典翻译为英文，陆续出版了大量著作，受到西方的极大欢迎。该校毕业的部分华人学生，如曾经为林则徐主持译政的袁德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李炳辉等，都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西学知情者和杰出的人才。英华书院现为香港政府资助英文中学，香港流行歌手、填词人许冠杰，曾任香港财政司的梁锦松都是该校70年代的毕业生。

最后时光（1）

1819年11月的一个晚上，“靠着上帝的恩典，圣经的《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中文译本，到今天已经全部翻译完毕”，马礼逊给伦敦传教会写了一份详细报告，叙述他翻译圣经的过程，其中感慨地谈道：

这项翻译工作是在遥远的中国，使用欧洲极少人懂得的最艰难的文字进行翻译的，只有我和米怜两人翻译，或者可以说是三个人——如果再算上那位法国天主教神父的中文手稿。

翻译一事，在中国尚属首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坚持长期、耐心地埋头翻译，谢绝一般的应酬，虔敬、负责而谨慎地从事这项神圣的事业。

现在，每一个中国人，无论贫富贵贱，都可以自由地阅读它了。

为了把圣经翻译成中文，马礼逊和米怜已经付出了一切：健康，自由，金钱，还有安定的生活。而上帝还让米怜多付出了一样东西——1819年3月，米怜夫人感染重病，死于马六甲，年仅35岁。

1820年夏天，在分别近六年之后，马礼逊和他的妻子儿女在澳门重新团聚。经过在英国几年的调养，玛丽的健康状态明显有所好转，而马礼逊接到邀请——他又可以去广州的英国商行担任译员了。虽然东印度公司在伦敦的总部已将马礼逊辞退，但由于实在无法找到称职的译员，澳门方面只好瞒着伦敦继续聘用马礼逊，而且不反对他在工作之余从事传教。

到这年9月份，嘉庆皇帝驾崩，他的儿子道光皇帝随即登基，虽然已经改朝换代，但朝廷严厉禁止基督教传播的情势并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这让马礼逊一方面觉得自己在有生之年在中国很难有所作为了，同时又对新朝代抱有幻想。他向大英圣书公会报告说：“去年一年我无法在中国散发任何部分的圣经。嘉庆皇帝在登基之初曾颁发谕旨宣布传播基督教是违法的，在他死后这个禁令也就失效。道光皇帝对基督教是否心存敌意，要等一段时间才见分晓。”

他多病的妻子玛丽从英国回到中国后再次怀孕，1821年6月的一个闷热的晚上死于难产。马礼逊想把她与头生男婴埋葬在一起，遭到当地中国人的强烈反对，而澳门的天主教会又拒绝在他们的墓地埋葬新教教徒，最后还是由东印度公司掏钱买了一块地皮作为公司的坟场，安葬了玛丽。

玛丽去世后，马礼逊将九岁的女儿丽贝卡和七岁的儿子儒翰送回英国，交给哥哥照管。两个孩子送走后，他也结束了1822年春季在广州英国商行的工作，回到了澳门空空如也的家里。他感到“非常孤独，情绪低落，意志消沉”，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继续进行他剩下的编纂字典的工作。以至远在马六甲的米怜也在书信的字里行间发觉他“过于抑郁和沮丧”。到这年3月底，米怜在告诉马礼逊自己的病“未见起色，仍旧在不时地吐血”的同时，劝他“切莫灰心，我亲爱的朋友！”

两个同样孤独的传教士惺惺相惜，互相鼓励，但这已是他们最后的通信了。6月初，米怜因患肺结核病，过度勤奋而筋疲力尽，过早地蒙召进入了“上帝所喜欢”的另一个天地了。死前他并不知道自己所得疾病为何，只是被“严重的咳嗽，还有头痛、心窝痛和肝痛”所折磨，由于缺乏医药，只好用一种外用药膏贴在疼痛位置。

“我没有办法请任何人帮忙，只有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杰克逊来给我提出了一些忠告”，他写信向马礼逊诉说道。米怜活了37岁，其中有10年是在广州和南洋一带传播基督教和主编《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月刊。

1824年，马礼逊回国述职，到达伦敦后他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公众所注目的知名人物。他受到隆重的礼遇，在一名下议院议员的陪同下觐见了国王，并献上一部中文圣经和一幅北京地图。国王传旨，“对马礼逊的卓越和有益的工作表示高度嘉奖”。

作为第一个奉派到中国去开教的传教士，马礼逊在英国向各地教会报告他在中国传播福音的经历，他参加了形形色色宗教团体五月间在伦敦举办的年会，并成了伦敦传教会、大英圣书公会、英国宗教印刷品协会、公祷文和布道协会、伦敦港会等团体在中国的终身代理人。他还先后访问了法国、爱尔兰、苏格兰和英格兰等地，进行了许多次公开演讲，呼吁人们关心远东异教徒的“道德状况”。

到动身重返中国之前，马礼逊带回来的上万册中文图书还躺在伦敦传教会拨出的一间仓库里，没有能够找到一所大学愿意接受，他要求在英国的大学里设置中文讲座的动议也无人响应。直到1876年——马礼逊提出该建议半个世纪后，英国才开始在牛津大学设立汉学讲座，由英华书院的最后一任校长理雅各出任第一任教授。

尽管他并未提出过申请，1825年，马礼逊“因卓越的贡献”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当朋友们纷纷来信表示祝贺时，他回答说：“我的兄弟，这些在人生中是没有多少价值的事——离开死亡还剩下多少时间啊！”

不久，伦敦传教会破例违反该会章程里“海外传教士不宜出任董事会董事”的规定，一致推举他为董事，他接受了这项任命，同时声明：“我准备重返中国，继续去教导中国人，做一个称职的传教士……因此不可能经常回英国出席董事会的会议。”

1826年4月底，马礼逊带着他的续弦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及儿女重返中国，这一回，他用不着绕道纽约并且隐瞒身份，而且全家人住在“欧威尔号”的上等舱房里，一路上受到优厚款待。伦敦传教会在其启程之前举行了一次告别大会，祈求上帝一路保佑他们。马礼逊在大会上发言时，首先念了新约全书《使徒行传》中的一段经文：

现在我要往耶路撒冷去，心甚急迫，不知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

马礼逊很清楚，这次离开，是他与英国的永别了。

在中国的最后八年里，继续在广州的英国商行里重操旧业，边在商行当译员，边传教，俗事、宗教两不误，每逢礼拜天，都在他的住处举行崇拜聚会，前来听他证道和念经的有商行的同事，有商船上的船长和水手，也有曾经帮助他刻印圣经的印刷工人。随着广州贸易的扩大，欧美人成倍增加，举行这种仪式似乎不像以前那样担惊受怕了。

此外，他还专注于圣经的注释和研究，编写了基督教义和劝世文大量印刷，不但利用从北方到广州来经商的中国人带回内地散发，还派人到高丽、越南、泰国和琉球群岛一带传播。

他常常抱怨英国教会让他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孤军奋战直到如今，也派不出一个传教士前来中国；他常常催促伦敦传教会应在澳门设立一个传教站，派传教士来澳门，一旦他死去，有人可以接替他。

最后时光（2）

他的儿子马儒翰一直在他身边跟他学中文，1830年这年虽然才16岁，但已被一家英商聘为译员了。这一年，应马礼逊的请求，美国教会派来的首批传教士到达广州，寄住在一个热心的基督徒奥立芬开设的美国商行里，其中一个叫裨治文，后来成为英文《中国丛报》的主编；一个叫雅裨里，由美国之友传教会派到广州来担任海员的牧师。同时，三个分别来自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天主教传教士此时也已进入中国，他们是由中国天主教徒引路秘密潜入内地的。此外，后来在鸦片战争中充当英国军队向导的普鲁士籍传教士郭实腊也开始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城市活动。

1832年9月，马礼逊向欧洲、美国和其他地区的教会发去一封总结基督教在中国开教25年的报告书，称中国差会成立以来，共施洗10人入教，列出了一份“如今在中国差会的同工”名单，有：“马礼逊，属伦敦传教会，工作地点在中国；麦都思，伦敦传教会，在爪哇；萨穆尔吉德，伦敦传教会，病中，在英国；亚伯汤姆林，伦敦传教会，在马六甲英华书院；戴尔，伦敦传教会，在槟榔屿；郭实腊，荷兰传教会，在旅行；裨治文，美国公理会，在中国广州；雅裨理，美国归正会，在暹罗；梁发，中国人，被按立为传道人，伦敦传教会，在中国；丘安，中国人，伦敦传教会，印刷工人，在中国；李兴，中国人，梁发的助手。”

1833年底，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专利权，新成立专门从事管理对华贸易的机构，并任命律劳卑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随着澳门东印度公司垄断中国的贸易权被终止，马礼逊再次失业了。不过，他有信心得到英国政府的任命，为新上任的商务监督做译员，“这项工作只有我有资格去做，没有任何一个英国人能够担当这项任务。如果英国政府要物色一位译员，一定不会去找别人，只有找那位编纂《英华字典》的人，也即非马礼逊所属”。

果不出他所料，次年夏天律劳卑爵士到达澳门后，即宣布马礼逊为中文秘书和翻译官，官衔为副领事，年薪1300英镑。“你必须知道，你的爹爹是英国国王的臣仆了，英王威廉是我的主人了”，他兴奋地告诉他的儿子。也许是觉得上面的话过于露骨，他又补充道：“无论如何，我还有一位比英国国王更大的主人，就是我主耶稣。”

随律劳卑去广州之前，马礼逊已带病多日，船到虎门后，因故不能前行，他拖着虚弱的身体在露天甲板上过了一夜，那晚先是非常炎热，接着又下了一场暴雨，再加上去广州与中国官府的谈判使他深感忧虑，这些无疑都加速了他走向生命尽头。律劳卑虽是由英王授命的首任驻华商务监督，但朝廷并不欢迎他到广州来：而律劳卑则拒绝按照老规矩，即通过中国行商转呈公文，执意要直接与两广总督谈判，由此而形成僵局。

位于澳门东印度公司墓地的马礼逊墓。7月28日，马礼逊一行人带着律劳卑的公函前往总督府，在那里逗留到黄昏，无功而返，他觉得已无法走路，于是叫了一顶轿子坐回了家。晚上8点多，他写下了最后一则日记：“今天又度过了疲劳的一天，我方与中方又争论了一整天，仍旧不能达成协议。我的身体仍非常虚弱”。

三天后（道光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在与病痛进行争斗后，马礼逊在高烧中离开人世。他的遗体被送到东印度公司在澳门的墓地，由一个在广州海员中传教的美国牧师主持了简朴的葬礼。

马礼逊在病危时并未对自己的死表示遗憾，反而为能马上见到上帝而感到宽慰。的确，他在生前已亲见其完成的译稿出版，大量地散发给中国人，并预见到对陆续来华的外国人产生影响——历史上第一本全文译出的中文圣经《神天圣书》问世不久，当大批传教士随着炮舰在中国的沿海登陆后，这部厚书成了他们的随身必带品，用来随时随地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义。而令接踵而至的商人、旅行者、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对马礼逊心存深深感激之情的，还有他花费了二十多年心血编纂而成的《英华字典》。这部字典共六巨册，4595页，仅东印度公司付出的印制费就高达12000英镑。

“我们有一所屋子不是用手建造的，而是在天上得到永生”；“上帝所爱之人将一直睡到那复活的日子”。这是马礼逊临终前的祈祷词。他的话应验了么？

午后的新闻

九月的广州城，午后的天气依然是闷闷的。南关东石角教堂的传教士罗孝全（I．JacobRoberts）一觉醒来，觉得胃里还在隐隐发胀。那是午饭吃了太多肉丸子的缘故。午饭是在城内十三行之一的怡和洋行里吃的，每隔一段时间，城里为数不多的美国人——外交官、商人、传教士以及医生、报人，都要在那里聚会，吃一顿平时难得的大餐，交流彼此了解到的各种新闻。

在1852年（清文宗咸丰二年）的秋天，最大的新闻，当然莫过于太平军已从广西攻入湖南并开始围攻长沙的消息了。

罗孝全费了好大劲儿，才从光溜溜的凉席上坐起来。他拉开蚊帐，慢慢穿过连接着卧室与教堂的狭窄的回廊，看看有没有人来做祈祷。教堂里空荡荡的，弥漫着一股霉味和浓烈的尿臊味。他感到纳闷，这所教堂建起来已经六年了，发展的教民也就那么二三十人，但这种气味似乎就从来没有消失过。

难道这是上帝的一种启示么？他吁了一口气，草草地作了午祷，默诵的是《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一节：

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

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作了墙垣。

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掉到海中……

他感到身上恢复了力量，手心里汗津津的。穿过回廊，慢慢地踱回到狭小的卧室，他决定读一会儿刚从怡和洋行讨来的报纸，以度过客居中国广州的第六个平淡无奇的秋天的这个枯燥而单调的下午。一摞旧报纸里，有香港出版的《德臣报》(TheChinaMail)、《剌报》(HongKongDailyPress)，有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也夹杂着几份在本地刊行的《中国丛报》（TheChineseRepository）、《广州纪录报》（CantonRegister）等等。有关中国的消息五花八门：美商在上海开设造船厂；俄国人在库页岛登陆；英使节文翰再次宣布英人绝不进入广州城；清廷任命的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尚阿已到达湖南；被称作“捻军”的反叛者在安徽聚众万人，起义抗清；另一伙造反者“太平军”则已攻陷全州，首领冯云山在一个叫蓑衣渡的地方中炮身亡……

游弋在珠江上的“福音船”。第一艘在水上传教的“福音船”是由罗孝全所购的一艘大船改造成的。罗孝全昏昏欲睡，这些消息让他感到有点儿憋闷。TaiPingRebellion（太平军），TaiPingtianguo（太平天国），这些听起来稀奇古怪的名词似乎一年前就开始出现在报纸上了，最近，它们越来越频繁地挂在人们嘴上。这些造反者要干什么？他们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是哪里？

“无论你叫他们什么——匪徒，或逆贼，或爱国者，或基督徒——直到现在，他们的事业是无可比拟的”，9月17日出版的《北华捷报》在谈到太平军起义时这样评论道。还说：“上帝的手插入到这个大运动中，这是无可怀疑的。”

他迷迷糊糊地想着，手一松懈，正在读的这份《北华捷报》差点儿滑到地上。“洪秀全”！在他伸手抓住报纸的一瞬间，这个名字一下跳进了他的眼里，让他感到眼前一亮。

在这个平常的下午，籍籍无名、孤独无助的传教士罗孝全的命运，将因为偶尔读到的一张旧报纸发生某些变化。他的名字和使他感到惊奇的那个名字，将在一些不确定因素的推动下被必然地安排在一起，构成了一部大历史中的小故事，一出充满了喜剧色彩的悲剧。

南关天字码头礼拜堂

广州城外南关天字码头一带原是一片僻静之地，通商之后，这里忽然成了一个人流熙攘、尘土飞扬的热闹去处。樯帆林立的码头上华洋杂处，“番语”盈耳，金发碧眼的外国水手与商人随处可见，也有兜售洋烟、水果的中国小贩混迹其中，嘶声吆喝，让人分不清这里究竟是泰西还是中土了。在这其中，位于天字码头东石角的罗孝全礼拜堂是一道十分独特的风景。

礼拜堂名为“粤东施蘸圣会”，建在外国商馆区以外约一里处，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风貌，有高高的尖塔，环形的浮壁，还有一座粗重、结实的十字架。礼拜堂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七月建起来的，短短七、八年工夫，岭南的季候风和绵绵梅雨就把它摧残得不成样子了；墙壁上苔藓重重，污迹淋漓，仿佛一个装扮奇特而又褴褛的过路人，正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地发呆。偶尔，会有一群鸡来这里游荡，单身的猪或狗也喜欢在空旷的场地上撒着欢儿追逐一阵，直到有人来干涉它们。

罗孝全教堂章程。“粤东施蘸圣会”是罗孝全1845年7月在广州成立的教会，其宣教场所是他在天字码头设立的粤东礼拜堂。倘若来人恰好是识得几个字的，在大门上，不知用墨笔描了多少遍的礼拜堂章程，是足够他消遣一阵儿的。章程曰《粤东蘸圣会例式》，如下：

一、吾等得天父恩典设立圣会所称粤东施蘸圣会在省城天字码头设立之也

二、凡信耶稣者领蘸礼得入圣会也

三、上帝独一真神耶稣独一救主凡拜别物者必见定罪

四、圣书由神天来道理有真无假

五、圣神洗人心令人晓真理

六、顺真理者享永福逆真理者获永祸

七、食鸦片者当出圣会

八、讲假话者当出圣会

九、凡赌钱者当出圣会

十、耶稣门生当相爱如兄弟

十一、耶稣门生当日日读圣书求圣天

十二、凡礼拜日有做生意做工夫者当出圣会

十三、耶稣门生当专心相辅传福音

十四、吾等信此道理有真无假依赖耶稣之功应许受此规矩者宜签名也

如同门上严谨刻板的礼拜堂“例式”，年逾五十的长老罗孝全也是一个无甚趣味的人。他不修边幅，性格孤僻，瘦狭然而肌肉结实的面孔上，平静，难得有明显的表情，而且一年四季总是灰扑扑的，仿佛凝结着尘世间所有的愁苦。但一对褐色的眼珠却十分的深邃、清澈、坚定，透露出了他的心机。明眼人一望可知，这是那种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献给了上帝的人——鸦片战争后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标准形象。

罗孝全1802年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的森纳，他的父亲早逝，母、兄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故而他本人在弱冠之年就受洗礼，被送到南卡罗莱纳州一所神学院学习，26岁时即被委任为当地浸礼会真神堂牧师。此时，正值基督教新教跃跃欲试东去“拓荒”的年代，受著名传教士郭士立的影响，1837年，罗孝全搭乘一艘货船到达澳门，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传教生涯。

即使像罗孝全这样一个不知名的传教士，他的传教活动也是与西方列强在中国推行的殖民政策亦步亦趋的。他开始独立传教后，活动范围只限于澳门，主要是向当地患有麻风病的居民施药并宣讲基督教教义。

至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人占领香港，他作为第一个外国传教士来港建造教堂，在一个叫赤柱的小渔村工作了两年。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美国将军顾盛率团来华订约，清廷允许美国人在通商五口自行建立教堂，他才有机会来到广州，在南关天字码头一带租地建造了一座礼拜堂，吸引当地百姓来听他传经布道。

传教并非一帆风顺的事。19世纪40年代，中外订约引起了国人进一步的仇外情绪。在民间，人们对传教士多采取不接近和抵制态度，因此，许多必要的工作都要委派中国人来完成。有一名叫许有章的基督徒曾写信给罗孝全，历数受洗几年来在各处“派书传道”的经历，说：“毁谤恶言，难以入听”，“怒骂者固有之，掷石者亦有之，东奔西逐，历尽艰辛”。传教之困难，由此可见一斑。

1847年4月，英国兵船突入虎门，钉塞炮台，钦差大臣耆英被迫同意两年后允许外国人入广州城。骚动在广东各地此起彼伏，罗孝全的礼拜堂也不能幸免。这年5月和8月，东石角礼拜堂先后两次遭到当地百姓袭击，始而殿堂物件被毁，继而桌椅器皿被取，以至日常的祈祷也难以举行。罗孝全不得不紧急申请保护，才避免了礼拜堂被毁于一旦。

挫折和磨难并没有使罗孝全灰心，他唯一的变化是对上帝的事业的热情更高了。有一次他出门游行布道之前，一名助手得了急病，正在垂死之中。他说：“让死者去埋葬自己吧，但我必须去传播福音。”说罢，头也不回地上路了。

不过，除此而外，罗孝全在中国不长也不短的传教生涯里并没有多少可以称奇之处。

罗孝全和洪秀全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春，东石角礼拜堂来了两位风尘仆仆的远客，一位名叫洪秀全，另一位是他的族弟洪仁。他们是受在礼拜堂服务的中国教徒周道行函请，从家乡广西花县赶来向罗孝全问道的。罗孝全热情地迎接了他们。在中国人仇外情绪日盛、传教事业举步维艰之际，遇到这样虔诚而信心坚定的问道者，这不能不是一件令他喜出望外的事。

他对洪秀全很有好感，多年后，还记得这个乡村塾师的相貌——“他外表很普通，约高五英尺四英寸或五英尺，体格健壮，圆脸，相貌端庄，有点帅，中年，举止温文尔雅，颇有绅士风度”。当时，在给一个传教士朋友威廉·伯克的信中，他兴奋地写道，这两人的到来，“对我的工作是意想不到的额外的鼓励”，“我感到，我几乎相信，是主送他们来这里的；如果这样，不用很久他们就会加入我们的教会”。

依照惯例，陌生的问道者来礼拜堂学习，要写一份自述材料，详细交代本人的家世、出生地、所受教育、信念和来此问道的原因。罗孝全对洪秀全呈上的材料十分满意，而且认为此人“所陈述的经验是我迄今为止所听到的中国人经验中最满意的”。

洪秀全在自述材料中叙说了自己于1836年春第二次到广州参加科考时，得到中国传教士梁阿发散布的传道小册子《劝世良言》并开始信仰上帝的经过；第三次应试落第后大病中所见的“异象”——他在“梦醒”状态中升到天堂，认知了自己是上帝之次子，耶稣之胞弟，上帝命他为“天王大道君王全”，为人间之“太平天子”；最后，他还介绍了自己与乡友冯云山一道除去村塾孔丘牌位，几年来在各地传播拜上帝教的情况。

罗孝全极感兴趣的是洪秀全在病中所见的“异象”，他觉得这简直同罗马百夫长哥尼流见到的异象差不多。哥尼流以虔诚并敬畏上帝而著称，在《新约》使徒行传中，有一次他在异象中看见一位天使向他有所指示，使他寻到圣徒彼得来家中传道。罗孝全将此两人并加称颂，说明他对所谓“异象”笃信之深。

他甚至感慨道：“如果是在使徒时代，我就会用圣经语言坦白地说，他（洪秀全）见到了天使的景象，天使们向他指示一些事物，教他一些他以前不知道的事物，其中有些他似已部分领悟，另一些他承认还不知道其意义。但他所陈述的这些事物，都是出于圣经的。”由此可见，罗孝全对上帝的信奉已到了一种走火入魔的地步了。

在这种情境下，遇到洪秀全这种惊世骇俗的可塑之材，他岂能不感到欣慰么？

未久，洪仁有事告假返乡，洪秀全一人留了下来，在礼拜堂共住了两个多月。礼拜堂的日常活动无非是讲道和分发传道书，洪秀全作为一个初来者并无特别的表现。对于他这两个多月的活动，太平天国官书《太平天日》中只有简略的记载：“与花旗番罗孝全共处数月，主历将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细览。”也就是说，他的日常活动是学习和研究新旧约圣经。

罗孝全后来对此有进一步的补充，说洪秀全“参加了我们的圣经班，默记和吟诵经文，在班上每天接受教导两小时”。然而，在接下来的时日里，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这位不同寻常的问道者又让罗孝全颇感失望。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夏天。洪秀全在礼拜堂学得“真道”，便向罗孝全申请受洗礼并加入“粤东施蘸圣会”工作。罗孝全对此十分支持，按照入会的程序，专门派了几个人往广东花县洪秀全的老家作了细致的调查，报告的结论是肯定的。于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洪秀全举行公开考核。考核内容不外是对新旧约圣经的熟悉程度及其他基督教知识，结果同样令委员们感到满意。就在要同意吸收洪秀全入会的时刻，罗孝全的一句问话，使事情急转直下了。

他说：“你是否明白，成为教堂的一名成员，并不是某种雇佣，也与金钱的报酬无关。我们不应出于邪恶的动机而加入教堂”。

洪秀全犹豫了片刻，答道：“我穷，没有生活来源，加入教堂将丢掉我的职业，我不知道以后会怎样过活。”

因为这一句答辩，洪秀全的洗礼被无定期地推迟了。

对这一变故，洪仁1864年10月在江西南昌被俘后，有一段述辞。原来，洪秀全之所以在公开仪式上提出报酬问题，是中了罗孝全礼拜堂里两名中国执事的圈套——他们见洪秀全才能出众，如受洗受聘后成为罗孝全助手，必会挤掉自己的饭碗，故劝诱洪秀全“在受洗礼之前，亲对罗牧师要求应许其每月得津贴若干以维持其生活，如是始能于受洗礼之后留在广州继续学道。时秀全贫甚，遂以其言为合理可信，即旨罗处要求”，因而引起罗孝全不悦，终使洗礼受挫。

当不上传教士，洪秀全一时感到没有出路。他在广州学道数月，膳食费用皆由介绍人周道行供给。来日既生活无着，又不知何时再能受洗，如何是好呢？踌躇了几日，他与罗孝全伤感地告别，决定到广西紫荆山寻找冯云山，去那里继续传播拜上帝教。

洪秀全踏上了一条新路，他的行囊里多了一样东西——那是一本从礼拜堂得到的圣经。在紫荆山，他依此作《原道觉世训》，并制定拜上帝教的各种仪式；次年回花县家乡后，他常对众人选读其中的篇章；再后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大量刻印“圣书”，使用的就是洪秀全在广州获得的圣经中译本。

但是罗孝全哪里知道，他的拒绝为洪秀全施洗的举动，实际上是制造了历史上一个巨大的偶然：如果当时他接纳洪秀全入了教会，晚清历史上不过多了一个循规蹈矩的基督教徒，哪里还会有一个名震天下、扫荡四方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呢？惜乎罗孝全的选择又是多么必然！这一选择使洪秀全走上了一条不凡的道路，甚至可以说，一条将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道路。

罗孝全的好消息

1852年秋天罗孝全从《北华捷报》上发现太平军起义的领袖洪秀全，竟是5年受他指导过的宗教问道者时，曾说过一句富有预见性的话：“迄今，我对这个事件极少或完全没有兴趣。但是，今后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这“另一个样子”是很有些看头的。翻开《罗孝全档案》，谁都看得出来，这期间东石角礼拜堂的主教罗孝全不再为传道送书而忙碌了，他忽地变成了一个勤奋的写作者，一个充满热情地为太平天国运动大造舆论的宣传家。

1853年初，太平军攻占武昌，开始水陆并进，顺长江东下。罗孝全深受鼓舞。在当年2月号的《中国传教收成杂志》上，他报告说：“我猜想，太平天国的领袖既然曾经为我所指导，尽管他的地位是如何尊贵，我都能够很容易地去接近他，再去指导他。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将学到更完整的耶稣真理，并与传教士合作，将此真理传播给他的百姓”。

太平军在南京建都后，号称已发展至百万人，这一进展令罗孝全感到惊奇。8月，他在给《北华捷报》的一封投书中写道：“天意真是奇妙，与外国战争之出人意料的结果乃是中国之开放。如今，倘此次革命将推翻偶像之崇拜而开放门户，使福音得普遍传播于全国，则结果岂非同样奇妙耶？”至12月，太平军颁布了以《天朝田亩制度》在内的各项纲领和政策，罗孝全简直有些欣喜若狂了。他以信的形式散发了一份传单，预言太平天国运动“会有一个光辉的未来”。他还说：“中国将革命化，基督教化，一大群人将得到拯救。”

英国随军画师绘制的太平天国将士。

罗孝全如此卖力地为太平天国鼓吹，是因为他相信洪秀全及其麾下的大军一定会需要大批传教士、圣经及传道小册子，而自己将在那里找到前所未有的用武之地，尤其能在教会对太平天国的影响方面大有所为。

想想看，在他苦心经营了七、八年的东石角礼拜堂，规模最大的布道活动也不过区区数十人，而在洪秀全那里，竟有百万之众等着他抚慰灵魂，传播福音，那将是一种多么诱人而美妙的景象啊！

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在公开场合里，他津津乐道于自己与洪秀全的特殊关系；他每天的祈祷也增加了新的内容，那就是请求万能的上帝安排自己与洪秀全的再一次相会。

罗孝全的好消息说来就来了。就在这期间，一封由洪秀全署名、盖有“天德太平王印”的信，几经周折，终于送到了他手中。罗孝全喜不自禁，不仅马上把这消息写信告诉了各地的友人，还把它送到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大陆邮报》上公开发表。信的全文如下：

分别许久，时切忆念。际此春风和煦，远人益深怀想。尊兄远涉万里重洋，敷扬救主真道，全心事主，竭胜钦佩。敬启者，弟虽愚劣，但承天父不弃，天恩浩荡，今已奄有两湖及江南广袤之地。前曾数次奉函，迄未获复。

弟虽诸多公务缠身，未暇日夕宣教，但已将十诫布之于军民人等，教其朝夕诵祷，惟领悟福音者为数尚未甚多。现特派人前来问安，请尊兄不弃，多带兄弟前来，传布福音，施行洗礼，使获真道。嗣后弟之事业成功之时，当使真道布于全国，使人人归于上主，敬拜独一真神，次乃弟真心祷望者。余不尽言，即颂大安。愚弟洪秀全拜上。

洪秀全的来信，使罗孝全一连几个星期沉浸在对这个早已淡出记忆的学生的感念之中。他为当年拒绝给洪秀全施洗而懊悔，同时也为这位“天王”的宽宏大量而感动。但他很快从圣经的使徒行传里找到了依据——“……在夜间有异象现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这多么像对使徒的邀请——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罗孝全举着手里的信，脸上有一种痴迷的表情，仿佛看见了他心目中的“马其顿”——天京。

实际上，洪秀全一直没有忘记他的这位老师，他不仅不以未在罗孝全礼拜堂受洗为忤，反而很尊重自己的这位宗教启蒙者。因为正是在通过在广州“问道”，他首次接受了真正的基督教知识，得到了圣经。他的这种态度对太平天国其他将领影响很大。

《天兄圣旨》载，1849年2月13日，天兄（耶稣）萧朝贵在紫荆山下凡，洪秀全与他有这样一段对话：“天王曰：小弟问天兄，番人罗孝全是真心否？天兄曰：是真心也，有牵连也。”后来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东王杨秀清在给英国人的“诰谕”中也提到番国罗姓兄弟在粤东设礼拜堂“宣传上帝真道”和“天王御驾”去其礼拜堂的事，并询问：“今该罗姓先生曾否来乎？”另外，北王韦昌辉、忠王李秀成同外国人谈话时也不断问及罗孝全。

罗孝全太想与洪秀全拉上关系了。他的目的很明确：利用?秀全在中国广泛传播基督教，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中国“革命化、基督教化”。

“我的意见是倾向于在尽可能早的时刻到他那里去。……我希望能够尽早收到你的答复。”他在写给住在上海的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的信中写道。

“我早已等待和寻求这样的邀请，在得到邀请以前我就说过，如果得到邀请，我就去。”他这样告诉一个叫Graves的传教士。

“我必须不使这个良好的机会丧失！”这年7月，在离开广州前，他再次强调了自己的决心。

到南京去

去南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罗孝全参加太平军的计划首先遭到了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的反对。

1852年8月，太平军刚入湖南，美国政府就派马沙利来华，他被“给予广泛的自由，以处理在中国的变化不定的事件”。这位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一上任，便急于了解太平军的情况。次年4月，他指挥美国驻远东舰队的旗舰“色士奎哈那”号去天京，但因该舰吃水太深，从吴淞口进入长江只航行了三十英里就遇礁搁浅，使他十分沮丧。

马沙利并不同情太平军起义，此间他在给国务卿麻西的报告中认为：“中国（指清王朝）的稳定是美国的最大利益所在”。在这节骨眼上，冒出个疯疯癫癫的传教士，口口声声扬言要去帮助太平天国，当然令他不快。

牛津大学藏《旧遗诏圣书》封面及创世传。《旧遗诏圣书》即旧约圣经，太平天国根据传教士郭士力译本改编。对于罗孝全的询问，他回复道：“我倾向于把你去南京向天德的追随者传教一事视为违背美国政府希望在中国出现纷争之际保持中立的立场。你到天京，不管是否是以牧师的身份去，而且仅仅向他和他的追随者传播基督教义，你这一行动总是对叛军的帮助、支持和鼓舞，因而，把你卷入重大的犯罪之中……你在广州有一个礼拜堂，你就在那里进行正常的活动好了！”

罗孝全是个倔强的人，他并不理睬马沙利的威胁，而是径直从广州来到上海，为自己的天京之行作准备。他于1853年7月5日离开广州，到达上海的海路用了整整25天。在此之前，他关闭了东石角礼拜堂，并宣布脱离美国南部浸会而成为独立传教士。这样，他就不必为自己的行动而承担教会方面的责任了。

接下来的困难来自经费方面。脱离教会后，罗孝全立即尝到了独立传教士的穷窘滋味。他此时已一文不名，到上海的旅资还是由广州的一个商人提供的；此外，在苏格兰的一个团体又资助他一百块银元，助他成行。抵沪后，他寄住在一个相熟的传教士家里，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况且，在当时，从上海经太平军占领下的镇江等地到南京，不仅路途艰险难测，还要想办法越过沿江清军水师的封锁线，是一件要冒很大风险的事。凡此种种，使罗孝全一度感到束手无策。

7月31日，他在给远在香港的妻子的信中写道：“今天我陷于很大的困难，对预期的任务不知该怎么办……公使不认可。帝国分子（指清廷）自然也不会赞成——路上有海盗，我也没有带药品……我为自己的犹豫感到羞耻，特别是想到冒死救赎世人的救世主时更是如此”。

在上海的许多美国传教士和商人都极力赞同罗孝全早日到南京去。在此之前，英国驻华领事官员及法国、美国的使团相继访问过天京；其间，有不少的西方传教士和商人还到过镇江、苏州等太平天国占领地区，不仅带去了圣经、药品，有些人甚至向太平军供应手枪、小望远镜及美国制造的新式滑膛枪。他们的收获还包括了解了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战守进退和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政策，并在各种报刊上披露太平天国人士所赠诏旨、禀报、告谕、照会和书信，发表有关的见闻和评论。

太平军在礼拜堂内举行宗教仪式。这些事情为什么他们做得，而罗孝全一个独立传教士做不得？罗孝全的支持者们特别看重他与洪秀全的特殊关系，希望他闯出一条路来，为所有想和太平天国打交道的人做出一个榜样。

不几天，众人中站出一个名叫戴勒的美国传教士，他自告奋勇愿意陪罗孝全往南京去走一遭。几个月前这位戴勒医生曾随同美国公使马沙利乘军舰赴天京，军舰中途搁浅后，他没有返回，而是改乘一艘小船西上，到了镇江。他是第一名到太平天国统治区进行访问的外国传教士，在那里停留的三日里，他受到了太平天国名将罗大纲的接待，并搜集到了一些被马沙利认为有价值的情况。有戴勒带路，罗孝全一下子感到又有信心了。

临行前的黄昏，传教士们专门举行了祷告会，并把两人送到一只小帆船上。然而时运不佳，小船进入长江后不远，就遭到清军水师的拦截而不得不返回上海。这一天是8月5日，罗孝全称之为自己一生最倒霉的日子。

但是罗孝全并因此挫折放弃自己的计划，从1853年夏到翌年秋，他继续留在上海，等候和寻求机会去南京。在此期间，因马沙利的对华政策在国会受阻，美国政府换麦莲为驻华公使，并督促其早日访问天京。罗孝全本以为这下可以作为随行人员一同而去了，但麦莲启程并没有理睬他。这使他非常伤心。

后来，美国南部浸会被罗孝全的执著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可用之才，因而召请他回国任加利福尼亚州一所教堂的主教，却被他谢绝了。他说：“我认为南京的召唤更重要，这是上帝的召唤”。但这个信念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经济上的困难一直困扰着他，使他的生活渐渐捉襟见肘。在上海的一年多里，他举债已达两百元，难以再撑下去。

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返回广州的礼拜堂继续等待机会了。

罗孝全在广州又等了4年。这期间，他没有打消到天京去布道的念头，洪秀全也没有忘记他。

1858年末，天王洪秀全发布的《赐西洋番弟诏》。

1858年末，洪秀全发布《赐西洋番弟诏》，其中有云：“朕前游行粤东省，礼拜堂诏罗孝全。那时朕诏上过天，天父天兄托大权。于今孝全曾到否？到则上朝共朕言”。不久，太平军大举进军江南，连克常州、无锡、苏州、嘉兴等地，直逼上海近郊。罗孝全才从广州辗转至太平天国的统治区苏州，在忠王李秀成的安排下抵达天京与洪秀全会面。

时光如箭，这已是1860年10月了。

梦断天国

天京的10月，虽没有江南暮春三月，莺飞草长的迷人景致，但进城时被众人簇拥且受到敲锣打鼓欢迎的气派，倒也使罗孝全感到十分的受用。他微微地仰着头，严肃而刻板的脸上浮上了一层平日难以见到的笑容。

此时，太平天国晚期政局已摇摇欲坠，但太平军占领长江三角洲除上海以外的大部分地区这一事实，仍使城内洋溢着短暂的歌舞升平景象。罗孝全被这气氛所感染，他那满意的神情仿佛在告诉人们，作为上帝的使者，作为洪秀全的导师和尊贵的客人，这一切理所当然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太平天国印刷发行的《太平救世歌》，这是以东王杨秀清名义发表的诗文，主要阐释上帝的权能和君臣兄弟之道。罗孝全住进了干王府，襄佐洪仁处理外事。他被赐封为接天义，这个爵位在王以下，是义、安、福、燕、豫、侯六爵中的第一等。太平天国王爵滥乱，先后封了两千七百多个王，六爵中每一类都有数千人，“满朝之内，皆义皆安”。罗孝全依然兴奋得眉飞色舞。这种情状，在他致美国国内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现得一览无余：

我初到时即封以高官，赐我显爵，复许以匹配3个妻子－－太好了！当然我皆推辞不受。

现在，兄弟们，请到这里来帮助我们罢！请来，这是迫切紧要的事。来罢，传教士们，来罢，读圣书的人，来罢，教师们！谁愿意的，都请来罢！

罗孝全在太平天国的走运，于当时对洪秀全持怀疑和观望态度的西方社会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一时间，罗孝全与洪秀全传奇般的友谊被大肆宣传，成为各国报刊的头版新闻；不少西方观察家甚至认为，基督教文化彻底占领中国的日子已近在眼前了。

英国图书馆藏《天兄圣旨》卷一首页，此书主要记录天兄下凡事。这一切不过是高兴过头了而已。很快，罗孝全就感到有一点不对劲。见面之前，洪秀全先给他发了一道《诏书》，问他：“孝全西洋同家人，识得朕心否？”朕心是什么？洪秀全说：我就是上天，我的话就是圣经。你罗孝全要做的事便是代我去布道，让所有的外国人都改信太平天国的宗教。

接下来，罗孝全还感到有一点不快。在拜会洪秀全时应该遵守哪一种礼仪呢？按照太平天国的礼制，大臣朝见天王，当然要下跪。罗孝全绝不答应。参加早朝那天，他勉强穿上了朝服，随着高级官员们排在一个长队的末尾，走进接见大厅。仪式进行到礼拜上帝时，站在洪秀全座侧的干王洪仁唱道：“罗孝全拜上帝”。罗孝全迟疑了一下，终于和众人一道跪下了。不过，他将面孔从正对洪秀全转到了另一个方向。

他的脸涨得通红，满是愤怒和羞耻的表情。

最后，罗孝全简直无法忍受了。洪秀全采用通信的形式开始与他讨论宗教问题，但是这位天王在谈论圣经所用的语言实在是应该下地狱。

譬如，“上帝--耶稣--圣灵”三位一体本是基督教最基本的观点，洪秀全却坚持认为耶稣低于天父（上帝），竟然说：“天父是我自己的父亲，耶稣是我自己的哥哥，和我同由一母所生。天父和天兄使我成为统治者。”再譬如，对于洪秀全再三强调的自己上过天堂并与神有所交往的事情，罗孝全多次表示不可靠，不相信，认为是天王受了欺骗。洪秀全教训他道：“你还不觉醒么？你还不相信么？为了幸福，你相信吧！诚上加诚，忠上加忠。”

特别使他沮丧的是太平军对于基督教教义普遍的无知。1861年3月的一个星期六，是太平天国的安息日。身穿黄色长袍、已被洪秀全任命为洋务丞相的罗孝全带着来访的伦敦布道会传教士艾约瑟，兴冲冲地去参加城内太平军的布道活动。出乎意料的是，主持仪式的官员只讲了士兵的日常义务，值勤时应当遵守的纪律等等，讲话丝毫没有涉及宗教教义。艾约瑟对此大惑不解。

罗孝全按捺不住，上前去宣讲了一通耶稣及其永生的事迹，黑压压的一片听众露出牛听弹琴的表情。于是艾约瑟问一名听讲的士兵：“谁是圣灵？”士兵答道：“东王（杨秀清）！”艾约瑟哭笑不得，转过头去对罗孝全评价道：“由此可见，大多数太平军对基督教是很陌生的，他们对圣灵的理解是不正确的。”

“愿上帝饶恕他们吧”，罗孝全耸耸肩，头也不回地走了。

随着夏天的来临，南京城内白日流火，夜晚湿闷，罗孝全感到思绪烦乱，精神不振，连天王府里每周一次有名无实的安息日祷告会都懒得去主持。洪秀全也不再召见他，他们之间讨论宗教问题的通信也停止了。

罗孝全终于醒悟，太平天国并非他所期盼的基督教化运动，洪秀全等人也不是他想象中的“纯正的基督教徒”；太平天国的宗教和政治都有自己的内容和特色，它只是借助基督教的形式来服务于革命，而无意接受其他任何主张。

太平天国干王洪仁撰写的《?政新篇》。与此同时，太平天国与英、美法各国的关系也有急转直下的趋势。至年末，在暂缓一年对上海的攻击后，太平天国拒绝继续向外国履行不进攻上海和吴淞两地的保证，先后三次猛攻上海，与各国开战，并打死“常胜军”头目华尔，这使得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一下紧张起来。

作为斡旋太平天国外事的洋务丞相，罗孝全自然受到各方的指责。他越来越觉得难以在天京再呆下去了，开始作出走的准备。在这当儿，干王洪仁为一件小事杀死了他的仆人并向他寻衅，使他找到了与洪秀全分道扬镳的理由。

后来他这样描述道：在离开南京前一周，洪仁来到他的住处，“未加警告并无任何正当理由地当者我的面用一柄长剑将我的一个仆从杀死”。接着，暴怒的干王向他的脸上泼茶水的残渣，并殴打他：“遵我主之命，我转过脸，他于是用右手猛地抽了我一个更响的耳光，打得我的耳朵嗡嗡作响……我那时对他们传道成功及此运动的善果已经绝望，遂决意离开他们。”

1862年1月20日，罗孝全，这位太平天国的“宗教师”怀着失望和恐惧，从干王府逃到停泊在南京城外江面上的英国军舰“狐狸先生”号上，回到上海。

最后一幕

1860年夏天，攻打上海的太平军忠王李秀成部。

罗孝全回到上海后，惊魂未定，便急于把自己在天京的“不幸”经历公布于众。一连两周，他闭门不出，在狂乱和一些无法自制念头的支持下写就了一篇长文。2月8日的《北华捷报》刊登了这篇掺杂着混乱的叙事、大胆直率的评论以及惊人告诫的自述。这天的报纸很快销售一空，罗孝全成了上海滩租界里晚餐桌上的一个热门话题。文章说：

在我于1847年成为洪秀全的宗教教师，并希望上帝的旨意将由他崇高的思想降福于这个民族之前，我一直是他的革命运动的朋友。……但是，在他们那里住了15个月，并密切观察了他们的活动——政治的、商业的和宗教的——我的态度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我有足够的理由反对他们，正如我曾有足够的理由拥护过他们一样。……

洪秀全一直对我非常友善，但我相信他是一个狂人，完全不适宜做一个统治者。……他的宗教自由和众多的教堂只是一场闹剧。在传布基督教方面完全无用，比无用还要坏。他仅仅是为了传播他自己的政治宗教，把他自己与耶稣放在同等地位，由耶稣、天父上帝、他自己以及他的儿子（幼主洪天贵福）构成对一切的统治者。

这是罗孝全与太平天国决裂的宣言。太平军是“传教士的敌人”、“一群强盗”，因而“必须受到外国人的剿杀”这样的激烈言辞，不仅出自他个人之口，也代表着外国势力对太平天国运动从抱有好感和期望到不理解或误解，再到完全反对这一段不平凡的心路里程的结束。

此后不久，罗孝全返回广州，仍然住在南关天字码头的东石角礼拜堂。走进破败不堪的门庭、布满灰尘的厅堂，他有一种侥幸的心情。因为几年前在上海等待去天京时，为解生活窘境，他曾考虑过出租这座礼拜堂的计划。如今，有这样一个栖身之地，他甚感安慰。

此时，他已届花甲之年，经过在南京的这次事变，一下子苍老了许多，颤巍巍的步履和布满皱纹的脸上忧伤的表情，使他看起来是一个十足的垂垂老者了。

在广州居住的最后几年，人们经常看见他呆坐在礼拜堂庭院中的一把旧藤椅上，闭目沉思，怀想心事。

有一次他在祷告会上问：在上帝的仆人里，有谁能用10漫长的时间做一个同样内容的梦？人们无言以答，但谁都知道，这是指他与洪秀全交往的事。后来，在安息日、圣灵日以及受洗仪式上，他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到了语无伦次的地步。

1866年初，罗孝全首次出现病症，据初步诊断，是麻风病。这与他早年在澳门向当地患有麻风病的居民施药并宣讲基督教教义，是否有直接关系呢？人们这样询问。罗孝全含泪离开中国，回到他分别三十年的故乡。又过了5年，他死于伊利亚诺州上阿尔顿的一所麻风病院。

这时候，横扫中国数十万平方公里土地、持续了12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的余波已消隐无踪，洪秀全青史留名，但是，他与传教士罗孝全之间的这一段曲折故事，却早已被人们忘却了。

绰号叫做“中国迷”

苏格兰穷牧师的儿子傅兰雅（JohnFryer）从孩提时代起就十分向往中国，这完全是受其父亲的影响。他父亲是虽个小镇传教士，却十分关注东方，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尤有兴趣；家里生活并不宽裕，但最大的乐事就是倾其所有，资助在华传教士。为此，“我的母亲则在一段时间里，干脆以大米为主食”，傅兰雅回忆道。生于1839年的傅兰雅，因家境拘紧，从小做过童仆，替有钱人擦皮鞋、洗刀叉、打扫楼梯，对社会地位给人带来的不同景况，有着刻骨的体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他也迷上了中国，经常跟着父亲去听从中国回来的商人、传教士举行的报告会。后来，他在自传中回忆道：

在我的孩提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比阅读我千方百计搞到的有关中国的书，更令我愉快。上课写作文，我的题目总是与中国有关；我太想去中国了，因而同学们给我取了一个绰号‘中国迷’。

在贫困中长大的傅兰雅出人头地的愿望，要比同龄人强烈得多，“当我揩洗台阶时，我就想，要把每一个谋到手的工作，都当做作向上爬的垫脚石”，他后来这样写道。为了实现梦想，他留心每一个机遇。因此，1861年他靠政府奖学金读完伦敦海伯雷师范学院的课程后，马上申请到了去香港的一所教会小学——圣保罗书院任教员的职位。这一年，他22岁。

傅兰雅像。在中国的最初几年里，傅兰雅很快显示了自己的语言天赋，他不仅掌握了汉语，而且学会了说广东方言；为了学习“上流社会”使用的官话，他曾投奔著名传教士丁韪良门下，在北京的同文馆做过一年英文教习；后来，他又去上海，在英华书院——“一所传教士主持的、房顶开缝的学堂”，教大约20个中国商人的儿子学习基础英语……这一切，对雄心勃勃的傅兰雅来说虽没什么吸引力，他厌恶教学的枯燥乏味，也不喜欢中国孩子，因为“向那些本已无缝的小脑袋瓜里死命地填充知识，实在是苦差一桩”，即使每天只在课堂上念一小段《圣经》都让他觉得苦不堪言。远离家乡、孤身于中国人之中，更使他感到寂寞、乏味难耐。尽管他不停地抱怨“在这个野蛮的国度，我已经活够了”，“我过的是一种充满动荡的邪恶生活”，但是他有韧性，懂得忍耐，并始终怀着向上爬的信念，鼓励自己在中国坚持下去。这正是他区别于其他在华外国人的地方。这为他后来踏入中国的上层社会，积累了资本，铺平了道路。

就拿学汉语来说吧，一开始，他周围的不少外国人都对短时间内掌握这门古老语言充满了信心，花钱请来教师，买来课本，但往往学上一个星期、一个月，就叫苦不迭，纷纷知难而退了。傅兰雅却为此投入了十倍、百倍的时间和耐心，以至于头发谢顶，“不幸的胡须”开始“转为可怕的灰色，照这种速度下去，明年就会一片花白”；他在信里还告诉堂兄苏塞，由于热衷于与中国人对话，自己连英语也变得不伦不类了，“哪天回到英国，你听起来一定会大觉滑稽”。

19世纪60年代的上海，被称做西方冒险家、野心家的天堂，但对傅兰雅这个无一所长、以舌耕谋生的异乡客来说，却是一片写满了未知数的天地。这期间，漫长的等待和单调生活造成的挫折感，使傅兰雅分外怀念家乡，并多次产生打道英国、回乡定居的冲动。“在家乡寻一个安静的小村庄，找一个轻松的活计，拿一笔过得去的薪金，娶一个可爱的女人操持家务，这是多么惬意的事！”他曾为自己描画了这样一幅图景，并不是真的要这样去做，而是用来驱散日常生活中的失意和沮丧。他清醒地认识到，“像我这样在国外呆了六年的人，即使回国，也无异于去了一个陌生的国度。我在中国养成的各种习惯，至少要两三年才能改掉。长期滞留中国的人，回到英国是不会幸福的”。

总之，在傅兰雅看来，回国就等于承认失败；乘着自己身体强健、意志坚定，应该在中国闯荡一番，有所建树，才好“衣锦还乡”啊。1866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安慰自己：

我命该在中国呆下来，我已学了六年汉语，懂三种方言，了解了书写的一般规律，假如我把这一切扔掉，就等于我把时间白白抛弃了。另外，我在英国又能找到什么工作呢？而中国目前才刚刚向西方文明开放。每年，它都会出现相当大的进步。两三年之后，我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就将成为无价之宝，人们会说我人才难得。

傅兰雅选择了克制和忍耐，选择了留在中国，一边在英华书院做着毫无前途的教书匠，一边等待实现自己梦想的时机快快到来。

冲进上海名利场

就在这一年，傅兰雅的机会来了。他被上海的教会团任命为在传教士中享有盛名的《中国教会新报》的主编。这份周刊由基督教会发起，字林洋行出资创办，是沪上最早的中文报纸之一，其内容以刊登教义和传教士活动为主，同时也载有中外新闻、言论和天文地理知识等，曾因为大量报道关于太平天国在江南的活动颇受外界注意。

虽然傅兰雅来中国的初衷是从事宗教活动，也曾想当一个像他父亲那样的传教士，但来到中国后，看见传教事业十分不景气，便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因此，眼下他对为教会服务并无热情，感兴趣的是如何把报纸这个工具，变成自己下一个向上爬的垫脚石。

“现在，我挣脱了桎梏，像鸟儿钻出笼子，在天空翱翔。”他兴高采烈地告诉家人说。

傅兰雅接办时，《中国教会新报》已改为周三刊，登载内容以转录京报及本地新闻居多。他出任主编后志向甚高，不仅下决心一年内将报纸发行量翻一番，还欲使它成为启蒙中国的工具。在撰写的文章和社论中，他竭力唤起读者对西方的新闻、科学和教育的兴趣；他还向清廷建议，政府应让大部分中国学生花3年时间学习外语，然后送他们到欧洲的大学留学；他的关于政治改革的文章也经常被广州和香港的报纸转载。他在家信中对此喜不自禁：

我的汉语水平，以及人们传说的我掌握各种土话的超凡能力，还有我的文笔，我作为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中国报纸的主编，理应使我具有高人一等的地位……我在中国已经名闻遐迩，这恰好是不少比我能力强的人想得到而无缘得到的东西。

傅兰雅很快适应了这个角色，他自认为已经向上流社会迈进了一步，并开始刻意地寻找与之相匹配的东西。“我也要买一桶啤酒，每天喝上两杯”，因为这样做，才能和身边的生活节奏合拍。他还向父母夸耀说，他在上海每天都参加大量的体育活动，顿顿吃的是山珍海味；“一天喝一杯果酒，两杯啤酒，外加牛排和鸡蛋，对我好处最大。我还觉得，人必须经常吃一点开胃药”。

1860年代以后，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出现了新的迹象。此前，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遭受到的失败以及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期间焚烧圆明园的事实，都使得清廷在震惊之余认识到，现代的西方人与早先在沿海骚扰中国的外夷是根本不同的。当时，头脑清醒而且讲求实际的官员们更是越来越感到了“西风东渐”势不可挡，他们开始力促外交事务走向现代化，建立起西式的工矿企业，并且聘用外国人协助应对新的国际形势”。传教团起用傅兰雅主编自己的机关报，正暗合了这股潮流。

傅兰雅对这一新的事业很有自信，他自己估计道：“……至少有5千名中国士大夫读了我的文章，他们的妻子儿女也会对我的看法感到新奇。”事实上，在短暂的办报生涯里，这份报纸已成为他冲进上海名利场的弓箭，他挥舞着它追逐每一个机会，目的就是一鸣惊人。此时，鸦片战争已过去20多年，随着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势力加快东进步伐，由外国人创办的报刊纷纷涌进上海这“冒险家的乐园”，表达各自的利益。早年间，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报刊，仅在研究中国文字与风土人情，为后续来华传教、经商者做向导而已；如今，西人出版的报刊更多地借助商人之力，以本国在华利益的代言人自居，把目光投向包括中西外交、商业、政治在内的广阔领域。在各口岸通商城市，定期出版的外文报刊的读者除了在华的外国人，还包括就学于西学学馆的中国学生、洋行的中国雇员、关注商业广告的中国商人等等，发行量一般只有上千份。傅兰雅自称《中国教会新报》拥有五千读者，是“发行量最大的中国报纸”，可见其影响非同一般。

但傅兰雅雄心更健，他不仅要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读这份报纸，还想将影响扩大到地方官府乃至朝廷里去。实际上这样做正适得其反，反而使官员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名义上是朝廷雇员的外国人，成天在一份教会报纸上对中国事务指手画脚，似乎多有不妥。很快，到了1868年，傅兰雅丢掉了这个差使。不过，傅兰雅也用不着担心，眼下“洋务运动”正在大张旗鼓地开展，朝廷准备起用有本事的洋人担当责任，人们已答应他，将有更重要的职位等着他。

加官晋爵之路

人说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在那个西风东渐的时代，已称得上“中国通”的傅兰雅更不会让任何一个通向加官晋爵之路的机会与自己擦肩而过。这年春天，他被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聘书所吸引，决定去那里做科技翻译官。

“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1865年，李鸿章如此向朝廷起奏道。不久，李鸿章命人买下美国人佛尔士设在上海虹口的旗记铁厂，并将另外两个洋炮局并入，创办了沪上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两年以后，江南制造局迁址到城南高昌庙，成为南方造枪造炮、造船造机器的重地。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李鸿章本人及左宗棠、张之洞等大臣都担任过江南制造局的最高职位--督办，具体经办人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人都是中国近代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专家。

傅兰雅的同事徐寿、华蘅芳、徐建寅在翻译馆留影。其中徐寿是中国近代造船的鼻祖，其子徐建寅也是江南制造局的第一代科技人员，著述甚丰；华蘅芳则是有名的数学家，兵器设计、制造技术等方面颇有建树。1868年6月，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高昌庙局门里正式挂牌，傅兰雅、伟烈亚力、玛高温等几个译员陆续到馆。傅兰雅如此爽快地上任，不只因为这个职位年薪高达800英镑，足使他过上富裕的生活，他看中的是这项工作的前景。他告诉远在英国的父亲：

充任中国政府的科技著作翻译官，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职业，它受人尊敬，无比光荣，而且有用。我打算将这一职位当作在中国谋求更高官衔的跳板。我的志向无边。我的职位完全是独立的——什么领事馆、海关，都无权管辖我。

江南制造局大吹西风，聘用外籍人员入主翻译馆，这在当时独一无二。翻译馆所译的书籍，以西方科学技术为主，书目由中国官员选定，随后傅兰雅从英国订购运来。受到中国官府如此重用，傅兰雅真有点受宠若惊。但对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他和信任他的官员们一样缺乏了解。此前，上海道台冯桂芬找到傅兰雅，提出一项计划：从一所学校里选出10名有学问的中国人，派到江南制造局，由傅兰雅教给他们制造蒸汽机的原理。对蒸汽机原理一无所知的傅兰雅只能耸耸肩，拒绝这个近乎荒唐的要求，引起了冯桂芬的不快。

左为傅兰雅手迹，右为他与江南制造局签订的合约。不过，为了博得中国人的信任，求得进一步高升，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做事相当卖力。他对科技本来知之甚少，但还是愿意象学习汉语那样下苦工夫钻研，而且毫无怨言。“我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从头开始。……上午，我研究煤炭及其开矿，下午则学化学，晚上学声学。”同时他特别注意以一种“屈尊俯就”的态度与翻译馆的中国同事相处，和他们交朋友，以至于他觉得自己“已是半个中国人了”。他还感叹道：“在这儿住了8年，我已不再思恋家乡……我的最好的朋友都是中国人。”

对他的这些努力，周围的环境似乎都不太买账。江南制造局共聘用了10个西方人，由于傅兰雅与中国人亲近，而被他们视为“叛徒”；又因为他随心所欲地与中国人打交道，常常引来莫名的妒忌。这使他渐渐断绝了与西方人的来往。但是，要讨得中国主人的欢心也非易事，傅兰雅的梦想是获得提升，在中国官场中捞个一官半职，他的最大希望是“奉旨在伦敦办一所中国学院”，或者“至少率领一群年轻人，去欧洲考察我们的各种艺术和制器”。但是，朝廷并无意委他以这些重任，他的希望常常都是一厢情愿。

过高地估计自己在江南制造局影响力，给他带来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沮丧。有一次，制造局的官员找到傅兰雅，要求他制造枪火帽和炮管使用的氯酸盐，他只用一天时间完成了这项工作，试验结果非常好。他满心希望这会赢得令人羡慕的奖赏，但官员们只是表示满意而已。1868年，江南制造局组装的第一艘木质火轮“惠吉”号下水试航，轰动上海，傅兰雅兴奋地通知家人：“我认识了中国的最高军事官员（曾国藩），他会乐意把我叫到他的左右，与他一起试航。”但是在试航前夕，他并没有等到让他望眼欲穿的请柬。

没有加薪，没有提拔，更没有被委托期望中的重任，中国官员只是把傅兰雅看作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雇员，利用他解决各种棘手的技术问题，完成规定的任务。而乐此不疲的傅兰雅还没有看穿这一点，他把全部精力花在了科学研究、实验，以及翻译西方科技文献上。

当时，翻译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刚刚引入中国，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和语言隔阂，译书多采取“口译笔述”的原始形式。即翻译每一种新书，都需两人搭伴合作，先由外国译员熟览一过，随后按原意逐句读出汉语，再由中国译员笔述，待译出初稿后，最后按照中国文法共同修改润色，成为定稿。这是江南制造局特有的翻译方法，对傅兰雅等人来说，既是个苦差，也是一种磨炼。

早在鸦片战争前，清廷中就有少数官员以把翻译西文报纸为当作获取外国情报的一种方法，1852年以后出版的魏源《海国图志》新版，就包收集了大约二十部有关译著的资料；当时，由西方传教士在香港出版的时尚的中文月刊《遐迩贯珍》曾作为包括翰林、道台在内的官方和知识界人士的流行读物，风靡一时；中法战争期间，李鸿章、丁宝桢等人在其奏稿里，也对一本被译成中文的有关海防的德文著作所阐述的海战原理津津乐道。在这种氛围里，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的一系列科技和资料广泛流传于朝廷和地方政府，并受到热烈追捧，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了。

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馆外景。江南制造局下设炼钢厂、锅炉厂、铸铁厂、铸铜厂、炮弹厂、枪子厂、火药厂等，另有江南船坞，是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兵工厂。

据时人统计，从开始翻译的1868年到1879年止，傅兰雅和其他在江南制造局供职的西方传教士们共翻译了近百部著作，销售量已达3万余部；而傅兰雅在当时外国传教士中译书最丰，其单独或与人合译的西方科技、文化类书籍就达129种，内容涉及物理、数学、化学、军工、矿物、冶金、医学和社会科学等各个方面。到1880至1896年间，傅兰雅本人又推出译著74本，大部分都是以前未涉及过的新学科，如地质、气象、植物、法律、解剖和政治经济学等等。傅兰雅等人还与徐寿合作，系统翻译和介绍了西方最新的化学知识，成为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他们创造性地制订的一些元素名称，如钾、钠、钙、铅、镍等，简明扼要，一直沿用至今。

在为个人理想奋斗和苦熬的历程里，傅兰雅或许从来没有想到，他要在江南制造局度过长达28年的译书生涯，并由此成为开中国近代科技新闻之先河的人物吧。

创办《格致汇编》

在艰苦而寂寞的译书工作的之余，傅兰雅于1874年创办了旨在普及和推广自然科学的格致书院，开班设讲，定期展览科学技术成就，逐渐将其发展成为一所西学图书馆。所谓格致，是时人对物理、化学等西方科学的总称。两年后，他得知由丁韪良、艾约瑟等传教士在北京出版的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即将停刊的消息之后，便“重操旧业”，独辟蹊径，以书院的名义发行了一份专门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月刊《格致汇编》，“一方面要促进探究的精神，一方面要在大清帝国传播通俗实用的科学知识。它将为介绍已经出版的科学译著服务，刊载科学课程的短篇解说和科学讲演稿，并作为本邦受教育人士问询、获取其感兴趣的科学信息的媒介。”

傅兰雅主编的《格致汇编》封面。创刊号于光绪二年正月十五日（1876年2月9日）问世，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份科技杂志。这份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份科技杂志，使他的名字与近代中国科技与新闻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以刊登科普文章为主的《格致汇编》，除介绍各门科学的专门知识外，傅兰雅还发挥了早期办报时积累的经验，开辟“算学奇题”、“互相问答”和“格物杂说”等专栏，报道西方技术在世界上的应用；连载译著，介绍科学仪器和日用工业技术以及卫生学等方面的专门学问，同时还广泛宣传汤若望、瓦特、富兰克林等科学家的事迹；在介绍化铁炉、蒸汽机车等外国先进器械时均附有插图，与《上海新报》的“机器图说”专栏有异曲同工之妙，很受读者欢迎。

刊物的主要作者是江南制造局的科学家，有徐寿、华蘅芳、贾步纬和徐寿之子徐建寅等人，傅兰雅在刊物上直接选登了他们的一些译著，如《电气镀金略法》、《入水衣全论》、《回特活德钢炮论》、《海战指要》、《测候诸器说》、《石板印法》等，这些著作都是因为载入《格致汇编》而流传下来的。经常为刊物写文章的还有艾约瑟、巴心田等名人，以及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卜舫济、苏州博习书院的潘慎文、京师同文馆格致教习欧礼斐和、登州文会馆校长狄考文等几位在中国从事教育和文字工作的外国传教士。《格致汇编》断断续续出版十多年，并曾多次增补重印，受到当时渴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全赖这支站在时代前沿的作者队伍支撑。

这正是中西交往史上最为跌宕起伏的时代之一。不断深化的洋务运动，正在促进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里的显著变化，朝廷自1861年设立了第一个专理外事的机构——总理大臣衙门后，1873年同治皇帝接受军机处的建议，在接见一批外国外交官时准予免行叩拜礼；1876年，一个赴欧洲考察团终于成行；又过了一年，第一个驻外使节郭嵩焘出使英国……这些构成对外关系发生变化的背景和因素，也为傅兰雅这个名字走进中国近代科技史提供了恰当的机会。

与此同时，西学又因以北京、上海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西式学堂而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在京师同文馆、北京大学堂等官办学堂里，已经进行语言、技术、电报、采矿、造船、海战和陆战等方面的教学；此外，一些由传教士开办的学堂如英华书院、格致书院等，更以直接传授西方科技知识为主，使西学教育短时间内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据记载，当时有不少中国人、特别是在通商口岸的文人和商人，对西方科学的好奇心不断增长，常常给《格致汇编》杂志的傅兰雅写信，向他询问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使他一时间成为京沪两地知识界的名人。来信大都询问关于近代科学和工艺技术的问题，如关于电镀、农机具、潜水器具、养蜂法、照相法、纺织机械和石印术等等，表明当时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科学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傅兰雅答复读者的问题相当认真，有时还请徐寿、贾步纬等专家回答。

格致书院发行的启蒙课本。《格致汇编》非常注重实用工艺技术的介绍，发表了不少关于采煤、火车与铁路、造船、机械、炼钢炼铁、纺织机械、电报电话、石板印刷术等新技术、新工艺方面的译著，呼应了正在兴起的自强运动。此外，它也十分热衷推广当时输入中国的许多“洋货”，如关于玻璃、冰块、啤酒、汽水、纽扣、针线、火柴、水泥、电灯等的制造工艺，以及制糖、打米、磨面、榨油、制砖等日用机械技术机械，这些都十分合乎当时读者的胃口。

在介绍科学知识方面，《格致汇编》突出介绍了科学仪器和科学实验。出版不久，常常有读者来信向傅兰雅请教如何进行实验，或问询哪里能买到仪器。傅兰雅曾刊登告示说：“……内地之人要考究格致之学，不知器具与材料何价并何用法。凡阅《汇编》诸君，如要买何种器料，致信下问，本馆当回复言明，不取分文。”同时，他还购买了部分仪器和药品，为读者提供代售服务。不久，他还连续刊登了英国几家有名的科学仪器制造商的产品广告，又编译了这几家公司的详细产品说明书，辑为《格致释器》在《格致汇编》上连载，成为清末介绍西方科学仪器的重要文献。

这期间，傅兰雅所做的最有意义的工作，也许还要算上在促使译文科技用语标准化方面作出的努力。他曾花大气力编纂了第一本中文技术术语和词汇字典；1890年，他促成了“中国教育协会”的成立，担任总编、经理委员会主席并兼任出版委员会秘书，具体负责化学、矿物学、气象学、印刷术、电镀工艺、化工仪器、哲学、铸造工艺、枪炮制造、造船工艺、开矿和土木工程等学科的名词规范化工作。今人耳熟能详的这些科学技术名词，就是经他之手推敲、落定，从而家喻户晓的。

《格致汇编》停刊时间未详，据专家查证，现存最后一期是1892年冬出版的第七年第四卷，距傅兰雅离开中国还有四年时间。当年，傅兰雅以“给中国引进科学”为宗旨创办了这个刊物，但“洋务运动”始终未能深入开展，最后成了一场代价沉重的试验；对此，傅兰雅的失望落寞之感，是可以想见的。

培养中国趣味

年届四十的傅兰雅须发皆白，脸膛红润，身着中国官服，操一口纯正的官话，在周围人眼里，这位白皮肤洋大人已是个地道的“中国通”了。他不仅是个学贯中西的高人，还是一个很有兴味的社会活动家，喜欢骑马，读古典话本小说，不仅热衷参加在沪西方人上流圈子里的聚会，也爱和中国文人们一起谈天说地，饮酒作乐。

身着清朝官服的傅兰雅。在生活方式上，他也尽力模仿平时来往密切的中国同僚。到江南制造局上任后，他在高昌庙附近租了一所中国式的院落，每天乘坐轿子去翻译馆上班，傍晚时闻着炊烟的味道回家。译书之余，他经常约上几个好友乘马车进城，在各种交际场上留下自己的名片，遇到什么高兴的事情，还和翻译馆的同僚们去近处的尼姑庵吹拉弹奏一番。为了打发晚上闲暇的时间，他花了一笔钱弄来在当时来说最时髦的什物——一台天文望远镜，用来了望星空，自得其乐，一时间成为坊间美谈。

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近代中国小说的最早倡导者之一。1895年夏天，《中国记事》杂志和《申报》上，都刊登了一则“求著时新小说”的启事，落款处写着：英国儒士傅兰雅谨启。主要内容如下：

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息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

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综，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稀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

启事还公布了投稿方式、评选办法以及奖金数量等，形式上无异于后来的征文、征稿活动，但“时新小说”这个创意，显然源自外国小说。正如傅兰雅事后对这次活动的一篇评论里所说：“一个写得好的故事会对大众的心灵发挥永久而巨大的影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但可能没有一部能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在唤起人们反抗奴隶制度方面相媲美。……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故事，或一系列故事，描写上扣人心弦，真实地反映生活，揭露政府不能或不愿抵制的到处猖獗的重大积弊——鸦片、缠足和时文。”

到当年年底活动结束时，位于上海三马路的格致书室共收到约162篇稿件，作者中有一半是教会学校的学生，作品则五花八门，有“从学生或村学究写的寥寥数页到长达四卷或六卷的动人心魄的故事”，有“充之以诗歌”者，还有“专业小说家水准的作品”。有些稿件书法漂亮，装帧考究，甚至附有插图。最后，获奖人数由原定7名增加到20名，奖金增加了50元，其作品计划公开出版。可见此次活动声色不凡。

一般史家认为，中国现代小说始于梁启超1902年在横滨创办的《新小说》杂志。这一年，《新小说》以连载形式发表了梁本人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被公认为“新小说”的第一部作品。但傅兰雅对新小说的提倡却比梁启超早了七年。

据此把傅兰雅看作一个喜欢中国话的书呆子，那就太低估他了。傅兰雅很有经商头脑，他对做生意赚钱也很感兴趣，刚来上海时曾与人合伙倒卖过茶叶，后来在江南制造局译书的同时，还开设了一个书屋，名为格致书室，专售各种图书，凡是翻译馆译出的书都放到书屋出售，并在天津、汉口、福州、汕头、香港等通商口岸设分销处，分销全国各地。主持《格致汇编》期间，向热心的读者代售实验仪器和药品。1896年春夏之交，他结识了著名的维新人士谭嗣同后，居然尝试通过谭的关系做湖南矿物特产锑的出口买卖。

那年朝廷以候补知府，将谭嗣同分发浙江，谭进京办理手续路过上海时，慕名到傅兰雅所办的格致书室参观。此前，他也是《格致汇编》的一个忠实读者，对傅译《治心免病法》、《延年益寿论》等书籍尤感兴趣。当日，谭嗣同欣赏了书室展出的科学标本、仪器，并与傅兰雅讨论科学研究工作对社会、文化进步所发挥的作用等话题，他们的谈话还涉及谭嗣同的家乡浏阳锑矿的开采和销售。

浏阳地方矿产丰富，当时正值甲午战争结束不久，谭和同乡友好唐才常等力主发展矿务图强，同时为乡人造福，正在上海寻找可靠的洋人居间交涉，傅兰雅对此颇有兴趣，双方一拍即合。很快，傅兰雅物色到了一个外国买家——艾力司上尉，议定收购价为“普通矿石每吨25元5角”，在上海交货。谭嗣同在北京得此消息，即飞函通知湖南方面，要求派人前往上海面见傅兰雅，并与买家“订立合同，以为信据”。在此期间，傅兰雅一边等待谭嗣同归来，同时数次致信艾力司上尉，保证他们在这个生意中“有所作为”。赚钱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

然而一来二去的，由于缺了谭、傅二人共同在上海亲力推行，?加上机缘不合，这桩买卖终于没有做成。当时恰逢傅兰雅盼望多年的休假申请得到批准，他急着回美国去，因此，谭嗣同从京城返回上海时两人无缘谋面；再就是湖南官方出面干涉此事，宣称湘矿的开掘与销售需“统筹办理”，如此一来，傅兰雅认为有利可图的一件美事又落空了。

终归南柯一梦

至今，在江南造船博物馆里，仍保存着一份由江南机器制造局总管徐寿签发给傅兰雅的聘书，聘期为3年。然而，傅兰雅在翻译馆工作了漫长的28年，由于为中国传播西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得到清政府的嘉奖，授予他三品官衔，他也由此成为少有的几个带清政府官衔的洋人。

为了报答这一切，傅兰雅拼命地工作，身上的任务日益繁重，“我不得不加大我的研究工作量，才能与我必须翻译的书的知识保持同步”。为了取悦中国人，他也不惜付出个人生活的代价。1869年夏天，他的妻子安娜第一次生产时感染伤寒，结果孩子几天后夭折，安娜因过度悲伤，病体一直未愈。英国人一直有通过海上旅行恢复身体健康的传统，但当医生向他们提出这个建议时，傅兰雅顾虑重重，甚至鼓不起勇气来向他的中国上司请几周假。因为他知道，这对中国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事，甚至可能被认为他在找借口拖延工作或发泄不满情绪等等。因而，他只能把妻子送到一个好友家里小住几天，权当休假了。

傅兰雅藏书票。书票正中是票主的英文名字：Geo.B.Fryer，两册精装书籍代表了知识。但是，当傅兰雅认识到中国不可能只通过零星地吸收西方科技，把自己从外国侵略中解救出来这一明显事实时，深感失望。到1896年，他已在中国生活了35年，度过了他的大半生。

在此前的1889年，尽管朝廷赐予他三品顶戴，付给他更高的报酬，但他仍看不到前景所在。当时他这样告诉他兄弟：“我目前品级已相当高，但再获提升不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仍然低于我的设想。”但是他很快发现，中国人不会给他再多的功名了。他认为，他在科技翻译官这个职位上为中国辛勤工作了28年——耗去了最佳年华，而最终仍处于臣仆地位，这太不公平了，中国人是“以他们觉得合适的方式利用了他”。因此，在总结自己这一段生活时，他的语气充满了凄凉与悲愤：

翻译和编纂科技书，一度为外国人所从事的最枯燥、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加之制造局地处荒郊，更觉无味。中国的这片土地弥漫着压抑人的气氛，全靠神灵指引，认识到这项工作可使伟大的中国理性复苏、活力再现，方才咬牙挺住了这旷日持久、封闭困乏的苦斗。

1911年出版的傅兰雅着《教育瞽人理法论》。傅兰雅很早就有在中国办盲校的想法。暮年时他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引导其子傅步兰在欧美学习管理盲童学堂的经验，并开始在上海筹建盲校。1896年6月，傅兰雅从上海动身回国度假，抵达美国后，受聘为加州大学东方语言文学教授。原定5个月的假期，一变成为他永久离开中国的契机，而他在华三十多年的事业，也至此画了一个句号。可以想见，这位年届44岁的科学家是怀着悲凉的心情告别中国的，启程前夕，一个了解他的朝廷大员曾赋诗一联，以为安慰：

电火亮萤虫，

声名盖南汤。

诗句赞美傅兰雅对中国的贡献，甚于历史上把西方科学引入中国的传教士科学家南怀仁、汤若望，这能否给他释怀之感？事实上，傅兰雅回到美国后，并不能摆脱中国旧梦，长期在中国生活形成的影响，仍深刻跟随着他。晚年的傅兰雅继续关注中国教育、科学等领域的变化，并与江南制造局保持着联系，如向其推介新书、举荐人才等。

到了古稀之年，他仍为中国做了一个大贡献，就是促成了第一个盲人学校——上海盲童学堂的成立。近代著名社会活动家黄炎培在其自传《八十年来》回忆道：

我在1915年到美国访问期间，……一位美国老翁挤上来和我握手，用中国话表示欢迎，说：“有事奉商，欢迎先生到我家谈。”我随老人去，他自称名傅兰雅，在中国担任翻译物理、化学几十年了。我回忆他就是上海江南制造局老辈翻译格致书籍的。那时不称理化，称格致，我初学还读过他所译书的。

傅兰雅对我说：“我几十年生活，全靠中国人民养我。我必须想一个办法报答中国人民。我看，中国学校一种一种都办起来了。有一种残疾人最苦，中国还没有这种学校，就是盲童学校，因此我预命我的儿子专门学习盲童教育，现在他已毕业了，先生能否帮助带他到中国去办一盲童学校？”

黄炎培所记盲童学校，后由傅兰雅的儿子傅步兰任校长，学校的课程设置及内容，除根据当时教育部规定的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常设课程外，还根据盲人特点另设了打字、手工、风琴演奏、声乐演唱等学科，开拓了中国盲人教育的先声。1928年，傅步兰又在中国创办了两所盲女学校；同年，90高龄的傅兰雅在美国去世。

但在很多场合，傅兰雅宁愿把自己在中国的奋斗经历称之为“南柯一梦”。他断定，在他开始在另一片异土拓荒的历程时，他先前在中国的努力都成了泡影。回到美国后，回顾在中国漫长的35年，在感慨这场“旷日持久、封闭困乏的苦斗”的同时，他仍然怀着?种“上当受骗”的心情。

是中国利用了他，还是他利用了中国？这不止是傅兰雅、也是每一个怀着梦想到来又带着破碎的梦离去的西方冒险家面临的问题“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