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第1节：自序

- 第2节：零缣断简话黄侃(1)

- 第3节：零缣断简话黄侃(2)

- 第4节：零缣断简话黄侃(3)

- 第5节：零缣断简话黄侃(4)

- 第6节：零缣断简话黄侃(5)

- 第7节：零缣断简话黄侃(6)

- 第8节：零缣断简话黄侃(7)

- 第9节：零缣断简话黄侃(8)

- 第10节：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1)

- 第11节：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2)

- 第12节：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3)

- 第13节：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4)

- 第14节：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5)

- 第15节：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6)

- 第16节：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7)

- 第17节：远东最美丽的珍珠——顾维钧第三任夫人黄蕙兰女士(1)

- 第18节：远东最美丽的珍珠——顾维钧第三任夫人黄蕙兰女士(2)

- 第19节：远东最美丽的珍珠——顾维钧第三任夫人黄蕙兰女士(3)

- 第20节：远东最美丽的珍珠——顾维钧第三任夫人黄蕙兰女士(4)

- 第21节：远东最美丽的珍珠——顾维钧第三任夫人黄蕙兰女士(5)

- 第22节：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1)

- 第23节：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2)

- 第24节：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3)

- 第25节：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4)

- 第26节：闲话西滢(1)

- 第27节：闲话西滢(2)

- 第28节：闲话西滢(3)

- 第29节：闲话西滢(4)

- 第30节：闲话西滢(5)

- 第31节：闲话西滢(6)

- 第32节：闲话西滢(7)

- 第33节：许广平在鲁迅生前身后(1)

- 第34节：许广平在鲁迅生前身后(2)

- 第35节：许广平在鲁迅生前身后(3)

- 第36节：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1)

- 第37节：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2)

- 第38节：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3)

- 第39节：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4)

- 第40节：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5)

- ?41节：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1)

- 第42节：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2)

- 第43节：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3)

- 第44节：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4)

- 第45节：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5)

- 第46节：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6)

- 第47节：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7)

- 第48节：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8)

- 第49节：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9)

- 第50节：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10)

- 第51节：潘光旦的人文情怀(1)

- 第52节：潘光旦的人文情怀(2)

- 第53节：潘光旦的人文情怀(3)

- 第54节：潘光旦的人文情怀(4)

- 第55节：潘光旦的人文情怀(5)

- 第56节：毛彦文的往事(1)

- 第57节：毛彦文的往事(2)

- 第58节：毛彦文的往事(3)

- 第59节：毛彦文的往事(4)

- 第60节：毛彦文的往事(5)

- 第61节：　陈存仁“另眼”看名人(1)

- 第62节：　陈存仁“另眼”看名人(2)

- 第63节：　陈存仁“另眼”看名人(3)

- 第64节：　陈存仁“另眼”看名人(4)

- 第65节：　陈存仁“另眼”看名人(5)

- 第66节：　陈存仁“另眼”看名人(6)

- 第67节：　陈存仁“另眼”看名人(7)

- 第68节：　陈存仁“另眼”看名人(8)

- 第69节：花落人亡有人知——乱世才女苏青(1)

- 第70节：花落人亡有人知——乱世才女苏青(2)

- 第71节：花落人亡有人知——乱世才女苏青(3)

- 第72节：花落人亡有人知——乱世才女苏青(4)

- 第73节：花落人亡有人知——乱世才女苏青(5)

第1节：自序

自　序

《民国风景——文化名人的背影之二》是《曾经风雅》的姊妹篇，读者只要一看书名，便知他们同姓同宗。我希望并相信喜欢姐姐的人，也会喜欢妹妹。

记得“风雅”出版后，一位不肯明示身份的年轻读者打电话给我，说我的书是扫盲课本，说我是扫盲教师。我听之一愣，问此话怎么说。

他说你写的人物我们年轻人都觉得陌生，以前我们只知道五四运动，哪知道罗家伦、傅斯年……褒乎？贬乎？我不介意，只觉得这个比喻真好玩。

感谢读者朋友的关注，“风雅”在半年内印了3次，真令我高兴。诸多师友和读者给我不少热情的鼓励、中肯的建议或意见。

八十高龄的孙法理先生通览全文，为我指谬匡正，令我感动。他希望我“一路写下去”。我不敢懈怠，以“不叫一日闲过”自律，在耕耘两度春秋后，收获了《民国风景》这片旧时月色。

关于这本书的名字，有人建议我起得开放点、响亮点、刺激点，以争取卖点。在“书卖一张皮”的当今，这不失为一种攻略。我思虑再三，不敢采纳。因我笔下的人物，几乎是清一色的文人。人文关怀是他们的本务，不媚不俗是他们的风骨，温润儒雅是他们的特质，书名起得冲淡些、平和些、书卷气些或更为宜。

凌志兄点拨我：既然计划以《曾经风雅》为基调，分3部写100位人物，书名在形式上何不做一个整体的构想，相互呼应一下呢？我觉得有道理，于是冠以《民国风景》。

人，自然包括伟人、名人，都不过是偶然窜入历史长河的一尾小鱼，生命的短暂与能量的微末，犹如水面泛起的一朵浪花。

即令我的传主们，有不少享有百年人生，在事业上也有不俗的建树，甚而是辉煌，也不过是岁月记忆中的一个脚注，历史长卷里一枚书签而已。

不过，脚注是历史学家不能忽视的，书签是可资把玩的，那浸染春雨秋霜的书签就更值得玩味了。方寸天地可窥大千世界呢！

本书写了多位民国人物，不妨依齿序摘要介绍前6位传主：有说国民党是“破毡帽”，共产党是“电灯胆”的民国元老、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敢把大勋章当扇坠，站在总统府门前，吆喝袁世凯“出来！”的章疯子（太炎）；“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的诗人、书法家、国民政府检察院长于右任；傲睨万物、目空千古、骂遍同列、酗酒丧命的国学大师黄侃；即是明天要死，也要把今天该做的事做完的实干科学家丁文江；不因政治忘哲学，不因哲学忘政治，批评国民党、攻击共产党，非黑非白的张君劢。

以及仁者胡适，“闲话”惹得一身骚的陈西滢，一黄土掩风流的袁昌英，“花落人亡有人知”的苏青，留得残荷听雨声的石评梅、高君宇等。

而我要特别推荐的是写杨宪益夫人戴乃迭的那篇《“对不起，谢谢！”》。有人质疑我专做“翻案”文章。

我要说我只不过是，曾有人把汗衫说成短裤，我现在把短裤说成汗衫或修改了尺寸而已。

我努力告诫自己，决不因钩沉某人而故扬其善、故隐其恶。我只据占有的史料，力求把人物写得丰满些、鲜活些，还他庐山真面目罢了。

吴稚晖一辈子玩世不恭，蒋氏父子都尊之为师。吴为联手汪精卫反共，不惜老脸向小他10岁的汪下跪，足见其对蒋的愚忠与反动。

他一生3次下跪，值得玩味的是没有一次下跪是为自己！章太炎在袁世凯面前器宇昂轩，是“神”，但在孔方兄面前，他是“人”，一个未能免俗的人。

于右任虽是廉政、清明的君子，诗酒风流的名士，然寻花问柳之俗亦未能免。黄侃骂人恶名在外，但他事母至孝，兵荒岁月竟背着老母的棺木颠沛流离，感人至深。

丁文江致他弟弟的那封拒开后门的信，那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操雪精神，岂止教我辈汗颜！毕生为中国服务的英籍女士戴乃迭的命运，又让人感慨何止万千！

倘若本书能作为一枚小小的“书签”，夹杂在你的藏书之中，分享你阅读的一份时光，那将令我感到无限的欣慰。

我本是一个大海拾贝者。本书征引、参考了诸多前辈以及当代学人的文字资料或照片，光增了篇幅；一些传主及其家属（杨静远、陈小滢、海婴、潘乃穆、顾慰庆、郭君陵、赵蘅和陈虹等）给予大力的支持，我谨向他们三鞠躬。

曹凌志先生，对拙著的创作自始至终予以密切的关注、支持；东方出版社慨然接纳书稿，赵立小姐在编辑工作中付出了许多辛劳，我向他们拱手致谢并欢迎读者、方家指正。

二○○八年岁末 南京成贤街寓所

第2节：零缣断简话黄侃(1)

零缣断简话黄侃

国学大师章太炎为“阐扬国故，复兴国学”，设帐收徒，一时黄侃、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许寿裳、汪东等麇集麾下。

其门徒，曾有“四大金刚”、“五大天王”之说。然章太炎在自述中认定“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仅列三人。

横排竖排，黄侃总是名列榜首，且在国学上向以章黄并称。黄侃在为人为文上，也真得老师的嫡传，世称章太炎是“章疯子”，亦谓黄侃是“黄疯子”。名师高徒，二疯并峰，为中国现代文坛增添了不少趣话。仅举章黄相识为例：一说1906年黄侃留学日本，寓居章太炎楼上。某日，黄为了省事在楼上对着窗外方便，飞流直下章的阳台，两人对骂。以骂订交。

另一版本是，黄侃与友人拜谒章氏，见其壁上书着东汉戴良的四句话：“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黄震愕，畏其狂，不敢亲。

后读章文，惊奇其才，仰慕不已，投拜门下。

章太炎大名，如雷贯耳，路人皆知；唯黄侃行迹，世人寡闻。侍亲至孝 舐犊情深黄侃（1886—1935），字季刚，祖籍湖北蕲春，生于四川成都。

父黄云鹄，清末进士，曾任四川盐茶道，著名学者。黄侃系庶出，黄云鹄67岁时生黄侃，晚年得子，视如掌上明珠。

黄侃幼承庭训，3岁即发蒙，读书神悟。黄云鹄在江宁尊经书院教书时，母亲命7岁的黄侃写信向父亲索家用。

信末，黄侃信笔作诗：父作盐梅令，家存淡泊风；调和天下计，杼轴任其空。父见之，惊叹儿子的天才，感愧交并，和诗一首：昔曾司煮海，今归食无盐；惭愧七龄子，哦诗奉父廉。

嗣后，父子诗书唱和不绝。乡人称黄侃为“圣童”，父亲告诫他：“尔负圣童之誉，须时时策励自己”。10岁时黄侃便读完四书五经，父亲把自己的藏书集于一室，上书“归学处”，以勖励。父亲去世后，每逢父亲的生日和忌日，乡风的一年三节，黄侃都要祭奠。

父亲的著述甚多，黄侃未能予以刊布，深感愧疚。“今则年向四十，而先人著述，未获重刊流布，墓碑、祠主尚俱未立。此罪直擢发难数矣。”（1921.2.1，日记）他一面搜求父亲的遗稿、手泽；一面对诬蔑、攻击父亲的言论据实批驳。

黄侃去世那年的5月，检视乃父手迹，忆及慈怀，不禁失声痛哭。黄侃13岁时失怙，由生母周太孺人和慈母田太夫人抚育成人。

两个母亲含辛茹苦，训子苦读。母亲曾问：“汝亦知求生之道乎？”黄侃答：“读书而已。”故黄侃“遭家难而志益坚，盖感于慈教者深也。”黄侃对慈母与生母一样孝敬。

1908年黄侃在日本，慈母告知生母病危，他赶回国内，“昼夜侍奉汤药。母去世，他捶胸痛哭，哀伤欲绝，竟至跌在火盆上，衣燎炙股而不知。”“1908年，黄侃亡命日本，思母綦切，梦到生母的墓茔，便请苏曼殊绘《梦谒母坟图》，自作题记，请章太炎作跋。

此图黄侃随身携带，不离左右，直至终老。1922年，黄侃曾执教的山西大学来函来电，催他赴校授课。黄侃告知慈母，母忽泣然流涕。

“侃心如沸羹”，“足以不饥饿，亦决不能舍弃年垂九十之母而它行。”于是，毅然辞去山西大学教席，改教武昌中华大学。

某年，在京吃蟹羹，店家忘记上老母那一份，他大骂。最常被后人作为谈资的是，他迫于生计奔波于四川、东北、湖北、北京，总不忘携一具寿材同行。

第3节：零缣断简话黄侃(2)

此棺是黄父当年在四川做官时自制，上有他亲撰的铭文：“为子有一念忘亲，为臣有一念忘君，为官有一念忘民，天地鉴察，鬼神式凭。俾尔后嗣不能载寐载兴。”黄侃认为这是先父对子孙的宝贵训诫，应以铭记。

此棺其父因尺寸小未用，留给田夫人。田夫人亡后，黄侃作慈母生平事略，文末曰：“孤苦苍天，哀痛苍天！孤黄侃泣血谨述。”“报亲恩，惜身命，为儿女，作所依。”（1921.12，朔，日记）这是黄侃为人子，为人父的本旨。

他一生所出子女较多，幸存者少。“所生十儿女，六者为异物。”备感凄苦。在致友人书中慨叹：“亡妻早没，子女无多。侃又中年早衰，弥增舐犊之爱。”他对子女的教育很严格，与家人团聚之时，常给他们讲家史，教做人之道，授经书典籍。当他见子女们读书不够勤奋时，疾言厉色责之。“挞念华等，以其荒嬉也，不好纸笔，唯觅梨枣。”长子念华15岁时，黄侃托友人带其到日本留学，念华不愿远行，以至哭诉。

黄侃忍不住杖责。念华19岁读北大时病逝，黄侃悲痛欲绝。1928年次女念惠一岁多而殇，黄侃痛苦之至，借酒浇愁，一月内，四酒四醉。

他似乎有点迷信，总觉得念惠葬得不是地方，竟费神为这早夭的小女儿迁葬。黄侃对他的手足七姐和十一妹亦关爱备至，七姐丧偶，一直寡居他家，黄侃为其养老送终，还精心培养她的后代……尊师情深，爱生意切黄侃和他的老师章太炎曾被共称“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和“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他于国学堂奥无所不窥，尤善音韵训诂，诗词文章均为一时之选。古之学者必有师。令黄侃臣服的老师有两位：章太炎和刘师培。

关于章、黄的相识，还有一种说法：1907年，章太炎在日本办《民报》，一日他读到署名“运甓”（黄侃）的《专一之驱满主义》和《哀贫民》，拍手称快，即修书差人相约黄侃。

两人相见，惺惺相惜，章称许黄为天下奇才，黄更为章的才学折服，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不久，黄侃母亲病重，欲回国侍奉。

章太炎说：“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惺吾（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仲容（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黄侃听罢默而不语。

章又说：“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纳头便拜，正式受业章门。（叶贤恩《黄侃传》）此后20余年，黄侃执弟子礼甚谨。在章的指点下，黄学业精进，受到章的激赏：“今汝殆一日万里也。”时人都知黄侃狂傲，“于并世老宿多讥弹，惟于太炎先生，则始终服膺无间。

有议及章先生者，（黄）先生必盛气争之，犹古道也。”章也首肯此说：“（黄）性虽异，其为学一依师法，不敢失尺寸。”1914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禁，被囚于北京东城钱粮胡同。

适黄侃受聘于北大，他冒险前往探视，见老师孤立无援，十分凄苦，便以“研究学问”为名，前往陪伴，与老师共患难。

数日后，警察逐出黄侃，章太炎愤而绝食。他积极与同门致信教育总长汤化龙，组织营救章太炎。

并“不怕羽毛摧折”，屈居为赵秉钧的幕僚3个月，以趋缓袁世凯加害章太炎的计划。

1929年章太炎60大寿，黄侃冒雨前往上海为老师祝寿。黄侃曾动容地对弟子说：“一饮一喙，莫非师恩。”黄侃不仅向章太炎问学，还以老师的为人和操守为楷模，不阿权贵，憎爱分明。

章太炎本是俞樾的弟子，出入8年。因俞反对他从事革命活动，他撰《谢本师》，与之决裂。

黄侃亦曾拜刘师培为师，刘曾参加“筹安会”，并希望黄侃也支持袁世凯称帝，黄侃目道：“如此等事，请先生一身任之。”学术是讲究传承的，但黄侃没有墨守师说。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黄侃对章氏的《声韵略说》就提出过具体的批评。

章的小学著作《文始》是吸收黄侃意见写成的，《新方言》亦曾得到黄侃的襄助。

第4节：零缣断简话黄侃(3)

章太炎也坦承：“（黄）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启发者多矣。”章太炎的《新方言》出版，专请黄侃作《后序》，足见他对黄的赏识。

黄侃病逝，章太炎悲痛不胜，竟号啕大哭：“这是老天丧我也！这是老天丧我也！”后，又为黄侃撰墓表，颂其懿德。

刘师培（1884—1919）是黄侃在章太炎宅上认识、订交的。刘师培因失节无人理睬，一度在家赋闲。

黄侃向北大校长蔡元培荐刘，蔡对刘曾附袁的不端行迹有虑，拒绝。黄侃竭力劝争：“学校聘其讲学，非聘其论政，何嫌何疑？”蔡终被说服。

故黄、刘一度在北大成为同事、朋友，过从日密。刘师培患肺病多年，一日言谈中，流露出自己“四世传经，不意及身而斩”的遗憾。

黄侃力慰“勿虑无传人。”刘说：“诸生何足以当此！”黄侃问何人能继君之志。刘说：“要能有你这样，我就传授之。”黄侃立马跪拜“愿受教”。次日，备香案，宴同行，当众叩头行拜师大礼。世人不解，黄、刘文名相当，是友人，且刘只大黄两岁，怎突变为师徒？章太炎也惊诧，问黄侃：“季刚小学文辞，殆过中叔，何遽改从北面？”黄侃直言：“余于经学，得之刘先生者为多。”“民八年之冬，刘先生病重，自知不起，叫人请黄先生来，摸索一册手抄本，交于黄师说：‘苦心二十余年，仅得有此，此学非君不传，君其保之。’”黄侃拂袖北大时，刘师培正处弥留之际，他十分难过，“以跪地表示谢恩。”（刘太希）刘师培泣曰：“我一生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晚矣。”（陶菊隐）刘去世后，黄侃撰《先师刘先生小祥奠文》，情文并茂，以“慰我悲情”。黄侃又将刘师培的墓志铭拓片装裱后挂于书室，“朝夕面对，如见师恩”。黄侃历任北大、北女师大、武昌高师、中央大学等校教授，在教学上的逸闻曾盛传一时。

大家称他是“三不到”教授，即刮风不到，下雨不到，不高兴不到。他脾气大，好骂人。有一次，他收到一封匿名信，“说他骈文作不过李审言，经学赶不上皮锡瑞，何必自负。他收阅后大发雷霆，疑惑是我们那班学生写的，于是在上课时，大骂十日。”（武酉三）黄侃很讲究师道之尊。“我叔父叫我去拜他为师。

礼节是到他家，用红纸套封装十块大洋，还得向他磕头。我本不愿意磕头，但是先叔说：‘季刚学问好得很，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

你非磕头不行！’我出于无奈，只得去季刚师家。季刚师一听我去了，便叫到上房里坐坐。我把红封套取出放在桌子上，说明拜师的诚心，跪下去磕一个头。

季刚师便说：‘从这时起，你是我的门生了。’”（杨伯峻）“在课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冯友兰）在中大上课时，他只管讲课，一向不布置作业。

期末考试又不肯阅卷打分。教务处催逼，他给处里写一纸条，上书“每人八十分”5个大字。

……上述都是他的弟子们的回忆，是真实可信的。

世人往往以此讥诮黄侃。

然而，我们也应正视黄侃“为人师”的另一面。

所谓“不高兴不到”，大多是他与人斗气未消，不想带着情绪去上课。

他在日记中有记载：有“日课”、“改定日课”；且自责“荒课”、“缺课”、“旷课”、“未如课”。可是，临终前几天，他的鼻衄病已很严重，气喘病又发作，甚而连饮食也难以下咽，却仍然坚持去上课，说：“饭可不食，书仍要讲。”匿名信一事，据武酉三回忆，黄侃在班上大骂十日后，无人应答，黄侃自知骂错了对象，便向全班同学道歉。

武氏又说，黄先生上课，学生不敢问，他疑心学生有意跟他捣乱，不过课后去问，他倒很客气。

倘若到他家中请益，他更客气，还会亲敬你纸烟，和你无话不谈。

至于磕头拜师，黄侃认为是一种传统礼教和诚意，他曾告诫年轻人：“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在课堂上卖关子，那可视为授课艺术，也显示他的睿智和幽默。

第5节：零缣断简话黄侃(4)

“每人八十分”，判分凭印象盖木戳之类，当年名教授们往往如此，显示一种不屑琐杂的名士风度。

黄侃确实“狂”，即在自谦中也透着自信。

在武昌与学生刘博平谈话时，嘱刘在他身后不必刻印他的诗词，意下是小学和经学可以传世。

刘问诗文为何不可以刻。

黄说：“你知道骨牌戏吗？如果没有‘天九’则‘地八’未必不可制胜，然而终究是‘地八’而已。”刘问“天九”在哪里，黄说：“古人亦取去矣！”黄侃有虚怀。

他对门生程千帆说：“我讲小学比较‘自如’，讲经学，拿着书还怕讲错。”黄侃在东北大学与曾运乾先生切磋学问获益后，一到北京，下火车便让儿子打着灯笼到学生陆宗达家。

陆以为有什么要事，吃了一惊。

黄侃兴奋地说：“我在东北见到曾运乾先生与他深谈两夜。

他考定的古声纽中，‘喻’纽四等古归‘定’纽，‘喻’纽三等古归‘匣’纽，这是正确的。

我的‘十九纽说’应当吸收这一点。”他治学严谨，连小小的句逗也不放过。

“侃所点书，句读颇有误处，望随时改正。”（1932年6月致陆宗达信）并举例说明。

他能以愚自处，是他认为“中国学问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黄侃认为“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他有两句名言：“《汉书》都不会背，教什么书呢？”可见他腹笥丰盈。

另一是：“五十岁前不著书”。他以自己做学问的谨严之风，劝学生们“要打好基本功，不要骛外，要耐心于久坐下苦功。”“先生并告诫我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一则学力不充分，一则意见不成熟，徒然灾梨祸枣，遗人把柄，于己无益，于世有损。”（殷孟伦）他把朱熹的两句话写成楹联送给学生：“旧闻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此外，黄侃尤注重对学生的品行、节操的培养，“先生固富具民族意识者，平时恒以顾亭林、黄梨洲之节操勉励学生。”（陆恩涌）爱国青年汪楚宝（汪东之弟）是共产党员，被驻徐州的国民党司令刘峙逮捕，汪东闻讯求黄侃营救。

黄侃当即写信令其侄耀先往见司法院长居正，后终获释。

另有李俊民，大革命时期在湖北因事革命活动被捕，也由黄侃出面找当时的湖北省长肖耀南保释出狱。

“刻苦为人，殷勤传学”。这是黄侃赠陆宗达的8个字。

黄侃当年的弟子范文澜、罗常培、陆宗达、徐复、程千帆、潘重规和黄焯等后来都在自己的领域卓有建树，自成一家。

“死而不亡者寿。

学有传人，亦属死而不亡。”傲睨万物 名士风流黄侃一生漂泊，一生为国故招魂。

晚年定居南京，1935年在九华山筑量守庐，自号量守居士。

典出陶渊明诗《咏贫土》：“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量守故辙者，法度也。

黄侃在治学上恪依师法，不失尺寸，无异可非；在生活上诗酒风流，有“癖”：嗜书，嗜酒，嗜骂人；在人际上，因自视甚高，狂傲不羁，骂遍同侪，有“疵”。然明人张岱曾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值得玩味。

关于治学，前文已述，不复。

在生活上，黄侃不亏待自己，烟酒玩乐皆善。

他自言：“平生友朋游宴之乐，金陵为最。”除学界友人外，居正、于右任、丁惟汾、叶楚伧等名流都是座上客。

乙亥重阳节，他抱病与弟子侄辈登游南京鸡鸣寺豁蒙楼，触景生情，忆起李后主的《却登高文》，赋诗一首：秋气侵怀兴不豪，兹辰倍欲却登高。

应将丛菊沾双泪，岂有清尊慰二毛。

西下阳乌偏灼灼，南来朔雁转嗷嗷。

神方不救群生厄，独佩萸囊空自劳。

两天后，黄侃西去，此诗成了他的绝笔之作。

于私生活上，“黄侃在原配王夫人生前，即与黄绍兰同居，并产一女。

第6节：零缣断简话黄侃(5)

在王夫人逝世不久，又与彭欣草率结合，后长期分居，彭氏滞留天津。”（司马朝军、王文晖，《黄侃年谱》）1923年，黄侃在武昌高师与大三女生、女儿的同学黄菊英相恋。

黄家以“同姓不婚”拒绝。

黄侃填《采桑子》词示情：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

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情。

黄菊英看后大为感动，毅然离家出走与其结为秦晋。

黄侃嗜书如命，量守庐藏书达3万卷之多。

他以置书为乐，每月发薪都要买书，有时一个月的工资全部用光，一次买《四部丛刊》2000余册，耗资430元（月薪294元）。

柴米油盐不能到位，令夫人发愁，暗中向娘家借钱。

一次买《道藏》费巨资1600元。

真是大手笔！即令如此，他还在诗中说：“十载仅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章太炎特地给他写了“寄勤闲室”四字挂在书房。

黄侃平时在楼上看书，饭都是夫人送到手上，只有周日才与家人共餐。

有诗云：安得身如董仲舒，不关家事自窥书。

二毛已见犹漂泊，转学治生计恐疏。

黄侃痴迷读书，以至闹出不少笑话。

一次，黄侃一手捧书一手持馒头，不意将桌上砚台中墨汁当辣酱塞进嘴中。

黄侃如此苦读，本意厚积薄发，50岁后再著书。

可是，天不假年，以致一代国学大师没有专著传后。

战乱中藏书只残存数千册，解放后夫人黄菊英悉数捐给国家。

其子黄念田将其父《游庐山诗》手稿寄呈毛泽东，毛亲笔回信表示感谢并予以鼓励。

黄侃亦是美食家。

他平时好说“疯”话，上酒桌，遇到美食，顿时变得沉默是金。

“群贤雅集，联句作诗，一手持酒，一手持螯，谈笑风生，这些都是后辈们常常提及的事情。”（卞孝萱）不过，有趣的是，一次他请张溥泉吃饭，却拒付客人司机的饭账，要客人掏钱，弄得客人很不高兴：“你们真正胡闹！”（潘重规）黄侃守旧。

日记中多有记载：有电灯不装，点美孚油灯看书，怕失火。

他还畏雷，常为避雷蜷居桌下，“其危恐更非言语所能述矣。” 黄侃好骂人，天下文士共所闻。

周作人说这位大师兄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与胡适。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与胡适在北大共事。

因两人分属新、旧营垒，互存芥蒂。

黄侃每遇胡适，总要雅谑一番。

一次，黄对胡说：“你口口声声说要推广白话文，未必真心。”胡不解，问何故。

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不应叫胡适，应叫‘往哪里去’才对。”弄得胡适哭笑不得。

又一次，两人在宴会上相遇，胡适大谈墨学。

黄侃听得不耐烦：“现在讲墨子的，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大度，佯装未听见。

黄侃以疯装疯：“便是胡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蛋。”胡适见骂到自己父亲头上，忍无可忍，指责黄不该如此放肆。

黄侃狡黠一笑：“你不必生气，我是在试试你。

墨子讲兼爱，所以墨子说他是无父的。

而你心中还有你父亲，那你就不配谈论墨子。”这一幽默，引起四座大笑。

黄侃崇文言，胡适尚白话。

黄侃在课堂上大加讥诮，黄说：“假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用白话文发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个字，而用文言只须‘妻丧速归 ’即可，光电报费可省2/3。”他还嘲笑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部无下册，在中大课堂上调侃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黄侃“点睛”：“监者，太监也。

太监者，下部没有也。”遂为笑谈。

1933年4月，黄侃听说胡适“运动美国不允缓付庚款”时，大怒，在日记中写道：“此真叛国也，奈何不捉将官里去？”（童岭）与陈独秀。

第7节：零缣断简话黄侃(6)

1908年，陈独秀到东京民报社拜访章太炎。

正值黄侃、钱玄同在座，他们便退到里屋去。

主客畅谈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段玉裁、戴震、王念孙诸学者，多出于皖苏。

后来陈独秀无意中把话题转到湖北，说鄂没出过什么人。

隔墙的鄂人黄侃憋不住冲将出来大吼：“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学者固然很多，然而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都很扫兴。

但陈独秀不因言废人，1920年，他在武汉高师演讲时仍发感叹：“黄侃学术渊邃，惜不为我党用！”与某君。

金陵大学农学院长某君，获美农学博士学位。

某日雅兴大发，张贴海报，宣言在大礼堂表演“新法阉猪”。全校轰动，集队而往。

黄侃素看不起“假洋鬼子”，便与学生一起去看热闹。

只见猪的膛肚已开，那位洋博士手忙脚乱，始终找不到猪的卵巢部位，活出洋相，旁观者大笑轰散而去。

黄侃归家后，作词一首，滑稽之极。

词曰：大好时光，莘莘学子，结伴来都。

佳讯竟传，海报贴出；明朝院长表现阉猪。

农家二彘牵其一，捆缚按倒阶除。

瞧院长，卷袖操刀，试试功夫。

渺渺卵巢知何处？望左边不见，在右边乎？白刃再下，怎奈它一命呜呼？看起来，这博士，不如生屠。

黄侃骂人（斗口）骂遍同列，王运、陈汉章、胡小石、吴承仕、吴梅等，连嫡亲师弟钱玄同概莫能外。

有的简直有点无理取闹，蛮横到不可理喻的份上。

王运，当时亦为文坛前辈。

黄侃年少时拜访过他，王对黄的诗文激赏有加，称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盹犬啊！”黄侃狂性发作：“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王老先生自有魏晋风度，不屑与他计较。

黄侃日后发现王在日记中言及己父云鹄“傲慢”、“举动怪异”。黄侃斥之“托人之言”，“真粪土也”。钱玄同是黄侃的师弟。

黄不满钱后来背叛师门，伙同胡适搞新文学运动。

1932年，两人在章太炎家相遇，黄侃当老师的面指责钱：“二疯，我告诉你，你很可怜呀，现在先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读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也不让，斥其“混账！”后来还是老师出来当维和部队，双方才休战。

更有甚者，黄说钱剽窃他的文章。

黄去世后，《立报》刊《黄侃轶事》载：“黄以国学名海外，亦以骂人名海外，举世文人除章太炎外，均不在其目中也。

名教授钱玄同与黄同师章氏，同在北大国文系教书，而黄最瞧钱不起，尝于课堂上对学生曰，汝等知钱某一册文学讲义从何而来？盖由余溲一泡尿得来也。

当日钱与余居东京时，时与过从。

一日彼至余处，余因小便离室，回则一册笔记不见。

余料必钱携去。

询之钱，不认可。

今其讲义，则完全系余笔记中文字，尚能赖乎？是余一尿，大有造于钱某也。

此话北大国文系多知之，可谓刻毒之至。”周作人将此剪报寄于钱。

钱回复说：“披翁（黄侃别号）轶事颇有趣，我也觉得这不是伪造的，虽然有些不甚符合，总也是事出有因吧。

例如他说拙著是撒尿时偷他的笔记所成的，我知道他说过，是我拜了他的门而得到的。

夫拜门之与撒尿，盖亦差不多的说法也。”（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古》）后人有评论说此是钱玄同在为死去的黄侃“圆谎”。尽管如此，黄去世，钱仍不忘旧谊送了一副挽联。

联语肯定黄侃的学术成就，表达了同门手足之情。

吴承仕，黄侃的师兄弟，“四王”中之北王。

黄侃执教北大时，借住在吴家。

一次，黄侃在课堂上信口开河，被一女生告到系主任吴承仕那里。

吴委婉地提醒黄检点语言，黄觉得没面子。

第8节：零缣断简话黄侃(7)

是年，黄在北大读书的长子念华病逝，他不忍睹物思人，从吴家搬走，不仅不付房租还在墙上写了许多带鬼字旁的大字，画了许多黑叉，并在房梁上书“天下第一凶宅”6个大字。

当吴向他索房租时，黄拒付，竟理直气壮地说：“你先还我儿子，再付房租！”中大名教授胡小石教甲骨文，曾以甲骨文纠正汉儒许氏《说文解字》之非。

黄侃认为甲骨晚出，系后人伪造，不可信。

两人论争，甚而击碎玻璃板。

学术之争，当不影响他们的友谊。

黄去世后，胡小石作《追悼季刚先生讲辞》缅怀。

黄侃狂，但“服善”、“能下人”。他与陈汉章的交往很能说明这一点。

陈是俞樾的弟子。

两人早年在北大是同事，曾“因小学不相中”而翻脸。

后“善遇”在中央大学，两人在学术上倒相互尊重起来。

黄侃读陈的《艾虎长律三十韵》后，十分赞赏，还特地请陈为己作《庐山诗》作序。

陈晚年多病，生活凄苦，黄甚关心，不时赠送物品。

另，对柳诒徵的学养与为人黄侃素来很推崇。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黄侃敝屣尊容，对达官贵人们很不屑。

黄侃本是辛亥革命先驱人物。

当初的同盟会员，后来不少在南京国民政府中位居要津。

黄侃大多不与往来，即对身边的人也不提昔年参加革命的往事，唯与居正有所过从。

时任司法院长的居正，曾因反蒋被囚南京汤山，众人疏之，黄侃念旧谊常去囚地探视。

不料，居正东山再起，是一朝显达了，黄侃反倒不去走动了；倒是居正常到量守庐造访。

居正问黄侃何至于此。

黄说：“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高位重，我岂能作攀附之徒！”不过，后来为保释共产党员汪楚宝，黄侃不得不托请居正，居正也很爽气地帮了忙。

一日，黄侃邂逅国民党元老戴季陶。

戴问黄有什么近著可观。

黄侃一本正经地说：“我正在编《漆黑文选》，你的那篇大作被我收进去了。”戴季陶知道黄侃擅授《昭明文选》，这里的“漆黑”正是“昭明”的反义。

戴季陶无端地被奚落一番，自认晦气。

民国要人石瑛发迹后，黄侃与其断交。

滑稽的是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筹谋称帝，赠黄侃3000大洋和一枚金质嘉禾章，授意他写《劝进书》。

大洋，黄侃照单全收，用于游山玩水；《劝进书》只字不写，并把那枚金质嘉禾章挂在家中猫的脖子上。

新文化运动伊始，北大章门弟子们作柏梁体诗分咏校内名人。

咏陈独秀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意指他打倒孔家店。

咏黄侃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八部书指《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昭明文选》）耐人寻味。

林林总总，尽显黄侃的名士风流。

忧国忧民 操守可颂黄侃是著名学者，也是革命先驱。

一生反清、反袁、反日、反蒋，堂堂正正，大节不亏。

正学以言，决不曲学阿世。

1903年黄侃入武汉文通学堂。

当时的武汉已成为反清的思想重镇，文通学堂集聚了宋教仁、董必武、田桐一批热血青年。

黄侃受《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进步书籍影响，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他与宋教仁感情极好，在同学中宣传反满、反君主专制等革命思想。

因讽刺学监李贡三是不学无术的官僚，遭开除。

后受张之洞资助赴日留学。

在日本又遇宋教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07年在《民报》撰文宣传革命。

次年回国侍母，两广总督端方逮捕革命党人，黄侃又逃往日本。

1910年，应湖北革命党人之邀，回国在蕲春组织“孝义会”，发表演讲，鼓吹革命。

1911年武昌首义，黄侃与黄兴参加军政府工作。

第9节：零缣断简话黄侃(8)

首义失败后，黄侃又回蕲春组织“崇汉会”，因乡绅告密，黄侃被迫再次出走。

1912年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黄侃当选为议员，同年出任上海《民生日报》总编辑。

同时研究小学、经史。

辛亥革命以袁世凯窃权而告终，国事日非，黄侃认真反思，决意不再问政，他认为国学是“存种性，卫国族”的手段。

尽管如此，黄侃对国运民生仍时刻关注。

面对政局动荡、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他常以诗抒怀，“独为遗民诉不平”！1931年南京发大水，他把一个月工资捐给了灾民。

特别是对日本的入侵，他有切肤之痛，曾作《勉国人歌》，“嗟我兄弟邦人诸友兮，急起逐倭奴！”唤起国人对日斗争。

“济南惨案”后，他的日记专辟“时事”专栏，记载倭事。

当听到华北要修改教科书时，“先生闻之大愤”，在金陵大学授课时，见窗外“膏药旗”升起，“眦裂血沸，悲愤难宣”（1931.9，日记），他在日记中不写“日本”二字，用“倭”，又造一个“”字。

病中写道：“我军连捷，杀倭子数千，洵快事也。

予之疾，又何烦药物乎？”（1932.2，日记）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他讥评日本京都东方文化学院的学报是“日本之讲吾国学术，马非马，驴非驴，此龟兹王所谓骡也。”“九·一八”事变，黄侃忧心如焚，悲愤交加。

他在第三天写了首《闻警》：早知国将亡，不谓身真遇。

辽海云万重，无翼难飞赴。

对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以及面临亡国的悲愤，对报国无门的怅虑跃然纸上。

1932年春，见到蒋介石的通电“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黄侃嗤之以鼻说：“此数言真壮烈！与出师表何异？虽然，厉鬼披发搏膺，坏门及寐而后知之，何见事之晚乎？”他在1931至1932两年的日记中所作的50首诗词，主要都是写国计民生的。

黄侃本就嗜酒，加之满腹心事，更想借酒浇愁。

长期酗饮滋长了他骂人的坏脾气，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

1935年黄侃50岁生日时，章太炎赠寿联一副：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

上联典出“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其意是说黄侃勤奋好学，刚50岁就遍览古籍。

下联典出“东汉蔡邕题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

即为“绝妙好辞”。黄侃读罢，脸色骤变，内心“殊不怿”，因联中有“绝”、“命”、“黄”3个字，疑为不祥之兆。

果然一联成谶。

是年10月8日，黄侃与世长辞。

黄侃弥留之际还坚持要把没有圈完的《唐文粹读编》最后一卷圈完，刚一搁笔便大吐血，气息奄奄时还念念不忘国事，问家人：“河北近况如何？”家人据实告之，他叹息道：“难道国事果真到了不可为的地步了吗？”汪辟疆在谈论黄侃一生时说：“盖先生本性情中人，气愤填膺，虽在弥留之际，犹未忘怀国事，即此一端已足见其生平矣！”著名语言学家徐复说黄侃“为一个世纪的学者们作出不媚俗、不媚奴、不阿贵、不阿众、是所是、非所非、爱所爱、憎所憎的典型中国文人的崇高榜样。” 征引及参考书目：叶贤恩：《黄侃传》，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年5月版。

司马朝军、王文晖：《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

程千帆、唐文编：《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版。

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版。

台湾《传记文学》历年合订本相关杂著。

叶新：《近代学人轶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

湖北省文史馆编：《黄季刚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集》。

第10节：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1)

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

天下你我应识君。君者，丁在君，丁文江是也。

丁文江，就贡献与影响来说，与他同时代的陈独秀、胡适、鲁迅和李四光相比并不逊色；然而，丁氏故去已70多年矣，一黄土掩风流，而今又有几人了解丁文江这个人？往者岂能如此往矣！丁文江（1887—1936），20世纪中国科学、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生于江苏泰兴一个亦绅亦商亦地主的家庭。

字在君，笔名宗淹，取“宗法范仲淹之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勿悲秋，勿欷，勿牢骚，等到机会，努力去干。”（杜洛斯基）这是丁文江的座右铭。

他短暂的49个春秋，“干”得如何？且看他同辈师友的评说：“（他是）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实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蔡元培）“（他是）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是一个天生能办事，能领导的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胡适）“（他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技术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傅斯年）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也动情地说：“丁君之为人，非特具有过人之能力，且有远大之眼光，弘毅之魄力与勇气，识见所及，均能力行之而成事实！”罗家伦、蒋廷黻、翁文灏、李济等都有卓绝的评说；而温源宁慧眼独具，坚定地认为“他是今日中国最伟大的实干家之一”。丁文江出生时，家道已衰落。

他早年接受私塾教育，1901年，他欲报考上海南洋公学，但需地方官荐送。

时为泰兴知县的龙璋，亲自出题《汉武帝通西南夷论》。

丁文江的答卷“议论豪畅”，深得龙璋赏识，许之为“国器”，并纳为弟子。

1902年，15岁的丁文江在龙璋的帮助下，负笈东瀛，曾书日本西乡隆盛诗句明志：“男儿壮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留日年余，丁文江不满“（在）日本的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饭，谈政治而不读书”的生活，幸得康有为的资助，由东洋到西洋，至英国东部一座中学就读，“一年跳三级，两年就考进剑桥大学。”但是因缴不起昂贵的学费，半年后辍学。

后丁文江入格拉斯哥大学专修动物学，兼修地质学。

青灯黄卷寒霜苦，于1911年获格大动物学、地质学双学位，学成回国。

适逢清政府学部举行第七次游学考试，丁文江赶上了这趟“末班车”，被“奖给格致科进士”并“授农商部主事”。是年丁文江与史久元女士完婚。

他一面在南洋公学任教，一面应张元济之约，编《动物学》教科书。

次年末，应工商部矿务司长张轶欧之邀，到该司地质科任科长，正式开创我国的地质事业，成为“开山大师”。大凡人有异禀，长相也别具风采。

丁文江“矮矮的个子，敦实的躯体，显得敏捷和果断的眼睛”，尤其是“他的虬起的德国维廉皇帝式的胡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见了害怕。

他对于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的上边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岂止长相奇特，行为也很怪异。

他讲究科学人生，工作再忙，睡眠必须保证8小时；饮食起居讲究卫生，在饭馆用餐，必用开水涤器皿，酒席上不喝酒，但要用酒洗筷子；终生不吃海味；吃无外皮的水果，也要在凉水里浸上20秒。

他最恨奢侈，但注重生活的舒适和休息，每年夏天要带夫人到凉爽地区避暑。

有机会坐头等车，绝不坐二等车；有安稳的地方睡觉，绝不住喧闹的旅馆。

他认为这是在积蓄精力，以便更好地工作。

他笃信西医，早年有脚痒病，西医嘱赤足疗效最佳，他就终身穿多孔皮鞋，在家常赤脚，到熟朋友家也常脱袜子与友聊天，自称“赤脚大仙”。他有20年烟龄，某年忽觉脚趾发麻，医嘱戒烟，他立马戒绝。

他不屑中医。

太太有病，胡适觅到一方中药膏，他碍于情面收下了，带回家却不让夫人用。

第11节：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2)

老友钱伯庄为此同他“抬杠”，说假如你到僻壤考究地质，忽然病了，当地无西医西药，怎么办？丁文江断然回答：“不，不！科学家不得自毁其信仰节操，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此言不谬。

某年他偕友到贵州旅行，同行者病倒，那儿没有西医，他打电话到贵阳去请。

同行者都病死了，人们劝他先服中药，他终不肯破戒……丁文江就是这么一个怪人。

怪人有奇才。

温源宁说丁文江头脑里东西多得“就像个古玩店”，称他是“百科全书”。这倒真不过誉，丁文江不仅是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还涉足地理学、人种学、优生学、历史学、考古学和少数民族语言学等领域。

根据陈西滢的回忆，罗素常对他的英国朋友说：“丁文江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丁文江骑在马上是帅才，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指挥若定；伏在战壕里，是忠实的士兵，进有勇，守有谋。

他是一位地道的实干家。

他有一句名言：“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不会死一样。”这就是他理想中“活泼泼的生活的乐趣”。丁文江对社会的贡献也是多元的。

从本质上来说他是学者，学人的丁文江是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拓荒者。

在地质科长任内，他首创了专门的地质教育机构地质研究所。

1913年，他被任命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兼研究所所长，着手网罗、培养地质人才。

当时，没有教生物的教师，他自己充任，并亲自带学生到云南的崇山峻岭中做地质调查。

当时在这些地区搞调查是十分危险的，生命随时会受到威胁，赵亚曾被土匪枪杀就是一例。

丁文江不怕。

他崇敬徐霞客（后为其作年谱），并引为楷模。

为取得一手资料，丁文江力倡“登山必到山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探勘原则。

身先士卒，登山时“手足并用”爬那条本没有路的小路。

1919年丁文江不无感慨地说：“七年中，南游于滇黔，东游于皖浙，西至秦晋，东北至鲁。”足遍天下，采集到大量的化石、标本，极大地丰富了地质矿产博物馆的馆藏，人称“20世纪的徐霞客”。1922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由章鸿钊为会长，翁文灏、李四光为副会长，他做评议员，随之创办并主编《中国地质学会志》。

他麾下的地质研究所，为当时的中兴公司、开滦煤矿等提供了不少切实的技术帮助，往往不收报酬。

当丁文江想筹办地质图书馆向他们募捐时，实业家们纷纷慷慨解囊。

1921年建成位于北京兵马司九号的地质图书馆，造福于广大地质从业者至今。

他还倡议并主持编撰了《中华民国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图》，对中国现代地图学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那年月，丁文江全身心投入地质事业。

1919年，他陪同梁启超游欧，托正在德国求学的朱家骅帮忙，为地质所置购一批地质方面的外文资料；当他获知在英国留学的李四光已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时，便让自己的四弟丁文渊拜访李四光，恳请李四光到北大执教，终如愿以偿。

鉴于当时国内古生物研究力量薄弱，丁文江通过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朋友，找到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古生物学教授的葛利普。

丁文江亲自拜访，诚邀他到北大当教授并兼地质调查所顾问，亦获成功。

李四光与葛利普到北大，使地质系的面貌焕然一新。

后人评论说：“如果没有李四光和葛利普，北大地质系绝不会有后来的辉煌。”陶孟和说：“仅就他对于地质学的发展来说，丁君足可以成为学术界的政治家。”李济说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中研院曾是中国最高的学术机构，高端人才密集，人际关系盘根错节。

1934年丁文江应蔡元培之请，出任中研院总干事。

此前他怕自己的身体不能胜任而影响工作，还特地到医院做了检查，无碍后方受聘。

第12节：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3)

作为学术行政领导者的丁文江，走马上任后“夙夜匪懈，案无留牍”。他大力整肃院风，裁减冗员，减少行政经费，以增加事业经费，理顺了中研院的各种关系。

为确保学术的独立性，他创设“评议会”，极大地调动了全院人员的积极性，蔡元培称此举为中研院定了“百年大计”。丁文江就任总干事，规定做野外工作不得偕眷。

此令引起赵元任、李方桂等人的反对。

丁文江殷殷沟通，终获谅解。

而河南考古组大将董作宾，事先未向傅斯年、李济说明，带女友到工地，住史语所办事处。

傅斯年自觉失职，“汗流浃背，痛哭不已”，要自请革职。

李济认为傅不应当承担责任，他是代理所长，故主动要求辞去考古组主任一职。

而董作宾知道后，感到由于自己的冒失，连累他人，深感不安，立即表示要辞职“以谢贤明”。这些都是考古大将，辞职不干安阳考古便要泡汤。

丁文江面对这连环辞职案，从容疏通。

他先写信给董，剀切分析“偕女友”引发的后果，晓以大义；又打电报给胡适，让他做董的工作。

董作宾最后心平气和地返回考古地工作。

一场沸沸扬扬的连环辞职风波有惊无险，终告平息。

20年后，董作宾回忆说：“他（丁文江，笔者）曾一再写长信劝我，他以摆着一副老大哥面孔，写了许多诚诚恳恳的话语，举出许多他自己的经验，谆谆教导我，使我看了非常感动，于是，放弃自己的偏见，服从在他的指示之下。”此举令众人心服——丁文江是位有卓越领导艺术的“大当家”的。

丁文江的领导艺术不仅表现在学术行政上，他还兴办过企业。

1921年6月，他曾出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

弃心爱的地质事业，做起买卖，此非他本意。

除政治上此时他已看淡做官一事外，经济的重压是个重要因素。

丁文江在地质调查所任内10年，兢兢业业，律己奉公，坚守“不兼差”、“不弄钱”的底线。

一身正气，必然两袖清风了。

做官10年，他竟无积蓄，后来政府欠薪，弄得他到“衣食都不周全”的困境。

丁文江是一个家庭责任感十分强的人，同母、异母兄弟及侄辈求学的费用都由他负担。

嗟来之食他不吃，洁身自好的丁文江只有自己下海经商了。

北票煤矿公司是一家官商合办企业，叶恭绰任董事长，丁文江任总经理。

他苦心经营了5年，业绩不坏，由日产煤数十吨，最后发展到日产2000吨。

那5年间，他穿行于京、津、沈之间。

因工作关系他认识了张学良等东北政要，他对奉系军阀的黑暗有较深的了解，深恶痛绝。

丁文江是一位典型的公共型知识分子，他对公共事务、现实政治都怀有莫大的兴致与热情。

在“下海”的5年里，他间或“上岸”，与胡适、蒋梦麟一些朋友谈谈政治，办办报纸；研究民国军事，心仪军事教育，还挑起了影响深远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限于篇幅，此处只谈丁文江的政治情结。

他对政治的兴趣，用李济的话说是“完全被动的”。一次闲聊时，李济说到一件科学计划因受政治的影响而夭折，丁文江慨然：“你们老问我恋着政治问题不舍，不集中全力作科学工作。

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北票公司期间，老友董显光见他研究中国500年来宰相的籍贯，不理解，劝他何不用此时间去找金矿。

丁文江说得更直接：“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人事，而不是物质，如果我找到金矿银矿，而不了解人事问题，那金银仍将被偷盗以去，弄得更糟。”那时，因办矿工作需要，他接触不少奉系军阀要人，深知内幕之丑之黑。

他忧虑奉系军人一旦控制北京政府，会使中国政治变得“更无法纪，更腐败，更黑暗。”为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所驱使，他说服决心“20年不谈政治”的胡适，与蒋梦麟、陶孟和等办《努力周报》，在报上刊登由他参与具名，有蔡元培、胡适、李大钊、梁漱溟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俗称“好政府宣言”)，公开提出改革政治的三项基本原则：“宪政的”、“公开的”、“有计划的”。“九·一八”事变后，为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人格尊严，他们又创办了《独立评论》，丁文江是写稿最多、最卖力的一个。

第13节：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4)

他认为：“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丁文江一生为人诟病的是与军阀孙传芳合作，当了8个月的“淞沪总办”。这符合丁文江的性格——“有机会就干”。在此期间丁文江以非凡的智慧与魄力，确立了上海的新市政，规划了一个“大上海”的蓝图。

兴利除弊，统一行政，统一财政，改良公共卫生事业；禁烟，追查劣豪，整理官产等等，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

更重要的是他从外国人手中为国家争回了许多重大权利，以收回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最为辉煌。

在谈判桌上对原则问题丁文江寸步不让，在技术细节上灵活、变通。

他能够“不以势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让外国人交出这些权利。

丁文江当时与孙传芳合作，寄希望孙传芳能统一中国，改变军阀割据局面，认真做事，认真做人，造福于人民。

令丁文江失望的是孙传芳后来出于己利，认敌为友，背着丁文江又与奉系合作。

一切美好的愿望均成泡影，丁文江只有拂袖而去，自嘲“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这一段历史，成为丁文江抹不去的污点，连他的至友们都不宽容。

倒是傅斯年比较客观，他认为丁文江“是借机会为国家办事的，本不是和孙传芳结党的。

批评他的人，要先评评他所办的事”；又说丁文江是一个“顶好的官僚，而绝不是一个政治家”。丁文江之所以受到世人的推崇、景仰，除去才学之外，他的人格魅力是重要一端。

做淞沪总办一上任他即公开表示：“我敢说我对于淞沪市政，没有丝毫私人利害夹在里面，……我来担任这个职务，决不想弄一笔钱，买一所房子享清闲福气。”丁文江勤政，他每日要处理大量的公文、私函，但“案不留牍”；有关商埠计划、会审公案他都亲手料理。

连查处毒品，他都与警厅厅长一道去现场督察。

他利用早餐时间看报，饭未毕，司机已在楼下打火待发了。

任内，亲戚、朋友托请谋职者烦不胜烦，丁文江一不想培植私人势力，二不愿任人唯亲，打发的方法只有一个——“送钱”。加之家刚由津迁沪，经济上捉襟见肘，没办法时便颜打电报给胡适，请他代为催讨英国庚款委员的津贴。

丁文江廉政，“他最恨人说谎，最恨人懒惰，最恨人滥举债，最恨贪污。

他所谓的‘贪污’，包括拿干薪用私人，滥发荐书，用公家免票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笺来写私信，等等。”1931年国家资源委员会送他每月100元，他拿来分给几个青年编地理教科书。

到中研院后，经济委员会给他每月200元津贴，他均分给3位助理，令各做一件事。

生命最后一个月，他到湖南考察煤矿，老友朱经农怕长沙旅馆不清静，在省招待所为他订了房间。

他谢绝：“我此次来湘，领有公家的旅费，不应该再打扰地方政府。”接待的人再三相劝，他只同意暂住一夜，次日便迁入客栈。

他历来把个人的私生活看做是政治生活的修养。

“一个人没有良师益友，如何能成通人？”丁文江如是说。

因此他的朋友很多，胡适、傅斯年、任鸿隽等，大家都喜欢称他“丁大哥”；而丁文江却戏称梁启超为“小孩子”。丁文江自与梁启超结伴游欧后友谊日深。

他劝梁专心学术研究，每遇政客、朋友邀梁出山时，丁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梁住院时，丁文江“调护周至”。梁逝世，丁文江送的挽联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

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丁又向友人募捐，为梁造像。

拟为梁编年谱（未竟），后由翁文灏接手编就。

“爱憎能作青白眼，妩媚不嫌虬怒须。

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风流一代无？”这是胡适纪念丁文江的一首诗。

丁文江待友之诚胡适的感受是最深的。

尽管在政治见解上他们有分歧，甚而对立。

在政治问题上丁曾告诫友人“不要上胡适的当”（不谈政治），胡适在巴黎多次对傅斯年说将来要“杀”丁文江。

第14节：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5)

但他们却相互尊重、关爱。

丁文江不喝酒，某次见胡适醉了，真心相劝，还从《尝试集》中挑出几句戒酒的诗，请梁任公书在扇子上送胡适。

胡适患病岁月，经济不裕，居住条件不好，丁文江逼他搬家，为他看房子，胡适嫌房子贵，丁表示他每月代垫10元。

1934年翁文灏在浙江出车祸时，丁文江正卧病协和医院，他从报上获悉后，马上下床要去杭州探视，后被医生强阻。

当时大家以为翁文灏无救，翁家境又贫寒，丁文江在病床上着手翁的后事安排，并做好收养翁的幼子翁心钧的准备。

丁文江的得意门生赵亚曾在云南考察地质时被土匪杀害，丁悲痛欲绝，打电报给云南王龙云，请他派地方官将赵的遗体运到重庆，自己赶往重庆将赵的遗体运回南京，又牵头为其遗孤赵松彦征募抚恤金。

丁调到南京后，怕赵松彦少人管教，执意让他转学来南京，留在自己身边，督促功课。

暑假，丁与夫人外出避暑，也把赵松彦带上，视如己出。

丁文江不居功。

1912年章鸿钊在南京曾设计一个地质研究所，并未实施。

1913年丁文江在北京开办了地质研究所后，却拱手让章鸿钊去承办。

他怕章不肯去，自己悄悄地离京到云南去考察地质。

章感慨丁“这是何等雅量！”1923年，李济留美归来拜见丁文江，丁鼓励他做研究工作。

时河南郑县出土过一批铜器，丁文江希望李济去做发掘工作，并筹200元资助。

丁文江恋旧，感恩知报。

他常怀念恩师龙璋先生，1935年岁末，他到长沙公干，第一件事就是去凭吊龙璋先生纪念亭，并作诗缅怀。

傅斯年说：“他对于好朋友之态度，恰如他对于他的家人、妻与兄弟，即凡是朋友的事，他都操心着并且操心到极紧张极细微的地方，有时比他那一位朋友自己操心还要多。”正因他捧着心肝待朋友，当他有难处时朋友们也都解囊相助。

1927年初，丁文江生活处于低谷，且面临遭新政府通缉之危，平时积累的3000元薪水，也被族人索去，真正的“两袖清风”。就在此时，杨树诚（一个曾得到丁文江恩惠的人）通过丁的学生刘季辰给丁写信，恳请丁能接受他致赠的5000元。

丁文江感激杨某，特别感激他对自己不苟受的理解。

丁接受了这笔赠款，但表示“待日后宽裕时再奉还”。关于这笔5000元捐赠后来有许多种版本，说法不一，但这段佳话却真实地反映了杨树诚的感恩图报和丁文江的清廉。

在亲情上，在对族人的关爱帮助上，丁文江做到了极致。

丁文江归国后在上海教书，一边赡养父母，一边先后将他的4个弟弟并一兄、一姐和一个弟弟的孩子接出来接受新教育，有望成大器者则送往国外留学。

此外还长期承担对母舅的赡养和对贫困族人的资助。

对丁文江为筹钱去办煤矿，弟弟丁文治后来愧疚地说：“现在想起来，我们家族对他全是罪人，我们这个家是一个拖累可以有为的人下水的家。”最为感人的是弟弟文渊留学一事。

本来，照丁文渊的学历、家庭等情况，他是有资格申请官费的，而且主管的人又是丁文江的老朋友。

丁文渊想请乃兄疏通，但丁文江拒绝，给文渊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照你的学历，你的勤学和天资以及我们家中的经济状况，你当然有资格去申请。

……不过，你应当晓得，在国中比你还要聪明，还要用功，还要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

他们就是没有像你有这样一个哥哥，来替他们担任学费。

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

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

他们请求官费，确是一种需要，和你不同。

你是否应当细细地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这样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不必再为此费心，我既然答应担负你的学费，如何节省筹款，都是我自己的事，你只应当安心地用功读书就行！事实上，丁文江当时没有这笔钱，不得已，他把北京的房子卖掉。

第15节：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6)

丁文渊没有辜负兄长的厚爱，学成归国后，两度出任同济大学校长，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栋梁材。

丁文江绝不止在经济上资助弟妹，在品德情操的培养上亦很重视。

其弟丁文治回忆说：“他不愿意我们的人格发展受他自己已成人格的限制，所以他时常将他自己的短处说给我们听……因此，他和我们谈做人和做学问的任何信念时，他是很有分寸的。”“他对我的惠益是一种长兄、严父、慈母、保姆、小学教员、中学教师、大学教授、社会上我所信仰的所注意的一位学者所总和起来的惠益。”丁文江“求真求直”的品格，是朋友们交口称赞的。

任鸿隽与他是知交，为公家事（经费问题）两人较过真。

罗家伦执掌中大时，地质系郑原怀教授是哈佛的博士，教书很好。

后见南京房地产价格大涨，松懈了研究工作，去炒房地产了。

这事本与丁文江无涉，可丁文江知道后亲自登门，一面耐心开导，一面严正批评，警告他：“若你不赶快改弦更张，我便要请罗校长下学年不聘你！”郑教授终于接受他的忠告，而且做出了成就。

丁文江的不客气也有名，别人夸他有能力时，他从不虚伪客套。

他自喻“治世之能臣”。丁文江喜欢发表不同的声音。

文人爱竹，爱作诗画以颂，丁文江却贬之：“竹是伪君子，外坚中却空。

成群能避日，独立不经风。

根细成攒穴，腰柔惯鞠躬。

文人多爱此，声气想相同。”这些独特的思维也反映在他对时政的认识上。

某日蒋廷黻对丁说他应该做国防部长，丁不说不愿意或不可以，他说他最喜欢做军校校长。

丁文江有难舍的军事情结，认为中国的军事教育比其他教育要落后，他曾到德、法两国考察过军事，精心研究过民国军事，更心仪军事教育。

他从不隐瞒对政治的兴趣，他认为“总统、总理、议员，都是应该少数的优秀分子去做的。”他认为知识分子应参政，“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他对军人（笔者理解多指军阀）的认识也很独特，他认为“许多军人是爱国的，至少是想爱国的，有些实在是高度爱国的。”“他们也想救国，也想替社会造福，可惜他们没有受过近代式教育。” 曹锟对士兵施小惠笼络人心的技巧他就很欣赏。

丁文江的坦诚有时让人吃惊。

他有一个“谬论”，认为“中国的问题要想解决非得书生与流氓配合起来不可。”“九·一八”事变后，《独立评论》在丁文江的鼓动下应运而生。

北平教育界人士有的主战，有的主和。

“主和最彻底的莫过于在君”。丁文江还敢给蒋介石出主意，写了篇《假如我是蒋介石》，该文在唱“低调”的同时，又提出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与共产党休战等3个条件。

那“我们抗日的成功就可有十分的把握”。后来，国内主战气氛浓厚，加之日本军阀的横行和日本文治派的失败，丁文江不再坚持己见，“对应战的预备，他很感兴趣”。此外，在性道德观上，他也不假道学。

他主张人的“性本能”应得其正，不然，会失却一个人的精神平衡，而影响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

他甚而认为娶妾也未尝不可，但不要因此妨害本业。

他为人宽容。

他反对徐志摩再婚，不是再婚这件事本身，而是反对像徐志摩那样一结婚便不能再好好工作。

丁文江的死，是“武士死战场”式的。

1935年岁末，丁文江应铁道部长顾孟余之请，到湖南探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夜宿时因煤气中毒引起脑出血抢救无效，于次年1月5日逝世，时年49岁。

丁文江的家族有不长寿的族史，多在五十中寿而终。

丁文江担心自己难逃厄运，在年届“知天命”前预立了遗嘱，请老友竹生为遗嘱执行人。

丁亡故后，竹公布了丁文江的全部家底。

他的财产只有8种股票，照市价变法币为17070元。

第16节：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7)

如此而已。

足见这位当年显赫一时的淞沪总办的清白人生。

更足称道的是他的遗嘱第五条：五、于余身故时，即以所故地之地方区域以内为余葬地（践诺当年诗句“人间到处有青山”，葬于长沙岳麓山，笔者），所占坟地不得过半亩，所殓之棺其值不得逾银一百元，今并指令余之亲属不得为余开吊，发讣闻，诵经，或徇其他糜费无益之习尚。

遇所故地有火葬设备时，余切托遗嘱执行人，务必嘱余亲属将余遗体火化。

现行法已废宗祧继承，余切嘱余之亲属，不得于余身后为余立嗣。

“丁文江无疑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是五四一代的佼佼者。

他是现代中国地质学之父，有如此出色的专业知识，又有非凡的行政能力。

在同辈人之中，科学研究、行政事务和下海经商，样样拿得起来的，仅乎此一人。”（许纪霖）胡适说：“在君是为了‘求知’死的，是为了国家的备战工作死的，是为了工作不避劳苦而死的。”权用傅斯年的话作结：“这样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天下你我应识君。

征引及参考书目：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

王富仁、石兴泽编：《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雷启主编：《丁文江印象》， 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温源宁：《不够知己》，岳麓书社，2004年版。

宋广波：《丁文江图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第17节：远东最美丽的珍珠——顾维钧第三任夫人黄蕙兰女士(1)

远东最美丽的珍珠——顾维钧第三任夫人黄蕙兰女士

谁也不能否认，在黑咕隆咚的历史深井里有遗珠，它不一定璀璨，却很夺目；它虽无资列于历史长卷，但无法否认它的存在。

黄蕙兰应算一个。

在中国近现代外交家中，顾维钧（1888—1985）是声名最显赫的一位。

他曾任驻法、驻英和驻美大使，1919年拒签巴黎和约，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尊严，创造了“弱国也有外交”的神话。

顾维钧一生先后有4位夫人。

他事业巅峰时期的妻子黄蕙兰，对襄助其成名功不可没。

黄蕙兰女士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其家族及本人的逸事甚多，值得玩味。

“糖王”，华人的传奇黄蕙兰1901年生于爪哇，时在荷兰殖民统治下。

祖父黄志信，早年是一个“偷渡者”，曾因反清遭追捕，被迫从厦门出逃，在海上漂流数月到达爪哇。

先在海港做苦力，后做走街串巷的小货郎，过着“数米为炊”的日子。

在别人的屋檐下，硬是靠勤劳、智慧和节俭日益富裕起来。

离世时，他给后代留下了700万美元的遗产。

黄蕙兰的父亲黄仲涵（奕柱）继承了祖业并有了极大的发展，成为爪哇华侨首富，富可敌国。

经营糖业，世称“糖王”。黄仲涵一生大把大把地赚钱，大把大把地花钱：吃、喝、结交黑社会和娶姨太太。

难能可贵的是黄仲涵热爱祖国，“捐大钱支持辛亥革命，支持蔡锷在云南发起的讨袁战役”。热心公益事业，斥巨资创办东英中学和华侨学校。

黄仲涵年轻时就嗜赌。

一次父亲让他去收地产租，他收了一万卢比（荷兰人称盾），回家时路过赌场禁不住诱惑，破门而入，直到输掉最后一个子儿。

他痛悔自己是个不孝儿子，想投海自沉，但忽然想到辞世前应向心爱的女人、一位长他多岁的寡妇告别。

孰料，那位深爱他的寡妇，倾囊而出将自己的一万卢比送给了他，免了他一死之念。

黄仲涵是爪哇岛上第一个剪辫子的中国人。

洋人看不起中国人，骂他们是babi（猪），只准华人集中居住在中国城内。

黄仲涵用金钱和智慧打破了这一禁令，他雇佣一荷兰男爵做他的律师，与荷兰总督、威廉女王驻爪哇的代表过从甚密。

一番铺垫之后，“顺理成章”地成为爪哇第一个在欧洲人居住区购置产业的中国人。

黄氏府邸占地200多亩，傍山枕水，亭台楼阁气派非凡。

仅园丁就有50余名，除私家花园外竟有私家动物园。

在那个根本不拿中国人当人的社会，黄仲涵设法使自己成为了一名“玛要”(Mahjor)，一跃为爪哇历史上唯一一个取得这个高级职别的中国人。

黄仲涵平时喜欢穿一身白衣服，有绅士派头。

他一生最感兴趣的是女人，岂止是妻妾成群！黄蕙兰的母亲明娘，是他明媒正娶的正夫人。

此外，得到黄仲涵自己承认的姨太太共有18位，42个孩子。

据黄蕙兰的回忆，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

黄仲涵十分注意血统。

他们家族有小拇指弯曲的遗传，凡是小拇指不弯者，糖王概不承认。

戏剧性的是，糖王最心爱的女儿黄蕙兰的小拇指就是不弯的，而糖王认定是自己亲生的，因为他坚信他的大太太是绝对不会红杏出墙的。

这是个庞大混乱的大家族，常常会闹出大水冲掉龙王庙，自家人不识自家人的笑话。

黄蕙兰与顾维钧结婚后由伦敦回北京，途中在槟城下船。

忽然有两位小姐拍她的肩膀，微笑着对她说：“我们是你的妹妹。”黄蕙兰不识，再看看模样，的确相像，且小拇指是弯曲的。

一个最大的笑话是，糖王最后一个姨太太贺露西的儿子在美国爱上了糖王另一个姨太太的孙女儿。

他们虽不是一母所生，但男孩的父亲却是女孩的祖父。

他们在美国不能结婚，最后跑到荷兰去办婚事。

另一件叫人震惊的事，是糖王娶了一家两代3个女人做姨太太。

3位中的第一位叫江夫人，寡妇。

嫁时带来一个3岁多的女儿和一个10岁的妹妹。

江夫人没能给糖王生出长着弯曲小手指的儿子，后来等她妹妹长到15岁时糖王娶了妹妹，让江夫人当管家婆。

江夫人的妹妹给糖王生了五男四女。

而后，代替江夫人妹妹的，是当年她拖来的3岁的女儿。

她又给糖王生了个女儿。

黄蕙兰的生母魏明娘，祖籍山东，是爪哇中国城内第一号大美女。

是15岁时被黄仲涵用花轿抬回的原配夫人。

叫魏明娘惭愧的是她只为丈夫生了两?女儿：琮兰和蕙兰。

魏明娘考虑不能为黄家传承香火；同时，为防止丈夫涉足烟花柳巷，容忍了丈夫纳妾、纳妾再纳妾的行径，以至一纳而不可收。

最令魏明娘难堪和不能容忍的是，丈夫乱伦，竟然将她的两个姨侄女纳为姨太太！自黄仲涵纳妾后，魏明娘与其关系便日渐疏远，钟情于佛事了。

黄蕙兰在晚年自述中说她的父母生肖相克，一个属虎，一个属龙，龙虎相斗命中注定。

魏明娘后来干脆带着黄蕙兰远走伦敦，永远地离开了黄仲涵。

黄仲涵猝死，她也不肯见最后一面。

黄蕙兰多姿多彩黄蕙兰锦衣玉食，家中备有中欧两式厨房。

欧式厨房的总管曾任荷兰总督的大厨师。

她与父母进餐时，有一个管家和6名仆人伺候在侧。

餐具都是银制的。

母亲视她为掌上明珠，黄蕙兰3岁时，母亲送她金项链上的钻石重达80克拉！和小蕙兰的拳头一般大小，大钻石挂在胸前常硌伤肌肤。

黄仲涵不过问女儿的教育，魏明娘除延请英文教师外，还请人教习音乐、舞蹈、美术，全面提高女儿的素质。

她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这枚金枝玉叶上。

父母的娇惯，使黄蕙兰成为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挥金如土的阔小姐。

她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但天性聪颖，青少年时代即生活在伦敦、巴黎、华盛顿或纽约之间，熟悉西方的生活方式，能说法、英、荷等6种语言，富有天生的交际才能。

黄蕙兰又是个聪明美丽、追求时尚的摩登女郎，也是一个爱情圣手。

她在暮年追忆人生之旅时说，一次在随母赴欧洲的轮船上，疯狂地爱上了一位漂亮的德国军官，痴情地单恋了7年之久。

第18节：远东最美丽的珍珠——顾维钧第三任夫人黄蕙兰女士(2)

而那时她仅7岁！她自幼就喜欢小狗和马，父亲为她请了专职的马术教练。

她常常与年轻的男骑士们赛马。

因缘际会爱上了一位19岁的赛马对手小邝。

他是广东一位银行家的公子。

黄蕙兰父亲的密探像影子一般追随着她，当父亲调查到小邝是一个已婚并有了孩子的青年时，立即警告她中止这种草率的行为。

黄蕙兰认为他们很般配。

她爱他。

她说只要他离婚，她就嫁给他。

母亲严厉斥责她：“离婚是英国人的，不是中国人的。”父母联手行动，将她关闭在租住的房子里，把她的马车和马运回爪哇，并预订了返程船票。

小邝的信函也被黄蕙兰的父亲截获，音讯阻隔。

她的浪漫的豆蔻年华的梦，随着“一战”的炮声，渐渐远去。

母亲讨厌父亲娶妾的行径，带着黄蕙兰到了英国。

在伦敦，黄蕙兰过着社交仕女的生活，通宵跳舞，开着母亲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日落而出，日出始归，疯狂地周旋于国际社交界，结识了爱丽丝王妃、卡马斯塔公爵夫人和桑方斯帝诺简王妃等社会名流。

当然，不止跳舞，还有调情。

她很自豪：“如果你能想象一位中国摩登女郎的模样，那就是我！”年轻风流的伯爵们如狂蜂乱蝶追随左右，送花赠物献媚宴请。

母亲倒希望她这样，因为可以打入英国上流社会，光宗耀祖。

黄蕙兰憧憬着有朝一日与一位公爵结婚，能在私家的信件上印着公爵的冠冕并戴上公爵夫人的宝冠。

但她似乎与每位男友的相爱都是闪电的，“我玩得太高兴了，根本不想恋爱的事，婚姻意味着责任！”又说：“我总是越过现在的伴侣的肩头去远眺他人。”数度开花，无一结果。

摩登的黄蕙兰，兰心蕙质又十分传统。

她从不饮酒，懂得自尊自爱，决不允许男友对她有类似“搂脖子”的亲热行为。

但也有人说她的行为浪荡不羁，是交际花。

甚而在成年后，有人讹传：“她是第二个慈禧太后，当她的情人们使她讨厌时，就砍掉他们的头！” 而她自视是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难得的“好闺女”，婚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处女。

黄蕙兰一生亲善动物，尤其爱养狗。

她把狗视为自己的“另一群孩子”，有人评论她“爱犬甚于爱子”。在巴黎，她所宠爱的一只小狗所喜爱的石头不见了，小狗每晚都伴着那石头睡觉。

是晚，小狗一夜不眠。

黄蕙兰打发家中6位仆人屋里屋外找那块石头，遍寻不见。

数日后，那块石头在地毯上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她以为是“精灵”再现。

那只小狗死后，她把那块石头做陪葬，并期望它转世，来生相聚。

她认为她在北京的几年，最得意的事业是繁殖品种名贵的哈巴狗，多时达50只，请两名仆人照料。

她的奢侈生活，遭到舆论的谴责。

当她知道用这么多钱养狗，可以养活3个村的老百姓时，她“害怕起来”。她只留了3只，将其余的全部卖掉，用养狗的费用在公馆门口开办起施粥场。

除施粥外，每年冬天还给穷人发些棉衣……这一慈善活动，直至她离京赴法为止。

垂暮之年，歹徒入室抢走她价值5万美金的首饰，在歹徒捆绑封她的嘴时，她挣扎着哀求说：“请别伤害我的狗！”她毕生生活在“象牙塔”中，不知“天高地厚”，但她又富有可爱的凡人之心的“另一面”。黄蕙兰与母亲在意大利生活了一段时日，母亲突然说要去巴黎。

黄蕙兰不肯，说意大利还没玩够。

母亲坦言相告：巴黎有位对她有兴趣的先生在等她。

黄蕙兰是个孝顺女儿，顺从地接受母亲为她安排的人生之路。

顾维钧一见钟情那个在巴黎急于与黄蕙兰见面的男人叫顾维钧，时年32岁，任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第二代表，驻美公使。

他曾有过两次婚姻：前一位是遵父母之命的张润娥，有名无实，离婚。

第19节：远东最美丽的珍珠——顾维钧第三任夫人黄蕙兰女士(3)

第二任妻子是有缘无福的唐宝，因分娩难产而亡。

黄蕙兰的姐姐黄琮兰邀请中国代表团到巴黎的家中做客，顾维钧见到主人家钢琴上陈着一帧黄蕙兰的玉照，十分欣赏，表露了愿意结交的想法。

琮兰赶忙给母亲写信，从中搭桥牵线。

会见的宴会上，蕙兰被安排与顾维钧比邻。

黄蕙兰对他的第一印象比较平淡，见他理着老式平头，衣着与当年追她的朋友相差甚远，尤其是听说顾维钧既不会跳舞，又不会骑马，甚至连汽车也不会开后，不免有点失望。

而顾维钧非等闲之辈，凭借自身的魅力展开攻势，令黄蕙兰感到他时时处处在关爱自己。

宴会进行了一半，黄蕙兰便有点陶醉了。

他们适时地溜到户外一条名为“钟情路”的马路上散步。

当言及次日到枫丹白露去郊游时，顾维钧马上用比英语还流利的法语对她说：“明天我来接你，坐我的车去。”那是一辆由法国政府供给的享受外交特权的车，有专职司机，令黄蕙兰的心理得到一种从未有的满足。

后来听歌剧，他们享用的是国事包厢。

调情之余，黄蕙兰窃思，这种荣耀与特权是爸爸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

那几日，顾维钧每天差人给她送花，有时一天几次亲自造访问候。

有一回为了找她，顾维钧一个堂堂的外交官，竟然追至美容院门口等她。

顾维钧以一种自信、从容的姿态引领着黄蕙兰去展望一个新世界——什么白金汉宫、爱丽舍宫和白宫等等神秘而高贵的所在。

崇尚荣华的黄蕙兰早已为之倾倒。

顾维钧说：“我到那些地方进行国事活动，我的妻子是和我一起受到邀请的。”“可是你的妻子已经去世了。”黄蕙兰说。

“是啊，而我有两个孩子需要一位母亲。”黄蕙兰凝视着他，说：“你的意思是说你想娶我？”顾维钧严肃地答道：“是的，我希望如此，我盼望你也愿意。”令黄蕙兰迷惑的是，他并没有说爱她，他也不问她爱不爱他。

黄蕙兰的母亲坚定地认为：顾维钧是一个梦想中的女婿，一个属猪，一个属虎，生肖相合。

她为有这样一位乘龙快婿而自豪。

姐姐琮兰劝告：“蕙兰，你一定要嫁给顾维钧，别像我这样，找一个凡庸之辈做丈夫。

你想想，你将成为‘马丹’顾维钧，旁人要称你为‘高贵的夫人’。”而当父亲了解了顾维钧的婚史后，坚决反对，以至后来拒绝参加他们的婚礼。

顾维钧加大了追求力度，希望和黄蕙兰立即结婚，婚后与他同回华盛顿，速战速决。

而且他表示要到布鲁塞尔中国使馆举行一个光明正大的婚礼。

这时，琮兰向曾经追求过黄蕙兰的公子哥儿们发出警告，不许再来骚扰。

黄蕙兰的母亲为他们定制了一套36件银质餐具，甜食碟和调味碟都是金的！连枕头套上佩的扣绊也是金的，每朵花上都配一粒钻石！为顾维钧定做金的名片架，錾着中文“顾”字。

还有一辆配有司机的罗尔斯—罗伊斯高级轿车！婚礼十分排场，许多外交使节都来助兴。

时为1920年10月2日。

新房是旅馆一间大套房。

当黄蕙兰挑选一漂亮的晚装走进套房起居室，希望得到新郎的称赞时，顾维钧连头都没抬一下。

他正在办公，口述备忘录，4个秘书在做记录。

洞房花烛之夜，他们是在开往日内瓦的火车上度过的！因为国联大会次日召开，顾维钧是中国代表团团长。

黄蕙兰晚年对此感慨良多，她说她敬佩顾维钧的才华，但他缺少温柔和亲切的天赋。

“他对我不是很亲热，而是常常心不在焉，有时令人讨厌。

他最关心的是中国，为国家效命。”“他是一位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她又说，“他娶妻子把她当做家庭中的一件装饰品，就像托尔斯泰一篇小说中的那位丈夫一样，把妻子当做家中的一把安乐椅。

当这把椅子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见解时，这位托尔斯泰笔下的主角就会感到厌烦和气愤了。”话语中隐隐显出一种深沉而真实的泣怨。

第20节：远东最美丽的珍珠——顾维钧第三任夫人黄蕙兰女士(4)

花开花落水自流尽管顾维钧和黄蕙兰的结合最后没能善终，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曾热烈地相爱过（1920—1956），谁也不能否认顾维钧的外交成就中有黄蕙兰的汗水和功绩。

顾维钧也承认：“她很帮忙，昔在巴黎时，帝俄时代的王公伯爵都逃亡法京，他们虽失政权，但在法国的高级社会里拥有势力。

她最喜欢与他们结交，并以此自傲。

在使馆里三日一大宴，四日一小宴招待他们。”用的都是她自己的钱。

顾维钧在评价他的3次婚姻时也很中肯：唐宝给他带来顺畅的仕途；黄蕙兰的财富替他点亮他的外交生活；严幼韵让他享受爱情和健康。

黄蕙兰嫁给顾维钧后，自此成为贵妇人。

她挟慈父之多金，依贵婿之显要，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活跃于国际外交权贵之中，“过着令人兴奋的日子。”顾维钧才华出众，外电评说他“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是位博得世人“无限的敬意”的外交家。

他勤政，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并时时注意自己的形象。

他对黄蕙兰一身珠光宝气不以为然，他要求妻子“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外什么也不戴。”他希望妻子取消母亲为他们订购的汽车，坚持使用前任公使使用的旧车。

黄蕙兰认为享用父亲的钱是件自然不过的事。

而且，黄蕙兰有自己的见解，她认为在外交场合有必要装潢门面，“这有助于使他们理解中国不能忽视，我们并非如他们想象的来自落后的国家。

我们来自有权受到尊重的国家。”因此，在30多年的交际生涯中，她挥金如土，为国也为己增光添彩。

一外国友人写诗称她是“远东最美丽的珍珠”。在最初的外交活动中，黄蕙兰不懂礼节，根据自己的喜恶，在接待宾客时任性安排客人的座次。

顾维钧批评她：“这不是私人宴会，这是代表国家款待客人。”夫唱妇随。

渐渐地，黄蕙兰成为顾维钧的得力助手。

由于她懂6国语言，为人热情、大方，又懂礼节，深受欧洲人欢迎，“被当作自己人看待”。在外交使团，夫人外交很重要，“法国以及别的国家要根据顾维钧和我的表现来确定他们对中国的看法。”黄蕙兰认为“我们是中国的展览橱窗”，得注意形象。

连持“不同政见”的袁道丰（曾任国民政府驻巴黎总领事，顾维钧老友）也承认：“当大使太太是最适合黄蕙兰的胃口，与西人酬酢应答如流，也确有她的一套。

很少有中国大使的太太能够和她比拟的。”顾维钧出任驻美大使时，宋美龄访美，黄蕙兰将大使馆的套房让给她，好出风头的黄蕙兰也谨慎地退出一切活动。

就餐时，将自己与丈夫对面的餐席让给宋美龄。

宋美龄接见众多的客人握手时，她悄悄地递上浸过花露水的热毛巾，适时、得体又周到。

一次，当众人称赞顾维钧为赢得国际承认中国的地位做出了贡献时，宋美龄还特别提醒大家：“别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作用。” 黄蕙兰也自明，她的价值有一半体现在她雄厚的财力上。

当时，使馆经费拮据，顾维钧的许多外交应酬都是黄蕙兰掏的钱。

波特兰广场的破旧使馆，黄蕙兰觉得很丢中国人的面子，自掏腰包将其翻修一新。

顾维钧回国内工作时，她一掷20万美金购下北京狮子胡同陈圆圆的故居做公馆。

父亲寄来大把大把的钱，她都交给顾维钧，要用，再向他拿。

黄蕙兰热心公益事业，在伦敦积极参加战时救护工作，在遭空袭之后的难区抢救伤员。

连续4个月，从午夜到次日早晨8点，累得整天和衣睡觉。

由于顾维钧的职务升迁，黄蕙兰的交际也更广泛、高级。

参加白金汉宫战后首次宫廷舞会，与英国大使和英王握手，出席杜鲁门总统就职典礼，几乎天天都有社交活动，使她备感荣耀。

她大方、 热情，但恪守做人的尊严。

新婚后的第一次宴会上，一位外国大人物为她作诗，并试图与她调情。

第21节：远东最美丽的珍珠——顾维钧第三任夫人黄蕙兰女士(5)

黄蕙兰机智地大声说：“维钧，那个老头想知道中国话怎样说‘我爱你’。”一个法国外交官轻佻地对她说：“我认为中国人是可爱的——个子矮小，弯着腰趿拉着脚走路，而妇女则用缠过的小脚蹒跚而行。”黄蕙兰针锋相对：“我丈夫像苦力一样趿拉着脚走路吗？我是不是一个缠足的小玩偶？”黄蕙兰是位交际能手，女人喜欢她，男人更喜欢。

但她认为她那些异性朋友仅仅是朋友。

为了为人妇、为人母和自身的尊严，她恪守妇道。

然而，外面总有些风风雨雨，顾维钧时有怨言。

她说，她对老朋友的款待，只是出于礼貌。

一次外交活动后，法国外交官有意撇开妻子，钻到她的车子里，坐在她与顾维钧的中间，伸手摸她。

她斥其“住手！”而顾维钧只在考虑他自己的事，竟全然不知！黄蕙兰觉得委屈、寒心。

日月流转，顾维钧、黄蕙兰之间的隔膜在日益加深，顾维钧也渐渐心有另属。

黄蕙兰认为：他在巴黎大使任上与异性交际的所为，使她蒙辱，她感到愤怒。

36年的缘分终于走到了尽头。

顾维钧与黄蕙兰离异后，娶了已故驻马尼拉总领事杨冠笙的遗孀严幼韵为妻。

黄蕙兰在晚年撰写的《没有不散的筵席》中，追述她的一生、她与顾维钧的恩恩怨怨；但心态是平和的，有怨气，无恶语。

雅量大到连那位横刀夺爱的女性的名字都未提。

而她视顾维钧与前妻之女菊珍如同己出，直至终老。

黄蕙兰晚年隐居在纽约曼哈顿，靠父亲留给她的50万美金的利息养老，1993年12月辞世。

顾维钧于1985年11月14日作古。

花开花落水自流。

征引及参考书目：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天津编译中心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袁道丰：《顾维钧其人其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第22节：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1)

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

爱丁堡飞出一孔雀20世纪50年代，全国高校评定职称时，武汉大学的袁昌英和夫君杨端六都被钦定为“四级教授”。有人评说此举贴切地诠释了“帽子的价值并不等于头脑的价值”这一格言。

袁昌英（1894—1973）号兰紫、兰子，湖南醴陵人。

其父袁雪安，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历任民国大学部部长，湖南省代理省长，云南财政厅厅长，山东、安徽财政厅厅长等职。

袁昌英还有3个妹妹都早夭，她是唯一幸存下来的。

幼时在老家上私塾，稍长，被父亲接到上海入教会学校中西女塾学英文，开始受西方文化的熏陶。

1916年自费赴英国留学，在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时，结识了周鲠生、皮宗石、杨端六等一群湖南籍热血青年。

杨端六（1885—1966），湖南长沙人，早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堂，曾赴日本留学，在日参加了同盟会。

回国后因反对袁世凯被捕，后得黄兴资助复又到伦敦大学攻读货币银行专业。

袁昌英心仪淳厚、博学的杨端六。

适巧，杨端六曾是她父亲袁雪安的门生，素受袁的器重和信赖。

由于这层关系，袁、杨日渐亲密。

1921年袁昌英获硕士学位。

回国后，这对富英国绅士、淑女风度的青年便携手在北京步上红地毯，证婚者是民国耆宿吴稚晖（一说在上海，证婚人是周鲠生）。

时袁昌英27岁，杨端六36岁。

婚后，杨任上海商务印书馆主任会计，兼《东方杂志》撰述。

袁昌英则执教于北平女高师，教授莎士比亚，成为我国第一位研究莎剧的女学者。

为求精进，1926年袁昌英舍下嗷嗷待哺的女儿杨静远，只身赴法，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和近代戏剧，两年后回国，在上海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当教授。

不久，杨端六应李公朴之邀，出任中研院经济所代所长，与李四光、傅斯年同事。

这一时期，他们生活稳定，情绪饱满，是袁、杨两人的著述丰收季节。

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均有卓越的建树，学术专著陆续在商务出版。

早在1920年，杨端六、赵元任等3人就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4个团体，陪同美国哲学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全国作巡回演讲。

杨端六对长沙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和《介绍罗素其人——与罗素一席谈》等3个专题。

毛泽东当时是新民学会的负责人兼长沙《大公报》的特约记者。

杨演讲时毛泽东作了记录，曾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将讲词刊在1920年10月31日的《大公报》上。

袁昌英于1920年开始发表作品，1930年出版了她的成名作《孔雀东南飞》。

这部“借旧题创新作”的剧本，突出伉俪爱与亲子情之间的矛盾，给焦母以同情。

她的剧本的新意，给沉闷的剧坛带来了新气息，受到了世人的关注。

阿英、苏雪林对这只爱丁堡飞出的“孔雀”都给予热情而中肯的评论。

经济学家杨端六崇尚理性、务实，他被公认为中国商业会计的奠基人。

袁昌英热爱文学，有诗人的浪漫气质。

他们夫妇交游甚广，拥有一大批社科文艺界的硕儒时彦朋友，是时人钦慕的一对学者型伉俪。

珞珈三杰一大姐珞珈三杰者，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也。

她们相识于20年代初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时代，聚首于30年代初的武汉大学。

当时袁昌英任外文系教授，苏雪林执教中文系，凌叔华是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的夫人，主编《武汉日报·现代文艺》。

武大坐落在武昌东湖边，珞珈山下。

其时三人风华正茂，常有佳构问世，同为好友并被誉为珞珈三杰。

三杰中，袁昌英年龄最大，学历最高，资历最深，是武大首批聘任的教授，又是在武大任教时间最长者。

她聪慧过人，接人待物又有英国淑女风度，当属三人中的大姐。

袁昌英是位思想、事业型的女性。

在教学上她挑大梁，一人授“莎士比亚”、“希腊神话”、“希腊悲剧”、“现代欧美戏剧”和“中英翻译”等7门课，她恨不得把自己胸中的知识一下子掏给学生。

她讲课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精选几位作家的代表作，做深入细致的解剖，然后再指定阅读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她不仅抓教学，而且抓科研。

她向学生传授3种读书方法：“游戏式”、“跳跃式”和“讨论式”。 她还提倡三到：即“眼到”、“心到”和“手到”。要求学生深入进去，由表及里，着力提高他们的分析判断和综合归纳能力。

她并且把自己阅读的所思所感形成文字，与学生交流，她这种教法深受学生的欢迎。

袁昌英教学最讲究“认真”，1939年敌机在乐山大轰炸，她家片瓦无存，连毛巾牙刷都要靠友人接济，可是她照样坚持上课。

通货膨胀，生活困难，有的教授到外校兼课，以贴补家用，她始终把精力用在本校的教学上。

教学之余，挤出时间从事著述。

她的散文小品《忙》，是身兼教授、作家、主妇、母亲等多个角色的袁昌英的真实写照。

战乱岁月，原本大教授、大作家的大小姐袁昌英，入难敷出，不得不辞去佣人，自己下厨操持柴米油盐。

令人发笑的是，她第一次用秤，竟将秤砣放在秤盘内，将要称的食物挂在秤杆上；为了学会做菜，她用小本子记上十几种做菜的方法。

如“烹鸭”一条，她写：一、把鸭子捉来；二、用刀将鸭杀死；三、在沸水中去毛；四、……她的迂腐，被友人讥为书呆子。

袁昌英精心教书，不忘育人，她非常关心年轻学子的健康成长。

在介绍西方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时，总持批评态度。

当时武大学生剧社演出王尔德的《莎乐美》，希望她为剧本说几句好话，可她实事求是，善意提醒大家：“别为美的艺术所诱而误认为其内容的健康。

这种病态的、颓废的作品披上优美动人的艺术形式最易于把人们引入歧途。”她爱国，用作品热情讴歌前方将士、鞭笞大后方政府的腐败现象。

第23节：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2)

她的爱国情怀在《朴朗宁教授》和《游新都后的感想》、《再游新都的感想》中有充分的体现，一直为后来的研究者瞩目。

她不仅嘴上说，而且身体力行。

她的心里总揣着国家、民族。

她曾用英文写过一本书《中国的爱国文学》（未见出版，笔者），把屈原、杜甫、辛弃疾、文天祥介绍给外国读者。

平时在家，她常把这些爱国故事讲给子女听。

抗战伊始，她主动把自己的一大笔积蓄捐给国家。

“九·一八”事变后，身兼女生指导的袁昌英带领女同学和部分教职员家属，为东北义勇军缝制棉衣千余套。

为保证这批援军物资的安全，1932年3月3日，她给胡适写信道：现在我们有一件事要请求你的帮助。

我们住在武汉方面的人，虽然尚未直接感受日本鬼的威吓，可是精神上也够痛苦了。

每一想到北方义勇军在冰天雪地之中，与敌人奋斗的艰苦，就不免流着同情泪。

武大东省事件委员会虽然几次募集捐款汇寄北方，我们做女子的总觉得未尽天职，所以最近又发起了一个小小的运动，赶做棉背心一千件，接济我们的义勇军。

这事正在进行，不日就可完工。

数虽很少，却是出自我们几十个人亲手裁缝，无非表示我们一点热忱而已。

现在要请求于你的是：亲自替我们在北平打听一个寄交的处所。

我们希望这一点棉衣，不至于随便落在不相干的人手里。

你在北平当然知道有确实可靠的机关和经手人，可以使我们直接寄去。

……在小的方面，袁昌英自觉抵制日货，不管日本货多便宜，一概不买。

在那战火纷飞、生活困难的日子里，她在敌机的轰鸣声中，在油灯下，坚持完成了20万言的《法国文学》。

她在序言中动情地说：“我这半年中，聚精会神地写了这部《法国文学》，苦真是苦极了……可是我的大安慰是：我是中华民族的女儿，我要尽我所能写书，因为中国不是埃及，中国人民是永远不能做奴隶的，所以我要在这中华民族精神的大火炬大光明中，贡献一只小小的火把！”其爱国激情跃然纸上。

她在1944届毕业生告别会上勉励学生：“今后走上社会要清清白白地做人，实实在在地做事，每个人要牢记武大的校训，为国家为民族保存一点气节。”1938年《宇宙风》编辑陶亢德向她约稿。

时南京失守，武汉吃紧，她偕家小到了重庆。

她在复信中说：“惟国难以至如此地步，心情不宁之至”，意无法从命。

但话锋一转又说“然一见奇山秀水则觉国运定有转机。”言语中充满对抗战胜利的渴望与祝福，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祖国的热爱。

令袁昌英欣慰的是，她的一些老学生后来颇有成就，诸如翻译家叶君健、莎士比亚研究者孙法理等。

师恩难忘。

战前的老学生张培刚在谈袁昌英的严格教学使他受益无穷时说：“……我赴美国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不到一年时间，就以笔试通过了第二外国语法文考试。”著名法学家、大法官端木正回忆说：“大学二年级开第二外语课，我选修法语，是袁昌英教授讲课。

她用的是美国教材，用汉语讲，也用英语讲。

考试时，学生将法语译成汉语，也可译成英语。

……这对我们帮助很大。

我至今还十分感谢袁昌英先生和其他老师们。”武汉大学现在成为全国中法学术交流中心，这和袁昌英当年在此打下的基础显然是分不开的。

附提一件轶闻：袁昌英与徐志摩私谊甚厚。

徐志摩遇难后，袁昌英督请苏雪林撰文悼念，同时自己也写《毁灭——纪念一个诗人》，发在凌叔华主编的《武汉日报·现代文艺》上，研究者一致认为“该文透露袁对徐的感情之深厚”，以至“张邦梅在《小脚与西服》中转述了张幼仪见到袁昌英的‘小脚’时那种激动的心情，并且怀疑袁是徐打算娶的‘二太太’”。显然，这分明是张幼仪出于忧虑、嫉妒和敌意。

第24节：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3)

袁与徐的感情，只不过是文人之间意气相投因敬而爱（柏拉图式）的情感而已。

而那时袁昌英已与杨端六订婚了，这纯属一种虚妄的猜测。

骆家山坳一土斗转星移。

“三杰”中的凌叔华40年代中期离开珞珈山，随丈夫陈源出使国外；苏雪林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随大流流寓台湾。

唯袁昌英坚守武大。

若论历史问题，袁昌英要比另两位复杂得多，她不仅出身于一官绅之家，1948年还曾以社会贤达当选为国大代表。

丈夫杨端六自30年代一直任武大法学院院长、教务长。

更为触目的是杨的头上还有一叠“官”帽子。

他当官事出“偶然”：1931年国民党元老钱昌照介绍在野名流杨端六为蒋介石讲学，因而受到蒋的器重。

蒋要杨端六出任军事委员会审计厅厅长之职，杨端六以不是军人为由推辞。

蒋不允。

他又不敢得罪，从而不得不提出：“不离校、不离讲台、不穿军装”，只在假期去南京兼职。

蒋竟全部应允，并授其上将军衔。

杨端六还是国民参政会参议员。

1945年，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大，杨拒绝出席。

也是蒋提名选他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袁昌英夫妇完全是出于对未来的希望和信赖才留下的。

客观地说，50年代前半期，袁氏夫妇的生活和心情是相对稳定和欢畅的。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向组织交代了既往的历史，积极参加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受到社会的尊重和信任。

袁昌英入了民盟，当选为省政协委员，出席了三次武汉文代会，并当选文联执委。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武大外文系撤销，她遵命到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

为译介苏联资料，她苦学俄文；为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她把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文……杨端六一边在武大执教，一边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

1956年又加入“民革”。然而，这阳光灿烂的日子，被1957年的一场风暴统统卷去。

本来，袁昌英的历史问题早在1951年、1952年已交代清楚，肃反中也没做审查对象。

1957年莫名其妙地被划为“极右分子”，被剥夺教职，下放到图书馆劳动。

一年后，湖北省高院又突然宣判她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判处管制两年。

因当时袁昌英年老体弱，没有遣送外地劳改，留在校园内，由街道干部监督劳动。

每天挥着大扫帚，扫满地扫也扫不尽的尘土和落叶……袁昌英有一儿一女。

长女杨静远留美后，回国在北京工作，儿子杨弘远在身边。

社会的高压令杨弘远透不过气来，学生时代的杨弘远因“和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而屡受批评“帮助”。阶级斗争，像烧红的磙子一样来回碾压年轻人的心，烙进年轻人的意识。

杨弘远终于作出与父母分居的决定，以示决裂。

两年后袁昌英摘帽了，杨端六的专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在姐姐杨静远的劝说下，杨弘远搬回与父母同住。

然而，天伦之乐是那样短暂，随着1966年“文革”的开始、杨端六的去世，杨弘远再次与母亲划清界限，而且彻底地决裂了。

社会、时代的悲剧，酿成了家庭的悲剧。

责任当不在个人，但实在令人痛心。

杨端六是幸运者，1966年9月5日病逝，逃过了“文革”之劫。

当时他的身份是“历史反革命”，火化后连骨灰也没留下。

这位人们“视界外的大师”真正地销声匿迹了。

是时，袁昌英已72岁高龄，无生活自理能力，被学校指令住到一间小屋里，孤灯冷灶。

女儿在外地，儿孙又不上门，她只靠原保姆及侄儿的儿子隔三差五地帮她干点买煤、装炉子的体力活。

度日如年。

更想不到的是，一个孤老婆子还遭不白之冤。

她女婿单位的造反派来找她外调，偶然看到桌子上书写的字句，硬逼她承认那是反标，是恶毒攻击。

第25节：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4)

袁昌英再三解释那不是她写的，然有何用？来者不听分辩，恶狠狠地打她一耳光。

造反派正要将她扭送派出所时，邻居家小孩子来了，主动说那是他画着玩的，方才解围。

1969年秋，林彪“第一号令”发布。

1970年1月，学校限令“五类分子”袁昌英于月底离开武汉。

女儿杨静远好不容易联系上，将袁昌英迁往老家醴陵一远亲袁星山家落户。

袁昌英卷着一床小被卷，带着一条跛脚方凳和两口装满中外书籍的木箱，告别了她生活了40年的家园——第二故乡武汉，跋山涉水到醴陵，由袁星山推着独轮车吱吱嘎嘎推到老家骆家坳。

所幸，乡风淳朴。

乡亲们没有理会袁昌英是什么“分子”，把她看做是远道而来的老姑奶奶，叫她“老姑”。由于她的“身份”在县里是榜上有名的，不时被通知要参加农村“五类分子”训话会什么的，少不了要写思想汇报。

袁昌英到乡下，带着许多工具书，本想重译《莎士比亚全集》，可是她身心疲惫至极，实在力不从心了。

她用女儿寄来的生活费订了两份报纸，除了看报就是吸烟。

有趣的是她备有两个牌子的烟，一是“经济烟”，8分钱一包，自用。

一是“珞珈山”，两角一包，接待客人用的。

一次她请人买“珞珈山”，那人没听清楚，买了也是两角钱一包的“岳麓山”，她很不高兴。

她说她要“珞珈山”。她对珞珈山的感情太深了，那是她生儿育女、成就事业的热土啊！初下乡时，袁昌英身体尚好，常拄着拐杖，漫步在田间的小路上，或到“袁家老屋”附近找熟人聊天。

可物是人非，每每忆及往昔，再思现状，湖北的珞珈山、四川的乐山、湖南的骆家山，这些“山”压得她透不过气来，令她兴奋，令她悲哀，令她无奈。

袁昌英为她晚年在骆家坳的小屋取名“陋园”。那恐是名副其实的谈笑无鸿儒，往来皆白丁的陋园。

1973年4月28日，袁昌英这只由爱丁堡振翅的孔雀，在历经79个春秋之后，在故园骆家坳蜕变为一黄土。

袁昌英逝世后，女儿杨静远遵从母亲的遗愿，从解冻的12000元存款中，捐出4000元给骆家坳生产队买了部手扶拖拉机，以谢乡情。

孔雀毕竟是珍禽，应该受到保护和尊重，被遗弃或遗忘总是暂时的。

1978年末《中国文学家辞典》编委会向袁昌英发函，云该辞书要为她立词条，请她提供资料。

殊不知袁昌英墓木早拱，青草萋萋。

她告别人世已经5年了，圈内的人士居然不知！1979 年10月9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刑事判决书（鄂法77刑再字第63号），白纸黑字冷冰冰地称：“撤销本院1958年12月16日对袁昌英判处二年的刑事判决”。仅以“不当”两个字，就轻轻地为20年的不白之冤画上了句号。

倒是外国人没有忘记袁昌英，早在1976年美国作家Catherine Lee就开始研究《孔》剧。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现代中国女作家》）文集，就收有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全剧。

挪威奥斯陆大学伊丽莎白·艾德女士为研究袁昌英的《孔》剧，专门到北京访问袁昌英的女儿杨静远……老学生们没有忘记袁昌英。

袁昌英逝世20周年，她的年近古稀的老学生们还结伴到醴陵乡下为袁昌英扫墓，以谢师恩。

历经20多年淹没之后，袁昌英的名字重现人间，在《新文学史料》上与世人照面。

1983年6月，胡乔木对《中国新文学大系》有关编选人员谈话时说，像“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这些历史题材的作品也是不能忽视的。”一锤定音。

随之，该书第十五集收录了《孔雀东南飞》全文。

袁昌英的散文集《山居散墨》、《袁昌英作品选》、《袁昌英散文作品选》等随后也相继出版。

1989年，湖南电视台播出的《我说潇湘女》节目中，有专节介绍袁昌英……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漫忆女作家》丛书，为袁昌英出了专辑《飞回的孔雀——袁昌英》。

袁昌英与她的老友苏雪林、凌叔华的名字必将被镌刻在新版的中国文学史上。

“质本洁来还洁去，一净土掩风流。”征引及参考书目：杨静远编：《飞回的孔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苏雪林：《遁斋随笔》，台湾中央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杨静远致笔者信若干。

第26节：闲话西滢(1)

闲话西滢

这篇《闲话西滢》“有根”，缘自《西滢闲话》；不过绝对与那场笔战无涉。

笔者以为既是“闲话”，跑点野马才有趣，当以不失真为本。

——题记且容我娓娓道来——3年前我揖别编席，入盟“每月领取养老钱”、“常与朋友聊聊天”的退休大军，与文坛旧雨品茗把盏，纵论天地驰骋古今。

大家轮流做东，不胜其乐。

不知何时，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每每聚首，由当天的东家开题，做首席发言。

然后，大家七嘴八舌附议或抬杠。

丙戌岁暮，值我买单，诸公端起酒杯，一仰脖子后，我说了则徐志摩拿错鸳鸯谱的趣话：徐诗人一生为情所累，与张幼仪结婚后，又穷追林徽因。

无奈名花有主；又徘徊于陆小曼、凌叔华之间。

乃父徐申如对罗敷有夫的小曼不感兴趣，对待字闺中的凌叔华默许认可。

1924年6月，徐志摩名义上送泰戈尔去日本，实则是陪林徽因经日赴美留学。

回国后，下榻上海新新旅馆。

陆小曼、凌叔华双双来信，志摩把玩之后塞进枕头底下。

翌日上午徐父申如偕王受庆（王赓）来看志摩。

志摩知道父亲喜欢凌叔华，大献殷勤说：“叔华有信”。说着信手从枕下掏出一信递了过去。

徐父展读，在侧的王受庆伺机观光。

看着看着，志摩见王受庆脸色大变，拂袖而去。

志摩自觉不妙，掀开枕头一看，凌叔华的信仍躺在那儿，送上的是陆小曼！徐志摩方知闯了祸。

这王受庆是陆小曼的丈夫、徐志摩的朋友，1911年清华毕业后，先入哥大、普林斯顿大学，最后毕业于西点军校，1920年与陆小曼结婚，时为陆军少将，任哈尔滨警察厅厅长。

王见妻子致徐的信写得“情意绵绵”，不堪忍受，把陆召到上海，一番大吵，各不相让，旋由刘海粟调停，以仳离告终。

徐志摩也由此被逼上梁山，1926年10月与陆小曼结婚。

他们还给王受庆发了喜帖，王居然还送了一份贺礼，可谓不失君子之风。

我说完开场白后，有人说新鲜、刺激；也有人说我在糟蹋诗圣；更有人要我交代出处。

我据实相告，这是徐志摩表弟、儿时玩伴、台湾“国立图书馆馆长”蒋复骢晚年写的《徐志摩轶事》（见台《传记文学》第45卷第六期）。

我又拿出刚刚收到的《不容青史尽成灰》（刘绍唐著，风云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作佐证。

沉寂片刻后，诸公又抬杠了。

有人表示遗憾，凌叔华没能成为徐太太；有人表示惋惜，志摩娶了小曼，搭上了身家性命；也有人说，若没有徐、陆之恋，文坛就失色，不热闹了。

两杯下肚后，话题扯到凌叔华身上：《古韵》、珞珈三杰、曼殊菲尔、伍尔芙、朱利安·贝尔和《k》以及虹影的败诉……酒过三巡，话题转到凌叔华的夫君陈西滢头上，众人七嘴八舌：“陈西滢，他是被鲁迅骂出名的！”“骂出名的？你请铁嘴李敖骂你三天三夜，你请王朔在博客上骂你十年八年，你还是你！”“陈西滢一辈子不就一本《西滢闲话》嘛！”“花香不在多。

陈西滢一本《闲话》，就可入现代散文十大家！”“夫随妇贵，他的太太比他有名！”朋友们分成两派“杠”上了。

我当和事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后在“有待历史评说”的共识中，我买单。

两个月后，又一轮聚会。

岂料，该轮东道主苏兄早有预谋。

一落座，他便宣布要把主发言权无偿转让给我，而且是命题作文：《闲话西滢》。

理由是我为陈、凌编过散文合集《双佳楼梦影》，与他们的女儿陈小滢有过从，与他们的老朋友苏雪林、萧乾熟悉，耳闻多。

第27节：闲话西滢(2)

他此语一出，众人起哄。

恭敬不如从命，我便打开了话匣子。

信口胡说，语无伦次。

笔者姑妄言之，在此复述；读者姑妄听之，一笑了之。

陈西滢（1896—1970），名源，字通伯，西滢为其笔名，江苏无锡人。

其父陈育，字仲英，是读书人。

早年在乡间开办小学馆，家境较贫寒，后在上海帮廉泉（廉南湖，义葬革命女侠秋瑾的吴芝瑛的夫婿）创设文明书局。

陈西滢从上海南洋公学附小毕业后，受表舅吴稚晖的鼓励与资助，于1912年负笈英伦。

在伦敦修完中学课程，先进爱丁堡大学，后入伦敦大学研习政治、经济。

在英求学期间，生活十分艰辛，经常“吊锅”。“我父亲在英国读书时，常常没钱吃饭，后来得了严重的胃病，就是当时饿出来的。”（陈小滢1998年2月21日致笔者函）十年寒窗终获博士学位。

1922年他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时年26岁。

1925年，诗圣泰戈尔访华，陈西滢担任接待工作，恰适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凌叔华被学校选派为欢迎泰戈尔的学生代表。

凌叔华（1900—1990），原名凌瑞棠。

父凌福彭，与康有为是同榜进士，并点翰林。

她是其父与三姨太生的女儿，明眸皓齿，柳眉樱唇，是典型的东方美人。

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极富才气，与林徽因、韩湘眉、谢冰心并称“四大美女”。她在天津师范读书时与邓颖超同窗，比许广平高一年级，均有情谊。

陈西滢、凌叔华由此相识，以致后来有人戏称，泰戈尔是他们的月老。

两年后，陈西滢与王世杰、杨振声、杨端六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陈西滢负责《闲话专栏》。

在其后三四年间，他在《闲话》专栏上发表一系列杂文，涉及政治、文化和教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豪气干云，结集为《西滢闲话》。

福兮祸兮，他也由此得了一顶“反动文人”的帽子。

《现代评论》创刊不久，凌叔华在刊物上发表了成名作《酒后》，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

在陈西滢的鼓励下，凌叔华勤奋笔耕，在《晨报副刊》、《燕大周刊》频频亮相。

新月书店、商务印书馆为她结集出版了《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等，一时声名鹊起。

徐志摩十分欣赏凌叔华，评论其作品是“最怡静最耐寻味的幽雅，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凌叔华后来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歌集》（即《古韵》）在海外引起轰动。

夏志清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中评价说：“从创作才能上讲，谢冰心、黄庐隐、陈衡哲、冯沅君、苏雪林等几位，谁都比不上凌叔华。”陈、凌因文会友，以文结缘。

在清纯而又微浊的爱河中浴了3年后，结成连理。

1929年5月，陈西滢应好友王世杰之聘，接替闻一多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

凌叔华作为家属随往，寓美轮美奂的珞珈山下，独享一幢绿树掩映的小楼，陈西滢命为“双佳楼”，意蕴涵深。

凌叔华与近邻袁昌英（杨端六夫人）、苏雪林（张宝龄夫人）同为文坛圣手，被誉为“珞珈女三杰”，名噪一时。

1931年凌叔华得一女，名小滢。

1940年岁末，由国民党元老、表舅吴稚晖推荐，陈西滢蝉联二、三、四届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

1944年陈西滢只身赴伦敦，受命主持中英文化协会，后又被国民党政府派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

凌叔华与女儿小滢后往。

当时陈西滢的办公室设在中国驻法大使馆原址，乔治五世大街11号。

法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法当局令陈西滢迁出。

陈拒迁。

当局遣警察强制执行，情急之下，陈血压陡升，心脏病发作，昏死过去。

后被成功抢救。

出院后，陈西滢身心交瘁，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辞呈。

获准后回伦敦休生养息。

第28节：闲话西滢(3)

1969年中风，手脚不灵便，健康状况如江河日下。

1970年3月29日告别人世。

陈西滢是个人物。

对他的逝世，英国《泰晤士报》还发了悼词，称：“陈西滢的逝世，使我们在英国，丧失了一种与现代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仅存的联系。”（《泰晤士报》1970年4月14日）凌叔华本想葬陈西滢于台湾阳明山，与他的老友胡适、傅斯年、罗家伦做伴。

讵料，阳明山公墓拥挤不堪，要“按号分配”，进入无门。

凌叔华不得不将陈的骨灰存放在伦敦一家殡仪馆20年。

1986年凌叔华第二次患了不治之症，癌细胞已转移到脑部和骨骼里。

她既不肯住英国医院，也不肯住女儿家。

小滢夫妇无奈，通过好多关系把她送进北京石景山医院，在那儿度过她生命的最后岁月。

小滢夫妇和外孙秦思源抬着她逛了北海公园和当年的史家胡同旧宅。

1990年5月22日，凌叔华在北京逝世。

中国外交部、对外友协、英驻华使馆、中国作协等单位以及邓颖超、冰心和巴金等送了花圈。

当年，陈小滢将父母合葬于无锡惠山脚下祖父生前置下的陈氏墓园，并重新修葺了一番。

陈西滢毕生著述不丰，除《西滢闲话》外，译过《梅立克短篇小说集》和《少年维特之创造》（由德文译，于郭沫若之前）。

有人说他“眼界太高，写作态度变得十分矜重”，惜墨如金，有述而不作的绅士风度；也有人说他才思不敏或太忠于本职，无暇撰述。

陈西滢自己说过：“我这把刀，即使有，早就在刀鞘里锈住了，我怎么也拉它不出来。”以致苏雪林大发感慨：“让他那柄犀象、断蛟龙，寒光射目的宝刀，永远锈在鞘子里，我觉得太可惜了啊！”对《西滢闲话》，老友浦薛凤说：“思想精卓”、“不拾牙慧，不取皮毛”、“凡新立论均一本唯美唯真唯善之宗旨，发挥其不新不旧而亦新亦旧，不偏不倚而亦中亦庸之道理。”梁实秋说“陈西滢先生的文章晶莹剔透，清可鉴底，而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志从容和趣味。”徐志摩说“陈的文章很像19世纪法国文坛巨匠法朗士”，说他学法朗士“有根”。温源宁说陈的评论文章和讽刺，令人想起“晴朗而寒冷的一天，一只小猫在草地上跳来跳去，戏耍着一只老鼠的情景”。有趣又冷酷，真形象生动。

唯“一根筋”的苏雪林在悼文中直言：“以今日标准来衡量，有些文章也不见如何出色呢（恕我对死者的不敬）……（时事文章，笔者）当时竞相传诵，时过境迁，便索然寡味。”对陈西滢的为人，不说对立面的评论，即令他那圈子里的人也稍稍有别：“通伯兄从容不迫，潇洒风流，对别人则和蔼可亲，胸无城府，对事则严正不苟，负责认真。”（浦薛凤）“他那脸上有点凶相”，“（人们）只能是对于他那双眼睛的记忆：清澈、漂亮、缺乏善意。”“有话说时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讲，没有话说时他宁可保持沉默。

不轻发言，言必有中。”（梁实秋）又倒是苏雪林能“一分为二”，说他是“外冷内热”。说陈氏口才不好，期期艾艾半天才挣出一句，但说俏皮话、讽刺有名，幽默，好开玩笑。

某年夏，他见袁昌英着一身白衣履，上下一打量，说，“奇怪，武大医学院尚未成立，白衣天使倒先飞来了。”袁昌英有时奖励学生太滥，赞一位自命为诗人的学生的一首长诗：“这首诗写得这么缠绵婉转，嫦娥读了恐怕也会思凡下界，何况人间女郎？”陈氏不以为然：“我想你劝劝你那位高足，且莫把这首诗发表，替我们留下这个清辉万古的月儿罢！”袁昌英不解，陈西滢说“（怕）后羿先生一怒之下，又要来弯弓射月哩。”苏雪林称他是嘲谑、讽刺的“爱伦尼”（irony）。

连凌叔华也说：“陈先生是不太夸奖别人的，但却善于批评，你要想他说句好听的话，比打他一顿还糟糕。”使得凌叔华也不敢让他做自己作品的第一读者，怕他泼冷水。

第29节：闲话西滢(4)

其女陈小滢亲口告诉笔者：“父亲也认识到他的性子太直，有话就说，有时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

但他对人没有坏心。”又说，她最欣赏父亲那篇名为《利害》的杂文，尤其是“中国人只讲利害，不讲是非”，简直可称为父亲的名言。

然而，大家都认为“他说话外貌乱石似的粗糙，那核心里往往藏着直觉的纯朴。”笔者问过苏雪林，陈西滢的为人如何，她说“厚道”。也曾问过他的老友萧乾，萧直说“好人，好人”。陈西滢的胞弟陈洪（次仲）96岁时致笔者的数封信中都称“家兄为人厚道，精文墨有才气。”陈西滢的厚道、率直，由对鲁迅作品的品评上可见一斑。

他与鲁迅交恶之后，写新文学运动以来的10部著作时，只选了两个短篇，一为郁达夫的《沉沦》，一为鲁迅的《呐喊》。

他评时有敬意也有鄙薄：“鲁迅先生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的人民的风物，都是很好的作品。”在批评（有些作品，笔者）时指出“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后又说：“到了《阿Q正传》，就大不相同了。

阿Q是一个type，而且是一个活泼泼的人。

他是与李逵、鲁智深、刘姥姥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不朽的。”但话锋一转：“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的其余的文章。”接着便数落鲁迅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作为评论家，他的可贵之处在于用一杆秤称世人。

立论为公。

陈西滢评论好友徐志摩的作品，在肯定他的文字贡献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艺术上的毛病：太无约束，堆砌辞藻。

对徐的译作《涡堤孩》，责其不忠于原著，批评他“跑野马”。令人刮目或起敬的是1928年版的《西滢闲话》，陈氏将与周氏兄弟辩论的文字尽行删除，致后来《西滢闲话》由梁实秋提议、洽谈在台影印时，陈氏仍坚持删去了。

梁实秋说：“只是时过境迁，对象已不存在，他认为无需再留痕迹，这是他的忠厚处。

以视‘临死咽气的时候一个敌人也不饶’的那种人，真不可同日而语了。”有人评论说，陈西滢的这种作风，颇有伏尔泰的“我和你意见不同，可是我宁可牺牲我的生命也要保护你发言的权利”之风。

陈小滢说，父亲告诉她，在30年代初的一次文坛聚会上，他与鲁迅邂逅，两人还礼貌地握了一次手。

陈西滢当官时忠于职守，“具有优秀管理人员的品质：稳健、清醒、见识。”“太尽忠职守”，太注重操守。

陈西滢任武大文学院院长期间，为避人闲话，硬是不让凌叔华到武大教书。

温源宁评论说：在武大“他主持学院很有见地，他的学院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同类院校佼佼者。”1932年前后，作为文学院院长的陈西滢，经常在“纪念周”上发表讲演。

他的讲演，不讲高头讲章，不谈空泛大道理，而是贴近大学生生活的实际，具有鲜明的指导性。

诸如《怎样做笔记》，他不仅在理论上阐明做笔记（听讲笔记、读书笔记）之重要，而且以某成功名人活生生的例子作为佐证；同时传播行之有效的经验、灵活多变的方法。

在《谈学习外国文》中，强调要打破闭关自锁，必须要学外文，这样才能汲取西方的文明。

还别出心裁地提出学外文的四字诀：“看、读、说、作”。教导学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读外国文的器具（啃字典）。

在1934年的《读书与环境》中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学校在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时期中，创造出这个环境来，不可不说是个异数。”要学生加倍珍惜，不负国家、社会的厚望。

陈氏的讲演，神游八极，思接古今，信口征引古今中外名人的经典故事，语言幽默，深受学生的欢迎。

他的高足、作家吴鲁芹在回忆听陈氏授课时说：“通伯先生讲学是清谈式的，那时教室的布置太简陋，太军事化，我总觉得他应该有张舒适的坐椅，佐以清茶烟斗，那样就真的红花绿叶相得益彰了。

第30节：闲话西滢(5)

他讲话一向缓慢，每隔三、五句就要‘这个…这个’一两次，但是我们后来觉得‘这个……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像无声的音乐，在那刹那之间，我们会忽然有所领悟，那份喜悦是难以形容的。”在联合国任职期间，陈西滢以读书人的头脑周旋在政治家之间，实在力不从心，难以成事。

国民党政府每月给他薪金500美元，而陈西滢主动要求降为300美元，此待遇在使馆一秘档次之下，为此凌叔华和他大吵一场。

当时教科文组织的办公机关在巴黎，这点工资他无法生存，只好把家迁往费用较低的伦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西滢在教科文组织的处境更为狼狈，因为一旦确定大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台湾在此将被驱逐。

陈西滢高度紧张，为维护台湾的权益费尽心机，“四处拉票，几近绑架”。尽管他使出浑身解数，也不能抵挡历史的脚步。

法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一年后，陈西滢无奈地搬出乔治五世大街11号的教科文组织办公处。

台湾方面责其不力、无能，后来连津贴也不发了。

1959年陈纪滢等赴法兰克福出席国际笔会，陈西滢鞍前马后地忙碌。

那时，陈居伦敦亚当姆森14号一老式房子，凌叔华曾一度到新加坡教书，女儿也不在身边。

陈纪滢说：“家中凌乱，与在珞珈山时代的小洋楼书斋相比，大有天渊之别。”目睹陈西滢捉襟见肘的困境，代表们以囊中的款项相赠，“藉求心安”。陈西滢先是婉拒，经代表们再三央求，他才收下，羞愧地说：“你们太客气了”，“似乎多了点”。如此落魄，叫人心酸。

试想一向潇洒、素有绅士风度的陈西滢，倘衣食能周，他是绝对不会伸手接下朋友们的惠助的。

那段时日，陈西滢在艰难竭蹶之中，仍勉力工作，推动中外文化交流。

他积极在伦敦、巴黎间游走、说项，促成张大千的画展，“使欧洲艺术界首次认识张大千先生的不凡造诣。

大千先生其后在法国南部会见毕加索，彼此赠画，成为中西艺术界的美谈，实种因于通伯先生的推介。”鲜为人知的是，威尔斯（H.c.wells）撰的《世界史纲》，有关亚洲的史料都是陈西滢提供，并有署名。

陈西滢乐于助人。

手头宽裕时，曾借给熊××相当一笔数量的钱，后来手头拮据，写信给熊请他还钱；而熊竟复了“爱莫能助”4个字，弄得陈西滢哭笑不得。

一个朋友为儿子到英国读书筹款，要卖齐白石的3幅画，找不到买主。

陈西滢帮他去找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终成人之美。

鲜为人知的是，李四光当年秘密回国，陈西滢是出了大力的。

李四光回国前夕，台湾国民党“外交部”密令“驻英大使”郑天锡，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扣留。

陈西滢截获这一密令，冒着危险给李四光打电话，使李四光赢得一天时间，只身到了法国。

1949年12月25日，李四光由热那亚启程，秘密回国。

每每当朋友们称赞他嘉惠友人时，“他会慢慢地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一面摇头，一面腼腆地说：‘我没有做什么，主要还是要靠他们自己。

’”“他从不领功，他就是这么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者。”陈西滢性清高、内敛。

他当年在英曾获博士学位，苏雪林与他在武大共事十余年，都不知他有此衔，直到台湾文星书店为陈西滢出书作介绍时才知道。

苏说这并不是他过度谦虚，是孤冷的不屑，是他英国绅士修养之一端。

陈西滢有两大喜好：藏书和收藏烟斗。

武汉岁月，藏书很多，他对书的印刷、装帧都不感兴趣，因此他的书多为“二手货”。他认为买书是为了“读”，不是为了“看”。他特别喜爱三位作家：简·奥斯丁、H.G.威尔斯和阿纳托尔·法朗士。

夏志清教授在2004年致笔者的信中曾说：“中国最有资格写欧美八大家的是陈西滢。”1950年11月，陈西滢的老友徐悲鸿曾致信于他，希望他能早日回国服务。

第31节：闲话西滢(6)

大概西滢先生顾虑较多，没作回应。

陈西滢有中国传统文人的品格。

他爱国不让人后。

凌叔华说：“抗战时，他在重庆为《中央日报》撰写骂日本的文章，这些社论很受人注意。

陈先生善于用犀利的字句批评时势，所以他很过瘾，但可把我害惨了。

因为当时我回北平替母亲办丧事，我三番两次嘱他以笔名发表，他就是不听，结果害我在北平一年时间，日本北平特务、宪兵等，不时来探我回北平的真实目的，还要我写信给陈先生叫他来北平……反正惹了不少麻烦！”陈西滢的女婿秦乃瑞（John Chinnery）博士是英国研究鲁迅的学者，50年代初曾留学北大，曾任爱丁堡大学中文系主任、苏格兰中国友协会长。

秦乃瑞和陈小滢给儿子（Colin Chinnery）起中文名为秦思源，这“源”字据小滢告诉笔者，一是父名；一是饮水思源，不忘中国这个根。

秦思源伦敦大学毕业后，供职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后到英国驻华使馆，从事中英文化交流工作，现为北京尤伦斯国际艺术中心副馆长兼策划部主任。

仅凭女师大学潮事件，定陈西滢为“反动文人”，实在有失公允。

改革开放后，《西滢闲话》由多家出版社不断再版，学界对他的评论渐趋实事求是，中肯了许多。

毋庸讳言，陈、凌的家庭生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不愉快的或曰不和谐的。

据陈小滢说：“母亲凌叔华是一个十分内向的女人，自己的事一向不对人说，这大概与她出身大家族，兄弟姐妹众多，她自己排行第十有点关系。”而陈西滢性格内敛，寡言，在好多问题上两人缺少沟通。

小滢又说，好在“父亲陈源是个老好人，宽怀大度，每能原谅别人。”以至到最后仍保持了家庭的完整。

陈西滢虽然自幼就受西方教育，但中国伦常礼教在他身上的印迹很深。

陈小滢告诉笔者，“陈氏家族很讲孝道。

大姑陈浣原在天津女子师范上学，为照顾生病的祖父中断学业。

祖父病重时，大姑真的割股煎汤侍亲。

祖父的病竟奇迹般好了。

大姑终生未嫁，侍奉奶奶到终老。”陈西滢很注重“孝于父母，笃于友人”。他是出名的孝子。

抗战时，陈父在南京，受日机轰炸，惊吓而死。

陈时在武汉，在家中设灵堂，不烦友人吊祭，独自早晚焚祭。

之后，陈西滢把母亲和一个信佛、以事母为终生职志的姐姐陈浣接到家中同住，又一同入川。

战乱岁月，物资奇缺，学校常发不出工资，一家五口生活十分困难，锦衣玉食惯了的凌叔华自觉狼狈，与婆婆、姑子之间不时发生口角，以致同住一屋，不同桌吃饭，陌如路人。

凌叔华晚年袒露：“所以我常说，我为生活，家族的牺牲，实在不公平，唉……”在四川，陈西滢母亲去世，他哭得像个孩子。

别人问他后事怎么办，他说自己方寸全乱，但千万不要委屈苦了一辈子的老人家。

不几年，老姐姐陈浣去世，尸陈榻上，陈西滢见姐姐闭合的双眼忽然睁开，大惊。

他俯身贴在家姐耳边，用无锡土话告诉阿姐：阿姐不肯闭眼，必是为了老母停厝异地，放不下吧。

抗战胜利后，我一定要将老母和阿姐的遗骨运回故乡安葬，现在请阿姐安心归去吧。

（后践诺。

笔者）这时，陈浣的双眼果然缓缓阖上了。

据苏雪林说，她等在侧吊唁的人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1996年我为陈西滢、凌叔华编散文合集《双佳楼梦影》，始结识陈小滢，十多年音问不断，多次晤聚深谈。

从中察觉出父母在她心的天平上的位置。

当初这本书的编者丁帆先生，就书名拟用凌叔华名作《爱山庐梦影》。

我告知小滢后，她提出自己的看法：“总之，我希望你把书名改换了，因为我父亲的文章并不比我母亲差，更何况当年是我父亲在北大任教时，我母亲还在燕大当学生，去追我父亲的。

第32节：闲话西滢(7)

我万不情愿我父亲是‘夫为妻贵’，我父亲之名誉决不是靠我母亲吹出来的。”小滢建议取陈、凌珞珈山住所“双佳楼”为契点，“用《双佳楼梦影》比较合适……那绝对比‘爱山庐’好过百倍，如用‘爱山庐’而包括我父亲，我是绝对不答应的。”（同上信）我觉得她说得极有道理，便采纳了。

还接受她的建议，收了1945年陈西滢偕萧乾拜访英国大文豪福斯特的日记，那是第一次发表。

后来，我与陈小滢谈到她母亲的自传《古韵》，她强调“其实《古韵》不是自传，而是自传体小说，比如在书中她说她是‘最小’的孩子，但我十四姨还健在，在美国旧金山，是同父同母的妹妹。”小滢是位十分通达的女性。

她尊重历史，但绝不准歪曲历史。

旅美作家虹影的小说《K》在台湾出版。

该书影射凌叔华与朱利安·贝尔的婚外情，且下流之极，影响十分恶劣。

谁人管得身后事，唯靠子裔岂有他？远在伦敦的陈小滢，曾请她的友人寄我一册台版《K》，让我评判，并征求对策。

她对笔者说：“凌叔华与朱利安有过短暂的婚外情，但两人通信甚为纯洁，并无淫词浪语。”陈小滢愤而挺身，以损害父母名誉为由，将作者虹影和相关报刊告上法庭。

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最终胜诉，维护了父母的名誉。

一度蒙羞的陈西滢总算可安心长眠九泉了。

然而陈西滢、凌叔华在九泉下睡得也不安心。

陈氏墓园在无锡胡埭地区，除陈西滢夫妇外，那儿还葬着陈小滢的祖父母、二叔陈洪、大姑陈浣、小姑陈汲（竺可桢夫人），她每年都回国祭扫。

可是，近年来当地驻军准备征用墓园，扩建为球场，幸被无锡太湖文化研究会调查组人员发现，未得实施。

有关方面认为陈西滢、凌叔华是无锡的文化名人，他们的墓园应予保护。

目前该墓园已被文物局列入市级文物单位，定期清扫、整理，以存史迹。

历史终究得到应有的尊重。

征引及参考书目：陈西滢：《西滢闲话》，新月书店，1926年版。

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浦薛凤：《文章，思想与品格》，台湾《传记文学》，第80卷第四期。

梁实秋：《悼念通伯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17卷第一期。

陈纪滢：《陈通伯先生的一生贡献》，台湾《传记文学》，第16卷第6期。

黎明、林太乙：《忆念通伯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17卷第1期。

郑丽园：《如梦如歌——英伦访文坛耆宿凌叔华》，台湾《联合报》，1987年5月6、7日。

洛文：《文坛沧桑一红颜——凌叔华与陈西滢、朱利安二三事》，《星岛日报》，2002年12月14日。

温源宁：《不够知己》，岳麓书社，2004年版。

陈群：《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逄先知：《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陈小滢致笔者的信数封。

第33节：许广平在鲁迅生前身后(1)

许广平在鲁迅生前身后

时间如流水。转瞬，许广平先生（1898—1968）离开我们已经40多个春秋了。

时下，世人多注目于“物”，侧视于“人”，一些本不该被忘却的人，几近遭淡忘了。

许广平，这位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先驱，为宣传、捍卫鲁迅而拼搏终生的战士，我们不能也不该忘却。

横眉冷对千夫指许广平，广东番禺人，1898年生于广州一个“仕宦之家”。她的祖父曾做过浙江省巡抚，叔叔做过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外祖父在澳门经商。

她是正宗的官僚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大小姐，更是一位地道的叛逆的女性。

似乎她天生有块反骨，据说她出生时，还没来得及哭一声，便在母亲身上撒了泡尿。

母亲由此判她是克星，解决的方法就是把她出继给别人家做女儿，免灾。

母亲还强令她穿耳、缠足，是父亲解救了她。

稍大一点读书了，因为她是女孩，不让她说官话，说她将来是“乡下人”。后来竟真的把年少的许广平许给乡下一个姓马的做儿媳。

面对种种不平，许广平愤怒了。

她把马家的聘礼扔到门外，为反抗这桩包办婚姻，1917年，19岁的她离家出走到天津女师求学。

独特的人生遭际，使她投入学生运动，在天津爱国同志会编《醒世周刊》。

她当时就写出了思想敏锐、锋芒毕露的《富贵不足为荣说》等一批“指点江山”的文字。

为了拓宽视野，1921年考入北京女师，在那儿结识鲁迅先生。

在女师大学潮中，她“到中流击水”，抨击陈腐的封建奴化教育。

此后与鲁迅并肩，开始了“十年携手共艰危”的革命生涯。

“横眉冷对千夫指”，这是鲁迅先生的名句，许广平与鲁迅一样，用毕生的心血实践并实现了它。

20年代她是叱咤风云的学生运动领袖，40年代她是民主斗士、民族英雄，50年代后她是全国妇女界领袖之一。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次日，日军开进上海租界。

一周后的凌晨5时，许广平在寓所被捕，被关押在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

后又被转送到杀人魔窟极司非尔路76号汪伪的特务机关“调查统计局”。日本人之所以逮捕许广平，因为她是鲁迅夫人，熟悉活跃在上海文化界的左翼名人。

他们妄想从她的身上打开缺口，将进步的上海文人一网打尽。

敌人机关算尽，终究是竹篮打水。

在狱中他们先用欺、吓、哄、诈、骗、脱衣凌辱等手段，后改用打骂、罚饿、拷打以至电刑等酷刑。

许广平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面对敌人淫威，她横眉冷对，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用智慧、斗志和惊人的毅力与敌人周旋，据理力辩，不畏斧剑鼎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敌人找不到真凭实据，不得不在关押了76天之后，让内山书店为她保释。

由于许广平信奉“身体可以死去，灵魂却要健康地活着”、“牺牲自己，保全别人；牺牲个人，保全团体”的神圣信条，使当时留在上海的进步文化人，没有一位因她的被捕而受到牵连。

“食她之赐”安全隐藏4年之久的郑振铎称颂她为“中华儿女们最圣洁的典型”。以前一直有人认为鲁迅是“太阳”，许广平是“月亮”，月亮是借助于太阳的光辉而显示自己的。

这种比喻是不严肃的。

如果说许广平与鲁迅以沫相濡的10年间，她是作为鲁迅的助手而成为闻人的话，那么在鲁迅逝世后，她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战士。

她有自己“独特的道路，独特的经历，独特的事业，独特的贡献”。她的被捕遭难、在狱中的表现正反映她的崇高的品格和气节。

抗战期间，她参加的战斗团体，公开或秘密的，上层或基层的，几乎包罗了政治、文化、群众、妇女各个领域。

诸如“抗日救国后援会”、“复社”、“读书会”、“聚餐会”、“地下国民会议”等等。

当“妇女俱乐部”的负责人茅丽英被敌伪暗杀，群众为其开追悼会时，许广平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参加。

此举再现了鲁迅当年冒生命之危，参加杨杏佛的追悼会横眉冷对的遗风，她与鲁迅一样，是民族的脊梁。

俯首甘为孺子牛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先生甘为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的牛；而许广平呢，除此之外，还要做鲁迅先生的牛。

打结识鲁迅起，直至瞑目，做先生的牛，她一刻也不懈怠。

作为鲁迅的战友、夫人和助手，许广平与其配合默契如手术台上的医生和护士。

许广平除了下厨、带孩子，担当繁重的家务外，还得为鲁迅的创作搜集准备资料，誊抄、校对文稿，接待应付各种访客……以至糊信封、跑邮局等琐事。

在那文网密布、魑魅魍魉横行的时代，为了与敌人斗争，不得不与其周旋——迁居，躲匿，整日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第34节：许广平在鲁迅生前身后(2)

许广平像婵娟对屈原一样崇敬鲁迅，她是他的保护神。

每每鲁迅上街，许广平都得在后跟着，远近不离。

鲁迅先生还是有点小脾气的，作为夫人、学生双重身份的许广平，与先生合作要至善至美，还要讲究点艺术。

这一切许广平没有怨言。

她说“为了爱，我才这样行。”令许广平感到欣慰的是：鲁迅30年的创作生涯，后10年的业绩超过了前20年！鲁迅逝世后，她仅靠书店每月支付一点版税度日，还要赡养在北平的鲁母和朱安女士。

尽管拮据到靠借贷度日，许广平对鲁迅在平的家属却从未断过供养。

在致鲁母的信中，她说：“你老人家千万不可太省钱，媳妇如同儿子一样看待，要钱用就托人写几个字通知一声，即寄上。”她不仅关心老人的衣食住行，连老人想看的书，她都悉心搜罗，算尽了孝道。

从最近刚面世的许广平致朱安的7封信中，可以看出她对“大师母”的尊重和关心，表现出一种大度和雅量。

在从报端获悉朱安拟出售鲁迅藏书的消息时，许广平马上给朱安写信，没有任何责备之言，而是站在谅解的角度，“（此消息）如果确实，一定是因为你生活困难，不得已才如此做”。在一番婉劝后又说“我愿意吃苦些”，也乐意“尽最大的努力照料你。”也许是被许广平的真诚所感动吧，朱安在复信中也表示“宁自苦，不愿苟取”，“不肯随便接受外界的捐助”，显示出她的人格力量，这使许广平也表示“敬佩”。以许广平在周氏家族中的特殊身份，与朱安能如此相处，亦算难能可贵了。

许广平如此说，也确确实实照此做了。

在那战火纷飞、物价飞涨、书店断付鲁迅版税、海婴又闹病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她嘱请在平、津的友人“先行垫付，绝不失言”。她为自己、更为鲁迅尽了一个为人子、为人夫的全责。

做鲁迅事业的牛，更为艰难。

鲁迅去世后，许广平殚尽全力，为鲁迅著作的整理、集辑出版和对鲁迅手迹、书信、藏书、遗物的搜罗、保存，花费大量心血。

从致蔡元培、胡适、周作人的手札可以看出，都是为研讨鲁迅著作出版、遗物搜集事宜。

在孤岛上海，《鲁迅全集》、《三十年集》得以先后问世，其中包含了她多少心血！由于多种原因，许广平与宋庆龄之间的友谊非同一般。

有时她们之间无话不谈。

一次谈到婚姻问题时，宋庆龄语重心长地说：“由于孙先生的地位和在国内外的影响，我不打算再婚。

你和我不同，为什么不打破‘从一而终’的旧传统观念的束缚……鲁迅先生临终前不也是要你忘记他，管自己的生活吗?”具有浓烈叛逆色彩的许广平，在这一点上她毕竟没有打破。

答案只有一个：她对鲁迅先生的爱是刻骨铭心的。

许广平岂止对鲁迅及其家属是牛，对同志、对下属甚而对陌生人她都是那样的真诚。

许广平收藏、保存了鲁迅的大量遗物，是无价可计的。

新中国成立后，她全部捐给国家，甚而连鲁迅的房产。

早在1948年，许广平由港秘密到东北解放区，有关同志给她送来些鲁迅的版税，她转手捐给了东北“鲁艺”；五六十年代，《鲁迅全集》出版，冯雪峰、王任叔曾托人送稿费，许广平对这笔理应得的钱，婉谢了，显示了一种风范。

建国后，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许广平，在国家事务方面担任领导工作。

她的廉洁奉公，使她的属下王永昌同志深为感动。

人大常委委员每月50元办公费取消后，由于经费紧张，“她从工资中每月拨一笔钱作为办公用，直至逝世，从未更动。”50年代初国家精制羔羊皮封面《鲁迅全集》到莱比锡展览，出版社送她一套作纪念，她一看定价600元，亲自送回出版社，说好给国家多创点外汇。

普通版《鲁迅全集》出版后，样书到了，她列单分送给周围同志。

一次，她在赠书中写了一个名为左诵芬的。

第35节：许广平在鲁迅生前身后(3)

工作人员细问，方知许广平与她也不熟，只听说她从前订一套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没收到，现在补她一套了却心愿。

除正常的政务外，许广平还要处理大量的鲁迅研究者、读者的信、稿。

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她都尽可能予以解答。

有趣的是三年困难时期，有一个“陌生人”致信许广平，说他过去曾受过鲁迅帮助，现在老了，身体有病，想吃一点前门外廊房二条门框胡同卖的酱牛肉，问先生可否设法帮忙。

许广平读了信后，真的让王永昌同志为她去买。

结果因需要票证，未办成，许广平为此还怅怅不已。

陈西滢与鲁迅是一对“冤家”，而陈的夫人凌叔华曾教过许广平。

世人鲜知的是许广平对凌叔华一直尊称为师。

她在陈西滢女儿陈小滢纪念册上称小滢为“妹妹”，祝她“多才多艺，博学和平。

像我们的先生一样。”这是2008年刚面世的新鲜史料，可见许广平的襟抱之大。

鲁迅在人民的事业中永存，许广平将在鲁迅的事业中永生。

士为知己者死士为知己者死。

许广平是1968年3月3日因心脏病突发，得不到及时抢救而去世的。

在那“造反有理”的年代，对许广平的死，报纸仅发一则简短的消息而已。

对于诱发心脏病的背景，当时的报纸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多作报道。

直至粉碎“四人帮”若干年后，有关文章才断断续续述及。

1966年6月，“文革”已正式拉开序幕，紧接着是“全国山河一片打砸抢”。当时的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虑及鲁迅书信手稿的安全，向当时的文化部党组写报告，提出要把存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鲁迅书信手稿调到文化部档案室保管。

6月30日，文化部通过北京市委、市文化局的批准，将1054封鲁迅书信手稿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手稿转移到文化部档案室妥藏。

1968年1月，鲁迅博物馆文物组长叶淑穗等获知戚本禹私自从文化部取走全部鲁迅书信手稿，心里惴惴不安起来。

那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岁月。

3月2日，叶淑穗从大字报中得知昨日红得发紫的戚本禹，今日已锒铛入狱了，叫她揪心的是戚本禹窃走的那批鲁迅手稿落入了何处。

当时馆里的领导也“靠边站”了，出于对鲁迅的爱，馆里自行召开紧急会议，公推叶淑穗为代表与许广平联系，希望由许广平出面，向中央文革请示。

许广平考虑双管齐下，好引起中央重视。

一边自行设法将此事向中央报告，一边希望鲁迅博物馆的群众直接给中央文革写信。

鲁博的群众遵照许广平的意见，集体写了联名信，直送中南海西门文革接待站，焦急地等候答复，孰料最终音讯杳无。

３月３日一早，许广平给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朋友董秋斯、凌山打电话，说她马上要来看他们，顺便“出来散散心”。董秋斯夫妇马上猜想到70高龄的患有冠心病的许先生，还要冒着被疑“黑串联”的风险上门来，一定有重要事。

9点钟，许广平由海婴和孙儿周令飞陪同，祖孙三代到了董秋斯家。

刚入座，还没来得及呷一口茶，许广平便取出一封上呈党中央的信（草稿），内容是关于戚本禹盗窃鲁迅书信手稿一事，并要求追查其下落。

许广平把信交给董秋斯看，想听听他的意见。

在与凌山的交谈中，许广平不禁悲从中来，一激动，声音突然变得沙哑，心脏病急性发作。

她赶忙含服两片硝酸甘油，仍不见好转。

海婴见状，匆匆将许广平送往北京医院。

当时的医疗系统已被林彪、“四人帮”一伙人认定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加以重炮摧毁，正常的医疗秩序全被破坏，处于瘫痪状态。

尽管许广平是全国人大常委，病历被转到别处，仍未能幸免于临危被拒于医院门外的厄运。

等到费尽了口舌，办妥手续，再行抢救，为时已晚。

是日下午，周恩来到医院向许广平遗体告别，并慰问其家属。

海婴将许广平要求查寻鲁迅书信手稿的遗书交给周恩来。

次日凌晨周恩来到许广平家，当面向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读了许广平的遗书。

当晚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派傅崇碧提审戚本禹，追查鲁迅书信手稿。

后来查明：鲁迅书信手稿就被江青藏在她的保密室里。

原来江青知道鲁迅书信手稿中有涉及她30年代的丑闻的内容，怕传出去坏事，所以窃为己有私藏。

事后，江青假惺惺地说：“是我们没有对她保护好。”保护是假，谋害是真！鲁迅在赠许广平《芥子园画谱》上题诗曰：“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眼，此中甘苦两相知。”这是他们坚贞爱情的真实写照。

许广平对鲁迅的爱岂止是共同生活的10年，这以后在那阴阳阻隔的32年里，许广平无时无刻不是在以生命之沫“濡”鲁迅，在捍卫这面民族魂的大旗。

她是为捍卫鲁迅先生的遗物而倒在对敌斗争的前沿，这是真正的“士为知己者死”！征引及参考书目：许广平：《许广平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陈小滢：《散落的珍珠——小滢的纪念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第36节：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1)

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

数风流人物，岂能只看今朝？上世纪初叶，是英才辈出的年代，尤值称道的是巾帼不让须眉。

仅以五四时期北京女高师而言：苏雪林、冯沅君、黄庐隐、毛彦文、石评梅、陆晶清、谢冰莹和许广平等，日后的她们或是在各自领域成为卓有建树的学者、作家、教授，或是成为反封建、追求女性解放，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英才。

让人颇为惊异的是，她们的婚恋、人生遭际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幸。

最为悲情的当属庐隐。

初恋男友林鸿俊庐隐是与冰心齐名的五四女作家。

诚如她的名字所昭示：“庐”的真面目已被“隐”去。

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她鲜少被人提及，只在近年才“出土”。她的惊世骇俗的婚恋却比她的作品更为世人所关注——性格即命运。

庐隐（1898—1934），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闽侯人，乃父是举人。

命中注定，她生不逢时。

庐隐出生时，恰逢外祖母逝日。

母亲视其为“不祥的小生物”，情感的屏幕上蒙了层阴影。

生母不愿哺喂她，雇一奶妈喂养。

小庐隐模样不俊，身上长满疮疥，脾气倔强不讨喜，且好哭。

家人均厌恶，差点被父亲葬身江流。

喂养她的奶妈看她太可怜，带回乡下自己抚养。

庐隐3岁时，父亲鸿运高照，放任长沙知县，庐隐才被接回。

3年后，厄运陡至，父亲突然病故。

寡母带着庐隐5个兄妹到北京，寄居在舅父的屋檐下。

家庭的歧视、冷落严重地伤害了庐隐幼小的心灵。

9岁那年，庐隐被送进收费低廉的女子慕贞学院接受启蒙教育，她在“没有爱，没有希望，只有怨恨”的情感中度过了灰色的童年。

所幸大哥黄勉对她比较关爱，助她考进了女子师范学校，读了5年。

庐隐聪明、勤奋，在师范学校时大量阅读古今小说，林纾译的300多种小说，她都看了一遍，被同学称为“小说迷”。她在《红楼梦》、《西厢记》和《玉梨魂》的恩爱情仇中植下了文学的种子。

17岁的庐隐已出落成大姑娘了。

但她的长相实在平平，扁平脸，塌鼻子，又矮又瘦。

她自嘲“短小精悍”。已是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同住的姨母家来了位亲戚叫林鸿俊，曾在日本留学，因父病回国。

父不幸病逝，在北京逗留期间，与庐隐相识。

林鸿俊长庐隐3岁，他欣赏庐隐的聪明、干练和善良，试托人向黄夫人提亲。

黄夫人觉得他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拒绝了。

林鸿俊很伤感，写信致庐隐，倾诉对她的仰慕，坦述自己幼年丧母、青年丧父的凄凉身世，以及不能与之结为秦晋之好的悲哀和绝望。

第37节：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2)

这信引发了庐隐强烈的共鸣和同情，激起了对母亲的势利的一腔义愤。

“一个南方人，具燕赵慷慨悲歌”之气的庐隐，毅然决然地向母亲表示：“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意承受。”母亲了解女儿执拗的性子，只好退让，提出的条件是对方必须大学毕业，学有所成后方可成婚。

林鸿俊欣然接受，在婚约上签了字。

庐隐为林的学费四处张罗，有一位亲戚动了恻隐之心，资助了林鸿俊2000元。

林鸿俊如愿以偿考进了北京工业专科学校。

这时庐隐高中毕业，当时大学不招女生，她便在中、小学代课，游走于北京、安徽、河南之间。

两年后，北京女高师招生，庐隐要去报考，母亲极力反对。

庐隐为筹学费，又到安徽教了一学期书，积攒了200元，于1919年秋报考女高师，因错过考期在国文专修科旁听。

一学期后因成绩优异与同为旁听生的苏雪林转为正式生。

那时，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学生们的思想十分活跃。

庐隐借李清照的词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述志。

今天集会，明天游行，后天讲演，活跃非常。

她被班级推选为学生会干事、福建同乡会代表，与学生会主席王世瑛、陈定秀和程俊英3人年龄相仿（班上年长的有抱孙者），志趣相投。

4个人自制统一服饰，上着灰色线套衫，下穿花边黑绸裙，颇有游侠味。

4人出入相随，形影不离。

庐隐说：“我们4个人就像战国时代的四公子，我是孟尝君。”一时，“四公子”的雅号传遍校内外。

庐隐的文章写得俏拔，连自视甚高的苏雪林都说她“每遇作文时，先生发下题目，我们伊唔苦吟，或终日不能成一字，庐隐端坐在椅子上低着头，按着纸，笔不停挥地写下去，顷刻一篇脱稿。”庐隐此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纵论社会，阔言人生，倾诉女性的苦闷与烦恼，向往女性的自由和解放。

她悄悄地将自己与林鸿俊的恋爱过程写成《隐娘小传》，以表达她不计门第，不讲地位、金钱的恋爱观。

但现实是多变的、残酷的。

林鸿俊是个勤奋好学的青年，大学毕业后，要求庐隐践诺与他结婚。

庐隐以自己还没毕业为理由拒绝。

在庐、林订婚后的交往中，两人志趣不同，渐生分歧。

林虽经过五四的洗礼，但思想守旧，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

特别是林毕业后，在山东糖厂当工程师，有经济实力让妻子享受闲适优厚的生活时，便劝庐隐在多事之秋不要抛头露面，不要热衷于社会活动，做一个相夫教子贤惠的知识女性。

同时，还表示他并不满足自己的现状，准备报考高等文官。

云云。

庐隐对林鸿俊这种沉溺于享受的庸俗思想本就不满，又听说他这个工科出身的人还要去报考高等文官，甘当军阀政府的政客更为恼火。

她对好友程俊英说：“林来信总讲他目前的地位、收入、享受，太庸俗了。

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性格豪放磊落的庐隐，真的与林鸿俊解除了婚约。

庐隐当初为“仗义”挺而献身，与林订婚，时下又因道之不同而与林分道扬镳。

她的初恋，来也匆匆（草率），去也匆匆（干脆）！令人回味。

显然，个中不乏他因。

有妇之夫郭梦良1919年初冬，庐隐在北京学界福建同乡会成立大会上，结识了郑振铎、郭弼藩（梦良）等。

郭梦良（1897—1925）时为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学生，在北京学联兼职。

在大会上，他的睿智、简短的发言引起庐隐极大的兴趣。

那时，男女生分校，还处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大家互不相识。

开会时还男女分坐，中间用一条大白布隔成“三八线”。这次同乡会上，为弘扬五四精神，大家决定创办《闽潮》杂志，郭梦良任编辑部主任，庐隐是编辑，天作之合。

他们由此相识、相知、相爱起来。

第38节：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3)

郭梦良是个性格沉稳、有思想、有宏图的青年，他的人品和才华令庐隐倾倒。

特别是郭的文章写得相当出色，颇多创见，是位饱学之士。

郭梦良也欣赏庐隐，在频繁的接触中作不懈的追求。

他向庐隐坦言，他是有家室的人，20岁时父母包办成婚，与妻子谈不上爱情。

他是新婚一个月后才入北大的。

庐隐陷入两难的困境：一边是已订婚的林鸿俊，一边是有妇之夫的郭梦良。

她在《海滨故人》中尽情地宣泄她的彷徨、苦闷：“青年男女，好像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美丽的颜色足以安慰自己，诱惑别人……但是等到花残了，叶枯了，人家弃置，自己憎厌，花木不能躲过时间空间的支配，人类也是如此……恋爱不也是一样吗？不是和演剧般，结局无论悲喜，总是空的呀！并且爱恋的花，总是衬着苦恼的叶子，如何跳出这可怕的圈套，清静一辈子呢？”一次“四公子”在王世瑛家聚会，横卧在一张大床上聊天，庐隐就这揪心的烦闷征求朋友们的意见。

她说：“我倒没什么问题，退婚罢了，就是郭梦良不忍抛弃无辜的妻子。”3个好友尽谏诤之责，几乎众口一词：请她慎重考虑。

庐隐也感到人言可畏。

她曾想离开郭梦良，可又禁不住郭梦良的一往情深。

她实在割舍不下。

1921年庐隐加入了茅盾、郑振铎创组的文学研究会。

她是第一批会员，登记的序号是13，是继12位发起人之后的第一位，也是首批21位会员中唯一的女作家。

她的《一个著作家》经郑振铎推荐，已在全国最有影响的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大大地鼓舞了她创作的自信。

她由此正式开始她的文学生涯。

庐隐就是庐隐，独一无二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

面对家人的责难，亲朋的嘲讽和世人的唾骂，她竟向郭梦良坚定地表示：“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一语惊天下。

庐隐一意孤行，于1922年夏在上海与郭梦良以“同室”的名义结婚。

这一惊人之举震动了文坛乃至社会。

然而，新婚的欢乐是短暂的。

婚后，庐隐与郭梦良遵郭父之命回福建老家探亲，与郭的发妻同住在一间屋檐下。

自尊心极强的庐隐这才体会到“做小”的尴尬和卑微。

她遭受到冷遇、歧视，犹如掉入绝望的深井。

我行我素惯了的庐隐忍受不了“胯下之辱”，1924年，她在致好友程俊英的信中辛酸地哀叹：“……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

……回乡探视，备受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

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愤懑郁结在胸。

悲哀的是，本生活在北京的庐隐的母亲黄夫人，从内心是爱女儿的。

当初庐隐执意与林鸿俊订婚，她做了让步，为成全女儿，她将私蓄2000元托亲戚之名，资助林鸿俊上大学。

可到后来，庐隐闹退婚。

也罢。

竟下嫁一个有妇之夫“做小”。庐母遍受亲友、街邻的冷嘲热讽，无地自容，不得不迁回老家，终日郁郁寡欢，不到两个月便告别人世……庐隐与郭梦良又回到上海，郭梦良忙于自己的事业，创办上海自治学院，研究人生哲学，编辑《人生观大论战》，忙得席不暇暖，无法陪伴庐隐。

是时女儿出世了。

庐隐在致程俊英的信中大叹苦经：“我现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盐，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细算。

营养不良，我们身体都欠佳。

啊，这就是人生！”厄运接踵而来，郭梦良本就有肺病，由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于1925年10月6日撒手人寰，把10个月大的女儿郭薇萱留给了庐隐。

面对灭顶之灾，庐隐硬撑着把郭的灵柩护送回福建，与郭的父母及发妻在一起生活了度日如年的8个月。

她揽镜自怜：“我常自笑人类痴愚，喜作茧自缚，而我之愚更甚于一切人类。”在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为了生活，庐隐于1926年夏回到北京师大附中教书，与好友石评梅成为同事。

第39节：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4)

石评梅的情人、中共一大代表高君宇病逝，葬于北京陶然亭。

庐隐以此为素材，写了《象牙戒指》。

庐、石同是天涯沦落人，她俩终日以烟打发时光，以酒遣愁。

或去陶然亭面对垒垒荒坟，放声痛哭；或强作欢颜，狂放高歌，游戏人间……郭梦良死后，庐隐写了啼血文字《郭梦良行状》，三周年时又写《雷峰塔下——寄到碧落》，以“这断藕的残丝”，敬献亡夫的在天之灵。

毁灭的打击是接二连三的，1928年9月30日，庐隐最亲密的挚友石评梅患急性脑膜炎猝亡。

庐隐深悟到生命的脆弱如荷叶上的露珠，绝望中感叹“死比生乐”。这时的庐隐虽是孤雁一只，但她的声名还是招来一些形形色色的追求者。

一个在政法大学读书的叫瞿冰森的青年，是郭梦良北大好友的弟弟。

在一次宴会上他与庐隐邂逅，对庐隐寄予很深的同情，关心、体贴、劝慰庐隐，并向她表示爱意。

庐隐干涸的心田自然希望得到爱的雨露，但她考虑自己的处境，有点自卑，觉得“我不应当爱他，也不配承受他的爱”。她抑制情感的依恋，理智地拒绝了他。

可瞿冰森并不理解庐隐的良苦用心，反用刻薄的语言讥讽她。

卑鄙的是瞿竟带着一位靓丽的少女到庐隐面前炫耀，刺激她。

庐隐被击垮了，她真想一死了之。

“小爱人”李唯建庐隐新寡时已年届30，本就其貌不扬，加之心灵上斑痕累累，她已把爱的梦想锁在心灵深处。

郭梦良死后，她向“四公子”表示：“我学静轩，抱独身主义，孤云般自由自在！”“庐隐丧夫后一段光阴过得极为苦闷，生活倾向于颓废，常常喝酒喝得大醉。

追求她的男友颇众，她一个也不放在眼里，高兴的时候，对于这些人稍稍假以辞色，与其宴游，若他们开口求婚，庐隐必将他们大大排揎一顿，把他们轰出去。

这时候的庐隐似微有点玩弄男性的倾向，大概是由于心理过于郁结使然。”苏雪林如是说。

一个青年大学生，悄悄地走进庐隐的视线，他叫李唯建。

李唯建（1907—1981），成都人，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青年诗人，长得很帅气。

常在报刊发表诗作，已与徐志摩、沈从文、邵洵美等名流有了交往。

庐、李的相识，确是缘分。

某次，李唯建经梁漱溟介绍去北大哲学系拜访林宰平教授。

李见林的书桌上有本庐隐与人合编的《华严月刊》，崇拜名人的李唯建便萌生拜访“浪漫女作家”庐隐之念。

经林宰平介绍，他们相见了。

初次面见，李唯建因路遥没能守时，庐隐面露“一些不豫之色”。但深入交谈后，两人在情感的深处产生了火花。

李唯建是孤儿，早年丧母，他的潜意识中渴望“一个好的有力量的乳母”。而庐隐长他9岁，创作上又是成功人士，正是他冥冥中想觅得的对象。

他们相识之后，便频繁地通信、往来。

通信时，李唯建自称“异云”，庐隐署名“冷鸥”。浪漫诗人李唯建在了解了庐隐坎坷的人生后，予以极大的同情，他自语“同情心太大太深，便变为伟大纯洁的爱了”。一只孤独的“冷鸥”在一片漂泊的“异云”中翱翔穿行起来。

李唯建在信中渐谈渐深，大胆地表白：“我愿你把你心灵的一切都交给我，我虽是弱者，但担负你的一切我敢自夸是有余的！”甚而膜拜道：“你是我的宗教，我信任你，崇拜你，你是我的寄托。”面对着情感爆发的火山，庐隐毕竟是见过世面的，李唯建的骑士风格、浪漫情怀和生性的随便，她是体察到的。

庐隐还比较冷静，先是婉拒，后是疑虑，她直言：“我爱你太深，便疑你也深。”然而，信越通越多，话题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直白。

庐隐心灵的渴望，生理的需求，面对难以抗拒的诱惑，她再也无法招架：“请你用伟大的同情来抚慰我吧！”李唯建烤化了庐隐，终使庐隐眼前的“世界变了颜色”。庐隐情不自禁地融入了李唯建的怀抱。

第40节：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5)

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庐隐是文坛当红的作家。

当初她与林鸿俊解约，公然下嫁使君有妇的郭梦良“做小”；如今新寡的她又带着前夫的孩子与一个小她9岁的大学生恋爱，这是一桩货真价实的爆炸性桃色新闻。

社会舆论，亲朋故旧的指责、嘲笑、谩骂劈天盖地而来。

向具大丈夫气概的庐隐奉行“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的心态，坦然以对。

倒是她的老同学苏雪林为其辩护：“不应当拿平凡的尺，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庐隐、李唯建将他们68封“没有一句，甚至没有一个字是造作出来的”情书，发表在陆晶清、谢冰莹合编的《华北民国日报·副刊》上，后结集为《云鸥情书集》在上海出版。

庐隐的好友王礼锡在序中评论说：“这一束情书，就是在挣扎中的创伤的光荣的血所染成。

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青年男女们的情感，同时也暴露了这新时代的矛盾。”1930年8月，庐隐辞去北师大附中的教职，与她的“小爱人”（谢冰莹语）到日本度蜜月。

蜜月随着流水的日子淌去，积淀的是平淡，淡至发腻、发涩、发苦！1931年8月，他们夫妇由杭州到上海。

庐隐实现了她的“三窟”：教书（工部局一女中）；写作（最大的收获是以“一·二八”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火焰》，突破她惯写恋爱和知识分子的框子，做出有价值的探索）；做家庭主妇。

但生活并不是像她想象的那样美好，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艰辛、繁重、烦琐累得她“像负重的骆驼”。“小爱人”李唯建呢，当初“你是我的宗教”的誓言已忘在脑后。

他生性疏懒，不好好工作，又有大男子主义思想，长期闲散在家。

庐隐曾劝他努力上进，他如风过耳。

他不干家务，要求庐隐既做职业妇女养活全家，又做贤妻良母；特别是对待两个同母异父的女儿有明显的偏向。

这令庐隐十分伤心：喝酒浇愁，打麻雀消愁。

而“小爱人”李唯建却乘庐隐外出打麻雀消遣的当儿，不时溜出家门，以致有朋友在灯红酒绿的四马路碰见他“疑心他在逛什么，哀叹‘这位女作家太不幸了’。”（程俊英）朋友们担心李唯建出事，出面请舒新城介绍他到中华书局编译所工作。

天妒英才。

1934年5月13日，庐隐分娩时难产。

为了省钱，他们没上医院，请民间的接生婆。

庐隐子宫被接生婆划破，一摊鲜血，带走了一个鲜活的生命。

庐隐在转往大华医院的救护车上留下了遗嘱：“开追悼会要用基督教仪式，口中不断地念上帝，主。”庐隐就这样匆匆地走完了她36个春秋的人生之旅。

庐隐离世，李唯建悲痛欲绝，已不能作为。

庐隐的后事由舒新城、刘大杰操办，葬于上海公墓。

27岁的李唯建，贫穷至极，无力抚养两个女儿，由舒新城出面邀请庐隐的生前好友把庐隐的哥哥黄勤请到上海，将郭薇萱交给他抚养。

庐隐的著作版权归郭薇荃所有。

庐隐周年，李唯建写《忆庐隐》追怀，70岁时又作自传体长诗《吟怀篇》回忆与庐隐恋爱、生活的往事。

“冷鸥空留逐波影，异云徒伤变幻性。”煞是委婉动人。

冷鸥衔走了异云。

庐隐这朵五四文坛上的奇葩凋谢了，诗人李唯建也由此在文坛上消失了。

1981年11月李唯建逝世于成都。

七嘴八舌话庐隐关于庐隐的为人与为文，她的朋友们有中肯的评说：“虽然这几篇（指《海滨故人》集内前7个短篇，笔者）在思想上和技术上都还幼稚，但‘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茅盾：《论庐隐》）“我平生最瞧不起锋芒外露或浮而不实的人，对于庐隐不仅不讨厌，竟反十分喜欢。

这中间有两种原因：一则佩服她敏捷的天才。

……二则庐隐外表虽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骄傲得难以教人亲近，其实是一个胸无城府、光明磊落的人。”（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在那群老同学中，她是比较最能接受新思想的；在别人对于新诗小说的创作还在迟疑犹豫的时候，她的作品已在报纸上发表了。

她那微近男性的谈吐，她那时似傲慢的举措，她那对于爱的热烈追求，这些使她的老友对她常有微词的地方都可以显示我们她是有个性的，有使她不落于庸俗的个性。”（冯沅君：《忆庐隐》）“人生是时时在追求挣扎中，虽明知是幻想虚影，然终于不能不前去追求；明知是深渊悬崖，然终于不能不勉强挣扎；你我是这样，许多众生也是这样，然而谁也不能逃此罗网以自救拔。”（石评梅：《给庐隐》）“庐隐的天真，使你疑心‘时光’不一定会在每一个人心上走过；喝酒是她爱的，写文章是她爱的，打麻雀是她爱的，唯建是她爱的…?”（邵洵美：《庐隐的故事》）“庐隐就是这么一个很痛快的人，高兴起来，就哈哈大笑；烦闷的时候，就痛饮几杯；伤心的时候就大哭一场，看不顺眼的事情，就破口大骂，毫不顾到什么环境不环境。”（谢冰莹：《黄庐隐》）“庐隐既是一个受时代虐待的女性，她又是一个叛逆时代的女性。”（陆晶清：《浅谈庐隐及其作品》）而庐隐自己则说：“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我！”“我就是喜欢玩火，我愿让火把我烧成灰烬。”

?41节：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1)

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

皇皇400余万言十五卷本《苏雪林日记》（台湾成功大学出版，1999年4月，本文引用日记的文字均出于此），加之苏先生的其他赠书、纪念册和画集，满满地占据了我书架的一档。

苏先生赠的这部日记已搁置了8年，每当目光触及，总有一种愧对先生的惶恐和不安。

丁亥秋暮，我躲进小屋牖下，用半个月的时间跑马观花，以日览一本的速度，“观”完先生后50年（1948—1996）遗留在人生旅途中的花瓣。

途坎坷，花似锦。

苏雪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名有争议的作家。

她的后半生生活在两岸对峙的特殊年代。

然在这部日记里既记录着她与彼岸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王士杰（雪艇）、蒋梦麟、罗家伦、陈西滢和凌叔华、谢冰莹等师友的过从；也有此岸鲁郭茅、巴老曹，冰心、钱钟书以及张天翼、赵树理诸人的信息或身姿；不仅有二三十年代作家的踪迹，亦有同时代政坛人物的背影。

简直有点巨细无靡，打个比方，广场上足球顽童的射门，只要她耳闻，都在她的日记里留下足印。

苏雪林的日记，犹如一枚岁月的书签。

据苏雪林的同事、成功大学唐亦男教授告诉我：苏雪林50年的日记，很少记在正儿八经的日记本上，大多写在自己装订的杂七杂八的“百衲本”上，写满沧桑和隐秘。

她暮年曾说，死前将“一概付之丙丁”。讵料，她所供职的成功大学，认为那是一宗难得的史料，不知是说服了苏雪林还是强行上马，在她去世（1999.4.21）前半个月，作为给她102岁华诞的寿礼出版了。

苏雪林日记，初始作为备忘、遣闷，纯粹的独语。

所写文字不看天色，不看脸色，不对人负责，不虑人评说，只作直抒胸臆的出气之所，相当率真。

是耶，非耶，得由读者自辨。

据该日记编者说：“一律据其原手稿字句移写勘定，决不轻易更改原文。”且“幸原稿尚存”，以备学者研究。

笔者跑马观花一圈后的第一印象是：信息密集、琐碎、杂驳，说俗一点，是一个市井文人的流年的青菜萝卜账。

笔者剔罗扒抉，于国事、家事、己事中梳理出若干自以为耐人咀嚼或世人感兴趣的话题，做个概述，以飨读者诸君。

尊崇胡大师苏雪林在《浮生九四》（三民书局，1991年版，下同）中说，对文化界人物，她“最敬重者，唯有胡适先生一人”，并自命为胡适的再传弟子。

她与胡适既有同乡之亲（同为徽人），又有师生之谊。

1919年，苏雪林在北平女高师求学时，胡适曾讲授《中国文学史》（上）一年。

苏自言，她那时生性羞怯，从不敢执卷到胡先生讲桌前请教书中疑义，更不敢趋访。

当胡适在班上说他写的呼吁尊重女权、主张男女平等的《李超传》比《史记》中的《汉高祖本纪》、《项羽本纪》还要有价值时，“吓得我们舌挢而不能下”，以为此说是“荒天下之大唐”。后见胡文刊世，女子要求继遗产者不绝，宪法为之修，方有所悟。

第42节：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2)

胡适诸人创办的《新青年》、《新潮》，“列举旧礼教之害，则颇惬我心”，遂敬意大增，由钦敬到崇拜。

1928年胡适在上海执掌中国公学，苏雪林与冯沅君同去拜访，胡适让太太以徽饼招待，胡适说此饼是徽人外出艰难谋生的标志。

苏雪林将此次造访的经过撰文刊于报端。

后胡适将己著和主编的《努力周报》以及《独立评论》源源寄赠与她，关系日近。

1936年鲁迅逝世，苏雪林给蔡元培写信，攻讦鲁迅，又将此信底稿寄胡适征求意见。

苏雪林“泼妇骂街”式的文字，遭到世人一致的谴责，也受到胡适的严厉训诫：指责她“如此批评”“未免太动火气”，那些咒骂“是旧文学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诫。”但他们的关系并未因此而疏远。

1948年10月初，胡适到武汉大学作《二十九年后看五四》的演讲，苏雪林与袁昌英结伴去听，并合影留念。

苏雪林颇为得意，还特地多洗了几张“留备送人”。苏雪林日记第一卷开篇记之甚详：“胡先生讲前，有自治会学生代表先作介绍，强调五四学生运动之精神，意欲刺激听众，但自胡先生讲后，该生又上台，出言颇对胡先生不敬。

谓胡先生为投机分子，故能适应环境，又谓胡先生靠美国援助云云。

然胡先生毫不介意，并含笑与该生握手，殷勤慰问，其气量之宽大，亦称罕有。”又大发感慨：“胡先生之所以为胡先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1948.10.5）胡适演讲后，苏雪林见汉口《正义报》大骂胡适，遂在日记中斥其言“狂悖”，是左派，“不足一笑”。数月后，时局骤变，苏雪林辞武大教职到上海，那时胡适在沪正准备出国，苏雪林3次拜访。

“胡先生对待我非常亲热，说我写的那封劝他快离北平的信，太叫他感动了，”此后天各一方。

数年后，胡适到台湾，苏雪林与他在公众场合见过多次面，但“始终不敢上门去谒”，只在某年末“附在钱思亮等人后出名宴请，始得稍稍说话。”50年代末苏雪林正在做屈赋研究，胡适时为“中研院院长”，为申请长期科学研究会经费事，苏雪林常致信胡适并得到支持。

温而厉的胡适也曾在做学问的“严谨”上和“谈话的分寸”上给其善意的提醒和指导。

苏雪林读书博杂，她不欣赏手边的原本《红楼梦》，认为“文笔实在不甚清爽，但诗词则不错，岂文章被脂砚斋改坏乎？”（1959.2.28）又批评该书：“不通文句简直俯拾即是。”判言“曹雪芹如此不通而浪享盛名二百年，岂不可怪可笑？”（1960.8.4）她又读高鹗续作，写了篇2万字长文《请看红楼梦真面目》，她认为“高氏续作有收敛无发展。

完全是结束文字，……笔力至大，文思至密，尤其是黛玉病死，宝钗出阁用倒笔，诚为千古未见之格局，亦千古未有之大文，胜史记、汉书十倍。

红楼梦之所以成为名著，皆恃高鹗续文，否则雪芹原文何价值之有？”（1960.8.20）。

她又写《世界文史第一幸运儿——曹雪芹》。

讵料，文章发表后，胡适在致苏雪林的信中斥曰：“你没有做过比看本子的功夫，哪有资格说这样武断的话！”“你没有耐心比较各种本子，就不要做这种文字。

你听老师好心话吧！”（《胡适书信集》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苏雪林感到胡适“似颇动气”，“谓我收罗版本不全，俞平伯校本尤一字未阅，不配谈红楼，又暮年体力与耐心也不足以做需要平心静气的文章！”苏雪林遭棒喝后，始知自己寡陋，“乃答胡老师一函，告以决意不再谈红楼了，请他放心。”（1961.10.5）若干年后，一红楼梦研究者出评论集，邀苏作序，苏拒绝，后改请林语堂。

4个月后，胡适心脏病突发去世，苏雪林“宛如晴空霹雳，使我心胆俱落，惊定，悲从中来，掩面大哭。”（1962.2.24）旋于当晚预订车票，次日晨赶赴台北，作最后的告别。

用七尺白布书挽联一副：提倡新文化，实践旧德行，一代完人光史册武士死战场，学者死讲座，千秋高范仰先生为遣悲怀，她写了《冷风凄雨哭大师》、《适之先生和我的关系》等7篇追忆文章，后结集成《眼泪的海》。

第43节：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3)

并对胡适的身后事提出整理遗著、塑铜像、设纪念馆等7点建议。

此后苏雪林相当长一段时日的日记，均记录了胡适诸多相关事宜。

她收集悼念胡适的剪报，还出钱为胡适造了个半身铜像。

其姐淑孟笑话她犯了“胡迷”。苏雪林写的《悼大师，话往事》又引起她与寒爵、刘心皇的一场恶战。

这场论战从文学意义上的批评，发展到政治上的揭发和思想上的算旧账。

苏雪林不示弱，气愤不过时又破口大骂出气。

人走了，茶未凉。

胡适停灵南港，苏雪林每月必去灵堂焚香礼敬，作《南港谒陵记》等。

一次赴南港公干，因时间紧迫未能赴胡墓拜谒，在临时住地虔诚地朝胡墓方向“遥鞠三躬而已”。以后的日子，她每到台北必持礼品去看望师母江冬秀，或见胡颂平商讨建纪念馆，化解江冬秀与胡颂平之间因胡适藏书缺失造成的误会等等。

（1964.9.4）有趣的是，胡适逝世20年后，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刊行了胡适的关门弟子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和《胡适杂忆》。

唐氏在“口述”本中加了不少注释文字，与“杂忆”互读，似可见唐氏有“居高临下嘲讽”、戏弄胡适之嫌。

苏雪林认为胡适不是不可以批评，但不能说谎，否则就违背“知识的诚实”。她对唐氏说胡在哥大获的博士是假的，冒认祖宗，乱谈恋爱等等，十分恼火。

曾屡请胡适老友王雪艇、沈宗翰为胡适辨冤雪谤，不见动静，她不得不自己披挂上阵，执笔写《犹大之吻》。

日记中记述甚详：“看唐著口述生平，一面生气，一面阅读，进行甚慢。”……“匆匆一阅，许多情节未曾明了，非重阅一遍不可。”（1981.4.11）决定反驳后，着手“写胡适问题”（即假博士问题，1981.4.18）。

“今日写完胡传第一篇，开始第二篇，即胡适的恋爱与婚姻”。（1981.4.19）到次年1月已写到第八篇，可题目总是取不妥，“今日始决定为唐某侮辱先贤恶行总述，先列较大题目数款后，乃列其琐节。

今日写……”（1982.1.13）“回家未甩手，阅报，早餐，想起犹吻应加一节，即于国际学舍后加点唐某笑胡大师崇信西化，剪剪接接，……又想不如使独立为一段，题为崇信西化。

于是全文共为十节，成十全大补汤矣！”（1982.1.16）不几日，刘显琳先生来访。

“刘问我有何著作？谈及犹吻，大赞，说写得非常痛快，人皆愤唐某歪书之谤胡而不愿惹是非，遂无人出而说话，见我文乃大称快。”（1982.2.7）苏雪林认为唐德刚的行为类同犹大，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对乃师的背叛，应大加鞭笞。

苏雪林将这些为胡适正名的文章，先在报上发表，后结集成书，冠名为《犹大之吻》。

书出版后她遍送胡适生前好友，还不忘寄给李政道和吴健雄。

总之，苏雪林维护胡适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

90岁时读《胡适秘藏书信选》，见封面画像不美，斥画家“将乐观的胡大师，画得像个鸦片鬼！”《眼泪的海》和《犹大之吻》是苏雪林维护、颂扬胡适德艺的两本专著，且不说她那堂吉诃德式的举措可笑与否，也姑且不谈该书的学术价值几何，却实实在在显示苏雪林的尊师、卫道精神的虔诚和执著。

话又得说回来，苏雪林自己也曾批评过胡适的演讲《中国之传说与将来》，认为“惟对于西洋文化推尊太过，对于自己文化抑贬过甚，是其缺点。”（1960.7.22）在评选“中研院”院士问题上，她不言胡适秉公行事，对胡适对自己的“成见”多有抱怨，“可惜者，胡适之先生坚抱林乃一区区女人，不配做学问之成见，于林著作并不细阅，便当头一闷棍。”（致王雪艇信）凡此种种在1961年8月上、中旬日记的字里行间有所流露，并写信给胡适，且出言流露不逊。

不过，一周后苏雪林又写信请胡适宽恕自己的冒犯，自责信中的不逊之词是“恃宠而骄”。醉于八行书“失物每从无意得，怀人恰好有书来。”用袁枚的这两句诗形容暮年的苏雪林再贴切不过。

第44节：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4)

人老健忘，多疑，常人如此，苏雪林尤甚。

某日，她要寄钱接济亲友，找存折便寻不着，结果在某书中翻出一叠大钞来，犹如得了一笔外快，兴奋不已；本疑存折为人所窃，却又在抽屉中发现，自己玩了场骑驴找驴的游戏。

继而又深深自责，冤枉了好人。

在400万言的苏氏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信”。六七十岁时苏雪林日记中常有“还信债”或“一天的光阴又在写信中度过”，或“今日为写信最多之日”的记录。

94岁则曰：“余现别无所乐，惟得知音者之信，及自己有文字刊于报章，乃稍稍开心耳。”（1991.8.24）苏雪林一生究竟写了多少信，且看“今日为余烧信日”记载：“昨日烧信纸未尽，又到后院烧之。

下午睡起，看报二份毕，续烧废纸，三四年来积信上千封，连一些被白蚁蚀之杂物皆付一炬，足足烧到晚餐时候。”（1974.11.2）她接友人信，每信必复；而人复她者，唯只半数耳。

由此估算，苏雪林毕生写信不下2万封。

由于她勤于写信，邮资成为一笔不小的负担。

“于今每个月邮费及信封、信纸不知用多少，以往十元邮票可用数月，今则半月耳。”（1959.1.17）为节省邮资，她煞费苦心，到文具店买便宜的航空笺（明信片，下同），用广告商扔在信箱的广告糊信封，用饭馆的餐巾纸做信笺。

80岁时偶然发现一叠旧得打皱的信笺，将其“熨了一下，此信纸乃余二十年前自法携归，或二十余年前台北所购，早已微黄而皱，幸熨后尚可用。”50年代末台湾减邮资后，她十分高兴：“我可以写薄信纸四张，而不用航空信笺，殊方便也。”后来，台邮政当局作废一批旧邮票，她为此牢骚不已。

70年代台湾邮局可定做一种橡皮章，用此章邮资可八折优待，她定了一枚，“定做此物以来，今始用之，若居心不贪，发出三四十封信皆加此章，则回信不致如此冷落。”（1974.12.1）求信若渴，谅是想广种多收罢。

某次，让女佣到邮局挂号寄两本书到九龙，一过秤，要250元，她嫌太贵，让女佣将挂号两字刮去。

到80年代，台湾航空笺邮资涨为9元，航信则仍为10元。

她觉得还是寄航信可多写字划算，不料一写写多了，超重退回，要罚加邮资，比航笺还多4元，叹曰：“以后不便写矣。”苏雪林认为写信是人生快事，每每下笔千言，一写数页，倘超重被邮局罚增补邮资也罢，但往往会耽误时间。

为不超重，又多写字，初选用薄纸，除正反都写外，她专备一小秤，不致超重误事，写多了再拿去一页则是。

有趣的是50年代初，她由法国赴台，船泊西贡一天，“余因听说由西贡写信到巴黎航空亦仅需十五方，意欲占点便宜，遂以整天工夫写信。

计写信五封……下午写完去寄，问之管信件之船员，则由巴黎写航信到西贡固为十五方，而由西贡写航信到巴黎则需五十五方。”（1952.6.25）遗憾日记中没写下文，不知苏雪林寄了没有。

为节省邮资，她常请海外回台的朋友带信。

“因明日公宴陈通伯（陈西滢）先生，余将利用渠飞欧机会托其携带信件，故今日将学生作文束之高阁，大写其信……共十三封，直写到晚上十一时始睡。”（1952.11.2）60年代，她在新加坡南洋大学教书，该校来信一律存图书馆，距住地较远，她为了不耽误读朋友们的信，每日奔跑取信，直喊划不来，但又乐此不疲。

她对友人来信过简多有微词甚而牢骚，日记中多次历数友人的不是：“叔华来信，余立复一航笺，写得密密麻麻，比她来信的字多五六倍。”屡次批评谢冰莹不会交朋友，写信好像写条子，不知她一天到晚忙什么。

发誓说今日以牙还牙，写笺片。

可一挥笔，又洋洋千言不绝。

从日记中看，晚年她写给谢的信最多。

她渴望与友人忆旧拉家常，以遣寂寞。

1977年始与大陆亲友正式通信，但感慨良多：“吾人生今之世，最苦为不自由，通信不能说话，乃不自由之甚者。”盖那时两岸气氛还不甚祥和，她怕言多有失，会给收信亲友招致麻烦。

第45节：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5)

自致赵清阁信有一封遗失后，一直耿耿于怀，便改托人带口信了。

每至岁末，是她播种情感收获友谊的时节。

每年圣诞新年，“她均要紧张一阵或数阵”，往世界各地寄贺卡，90岁后把卖贺卡的小贩请到家中，挑拣图案吉祥又便宜的。

据日记载，某次不寄不寄一下还“弄了”120张，还有遗漏，“待补寄”。后来算算小账，寄贺卡不合算，“今日得几贺卡，若回一卡则费四五元，卡费亦三四元，此如以航笺（片）代替，反而可大述寒温也。”她的信友遍布世界，台湾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王雪艇；胡适、梁实秋、林语堂、谢冰莹、陈源、凌叔华、林海音；大陆的冰心、杨绛、赵清阁等等。

最令人捧腹的是，1991年台湾邮费增资，她试以少写信来对抗邮局增资：“邮局增资后，即少写一、二封，乃市民消极抵抗也。

信少，邮局收入亦少，则增资实为失策，或不久之将来又将减资，则我辈胜利矣。”（1991.8.1）苏雪林写信的热情，笔者深有体会。

我藏有她致我的7封信，都是她年届百龄时写的。

用的是薄型大白纸，密密麻麻，有一通连落款都叠印得看不清。

有一封3000余字，“今晨写信与张昌华，数日以来（七天，笔者注）共写了六页，原子笔不好，写得不成样子，惟唐德刚又在大陆毁谤胡适博士，仍坚主胡在民国六年哥大所得为待赠博士，十年后乃得此一学位，大陆人多信，我于致张昌华信中，不得不为一辩，希望犹大之吻能在大陆出版。”（1996.6.18，此信系接我寄她的江苏文艺出版社的《胡适自传》后所写，笔者）她致我的最后一封信，即写在巴掌大的绿色餐巾纸上。

笔者揣摩，苏雪林喜欢写信，特别是她衰年耳全聋，不能接听电话，与人面对面交流都须靠笔谈，太孤独、寂寞。

自其姐苏淑孟去世后，她一人独居，终日面壁无语。

她想用信与友人交流，了解外面的世界，或叙旧以慰心怀吧。

至于她千方百计为邮资费心，倒不全因穷，而是自幼养成的俭朴之习。

如果我们了解她晚年力拒官方的资助，早年在艰苦的抗战岁月，把自己的嫁妆、积蓄、首饰兑换成52两黄金，托《大公报》社长胡政之捐给国家“小助抗战”（石楠《另类才女苏雪林》，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我们就不会笑话她的“啬”了。

市井一俗人苏雪林，一个从偏僻乡野里走出的村姑，自勉、自强而自立，印证了天道酬勤的箴言。

在她的日记中时常出没一个“混”字，当某日著作成绩欠佳时，总要写一句“又混了一天”；当某日写文章不顺手，“冷却”后再读时，必发“文过一夜必有悔”的感叹；当文思艰涩、滞笔稿端时，总要发出廉颇老矣的感慨。

她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毕生躬耕2000万字，成就了名山事业，被台湾奉尊为“国宝”。但在巷陌深处的百货摊前，在腥臭嘈杂的菜场里，在街头的邮局报亭旁，时有她头发蓬松、衣履欠整、佝偻蹒跚的背影。

她是一位地道的市井小民，一个向社会讨生活的凡人。

苏雪林的一生充满矛盾。

她自恋、自信又自大。

“每一提笔，词源滚滚而来，实乃异禀，殊可羡也。”“今日写我的母亲，改题为吃亏者常在，约二千字，写得甚为满意，余之文思并不因年老而衰退，反而比青壮年时代更为充沛，亦可喜之现象也。”（1964.4.27）还饶有兴致，“今年开始读自己作品，所有作品几乎全阅一遍。”（1990.7.30）九五寿诞前夕，成功大学派两位研究生跟着她3个月，录音、访问，拟为她整理《自传》，苏雪林审读初稿很不满意，“几个毛丫头哪有资格写我的自传？”94岁的她，亲自挥毫写就《浮生九四》。

她积40年之功，作《屈赋研究》，洋洋自得：“可谓发千古之秘，余注屈赋，能随时获得灵感，亦快事也。”（1964.2.12）不料，《屈赋研究》之价值遭到怀疑，以致影响她的“院士”评定，她不服，“我将求知音于五十年、一百年以后。

第46节：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6)

即五十百年以后无人赏识，那也无妨。

‘文章千古事’，只须吾书尚存，终有拨云见日的时候！”（《浮生九四》自序）另一方面，苏雪林在工作、生活上又常常自责，甚而自卑。

由于她退休早，一次性提取退休金后，靠利息生活。

随物价日涨，难免有捉襟见肘的窘困，只好煮字疗饥。

社会上有许多热心人援手，亲近者，她推却不过“颜受之”；稍疏者送来了，坚决退回；复又塞来，无奈纳之。

她知足不贪，在日记中多有自律：“余现在稿费收入相当不错，实不需许多钱，且我性廉介，实不愿受人恩惠。”（1989.1.6）她喜对人评头论足，又偏激，口无遮拦，每每招致非议后又深深自责：“此文得罪许多人，且亦暴露自己修养缺欠。”（1975.4.10）后来写文章时，尤其是对逝者，客气多了。

“今其人已死，言其短实不该，惟有舍其短而言其长矣。”（1990.5.26）她曾向成大辞职，后权衡利弊，又吃回头草。

“余以前做小事颇有决断，临大事则迟疑不决，且视食言失信为常事，不意到老亦然。

可见生成天性缺点，无可如何也。”（1960.2.26）衰年还为当年在武大讲课时念过错别字“深悔不已”。晚年读顾颉刚、陆侃如著作，备感自己浅薄、可笑，“诚可羞哉！”自卑情绪笼罩着她一生。

她当年在女高师是肄业，两度赴法留学也没获得什么学位，心中总觉是缺憾。

以至花甲之年还想读博。

“于维杰来拜年，告以今日中央日报师范大学招研究生消息，助教待遇三年后，可得博士学位。

余决计一试。”（1957.1.30）苏雪林正直、耿介。

95岁时，报上捧她：“健笔耕耘八十载，春风化雨六十年。”她郑重地提出更正：“所记误点颇多，写了四页函，提出四点更正。

不愿接受名不副实的浮名。”她吃过与学生“作对”，反被学生作弄的苦头，但在发现学生考试作弊的不端行为时，仍照章惩戒。

苏雪林尤在爱国上更不落人后。

早在1915年中学时代，她从报上获知日本提出并吞中国的二十一条时，即愤然作诗明志，写在戎装照片后面：也能慷慨请长缨，巾帼谁云负此身。

磨拭宝刀光照胆，要披巨浪斩妖鲸。

抗战岁月，她毅然将全部积蓄和陪嫁兑换52两黄金，捐给国家。

即令到台北后，爱国之心亦不变。

她坚决反对台独，在日记中反映十分强烈，曾撰文《割除毒瘤》痛斥台独。

“今见郝柏村院长谈话，谓台独为癌病，必须割治消毒，方可保全生命，似乎我那篇《割除毒瘤》文章已产生影响。”（1991.11.20）她借他人之口挑明李登辉“他有台湾独立建国日期表”。（1994.11.21）“今日上午看报，立委选举，国民党获得八十余席，民进党获六十余席，新党获二十余席。

我对政治已毫无兴趣，但民进党居然获得如此多席则出意外，想将来立院有得闹，并非好事。”（1995.12.3）1996年“总统”大选前夕，李登辉为装门面，与妻曾文惠作礼贤下士状登门拜访苏雪林，赠款送酒，媒体爆炒一阵。

面对“李登辉果然当选”，苏雪林诧异，在日记中又写道：“但新奇怪者，彭谢乃民进党，即台独党，何以得票如此之多？此可大虑。”苏雪林以好骂人出名，80年代初，她给大陆亲友汇款，台北“国防部”特工上门，称寄钱助“匪”区，是“资匪”。她愤怒：“你们国民党自己无能，把大陆断送了……还不许我做这小小的救济吗？”（见《浮生九四》）她素以“反共反鲁”者自居，时有恶意调侃和瞎骂。

例如，她姐姐寄钱时不慎跌断腿，她便借题发挥，莫名其妙地骂是共产党害的。

不过晚年对大陆的认识有所改变：“从电视上，观其建筑、衣服均甚华美，大陆今不穷矣”，质疑“淑年把大陆说得像人间地狱一样，大概是她故乡的光景。”（1990.4.18）茅盾逝世，她写了篇回忆文章，《人民日报》适时作了转载，她的著作始渐在大陆出版，“看大陆百花系列苏雪林散文选集序言，对余备极颂扬”，“余在大陆四十多年，无人提及，等于死灭，今忽被人揭发，大肆揄扬，亦意想不到之事也。”（1991.8.16）甚欣。

第47节：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7)

有趣的是共产党她骂，国民党她也骂，连她最崇敬的蒋“总统”也骂：“如日中天的运气，已被蒋介石作尽耶。”“自己穷蹙一孤岛，虽四十年中享安宁之福，究竟是小朝廷，连东晋南宋都比不上！”（1994.11.18）尽管李登辉妻子曾文惠以个人名义捐助苏雪林学术基金会100万台币，但他们前脚刚走，后脚她又骂李登辉的一些举措“不啻帮民进党的忙”。大叹“国父辛苦建立之中华民国将被推翻，国民党亦将消灭，台湾必归并于中共。”（1996.3.24）周作人是她的老师，但她亦不甚喜，“因他失身事敌，昧于民族大义。”苏雪林晚年闹穷。

“余退休利息太少，卖文又不能常，而生活日高，实在支持不了，故未免变得贪心耳，亦可笑也。”（1986.2.7）稿纸贵，邮资贵，稿酬低，她称写文章是“卖血”。特别是她的腿骨折后不良于行，一次跌倒在地爬不起来，半天后女工来打扫卫生才被扶起。

报纸将此事披露后，社会各界大哗。

有人以请她做顾问的名义送钱，“余对戴主任声明，不能接受。”“戴仍再三相强，余再三推让，后乃允顾问名义，接受实惠则不受。”台湾“文化工作委员会”某领导带一大群记者趋访，“云成大拟赠我名誉教授，余问有先例否？答倪超就是。

又谓大陆拟争取我，对我种种尊敬，则台湾更应有所表示。

余云台湾越尊敬我，则我虚名越大，那边越要争取矣。

不如以平常心待我。

彼以为无争取之价值，而放弃争取。”（1990.4.7）苏雪林后来写信与顾保鹄神父，“告以我近年之所以大受尊崇者，并非实际才学有以致之，乃两岸政治斗争之结果耳。”（1991.8.24）苏雪林并非穷到活不下去，只是她宅心仁厚，省酒待客，把绝大部分钱都布施给在台的几位侄孙辈，以及周济在大陆的七姑八姨了。

她虽穷，有时会穷大方。

50年代初，她离法返台时，自己穷得叮当响，不时向友告贷，却把一只价值18000方的收音机赠给同宿舍的女友们作纪念（见1952.5.23）；她是天主教徒，教会要捐款，爪哇国地震要捐款，新创的珞珈学校要捐款，穷困的师友过世要捐款……此类善事她必有份。

朋友送她的也多，谢冰莹要把一剧本改编费6万元送她，她坚拒。

方璧君从美国寄来500美金，她如数退回。

方又寄来，说那就全买她的书送朋友，她这才接受。

对他人惠赠“无以为报，甚为不安！余自身世畸零，但到了老年，竟为温暖之人情所包围。”旋又自责：“乃余仍常常怨天尤人，真是得福不知感，必及乎其身矣！以后宜将此种不正常之心理转变为感恩知德，庶乎其可！”（1980.2.7）她感恩知报，往往将张三的赠物转给李四。

日记中不乏人敬一尺她还一丈的记载。

而苏雪林的生活俭朴得令人鼻酸。

她是徽人，有吃咸鱼腊肉的习惯。

自其姐淑孟女士去世后，一人独居，只雇请一半天工。

为节省、方便，腌品成主菜，每年都腌一大堆咸肉、香肠，送友人、自食。

有时保管不好，或发霉，或生蛆。

即令生蛆，她洗一洗，仍放冰箱冷冻，舍不得丢去；卖酒瓶换烟；用过期7年的肥皂粉洗头。

据日记载，50年代初在法国，许多衣物都是老友凌叔华穿过后送她的，带回台湾，大改小，长改短，缝缝补补又一年。

皮鞋多破烂不堪：“民进党仍在胡闹。

看报，接鞋索，谁知贯不过鞋洞，弃之。

另取一对鞋索，到书桌下层找黑鞋油，想擦鞋，（十二月赴台北领奖时擦过一次，今已过三个月矣！）百觅不得，当是北上后遗弃于来来大饭店。

如此一双脏鞋，明天何以去做客？女工来，叫她去买一盒，有黑灰而无油，擦不亮，无可如何，总比不擦好。”（1990.3.8）笔者提请读者注意，此时她已是93岁的老人了。

她记了一辈子日记，日记本多为自制，一朋友从国外归来送她一本质地好的日记本，她用不习惯，送人了。

第48节：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8)

常年用的是“百衲本”。“晨起较早，入书房寻出几本写过少许文字的直行册子，将空白页扯下，凑成日记本，到客厅用锥钻孔，白棉线缝之，居然有不甚厚的日记本二册了，可以记年余矣。”（1994.10.15）此时的她已九十有七，年届百龄的人了。

尽管她在日记中屡屡说，余已垂老，留钱何用？她仍不肯奢用半文。

苏雪林的过分节俭已近乎“啬”了，啬到这么一位鼎鼎大名的“国宝”，竟做拾荒者！80岁时，苏雪林有锻炼身体的习惯，早起“出散六圈，甩手三百”，坚持两年。

一早外出，道途偶有废弃遗物，信手拾得。

“今日上午又费了两个小时，始将那双从小竹屋中捡出之旧鞋修得像个样子，但穿上脚则并不甚合脚，因其太大也。”（1976，元旦）某日晨出散步，见环卫工人身边有两根被弃的竹竿，她与之相商，请“出让”。工人说送她，不要钱。

她又忧心被路上行人撞见以为是顺手牵羊，遂请那工人帮送回家。

到家后她酬以一包香烟，那人不要。

（1978.7.11）某次拾物回家被学生看见，在日记中愧悔不已，“可笑！可笑！可笑！可耻！可耻！可耻！”又，“天尚未全亮，走学生宿舍后面停车场狭道，将前二日所拾橡皮套子掷还。

盖前日见套掷地上，以为弃物，拾归，为手杖下端套。

自觉不该如此贪小，甚不安，今日送还以后，决志不再为拾弃之事。”（1980.8.30）可事后又“犯”了一次。

她见一八成新的毛巾，被车主擦车后丢弃，觉得这是台湾人生活水平提高后在暴殄天物，在犯罪。

不忍，又拾起……这多少给人一种卑微、委琐不堪的印象了。

笔者真不忍心写出苏先生皮袄下的这个“小”字，又觉这与她当年为抗战捐金，倒有一种相映成趣的回味。

苏雪林喜欢小生命，最大的爱好是养猫。

在400万字的日记中，写猫多达数百处，拼接起来足有三四万字。

她养猫50年，收留流浪猫多时达十数只，为猫选巢，为病猫喂奶，与猫逗乐。

日记中有许多生动有趣的描写，限于篇幅，割爱。

只选日记一则，足见其怜爱之心：“余近来总是疲乏，想大限将到。

若死于猫前，乃猫之不幸，若死在其后，则为猫福。”（1989.7.20）也偶养过狗。

侍花颇多，多为人送，精神好时，把门前小院打扮得花木扶疏。

园内还种过木瓜，侍弄颇殷，因她自号“木瓜”。我极少看到她真正休闲的日记。

印象中只有那么一次，是某日她见昙花欲绽，静伫花前，观赏昙花一现的全过程。

苏雪林善对弈，当在大陆岁月，棋艺水平相当高。

她喜酒，亦常微醉入梦成仙。

嗜茶（不忍写她垂暮时泡茶倒不出陈茶叶时之悲状，更不忍心写她晚年“寿则辱”的种种惨景）。

亦抽烟，不多，用于提神。

八十高龄时想戒，但师友常礼赠，又复燃，直至百龄。

苏雪林说她倒霉一辈子，“一辈子被人骂死”。平时状如木瓜，笑脸少，但不乏幽默。

给人印象深的是82岁时写的“人到我现在这样的年龄，固无日无时不准备阎魔老子拘票之到来。”她说错了，直到20年后的1999年4月21日她才缓垂下人生大幕，回归自然。

情感大世界苏雪林的情感世界是丰富的、多元的。

天空有阳光有阴霾，日记中的后50年更是如此。

与师友的情感是她精神的支柱。

友辈如当年留法和珞珈时代的故旧：潘玉良、方君璧、谢冰莹和凌叔华、袁昌英，他们都曾在经济上或心灵上给过她帮助和慰藉。

相处时间最长、过从最密的是谢冰莹，情感最深的是袁昌英，袁在大陆过世后，苏雪林写悼文称其为“生平第一知己”，弘扬其德艺，还四处张罗为其在台出版遗著《孔雀东南飞及其他》，并把这种感情延续到袁的女儿杨静远身上。

到台后结识的朋友中当属唐亦男，唐是苏氏日记中出现频率最多之人，有千次之多。

第49节：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9)

唐氏50年代初是她在师大教的学生，后为同事，亦生亦同事亦友一辈子。

唐待苏似老母，帮助买米打油，陪她谈心，侍她外出，为她张罗书籍的出版、校稿，出书后又帮其推销，成为其“拐杖”。实际上唐已成为苏晚年的监护人。

唐突破重重阻力，斡旋奔走于两岸，于苏101岁时帮她圆了回乡探亲的梦；苏逝世后，唐张罗财团资助，主持召开两岸苏雪林学术研讨会，并扶灵葬骨于故里，为苏的百年人生画了圆满句号。

在与师辈的交往中，除胡适外，苏雪林与王雪艇（士杰）最贴心，“惟王先生对余甚厚”。王系苏武大时老校长。

50年代，苏滞留法国欲回台，王为她安排工作、筹措川资。

王接替胡适做“中研院”院长，对苏的屈赋研究给予支持。

王去世，苏撰悼文《雪公与我》时在日记中说：“雪公乃大人物，从大处落墨，在我非常难，只有从小处写，然此文暴露自己学历缺乏，在武大第一年上课，念了别音，写了别字，被学生检举，实不光彩，殊不愿在报纸上公开。”（1981.4.27）苏在自传中直言：执教武大岁月“年终系会考绩定去留，几个资深教授都投我反对票，……幸亏王世杰校长起立发言”挽局，予以“续聘”，“有恩于我”。苏雪林一生为情所累，确切地说是为“亲情”所累。

早年为尊父母之包办婚姻凄苦一生；到台后与姐淑孟组成姐妹家庭，事事唯姐为上；同时她自己俭朴近啬，苦得要命，却把钱全部施舍给在台的建业、经书等几个侄辈。

这些侄辈每每出现，十九都是冲钱而来。

她恼恨他们“太贪”，是“用钱大王”，又恪于亲情，沉于溺爱，有求必应。

日记中俯拾皆是，仅摘一二：“经书来。

他今日和颜悦色，未以余未津贴机车费而不乐，余再三筹思，他每日两次来去送子赴幼稚园各四十五分钟，未免太辛苦，年纪也究竟大了，我已老，在世之日无多，留钱给谁用？……就帮他吧！”（1973.9.23）“经书又云购一大冰箱，……此人是用钱大王，装电话一万数千元，此次又购大冰箱，又为一万三千数百元，余悔本月给他买食物费一千，买手表钱一千五百元，以后一文也不给了。”（1978.8.4）“余自九月十七日面交建业万元，迄今为三个月搭几天，本想再熬一个月，到旧历年前再汇，但建业昨日来信已透露窘态，想到币值日贬……不如做个好人，将钱给他算了。”（1975.12.22）1978年元月，苏雪林跌一大跤住院，“生命吉凶实未卜”，把黄鱼及存款数目复印3份，将在台的3位子侄叫来，“并告以积蓄数目，万一有不测，三家平分。”……与大陆的亲属联络上之后，七姑八姨、八竿子也打不到的亲友，蜂拥而至吃“唐僧肉”。给钱也罢，索钱者相互之间还吃醋，戳蹩脚，弄得苏雪林左右不是。

更有一些“混球辈”的太平苏氏族人，竟以她的名义向海内外募捐整修“苏氏宗祠”，她很不理解。

苏雪林太爱她的族人了，1973年在成大退休，她考虑自己年事已高，遂一次性提取退休金，用利息养老，以便将来说不定哪天有个三长两短，可以留点积蓄给后人。

“那时台币二十万还像个数目，身后分给侄辈，岂不更好，便一次领了。”追溯以往，当初她与张宝龄的矛盾，苏在经济上全力呵护族人也是导致家庭裂痕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亲情带给她的欢乐太少，麻烦和苦恼却终其一生。

苏雪林对他们那一代人的婚姻很感兴趣并时有感慨。

她读《蒋碧薇回忆录》，联想到自己时写道：“此事怪徐悲鸿乎？怪蒋乎？两人皆不可怪，两人亦皆须负责，是所谓孽缘也。

余幸而一生兢业自持，从无恋爱纠纷传流人口，既保清白之名，亦免许多烦恼，比较起来，尚算值得。”（1966.2.3）是耶，非耶？苏雪林与张宝龄的婚姻是她人生册页中最凄苦的一章。

在后50年的日记中提及张宝龄仅三四处，还是为写自传而涉，寥寥数语，淡、冷。

第50节：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10)

张宝龄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苏雪林父母馈赠给她的礼物。

她别无选择。

苏雪林衰年追忆时写道：“苏州天赐庄一年岁月尚算美满，但以后便是维持夫妇名义而已。”（1990.12.16）张宝龄大丈夫气重，理性，较冷漠。

婚后，他们在苏州筑巢。

他是学造船的，盖的房子也是船形。

中秋时分，苏雪林说外面的月亮好圆，张宝龄答，再圆也没有我用圆规画的圆。

话难投机，少情趣。

婚后又长期分居，感情更趋淡。

加之苏雪林在经济上对族人竭力周济，也引起他的不快。

以致在时局动荡之际，各奔东西。

苏在写自传时说：“我打算将张的事完全隐去不说，盖我已立志不言彼过，婚姻不如意就不如意，算了！世尚多不婚者，遇人不淑者，我有文学学术自慰，何必婚姻！”（1990.11.1）但写自传，婚姻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她还是写了：“下午写回忆录，将张宝龄真事一一叙出，不再写注耳，盖等别人乱猜乱写，不如自己写。”（1990.12.17）她称这是“一世孽缘”。不过在《浮生九四》中不乏自责：“……（我）又何能做他半女仆、半妻子的伴侣！况我偏向母家，协助姐嫂，更令他嫉妒得像心头有火燃烧，一刻也不能容忍。

夫妻感情之坏，以此为之根源。”又反思道：“以为既如此的不美满，何不干脆离婚别寻良偶呢？以为我有旧脑筋，抱存有‘从一而终’的观点。

其实也不是。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辩过。

我是一方面为一种教条所拘束，一方面为我天生甚为浓厚的洁癖所限制。

我总觉得离婚二字对于女人而言，总是不雅，况那时我已薄有文名……但我因这些原因，叫张宝龄孤凄一世，不能享他理想中的家庭幸福，也是实觉对不住他！”在苏雪林的花季，即1922年赴法留学时，一个“要在荆棘丛中摘取玫瑰花的梦想者”疯狂地追求过她。

苏雪林也曾怦然心动，但恪于已与张有婚约在前，她毅然决然地与其断绝了关系。

之后，当然紧闭心扉。

有趣的是花甲之年，竟有人叩她锈蚀的心锁：“今日获苗栗某部队秦鸿仁寄来长信一封，满纸疯话，殆想老婆不得而成疯者，今日军中此类人甚多。”（1959.4.24）不容置疑，此信阅后一定去了它该去的地方。

令人惊诧的是，在苏雪林心灵深处，还有一星爱的火种，当然那是属于“另类”的爱。

“今日中央日报未到，余有工夫写文……此文写我民国八年升学北平女高师，暗暗倾慕吴贻芳，而偷窥其动静，实为可笑。

此为余少年热情之表现，若在今日决不为也。

闻吴贻芳尚未死，其住南京抑在美国则不知。

据经传来信言，其南京居处之舒适、美丽，则尚在南京，当命经传转之。”（1989.6.18）苏雪林还“希望吴贻芳那篇亦早日刊出，则可寄经传命她寄……趁她未死见此文，亦我之大愿也！”（1989.6.22）遗憾，此信、文不知何故遭“台北五万信箱”两次退回。

后，她还饶有兴致地将写吴贻芳稿影印一份，寄给当年女高师同学毛彦文，回味“私慕吴贻芳可笑举动”。苏雪林一生充满矛盾，双重人格现象严重，包括评判他人和检讨自己，甚而，对宗教的态度也是如此。

1924年，在恋爱困惑时，笃信天主教，在法国里昂大教堂接受洗礼，一时做弥撒甚殷，后渐淡之，但丝缕未绝。

98岁时吴某拜访，“询余信仰天主教事，提出三个问题，我实告自己是挂名教友，立身行事一如世俗人，并不受教规约束，譬如星期五照样吃肉，星期日照样工作，惟不美满之婚姻，尚能照教规不仳离而已，但此节我未言。”（1995.1.27）后当教友们畅谈教徒生活之幸福，她在日记中写道：“许平姐来，写纸条十余张，劝我快乐，我生平唯有忧郁，不知快乐是何滋味？而天主教朋友，每以快乐为言，不知我为宗教信仰，受过绝大之精神痛苦，有何快乐可言？故怫然请她勿再言。”（1995.5.30）如何评价苏雪林的一生？苏氏在《浮生九四》的自序中说：“我是一个自卑感相当重的人，不重视自己的为人及自己的作品”，“庸碌卑微”，又说：“乃是一个弱者，一个充满矛盾性的人物，没什么价值。”不过笔者以为这或是她自卑中夹以自谦之词吧。

苏雪林毕竟是一个人物，是一个耐人咀嚼的人物。

征引及参考书目：苏雪林：《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1—15卷），台湾成功大学，1999年版。

苏雪林：《浮生九四》，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

石楠：《另类才女苏雪林》，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苏雪林致笔者信札若干。

第51节：潘光旦的人文情怀(1)

潘光旦的人文情怀

1921年，一位在清华求学的肢残学子问代理校长严鹤龄：“我一条腿能否出洋？”严不假思索：“怕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说中国人两条腿不够多，一条腿的也送来了！”那青年沮丧不已。

有位教美术的美籍女教员司达女士（F.S.Starr）为那青年打抱不平：“他不能出洋，谁该出洋！”他叫潘光旦。

13年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务长的潘光旦；我国著名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潘光旦。

潘光旦（1899—1967），别号仲昂，江苏宝山人，生于世代乡绅之家。

14岁入清华学堂，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尤其是英语，发音准确、纯正，不逊英人。

毕业前夕，他用西方性科学理论写的《冯小青考》，受到梁启超的赏识：“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

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所幸那次与校方对话不久，校长易为曹云祥，潘光旦终于顺利出洋。

其实，潘光旦的那条腿也是丢在清华。

清华当时注重体育锻炼，潘光旦在跳高时右腿伤残，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成了“独腿客”，在家休学两年。

潘光旦是个志存高远者，尽管腿残，又患目疾，1200度的近视，看书似“闻书”、“舔书”，但丝毫不影响他的鸿鹄之志。

他做诗述怀：谈兵膑脚传孙子，述史丧明说左丘。

此思尚存志仍在，纵教偏废亦何忧。

1922年始，潘光旦先后入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攻读生物学。

因他成绩优异，仅用4年时间便获硕士学位。

1926年学成归来，在上海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书，与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创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出版《冯小青》、《优生概论》。

1934年回母校清华执教，任清华、西南联大教务长、图书馆长十多年。

1952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直至谢世。

潘光旦是学自然科学出身，但融通自然、社会两大科学体系。

他对婚姻、家庭、民族、宗教、历史、教育等都深有研究。

他“用生物学的眼光盘诘人类社会”的文化生物学思想，试图“开创一种贯通自然、社会、人文三大领域的气象宏大的学问。”他提出了“自然一体”、“世界一家”、“人文一史”的新人文史观。

潘光旦一生的为人、处世、做学问都充满着传统的士大夫人文情怀，忧国忧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毕生致力于爱国民主事业，倡导民主自由思想。

他的一生“是为时誉所重、所毁的一生，是旧时代一个学者的狷介、真诚、浪漫而又坎坷的一生。”“仁者爱人”。潘光旦是仁者。

他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爱学校、爱同事、爱学生、爱家人。

为强种兴国，他重新认识遗传学，倡导优生学。

他爱国不落人后，“几乎参加了所有的清华学生运动”，“曾担任学生代表团的中文书记，负责各种文件与宣传品的起草。”在1921年6月北京教育界由李大钊领导的“八校教职员索薪团”罢教索薪斗争中，清华学生出于义愤，举行“同情罢考”，遭北洋政府的残酷镇压。

潘光旦所在的壬戌（1922）级最为坚决，学校当局给予“留级一年”（一说不考者按自动退学论处）的处罚，经过斗争，原决定撤销了，但当局要求罢考学生必须写“悔过书”。壬戌级有八人拒悔，被开除“级籍”。潘光旦是其一。

潘光旦宁肯牺牲出洋机会，也要据理力争。

闻一多对他十分敬佩，在家信中写道，“圣哉光旦，令我五体投地，私心狂喜，不可名状！”次年7月，时过境迁，学校才让他出洋。

第52节：潘光旦的人文情怀(2)

1932年，即“九·一八”事变次年，潘光旦发表《中国民族生命线之东省》，说明东三省本是中国的土地外，还证明它是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滋生地，呼吁“决不可沦入日人之手”。1941年，潘光旦加入民盟，在昆明参与筹建第一个省支部，积极参加抗日反蒋爱国民主运动。

历任民盟一、二、三届委员，第一、二届中委等职。

1946年1月，他与闻一多、费孝通、吴晗联名发表《四教授致马歇尔将军书》，揭露国民党政府的独裁本质。

6 月，代表云南民盟支部，3次召开座谈会声明民盟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的坚定立场。

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后，他成了暗杀的对象，不得不与费孝通等进步人士借昆明美领事馆避难。

未几，他出版新著《自由之路》，发表对建设新中国的设想，表达了对实现民主化理念建国的强烈渴望。

后来迫于政府的压力，学校让潘光旦改任图书馆长。

1949年10月1日，潘光旦拄着双拐到天安门游行，欢呼新中国的诞生。

后来参加土改，到苏南农村搞社会调查，他从不甘人后。

1954年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作为教育家的潘光旦，他爱校如家。

梅贻琦的著名文章《大学一解》就是潘光旦起草的。

1935年在清华教务长任上，他严守校规，不徇私情。

一次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写信给潘，想让两个儿子到清华旁听，他婉拒：“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无独有偶，14年后，潘光旦又接到一项同类托请。

“与沈衡老（沈钧儒）谈起其孙来清华旁听事；此事衡老循其孙之请，转托高教会对清华指令办理，于法绝对不妥。”“今衡老以人民最高法院院长之地位，作此强人违例之举，不仅对清华不利，对己亦有损令名，而高教会肯以指令行之，亦属太不检点；余旨在劝衡老收回此种请求，渠似不甚领悟，甚矣权位之移人也。”（1949年10月28日日记，《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98、99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数月后，沈老的孙子又携书往潘宅商讨旁听事。

“……余就此举对各方面之不利剀切言之……至余或因此而开罪衡老，开罪于当今之大理，则不暇计及矣。”（11月9日日记，同上）其实潘光旦当时已不在其位，大可一推了之，但他为坚决维护清华的制度，积极地说服当事人，不怕得罪人。

他是一位刚正不阿，不识“时务”者！潘光旦以嗜书如命而闻世。

在清华图书馆长任上，病退的高女士将自己收藏的一大批历代妇女著作送他。

他不据为己有，连同自己的这方面藏书一并捐了。

作为教师的潘光旦，他热爱学生。

他喜欢演讲，还爱和学生互动，使学生有如沐春风的喜悦。

不但在课堂上与学生交流，学生还可以自由地到他家去讨教。

大事小事“他总是诚恳地替你解答。”学生说“潘先生的为人也同他的圆圆的脸一样的和蔼可亲”。对待学生运动，身为教务长的潘光旦虽然同情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但不得不考虑学校当局负有保证学生安全与读书之责，深恐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惨案。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时，他与校长梅贻琦联手，一面与军政当局周旋，一面劝阻学生“稍安毋躁”。当时有人传谣，说潘光旦向宪警提供学生名单，以致有学生围攻他，有人抢走他的双拐，让他“独立”。校长梅贻琦站出来，向同学做了解释。

当事人钱伟长的回忆最为可信：“他做教务长，每次我们都找他面谈。

他很能讲道理，潘先生有这个特点，总能讲一套道理。

道理讲完了学生不满，我也很不满。

可是完了以后他总把我留下，因为我属于研究生，是留下的，偷偷地告诉我一句话：‘你们听了就过去了，学校并不是完全反对你们的，不过外头不要宣传，我们做缓冲的人。

第53节：潘光旦的人文情怀(3)

’他是这样一种态度，做缓冲的人，保护青年的人。

他说：‘我们还得对上头，对南京讲话。

’老是这一句话。

所以他对学生运动的人总是讲而不处分的，一般是不处分的，就开除过两批学生会主席，都是开除以前先把他们安排好了，走了再公布，贴个名单对付南京，另外再选几个人出来就行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学生会主席换得很快。

这是潘先生的情况。

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来，他虽然作了教务长，不得不为当局讲几句话，可是他是很有分寸的，不是迫害学生的。

这一点很重要。”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军警包围清华园时，戴中（黄葳）曾带别的学生一起藏在他家的天花板上。

他有一句名言：“不向古人五体投地，也不受潮流的颐指气使——只知道择善而从，择不善而改。”“光旦秉性温和忠厚，论语上说的‘温、良、恭、俭、让’诸美德，他可以当之无愧。”他的同学、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如是说；“其为人也，外圆内方，人皆乐与之游”，因此是“我所敬爱的人物”，老同学梁实秋如是说。

在众多的朋友中，潘光旦与费孝通之间有点特别，他们亦师亦友。

费孝通卒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

1938年由英伦返国在昆明由潘介绍加入民盟，两家又长期比邻而居，后在中央民院成了“难师难徒”。费孝通自己说，“我应当是他学生中受益最深的一个”。费称赞他的性格是“牛皮筋”，“屈不折，拉不断，柔中有刚；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硕果。”费视他为活词典，说凡不知道的事情，不查词典，去问问潘光旦，一问就明白。

闻一多与潘光旦是清华同学，他们是莫逆之交，相互欣赏。

闻一多本名叫闻多，“一多”是潘光旦为他改的。

闻还为潘篆过一方“胜残补阙斋藏”的闲章。

闻被害后，潘为“闻亭”写匾，为《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刊》题封面，写下“卅载论交浑似梦，几番饮泣泪无痕”的悲愤诗句。

1916年潘光旦的腿动手术，闻一多因自己未能前去探视深感内疚。

闻一多写信鼓励，对其才华予以充分肯定，称：“领袖英伦，润色鸿业，斯文不坠，大匹必扶，直券受耳，尚其勉旃。”潘光旦与罗隆基1930年在光华大学是同事。

校方认为罗在校外发表言论太多，要撤罗之职。

潘光旦为抗议校长擅权恣肆，愤然辞去文学院长之职，拂袖而去。

“云南王”龙云，当年曾为革命做过不少好事，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

1962年龙云去世时，潘光旦不避嫌，不忘旧谊，与罗隆基一道去北京医院太平间为他送行。

讲孝悌，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潘光旦事母至孝。

他14岁丧父，是在母亲沈恩佩的精心抚育下成长的。

母亲是位知书达理、性格坚强、处事通达的女性。

她对子女管教甚严，两个儿子都毕业于清华。

儿时潘光旦与玩伴争吵打架，她总是先找儿子“算账”，还要加点轻微的体罚。

她注重对子女的教育，战乱时从乡下逃到上海，她舍弃家中好多物件，却带了四担子书。

晚年体衰，无事，用木制小梭为儿子织花纹各异的彩色带子，系在儿子的竹制书签上。

潘光旦铭于五内，有诗云：“忍看慈母手中线，翻作残编夹上棉。”母亲去世时，潘光旦极为哀恸，在小阁楼上独处3天，不下楼吃饭。

薪火相传。

潘光旦家教有方，他言传身教，把“礼让”的美德和读书的种子播撒在女儿们的心田。

昆明岁月，乡居简陋，晚上备课或写作点油灯，他自制一个八片玻璃条灯罩防夜风，挑灯夜战。

在那艰苦岁月，还要求孩子们每日练大楷小楷各一篇。

还为大女儿乃定制一只“乃习字”墨盒。

曾给四女儿乃谷习字作批语：“十二月三日，潘乃谷小字总是写得太硬，固然用五紫羊毫是原因之一，但不会运用笔锋，总是至要原因。

第54节：潘光旦的人文情怀(4)

阿爹。”还规定孩子们要背《论语》，读中外名著，纠正英语发音。

给孩子们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

同时注重德育，吃东西时不准挑食，不许讲话；对人要有礼貌；在昆明的收割时节，孩子们在田间玩耍，偶在田野里拾点遗下的稻穗，潘光旦立即制止，他说那是社会留给孤寡老人的唯一东西，别人不可去拿。

从小培养孩子们的爱心。

一副严父慈母的胸怀。

抗美援朝，乃和入伍，他还代表家长到学校讲话。

我们平时从照片上看到的潘光旦，是穿一件皮夹克、戴一副深度眼镜，嘴衔一只大烟斗，拄着双拐的形象。

有一只烟斗是他的所爱，是用老竹根打通自制而成，斗腹上铭有“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他的另一最爱是藏书。

1936年住清华园新南院11号时，门前藤萝架上结出一对并蒂的葫芦，他十分喜欢，将书房命名为“葫芦连理之斋”。他坐拥书城，有藏书万余册。

有钱他就买书，有趣的是1926年4月回国时，他因把钱都用在买书上了，到上海下船时身上只剩一元钱，回家的交通费都不够。

他当时收藏的《达尔文文集》，极为珍稀。

“文革”时抄家，红卫兵问，别的教授家都有几万元的存款，为什么你家只有100多元？他说全买书了。

他收藏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版）派上了大用场。

当时为中印边界问题，政府需要边境史料，周总理亲自向他提出借用这套书，还书时还有总理的复信。

后来这些藏书除女儿们各留一套作为纪念外，都捐给国家了。

潘光旦很注意生活情趣。

战时在昆明，他也会营造书房的氛围。

一张大书桌为自制——两侧用包装木箱横竖叠加成桌脚，上架两条长木板为桌面，一如裁缝师傅的工作台。

台上备有文房四宝。

还有拾来的石头和竹木制品做小摆设。

因房子四面有窗，他命名为“四照阁”。苦中作乐，不乏文人雅士情调。

幽默是潘光旦的绝活。

他独足，当政协委员时外出视察，走路用双拐，叶笃义先生照顾他。

有人取笑他说：“潘先生的立场观点都有问题。”他说：“不只如此，我的方法也有问题，我架的双拐是美国货。”（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他喜欢研究家谱，看了许多他姓家谱。

有人送他一副对联：“寻自身快乐，光他姓门楣。”因潘光旦行走用木拐，朋友徐志摩戏言“胡圣潘仙”。胡圣，指胡适；潘仙，指潘光旦，比喻他为名列八仙之一的李铁拐。

他还喜欢旅游，挑战自我，“到人不到”之处，偏干一些常人认为肢残人干不了的事。

在西南联大演讲时，他讲到孔子时说：“对于孔老夫子，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说着，他看了一眼自己缺失的一条腿，更正道：“讲错了，应该是四体投地。”引得同学们大笑。

当时，他寓昆明农村一小楼上，没有书房。

一商界朋友在自己的新房中送他一间作书房，虽寄人篱下，但环境挺幽雅。

他用隐士蟹寄住螺壳比喻，作一联，送给前来看他的学生李树青，联语是：螺大能容隐士蟹，庭虚待植美人蕉。

他请李提意见，李便和他开玩笑：“此联是否已征得潘太太首肯？否则，我建议用‘寿仙桃’代替‘美人蕉’。”潘光旦开颜大笑：“原意在属对，并无金屋藏娇之意。”狼烟岁月业余生活贫乏，清华大学的职员们也喜欢打麻将，以致小偷乘空而入竟不知。

作为教务长的潘光旦，写了一封信贴在他们客厅的门柱上，大意是希望他们玩要有“度”。又说：其实打麻将没有什么不好，娱乐一下也不错。

我也喜欢打，偶尔玩玩，只是应当找个合适的时间。

最后说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不妨找个礼拜天，到舍下摸几圈如何。

他这种幽默的批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大家会心一笑。

第55节：潘光旦的人文情怀(5)

从此，滥打麻将的现象不再发生了。

他服膺孔子的中庸之道。

孔子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他认为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位育。

“而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在教人得到位育，位的注解是‘安其所’，育的注解是‘遂其生’。

安所遂生，是一切生命的大欲。”（《夔庵随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费孝通说潘光旦，“他的人格就是位育概念的标本”。潘光旦极力反对极端。

然而过激的事情在他身边却总是发生。

1957年的反右，潘光旦自然在劫难逃。

一番为苍生为社稷的良苦用心却横遭诬陷。

除他与罗隆基、费孝通的这层关系之外，他获的“罪名”是所谓“破坏民族关系”、“鼓动土家族知识分子和群众找中央要求自治”。这实在是不白之冤、是笑话。

他是社会学者、民族学家，他只不过根据自己所做的科学研究和实地调查的结果向上级作如实反映，提出建议供政府参考而已，岂有他哉？他虽被打为“右派”，但他不多做解释，不怨不尤。

令他深感愧疚的是由于他的灾难，使爱妻赵端云精神负担过重，于1958年10月先他而去。

早在潘光旦上清华时，家中便给他订有旧婚约，因他的腿截去一只，对方突然毁约。

表妹赵端云看上了他的人品与才干，下嫁于他。

赵女士贤惠过人，含辛茹苦相夫教子，是个贤内助。

抗战岁月，吃了上顿没下顿，为补贴家用，她与梅贻琦夫人一道做一种上海糕点名“定胜糕”（抗战必胜之意），到集市上去卖。

相濡以沫三十二载，将一群儿女培育成人。

致命的摧残是“文革”。潘光旦的家被抄，被封。

他只能在小披屋的水泥地上席地而居，没有被子，还是费孝通把自家没被封存的被子送来给他御寒。

批斗时，一块“反动学术权威”的大木牌挂在颈上，他拄着双拐，被迫与红卫兵一道跑步；劳动改造时拔草，别人能蹲，他独腿，只能带只小板凳，还被红卫兵发现一脚踢开，不得不坐在地上拔。

他本有前列腺肿大之疾，因受摧残导致发炎，住进医院。

小便都已插上了管子，造反派还来折磨他。

老朋友叶笃义去看望他，潘光旦对他讲了自己的三个S应策：“第一个S是submit（服从），第二个S是sustain（坚持），第三个是survive（生存）”。可造反派仍不放过他，常来骚扰。

造反派医生也态度恶劣，他自知来日无多。

叶笃义劝他要坚持下去，他绝望地说出第四个S：“succumb（死）”。他不愿死在医院，要回家。

女儿乃穆备了一辆幼儿乘坐的竹制手推车把他推回家。

家中卧室仍被封着，他只能躺在帆布床上。

6月10日病情恶化，老保姆找费孝通。

潘索止疼片，没有；又索安眠片，仍没有。

费孝通将他拥入怀中，潘光旦就这样在老朋友的怀中告别了人世。

当时身边没有亲人，女儿们都同样在受难，乃穆在被批斗，乃夫妻二人由“黑帮”升级为“反革命”，没有行动自由。

远在边陲的乃谷在父亲去世一年后方知！女儿乃穆把父亲的骨灰留在家中，居然遭到单位的严厉批判。

无奈之中，与乃商量把父母的骨灰埋在家旁的一棵树下。

等到1979年中央民院为潘光旦平反时，因时间太久，市井改观，骨灰遍寻不得。

女儿们只好精选一只青紫色瓷瓶权代骨灰瓶，存入八宝山公墓。

悲哀的是，追悼会上家里连潘光旦的一张照片也找不到，最后从集体照中翻拍放大一张充之。

令人扼腕的是1999年女儿们到八宝山扫墓，父亲灵前的那只骨灰瓶也不知被何人弃之何处！女儿们只能祈求父亲在极乐世界安详宁静了。

再说那只潘家的宝物“双葫芦”，当年红卫兵抄家时将它扔在潘家门口，细心的费孝通将其捡拾收藏。

费当时自身难保，交给乃侄保存。

1989 年费孝通将其“完璧归潘”。只是那葫芦已被摔得有了裂痕，柄上的根须不复存在，颜色也由黄褐变为红褐。

一派历史的沧桑，记录着一个荒诞而又温馨的故事。

人死了就死了。有人死了尸在墓在碑在祠在，并不一定能被后人记住或景仰。潘光旦的肉体乃至骨灰均灰飞烟灭，但他的灵魂仍在。他属于大地，属于历史。

1999年末，中央民族大学为潘光旦举行百年诞辰纪念会，出版了纪念文集。他的皇皇十四卷本《潘光旦文集》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关于潘光旦的研究正在升温。口衔烟斗的潘光旦，一脸的微笑，拄着双拐，穿过雾霭，正一步一步地向我们走来……

第56节：毛彦文的往事(1)

毛彦文的往事

毛彦文，早被历史丢在某个角落，只在人们谈论吴宓的情感世界时，偶被提及。

吴宓是位爱情至上主义者，他曾在讲台上对着学生朗诵他的情诗：“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

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成为一时笑谈。在吴宓自导自演的爱情悲剧中，毛彦文留给世人的印象似乎是一位薄情寡义的女子。这是一种误读。

美东密西根大学历史教授罗久华（罗家伦之女）认为，“毛彦文女士堪称近代中国史上的一位传奇女性”，她多彩多姿的一生，不乏可圈点之处。

毛彦文（1898—1999），浙江江山人，生于一乡绅之家。

其父毛华东，承祖业经商，因不善经营，家道日渐中落，牢骚满腹颓废一生。

其母朱环佩，容貌娟秀，温柔智慧，虽不知书但达理、识事、贤淑。

家庭本来挺和睦，但因毛彦文的母亲生了5个女儿，成了罪人，在家中受尽婆婆的虐待、丈夫的冷落。

父亲先纳妾生一子，后又在外金屋藏娇。

母亲不堪侮辱，与其相争，常遭殴打，两人分居。

祖母素不喜女孩，毛彦文自幼由外祖母抚养。

母亲含泪对小彦文说：“月仙（小名）记住，你们姐妹长大了要为我争气，好好做有用的人！”……这在年幼的毛彦文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深知女性社会地位低下之苦，决心做个自尊、自强、自立的新女性。

幼年的毛彦文在家受到私塾启蒙教育。

她天资聪颖，对新生事物有天生的敏感和兴趣。

1913年江山县发起天足运动，成立天足基金会，她勇敢地上台去讲演，并郑重地捐了一枚银元。

由于她的聪明，被县里保送进杭州女师讲习班，两年后毕业当了小学教员。

毛彦文志存高远，想读大学，旋入吴兴的湖郡女校，专攻英文。

在这所教会学校里，她与同班的朱曦（熊希龄的内侄女）结成知己，以至影响了她的一生。

1919年的北京“五四”运动，波及吴兴，湖郡女校的学生要上街游行，洋校长不准。

毛彦文、朱曦和张维桢（罗家伦夫人）等6名同学作为学生代表向校方交涉，终获胜利。

在写标语、演讲、游行的同时，毛彦文还主持编辑了一份《吴兴妇女周刊》，宣传女性解放。

次年，毛彦文报考南京高等师范，因教会学校背景，遭拒。

后转报北京女高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

毛彦文为南高师不准她报名而愤愤不平，给时为南高师教务长的陶知行（即陶行知）写公开信，大胆质问，刊登在上海《时事新报》上。

此信一发表，舆论大哗，引来众多呼应者。

陶知行亲自私函毛彦文，委婉解释并提出欢迎她以申请转学方式来南高师就读。

毛彦文个性强烈，“我认为既被拒绝考试于前，决不愿申请转学于后”，于是北上求学，与苏雪林、冯沅君同为北京女高师的同学。

1922年她转入南京金陵女大，主修教育、社会学。

毛彦文年轻气盛。

在浙江省政府机关工作时，当时的省主席蒋伯诚在一次机关大会上突然点名要毛彦文上台演讲。

由于事先未被告知，毛彦文不买账。

第57节：毛彦文的往事(2)

她知道这是当权者对女职员的一种戏弄。

蒋连叫3次，在同事劝说下毛只好上台，没好气地说：“承蒙主席抬举，命令讲话，想临时考试彦文是否合格做省政府职员，希望及格，谢谢主席。”然后从容下台。

毛彦文受到在台下听演讲的马寅初的赏识，认为她落落大方，演讲得体，并说以后可帮助她出国深造。

毛彦文青年时代的惊人之举，是出演了一场轰动江山的逃婚事件，成就她成为“近代中国婚姻史上少数敢于挺身冲撞传统婚姻藩篱的一名时代女性”。在毛彦文八九岁时，父亲将她许给生意场上的友人方耀堂的儿子方国栋。

稍长后，毛彦文心有所属，与青梅竹马的表兄朱君毅有约。

在毛彦文进杭州女师时，方家不放心，决意提前迎娶。

暑假，父亲软硬兼施，迫毛彦文就范。

毛彦文不从，决心与父亲打斗到底，闹得家中上下不安。

方家迎娶的花轿到了城门口，家中已开始大宴宾客，母亲怕闹出人命，委言相劝迎亲者：由毛家选好时辰后再进毛宅。

乘父亲酒后小睡的片刻，在母亲与四舅父（朱君毅父亲）的帮助下，毛彦文逃之夭夭。

最后迫使婚约解除，毛家退了彩礼外还赔了一千大洋。

恼人的是，此事传遍江山乃至浙江，谣诼四起，指责女孩子不该上洋学堂念书，并捏造毛彦文与朱君毅有暧昧私情。

竟有人写成小说《毛女逃婚记》传播。

母亲流泪说：“月仙，你把我们的面子丢尽了。”毛彦文被人指指点点，不敢出家门，似乎成了名教罪人。

毛彦文的心上人当属表兄朱君毅。

朱的父亲是毛的亲四舅。

毛彦文幼时是在外祖母家度过的，与表兄睡的是一张床，直到朱君毅到县中上中学才终止。

毛彦文虽自小受娇宠，唯我独尊，但对表兄唯命是从，处处维护。

她在大家庭中公然说她最喜欢“五哥”（朱君毅行五）。

有点自私的朱君毅，爱把自己的玩具锁起来，只对小表妹开放。

1912年，朱君毅进清华学堂，是年10月，因革命学校停课，他回江山河西女校代课，就住在毛家，与时为学生的毛彦文同进同出，教她唱歌，给她讲故事。

在毛的眼中，五哥是“世界上唯一的伟大人物”。爱的种子此时已萌发、成长。

1914年，当毛彦文获知方家要来迎亲时，给朱君毅写了一封30多页的长信细述详情，商讨应对办法。

在毛彦文不顾一切奋力抗婚时，朱君毅只在背后表示支持，不敢站出来反对。

等到毛与方家解除婚约了，朱马上提出订婚。

毛彦文怯于社会的舆论、近亲结婚不宜，以及两人文化的差异忧心忡忡时，朱慨言：“人言何足畏。”并信誓旦旦地说：“须水（江山的名水源）郎山（江郎山），亘古不变。”婚约终于订了。

那时毛彦文在教书，每月24元大洋，大半寄给了朱君毅。

朱君毅留学期间，他们约定写信编号用仁、义、礼、智、信5个字，分别代表5年。

两周一封，往还不断。

朱君毅前4年还能守约，第五年变成一月甚至两月才一封。

以攻读博士学位忙为借口，毛亦谅解。

1922年朱君毅回国，毛彦文到上海接船，还奉命筹措300元替他还债。

归国后，朱君毅受聘于南京东南大学，毛彦文在北京女高师尚未毕业，为了能照顾朱君毅，毛彦文转学到南京金陵女大。

初时两人假日同游金陵名胜，日子过得颇为和美。

某年冬，朱君毅发烧住院，毛彦文白天上课，晚上陪床，奔走于学校与医院之间，当了朱君毅一个月的“看护”。毛因此在东南教授中博得“贤惠”之名。

孰料1923年5月，毛彦文突然收到朱君毅一纸“退婚书”，朱以“感情不和”、“近亲不能结婚”为由要解除婚约。

实则，朱君毅已移情别恋，爱上了南京汇文中学一中学生。

此事轰动了南京学界。

朱的老友吴宓、陈鹤琴坚决反对；汇文中学校长开除了那位女生；东大教务长陶行知召来双方家长进行调解，并称，如朱君毅坚持毁约，东大将不再续聘。

第58节：毛彦文的往事(3)

压力之下朱君毅不得不表示“深悔举措错误”。可事隔一个月，东大新聘书到手后他依然故我。

此后两人虽近在咫尺，但形同路人，关系一直僵着。

直至1924年，熊希龄夫人朱其慧（毛的熟人，毛以长辈视之）来南京出席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知道此事，觉得朱人品不端，不足惜，宜果决。

朱其慧请当时的金大校长、教务长以及教育界名流张伯苓、陈衡哲、王伯秋、陈鹤琴、吴宓等作证，为他们解除了婚约。

此后朱、毛一直没有见过面。

朱君毅和成言真在苏州结婚时，毛彦文发了一封贺电耐人寻味：“须水永清，郎山安在？”40年后，毛彦文在台获知朱君毅去世，含泪撰写万字长文《悼君毅》，追怀甜蜜而又辛酸的往事。

文末动情地写道：“让我再叫你一声‘五哥’。”朱君毅的薄情，令毛彦文彻骨寒透。

她说：“从此我失去对男人的信心，更否决了爱情的存在。”在和朱君毅“分手后十年间，虽不乏有人追求，我竟一概拒绝。”在这不乏“有人”中，最真诚、最热烈、最持久，甚可说最痴迷的一位是吴宓。

吴宓是朱君毅的清华同学，同桌6年，情同手足。

两人事事公开，不分你我。

毛彦文写给朱君毅的情书，也让吴宓分享。

吴宓对他们的恋情十分艳羡。

清华毕业后，他们两人分别赴美在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深造。

插附一言，他俩还有一位清华留美同学叫陈烈勋。

陈的妹妹陈心一杭州女师毕业，常在报刊上读吴宓的诗文，十分心仪，期以身相许。

陈烈勋便代妹妹做媒。

吴宓见有红颜找上门来，深为自得，但与陈心一从未谋面，想先托人考察一下，便找到朱君毅。

1918年，毛彦文接到朱君毅的美国来信，称受友人吴君之托，请她到杭州代吴相亲。

毛彦文欣然受命，于暑假赴杭访陈心一后，以实情相告：“陈女士系一旧式女子，做贤妻良母最为合适。

皮肤稍黑，性情似很温柔，倘吴宓想娶一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小姐似很适当；如果吴君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吴宓竟相中了，1921年回国与陈心一成婚，定居南京并育三女。

5年后，即毛彦文与朱君毅分手后，吴宓与陈心一感情破裂闹离婚。

毛彦文坚决反对，说：“吴应对此负完全责任。

如果说他们是错误的结合，这个错误是吴宓一手造成的。”拖至1929年两人终于离异。

随即，吴宓开始急切地追求毛彦文。

毛彦文又名海伦。

此名是吴宓代取的。

在吴宓心中，海伦是圣女，是希腊荷马神话中人见人爱的最高天神宙斯的女儿。

吴宓为海伦写了大量的情诗。

毛彦文自尊心强，在被朱君毅“遗弃”之后，发奋深造，于1929年赴美留学获硕士学位，1931年回国。

这期间，吴宓曾觅一机缘赴美，在一家旅馆约见毛彦文。

两人谈文论道十分投机，入夜暴雨大作，交通中断，毛彦文不得归。

夜深，吴宓提议毛上床休息，并说：“我反对《西厢记》里的张生，我赞成《红楼梦》里的宝玉，贾宝玉从不对林妹妹动手动脚！”当夜，吴、毛果同床共眠，吴以“非礼勿动”的君子风度处之，竟一夜相安无事。

事后，吴郑重地将此事记在《吴宓日记》中。

毛彦文始终对吴宓保持着距离，认为这是吴宓往时看过太多她致朱君毅的信而发生的憧憬。

“其实吴并不了解海伦，他们二人的性格完全不同。”“海伦平凡而有个性，对于中英文学一无根基，且尝过失恋苦果，对于男人失去信心，纵令吴与海伦勉强结合，也许不会幸福，说不定会再闹仳离。”“尤其令海伦不能忍受的，是吴几乎每次致海伦信中都要叙述自己某年起，从朱处读到她的信及渐萌幻想等等，这不是更令海伦发生反感吗？”痴情的吴宓，竟在熊希龄逝世后，再度燃起追求毛彦文之火。

第59节：毛彦文的往事(4)

最后自然仍以失败告终。

吴此后吞声忍泣，埋首书斋，寄情诗词，聊遣愁怀。

“平生爱海伦，临老亦眷恋。

世里音书绝，梦中神影现。”算是他真实的心灵写照。

直至60年代，吴宓还请人画了一张毛彦文的肖像悬于壁上自赏。

温源宁评论吴宓时说他是“一个孤独的悲剧角色！尤其可悲的是完全不了解他自己。

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热诚的人文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但从他的气质上看，他却是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另有一说。

也有人根据吴宓所存毛彦文的旧札认为，毛彦文曾向吴宓表示过她的情怀：“先生当记得我们俩在东北大学相处的日子，先生在东北大学任教，彦文若不是真心爱先生，会有到东北看望先生的那一举一动的表现吗？”“我把先生送出门外，先生离开了我，一直往前走去，没有再回头看我一眼。

我一直站着，到看不见那消失了的先生的背影，才独自回来，把门关上。

……” 可以断言，毛彦文对吴宓是有感情的。

她在自传《往事》第三章中，专列一节《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

文末写道：“吴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并为他死于非命而欷不已。

“婚姻是毛彦文用生命缔造的另一个现代传奇”——不只奇在毛彦文早年逃婚的惊心动魄上，也不只奇在被青梅竹马的表兄无情遗弃上，更奇在她下嫁父执辈的熊希龄和对其事业的追求上。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人，北洋前国务总理、慈善教育家。

不知底细者会以为毛彦文是“攀高枝”，其实倒是一种缘分。

为其牵线搭桥的红娘，竟是熊氏的内侄女朱曦。

朱曦本是毛彦文就读湖郡女校时的同学、知己。

后来，毛入北京女高师又巧与朱曦同窗，且与朱曦堂姐朱畹和胞妹朱嶷都是校友。

那时，3位朱氏小姐均寄寓北京熊希龄家。

毛彦文初来京华，人生地疏，便常随朱家姐妹到熊府玩耍。

毛以父执礼事熊氏夫妇。

熊夫人朱其慧十分怜爱、器重毛彦文，关怀备至。

当获知毛彦文遭朱君毅欺负后，气愤地说：“毛彦文温而多情，朱某薄幸负心。”为之打抱不平，后主持他们的退婚签字仪式。

毛彦文从金陵女大毕业时，熊希龄嘱朱畹写信邀毛到香山慈幼院任教，适毛计划出国，婉谢。

及至毛彦文归国，熊夫人已过世，慈幼院缺人，熊又邀毛。

时毛彦文已受聘于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未允，但感铭五内。

毛彦文说，“这也许在冥冥中播下日后我们两人婚姻的种子。”时至1934年，熊希龄到沪，住在侄女朱曦家。

出于礼貌，毛彦文应朱曦之约去看望长辈熊希龄。

紧接着，朱曦持续前往复旦找毛彦文聊天叙旧，最后亮出代姑父求婚一事。

毛彦文一听吓了一跳：“这怎么可以？辈分不同，你的姑父我称老伯，再说年龄也相差太多。”毛坚拒。

次日，熊希龄亲赴复旦约见毛彦文。

同时，熊氏加大攻势，几乎每天给毛写信或填词寄赠。

朱曦还打电话给熊的长女熊芷，熊芷怀五六个月的身孕，从京抵沪，代父求婚：“您可怜可怜我吧，看我这样大肚子由北平赶来上海，多么辛苦。

我是来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家庭的。”各方亲友也恳切相劝，弄得毛彦文六神无主。

在这重重包围下，两个月后毛彦文终于首肯。

1935年2月9日，熊希龄、毛彦文这对老夫少妻在上海慕尔礼堂携手走上红地毯。

此事成为一大社会新闻。

上海《申报》以《慕尔堂中熊希龄续谱求凰曲》为大标题，作长篇报道。

沪上名人黄郛、李石曾、吴铁城、章士钊、杜月笙和梅兰芳等群贤毕至。

袁同礼、陈立三、胡适之、任鸿隽、陈衡哲等发来贺电。

许多贺联隽永、幽默，甚而有点出格，主人也不介意。

第60节：毛彦文的往事(5)

如就当事人的年龄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所撰的：老夫六六，新妻三三，老夫新妻九十九；白发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眉齐眉。

和“旧同学成新伯母，老年伯作大姐夫”等。

熊希龄面对世人的种种杂议，十分坦然，他在应邀报告新人恋爱经过时，坦然地说：“新娘本叫我老伯的，这回我向她求婚，她还以辈分不同为推托，我们的结合，完全为事业。”诚正如此，婚后毛彦文数十年如一日殷殷致力于夫君的慈善事业说明了这一点。

老夫少妻的生活是和谐、幸福的。

毛彦文在晚年回忆时说：“（我们）整天厮守在一起，秉要是没有看见我，便要呼唤，非要我在他身旁不可，终日缱绻不腻，彼此有说不完的话，此种浓情蜜意少年夫妻亦不过如此。”“令我陶醉，令我庆幸。”蜜月期间，熊希龄作《莲湖双鹭图》并题词赠毛彦文，以志“一生花下，朝朝暮暮相守。”时适毛母逝世“三七”纪念，他们双双返回故里。

熊着孝服，对家中年轻于他的长辈执礼甚恭，没有任何架子，受到乡人交口赞誉。

熊氏还作《奇缘》一诗记之。

诗曰：痴情直堪称情圣，相见犹嫌恨晚年。

同挽鹿车归故里，世人争看说奇缘。

不知情者或认为毛嫁熊，是看中钱财。

其实，早在朱其慧去世后，熊希龄即把动产分给两女，房子等不动产悉数捐给他设立的“熊朱义助儿童福利基金社”（以夫妇二人的姓命名）。

熊已是“无产阶级”，现重组家庭，当基金董事会同仁研究后对毛彦文说：“拟把他捐出的产业归还一半作为新家庭的开支”时，毛彦文当即表示：“不要把已经捐出去的产业，因我的缘故而有所改变，董事会诸公的建议，我心领好意，但不敢赞同。”熊希龄听了十分高兴，对毛彦文说，“我没有看错人，你没有给我丢脸！”最后，董事会决议，每月补贴他们生活费800元。

后因战乱，物价飞涨，毛彦文不得不变卖熊的汽车，以典当首饰度日。

尽管毛彦文是夫唱妇随，然年龄之差太大，熊内心总有点自卑。

某年圣诞节，两人逛商场，毛差熊先回家。

熊不允。

随同往返，但神色不快。

熊午睡，毛私出归来，见熊卧床流泪，为之讶然。

一问方知，熊是以为毛嫌他年老，不愿一同购物，怕人笑话。

毛彦文告诉他，她是想购一只手表赠他做圣诞礼物，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

熊听罢破涕为笑。

初婚的毛彦文不好意思直呼其名，跟熊的外孙叫“爷爷”，熊不高兴。

熊要毛喊他“秉爱”，他呼毛为“彦爱”。毛彦文最后就称他为“秉”，亲切又自然。

他们相处总共不到3年。

1937年12月25日熊希龄猝逝于香港，他是“因初期抗战失利，受刺激太深，精神负担过重，骤然丧生！”毛彦文明白，熊要续弦，多半是为他的慈善事业找继承人（熊有二女一子，其子是残疾人，中年即殇）。

他是看中了她的能力、热情和爱心而苦苦追求她的。

她说：“我痛定思痛，只有把所有的精力寄托在先生的事业上，这样就似乎和先生并不分离。”自熊去世后，毛彦文继承乃夫遗志，继任香山慈幼院院长，同时长年“奔走于桂、渝、港、沪之间，出生入死，在所不顾”。在桂林、柳州、芷江等地拓展慈善事业，造福良多。

日本投降，毛彦文在祭奠熊希龄时，面对遗像作保证：“吾当尽吾力之所及，重整慈院，藉继君造福孤寡之遗志，亦以报相知于天上也。”乃决定复办香山慈幼院。

她成立了基金会，聘请好友、燕京大学教授雷洁琼任理事长，开展工作。

而她自己终日奔上走下，“沿门托钵，过着化缘的日子。”经过她的努力，慈幼院终又恢复战前的风光，有千人的规模。

1947年毛彦文以慈幼院长身份当选为“国大”代表。

她说，饮水思源，这是先夫的余荫，怎能忘怀。

毛彦文1949年离沪赴台，“严格地说我是空手离开上海的”。到台后，有限的现款不能维持生计，旋去美国。

在旧金山《少年中国报》当过编辑，在加州大学女生宿舍当过指导，在华盛顿大学做过研究，在西雅图教过烹饪，在华大远东图书馆当过管理员……飘零海外，备尝人间冷暖。

毛彦文1961年赴台后自动放弃美国绿卡，在台重执教鞭，生活低调。

她的身体一直不好，视网膜脱落，又患乳癌，先后动过5次大手术，但一直坚持工作，直至1976年退休。

毛彦文将毕生珍藏的乃翁云卿公书卷及熊氏赠她的16幅屏条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归隐后，毛彦文颐养之暇，自1985年开始撰写回忆录《往事》，1987年后在台自印百册，自谦是“流水账”，分赠亲友作为纪念，2007年1月于大陆公开出版。

她在“结语”的篇末慨叹一生时写道：“碌碌终身，一无所成，少年抱负，无一实现。

此生有三分之二岁月在悲苦坎坷中度过，复遭国事蜩螗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居无定所，幸来台定居后得平静度过二十余年。

乃近年来，台湾局面起了变化，暴戾之气，弥漫全岛，能否在此安度余年，难言之矣！”1999年10月3日，繁华阅尽后的毛彦文溘然去世，享年一百零二。

征引及参考书目：毛彦文：《往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周秋光：《熊希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温源宁：《不够知己》，岳麓书社，2004年版。

李继凯等编：《追忆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第61节：　陈存仁“另眼”看名人(1)

陈存仁“另眼”看名人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的名医，原名陈承沅，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的绸缎商之家，自幼失怙。他由上海民立中学毕业后入南洋医科大学攻读西医，在校期间染上伤寒病，却由中医丁甘仁以三帖中药妙手回春。这令陈氏对中医刮目相看，感慨之后脱下西装，穿上长袍，改弦更张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师从丁甘仁学艺。

丁先生传道授业解惑诲人不倦，尤重医德，其“道无术不行，术无道不久”一句良言，让陈存仁享用终生。

陈存仁自立门户不久，便脱颖而出，名满沪上。

求诊者有权倾一方的达官显要、名极一时的风雅名流，以及乡野市井的贩夫走卒。

1949年初陈存仁赴港，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已一个甲子。

近年来，陈氏的杂著始陆续在大陆面世，他传奇的人生经历，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关注。

陈存仁之有名，不止于他的高尚医德、至善医术，更兼多项创举：1928年，他首创国内以普及医学常识为宗旨的大众报纸《康健报》，一纸风行全国；1935年主编300万言的《中国药学大辞典》，震撼杏林；1937年东渡日本，搜罗汉医典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蔚为大观；1964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独树一帜；1979年在日本出版四巨册《图解汉方医学大事典》，泽被海外。

此外，1929年国民党政府拟“废止中医”，陈氏为抗议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作为全国中医界公推五代表之一，进京请愿，为维护祖国传统医学的地位和尊严做出了努力。

陈存仁在悬壶济世生涯中（包括后来至港），凭他得天独厚的特殊身份，因缘际会结识了一大批民国名流：章太炎、吴稚晖、于右任、胡适、张学良、秦瘦鸥、陆小曼、王人美、王丹凤、林黛，以及流氓大亨杜月笙、狗肉将军张宗昌和特务头子戴笠等等。

陈氏行医时“望、闻、问、切”甚殷，既体贴患者病体，尤关注病员心理；既观求医者刻下之“颜”，又察其幕后之“色”。他自幼钟情文学，勤于笔耕，将数十年亲历或耳闻琐杂，熔“颜”、“色”于一炉，形诸文字百万言。

他笔下所录某人或许仅一时一事之一鳞半爪，却能够再现名人生活之一斑，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当然，其真伪和描摹程度可否采信，尚待考证；然毕竟为史家提供了些许佐证或线索，不乏史料价值。

第62节：　陈存仁“另眼”看名人(2)

陈存仁笔下所记的人物，珠散在他的杂著中，写得实在生动有趣，令笔者忍不住拾其牙慧，作一番梳理扒抉，浓缩珠串成这篇小品，飨我同好诸公。

章太炎：并非疯子，狂放而已陈存仁是章太炎晚年的弟子。

他虽执贽章门，但不能与师兄黄侃、汪东辈并论。

套用今人时语，陈不过是入章门“补习班”而已。

陈也说：“（他）不过指点我先读某书，后读某书，也时常提出些问题问我，略为讲一下就算了事。”但他立雪程门执礼甚恭，且贡献良多。

先生写字，他研墨抻纸，并代收润笔；先生享烟茶糕点，他充当跑腿；先生出行，他任书童，鞍前马后地忙活；平时为先生迎来送往、排忧解难，以事父之殷侍之。

陈入章门，与众不同。

他人慕章名自投门下，陈氏系章主动提出。

说来有趣，1927年陈存仁由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为深造国学，师从姚公鹤先生补习国文。

姚与章太炎旧谊深厚，三五天即有书札往还。

陈存仁充当姚的信使常出入章寓。

章本以为陈是姚的书童，后闻陈以中医为业，只是师从姚习国学。

章本对中医有研究，又见陈勤奋好学，便说你学国学，何不拜我为师。

陈存仁一听，喜出望外，即行三鞠躬，改称老师，呼汤国梨师母。

章太炎那时穷困潦倒，窘到差不多要“涮锅以待”的地步。

章住上海南阳桥康悌路底一小巷内，客厅形状很不规整，卧室在楼梯中间阁楼上（亭子间）。

衣衫常年不过三四套，无一新物，蓬首垢面，指甲很长，黑痕斑斑。

桌上菜肴之劣，出乎想象之外，终日以酱菜佐餐；烟是劣质金鼠牌，还吸水烟，地板上留有数不清被烧焦的小洞……家有藏书8000册，却无一书橱。

常用者置于桌上，其余堆在地上一如杂物。

他唯一的收入来源是卖字。

由于他曾做过孙传芳的幕僚，与时人交恶又多，鲜有人往来，门可罗雀。

穷到20个月交不起房租，房东下逐客令。

汤国梨无奈，写信差陈存仁向董康（绶经）求援，带回两张庄票，一张付积欠，另一张付新租房款。

后民国元老冯自由趋访，请章太炎重写“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宣言”和“讨袁世凯檄文”两件历史文献，虽只获润笔墨银（墨西哥银元，下同）20元，但报章腾载，声名大作，一时求墨者众。

章太炎有名士之风口不言钱，汤国梨又不便出面，全得益于陈存仁出面酬应代劳，家境稍有改观。

章太炎一生为人诟病之一事，是与杜月笙的关系。

章、杜之交，亦缘陈存仁搭桥。

杜月笙家祠堂落成，遍求当代名人墨宝。

章士钊为杜月笙出点子，开具一长串名单，第一名即章太炎，但声明他不便代求。

杜月笙找章太炎老友徐福生帮忙。

徐衔命而去，败兴而归。

杜月笙那时与陈存仁已订交，改请陈做说客，并云先送1000两银票。

陈知章师的清高，也知老师的清贫，更洞悉师母半推半就的私意。

一日乘机向章进言：“太史公在《史记》上作过一篇《游侠列传》，老师应该对杜先生的祠堂落成做一篇文章”，“做镇宅之宝。”章太炎听过陈对杜氏发迹的一番介绍后，豪情大发，不拟草稿，即兴挥毫，只花40分钟写就《高桥杜氏祠堂落成记》。

陈存仁立马送去，杜月笙即封一包墨金。

陈善解双方心意，体面、自然地让师母汤国梨笑纳。

章家日子始得宽裕起来。

不久，应杭州昭庆寺方丈之邀，章太炎夫妇偕陈存仁赴杭小住，杭州大小报纸大肆宣扬，章的新知旧雨络绎叩访、求墨。

知客僧生财有道，随机化缘，大发一笔。

杭州富绅沈氏慕名，偕二子拜章太炎为师，章见孺子可教，收为门徒。

沈的贽敬是上等金华火腿、明前龙井、杭缎，还有一包银元。

章太炎谢拒，汤国梨干着急又不便声张，于是又由陈存仁出面“摆平”。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第63节：　陈存仁“另眼”看名人(3)

杭人跟风而上，纷纷拜章为师，一时收徒达百人之多。

章太炎便在昭庆寺设帐讲学，讲课时沿袭汉时讲学方式，坐在蒲团上大谈“经学源流”。后因接连开讲三日，伤风而罢。

由杭州讲学之举得到启发，回沪后，陈存仁向章太炎建言成立“章氏讲学会”，以广传国学。

汤国梨亲拟宣言及章程，向社会募金。

不料，张学良出手大方捐银三千，下野的孙传芳念旧，也捐两千……总数达2万之巨。

汤国梨囊中甚丰，便移居苏州，在锦帆路购宅定居，正式开办讲学会。

沪杭、苏嘉门徒达200余人，盛极一时。

章太炎当年曾写“谢本师”与老师俞樾决绝，晚年有所悔悟。

他到杭州次日，即备香烛、水果，去俞樾旧居“曲楼”凭吊。

谁知曲园已数度易主，章与守门妇人言语相冲不得入。

章太炎心诚，以“立雪”精神，静候几个时辰，终得入内，重睹曲园老人“春在堂”遗墨，大发感慨，并在壁上留诗。

亦算为文坛留下数典不忘祖之佳话。

章太炎过世后，陈存仁撰多篇文字追怀，情真意切。

世人都说章太炎是“疯子”，甚而连章本人亦以疯自居。

而陈始终以弟子之诚为师尊、为师讳。

他精心考证各种书籍上称“章疯”的8种出处，据理力辩，指出章幼时患羊角风（羊吊）之说，可能是“王揖堂所捏造”。进而从医学角度考证“羊吊”与“疯”之不同。

认为章的非常言行“不过他壮年时富于革命精神，激烈的言论，被人家当作疯子是可能的，然而总与羊吊风无关”。最后定论为：“并非疯子，狂放而已。”吴稚晖：玩世不恭，乐观长寿抗战前后岁月，陈存仁常到吕班路为廉南湖夫人吴芝瑛（冒险义葬秋瑾者）老太太出诊。

一日，吴老太太让仆人阿林带陈存仁到楼上为她的一位同乡、亲戚看病。

虽只在楼上，中间却用楼板隔绝，用铁链锁着（如走旁门，还须“对口令”），戒备森严。

陈存仁推门而入，一眼瞥见床上躺着的老者面熟（报上见过），原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1865—1953）。

陈存仁扫视吴的居室，用8个字概括：“陈设简陋，四壁萧条。”一小木板床，一大木板桌，一老式白木橱，奇怪的是屋里码着30多只木箱。

吴稚晖对医生向无好感，见陈存仁就不客气地说：“医生都是牛头马面，阎罗王的帮凶。”声明自己“不吃药”，“吃错了药，反而会送命。”陈存仁善察心理之道，也不介意，顺应吴的话题就坡下驴。

言谈时，吴忽觉肚痛，如厕，大泻。

回屋后，陈相机说：“你不吃药，我也赞成，但你平时吃不吃水果，像山楂、石榴之类？”吴答：“只要不是药，我都吃。”陈存仁便让阿林买了些山楂炭、石榴皮回来炖水。

吴饮后，肚子居然不痛了。

次日，陈回访，吴稚晖兴奋地说：“泄泻已经给你搅好了”，还拿出写在红格子账簿上的日记让陈看。

陈见他记的是昨日腹泻“秽气薰腾，粪花四溅”的狼狈状，捧腹大笑；还写有一首打油诗：半个钟头半截腰，居然遮盖绝绝好。

不是亲眼看见过，不信有此不得了。

无锡常言称老小，人到老来就要小。

出屎出尿平常事，还要装出大好老。

当陈存仁提出要抄他这则日记时，吴说可以，但不能偷看其他的。

吴说他身无长物，只有几百本日记和书籍、照片，全装在那30多只木箱里，随身携带。

陈存仁与吴稚晖两人成了忘年交。

吴那时深居简出，喜与陈大摆龙门阵。

陈说：“（吴）喜欢高谈阔论，同时也喜欢别人倾听他的讲话。”陈洞悉其心理，投其所好。

一段时日每晚6点到吴宅聊天，要到8点吴才放他走。

有时吴还作噱头说：“还有一件妙事告诉你”，陈往往被拖到9点才能走。

陈在与吴的交谈中，觉得他有表现欲，不免有点“自炫”。言谈中陈熟知吴的喜好和生活细节。

第64节：　陈存仁“另眼”看名人(4)

陈说，吴自奉极俭，看不惯他人的奢侈。

当年，南京市市长刘纪文夫人，花25元买了一双丝袜，他就大表反对；后由胡汉民在立法院会议上提出弹劾，全国报纸也广为传播。

吴稚晖平常穿着极随便，布履布衫，一袭长袍要穿十年八年。

生理卫生也不介意，十指指甲藏垢纳污，吃生冷食物也不冲洗，头发两三月才理一次，多在陋巷剃头摊上完成。

饮食简单，爱吃大饼油条豆腐花，吃相也不雅，爱边吃边走。

晚餐尤喜喝粥。

居室更不讲究，重庆时代自不必说；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曾住广东路满庭芳贫民窟，与贩夫走卒、码头工人为伍，日付房钿3个铜圆。

吴说，他一生住的最好居所就是吕班路的房子，非官方供给，每月自己缴租。

吴稚晖有许多积习，便溺不坐马桶，喜欢到野外“拉野屎”，说一可欣赏自然风光，二可有益庄稼。

晚上睡觉爱光腚，少时就有爬锡山脱得光溜溜晒太阳的爱好。

暑天，喜欢独自在室内一丝不挂地看书、写字，觉得那样自然舒服。

总之，吴给人一种不拘小节、邋遢滑稽的印象。

陈又云：无锡惠山、崇安寺捏塑的摇头挥扇的老公公泥塑，就是以吴稚晖的形象为原型的，百姓很喜欢。

吴稚晖反对世人打牌和吸鸦片，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学不会的事很多，就是现在小孩子都会打的麻将，我竟不曾学得成，因为我未满二十岁，就觉得中国有两件事，将为大患，一是鸦片，壮丁变成了废丁。

一是麻将，有用的时间，变了没用。

麻将更毒于鸦片，鸦片是体面人遮遮掩掩，麻将是大家公开打的，上等人以为雅事，又有东西洋人赞赏。

就拿赌博的本身来说，番摊、牌九、轮盘，都要叫警察老爷注意，体面人赌了也算不名誉的。

唯有麻将，无贵无贱，无南无北，无男无女，无老无少，无富无穷，无中无外，一致的拥护它。

我却愤愤不平，以为如此猖獗，我无力打倒它，至少与它不合作。

吴那时年事虽高，但心态年轻，喜欢谈性事逗乐。

他将吕班路的书房命名为“寄”，曾作《寄序》，序文中竟有“虽有佳丽，未有缱绻”句。

他喜欢写小篆，陈存仁劝他“小篆写得慢，何不写另一种字体？”吴笑曰：“什么叫篆，只是（男女）缠缠而已。”他居然写出3个不同形状的篆体字“人”（一站立，一工作，一性交）给陈欣赏。

还以“女为悦己者容”的“容”为例，剖析给陈存仁听：“先是一点代表一个头，次是代表肩和拥抱的两只手，中间两点是胸前突出的两个东西，再下的是代表两条腿，中央的一个口子，是代表那个东西。”说到“那个东西”时，吴稚晖自己也忍俊不禁，笑了；还用无锡方言念他写的那首流传甚广的关于男女房事的俚歌给陈存仁听。

40年代末，吴稚晖寄居上海岁月，收入全靠卖字。

墨金不贵，求者甚众。

写件都由他楼下的“寄舫裱画店”代收，每日多达百件，须花费三四个小时。

他写得快，没有积件，今日送钱，明日取货，这倒带动了裱画店的生意。

他的润例特别，比别人要多收一成，名为“磨墨费”，送给代为研墨的阿林。

吴那时访客少，上午写字，下午无事，便当“孩儿王”，教裱画工的儿子、楼下卖烘山芋小贩的儿子和一个街对面缝裙婆的女儿。

他为他们买笔墨、书籍，教国文、英文、算术、写字4课，打发晚年寂寞时光，悦人娱己。

陈存仁认为，吴稚晖之长寿，与他的乐观精神有关，认识到了心理卫生的真谛，“以欢乐畅笑为他的养生之本”。吴有句名言：“笑一笑，少一少，恼一恼，老一老。”陈觉得吴稚晖是一位“心理卫生的实践者。”于右任：一支笔杆，绝代风骚陈存仁首次拜见于右任（1879—1964）是1929年，其时汪精卫、褚民谊当政，拟废止中医中药，陈作为全国中医界五代表之一进京请愿。

第65节：　陈存仁“另眼”看名人(5)

时为国民政府常委兼审计院院长的于右任亲接请愿书，慷慨陈词：“（汪、褚）想把中医消灭，这等于洋教徒想消灭全国和尚、道士一样，那怎么可以呢？”这一同情的话令陈存仁铭感五内。

真是缘分，4年后于右任患伤寒症。

他笃信中医，特地由宁到沪，寓住老师沈淇泉女公子“沈七妹”家。

陈存仁应邀出诊，只花半个月光景使于右任病退身安。

于右任见陈存仁钟情书法，话语又投机，闲暇时两人便煮茶论字，谈魏碑，论颜字，议柳体，博古致今风雅之至。

陈存仁如沐春风，有缘聆听于右任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于右任为人写字，向不收金。

他出行在外，身上从不带钱，但有一只“褡裢袋”，别人用来放银子，他放两枚图章，参加文酒聚会，或遇友人赠文物，他无长物为报，只当场挥毫盖上两方印作答。

别人送他钱，他倒来气；但喜欢人送他人工磨好的墨汁，或在照相馆里买一两百张他的照片，他用来签名送人。

上海富商周湘云逝世，其家人求他写墓志，送他只大红包，他坚拒；周家后改送一副文房四宝，他欣然笑纳。

于右任还说，他有一个通财之友，是上海名儿医徐小圃。

自打民国十年起，他经济上若有困难，一张便条，五十一百，随到随取。

不仅如此，一些贫困的陕西老乡、革命同志、落魄文人，凭他的便条都可以在徐处获助。

陈存仁好奇，问缘何如此。

于右任说：有一年他为陕西人写墓志，那人送他一手卷，他当时糊涂收下。

回家展开一看，是文天祥亲笔题写的“慈幼堂”三字，又有元、明、清数十位名人题跋。

此物带到上海后，他转送给爱收藏的徐小圃。

又说他曾画一匹马，送给南京富翁蒋驴子，只要见他的条子，任何人找蒋，蒋氏也都慷慨解囊。

……于右任对陈存仁为他祛病去灾，心存感激，说：“但是我生平没有钱，年轻时以教书为生，现在我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受，所得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于右任说他预备写一本怀素体千字文答谢。

陈存仁当即表示“这是一种殊荣，比送诊费贵重得多。”望着于右任一身老布袍，一双老布鞋，一对土制袜，想他那为人写字一介不取的书生本色，再看他飘拂的美髯，陈存仁感叹于右任“真像一幅高士隐逸图”。1948年3月29日，南京举行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总统。

陈存仁是中医界的八大代表之一（首席）。

上海的代表们据于右任资历、贡献，提议选于为副总统。

陈存仁一到南京，便去拜访于右任。

当时，各色有意竞争者拉票成“疯”，李宗仁提供车马服务、孙科包揽旅馆食宿，类似者不计其数，各种请柬满天飞。

可于右任呢，囊中羞涩。

陈存仁看到于的住所“简陋之极”，但访者川流不息。

于右任“买”人情、拉票的方式很独特。

屋内是一张大写字桌，若有可能（方便的话），送来者一幅“万世开太平”屏条；另有一张长桌，陈着他的签名照片2000张，上面签有各代表的名字，分省市区域排列，由代表自由检取。

他“凭一支笔和声望作为竞选的力量。”直到开始投票前一天，他才发柬给一些代表并作演说：“我家中没有一分钱，所以没有办法和各位欢叙一次，今天的东道，实际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集，我只借酒敬客而已。”副总统大选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于右任得493票，第一轮即被淘汰出局。

他的同乡、原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一语中的：“他的失败是意料中的事，因为纸弹无论如何是敌不过银弹的。”为慰藉于右任，陈存仁邀于等友好到马祥兴菜馆小酌。

于右任亲点四个菜：凤尾虾、西施舌、咸水鸭、鸭血汤。

60年来，这四道菜一直是马祥兴的招牌菜，与于右任的手迹一同成为马祥兴菜馆一道亮丽的风景。

第66节：　陈存仁“另眼”看名人(6)

为尊者讳、为长者讳，是国人的传统，而陈存仁在追忆于右任时，讲了一件于氏出入花丛，图报知己的往事。

1935年于右任到上海时，改任监察院院长已5年。

陈存仁与钱化佛两位老友迎接。

于右任提出立即送他到新北门万溢昌旱烟店找一个陕西同乡。

不料，寻访不遇。

于右任怅然。

一问方知他是想找那友人通融点钱，回报一妓女的。

民初于右任在上海办报遭通缉时，这位名叫荷花的妓女曾为他提供了5个月的食宿……刻下，旧地重游，于右任念韩信受漂母一饭之恩尚且图报，深觉惭愧，想报答那妓女。

钱化佛、陈存仁便带于右任到四马路、群玉坊一带寻访。

最后陈存仁把大家带到他的老病号名妓女惜春家茶叙，惜春为揽生意以代找荷花为借口，纠缠他们两日，并备文房四宝。

于右任豪兴大发，为惜春书一嵌联，落款是：“骚心”。于右任又感叹说：“从前苏曼殊在上海时，在妓院中遇到一个诗妓，唱和甚多；还有李叔同，遇到一个诗妓叫李苹香，有好多名作传下来，现在没有这般风雅的妓女了。”谁想，于右任为惜春写的字被专写娼门消息的《晶报》记者俞逸芬认出。

俞不顾陈存仁打招呼，把于右任出入花丛的消息与赠惜春对联一并刊出，说是《于右老花丛寻恩人》。

大街小巷，一时沸沸扬扬。

于右任闻之，先是不悦，后来转念一想，既是访旧，也不必介意；何况这一登报说不定能找到荷花的下落呢。

陈存仁写这段文字时，还特作说明：“原本可以不写”，因于老出入花丛一事已见报章，因怕读者误会于老“纵情声色”，他就细说原委，以正视听了。

杜月笙：自始至终，支持抗战杜月笙（1881—1951），上海黑帮帮主，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旧上海滩三大亨。

他出入黑道、白道，游刃于商界、政界。

他的混事恶魔行径在坊间流传甚广。

而陈存仁的回忆，使我们看到杜氏的“另一面”。陈存仁与杜月笙相交，奇在因文字结缘。

陈是中医，毛笔字写得漂亮，常被淞沪警厅侦缉队长韦某拉去代写拜杜月笙帖。

杜氏欣赏陈写的帖子，陈也想“见识见识”杜，由韦搭桥，始得相识。

陈存仁的见面礼很特别，是一本有关杜氏的报纸文章的剪贴簿。

杜月笙不识字，让他念，陈就把杜与黄金荣、张啸林在杭州西泠桥畔建武松墓、捐资建校舍、调解静安寺僧争房产的新闻一一读给杜听。

杜月笙十分高兴，说请他以后留心，有任何新闻剪下来，补贴上。

陈存仁变成了杜家的常客。

陈对杜的第一印象：身材像个弱书生，穿一件熟罗长衫，脚蹬皮质的中式鞋，其他没有特别处，有点“英雄见惯也平常”的味道。

陈说杜不识字，只识自己的名字和一至十这10个数目字。

又说杜虽不识字，但明事理。

杜月笙幼年失怙，家贫，摆水果摊糊口。

发迹后却兴办教育，创办的正始中学可招6000名学生。

学生多是穷人家孩子，免费；即对收费者，数目也微。

陈存仁记忆中学校大礼堂比香港大会堂餐厅还大，上海第一届参政会就在那儿召开。

陈存仁认为，杜氏所受的教育得益于听书，如《岳传》、《水浒传》、《七侠五义》和《三国》之类，他的发迹也是由“桃园三结义”开始，因此杜月笙对剧艺界人士很照顾。

有趣的是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曾授予他“少将衔”，杜氏十分兴奋，着军服、佩证章拍了一张大照片，刊在《申报》和《新闻报》上。

数年后上海演出滑稽戏《小山东到上海》，十分火暴。

程笑亭演剧中浦东的“陶巡长”，穿一身警服与杜的戎装照相似，说的一口浦东国语，极像杜月笙口吻，听者无不捧腹。

杜的门生觉得这是在影射杜先生，“要去捣乱一下”。杜月笙听后瞪眼喝止：“大家浦东人，有饭大家吃。”并令人接洽要请程笑亭到他家演堂会。

第67节：　陈存仁“另眼”看名人(7)

程一听，吓得面如土色。

接洽的人说，杜先生保证不难为他。

程笑亭无奈，只好去演，逗得杜氏笑个不止，“重赏而散”。杜月笙本穷人出身，暴富后对弱者比较关心，尤其是鳏寡孤独。

早年他给故土浦东地区的寡妇每人发一个“折子”，凭折可到他的账房领月贴7元（两担米的价格），凡领折者去世，“还折”时还赠100元殓葬费。

1931年长江大水，数百万人无家可归。

杜氏自列名单，设宴六席，宴请上海富商募金。

当场募集75000元，杜氏捐出25000元，凑足10万。

当时“仁济慈堂”主席朱子澜将军请杜当董事，杜坚辞不就，只说“有事我都帮忙”。杜月笙虽是“目不识丁”的粗人，但对文人很尊重，自己的名字由“月生”改为风雅的“月笙”（据说由章太炎改，笔者）。

他礼贤下士，陈存仁初识杜时他家里只有一个账房先生，后来才有书记，还延揽精通文墨者到门下做秘书，“六君子”之一杨度即是。

章士钊、章太炎等大文人都是他的座上客。

杜月笙的门徒有2000人，势力大。

旧上海的群体或个人间发生摩擦，只要请杜先生出面，“闲话一句”，天大的纠纷也能即刻摆平。

陈存仁耳闻目睹多次。

当年的法租界当局，对居民处处高压。

水电由“法商水电公司”专利经营，克扣职工，月薪只有8至10元。

1929年，法租界水电厂工人罢工，垃圾工也响应。

情急之下，法工董局派员请杜氏出面调停。

杜有意“摆谱”，不肯。

恰一法国邮船抵外滩，搬运工人又罢工。

船上有一外交大员，也只能用救生艇上岸。

外交大员申斥工董局头目，工董局拜会吴铁城市长，请吴出面调解；吴担心调解不成有失身份，派员持市长名刺去见杜月笙。

杜月笙这才打电话给法租界当局头目，提出的条件是“所有人薪金一律要加一倍”。经一番讨价还价，敲定加薪75％；但法商坚持罢工期间工人的工资不发。

杜月笙当即拍板同意了。

然后杜月笙具柬宴请水电、垃圾、码头三行业罢工领袖，宣布谈判结果。

并慷慨解囊，说罢工期间工资法商不给，就由他包了。

当大家对他表示感激时，杜月笙说：“我祝贺你们的胜利，也是中国人的胜利。”一连数月的工潮就此结束。

“从此杜先生的威望，震撼全沪。”国民政府成立伊始，财政部长宋子文发行二五库券。

上海工商界所认数目，杜氏第一，占总认销数四分之一。

宋子文本对杜月笙不屑，没想到他气魄如此之大，遂登门向杜致谢。

鉴于当时国民政府收不到租界内洋人的香烟税，宋子文请人传话，希望杜先生帮忙。

杜月笙也爽气：“我是中国人，应该出力。”数月后，一最大的外商烟草公司在浦东设厂，有8000名工人。

这家公司根本不把民国政府放在眼里，自筑高墙，“自办警卫，自设水电，不纳地税，不缴差饷。”国民政府无可奈何。

忽一日，8000名工人宣布罢工，厂方态度也极强硬，关门不理，心想工人生活无着，自然会很快复工的。

果然，熬了一个月，工人顶不住了，绅商们请杜出面调解。

杜月笙觉得时机还不到，同时要求厂方对工人除加薪外，还要厂工会打电报呈请财政部，要求“洋商香烟出租界一步，一定要纳税。”杜又通过关系要财政部下令车、船停运不完税的洋烟。

外商没想到这事跟政治搅在一起，弄大了，急了，公司董事会推选华董请杜月笙调停。

杜说：“工潮的事容易解决，如外国人不答应纳税，工潮就永远弄不好。”洋厂商既内忧工人罢工，又外患全国禁销，在僵持一个月后，“不得不完全答应了两项条件”。杜月笙侠义之举“当然为世人折服，于是声名鹊起，名震全国。”更值得一说的是杜月笙“自始至终，支持抗战”。抗战英雄马占山将军在山海关打了一场硬仗，消息传到上海，全民沸腾。

第68节：　陈存仁“另眼”看名人(8)

杜月笙立马汇10万元给马犒赏将士（可惜后来马变节）。

杜有个学生叫孙桐岗，在空战中立功，杜拟赠他10万元。

而孙不取，建议捐给国家。

杜后来个人捐两架飞机给国家（即“月华号”、“月辉号”），开民国献机的先河。

“一·二八”炮响，杜氏领导上海工商机关组织抗敌后援会，支持抗战。

当时十九路军供给不足，他连夜召集会议，关照电台广播，动员市民捐献。

杜又辟出他的福熙路181号大厦，聚集物资，转送前线。

他又与其他名流到十九路军后方慰问将士。

当得知部队缺少通讯器材时，杜拍胸脯说保证明日办到。

可一打听，市场无售，他当晚把自己中汇银行的电话总机拆掉，并分电10人请捐电话机和电线。

受他的影响，德商银行买办杨志云把自己仓库中的器材也捐了。

杜月笙还捐了一部装甲车送往前线。

另据其他史料载：他还通过潘汉年向八路军无偿援助1000只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同时令他的门生不得妨碍共产党的救国运动；还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

“八·一三”事件后，市面暂复平静，中日之间稍有往来。

日方派出军令部长永野修身游说杜月笙，要他组建“中国建设银公司”，资本30万元，愿以51％的股份赠与杜氏。

杜月笙拒绝。

日人绞尽脑汁，劝其应允，又派日驻沪商会会长船井辰一郎保证“只谈生意，不谈政治”，杜氏不为所动。

早在“八·一三”战前，日本松井大将及土肥原贤二均前往杜宅拜谒，杜氏托病不见。

日人对杜恨之入骨。

而另一流氓大亨张啸林后来做了汉奸，在民族气节上杜与张有云泥之别。

杜月笙1949年5月赴港。

1951年病逝于香港。

张宗昌：百恶一善，刻书扬名陈存仁结识狗肉将军张宗昌（1881—1932），那才真叫秀才遇到兵。

1926年，陈存仁还没有自立门户，随侍丁仲英先生开药方。

某日出诊到陶兰泉家，陈的药方尚未开毕，“张大帅”（张宗昌）破门而入，他是陶的故旧。

张宗昌的顾问叫“木村”，对陈存仁的字很欣赏。

张宗昌与陶兰泉谈完事后，木村向张宗昌推荐陈，夸陈存仁有学问，是个人才。

陶兰泉打趣地说：“他不但文字渊博，而且还陪朱文斗的儿子去嫖堂子，很见过世面。”张宗昌一听“嫖堂子”，兴趣陡升，便说：“小弟弟，我们一起去嫖堂子。”主人陶兰泉说不必，他今天尽地主之谊，把名妓叫到家中陪席。

席间张宗昌把最风流的“清水花老六”拉在身边，三杯下肚，放浪形骸。

席终，张宗昌让随从给每个妓女发一印花纹的小铜片作纪念。

有的妓女不在意，随手扔了，殊不知那铜片可到上海三马路“山东官银局”兑20块银元。

席终，陈存仁想溜，哪料张宗昌坚持要他一起去嫖堂子。

陈不愿，陶示以颜色，陈只得陪同张宗昌去群玉坊打茶围、推牌九，混到半夜。

次日，陶兰泉邀请张宗昌到清水花老六家玩，嘱丁老师和陈也去。

丁先生说“免了罢，免了罢！”张宗昌眼一瞪：“俺不答应的！”他们只好同去。

晚上到群玉坊清水花老六家时，遇到史量才、方椒伯等一批绅士，还有毕庶澄等两个军人。

张宗昌一到，毕庶澄忙起立敬礼。

张宗昌一瞥眼：“咱们嫖堂子，敬什么礼！”张宗昌召了4个妓女，喝酒、唱歌、说粗话。

一个最漂亮的妓女是富春楼老六，言行中看出她喜欢容貌俊秀的毕庶澄，张宗昌吃醋，叫嚷：“你这个小娘们喜欢小白脸！”不久，张宗昌以“私通南军”为名在济南将毕庶澄枪毙了。

富春楼老六在上海听说后大为悲恸，竟到山东寻访毕庶澄的尸体为他安葬。

当时北方报纸将此事哄炒一时，南方的报纸也纷纷转载，蜚声全国。张宗昌的贪财好色有名，上海竟有一粤籍女明星杨耐梅，愿意北上献身，公然索价10000银元，最后以数千元成交。

张宗昌盘踞山东4年，巧立名目，刮尽民脂民膏。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人称“狗肉将军”。但他一生也做了一件好事，即刊印《开成石经》。

张宗昌当山东省长后，第一件事便是开办山东大学，聘王寿彭（状元）出任校长。

开学典礼时，张还郑重其事穿长袍马褂向王状元叩拜，尊为老师。

王寿彭当下向张进言：“人生于世，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你的名望已经足够，我还要你留名后世。唯一办法，就是刻书，而且不刻则已，要刻就要刻大部头书。”张宗昌倒也欣然纳谏，于是有了《开成石经》传世。

据陈存仁说，卷首有王寿彭为张氏作的序言，由王写了字样（一说杨度，笔者），再让张宗昌抓支毛笔在薄纸上描绘出来。

扉页上印有“陆军上将勋一位义威上将军之印”的印信。书影后有“岁次丙寅忍堂刊”8个篆字。《开成石经》全书七十四册，十四大函，刊印于1926年。据说此书目前世存不到10部，全香港仅有一部，存香港中文大学。

鉴此，陈存仁说：“张宗昌虽有万恶，亦曾经做过这样一件善事，虽然这件善事，是受了陶兰泉和王寿彭的影响，但他以一介武夫而能从善如流，也可以算得难能可贵了！”陈存仁的杂著中，还写了胡适在1948年国民大会担任临时主席时的“逞能”；银行家陈光甫的创举和长寿的秘诀；船王董浩云为人处世的风范；秦瘦鸥文坛发迹的始末；特务头子戴笠化名邀请陈出诊的逸闻；美人林黛自杀的悲剧；以及陆小曼、王丹凤等名流的身影。

凡此种种，足可谓上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百态的缩影。

征引及参考书目：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第69节：花落人亡有人知——乱世才女苏青(1)

花落人亡有人知——乱世才女苏青

苏张双璧云幕低垂，冷雨敲窗。

殡仪馆内，一片森然。

她静静地躺在灵堂里。

没开追悼会，没放哀乐，没有花圈和挽联，没有上峰和友朋，当然也没有悼词。

膝下众多儿孙中，只来了5位。

他们缓缓地从她身边走过，瞻仰她的遗容。

几分钟后，她便被推入火海，化作了一缕轻烟……她叫苏青。

曾与宋美龄、张幼仪、胡蝶、阮玲玉、王映霞等同被称为“十个女人的上海滩”之一的苏青。

上世纪40年代，人们称苏青、张爱玲为上海滩女作家中的“双璧”。她俩毕竟是有瑕疵的玉，沧桑几度，尘封入土。

直至“三十年河西”，“考古队员”柯灵的一篇《遥寄张爱玲》，使张爱玲复活。

俄顷，张爱玲的大小杂著像零珠碎玉，夺目于书肆坊间。

犹如一枚纪念章的背面的苏青，也随之跃入人们的视野。

张、苏，这两株“孤岛时期荒芜文坛上并列的奇葩”，她们因观点、旨趣相同成为至交。

若就当年的影响而言，苏青不在张爱玲之下，故时称“苏张”。苏青的《结婚十年》、《浣锦集》较张爱玲的《传奇》、《流言》还要畅销。

仅《结婚十年》截至1948年，重版便达36次之多！《杂志》（1945年第14期16卷）推出的《苏青张爱玲对谈记》，编者谓她们是“当前上海文坛上最负盛誉的女作家”，把她们的盛名推到了极致。

这对文坛姐妹，相互欣赏，相互支持，没有同行相嫉，同性相妒的恶习。

无论私下或台上不时互为捧场。

苏青当着媒体的面声言：“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我读张爱玲的作品，觉得自有一种魅力，非急切地看下去不可。

……它的鲜明色彩，又如一幅图画，对于颜色的渲染，就连最好的图画也赶不上，也许人间本无此颜色，而张女士真可以是一个‘仙才’了，我最敬佩她，并不是瞎捧。”张爱玲评说苏青也不讳言：“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他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你唱我和，愉己悦人。

第70节：花落人亡有人知——乱世才女苏青(2)

她们的交情始于《天地》。

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名副其实的由女性创办的媒体。

1943年苏青创办《天地》时，张爱玲已在文坛崭露头角。

苏青亲函张爱玲“叨于同性，希望赐稿”。张爱玲欣然应允，将《公寓生活记趣》、《谈女人》、《私语》、《我看苏青》和《封锁》等佳作发在《天地》上，一段时间，《天地》期期都有张的文章。

张爱玲为《天地》增光添彩，苏青自然投桃报李，在编者按上对张其人其文大加褒扬，还登张的玉照。

胡兰成正是先读张的小说《封锁》，后睹其玉照而一见钟情的，由苏青搭桥而使他们出演了传奇的“乱世之恋”。张爱玲也坦言她与苏青的异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那是个性的关系。”不同在张爱玲习“雅”，孤芳自赏，处世不免做作、拘泥，有时不近人情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

苏青，从平民生活泥塘中滚爬出来的小女子，从“俗”，热情率真、大气自然。

阅历上较张博杂，有家庭妇女、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出版人多种角色。

私人化写作的苏青，笔下流淌的都是家长里短、婆婆妈妈和己身诉求，她写婚恋家庭时，喜用性心理剖析，妙论女人有时大胆到一丝不挂：“婚姻虽然没有意思，但却也能予正经女人以相当方便。

一对男女再没有情义些，同睡在一张床上，总不能相安无事吧！”“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爱情应该先是挑逗的，然后当慢慢地满足她、安慰她。”苏青语惊天下，断言“虚伪是女人的本色”，“我敢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不想永久学娼妇型的！”“四五十年光阴守着一个丈夫或妻子，试想这是什么味儿？”她在《结婚十年》中竟大胆地自露：“我需要一个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夜里偎着我并头睡在床上，不必多谈，彼此都能心心相印，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永远融合，拥抱在一起。”因此，她被人谑称“文妓”。而苏青的这种“粗俗”，张爱玲也能“雅纳”：“听上去有些过分，可笑，仔细想起来却也是结实的真实。”苏青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逆风反俗。

她肖虎，颇有虎气。

某年沪上发生一命案，罪犯詹周氏杀夫碎尸。

因其夫詹某是个吃喝嫖赌的无赖，败光家产，还虐待妻子。

周氏绝望，杀之，被判死刑。

社会舆论沸扬，苏青拔剑为周氏鸣不平，写了篇《为杀夫者辩》，此举招来非议和人身攻击。

苏青不屈从舆论重压，又写《我与詹周氏》抗争。

苏青为人爽直、幽默，口无遮拦。

《秋海棠》作者秦瘦鸥体胖，她见之就说，你不是叫瘦鸥吗，还那么胖？她送他个诨号“肥鸭”。同为女作家的潘柳黛，苏青有点看不惯其做派，此姝腰身又粗，苏青当友人面笑谑她：“你眉既不黛，腰又不柳，为何叫柳黛呢？”成败在己苏青（1914—1982）生于浙江鄞县，名和仪，抗战胜利后笔名改用冯允庄。

其父冯松雨，庚款留学生，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毕业，学成回国后在上海某银行任经理，但不幸英年早逝。

苏青高中是在浙江省立四中读的。

她爱好文艺，常在校刊上发表习作，又会吹箫，被同学称为“天才的文艺女神”。她爱国也不落人后，“九·一八”事变，她与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发传单。

淞沪战后，国事蜩螗，便埋首读书。

苏青就读的女子师范改为中山公学（初中）时，男女同校。

同窗李钦后长相英俊，外语好，家境富裕。

一次他们同台演出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滋生了爱情。

李家来说亲，时值苏青的父亲已过世，家境拮据，便同意订婚。

1933年苏青蟾宫折桂，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是温州地区所辖6县中唯一的一个。

李钦后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他大概担心这位“宁波皇后”在中大读书会有情变，提出结婚。

苏青不愿，但在母亲的苦劝之下，于1934年成亲（这段历史诸多版本说法不一，笔者择善而从）。

第71节：花落人亡有人知——乱世才女苏青(3)

婚礼是隆重的，中西合璧。

苏青在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中，有精彩的描述。

但花好月不圆，蜜月不蜜。

苏青是带着李家的“喜”被迎娶的，但她发现丈夫并不怎么体贴她，倒对表嫂瑞仙含情脉脉。

苏青怏怏不乐，婚后便返中大上学。

可“喜”在一天天变大。

校纪难容，苏青不得已退学，在家待产。

李家一心以为苏青能生一脉延续家族香火，孰料产下的是个女儿！李家上下脸色哗变。

丈夫的不忠，公婆的不屑，小姑的龌龊，苏青算是初尝了人情冷暖。

她曾到一小学任教，与她搭档的是年轻帅气的男性，便有人饶舌。

人言可畏。

她干了三个月便辞职，回家做少奶奶了。

1935年秋，苏青、李钦后筑巢上海，她从幽居的深闺来到了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

李钦后还在读书，苏青一人在家，实在无聊透顶。

无聊到模拟独幕剧中的人物自己和自己对话，打发寂寞。

那时钱是他们最大的难题。

丈夫认为既已结婚，就无脸向家中伸手。

总是寅吃卯粮，往往为钱斗嘴。

一次苏青向丈夫要钱买米，李钦后竟然掴了她一耳光，还说：“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她五内俱焚。

就为这一耳光，为争取在家庭中的地位，她要找工作，挣钱。

每天《新闻报》一到，苏青专看招聘广告，然后写信自我推荐。

一份份求职信，像一只只放飞的野鸽子，杳无音信。

日坐愁城。

她想学外语会话，好谋职，钱哪来？想想每天为小菜钱向丈夫要还要费口水，再向丈夫要学费她更觉自讨无趣了。

罢。

那时，上海滩杂志业非常繁荣：《论语》、《人世间》、《宇宙风》、《文饭小品》等等。

尤以《论语》影响最大。

苏青忽然想到，何不向杂志投稿，赚点小钱贴补家用？加之，苏青刚生了个女儿，正受丈夫、公婆的白眼，怨郁在胸，她需要宣泄。

于是她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写了篇短文《产女》，寄给《论语》。

编辑陶亢德慧眼识金，欣赏这篇来稿有股英锐气，且切中时弊。

该文开首写道：古国古礼，无子为七出之一，为人妻者，无论你德容言工好到怎样程度，可是若生不出儿子的话，按理据法，就得被丈夫逐出去；即使“夫恩浩荡”，不忍逼令大归，你就得赶快识趣，劝夫纳妾图后，自己却躲在“不妒”的美名下噙着眼泪看丈夫和别的女人睡觉。

反之……陶亢德将篇名易为《生男与育女》，刊在1935年6月16日的《论语》上。

首发即中，苏青十分兴奋，还得了5元钱稿费。

她自信大增，“女人也能用自己的智慧赚钱”，而且体现了自身的价值。

接着，她又在《论语》上发表了《我的女友们》，剖析自己婚前婚后的心态变化，发出了“女子是不够朋友的”的感叹：“女子是不够朋友的。

无论两个女人好到怎样程度，要是其中有一个结婚的话，‘友谊’就进了坟墓。”她的观点，受到年轻读者的追捧。

苏青从《论语》起步，迈上了文坛。

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苏青在《生男与育女》中写道：“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倘若数是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真是报应，苏青后来一拖拉子连生了4个女儿（一夭），到老五，才是儿子。

一连四女，丈夫怒目相向，公婆横眉冷对，苏青唯有忍气吞声。

产女的大潮，冲击着本就岌岌可危的婚姻堤坝。

后李钦后的弟弟李钦若因事到上海，暂住哥哥家。

李钦后整日在外花天酒地，跳舞找女人，苏青寂寞时找李钦若说话，久而久之，叔嫂两人的关系有点暧昧起来。

偏逢李钦后不择手段把邻居、作家徐的太太赵琏花弄到手，证据确凿。

苏青忍无可忍，提出离婚，维持10年的婚姻，一朝便烟消云散了。

第72节：花落人亡有人知——乱世才女苏青(4)

事实证明，李钦后不是良民。

解放后，他在法院工作，因贪污罪，被政府处决。

离婚后的苏青也曾想重组家庭，曾结识一位颇为富有的对象。

有一次当她与男友吃饭时，3个孩子站在门口张望不敢上前。

苏青十分伤感，她怕再婚后儿女们会受苦，便坚持不再婚，恪尽为人母的责任。

在婚姻上，苏青是个失败者；然而，在事业上她是一个胜利者，她以十年的痛苦婚姻为代价，写出了《结婚十年》，一举成名。

毁誉由人苏青虽说与张爱玲齐名，但她的《结婚十年》和《浣锦集》究竟有多高的文学价值？“唤醒了往古今来无所不在的妻性母亲的回忆。”（张爱玲）“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不受传统的束缚，没有一点做作。”（胡兰成）“倘若能看清苏青，大约便可认识上海的女性市民。”（王安忆）时下，尚未见权威人士的评论。

新近有研究者认为，苏青在那个时代是一位具有“堪称‘前卫’的女性意识”的作家，（毛海莹）“是一个对事业、对精神生活有所追求的女性”。（王一心）苏青做人的瑕疵，我们当然是不能漠视的。

陶亢德是她在文学道路上的恩人。

苏青与大汉奸周佛海及陈公博的相识也是陶亢德介绍的。

说苏青走红是《古今》捧的，不无道理。

她在《古今》上发的第一篇文章是《论离婚》，堪称绝妙，受到时为上海“市长”的陈公博的欣赏。

该刊创办者朱朴，是汪伪交通部次长。

朱朴点拨苏青写文章奉承一下陈公博。

苏青可能考虑自己一孤身女子在外混事不容易，需要有人庇护吧，在《〈古今〉的印象》一文中，果真吹捧了陈公博一番。

忠奸不辨，实在令人心痛（也许她已有所察觉，在后来出版的4部散文集中，均未收此文）。

投桃报李，陈公博给苏青介绍工作：或者做他的私人秘书，或者任市政府专员。

大概苏青怕陈公博有所图，选做专员，混入官场。

尽管她只干了3个月，但代价是惨重的，她由此沾上了“汉奸嫌疑”，这页历史是抹不去的。

此时有人以匿名方式寄给她一张10万元支票，苏青曾犹豫，猜想是陈送的，但信封上无写信人的地址。

恰那时苏青要养全家老小5口，日子实在不好过，她就饥不择食，收了。

生活有所改善后的苏青，不甘寂寞，想出人头地地干一番事业。

她审时度势，决定办刊物。

刊名定为《天地》，取谈天说地、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意思。

这油然令人联想到是延续《古今》的余绪，一指时间，一指空间，故有人认为这是“天造地设，妙古绝今，可谓巧合之至。”1943年10月10日，在周佛海、陈公博的资助下，天地出版社兼《天地》月刊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60号601室挂牌开业。

苏青真有本事，把政界、文坛的名流拉来写稿，作者队伍阵容显赫：周作人、陈公博、周佛海父子、胡兰成、谭正璧、秦瘦鸥、朱朴、张爱玲、纪果庵、柳雨生等。

苏青不仅有温州人的能干，又有上海人的精明。

她单枪匹马经营的《天地》，创刊号竟一炮走红，脱销后立即加印。

她经营有道，马上实施杂志预订，八折优惠客户。

新年出“特大号”加质不加价。

她向周作人讨张签赠的全身照，登在杂志上，既做广告又讨周作人欢心。

还别出心裁举办“命题征文”，总之花样不断翻新。

为争得发行折扣，她不怕丢人现眼，不怕吃苦，亲自扛着《结婚十年》到马路上贩卖，与小贩“讲斤头”。聋哑作家周楞伽撰文揶揄她：“作为一个宁波女人，比男人还厉害！”还写打油诗调侃她：“豆腐居然吃苏青，血型犹太赐嘉名”，因而得了个“犹太作家”的诨号。

苏青寸土不让，写文反驳，斥责他多管闲事，并反唇相讥：“你耳聋，一张嘴又说不清楚。”以周耳聋为题讽刺挖苦，笔墨官司俗到与骂街无二了。

第73节：花落人亡有人知——乱世才女苏青(5)

苏青说：“情愿不当什么女作家，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张爱玲说苏青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受人惠，必还人情。

在《天地》创刊号和第四期上发表的署名为“周杨淑慧”的《我与佛海》、《在日本的小家庭生活》两篇文章，实质上是由苏青代笔的。

这时的苏青，已成了社会活动家，出席了一些有亲日行为的不光彩的会议，还任过“中日文化协会的秘书”。故此，1945年11月出版的司马文森编的《文化汉奸罪恶史》，列出张爱玲、张资平、谭正璧等16位文化汉奸，苏青亦在其中。

张爱玲沉默。

苏青在《关于我》一文中辩诬：“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

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

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

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她后来在另一篇文章中袒露了当时的真实心境：“我投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需要钱！”“而且我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一般。”“苏青从来没有写下一个字替敌伪唱赞歌。”（谢蔚明）对“文妓”、“性贩子”和“汉奸文学”的指控，时下也有不同的声音：季广茂在《义旗下的哭泣》中谈到苏青在40年代那段辩白时指出，“（沦陷区的人民）他们被自己的政府遗弃在固有的土地上，他们有权生存……但更多的百姓则生活在灰色地带之中，他们只能生活在夹缝之中，忍气吞声”。江荣在《拂去尘埃读苏青》中说：“四十年代前期的上海，时代特殊，环境复杂，在那个环境下活动，若无清明的国家、民族意识，若无坚强的意志以及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很容易沾上腥气。”戴锦华认为：“（苏青）只是在一种男性行为的压抑之下，在一种死寂的女性生存之中，道出的一种几近绝望的自虐自毁性的行为。”柯灵也说：“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

除此以外，就都看做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流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又据台湾烛微先生披露：当时的中国政府未正式调查她（苏青）、检举她，将其视为汉奸逮捕归案，以致后来还有某大报编辑请其改换笔名编副刊（《世界日报》1987年2月）。

无论事实如何，苏青当年与周佛海、陈公博之流的瓜葛，是其人生册页中抹不去的不光彩的一笔。

她只能毁誉由人。

千秋功过，留待历史评说。

生死顺天天变道亦变。

新中国成立后，提倡文学创作为工农兵服务，像苏青这样以写青衫红粉、家长里短为主题的作家是无法上阵的。

当年的老朋友张爱玲、徐都远去海外，苏青显得格外的寂寞、苦闷。

更为难堪的是生活无着，一辈子为钱发愁。

1949年底，苏青由九三学社吴藻溪介绍，加入妇女团体“妇女生产促进会”，但一时也没找到工作养家糊口。

正一筹莫展时，朋友告诉她，香港的《上海日报》想请当年走红的老作家写稿撑门面。

于是苏青写了《市妇运会请建厕所》、《夏明盈的自杀》等寄去，可非但没有收到分文稿费，反受有关部门一顿批评。

时值1951年，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报名，没被录取，后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

毕业后，她被分到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写了几部剧本，但都未获成功。

后来，她改编郭沫若的《屈原》，为此专程进京向楚辞专家文怀沙请益。

1954年5月，由苏青任编剧的《屈原》首演，反映颇好。

在参加华东戏曲会演时，佳评如潮。

演员获奖了，音乐获奖了，偏偏剧本没获奖，其根子是苏青有“历史问题”。苏青感到不解、不平，但她只能忍气吞声。

那段日子，最开心的是由她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沪连演300多场，创下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

倒霉的是，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时，为塑造好司马迁的形象，她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

完全是一封纯学术探讨的信。

讵料，1955年贾植芳被打为胡风分子，被判刑。

有关部门在抄贾家时，发现了苏青的那封信。

苏青也被打成胡风分子，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

也有人认为，苏青被捕是潘汉年、杨帆案所牵。

情况太复杂，非局外人能说清楚。

但后来经深入调查，苏青与胡风根本无关联。

1957年6月27日苏青被“宽大释放”。 苏青出狱后，又回到剧团。

一时无事可做，看剧场大门。

自己创作的作品，已被他人改头换面窃去。

1959年芳华剧团去福建，苏青不愿去，被安排在黄浦区文化局下属的红旗锡剧团当编剧，兼配角唱戏，还要负责字幕，很是辛苦。

她也配合政治写过《雷锋》、《王杰》，但无影响。

1966年的“文革”，苏青家被抄，人被斗。

令她愤怒的是工作也被锡剧团辞退，生活更困难。

1975年，苏青从黄浦区文化馆退休。

退休证上写明：原工资61.7元，按7折计算，实发退休费：43.19元。

苏青的晚年极为凄凉。

她原住市区瑞金路，和邻居共用厨房、卫生间，经常受人欺负。

迫于无奈，和郊区人家调换住室，以求安宁。

她与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小外孙，三代人住在一间10平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基本断绝了与外界的往来。

唯与王伊蔚老大姐（抗战前《女生》杂志主编）有所过从。

她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

1982年12月7日，多灾多难的苏青顺天命而去，终年69岁。

1984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关于冯和仪案的复查决定》，内称：“……经复查，冯和仪的历史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过交代。

据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迟来的公正，苏青去世已两年了。

苏青病危时，很想看看她的《结婚十年》，家中没有。

后来成为其女婿的谢蔚明，辗转托人找到一本。

因那时此书还未开禁，书主人提出速阅速还。

谢蔚明为安慰病中的苏青，出高价复印一册送她。

苏青做梦也没想到，她死后不几年，社会日渐祥和、开放。

苏青复苏了。

她的《结婚十年》、《浣锦集》等陆续再版，研究关注她的人也越来越多：《苏青传》（王一心）、《乱世佳人苏青》（李伟）以及《寻访苏青》（毛海莹）相继问世。

人们没有忘记当年上海滩的苏青！花落人亡有人知！

本书精华已连载完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