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人在江湖 心存穆源

- 1.乡土情结

- 2.我爱穆源

- 3.难忘师恩

- 4.儿童剧社

- 5.别了，母校！

- 第二章 革命的小毛驴

- 1.逃难途中

- 2.梦想起航

- 3.坚定信仰

- 4.革命的小毛驴

- 第三章 巡阅书店 受益无穷

- 1.辗转干出版

- 2.战斗在桂林

- 3.一份沉重的嘱托

- 4.书店巡阅使

- 第四章 冒险出版 身手不凡

- 1.救国会的引导

- 2.难忘较场口

- 3.《文萃》风波

- 4.干出版就是干革命

- 第五章 干校风云 书梦依旧

- 1.“阎王殿”琐忆

- 2.立传风波

- 3.得书偶记

- 4.“盛饭集团”的干校生活

- 第六章 十年磨剑 华彩人生

- 1.立下“军令状”

- 3.开文摘之先河

- 4.《傅雷家书》

- 5.不删一字的《随想录》

- 第七章 叶雨书衣 为业一生

- 1.为出版交朋友

- 2.干实事的思想者

- 3.为人做嫁衣

- 4.敬业为“范”

- 第八章 一世情缘 漫画人生

- 1.嗜书如命

- 2.故人情多

- 3.漫画情缘

- 4.自得其乐

- 主要参考书目

第一章 人在江湖 心存穆源

范用，中国著名的出版家、书籍装帧艺术家。

新中国成立后，范用历任中宣部出版委员会科长、中央人民政府出版局副主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和副社长，1985年，他兼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在1989年离休前，还曾担任读书出版社桂林、重庆分社经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部主任。读书人大多都知道他是《新华文摘》《读书》这两本中国第一流刊物的创办者，他还出版了《傅雷家书》《随想录》《牛棚日记》等一大批在中国图书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经典图书。

有人以为，这样一位一生与书为伴的出版大家，一定有着叫人羡慕不已的高学历，殊不知，他只念过两年私塾和四年小学。这短短的求学经历，让范用很是怀念。尤其是在穆源小学读书生活的两年时间，最值得珍惜，让他足足感念了一生。

1.乡土情结

位于长江下游的江苏小城镇江，民国时期是著名的水陆码头。这里酒楼茶馆，歌女清唱，车水马龙，船只往来，熙熙攘攘，一片繁华……

1923年，范用出生在这座小城的一个小商人家庭。他是独生子，被全家视为掌上明珠。十岁以前，范用是外婆带的。外婆家在柴炭巷，与其说那是一条巷子，不如说是条小街。这条连接西门大街的小街不长，但是好多铺子都开在这条街上，非常热闹。小街东头的“众善救火会”和天升茶楼是最热闹的地方，然而，在柴炭巷里，范用最感兴趣的地方只有三个，一个是裱画店，一个是石印局，再一个就是自家对门的小印刷铺子。

小范用总是会用好奇而充满稚气的眼光寻找着童年的乐趣——在裱画店里，裱画匠在一个红漆大案上用排刷一遍又一遍细细地刷糨糊，然后揭起来贴在墙上，这些画儿深深吸引着小范用。石印局的店铺是两开间门面的，虽不十分大，在范用看来却十分神气，店堂里放着两部石印机，两块大石头，用油墨辊子在上面轻轻滚动几下，一张张白纸就神奇般地变成了商店的广告、包装纸，变成了大舞台的京剧戏码单。石印店门口还有个刻字摊，刻字的是个戴着老花眼镜的老先生，他见范用站在那里看他刻字，总会朝小范用笑一笑，十分和善。外婆家对门的那家印刷铺子也是范用常常光顾的场所。在这里，听着印刷机发出的清脆响声，看着工人们不停地用机器印东西，他常常出了神。他还喜欢捡印刷铺印坏的纸片和地上的铅字、花边，捡来拼好，用线扎好，蘸上印泥，盖在一张张纸上送人。尽管这些字还拼不成一句话，但他自己印的东西总是显得格外珍贵。那时候，范用的理想就是长大后要到印刷厂当一名工人。那时的他已经开始认方块字了，他将红纸裁成一小块一小块，用毛笔端端正正地写上“人”、“天”、“大”、“小”……范用与文字的结缘，就源于此。

在家族成员中，从小对范用影响最大的是外婆和父亲。

外婆是一个在旧社会不太多见的妇女，她坚强能干，有主见，有魄力，很会做生意。外婆年轻的时候就跟丈夫到了镇江，在洋浮桥开过豆腐坊，挣了钱后，又开锡箔店、酒店、染坊，后来在西门大街开百货店。她还有几部缝纫机，用来做洋服和学生装。生意越做越好，外婆交友也越来越广泛，从银楼、酱园老板到自来水厂老板，从茶楼跑堂、锡箔庄师父到讨饭的，不论身份差别、地位高下，全都成了外婆的朋友。在小范用眼中，外婆不但会做生意，还很擅长交友，这令小范用很是佩服，因此他和外婆的关系格外亲密，晚上睡觉总会用自己的身体给她焐脚。后来，长大成人的范用在遇到困难或是失意的时候，总会想起坚强乐观的外婆，于是决心要做一个像外婆那样坚强的人。

范用与外婆、母亲

父亲的性格和外婆完全相反，他没什么主见，也没什么过人的本事，既不会做生意，也不擅长交际，是个典型的老实人。父亲从小就到镇江当学徒，外婆见他为人善良、老实，就要他做了上门女婿，还让他当了百货店的老板。尽管他很努力地经营店铺，规规矩矩，童叟无欺，但还是年年亏本，最后竟把本钱也蚀光了。大概父亲天生不是做生意的料吧。生意失败后，还欠下了不少债，强烈的自尊和羞耻感使得父亲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愧对外婆，两次自杀未遂——一次跳江，一次吞鸦片，虽死里逃生，但终于一病不起，撒手人寰，那年，范用才十四岁，小学还没毕业。给父亲看病的是宁波名医叶子丹大夫，范用从他口中得知父亲大概是“急死的”。失去父亲的不幸，给范用幼小的心灵以沉痛的打击，也给这个家蒙上了一层忧伤的阴影。半夜，面对父亲的尸体，小范用一点也不害怕，他摸摸父亲的胸口，冰凉冰凉的，可有谁知道，他是多么希望自己还能感觉到父亲胸口的热气啊。

在范用的记忆中，父亲虽然是个性格软弱的失败商人，却也是个有文化的关心子女的慈父。他粗通笔墨，会记账写信，最令范用高兴的是，父亲有一个嗜好，那就是喜欢看小说，李涵秋、张恨水的章回小说是他的最爱。范用喜欢看小说正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父亲自己也是念过私塾的人，因此他送范用去念了两年私塾。那是个家塾，一户开酱园店的人家，家里有四五个孩子，就请了个先生在家里讲课。范家和这家人是宁波同乡，于是朝先生拜了三拜后，也进了家塾，算是陪公子念书。塾师给范用起了个学名：范鹤镛。这三个字笔画多，写起来费劲，着实让小范用伤脑筋。父亲非常关心范用的学业，对其督促甚严。他每个月请先生上茶馆吃一回早茶，有时，范用也陪着吃早茶，吃干丝、肴肉和汤面，父亲总是不忘问：“小伢子学得好不好？”听先生频频说“好！好！好！”后，平时不十分爱笑的父亲脸上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意。

范用与父亲

事实上，小范用的确是个学习上进、钟情于读书的孩子。先生除了教《百家姓》《三字经》《论语》外，还教做对子，范用总是一学就会。先生说：“下雨。”范用对：“天热。”先生说：“路滑。”范用急中生智：“汗臭。”先生再考：“行人少。”范用立马对上：“蚊子多。”先生对范用的反应很是满意，常常捻着一嘴白胡子称赞道：“不错。”

范用虽然出生在江苏镇江，但他父母是浙江宁波人，老家在一个叫范家市的小村落。十岁那年，父亲曾经带一家人回老家看望年迈的祖母和祭拜死去的祖父。他们先从镇江坐火车到上海，然后坐大轮船到宁波，再坐小火轮到镇海，又换坐脚划乌篷船才到家。路途漫漫，一路颠簸，然而欣赏着一路的风景，目睹着一路的奇观，小范用毫无倦意，一脸兴奋。在他看来，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这真是令人终生难忘的最愉快的旅行啊。

祖屋就坐落在那个不十分惹人注意的小村子里。屋后是一片茂密的竹林，郁郁葱葱的，春天，雨后春笋争先恐后般第冒了出来。范用喜欢吃竹笋，用咸菜卤煮了盛在碗里空口当饭吃，十分美味。村头是一爿小杂货店，范用只记得店里柜台上有个大玻璃瓶，里面有圆圆的红的绿的黄的糖果，叫“弹子糖”。祖母非常疼爱小孙子，常给范用铜板，范用就拿去买糖吃——当时，用一个铜板就能买到三颗弹子糖。

祖母成天躺在床上，懂事的范用坐在床上陪她，听她唠叨。从祖母的神情中，小范用看得出来，守了大半生寡的她内心依然充满幸福和温馨之感，只是还有些许遗憾和孤独，大概因为祖父早逝，而儿孙又没能在家陪伴吧。祖父的坟头长满了一种叫茅针的野草，细细的，剥开来，将淡绿色的软针放在嘴里嚼嚼，甜甜的。

柴炭巷、印刷铺、老家、外婆、父亲、祖母……这些乡土人事、旧物场景，伴随着坟头草甜甜的味道和悦耳的印刷机转动声在范用的梦中久久地挥之不去。范用在《最初的梦》一文中写道：“惟有童年，才是我的圣洁之地，白纸一张，尚未污染，最可怀念。”

2.我爱穆源

念完私塾以后要上学堂，因为搬家，范用曾在好几个小学上过学，五年级才转学到穆源小学，因此小学时代的最后两年便是在穆源小学度过的。而五六年级对范用来说是最重要的时期。这两年的生活奠定了范用的一生。

在当时，穆源小学是一所不起眼的学校，它坐落在江苏镇江的老城区，1906年由地方名士发起，动员当地回民出钱创办的，范用是该校1936年的毕业生。他没有上过中学和大学，穆源小学便是他心中唯一的精神家园，也是他心中圣洁的所在。在这里，有他童年最初的梦想和最美的回忆。

在学校里，范用人缘好，虽然和大家年龄相仿，却是个孩子头，有很多很要好的同学愿意跟着他，积极踊跃地参加各种有意义的活动。范用就把他们组织起来去广播电台唱救亡歌曲，还组织儿童剧团去演戏，还有许多的事情都是范用带着大家去做的。同学们也都信任范用，愿意跟着他，每次范用带着好朋友去玩，晚上一定把他们一个一个送回家，直到交给他们的父母亲后才放心离去，因此，有些家长也很愿意孩子跟范用在一起，都说：“跟鹤镛在一起，我们很放心！”

穆源小学为范用兴趣的培养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环境。学校有一份叫《牧园》的墙报，是五六年级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办的。“牧园”寓意为在穆源这个校园里，有一群活泼可爱的小绵羊，它们在“牧羊人”老师的精心带领下茁壮成长。这个小刊物，不仅仅是为了练习作文，培养写作兴趣，更是为了陶冶情操，提高素养。

范用曾在这个特殊的创作天地里发表过一首小诗《我要奔向大海》：我打雪山上下来，

我要奔向大海。

就好像儿子，

扑到妈妈的怀里。

我们先是细流，

然后成为大江。

我们快活得又跳又唱，

浩浩荡荡奔向远方。

鱼儿在水底下游，

船儿在江面上走。

不管好天还是下大雨，

我们一路前进不停留。

啊，我们终于看到了大海，

她张开臂膀把我搂进怀里。

“孩子啊，你歇一歇脚，

再去大洋看看世界！”范用把做诗的过程当成是一种享受，在路上的时候，还要边走边想，灵感一现，想出一个好句子，赶紧把它写下来。写好了，改了又改，越改越得意，越改越入迷。最后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刊登，充实了墙报的内容，范用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长大后，范用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大概就是从编墙报开始产生了兴趣吧。

在穆源小学，范用常去的地方是三层楼上的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是由学生管理的，范用挺喜欢当管理员。虽然他可能因此牺牲了课间到操场玩的时间，但因此能为同学们服务，自己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跟书打交道，这实在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而范用了解图书馆，爱上图书馆也就是从当管理员开始的。

图书馆里藏着两套印得很讲究的儿童读物，一套是中华书局的《小朋友文库》，一套是商务印书馆的《小学生文库》。这两套书每套都有好几百本，故事、童话、寓言、历史、传记、地理、游记、科学知识，还有一些教你做手工、做科学小试验的书，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去图书馆次数多了，范用还发现了许多好书，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本《中学生》杂志，这大概是给老师们阅读的，当然也供学生借阅，范用也借来看过，杂志中有一栏叫“文章病院”，专门罗列报刊上的文章里一些不通的句子，让读者从中吸取他人的教训，范用读了，受益匪浅。

范用和同学们还自己办了个小小的图书室，取名为“晨光图书室”。大家把自己的书拿出来放在一起，也编上号码，做上卡片，借书也得填单子，手续很正规的，毫不含糊。有了自己的图书室，即使寒暑假学校图书室不开放，同学们也可以照常借书，方便大家在假期里多看点书。

范用在学校兴趣广泛，不仅演戏、唱歌、阅读，还尝试着写小说，但最令他乐此不疲且孜孜不倦的，似乎永远是与书打交道的一切。比如，剪报是范用在穆源小学里最热衷做的一件事，他从报纸上把文字、图片剪下来贴好，标题用颜色笔画点图案加以装饰，这样有文有图，版面也变得活泼了，最后装上自制的封面，装订成一本本的小册子，供同学借阅，这便是他最早编辑的“杂志”。最令他享有成就感的是，他曾办了一个手抄刊物《大家看》，正如刊名所指的那样，这是一份编给所有同学们看的读物。编辑、出版、发行，范用一个人包办，忙得不亦乐乎。

短短两年的穆源小学生活是充实而快乐的，校园里的一草一木也都深深地印刻在范用的记忆中。但就在他毕业离开穆源一年后，他心中的圣洁之地就被日本的飞机炸弹夷为了平地。不过，炸弹可以摧毁昔日美丽的校园，可以炸毁那个小小的图书馆，却粉碎不了一个小学生对母校的深切怀念。

多年以后，已经离休的范用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写下《我爱穆源》——“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这是老作家冰心当年在小书封面题写的话。范用说：“我不善于写作，偶尔写点怀旧文字，怀念故乡，怀念母校，怀念同学师友，我是用真情实感写的。”书中倾谈儿时往事，没有豪言壮语，只有真情流露的感激和天真深切的依恋。一边写书一边回忆，范用仿佛回到了美妙的童年，回到了昔日的穆源，回到了纯真的少年，回到了精神的家园……

范用回到穆源小学

没有了岁月的距离，旧时的校舍，旧时的风物又一次变得清晰、真切起来，依循着可见可触的记忆，他还用硬纸片制作了当年穆源的模型，花园、操场、食堂、宿舍，连学校大门上的校牌、迎门屏风上的字都清晰可见。而后他把做好的模型赠送给了镇江穆源小学，那栩栩如生的模型永久地安放在了学校的新大楼里，就如那些曾经在一个幼小心灵深处留下的最真的回忆，依然鲜活，依然纯真，依然美丽。

3.难忘师恩

范用之所以用“爱”这个字眼表达对母校穆源的怀念，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在那里，他幸运地碰到了两个令他终生难忘的好老师。对范用的一生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机遇。后来，范用走上出版这条路，恰恰是把两位恩师指引的道路结合在了一起。

小学五年级，级任老师周坚如上的语文课深受范用的喜爱。周老师擅长朗诵，念起课文来很动听，他批改作文相当认真，不仅圈圈点点，还颇费心思地在每一本上都写上评语，每次孩子们拿到批好的作文本，就迫不及待地先看周老师给的评语。

周老师是一位思想进步的老师，他专门订了一份邹韬奋编的《大众生活》周刊给范用看。《大众生活》引导读者朋友关心国家大事，是当时很受读者欢迎的刊物。这对范用思想的影响很大，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范用懂得了救亡抗日的道理。除此之外，周老师还订有杜重远主编的《新生》周刊，范用也很喜欢看，每期都向老师借。周老师被小范用强烈的读书欲望所打动，干脆就替范用订了一份。要知道，那时候小学老师的工资很低，周老师的生活更是俭朴，上课穿件竹布长衫，每天清晨花一个铜板喝碗豆浆，生活本来就拮据的他却舍得花一块八毛钱订份全年的杂志给学生看。范用始终将这份温暖了自己一生的师恩铭记于心。

就是从看周老师订的刊物那个时候起，范用知道了生活书店。而看生活书店的第一本书，便是韬奋先生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这书恰恰是穆源小学的沙名鹿老师借给他看的。

沙老师主要教的是低年级，但也给中高年级上音乐课，他年轻、活跃，爱好文艺，有很多文艺界、新闻界的朋友。沙老师身上的这些独特魅力和个性，深深吸引了几个爱看小说、爱唱歌的高年级学生，自然也包括范用在内。

在范用的记忆中，与其说他是老师，倒不如说他是同学们亲切的大哥哥。办《牧园》时，文章末了若是出现空白，沙老师就替孩子们补上几句摘录的语句，多是中外文学家的名言或者古今诗人的名句。沙老师还带领范用组织儿童剧社演话剧，教范用学会了唱聂耳、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等令人热血沸腾的进步歌曲——在那个抗日救亡的特殊年代，小小年纪的范用已经在老师的领路下，用实际行动慢慢地走向成熟。

和周坚如老师一样，沙老师也十分关心学生的语文学习，他介绍范用看了很多新文艺书籍，其中有鲁迅、茅盾、巴金、高尔基的小说，他还曾自掏腰包送给范用一本巴金的代表作《家》。范用觉得，自己一辈子爱好文艺正是得益于那时沙老师的帮助和引导。为了培养对文艺的兴趣，沙老师以读书会的形式引导孩子们选读文学名著，因为条件有限，他就自己动手刻印活页文选，选的作品里有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也有一些外国作品，比如令范用印象深刻的是高尔基的《海燕之歌》。

那是1936年的夏天，正值暑假，一个沉痛的消息传来：伟大的文学作家高尔基逝世。沙老师组织范用他们选读文学作品，第一篇选的就是瞿秋白译的高尔基的《海燕》。“白蒙蒙的海面的上头，风儿在收集着阴云。在阴云和海的中间，得意洋洋地掠过了海燕，好像深黑色的闪电”“那是勇猛的海燕，在闪电中间，在怒吼的海的上头，得意洋洋地飞掠着，这胜利的预言家叫了：‘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

为了便于逐句逐段地为孩子们讲解、朗诵，沙老师照例将其刻印成活页文选，人手一份，范用也参与了刻写钢板，因此至今仍对篇散文诗印象深刻。读书会上，沙老师还教孩子们唱流行的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和高尔基作词的《囚徒之歌》，等等。“太阳出来又落山哟！监狱永远是黑暗。我虽然生来自由，哒哎哟哒哎！挣不脱千斤铁链。”坚定嘹亮的歌声久久荡漾在范用的耳边……

读书会后，沙老师借给范用一本厚厚的《革命文豪高尔基》，这本书是邹韬奋根据康恩所著《高尔基和他的俄国》编译而成的。虽然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小学生而言，还不足以驾驭书中深刻的思想内容，但这本书的前几章“儿童时代”、“幼年时代”、“青年时代”，讲述了高尔基成长的故事，其内容还是比较贴近小学生的生活的，因此范用看得如饥似渴，津津有味。书中有不少标了黑点的话，范用都将其一一抄录了下来，一有时间就拿出摘录本来看，久而久之，那些妙语警言深深地刻印在范用的脑海中，也让他和高尔基一样拥有了超越当时环境、用新的眼光观察社会的能量和体验生活的勇气。

可以想象，一本好书带给一个小孩子心灵上的震撼多么的巨大。尽管当时小小年纪的范用还很幼稚，但通过阅读，他已经开始懂得怎样去面对自己和他人的命运，怎样走上崎岖的人生之路，怎样克服生活中种种的不如意。那一年，父亲离开人世，一家人一下子失去了顶梁柱，生计成了问题，范用也失了学，正感到前途渺茫时，沙老师用这本书带给他精神上的莫大鼓舞。“物质环境支配人的力量诚然是很大的，但是人对于环境——无论是怎样黑暗的环境——的奋斗，排除万难永不妥协的奋斗，也能不致为环境所压倒，所湮没。”这是写在这本书开头的一段话，范用在心底默默地对自己说：“不要畏惧，学高尔基那样，惟有奋斗，才有生路。”

虽然和穆源的老师只相处了两年，但是师恩情长，令范用终生难忘。每每忆起周坚如、沙名鹿老师的谆谆教诲、嘘寒问暖，一幕幕往事清晰浮现，范用心头总是洋溢着无限的暖意。没有老师的引导，没有穆源的栽培，就没有日后的范用，师恩难忘，难忘师恩啊！

4.儿童剧社

在穆源小学，范用和同学们醉心于演话剧，而在沙名鹿老师指导下组织起儿童剧社的缘由恐怕要从恳亲会谈起。当时，为了展现学校的风采，穆源每年都要选定一个日子举办成绩展览，不仅请家长和校董参观，还会请友校的老师来观摩。这一天，就如同过节一样，整个校园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到了晚上，最为热闹的就数恳亲会了。

在恳亲会上，每个年级的同学或老师都会表演节目，形式不一，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有的演奏，有的变魔术。在晚会上，最常演出的是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和《葡萄仙子》等，这几出歌舞剧，虽然歌词很有趣，但只适合低年级演出，况且年年都演这几出，别的学校也不例外，因此早就没有了新意。作为穆源高年级学生的范用和同学们决定为恳亲会出点新节目，他们要演话剧，就演陈白尘先生根据日本菊池宽的《父归》改编的剧本《父子兄弟》。

范用在《父子兄弟》里面出演一个小弟弟的角色，事实上，包括范用在内的所有演员都是从来没有演过话剧的小学生。他们演得虽然还很幼稚，但是，许多老师、家长、学生还是为小演员们热情澎湃的本色表演而动容，这对小演员们来说实在是莫大的鼓励。演出结束后回到家里，范用兴奋得一个晚上都没合上眼。“今后如果有机会，我们还要演，不光我们这几个人演，还可以再找些同学。”范用心里这样想着。

那时候，上海有许幸之先生主持的大美晚报儿童剧社，杭州有刘保罗先生主持的西湖儿童剧团。范用由此受到启发，决心也要组织一个儿童剧社，于是，在沙老师的指导下，经过酝酿筹备，镇江儿童剧社诞生了。

成立儿童剧社演话剧一方面固然是同学们的兴趣使然，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救亡呐喊。30年代中期，正值国难当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纷纷起来要求抗日救亡，随着抗日救亡的怒潮迭起，范用等小学生也不甘落后，他们决定公开演出，利用儿童剧社的力量进行抗日宣传。

就这样，《父子兄弟》《洋白糖》《我们来自绥东》《扫射》……藏在书中的文字，变成了一幕幕生动的表演画面，鼓舞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抗日救亡的队伍之中。剧社将公演所得都寄给在了绥远百灵庙抗击日寇的傅作义部队，虽然钱的数目不多，却代表着范用和同学们支持抗日的一片赤诚之心。

范用意识到这样的公开演出毕竟不同于学校里的演出，因此他和几十个同学一起，认认真真，对待演出工作毫不含糊，有时，一人既要做演员，又要管道具、打灯光、装置舞台、提台词。尽管很累，但大家劲头十足，情绪高涨。后来，随着演出的需要，儿童剧社新增了许多社员，有的社员就另外取了名字，范用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将学名“范鹤镛”改为“范用”的。

儿童剧社第一次公演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比如《江苏日报》为范用他们的演出登了消息，还登了剧社演出之后开座谈会的记录。只是当时国民党不准在报纸上宣讲抗日，因此对记录内容要有所删减，聪明的范用和同学们就故意让这些删减的地方空着，这样看报的人一看就知道这里原本还有几句话的，只是不准印出来罢了。那留出来的一块块空白，就像屋顶上的天窗，所以当时形象地称这种行为叫“开天窗”。

为第二次公演准备的剧本有许幸之的《最后一课》《古庙钟声》和陈白尘的《一个孩子的梦》，这些都是宣传抗日的剧本，儿童剧社本打算趁暑假时间排练，准备公演。就在这个时候，“七七”的炮声响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开始了，范用和千千万万热血同胞一样，投入了抗日的洪流——童年的抗日救亡，留给范用的是美好而又沉痛的记忆。

作为“小抗日分子”的范用去过街头进行抗日宣传，到过茶楼、书场演出，还在演庙戏的舞台上公演。等到夜幕降临，他们就睡在台上，天气热，就用一块大幕布当席子用。记忆中，那是一个紧张而热烈的夏天，天地之间，满是滚烫的阳光、滚烫的汗水、滚烫的演出和滚烫的梦，连同整个人都是滚烫的。

5.别了，母校！

1937年暑假，范用从穆源小学毕业了。在临别的课堂上，范用想到从此就要离开这个圣洁的殿堂，离开这个洋溢着童年欢笑的乐园，离开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想着想着就发呆了。放了学，范用也不急着收拾书包回家，却愿意在教室多待一会，去老师宿舍比往常更勤快了，就连校园里的一草一木，他都想多看几眼，恨不得全部刻在脑子里。

他们全班51个毕业生出钱为学校建了一座穆源学校30周年纪念塔，算是留给母校的纪念。纪念塔上刻上了51个名字，也刻上了校长和老师对穆源毕业生的殷切希望：“母校固将偕斯塔永垂千古，而诸生前途事业，抑能若塔之巍然矗立于人群中。”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当激动人心的毕业歌奏响，范用在心底和穆源作最后的惜别：别了，老师！别了，同学！别了，我的母校！别了，我的童年！

既然小学毕业就自然要步入中学，但是当时父亲已逝世，家里也破了产，一家人的生计成了问题，母亲只好打算送范用去银楼当学徒。人生的路毕竟要自己走，范用思虑再三，觉得自己更乐意去当一名印刷徒工。范用记得，茅盾小说《少年印刷工》的主人公赵元生在面临中断学业的困境时，舅公就劝他去当印刷工，说排字这种职业正好需要上过小学的人去学，而且在学习生活技能的同时，还可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因为排字工人是能最先读到要印刷的那部书的人。那天晚上，元生梦见自己不是开印刷铺子，而是坐在印刷机旁读了许多许多的书。而范用居然也做了这样的一个梦。

如果梦想成真，倒也不失为一种适合自己的人生选择，然而，为学费犯愁的外婆却还是坚定地支持范用升学：一定要念书，借债也要念书。于是，老人家千方百计凑钱供范用考中学。范用没有辜负老师和外婆的期望，以第二名的成绩被镇江中学录取。他扛着铺盖卷，兴致勃勃地住进学校，可是，开学还不到两个月，抗战爆发，一夜之间，学校解散，辛辛苦苦凑齐的学费也全部打了水漂。

时代的动荡不安，注定了一个人人生旅途的波折，范用这个只上过几天中学的小学毕业生被迫离家逃难，开始了人生的又一个阶段。然而，正如他在一帧照片下题写的“人在江湖，心存穆源”，以后的他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忘不掉梦一般的小学生活。也许，正是因战乱而中断学业的苦痛铸就了范用永远的穆源情结吧。

第二章 革命的小毛驴

三联书店的前身是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这三家书店。

1932年，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生活书店，它以“促进大众文化”为己任，所出版、发行的图书内容涉及大众生活的诸多方面，逐渐成为当时中国出版行业的先行者。随后，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分别成立于1935年和1936年。无独有偶，创办于多事之秋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屡遭反动势力挤压和干涉，却依然坚持爱国进步立场，反映广大中国人民的呼声，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其业务发展速度之快、名声之大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三联以优良的历史传统、狂飙突进般的思考、永远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独立的人格、大无畏的精神，始终站在救亡图存的第一线，谱写了一部红色的出版和发行史。其出版的图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扎实的学理功底、丰富的人文关怀和敏锐的思想智慧。说是机缘巧合也好，幸运眷顾也罢，从1938年开始，范用就跟三联图书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1938年，那是一个艰辛苦涩的年代，也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这一年是范用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党收留了他，教他学会了做事做人，引导他坚定信仰，走上了光辉的革命道路。而与读书生活出版社的结缘，则使他踏上了通往梦想的旅途。

范用将这一切归功于可遇不可求的人生机遇。从梦想到现实，若是没有经历过出外逃难的艰苦磨炼，没有离乡背井被迫到汉口投靠舅公的痛苦抉择，没有会文堂书局二楼的巧合租用，没有党的出版社的好心收留，难以想象，命运又会对范用作出何种安排。也许命中注定范用是干出版的，然而，令读者感动也令范用难忘的却是置身于“救国有罪”的年代，“革命小毛驴”范用是如何把握这种人生机遇，从而创造自己新的人生的。

1.逃难途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镇江告急，刚刚上中学的范用被迫中断了学业。为了保住家里的独苗，外婆和母亲给了范用八块银元，让他去武汉投靠舅公。当时范用只有14岁，在家人眼中，他永远是个小孩子，对于一个小孩子远走异乡，家长无论如何是放心不下的，而唯一能得到些许安慰的是范用能跟着沙名鹿老师一块逃难，总算有个大人照应着。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上了轮船，沙老师家里人居然追来了。沙老师是个孝子，实在不忍心丢下老母，于是不得不改变主意，选择去苏北逃难，而范用只好一个人搭上了怡和公司最后一条开往汉口的轮船。

正值10月下旬，江风吹到身上，寒意袭来，凄楚弥漫。范用在船上度过了四天，四天的时间并不长，却令范用一辈子刻骨铭心。他曾写《江上日记——一九三七年的四天》，以日记的形式永久地记录了那几天的仓皇凄楚，真实地再现了他在逃难途中的所见所闻和心路历程：

十月二十三日

身子软瘫得要命，算一算，埋在这行李堆里，已经胡想了一夜和一个上午了，眼皮总不肯好好地合上。

声音不停地从这里那里迸发出来：金属物互相撞击的声音，起重机有节奏地glangglang的声音，混着嘈杂的喊声和哭声……所有这些，又都像一个个巨大的铁锤声，沉重地撞进耳朵，夹在这中间，还有某种混浊的气息，叫人感到这里是个受难的所在。

可是船平稳地停泊在江心，没有为这些声音震动过一下，除了江水会激动着它摇几摇。

“今天又靠不住不开啦。”焦灼的脸，焦灼的声音。

不是吗，船栏上“××月××日镇江开往汉口”的粉牌子除下了，水手还不断挟着空酒瓶上岸去玩，蔬菜、米、煤都没有上齐，驳船上百来件货还没有下舱。

坐小船来要求上船的人还是不少，但是老远就给喝住了：

“不许上来！”

“我有船票啊！我有船票啊！”小船上绿色的票子举得高高的。

hua！一桶水无情地浇上了小船，小船便没有主张地顺着江水淌远了。

大菜间里的英国船主抬着肩膀笑了，船上麻木的中国人也跟着笑了。

听说不开船不能开饭，带来的香麻酥和京江脐子都啃完了，怎么办？假使不开船的话。

想呀想的倒睡着了，也不知道几点钟，总之是下午。

十月二十四日

机器开始叫起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随着起锚的声音，船左右摆动起来。“开船了！开船了！”人的心也跟着越跳越快。

岸上的一切好像旋转起来。再望望吧，浸会堂、海关、中国银行、自来水塔、金山寺……这些建筑物。

等它们小得像模型的时候，船便加速了马力，弯过焦山，于是什么也看不见了。

开出了口，便忙着开饭，到处是碗筷碰撞着。

凭着船票，像施舍一样得到不满一漱口杯的饭，我要求多给些，后边的人把我挤了出来。

米糙得叫人疑心曾经掺和了沙子。

到南京的时候，迎接我们的只是一大片远远近近的灯火，岸上什么都看不见。

十月二十五日

昨天黑夜里抛的锚，今天又在黑夜里开的船，谁也没有看见南京。

今天，以一个晴和的早晨开始了这一天，江面上凝结着不少的雾，堆集起来，又伸张开去，我们已经看到隐藏在云层上的太阳了。

两岸都是绵亘的田野，农民们来回耕作。我想，假使某一天敌人来到了，他们是守着自己的土地，还是任它荒芜？他们不会让敌人从这土地上得到什么吧。

昨天没有吃晚饭，现在饿得发慌，到厨房去找饭吃，宁波厨子睁圆了眼睛：

“娘些卵泡，啥个辰光！”

转到统舱里的小卖部，架子上除了还有一听油焖笋，什么都没有。老板倒在柜台上睡得挺起劲，手上还拿着一把扑克牌。

听说马上要靠芜湖，心里一快活。

船行得特别快，当看到亚细亚四只白闪闪的排列在江边的油池，黑压压的建筑物也跟着出现了。最后连怡和的趸船也看到了。

趸船上挤满了小贩，叽叽喳喳像一窝麻雀闹翻了，夹在这中间，戴着铜盆帽的警察，手里的皮鞭子没有顾忌地抽来抽去。

量了水，两只巨大的铁锚，狠命地掼下了水，水沫在船头前面飞舞起来。

现在，行李堆里穿来穿去的尽是些小贩，五香牛肉的香味，莲子白粥的热气到处散开去，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称的糕啊饼啊。

吃了两只茶叶鸡蛋，又花了一百文买了一张《芜湖日报》。

报的形式倒没有什么特别，别致的是有几个大标题字却是用四个小铅字拼成的，大概是没有这个字，“窜无锡敌军被歼”这个标题中的“窜”和“歼”字就是这样。

大号字刻得十分不顺眼，油墨也有一股臭味。

放下报纸，伸过来的四个头八只眼睛一齐缩了回去，但是有一位戴眼镜的说了声“对不起”，便伸手把报纸接了去。

下午一点钟船又挂了江，停在江心。

又是有人想上船，又是给水打回去。

十月二十六日

安庆、九江都没有停。

夜里，船还是tutututu往前开。

船头上没有一点儿亮光，连洋烛也不准点，不然领江会看不出航路。

在黝黑里，江好像变成了一条白带子，向前伸张开去。

被汹涌的江水和重重的机器声吵得不能有一分钟的安静，不知道谁压得嗓子小声小气地唱着，还有一个跟着打拍子：

张三郎啊！

我阎雪姣[1]要你——

到鬼门关哎！

声音游荡在冰冷的气氛里，像些小虫子不轻不痒地爬在心胸上：

那一日，

只见你……

一阵风吹过来，这家伙骂了一句“×格妹子”，把头缩进了被筒，只剩下打拍子的还在ba-ba-一下一下地打着。

大菜间里的灯光透过绿色的帘布，好像鬼火一样。

茶房说：“到汉口只有四百多里了！”如此真实的文字，即便是半个世纪、一个世纪以后读，都会像大锤子一样撞击读者的心胸，让人久久地沉默……

2.梦想起航

范用的舅公在武汉汉口会文堂书局当经理，他和范外婆感情甚笃，不仅乐意收留范用，还对其照顾有加。但是好景不长，1938年的开春，舅公就一病不起，不幸去世。

在有舅公照顾的那三个月时间里，范用每天吃完饭就一头扎进一家租用会文堂书局二楼办公的出版社去玩——这家出版社正是从上海搬来汉口的读书生活出版社，而如磁铁般吸引范用的是出版社里那些好看的书和杂志。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除黄洛峰、方国钧、孙家林三位年纪较长，其余六七个都是青年人，大家对范用都很热情。尤其是经理黄洛峰和范用一见如故，他很喜欢范用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一见到范用，他就放下工作，拉着孩子的手聊起了家常，那亲热劲就仿佛范用是他的亲儿子。

范用从小就失去父亲，又因战乱中断学业，远离故土，逃难至武汉，本以为找到了容身之所，没想到祸不单行，舅公去世，一夜之间，15岁的范用又变得无依无靠了。他是如此不幸，却又是如此幸运地被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黄洛峰经理收留，成了出版社的一名练习生。范用对此一直心存感激——毫无疑问，对当时身处窘境的他而言，成了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一员，就意味着有饭吃，又有书读，这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

范用在穆源小学时就看过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书，那是一本薄薄的小刊物——柳湜先生主编的《大家看》半月刊（与范用在小学时代编的刊物同名），虽然是小三十二开本，每期也只有三十页，但涉及的内容很丰富，有诗歌、弹词、连环画、国难地图，等等，且文章作者阵容不弱，有李公朴、艾思奇、金仲华、恽逸群、陈楚云、曹伯韩、以群、陈白尘、张天翼，等等。他们“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擅长用浅近的文字跟读者交心，讲种种的大道理。杂志价格低廉，每本只卖二分钱，正如它登的广告所宣传的那样：“少吃一包花生米，就可以看一本《大家看》”，因此范用买得起，他不仅自己看，还常常带到学校里给同学们看。只可惜，这本刊物只出了两期，终因思想激进，有煽动阶级斗争之嫌，而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了。

在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范用如愿见到了《大家看》的主编柳先生。当时，柳先生正和李公朴先生一起在办《全民抗战》周刊，看来国民党虽然查封得了他们的刊物，却禁锢不了他们的思想。范用告诉柳先生：“大家看，不仅看，还要干！”这是一句鼓动士气的宣传语，其实就是柳先生在《大家看》创刊词《见面的交代》里写的话，柳先生听范用这么说，欣然地笑了，还拍了拍范用的头。

除了柳湜先生，在出版社里，范用还有幸见到了许多当时文化界的名流。在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公开发行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和读书生活出版社亲如一家，因此，范用有机会认识了《新华日报》的许多负责人，如章汉夫、许涤新、吴敏等。有意思的是，《新华日报》每次开会，都请读书生活出版社参加，还要出节目，范用曾登台唱《卖梨膏糖》，边唱边向下撒糖果，每个糖果里有一张抗日口号，大家一起振臂高呼，那种激情、自由、欢乐的气氛，融化成抹不去的记忆。

在出版社工作，只有小学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范用也没有停止学习。出版社就是他的大学，他感受到自己的梦想就要在这里起航，因为在这里他得到了周围人的帮助，成长很快，不仅读书，还学习如何做人。

出版社的读书氛围很浓厚，黄洛峰经理总是带头开读书会，学习《大众哲学》，他教范用去书店买各种杂志阅读，提高对书籍的识别能力，还用印书的纸边钉了个本子，教范用练习写字，他说在出版社工作，一定要把字写好，要笔画清楚。范用现在写字依然规规矩矩，就是那时候练字得来的好处。

作为一名练习生，范用对跑印刷厂很感兴趣。大概是因为儿时跑印刷局跑多了的缘故，他从小就喜欢闻油墨的气味，而看工人排字、印书、装订，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乐趣。多跑了几回印刷厂，范用也学会了一点拣字、拼版、改样的技术。很快，范用跟印刷厂老板做了朋友，也跟工人做了朋友。范用对上海大华印刷厂有位叫“咬断”的工人记忆深刻，因为他总是和范用一起调油墨，调得范用满意了才开印封面。

进出版社不久，范用就尝到了梦想成真的滋味。第一次看到自己写的字、设计的封面以书本的形式展现在自己面前，范用激动得简直难以相信这是自己的作品，还以为是在做梦。那是1938年，作家周立波在出版社搭伙，他曾在上海和黄洛峰经理是国民党监狱中的难友，从敌后到武汉，周先生写了一本《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他要范用写图片说明文字：“小鬼！你来写。”范用一看，那是聂荣臻领导的边区政府成立那天的照片，于是一挥而就，写了“五台城外，一九三八·二·三”几个带有隶书味道的字，周先生很满意，又拿出一批剪报来要范用用娃娃体写文字说明，范用又歪歪斜斜地写了“平津汉奸报广告示例”。后来，这两行字居然都被采用，印在了书上，周先生在书上还题写了“送给用，立波七月九日”。这本书跟随了范用一辈子，形影不离，无论经历何等样的风波都不曾丢掉，成为最珍贵的纪念品。

3.坚定信仰

起初，范用不知道读书生活出版社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社。进社第二年，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是被党的出版社收留了。从小，在范用心目中，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是神秘的、光荣的，也是坎坷的、危险的。

打开记忆的闸门，范用回忆起了发生在1935年前后的事情——当时，镇江师范有几个学生因“共党嫌疑”罪名而被捕，沙名鹿老师毫不掩饰地告诉当时初懂人事的范用，其中一位女生是沙老师的恋人，还用了“CP”、“CY”这两个范用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词。后来范用才知道原来“CP”表示共产党，“CY”表示共青团，但是他不知道沙老师与这二者的关系，也不知道沙老师是否加入了CP、CY。尽管如此，在范用心目中，沙老师依然是一个有强烈爱国心、有新思想的进步青年，他能明显地感受到沙老师的政治倾向。

早在学生时代，范用就通过沙名鹿老师知道了陈白尘先生。范用喜欢读陈先生的小说和剧本，知道他原名陈征鸿，笔名“墨沙”，是一位有学问的先生，但始终未曾谋面。那时，白尘先生刚刚出狱。范用这才知道共产党员居然要坐牢！这令他感到困惑和好奇：为什么共产党这样的好人却要被抓去坐牢呢？

范用有了自己对人事的判断力，他肯定他所认识的共产党员陈白尘就是一个好人。儿童剧社的演出得到过陈白尘的鼓励和支持，出于关心，他还写信告诉儿童剧社：不要光演大人的戏，小孩子应当演儿童剧。随后，他寄来许幸之的两个儿童剧《古庙钟声》和《最后一课》，还特地为范用他们写了独幕剧《一个孩子的梦》。《一个孩子的梦》讲述了两个孩子想抗日的故事，其中一个孩子相信连环图画，于是跑去找神仙，结果神仙没找到却找到了汉奸，等到梦醒，他已经悲惨地死在日本人的枪底下了；而另一个孩子因为抗日光荣牺牲了，是个民族小英雄。显然，陈白尘用作品表明了他支持抗日的政治立场。巧合的是，当年出版《一个孩子的梦》的出版社就是读书生活出版社。

1936年，范用终于见到了他心目中的“好人”陈白尘。陈白尘带着亲切的苏北口音跟范用开玩笑：“唷！小把戏，像个小姑娘。”本来从未见过“共党分子”的范用在陌生的大人面前免不了腼腆和紧张，好在陈白尘很随和，如此一来，范用才无所顾忌地与陈白尘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尽管他们是初次见面，却很快像老熟人一样的交流开了，陈白尘问范用：喜欢玩吗？打不打架？爱看书吗？看些什么书？喜不喜欢看戏、看电影、唱歌？范用一一作答，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无比的亲切和温暖。

陈白尘了解到范用爱好文艺，就慷慨地订了一份《作家》月刊和一份《小说家》月刊送给范用，以后每个月初，范用就在都盼望着邮局寄来他的“精神食粮”。在《小说家》月刊里面有个小说家座谈记录，参加座谈的有艾芜、沙汀、萧军、欧阳山、聂绀弩、东平、周文、陈白尘、蒋牧良等作家，这本月刊提倡新人创作，说是“给初学写作者一点力量”，范用就是因此深受鼓舞，大胆地加入到创作的队伍中去的。除了收到杂志，范用还从白尘先生那儿收到了一部托尔斯泰的《复活》。范用幼小的心灵被这部小说深深地震撼了，他十分同情被侮辱被损害的玛丝洛娃，偷偷地为她的悲惨遭遇流泪，又十分憎恨那个虚伪的贵族地主少爷聂赫留朵夫，为他的残忍怠惰咬牙切齿，而最使范用深受感染的是作家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1937年冬天，范用带着这部小说一起逃难，足见其珍贵。

与陈白尘的交往，算是范用第一次与“共党分子”的亲密接触，以后在读书生活出版社，范用还见到了更多的共产党员，比如罗炳辉、彭雪枫、章汉夫、许涤新、潘梓年、周立波、舒群等，通过与他们的交往，不仅增长了见识，还进一步加深了对党和党员的认识。而范用对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和毛泽东的认识，则是通过阅读斯诺的《毛泽东自传》获得的。抗战爆发不久，范用在伯先公园对面的一家小书店买到了这本书，那是一个炎炎夏日，火伞高张，范用一头钻进洗澡堂，一口气把整本书都看完了。

事实上，在当时范用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进的出版社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在出版社当练习生时，兴趣广泛的范用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书业界同人联谊会，唱歌、演戏、读书会，算是一个活跃分子。1938年，范用成了党员发展对象，发展党员的名单是黄经理和编辑陈楚云在武汉商定的。1939年开春，同在一个出版社的赵子诚（刘大明）介绍年仅16岁的范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仪式简单却不失庄严，面对桌上放着的一张从书上撕下来的马克思像，范用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永不叛党，保守党的秘密，遵守党的纪律。”几句誓词神圣而豪迈，他开始明白要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党员就要努力学习，全心全意为党工作。这是范用新的政治生命的开始，他有了党名叫“叶琛”——为保密起见，当时开会时都称呼党名，以防隔墙有耳。而实际上，按照党章规定，范用入党的时候年龄还不够，后来组织上表示既然已经进了就下不为例吧。

范用还记得他第一次过组织生活是在新知书店的宿舍里，党小组成员都是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工作人员，有赵子诚、徐律、陆家瑞等。范用学习的第一个文件是《秘密工作纲要》。

从范用被黄洛峰经理收留的那一刻起，读书生活出版社就成了范用温暖的家，成了范用的学校。他在这里工作、生活、学习，从一个幼稚的孩子，成长为会办点实事的工作人员，从一个兴趣广泛的积极分子，发展为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从此走上了光辉的革命道路。

4.革命的小毛驴

在出版社里，范用的工作主要是跑腿送信，登记来往信件，还负责给订户寄发《群众》周刊——我党在国统区的第一个公开刊物。

范用是出版社年龄最小的员工，人虽小，任务却重。当时虽是国共合作期，但国民党已经开始了种种限制，他们的军警经常来出版社视察，还拿点书回去，所以范用担起了专门给党送信的任务。

这项任务不同于一般的工作，它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因此送信的人必须可靠，且不能轻易被特务盯上。范用个子矮小，胆子却大，又长了一双飞毛腿，跑得很快，特务盯不上他，就算是被盯上，机灵的范用也能够兜兜转转地把特务甩掉。就这样，出版社的人给范用取了个外号，叫“革命小毛驴”。

范用的办公桌背朝着门，每天有两个人进门从后面摸他的头，他就知道一位是送信的老邮差，另一位就是罗炳辉将军。送信的老邮差总是一边摸范用的头，一边用湖北人的腔调唱着“摸着你的脑袋前进！”——这是从《义勇军进行曲》里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改编而来的。

当时的武汉是抗战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每天都会有不少人来读书生活出版社，这里仿佛是一个联络站或中转站，大批文化人聚集在这里。来自延安的罗炳辉要去江南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正好经过武汉。

罗炳辉总是亲切地叫范用“小鬼”，他与出版社的黄洛峰经理是同乡好友，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十几岁就入伍当兵，1929年入党，在江西吉安率部起义，任独立第四团团长，以后又任红十二军代军长。在长征途中，罗炳辉率领红三十二军担任后卫，掩护主力顺利前进。抗战爆发后，中央军委决定派罗炳辉到华中工作。罗炳辉就住在汉口泰和街八路军办事处，每天睡醒午觉，总要到读书生活出版社来。

罗炳辉追击敌人时，总是奋不顾身地跑在最前面，步伐之快，如《水浒》中“神行太保”戴宗般行走如飞，日行数百里，很少人能跟得上他。他率领的工农红军迅速神勇，因此被朱德总司令称赞为“两脚骑兵”。

罗炳辉的戎马生涯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通过和他的交往，范用深切体会到将军爱党、爱革命事业、爱劳苦大众的崇高精神境界和坦荡的胸襟气度。“人生最欣慰的是真正勇敢地牺牲个人的一切利益，最热诚努力地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斗争，尤其是要为劳动大众的解放和利益，以真理、正义、公道为人类的幸福而斗争。”这是罗炳辉常常挂在嘴边的话，这句话也一直激励着范用，给了他坚持为党工作的勇气和信念。

[1] 阎雪姣：戏曲人物，即传统戏《乌龙院》《活捉张三郎》里的女主人公阎惜姣。故事取材于《水浒传》里宋江杀惜一段。在小说里，这个人物叫阎婆惜。范用《江上日记——一九三七年的四天》里原文是“阎雪姣”。（据范用《我爱穆源》，三联书店2002年4月第2版）

第三章 巡阅书店 受益无穷

毛泽东曾在一次谈话中对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作出这样的指示：“书业界的工作，不得不向游击区谋发展，工作的地域，大概可以分为华北、华中、华南三区，每区的游击根据地可以作为经营的中心地点，工作必须与当地军队取得联络，各战区的工作又必须是独立的。”这一深远的指示，不仅为三家书店指明了发展远景，也为其向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做了思想准备。

1938年末，武汉失守的迹象日渐明显。汉口读书出版社经过一番思考，决定将出版社南迁至广州。正当大队人马南下之时，日寇率先在广州大鹏湾登陆，不久广州全部沦陷，南迁广州的计划落空。于是黄洛峰等人决定将纸型运到重庆，范用等人随后抵达，读书出版社就在重庆安起了新家。

从1939到1946年，范用就辗转在重庆、桂林工作，出版社里几乎所有的工作他都干过，打包、送信、杂务、邮购、批发、门市、会计、出版、编辑、设计封面……成了多面手的范用在这一时期还肩负了一项特别的差事——为毛主席购书，由此得到“书店巡阅使”的称号。那些巡阅书店的日子使范用虽辗转穿梭于白色恐怖之中，却依然能在书的天地中享受到一份难得的轻松和快乐。他用行动印证了他的选择：是为了读书才选择了出版这一行。

1.辗转干出版

1939年，范用被派到重庆工作。

这一年的秋天，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转来延安的两本杂志纸型，一本是《中国青年》，一本是《中国妇女》，新民报印刷厂冒着风险将其印了出来，结果被守候在印刷厂送书路上的国民党特务以所谓的图书杂志审查制度为由拦截没收了。“吃一堑，长一智”，经历了此次风波，读书出版社意识到，在日趋恶化的政治环境下，必须开展新的灵活的工作方式，即既要组织起公开的活动，又要有隐蔽的斗争来掩护。

很快，读书出版社有了自己的秘密仓库，用来疏散存书纸型，随后，又组织人力、物力保证邮购业务的顺利开办，将书刊发行到读者手中。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限制异党活动，竟在邮局扣留起信件邮包来。为躲过邮局的检查扣留，范用和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在包扎寄发上也想尽了一切伪装的办法。因此，可以说，每一本编印目录和书刊都来之不易，它们都是经历了战火硝烟的洗礼才送达到千万读者手中的。

随着邮购工作的开展，读书出版社的进步书刊在重庆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当时，范用和出版社的同志日夜盼望的便是能尽快在重庆设立门市部，以便直接和广大读者见面售书。尽管当时的重庆处在日机狂轰滥炸的威胁之下，却抵挡不了广大读者和同志们实现强烈愿望的决心和勇气。几多周折后，读书出版社终于如愿在民生路开起了门市部，而生活书店、新知书店、《新华日报》的营业部恰巧也在民生路上扎根，从此，这里每天都能吸引无数追求真理的读者前来买书，而同在民生路上的国民党、三青团的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拔提书店、青年书店却是门可罗雀，这同党的书店门庭若市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也引来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因此，范用和同志们对特务的“光顾”格外警惕，一旦特务在一家党的书店的门市部出现，其余三家就会立刻接收到消息，做好准备，沉着应对。

在重庆的日子和在汉口一样，紧张而艰苦。当时范用代替楚云、冬垠编《学习生活》杂志，常常要带着校样来回跑20多里路，到化龙桥《新华日报》印刷车间，通宵达旦地和工人一起拼版、改样。在那段日子里，地板、办公桌就是范用的床，粗陋的伙食只求饱肚。特务随时都会以种种理由搜查宿舍，因此，为避免暴露内部情况，范用和出版社的同志们都分散居住，且不写日记，警惕一切对外往来。

可是，日寇肆无忌惮的轰炸还在疯狂进行，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压也仍在不断升级。在一次日寇的夜袭中，出版社险些遭了大殃。当时火势凶猛，重庆总社（随着各地分社的相继建立，重庆分社即作为总社）的一个仓库和宿舍被一片火海包围了。情况紧急，范用和同志们奋不顾身地抢救财产，他们将楼上所有的存书和家具朝大街扔去，然后再运送到安全地带。所幸因为抢救及时，出版社未受到重大损失。但是，随着日机的空袭越来越频繁，范用和出版社的同志们几乎没有办法在重庆市区工作。为了书籍和纸型的安全，他们搬到了江北的治平小学，白天就在江北躲避空袭，黑夜才回到市区办公，就这样，奔走往返于市区和学校间，冒险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中。

就在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的时候，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范用永远忘不了那是1941年。这一年，桂林读书生活出版社被国民党查封，组织上派18岁的范用到桂林，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以另一种工作方式继续与反动派作斗争。

2.战斗在桂林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对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他鼓励出版业同仁：你们要坚持，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坚持到他们（国民党反动派）来封门，就是你们的胜利。他们一封门就被动，就输理。

此时，范用已经抵达桂林。他深知，当初读书生活出版社设立桂林分店，除了出售书刊外，主要还有两个任务，一是在上海出版的书，由此中转到重庆等地，二是因重庆印刷力量有限，桂林要负责印刷出版一部分书刊。因此，范用此行赴桂林可以说是身负重任，他暗暗发誓牢记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绝不轻易放弃桂林分社。可是，在日益恶化的时局下，如何才能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成为摆在范用眼前的一大急需解决的现实难题。

在紧急关头，范用想到了周恩来副主席曾作出关于贯彻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精神的指示，又想到后来他对三家书店的明确建议，即“书店必要划分一、二、三线三条战线，以便生存和斗争，避免更加严重的损失。”周恩来的意思是，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要始终站在第一线同反动派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而在二线和三线的书店出书要隐蔽些，若原来的机构已经无法立足，可以改名换姓，另起炉灶，或者灵活重建，与别的出版社合作，建立起新的名目机构。于是，范用决定用“新光书店”的招牌改头换面，重建桂林分社，以对付国民党的查封——怎么也没想到，关键时刻竟是周恩来给范用支了招。

于是，带着对周恩来指示的领悟，范用以“张敏”的名字向桂林市社会局领得新光书店的营业执照，开始出版书籍。新光书店成立后，出版的书籍数量并不多，且偏重于文艺读物，但每出版一本都引人注目。比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哲学与生活》，曹伯韩的《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新哲学大纲》《知识的应用》《通俗经济学读本》《社会的故事》《新文学教程》《新音乐教程》《高尔基与中国》，罗荪的《文艺漫笔》、艾芜的《秋收》、曹靖华翻译的《油船特宾特号》，王语今翻译的《从暴风雨里诞生的》，彭慧翻译的《草原》，还有张谔揭露汉奸汪精卫的漫画《旧阴谋新花样》和《学习生活丛书》等，都很有影响。中学书的排印、校对、付印和封面设计，所有出版程序都由范用一个人独立承担。范用惊人的工作能力着实令人赞叹不已。

范用之所以干劲十足，正是因为他从事着自己热爱的出版事业，人的一生恐怕没有比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更为痛快的了。同时范用也深深地感到，革命出版工作不可能避免损失，但可以设法另辟财源来弥补，即所谓以副业辅助正业，这不正是二三线书店存在的价值吗？！

自新光书店成立以来，一直面临着战乱的威胁和国民党的监视，但对这一切，范用和同志们早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论情况如何险恶，他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决不自行停业。每当敌机来临，警报拉响，范用和工作人员就跑到郊外暂避，而遇到国民党前来查封，盘问书店老板是谁时，范用就从容镇定地说是昆明新光电力厂厂长。总之，凭着智慧和信念，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和敌人周旋较量着。

1944年夏秋之交，湘桂大撤退，日寇沿湘桂铁路一路西侵，整个桂林城紧急疏散，新光书店余下的工作人员也为数不多了。就在大疏散之前，范用预见到战局难料，为将损失减少到最小，避免书籍毁于战火，他就把新光书店的存书打成三十几个包，一并运往金城江，再转运到重庆。

书安全抵达重庆了，可是人却难以脱险。当时同事丁仙宝刚生下儿子，尚未满月，范用带着她母子俩到火车站，本打算搭上火车往柳州、贵州方向撤退，但火车站早已人满为患。他们只能远远地看到火车站，却无法靠近，而此时头顶上敌机依旧轰炸不绝。范用竟然下意识地撑开一把伞，企图挡住炸弹，保护丁仙宝母子二人。所幸炸弹并没有掉下来，但显然，他们是无法动身离开桂林了，范用和同事们于是决定到乡下去避难。

不久，消息传来，日军不西进转而南下了，原本逃离桂林城的百姓又纷纷返回，于是往柳州方向开的火车成了空车，而往桂林方向开的车则挤满了人。范用心想：此刻不走，更待何时！于是，二话不说，带着同事们乘车去金城江，再由那儿坐汽车去贵阳，然后转回重庆。

一路上逃难，范用得到了许多同志的热心照顾和帮助。中途到贵阳的时候，得到了新知书店吉少甫的接济。吉少甫本身经济条件已是非常拮据，却卖了一条西装裤子来招待范用他们吃鸭头面，这物质上的帮助带给范用的是精神上的振作和温暖。同时，范用也不忘记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更多的人。

路过柳州的时候，范用听说有一批从桂林撤退出来的文化人士住在柳州中学，于是前去探望，结果见到了艾芜、周钢鸣、韩北屏等作家，他们中有的携儿带女，有的病了。见此情况，范用十分心疼，他不由分说地把自己身上的全部的钱分送给了这几位作家。

当时范用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否会挨批评，也不知道该如何向重庆方面交代，但良知告诉他这样做是正确的，况且，对生活困难的作家、朋友伸出援助之手其实也是读书生活出版社素来的传统。

在重庆时期，范用还接到过一项任务，要给几位生活有困难的文化界朋友送去物质上的帮助和关怀。但范用和社里的同志都知道知识分子是有骨气的，哪肯白拿人家钱财，所以范用采用约稿的名义，给作家们预付稿费，目的并不是让他们真的交稿，而是让他们把钱收下。令人感慨的是，许多接受帮助的作家都如约交来了稿件。范用记得有一位京剧演员金素秋，她的住处是用竹子搭在臭水沟上的，生活的窘迫可见一斑，范用就以约稿的名义给她送了些钱去，出版社方面自然也不会催促她交稿。可结果金素秋却真的交来了一部她编写的京剧剧本《残冬》，范用深受感动，将其印了出来，但剧本畅销与否，范用和出版社的同志并不关心，他们只是纯粹地为作家朋友提供生活上的帮助。

事实证明党支持范用这样做——当范用好不容易从桂林脱险回到重庆，他接济作家友人的举动得到了黄洛峰经理的肯定和赞许。

3.一份沉重的嘱托

从1942年到1943年，范用在广西桂林从事出版工作时，出版社的资金出现困难，急需自行设法解决。范用想到向银行贷款以解燃眉之急，李公朴给范用开了介绍信，让他去找聂耳的哥哥聂叙伦。因为聂叙伦是云南兴文银行的经理，或许能帮得上忙。

怀揣着忐忑不安的心，范用见到了聂叙伦，聂先生却十分热情好客，他给范用一本空白支票本，允许范用随时到银行支款。范用所有的顾虑和不安就此烟消云散，他向聂先生保证，借了钱，出版社一定会如数奉还。聂先生却表示绝无问题，他对范用的这份帮助和信任，其实也正是对读书出版社的帮助和信任，患难见真情，这令范用十分感动。

谈完了公事谈私事。聂叙伦先生把范用当成知心朋友，出于信任，他希望范用能帮助他找位可靠的作家写一本聂耳的传记，这是他多年以来未了的夙愿。

虽然范用与聂耳未曾谋面，却结缘甚早，从小范用就是唱着他谱写的歌曲长大的，《卖报歌》《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这些歌曲，始终在范用的心中回旋荡漾。令人扼腕的是，随着上海的白色恐怖蔓延，聂耳远走日本，从此没能再踏上祖国的土地。那时候，国民党要逮捕聂耳的消息不胫而走，聂耳决定借此机会出国深造，进一步丰富自己的音乐修养，提高音乐创作的技能。组织上为了保护这位奋发有为的青年志士，也批准他经日本去欧洲、苏联深造，借此亦可躲避国民党的迫害。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日本，23岁的聂耳与友人在鹄沼海滨游泳时，竟被汹涌的海浪无情地夺去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聂耳在范用心中是一位值得敬重的人民音乐家，范用也觉得自己有能力帮助一位哥哥实现对弟弟的爱护之意，于是坦率地接受了聂叙伦先生的嘱托。当聂先生将七八册软面洋抄本的聂耳日记交到范用手中时，范用就从此多了一份沉甸甸的出版使命。

范用很快找到了能完成聂耳传记的心仪人选，他把聂耳的日记郑重地交给了诗人洪遒，委托洪遒写作。然而，战局难料，日寇沿湘桂路西侵，桂林紧急疏散，范用也不得不离开桂林，他怕聂耳日记丢失，于是把原件归还给了聂叙伦。

写聂耳传记的计划就此搁浅，范用深以为憾。但在离去以前，范用请两位同仁和他一起连夜将日记抄写了一份，这份抄稿一直和范用如影随形。新中国成立以后，范用来到北京，结识了孙慎先生。孙先生是中国共产党在音乐战线上的第一代领导人之一，他的人品和声望均令范用信服。范用将珍贵的聂耳日记抄稿送给了孙慎先生。

多少年过去了，聂耳日记历经烽火，范用却从不曾忘记聂叙伦先生当年的殷切嘱托。1976年，范用去昆明，有幸同聂叙伦先生叙旧，聂先生送给范用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上，聂耳正静静地演奏着他心爱的小提琴，照片的背面留有聂叙伦先生清晰的笔迹：“聂耳弟遗照送范用同志留念聂叙伦敬赠”。1978年，范用收到了诗人洪遒寄赠给他的《聂耳纪念集》，这本纪念集是聂耳在日本遇难后，由聂耳在日本的朋友所成立的东京聂耳纪念会募捐编印而成的。1985年，历经烽火的聂耳日记终于被《聂耳全集》收录，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和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然而，写一本聂耳传记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这是范用一生的遗憾。他是多么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聂耳传记能成为像罗曼·罗兰写的《贝多芬传》那样优秀的文学传记作品啊。

4.书店巡阅使

范用喜欢看书和逛书店。这个癖好被黄洛峰经理发现后，他交给范用一个任务，就是替出版社采购新出版的杂志。每次买回来后，范用都会用回形针把杂志夹起，整齐地挂在墙上，供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阅览。

从1939年开始到抗战胜利以后，从重庆工作到上海解放，范用一直为毛主席买书、买杂志，天天跑书店，得到了“书店巡阅使”的绰号。那些巡阅书店的日子使范用虽辗转穿梭于白色恐怖之中，却依然能在书的天地中享受一份难得的轻松和快乐。书店里的书琳琅满目，不能细细品读的书，拿来翻一翻，范用也觉得是一种享受，从此他养成了翻书的习惯，也用行动印证了他的选择：是为了读书才选择了出版这一行。

在重庆、桂林，范用做读者邮购工作时，多次收到毛主席秘书李六如从延安寄来的信，信的内容就是托范用为毛主席购书，且每次来信都会附有一张油光纸，上面用毛笔写着各种书名，其实就是一张购书单。从笔迹上看，这些毛笔字正是出自毛主席本人之手。

毛泽东酷爱读书，他看的书很广，几乎什么类型的书都有所涉猎。因此每次替他买书，范用都会广为搜罗。

有一次，范用接到一个任务，即搜集章回体旧小说。那时重庆文艺界正在热烈讨论民族形式问题，研究这个问题势必要对旧小说有所认识，于是，范用搜罗了一批重庆新旧书店里的旧小说，打包请八路军办事处转交延安。

抗战胜利后，范用被调到上海工作，但依然每天到报摊上为毛主席搜集报纸杂志。那时候上海出版的报纸杂志多达百来种，每种范用都买一份，因为毛主席什么杂志都要看，就连英文的《密勒氏评论报》，他也不错过。

范用为毛主席物色的杂志最后统一交给党的地下贸易机构走海路，从上海运到大连，然后从大连转到烟台，再转送河北，进解放区，颇费一番周折，但买书的过程却很令人享受。这件差事不仅可以让范用饱读“过路书”，更给了他许多逛书店的机会。

范用自称为毛主席购书受益无穷，他喜欢这件活计，所有为毛主席购得的书他都要看上一遍。而每到一个城市，范用最流连忘返的去处就是这个城市的书店街，如重庆有武库街，桂林有太平路，上海有福州路，那里是书的世界，知识的海洋，也是范用的乐趣所在，他每天都要到那里转一转，架上新出版的书一览无遗。

旧书店在范用眼中也极富魅力，如重庆米亭子、桂林中北路、上海卡德路，到那些地方搜罗得到的意外收获和惊喜发现总能让他欣喜若狂。比如，鲁迅先生印造的书，如《海上述林》《引玉集》《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铁流》《毁灭》，曹禺签名赠送给郑振铎的精装本《日出》，夏衍赠送给叶灵凤的1927年创造社出版的《木犀》，田间签名赠送给艾思奇的诗集《中国·农村的故事》……这些书在范用看来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无价之宝。

范用跑书店除了能买到好书，还另有一番乐趣，那就是和书店老板、店员交朋友。有一回，范用在虹口报摊为毛主席搜罗新书，有个报贩朋友悄悄提醒他：“今天这一带有狗特务，当心点。”正因为有了许多卖书朋友的帮助，范用才能名副其实地被称为“书店巡阅使”。

在做巡阅使的过程中，毛主席的阅读兴趣对范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范用称其为读书方面的楷模，以后范用也是什么书都看，而他广泛看书的目的，或为求知，或为欣赏，或为消遣，总之，不受限制和约束。多年后，有一次，范用接待台湾客人，交谈中，来客提到“先总统”蒋介石，范用说他看过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来客提到“现总统”蒋经国，范用又恰好看过他的《风雨中的宁静》，又提及白先勇，范用说看过他的《台北人》。范用看书如此广博，来客对此大吃一惊：你在大陆还能看到台湾的书？范用笑着以“我们知书识礼”回答。

范用说：“读书亦如进食，多吃五谷杂粮有益身体，不可偏食。”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并逐渐形成了自己“博学之，明辨之，开卷有益，读书无禁区”的读书观。而所谓“博学之”，就是读书要广；所谓“明辨之”，就是要形成自己对书的判断力。

范用认为“明辨之”三个字非常重要，他还从毛泽东和列宁身上得到启发，总结出一个“读书比较法”。在《列宁选集》中，有一则故事讲列宁曾写便条给他的秘书，让秘书帮忙把别人认为不好的书找来，他要亲自阅读验证，形成自己对书的判断。由此，范用体会到，书的好坏，不是靠别人的判断而定的，也不是靠断章取义的解读而定，而是要靠自己的思考，只有看得多，学会比较，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分辨能力。

第四章 冒险出版 身手不凡

1946年，抗战胜利了。然而，在饱经蹂躏的中国土地上，战火却未曾熄灭。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推翻了政协决议，蒋介石又在四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公然撕毁政协决议，破坏和平，挑起争端，发动内战。从此，国民党更加倒行逆施，对进步新闻出版事业的破坏和压制也变本加厉，白色恐怖达到顶点。

这年秋天，范用由重庆被调往上海工作。一方面，他一如既往地参加救国会活动和出版社的工作；另一方面，由于不能公开活动的出版社转入地下，同事有的进入解放区，有的转移到香港，只有范用和几个同志留在上海，接受党交付的一些别的任务，为解放接收上海做准备。就这样，范用满腔热情，冒险干出版，在上海度过了令人难忘的三年危险期。

194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与生活书店、新知出版社在香港合并成立了三联书店，新中国成立前十一年的“三联”，范用称它为“我的大学”。在这个特殊的“大学”里，范用在工作业绩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思想追求上也日益成熟，而他将这一切都归功于他的“大学”和他所敬仰的人们。

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柳湜……这些革命前辈都是范用所敬仰的，他曾说，作为“三联人”的一员，他深切怀念他们，并且，可以告慰他们的是：书店还在，杂志还在出版。而范用一生心存感激且引以为豪的，正是自己曾和这些革命前辈、青年导师一起生活过、工作过、战斗过……

1.救国会的引导

范用之所以能够汇入救亡的洪流，进而走上革命的道路，离不开救国会的启蒙与引导。自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他赞成救国会的主张和号召，参加救国会的活动，始终与救国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不是会员的救国会员”。

那么，救国会是个什么组织？我们看下它的档案就明白了：救国会小档案：1935年下半年，沈钧儒、钱俊瑞、邹韬奋、陶行知在一起讨论抗日救亡，酝酿筹组救国会。12月，上海文化界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5月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此期间，南京、北平、重庆等地亦先后成立妇女、文化、学生、职工等各界救国会。1945年筹备政治协商会议时，民社党、青年党为席位分配在民盟内部兴风作浪，气势逼人。在这种形势下，沈钧儒、李公朴、史良、沙千里、陶行知等改组救国会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在民盟内外开展活动。1949年12月，中国人民救国会在北京宣告因完成历史使命而光荣结束。范用正式参加救国会是在1945年，那一年，同时参加救国会的还有出版社的黄洛峰、仲秋元、吴毅潮等同志。以后，范用经常能在救国会见到他心中敬仰的沈钧儒先生。

记忆中，沈钧儒每天一起身就要亲切接待许多的来访者，其中有不少是年轻人，他们都把沈先生看成是知心朋友，而他们的谈话总是离不开复杂的政局与时事。沈钧儒总是为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因此来不及看报，范用就当起了他的“助理”。每天一早，范用会把当天日报上的重要新闻、重要文章一一圈出来，让沈先生先看一看，这样他和来访者谈话的时候就能做到心里有数。这样的差事范用自然很乐意干，因为不仅能帮到沈钧儒，还能让自己在第一时间掌握最新的时政信息。

沈钧儒一生都在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奋斗，董必武说他是“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周恩来则赞誉沈先生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范用为自己能成为这面旗帜下的一员而感到无比的光荣。

沈钧儒去世后，有负责人在搜集整理救国会资料时，向范用询问当时的会议记录，因为那时组织上给范用的任务就是负责会议记录和整理保管文件。范用记得当时救国会的会议地点或在史良大姐家、任宗德先生家，或在重庆民生路会所，而他在离开重庆的时候将会议记录都交给了史良大姐。

后来，范用收到该负责人寄来的一封信：

“近来我翻阅沈老保存的资料，发现很多很宝贵的东西，1945年底，1946年初中国人民救国会的记录本相当完整，其中多次会议是您作记录的，我复印了一份送给您，能引出您的很多回忆。这份记录对研究救国会的历史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原来，他们在沈钧儒的遗物里找到了那一时期范用记下的会议记录，随信寄来的正是1946年4月13日救国会的第七次会议记录。

看着这份记录，往事历历在目。范用记得那次会议正是由沈钧儒担任主席，在他向会议报告政局和民盟近况后，与会人员又听取了自延安来到重庆的柳湜的报告。

范用和柳湜早就结识，在范用还是读书出版社的练习生的时候，柳先生办的刊物《大家看》、《全民抗战周刊》都是红极一时的进步刊物，他编的刊物普及性强，写的文章也通俗易懂，因此范用是他的忠实小读者。1938年柳湜离开重庆去了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教育厅长。

此次重逢，是时隔八年的相见，范用格外兴奋和高兴。柳湜做报告，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范用却听得很清楚，他详细记录了报告内容，共有2000多字。

救国会在当时团结了全国进步的文化界，通过文化出版机关和许多刊物形成强大的思想文化阵地，联系无数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展巨大的思想教育宣传工作。这些刊物的主编者和撰稿人，都是在当时文化界享有盛誉的知名人士、作家及学者，如胡愈之、茅盾、夏衍、沈志远、钱亦石、钱俊瑞、沈兹九、金仲华、章乃器、李平心、柳湜、艾思奇、张仲实、艾寒松……其中，邹韬奋、李公朴所办的书店和刊物更是青年人的良师益友。

2.难忘较场口

1946年2月10日，重庆发生了因争取和平民主而遭到国民党特务捣乱殴打的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这一天，重庆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达成协议，在较场口举行群众大会。范用和几个同志的任务是留在台上布置主席台，因此亲眼目睹了特务的残酷暴行。多少年过去了，亲历此次事件的范用对那一天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

在较场口事件中，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因而遭受特务毒打伤势最重的是李公朴先生。范用知道李公朴这一名字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自1936年从报上看到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位抗日救亡运动领袖被国民党逮捕的消息，即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他们就成了范用心目中了不起的人，也是他在革命道路上的榜样。

范用第一次见到李公朴是在出版社当练习生的时候，虽是初次见面，却显得格外亲切。李公朴年轻时在镇江一家百货店当过店员，他知道范用是镇江人，就摸着范用的头，用镇江话谈笑风生。后来，范用知道原来读书生活出版社就是李公朴创办的，《读书生活》半月刊也是由他主编的，对李先生的敬仰之情更是油然而生。

范用忘不了，那是个其乐融融的夏天，李公朴穿着汗背心裤衩，扭秧歌舞给大伙儿看，还一边跳一边唱：“二月里来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都说那今年的收成好，多种那五谷送军粮……”出版社里因此洋溢着欢声笑语。

那个时候，范用和李公朴住在一处。范用是个“夜猫子”，由于晚上看书看得太晚了，早上就起不来，这时，嗓门本来就大的李公朴还会扯着嗓子大声地叫醒他：“你学斯大林、毛泽东啊！”

范用记忆中的李公朴总是那么的乐观开朗，又是那样的忙碌不停，成天为民主运动奔走，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和沈钧儒一样，李公朴每天都不厌其烦地接待一批又一批的来访青年。于是，范用也会把报上的重要新闻告诉他，方便他跟大伙儿谈论时局，讲山西敌后和延安的情况。

李公朴从来不把特务放在眼里，范用和同志们都很担心他的安全，他却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在较场口事件中，李公朴尽管已是头破血流，却依然表现出无比的勇敢和无畏，令人折服。周恩来同志亲赴医院看望他，李公朴对周恩来说：“为了和平民主，我要更加坚强起来。”然而，五个月后，他在昆明街头遭特务暗杀，壮烈牺牲。

当天，除了李公朴外，大会主席团成员章乃器、施复亮等人也被特务包围殴打，郭沫若、马寅初等共60余人被打伤。在主席台上的郭沫若和施复亮被特务当胸一脚从台上踢了下去，却毫无畏惧，仰首大笑；沈衡老在一片混乱中镇定从容，范用正在他的身旁，劝请他从速离开会场，沈先生却执意不肯，语气还是同平常一样安详而坚定，眼看特务追上前来，范用只好把他架走，才得以脱险；章乃器先生是“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的发言人，负责出面招待记者，驳斥国民党宣传机构的虚伪，因此，也是特务攻击的重点对象，处境危险，别人劝其离开重庆，他不走，而是在家中准备了酒瓶、石块等应对暴力；黄洛峰在较场口事件斗争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出色才干，一切几乎都由他精心安排，比如如何和党外人士通力合作，如何同敌人针锋相对，又如何护送民主人士回家，对于这些，他都做了周密的安排。每当深更半夜，范用从睡梦中醒来，看到黄经理仍然聚精会神地在灯下赶写新闻稿，起草文件，往往深受鼓舞。

这些革命前辈在斗争中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对特务暴行的极度轻蔑，给范用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并带给范用积极开展工作的力量。作为筹备会秘书组成员之一，范用也是日程满满，每天除了发通知、发新闻、刻钢版、送报馆、跑警察局外，还负责做会议记录和保管筹备会的各类文件。

和革命前辈们一起生活和战斗的那些青春岁月，给范用先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出于对革命前辈的敬仰，对重庆这座城市的怀念和对较场口血案的祭奠，范用将自己精心收藏的一批珍贵文物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令人惊叹的是，范用捐赠的文物多达160余件。其中有宣言、声明类的文件，如重庆文化界对时局宣言、陪都文化界人士对政协之意见、民主运动联盟成立宣言、向全国同胞控诉、驳中央社报道等等；也有一部分大会筹备会秘书处的文件，如大会筹备会负责人谈话会议记录、秘书处工作日志、开会签名纸；还有较场口事件发生后民主人士与国民党在法庭斗争的文件，如李公朴等答辩及反诉状、李公朴等刑事自诉状、刘野樵等人的自诉状；还有事件发生后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的验伤单、各方之慰问函电以及此后各民主党派与反动宣传进行斗争的资料等等。这批珍贵的文物不仅清晰地再现了较场口事件本身，成为特务实施暴行的铁证，更为研究国共两党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范用捐献的文物，让我们能够真实地感受到民主运动的轰轰烈烈，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为争取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携手共进、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无限情意。

3.《文萃》风波

1946年秋，范用由重庆调往上海工作。

在上海福州路、江西路口汉密顿大厦租的两间写字间里，我党办了一个地下刊物——《文萃》，负责编此刊物的是范用的三位战友，陈子涛负责编辑，骆何民担任排印，吴承德办理发行，分工明确的这三人都是共产党员。其中，陈子涛与范用早在来上海之前就已结识。

1945年，陈子涛在成都编《华西晚报》。这年4月，四川大学的特务学生捣毁了《华西晚报》，报馆职员无奈走避一空，陈子涛怕暴徒捣毁排字房，影响今后的出版工作，就留守在办公室继续工作。当暴徒袭来，他独自挡在排字房门前阻止破坏行径，因而遭受了暴徒的殴打。5月，陈子涛出走重庆，在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办公室打地铺住了两晚，此时范用正在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因而两人有缘相识。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用和陈子涛都来到上海工作。在环境日益恶劣的时候，陈子涛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对范用说：“我只有这一条路，我早就在这条路上走着，我十分愉快，因为我终于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他说话时那坚定的语气和愉快的表情，范用永远也不会忘记。

《文萃》一开始是公开的大型刊物，但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写字间四周总有可疑人物出没，大家意识到，一旦被特务盯上，随时都会面临生命危险。于是，吴承德跑到北四川路北仁智里找黄洛峰帮助转移刊物办公地点，黄洛峰二话不说，当即把北仁智里167号宿舍腾出来给文萃社，为迷惑敌人，又挂上了“人人书报社”的招牌。此时文萃社工作人员碰头商谈的活动地点变得不可捉摸，有时在公园，有时去咖啡馆，有时又在马路上。陈子涛为了躲避特务的跟踪，更是居无定所，他随身带着大皮包、帽盒子、鞋盒子，里面装着刊物的原稿、校样。他们就这样英勇而机智地坚持着地下刊物的出版工作。

很快，《文萃》从公开转入秘密，从大型变成了小型，封面上“文萃”两个大字也不翼而飞，转而被“文萃丛刊”几个小字取代，后来竟连小字也不见了，封面上只有一个小小的漫画人物，此人掮着一支大笔，挺着胸脯，大踏步向前。这成了《文萃》的独特标志，很快被广大读者所识记。

小《文萃》共出版了九辑，每出一辑就换一个书名，书名依次为：《论唱倒彩》《台湾真相》《人权之歌》《新畜生颂》《五月的随想》《论纸老虎》《烽火东北》《臧大咬子伸冤记》《论世界矛盾》。刊物的编辑、排校、印刷、发行全是在上海秘密进行的，但为了掩人耳目，出版地点都伪装成了香港，定价也印成港币，最后一辑还另印《孙哲生传》封面。

第十辑预定要用《假凤虚凰》作为书名，范用应约要为这一辑设计封面，陈子涛为最后一辑写好了前言，其中说道：“亲爱的读者们！这本小册子是我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希望你们保存它，并把它传开去。一百年来志士仁人奋斗以求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大家快行动起来，用行动来迎接新的伟大事变。”

可是，范用无论如何没想到这竟成了战友陈子涛的绝笔！

1947年6月24日，范用永远忘不了那惊险的一天。

在上海四川北路，文萃社一位原来在苏北新四军负责烧饭的女青年，因治病来上海，不料特务从她身上搜出了一张身着新四军军装的照片。随后，陈子涛因钢笔上刻有自己的名字而被特务识别；吴承德身上揣着《七一宣言》校样，被当做铁的“罪证”，无可推诿；骆何民曾被特务抓过六次，这次是第七次被抓，特务早已认识了他。三位战友就这样先后被逮捕。

那一天，范用不知道已经出事，他只发觉有人到北仁智里读书生活出版社打听人人书报社，警觉的他立刻感觉到情况异常，于是就把自己身上的全部东西连同一本写有地下工作人员地址和电话号码的小本子掏了出来放在办公桌玻璃板上，空身离去，想通知167号房间里的同志赶快转移。

不料，当范用轻轻推开167号大门的时候，狡黠的特务已经守候在门后了。范用来迟了一步，被特务一把拉了进去，他们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全是彪形大汉，用力抓着范用问：“来干什么？”范用急中生智：“来小便的。因为我曾经在这里住过，知道进门墙角有个尿桶。”特务不甘心，搜查范用全身的口袋，却一无所获，气急败坏的他们当胸给了范用一拳头：“他妈的！侬这老鬼！”范用庆幸自己是空身而来，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当天，范用因有嫌疑被押送到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2号的特务机关，即国民党中统局上海站，战友陈子涛已经被关在里头。晚上，他们俩并排睡在水泥地上，为了掩饰身份，假装彼此不认识。

范用故意问陈子涛：

“你是干什么的？”

陈子涛说：

“我是跑街卖报的。那你是干什么的？”

“我在出版社干校对。”范用故作镇定地回答。

两人就这样通过默契的交谈串通了口供。

接连三天的审讯，范用一口咬定不认识陈子涛，自己只是去小便的。此时，他不怕严刑拷打，也不怕生离死别，但是，表面上泰然自若的他其实内心并不轻松，令他提心吊胆的是如果因为自己被捕而影响出版社就麻烦了。所幸范用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特务没有能够从范用身上扩大缺口，没有因范用被捕而抓到出版社的人。

两个半月后，因范用被捕时身上没有任何物件可以给特务做口实，审讯时也问不出什么结果，组织上花了钱顺利地把范用营救了出来。范用离开牢狱前，问陈子涛有什么事要他办的，陈子涛嘱咐范用去找陈白尘先生，把情况告诉他。

此时的陈子涛已经经受了连续三天的酷刑，始终不屈，特务在他身上使尽了逼供的招数，坐老虎凳，受电刑，灌胡椒水，用猪鬃刺入生殖器，用烧红的针刺入指甲，用毛巾绞脑袋……而陈子涛虽然遍体鳞伤，却依然守口如瓶，没有说出一个组织成员的名字。特务终于失去了耐心，杀害了包括陈子涛在内的所有被捕的文萃社工作人员。

正值英年的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信念，为了国家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宁死不屈，从容就义，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坚贞英勇的气概和锲而不舍的精神。范用明白了：干出版就是干革命！

4.干出版就是干革命

《文萃》风波后，为了保存力量，防止国民党特务破坏突袭，根据党的“三家书店人员、物资均应进行疏散”的指示，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将一部分存书运到解放区，一部分分散到秘密仓库，原打算在四川北路开设门市部的准备工作也作了罢论。

组织上安排许多人员有计划地向香港、苏北、山东、东北转移，留守上海的只有范用、丁仙宝等少数人。他们改用假身份，转入地下，避免公开活动，但仍坚持图书的出版工作。当时，为了有一个隐蔽的住处，便于工作的秘密开展，同事丁仙宝利用亲戚关系到公路局总局上海办事处工作，范用则伪装养病，住进公路局的宿舍。他白天跑印刷厂，晚上关起门来看校样。就在这异常艰难的处境下，范用冒着生命危险负责出版了《剩余价值学说史》《巴黎圣母院》《有产者》等著作。

在上海的三年时间，一方面，范用一如既往地参加救国会活动和出版社的图书出版工作；另一方面，也接受党组织交办的一些特别的任务。

特别任务之一是尽可能详细地调查国民党的书店、印刷厂、出版社的情况，甚至包括这些机构负责人的住址及电话，写成材料，印成手册，交给陈毅率领的第三野战军，这样解放上海时就能按范用调查的材料去接收。另外，组织上还派范用和许觉民、董顺华一起，寄发警告信给国民党的官方书店、印刷厂的负责人，要他们保护好资产设备，不得转移破坏。范用的这些任务实际上是为解放接收上海做了准备，意义重大。

除此以外，范用还参与了一些策反和情报工作。淮海战役时，经一位牙科医生刘任涛的介绍，范用认识了正在上海的蒋军兵团司令黄维的太太。范用努力说服她动员丈夫黄维率部起义，此事正在进行时，黄维兵团已被我军歼灭。解放后，黄维太太被安排在上海文史馆做资料工作，黄维对此甚为感激。

在参与情报工作时，范用又经人介绍认识了上海警备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潘刚德。在上海市政府对面汉密顿大楼的一个写字间里，潘科长给范用提供了有关防守上海的部署，包括吴淞口地区的工事布置、上海兵力防御部署、沪宁溃退的残军交警总队、123军接防75军，以及其他有关的军事情报。情报显示浦东地区防御薄弱，范用意识到这对攻打上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及时向组织递交了这些情报。

除了组织上布置的这些任务，范用也帮助朋友冒险干出版。1948年的有一段时间，为了编印地下刊物，范用不得不蛰居在友人戴文葆的家里。后来，为了工作方便，戴文葆介绍范用隐居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的海军月刊社。住在那里，少了查户口的顾虑，也就多了一份安全，因为该社是国民党为了安置海军人员郭寿生办的，而社长郭寿生又是我们党的老朋友。

在这里，范用认识了戴文葆的朋友陈尚蕃，他原在《文汇报》工作，那时和几位朋友自己掏钱买了一部能收听解放区电台广播的短波收音机和手摇钟灵油印机，酝酿出版一份油印刊物，传播邯郸的新华社消息。范用毅然加入了出版的行列，帮他们刻写蜡纸，然后拿到山东路一家皮箱店楼上用钟灵手摇印刷机印刷数百份。因为印刷机有响声，恐被敌人发觉，所幸那里是闹市，楼下又是做皮箱的，印刷机的声音被掩盖了。印好以后，穿“义务警察”制服的人骑车取走，将其秘密散发。

就这样，出版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一天，正当范用埋首刻写的时候，不防郭寿生推门进来。他显然是看到了，却没有吭声，事后也只叮嘱戴文葆：“叫你的朋友小心点。”这份油印出版物总共出了两期，刊物的名字都是范用起的，一期叫《北方》，一期叫《方向》。

1948年2月2日，国民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发出了查封“共匪宣传机构”生活、读社、新知三店的密令，三家书店随即紧急应变，决定同时撤退。为瞒过敌人，直到10月17日，范用才被派到大公报预先订了一个广告位置，到深夜12时报纸临时开印，才将广告稿送去。第二天一早，生活、读社、新知三家书店宣告结束并迁往香港的消息和《读社与出版》月刊休刊的启事见诸报端。等特务发觉，出版社早已人去楼空，结果一个人也没有抓到。

就这样，范用满腔热情，出手不凡，冒险干出版，在上海度过了令人难忘的三年危险期。终于，迎来了1949年，那是一个青春的年代、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一个光明幸福的年代。这一年5月的一个夜晚，范用站在晒台上，向浦东方向眺望，只见火光烛天，耳边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范用兴奋极了，黎明终于要到来了！

上海解放后，结束了东躲西藏的苦难生活，范用被调到军管会工作，负责出版室的调研工作。穿上军装，戴上军管会臂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他，俨然成了一名文职军人。那一年，穿着军装的范用高高兴兴地回到镇江去看望外婆和母亲，还同她们照了相，她们一生就只照了这一张照片，范用一直将这张珍贵的照片挂在自己床头。

8月份，一份电报又把范用调到了北平。那时的北平给范用的感觉是一座安静、单调而又严肃的城市，他虽身处其中，心却依旧停留在生活了三年、奋斗了三年的上海，他留恋在上海的新书杂志，留恋在上海度过的激情岁月，睡在帆布床上的范用甚至天真地想：干一个时期再要求调回上海吧……

第五章 干校风云 书梦依旧

当沉睡了一个寒冬的树木重新绽放出新绿时，人们总会蓦然发现时光已经载着残存的往昔从不经意间轻轻飞逝。也许，总有许多记忆中的事将会被永远深藏，然而，当时钟定格在卷入漩涡的那一瞬间，也许会发现许多在别人眼里轻如浮尘的事，于己却是如入梦魇，令人难以释怀。

范用说：“人到暮年，回忆往事，总有一些难以忘却的事。”他回忆自己一生只对母亲说过一次谎话，那是去干校的时候，他只对母亲说出差去了。对于母亲，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而对于范用，这却是历史和他开的一个大大的玩笑。

因为渺小,人会难以避免地卷入历史的大漩涡，从而上演一幕幕可悲的闹剧。“文化大革命”期间，范用被关在“牛棚”里，人们以为范用会过不了这一关。没有想到，坚强和自尊的人不曾颓唐，他依然做着一切有关于书的梦，缥缈而又漫长，难割而又难舍……

1.“阎王殿”琐忆

1949年8月份，一份电报把范用调到了北平出版委员会。带着军管会新闻出版处给的一份证明书和一份转关系的信函，范用踏上了前往北平的列车，从此就成了中宣部的一员。

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和新华社同在北洋政府的一幢旧建筑内办公，每逢周六，大厅里热闹极了，新华社的同志自发聚集在这里开舞会，有的男同志还穿着汗背心跳交际舞，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幢办公大楼的所在地正是当时位于天安门广场西边的司法部街（现为人民大会堂的所在地），街上一早有个专门卖“炸荷包”的小摊子——“炸荷包”的做法是先用面粉做个小口袋，再打一个生鸡蛋放在里面，最后整个儿油炸，范用对小贩那娴熟的技术印象深刻。

作为中宣部的一个工作部门，出版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出版毛主席著作，统一各地的版本；编印党的政策文件和干部理论学习用书，简称“干部必读”。在这里，范用又和许多老同事聚到了一起工作和生活，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第一天到中宣部报到，范用就见到了久违的恩师黄洛峰，曾经的黄经理变成了眼前的黄主任，他又成了范用的领导，这真是一种缘分。

然而，初到北京的范用并不习惯这里政治化的生活。以前在三联工作，同事们吃的都是一样的伙食，但到了中宣部，待遇因级别而定，连吃饭也分等级：一等小灶，在出版委员会里，只有主任享有此种待遇；二等中灶，中层领导干部的待遇；三等即大灶。一开始范用根本不知道这些“规矩”，来中宣部工作的第一天，负责管干部的王钊见到范用，劈头盖脸就问他：“吃的什么灶？”范用一下子懵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黄洛峰见状就替他交代：“中灶。”所谓中灶，就是比大灶多一个肉菜，主食和大灶一样，有窝窝头、馒头、二米饭——二米饭就是用大米和小米混煮的饭。

晚上，范用在主任黄洛峰的办公室里搭铺睡觉，兼做值班员，半夜的电话铃声总是吵得他无法入睡。电话多是来自中南海的陆定一部长。陆部长平日里给范用的印象是比较严肃、为人正派又有见解。从做值班员起，范用心里就在嘀咕：中南海的首长原来也像毛主席一样是夜里办公的。

就在范用来这里办公两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随即成立的出版总署和人民出版社取代了出版委员会，这之后，范用就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人民出版社同样归中宣部领导，在人员安排方面，由中宣部报请中央书记处批准任命出版社领导小组成员，而范用就是领导小组中的一员。

在中宣部的会议室里，参加会议的一般都是正副部长和处长，范用是出版处长包之静通知前来列席的，因为一切有关出版的事情，范用甚至比处长还要清楚。会上，包处长答不上的问题就转身问范用，仿佛范用是“二排议员”。就在这个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范用第一次见到了康生和陈伯达。会议前，见陈伯达来了，康生反应“敏捷”，一跃而起，立即让出自己的座位，同时口中还念念有词：“元帅驾到！”回忆起当时康生的丑态，范用总是忍俊不禁。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和康生等人在谈话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后来，范用作为“阎王殿”在出版界的代理人遭到揪斗。

范用曾作小文《我与“阎王殿”》，讲述他与中宣部的故事：姚溱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编印一份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简讯，只印二十份，专供中央领导同志参考。他要我担任这一工作，要调我到中宣部，我说工作我可以做，但我不习惯做机关工作，愿意呆在出版社。

中央领导同志看简报，有的指定某一本书批示“翻出来看看”，我即请人翻译，尽快出版。我认为这件工作需要做，多了解一点外国的出书情况，不至于闭塞。我约请了几位翻译快手帮助我做这件工作，其中写简讯稿最快的是汪衡同志，一本几十万字的外文书，要不了多少天他就可以写出一篇简介。

需要翻译出版的书，我以“现代史料刊印社”名义出版，内部发行。因为封面是灰色书面纸印的，这批书后来被称做“灰皮书”。第一本印出的是赫鲁晓夫传——《大策略家》，接着又印了南斯拉夫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最近牧惠在《灰皮书，曾记否？》一文中说德热拉斯“在苏联解体三十年前就能做出如此准确判断。我倒是觉得不应当仅仅是一本‘供内部参考’的灰皮书，很应当把它再次印行，供更多的人见识。”最近在《文汇读书周报》看到一篇报道：《一批珍贵近现代史料浮出水面》，准备以“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名义重印，其中就有灰皮书。

我与中宣部最后一次打交道，是关于王若水的《为人道主义辩护》一书。此书在排校过程中，中宣部要调阅清样。我抽出其中答辩胡乔木的一篇文章，等中宣部退回校样，再加进去交印刷厂迅速出版。这本书在1986年的书市上成为畅销书之一，初版三万册很快就卖完。我认为人道主义是理论问题，应当允许研究讨论。

有时去中宣部在楼道里遇见周扬同志，他总是客客气气地打招呼，使人感到亲切。陆定一部长比较严肃，为人正派，有见解。

“文化大革命”期间，忽然传来消息：姚溱和王宗一自杀。王宗一是中宣部时事宣传处处长，他主编《时事手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们共事过一个时期。他们两位为什么会自寻短见？是为了捍卫人的尊严，反对倒行逆施，士可杀不可辱也。是啊，士可杀不可辱也，在范用的心目中，人，尤其是读书人的骨气，永远占据重要的位置。

2.立传风波

范用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批斗的“罪名”之一是他曾为蒋介石树碑立传——他不仅主持编辑过《蒋介石全集》，也曾经打算请人写《蒋介石传》。光是为一个人立传，本是小事，偏偏范用立传的对象不是普通人，正是反动派头子蒋介石，有人就说范用此举是有阴谋的，是在为蒋介石反攻大陆做准备。一时间，各种流言蜚语铺天盖地。

事实上，当年范用出版《蒋介石全集》乃奉命而为。在“文化大革命”前一两年，那时范用担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职务，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通知范用开会，讨论编印蒋介石言论集事宜，与会的还有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

在会上，许立群讲道，毛主席在接见外国客人时，说了在王府井书店可以买到两个人的全集，一个是赫鲁晓夫，一个是蒋介石，随即许部长拿出中宣部关于出版蒋介石言论集的报告，范用觉得这两部全集都不适合人民出版社出版，因为人民出版社是国家政治书籍的出版社。金灿然则表示出版古籍的中华书局也不适合出版此种书，因为这不属于他们的出书范围。后来，经过一番讨论和研究，还是决定由人民出版社负责出版《蒋介石全集》，《赫鲁晓夫全集》则另请世界知识出版社考虑出版。

如此决定，人民出版社只好接受了这一任务。心思缜密的范用特向上级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 请中宣部出具介绍信，由人民出版社派人到几个地方的大图书馆了解并调借蒋介石言论著作；

二、 请中宣部帮助人民出版社从一些出版社借调一批熟悉民国时期资料且适合担任此项工作的编辑人员；

三、 请邮局给一个免检邮箱，以便收寄从港台搜集的相关资料。

这三点要求都得到了中宣部的同意后，《蒋介石全集》的编辑工作开展得紧锣密鼓。范用派了三名熟悉这方面历史资料的有经验的编辑分三路开展工作：一路南下去武汉、长沙、广州，一路到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一路赴南京、上海。三路人员分头行动，去各地调查、收集图书馆收藏的蒋介石论著。收集所得的资料陆续从四面八方寄到北京，不久就放满了好几个书架，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连蒋介石跟旧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拜把子的金兰帖都运来了，资料搜查工作的细致程度可见一斑。

编辑工作完成后，范用仔细通读了每一集，并签字付印了稿本100部，还给中宣部打了个报告，附上一本稿本。报告上说拟印1000部，限定发行范围。没过几天，中宣部却通知范用印1万部，原来毛主席在报告上做了醒目的批示：“一千部太少，印它一万部。”

1969年，人民出版社的数百名干部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当时作为“走资派”的范用也在其中。在干校的时候，范用听说关于《蒋介石全集》的资料和档案全部被运到三线的山洞中保存，以后又被运回北京，但不知现在何处。

至于编写《蒋介石传》，则完全是范用个人的想法。那个时候，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拥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如印尼共产党已经参与政权，取得了席位，其中央委员前来北京取经，希望能够了解一些出版工作方面的经验，组织上便派经验丰富的范用和陈原跟他们交流。范用认为，印尼共产党在这一时期要想做好党的出版工作，必须要有两手准备，一手公开，一手秘密，以防备“糖衣炮弹”。由此，范用想到也许可以从这一角度组织编写一本《蒋介石传》。它不同于演义，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传记，其本意不是为读者提供一部严肃的传记，而是编写一本政治读物，因此，动笔撰写前需要掌握丰富准确的资料，而光靠范用一个人的力量完成这样重大的工程显然是不够的。

在人民出版社，范用主持出版有关中国现代史的书籍，有幸结识了田家英和黎澍，他们两位成了范用工作上的热心顾问。巧合的是，黎澍认识写《金陵春梦》一书的唐人，即严庆澍，他比较熟悉这方面的资料，范用就想到请他来写《蒋介石传》。于是，在黎澍的悉心指导下，范用很快拟了一份编写《蒋介石传》的提纲，供严先生参考。只可惜，严庆澍不久病故，编写《蒋介石传》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然而，范用一直念念不忘要认真编写一本《蒋介石传》，使之成为类似吴晗主持编印的《中国历史小丛书》那样的较为通俗的读物，让更多的年轻人在了解蒋介石这个历史人物的同时，多了解一些中国现代史。

“文化大革命”中，范用因“为蒋介石树碑立传”、“为蒋介石反攻大陆做准备”而遭受清算，当年由他请来参与此事的许多编辑也都跟着遭受牵连，以“招降纳叛”之罪受到非人般的折磨与迫害，这让范用难以心安。在那段关在“牛棚”的日子里，范用每天夜晚都盼望着天快一点亮，这样可以少受噩梦的折磨，然而，他又是多么希望天就这样永远黑下去，因为难以想象明天又将是如何痛苦的一天。

3.得书偶记

1970年，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和范用在一起的还有司徒慧敏，他是由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电影公司——电通影片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他担任的是摄影厂主任一职。他俩经常在一起回忆过往云烟，每每谈到一本普通又不平凡的杂志，禁不住感慨万千。

这本特别的杂志正是名噪一时的《电通半月画报》。

电通影片公司自1934年春天成立以后，拍摄了许多进步影片，如《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压岁钱》等。这些影片的成功拍摄充分显示了当时左翼电影的艺术成就，也极大地激发了战斗精神，而为了配合影片的宣传与发行，《电通半月画报》应运而生。

在那个年代，电影刊物通常是16开本的，因此，大8开本版式的《电通半月画报》一问世就令人眼前一亮，显得分外醒目。此刊物不仅形式别致，内容上也别具一格，图文并茂，主要刊登电影故事，介绍电影演员，发表电影理论，且图片统一使用影写版，严肃而不失活泼，高雅而时尚，每期发行量高达4万余册。

1935年5月16日，《电通半月画报》创刊号发行，封面为陈波儿，并特设《风云儿女》《自由神》的介绍等；第2期在6月1日出版，封面和封底是王人美、谈瑛、袁牧之，内容为《风云儿女》特辑，首载《义勇军进行曲》；第3期在6月16日出版，封面与封底为王莹、施超，内容有许幸之对《风云儿女》的自我批评及唐纳、陈波儿等人的文章；第4期于7月1日出版，封面是蓝苹，封底是周伯勋，内容是介绍《都市风光》《自由神》，以及司徒慧敏的译文《论中国电影》；第5期的封面封底是陆露明、顾梦鹤，内容有许幸之的译文《画面构成论》，另有《电通生活味》等杂文，于7月16日出版；第6期是《自由神》特辑，封面是王莹，封底是施超、蓝苹、周伯勋，于8月1日出版；第7期于8月16日问世，封面是聂耳，封底是郑正秋，为《聂耳逝世纪念特辑》；第8期于9月1日出版，封面是张新珠，封底是唐纳，内容有聂耳追悼会，“电通诗画”及陆露明的《北游散记》；第9期于9月16日出版，封面封底为白璐、葵若虹，内容有《都市风光日记》《电影的透明面》等；第10期是《都市风光特辑》，于10月1日出版，封面是《都市风光》的八位演员；第11期于10月16日出版，封面封底是陈波儿、唐纳、张新珠，内容是上海各报评论《都市风光》，另有王莹等人的文章；第12期于11月1日出版，封面为周骖、封底是金山，刊载有《喜剧家的喜剧之谜》《舞台与银幕的合欢》等；第13期为革新号，于11月16日出版，封面的内容有《嘉陵江上》曲谱词、《读者自由谈》、陈波儿在《街头巷尾》中的造型等。

然而，就是这样一本畅销一时的电影画报，因其鲜明的政治倾向而被当局称为“赤色大本营”。一本从创刊号到革新号只持续了半年的刊物，却出人意料地承载了许多人世沧桑与历史烟云。1968年7月15日，上海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这起所谓的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事件的起因就是这份电影画报。

在“文化大革命”前，上海的书店里常能见到上海出版局的一些负责人的身影。一次，办公室主任游云在书店劳动时看到《电通半月画报》上登载着江青的照片，想要借用，就请丁之翔帮忙。丁之翔替其写了借条，为慎重起见，又打电话请示上海出版局的相关负责人，请库房将全套《电通半月画报》杂志借给他。但是，这并没有得到出版局方面的许可，游云借书的念头不得不就此打消。本以为这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不料，1968年的7月15日，进驻上海书店的解放军工宣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大会，居然要丁之翔下跪向毛主席请罪交代“罪行”。之所以称其有罪行，是因为管库房的人以为这套杂志借给丁之翔后未得到归还。后来，这份杂志出现在了书店里，证明丁之翔当时确实没有借得此书，然而在那个黑白是非颠倒的浩劫年代，丁之翔被迫继续交代其莫须有的“罪行”。为此，游云也被关了两年半，放出来后不久即离开了人世，而丁之翔夫妇则被送进“抗大学习班”，只留下3个孩子在家里。

1972年，范用摘掉了帽子，从“牛棚”中解放出来。他去上海看望久违的老友，在福州路的上海书店见到了担任经理的毕青和丁之翔。范用在他们的带领下来到书库，在一堆旧期刊下面，看到露出画报的一角，直觉告诉范用那正是《电通半月画报》，然而公安部门曾规定所有电通画报一律上缴，早已绝迹于世，那么眼前这静静躺在墙角的究竟是什么呢？

为了解开心结，范用坚持要将这铺满灰尘的纸张抽出来看个究竟，果然，不出他所料，真是《电通半月画报》！范用认识到这份画报具有重大的历史文献价值，再三恳请毕青将《电通半月画报》连同其他一些旧期刊卖给他，毕青犹豫了一下答应了，全套13本只卖10块钱。范用如愿以偿，从此这套画报成了他毕生的收藏珍品。

对于范用这样的爱书之人而言，恐怕没有比经历与书的种种奇遇更为幸福的事了。挂着“走资派”头衔的范用每天都要在人民出版社的大楼里打扫卫生，那时身处逆境的他只要一息尚存，就不会忘记他那可爱的“通灵宝玉”——书。

一次，“清洁工”范用在垃圾堆里看见一批废弃的玻璃图版，下意识地定睛一看，有一份图版的打样居然是莎士比亚戏剧插图。范用记得他最早见到莎士比亚戏剧插图还是在抗战时期的桂林，那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田汉翻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下范用真是如获至宝，立即从垃圾堆中将其捡回，小心翼翼地贴在自己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

后来，范用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原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同事郑效洵处了解到，这批插图来自葛一虹先生收藏的一本英国的画集。“文化大革命”一结束，范用觉得应该物归原主，于是带着这批插图去看望葛一虹先生。看到插图激动不已的葛先生将画集的来历一一告诉了范用，并郑重地交给范用保存。10年后，山东画报出版社汪稼明先生在范用那儿看到这剪贴的插图文字与图画相得益彰，对此爱不释手，于是，《莎士比亚画册》普及本应运而生。

4.“盛饭集团”的干校生活

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除了司徒慧敏，范用还和原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原商务印书馆社长陈原一道，被扣上“陈范集团”（又名“盛饭集团”）的帽子。关于“盛饭集团”名称的由来，其实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个笑谈——

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范用作为“走资派”尚未得到解放，一到咸宁干校就遭到批斗，而批判范用的人恰恰都是本来关系很好的同事——特殊时期，有人为求自保，上纲上线地说上几句也是司空见惯的。好在是文斗，不是武斗，只动嘴不动手。当时，群众里面有两派，一派是保“陈范集团”的，另一派则跟着一个姓蔡的军代表，两派人就先批谁这一问题展开辩论。中国人吃饭，是先“盛饭”还是先端“菜”？辩论的结论是：总是“菜”先端好了再“盛饭”，那么既然先端“菜”，所以就要先批姓“蔡”（“菜”的谐音）的军代表，后批范用、陈翰伯和陈原三人组成的“（陈范）盛饭集团”。

在干校所谓“脱胎换骨”的日子里，陈、范三人一起参加劳动，而最早主张办和书有关的杂志的恰恰还是这三个人。在干校里，行动上有很多限制，连看书都受限，这个不准看，那个不准看，书都要烧掉，最后，就如同看“样板戏”一样，可怜得只剩一本《红旗》是规定必读的刊物。对“盛饭集团”来说，人可一日无食，但怎能没了书这一精神食粮？在全国人民几乎无书可看的境况下，范用坚持认为读书是做人的权利：认识世界之权，调查研究之权，知己知彼之权，无圣人凡人之分。他有感于没有一个好的杂志，于是提议要办一本类似《学习生活》的杂志，以便广泛地联系读者，让作家有一个自由发表言论的地方，让大家的思想都活跃起来。范用的想法得到了陈翰伯的绝口称赞。三人商量策划，决定离开干校以后一定要办一本和书有关的杂志。

这本杂志的名称简单明快，就叫《读书》，这是陈翰伯起的。陈瀚伯同志干出版很有经验，抗战期间，他在重庆以“王萧坤”为笔名编了一本叫《学习生活》的杂志。

1969年9月底的一个晚上，范用突然接到北京来的长途电话，要调范用回北京工作。这不正是范用日夜盼望的消息吗？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当范用听说只调自己，没调其他人时，立刻作出反应：“那怎么行，还有许多有经验的行家在干校，光调回我一人有什么用？”患难见真情，范用他丢不下“盛饭集团”，也放不下他们要一起办杂志的约定。

在那样一个身心俱疲的时候，坚强和自尊的人不曾颓唐，虽然成为了被批斗的对象，范用依然做着一切有关于书的梦，缥缈而又漫长，难割而又难舍……

1976年4月，范用含泪怀着悲愤的心情在《悼念周总理》一书中刻下：“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这是范用到天安门抄录的诗文中的一首，也是他最后一次从事刻印。

1985年，范用在共产党员登记表上填写了这样一段话：入党四十五年，最痛苦的回忆，最深刻的教训，莫过于在“肃反”、“三反”、“反右”、“反右倾”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盲目跟随“左”倾路线，虽无害人之心，却有保护自身的私念，惟恐组织上说我右倾，宁“左”毋右，“文革”中挨斗，胡乱认罪，“活学活用”又作违心之论，是我最大的弱点，也是我一生中的污点。今后加强党性，首先要加强政治上的坚定性，提高识别能力，对来自“左”的或右的错误，能够保持清醒头脑，予以抵制。任何时候，都要讲真话。同年，范用在人民出版社建社三十五周年纪念会上，又当众讲了这番话。范用说，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检讨，也不单纯是忏悔，更无意用这种方式评论历史，只是借此机会向同志们做一个交代。可惜的是，散处外地的同事不可能参加，已经离开人世的同志也永远听不到范用的“交代”了。

经历过浩劫的人不会忘记历史的伤疤，他们懂得自我解剖和灵魂净化的意义。范用亦如是，他说：“但愿在出版社生活和工作的同志们，不必再承受那种难以忍受的生活和负担，轻装前进，从而一心一意做好出版工作。”

是的，无论身处何境，都不要放弃读书的权利！范用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第六章 十年磨剑 华彩人生

在三联书店的11年生活，范用称那是他的大学。而作为一位杰出的出版家，他的人生华彩乐章集中在1979—1989年这10年间。十年磨剑，创造华彩人生——这期间，他担任三联书店负责人，编辑出版了一套又一套经久不衰的丛书，一本又一本颇具分量的著作和杂志：《新华文摘》《读书》《傅雷家书》《随想录》……

是什么活跃了80年代的文化圈？是什么成就了这一个又一个中国出版界的骄傲？答案别无其他，正是范用自由率直的性格、勤恳务实的作风以及对出版事业发自内心的钟爱。

1.立下“军令状”

在前说到的“陈范集团”三人商定，出去以后，一旦有条件，就是要办和书有关的杂志。

1978年，这个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此时，陈翰伯担任了文化部新闻出版局代局长，陈原担任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范用担任了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而三联书店则属于人民出版社的副牌。12月，坚冰初破，酝酿已久的《读书》杂志终于开始筹备，并在北京、上海等地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最终确定了旗帜鲜明的办刊宗旨——“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

然而，这个办刊宗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十分敏感的——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很多同志担心会出什么纰漏。当时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大家围绕这本杂志该不该办、怎么办等问题展开讨论，后来讨论变成了争论。面对这种情况，范用毅然提出，《读书》这本刊物不在商务印书馆和人民出版社办，就由他担当总经理的三联书店来出版。随即，范用还立下“军令状”：如果《读书》出了问题，责任全部由他一人承担，跟党委没有关系！——范用扛起了所有的责任，如此大胆的提议和非凡的勇气，令旁人匪夷所思，错愕不已，又胆战心惊。而随后引起的轩然大波更是惊心动魄。

《读书》创刊号

1979年4月，《读书》正式创刊，在“编者的话”里，它郑重申明：我们这个刊物是以书为主题的思想评论刊物。它将实现为四个现代化，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而服务。我们这个刊物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敢于打破条条框框，敢于接触多数读者所感所思的问题。我们主张改进文风，反对穿靴戴帽，反对空话，反对八股腔调，提倡实事求是，言之有物。《读书》创刊号的头题文章是中宣部新闻出版局理论处处长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李洪林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文化大革命”对文化的摧残，禁书作为一项政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同时表达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专制主义的深恶痛绝，并大胆提倡人民有读书的自由。范用始终认为，既然《读书》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就必须要把打破思想上的限制作为首要任务。创刊号选择这篇文章打头阵，意义非凡。可以说，李洪林文章中的这些激进观点恰恰体现了《读书》作为思想文艺评论刊物锐利的锋芒，一发表就引发了社会各界关于读书的大讨论，《读书》也由此引起书界震动，从而名声大噪。

《读书》第一期目录

实际上，李文原来的标题是“读书应打破禁区”，是范用在发稿时把篇名改成了“读书无禁区”——他认为标题简化一些念起来更好，且改后的标题正好与他“博学之，明辨之，开卷有益，读书无禁区”的读书观不谋而合。

范用向来认为天下只有读不尽的书，而没有不可读的书。是好书还是坏书，只有自己读了才知道，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的伎俩，范用从不曾看好。他认为，只有自己去看书，自己看多了，辨别能力才能增强，久而久之，自己就可以辨别好与坏了。范用就有个“怪毛病”，传说什么书有问题，他就偏去找来看，因为他要知道问题在哪里。“一本书读了，再听听看看议论更好，七嘴八舌，早晚会水落石出，更上层楼。这也是东翻西看的好处之一。这比封闭起来，只有一家之言好，提倡百家争鸣是自信心的显示。”范用曾这样强调。

后来，社会对《读书》的高度认可证明了范用最初把握的办刊宗旨和方向是正确的。然而，当时的他对自己改动标题的举动所引发的“后果”并非没有预料。在那样一个政治敏感的年代，发表这样一篇观点激进、标题敏感的文章，的确会无可避免地受到许多责难和非议，一些没有看完整篇文章或只看标题就发表意见的人不由分说地提出质疑：“读书没有禁区，难道坏书也可以读吗？”更有甚者，认为《读书》提倡读《金瓶梅》，是在给坏书开绿灯。李洪林在《读书》创刊号头题文章《读书无禁区》中写道：文学书籍，被弄得更乱。很多优秀作品，多少涉及一些爱情之类的描写，便是“毒草”，便是“封、资、修”。便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四人帮”这一套假道学，到现在也还在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因为它道貌岸然，“左”得可怕。以致有人像害怕魔鬼那样害怕古今中外著名的文学著作。本来在社会生活中，“饮食男女”是回避不开的客观现实。在书籍里面，涉及社会生活的这个方面，也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许多不朽的名著都在所难免。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即使其中有不健康的因素，也要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不要因噎废食，不要“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把很多香花都看做毒草。值得一提的是，不仅由于文章内容“敏感”，还由于文章作者李洪林有着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干部的微妙身份，于是有关部门也来过问此事。出版主管机关找范用谈话，批评其标题的提法不妥。

其实，李洪文写得很全面，有一段就明确提到要引导青少年看好书：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于那些玷污人的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所以，显然，众人对杂志的这些质疑和指责是站不住脚的。

2.“皮包编辑部”

新生事物的诞生和成长总不可能很顺利的，充满锋芒的新生事物更是如此。《读书》诞生的那一年，也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确立的一年，当时的中国正处在经济改革前的转型期。当时办报纸刊物都是很小心翼翼的，特殊的时代背景和鲜明的办刊宗旨，注定了《读书》的诞生与成长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也注定了范用的出版之路举步维艰。

其实，早从一手创办《读书》起，立下军令状的范用对此已经心知肚明。但是，他告诉自己，为了杂志，再大的困难，他也要挺过去，也要负起这个责任来！正如周恩来所说：“任何新生事物在开始时都不过是一株幼苗，一切新生事物之可贵，就因为在这新生的幼苗中，有无限的活力在成长，成长为巨人，成长为力量。”于是，《读书》这棵幼苗就在范用的栽培、同仁的呵护和人们的关注下逐渐壮大和成熟。

《读书》杂志编辑部是一个典型的“皮包编辑部”。一开始，范用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创办《读书》，后来，他请了生活书店的老编辑史枚先生来编。史枚经验丰富，曾经编过《读书月报》《读书与出版》，范用对他很是信任。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又调了出版社的校对董秀玉——她后来成为三联的总经理——来做史枚先生的助手。为确保工作效率，这个小团队分工明确，范用自己包办了《读书》杂志的底封和底封里的两面广告，请漫画家丁聪设计封面和版式，请史枚先生把编好的稿子交给董秀玉，之后的事情包括排印、校对乃至发行则全由董秀玉负责。

再后来，出于工作的需要，“皮包编辑部”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最多的时候，四位女青年加入到这个团队中来，加上董秀玉，人称“皮包编辑部”里的“五朵金花”。这几个人中只有一个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其余几人都只有高中学历。当时，曾有人提出质疑：几个高中生能编一份给研究生看的杂志吗？

范用的答案是：能！因为范用选人时看重的不仅仅是学历，更主要的是看办事能力——他自己也只有小学学历呀，所以，不能因为学历低就一竿子打死人，关键还是要看其工作能力。那么，在范用眼中，如何才算是一个办事能手呢？那就是大事、小事都干，吃苦的事情也不例外，还要主动去做，对工作投入极大的热情，这才是办事能力强的重要标准，而这种能力不可能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锻炼出来的。

虽然只是一个才几个人的“皮包编辑部”，但大家工作能力强了，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就能把工作做好，就能保证《读书》杂志按期发稿出版。从杂志创办的第一期起一直到退休，范用始终对这个生不逢时的“宁馨儿”保持着极大的热情和自信，他相信《读书》在他的严格把关和“皮包编辑部”的努力下是不会出问题的。当然，他的这份自信并不是毫无缘由的，事实上凡是他认准的事情，他都会一丝不苟地去完成。从创刊起，《读书》的每期清样他都从头到尾看了才签字付印，从杂志组稿到封面设计、排印、装订，范用把关到底，毫不松懈，直到退休。用他的话说，他是一个党员、一个坚持党性原则的人，必须要对党负责。

在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背景之下，人们的思想还处于传统的禁锢中，而《读书》已经开始为人们提供自由讨论问题、发表意见、交流思想的平台，并旗帜鲜明地提倡读书自由，这种勇气难能可贵，为人所称道。1980年，范用收到王若水写来的信，得到极大的支持和鼓励，信中说：“夏衍同志很喜欢看《读书》，对《读书》评价很高。”

范用最高兴的就是听到读者说：看《读书》杂志是补钙！他觉得，《读书》创造的价值就是他的人生意义所在，那便是源源不断地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他乐此不疲。

直到退休后，范用也仍然关注《读书》，这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习惯。对他退休后被后来的编辑“拔高”了的《读书》，范用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现在的《读书》确实也有好文章，只是有的文章太专，他只希望《读书》办得适合像他这样的读者阅读，凸显“大学者小文章”的特点，做到雅俗共赏。因为很多读者并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出于业余爱好而读点书。

无论如何，《读书》是一本至今仍然拥有大量读者的“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本思想文艺评论刊物，堪称出版界的奇迹。作为上个世纪80年代文化思想的一个前沿阵地，它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成功范例。办杂志的初衷是让大家的思想活跃起来，让大家自由地发表意见，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禁区……

而对于这些，范用和他的“皮包编辑部”都做到了！

3.开文摘之先河

1979年，范用和出版界同仁打算从出版杂志着手，酝酿恢复三联书店，因此曾经设想出版三个杂志。一个是综合性思想评论半月刊《生活》，几位热心同志忙了一阵，却终因某“理论权威”的关注而偃旗息鼓，《生活》杂志胎死腹中，只留下一份试刊号。后来，以学生、青年为对象，介绍当代和未来新知识新学科的杂志《新知》，也不了了之。只有《读书》，在经历凄风苦雨后总算是办起来了。

那么，当年为什么选择从出版杂志入手？因为，范用始终认为，一个出版社要办得有特点，能拥有基本读者，培养编辑人才，不妨从办一个有特点的杂志做起。他敏锐地察觉到60—70年代的中国缺少一份交流和搜集全国社科信息、反映新观念的杂志，于是产生了办一本文摘杂志的念头。最终，他的设想变为现实——《新华文摘》开了文摘类杂志之先河。

范用最早体会到文摘杂志的好处还是他上小学的时候。1937年，范用在学校图书馆借到一本《月报》杂志，这是一本综合性文摘刊物，由开明书店出版，社长是夏丏尊——范用早就《爱的教育》一书中知道了夏丏尊的名字。《月报》列名的编辑有胡愈之、孙怀仁、胡仲持、邵宗汉、叶圣陶，主编是胡愈之。拿在手上只觉得厚厚的一大本，细看将近500页，范用一打开杂志目录就舍不得放下了，他对一切都很新奇，在一本杂志里，居然会有那么多篇文章，有100多个题目，而且各门类都有，分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文艺五大栏，还有读书俱乐部，“最后之页”是“读书札记”，编摘一些有趣的文字。小时候阅读，心情犹如小孩子走进了糖果点心店。就这样，这本杂志把一个15岁的少年引领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大大拓展了范用的思想领域和知识领域。

后来，胡愈之先生主编的《新华月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范用有幸参与其出版工作，他给《新华月报》画版式，送工厂排印。在创刊号的封面上，范用还印上了政治协商会议刚通过的五星红旗。多年以后，想起此事，范用说，那时没有国旗法，他这样做，不算违法。

在参与杂志的编辑工作期间，范用也听到了许多读者的意见，表达了对《新华月报》的不同要求和需要——有的人把它当做可供查考的资料，有的人则把它当做一本纯粹的阅读性杂志。范用听说，周恩来总理也是《新华月报》的忠实读者，总理不仅阅读杂志的文章，还常常查用《新华月报》，有一次查不到某一资料，还打电话到新华月报社询问。对有用的资料，周总理就扯下来，以便于携带出国。

1962年，范用小试牛刀，编了一本《新华文萃》试刊号作为样本。试刊号只印了100本，准备送呈有关同志征求意见。这本杂志设置的栏目有政治、经济、学术、文艺、美术、作品、“读书与出版”、学术论文摘要、报刊文章篇目辑览和科学文化之窗。在文艺一栏，范用选了艾芜的小说、巴金的散文、田汉和郁达夫的旧体诗、丁西林的剧本，美术作品选了华君武的政治讽刺画、杨纳维和黄新波的木刻，还有摄影作品。“读书与出版”的栏头则请丰子恺先生题写，当时丰先生爽快地答应了，还写了两张让范用选用，这宝贵的墨迹，范用一直珍藏着。

办刊期间发生了一件事，让范用一直心有余悸。有一天，毛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来到范用的办公室，看见了这本《新华文萃》，想到毛主席喜欢看这种杂志，决意要拿走一本。范用说，上面还没有批准出版呢，但田家英执意要带回去，说是放到主席桌上，他也许有兴趣翻翻。田家英的坚持很可能会使范用挨批评，这一度让范用寝食难安。后来，范用想，这说明田家英是赞成办这样一个刊物的，否则他也不会送给毛主席看。这样一想，他也就释然了。

1979年，《新华月报》文摘版开始正式出版，1981年刊名改为《新华文摘》。这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文摘杂志。对于难得见到很多杂志的边远地区读者，一卷在手，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也是范用办刊的初衷。

在办《新华文摘》的过程中，意见分歧时有发生。比如，关于要不要附录被批评的作品，就有不同的意见。范用记得，当鲁迅先生编杂文集，就把对方的文章附录在里面，对读者很方便。但有人不赞成附录被批评的作品，经再三斟酌，范用也就作罢了。

回首多年的出版生涯，范用坦然地说：“我没有什么遗憾，我很愉快，很满足。有这个职业我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一个终身的职业，我很高兴，我没有什么遗憾。一定要说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我还没有把这个（出版事业）干得更好！”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鲁迅语），朴实的话语流露着范用为人的谦虚质朴、严于律己和对出版事业的真诚和热爱。

4.《傅雷家书》

对于范用来说，出版就是一种对自由的追求，这种追求是一个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和独立选择的代表。所以，范用关注的是那些能给人们带来新鲜感和精神动力的出版物。有人说，范用的出版思想、出版理念的形成和他所经历过的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确，时代给了他机遇，也给了他挑战。《傅雷家书》《随想录》等书在当年的出版就并不容易，然而范用怀着对自由和独立的强烈追求，一直坚持要出版这些他认为有价值的图书。

早在读书出版社当学徒时，范用就对著名翻译家傅雷的文笔崇拜备至，为此他还“疯狂”了一把，竟然把刚买到的傅雷译的罗曼·罗兰《米开朗琪罗传》从头至尾抄写了一遍。接着，范用又读了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名著《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是一部四卷本的书，范用从桂林、衡阳、吉安、曲江四个地方的商务印书馆才买齐全，很不容易。回忆当年读这部小说时的心情，范用说，那不仅是文学上的极大享受，更重要的是，他因此深深受到了人道主义思想的感染。小说向人们昭示的“不屈不挠、永不气馁，方能到彼岸”的精神思想深刻影响了范用的人生观。由此，范用产生了对译者傅雷的无比敬仰之心。

有一次，范用与楼适夷结伴去上海，旅途闲谈时，楼先生告诉范用关于傅雷的情况，包括对傅聪、傅敏兄弟俩的教育培养，也听说了父子家书的存在。范用听后，被傅家质朴而厚重的父子之情深深地打动了，也对傅雷、傅聪的通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快，他从傅聪的弟弟傅敏那儿拿到了原稿。后来，范用在《〈傅雷家书〉的出版》一文中这样写道：正如楼适夷先生后来所写的“应该感谢当时的某位领导同志（石西民），在傅雷被划为‘右派’之后，仍能得到一些关顾，允许他和身在海外并同样蒙受恶名的儿子保持经常通信关系。”这才有这部可贵的家书。不久，我从傅敏那里取得家书原件。阅读之后，一种强烈的愿望，驱使我一定要把它出版介绍给广大读者，让天下做父母的做儿女的都能读一读。1979年，傅雷的右派问题还未得到彻底的改正，他儿子傅聪还带着“叛国”的帽子，暂时不能回国，但范用已在为《傅雷家书》的出版而奔波忙碌了——出版《傅雷家书》遇到的阻力之大也可想而知。

《傅雷家书》

最直接的阻力是当时许多人还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出版观念也受到限制，认为什么都是“毒草”，显得保守而闭塞，没有印刷厂愿意给范用排印这本书，说傅聪叛国，说出版这部书是提倡走“白专”道路。范用对此很是不解，他觉得，傅聪本来就是在国外学习，人们怎能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扣个“叛国”的帽子给他？他不过是对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致死心存悲愤而有所表示，事出有因嘛。至于大家质疑范用提倡走“白专”道路，范用更是不理解，他说不清什么叫白，什么叫红，他只知道《傅雷家书》是一本好书，傅雷的教导，与傅聪的苦学苦练，以及父子间的情谊值得向世人介绍，值得让更多人了解，因此他必须想方设法让印刷厂接受这本书。

终于，一份胡耀邦同志关于邀请傅聪回国讲学问题的批示出现在范用视野里——《傅雷家书》的出版有了转机。胡耀邦同志在这份指示中说：傅聪的出走情有可原，这是一；出走后确实没有损害党和国家的行为，这是二；出走以后，仍旧怀念国家，忠于自己的艺术，治学态度很严谨，博得学生和人们的同情，这是三。这些必须充分理解和体谅。

他回来演出，教学，要完全允许他来去自由，不要歧视，不要冷淡。据说他生活并不好，应根据他的工作给予应得的报酬，并可略为优厚。应指定专人对他做点工作，要较充分体现国家对这样一个艺术家的慈母心肠。胡耀邦同时客观地指出：傅聪出走毕竟是个污点，应有个交代。

1980年，傅聪回到国内，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对自己过去的出走也表示内疚。这一次公开场合的表态，让人们明白了，傅聪是爱国的，他虽然身在异国，却仍然有着一颗对祖国母亲的拳拳之心。

1983年，《傅雷家书》终于排除万难，得以出版。据不完全统计，此书从问世至今，近30年中已行销100多万册。范用认为傅雷作为一个有修养的作家，其手迹也很了不起，每个字都写得一丝不苟，很漂亮，令人肃然起敬，所以范用把傅雷的手稿拿来，在北京、上海、香港举办傅雷家书手迹展，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

《傅雷家书》手稿

关于《傅雷家书》，范用曾不无骄傲地说：“一本书如此受读者欢迎，畅销不衰，令人高兴。”

试想，当初如果没有范用排除万难的勇气，没有他坚持不懈的毅力，没有他独到的眼光和非凡魄力，也就不会有此后《傅雷家书》的一再重印，不会有三联书店出版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译传记五种》《与傅聪谈音乐》《米开朗基罗传》，当然也就没有其他出版社相继出版的《傅雷书信集》和傅译《罗丹艺术论》《艺术哲学》和《贝多芬传》这些优秀的书籍。

范用与傅聪

而面对这些，范用从不居功自矜，他坦诚地说：“至于《傅雷全集》书上印了‘主编：范用’，实际上我丝毫未尽力，出版社让我挂个名。”

奥斯特洛夫斯基说得好：“谦逊可以使一个战士更美丽。”那么，谦逊同样可以使一个出版工作者更美丽。

5.不删一字的《随想录》

亦如《傅雷家书》，巴金先生的《随想录》犹如凤凰涅槃，经历了痛苦而艰辛、曲折而不凡，最终得以出版。1987年，《随想录》问世后，巴老很满意，写信来感谢范用和三联书店：《随想录》能够出合订本，合订本能够印得这样漂亮，我得感谢您（范用）和秀玉同志。说真话，我拿到这部书已经很满意了。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引进“文明”书市的。巴老说自己的书“多灾多难”，在“文明”两字上打了引号，显然是暗指当时还不够文明，出书仍然受到思想上的限制。范用体会得到这封信中巴金流露的欣慰和激动之情，也难掩辛酸和无奈之感，亦不由地勾起了范用对出版此书的诸多往事的无限回忆——

1984年，在三联出版《随想录》前，此书已在香港“大公报”潘际垌主编的《大公园》副刊上刊载。然而在陆续发表的过程中，有人对主编施加压力，试图阻止刊发巴金写的短文。范用从香港办报的朋友处得知此事，非常气愤。讲真话是《随想录》的主题思想，也是整个社会应该提倡的，却受到无理阻挠，这怎么可以呢？！

此时，恰好巴老来京，住在民族饭店，范用就给巴老打电话，一方面表示问候，一方面请求将《随想录》交给三联书店出版。在电话里，范用承诺：“我们想出版《随想录》的合订本，出版时一字不删。”电话那头的巴老很高兴，欣然答应。

巴金《随想录》

就这样，巴老完成五卷书后交给范用，香港三联书店分册出版了《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1987年，一字不删的《随想录》精装合订本正式出版，范用为这本珍贵的书设计了封面、版式和包封，印制时，又调拨了一部分原用于印《毛泽东选集》的上好的特制纸张，另外还加印了150本编号特装本，这是非卖品，专供巴老赠送之用——范用本人收到了巴老签名赠送的一本NO.132。

在范用之后，很多年过去了，还是有人不敢完整地出版《随想录》，比如其中的《“文革”博物馆》一文，在目录页上只标出“存目”两字，正文页里只有标题或整页空白。范用以为党中央已经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此举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对于自己一字不删出版巴老的书，范用认为这不是表明自己胆子比常人大，也不是自己的位置决定了判断力的准确，他只是做了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履行了一个出版人的职责。

对无稽之谈一笑置之的范用只是想要把好的稿子赶快印出去，让更多的读者分享精神食粮，此外没有多余的想法。做出版工作的责任不正是如此吗？认真地做好党交给的任务，不出不好的书，而出的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书。这是对读者负责，是对党负责。

范用向来视巴老为出版工作者的前辈。早在30年代，巴老和吴朗西先生在上海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和《译文丛书》，出版纯创作月刊《文丛》。1982年，巴老在一篇文章里谈到出版工作，范用视此为箴言：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出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

范用与巴金等人

前些时候一个在出版社工作的亲戚告诉我，有人夸奖他们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他似乎欣赏这种说法，我就半开玩笑地说：你不要做出版官啊！“文化大革命”使知识文化界遭受了很不公正的冲击，给很多人的心灵造成重创。“文化大革命”后，真正能够做到像范用这样，既能放开胆子走，遇到好书就敢出版，同时又能很好地把握适当的度，做到谨慎出版，这委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人们也许会诧异：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遭遇对范用的出版事业没有丝毫影响？范用以十年磨剑后的华彩人生告诉世人，其实他只是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执著而纯粹地履行出版人的职责。

第七章 叶雨书衣 为业一生

范用一生以出版为业，他的特色在于，不是让个性泯灭于共性之中，而是创造性地贯彻党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让个性在共性中发扬光大。对思想文化、精神价值的执著追求，对先进文化的弘扬，始终是他作为一个出版家最看重的东西。从对20世纪中国文化出版业的贡献来看，范用无疑是成功的。

然而无论是受他人的肯定还是非议，范用都显得很坦然，他曾这样说道：“人家说范用是个光拉车不看路的人。我说我是个实干家，我不大懂政治。”的确，范用一生喜好读书，热爱文学，又引导别人读书，热爱文学，用心出版，不问政治，“光拉车，不看路”，他是干实事的思想者，一生为他人圆梦。也许我们无法通过他自己的作品来直接了解他，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别人的作品来感受他的思想和人生，感受他和他的出版事业带给这个时代的巨大推动力。

1.为出版交朋友

离休以后的夏衍很喜欢和范用聊天，甚至还会亲自打电话赋予范用“特权”——不必通过“姑奶奶”。“姑奶奶”是夏衍女儿沈宁的昵称，她侍奉夏衍，严格安排他的日常活动，为了保证每天的休息时间，夏衍和谁见面都必须得到她的许可。范用得到不必通过“姑奶奶”这一特权，可见夏衍的盛情。

然而，范用始终认为不宜过多打扰夏衍，所以还是通过沈宁约定了时间才去拜访夏衍。范用会向夏衍请教出版工作，也会带好书给夏衍看。只要见到范用，夏衍总是很高兴，他也常常给范用一些指点，比如：提醒范用团结作家，尊重作家，才能办得好出版社；要给某某作家出书，不要让读者忘记他们；李一氓30年代在上海写过不少文章，要收集出版；叶灵凤死在海外，留下来的作品可以整理出版；曹聚仁是个自由主义者，独来独往，但是学术渊博而深厚，始终爱国，“比我们强得多”，“骨头是硬的，当得起晚节可风的赞誉”。

范用总是可以从夏衍那里得到许多善意的提点，这令范用受益匪浅。即便他在工作中有所疏忽，出了纰漏，范用也能从夏衍那里听到批评意见。夏衍有一封给三联书店的信，措辞严厉，是范用从未见过的：来信及“合同”均收到，这是我六十年来第一次看到的不平等条约，等于卖身契，我不愿签字，听凭处理可也。合同一份退上，另一份立此存照。尽管当时范用已经退休，夏衍也表示此事与范用无关，但范用认为这本书是经他之手出版的，出版合同的事是他没有交代清楚，处理不当。后来才知道，对此事有意见的还有好几位作者。范用为此而深深自责。

他敬佩离休后依然关心出版事业的夏衍，也会记住夏衍的鼓励和批评，学会谨慎谦虚，兢兢业业地做好出版工作，成为一个干实事的出版人。言谈中，夏衍曾笑着对范用说：“你哪里是办出版社，我看你是交朋友。”而范用说：“交朋友是为了出好书，只是我都做得不够。”

的确，通过做出版工作，范用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这和范用尊重作者和他们的意见是分不开的。和夏衍一样，给予范用“特权”的还有李一氓先生。李一氓对范用说：“你随时来，不用通报，按一下电铃就进来。”就这样，他们从字画到古董，从古董到版本，他俩无所不谈。

李一氓一生命运多舛，经历坎坷。他参加过北伐、南昌起义，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到苏区后担任过国家保卫局长，编过《红色中华报》。这之后，两万五千里长征北上。到达陕北以后，他一度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抗日战争时期，他协助叶挺组建新四军。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担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皖南事变后到香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被关进秦城监狱长达六年之久。

坐在李一氓的书房里听他娓娓道来，对范用而言是一种享受，真是“听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李一氓的人生经历如此丰富多彩，范用就想到请他写部回忆录。李一氓被范用说动了，开始动笔写。每写完一章，范用就亲自去取，或者李一氓派人送去给范用。1992年，这部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题为“模糊的荧屏”，而范用正是这部书的第一个读者。

范用还请求李一氓将文章、题跋编集交三联书店出版，先后印了两集：《一氓题跋》和《存在集》。李一氓去世后，又印了一本《存在集续编》。这三本书都由范用设计版式，正文用四号仿宋体竖排，行距疏朗，比较悦目。封面也由范用设计，是用李一氓的印章组成的，精雅别致。

2.干实事的思想者

范用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采访时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的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

朴实的话语给人带来浓浓的暖意。而在话语的背后，范用自己承受了多少凄苦和波折，恐怕鲜为人知。

1994年8月，噩耗传来，范用的恩师陈白尘先生去世了，范用哀痛不已。范用记得他是经沙名鹿老师介绍认识陈白尘的，第一次见到陈白尘是在穆源小学。陈老师第一次见到范用就有说有笑的，说范用长得像个小姑娘似的——陈老师留给范用的第一印象就是平易近人。此后，他们交往频繁，陈老师在范用身上也花了不少心血，他订了三份杂志给范用看，还支持范用办儿童剧社。有一次在四川的座谈会上，陈老师当众表示“范用是我的学生”，这与会人员感到很奇怪：你这个学生怎么搞出版啊？没有搞学术、搞话剧。

陈白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身心的折磨，这段痛苦而悲惨的遭遇真实地记录在陈白尘上百万字的日记中。陈白尘从这上百万字日记中编选出“五七干校”的部分，取名《牛棚日记》，交给一家出版社，但被退了稿。

想起和恩师交往的点点滴滴和他多灾多难的一生，范用不禁潸然泪下。他觉得《牛棚日记》比较真实地记载了陈老师当时的思想和状况，应该把它印出来让大家都看看。所以，当时已经离休五年的他，仍然迫不及待地想见到陈白尘的女儿陈虹。一天上午，范用约好与陈虹见面取书稿，不料却发生了意外——一辆迎面而来的自行车把范用撞飞了，他腾空而起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医生诊断为粉碎性骨折。范用在医院躺了近五个月，骨头总算接上去了，但令他哭笑不得的是，从此左腿短了一点，走路有点跛。

陈虹把《牛棚日记》书稿交给范用，范用躺在床上一口气把它看完了。后来，在范用的努力下，陈白尘的心愿终于变为现实，书印出来后，范用还拄着两个拐，把它送到陈白尘的图书展览会上。在一般人想来，这时候的他大可以委托别人把书送过去的，何必亲自艰难地跑一趟？但是范用觉得应该自己亲自送过去，亲手交给师母陈白尘夫人。他想，这是对她最好的安慰了。

离休后，范用的身影依然活跃在出版界。他享受着出版工作给他带来的快乐。对于出版，范用说过他看重的是纯正的动机、良好的愿望、认真的态度。这大概也与他为人坦直密不可分，他厌恶说假话，厌恶势利眼，因此做出版工作也实事求是，力求真诚。

他曾对《三联生活周刊》提出过自己的看法：贴近生活，贴近社会，与人民共呼吸，讲大众想讲的话，是办刊物的宗旨。这是一份高品位的严肃的刊物，它有一批精干得力的记者，能够密切关注国际问题、社会问题，乃至像贪污腐化这样的政治问题，善于捕捉题材，经过调查采访，迅速反映到版面上，文章都比较扎实，反映人民所关心的社会、政治问题，而不是浮光掠影式的泛泛之论。在肯定这本刊物价值的同时，他也坦言其存在的不足：连载的漫画毫无看头，庸俗，与这个刊物极不相称。

范用就是这样直言不讳，实事求是，始终热爱自己的出版事业。他热爱这份高尚而又庄严的工作——唯有热爱，才能在工作中找到快乐的源泉；唯有热爱，才能在奋斗之路上感到自我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也唯有热爱，才能在与困难搏斗的过程中不气馁，不退缩，不迷失方向。因此有一句话深得范用之心：做出版，必须感情用事。

3.为人做嫁衣

范用一生注重传统文化，善于发现人家忽略的好作品。他的出版视野相当开阔，而且一旦他认为好的东西，就会坚持出版。所以，没有范用，就不会有经久不衰的《傅雷家书》、不删一字的《随想录》、全本的《牛棚日记》和图文并茂的王昆仑新版本《红楼梦人物论》的；没有范用，也就没有风靡文化圈的《读书》《新华文摘》；没有范用，也就不会推出黄裳的《珠还记幸》、丁聪的《昨天的事情》、姜德明的《书味集》、董乐山的《译余废墨》、董鼎山的《西窗漫笔》、梅志的《往事如烟》、杨绛的《将饮茶》、陈白尘的《云梦断记》、流沙河的《锯齿啮痕录》和金克木的《天竺旧事》等；没有范用，也就没有开风气之先的《朱自清序跋书评集》《叶圣陶序跋集》和《俞平伯序跋集》等；没有范用，更不会有聂绀弩、夏衍、唐弢、徐懋庸、胡风、柯灵、廖沫沙、秦似、曹聚仁等现代杂文大家的杂文集流传于世。

著名画家韩羽曾感慨：“范公筹划出版过多少好书？谈过多少书？说句文词，汗牛充栋。”难怪一些文化人也来“声讨”范用，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倪墨炎就这样说过：“我最向往的就是来自范用那里的书。和我阅读兴趣相同的一些朋友，常常会被范用弄得‘破产’。他们有时买到心爱的书，会兴高采烈地说：‘范用这个老头策划的书，好像就是冲着我们来的！’”

范用是一位有意思的文化大家，一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人做嫁衣。我们可以通过别人的作品来感受他的思想，感受他的人生，感受他和他的出版事业带给这个时代的巨大推动力。在出版方面，得推崇的不仅是他对选题的把握和开拓，还有他对书籍装帧设计的讲究和痴迷。张中行说：“在书的版式、装帧设计方面，非专业的，我最佩服两个人，南方是钟叔河，北方是范用。”

范用小学时就爱好美术，进出版社后，耳濡目染，对书籍装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社里没有让他设计封面，他就下了班偷偷地干，终于有了他的处女作《抗战小学教育》。令范用庆幸的是，当时自己有机会拜丰子恺为师，受到丰子恺的鼓励，丰子恺还为他设计封面题签。而令他伤感的是，他为李公朴设计《社会大学》，与李公朴通过好几封信，书还没出版，李公朴便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可以说，在出版社同仁的培养和鼓励下，15岁的范用就开始在工作之余进行封面设计和书籍装帧工作。

凡是遇到一本封面设计好的书，范用总是随身带着它，爱不释手，一见到熟人，就情不自禁地掏出来，滔滔不绝地夸赞：“这是一本好书，看，封面设计得多好啊！”在范用眼里，书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书的内容以及封面、扉页、勒口、正文版式、插图、纸张材料等，都是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丝毫将就不得，否则一本好书就被糟蹋了。因此，一旦让他碰上一本封面设计不成样子的书，他就会很愤怒。主政三联时，范用凡看到不满意的封面设计，或毫不客气地责其重做，或亲自“洗手做羹汤”，躬行示范。当然，他对自己的装帧设计也格外严格，力求完美，花笺、版画、手稿、白描画、框线是他最常用的元素，风格清新、细腻、朴实。

朱光潜的《诗论》、阿垅的《人·诗·现实》、卞之琳的《人与诗：忆旧说新》、袁可嘉的《论新诗与现代化》、赵瑞蕻的《金果小枝·西诗小札》，这些书籍封面各异，环衬装帧却一致，无一不是出自范用之手；

唐弢的《晦庵书话》，赵家璧的《编辑忆旧》和《文坛故旧录》，杨宪益的《译余偶拾》，黄裳的《翠墨集》《榆下说书》和《银鱼集》，曹聚仁的《书林新话》，叶灵凤的《读书随笔》(一、二、三集）……这些书话随笔类的集子，也是封面各异，而扉页都是由范用亲自设计的，统一的格局和装帧使它们成了一套没有丛书名称的系列大书，可见范用在策划时的独具匠心。

2007年2月，《叶雨书衣》由三联出版社出版，那是范用为三联设计的七十余种图书封面的“自选集”，三联近20年来的人文社科类精品多囊括其中。“叶雨”是范用装帧书籍的署名，也是“业余爱好”的谐音——设计书衣之于范用，确是业余。然而有人这样评价他设计的书衣：纯手工制作，简洁大气，素净淡雅，透着浓浓的书卷气，为很多专业装帧者所不及。也有人说，范用设计的封面，可以下酒。

获得他人如此的认可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范用既不是学美术出身，也没有高学历，设计封面也不是他的正业。可以说，范用的成功取决于他肯动脑钻研，肯不耻下问。

范用记得，曾有人在设计黄裳的《银鱼集》封面时闹了笑话——黄裳将蛀食书页的蠹鱼赐以“银鱼”的美称，而设计者不知道“银鱼”指的是书蛀虫，结果弄得此“鱼”落水，出现在封面上的竟是七八条在水中悠然游动的鱼儿。这个笑话时刻提醒范用每设计一个封面都必须通读文稿，吃透书的精神，把握书的性格，三思而后行。

在为朱光潜先生设计《诗论》封面时，范用把朱光潜手稿中的“诗论”两个字放大了几十倍作书名，作者签名也用朱光潜的手书，下缀一方朱光潜的名章，几乎将封面占满，显得美观、大气。他为李一氓设计的《一氓题跋》，开本狭长的封面上落了十余方李一氓常用的印章，氓公自题的书名肥硕挺拔，腴而有力，书页间开阔疏朗，令人忘俗。范用设计的书话集，封面用作者自己的字，选用一张旧的花笺做装饰，扉页则用一幅作者的手稿，富有个性，形式却基本统一。这设计思路别出心裁，令人拍案叫绝，深受读者青睐，就连行家看了也叹为观止。

多年的装帧设计经验使范用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设计理念。他认为三联的人文社科类图书多属学术作品，比较严肃，因此，封面的色调宜冷，构图宜简，色彩宜单。这样才富有书卷气，才有韵味，才能典雅而大方。在提倡多样化风格的同时，范用更懂得量体裁衣。他为美国海姆·金诺特的《孩子的心理》一书设计书衣时，就是以孩子的心理特点为旨要，把封面设计得色彩斑斓，鲜亮夺目，用稚拙的儿童画作主体，饰以儿童心中的太阳、花草和鱼等元素，显得生机勃勃，趣味盎然，使形式和内容达到完美的统一。可以说，敢于根据实际情况，颠覆自己的设计套路，这也是“叶雨”设计书衣成功的因素之一吧。

4.敬业为“范”

杨绛曾在回忆老三联的文章中写道：“三联是我们熟悉的老书店，品牌好，有它的特色。特色是：不官不商，有书香。我们喜爱这点特色。”杨绛的话该是道出了许多读者的心声。在众多读者和文化人眼里，三联书店已成为一块“绿地”，那些范用领衔的自由而民主的日子，那种生气勃勃的书香氛围，那股向上喷薄的活力，铸就了独立、自由、平实、典雅的“三联风格”。这种难以复制的风格并未因范用的退休而中断，而是成为了一种传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范用的出版理念和敬业精神给三联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从范用编辑的一系列书籍中，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这些深刻而鲜明的烙印。

（1） 《郑超麟回忆录》

在回忆编辑出版《郑超麟回忆录》的始末时，范用提笔坦言：我有幸结识两位世纪老人，一位是董竹君（1900—1997），另一位郑超麟（1901—1998）。

大约是在一九四二年，我买到一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俄国作家梅勒什可夫斯基所著《诸神复活——雷翁那图·达·芬奇》，译者绮纹即郑超麟。当时对绮纹其人一无了解，到后来才知道。

一九八八年前后我在三联书店任职时，出版了一批外国文学传记，《诸神复活》是其中的一本，但无法与译者取得联系。

还是楼适夷先生和我谈起郑超麟，他曾经被国民党逮捕，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和郑超麟关在一起，当时他和郑超麟是不同政见者，一是共产党员，一是托派。监狱“教诲所”所长沈炳铨为了照顾关在牢里的一批“文化人”，让他们翻译德文《军事法典》，名为翻译，实际是跟老师学习，老师就是郑超麟。译稿拿出去出版，得到稿费。郑超麟译得多译得快，拿的稿费也多，买了不少食品、药物和营养品。他自己所需不多，常常大部分分送给难友，不管这些难友是和他同政见或不同政见的。

郑超麟因反对国民党坐了七年监牢。解放以后，又因托派问题被捕坐了二十八年监牢，一九七九年恢复自由，被聘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从适夷先生那里知道郑超麟先生传奇的一生，非常想一见这位毕生为共产主义信念奋斗的老人，一九九六年出差到上海，得便拜访了他。

郑先生住在一所简陋的居民楼里。第一次见面，就给了我十分亲切的印象。我在他面前是个后生小子，郑老却一点也没有架子。

郑老说：我和你是同行。原来早在二十年代郑先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负责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布尔什维克》，党的出版机构叫“人民出版社”，而我去拜访他时，是北京的人民出版社负责人。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通过不少封信。我竭力鼓动郑老撰写回忆录，因为他是早期党史的见证人，已经很难找出第二个人。郑老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参加建立少年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一张一九二三年拍摄的“少年共产党”改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大会留影中，有周恩来、王若飞、陈乔年、郑超麟等人。

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以“现代史料编刊社”名义出版《郑超麟回忆录》，只印了一千册，内部发行。

一九九八年我把郑老前前后后写的回忆录，以及《论陈独秀》、《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加上诗词《玉尹残集》、诗词近作汇编三卷《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数十万言交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为编此书，全稿我阅读了三遍：第一遍为初读，第二遍为编选，第三遍是看排印清样。在北京植字排版，制成菲林寄香港付印，力图在郑老百岁大寿前出版。出版社全力以赴，将第一册书赶送到上海，飞机中午到达，郑老却已在当天上午去世，距他心血结晶送达上海仅差数个时辰。令人欣慰的是，郑老生前为文选写了一篇自序，也可说是遗言。

最近，东方出版社作为“现代稀见史料书系”之一，重印此书。我愿借此机会郑重向读者推荐这部有关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参考读物。

还需要提到的是，当年我编这部书，香港出版这部书，曾得到罗孚先生的资助，他为此卖了一幅藏画。为此郑老特在香港版的自序中感谢罗孚先生。香港版还附录罗孚的《郑超麟老人最后一封信》一文，记述与郑老之交往。遗憾的是，东方出版社重印本未经我的同意将自序和罗孚的文章全部删去了。我希望罗孚的这篇文章一同刊出，也算是书林史话吧。

（2）《爱看书的广告》

范用搜集积存的广告文字和广告式样，以及谈书籍广告的文章，汇编成小书《爱看书的广告》，奉献给做编辑工作的同志参考。此书内容分为三部分，即“广告文字”、“广告式样”和“书籍广告谈”。“广告文字”主要收入鲁迅、叶圣陶、巴金、胡风等名家的作品，以及20世纪30—40年代文化生活出版社、北新书局、新月书店、良友图书公司的广告文字。这些广告文字，其实已称得上是很好的文学作品，可供人学习和欣赏。“广告式样”主要收入30—40年代的作品，设计美观，又很实用，处处表现出设计者的才华与苦心。“书籍广告谈”部分收入十六篇文章，主要介绍中国现代书籍广告的掌故，并表达作者对书籍广告的见解。这个三部分内容相互照应，形成立体的效果，非但不失文化趣味，还不乏实际的指导意义。范用在《爱看书的广告》一书中“编者的话”，耐人寻味：我爱书，爱看书的广告。

我看书的广告，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时父亲病故，家境困难，买不起书，只能到书店站着看不花钱的书，看报纸杂志上的书的广告。

印象最深的，是商务印书馆的“每日新书”广告，印在《申报》、《新闻报》头版报名之下，豆腐干大小的一块。我不大看商务印书馆的书，而是看几家进步出版社：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现三联书店前身)出版的书刊，看它们的广告。这三家出版社的广告，设计新颖，书名用美术字，有的还配图。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光明》、《世界知识》等杂志，底封和底封里都刊登新书广告。

开明书店的广告，文字编排有特点，不留一字空白，我曾刻意模仿。

有的出版社还编印宣传推广的小刊物赠送读者，如生活书店的《读书与出版》，开明书店的《开明》，人民日报出版社的《书讯》(彩色版)。我在三联书店编印过名为《书的消息》、《三联信息》的宣传刊物。

十六岁那年到汉口，我有幸进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当练习生，出于爱好，自己学习设计广告。后来，出版社的广告就交给了我，让我包办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三联书店出版《读书》杂志，底封和底封里有两面广告，我又有了设计广告的机会。一干几十年，直到离开三联书店。

旧中国几家著名的出版社，叶圣陶主持的开明书店、赵家璧主持的良友图书公司、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都很重视广告。鲁迅先生也很重视书的广告，写过不少广告文字。此外，茅盾、施蛰存、胡风、陆蠡等先生，都写书的广告文字。

为了学习前辈怎样做广告，我留意搜集以上诸家撰写的广告文字。用短短的百来字介绍一本书，是很要用心的。出版社的编辑应当学会写广告文字，这是编辑的基本功之一。广告文字要简练，实事求是，不吹嘘，不讲空话废话。

现在我把搜集积存的广告文字和广告式样，以及谈书籍广告的文章，汇编成这本小书，奉献给做编辑工作的同志参考。作家李辉和我有同好，听说我在编书，把他所搜藏的广告文字贡献出来，使本书更加充实，这是不能不提到的。

让我们都来做好书刊的宣传。

《买书琐记》

（3） 《买书琐记》

范用爱书，喜欢逛书店，喜欢读别人有关逛书店的文章，于是他把许多篇文章汇集起来，编成一本《买书琐记》。这本书的神奇之处在于每个曾经在书店里流连过的人，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而每一个曾在书店挥霍过的人也能在这儿留下自己的影子。在这里，我们不妨读一读此书的前言，品味一下书香：我爱跑书店，不爱上图书馆。在图书馆想看一本书，太费事，先要查卡片，然后填借书单，等待馆员找出书。

上书店，架上桌上的书，一览无余，听凭翻阅。看上的，而口袋里又有钱，就买下。

生平所到的城市，有的有书店街，如重庆武库街、桂林太平路、上海福州路，都是我流连忘返的地方。旧书店更具有吸引力，因为有时在那里会有意外的惊喜，如重庆米亭子、桂林中北路、上海卡德路、河南路。我在旧书店买到鲁迅先生印造的几种书：《海上述林》、《引玉集》、《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铁流》、《毁灭》，都是可遇不可求。这几种书印数都很少，《士敏土之图》只印了二百五十本，《引玉集》三百五十本，《海上述林》五百部。还在旧书店买到曹禺签名赠送郑振铎的精装本《日出》，夏衍赠送叶灵凤的一九二七年创造社出版的《木犀》，上面有夏衍题词：“游镇江、扬州得此书于故书铺中，以赠此书之装帧者霜崖(叶灵凤)老弟。”还买到过田间签名赠送艾思奇的诗集《中国·农村的故事》。如今都成为我的珍本藏书。

跑书店的另一乐趣是跟书店老板、店员交朋友。还在当小学生时，我和镇江的一家书店店员交上朋友，时隔五十多年，他还记得我，从台湾带上家人到北京看望我这个小友。我写了一篇《买书结缘》讲这件事，现在也印在本书中。

由于有此癖好，我对别人记述逛书店买书的文章也有兴趣阅读，现在我把它们汇编为《买书琐记》，以贡献于同好。在大众的视野里，范用只是一个与铅字和版权打交道的商人，他只是著名的三联书店的老板，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作家，就连范用也承认：“我不是写文章的人，我是给人家出书的。”他一生出版了大量书籍，但是为自己写的书实在屈指可数。不过范用知足了，他说自己从梦想到现实，跟书打交道，过了愉快的一生，可谓不亦乐乎。

在他的回忆录《泥土·脚印》（续编）一书中，他这样写道：“我不善于写作。偶尔写点怀旧文字，怀念故乡，怀念母校，怀念同学师友。我是用真情实感写的。我的那本《我爱穆源》，承冰心先生题词：‘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这一本我从巴金先生题词取了‘泥土’、‘脚印’几个字作为书名。我也愿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的脚印里。”封面上巴金的题字清晰可见：“愿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的温暖的脚印里。”这大概就是范用一生以出版为业的真实写照吧。

第八章 一世情缘 漫画人生

退休后的范用依然坐拥书城，广交益友，天天在家做着跟出版有关的事情。面对出版业越来越过于注重市场化的现实，范用的孤独恰是一个真正的出版人所坚持的最纯粹的东西。然而孤独的他并不寂寞——人称“范老板”、“文史馆长”的范用有“三多”：书多、酒多、朋友多。多年的出版生涯成就了出版奇才范用的一世情缘，书、酒、朋友、漫画、音乐……这些美好的事物都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往事如烟，人生如梦。那些坎坷不平、奔波劳碌，那些聚饮风流、纵谈高论，随着时间的脚步走向生命的尽头。而永恒不变的却是那一世情缘，它们晨昏相伴，忧乐相随，即便是到了生命的黄昏也不离不弃。

1.嗜书如命

“个子不高，精明能干，爱书如命。他的藏书不亚于一个小型图书馆，而且颇多善本。每次去看望他，只听到他的声音，而不见其人。因为他完全被书柜给包围了。他是书的奴仆，又是书的主人。”这是友人戈宝权对范用的评价。一辈子和书打交道的范用自然是一个爱书之人，而他爱书的程度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正如戈宝权所说，他是“爱书如命”，既是“书的奴仆”，又是“书的主人”。

范用在家中

范用和友人见面或打电话，谈论的主题永远跟书有关，不是谈他编的书，就是他想借什么书，或者推荐什么好书。退休后的他除了书以外，几乎很少关注其他的事情。每日倚床看书，那是几十年的习惯了，一卷在手方可入睡，真的比安眠药还要灵。退休后的他最大的爱好也就是看书看报，一天不看就浑身难受，真是“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书”。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书迷，他觉得没有比书更可爱的东西了，书成了他的“通灵宝玉”。

至于范用的家，与其说这是居室，不如说这就是一个图书阅览室。他的两间书房四壁皆书，堆满了中外文史图籍，书架顶天立地，架间的隔板却还是不堪重负，被满架子的书压得弯了腰，可见其藏书之多，真的不亚于一个小型图书馆。黄裳称范用的书房是“宝库”，上世纪30年代的新文学书籍，别人有的，他几乎都有；别人没有的，他可能也有。范用的藏书，因令人大开眼界而闻名遐迩。

据说，范用藏有一本《大堰河》的初版本，当时连艾青先生自己手中都没有。上世纪70年代末，老诗人见之，喜不自胜，题诗一首于扉页：“好像一个孤儿，失落在人间，经历了多少烽火硝烟，经历了多少折磨苦难，相隔了四十多年，终于重相见——身上沾满了斑斑点点，却保持了完好的容颜——可真不简单！”并写道：“题赠藏书的范用先生，以志感激。”

有一年，中国革命博物馆需要展览斯诺的《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但是图书馆的书都统一另做了封面，失去了书的原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找不到红封面的初版本，展览工作遇到了困难。幸好范用有此藏书，于是博物馆方面不得不向范用“征借”。此书扉页上竖写着“叶琛，1940年”字样，“叶琛”正是范用的党名，那是入党时组织上为保守秘密起见而给范用起的名。扉页上方有两行外文字，那是斯诺夫人的签名。书中还夹有两张发黄的斯诺老照片，那上面有斯诺自己的签名。范用收藏的斯诺《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这两本书称得上是海内的孤本，弥足珍贵。

范用的藏书

在范用的“图书馆”里还可以找到许多名家的手稿。比如，李恩绩的《爱俪园梦影录》手稿便完好地保存着，竖写的蝇头小楷，两厚本，字迹娟秀遒劲，近似鲁迅。此稿本原来一直藏在柯灵先生手中，70年代，柯灵推荐三联出版此书，出版后，范用要把原稿还给柯灵，但柯灵却表示让范用留着做纪念。

其实，范用一生的藏书何只于此？！“文化大革命”中曾三次被抄走的书就已经不计其数了，可见他一辈子积存下来的书该是多少？无论是自己花钱买的，还是友人赠送的，范用的藏书已经多到在书架上无法存身，只好暂放到方凳上、圆桌上，甚至地板上也放置了一摞又一摞的书。由于三联书店在香港有分店，所以范用还通过香港的朋友引进了不少港台书刊——在范用的藏书中，港台出版物也引人注目。

总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范用的家全都是被书环绕着的。范用就在他的“图书馆”里享受着藏书的快乐，也享受着读书的愉悦。和他的藏书一样，范用的借书必索也是闻名遐迩的。朋友说笑话，借范用的钱可以不还，借书他是必索的。范用自己也说他最怕的就是书一借走，不知何日归来。

有一回，一友人借读范用藏的《志摩日记》，用毕准备还他，他却不让寄，怕万一寄丢了麻烦，再三嘱咐友人进京时带还给他。范用在《怀念书友家英》一书中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有一套《艺林丛录》，一共六本，是大公报《艺林》副刊文章的汇编。田家英很喜欢，借去看了一两年，就是不见归还。范用跟他要，田家英才不得不还给范用——每本书上田家英都已经盖了图章：“家英曾读”，可见田家英和范用是同道中人，都嗜书如命。

既然大家都喜欢书，所以朋友向范用借书，他总是有求必应，但为了委婉地提醒朋友归还，他印了一个别致的藏书票，上面画一个书架，有个空档在那儿，等着书回来，边上是范用亲笔书写的“愿此书亦如倦鸟归巢”——范用把这枚藏书票贴在每一本书上，让借书人不忍赖账。

范用在家中书架前

早在30年代，范用就在一本文学期刊上读到一篇《藏书票与藏书印》的文章，从此对藏书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随时留意有关藏书票的林林总总，至今依然兴趣不减。

范用回忆，他最早见到藏书票原票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当时他在上清寺旧书店买到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本《托尔斯泰传》（罗曼·罗兰著，傅雷译，民国二十四年版），书内除盖有国立中央大学的藏书章外，还贴了一枚单色印刷的藏书票，画有旭日与青松。

1933年日本兵库县小塚省治氏编刊的《藏票趣味》，是范用最早见到的藏书票刊物，至今记忆犹新。这是一份用蜡纸刻印的小刊物，每期只有十页，却贴有六枚设计者或票主提供的藏书票。其中一期贴有叶灵凤的书票，乃叶灵凤本人设计的，图案是繁花丛中一凤凰。

70年代，范用到香港见到了叶灵凤夫人，也有幸见到了叶灵凤先生的遗物——叶先生收藏的藏书票数量可观，有好几百张。使范用十分惊奇的是，叶先生的藏品中竟然有范用自己设计的一张藏书票。那是1946年在上海，范用在读书出版社工作，老板黄洛峰是个爱读书，并且鼓励职工读书的人，出版社不惜花钱买书供大家阅读。为此，范用设计了一张“一斋图书馆”藏书票——已故的郑一斋先生和他的胞弟郑雨笙是读书出版社的主要资助者，故用“一斋”命名以示纪念。在这张藏书票上，有一行用拉丁化新字拼写的话：“人人都应当有书读。”范用诧异的是，叶灵凤远在香港，他是如何得到这张藏书票的？真是神通广大！更令范用激动万分的是，叶灵凤夫人慨然相借，让范用把叶先生收藏的书票带回北京。于是范用在人民出版社资料室展出这批藏书票，邀请朋友们来参观。藏书票展览在北京还是头一回，范用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从那以后，范用有幸得到不少作家签名赠送藏书票，签赠者为巴金、施蛰存、戈宝权、赵瑞蕻、曹辛之和董桥等。对范用而言，票如其人，万分珍贵，一张小小的藏书票里包含了多少思想、情操乃至追求啊！范用爱好藏书票，虽然谈不上收藏与研究，但是睹票思人，总有往事浮现，令人神驰，堪可玩味！

对书本和藏书票情有独钟的范用还喜欢与朋友共享读书之乐。他认为作为出书、卖书的人，自己就应该爱书、读书、懂得书，要有一点书卷气，惟其如此，才能和读者有共同的兴趣和共同的语言。若是珍贵的书有破损处，范用都会自行修补。

范用嗜书如命，爱书若此，令人敬重。

2.故人情多

“书多，酒多，朋友多”的“三多先生”范用名不虚传。范用告退编席后，老友黄永玉赠巨幅画作，画上题字：“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卿。”此言活画出一个书痴、酒痴的范用。至于“朋友多”，范用自己也“供认不讳”：“毫不夸张，三联可以说到哪里都有朋友，所谓得道多助。”就连夏衍先生也曾经感慨：“范用哪里是在开书店啊，他是在交朋友。”

范用很喜欢交朋友，他认为交友不分年龄，不分尊卑。跟年长的人在一起，他可以学到不少东西，而跟年轻人在一起，他这个老年人也年轻了。

端木蕻良与范用就是忘年交。除了沙名鹿老师外，他是范用的又一位文学老师，范用还在他的鼓励下写起了小说。一旦小说发表了，拿到稿费，范用就约上几个朋友，到小梁子一家叫做“老乡亲”的北方馆子吃水饺，这时端木蕻良和沙老师都很高兴。几十年过去了，范用和端木蕻良一直保持联系，端木蕻良曾写诗赠范用，慨叹“范用年甫十六，余曾嘱其从事文艺创作”，“诗情似水四十年”。

吴兴文则是与范用因藏书票而相识的，可以说是共同的兴趣爱好成就了他们这段令人津津乐道的友谊。后来，吴兴文从台北来北京，曾两次到范用家里拜访，请范用欣赏他收藏的藏书票，其中不乏刚从伦敦以高价购得的精品、珍品。不仅如此，他还慷慨赠送他编著出版的有关藏书票的专著：《票趣》《图说藏书票》《藏书票世界》《我的藏书票之旅》，范用也欣然为友人的专著作序。

“合意友来情不厌，知心人至话投机。”君子间以同道为朋，范用与张伯驹、张佛千两位长者也交情颇深。

范用存有张伯驹的《春游琐谈》（六集）、《丛碧词》、《京剧音韵》、《素月楼联语》等稿本。《春游琐谈》后来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春游记梦》——不过，范用认为还是“琐谈”较为贴切，书名不改为宜。随后，张伯驹又以《平复帖》珂罗版印本题签见贻，前面有张伯驹的题记：“以项子京收藏之富，清高宗搜罗之广而独未得此帖，余何幸得之敢以自私，爰付印公诸同道”。此印本有董其昌、恭亲王溥伟以及傅增湘的题跋，书前复有张伯驹两页手书，实乃珍本。

《素月楼联语》有两本，是印花宣纸的手稿，蓝色封皮已破损，粘贴上的书名已残缺，只有“联语”两个字，那是张伯驹先生的手稿。后来陈凡借去《素月楼联语》，在其主编的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连载，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范用戏称张伯驹的字是“蚯蚓体”，但他对这位大名士却充满了敬意，张伯驹先生曾以万金收藏两晋陆机《平复帖》等一大批国宝，新中国成立后全捐给国家，为人所敬仰。“我是小字辈，能帮张老先生做什么，只是陪他喝喝茶，聊聊天。伯驹先生就把这个赠我了。”对于此手稿的由来，范用似乎说得很轻松，实际上此书后来得以问世，全仗范用。为此，张伯驹先生81岁时曾亲撰嵌名联语赠给范用：范画自成宽有劲用行亦复舍能藏并附两行小注：宋范正中性缓，世人称之曰范宽，但其画笔则苍老有劲。论语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至于张佛千，范用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就看过他主编的《十日杂志》，此刊物于1935年在南京出版，最大的特色是其封面封底都是漫画。那时正是民不聊生，国难当头，这些漫画不是揭露社会黑暗，就是哀叹民族多难，大声疾呼：“寇深矣！”这深深打动了范用幼小的心灵。上世纪80年代，张佛千来到北京，听说范用仍藏有这份杂志，于是借去复印了一套带回台湾，由此，范用和他也成了忘年交。张佛千曾说：“我自少即好交游。我之赠联，乃是我交友最美的媒介，最好的纪念。”他回到台湾后，寄联给范用，联语为：范水模山，胸多丘壑。

用行舍藏，室富图书。与其说是“联缘”成就了友情，不如说是范用的诚意收获了人间至情。范用的朋友遍天下，这自然和他对待朋友的态度有关，因为他待人真诚坦率，大家都喜欢和他做朋友。

1969年9月底，人民出版社近200人被“连窝端”，来到鄂南接受所谓的劳动锻炼。有一天晚上，北京突然来了长途电话，要调范用回城工作。出人意料的是，当范用听说社里只调自己，没调其他人时，立刻说：“那怎么行，还有许多有经验的行家在干校，光调回我一人有什么用？”——他想得更多的是奋战在一起的各位老友。在那个“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年代，范用竟可以为朋友放弃获得自由的机会！

范用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了长长的36年。期间，在朝内大街166号人民出版社的三联书店520办公室待了30年。由于520房间离卫生间很近，范用被同事们戏称为“文史馆长”——“文”者，“闻”也，“文史”乃“闻屎”的谐音。范用打趣说，自己如入芝兰之室，久闻不觉其香，不过客人也得陪闻，他感到很抱歉。有一天，真文史馆长启功来了，老人家欣然登高，爬上五楼到范用办公室，主动赠给范用一书一画。除了王世襄和郁风，范用从不敢跟人讨字画，更不敢向启功讨。看启功气喘吁吁爬上楼吃力的样子，范用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三联书店不同时期旧址

有一年，艾芜要率团到朝鲜访问。他从成都到北京来，七十多岁了，还爬上五楼到范用的办公室。艾芜在30年代就是三联书店的老朋友，范用和他是1942年在桂林认识的，他住在郊外观音山，生活清苦。初次见面，他杀了一只自己养的鸡招待范用，那一年范用刚满20岁。本名汤道耕的艾芜长范用18岁，所以范用叫他“汤先生”。

有时候，诗人卞之琳从干面胡同到东四邮局寄信，走累了，没有地方歇脚，也爬上五楼，走进范用的办公室说：“你忙你的，我抽支烟。”另一位老朋友戈宝权每回来，两人只谈书，不谈别的。他们谈书，谈了四五十年，从重庆谈到上海，又谈到北京。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住在中南海，也经常往范用的办公室跑，看到好书就拿走。

总之，范用的办公室虽然地理位置不佳，却吸引了很多故人来这里饮茶神侃，“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王世襄、费孝通、黎澍、王芸生、萧乾、吴祖光、冯亦代、黄苗子、郁风、黄宗江、卞之琳、吴甲丰、戈宝权、梅朵、方成、韩羽、姜德明……名流云集，可见范用的魅力。

有段时间，丁聪是这间办公室的常客，每周必到办公室找范用诉苦，说“家长”（夫人沈峻）太怜爱他，不忍看他横向发展，早餐总是定量供应，他只好找范用“反饥饿”。从此，范用和丁聪有一条不成文的约定：以西单到西四这条马路为界，路西的馆子，丁聪掏钱，路东的馆子，范用买单。范用和丁聪交情深厚，每每忆及那段和好友丁聪一起“反饥饿”的日子，种种往事便蜂拥而至——

范用是先认识丁聪的画，然后才认识丁聪这个人的。1946年，吴祖光、丁聪、龚之方办了个刊物叫《清明》，登了一幅丁聪《花街》的漫画。这是丁聪的一幅杰作，在他的笔下，妓女、老鸨、嫖客，人间地狱，惨不忍睹。直到现在，种种场景还历历在目，范用打心里觉得：这幅画了不起，丁聪了不起。

之后，丁聪一直以无畏无惧的斗士姿态出现在上海出版的进步刊物上。直到1957年，范用才有机会结识丁聪，两人志趣相同，颇有相见恨晚之感。1979年，范用办《读书》杂志，想把《读书》办出特色，范用首先想到了丁聪。从创刊起，丁聪每期都给《读书》画一幅漫画，从不脱期，而且保质保量。不仅如此，他还为《读书》设计封面，画版式。由此，两人往来更为密切。

范用曾作文《相约在书店》，见证了和丁聪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和那段有趣的“反饥饿”的日子：十多年前，我还在出版社上班，丁聪每星期必来，老远的从西到东，坐公共汽车，路上要换车。

丁聪老诉苦，不知说的真话还是假话，说“家长”（夫人沈峻则谦称是“高级保姆”）太怜爱他，不忍心看他横向发展，影响健康，早餐定量供应，一片面包，外加一个西红柿，或半根黄瓜。丁聪翘起嘴唇，说面包薄得风一吹就飘走，还用手比划。一九八三年，我们的朋友李黎从美国来，听了，随手画了幅漫画《丁聪先生随风而去的面包》：丁聪笑容可掬，盘腿坐在面包上，仿佛坐着飞毯，飘飘然，一点看不出在受苦受难。

丁聪也学会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说“我有办法，到范用那里‘反饥饿’。”

他到三联书店，先看望《读书》杂志的五位女将——人称“五朵金花”，聊一阵，到中午，跟范用下小馆，东四一带的小馆子，几乎吃遍。那时候还不兴高档，两个小炒，一碗汤，外加四两二锅头，花不了几块钱。

丁聪最反感的是，范用总要叫二两米饭，而又吃不下。于是丁聪用语录教育我：“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代我把饭吃掉，一粒不剩。

我们有一条不成文法：以西单到西四这条马路为界，上路西的馆子，丁聪掏钱，路东的馆子，范用付。有时多几个朋友，就远征到丁府楼下的馆子吃烤牛肉；碰上叶浅予，那就吃叶老的。

我退休了，没有了地盘，丁聪不来了，说：“不好玩了！”只好两地相思。

现在又好玩了。三联书店在美术馆东侧盖了楼，开设门市，附设咖啡座。我们相约今后在三联见面，看看书，喝杯茶，然后“反饥饿”；我也反，买不起书，饱看一通，也是“反饥饿”。当然，有好书，也还是要买一两本。

以往，丁聪吃完饭，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上王府井新华书店，用他的话说：“送两个钱给书店才心安”，买本书，不能空手而返。实在没有可买的，就买张北京市街道图，家里已经有七八张，还买。书买重了，送给范用。书店欢迎这样的买主。

我在出版社接待过好多位鸿儒，作家、学者、画家。王世襄、费孝通、黎澍、王荟生、萧乾、吴祖光、冯亦代、黄苗子、郁风、黄宗江、卞之琳、吴甲丰、戈宝权、梅朵、方成、韩羽、姜德明……人民文学出版社韦君宜、严文井、孟超、李季、许觉民、绿原，一个楼办公，他们也随时过来坐坐，孟超总端着茶杯。香港三联送来的咖啡，正好用来招待客人。我的出版社小伙伴闻到煮咖啡的香味，也来喝一杯。不过老年人还是习惯喝茶。

……

我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三十六年，在520办公室三十年，三分之一的人生在这里度过，由中年到老年。五八年“大跃进”，六六年“大革命”，歌于斯，哭于斯，不堪回首，还有一些可悲可喜、刻骨铭心的事情，留下回忆，难以忘怀。

说是退休会有失落感，我的失落感是再也不能在“文史馆”接待我尊敬的先生、朋友们，向他们讨教，取得他们的帮助，或者随便聊聊，这种闲聊对我也十分有益，增长我的知识，使我知道如何待人接物。他们的乐观精神，更是感染了我，做人很快活。

半个多月前，丁聪住进医院，上星期动手术，到今天还只能进流质。楼公、君宜大姐住院一年多了，我去看望，他们说了许多，可我一句也没能听出来讲的什么。卞老下不了楼，宝权兄出不了房门。我多了一条腿，三条腿走路还不如两条腿。老了，都老了！只有方成，仍骑车到处跑，宗江还漂洋过海，不服老。

如今，《读书》还在出版，三联门市开张，都是叫人高兴的。十五年来，冯老、小丁为《读书》付出不少心血。冯老每期一篇，为写这篇海外书讯，他每年花一两千块美金订购书刊。小丁画版式，画漫画，从不误时。许多作家都愿意在三联出书，夏衍说，他的文集在三联出版。这都是对三联的支持和鼓励。

丁聪出院，恢复健康，我们每月一定到三联相会，然后下馆子。不过现在得爱惜自己，自觉一点，不大块吃肉，不大口喝酒，让我们的“家长”放心。

十月一日，北京举办“丁聪画展”，丁聪书面答谢说：还可再画十年，也就是说画到九十岁，那真是读者的福音！到那一天，八十四岁的老弟，我一定敬他一杯。范用执笔，物事入文，用朴质健硕的文笔叙述这人世间的真情。夕阳无限好，范用和他的老友们饱经磨难却不改那份对生活的朴实的热爱，他们历经沧桑却始终保持乐观与豁达，他们无法左右时间的脚步却从不在匆匆岁月面前低头，而是相互扶持着前行。无论物质生活多么匮乏，他们都不曾停止过对精神世界和理想的执著追求。正因如此，也只有他们才能真正体会故人情多的温馨和美好。

有一年的新春，汪曾祺先生寄诗笺给范用，让范用陶醉在诗意中。汪曾祺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

汪曾祺附诗一首，见证两人间的“书香友谊”：往来多白丁，绕墙排酒瓮。

朋自远方来，顷刻肴馔供。

偶遇阴雨天，翻书温旧梦。

剪剪又贴贴，搬搬又弄弄。

非止为消遣，无用也是用。唐代韩愈说：“少年乐相知，衰暮思故友。”提起老友，天性耿介、豁达多情的范用也有“衰暮思故友”之感。他曾坦言：想走动，实在不便，大家都老了。范用的友人固然甚众，却奈何不了肃杀的秋风无情地卷走了一枚又一枚的黄叶。

“秋风昨夜过园林。”夏衍、叶浅予、萧乾、柯灵、戈宝权、汪曾祺、新凤霞、丁聪、启功……渐次辞世，就连相濡以沫60载的老伴也先范用而去。那如梭的光阴和自然的铁律有时是这样的令人欲哭无泪，范用只好在书中寻找慰藉。他在《启功韵语》之《痛心篇二十首》中圈点出四句话以求自解：“今日你先死，此事坏亦好。免得我死时，把你急坏了。”

人到暮年，范用最愁的就是怕别人抢在他前面先走，怕接到讣告，怕午夜接到电话。要是午夜电话铃一响，多半又有老友离别了。但有一回的午夜铃声却是令范用虚惊一场——那是日本的一个朋友忽然打来电话，陡然冒出一句：“听说苗子先生去世了。”黄苗子是范用的好友，他曾作诗如是描画范用：“书中沉醉心常乐，床上纠缠耳不闻。一事未曾夸耀过，祖宗原是范希文。”“苗子先生去世了”犹如五雷轰顶，使范用辗转反侧，一夜未眠。直到清早时他确定此事是讹传，悬着的心才终于落地。为此，黄苗子在给范用的传真中调侃说：“各位应写的给黄苗子的挽联悼词，一个都没有交卷，生前看不见这些‘荣哀’，死不瞑目。所以目前正在犹豫，是死是活，听候发落。”几句调侃，尽显他们名士般的风流神交，多情而豁达。

总而言之，重情的范用最承载不了的就是丧友之痛，因此他只愿夜夜平安，电话铃不响，睡个好觉，醒来时朋友一个不少，都在享受天伦之乐。

1989年，范用体检时疑患胰腺癌，他就给单位写了个报告，表明自己死后不要发讣告，不要写行述，由子女出面通知亲朋好友。他还做好了告别准备，自拟了几句告别词：匆匆过客，终成归人。在人生途中，倘没有亲人和师友给予温暖，给予勉励，将会多寂寞，甚至丧失勇气。感谢你们！拥抱你们！范用写的告别词要言不繁，豁达别致，诚恳真挚，其对待朋友之豁达洒脱而又率真多情，一至于斯，令人称道。

人有福寿，有惊无险，后来范用躲过了此劫。年老的他虽不免有人生疲惫之感，但是想到渐次离开人世的友人，就觉得应当问问自己还可以做些什么才不至于虚度余年和愧对亡友！

3.漫画情缘

范用自幼喜好漫画，那时，叶浅予的《王先生》、黄尧的《牛鼻子》带给了他极大的快乐。这个小小漫画迷，早在30年代上小学时就大量阅读和选编了漫画作品，还自办了一本私下传阅的“漫画刊物”。他曾在《最初的梦》一文中自述了这段令他终生难忘的经历。

当时，范用买来图画纸，把它们折成课本那样大小，用铁丝骑马订，从报纸、杂志、画报选一些漫画，描在这本刊物上。原来是黑白线条，范用用蜡笔、水彩、粉画笔着上颜色，以使画面更加好看。这本手工漫画刊物在同学之间传阅，深受好评。范用回忆此刊一共出了九期，最后一期是在“八一三”以后出的，封面是“蒋委员长”的漫画头像，戴着德国式的钢盔——那时，蒋介石是抗战的领袖。

新中国成立后，范用又从旧书店购藏了当年读过又无钱定期购买的漫画刊物合订本。购藏这些合订本纯粹出于兴趣爱好，为的是把少年时代热恋漫画的这段情愫珍藏起来。想不到“文化大革命”后，他又与当年的这批老漫画家交上了朋友，尤其是与主编过《时代漫画》的鲁少飞交上了朋友。“劫后”新交，抚今思昔，引发了他筹划重印《时代漫画》的念头。

范用在《时代漫画》选印本前言中自叙他与漫画的种种情缘——1992年，廖冰兄先生画了一幅范用漫画像赠送我，并题词：“热恋漫画数十年，地覆天翻情不变，范用兄亦漫画之大情人也。”

算来我爱上漫画，总有六七十年了。还是上小学的时候，就爱看报刊上的漫画。最早看到的是丰子恺先生的漫画，知道“漫画”这个词儿。

子恺漫画先是以儿童生活为题材，例如画小朋友用两把大蒲扇做脚踏车轮，给凳子的四条腿穿鞋，等等。后来转向社会生活，他在《社会相》漫画集的序言中说：“吾画既非装饰，又非赞美，更不可为娱乐，而皆人间之不调和相，不欢迎相，与不可爱相。”这就扩大了读者的视野，从漫画中得到更多的感受，认识社会。

后来又在报刊上看到叶浅予的《王先生》和黄尧的《牛鼻子》，觉得很有趣，牛鼻子的造型更是吸引了我。

上世纪30年代，上海出版了几种漫画刊物：《时代漫画》《上海漫画》《独立漫画》《漫画生活》《漫画界》等，漫画题材与风格越来越多样化。其中最特出的是《时代漫画》，作品具有鲜明的战斗性、批判性。正如《时代漫画》主编鲁少飞所说：“有不平我们就要讲话，有丑恶我们要暴露，有战争我们要反对。”“漫画是为良心为正义活着的，为公道拿画笔是我们的天命。”

当时，鲁迅先生在《漫谈“漫画”》一文中指出：“漫画的第一件紧要事是诚实，要确切的显示了事件或人物的姿态，也就是精神。”“因为真实，所以也有力。”

对这一时期漫画的成就，黄苗子尝谓：“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漫画家群，在形式上接受了十九世纪末西方美术风气的影响，并从我国绘画的夸张造型与线条中，吸取养料形成了足以与世界漫画同其光辉的艺术成就。”

为了适应当时的环境，使刊物不至于被国民党扼杀查禁，《时代漫画》不得不刊登一点软性的作品，这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说，上世纪30年代的漫画是新文艺战线上的一个方面军。1936年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会是漫画界的一次总检阅，有人认为是“埋下种子”，是“突出反蒋抗日”的。这次展览组织和团结了全国的漫画作者，推动了漫画事业的发展。此外，还有一个成果就是成立了全国漫画家协会。

作为了解和研究中国漫画史的重要资料，1989年我曾经筹划重印《时代漫画》，得到漫画界前辈叶浅予、鲁少飞、张乐平、胡考、特伟、张仃、丁聪、华君武、黄苗子、廖冰兄诸先生的赞同，并为此题词作画。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未能实现。时隔十几年，现在经沈建中兄热心奔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予以重印，终于遂了这一夙愿，令人高兴。在重庆工作期间，范用曾参加书业界同仁联谊会下乡宣传抗战，他爱画漫画，他画的大幅漫画贴到乡场的墙头，在市区，联谊会办的壁报贴在好几条马路上，每期都有彩色漫画，且由范用一手包办。对于漫画的风格，范用也有自己的喜好，他认为在外国人物肖像画中，有两位漫画家画得很好：一位是JOSS，范用在塔布衣夫人所著的《国际外交战争》一书中见过他的一组39幅二次大战前国际风云人物的漫画像；一位是Hirschfelo，擅画文坛艺坛精英。前者用笔简练，后者线条流畅，很耐看。

漫画家廖冰兄说“热恋漫画数十年，地覆天翻情不变，范用兄亦漫画之大情人也。”范用也幽默地自称自己与漫画是“婚外恋”。因为爱漫画，也就爱跟漫画家交朋友，于是范用也到了他们的笔下。在范用家客厅东墙矮矮的书架上摆满了书籍，旁边墙上则挂着丁聪、方成、叶浅予、廖冰兄、华君武、苗地、黄永玉等众多画家为他画的漫画像。漫画家笔下的范用，神态不一，千姿百态，个性十足。

贺友直与范用同乡同龄，范用和他只见过一面，喝过一次黄酒，即成知交。他曾三次画范用：第一次画范用“下海”——手持篓，肩负渔网，想来是去捞黄鱼回来做黄鱼羹下酒；第二次画范用练摊儿——摆地摊卖书，每斤两毛，卖文每千字二十元，还卖画，每尺二千元；第三次画范用居茅屋——看书喝茶，怡然自得，取名“五柳安居图”。

黄永玉画过一幅《醉酒挟书图》，图中有一位穿着宽袖大袍、趿着草履的像魏晋时代的人物，右手摇折扇，左手拿书，脚下还有一把茶壶，大概是酒喝多了，又觅到了好书，大摇大摆地走着。两句打油诗赫然入目：“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卿。”画家意犹未尽，又在左角戏添了两句诗：“挟书又搧扇，想是喝多了。”这位醉酒挟书人是谁？黄永玉在跋中记道：“此作作就，范用兄来舍，以之贺岁，老酒加书，不能再要。黄永玉甲子岁暮于京华三里河。”范用将其悬于客厅，供人欣赏。由此，许多人得知范用还有喝酒的嗜好。

华君武画范用《过关图》：某年范用自香港归来，过深圳，海关警铃大震。原来范用带了一套不锈钢的烧烤餐具，被误为武器。范用摊开双手，不知所措，虚惊一场。

方成画范用手抱一摞书，腾空而起。此画无标题无说明，因此说法不一：一说准是被炒鱿鱼，踢了出来，一说跟老婆闹翻了，要打脱离，范用说别的都不要，只要书；一说是在书店偷书被发觉逃了出来，又一说可能是抱书仙去，上马克思那里去报到，手中抱的马列经典，以证明自己是好学生。

韩羽画范用坐在酒壶中手持一卷，题曰：“书癖甚可难扁鹊，酒徒何妨让高阳。”此画在湖南《书屋》杂志封三韩羽专栏发表。

此外，叶浅予、鲁少飞、丁聪、苗地、丁午几位画家也都画过范用。

范用在《我很丑也不温柔》一书前言里说他们画范用“千姿百态，竭尽夸张之能事，然后都那么神似逼真，这就合得上美学观点之‘丑即是美，丑中见美’。”于是范用自嘲：我很丑，也不温柔。

一本正经，鬼都不相信。

谨防上当，跟着感觉走。

十足糊涂虫，左右拎勿清。

曾经深爱过，曾经无奈过。

谁能告诉我，什么是什么。老来无事的范用觉得看漫画既能开心一刻，亦是长寿之道。于是他出版此书，把它奉献给读者，让大家看了也开开心。

4.自得其乐

范用还喜欢音乐，且这爱好同样由来已久。

抗日战争时期，朋友之中几乎找不出有唱机唱片的。范用对西洋音乐知之甚少，只知道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还听说过《田园交响曲》《小夜曲》《圣母颂》，除了提琴、钢琴，其他乐器也一概说不出，简直是个音盲。不过，从此范用对西洋音乐产生了兴趣，开始找机会听，找音乐家的传记阅读。

1942年，范用在桂林，牛宗玮常来新光书店，他爱好音乐，范用和他志趣相投，十分谈得来。牛宗玮会带范用到环湖西路听唱片，欣赏西洋名曲。那时，乐群电影院经常放映美国电影，其中一部华特狄斯耐的卡通片上座很好，鲜艳的色彩、美丽的动画、悦耳的音乐由几首著名的乐曲配成，范用看得如醉如痴，连看两遍还不过瘾。这是范用看到过的最好的卡通片，是好莱坞难得的好片子。

范用在桂林经李凌介绍认识了马思聪。马思聪和夫人王慕理在一个电影院举行演奏会。大幕拉开，王慕理坐到钢琴前才发觉凳子矮了，范用飞奔回家拿了个枕头给她垫在凳子上，总算救了急。可是电灯又灭了，范用再飞奔去买洋蜡。烛光下，马思聪拉起了《思乡曲》。有一天，李凌告诉范用，马思聪想带个徒弟，条件是供给食宿，跟他学拉提琴，同时帮助老师料理一些家务。李凌想推荐范用，范用经过考虑，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工作也不允许他离开，况且，范用已经20岁了，过了学提琴的年纪了，只好谢谢李凌的美意。

不久，湘桂大撤退，大家各奔东西，唱片欣赏会也告终了，但范用对音乐的喜爱丝毫不减。1946年，范用从重庆到上海，有了个收音机，凡是播放外国名曲，他都收听。范用回忆说当时有个电台每星期日有个固定节目，主办者是永和实业公司，主持人为姚继新，还编印一份《乐曲浅释》，每周一期，免费赠送，函索即寄。《乐曲浅释》编得很认真，介绍外国著名的音乐家，还附有画像。至今，范用还保存着30多期。

出于对音乐的爱好，范用买过丰子恺的《世界大音乐家名曲》和徐迟的《歌剧素描》。有一天，在四川中路一家琴行的橱窗里看到一本厚厚的《贝多芬》，尽管定价很贵，范用也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当时，戈宝权给《中学生》月刊写了《西洋音乐欣赏》专栏，不仅介绍名曲，还介绍交响乐队的组织和乐器，画出乐队演出的位置，对读者大有裨益。遗憾的是《西洋音乐欣赏》后来没有结集出版，但有心的范用从杂志上撕下这些专栏文字，自己装订了一本。这些和音乐有关的书和戈宝权的文章都成为范用走进音乐殿堂的阶梯。

对一个爱好音乐的人而言，若是一下子得到600张日本的西洋名曲唱片，就如同是发了一笔“横财”，范用就发过这样的“横财”。那时，生活、读书、新知三家出版社在上海有个副业机构，用机帆船往来于上海和解放区大连、烟台，从事贸易。有一次运来一大批唱片，是遣返回国的日本侨民卖出来的，运到上海卖给酒吧、咖啡馆，最后剩下600张，曹健飞全部给了范用。于是范用大听特听，大饱耳福，欣赏水平也有了提高。

1947年，内战全面展开，范用过起了地下生活。在黎明之前最黑暗的时刻，这批唱片成了范用的重要伴侣。重温旧日时光，在那些漫长的黑夜中，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回响着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肖邦的曲子，对范用而言，是唯一的慰藉和幸福。

范用以为，音乐令人思维活泼，长寿健康。人生在世，老来尚能纵情放歌，也是一乐。

有一回，叶圣陶之子叶至善托人带来两本书和一封信。书是香港一位作家的两本随笔，书中谈的内容跟教育、学校、师生、文学、文字有关，那是范用十年前送给叶圣陶先生看的。信上说：“在抽屉里找到两本借给父亲的书。父亲大概没有看，因为眼睛实在不管事了。我手头实在忙，没法下功夫看，还是早点归还为好。”

令范用意外的是，信里还附有两首手写的歌谱，一首《卜算子》，一首《荆轲》，范用马上按谱放声高歌，当时还惊动了老伴，连声叫范用：“轻点，轻点！”

《卜算子》一阙，系苏轼失意时的“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配的曲子是苏格兰斯科特的《安妮·罗莉》。由邓映易译配的原歌词如下：在美丽的山坡下面，朝露闪闪发光。

就在那里，安妮向我盟心起誓。

她的誓言多真诚，我永远难以忘记。

为了可爱的安妮·罗莉，我愿安息在那里。这个曲子配上苏轼的词唱，范用听出了一种凄清冷寂的味道。

另一首是晋代左思作的五言古诗《荆轲》：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

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

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

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

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

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配的曲子是意大利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公爵之歌》，唱来轻佻诙谐，跟《荆轲》大异其趣。可是这首曲子配上左思的诗，倒也给人以激昂悲壮之感。范用想，假如让多明戈来唱，就像我们有的歌手不识外文而能唱外文歌那样，同样会绕梁三日。

范用深感把中国诗词与西洋乐曲相配很不容易。琢磨推敲，得好好花些功夫，词的字数跟曲的节数必须合拍。给古诗词配曲，词不能删，配曲的难度就更大，词意和曲调要相投。不过虽然难度很大，而乐趣大概也就在此。范用曾写《我爱唱歌》表明自己对音乐的钟爱：老妻先我而去，独守空巢，少了个说话的人，久而久之，感到舌头有点不大灵活。可以打电话跟朋友们聊天，但我舍不得花电话费。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吟诵《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中的名篇，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再就是唱歌，我爱唱歌。

七十年前，我上小学十分开心，因为有唱游课，不仅唱，还要表演。唱黎锦晖作的《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

那时，每星期一开周会，要唱《总理纪念歌》，放学唱《夕歌》：“落日向西垂，同学们，课毕放学归。父母望儿归，一路上切莫徘徊。”

有三首歌我很爱唱。一首是李叔同用美国奥特威的曲子填词《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首是《踏雪寻梅》：“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灞桥过，铃儿响丁当！”还有一首是赵元任、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

后来看电影，又学会了许多歌：《渔光曲》《大路歌》《开路先锋》《十字街头》《夜半歌声》，后一首歌的作者是田汉和冼星海。周璇在电影里唱的《四季歌》，十分动听。

还学会了几首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少年先锋队歌》。那时唱苏联歌曲，是向往光明。

抗战期间，唱的歌就多了。唱《松花江上》，唱《歌八百壮士》《太行山上》。后两首桂涛声作词。那时我在出版社当练习生，桂涛声住在出版社，我们叫他“阿桂”。他写了词，冼星海谱曲，拿回来先叫我唱给他听。我还参加了“海星歌咏团”，冼星海教歌。

我会唱的歌不下上千首。时下的流行歌曲，我不会唱，只爱唱乔羽、谷建芬作的《思念》：“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不知能作几日停留？”挚友李黎时常从美国回来探亲，“好像一只蝴蝶”。我越洋从电话里唱这首歌给她听。

我的书架上，最早出版的一本是民国二十六年上海出版的《民族呼声集》，编者何光山（周巍峙）。有一年周巍峙见到要了去，他复印一本给我保存。

最近买到的两本歌集，一本是王健编的《记得当时年纪小》，一本是钟立民编的《难忘的旋律——献给老朋友的歌》。

唱歌吧，老年朋友们！正如一首歌里唱的：

唱歌使我们年轻又活泼！

唱歌使我们大伙儿都快乐！除了唱歌，范用还好酒，亦是自得其乐。尽管上了年纪的他对酒量有所控制，对酒的痴迷却有文字为证：我喝酒，跟外婆有关。外婆是绍兴人，随外公到镇江，浙江同乡常在晚间来外婆家喝酒聊天，谈家乡事，他们多是手艺人，银楼的、咸货店的、锡箔庄的。喝的绍兴黄酒。我还抱在手上时，他们用筷子蘸点酒抹在我的嘴唇上，于是上了瘾。后来外婆做起酒生意，从绍兴把整坛的黄酒运到镇江，卖给同乡，半年结一次酒账。

我父亲不会喝酒，来了客人由我替他喝酒。下酒菜发芽豆、咸烤花生，最多剥个松花蛋。

到现在，我算是有了七十多年的“酒龄”。每天都得倒一杯黄酒自酌，上海人说的“小乐惠”。

我的外孙女写过一篇文章，说我做什么事情都快，就是喝起酒来慢慢的。确实如此。我从来不跟人干杯。酒得一口一口地喝，如果不在舌头上打个滚就咽下去，未免糟蹋了酒。喝醉了不仅失态发酒疯，而且有伤身体。

我一生只醉过一回酒，那是一九四一年在重庆，传来皖南事变消息，心情悲愤到极点，跟一位同事借酒浇愁，一碗一碗地喝，结果烂醉如泥，大骂国民党。同事怕声音传出去，用棉被把窗户挡住。我挨了批评。此后我再也不敢放肆喝酒，再也没有醉过。

三年困难期间，根本买不到酒，偶然在药店里发现一种治骨痛牙痛的广东冯了性药酒，于是喝这个，聊以过瘾。

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常常一个人到小酒店要碗五茄皮酒。那酒血血红，甜蜜蜜，略带药味。喝完了，在酒店门口摊子上来碗油豆腐线粉，算是一顿。不知道现在上海还有没有五茄皮酒，还想再喝喝。

现在烈性酒不喝了，只喝黄酒、白兰地酒，每天一盅。我乃鲁迅先生笔下范爱农那样的“小酒人”也。大概正因嗜酒如命，范用常戏称稿费为酒钱，言谈中也往往三句话不离酒，但他绝对不是酒徒。针对一些出版社为利益所驱而出版品位低下的书时，范用会深恶痛绝地说：“就是没钱买酒喝，也不出那些无聊的书！”可见其酒品不俗。后来，喝酒喝多了，收集酒瓶也成了范用的一大爱好。在范用家的客厅内书架上的酒瓶方阵，列队如仪，大者状若炮弹，小者形似手雷，高矮不一、方圆不整，因此有人戏称范宅为“范家酒馆”。丁聪、汪曾祺、杨宪益、黄宗江、方成、韩羽、华君武……一群文人墨客往往闻酒蜂至，相聚在“范家酒馆”：汪曾祺披挂上阵，系围裙、捅炉子，亲自掌勺；王世襄更绝，每来下厨，自带全副家什，从炒菜的锅到下锅的菜，与老伴推着自行车走街串巷来赶场子……他们或谈天说地评诗论画，或你唱我和煮酒论英雄，颇有太白遗风。

韩羽说范用：书癖堪可难扁鹊，酒徒何妨让高阳。范用也自嘲：两耳不闻世上事，躲进酒壶成一统。

醉眼朦胧看闲书，管它东西南北中。在他家客厅的北墙挂着一幅神完气足的书法，特别醒目：文酒足风流，杯倾松鹤楼。

几时摇画舫，一夜到苏州。那是1985年春日寒夜，范用与宁沪旧友聚饮都门松鹤楼时，李一氓题赠的。

多年的出版生涯成就了出版奇才范用的一世情缘，书、酒、友、漫画、音乐……这些美好的事物都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往事如烟，人生如梦，那些坎坷不平，奔波劳碌，那些聚饮风流，纵谈高论，随着时间的脚步慢慢走向生命的尽头。而永恒不变的却是那一世情缘，它们晨昏相伴，忧乐相随，即便是到了生命的黄昏也不离不弃。

三更有梦书当枕，老伴过世后，儿女晚间轮流来侍奉陪伴，白天范用则一人独守三房一厅，编书读书，自得其乐，陶心养性，颐享天年。在中国出版界，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设新中国、“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这岁月磨砺和人事变迁却始终没有离开编辑出版战线的人无疑是可敬的。范用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出版人，他几十年如一日奋斗在出版第一线，和他心爱的书打交道，这份热爱与坚持为人所敬仰。

他对书几近痴迷。在他看来，书是有生命的，书的内容以及封面、扉页、勒口、正文版式、插图、纸张材料等都是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尊重每一本书就像尊重每一个人一样。范用爱书敬业的出版精神和由他经手编辑出版的书为中国出版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个章节。

他，寄居三联，且做且学，靠自学和勤奋成就终身事业；他，邂逅理想，身体力行，怀抱为大众出版好书的梦想和追求；他，坐拥书城，广交益友，在追梦中收获一世情缘。他，说不完道不尽的是那书香情怀……

主要参考书目

《我爱穆源》，范用著，三联书店，1995年

《我爱穆源》（增补本），范用著，三联书店，2002年

《泥土·脚印》，范用著，凤凰出版社，2003年

《泥土·脚印》（续编），范用著，三联书店，2005年

《叶雨书衣》，范用著，三联书店，2007年《战斗在白区——读书出版社1934—1948》，范用编著，三联书店，2001年

《我很丑也不温柔：漫画范用》，范用编著，三联书店，2006年

《莎士比亚画册》，范用、葛一虹编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

《郑超麟回忆录》，范用编著，东方出版社，2004年

《买书琐记》，范用编著，三联书店，2005年

《买书琐记》（续编），范用编著，三联书店，2009年

《文人饮食谈》，范用编著，三联书店，2004年

《爱看书的广告》，范用编著，三联书店，2004年

《晚翠文谈新编著》，汪曾祺著、范用编著，三联书店，2002年

《傅雷全集》，范用编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留真集影》，范用编著，三联书店，1998年

《凭画识人：人物漫画集》，范用编著，三联书店，2007年《战斗在白区》，范用编，三联书店，2001年

《我爱穆源》，范用著，三联书店，2002年

《泥土·脚印》，范用著，凤凰出版社，2003年

《爱看书的广告》，范用编，三联书店，2004年4月

《文人饮食谈》，范用编，三联书店，2004年

《泥土·脚印续编》，范用著，三联书店，2005年

《买书琐记》，范用编，三联书店，2005年

《我很丑也不温柔：漫画范用》，范用编，三联书店，2006年

《最后的文化贵族(第二辑)》，陈朝华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

网络资料：

范用捐赠“较场口事件”系列文物，http://www.luobinghui.com/s/s/200610/15365.html

包立民：以书为业的范用先生，《文汇报》中国网，2005年5月24日

陈原、范用：两个为书一生的出版家，《新华月报·天下》，2005年第10期

“书痴”范用：书多，酒多，朋友多，《光明日报》，2008年5月7日

陈星：穿长衫的范用，《钱江晚报》，2006年5月6日

高任飞：范用给普通人办《读书》，《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18期

范用：为人作嫁的旅途，《新京报》，2004年11月5日

晓君陈澍一：范用：我与老“三联”，《北京青年周刊》，2004年10月26日

范用的书房(图)，《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4月13日

张昌华：范用的封面艺术，《文汇报》，2007年5月5日

吴道弘：范用，中国百科网

范用的风范，《武汉文史资料》，2006年第3期

韩羽：《画范用》，《书屋》，2002年第3期

乐在其中——近访范用，《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12月12日

书迷范用的一生——读《泥土脚印（续编）》，2006年2月22日

蔡瑛：范用：一路风雨书相伴，《海南日报》，2005年7月3日

凤眼蓝：为什么不说说老“范”——范用，http://tieba.baidu.com/f?kz=164619815

万宇：一生的书因缘——读范用的《泥土·脚印》，

http://www.qingdaonews.com/content/2004-05/29/content_3183388.htm

北方有范用一生坐书城，《光明日报》，2008年5月8日

田志凌、陈容清：从此，读书无禁区成为思想界的一面旗帜，《南方都市报》，2008年12月28日

读书无禁区，《读书》，2009年8月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人在江湖 心存穆源

1.乡土情结

2.我爱穆源

3.难忘师恩

4.儿童剧社

5.别了，母校！

第二章 革命的小毛驴

1.逃难途中

2.梦想起航

3.坚定信仰

4.革命的小毛驴

第三章 巡阅书店 受益无穷

1.辗转干出版

2.战斗在桂林

3.一份沉重的嘱托

4.书店巡阅使

第四章 冒险出版 身手不凡

1.救国会的引导

2.难忘较场口

3.《文萃》风波

4.干出版就是干革命

第五章 干校风云 书梦依旧

1.“阎王殿”琐忆

2.立传风波

3.得书偶记

4.“盛饭集团”的干校生活

第六章 十年磨剑 华彩人生

1.立下“军令状”

3.开文摘之先河

4.《傅雷家书》

5.不删一字的《随想录》

第七章 叶雨书衣 为业一生

1.为出版交朋友

2.干实事的思想者

3.为人做嫁衣

4.敬业为“范”

第八章 一世情缘 漫画人生

1.嗜书如命

2.故人情多

3.漫画情缘

4.自得其乐

主要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