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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传奇》

家族背景，身世

1920年。上海。

十里洋场，奔泻着掩不住的纸醉金迷，言说浮生若梦般的呓语。

“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的开裆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寻常日子像弄堂里飘出的胡琴声一样，咿咿呀呀，缓缓地回荡流转。9月30日，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从麦根路（今泰兴路）一栋民国初年典型式样的洋楼里，传出的那声微弱的婴儿的啼哭。当然，也绝少有人料到，这个拥有“张爱玲”恶俗名字的女婴日后会巧妙地将文字写出花来，随即在中国文坛以一个“美丽而苍凉”的姿态，华丽转身，留与后人无尽的论说、回味。

她，就是这样一个谜一样的女子，引人入迷。

而这个谜，永远没有谜底。

25年后，即1945年4月的某天傍晚，当好友苏青离开后，张爱玲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回想起刚刚和苏青关于上进心的探讨。苏青说：“……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家呢？”她答道：“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苏青叹息：“那有什么好呢？到那时候已经老了。在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吗？”此时，爱玲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那边，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仿似一大块胭脂红，心不由得沉到最底，顿生感慨：“这是乱世。”

“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大的解释的。”

恐怕，连张爱玲本人都始料不及，也未曾发觉，尽管她终其一生都在刻意回避，常常顾左右而言他，但是，门族的显贵、煊赫，已悄然沁入她的灵魂，点点滴滴沉淀在骨子里，融为她人生的最菁华，也在不动声色中助她焕发着“旧上海最后一个贵族”的独特光晕。就如同她的弟弟张子静形容的那样：“我姊姊的文采早慧、文笔犀利、性格孤傲、择善固执，我认为颇得祖父的真传。”

如果把张家比作遍身散发着冷冷光泽的青瓷花瓶，那么张爱玲就是斜倚其中的一枝落寞的花；不管她是如何的不情不愿，也不管瓶中水是如何混浊、陈腐，注定都要受其滋养、浸润。封建家庭衰败、没落的景况，令她深切地见识了古老中国社会的某些层面；世态人情的炎凉，生命的起伏与哀伤，那是噬咬着她的切肤之痛，也极其深远地影响了她日后的文学创作。捧读她的作品，不难发现，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心理有病就是身体有病，更有两者兼具的满清遗老的后代、民国之后，仍然坐享显赫家世、高不成低不就，在家吃遗产、吸大烟、养姨太太，过着奢靡颓废的生活，以至于有人批评张的小说“沉沦”、“阴暗”。如果我们得幸能推开张家厚重的宅门，就不难发现，张是“从小就生活在遗老、遗少的家庭阴影中，见到、听到的，都是那些病态的人，病态的事。”“生活的上空一直浮荡着黑色的云雾，让人觉得苦闷，有时几乎要窒息。”所以，写作，成为爱玲宣泄这种苦闷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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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揭露没落豪门的封建生活”并做“毫不留情的严厉批判”。她的小说中的人物，皆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各有其本”，熟稔她的人，一眼便知写的是哪一家的哪一个人。比如，被夏志清教授誉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的《金锁记》就是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家的真实故事。爱玲唤作曹七巧的原型为“三妈妈”，将长白的原型叫作“琳哥哥”，喊长安的原型作“康姊姊”。短篇小说《花凋》更是直接取材于舅舅家，整篇叙述了她的三表姐黄家漪“十九岁毕业于宠济女中，二十一岁死于肺病……”的悲剧一生。《花凋》问世后，还惹得她的舅舅大发雷霆，对她舅妈抱怨说：“她问我什么，我都告诉她，现在她反倒在文章里骂起我来了！”综观《金锁记》和《花凋》两篇作品，无不充斥着“肺痨”“鸦片”“纳妾”等深沉的意象，很明显，张爱玲所耿耿于怀的“乱世”，无非是动荡、悲凉的时局，以及比时局还要动荡、悲凉的人心罢了。

从“乱世”中走来的先人们，黏附着旧时代、旧社会的没落、黯淡，是浓得化不开的黑色底幕，比照之下，更加映衬得跟前的爱玲光艳四射、轮廓逼人。

“看张”，怎少得对她的家世稍作钩沉。于是，就有了以下的“传奇”：

张爱玲的曾祖父张印塘（1797-1854），字雨樵，祖籍河北丰润县。在同治年间出任安徽按察史。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中兴第一名臣”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门生，在平定太平天国时期“湘军”屡战屡败后，奉曾之命赶赴安徽筹建“淮军”，以作军力之补充。李鸿章“与印塘曾共患难”，二人因此熟识并结下深厚情谊，以至于到了张印塘之子张佩纶这一代人时，张、李两家已成世交。

张佩纶，字幼樵，又字蒉斋。1847年生于杭州，卒于1903年，是清朝末年的大名士。1854年，其父张印塘积劳成疾，告别人世之时，“佩纶方七岁，转徙兵间十余年，操行坚卓，肆力为经世之学”。1870年，23岁时，应试中举；翌年朝廷大考，再登一等头名，“授编修充国史馆协修官”，四年后擢升为“日讲起居注官”，在光绪皇帝左右伴随。后再次荣升为侍讲学士及都察院侍讲署左副都御史。年轻的佩纶仪容清俊、风流倜傥，又才学过人、满腹诗书，“饱经世略，忧天下之将危”，立下报国效忠之志，“屡上书言国事，所言必君国宗社大计，不举细故，批却导窾，语必中期肯綮，一疏出，朝野耸听……”与吴大徵、宝廷、陈宝琛、张之洞、黄体芳、刘恩溥、潘祖荫、邓承修等人一起，弹劾贪官污吏，抨击时弊，“有笔如刀”，得到当时军机大臣首辅恭亲王奕䜣和另一位重臣李鸿章的赏识，成为晚清“清流派”的中坚人物，有“四谏”、“十朋”之称。

然而，张佩纶虽官至翰林院侍讲，却沦落到以稀粥白饭充饥的地步，由此愤怒于那些身居华屋高堂，坐享锦衣玉食的达官贵人的昏聩颟顸、骄奢罔上，“胸中一团饥火，夹着一股愤气，直冲到喉咙里来；就想趁着现在官阶可以上折子的当儿，把这些事情统一做一个折子，着实参他们一本，出出恶气，又显得我不畏强御的胆力；就算因此革了官，那直声震天下，就不怕没人送饭来吃了，强如现在庸庸碌碌地干瘪死。”于是乎，参了抚督、参藩臬，参了六部、参九卿……“弹击不避权贵，白简朝入，巩带夕褫，举国为之震悚。”半年间，多少红翎顶戴被拔掉，“满朝人人侧目，个个心惊”，借此，张佩纶实现了“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伟大抱负，顺带着也改变了从前潦倒的生活景况，“米也不愁没了，钱也不愁少了，房屋也换了高大的了，车马衣服也华丽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喏。”好在，自幼才思敏捷的张佩纶并没有重蹈他人覆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保持了清廉刚直的本色，还赢得了美国驻华大使杨约翰的称赞：“在华所见大臣，忠清无习气者唯佩纶一人。”

但命运之神似乎并不愿永远垂怜同一个人，她往往在这里打开了一扇门，却悄悄地把另一扇窗给关上了，使得生命的房子永远不能饱满地吸纳阳光，总遗留有阴暗处。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本本的奏折确实赐予张佩纶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仕途，却同样令他恃才傲物，不可避免地，多少与人结下了梁子。人生几多凶险啊，“天灾”可避，可“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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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防，终于，这个风流人物被不期到来的犯了小人招惹的灾祸推到了历史的滔滔浪尖，任由风雨无情吹打。

1884年，法国殖民者入侵越南，企图以此作为跳板，拉开攻打大清帝国的序幕。作为越南的宗主国，满清王朝感到遭受了极大的威胁、挑战：法军不仅在越南直接挑衅清军，而且别有用心地将军舰开到福建马尾外，窥伺宝岛台湾。张佩纶及“清流派”人对李鸿章的几次割地赔款的卖国行径愤慨万分，在御前会议上，力主抵抗，得到光绪帝的首肯。现在想来，张及同党此举是全凭一腔报国热血，原以为会为各自本就荣华万丈的政治生涯增添厚重的一笔，万万没有料想的是，一场悲剧性的转折将他们沉入人生的谷底。与张佩纶素有宿怨的军机大臣孙敏汶终于觅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奏明圣上要求将几位力主抵抗的“清流”士大夫派驻情势紧急的海防前线，得到批准。张佩纶随即以三品钦差大臣之身，被派赴福建会办海疆事宜，本想报效国家，一展雄才，结果梦断黄粱。现实令这个仅善于舞文弄墨的“词臣”惊觉：原来自己并不能像驾驭文字那样如意地指挥军队。书生意气，纸上谈兵哪里能弥补得了他对用兵方略毫无所知的欠缺，仅靠慈禧老佛爷的圣谕和李鸿章的电报应付战事，结果可想而知。在7月3日的一夜之间，久疏操练、战阵且装备不齐的福建水师哪里敌得过法军的船坚炮利，“所部五营溃，其三营歼焉”，“海上失了基隆，陆地陷了谅山”，洋务派苦心经营的马尾船厂也成了殉葬品，是为近代史上著名的“马尾战事”。身为统军之帅的张佩纶“左思右想，笔管儿虽尖，终抵不过枪杆儿的凶”，在那个瓢泼大雨之夜，头顶一只破铜盆仓皇逃命，终于落人以把柄，尽失颜面。“风水轮流转”，当年无数经遭他的弹劾而沦为阶下囚的同僚，终于可以快意地观赏这个没落王朝的及第才子的落魄下场了。毋庸置疑，等待张佩纶的是龙颜大怒，兴师问罪，“指挥无方”“临阵脱逃”等数项罪名并罚。同年底，张佩纶被革去官职，贬谪到张家口。

虽然一个人独居边塞，官宦生涯陷入最低潮，张佩纶却不消沉自弃。3年流放时间，并未搁置手中之笔，相继有《管子学》24卷、《庄子古义》10卷、《涧于集——奏议》8卷、《涧于草堂文集》3卷、《涧于日记》14卷（为张爱玲少年时常读）问世，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的才学功业。

1888年，张佩纶戍满回京，竟得到了命运的再次垂青。当年被张佩纶参奏“骄奢罔上”之罪的李鸿章，可能是念在与其父的往日情分，或者确实赏识张的才华，竟不计前嫌，将这位昔日之政敌收归门下，协办文书，掌理重要文件，并“分俸千金，以资归葬”1886年病逝于北京的张的继室边粹玉；时隔不多，竟又将其招为东床快婿，一时间，传为美谈，张佩纶也不禁发出“先世交情之耐久如是，孤儿真感恩衔悲”之感喟。

对于自己22岁的女儿李菊耦嫁给41岁的张佩纶之事，李鸿章甚为满意。然而，李夫人赵继莲却极力反对貌美如花的女儿许配给这个相差19岁之多的谪官，并且还是以黄花大闺女之身做第三任填房，痛骂李鸿章“老糊涂虫”。无奈慧眼识珠的女儿心意已决：“女儿也不肯改悔，况且爹爹眼力，必然不差的。”其实，不仅是李老夫人对这桩婚事不甚满意，就连张佩纶的亲生女儿日后也对母亲嫁给不得志的父亲颇有微词，对晚辈张爱玲抱怨道：“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这老爷爷也真是——！两个女儿一个嫁给比她大20来岁的做填房，一个嫁给比她小6岁的，一辈子嫌她老。”看来，这段佳话在他人眼中早已失却了神秘色彩。然而，李鸿章在写给台湾巡抚刘铭传的信中表达道：“幼樵塞上归来，遂托姻亲。返仲萧于张掖，至欧火于许昌。累世旧交，平生期许。老年得此，深惬素怀。”“幼樵以北学大师做东方赘婿，北宋泰山孙先生故事，窃喜同符。”又说：“幼樵天性真挚，囊微嫌其神锋太隽，近则愈近深沉，所造正未可量，得婿如此，颇惬素怀。”爱怜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曾朴在其作品《孽海花》中，将李菊耦形容成“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魅，鼻悬玉准，齿列贝编。”“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难怪“威毅伯（暗指李鸿章）爱之如明珠，左右不离”。如此美貌之女子，哪个男儿不动心呢？如若兼有聪慧之心，那更是妙绝。李菊耦尚在闺中即对张早生仰慕之心，又叹息他的不济时运，遂做诗两首：

第一首

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

一站岂容轻大计，四边从此失天关。

焚车我自宽房琯，乘璋谁教使狄上；

宵盰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第二首

痛哭陈词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卿；

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宣室不妨留贾席，越台何事请终缨；

豸冠寂?犀渠尽，功罪千秋付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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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海花》把二人的初见际遇演绎成令人拍案击节的“传奇”。据说，那一幕发生在李鸿章的书房里。某日，张佩纶来拜谒恩公，不承想与一个美丽少女迎面相遇，不及避让。李鸿章见状，忙招呼道：“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见庄世兄。”少女回眸，道个万福后，立刻含羞转身，闪进了里间。张佩纶瞥见桌上一卷“祖玄女史弄笔”的诗稿，翻过数页，便看到了上面的二首诗作，引得悲愤、感喟一时涌上心头，五味杂陈，瞬时被这女子的才华与善解人意所倾倒，将其视作生命中的“红颜知己”。李鸿章见张沉思不言，便笑道：“这两首诗只是小女的涂鸦之作，还请贤弟多多指教。”接着，托付张为女儿物色佳婿：“只是小女子有点子小聪明，就要高着眼孔。这结亲一事，老夫倒着实为难，托贤弟替老夫留意留意。”张佩纶道：“相女配夫，真是天下第一件难事！何况女公子这样的才貌呢！门生倒要请教老师，要如何格式，才肯给呢？”李鸿章哈哈大笑：“只要和贤弟一样，老夫就心满意足。”说罢，“忽然很注意地看了他几眼”。张佩纶是聪明人，立刻悟到了这句话、这一瞥的弦外之音，回家即刻托人上门求亲。当然，李中堂“一口应承了”，全力成就了这桩绝世姻缘。

幼年时看了《孽海花》，张爱玲“非常兴奋，去问我父亲，他只一味辟谣，说根本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奶奶。那首诗也是捏造的”。张爱玲在《对照记》中说：“奶奶就只有一首集句是她自己作的：四十明朝过，犹为世网萦。蹉跎暮容色，煊赫旧家声。”仍是读来爽口的佳句，尤其是最后一句，几分沧桑，倒是应和了张爱玲感慨的“身世之感”。

虽说《孽海花》多半情节属于杜撰，禁不起推敲和验证，但是，张佩纶和李菊耦的新婚快乐，却是事实。张诗云：“一叶扁舟一粟身，风帆到处易迷津；能从急流滩头转，便是清凉畛里人。”张佩纶的日记里，也真实记载了夫妇俩“诗酒唱随，百般恩爱”的幸福日子，羡煞旁人。

“重阳日与内人煮酒持螯，甚乐。”

“终日在兰骈馆与菊耦评书读画。与菊耦手谈，甚乐。”

“以家酿与菊耦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

“菊耦偶有不适，著药、煎茶、赌棋、读画，聊与遣兴。”

“菊耦生日，夜煮茗，谈史，甚乐。”

然而，婚姻的幸福并不能重新带给张佩纶宦途的平坦与转机，流放的生涯和娇妻的温柔似乎也没有将张佩纶的书生意气和棱角消磨殆尽。

1894年，清政府与日本在朝鲜交兵，7月正式宣战，李鸿章主持战事。同当年力主抗法一样，张佩纶主张开战，与主持和议的李鸿章之子李经方意见相左，遭到李经方的排斥。据说李经方买通御史上奏，迫使朝廷下旨“发遣释回后又在李鸿章署中以干预公事履招物议属实，不安本分；著李鸿章即行驱令回籍毋许逗留。”尽管翁婿二人感情深厚，迫于朝廷压力，李鸿章只好设法让张佩纶夫妇迁往南京，并赠许了女儿一份丰厚的陪嫁。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晚清王朝的最后希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被逼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李鸿章本人尽遭世人唾骂，张佩纶也顿失靠山，官宦生涯终告结束，从此酗酒度日，抑郁而终。1889年张佩纶在返回河北老家祭扫祖坟时，曾购地78亩以作百年之用。可是，临到头，却对自己的次子张志潜留下遗言：“死即埋我于此。余以战败罪人辱家声，无面目复入祖宗邱垄地。”死而不归祖茔，一抔黄土掩风流，这个忠臣乖戾的一生，真是悲壮而苍凉！

与张家一样，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逸梵）也出生在大族之家。其祖父黄翼升（1818～1894），原籍湖南长沙，历史上曾和李鸿章在曾国藩麾下领军，一起驰骋疆场，平定太平天国和东捻之乱。虽不像李鸿章和张印塘那般交情深厚，倒也有同事一主之缘，但也不料想彼此的孙辈日后同结连理，后来又各分东西，恐怕更出乎两位老臣的意料。1864年，黄翼升出任首任长江水师提督，曾国藩曾言：“水师事务繁重，唯翼升可以综览全局。”1868年，平捻有功，获授三等男爵；1865年，又喜得贵子黄宗炎。好在，黄宗炎也算不辱家门，成年后位居南京军门之位（军门相当于今日省军区司令员），黄家在南京府成为响当当的名门望族。

此外，张爱玲的父亲在与其母亲结束婚姻关系之后，又再娶孙用蕃（1899～1986）为妻。孙家也算是显贵一族。孙用蕃之父孙宝琦（1867～1903）出生书香世家，做过户部主事、直隶道员、铜元局总办，并创设育才馆，办理开平武备学堂，培养人才。“吴佩孚、萧安国、陶云鹤皆列门强”。1900年八国列强攻陷北平，慈禧携光绪帝仓惶出逃，孙宝琦随行护驾至西安。他熟谙法语和电文，故受命军机处密事，译读办理当时北京至西安的全部有关议和及朝政的电报。因为护驾有功，受到慈禧器重，1901年议和之后，孙宝琦出使法国大臣。1903年又兼任西班牙国大臣。在巴黎期间，孙宝琦因暗助孙中山而为自己日后留下了一条退路。“可见公迴护革命，曲全青年，胆略识见之远大，迥非守旧大臣可望其项背者也。”后来，孙宝琦在袁世凯内阁中担任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时间都不长久，所以咏句自嘲：“平生但率真，宦久不知巧。”他的好友知己们形容他“性慈秉介，囊无一金，不妄取于人，囊有一金，必慨施于人。”如此看来，应是一个性情中人。孙宝琦一生多妻、多子、多孙以求多福。他娶了五个太太，生了八个儿子，十六个女儿（孙用蕃排行第七）。在这方面，李鸿章、张佩纶、黄翼升三人算是望尘莫及了。更为绝妙的是，孙宝琦晚景堪忧，于是竟把女儿作为自己延伸政治事业的最好砝码，他尽量把千金们许配给权贵之家，寻求庇护，与“河间总统”冯国璋、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户部尚书王文韶、北洋总统袁世凯都结下了儿女亲家，手段之高明，令人佩服。

张、李、黄、孙四大家族之间牵扯不断的联系，如丝丝缕缕，枝枝蔓蔓。因为姻亲，其他三个家族的声望、荣耀、资产、财富全都汇集于此，理所当然；最为受益者，当数张氏一族了。晚清有人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小民荒”。原来，李鸿章籍贯安徽合肥，这副对联一语双关，暗讽李鸿章之富（“肥”）足可敌国。据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估计，李一个人的资产大约折合白银四千万两，相当于当时满清王朝财政收入的二分之一，充分说明李家的财力之厚实。仅在合肥一个地方，李家六兄弟就拥有地产六十万亩，每年光收租可达五万石。“其在外县更无论矣”。据《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记载：“家中田园、典当、钱庄值数万元不算，就芜湖而论，为长江一大市镇，与汉口、九江、镇江相埒，其街长十里，市铺十之七八皆五房创造，贸易则十居四五。合六房之富，几可敌国。”相比之下，张佩纶以“清流”自居，难怪一生清贫如洗。等到将李菊耦娶进家门，终于夫以妻荣，靠老婆的丰厚嫁妆才摆脱了以白粥度日的窘迫生活。李菊耦的这份妆奁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总之，除了给张佩纶这代的张家人提供了锦衣玉食的生活，竟然还有余力继续满足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弟弟张子静之流享受纸醉金迷、醉生梦死遗少般的生活，以此足可以看出李鸿章之富有，爱女心之切。

张爱玲出生在1920年，这时的中国，距离五四运动刚刚过去2年，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彻底惊醒了沉睡的国人，以巨大的力量冲击着绵延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提倡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也就是在张家所在的法国租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举行……门外是改换了天地，而“重门深掩，帘幕低垂”的张公馆里，张廷重（1896～1953）仍然坐吃山空，一半生活在现在，一半生活在过去，贪恋着祖辈的荣光，不愿从旧梦中醒来。因此，他的名字为世人所知晓，只因了他父亲“名臣”张佩纶，以及他女儿“才女”张爱玲，至于他本人，好像他的存在只不过是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多添了一口人丁，将张家的血脉代代延续而已。

因为父老母少，张廷重7岁那年父亲亡故，寡居的母亲李菊耦一方面望子成龙，期待儿子继承丈夫未尽的遗志和抱负，光耀门楣，于是逼迫儿子背书，稍不如意就施以惩罚。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儿子跟着纨绔子弟们学坏，给他穿颜色鲜艳的过时的衣服，宁可他羞得出不了门，也不愿稍有闪失，败坏门族的清誉。老女仆何干回忆说：“老太太总是给三爷穿得花红柳绿的，满帮花的花鞋——那时候不兴这些了，穿不出去了。三爷走到二门山，偷偷地脱了鞋换上袖子里塞着的一双。我们在走马楼窗子里看见了，都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李老太太倒是让女儿张茂渊，也就是张爱玲的姑姑穿着男装，令下人唤作“毛少爷”，李家小辈唤这姑姑为“表叔”，竟不叫“表姑”。万幸的是，好在张家少爷性格并未因母亲的阴阳颠倒而变得扭曲，他依然是个“地道”的男人，只是这男人对家外面的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革一概不管，他所钟爱的，不过就是吸大烟、纳妾、嫖妓、赌博，活生生一副前朝遗少的模样，他连重振张家雄风都无力完成，又怎能指望这个“顽主”报效国家、拯救世界呢？

在张爱玲幼小的回忆里，张廷重常常在家里踱着方步，摇头晃脑吟诵着古文诗词，竟然从不重复。可是，这有什么用呢？1905年，科举制度早已成为历史。诗词背再多，烂在肚子里，恐怕会发酵，更增添主人没落的酸腐味。好在还有点洋务的家庭底子，这张家少爷，还能看白话文的平民化的小报，热衷于购买外国名牌汽车，也仗着从小打下的英文底子阅读西洋小说，购买大套的《胡适文存》，认为自己和胡适是“同道中人”，对旧制度、旧文化持批判态度。在天津的时候，张廷重购买新翻译的西洋小说，在萧伯纳的《心碎的屋》的空白扉页上还用英文题字：

“天津，华北。

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

提摩太·C.张。”

看上去有些附庸风雅之嫌，西方的进步与文明并没有将他脑中的封建残余思想洗刷去多少，正如最熟悉他的儿子张子静所描述的那样：“我父亲虽也以新派人物自居，观念上还是传统的成分多。这就和我母亲有了矛盾和对立。”就连对子女的管教方面，张廷重还是传统的打骂教育为主，爱玲也不能幸免，所以将他看得更透：“他们在思想上都受五四的影响，就连我父亲的保守性也是有选择性的，以维护他个人最切身的权益为限。”

也难怪，做生意，张廷重肯定是外行的；投身官界，恐怕不会比父亲张佩纶下场好多少。那能做什么呢？待在深深庭院，苦守着一份不多不少的家业，对于这个公子哥，许是最好的选择。而洋人的那一套，连皇帝老子遗留的旧梦都颠覆了，定会威胁到自己手中仅存的这点“选择”，那么，他也就只好咬紧牙关，作远望的旁观者尚可，万万是不肯投身其中了。其女张爱玲在散文《烬余录》末尾的一段话为此做了恰到好处的注解：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在一般人看来，张爱玲，以及张爱玲的身世，不是传奇，却胜似传奇。然于爱玲本人而言，因秉持着“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的处世原则，以至于从来不在自传的散文中提及显赫的家世，以做标榜夸耀，招引旁人的注目。她觉得“通篇‘我我我’的身边文学是要挨骂的”，所以绝不做“对于自己过分感到兴趣的作家”，因为“他们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瞪眼看自己的肚脐，并且想法子寻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兴趣的，叫人家也来瞪眼看”，实在滑稽得很。

她笃信：祖父张佩纶的风流倜傥、外曾祖父李鸿章的飞黄腾达，都会随着历史的风云散去而渐行渐远、影影绰绰，而只有她自己，她的小说，才会令张家后世人在若干年后打开族谱时，倾听到她所乐道的“通常的人生的回响”。爱玲给自己的小说起名《传奇》，如她自己所言，犯下的是弗洛伊德式的错误，究其原委，她认同了大师的理论：这世上根本没有笔误，其实心里本就是那么想的。哦，原来如此——她心里的那个自己、那个“张爱玲”，才是真正的、最大的一个“传奇”。

“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这是爱玲看人观世的态度，我们这些无聊看客，也不妨暂且按捺住窥私的好奇心，把她那一段家底，权当以资纪念的陈年旧事，闲来信手翻阅，艳羡是无需的了。

好像，掩卷沉思片刻之后，我们终于明白：爱玲的做派、气质，之所以处处充溢着鲜亮的张氏风格，真的是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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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金锁记》（1920-1930） 童年生活

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

（张爱玲《童言无忌》）

童年的底版上总是点缀着许多斑驳的记忆，五彩的日子才是无忧无虑。未来太难设计，享受眼前的快乐才最明智。晚年的张爱玲站在洒满黯蓝月光的阳台上，看着孩提时期的照片里自己的笑，觉得那笑“似乎有藐视的意味，然而那注视里还是有对这世界难言的恋慕”。

七十多年前的她，并不叫“张爱玲”，大家管她叫做张煐，英文名字ELEEN。

那时的张家，生活富足到平静。仰赖着先人的余荫，处处可见优裕物质和阔绰排场的痕迹。不识人间愁滋味的小张煐，衣食无忧，母亲赋闲在家，教她几首唐诗，有些字不认识，就只背诵字音。某天去拜望她的二大爷，老人家就坐在藤椅上招呼她“背个诗给我听”，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一句就老泪纵横。小张煐“眼看着他的眼泪珠滚下来”，恐怕对自己信口吟诵的诗词何以引得那满清遗老泪流满面，颇有些匪夷所思。她着实弄不明白，其实，也无需她弄明白，她所要做的，就是赶紧尽情享受快乐惬意的懵懂时光，看这“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毕竟连她自己都未曾预料到，这段无邪的时光竟然就要在不久的将来被无情的现实轻易地打破，家庭暗藏的阴影终于也快要将这阳光完全遮蔽了。

百无聊赖之中，爱玲终于找到了此生最大的乐趣——写作。7岁时，当家族中的其他孩子淘气十足时，小爱玲就已经着手写了一篇历史小说，一开头便来了句“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颇有些历史沧桑感，仿佛《隋唐演义》中“乱世出英雄”的场景给她烙刻了相当深的印象，大概自幼她便认定隋唐盛世“是一个兴兴隆隆橙红色的年代”。如此看来，“橙红色”三字是她的最爱。如今回头望过去，张爱玲的童年时光，何尝不是一段“橙红色”的日子呢？衔着金锁呱呱坠地的小张煐，生来就是好命，投对了胎胞，选对了人家。

婴孩时的张煐就已经表现出了与同岁婴儿不一样的地方。她总是懒于啼哭，睡在摇篮里安安静静地用她乌溜溜的眼珠紧紧地盯着她感兴趣的每一件物品，长时间不离开。似乎要从这一盯一看中，生出些思想来，好早早地将这世界、这人生看个通透。从父母，到佣人，谁能不喜欢这可人的张家大小姐呢？！

等到这女婴一周岁的时候，按照中国的民间习俗，要举行“抓周”仪式，也就是在婴儿周岁这天，将各种物件儿摆放面前，看这孩童抓到哪件物品，据此就能大概卜测他（她）将来可能从事的职业。话说这日，小张煐被精心打扮一番之后，抱到了大客厅。厅堂中间那张红漆油亮的八仙桌上，放置着一个硕大的黑漆托盘。托盘里搁放着各种什物：玲珑的鼻烟壶、贵气的派克笔、泛黄的线装书等等，真是应有尽有，都是些寄寓了大人无比厚望的喜庆物儿。为多讨些福彩，慎重的妈妈还特意把家里乡下佣人的吉物放置其中，不外乎金锭、银洋什么的，还有一个五彩的小绣球。只见稚嫩的小张煐继续用她那圆溜溜的大眼睛打量着面前琳琅满目的物品，东张张，西望望的。大人们屏住呼吸，都满怀希望，翘首期待着：亲眼见证这张家闺秀光明前程的诞生，看这小人儿到底能“抓”出个什么样的未来。孰料，这一“抓”，着实让大家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小张煐众里挑一，从各色物品里拎起一件东西放到嘴里啃，待到凑前细看明白后，众人齐刷刷地“喔”了一声，有惊奇，有失望，有叹息……原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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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伶俐的小人儿竟然抓了一个小金锭，牢牢不放，活脱脱一个招财进宝的福娃样。其他人当然是乐不可支，只有两个人大为失望：一个是父亲，一个是母亲。因为期望得越高，失望得越大。虽出身世家大族，然而饱受西洋文明浸淫的母亲，思想观念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认定自己的女儿将来至少要做个“淑女”，岂能如此般低俗、市侩，连声叹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怎么这样……他们这一代的人……”坚持认定女儿天生就是个“拜金主义者”，简直不可救药。再看小张煐的父亲张廷重，虽然也是一个满身沾染封建恶习的遗少，可至少内心最深处仍然以为，女子即使无才便是德，像女儿这般沾染铜臭气实在有失名门气派、大家风范。

于是，好端端的一场本来应该充满希望和憧憬的庆典，却因了主角的这一无意的“失误”令大家族每个人印象深刻，偏偏另外两个重要人物却倍觉索然无味。其实，等到若干年后，这个名叫张煐的女娃娃成为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作家，抓过金锭的手竟能使妙笔生花，这才印证了那次“抓周”不过就是一场游戏而已，当不得真。

1903年张佩纶饱含遗憾辞世后，李菊耦生命里最重要的部分被活生生地抽离，情绪抑郁，导致身患肺病，1912年谢世于上海。是年，张廷重16岁，张茂渊11岁，跟着他们同父异母的二哥（即张佩纶元配夫人朱芷芗所生的二儿子）张志潜生活。19岁时，张廷重与黄素琼结婚，夫妻二人都不堪忍受张志潜严厉的约束，终于，张廷重拜托他出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堂兄张志潭引介，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位，于1923年，举家从上海搬到了天津，开始了一段新生活。

此时，张煐已经2岁了。她似乎永远记得那时家庭依然是何等风光。“有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佣人”，小张煐和弟弟“还都有专属的保姆”，“只记得被佣人抱来抱去”。众星捧月般的生活，自然将小张煐娇惯坏了，难免生成了一种任性、乖张的大小姐脾气。带她的女佣叫“何干”（“干”取干妈之意），常被小张煐“用手去揪她项颈上松软的皮——她年纪逐渐大起来，颈上的皮逐渐下垂；探手到她额下，渐渐有不同的感觉了。“小时候我脾气很坏，不耐烦起来便抓得她满脸的血痕。”

天津的老宅子，一砖、一瓦、一木、一梁间，遍身透着旧而腻的贵气，更为这个簪缨之族涂抹了“橙红”的厚实底色。偌大的后院，青石板上，置放着一个秋千架，这当是小张煐最爱的游戏了。好像所有的孩子们都喜欢由低及高渐渐攀升，再自高向低自由滑落，那种腾云驾雾般的感觉，以至于常常带领小张煐荡秋千的高个子的丫头，就是因为不慎从最高处跌落在地上，在额头上留下了疤痕，被小张煐戏称为“疤丫丫”，这也竟成为除了看秋千的起起落落之外，小张煐又一个别样的爱好。张家天井的一角，常有一个瘦小清秀的男佣人用毛笔蘸水在青石板上写大字，还给小张煐讲《三国演义》里的故事，令她很是欢喜，竟给他取了个匪夷所思的外号“毛物”，又管毛物的弟弟叫“二毛物”“三毛物”，叫毛物的妻子“毛物新娘子”，简称“毛娘”。不管别人如何觉得纳闷，小张煐倒自得其乐，应该是与这些下人之间的接触才让她幼小的心灵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交往最简单、最朴素的美好。在他们之间，父亲的威压没有了，母亲的约束消失了，她完全可以解放，如鱼儿得到水的宽容一般，在“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的旧故事里寻找到丝丝满足。

优裕的日子，虽然是阔绰的，却略显幽暗。零碎的细节，拉扯起说不出的感伤。“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母亲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一切，是讲究的，奢侈的，颇有些排场。“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姊，批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裤袄，雪白的偎依着，像生在一起似的。”外面的世界即使地覆天翻，丝毫不能将这宅子里的生活的惬意削弱半分。一段时间里，小张煐幸福地被带到起士林去看跳舞，“我坐在桌子边，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然而我把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背在佣人身上背回家。”由此，这小人儿的注意力又从给人起各种外号转移到“吃”的迷恋上来了。夏天中午时分，小张煐身着白底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裤子，坐在板凳上，边喝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边看谜语书，“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聪明得很，很快说出谜底是剪刀。白天吃，梦里嘴还不能停歇。“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怅惘。”不过，对于享受于感官满足的小张煐来说，“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阳光照到那磨白了的旧梳妆台上”，一定是记忆里最幸福、最温暖的片段吧！小张煐最喜欢的，是吃牛奶的泡沫，喝的时候还要先把碗边的小白珠子吞下去——完全一副小小资的做派，哪里是吃什么东西，吃的根本是感觉嘛！这“小小资”还自诩跟《红楼梦》里的贾母一样，爱吃甜的烂的食物。一切脆薄爽口的，如腌菜、酱萝卜、蛤蟆酥，都不喜欢，瓜子也不会嗑，细致些的菜如鱼虾完全不会吃，是一个最安分的“肉食者”。女佣张干买了个生柿子放在抽屉里，想消除它的涩。隔不了两天，小张煐就会兀自打开抽屉瞄瞄，实在不放心似的，却又出于一种不可言说的自尊心，不好怎地问她。时间久了，大家都渐渐遗忘了，终于，那个柿子烂成了一泡混水，令小张煐好生心疼。不知是惋惜自己没有尝到这一个柿子的美味，还是她天生生就一颗敏感的心，以至于太过容易为生活中一些甚至琐碎的残缺萌生憾意呢？

孩子们自以为乐的生活，大人们往往是难于理解的，甚至，他们还会武断生硬地想尽一切办法，干扰甚至终止孩子们快乐的生活。家里是决计要把小张煐培养成“兰心蕙质”的名门闺秀，于是给她请了私塾先生，认字、背诗、读四书五经，听些《西游记》《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之类的故事。背书是每天先生必留的功课，昏天暗地的，恐怕是那些诗书太过生涩拗口，背也背不出，这成为小张煐最恐惧、最憎恶的事情。不过，小孩子总有些小聪明，背到“太王事獯于”犯了难，几遍也记不住，于是灵机一动，篡改为“太王嗜熏鱼”后终告顺利过关。过年了，小孩子们哪怕再累再辛苦，也要好好地放松一下，小张煐预先嘱咐佣人记得叫她起床看放鞭炮，谁知女佣们一片好心，心疼她背书熬夜太过辛苦，让她多睡会儿，结果醒来鞭炮都放完了。小张煐是爱热闹的，最精彩的章节，竟是一点点都不肯落下的，“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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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灿烂的东西是永远吸引张煐的诱惑。小时候，坐在一边看漂亮的母亲梳妆是小张煐的又一种乐趣。仰着脸看，万分羡慕。小张煐认定自己不可能成为张恨水笔下的那种“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的女人，因为她感觉没有资格，也没有这志愿。确实如此，她那拥有江南水乡的秀美的母亲天生就爱打扮，这一天性极深地影响了她，她所喜欢的方式就是爱做衣服，并且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跟母亲一样。然而，守旧的张廷重受不了这对母女的矫情，颇为纳闷和不满，咕噜道：“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可是，小张煐就是迷恋：“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叶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坠的姿势。”并且，她也已经简直等不及长大，暗下决心：“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越是性急，越觉得日子太长。母亲笑笑，仅仅将此当作一个尚未懂事的孩子的无知童话，可小张煐是当真的，确确实实是当真的。她想早早地脱离幼稚的儿童时代，尽快长大，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去成人世界里闯荡一番。这小小的“野心”促使小张煐以最快的速度早熟起来，却未曾想，在最短时间里揭开了生命这席“华丽的袍”之后，被上面爬满的虱子咬得满心伤痕，成为此生挥之不去的骇人梦魇。

在童年时代，小张煐就饱尝了这种啮咬性的烦恼，它来自于一个小男孩，就是与小张煐有着血脉之亲的弟弟张子静。子静比她小一岁，“生得很美而我一点也不”，以至于让她都有些嫉妒了。“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么？’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不过，因为是男孩，子静在这个封建大家族中的地位理所应当地超过了姐姐，男尊女卑的封建残余思想在张家同样根深蒂固，这令小张煐感觉很受伤，于是发誓“要锐意图强，务必胜过我弟弟”，自己暗自较劲不说，还惹得带姐弟俩的女佣因此也钩心斗角起来。带张子静的保姆“张干”，“伶俐要强，处处占先”；相反，带张爱玲的保姆“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娃，自觉气概都低了几分，只好处处让着张干。这使得小张煐“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颇有些不满，也顺便把气撒到“张干”身上。“张干”哪里敌得过这小人儿的伶牙俐齿，争不过了，就赌气道：“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话说得如此堵心都不够，她还从张煐抓筷子的手指位置占卜她的命运，小张煐抓得近，她就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小张煐当然不肯服输，连忙把手指移到筷子的上端，问：“抓得远呢？”“张干”故意说：“抓得远当然嫁得远。”着实把小张煐气得要命，扔下饭碗跑到一旁生闷气。

这姐弟俩生就一对小冤家，你嫉妒来，我嫉妒去。你方唱罢我登场，孩子气的戏，无休无止。姐姐嫉妒弟弟的地位比自己高几分，弟弟就嫉妒姐姐画的图赛自己若干，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对此，小张煐不以为然，甚至不无得意地说：“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对此，张子静在成年后表示说：“她不必锐意图强，就已经胜过我了。这不是男女性别的问题，而是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成年后的张爱玲在《私语》里写道：“我弟弟实在不争气，因为多病，必须扣着吃，因此非常的馋：看见人嘴里动着便叫人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有什么。病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松子仁舂成粉，掺入冰糖屑——人们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擦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张子静自己感叹道：“我从小在姊姊心目中的分量，从她这段描写就很清楚的确定了。此后的人生进展，细节尽管曲曲折折，形貌变化多端，但我的生命基调和方向，无非也就如姊姊描写的那般，虚弱无奈地活了大半辈子。”

尽管张子静确如他自己形容的那般，和他父亲一样，碌碌无为“虚弱无奈”地度过了一生；尽管因为性别、地位的差距，让他和姐姐之间或多或少留有些小隔阂，但是，就童年时代来说，他还是小张煐最好最亲密的玩伴，毕竟他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血脉，那份亲情是任何外界因素都无法割舍的。在张煐“橙红色”的童年记忆里，张子静算是最浓艳的一笔。张煐爱荡秋千，张子静胆子小，就站在一旁带着崇拜的眼光看，用实际行动给她以鼓励。张煐缠着保姆们说故事，唱她们皖北农村的童谣给她和弟弟听，张煐很快学会了，可张子静怎么都学不会。

?　一同玩游戏的时候，姐姐总是出主意的那个。她假装他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自己叫月红，使一口宝剑，弟弟叫杏红，使两口铜锤。另外，还有许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球，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然而，做弟弟的常常不服姐姐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弟弟是“既不能命，又不受令”的，但是姐姐又可怜弟弟秀美可爱，只好让着他给他编个故事的机会：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做姐姐的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忍不住吻了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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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之树尽管高大参差、枝繁叶茂，耀眼阳光投射下来，总会被无数细密的叶片遮挡，投下星星点点的光影。父母支离破碎的爱情，恐怕是童年时代的张煐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枝枝蔓蔓，任那些旧式的家庭生活如何光艳明丽，都丝毫不能削弱父母的爱恨情仇侵入她的灵魂的那份凉意。

张子静日后回忆说：“我父亲虽也以新派人物自居，观念上还是传统的成分多。这就和我母亲有了矛盾和对立。”小张煐长大后，更是一语道破天机：“他们在思想上都受五四的影响，就连我父亲的保守性也是有选择性的，以维护他个人最切身的权益为限。”虽然，父母亲各是贵如金枝玉叶，这段姻缘在常人看来更是门当户对，实乃天作之合；然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个中滋味恐怕只有当事人才最耐咀嚼，甚至连他们的孩子也较之常人将他们的爱恨情仇洞察得透彻分明许多。张煐自觉“小孩是从生命的源泉里分出来的一点新的力量，所以可敬，可怖”，所以“小孩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糊涂。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好像只有小孩子才有办法用他们的第三只慧眼，回头将他们生命的源头看清楚到底是何等模样。

但凡可怜之人必有可厌之处，“最可厌的人，如果你细加研究，结果总发现他不过是个可怜的人。”小张煐硬是用她比常人敏锐许多倍的眼睛，“看穿”了父亲身上的恶习种种，并施以略带同情的目光。她不能说特别爱她的父亲，当然，也不能说不爱。总而言之，就是一种复杂的感情吧，即使是爱，也不是纯粹，或多或少的亲情，只靠血管里相同的血脉牵连着。因为，在孩子们的眼中，张廷重充其量就是一个倚仗着祖上遗产而饱食终日，庸碌无为的懦夫。他的懦弱之处，是不敢冲破封建家族的桎梏，从死井一样的封建残余中大步走出，跟上时代的步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少爷、公子哥，“一半生活在现在，一半生活在过去”。他的可怜之处，在于他身上的锦衣绸缎总是散发着旧社会的沉重的腐朽堕落之气，死死的，因为久久不见阳光。所以，他的思想、做派多多少少都是苍白无力的，尽显怏怏病态。按照他女儿的说法，反而观之，这也是他的可恶之处。他是没有勇气，也不会下定决心去告别旧时的一切。因为，他所沿袭的生活方式，确实令他可以快活地聊度余生。哪怕，他的妻子轻看了他，他的一对子女并不当他是父亲那样尊重，他都可以假装视而不见，躲在他的一方小天地里悠然自得、醉生梦死。

说到底，张廷重不过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以及他所生活的那个家庭的小小缩影。旧时代映衬着他黑暗的背景，封建家族灌输给他的是满身恶习。或许，他也曾想过挣脱封建余孽的牢笼，找寻一片光明的新天地，无奈他顶多只能吟几句古诗，吐几句英文，别无一技之长。试问，这手无缚鸡之力的公子哥又能倚仗什么本事，在这个动荡的新世界里闯荡一番呢？并且，他的最大悲哀是封建包办婚姻，硬是将他和一个桀骜不驯的妻子紧紧拴在了一起，成为无人能解的死扣。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如果”，他一定要重新选择，另觅一个贤淑温婉的太太做他张廷重的“金丝雀”，老老实实受他摆布。

然而，他在一个名叫黄素琼的刚烈女子面前，彻彻底底地成为一个失败者，颜面尽失。当然，女怕嫁错郎，对于黄素琼来说，这段失败的婚姻更是一辈子的惨痛经历。不过，好在她毕竟是一个西化的开放女子，她有她的追求并矢志不渝，哪怕她也自小裹过脚，哪怕她是这门第之欢的牺牲品，她也要凭她的三寸金莲踏出个光辉的未来。她的母亲是湖南长沙农家的女儿，嫁给将门之子作妾，所以她也便承袭了湖南人骨子里的那股勇敢的力量，敢于打破这旧世界。别人的婚姻美在琴瑟合鸣，而她只能感叹自己和丈夫的这把琴和瑟鸣奏出的竟然是极其不和谐的噪音，连儿女们听起来都觉刺耳，真乃是人生中的最大败笔啊！于是，她恨这婚姻，恨丈夫的不争气，恨自己命薄福浅，她凭借着湖南人的那种霸气硬是对丈夫的狎妓烧烟等不良行为勇敢地大声喊出了“不”。尽管她的抗争、劝说全无作用，她也没有消沉下去。这小女子实在太懂得转移自己的莫大悲哀，并不服输，一心醉情于弹钢琴、学外语，用漂亮衣服打扮自己，好分散欲哭无泪的杂乱情绪。纵使不能轻易改变婚姻战争的对手，也不能轻易使自己沉陷于痛苦的深渊万劫不复；纵使爱情不能让青春容颜葆鲜，那自有别的办法不让生命之花轻易褪色。

然而人的忍耐终于是有限度的，特别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朝夕面对一个不爱的阿斗男人，和他共卧一床，却做着相异的梦，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说，都是种比死还难以忍受的熬煎。纵使命运不能重新来过，婚姻不能自由选择掌控，那么，将一切羁绊撕扯掉，走为上策，尚且还能换回一个潇洒的身姿。

金丝笼太狭窄，?早会闷死在这里。因此，笼中的鸟永远不会停止想要破笼而出的梦想。

1924年，张廷重的妹妹张茂渊打算留洋。其实，这个新派小姑子一直站在嫂子那边，姑嫂二人极其投缘，趣味相投，倒是对自己亲生哥哥的那套作风不屑一顾，做了嫂子最坚强的支持后盾。这次留洋，也给了嫂子一个摆脱破碎爱情的绝好机会。黄素琼算是个极其聪明的奇女子，祭出了小姑子年纪轻需要监护的理由，决意偕同她一起出洋。在那个年代，敢提出这样的要求确实需要“湖南人的勇敢”的。毕竟，黄素琼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31岁的“高龄”，撇下4岁的女儿，3岁的儿子，在保守的常人看来无异有些怪僻，不守妇道。被人视为异端滋味当然不好受，可是安分守己却又是扼杀生命的锋利刀刃。毅然决然间，黄素琼终于选择做了中国的第一代娜拉，连名字都改成了黄逸梵。

逃逸的“逸”！夫妻之间横亘着一条宽阔的银河，却没有过渡的兰舟。她，不惧水深浪大，勇敢地选择涉足蹚过。

这一走，对于不才丈夫毫无眷恋之情，只因恨不得早日逃出苦海，倒是出于天赋的母性，难以割舍对一对年幼子女的牵挂。这一别，掩不住人世悲欢离合的凄惨和无奈。

“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叔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我站在竹床前面看着她，有点手足无措，他们又没有教给我别的话，幸而佣人把我牵走了。”

那个时候的母亲，是因感叹命运不济与难舍血亲骨肉而潸然泪下，甚至有些孩子气的悲伤；倒是这个时候的女儿，却像个小大人似的，即使“有点手足无措”，也认为自己“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个美丽的女人”，“在孩子眼里她是遥远而神秘的”，所以，她看见了母亲的痛苦眼泪，但是，却无论如何都不能明白母亲那眼泪中的真正含义，她更不能理解母亲究竟要去那么遥远的地方做什么。所以，母亲的出走也就不会勾起她过分的伤心，“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因此，幼小的张煐，度过了好一阵没有母爱却不怎么感到有所空缺的日子。

她，毕竟是个很自我的小女孩。

因为，她日后也形容自己：“我喜欢我四岁的时候怀疑一切的眼光”。可不是，当年的照片里，她清澈如湖的眼睛里透射着的满是轻蔑的味道，“面色仿佛有点来意不善”，对世间的悲喜不屑一顾似的。

同样，对黄素琼的离去不以为然的，还有张廷重。尽管这个妻子不具备传统意义上贤惠与忍让的美德，但是随着她的离去，整日争吵的烦心生活也算是宣告一个段落。妻子的辞别更给他的放浪形骸留下巨大的自由空间。在他的身边，群聚着一大帮酒肉朋友，花天酒地。吃喝嫖赌，样样俱全，恶习难改。如果说，妻子在家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在身边絮叨，表达极度的不满，多少会令他有些收敛，如今连这最后一道障碍都消失了，那就越发肆无忌惮了。早在妻子出国之前，张廷重就在外面金屋藏娇，包养了一个姨太太，也为妻子知晓了，更加促成了她的伤心绝去。张廷重还要抱小张煐去姨太太住的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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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与那女人的不光彩关系，死活都不肯去，拼命扳住门，气得张廷重狠狠地打她几下，实在痛恨女儿不给面子。挣扎归挣扎，小张煐又特别高兴，毕竟她到底是个孩子，因为有很多好吃的作为诱惑。“小公馆里有红木家具，云母石心子的雕花圆桌上放着高跟银碟子，而且姨太太敷衍得我很好。”诚然，这姨太太再会勾引男人，也要念在这张廷重的份上对他女儿好点，以博男人开心。要说她有多爱这男人和他的骨血，那倒谈不上，只是她有没有梦想着有朝一日顶替黄逸梵的位置，入主张家作威作福，就不得而知了。倒是有一次，她为小张煐做了一条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试探地问她：“看我待你多好！……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小张煐不知何故，竟很当真地说了一句“喜欢你！”多年后，她仍然对自己这种“有奶便是娘”的叛变耿耿于怀，视作对美丽高贵母亲的一种背叛。由此，也可以看出这姨太太的“野心”，说她没有丝毫想做张家女主人的打算，是说不过去的。

如今，家里的雕花床只剩张廷重形单影只，他当然耐不住寂寞，立马把姨太太接进了门。这姨太太是妓女出身，外号老八，大张廷重几岁，瓜子脸是苍白没有血色的，额前垂着长刘海。也许在风月场上飘荡多年，极其喜欢热闹喧哗，一进家门，就把这个死气沉沉的大家庭闹得喧嚷十分。且不说家里宴会不断，还有条子做戏，她也俨然摇身一变，耍起了张家少奶奶的威风。“姨太太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我难得进去，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太太也识字，教她自己的一个侄儿读‘池中鱼，游来游去’，恣意打他，他的一张脸常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不知，这姨太太是不是被太多男人糟践，日久对男人难免产生了一种扭曲的别样敌意。似乎她曾经被无数男人欺侮过，现在得以机会向无辜的张家男人报复，试图压低他们来高抬自己，以求得畸形的快感。她并不喜欢张子静，倒是一直对小张煐相当好，每天晚上带她去起士林看跳舞，吃蛋糕。姐弟俩也有自己的消闲，在空空的院子里荡秋千，最开心莫过于穿上母亲从欧洲寄来的衣服，像过大年一样喜气洋洋。更高兴的是，收到母亲寄来的玩具洋娃娃。他们毕竟还是孩子，母亲毕竟还是母亲。

张家虽然阔绰，却如老井一样死气沉沉，哪里比得了风月场的繁华，久而久之，这姨太太也不满足于在张家被沉闷的生活压抑飞扬的个性，更不愿成为两个年幼孩子的高级保姆，终于不耐烦起来，将气撒到了张廷重身上，和他争吵的时候暴躁到将张廷重也打了，用痰盂砸破了他的头。这泼妇行径终于引起众怒，家族里的人也出面干预，逼她出门，小张煐“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见大门里缓缓出来两辆踏车，都是她带走的银器家生。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好了！’”

好当然好，可是没有想到赶走了姨太太，张廷重也被人赶走。在津浦铁路局那个英文秘书的职位也难以保住了。这张家大少爷沉醉于嫖妓、吸大烟，哪里顾得了去上班，恶名远扬，连带还辱没了堂兄的声誉。1927年1月，加上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总长公职，靠山垮台了，失去“官位”在所难免了。这件事情，算是他人生中一次比较沉重的打击，令他心灰意冷。如果说，先前他在欢场买笑，无论多么放浪不羁，可多少还能用自己是个小小英文秘书，聊以保住男人的最后一点颜面，如今，这最后的遮丑布都被人无情夺去了，自己脸上当然无光，心里委屈到极点，落寞到极点。也只有当一个男人失去一切，变得一无所有的时候，他才会有空暇时间回想起妻子的好来。至于有没有反思自己的丑恶，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可悲可怜可叹的男人马上写信给国外的妻子，央求她回国，并以答应戒毒作为誓言，痛下决心，试图挽回妻子的心。其实，因太过失望，注射过度的吗啡针，他果真是快要死了。“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楚他嘴里喃喃些什么，我很害怕了。”此时的张家公子，全然没有了先前的“万花丛中过，片叶不粘身”的意气风发了，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惩罚自己，可以逃避现实，没想到却沉入到另一个黑暗的深渊里去了。

1928年春天，张廷重终于决定与天津的糜烂生活挥手告别，举家搬回上海，以全新状态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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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妻子和妹妹的归来。这一场迁徙，除了给张廷重以对于光明生活的几分希冀，同时还给了8岁的小张煐一次新奇的感官体验。

从天津港到上海，小张煐一直站在船舷旁，目不斜视，长时间地凝视着黑水洋绿水洋，心里也泛起了波浪，诧异眼前这水怎么黑的如此漆黑，绿的如此墨绿呢？“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恨不得这排排的浪产生无穷的力量，赶紧把自己推到那繁华的十里洋场。于是，她不停地问保姆“还有多久到，怎么还不到”，问得保姆都有些烦了，更有些纳闷，平时温雅柔和的小姐怎么今天变得这般性急？

她也许仍然极度地盼望着快快长大，便认定上海有许多人生的瑰丽梦想在等待着她，依稀能看到前途的光明。于她，上海，是她的前世今生，无论她漂泊到哪里，都割不断与这个城市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生舞台，放在上海，戏才能活。坐轮船当然太慢，只可惜没有汽车、飞机帮助她大跨步的向前，来一场痛快淋漓的飞跃。光阴，还是一秒秒的逝去；人生，还是得耐着性子一点一点地累积。

就像前行的马车，碾过青石板的路，穿过娇俏苏州桥，在武定路一条弄堂的石库门房子前停了下来。这是张家的遗产之一，现在作为暂时的歇脚地，迎接着一大群来自天津的大小主人。

红油板壁，古旧老宅依然弥漫着挥之不去的老气横秋，久居其中，难免会感到瘆人的颓败腐朽。因为丢掉官差刺激太大，张廷重注射了过度的吗啡针，差不多无异于一具行尸走肉了。看到这样的图景，怎不叫人心凉？哪里还有希望可言？对于张廷重而言，唯一的希望是妻子回国好歹能带给自己一些新鲜的空气。而对于小张煐，母亲是否早日归来是无关紧要的，反正，这个支离破碎的家，这个玩物丧志的父亲，这个阴冷扭曲的世界，已经如风寒一样侵入了她的身体，终其一生，带给她的冰凉，久久难以散去了。

佣人“何干”告诉她，母亲终于要从英国回来了。恐怖于父亲魂魄渐呈游离状态的小张煐，更加欢喜起来。毕竟，作为一个活物，母亲留在她幼小的心里的，是迥异于萎靡父亲的另一番鲜活的美丽形象，举手投足皆是触手可及的美好。所以，她认真地准备着，迎着母亲的归来。

“母亲回来的那一天我吵着要穿上我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不久我就做了新衣。”母亲并没有像小张煐所期盼的那样抱着自己亲热一番，而是一把拽过她的小红袄，走进了简陋的房间里。她似乎很不满自己出国在外的这4年，女儿遭受了莫大的虐待。小张煐固然有些失望于母亲的冷淡，但是，毕竟母亲身上充溢着的清丽、雅致的异国气质让破败的老宅子顿时蓬荜生辉，更稀释了落魄父亲强加给她的沉重之感。

黄逸梵的归来，无疑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丝清新的春风。不仅给小张煐新做了她认为合适的衣裳，也在悬崖上及时拉住了差点滑入无底深渊的丈夫。张廷重决心痛改前非，洗心革面，被送进医院戒毒，人也神清气爽了许多。

随后，按照自己的理解，黄逸梵把家搬到了上海繁华地带一所叫宝隆花园的欧式洋房里。顿时小张煐掉进了一个有花，有狗，有童话书，许多蕴藉华美的朋友出出进进的童话世界。“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人气带来了无比的生气。这家，好歹终于像个完整的家了。“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巅峰。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小张煐的喜悦自然溢于言表，她认为这段日子是她一生中最“晴朗”的，忍不住要提笔把她的感受写信告诉天津结识的小朋友，洋洋洒洒写了三张纸，她的新家，她的新生活，还配有图样，尽情地抒写着她的心满意足。虽然没有收到回信，一点都没有削弱她的快乐半分。

黄逸梵自认自己是一个标准的淑女，因此仍然坚持用“淑女”的标准来培养、规范自己的女儿。母亲教小张煐学画图。虽然被告知：画图的背景最忌讳用红色，因为红的背景总让人觉得近在眼前，没有一定的距离感。然而，小张煐还是固执地在心里觉得“橙红色”才是最合宜的底色，这才是温暖的映衬背景。

除了学会用颜色来点染人生美景，小张煐还跟着母亲学习英文、钢琴等一切作为淑女必备的技能。在母亲的细密影响下，耳濡目染间，小张煐自然也培养了一种“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我母亲说起它的历?，竟掉下泪来。我母亲见了就向我弟弟说：‘你看姊姊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我被夸奖着，一高兴，眼泪也干了，很不好意思。”日后，她自己总结这一段艰苦又快乐的培训日程，感叹道：“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

显赫的身世，优裕的家底，富足的生活……在旁人看来，小张煐的命贵如金锁。可是，童年时光毕竟短暂，繁华景象再盛，也遮掩不住暗藏的几许衰败。任那金锁如何的光艳四射，暴露在空气里，只要年月一长，也会留下点点斑驳的锈迹。

不过，这童年毕竟终于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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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创世纪》（1942-1949） 文学创作高峰

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容易被人看作我是有所耽溺，流连忘返了。虽然如此，我还是保持我的作风，只是自己惭愧写得不到家。而我也不过是一个文学的习作者。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时代的列车轰隆隆地前行着，充满了熙熙攘攘拥挤的人群。有的人是只负责观看风景的普通乘客，命运的方向不由他过问；有的人扮演的是列车员的角色，在时代的大环境下，作为先锋，引领着这辆列车的前进。

爱玲，便是后者。

1942年，爱玲和炎樱回到了上海，仿佛在上海，也只有上海，才是她上演人生大戏和好戏的舞台。对于在港大没有毕业，爱玲一直耿耿于怀，也只能转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继续深造，为的是“至少拿张毕业文凭”。弟弟张子静很高兴，因为他也准备报考，姐弟俩终于可以在同一所学校碰面了。可是，由于经济上的窘迫，学费无从着落，子静记得姐姐“叹了一口气”。

回到上海，爱玲投奔了姑姑，住在郝德路192号的爱丁顿公寓。姑姑虽然继承了不少遗产，一度生活阔绰，可是因为投资股票，恰逢时局动荡，一下破产了。即便是靠在洋行、电台里打几份工，也只能照顾自己的温饱，却无力再顾及爱玲的学费和生活费。于是，便告诉爱玲，当时她的父母协议离婚的时候，约定她以后的教育费用由父亲承担，而爱玲港大三年的学费全部由母亲出，现在应该由父亲承担了。可是，爱玲始终觉得拉不下面子，那个父亲，以及他的家，自己曾经发誓是不打算再理会了的，4年期间，父女情分已然了断，如今放下自尊突然管父亲拿钱，仿佛是在一间暗无天日的屋子里找到一个出口那么艰难。张子静回到家后，趁后母不在家的机会，向父亲简要介绍了姐姐的窘境，张廷重听罢，立刻陷入了沉思，可能不是心疼钱，只是在犹疑和女儿见面是不是觉得很尴尬，毕竟对于女儿离家出走之事他也始终耿耿于怀。不过，考虑片刻，他到底还是对儿子说：“你叫她来吧。”过了几日，爱玲终于见到了阔别4年之久的父亲，不过不再是那幢逃走的别墅，而是在另外一幢小洋房。爱玲后来在小说《怨女》中对于衰落的父亲，做了更为生动的描绘：“到底清朝亡了国了，说得上家仇国恨，托庇在外国租界上，二十年来内地老不太平，亲戚见了面就抱怨田上的钱来不了，做生意外行，蚀不起，又不像做官一本万利，总觉得不值得。政界当然不行，成了投降资本，败坏家声……守着两个死钱过日子，只有出没有进。”

爱玲与父亲在相隔4年后重新见面了，双方有些物是人非的沧桑之感，彼此都有些陌生，只是简单地把自己的学习计划向父亲说了说，便无二话。父亲也没多说什么。“学费我叫你弟弟送去。”十分钟的短短会面，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以至于横亘在父女心中的那份心结，始终没有机会打开。张子静回忆说：“那是姊姊最后一次走进家门，也是最后一次离开。此后她和我父亲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不过，学费总算拿到手了，爱玲转学进入了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学习，子静也进入了经济系一年级。不久，炎樱也转学到了这里，两人继续着港大时期的友谊，形影不离。然而，这份简单的快乐，没有延续多长时日，便宣告结束了。虽然学费已经解决了，可是母亲自1939年去新加坡后，已经杳无音讯。倔犟的爱玲，又不想成为姑姑的负担，哪怕她算是自己最亲的人，也不想让姑姑的生活雪上加霜。实际上，从父亲家里逃出的那一天开始，爱玲就放弃了继承张家的财产，或者嫁入豪门依靠一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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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根本不爱的男人过着体面光鲜生活的机会，似乎受到母亲、姑姑潜移默化的影响，她也决计走上职业女性的道路，用自己的努力养活自己，用自己的脚，丈量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么阔远。

于是，坚持了两个月不到，爱玲又辍学了。子静跑去劝说姐姐去当老师或者编辑，都被爱玲否决了，她觉得自己性格内向，更不善于表达自己，越来越孤傲不群，反正，她早有自己的安排，宽慰弟弟说：“我替报馆写稿就好。这阵子我写稿也赚了些稿费。”

1942年，窘迫的境遇并没有把爱玲推向生活的地狱，反而为她打开了一扇门，一扇通往新世纪，前途无限光明的大门。两年之后，上海最为耀眼璀璨的一颗文学新星冉冉升起了。

文学，本是有钱有闲之人，不愁温饱后阳春白雪的情绪宣泄，可是，对于这时的爱玲来说，却成为谋生的本事和方式，用文字换大米，丝毫不影响她作品的华丽与瑰艳，同时也在其中增添了许多的人间烟火味。因为，她仿佛天生就是一个作家，一个注定要和文字打交道、做游戏的人，从她接触文学那天开始，她就与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她毕竟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虽然纨绔，却也爱好文学，以一个士大夫的方式，使得爱玲耳濡目染，接触并疯狂地爱上了文学。“我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了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沉默地走了每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我听着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恐怕连爱玲自己都无法否认，父亲的文学素养对于她日后文学创作兴趣的养成以及才智的发挥，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没有父亲的教化以及她的个人努力，她断然不敢也不能够“从9岁起就开始向编辑进攻了”。《流言》里收录着她9岁时第一封投稿信的手迹：“记者先生：我今年九岁，因为英文不够，所以还没进学堂。现在先在家里补英文，明年大约可以考四年级了。前天我看到编辑室的启事，我想起我在杭州的日记来，所以寄给你看看，不知你可嫌它太长了不？我常常喜欢画画子，可是不像你们报上那天登的孙中山的儿子那一流的画子，是娃娃古装的人。喜欢填颜色，你如果要我就寄给你看看。”——娃娃调里，满是成人腔，着实令人因为小人儿的童趣而忍俊不禁。一晃十多年过去了，那个稚嫩的女娃娃已经凭借超越年纪的眼力，洞悉了人性深处的纷繁芜杂，用一支笔写尽了众生百相，若有知，恐怕连当年拒绝给9岁的她发稿的那个编辑也会懊恼并赞叹不已吧！

成为职业作家之前，爱玲在港大的时候就参加了《西风》杂志三周年的征文比赛，后来还正式发表，便是日后被爱玲自己津津乐道的《我的天才梦》。本来应该拿到前三名的好成绩，因为是香港学生，所以只获得了第十三名。这篇已经流露着“流言体”散文韵味的文章，因为遣词造句灵动、顺畅，以及为爱玲一生的创作定下了类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样睿智的基调，而成为一篇里程碑似的创作，一张极富张爱玲气质与特点的标签。难怪，她一口拒绝了弟弟关于职业选择的提议，而执意走上写作这条老路，因为连她自己都一直笃信着，从来不曾怀疑：她，确实是个天才！国文老师汪宏声曾评价她前途“是未可限量的”，其实，爱玲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事实证明，天才一出手，就是不凡，就会一鸣惊人。凭着在港大打下的扎实的英文基本功，爱玲首先选择的竟然是英文写作。1943年1月，爱玲便在一个以客观分析时事兼及小品、游记、影评等内容的月刊《二十世纪》上发表了一篇长达八页的文章《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中国的生活和服装》），还附有她亲手画的发型、服装的插图。这篇文章简洁生动地介绍了中国人的服饰及生活风尚的沿革，并艺术地表现了中国的文化与精神，处处充满了爱玲见解独到的“生活的艺术”，引起了该月刊主编梅涅特的高度赞赏：“与她不少中国同胞差异之处，在于她从不将中国的事物视为理所当然；正由于她对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她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所以，在他眼中，爱玲是一个“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爱玲大受鼓舞，把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改名为《更衣记》在《古今》半月刊发表。借助这股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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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爱玲又在《二十世纪》上连续发表了好几片影评，显示出极高的文学造诣，以及扎实娴熟的英文写作水平。

1943年6月，爱玲发表了在她早期文学创作里占据重要位置的《Still Alive》（《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奠定了她日后正式步入文坛后，作品里处处充斥着的对于人生骇人真相既嘲讽又热爱的文风。“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也不失为一桩有意味的事。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的开裆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这都是中国，纷纭，刺眼，神秘，滑稽。”文章一开头，便呈现出一个23岁的年轻女子冷眼看生活琐事的低姿态，若将她那些貌似诙谐的文字稍做提炼，又不难发现，这女子拥有着超越年龄的睿智与机敏，哪一种世俗，哪一种人情，能逃脱得了她鞭辟入里、入门三分的刻画与感悟呢？果然，这篇文章一经面世便引起了读者的追捧与回应。

《二十世纪》无疑为初入文坛的爱玲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虽然创作对于这个时候的爱玲来说首先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但是，她文章里表现出的过人的智慧、清丽的文风依然力透纸背，深深地吸引了众多读者。选择向英文报刊投稿，全是因为在这里得到的稿酬要远远多于中文报刊。挣钱，也许首先是为了满足温饱的权宜之计，更是她一种全新生活理念的表达与展示：“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来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这种独立、自在的态度很快得到了满足，她不仅满足了最为基本的生存需求，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尝试，给自己打了一剂强心针，让她更有勇气果敢地迎面“赤裸裸的”人生了。

在《二十世纪》获得的润笔足以贴补生活，不再活得那么窘迫，使得爱玲也有闲心闲情在姑姑的公寓里看母亲留下来的西洋小说，或者和姑姑交流生活中的琐碎的小细节，不厌其烦，惹得姑姑都没好气地说：“跟你住在一起，人都变得饶舌和自大起来。”

爱玲没有满足于英文写作，她心里十分明白，仅靠英文写作是无法在中国这块大舞台上唱上主角的，毕竟她要争取的，是和她拥有着类似民族情感与文化背景，成千上万的中国同胞。因此，在继续进行着英文写作的同时，爱玲全力打造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两炉香，打开从英文到中文，从谋生手段到纯粹创作的通道。1943年的初春，一个料峭阴冷的下午，爱玲身着一袭鹅黄缎半臂旗袍走在冷清的街面上，在一幢古旧别致的楼房前停下，她要拜访的主人，便是《紫罗兰》杂志的主编、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之一周瘦鹃先生。爱玲选择上海市民气味十足的《紫罗兰》，不无道理。因为她十足了解上海人的世故、精明与狡黠，她也相当了解自己，因为她的文字中无处不在的上海式的趣味与风情，一定会迎合上海读者的喜好与品味。

在简短的初次会面中，爱玲表达了对于周先生本人的景仰和敬意，因此，双方交谈甚欢，仿佛爱玲一直不太擅长的交际能力也在这一时分外练达与娴熟，莫非真有天意，要助这天才一臂之力？反正，在阅读爱玲带来的小说之前，周瘦鹃心里是十分喜欢这个身材高挑的年轻女子的。待她走后，周瘦鹃便兴致勃勃地躺在藤椅上，翻阅起来。单是题名《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就仿佛一个古色古香的炉，让人心生把玩之意。更妙的是，越往下读，那些文字、情节，更像一股股若有若无幽暗的檀香，扑鼻扑眼扑面而来，令周瘦鹃先生不禁从躺椅上坐起，来到书桌前认真阅读起来，看到精彩处，忍不住拍案而起，连连叫好。且不说驾驭文字的功夫如何老到，那将人情世故一眼看穿的眼力才真正让人惊叹。周瘦鹃先生立即兴奋异常，因为他知道，又有一个才女即将横空出世了。

很快，《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便在复刊后的《紫罗兰》上占据显著位置发表了，并且，周瘦鹃先生在“编辑例言”里隆重为爱玲的现身拉开了厚重的大幕：“如今我郑重地发表了这篇《沉香屑》，读者共同来欣赏张女士一种特殊情调的作品，而对于当年所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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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华人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也可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事实证明，爱玲乍一露面，便震惊了整个上海文坛。这一年，她还是一个23岁的年轻人。

香燃尽了，便只剩下灰。可是，自此，爱玲便一发不可收拾，每个月都有小说问世，并且篇篇别有用心、别有情趣，震惊文坛。很快，她的名字红遍了整个大上海。她用自己的手，接续了那炉里连绵不绝的香气。

不仅是上海市民争相传阅爱玲的作品，她的独特、才气甚至引起了文艺圈里一些人的注意，其中就包括进步作家、《万象》杂志的主编柯灵。当他偶尔翻翻《紫罗兰》杂志，看到了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时，深深地被其中漫溢的上海文化与风情所吸引，也产生了揭开作者真面目的强烈愿望。正当他苦于寻找爱玲，想向她约稿之时，她却无巧不成书地自己寻上门来了。“那大概是7月里的一天，张爱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肋下夹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给我看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什么，已很难回忆，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虽然是初见，我对她不陌生，我诚恳地希望她经常为《万象》写稿。”此次会面，虽然简短，但双方留下的深刻印象和感觉，书写了上海文坛的一段佳话。

很快，在1943年8月号的《万象》上，柯灵刊登了爱玲的这篇《心经》，自此，到1944年元月，几乎每一期都有爱玲的作品问世。就这样，在上海滩颇具影响力的文艺杂志，为爱玲很快攀升到文学创作的顶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段时期，爱玲写出了她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倾城之恋》、《封锁》、《红玫瑰与白玫瑰》、《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花凋》、《心经》和被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教授誉为“中国从古以来的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的《金锁记》。柯灵感慨道：“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23岁的爱玲，声名鹊起，迅速成为与苏青、潘柳黛、关露等才女齐名的上海滩最大红大紫的女作家之一。她崛起的速度，令人艳羡与喟叹，恐怕她自己也未曾料到。但是，从中学时代想要超越林语堂开始，她便拥有了强烈的“世俗进取心”。在《传奇再版序》中，这种进取心便昭然若揭：“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吧？——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啊，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疯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头一次见到。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就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她的人，以及她的作品，太像一棵奇葩，难怪著名文艺评论家傅雷先生也这样认为：“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在什么幻象，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

旧式家庭的传奇身世，战乱年代的血雨洗礼，人情世故的练达通畅……上海文坛《天地》、《万象》、《杂志》、《苦竹》、《小天地》、《古今》、《紫罗兰》等文艺期刊，都为爱玲那独一无二的精神、才华及文字，合力搭建了一个“低调的华丽”的舞台——1943年至1944年，无疑是单单属于张爱玲一个人的时代。她，作为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为千千万万的上海人上演着一出出流光飞舞的沪剧。“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查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爱玲，深谙上海人的习性，又善于用文字将它们艺术性地还原且放大，所以她的大受欢迎，怎会是一种不期的偶然呢？在这完全可以被称作“张爱玲年”的岁月里，一本叫做《杂志》的月刊煞费苦心，为爱玲的飞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仅发表了她大部分的成名作，还在1944年8月，出版发行了张爱玲的第一本小说集《传奇》，一经面世，第四天便销售一空，引起了无比的关注和轰动。

1944年8月26日，《杂志》月刊又借势为爱玲精心策划举办了“《传奇》集评茶会”，邀请了上海社交圈、文艺圈里的大腕名流捧场。兴师动众地为一部文学作品进行这样的包装与推介，这在当时的上海，其实?很罕见的，而出席研讨会的与会者几乎产生了同感：《传奇》里超越作者本身年纪和阅历的世故与成熟，也是很罕见的。

尽管《杂志》月刊拥有着复杂的日伪背景，尽管拥有中共背景的柯灵一再苦口婆心地劝说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然而，那时的爱玲，是年轻的爱玲，是无畏的爱玲，是将成名视作一切的爱玲，“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辟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

在众多的朋友和追随者眼里，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意思是，她只看得见自己眼睛里的自己，只在自己的世界里爱着自己。其实，与其说她孤芳自赏，顾影自怜，倒不如说，她的心灵才是一面湖水，映照着周遭的繁华又寂寞的世界。爱玲的声名鹊起，一半是因为她的“异文”，一半是因为她的“奇人”。

尽管做人不动声色，可是，爱玲在装扮上却一直追求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她的服装，总是艳丽的色彩，兼蓄复古的风格，透露着她性格中张扬又内敛的双面。成为红人的爱玲，已经有足够的实力来装扮她所理解并追索的都市生活，常常和炎樱跑到日本的绸缎铺子里，享受着五颜六色的缎子铺展开来时，那一种夸张且奢靡的视觉冲击和快慰。在1943年12月《古今半月刊》上，爱玲发表了一篇散文《更衣记》，对于满清以来中国女性服装的发展走势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与剖析，俨然她不仅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女作家，还是一个颇具天分和鉴赏力的服装设计师。在非正式场合，她总是会穿上自己设计的奇装异服，每每成为众人眼中的焦点，甚至出席别人的婚礼，她的那身滚着如意镶边的袄裤也会抢了新娘子的戏和风头，这叫爱玲不禁暗自窃喜。

她对服饰的讲究与追求，也同她文学作品中一贯坚持的审美倾向如出一辙，那就是中西合璧、土洋结合，倘若由别人来做，恐怕会弄巧成拙，只有爱玲，能够把两者的尺度拿捏得恰如其分，如同女作家潘柳黛形容的那样：“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的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文如其人，衣也如其人，爱玲匠心独具的审美与情趣，终究成为她超然脱俗、出类拔萃的亮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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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生活的提炼与精粹，除了在文字中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鉴赏力之外，爱玲也向世人展现了一个上海女人独特的精明算计，以及天生的小奸小坏。一个女人天性的自然流露，也不会叫人舍得心生厌倦，哪怕周遭的人都感叹“没有见过这样财迷的人”。和姑姑住在一起的爱玲，因为二人性情相投、同好甚多，倒也相得益彰。然而，姑侄二人之间的财务却是泾渭分明、锱铢必较的，除了逢年过节会孝顺姑姑一块衣料、一盒糕点，平素里的花销都是各自承担各自的，一点都不拖泥带水。这恐怕是因为两人都十分西化的原因吧，就连炎樱都不禁“埋怨”自己的这个好友“自私”“贪财”。然而，在爱玲自己看来，人和人之间钱财两清，澄澈透明，互不相欠，好过那种上海里弄里的小市民之间的鸡毛蒜皮之争。事实也证明，爱玲和姑姑相处一个屋檐下，确实也从未因为经济闹过纠纷，想必爱玲做人也有她自个儿的道理——她与人接触，既推心置腹，又从来注意保持距离。所以，她跟女作家苏青，还有炎樱和姑姑都保持着极其融洽的友谊，还分别写了《炎樱语录》、《姑姑语录》、《我看苏青》等文章，记录她们生活中的趣言乐事。君子之交淡如水，比如炎樱和爱玲，从港大相遇，一直到爱玲去了美国，两人的友谊日久弥坚，可见爱玲对人、对感情的真。

除了及时地享用精致的生活，比如穿复古的衣服，重寻破落王族和家庭的盛世旧梦，比如迷恋上听京戏，从梅兰芳的身段、程砚秋的水袖里体验生活的飘逸，比如嗜电影如命，不惜为了一场电影从杭州旅行的路途上赶回上海。爱玲整个人生都是透明的，小打小闹自然是躲避不了的。然而这都无关紧要，不伤大雅，她只顾品尝着生活中的丝丝入扣的千般滋味，纵使是小情趣、小玩意，可仍然因为去掉了太多的做作与矫饰，看透了人世的浮华，终于回归到人性最为简单质朴的原始境界。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能力榨取生活的原汁原味，那么她的读者，又怎会从她的作品中尝出人生百味，从此深深地迷恋上她呢？

1945年初，爱玲的散文集《流言》出版，收录了从1943年到1945年间写的散文30篇，出版当月，便销售一空，一版再版，仍然极受欢迎。“流言”之名，是爱玲从英文的“Writen On Water”（水上写的字）借用而来。与其说《流言》的名气，恰恰像谣言一样，通过人们的口口相传，成为人们评论的谈资，还不如说，爱玲在这本散文集中流露的艺术涵养和文字功夫，才显现出那种流动的才气与见解。难怪有评论说它是：“思想巧妙，文笔幽丽，如溪水之潺，如月下梵婀琳独奏，凄迷动人。附画多幅，亦饶有风趣，如‘夫主奴家’诸幅，辄叹其构思之奇妙。”

如果说，小说集《传奇》本身就因为题材的自身特点，带有几分缘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假戏真做的“传奇”色彩，那么，散文集《流言》就将爱玲性格中那些最为真实的东西大白于天下。她用平淡写实的笔触，为读者揭开了绚烂夺目的人生外衣底下，掩盖着的是一个多么伤痕累累，杀机暗藏的核心——《私语》里，她揭开了自己饱经沧桑的家世，为自己所作所为所思所写做了详尽的注解；《烬余录》里，她回顾了香港战乱里的众生相，将人生的“自私与空虚”，“恬不知耻的愚蠢”描摹得入木三分；《公寓生活记趣》《到底是上海人》里，她以一种喜悦通达的笔触，将身边的同类那种琐碎又世故的生存状态，刻画得惟妙惟肖，叫人读来不觉会心一笑……她甚至比较少用到华丽的辞藻与修饰，记录的也只是寻常生活里的人间烟火，似一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工笔白描，唠唠叨叨的人生絮语中，既有揶揄的嘲笑，又有无奈的叹息，处处都是为我们津津乐道的，生命的小欢喜、大境界。

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偶像的榜样力量，而每一个世纪，都必须由那些能掌控自己命运的人所开创。像一面旗帜被旗手高高擎起，追随者永远排着长龙。《杂志》的煽风点火，舆论的热烈吹捧，便为本就木秀于林的爱玲，打造了一架可以攀高的楼梯，从此，爱玲高高地跃起，成为上海滩最为炙手可热的明星。成名后的爱玲，原本平静的生活里增添了许多的热闹。走在上海的街道上，非常地招人耳目，经常会有年轻的女学生们追在她的身后狂热地大喊着她的名字：“张爱玲！张爱玲！”还有外国的绅士老跟在爱玲的身后，可怜巴巴就为了让心中的偶像在他的杂志上签一个名。连好友炎樱都不禁在小文章《浪子与善女人》里叹息道：“从前有许多疯狂的事现在都不便做了，譬如我们喜欢某一个店里的栗子粉蛋糕，一个店的奶油松饼，另一家的咖啡，就不能买了糕和饼带到咖啡店去吃，因为要被认出，我们也不愿人家想着我们是太古怪或是这么小气地逃避捐税，所以至多只能吃着蛋糕，幻想着饼和咖啡；然后吃着饼，回忆到蛋糕，做着咖啡的梦；最后一面啜着咖啡，一面冥想着蛋糕与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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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静去拜望已经成名的红人姐姐，不仅得到了爱玲的款待，亲手给他泡了一壶红茶的同时，还给他说起了成名后的小烦恼：“有个外国男人要请我去跳舞呢。”弟弟问她读者的来信回复情况，她抱怨说：“那种信多难写，而且一写就没完没了，哪有那么多时间。”其实，她的内心是充盈着无比的欢喜的，甚至有些得意与骄傲的。她没有倾国倾城的貌，却有比沉鱼落雁的貌更为摄人心魄的才华，这便足以传世了。

整个大上海对于自己的“倾城之恋”，爱玲很受用，当然，再也没有人比她更有这个资格与禀赋，担负起万千的宠爱了。

当然，她自己也清楚她为成就自己的职业女性梦想付出了多少艰辛，她一直都坚信自己会成功，只是朦胧徘徊中，不知道成功的那一天何时到来，每一个平凡日子里的坚守，像一块块青砖，铺就了通往巅峰的金光大道。如同好友炎樱形容她写作的方式一样，她的文学作品和为人处世“像一条流水，是无可分的，应该说从整个来看，不过读的人是一勺一勺地吸收而已。她写作前总要想二三天，写一篇有时要三个星期才完成。”

坚守孤独至极的寂寞一百年，是为了在一朝一夕便创造世纪和未来。“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雇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五年十年之久。”

大众，读者，只是不发一言的看客，唯有台上唱戏的主角才见功力。然而，一个名角的成功，他（她）台下的十年苦功是基础，而方方面面的提携与抬举，也是不可或缺的际遇与良机。

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上海，分别经历了4年的“孤岛”时期和近4年的沦陷时期，茅盾、沈从文等大家的隐退离开，留下了真空，为爱玲的崛起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时代背景，难怪柯灵评价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对于爱玲有知遇之恩，且熟知她来龙去脉的柯灵，为爱玲的成功做出了极为客观、堪称画龙点睛的评价。

爱玲走红上海文坛之后，有许多赞美她的文章相继问世，其中，有两篇对于爱玲的文学创作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篇是对爱玲极尽阿谀赞美之能事的，胡兰成的《评张爱玲》，另一篇则是化名为“迅雨”的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后者堪称关于张爱玲文学创作评论中最全面、最客观的经典之作。傅雷先生放下手头正在翻译的世界名著，而给予爱玲的文学作品中肯且到位的批评，一方面可见爱玲的影响力之大，另一方面也可见当时文坛大家们对于下一代的关心和爱护。在这篇评论文章里，傅雷先生高度评价了爱玲小说技巧的娴熟，同时也站在理论的高度，科学并艺术地对其反复出现的风格及技巧，提出了善意并严肃的批评和忠告：“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结果，竟成了文字游戏。写作的目的和趣味，仿佛就在花花絮絮的方块字的堆砌物上……一种题材，一种内容，需要一种特殊的技巧去适应。所以真正的艺术家，他的心灵探险史，往往就是和技巧的战斗史……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也扯不到张爱玲女士的身上。”在众多的评论文章中，很少有人能像傅雷先生这般既中肯地参悟出张爱玲小说中的艺术风格，又这般尖锐地指出作品的流弊和缺陷。此文一出，立刻像爱玲的小说一样地震动了文坛，同样也震动了一直被舆论和追捧高高举起的张爱玲。曾经，她把那些赞扬她的文字全部仔细地贴在本子上，像收藏宝贝一样地留存着，并乐此不疲地享受着其中的快乐，对于傅雷的当头棒喝，可能对于年轻气盛、心高气傲的她来说，难免一时间无法全然接受。于是，不太服气的爱玲，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开始了反击。1944年7月，爱玲在《新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随笔《自己的文章》，为自己进行辩解的同时，也详尽地介绍自己独特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在形成文艺观和世界观的过程中起到如何重大的作用：“《连环套》就是这样子写下来的，现在也还是在继续写下去。在那作品里，欠注意到主题是真，但我希望着故事本身有人喜欢。我的本意很简单：既然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来描写它。”这文字中，透露着几分小女生的委屈、娇嗔，也内涵着几分不服气。可是，连爱玲自己都没有料到，这种反驳只是青春年月里的一种意气用事，几十年后，当她徜徉于中西文化之间，并且饱经人事颠簸之时，竟然对自己的小说提出了比当年傅雷还要尖锐深刻的批评。

—— 纵使一个天才，也需要留足够长的时间，静等她成长且成熟。

纵观历史上战胜无数大男儿，成就伟业的小女子，无非拥有了一个极其鲜明的特质，那就是她们可能比常人更善于创造并攫取机遇，大男子主义甚重的人，也许认为她们只是投机取巧、工于心计之辈，然而，就算是她们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能精准地抓住这“机”和“巧”，也非常人之功！这背后需要的眼力与积淀，又怎是一个“机巧”能了得？并且，张爱玲的世纪也不只是属于她一个人的，透过她的背影，我们看得见汪宏声、梅涅特、柯灵、周瘦鹃这样的伯乐，炎樱、姑姑张茂渊这样的知己，黄逸梵、张子静这样的至亲，甚至，我们都能看到那个在爱玲的文学作品里屡屡被作为恶父典型的纨绔大少张廷重—— 一个世纪，到底不是一个人的世纪；一份成功，终究也不是一个人的成功。

借用爱玲的成名作《倾城之恋》里的这句“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形容她自己，再恰当贴切不过了。“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

张爱玲以及张爱玲的世纪，全由她一手创造，旷世的才情和快乐，也一样地恣意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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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红玫瑰与白玫瑰》（1944-1947） 与胡兰成的情感纠葛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这是爱玲眼中和笔下贪得无厌的男人模样。那么，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也许只需要这样的男人，一个足亦，便是她前世今生的业障，无处躲藏、挣扎——他像恶魔一样，轻而易举地侵入她的身体，偷走她的心，把玩她的灵魂，然后装作若无其事，扬长而去——女人，或红或白，到底也只是一枝柔弱无骨的玫瑰，一不小心，就会沦为无良男人手中的玩物。

十二朵花瓣散落一地，淌着殷殷血泪，瓣瓣都是破碎的心。伤悲，无人知晓。

玫瑰开得艳丽灿烂时，香气远播十里，采花的男人便会闻香寻径而来。

鼎盛时期的爱玲，无论是小说、散文、剧本，相得益彰，都代表着她的智慧之花烂漫开放，就连她本人，也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告别了羞怯，随即进入到了情感的盛放。一个叫做胡兰成的男人，突然闯入她的生命里，是喜，还是悲？谁知道呢，反正人生的因果并不需要，也无法解释清楚。

1943年11月，这个叫做胡兰成的男人，在南京的洋房草坪上，躺在藤椅中，懒洋洋地翻看着手中的《天地》月刊，突然被一篇名为《封锁》的小说深深吸引，“‘叮铃铃铃铃铃’，每一个‘铃’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他望着纸上的作者署名，心里不禁天马行空地思忖着，这“张爱玲”到底是谁，是一个怎样的奇女子，才会写出如此富有声响和活力的文字呢？文字是有生命力的活物，他不禁有些好奇，想沿着散发香气的文字，亲手揭开被“封锁”在文字背后的那个人，以及她所有的奥秘。

胡兰成马上致信与爱玲结为至交的苏青，想从她那里打开缺口，探听其人其文。苏青深知爱玲为人的疏冷散淡，便将真相告知。然而，得不到的总是好的，总是充满着奇异光彩的，胡兰成死活不甘心，再一次来信询问一二。因为自己办杂志还得仰仗胡兰成的帮衬，无奈之下，苏青不得已将爱玲的地址告诉他，剩余的事，就看当事人各自的造化与缘分了。

当一个男人遇上一个女人，他们之间要么彼此相爱，要么互相伤害；当一个文人遇上一个政客，文字与权术正面交锋，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呢？

1943年，上海冬天的一个下午，胡兰成穿着深灰色长袍，头戴礼帽，按照苏青给他的地址，来到了爱玲的住处：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他没有进去，也没有带名片，只是写了一张纸条，留下了姓名和电话，从铁门的送信口里塞进去，便悄然离开了。如果这一切都可以被解释为欲擒故纵的伎俩，那么对于一个常在女人中厮混，早积累了与各色女人周旋技巧的轻薄男儿来说，这不过是更换一个新对象和新猎物之后，重复着早已烂熟于心的演习而已。挑拨女人的心，也一样地熟能生巧。爱玲万万没有想到，全然不是误打误撞，而根本是蓄谋已久地，贸然闯入了她的玫瑰花园，就是这样的一个男子，将会给她的生命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和撞击。

那么，这个名叫胡兰成的男人，到底是何许人呢？宛如最劣质的商品，总有最华丽的包装，善于玩弄女人的男人，一定也是风流倜傥，或者巧舌如簧。爱情里只有笨女人，智商骤降至零，又怎能轻易地识破他们的真面目呢？

胡兰成，1906年出生于浙江嵊县下北乡胡村，家境十分贫寒，胡兰成自幼跟随母亲过活，但是颇有天资，又相当刻苦，是乡里有名的才子。考取杭州惠兰中学后，凭借过人的才气担任校刊英文编辑，偏偏登载揭发他人账目不清的稿件，惹出了不少麻烦，差点被校方开除。二年级时，他又考取了杭州邮务局的邮务生，却因为年少气盛顶撞上司被赶了出来。后来，他离开杭州只身前往北京，在燕京大学副校长室谋取了一份文书工作。北伐战争时回到浙江，不久又辗转广西南宁、百色、柳州等地，以教书为生，心里有比天还高的理想，却仍然是个小人物，营营碌碌地活着。

时代与历史的变革，为那些时刻准备着、伺机而发的人提供着相得益彰的舞台与契机。善于挥写大手笔的人，比如爱玲，总是站在时代的巅峰，运筹帷幄，靠自己的本事开创着一个属于她的世纪；而善于钻空子的草莽英雄，比如胡兰成之流，靠一些投机取巧的小手段，耍一些不明不暗的小聪明，也能安生一隅，自得其乐。1936年，蒋介石推行妥协主义的消极政策，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桂系第七军军长廖磊带头起兵抗蒋，此时，胡兰成供职于《柳州日报》，将手头的笔锋对准了蒋介石，发表了“发动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开创新朝的气运结合，不可利用为地方军人对中央相争，相妥协的手段”的评论，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政界的关注与响应，从此，胡兰成便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扮演着不太光彩的政治丑角，并且只有给别人配戏的份。

借由这次“两广事件”中打下的名气，胡兰成离开了广西，直奔拥有更广阔天地的上海，在有汪伪背景的《中华日报》上发表了几篇明显偏向于日本人的政论，青云直上，攫取到了主笔的位置。沪战之后，又被派往同样属于汪派机构的“蔚蓝书店”撰写社论。经过一系列的积累，胡兰成攒下了一定的资本，而他自己也一度洋洋自得，以为真成了什么知名的政论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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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一次，我彻底失算。

——张爱玲，以及张爱玲人生里遍布的“苍凉的故事”，又岂是一个文字俗笨、才识疏浅的我能简单复述？

早已料想会有阻滞，只是没有想到竟会如此艰难——十万字，因为其间工作、学业及种种个人原因的打扰，拖拖拉拉着，竟然用了一年多才完成。而文字的苦苦堆砌，非但没有尽言心中之所想、所思、所感，试图拦河筑坝，反而是抽刀断水水更流，累积多日的情绪之波汹涌开来，泛滥起来，无从收拾。

十年前，大学一年级的空闲时光，无聊在书店闲逛，不经意在书山书海里遇到了张爱玲，仿佛老友重聚，从此深爱。遗憾的是，开始时便是结束时，相遇时便是永别时。茫茫人海中，世间的荒野里，和她的相逢，真如她描摹的那样“不早一步，也不晚一步”。就在那一年，她结束了一切爱恨情仇，安静地告别了喧嚣的尘世。

十年后，一位特殊的好友向我发出写书的邀约，被自己欣然应允。让我大感意外的是，人生的第一本书，竟然就是讲述我最为推崇钟爱的这位传奇女作家的生平，这让我分外感叹一切自有天意。儿时当作家写作出书的梦想，几经颠簸拖沓，到了30岁才将完成。小小年纪的爱玲便大喊着“出名要趁早呀”，和她比较起来，我真是落后太多，叫人汗颜。唯一可以麻痹自己的理由便是，我不是那种“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的天才，而她才是！

十年前，我只是记住了她的名字和小说；十年后，我通过完整地讲述她的苍凉人生，和她如此接近且深入，爱上的却是她的灵魂。那么，人生到底还有多少的因缘际会，要陷入到这种十年复十年的轮回当中呢？人与人之间的离散聚合，真的像爱玲描写的那样轻松：“哦，原来你也在这里”么？

世事无常，往往等不及十年之后，便相隔千里之外。其实，爱玲倒是一直都在这里，安静地做着单单属于她的海上繁华梦；而朝发夕改，不肯老老实实的，却是我们这些躁动浮华的灵魂。

好友催稿催得急了，给我划定了最后上交期限。于是，像只骆驼，暂时抛开了手头的一切琐事，兀自埋首于爱玲的作品与关于她的若干研究典籍之间，仿佛游走于她生活过的那些上海弄堂之间，听到了不知从哪户人家飘出的胡琴声，咿咿呀呀，缓缓地回荡流转在耳边。

落笔之时，郑重地在文尾打上了9月8日，蓦然惊觉，就在十年前的今天，爱玲的尸体被人发现在美国的公寓里。我起身站在公寓的窗前，远眺偌大北京城里的万家灯火，久久都没有驱走那时那刻突然涌起的悲凉与惊愕。是天意，还是巧合，不得而知。我也是个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所以我并无任何恐惧之感，但是，与她同悲共喜的日子，仿佛她的灵魂一直附着在我的躯体之上，跨越了生死、岁月、性别。她教我如何看待人情冷暖，教我如何审视内心，教我如何恪尽职守，教我如何妙笔生花。甚至，我在文字里称呼她为爱玲，也不像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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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叛国投敌的汪精卫急于在南京组建“伪政府”，网罗各方人才时，其中也包括了一直被他器重的胡兰成，邀他担任幕僚，从60元到360元的月薪，从布衣平民到平步青云成为“政界要员”，恐怕这是他做中学教员，为几斗米折腰的时候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可是，一夜之间，时代的浪潮蜂拥而起，让他有机会可以登上达官贵人的船，哪怕是一条贼船，上得去便下不来，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要的是男人的仕途，而不必在乎得来之途径光明磊落与否。一个穷怕了的人，更怕再次从富足奢侈掉回到上顿不接下顿的困顿窘迫。小人得志，得到的便是自我贪欲的满足与膨胀带来的安慰，而所谓小人的“小”，便是指他以得到人生的小乐趣小利益沾沾自喜，恃才傲物，狂妄自大，而不管不顾是否失去了大境界大态度。

爱玲遇到的第一个爱人胡兰成，便是这样的一个男人，只看得见身边狭小世界的井底之蛙。可是，她仍然一不小心，就落入了他布下的棋局里，浑然不知接踵而来的伤害与欺骗。

第一次相见未果，令胡兰成多少有些怅惘，但是，以他的经验判断，他想要的东西，一定不会旁落他处，他多少心里是有数的。果然，才隔了一天，他便接到了爱玲邀约见面的电话，并且这一次，地点是在离爱玲住处不远的胡兰成的家——大西路的美丽园。尽管已经拜读过爱玲的作品，又在杂志上看过她的照片，可是逢到真正见面时，胡兰成只觉得与他“所想的全不对”，着实生起不知是喜还是悲的惆怅。在胡兰成的眼里，似乎爱玲显得人太大，坐在客厅时，又显得“幼稚可怜相”，“像十七八岁正在成长中，身体与衣裳彼此叛逆。她的神情，是小女孩放学回家，路上一人独行，肚里在想什么心事，遇见小同学叫她，她亦不理，她脸上的那种正经样子。”爱玲从里到外透露散发出来的那种独特的气质，甚至连自以为对女人的习性了如指掌的胡兰成都颇感意外，因为他以为很懂得了什么叫惊艳，可是遇到爱玲，他突然发现原来世上也有一种“艳”绝不是那种常见的俗气的“艳”，所以，连“惊”的方法也万万不能照搬以前的经验。当然，胡兰成还是十足的老辣，他还是一眼洞穿了爱玲的“艳”——单纯与世故，老练与稚嫩夹杂的双重个性——“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她身上的贵族气质，让胡兰成顿觉新鲜，并深深着迷，觉得爱玲与他以前交往过的所有女人相比起来，到底还是鹤立鸡群、与众不同了许多。

两人在客厅里一坐就是5个小时，爱玲并不多发言，因为她习惯了静静地聆听，听胡兰成发表一些对于她作品的一家之言，和他在南京的种种经历。离开时，两人并肩而行，胡兰成把爱玲送到了弄堂口，突然来了一句：“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说者也许无意，听者已然有心，爱玲一定很纳闷，这样一个陌生人的一句话，怎么好像是多年的至交，活生生地就把两人的关系拉得这样近，仿佛他们注定是要走在一起，要考虑是否般配的问题，甚至是相依为命的姑姑，如影随形的炎樱，都不曾拥有这样的奇妙的力量。假如可以将对与错暂时抛开忘却，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竟是如此奇妙与吊诡。“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相遇相离，是人一生中反反复复要完成的功课，谁又能在第一时间预料接下来遇到的这个人，将在自己的生命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占据多大的戏份呢？“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一生幸福；在对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是一场心伤；在错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是一段荒唐；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一声叹息。”——分，或者合，是上天的刻意安排，还是机缘的无意捉弄，谁又能霎时分辨得清楚呢？总之，对于不曾过多接触男子的爱玲来说，胡兰成的出现，以及他有意无意的这一句挑逗的话，无疑悄悄地拨动了她心里的那根最为敏感和隐秘的琴弦。在爱情方面，爱玲还是稚嫩的，可胡兰成就不同，对于女人，他是太有经验了，他太懂得女人的弱点，所以每一次出击，都正打正着、十拿九稳。反正，他是“喜欢”爱玲的，他喜欢她那种超拔于群人之上的才智，凌蹈于俗世之外的清高，沉没于心海之中的忧伤，得到这样的一种女人，无疑是一个男人莫大的荣耀，这是他前所未有的情感体验，也是一种刺激和挑战！

“自从一年前我在南京看到你登在《天地》上的两篇文章，我就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你就是我在茫茫人海中所要寻觅的人！及至见了第一面，我更感到我俩的缘分是前世定了的。”胡兰成向爱玲发出了求婚的信号，得到的回复，却是一张空白的纸笺，爱玲的意思是：“我给你寄张白纸，好让你在上面写满你想写的字。”

胡兰成想必是一个相当会讨女人?心的男人，爱玲梦碎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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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胡兰成终于在爱玲自己的房间里得到了爱玲的接见。“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的华贵让他感到不安，爱玲身穿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本来胸有成竹的胡兰成也突然觉得局促不安起来。“三国时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今日的爱玲，与昨日偃旗息鼓的爱玲比较起来，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多了些安静的剑拔弩张。不过，他们照样坐下来聊天，还是胡兰成评说理论，回忆生平，爱玲也渐渐地愿意把自己家族的那些显赫和衰败讲给对面的这个男子听。“男欢女悦，一种似舞，一种似斗”，这样言语上的你来我往，也是一种谈情说爱吧。在胡兰成的想象里，仿佛他和爱玲之间也如同旧小说里的落难才子与红颜美人，相逢相知便是可以流传开来的佳话，这不禁让他有点兴奋起来。回到家中，当夜便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给爱玲的信，竟然写成了像五四时代的新诗，让他自己也觉得幼稚可笑，可是，这种缱绻悱恻柔情蜜意却让爱玲十分受用，她仿佛遇到了生命中的故知、伯乐，内心充满了感激和欢喜，回信寥寥几字：“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她觉得自己常常是在作品里对人世的沧桑与悲欢怀着一颗仁爱慈悲的心，也一直等待有这么一个人，能真正地读懂她的快乐与伤悲，比欣赏她的文字还甚地欣赏她整个的人。等到胡兰成的出现，在一个男人如此含情脉脉的抬爱与注视里，爱玲不禁也像小女人一样楚楚自怜起来。

从此，胡兰成每隔一天就去看望爱玲，相谈甚欢。不料，连去了三四回之后，爱玲忽然很烦恼，而且顿生凄凉之感。技巧娴熟的胡兰成怎么能不发现这烦恼和凄凉背后隐藏的秘密？“女子一爱了人，是会有这种委屈的”——虽然胡兰成文质彬彬，可是已近40，又有妻室，并且还和汪伪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为可怕的是，爱玲心中的那种情窦初开的萌动，已经迅速加深加快，爱又不能爱，爱不得，这当然叫人神伤、矛盾。于是，她给胡兰成送去了一张字条，叫他不要再来看自己，这恰恰中了胡兰成的下怀，当日便再次登门拜访，以求趁热打铁的效果。见了胡兰成，爱玲还是很欢喜的，感情的闸门一旦打开，便难以收拾，一种兴奋难以抑止，干脆就让他每天来看望自己了。胡兰成偶尔提起她登载在《天地》上的那张照片，第二天就取出来送给了他，还在背后题了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何尝不是对她自己最为生动刻骨的写照与描画？她何尝在一个陌生男子面前变得如此谦卑与温顺？只有胡兰成，只有爱，能让她一时间忘记了自己，委曲求全也可以。

张爱玲和胡兰成相爱了，胡兰成仍然和南京政权保持着藕断丝连的联系，所以“根据地”仍然选择在南京，这时，爱玲就给他写信倾诉心声，让胡兰成感觉“接在手里像接了一块石头，是这样的有分量，但并非责任感”。时常一个月回一次上海，住上八九天，胡兰成不入家门，倒先去爱玲的公寓探望。一进房门，就说：“我回来了。”仿佛他已经是爱玲生活中和心中的新房客一样，一切不用伪装和矫饰。两个人哪里都不去，还是腻在房间里，“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连同道出去游玩都不想”，只是有说不完的贴己话。从文学到生活，从平凡到高雅，没有什么会被漏下，仿佛下棋遇到了对手一般，你来我往，十分地畅快，不管胡兰成言及何事何物，都令爱玲觉得“攀条摘香花，言是欢气息”。如此般的男欢女爱，让两人都投入了感情，有些累，胡兰成赶回南京去，好让爱玲有闲空继续写文章。每次的别离都不生任何愁绪，像是一种婉转的流光飞舞，收与放，都自然得很。她淡淡地对他说：“你说没有离愁，我想我也是的，可是上回你去南京，我竟要感伤了。”“我想过，你将来就只是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女人到底想要用婚姻作为轰轰烈烈爱情的收场，爱玲想到了婚姻，却不知如何是好，“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一个男人，是一件艰难的，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她只是觉得等到要结婚的时候就结婚，也不挑三拣四，就连胡兰成是有妻室之人，还有许多女友，并且狎妓游玩，她都不介意吃醋，甚至愿意世上的女子都喜欢这个男人。她有些惶惶然，被这场突如其来的爱情撞得有些头晕：“你的人是真的么？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么?”就像她和胡兰成谈及的旧小说里的句子一样，她为了这个男人，这场不知福祸的爱情，欢喜得竟然有些“欲仙欲死”。在她24年的人生中，从来没有一个男人会为她的人，她的文，她的思想，她的一切产生“惊动，要闻鸡起舞”的强烈感情。她那在毒品里腾云驾雾的父亲不会，她那不学无术的弟弟不会，她的家族里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男人们也不会。而男人和女人之间微妙到不可言说的默契，也是她和母亲、姑姑、炎樱未曾达到的境界。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是良药，还是毒药，只有她心知肚明。尽管这个男人貌似光鲜完整的外表下其实也一样的千疮百孔，她仍然觉得他很“聪明”，否则他怎么那么轻易地洞悉了她灵魂的每一个小细节呢？于是，她不禁感叹着：“你怎这样的聪明，上海话是敲敲头顶，脚底板亦会响。”文由心生，于是，她在《〈传奇〉再版自序》里毫无顾忌地放恣着她的欢欣之喜：“现在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

1944年8月，张爱玲和她认定的胡兰成结婚了，考虑到时局变动，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是请炎樱做了证婚人，合写了一张婚书为定，文曰：

“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前两句为爱玲所撰，后两句是胡兰成加上去的。如他所承诺的那样：岁月果能静好，现世果能安稳么？

最动荡的不是时局，却是人心。

新婚，似乎只是为两人的朝夕相处签订了一份纸上契约，一切都是纸上谈兵，生活并未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两个人在房里，“同住同修，同缘同相，同见同知”，好像“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胡兰成知道爱玲从小学习过钢琴，便从香港买来贝多芬的唱片，附庸风雅硬着头皮天天放来听；在房里，爱玲将自己喜欢的西洋文学讲给胡兰成听，总说“可是他们的好处到底有限制”；两人一起看日本的版画、浮世绘、朝鲜的瓷器及古印度的壁画集，然后又去静安寺街上买小菜，到清冷冷的样式食品店里看看牛肉鸡蛋之类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是如此地协调于两人的新婚生活中。一日清晨，他们步行同去美丽园，大西路上树影车声，爱玲心里十分喜悦，对胡兰成说：“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于我们亲。”在胡兰成眼里，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她自己“便是爱描写民国世界小奸小坏的市民”，因为“爱玲是凡她的知识即是与世人万物的照胆照心”。

虽然爱玲早就感叹过“乱世中的人，并没有真的家”，然而对于在同一个屋檐下，能和一个互相喜欢的男人经营那些琐碎到鸡毛蒜皮的生活，也是一种让她可以“心酸眼亮”的幸福和满足：“你这个人嘎，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缝好，放在衣箱藏藏好”——言语之中，那种因爱而生的母性的温柔油然滋生，她看胡兰成“眼睛里都是笑”，总是喜之不尽，真是“今日相乐，皆当喜欢”了。有时晚饭后灯下两人好玩，脸对着脸，挨得很近，爱玲的脸好像一朵开得满满的花，又好像一轮圆得满满的月亮，胡兰成觉得爱玲做不来微笑，她要的就是这样无保留的开心，眼里都是满满的笑意，同样满心里都是欢喜的胡兰成抚弄着爱玲的脸，说：“你的脸好大，像平原缅邈，山河浩荡。”爱玲笑道：“像平原是大而平坦，这样的脸好不怕人。”还有一次，胡兰成想要形容爱玲的行坐走路，发觉口齿艰涩，找不到合适的形容，爱玲便代他说了：“《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胡兰成听了觉得好，便要爱玲说来听听，爱玲继续道：“有人虽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水滴不入，有人却像丝绵蘸着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胡兰成追问两人在一起如何形容呢？爱玲回答道：“你像一只小鹿在溪里吃水。”言语中，尽是爱恋疼惜之意，胡兰成也十分受用爱玲的“锦心绣口”。

可是，两人的秘密婚姻却没有得到众人的祝福，包括爱玲的姑姑也对此并不赞成，因此在张家，一般是不承认爱玲与胡兰成的这桩婚姻的，就连亲戚们也对爱玲和这样一个“有妇之夫，而且是个汉奸”的男人来往不齿：“小煐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从一开始，两人的婚姻便是一个悲剧，她怎么都没有料想到，这个叫做胡兰成的男人，和这段似有若无的婚姻，不但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安稳的生活，反而却成为她心里一辈子的伤痛。也许，爱情让人盲目，那一刻，就是瞎了眼，迷了心窍吧？爱玲还带胡兰成去南京的老宅子，还把祖母的一只镯子拿给他看，她喜欢在房门外悄悄地窥看胡兰成在房里，微妙的情怀落笔成文：“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琳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在房间里，两人排排坐在沙发上，讨论着彼此的姓氏。爱玲只管看着胡兰成，不胜之喜，用手指边抚他的眉毛，边说：“你的眉毛，”抚到眼睛，说：“你的眼睛”，抚到嘴上，说：“你的嘴，你嘴角这里的涡我喜欢。”她喜欢他到了忘形，称呼他为“兰成”，而他是怎么都不肯在人前如此亲昵，只仍然直呼她的姓名，她不依，胡兰成也十分无奈，只好叫了一声“爱玲”，顿时很狼狈，爱玲听了也觉生疏怪异，说：“啊？”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你不禁想要叫她，但若当真叫了出来，又怕要惊动三世十方。”

爱玲此时已经是红遍上海的大作家，稿费也比别人高，自然不需要胡兰成养她。碍于男人的情面，胡兰成给了她一些象征意义的钱，爱玲就去做了一件皮袄，不仅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子剪裁，而且感觉世上都是丈夫给妻子钱用，她当然也不例外——或者，她并不缺钱，只是缺少一个宽厚如海似山的男人的关爱。生性风流，加上因为自己身陷特殊的政治棋局中，胡兰成并不对两人的未来抱多?希望，他觉得“有朝一日，夫妻亦要大限来时各自飞”。所以对爱玲说：“我必定逃得过，唯头两年里要改姓换名，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我得见。”爱玲回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说这番话的时候，爱玲的心里想着跟胡兰成说起过的李义山的两句诗：“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原隔座看。”言辞和情怀之间，奔涌着淡淡的愁。以至于日后胡兰成见到日本战败，总要想起这两句。

小人物的欢喜放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不足挂齿。家里是一片莺声燕语，尽管爱玲向来游离于时事和政局之外，一心维持她周边的这份宁静与美好，外面的世界却总是风云变幻，不听她使唤。时值1944年，中日战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日军渐显颓败之势，也直接影响到汪伪政府的生死存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胡兰成感觉到了大祸即将临头，在一个傍晚，两人在阳台上眺望红尘霭霭的上海，胡兰成跟爱玲说时局不好，来日大难，这才让爱玲震动起来，感受到了一种大难将至的悲凄：“‘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造化总是如此弄人，叫爱玲好生无奈。

1944年底，胡兰成借着朋友的帮助，准备去武汉接手《大楚报》，并创办一个政治军事学校，实际上是从南京政治舞台不得志的战局中撤离，跑到后方，为日后东山再起积累一些实力资本。张爱玲的性格虽然干脆直率，可是，等到相守了一年的胡兰成突然要从生活中离开，还是显露出遮掩不住的伤感。她对这个男人已经依恋很深，但是，胡兰成还是在11月份一个人到了武汉，把爱玲留在了上海。

《大楚报》报社设在汉口，胡兰成和三个亲信被汉阳县衙门安排在县立医院里暂住，与一帮护士小姐们为邻。青春少女自有别样的魅力吸引着胡兰成这样的风流才子，尽管与爱玲山盟海誓过，可是，那与生俱来的孤独寂寞促使胡兰成早已将妻子抛在了一边，才一个多月就将不老实的眼睛放在了一个叫做周训德的小护士身上。对付这样一个未谙世事的小丫头，他自然是手到擒来，约吃饭，献些小殷勤，很快就把这稚嫩的小女孩俘虏了，做了自己的小情人；这倒也应合了爱玲的一句经典言语：“如果你不调戏女人，她说你不是一个男人；如果你调戏她，她说你不是一个上等人。”男人永远是用下半身思考多于用大脑思考，同一个男人，在不同品位的女人面前，才会表现出不同的档次。是下等还是上等男人，完全取决于男人身边的女人的态度。“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小周和爱玲吸引男人的方式分别属于前后者。不过，爱玲认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

每天下班后，胡兰成就和小周厮混在一起，教她读唐诗，背汉乐府，也不全是男女之事那么肤浅，还要小周送他照片，要求她在后面题字——这分明是在爱玲不在身边的时候寻找一种寄托，一种替代品——他不爱这女人，只是出于生理和心理的需要罢了。虽然小周也知道爱玲的存在，但是胡兰成使出浑身解数，说服了小周本人和家里人，将她纳作自己的妾，好让自己孤身在武汉的日子不至于那么难过。

5

这一切，都是在爱玲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当然，此时的武汉是胡兰成的温柔乡，是他可以纵情声色的小天地，他心里哪里还有爱玲的存在呢？而蒙在鼓里，日日想念丈夫的爱玲还给他写信，告诉他上海和武汉一样，实行了防空灯火管制如此种种琐事。胡兰成看罢信，只当是阅读了一份公函，便搁置一边，继续与他的妾缠绵悱恻了。爱玲虽好，好得有些距离，有些炫目，不像小周这样随和且家常；他是渐渐地将爱玲给遗忘了。

1945年3月，胡兰成因公回了上海一趟，在爱玲的住处待了一个多月，把自己纳妾的事情和盘托出。他觉得男女相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便觉得心安理得。爱玲听罢，面露幽怨之色，也没有说什么，只是过了几天，告诉胡兰成，有个西洋人通过她姑姑告诉她，希望和她发生关系，可以每个月贴补她一些生活费。胡兰成听了心里大为不悦。他便是如此自私的男人，自己刚出家门就将另一个女人抱入怀中，而爱玲尚未既成的事，也让他觉得很没有面子，真可谓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爱玲是一个接受过西式文明熏陶，标榜自立的新潮女性，可是，对于三个人分享一份爱，两个女人共有一个男人，她还是不能接受，“有了爱的婚姻往往是痛苦的”，在这场爱和婚姻中，她是认真的，甚至觉得她和他的爱是这滚滚红尘里的唯一完美的爱，然而，她却不能容忍胡兰成的轻薄与寡义。她表面上没有向他抗议什么，却将愤怒与怨恨化成了文字：“丈夫在外面有越轨行为，他的妻是否有权利学他的榜样？摩登女子固然公开反对片面的贞操，即是旧式的中国太太们对于这问题也不完全陌生。为了点小事吃了醋，她们就恐吓丈夫说要采取这种恢复手段。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总是拿它当笑话看待。”爱玲不是那种会撒泼的女人，她最厉害的武器，便是她的文字，像巴掌一样抽打在胡兰成的脸上。随后，她又在《天地》月刊上刊登了一篇《双声》，再次表明了自己对于胡兰成纳妾之事的忍气吞声：“随便什么女人，男人稍微提到，说声好，听着总有点难过，不能每一趟都发脾气。而且发惯了脾气，他什么都不对你说了，就说不相干的，也存着戒心，弄得没有可谈的了。我想还是忍着的好，脾气是越纵容脾气越大，忍忍就好了。”她的“退让”其实是另一种进攻，当然，她也在日后用实际行动击碎了胡兰成三妻四妾、左拥右抱的美梦。

5月，胡兰成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武汉，突然觉得“真是归来了”，仿佛这里才是他临时的家，这个被他视作妾的女人才是他可以触摸到的幸福。一到汉阳，就叫唤小周来服侍他，还亲热地叫她的名字“训德”，却又不肯给她至少一种仪式上的肯定，理由是“我因为与爱玲亦且尚未举行仪式，与小周不可越先。”此举好歹还是给爱玲保留了一些情面。

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宣布投降，听到这一消息，胡兰成不由得感到大祸临头。终于在国民党军队打到武汉之前，化妆成日本伤兵，乘坐日本人的船逃离了。他取道南京再到上海，东躲西藏，如惊弓之鸟，因为全国都在开展大规模的搜捕汉奸的运动，没有日本人作为后台和庇护的胡兰成，过上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离开上海的前夜，还在爱玲的住处暂住了一宿，一是因为人在危难之时无暇顾及，二是因为纳妾之事早已拉远了彼此心里的距离，爱玲和胡兰成之间那种细微的恩爱早已不见，一张床，两个枕头之间横亘着的是一片海，望不到尽头。“唯对爱玲我稍觉不安，几乎要惭愧，她是平时亦使我惊。……我当然是个蛮横无理的人，愈是对爱玲如此。”离开上海之后，胡兰成逃亡浙江杭州，化名为“张嘉仪”，像没有主子收养的落水狗，疲于奔命。在一个中学同学斯颂德的帮助下，胡兰成从绍兴逃往金华，陪同的除了斯颂德，还有斯家的一个姨太太，叫做范秀美，长得丰裕圆润，虽然比胡兰成年长两岁，皮肤保养得却很好，看上去颇有几分姿色，但是却是一个骨子里传统本分又贤惠的妇人。在和胡兰成同行去温州的途中，看在他是斯家少爷的同窗，又满身读书人的书卷味，对他很尊重，尊称他为“胡先生”。然而，女人再本分，无奈男人总会在某一刻被与生俱来的那种欲望所左右，没有爱玲和小周陪伴，且孤身逃亡多日的胡兰成按捺不住内心的兽欲，不时地故伎重施，对身边这个美妇人加以挑逗，范秀美也禁不起他的猛烈攻势，还没有到温州，两人已经以“夫妻”相称，同床而眠了。8月与小周在武汉告别时，胡兰成发表过如此的感慨：“古人说三载为千秋，我与你相聚只9月，但好像自从天地开辟时已有我们两人，不但今世，前世已经相识了。而别后的岁月，则反会觉得昨日今晨还两人在一起，相隔只如我在楼下房里，你在廊下与人说话儿，焉有个嗟阔伤远的。”这也许就是男人和女人的最大不同，女人若是真心的，纵使千山万水心里总是爱的那个男人，而男人要实际很多，能够被他享用的，才是他最爱的，他不爱的，纵使他正在占有她的肉体，也未必爱上她的人和灵魂。“我在忧愁惊险中，与秀美结为夫妇，不是没有利用之意。要利用人，可见我不老实”，胡兰成倒是为自己的放浪形骸做了最为诚恳的解释。到了温州后，他先是在斯颂德岳父家住了一个月，最后搬到了范秀美的娘家，由此，一个有其实并无其名的“夫妻”称呼，便成为胡兰成伪装掩盖自己的最好遮挡物，可是，他不肯承认自己只是在利用别人，虚伪地掩耳盗铃道：“但我每利用人，必定弄假成真，一份情还他两份，忠实与机智为一。”不管事实上，他是不是在回报范秀美的恩情，反正，他已是将爱玲与小周忘得干干净净了，以至于爱玲突然出现在温州他面前的时候，沉浸在温柔乡里的胡兰成着实吃惊了一下：“我一惊，心里即刻不喜，甚至没有感激。夫妻患难相从，千里迢迢特为来看我，此是世人之事，但爱玲也这样，我只觉不宜。”胡兰成给出“不宜”的理由是：“我因是男人，不欲拖累妻子，爱玲如此为我，我只觉不敢当，而又不肯示弱，变得要发怒，几乎不粗声粗气骂她：‘你来做什么？还不快回去！’”他当然责怪爱玲打扰了他的平静小日子，好歹她也是他正式的妻，他觉得在两个女人面前给出解释实在让他有些为难，更何况，与上一次纳小周为妾不同，两个女人要正式见面，不知还有什么风波和战争会发生。自己的日子已经够艰难够让他发愁了，反正，他觉得爱玲不该来，不该出现，不该忙中添乱。

距离上次在上海相见，过去了半年，两人心中的芥蒂已经结下，但是爱玲始终没有放弃任何与胡兰成前嫌尽释的机会，毕竟这是她自己挑选的丈夫，她一生中唯一爱过的男人。只是，她万万没有想到，上次的伤痕尚未痊愈，又平添了一道新伤。她也没有想到，处于危难之中的男人，已经没有心情享受她的文字和高贵，他甘愿，也不得不沦为一个普通人，得到另外一个普通女人的呵护与照顾。

胡兰成把爱玲安顿在城中公园旁的一家旅馆里，白天去陪陪她，晚上怕警察查夜，不敢过夜，有时候范秀美也跟着同去，胡兰成没有告诉爱玲实情，“不是为要瞒她，因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惭愧困惑”，范秀美因为爱玲好歹是胡兰成的妻子，也相当热情，爱玲当然将两人的关系看得通透澄明，第一次见面就跟胡兰成说范秀美很漂亮—— 一个女人，当着丈夫的面，夸他的情人美丽，这需要一种貌似轻松的豁达，还是需要一种类似于精神摧残的自我麻痹呢？也许，对于此时的爱玲来说，这种千里寻夫的冲动，只是为了挽留爱，好比在万丈黑暗的斗室中费力地打开一小块砖，看到一些阳光，对于被囚禁在其中的人来说，已经足够。哪怕只是短暂的相聚，白天在街上闲逛，听庙戏，晚上同床共枕一宿，能够触摸到爱人的肌肤，听到他的呼吸，都是一种可以堪作麻醉剂的幸福，爱玲的理解是：“对于大多数的女人，‘爱’的意思就是‘被爱’。”两人在旅馆的房间里，难免要有男女亲热之事，可是，也许分开的时间长了，又各自有些心事，“亲热里尚有些生分，自然如同宾客相待”。两个人并枕躺在床上说话，“她眼睛里都是笑，面庞像大朵牡丹花开得满满的，一点没有保留。”

两个人在街上边走边说话，爱玲对胡兰成说：“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里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言语之中，还是情痴一片，让胡兰成听了并无多少感动。他的感觉是：“白蛇娘娘要报许仙的恩也报不尽，有一种难受，而我是男儿，受红粉佳人之恩，只是心思很静，不可以有悲喜。”有时候，范秀美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或者一起坐在房里说话，或者一起去街上逛逛。

一天清晨，胡兰成和爱玲在床上说了一会儿话，突然感觉腹部隐隐作痛，却忍着。后来范秀美也来了，马上像个孩子一样向她诉说身上不舒服，范秀美坐在房门边的一把椅子上，只是问他疼得厉害不，等会儿泡杯午时茶喝就会好。这让爱玲当下十分惆怅，因为她分明在两个女人的战役中败下阵来。但是，她尽管醋意大发，仍然看着秀美，赞叹“情敌”道：“范先生真是生得美得，她的脸好像中亚细亚人的脸，是汉民族西来的本色的美。”当下，就给范秀美画像，胡兰成坐在旁边看，待画到嘴角时，突然停笔不画了，等范秀美走后，满腹委屈地幽幽道：“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惊动，就再也画不下去了，你还只管问我为何不画下去！”她看着眼前的这个让她欢喜让她忧的男人，只觉得眼前这个人一刻亦是可惜的。

爱玲的幽怨与愁容，胡兰成看在眼里，却从来不想爱玲原谅他安慰他，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过安慰她，“因为两个都是大人”。爱玲要求胡兰成在她和小周之间做出选择，“你说最好的东西是不可选择的我完全懂得，但这件事还是要请你选择，说我无理也罢。”并且第一次责问这个负心的男人：“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胡兰成表示世道难料，和小周有没有再见之日都不好说，爱玲感慨道：“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诚然，爱情曾经让她感受到除?文字之外的另外一种人生之乐，像饱受营养滋润的花，烂漫着，可惜，现如今，一切都让她的美梦幻灭了。

6

在温州待了二十多天之后，爱玲要离开了，胡兰成送爱玲上船。“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走时，天下着绵绵春雨，一切都是潮湿惨淡的，包括爱玲此时的心情。看着胡兰成转身离开的背影，很少哭的她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然而，她的心，已经碎成无数片了。

数日后，她还是从上海给胡兰成写了一封信：“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同时，还考虑到漂泊之中的胡兰成没有经济来源，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钱给他寄了去。“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爱情的希望虽然早已支离破碎，两个人之间，只有一些精神上的依偎与支撑，道义上的资助关怀，也是爱玲出于维护藕断丝连婚姻关系的无奈之举。

过了一段时间，胡兰成再次回了一趟上海，仍旧去了爱玲的公寓借宿。没有想到，这次竟然是两人的最后一面了。晚上，胡兰成不仅将他和范秀美同居的事情和盘托出，而且还得意洋洋地让爱玲看他写的《武汉记》，上面记载着他追求小周的全部经过。此时的胡兰成依然做着数美并拥的黄粱梦，丝毫没有察觉到爱玲那种悲从心生的绝望。爱玲愣坐了好一会儿，不发一言，让胡兰成误认只是女人的小性子，想逗逗她，拿手打她的手背，恬不知耻却浑然不知的行为惹得爱玲异常愤怒。当晚，两人便分居而眠。第二天凌晨，胡兰成去爱玲房中道别，俯下身子去亲她，爱玲从被子里伸出双手紧紧抱着这个又爱又恨的男人，忽然泪流满面，哽咽着叫了一声：“兰成。”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了。她心里十分明白，从此，这个曾经与她有着一段貌合神离的婚姻生活，有着肌肤之亲的男人，便只剩下她记忆深处黯淡的迟迟背影了。

1947年6月，爱玲得知胡兰成的处境已经渐渐好转，终于向他提出了绝交的意愿：“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了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胡兰成也料想到迟早会有这样的结果，并不是特别地吃惊，能与这样的奇女子相处一段时间，已经是他三生有幸了，“爱玲是我的不是我的，也都一样，有她在世上就好。”

由此，这一场乱世中的迷情终于宣告落幕散场。爱玲的一生，寂寞且如同繁花，也免不了花落，人散，两阑珊。她固执决绝地告别了难堪的往日，变成了一个更加沉默低郁的女人，甚至于在她日后的文学创作中对于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情史只字不提。是她不愿轻易触碰内心的痛楚，还是归于更加豁达宁静的内心境界，不得而知，倒是在三十年后，爱玲发表过一句似是而非的感慨：“我们是一个爱情荒芜的国家。”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爱玲，或许就是这样的一朵，被负心人遗弃在黑夜中的玫瑰，红色落寞的脸上挂着永远拭擦不掉的泪痕。她，曾经为爱努力地绽放过，留下了让人惊艳叹息的美丽剪影。“人活在世上，不过短短的几年。爱，也不过短短的几年。由他们去吧。”是啊，她做不了男人和爱情的主人，也万万不肯沦为他们的奴隶，她解放了自己，也使得生命和灵魂宁静、安然，直到永恒。无论她受到怎样的命运不公，就像胡兰成在《评张爱玲》里形容的那样：“她的心喜悦而烦恼，仿佛是一只鸽子时时要想冲破这美丽的山川，飞到无际的天空，那辽远的、辽远的去处，或者坠落到海水的极深去处，而在那里诉说她的秘密。她所寻觅的是，在世界上有一点顶红顶红的红色，或者是一点顶黑顶黑的黑色，作为她的皈依。”

从一开始，她就没有要求太多，她不要锣鼓喧天的结婚仪式，不要华盖红烛的洞房之夜，甚至非但不找胡兰成要钱，一直到与他分手都在用自己节省下来的稿费接济他，她只是简单地要求“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却不完全地依附于男人，受制于男人。所以，虽然受到胡兰成的伤害一度也让她悒郁万分，然而，幸好，傲然独立的她始终还是她自己的主人，并没有糊涂到将自己的灵魂全部交给魔鬼。难怪胡兰成也如斯评价她：“愁艳幽邃，最是亮烈难犯，而又柔肠欲绝。”

弟弟张子静都为爱玲打抱不平却又爱莫能助：“姊姊聪明一世，爱情上却沉迷一时。这个婚姻没给她安稳、幸福，后来且是一连串深深的伤害。胡兰成说她‘不会跌倒’，她却为胡兰成跌倒了，终至心灵萎谢，最后以离婚收场。她的第一次婚姻不足三年，比母亲的还短，而所受挫折则更深。”可是，爱玲坚信这样的处世原则：“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她的爱，仅此一次，便已足够，在这样一个叫做胡兰成的男人身上，她懂得了这种雄性动物的本性——“如果一个男子公余之暇，做点越轨的事来调剂他的疲乏、烦恼、未完成的壮志，他应当被宽恕”——所以，尽管她自己伤痕累累，她还是不禁慈悲又怜惜地说：

“这是泪花晶莹的世界，然而是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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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十年，十年，又十年

用一个简单的标点，结束了十万字的写作。我并不掩耳盗铃般地窃喜，因为，一切远非终局落笔处的那个句号般轻灵且圆满。甚至，丝毫没有如释重负的轻松。那种儿时参加完一场考试后紧张情绪的一泻千里之感，仿佛再也无从找寻。

一直笃信：写人物传记，无需像写小说那样天马行空，最大的好处便是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属于自己的泪，在一辈子的时间里体验百般不同的人生。

只是，这一次，我彻底失算。

——张爱玲，以及张爱玲人生里遍布的“苍凉的故事”，又岂是一个文字俗笨、才识疏浅的我能简单复述？

早已料想会有阻滞，只是没有想到竟会如此艰难——十万字，因为其间工作、学业及种种个人原因的打扰，拖拖拉拉着，竟然用了一年多才完成。而文字的苦苦堆砌，非但没有尽言心中之所想、所思、所感，试图拦河筑坝，反而是抽刀断水水更流，累积多日的情绪之波汹涌开来，泛滥起来，无从收拾。

十年前，大学一年级的空闲时光，无聊在书店闲逛，不经意在书山书海里遇到了张爱玲，仿佛老友重聚，从此深爱。遗憾的是，开始时便是结束时，相遇时便是永别时。茫茫人海中，世间的荒野里，和她的相逢，真如她描摹的那样“不早一步，也不晚一步”。就在那一年，她结束了一切爱恨情仇，安静地告别了喧嚣的尘世。

十年后，一位特殊的好友向我发出写书的邀约，被自己欣然应允。让我大感意外的是，人生的第一本书，竟然就是讲述我最为推崇钟爱的这位传奇女作家的生平，这让我分外感叹一切自有天意。儿时当作家写作出书的梦想，几经颠簸拖沓，到了30岁才将完成。小小年纪的爱玲便大喊着“出名要趁早呀”，和她比较起来，我真是落后太多，叫人汗颜。唯一可以麻痹自己的理由便是，我不是那种“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的天才，而她才是！

十年前，我只是记住了她的名字和小说；十年后，我通过完整地讲述她的苍凉人生，和她如此接近且深入，爱上的却是她的灵魂。那么，人生到底还有多少的因缘际会，要陷入到这种十年复十年的轮回当中呢？人与人之间的离散聚合，真的像爱玲描写的那样轻松：“哦，原来你也在这里”么？

世事无常，往往等不及十年之后，便相隔千里之外。其实，爱玲倒是一直都在这里，安静地做着单单属于她的海上繁华梦；而朝发夕改，不肯老老实实的，却是我们这些躁动浮华的灵魂。

好友催稿催得急了，给我划定了最后上交期限。于是，像只骆驼，暂时抛开了手头的一切琐事，兀自埋首于爱玲的作品与关于她的若干研究典籍之间，仿佛游走于她生活过的那些上海弄堂之间，听到了不知从哪户人家飘出的胡琴声，咿咿呀呀，缓缓地回荡流转在耳边。

落笔之时，郑重地在文尾打上了9月8日，蓦然惊觉，就在十年前的今天，爱玲的尸体被人发现在美国的公寓里。我起身站在公寓的窗前，远眺偌大北京城里的万家灯火，久久都没有驱走那时那刻突然涌起的悲凉与惊愕。是天意，还是巧合，不得而知。我也是个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所以我并无任何恐惧之感，但是，与她同悲共喜的日子，仿佛她的灵魂一直附着在我的躯体之上，跨越了生死、岁月、性别。她教我如何看待人情冷暖，教我如何审视内心，教我如何恪尽职守，教我如何妙笔生花。甚至，我在文字里称呼她为爱玲，也不像尊称一个老者，更像是和一个多年的旧友，展开一次超越言语文字表面意义的心灵对话。

爱玲结束了她美丽而孤寂的生命，我结束了犁地耕田般的写作，悄然间，在不同年份的同一个日子同时发生——十年，十年，又十年，我和她，仿佛不再是平行的两条线，从终点回到起点后，渐次交缠。

爱玲的人生况味，端然品读，揣摩间，因为感同身受，已是唏嘘。

平常的日子总是有锦上添花。在几易其稿等待出版的时候，爱玲的旧作《色·戒》被李姓大导演拍成了电影，在华人世界引起了轰动。一时间，仿佛沉寂多日的爱玲，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的谈资，就连她和大汉奸胡兰成的一段旧爱也因为和小说情节的类似，而重被好事者提及。

黑漆漆的电影院里坐满了人。只是，我不知道，和我一起慕名而来的人们，有多少是冲着爱玲而来，有多少是冲着李姓导演而来，有多少是冲着梁姓演员而来，有多少是冲着据说刺激新鲜的限制级镜头而来。然而，我知道，爱玲要的并不是一只温婉的婚戒，因为她知道“生于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胡兰成许下的《今生今世》只不过是乱世之中的一段迷梦。所以，连她自己都不禁感慨：“这个小故事曾经让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写的过程中，丝毫也没有意识到30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多年前，爱玲便用她惯常的看似绵软的文字，给当代芸芸众生中沉溺于情与欲却浑然不觉的色情男女，来了一次当头棒喝！

爱玲在《色·戒》里说：通往女人心里的路经过阴道。万事万物皆相关联，一切终究离不开过程。直到今天，我暗自庆幸，没有像起初预算的那样，奔赴她生活过的天津、上海、香港甚至美国去寻找她的足迹，来寻找所谓的创作灵感。我压抑住冲动，人为地保持了和她的距离，只是静静地读她，写她，反而挽留了难得的空间和美感。不用形式上貌似忠诚的追索，其实，只用心架一座桥梁，那也可以“万水千山总是情”！

那么，把冥界天国的爱玲与在凡尘俗世苟活的我们，把累累的往事与莽莽的未来连接的，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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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字头上一把刀，“戒”便是一种类似自戕般的隐忍与退避。只是，与一切都可以划清界限，戒得了色诱，戒得了欲念，偏偏戒不了的，是“十年，十年，又十年”荏苒辗转的光阴，以及，永远不会随时间淡释的，对于爱玲的那份痴迷狂爱。

我当然不是她爱恨绞缠的胡兰成，所以，“爱玲是我的不是我的，也都一样，有她在世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