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前言（1）

- 前言（2）

- 回来啦（1）

- 回来啦（2）

- 回来啦（3）

- 回来啦（4）

- 回来啦（5）

- 回来啦（6）

- 回来啦（7）

- 回来啦（8）

- 回来啦（9）

- 回来啦（10）

- 回来啦（11）

- 梦里梦外（1）

- 梦里梦外（2）

- 梦里梦外（3）

- 梦里梦外（4）

- 梦里梦外（5）

- 梦里梦外（6）

- 梦里梦外（7）

- 梦里梦外（8）

- 风雨飘忽（1）

- 风雨飘忽（2）

- 风雨飘忽（3）

- 风雨飘忽（4）

- 风雨飘忽（5）

- 风雨飘忽（6）

- 风雨飘忽（7）

- 风雨飘忽（8）

- 风雨飘忽（9）

- 风雨飘忽（10）

- 风雨飘忽（11）

前言（1）

萧乾先生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是京派作家，也是名记者，做过很多年的报刊编辑。这给他留下几个性格和教养上的特点。一个是意义非凡的文化教养和境界，他以境界行走天下，一生的短足和远行，一辈子的著作、行为和经验的分享，与此有关。另外一个是充满人生的智慧，努力做真实的自己。巴金说，要说真话，他在肯定他的这位老友的观点的同时，说自己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记得季羡林先生也说：“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意思与他说的，几乎是一样的。这是一种真实的人生体味。

我结识萧乾，是在1985年。那时，我在北京的一所高校里读研究生。为研究有关课题，经导师介绍，我去拜访萧乾先生。萧乾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待他人的充满热情和真诚的态度。这让人产生温暖如春的感觉。他深深影响了我，他对我的鼓励，让我永远心存感激。多年以后，萧乾先生在文章中称我是他的年轻好友，后来我的妻子商容也因为我的缘故，成了萧老的朋友——她为他编过集子，等到我们俩的孩子出生后，萧乾给我的信中，就由祝我们“双好”变成祝“三好”了。

他似乎希望也能和孩子变成朋友。仿佛真的就有缘。我那孩子，名字叫幼晗。一次萧乾赠书给我们，也加上了她。在写这个他称之为“小友”的名字时，忽然说，这个名字像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人的名字，有特色。她在萧老住北京医院的最后的日子里，随我们去看过他一次。萧老去世之后，几次在电视里见到萧老的画面，就指着说“是萧老”。她当时才３岁多，就记住萧老了。

最近，翻看文老师送给我的几个不同版本的《尤利西斯》，读到萧乾当年为译本写的长篇序言。其中，这样谈到翻译这部“天书”的过程：“1922年问世的《尤利西斯》，到1994年中国才出个全译本，讲起来不是很光彩。然而也正因为我们动手迟了，工作也就好做多了。感谢国外的乔学家们，他们除了研究专著及传记之外，还出了那么多有关的工具书，包括注释本及手册，使我们这两个底子并不厚的译者，终于把这项工程干完了。很吃力，但是也感到一种惬意，因为一个奔七十岁和一个已过八旬的老夫老妻，三四年来起早贪黑，终于把这座堡垒攻下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洁若是火车头。她为此书稿放弃一切休息和娱乐，还熬过多少个通宵。从1954年5 月我们搭上伙，她就一直在改造着我：从懒散到学着勤奋，译《尤利西斯》是这个改造的高峰。”这个叙述，充满了浓郁的感情。整整四个年头，萧乾和文洁若每天清晨5点起床工作，一天下来，文老师初译一页原文，萧老校改十页译稿。每天在灯下聚精会神、不停地忙碌着。其中的艰难辛苦难以尽述。他们静静地靠着一种力量，完成着一个最为感人的传奇。

大约在199３年12月，忽然接连收到萧乾给我的两封信。信的意思为《尤利西斯》译事进入后期，正在大忙中，能否请我和通晓英文的商容，替他们将中文译稿给通读一下，不知我们腾得出手来否。他说，他不愿意看到洁若老师为此累死，“让别人看笑话”。接信后，我赶到他们家，接了一大摞的稿子，就回来了。在我们当时非常小而简陋的家，我们在又当餐桌又当茶几的玻璃台面桌上， 把那个十六开的稿纸摊开，一个人念着稿子，一个人紧盯着可能的错漏，一边厢还核对着另一份交给台湾时报出版公司的稿本，一干就干到了深夜。我们就这样每天“通读”，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个任务。到“天书”《尤里西斯》出版时，萧老在他写的译者序里，曾特别提到这个事情。

前言（2）

萧乾对翻译评价并不低。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洁若老师到东京访学。萧乾给她写了不少信。其中的一封，谈到创作和翻译的比较。他说：“我绝不认为翻译低于创作，或对社会的贡献少于创作。孟十还、黎烈文、傅雷、高植、汝龙，都几乎只搞翻译。他们的贡献绝不亚于创作。正相反，我认为搞翻译付出的劳动要远远大于创作。倘若把社科和科技翻译也算上去，则翻译对国家的贡献更是远远大于创作。但是社会上给予他们的承认（精神上）及报酬（物质上）往往少于创作。这不公平。”（文洁若编：《萧乾家书》，第272~27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萧乾认为翻译是他们、尤其是文老师的中心事业。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萧老请我们帮忙，是不仅担心文洁若老师，还担心他自己。他八十多了，为译此著和文老师开起“夫妻店”来，本是文老师力主的。他们这次是拼了老命，但他也不想自己和文老师都累垮下来，那让别人会怎么说。萧乾年龄大了，很自然地，会特别关心他身前身后事。他有着别人会对他如何评价、如何进行历史定位的强烈期待与异乎寻常的关心。这和一些现代作家关心《中国现代文学史》对他们的评价低不低，和巴金“工作了几十年，在闭上眼睛之前”念兹在兹、念念不忘的一件事：读者、后代“将怎样论断我呢”，是一样的。

1957年5月20日，他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6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放心&#8226;容忍&#8226;人事工作》。在《放心&#8226;容忍&#8226;人事工作》中，萧乾这样写：“在资本主义国家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性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在这句话里蕴藏着他们对自己的宪法、对他们的民主传统和制度的自豪……假使在掌握‘民主’与‘专制’的时候有些偏，轻易把‘乱说’当作‘乱动’来办，就会在维护宪法的名义下，干出实质上是违背宪法的事。”这话背后包含着他自己过去所受西方思想和英美知识分子的浸染影响，在温暖的日子里，被凝结和“潜伏”的类如这样的观点思想，就露头了。但是，他以为是值得作一番认真的探索的东西，很快被证明是不合时宜的。一周之后，《人民日报》上便发表了标志“转向”的《这是为什么？》一文。萧乾因此被划右派，受到大小批判会的无情批判。当时批判会上一些批判他的话，到晚年，萧乾似乎还不能释然。说他是“洋奴”、“泥鳅”，“脚踏两条船”云云，他不能接受。他和他的恩师沈从文的往事，以及其中的恩怨是非的原委，他也会说得格外详细。

记得在1994年年底，我几次去看他，都看到他把一本《文艺争鸣》杂志放在手边。这个杂志上面刊有某君责难他为什么不当张志新式的人物去为胡风为吕荧鸣冤的文章，称他是“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载《文艺争鸣》，1994(6)）。他为此难受，并且非常在意。他后来写了一篇题作《聪明人写的聪明文章》（萧乾：《聪明人写的聪明文章》，载《文艺争鸣》，1995(1)），做了反驳。他有自我期待，但也有一种要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多年前，他说起什么什么文章，会说自己读了以后，觉得有些地方太松散，有些地方太啰唆，有些地方太空，有些地方又太实。他说，东西写完，务必多看几遍。写的时候是作者。拿出去之前，你得以读者的心情从读者的角度去看那成品。文章最怕使人读了撇嘴，或莫名其妙。

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不断变革，代表年青的新生代以至新的社会关系，不停地变动，永远不安定。这就是萧乾10年前去世，倒在新世纪的门槛，让我尤感伤恸的地方。萧乾说他喜欢和年轻人交往，是因为能不断地从年轻人那里呼吸到青春的气息，减慢自己老化的过程。但事实上，在他那里，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我们从这位长者身上学到的东西更多。他思维活跃，但又时时用冷静的眼光看待不断发展的深刻动荡与周围一切的动态的特质。他勤于思考、喜欢动笔，手边总放着一个一头用绳子系着笔的小本本，到80岁上，还写了那么多的好文章，对抗平庸、庸俗，对抗固定和日益简单化的趋向。我想，人虽然会慢慢变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萧老离开我们已经11年了！），但是，像萧老这样的人，存留启蒙的概念和坚持，充满洞悉人生的智慧，尽显生命的奇迹，他的精神永在，他的作品常伴我们，他为他自己领取了进入历史、进入人们心中的通行证。我会把他的点点滴滴放在自己的心里。我们会永远记住他的，相信历史也会。

丁亚平

回来啦（1）

好像是游子有了“家”，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香港—烟台—北平，一路顺利。从在烟台上岸那天起，萧乾就怀着一种激动、好奇，和一丝不安。

仿佛是意识到他这归国抉择的艰难和今后道路依然并不平坦，对苦难总是了然于心的萧乾，在回到解放后的北平后，长叹了一口气：回来啦，可回来啦！

战后时期的战争、动乱和内伤状态，人民的痛苦、失望，即将彻底地告别；千百万人倾家荡产、流离颠沛、死于非命，终于要结束了。

萧乾期望什么？ 此前，他没在镰刀斧头旗帜下生活过。当他从香港动身赴北平时，发函给所有的朋友，嘱咐别再跟他通信，包括贺年片也别寄。在红色政权下将如何服从政治、怎样生活，他心里七上八下，并没底。但他有期望，他不时地用现实和他心目中所想、所愿，比较着。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

这儿青年都有远大前程，

这儿老人到处受尊敬……

（转见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第１７４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０。）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出自《大学》。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萧乾向往的，并不是标揭太高的理想。

1949年1月2日，《大公报》刊出社评《新年的新希望》。其中，表达了知识分子“最低度的期望”：“要中国繁荣强盛，必须人民积极而主动，要排除本身疾苦，尤须人民积极而主动。‘民主’为今日主宰国族命运的人们所倡言，而中国人民对于国事应取积极而主动的态度则是天经地义。”萧乾想的，和这一致。他作出他一生最关键的决定，胸脯挺了起来，勇敢地加入了。

回来啦（2）

他和家人，以及几个一道从香港来的地下党辗转赶往北平。过济南时，省委还设宴招待。后来他才知道，席间坐在主人位置的，是康生。

由山东坐火车北归时，途中可以见到不少战后的断壁残垣。“车过丰台站，转眼就望到东便门的角楼了。”萧乾的心激动得嘭嘭地跳了起来。到北平前门的东车站，来接他们的人紧握着萧乾的手道：“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下了火车后就住进了前门外西河沿亚洲饭店。这是萧乾重返古城后的落脚点。多年后，萧乾回忆说，亚洲饭店不大，可也得开两种灶。这是他面对的一个全新的问题。他多么想和一道从香港来的年轻党员同桌而食啊。可是不成。他们安排萧乾一家坐到小灶席上，自己却到大灶上去啃窝头。这件事使萧乾心里老大不安，同时，又从这个差别中觉出一种精神：共产党人到底不同。“他们先人后己，礼贤下士，使我感到自己在受到重视。而且他们口口声声称我作‘同志’，一点也不见外。”（引自萧乾：《生活回忆录》，见《萧乾全集》，第５卷，第２２２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萧乾将一切当作一种真实来接受。他逐步消解了自己的疑虑，暗下决心，努力工作，什么都不让自己置身事外。

《中国文摘》（英文版）继续在香港出着，编辑人员却已到了北平。新的日子开始了。他们刚一卸下行李，就挽起袖子干了起来。“生活单调些，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十分融洽。非党的常以回头浪子自居，而党员最常说的是‘革命不分先后’，这句话充满了温暖和慰藉。”党和非党人士的界限并没有被划得那么泾渭分明。萧乾说，他开始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幸运的。“说不定我们这个民族固有的东方哲学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学《毛选》读到新民主主义要若干年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心里感到踏实。我们这一代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能有一个过渡阶段，在党的宽容及我们自身的努力下，适应起来也许就不吃力了。”（《萧乾全集》，第５卷，第２２１页。）开国后，几乎全新的群体和机构逐渐正规化。１２月，萧乾等人在北京用电报遥编的《中国文摘》由香港迁到北京，并入新创办的对外宣传刊物《人民中国》，隶属于新闻总署下面的国际新闻局。该局局长由乔冠华兼任（他同时担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恩来任主任委员——和新华社华南分社社长），副局长为刘尊祺，秘书长为冯亦代，徐迟等人也在此工作。萧乾在港期间参加《中国文摘》的改稿工作，并与乔冠华夫妇相熟。到北平了，深感工作愉快。杂志社员工宿舍这时已搬到石驸马大街的一个三进深的住宅了。萧乾一家被安排住在尽后边一个小院里。

这时的萧乾，被任命为这份英文刊物的副总编辑，分工负责社会组，工作上颇顺手。他接受任务指派与分配，自己相应的行为也都成为恢复其自我感觉的一种前提和途径。

采访妓女改造，他写了特写《她们重见天日》。

他还以《人民中国》记者的身份，在北京郊区参加过不少次声势浩大的斗争会。

他回忆，会场一端照例是一座席棚，台上方桌旁，坐着大会的主持人。斗争对象猫腰站在台正中，两边是手持红缨枪的民兵。 斗争会开始后，受害者一个个气冲冲地走到台口，指着斗争对象声泪俱下地控诉。有时气急了也上手打。这时，事先打过招呼的民兵还上前阻拦。斗争会进行时，下面照例有人带头呼口号。 “与‘文革’期间的斗争会没什么两样，只不过那时还没发明出喷气式，一般也不挂牌子。”萧乾在忆述时，联想到了他在“文革”中看到的种种，和他自己惨痛的经历。破碎的图像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有意义的链条。作家叶兆言在《记忆中的“文革”开始》中，也道：“‘文化大革命’运动，只是一系列轰轰烈烈运动中，最大最漫长的一个。‘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开始，也不是突然就结束。它像一段源源不断的河流，和过去割不断，和以后分不开。”（叶兆言：《记忆中的“文革”开始》，见《亲历历史》，第４９页，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８。）

由快转的速度呈现历史，是有意味的！

回来啦（3）

1950年冬，萧乾到湖南去参加土改，遍访山乡村寨。这虽然是带着任务去做的，但对萧乾而言，是一次难忘的启迪。解放区的天确实是明朗的天。解放，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话题。

那真是他心情特别愉快，又特别活跃的日子。 赴岳阳县筻口乡参加试点土改期间，萧乾拍摄了多幅照片。其中焚烧地契的那一幅，参加过第一、二届全国摄影展，而且，国外报刊也争相采用，甚至上了当年的美国《生活》杂志的封面。 1993年7月,中央文史研究馆与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共同主办的《世纪》创刊了。萧乾任《世纪》编委会主任。创刊号上，刊载了他拍摄的五幅反映他称之为“不流血的土改运动”的照片，并特别注出：

当然，这绝不是由于摄影的技术。那天拍时太阳已西落,而我的匣子里就只剩那么一张底片了。这幅照片之所以被人们看中，主要是由于画面上所表现出的农民们在烧地契时手舞足蹈的由衷喜悦。（萧乾：《回眸不流血的土改运动》，载《世纪》，１９９３（１）。）

岳阳县筻口乡的土改于1月下旬进入扫尾阶段。

萧乾临走时，农民们老老少少敲锣打鼓，放着鞭炮，坚持把他送了20里！

隆重欢送他的场景，让他难忘。他没有觉得它是传达出一种幻觉，相反，感到参加过这样打扫垃圾、除旧布新的壮举，自己内部在起着变化。他对革命的向心力愈益增加。他对人说过，苏联的二十大也罢，匈牙利事件也罢，并没动摇他这个知识分子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心。尽管，将世界包裹在一组照片或“连环图画”式的文字之中，未必就能让时间凝固，但为了清除这古老中国身上的脓疮，使她茁壮成长，当时的萧乾，确实是衷心拥护、热情投入的。

这时，国际新闻局已经改为外文出版社，人员也从几十增加到上百。语种多了，可英语仍是最忙的，因为除了本职工作，还得不断接受突击任务：替外交部翻译去联合国的讲稿，到中南海为亚澳职工大会搞同声翻译，经常得坐在打字机前，吧嗒吧嗒到午夜。

1950年伍修权和乔冠华去联合国那次演讲，也是我们赶译成英文的……

那四五年，我安不安心?这不能用一句话回答。自己会点外文，能派上用场，并且受到重视，心里总是惬意的。共同生活和工作的，少数来自老区，多数是同我一样的“洋包子”，分别只在于他毕业于东吴或岭南，我的母校是清华或燕京；要不就是他留学法或德，我去的是英或美。（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第179页。）

但是，那时萧乾的心里，不是没有阴影。1950年冬天，乔冠华要他参加访英代表团并任秘书，临动身前又取消了他的参访资格。他已能感觉出来，他的知识分子背景，那种“洋包子”精英，或精英主义，未必是那么合乎时宜。他努力使自己摆脱这一现状。

1950年5月出版的《人民中国》（第1卷第9期），发表了萧乾撰写的《五四运动》(The May Fourth Movement)。文章写道，五四运动使中国的进步力量获得新生,“五四”这一天，标志着封建主义和“反动派”的灭亡，是新旧民主的分水岭，是“革命的新青年与反动政体的第一次大碰撞”。（采用傅光明译文，见其所著《人生的采访者——萧乾评传》，第３２２页，台北，智燕出版社，1990。）文中，还批了被“美帝国主义”所恭称为“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胡适。

回来啦（4）

他清楚，其实自己就和胡适一样，是喝洋墨水过来的知识分子。求学英伦时，他还和胡适通过信。这当然是时代特定的语境，推动他进行这样的撇清式的批判。这里，颠覆了他以前所受的教育。新社会之中，普遍主义已被一种现实主义所取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价值观、生活态度、心理状态与当时国家意识形态对其所作的要求，难免会有相当的距离。建国后的知识分子政策，就是强调团结、教育、改造。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批判《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判梁漱溟、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有其发生的历史逻辑。学者陈晋说，一个新的国家形态建立的时候，过去的国家意识形态自然难以满足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在思想文化上来一次或大或小的整合，诚为历史的必然。

例如，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光辉灿烂，新社会的道德标准艺术标准是最高的。苏联的情况已摆在人们的眼前，以前对苏联的种种误解和歪曲，已经在近几年来的战争和世界政治的发展中被事实所揭破了。苏联作品被视为先进的，苏联的生活与文艺以及电影等，所代表的是新的艺术、新的政治信仰、新的历史时代。而美国的电影，则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反动的、落后的，是输出美国生活方式的主要手段，需要坚决抵制。这是当年萧乾的观点。

《两种制度、两种电影、两种英雄》（发表于《文艺报》1953年４月15日第7期。），是萧乾1953年参加全国第一届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后写的，其观点颇有代表性。

从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进口美国影片达千部以上。而作为鲜明对照，在此后的27年间（1950—1977），中国仅仅公开上映过一部从第三国进口的美国影片《社会中坚》（1959年摄）。该片由美国独立制片公司、采矿冶金国际工会联合出品，表现美国新墨西哥州锌矿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劳资斗争，是所谓的“进步”的影片。

萧乾的这篇文章中，他自己过去有关美国电影的观影经验完全不见了，只追求所谓“政治正确”：美国好莱坞电影，给人的面目非常狰狞。好莱坞仿佛成为人类和平、幸福和一切善良品质的死敌。它的特点，是专门夸耀杀人的武器，歌颂战争；它把妇女都扮成“蛇蝎美人”，把男子写成杀人不眨眼的“蒙面强盗”。它和任何正常、健康的生活都无缘。即使偶尔出现的“文艺伦理教育巨片”，也不过通过《空谷美人》、《蝴蝶梦》一类幻景，把人生涂抹得迷离扑朔，黯然无色；拼凑一些支离破碎的情节，廉价地骗取观众的眼泪，同时，也就阴毒地剥夺了人们为了生存、为了正义应有的斗争。而苏联电影呢？它完全相反，所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境界。人们由《普通一兵》、《玛丽黛传》、《金星英雄》、《乡村女教师》等影片，受到深刻的教育，并体会到“英雄”这两个字，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是有着怎样截然不同的含义。涌现和活跃在苏联电影里的英雄，把是非放在利害之前，把亿万人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把原则和理想放在个人安全与享受之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们在道德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纯粹境界，是人由自发而自觉，由本能而上升到理性的境界。这种英雄的共同特征在于，对美丽的明天的坚定信念，对人类幸福的伟大抱负和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这是两种电影及其表现的两种英雄话语和含义。这种迫于形势的评论，风格直截了当，是特定语境所需要的。

回来啦（5）

1953年，外文出版社要出巴金的抗美援朝特写集《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巴金提出，让萧乾代自己把关，进行具体翻译工作。这部于转年出版的著作，被萧乾删除的篇幅相当多。当时，萧乾和巴金一样，非常谨慎。他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基准，努力在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上，把握好方向。他希望老朋友的书经过不断的删改和润饰后会更好。凭其对外宣传的直觉和经验，认真和谨小慎微是很必要的。他不能出错。他不会打造一种欺骗形式，他自己努力在被动中争取主动，这是明显的。

从年轻时起，萧乾的身上，更多的是外国作品对他的影响。长期在国外，他耳闻目睹所及，天真而开阔的一面，原本一直占了上风。

在国外，包括40年代战后归国后在为《大公报》写国际时评时，他对中国所受的践踏、侮辱和内伤，当然是有感受的。萧乾知道，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际声誉一落千丈，在外国人眼里，近代中国简直是一堆垃圾。他当然完全不认同这样的观点——现在的中国不一样了——但他毕竟经历了严峻的时代，他隐忍不言，但在深心里，已经过去的几年里的那一件件事、一篇篇文字，给了他沉重的思想包袱。他真愿意这些都发生在某个与他毫不相干的人身上。

其中的缘由，需要由几年前他从英伦回国时说起。

1946年6月，赴英7年的萧乾回到了上海。他仍然担任着《大公报》的工作，同时兼任复旦大学英文系和新闻系教授。秋天，赴台湾、海南采访。他名义上仍兼管《大公报》文艺版，实际上由作家靳以接手文艺版编辑工作，而他自己主要撰写国际问题社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戏剧家洪深通过他，向《大公报》洽编了《戏剧周刊》。这个周刊是他向老板推荐的，所以他对它道义上负有一定的责任。萧乾回忆，周刊为另一位更大的戏剧权威出了个“祝寿专号”。原定每期排新五号字，也许由于祝寿词来得不够踊跃，那一期全排了四号字。老板因而严词质问他这个推荐者，以致他对这次祝寿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反感。

萧乾后来承认，最终促使他写出《中国文艺往哪里走》一文，也缘于他偶然听到的话。

那天，为编发这期“祝寿专号”，编者在电话中约一个戏剧家写祝寿词，对方似有不愿写的意思，这位编者便在电话中大声道：你还想不想吃戏剧这碗饭？当时在另一个房间的萧乾和靳以全听到了，感到这未免有些太过霸气。靳以希望萧乾能在社评的文章里写一写，刺一下。

回来啦（6）

很快就有了机会。1947年5月，社评委员会要萧乾配合文艺节，写一篇关于文艺的社评。这样，萧乾便在这篇题为《中国文艺往哪里走》的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如果我们动手改变我们的思维、观念和生活，这个世界，包括文艺界，便会充满希望。

每逢人类走上集团主义，必有头目招募喽罗，因而必起偶像崇拜作用。此在政治，已误了大事；在文坛，这现象尤其不可。真正大政治家，其宣传必仰仗政绩；真正大作家，其作品便是不朽的纪念碑。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风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寿筵，尤令人感到暮气。萧伯纳去年九十大寿，生日那天犹为原子问题向报馆投函。中国文学革命一共刚28年，这现象的确可怕得令人毛骨悚然。纪念“五四”，我们应革除文坛上的元首主义，减少文坛上的社交应酬，大家埋首创作几部硬朗作品。那样方不愧对文学革命的先驱。那样，中国文艺才有活路可走。（萧乾：《中国文艺往哪里走》，载上海《大公报》，1947５５。）

他推开窗户呼吸着新鲜空气。

这时的萧乾并没有意识到，文章可能带来的危机，在何种程度上，代表了他平静思想生活的分水岭。这里，他只是意在敦促作家少点庸俗捧场，多点切实努力，少计较个人得失荣辱，而多一些萧伯纳那样的人类意识和对人类、对社会的关怀与责任；同时，其意也在呼吁文艺生活少点专制多点民主的雅量，一如政治生活中所应高标的现代价值观和理想一样。

让他始料未及的是，第二天就听到了外面议论纷纷，反应强烈，不久，还引来了郭沫若的反感。

文艺与政治上的专断，同属思想的范畴，和英美知识分子式的取向，当然是相悖的。可是在抗战及战后中国社会的特定语境之下，文人与社会和现实之间互动的方式，往往掺杂着政治自述和角色意识的成分。

郭沫若年甫五十被尊为“郭老”，茅盾为“茅公”。这是一种社会的地位及其使用的表达方法。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平均水平不高，传统社会语境下50岁被尊之“公”、“老”并不稀罕，但旗手、方向映寓其中，就又不同了。文艺政治化趋向下的话语权或私人间的恩恩怨怨，或许并不足以说明一切。

人们历历在目的还包括萧乾在４０年代战后时期，为《大公报》写的那些国际时评，其风格和思想，具有强烈的个人视野和比较广泛的影响。如在《一个政策两个世界》、《世界两极化的趋势》、《圣与雄的分水线》、《哭甘地！悲人世！》等文里，他表达反对战争的主旨：和平是比任何主义、政党更崇高的真理。他不同意嘴里在高喊和平统一，实际上杖戟相撞，各不相让。他表示，只要能使人民在和平环境里幸福、自由，享受公平、正义和民主权利，那就是好主义。他甚至还讲述了这样一个寓言式的短剧：世间只剩下甲乙丙三个人，他们开安全会议，瓜分世界。结果乙丙合谋杀了甲，乙后来又杀了丙。世界就剩下乙一人了。他道：我最后已为人类获得永久的和平了！（参见萧乾：《世界两极化的趋势》，载上海《大公报》，1948.3.9）。人类该和平仁爱，充溢着理性、公平、自由、合作、互尊、互爱、和平！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眼中的世界观，是在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军队和解放军在战场双方此消彼长的情况下，所做的呼吁。此外，在《泛论民主与自由》、《论政治与暗杀——民主传统比民主制度更重要》等文中，萧乾将民主政治视为一种独特的知识形式，尝试在法治的基础上提出尊重人民、保障人民权利的话题，作深入思考，以推行一种“普遍真理”。无疑，这样一种论述，在萧乾，庄严，同时快乐！但是，作为一种尖锐的思想与当时的主流思想不符，这种倾向，太理想化了。

郭沫若和萧乾完全不同，就像他曾经表明的，从青年时代起，他就一直处于运动中的现实和政治中心，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他经过一种独特才智过滤后的发言，往往观点鲜明，立场清晰，对萧乾类如上述的极其开放的思考与观察，对萧乾这样的深受美英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或对自由思想抱持特殊兴趣者，当然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和话语。1948年3月，紧跟形势、不吐不快的郭沫若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中，发表了题为《斥反动文艺》的文章。

文中，郭沫若用五花八门的各种颜色，给他认定的所谓“反动文艺”作家作了描画。描画过程中，或许，作者并不能感受到被描画者的痛苦，他只逞一时之快。

回来啦（7）

沈从文是“桃红色”作家，专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

朱光潜是“蓝色”作家,“人们在这一色下边应该想到著名的蓝衣社之蓝，国民党的党旗也是蓝色的”。

至于萧乾呢，则是“黑色”作家：

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所想举以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这是标准的买办型。自命所代表的是“贵族的芝兰”，其实何尝是芝兰又何尝是贵族！舶来商品中的阿芙蓉，帝国主义者的康伯度而已！摩登得很，真真正正月亮都只有外国的圆。高贵得很，四万万五千万子民都被看成“夜哭的娃娃”。这位“贵族”站在集御用之大成的《大公报》这个大反动堡垒里尽量发散其幽缈、微妙的毒素，而与各色的御用文士如桃红小生、蓝色监察、黄帮弟兄、白面喽罗互通声息，从枪眼中发出各色各样的乌烟瘴气。一部分人是受他麻醉着了。就和《大公报》一样，《大公报》的萧乾也起着这种麻醉读者的作用，对于这种黑色反动文艺，我今天不仅想大声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

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

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

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

今天你的贡烟就是大公报的萧乾！

萧乾被认定是标准的“买办型”。他的作品是一种黑色的反动文艺！

郭沫若被激发出满腔的热情，他要读者和萧乾这样的人的文字绝缘，不读他们的文字，并劝朋友不读。

当时不少人读到郭沫若的这一宏论时，感到“振聋发聩”，不免将信将疑者，也都被郭沫若“麻醉着”了。这样的“大声疾呼”，如此的“怒吼”、怒斥，与理性相去甚远，对当事者萧乾，难免会制造出很大的阴影：“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从郭沫若设置的议题看去，未必是一顶古怪的帽子！ 但是，这种语言攻势，以“人民”的名义进行，就多少带有恐怖性质：今天是人民革命势力与反人民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反人民的势力既动员了一切的御用文艺来全面“戡乱”，人民的势力当然有权利来斥责一切的御用文艺为反动。但我们也并不想不分轻重、不论主从，而给以全面的打击。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这一批“作家”。他们的文艺政策(伪装白色、利用黄色等包含在内)，文艺理论，文艺作品，我们是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的。云云。

《斥反动文艺》发表之前，郭沫若于1月初在一次有中文大学部分师生参加的团拜会上，作了一个演讲。在这个演讲中，他说：“文艺方面像政治一样，一方面有为人民的文艺，一方面有反人民的文艺。”反人民的文艺他认为有四种，即：茶色文艺、黄色文艺、“无所谓文艺”和“通红的文艺”（“托派的文艺”）。当时，他把萧乾、沈从文等人归入茶色文艺。还特别说萧乾比某某还坏。“有钱有地盘”，脸皮格外厚。要毫不容情无须手软地打击他们、消灭他们，至少也要多敲打他们才行。（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图书馆合编：《郭沫若在上海》，第349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回来啦（8）

在挨了这位大权威的潇洒淋漓的敲打和痛骂，充分领略到先把人搞臭再说这一策略之后不久，遭遇麻烦的萧乾写了一篇《拟J﹒玛萨里克遗书》，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心态与心境。文章发表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文中，萧乾描写了一个眷恋故土，曾经相信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幻想”欧洲不流血革命的人物形象——他虽然最终承认了自己政治哲学与和平理想碰壁，但却仍然要对“左”、右两派尽逆耳之言：

纵使发泄了一时的私怨，恐怖性的语言攻势，就便成功了，还是得不偿失的，因为那顶多造成的是狰狞可怕，作用是令人存了戒心。为了对自己忠实，为了争一点做人的骨气，被攻击的人也不会抹头就跑的。你们代表的不是科学精神吗?你们不是站在正义的那面吗?还有比那个更服人的武器吗?今日在做“左翼人”或“右翼人”之外，有些“做人”的原则，从长远说，还值得保留。（萧乾：《拟Ｊ玛萨里克遗书》，载《观察》，1948年４月第４卷第７期。）

这里，萧乾没有接受当时西方盛传的玛萨里克系被共产党谋杀的说法，也不曾简单地认为他是独裁阴谋的牺牲品，更没有采取当时左翼所持有的，这只不过是跟不上历史发展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死亡的看法。萧乾这里，是将他塑造成一位曾经相信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期望进行不流血革命而又持独立的“做人”原则的历史人物。这封“遗书”究竟是否替玛萨里克说出了几分属于他的真实思想，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萧乾在这儿把这个人物当成了自己的化身与写照，讲出了这个人物对他所意味的东西。他是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萧乾在这里想表达的是,“做人”的原则和革命的原则，人的意识和民族意识，并不总是那么对立、矛盾、不可兼容；倘若出现一个讲公平正义讲民主讲法治的社会，不随便拘捕人，平等、自由，没有任何压迫与剥削，那一定会深得人心。

然而，当时的郭沫若抓住公众的想象，慷慨激昂。他有恃无恐，继续打开话题，一味尽兴地大张挞伐，除《斥反动文艺》，他还在《华商报》上连续撰文，斥骂萧乾。

1948年3月14日，他在《华商报》上发表《“自由主义”亲美拥蒋,“和平攻势”配合美援》一文。第二天，又在该报发表了《提防政治扒手！》。在后一篇文章中，作者道：“我们已经明确地知道TV宋出了260亿，政学系的宣传机构派出了开路先锋萧乾。萧乾被派去做《新路》的主编，这和得了大量美金外汇到香港来进行宣传攻势，是有密切联系的。”“他们已经将一部分过去不曾和国民党合作过的文化和文艺工作者扒过去了，这分明是钱昌照、萧乾经手扒过去的。”还认为，他们更大的目标是在替蒋家王朝扒民意，扒人心，扒中国主权！

政治批判的过人能力和效用，影响日盛，杀伤力自不待言。

回来啦（9）

查历史资料可得，1941年11月16日，文坛在重庆、桂林、香港等地举行过郭沫若５0诞辰的系列祝寿活动。“称公称老”说，会触及个人间的私怨是非。但是，确乎也不尽然。王芝琛在其所著《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的“郭沫若与《大公报》忿怨几则”一章中，就提供了另一种解读和分析。他认为，郭沫若和《大公报》第一、二任总编辑张季鸾、王芸生的矛盾由来已久，思想上存在矛盾和分立，是显而易见的。萧乾的这篇社评，只是捅了马蜂窝。王芝琛写道：“在这里（指《斥反动文艺》），郭指名道姓只有一个萧乾，其实非也，郭矛头所向仍然是《大公报》第一、二任总编辑，仅是采用打‘车、马’，指‘将、帅’而已，莫怪萧乾大呼‘冤枉’。因为要说‘反动’的话，主要指《大公报》的社评。而《大公报》的社评，主要出自张、王之手，尤其是重要社评。萧乾自进入《大公报》以来，编过多年文艺副刊，并未触犯过谁。后又成为《大公报》驻英记者，回国后仅写了点国际社评，郭沫若不应把‘反动之大全’加在萧乾身上……笔者以为这仅是‘导火索’而已，并非问题的实质。但萧乾确实因郭这一番‘夸张的笔伐’深受其害。”（王芝琛：《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第２１０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

郭沫若的那些话，显然有说得离奇、不实的一面，一切和萧乾所做的选择——或没做的选择，似乎并不发生太多的关联。例如，一口咬定《新路》是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办的刊物,“萧乾被派去做《新路》的主编”，就与事实相去甚远，而有着危言耸听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

1947年11月，萧乾的英籍妻子吵着要回英国，一个道貌岸然的医生从中渔利，竟借机乘虚而入，破坏了他原本美满幸福的家庭。1948年他的“洋太太”格温跟他离婚回英国去了。因为这桩离婚案牵涉一个“第三者”，有人便在报纸上刊登文章，说萧乾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萧乾经此意外打击，急于离沪疗伤。友人姚念庆建议他到北平参加由清华大学吴景超担任主编的《新路》杂志的编辑工作。1月底，萧乾赴北平参加社会经济学会和《新路》杂志的筹办活动。当时，经济、政治两栏分别由北大、清华的两位教授刘大中和钱端升担任，吴景超兼任社会栏，萧乾答应编国际评论及文艺栏。他还曾经专门去了沈从文的住处，邀请沈从文参加《新路》的筹办，并在发起人名单上签名。但沈从文没有同意。刊物出版前，萧乾在杨刚等人的劝阻之下，去电坚辞。他此后尽管出于还情感债（起先答应后来打了退堂鼓），写过几篇文章，可具体编辑事项并未参与，至于主编工作更未染指。

回来啦（10）

据文洁若后来回忆：1956年审干，组织上根据调查及萧乾交上去的书面材料（其中有各期《新路》杂志），做出结论：《新路》是高级民主人士于1948年创办的进步刊物，后被国民党查封。萧乾因接受地下党劝告，并未参加。

萧乾把这个结论背给文洁若听时，说：审干真是伟大，黑锅尽管背了７年，总算给卸掉了；一定要加倍学习，努力工作。

邵燕祥后来在谈到这桩公案时，指出：这段历史反复受到审查，似乎当时受邀的一念也成了他的致命大病。此案作为萧乾个人的历史问题，应该说已经澄清；然而，他以为,“假设他当时参与了《新路》的实际编辑，难道就罪在不赦吗？这本刊物由吴景超主编，钱端升负责政治栏，这两位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都划为右派，在他们的罪状中，创办《新路》该是一笔历史旧账吧？他们的右派结论都已改正，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留没留下尾巴，是怎样为《新路》定性的？我以为时至今日，我们不是从人事档案的角度，而是从现代史的角度，应对这一份杂志有个准确的看法。”（邵燕祥：《认识一个真实的萧乾》，见吴小如、文洁若编：《微笑着离去：忆萧乾》，第５０２页，沈阳，辽海出版社，１９９９。）在他看来，出版自由，是指不同的出版物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自由的思想与发表，历经岁月弥坚，应是会战胜思想和语言上的暴力的。

对于置身新社会之中的萧乾来说，1949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未完全使他心头上的乌云散去。他感觉是“背着这口黑锅”来了北平、参加了外宣工作岗位的。明知道开罪了大权威，回来难免会出现状况和问题，可是，要不当失掉身份的漂泊者，就得回到祖国的这条船上，同它共命运。他想回家。他不能也不会后悔。

1949年初，萧乾做出了由香港回到内地的选择，其中，他的朋友杨刚、李纯青以至乔冠华、龚澎（时任《中国文摘》主编）等人的说服动员，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多次想起童年在北平看到的“白俄”的处境，他不愿意当“白华”。 他相信，回来之后，也许积极面对，他就一定能并终将解决那些让他为之迷离、徘徊、彷徨的问题。时代毕竟为新鲜而热切的心灵增添了活力，带来了希望。

只是，希望真的总能战胜悲观吗？

他编辑《人民中国》，向海外读者介绍中国的巨变，不遗余力。可是他自己涉及的所有问题，他并不能轻松地做出衡量。自己不是唯一采访西欧战场的中国记者。他不敢也没有勇气说：“不对，还有中央社的某某某，《中央日报》谁谁。”

沈从文的资历比他老，也有颇为丰富的社会、人生阅历和经验，可沈从文挣扎求活，处境却颇狼狈。 汪曾祺回忆：一天，北京大学贴出了一期壁报，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不知道这是地下党的授意，还是学生社团自己干的。这篇壁报对当时在北大任教的沈从文的压力很大，他神经极度紧张，以致一度出现精神失常、失控的现象。1950年，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的时候，萧乾参加了，沈从文没有资格参加，受到的打击、刺激更大。1950年9月8日，他给丁玲写了一封三千余字的长信。信中说，解放后，他自己“生存全部失败感占了主位”，感到“什么都完了”。由于“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导致精神失常,“只觉得家庭破灭，生存了无意义”。通过学习，检讨自己,“已深知个人由于用笔离群，生活离群转成个人幻态。涉于公，则多错误看法，近于病态而不健康；涉于私，即为致疯致辱因果”。他希望能得到领导的谅解，安排他从事工艺美术研究,“为将来建设中的人民工艺美术的保存与发扬终生服务”。（引自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载《汪曾祺文集·汪曾祺散文》，第１４２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参见陈漱渝：《干涸的清泉》，载《人物》，1990（５）；沈从文：《致徐迟》，载《长江文艺》，１９８９（１）；魏荒弩：《默默者存》，载《随笔》，１９９０（５）。）他很快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陈列组工作。这期间，萧乾常去看望沈从文。1953年年初，他在了解到时任毛泽东主席秘书兼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关心沈从文的现状后，特别在给巴金的信（1月15日）中写道：

胡乔木同志写信鼓励从文写点历史类的作品，认为他能写，适宜写，从文仍在踌躇。如写信，盼为他打打气。（引自文洁若：《俩老头儿（巴金与萧乾）》，第111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５。）

回来啦（11）

文人之间，即使是在非常时期，也是声息相通，常常相互鼓励支持。靠挥舞拳头呼唤上苍来整理自己的生活，并不那么靠谱。

萧乾负责英文版《人民中国》，专心于对外宣传工作。他因此对内尽可能不去发表自己的意见。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文人，他陆续写了多篇长篇通讯，其中《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广发各地登载”，并“出单行本”，影响甚夥。这样一种政策性的宣传文字，从政治和现实功用角度看，他完成得无可挑剔，影响非常大。

但是，在文学和语言上，萧乾骨子里却很不满意。过去的他，对语言执著而又认真，使用文字考究,“就像作曲家之使用音符”。他认为，表达思想感情的文学语言，内容应溢出字面，跃出字面，要把工夫更多地下在字里行间。

他说：正如一面锣，用它来通知开饭时，当当当，只要敲得响亮就成。可是作为打击乐器使用时，则有时是闷哑的轰鸣，如远处的雷声，或烘托气氛，或描绘心境；有时又淋漓激越可穿云裂石，把听觉引向戏剧的高峰。萧乾感到，像他同时期的一些作家（如钱钟书），1949年后就搁了笔，对此他抱有一种莫大的遗憾。

我呢，50年代不甘寂寞。可以说，从1949年至今，除了被迫停笔的那22年，就一直在写。然而，我变成另一个人了。我提笔根本不敢用自己的语言(卞之琳的《四重奏》用过，就挨了批)。我当时说自己要“向下爬——爬到工农兵中去”，而在语言上，我也一直在向他们靠拢。1949年前，我总是努力用“形象”说话。后来我连比喻语言也不敢用了(1956年的《大象与大纲》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当时党号召到工农兵中间去。我不但去了(如土改)。我连原来的思维方法都改变了。（1994年5月14日，萧乾给作者的信。）

萧乾在《土地回老家》“附言”中写道：《土地回老家》的意图，是通过农村几个典型人物和几个典型事件，来说明土地改革的基本过程。它不是文艺作品，因为，在这里，创作必须服从报道，人物发展必须服从过程环节。它只是土地改革文件的一种例证。

思想改造要接触实际，服从需要。至于艺术创作、语言，已经不重要了。对于萧乾来说，全民免疫战役已经打响。他需要更为扎实、开敞地踏入主流的行列中去；而他的个人情感生活，同样需要进行修补。

梦里梦外（1）

一条笔直的马路，插进去一条笔直的不算狭窄的胡同。胡同幽静、深邃，绿荫如盖，树木成列。大树掩映中的一座四合院，很大、很深，有三进瓦房。就在这座四合院后院的三间小西屋里，44岁的萧乾，和比他小17岁的文洁若，平静地开始了他们的夫妻生活。然而，单为悬殊的年龄，以文洁若来说，在那个年代，在那样的社会，在远离文化的文化地带，在传统背景影响下的人的思想、生活与行为方式，以及辐射它们之上的光与色，就都具有着让人窒息的特殊意涵。更不要说萧乾还结过三次婚，拖着一个小男孩，让文洁若的心理上更无形地背着个沉重的“包袱”。

婚前，要过的第一关当然首先是文家，是文洁若的妈妈。

女儿幸福，是她自我意识工程的一部分。听说女儿即将下嫁萧乾，作为母亲的她轻轻叹了口气，说：

“你死去的外公的主张是：宁可让闺女嫁给叫花子，也不嫁给二婚的，何况又有个娃娃。”

文洁若不是受传统腐蚀的人。她对任何传统正统的想法一概嗤之以鼻。她翻出父母当年的结婚照给她妈看，说：

“您瞧，当年您和爸爸是郎才女貌，年龄相当，又都是初婚，婚礼多么隆重。但那是包办婚姻。您能说您的婚姻是美满的吗?”

“你二姐是自由恋爱了，要和有家室的好，结果又怎样?”

文洁若的二姐文树新，是个反封建的女杰，性格活泼，追求革命，向往进步，在孔德学校读书的时候，和孔德学校校长杨晦谈恋爱，１９３４年４月私奔去了上海。杨晦有妻有女，他们的事闹得沸沸扬扬，还上了当时的小报。吴祖光和文洁若的大姐是同学，他告诉文洁若，小报上画的是她二姐骑着一只毛驴，牵驴者正是杨晦，背景是西山。１９３５年，可怜二姐生下一个女儿(名杨江城)后，没几天就病死在医院里。文洁若见妈妈提到二姐，想到她那令人震惊的命运，一时语塞。顿了一下，就又说：

“二姐走的路并不错。她是自由自在地创造自我。她早死是命，并不是因为她选择了这条路。”

母亲没再说什么。

梦里梦外（2）

她毕竟是个明智、通情达理的人。她知道要说服女儿是徒然的，何况从深心里讲，她也更愿意尊重女儿，尊重女儿的感情，尊重她的选择。结婚前夕，当文洁若对她讲了她和萧乾对婚礼的看法与打算时，原是很讲求排场的母亲只是以淡然的态度说：“讲实际，不讲浮华，也好。只要你们俩和和睦睦，白头偕老，其他都不重要。”

文家原籍贵州，文洁若的祖父做过将近二十年的县官，父亲则自1916年起，就在中国驻日使馆任外交官，1936年卸任。文洁若有姐妹、兄弟七人。小时家境富裕，在北京置有四十间大瓦房，分五个院子，有老家人、奶妈和丫鬟。可是到敌伪时期，父亲有天赋、有经验在外交界做事，但因为不事权贵，失业了。家中靠典当度日，于是把房契也抵押出去。日本投降后，那个拿走房契的人下落不明，因为无法证明不曾把这座房子卖给敌伪，这样，就稀里糊涂地被当作伪产没收了。

五个姐妹当中，文洁若原名文桐新，是老五。

大姐文桂新(文馥若)很有才华。1936—1938年间，发奋读书的她曾以“修微”为笔名写了三篇小说和一篇散文，从东京寄给《国闻周报》，不但发表了，而且还收到编辑写在明信片上的热情洋溢的鼓励信。后来文洁若得知，当时的《国闻周报》，正是主持《大公报·文艺》的年轻作家兼记者萧乾兼管的。大姐的作品，就是他发的。至于鼓励信，也是乐为“文学保姆”也爱写信的萧乾写的。大姐1947年赴美留学。走前，将她一直收藏的三篇文章的剪报和三张明信片交予文洁若保存。文洁若后来说：“一场‘文革’浩劫，明信片丢失了，剪报却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文洁若：《生机无限》，第１０页。）

在记忆的心库里，文洁若对后来和杨晦谈恋爱出走上海的二姐文树新的音容笑貌，印象很深。直到现在，文洁若还记得，小时她和四姐格外恋慕二姐，二姐上学去了，就若有所失。四姐5岁、她3岁半时，她们就商量到学校去找二姐。她们从堂屋桌上够下一包铜板，把尚不会说话的小弟弟也抱上，人力车夫居然把他们拉到了东华门的孔德学校。当时恰巧学生放学，正像潮水似的往外涌，二姐本来已出了校门，临时回来取东西，才发现了他们。回家时，家人正急得团团转，不由自主地揣测可怕的结果，就差去报警了。

梦里梦外（3）

三姐文常韦（原名文棣新），原是文家五个姑娘中最活泼的一位。上辅仁大学三年级时，一次骑车伤了脚踝骨。当时由实习大夫主刀的一次失败的手术害得她17年卧床不起。文洁若工作后，立志为患足疾多年的姐姐治病，认识萧乾时，便已存下一笔钱了。

一次约会，清晨的风吹拂着他们。谈着，不知怎么又谈到三姐，谈到三姐的病。文洁若叹着气说：“姐姐也是读到辅仁大学西语系三年级才出的事。她的不少同学四九年以后，纷纷都进了革大，一个个已经当上干部了。姐姐现在还常看英文小说，要是不伤了脚，至少也能像我这样，进出版社当个外文编辑。”萧乾听她这样说，就道：“三姐是太可惜了。不过像你这样攒钱，这样待自己，也太苦了。”她回答说：“在姐姐能重新用自己的脚走路，妈妈能够过上舒适的晚年之前，我不想在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钱。”她眼睛里溢满了泪水，很重地对萧乾说：“三姐是我的生命。”萧乾见文洁若这样说，稍感惊讶的同时，也告诉她，自己也有位姐姐，是大堂姐：“她是我半个母亲。我10岁上丧母，妈妈生前一直在外佣工，所以全靠这位老姐姐操持。那时我们是寄人篱下，但当三堂兄罚我跪或是将我按在炕上用棍子抽的时候，大堂姐不但替我求情，还用身子挡。她为我洗涮缝补。天不亮，总是她使劲把我推醒，打发我去上工。我同堂兄决裂后，也还仍然不时地硬着头皮去看她。”萧乾还说，大堂姐个子很矮，长得不美，然而她有一颗至为仁慈的心。大堂姐给了他一个温暖的世界。她还是他的启蒙老师。她认识不少字，看过许多演义，能整本整本地讲《济公传》、《小五义》或是《东周列国志》。她会唱动人的儿歌和民间曲调，曾教过他《寒衣曲》、《丁郎寻父》、《葡萄仙子》、《月明之夜》。她几乎不管什么只听了一遍就能背诵下来。她能背全本《名贤集》，什么“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呀，以至描写炎凉世态的“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健康也好，不健康也好，那是他最早接受的人生哲学。文洁若听了，就有些感动地说：“以后我一定帮你好好地照顾老姐姐。”

梦里梦外（4）

文洁若的四姐文檀新，几乎是个天才，上小学时即以日文歌曲《沙漠里的公主》击败其他参赛小选手，荣获女子青年会举办的国际儿童演唱会的第一名。她既精通数国语言，又弹得一手好钢琴，还会作曲。她原名槿新，8岁时，父亲听说“槿”的生命力不强，怕不吉利，就给她改了名。结果她还是早逝，22岁上突然死在美国。

文洁若从小就是个书呆子。1933年9月，她进入孔德学校读一年级。孔德学校就是现在的北京二十七中的前身。那时的校园很大，有幼儿园、小学部、初中部和高中部。然而文洁若仅在这里读了一年，就随家人一起去了日本。

除已去上海的二姐外，姐妹兄弟，包括最小的两岁的弟弟，都被在中国驻日使馆任职的父亲接到东京去受教育。到日本后，大姐、三姐进圣心女校去读英文、法文。为解决语言问题，父亲请幼儿园的海卓子老师给他们四个小的补习日文。不久，聪颖过人的四姐插入麻布小学三年级，文洁若也插班入了一年级。年幼的弟弟学朴和学概则分别进了麻布幼儿园的梅班(大班)和桃班(中班)。半年后，家里另外又请了一位开私塾的今野老师，每晚都来辅导。据文洁若回忆，今野老师很懂得一些儿童教育心理学，很会循循善诱。他对文洁若他们说：“要是你们能自己把学校留的家庭作业做好，不用我操心，那我就可以把时间花在讲故事上了。”为了听故事，孩子们就总在他到来之前，就早早地把功课一丝不苟地做好，他来后只消花几分钟过一下目就成了。他讲叙的故事非常丰富，“从日本民间传说、格林和安徒生的童话，到为日本儿童改编的通俗易懂的世界名著，像莎士比亚的戏剧、荷马的两大史诗、雨果的《悲惨世界》，以及《天方夜谭》，等等”，为孩子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色彩斑斓的艺术世界。

1936年东京发生了“二·二六”事件(日本军人武装政变事件)，文家遂于当年7月回到北平。回国后的文洁若继续在北京东单的日本小学读书。第二年7月，北平沦陷，家里生活愈显困窘。那时，性格倔强、外秀内刚的小洁若，上穿深红色的灯芯绒夹克衫，下着蓝布大裤腿的裤子，还是显现出十足的学习劲头。她每天开动“11号”（步行），迈着小腿，穿过半个北平城走着去上学，仅仅是为了替家里节省几个大铜子儿。

梦里梦外（5）

在日本小学上三年级时，四姐读五年级，六年级有个姓钱的女生，因成绩好，举行毕业典礼时代表毕业生致辞。文洁若和姐姐也年年获得优等生奖状。当时，全校有二百多名日本孩子，只有她们这三个中国学生，却个个读书出色，很是扬眉吐气。当时，圣心会作为天主教女修会，遍布世界各国，所办圣心学校，在中国也有。1941年3月文洁若小学毕业后，便进入东单三条的圣心学校，攻读英文和法文。她当时年龄尚幼，但已是非常老成，所以格外用功。她每天发愤读书，成绩扶摇直上，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文洁若在圣心念了将近两年书，每月评奖，上台领奖的总是她这个黄皮肤、黑眼睛、两条辫子粗又长的中国姑娘。

1942年1月，家中忽然告急，经济拮据，捉襟见肘，吃饭都成了问题，又哪里还有余力供孩子读书?于是文洁若就只好辍学在家。恰巧那时三姐刚伤了脚，她就在家一边侍候姐姐，想象自己发现种种治疗方法，一边自行定下读书计划。她朝着预定的目标挺进，没日没夜地读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并背会了《长恨歌》、《琵琶行》等长诗。1942年9月，她到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女校初三做旁听生，以一种智慧的顽强努力学习，翌年考入高中。高三毕业那一年，清华、北大、南开联合招生，全班同学都报考了，最后却只有她和另外一个同学考取了。那个同学读工科，她则读了清华外国语言文学系。听说那年是三万多个考生中才取一千名。当她在大红榜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时，她跳过了有关勤勉苦读的长长的一段记忆，而只将自己沉入一片意外的狂喜与欢欣之中。

和萧乾比起来，文洁若喜静，萧乾爱动；文洁若内向，萧乾外向；文洁若不善言辞，萧乾颇善交际；文洁若勤奋刻苦，萧乾倚傍性灵，疏于坐冷板凳；文洁若对创作心向往之，却是一直还在译坛耕耘，萧乾对译事往往敬而远之，而就仅在文学园地里流连徜徉；文洁若在翻译战线上很坚决地打着阵地战、持久战，萧乾则无心恋战，就只打打游击，甘于当一个“游击战士”……尽管在性格上、在年龄和阅历上，文洁若和萧乾都差了一大截，可他们共同点远远要多于他们之间的差异。

他们都深受外国文化和文学的浸染与熏陶，又都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他们都喜欢狄更斯、罗曼·罗兰、马克·吐温、凯萨琳·曼斯菲尔德。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对精神的信念，将他们的婚姻的纽带系结到了一起。

文家姊妹五人都曾在圣心学校受过西洋教育，所以自幼家里就弥漫着宗教气氛。这使那年娶了文洁若，也就同时“嫁”到了文家的萧乾，感到亲切，同时也使他和文洁若有了最大的共同共通的爱好与话题。

文洁若在和萧乾结婚之前，是个宗教皈依者，有着浓厚的宗教情怀。认识萧乾的时候，宗教在她已是一种精神生活的需要，一种生命寄托的内在形式。

萧乾自小上的是教会学校，宗教最初对萧乾在心灵上更多地产生一种比较反感的心理感受，待进了与教会渊源颇深的燕京大学之后，由历史、艺术的接触与音乐、绘画、雕刻等的领受中，他慢慢地更为清晰分明地看到了宗教世界的另一面。他开始感到海顿、古诺、莫扎特等人的古典音乐，尤其是他们的宗教音乐作品，很美，也很好听。他从在燕京学的文化史、艺术史中开始懂得，整个欧洲文化浸透了宗教，接触欧洲文化和艺术，要排斥宗教是不可能的。从文学史、艺术史上看，基督教是从西亚到欧洲这一带人民很重要的文化遗产，《圣经》是希伯来民族若干世纪积累下来的一部诗歌散文宝库。基督的事迹是从但丁、达·芬奇到当代几百年来欧洲诗歌、绘画、音乐、雕塑大师们的重要题材。至于1517年马丁·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则无疑引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结束了中古的黑暗时代，并最终导致了人类真正的思想解放。

1935年萧乾到天津《大公报》工作，报馆的旁边就是一座哥特式天主教堂。这座有着两个高耸的尖楼的教堂，在萧乾的心目中简直就是巴黎圣母院，而其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建筑艺术，更让他心醉神迷。后来到欧洲，他涉猎更广，不仅徜徉于富于宗教色彩的建筑、雕刻、音乐之间，甚至精心收藏宗教题材的香烟画，以其作为自己永久性的观赏。1942年夏天，萧乾辞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教职，成为剑桥大学英文系的研究生。剑桥大学的底子是中古僧院。早在12世纪，一批圣方济会的修道士就开始把剑桥发展成为英国的一个学术中心。萧乾当时在那里读书时，剑桥还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整整两年，萧乾几乎朝夕都与王家学院的教堂相厮守，沉浸在那用深沉悠扬的风琴演奏的文艺复兴以来的宗教名曲之中。

梦里梦外（6）

当婚后萧乾娓娓道来，将这些讲给文洁若听的时候，文洁若感到有趣，也感到安慰而温暖。她从后边抱住丈夫的腰，觉得丈夫跟她一样年轻、有力，一样地在一任自己的本质与周围物事脱离散尽，而只将自己沉浸到对宗教的温情怀念中，对真的心性的围护与狂欢中。她充满喜悦与幸福，感到自己安全而有所依靠。

萧乾把由海外带回来的几百张西洋唱片搬出来，和文洁若一道，挑出亨德尔的《弥赛亚》，莫扎特的《安魂曲》，古诺、莫扎特等的《圣母颂》等宗教音乐歌曲，静静地聆听；萧乾由英国搜罗来的上百张宗教题材的香烟画，文洁若有空也喜欢翻来覆去地看。

一次晚上，在灯下，他们依偎在一起，又听起他们喜爱的音乐来。音乐声中，萧乾环视他们这个简陋却暖融融的充满温馨之感的小屋，忽然道：

“其实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而且是被压迫阶级。耶稣本人据说就是个木匠的儿子，跟随他的几个门徒也都是些打鱼放羊干力气活儿的。他也许还是反抗罗马帝国残暴统治的民族英雄呢。每次我从《圣经》上读到他把卖牛羊鸽子和兑换银钱的商人一塌刮子从圣殿里赶出去那段，就觉得是替穷人们出了一口恶气。小时候，我曾编了这么一个顺口溜：耶稣爱我一脸泥，我爱耶稣没炕席。唱得可欢啦。”

文洁若笑了：“有意思。不曾想到那么早你就有这样精彩的创作。要编电影剧本，这句话可以编进去。”

又说：“你小时候还这么调皮哦。以后我们的孩子不会像你吧?”

在２０世纪50年代风雨漫漶中，萧乾和文洁若共同的心愿就是坚守这独属自己的一份温馨和真实。他们俩都不想当官，就只想看点书，做点踏踏实实的工作。文洁若在婚前已经以工作认真努力获得好评，婚后，在萧乾的影响下文字也逐渐变得洒脱一些了，好几位有名望的译者都对她加工过的稿子表示满意。她认真依旧，一门心思埋头业务依旧，两耳不闻窗外事依旧。萧乾后来对人说，我的妻子是个落后分子，要是是个积极分子，是个夤缘向上、把利益关系看得很重的人，那我也早就家庭破裂、家破人亡了。

其实萧乾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设若在结婚之前，文洁若就是个大大的积极分子、政治上的追逐利益者，是非利害界限分明，那么，她还会在度过无数不安和冲动的不眠之夜后的早晨，在承受沸沸扬扬的巨大的社会与心理重负之下，毅然不顾舆论的压力，作出嫁给萧乾的这一一生中的重大选择吗?

在他们婚前的一个星期天，萧乾带着他那上幼儿园大班的儿子和文洁若一道去北海公园划船。那天文洁若上穿一件白色绣花衬衫，下着紫红长裙，两条又粗又黑的长长的辫子，分别用一条淡淡的水红色的绸子扎成一个弧度很小的椭圆形，垂挂在两耳旁边。荷花掩映之中，文洁若在心里涌起浪漫与奇异之想的同时，依然文弱苗条、温婉柔媚，一派小鸟依人的模样。萧乾见文洁若满面春光，衣裙拂拂，身形轻盈，就一口气给她拍了好几张照片。正在他们专心致志拍照的当儿，忽然有人大叫一声：“文洁若!”他们回头一看，只见出版社校对科的小王和社里的张大姐，还有两个不认识的人，咯咯地笑着已经走远了。

第二天文洁若去上班，出版社便有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

有人伸出拇指对她说：“小文呀，你谈的朋友不错啊。”背后，却有人指她是“小三”，出版社内流传着关于她的闲言碎语。

有人说：“他可是真正喝过洋墨水的，又是个作家，你们挺般配的。”

还有人放低声调，跟她咬耳朵：“看他都快谢顶了。听说他结过好几次婚，还拖着个孩子，你一个大姑娘家的，可千万要慎重考虑考虑哦。”

又有人道：“一个挨过文坛泰斗那样痛骂过的人，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还能有前途吗?你是个单纯的姑娘，要好好想想，看能不能和他接近。你还年轻呢。”

文洁若听到这些风言风语，感到非常难过。她回来对萧乾说起这些，萧乾头脑比较清醒，他知道，命运对他或者根本并非不幸。

梦里梦外（7）

他又一次和文洁若回忆起自己走过来的路——

他从小没受过什么太好的教育，没有家学，学无根底。小学还没毕业，他的妈妈就与世长辞。他是靠织地毯和送羊奶念完初中的。在高中差半年毕业时，他还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勒令退了学。

他的感情生活开始得很早，但是并不那么顺利。1946年，《大公报》拍电要身在英国的萧乾回去，已经在外面闯荡游弋了整整7年的他自己，也正是归心似箭，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即飞回去。当时，“二战”刚刚结束，交通工具还非常紧张。飞机是搭不上了。他就找到一艘往东走的叫做“格林诺高”号的货船上去了。上船的那天是那时已经决定跟他结合的格温送萧乾走的。格温要去美国看她的父亲，然后与萧乾在上海会合。他乘的这条船一路上走走停停，跨过烟波浩渺的红海和印度洋，经过新加坡、香港，足足走了一百天才抵达上海。

萧乾一到上海，格温已经先到上海，并且到码头上来接他了。他下船首先的一个难题是报馆没有为他准备住处，而上海那时租房非有金条不可。格温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英国人，她出生在上海，襁褓中跟着父母去了英国。她这次到了上海，非常兴奋。但首先总得有个住的地方，有个家。辗转搬了几次家，最后，为了解决住房，萧乾就接了复旦大学的教职，在徐汇村一幢日本式的平房里安顿了下来。

萧乾在复旦是在英文系和新闻系作教授。在那里，萧乾教了不少学生。这个教书工作一直教到1948年他离开上海到香港时为止。与此同时，他在《大公报·文艺》那里仅仅挂了个名儿，写国际性的社评，不需要坐班。当时上海《大公报》总管理处设在南京路，编辑部则在民国路。那里，每星期四举行一次社评委员会，一般由社长胡霖或王芸生主持。写国内问题的除胡、王外，还有李侠文、贺善辉两位。国际方面，日本问题一概由李纯青执笔，美国原由章丹枫负责，萧乾经手范围只是欧洲大陆及英伦三岛。后来章丹枫教书去了，美国就也划给了他。1946年萧乾还用塔塔木林这个笔名写过《红毛长谈》，以及一些专栏文章。

他很后悔，自己要是就光写写国际社评，也不至于出乱子。偏偏1947年要他去写一篇关于文艺的社评。这就捅出了大漏子。１９５９年靳以加入了共产党，同年１１月７日便病逝了。作家刘白羽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悼念文章。文中写，１９４７年他因事到复旦大学，靳以热情地招待他吃饭，尽地主之谊。萧乾呢，左手挎着“洋太太”的胳膊，右手牵着洋狗，西服革履，满嘴洋文，在校园的草地上散步。（见文洁若：《萧乾与〈大公报〉》，载《书屋》，２００４（６）。）

这个描述当然未必那么真实，至少，那时萧乾的家庭并不太安定。萧乾记得，和格温刚到上海时，是在先施旅馆下榻，夜里刚睡下便发现了臭虫。一直在英国长大、连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的格温，这是头一次挨臭虫咬。她大哭大闹了一夜。后来又搬过几次家。这中间还曾半夜里被大兵搜查了一回。这使她很受刺激。此时此刻似乎再也察觉不出一丝温馨浪漫的味道。她常对萧乾嚷：这不是我的国家!我要回英国!这样，儿子１９４７年8月出生，11月家庭就破裂了。那时格温生下铁柱儿后，身体不大好，替他们接生的医生王逸慧，就提出让格温住到他家去，以便于看护、医治。因为他替他们接生了孩子，他们很感谢他。萧乾在当时正出着的《英国版画选》的扉页上，还印上：“敬献给王逸慧医士及其全家”，要把这本新书献给他。可谁知歹人无处不在。他将格温弄到他家去住，就心存了歹念。他的妻子也是个混血儿，是美国人，那时正到美国探亲。他告诉格温产前产后她处境多危险，他救了她一命。这样花言巧语，就得手了。

梦里梦外（8）

然而，事情最初在萧乾的思维中存在时，却确实是另一个样子。那时在《英国版画选》这个书的目录的前面，萧乾甚至特别地写下这样的一篇“鸣谢”：“正当各画制版将峻，编辑工作开始时，编者的太太病了。我狼狈地奔走于江湾，报馆，沪西间……承知友王辛笛兄嫂介绍沪西产妇科医院院长王逸慧医生住院四周，危险度过；王医生犹不肯放手，坚要我们二人迁入他府上暂住，使编者得于太太病榻旁，如期完成此书。这种雪中送炭的高谊厚情，人间真是稀见，不能不在此以至诚道谢。”（见萧乾：《英国版画选》，上海，晨光出版公司，１９４7。）

这个具有喜剧色彩的家庭遭破坏的悲剧故事，文洁若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她紧紧握住萧乾那双温软的大手，说：“唉，这就等于是做了一场梦啊。”

风雨飘忽（1）

时光似风，岁月如水。转眼已是1955年年初。

1月30日这天，拖着略显疲惫的脚步，但却欢乐满怀，心里涌动着小河般的舒张节律的萧乾，由医院一回到家中，就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在写字台上摊开一张纸，提笔给巴金写信，向他报喜：（萧乾：《致巴金》（195５年１月３０日），引自《萧乾全集》，第７卷（书信卷），第１２页。）

金：

又好久没通信了，这回向你报个喜音：昨晚洁若产一女，取名荔子，母女均很平安。

近来正在忙《译文》的检查工作(继《文艺报》之后)，对自己的思想作风也进行了一次检查。

你身体好吗?

写好这封信，萧乾抬头发现，漫游的阳光透过树木伸展的枝蔓，正筛向窗口。他心里道：这么柔和，这么细美，这么珍贵，这么清晰，这就是我一直追寻着的那束阳光吗?

阳光射到桌上，微微地摇动着。他长时间深沉地注视着。目光久久没有移动，嘴里喃喃有声：“荔子，荔子，荔子是属于你的。”

“荔子”取自２０世纪30年代萧乾写的短篇小说《俘虏》中的女主角的名字。

《俘虏》的故事很简单：一个13岁的童稚未脱的小姑娘荔子，因为顶撞了男孩首领铁柱儿，她的伙伴小猫咪咪便被当作俘虏扣押了起来。“一阵颤颤，娇滴滴的，含了呜咽的声音又为晚风吹过来了”：“咪咪——谁监着我的咪咪，把她放回来。”铁柱儿听了，感到不舒服。他知道一个淌着泪的女孩子正倚着什么树，在某个黑暗角落里向他哀求呢，他真想早些还给她，因为“声音变得更颤，更微，几乎是哭着喊出的了”：“咪咪——谁监了我的咪咪，劳驾放出来，积德了——”这次，铁柱儿的心灵被撼动了,“铁柱儿钢硬的心里感到出奇地不舒服”。他决定开释“俘虏”。放还时，他邀荔子一起做松灯，荔子改变了上一次的态度，点点头表示同意，在7月闹灯节上，铁柱儿很友好地关心着荔子，荔子呢?“粉红的荷灯映着荔子粉红的笑。”这里，萧乾使用反复等手法和富有诗意的文字，描写了荔子多次悲哀的呼唤和铁柱儿相应的情绪变化，展示了人与人友好相处的理想，赞颂了人性的美好。

这是萧乾自己所偏爱的一篇小说。他的大儿子小名铁柱儿，也取自这篇小说。这次文洁若生产前，萧乾就跟她商量，生个女儿是不是就叫荔子，让铁柱儿和荔子也和和美美、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文洁若读过萧乾的全部小说作品，她对《俘虏》也有种偏爱，她觉得这是他的小说中最动人，也是诗意最为浓郁的一篇。它用感动人的文字，向人们展示了孩子们的欢乐世界，真情友善而和美的世界。现在一听萧乾这样提议就同意了：

“让我们为孩子们祝福吧。”她笑笑说。

风雨飘忽（2）

现在真的做了“荔子”的父亲，坐在布满阳光的桌前，深漾幸福之感的萧乾，再一次想起小说中的一段描叙：(萧乾：《俘虏》，原载《水星》月刊1934年10月10日第１卷第２期，引自《萧乾全集》，第１卷（小说卷），第81~82页。)

7月的黄昏。秋在孩子的心坎上点了小小的萤灯。插上了蝙蝠的翅膀，配上金钟儿的音乐。蝉唱完了一天的歌，把静黑的天空交托给避了一天暑的蝙蝠，游水似地，任它们在黑夜之流里起伏地漂泳。萤火虫点了那盏钻向梦境的小炬，仆仆地拜访各角落的孩子们。把他们逗得抬起了头，拍起了手，舞蹈起来。

虽然现在是冬日，但他心里默念着这一段话，就也仿佛嗅到了夏日草坪的清香，瞥见了萤火虫的“漂泳”和蝙蝠的飞动，感受到了心花怒放的欢乐。刚才在医院，当大夫将红扑扑的婴孩捧给他这个父亲看的时候，他简直有些不知所措了。他是感到了真正的欣喜。他静静地坐在屋里，默诵着小说，心里跳起了欢乐的舞蹈。玫瑰般的女儿，将他投进玫瑰般的完美的天堂之中。

女儿酷似萧乾。一抬眉，额头和眼睛都非常像他。有熟悉的人见了，说：“就是走迷路，她也丢不了，因为一眼就认得出她是萧乾的女儿。”

女儿出生5天后母女俩就从隆福医院直接被送到东四八条。满月之前，文洁若就一直住在娘家。萧乾每天去看她们母女。抱着女儿，他喜爱极了，看个不够，亲个没完。荔子天真可爱，单单地伸出一个胖胖的小手指，就足使他笑上半天。后来，他常抱起荔子“举高高”，孩子脸上每次流露出的微笑，都甜到他心底。

荔子满月之后，文洁若的三姐主动提出要帮助他们带她。文洁若的母亲也有此意。这样，荔子就由她们照看，萧乾他们则每周三、周日去看望她。当时三姐还架着双拐，但她很会做母亲，照看孩子时表现了很大的热情与耐心。她细心地参考大姐由美国寄来的《育儿手册》，把荔子照看得很好，喂得圆圆滚滚、白白胖胖的，非常健康。

萧乾看三姐这样悉心照料自己的爱女，就很感动，同时想起头一次见到三姐时的情景。那还是婚前，萧乾随文洁若头一回到文家。文家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家。文太太见了未来的女婿，并没有东盘西问。她要了解的，都已从女儿那里知道了。席间萧乾正说着话，却听到三姐突然说：“吃饭的时候别说话!”萧乾听了不禁一愣。但他注意到，这当儿，文洁若的妈妈却并未在意，谈话也未中止，他的神经也就不再绷得紧紧的。文洁若送他走的时候，悄悄地向他解释说：“三姐多年受脚疾折磨，毁掉了她的青春和青年人的纯粹性，有时脾气大一点、怪一点，可她人不坏，你不要介意。”

风雨飘忽（3）

萧乾现在是愈来愈觉得，知姐莫如妹，三姐真是人很好的。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文洁若要完成为三姐治愈脚疾的夙愿，萧乾很支持。1956年6月，他们终于在万明路市立第一医院找到一位有经验的大夫。那天三姐住院，是萧乾蹬着自行车，给她雇了辆三轮，送她去的。只是把15年前那次失败的手术留下的碎骨取出来，进行清创；待皮肉长好后，又做了一次手术，这次是取下一小片大腿骨，对脚踝进行矫形手术。手术后来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到1958年6月，三姐终于甩掉双拐，尽管走路稍有点跛，但重新用自己的脚走路，让她自己和关心她的人，都格外高兴。

三姐术后，他们就把荔子接回大酱园子宿舍里来。因为两人都要忙于工作，就请了保姆照看女儿。然而比较三姐的细心围护，保姆当然是差了一截。三姐这时已进了一家泥玩具厂，而他们自己，在紧张忙乎着工作的日子里，在社会的风雨飘忽之中，是顾不过来了。

早些时候，萧乾在《译文》杂志的工作中遇上了一个小小的不愉快。

萧乾一贯认为，任何外国作品，既然译成中文，就不能抽离本土的语境，就得合乎中国语文习惯，也就是要重表达、重流畅。那时他把刊物每期都给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寄去，每次总是隔不几天就收到他用毛笔密密麻麻写来的意见，某页某行某句“似应如何如何”，一清二楚，既认真仔细，又谦虚，从不武断。萧乾经常向叶老请教，获益很多。

但是，尽管萧乾有关翻译的见解得到了叶老先生的支持，然而在平时的工作中，还是和编辑部内的一位副主编时有抵触。他平时呆在家里，不到编辑部坐班。萧乾一次无意审稿，捅了他的马蜂窝。那次，萧乾读到一篇东欧短篇的译稿(《三个铜板》)，原作写得生动、俏皮，颇有魅力，译文则显得太过正经。也许由于自己非常喜欢，就带回家去，在灯下做了一些加工。改的时候，他没注意译者是副主编的夫人。这样就引来了副主编的强烈不满。终审送回来时，他对萧乾火气很盛地斥责了一通。业务会上，感到委屈的萧乾和他又发生争辩。此事虽然不久即获公正解决——由作协主持，该副主编做了自我批评，但经过这么一次争议，萧乾最初满兴奋的工作热情荡然无存，他想离开了。

这之后不久的一天，作协秘书长、诗人郭小川来萧乾家看他，他对郭小川说：“两年多以前，雪峰到我家里来，说乔木同志希望我归队，当时我兴奋得一宿没睡。谁知一归队就让编《译文》杂志，一编就是两年。看到同一个院子里的党员们，有些还是我在30年代的文友，现在一个个地都在埋头写作，说实在的，我真的也眼馋得很。”

郭小川对他说：“年初，中央制定出了新的知识分子政策，像你这样要求归队的，就应该归队嘛。放心，政策总是伟大的，它有时一夜之间就能扭转乾坤的。”

风雨飘忽（4）

他临走的时候，让萧乾等着。

晚上文洁若由出版社回到家里，还没进门，就被萧乾堵在门口：“发生了一件大事。是特大喜讯!”萧乾兴冲冲地把郭小川来访一事告诉了妻子。

萧乾的激动和兴奋，感染了文洁若。她知道丈夫过去的苦恼和现在的欢喜：他大半生都从事写作，解放后头几年却叫他搞对外宣传。好容易调到作家协会，也只能编编刊物，搞搞翻译。每回看到院里的作家们在灯下忙着搞创作，他心里多么羡慕。现在有可能把时间、精力统统用在创作上了，他怎么能不欣喜若狂!

果不其然，没多久，他在《译文》的职务真的给解除了，正式通知他做专业创作人员。

他决心好好抓住这个机会。他走访了几位朋友，向他们请教，做计划。然而朋友们给他泼冷水。他们和他酷爱的作家角色这一理念并不相同。有的劝他说，这主要是一种政治待遇，不一定非拿出作品不可。还有解放后按月领创作津贴，什么也不做的呢。可萧乾觉得要珍惜，不能糟蹋自己的机会。30年代就做过写有关宗教伪善的长篇小说的计划，一场战争把它吹掉了；几年前忙过的电影剧本，也拖得不了了之。而今给了时间、条件，还不抓住；他不仅要视之为一种工作，而且也是一种使命。

可是他哪里想到，他的希望，他的计划，很快就化为泡影，因为没几天，“反胡风运动”就打响了。作协领导忙着投入战斗了，又哪里顾得上研究他的这份计划。“胡风事件”升温很快。《胡风三十万言书》中写道：(胡风：《胡风三十万言书》，第２７５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我理解到党所达到的高度集体主义，是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非党和反党的毒害从内部瓦解的艰难的难关，这才通过血泊争取到了胜利……这才比以前数百倍强烈地感到了因为是通过这样的斗争所以才能够取得了的胜利，我所分享到的一分胜利的光辉对我显得更加亲爱，同时也使我深深地感到了内愧。

但是，这样的想法很快就被证明是错的。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在第二、三版分别发表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整理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在《我的自我批判》之前，加了一大段编者按语。按语说，将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一同发表，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按语批评胡风检讨中的一些提法,“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5月18日，《人民日报》又以二、三两整版的篇幅，在“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全国各界著名人士的二十几篇文章，内容主要是批判胡风的“假检讨”,“揭穿胡风的反动面目”。该年1月初展开的胡风思想批评，从此转为另一种性质的声讨。5月24日，《人民日报》又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这第二批材料，全部是胡风在1949年以后写给朋友的书信摘录。依编者按所说，集中收这几年的信，是因为,“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5月底，批判继续升温。5月31日，《人民日报》出现通栏标题：“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并以整整四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多篇文章。6月10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在《人民日报》上公布，同时配发社论和十九条按语。为了响应号召，全国文联系统率先上阵，同声声讨。5月下旬以来，上海、杭州、重庆、成都、沈阳、北京等地的文艺界纷纷集会，文艺界人士各各撰文，揭露、批判胡风。5月25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又一次召开联席扩大会议。该会由郭沫若主持并做题为《请依法处理胡风》的开幕词，同时通过了一项包括开除胡风作协会籍，撤销其所任作协理事、文联委员、《人民文学》编委，吁请人民检察院对其“进行必要的处理”的决议。然而，就在大会通过这样一项郑重决议的时候，胡风等人已经入狱一个星期了。

风雨飘忽（5）

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的一本材料认定：“（胡风）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引自宋强：《人民记忆》，第98~99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00８。) 据后来资料统计，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一年后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有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参见旷晨、潘良：《我们的50年代》，第７１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２００５。) 牵连极广。

“反胡风运动”这么迅速升温，全面开展起来并带来可怕结果的时候，萧乾就住在运动的总指挥部里，随之起伏、震颤和悸动。但是，批胡风的文章，萧乾一篇没写。虽然30年代在上海他就认识了胡风，可他生平不懂理论，对诗也没什么兴趣，和胡风本人交往也不多。因此，当与他住在同一个作协大院里的人，一个个进进出出，风风火火，忙于批判、揭发、写文章的时候，萧乾蛰居一隅，只是保持着默然的态度。当然，他也并非比旁人高明十分，有怎样的远见卓识；他只是关心自己的那个宝贝写作计划是不是还能实现，自己那个爱写信的老习惯是不是也要赶紧改一改了。

看一批批的书信“材料”被这样接连不断地在党报曝光、抛出来，他就告诫自己今后要尽量不写信，“倘若非写不可，也只写事务性的”，而且语句一定要一清二楚，无可推敲，发信之前也千万要先读几遍，以防落到什么人手里，被看出什么微言大义。至于日记笔记之类，更是写不得了。

萧乾后来承认，他当时除在找该自己吸取的教训外，还总在想哪天就该轮到自己了，但思想上对铺天盖地的那种反常的做法其实“也并不怎么抵触”。他还想他当时要是文艺界的一个什么领导，保不准也要身不由己地违心去写批判文章了。就像他的老友巴金那样。

巴金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又是被看做是“胡风分子”云集的上海的文艺界领导，所以批胡风、开会、写文章，他躲不过去了。他必须表态，必须写和别人一样的文章。他知道鲁迅不会相信胡风是特务，却解释为鲁迅是受了胡风的蒙骗。胡风1955年2月对巴金说希望多给他提意见，巴金却说胡风是“做贼心虚”。巴金对路翎原是一无所知，但也被人催逼，写出《谈〈洼地上的“战役”〉》一文，以自己在朝鲜战场的所见所闻，指斥路翎作品没有一点真实性，充满了恶毒的谎言。80年代，巴金在《随想录》所收《怀念胡风》一文中非常沉痛地写道：(巴金：《怀念胡风》，《随想录》，第17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虽然不见有人出来承认对什么“错误应当负责”，但是我向着井口投掷石块就没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历史不能让人随意编造，沉默妨碍不了真话的流传，泼到他身上的不公平的污水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为了那些“违心之论”我绝不能宽恕自己。

比较巴金，萧乾就简直是值得庆幸的了。他不用像巴金这样，向胡风道歉，向路翎道歉，不用就自己向着井口投掷石块作深深忏悔，不用为了那些“违心之论”谴责自己。那么轰轰烈烈、范围广大的一场批胡风的运动，他居然躲过了，跑掉了，不曾写巴金等人写过的那些后来让他们自己痛悔不已的文章，除是因为他并不处于巴金那样的众所瞩目、需要过关的位置与情势之中，还因了在旁人眼里，更在他自己深心里，当时的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一个心头时时挂着沉沉的心理包袱，脑中偶或会闪过一大滩阴影，背后有时还会被人目为“洋奴”的人。

风雨飘忽（6）

1949年以来，不知不觉中悄然而逝的这几年，萧乾真正经验到“服水土”的过程和身份感。

他由香港回来遇到的头一个课题就是“改造”。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词中强调：“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同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在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胡乔木在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所作的题为《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改造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进行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包括萧乾在内的众多的知识分子，都以浪子回头的急切心情，力图尽早尽快并且彻头彻尾地补上革命这一课。搞文艺的，热切地捧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向喝过延河水的老同志打听1942年整风的盛况；大学里的一些教授，三文不值两文钱地卖掉自己珍藏多年的英法文书籍，突击学起俄文，一个月后，个别的居然就着手翻起苏联作品来了。萧乾虽是以前搞文艺，但现在却是不曾归队，所以于文艺还有些隔了一层。他当然仍有不少英文书，但没有去卖它，也不曾赶时髦学俄文。他是想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过，解放了的新生活，毕竟使归来的萧乾非常振奋，而且，思想改造的偌大课题，也已化为切实的具体行动。

在他那里，选择的意识如今已经演变为自觉的思想改造。或许是本来他就认为过去是躲在狭窄的圈子里，离人民相当远的缘故，他改造自己的意识与当时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和要求相契合，因而思想改造颇为积极。当时流行的观点普遍认为，知识分子一般都存在弱点和缺点，所以需要改造，尤其是在过去的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劳动群众，都整年受着统治阶级的剥削，最低水准的生活已感难于维持，当然谈不上入学读书，因而决定了知识分子的出身大都属于小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这样的成分便使得知识分子一般都带有软弱性的特点，并且往往有轻视体力劳动、个人主义等毛病。当时的领导层与文化界呼吁人们：“积极参加思想领域内的解放战争。”

另一场解放战争!现在的人听起来不免要感到触目惊心、难以置信，但在当年的萧乾看来，也许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只要有党的宽容及知识分子自身的努力，什么事情不能办到?于是匆匆忙忙，他于1950年1月5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写于1949年年底的文字，题为《试论买办文化》，对中国的买办的命运作分析和梳理，同时也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初步的清理和批判。这篇文章，不久就作为知识界“具有典型价值的思想总结”，收入有裴文中、吴晗、冯友兰、费孝通、叶浅予、罗常培等高级知识分子的“反省”与“自我批判”的文章在内的《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一书，于同年4月出版。

萧乾在文章中，从三个方面对所谓的“买办文化”进行反省和自我批判。

首先，文章批判了崇洋媚外的心态。他检讨说：“我自己反省是曾推销过与中国人民需要风马牛不相及的洋货，而且确曾嚷过：‘大英造的’。”还说，当推销人喊卖“大英”“大美”时，他心情上不但蔑视着本国，同时也蔑视着苏联。

风雨飘忽（7）

其次，萧乾在这里隐约地结合自己过去曾有的对苏联斯大林主义的恐惧与憎恶心理谈道，买办文化在奴隶地代替推销资产阶级文化以外，还轻苏反苏。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对苏联采取封锁、诬蔑和仇视的态度，因而迷信西方文化的人，很自然地便“蒙了那恶果”。文章呼吁：“认识了苏联，即等于认清了我们眼前的路。但濡染了买办文化的中国人，除了这个以外，还另有认识苏联的理由在。那便是：用苏联的真相来彻底洗涤英美在我们血液里灌输的反苏毒素；学习灿烂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代替腐朽颓废，脱离群众的资本主义文化。”

第三，文章还批判了“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他问：为什么放着活的语言不去研究，而倾三四年大学推敲李商隐诗中的几个字呢?为什么有活的事不写，而偏去写读者不熟稔的个人细腻的感情呢?萧乾这样批判自己说，乔伊斯花了16年写了一本“比符咒还难懂的怪书”，而他自己则花过一年工夫去研究这本怪书。“如今回想起来，究竟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学成归国，我可以成为乔艾思（乔伊斯——引者按）大师的怪书的在华权威代理，谁能想得出乔艾思对中国人民有什么益处?”

读这些批判文字，不免使人既感到好笑又笑不出声来，既觉着沉重又感到惊诧莫名：一个受欧洲文化影响甚深，在地球的许多角落撞荡过许多年的知识分子，怎么会显露出如此浓厚的封闭意识和排外心理?一个对苏联肃反扩大化心有余悸的人，怎么转瞬间便对苏联那么心驰神往，美誉有加?一个渴望精神独立与心灵自由，自己也曾热衷于描写个人细腻感情、咀嚼人间悲欢(如《梦之谷》)的作家，怎么就一股脑儿彻底否定了旧有的自我?才不过几个月工夫，洋墨水还未倒出，心头的阴影肯定未曾消除，个人主义的东西谅也未及清理，怎么就能一下子同过去告别，再生出一个“新我”来呢?

对这些问题要找答案，就不能不去了解并把握那特定的历史文化与社会背景，不能不去透视并梳理作为现代中国文化人的萧乾的文化心态与个性心理。无疑，历史是行动着的文本。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是没有法子使自己脱出这时代的现实的规定的。他们唯一的抉择，便是介入和参与。他们的生存状态，注定要接受历史的文化的规定和局限。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实行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经过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终于取得了这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的彻底胜利。在这场革命中，说实在的，毛泽东实际上并不排斥知识分子。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就指出：“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分配适当的工作，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总之，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吸收，团结，改造。为了改造，先要吸收、团结。在他看来，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仅仅在“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当时，他多次抨击“帝国主义文化”，还曾在各种场合对知识分子“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表示不满。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意识，不能不给包括萧乾在内的不无自卑感的知识分子以巨大震撼与强力影响。

萧乾当年是带着沉重的包袱和阴暗的记忆从香港回到北平的。他只是因为爱国，因为眷恋故乡，就回来了。然而回来之后，内心世界却发生倾斜，愈益难复平静了。

风雨飘忽（8）

第一，他1949年站在生命的大十字路口，不留香港，不去剑桥，毅然选择回来落户，为自己也为家人选择了以后的路，但他显然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做文章缺乏足够的思想与心理准备。

第二，他留学剑桥，去国7年，与“帝国主义”的西方资产阶级世界有着割不断、理不清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需要坚决剪除，彻底告别，洗心革面，这是他所始料未及的。

第三，他因为说了“称公称老”的话而开罪的大权威放出的眩目光彩，使他每每难忘被斥为“反动文艺”的那带颜色的揭不去的伤疤；抚摸仍在隐隐作痛的创痕，他不免懊恼不已，心烦意乱。

第四，与那些去了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其中不少是他的朋友)相比，他未免自惭形秽。那些从延安来的知识分子，早就经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和精神蜕变，已然被大众所化，融合在大众中间，成为大众的一员，不再称大众为“他们”，而骄傲地和他们一起称“我们”；不只懂得大众的生活习惯，熟知大众的语言，更周身浸透大众的情绪、情感、思想。他们住过窑洞，喝过延河水，领略过民族战争最前线的惨烈与壮观。他们的思想不再矛盾，而有的是骄傲自豪。萧乾后来曾说，1949年后，来自老区的干部喜欢说：“进城之后”；一听，就知道是解放区来的。所有这些，不能不使萧乾这样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由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如巴金、沈从文、胡风，等等，在当时感到自己卑微、渺小、矮人三分，心中生出隐在的痛苦、愧惭与自卑。这种无法驱除的自卑情结，在不断的社会与心理压力之下，便最终演变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

这样的历史情境与心态，使得原本抱着五颜六色幻想的知识分子终于清醒地认识到，除了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接受改造、放弃并改变自己的固有观点与思想行为惯性而外，没有别的出路。于是，一方面，他们诚惶诚恐地清理、批判自己的思想，最严厉地否定自己的过去，即便再疼再痛甚而不近常情，也在所不惜(就像前面述及的萧乾之《试论买办文化》)；另一方面，又在匆忙而又虔诚地表达自己的忏悔自新的决心之后，努力与延安来的知识分子实现全面认同，接触社会，趋近现实，深入农村，认识阶级，热烈拥抱并歌颂解放了的新中国。

萧乾在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编英文版《人民中国》。在这最初的4年里，他扮演的角色就是做人民的吹鼓手，向国外读者宣传中国人民的翻身，让世界了解中国。他采写过乞丐、旧警察以及僧尼的改造成绩。在柏林寺，他听过巨赞法师大讲社会发展史，还结识了一位来自山东黄县的年轻尼姑。她偷偷地给他看过自己５年来的日记。还俗后，她被分配到内蒙一家银行去当出纳员，此后还和他继续通了不少信。

风雨飘忽（9）

当时最令他难忘的是对妓女的改造。他小时候在庙会上常听到一出描绘妓女悲惨命运的小曲《妓女告状》。其中唱道：

初一呀十五啊，

庙门儿庙门儿哎唉!

牛头哇，马面哪，

两边儿两边排。

唿噜啦一阵阴风啊，

闯进了一个女鬼来。

……

歌曲描绘妓女跪在阎王老爷跟前，哭诉她一生卖笑，受尽虐待，最后被折磨致死，妓院却是“管抬不管埋”。透过这样的催人泪下的歌曲，妓女的悲惨，妓院的荒淫丑恶，很早就给萧乾留下深刻印象。因此50年代妓女改造，他是非常赞成和拥护的。

1949年冬天，开头不动声色。北京市市长一声令下，警察与工作人员就把前门的八大胡同一下子包围起来了。妓女最小的只有１３岁，最老的则有五十开外了。嫖客中竟有不少是干部，包括当时与萧乾同一个大院的新华社的干部。妓女们进了学习班，最难改造的是高级妓女。萧乾采访了头等妓女，也采访了三四等的，更亲历了斗争女恶霸黄宛氏等的场面。

像这样将旧社会的病骸陈放到手术台上，这样对乌烟瘴气的社会空气作净化，他很拥护，也很投入，认为挺干净。此后的土改和“三反”，他也认为很有意义。参加“三反”，他是打虎队副队长，稀里哗啦挖出了不少大老虎。当时的萧乾是全身心地投入，勤勤恳恳地工作。他意识到在改造自己的同时，也是在“为这个东亚病夫挤脓、剜疮、清除积垢”，他难以平抑心头的那份激动。

他讴歌新的生活，新的时代，新的北京，拥抱新的社会，贪婪地呼吸新的空气：(萧乾：《我骄傲作毛泽东时代的北京人》，写于1951年９月９日，发表于《新观察》，引自《萧乾全集》,第３卷（特写·杂文卷），第２４２页。)

北京变了，变得使这两年没回来的人不认得了。城楼没搬家，金鳌玉栋的大石桥也还是那么陡。但是北京从骨髓里变了。由大家伙儿伺候几个人的北京，变成大家伙儿当家作主的北京了。由面向过去，靠名胜古迹糊口的北京，变成面向未来，创造幸福繁荣的指挥台……

封建的毒瘤挖出去后，北京的脉络活了。于是，北京那满是皱纹的脸也就丰润了起来。

作这样的甜美的颂扬，当然与他理解到的“解放”的新含义有关，与他衷心拥护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有关。

然而，身份上的忘我，心理上的从众，行为上的参与，文字上的感怀，以及主观上的报效祖国的意愿，虽说也能使萧乾感到些许安心、抚慰甚至惬意，但这一切，却最终未能让他在参与现实斗争、努力工作中彻底解脱出来，失掉自己原有的角色位置和身份标志。在新阵营中获取角色，则更为困难。知识分子，这个当时并不“香”的招牌，始终挂在他以及与之同命运的人们的脖子上。

假使说，在他在《人民中国》当人民的吹鼓手的那几年这个体会与感受还不深的话，那么，1953年年初他调入中国作协，住到大酱园子宿舍之后，就很有些不一样了。

这个大酱园子，原是所既有门市又有作坊的大房子。它的门面不大，可里边很深，有三进，作协买的时候，房主还提出，要买得连同院里三百多口腌菜沤酱的坛子一起买下来。条件挺古怪的。

萧乾一住进这座大酱园子，就多少有些懊悔不该住进来。

风雨飘忽（10）

大酱园子虽不是政府机关，但喜欢说“进城之后”的人却也着实住得不少。院内很多都是30年代一道在北平或上海滩上写过文章的熟人，不少人的不少文章是他经手在《大公报·文艺》上编发的。后来人家去了延安革命圣地，进了鲁艺或抗大，受了战斗的洗礼，现在顺理成章、理所当然地感觉不一样了。

萧乾直后悔自己为什么鬼迷心窍地要归队，要再捧文艺这个饭碗，要离开《人民中国》那个让自己欢喜、让自己心里充实、让自己舒心的位置。看自己与30年代熟人之间已筑起了一道厚厚的大墙，他心里就十二分地怀念在国际新闻局(就是后来的外文局)的日子。

在大酱园子里，唯一和萧乾有些过从往还的，是严文井。这位十分念旧的老友也住过窑洞，喝过延河水。“30年代在平津，我们曾一道写过文章。”萧乾回忆道。抗战时期，严文井到延安后，当时在香港编《大公报》的萧乾，还和严文井有过不少书信往来，编发过他寄自延安反映抗战的作品。如今，住前院的他却也并不嫌弃萧乾这一身资产阶级泥垢。他和萧乾的交往，没有冷漠，也没有躲避，他对萧乾，没有把门关上。

但是旁的人就完全不同了。这些人中，有的当了人民代表，有的身兼某厂的党委书记，更有的随身还带着勤务兵，出行则是小轿车，小轿车挡风玻璃上贴着中南海的通行证，上车下车之际胸口还时常“飘着委员或代表的红绸条”。

院内的这些同萧乾界限划得十分清楚的人里，也有抗战前就是文友的，抗战期间由延安向萧乾主编的《大公报·文艺》投稿的。但现在却是扭起脖子高视阔步不朝萧乾看了。不仅自己决不把身子迈入萧乾住的后院那三间小西屋里，而且外地有作家来了，还让可别到萧乾那里去。

为了不得罪同院大干部，他先曾狠心送走孩子心爱的花猫，后又辞去帮工的保姆。

在这样的环境里，时间长了，就由别扭、麻木而茫然了。有时候他呆呆地坐在窗口，心里就空落落的。

婚前，文洁若和萧乾确定恋爱关系之后，也时不时地往他住的那个小西屋里跑。她见他看人家的红色名著编入人民丛书，或者荣获了斯大林奖金，心里也有些不是滋味，就劝他：

“人家都是交党费的，你是这院子里唯一不交党费的嘛。你要还想写，你就翻吧。翻译保险，翻出来不会像你的这些以前的作品，要用麻绳捆起来，吊到屋角上就由老鼠去啃去咬。翻出来就能出。我们社里就能出。”

风雨飘忽（11）

文洁若见萧乾沉默不语，就又说：“翻译几本书，总比虚度光阴强啊。”

在文洁若极力怂恿、鼓动下，萧乾接受了她的意见。1953年11月，萧乾同人民文学出版社订下了一个翻译捷克斯洛伐克讽刺小说《好兵帅克》的合同。

于是萧乾就立即着手翻译。

《好兵帅克》是捷克斯洛伐克作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的作品。作者以嬉笑怒骂的手法，通过士兵帅克的经历，对奥匈帝国政权残暴腐败的本质作了无情的鞭挞。帅克是一个塑造得很生动的平凡而机智的小人物。小说的幽默和平民主义思想，让萧乾产生亲和之感。他译得非常投入。

然而就在他译了一半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因为他曾应约为其写过《菲尔丁论》，所以就又提出，希望他也译一下英国小说家菲尔丁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而且最好先译出来，因为高尔基对菲尔丁很推崇。

这样他就又译起菲尔丁的这部现实主义倾向和幽默色彩都很明显的杰作。1955年11月底，该书译事告竣。12月，又回到《好兵帅克》的翻译上面。

译完两部作品，他又接着译了一部著名的文学普及读物，即《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

萧乾在和文洁若婚后开初的一段年月里，包括女儿荔子降生的那段欢乐时光，也包括批胡风及嗣后的审干的那些惶惶的日子，大都总是在堆满译稿的书桌旁度过的。

为了这些译事，萧乾真真正正地忙起来了，忙得很快乐，在雨天，在风天，在雪天，在晴朗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