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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张竞生于广州南方大学留影(图)

- 性史书影（张竞生著）(图)

- 1920年，顾颉刚与夫人殷履安合影(图)

- 1954年，顾颉刚于上海留影(图)

- 顾颉刚与夫人张静秋及子女合影(图)

- 《顾颉刚日記》书影(图)

- 阮玲玉在《香雪海》中的剧照(图)

- 阮玲玉在《小玩意》中的剧照(图)

- 阮玲玉在《新女性》中的剧照(图)

- 章士钊(图)

- 序 文人往事（蔡登山）

- 书评 蔡登山与民国名人的那些八卦事

- 十年一觉飘香梦——张竞生的情史(1)

- 十年一觉飘香梦——张竞生的情史(2)

- 十年一觉飘香梦——张竞生的情史(3)

- 五十年来千斛泪——顾颉刚的感情世界(1)

- 五十年来千斛泪——顾颉刚的感情世界(2)

- 五十年来千斛泪——顾颉刚的感情世界(3)

- 五十年来千斛泪——顾颉刚的感情世界(4)

- 五十年来千斛泪——顾颉刚的感情世界(5)

- 五十年来千斛泪——顾颉刚的感情世界(6)

-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1)

-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2)

- 1927—1928年，陈西滢、凌叔华合影(图)

- 凌叔华(图)

- 梁思成、林徽因新婚留影(图)

- 林徽因(图)

- 罗家伦(图)

- 张幼仪(图)

- 《我们的六月》《我们的七月》书影(图)

- 20年代的周作人(图)

- 1958年，陈西滢于伦敦寓所留影(图)

- “人言可畏”的遗书手稿(图)

- 鲁迅的《论“人言可畏”》手稿(图)

- 凌叔华与林徽因的“夺宝记”(1)

- 凌叔华与林徽因的“夺宝记”(2)

- 凌叔华与林徽因的“夺宝记”(3)

- 凌叔华与林徽因的“夺宝记”(4)

- 罗家伦与张幼仪的爱情“插曲”(1)

- 罗家伦与张幼仪的爱情“插曲”(2)

- 真的“人言可畏”吗？(1)

- 真的“人言可畏”吗？(2)

- 温雅中有“铁”(1)

- 温雅中有“铁”(2)

- 温雅中有“铁”(3)

- 温雅中有“铁”(4)

- 陆小曼(图)

- 陆小曼送给胡适的照片(图)

- 梅娘(图)

- 梅娘小说《蟹》的书影(图)

- 穆旦(图)

- 穆旦、周与良结婚照(图)

- 穆旦译著的书影(图)

- 邵洵美(图)

- 邵洵美、盛佩玉合影(图)

- 徐悲鸿画的邵洵美(图)

- 作为诗人及出版家的邵洵美(1)

- 作为诗人及出版家的邵洵美(2)

- 作为诗人与翻译家的穆旦(1)

- 作为诗人与翻译家的穆旦(2)

- 作为诗人与翻译家的穆旦(3)

- 与张爱玲齐名的40年代女作家——梅娘(1)

- 与张爱玲齐名的40年代女作家——梅娘(2)

- 探寻胡适日记中的郑毓秀(1)

- 探寻胡适日记中的郑毓秀(2)

- 探寻胡适日记中的郑毓秀(3)

- 探寻胡适日记中的郑毓秀(4)

- 附录 走过20世纪初的摩登——南浔(1)

- 附录 走过20世纪初的摩登——南浔(2)

- 附录 走过20世纪初的摩登——南浔(3)

1951年，张竞生于广州南方大学留影(图)

1951年，张竞生于广州南方大学留影

性史书影（张竞生著）(图)

1920年，顾颉刚与夫人殷履安合影(图)

1954年，顾颉刚于上海留影(图)

顾颉刚与夫人张静秋及子女合影(图)

1954年，顾颉刚与夫人张静秋及子女合影

《顾颉刚日記》书影(图)

阮玲玉在《香雪海》中的剧照(图)

阮玲玉在《小玩意》中的剧照(图)

阮玲玉在《新女性》中的剧照(图)

章士钊(图)

序 文人往事（蔡登山）

打从在大学时期我就对现代文学产生兴趣，当时是由于好奇、由于禁忌，在没有师资、没有数据的状况下，单独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后来终于遇到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资料愈收愈多，发现其中有许多前人未曾理清的人与事。在相互讨论之余，愈挖愈深，一直想理出一些头绪，除了既有的文献资料外，想搜集更多的口述历史、文物图片等，于是有了拍摄纪录片之行动。

在田野的调查与文献的追索之中，试图去逼近传主的内心深处，是我这二三十年来一直努力的目标。借着传主的作品、日记、书信、自述、回忆，甚至亲友的旁述、学者的月旦等等，我走进了他们的时代氛围，试图得窥他们的身影，试图去探看他们内心遭受压抑的情结，还有那埋在心腑而难以言宣的话语。而这些他们不经意流露出来的片言只语，也常常是解开某些疑团迷雾的钥匙，也唯有抓住这种内心的矛盾，才能逼近他们的灵魂。

“贴近内心”加上“同情的了解”，或许是再现这些作家文人的不二法门。因为一个历史人物，一旦进入传记的领域，他的“真实”永远不会是绝对的。我们绝对无法重现“真实”，只能无限地走近。

逝者如斯，在岁月的淘洗中，一切都成过往，一切都已为陈迹。数风流人物，而今安在哉？然而在这悠悠的往事中，翻寻过往的恩怨情天，是充满着无尽的诱惑的。尤其是他们都“曾经辉煌”过，是我们把他们遗忘了，久违了，往事并不如烟，让我们把这些苍老的往事，重回记忆！

书评 蔡登山与民国名人的那些八卦事

随着陈凯歌《梅兰芳》的上映，一堆五颜六色的“梅兰芳”也摆上书架，某日在书店随便拿起一本《梅兰芳与孟小冬》见署名“蔡登山”，便想起年前看到同是蔡写的另一本书《民国的身影》（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蔡登山所著书籍大多与民国名人相关，这本《民国的身影》也不例外，他总能在爬梳史料的基础上，从细微中剥去历史的尘埃，使之焕发出新鲜的色彩。正如他本人所说，在田野的调查与文献的追索之中，试图去逼近传主的内心深处，是他这二三十年来一直努力的目标。借着传主的作品、日记、书信、自述、回忆，甚至亲友的旁述、学者的月旦等等，蔡登山走进了他们的时代氖围，试图得窥他们的身影，试图去探看他们内心遭受压抑的情结，还有那埋在心腑而难以言宣的话语。而这些他们不经意流露出来的片言只语，也常常是解开某些疑团迷雾的钥匙，也唯有抓住这种内心的矛盾，才能逼近他们的灵魂。

与《梅兰芳与孟小冬》为一人作传不同，《民国的身影》选取一些人一些事加以剖析解读，还原历史的同时提醒人们对那个纷扰时代的关注。相比于市面上普见的民国文人套书，这本书撇开了当下热议的“大人物”，转向在历史烟尘中被人淡忘的一干人，这些人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也曾经辉煌过，由于自身或社会的原因或退居幕后或消匿于人世，如中国性史研究第一人张竞生、与张爱玲并称的北方女作家梅娘、胡适的爱徒女诗人徐芳等，蔡登山从日记、书信，文史资料中寻找蛛丝马迹，穿珠成链。

即便写声名显赫之人，作者也是避开了读者耳熟能详的故事，从别样的角度入手，如写周作人，不写他温润平和的文风，不写他叛国亲伪的恶名，偏偏写他与陈西滢就“女师大风潮”而展开的论战，其文讽刺辛辣绝不亚于乃兄，让读者见识周作人“铁”的一面；写顾颉刚，不写他浩繁名高的著述，不写他“文革”时期的遭遇，偏偏写他对谭慕愚女士五十年缠绵的爱慕；又如写凌淑华和林徽因，对于这两位现代史上的才女，作者对于她们的才情一字不提，反而着笔二人对徐志摩生前留下的小皮箱的态度，一段“夺宝记”使读者对两位才女有了重新的认识。

纵观全书，所分两辑，一辑写情，一辑写事。写情绵长而不柔腻，写事缜密而不拖沓。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文章功底颇深，常常能够抉隐发微，如侦探高手断案，读来十分痛快，从这个角度说，蔡登山老师作为“娱记”是绝对合格的。

该书作为广西师大出版社温故书坊系列的一册，书籍装帧以及封面设计延续了一贯的风格。陆小曼埋首案读的图片作为淡淡的衬底，那低眉静思的模样就不由得把人拉回到上上个世纪的尘埃里。但本书内文图片颜色略深，稍显不足。

另外说句题外话，诸位若有不希望死后被人知晓的秘密，万不可写在日记里，切记切记！

十年一觉飘香梦——张竞生的情史(1)

张竞生曾被称为中国倡导计划生育第一人，也是中国性学研究第一人，在中国发起爱情大讨论的第一人。但后来译著有《性的教育》和《性的道德》，并翻译了英国蔼理士的《性心理学》等书的潘光旦，在《性心理学》的译者自序中说：“在有一个时候，有一位以‘性学家’自居的人，一方面发挥他自己的性的学说，一方面却利用蔼氏做幌子，一面口口声声宣传要翻译蔼氏的六七大本研究录，一面却编印不知从何处张罗来的若干个人的性经验，究属是否真实，谁也不得而知。”潘光旦对张竞生这种“野狐禅”的行为，是有所批评的。他对张竞生出版《性史》更是深表不满。

张竞生，1888年出生于广东饶平，幼名江流，学名公室，留法前取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改名竞生。幼年在本乡私塾就读，1903年考入由县琴峰书院改名的县立第一小学，次年考入汕头同文学校，1906年8月考入清朝设于广州的黄埔陆军小学第二期。1910年，张竞生接受其父“先结婚，后去上海读书”的条件，与邻村十五岁陈姓女孩结婚。婚礼之后，张竞生即赴上海，先进入上海震旦学校就读，旋又考入北京法文高等学校及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1912年10月，张竞生与宋子文、杨杏佛、任鸿隽等人以官费生资格出洋。

张竞生在法国留学，深受浪漫主义爱情观念之影响。他在这方面的言行，确实与当时乃至今天的中国国情大大相悖。在他的回忆录《十年情场》一书中，张竞生记述了多次他在欧洲时与外国女郎的恋爱情事。这只要看看《十年情场》中那些章节标题就可见一斑了，如《在巴黎惹草拈花》《留学时代的浪漫史》《彼此全身都酥软》《海滨变成我俩的洞房》《伦敦的一次奇遇》《娇小玲珑的瑞士女郎》《我是一只采花的昆虫》《爬上树上寻欢》，不一而足。

张竞生说他在1912年冬到巴黎，住到“人家客店”时，对一位学图案的法国女子发生兴趣，那女子声称要守身如玉，张竞生自惭中国人的拘谨，因此两人始终保持好朋友的关系，并没有进一步发展。

第二年暑假，他在法国东方的海边的一家咖啡店，认识一位娇小玲珑（他最欣赏这种身形）的女招待，彼此情投意合。他最得意的是他的情敌是一位英俊的德国大学生，“这个使我与这位德人起竞争，鼓起了我好胜的心情。我以为能打败德人的情敌，是我以弱国的地位，也算莫大的光荣”。“就这样在蔚蓝色的天空中，在海潮怒号叫嚣之中，在鹰隼飞鸣上下的翱翔中，我们紧紧地拥抱，发泄我们如潮如电的精力。在石头崎岖中，在海藻活滑中，我们在颠鸾倒凤时，有时东倾西斜，如小孩们的戏玩于摇床一样地狂欢。海景真是伟大啊！我们两体紧紧抱成一体时也与它同样地伟大。有一次，天气骤变雷电闪烁于我们的头上。我们并不示弱，彼此拥抱得更坚固，性欲发泄得与天空的电气一样地交流，我们遍身也是电一样地奔放。可说是‘天光与“性电”齐飞，“欲水”和海潮一色’。”他们相爱了两年有余，其间，这位情人还为他生了个女婴，可惜不久就夭折了。这位法国情人虽然性格温柔，礼貌周到，却患有歇斯底里症，遇到刺激，便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张竞生好几次被惊吓得魂飞天外。此外，她的文化程度很低，连法文字母也写不清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张竞生与中国友人决定去伦敦暂居，他给这情人一些钱，就与她决绝了。

在伦敦期间，他认识了房东太太的女儿，他和她在白天上演那“好事”，因为晚上她得伴母亲一同睡。“我说她是不敢表示那些浪漫的行为，而使我不曾激起热烈兴奋的情欲的。例如我们住居，离那一广大的野花园本是极近，夜间，我们两人常到此间散步消遣。我常逗引她如那些野鸳鸯一对一对地在暗僻的草地上做那事。可是她终久拒绝，只许在我房内，避开母亲的耳目，与我偷偷摸摸。在我先前已经享受过野外性交的兴趣了，故我对这些床笫之交是不感得起劲的。况且我们在她母亲监督之下，只有随便做去，不敢尽情发泄，这样‘君子式’—‘绅士式’般的相与，也使我的情欲不大起劲。故在这几个月的周旋，我总觉得这样古典的性行为，不能满足我那少年时浪漫派的性格。”

其后，在法国里昂，张竞生与一位瑞士少女相恋，却因为老板娘监视极严，而无从下手。所幸他与一位女教师搭上了线，在圣诞前夕进入“实证”阶段。有趣的是，那位女教师看见床头耶稣受难像，如遭电击，立即起身穿上内衣，表情严肃，悲哀地说：“耶稣既然为人类而死，我辈在这个死难节日，怎能谋求肉体的快乐呢？”于是，两人的欲念云收雨霁，相拥而眠而不及于乱，他们之间横隔一位耶稣，以后也一直是精神恋爱。

十年一觉飘香梦——张竞生的情史(2)

回到巴黎，张竞生在近郊的林区遇到一位避难的女诗人，二十余岁年纪，生得娇小玲珑，从外形、气质到谈吐，都是张竞生喜欢的类型。这女子的品德也是上等，张竞生问她：“你是为钱财而爱我吧？”她简直如同受了侮辱，面露鄙夷之色，连一杯定情的咖啡也不肯喝。他们在林区中享受到人生无上的快乐。这位金发女子所写的定情诗，才思斐然，通过张竞生的翻译，诗味犹醇，诗云：“云霞头上飞，思归不必悲。偶逢有情郎，我心极欢慰！东方游子不忍归，西方娇女正追随。你痴情，我意软，稚草同野卉！洞房花烛日，骄阳放出万丈光辉。紧紧相拥抱，好把心灵与肉体共完美！好好记起我洁白清净的身份，任君上下左右周身一口吞！”这位女子有一宗好处，是张竞生从别的女子那儿不曾得着的，那就是她不仅吐气如兰，浑身也是香馥馥的，张竞生甚至都认为她是香妃再世。他们效仿猿猴在树上寻欢，效仿比目鱼在海中做爱，“在这样香甜的性交中，我与她一道尽力去驰骋；她也如受电击一样地颤动”，至此，张竞生已是“愿做鸳鸯不羡仙”。然而，好景不长，盛会难再，这位法国“香妃”接到未婚夫的来信，他在战场上受伤，因将去南方疗养，她与母亲也将要前往陪伴照顾。两人不得不执手相看泪眼，张竞生译出苏曼殊的四句诗——“谁怜一阕断肠词，摇落秋怀只自知！况是异乡兼日暮，疏钟红叶坠相思”，并给她听。如此收场，张竞生感到“终究是倩影渺渺，余怀茫茫”！

自从和法国“香妃”别后，张竞生孤单无可聊赖数月之久。有一回，他到巴黎北站送客，遇到一位明眸善睐、爽朗矫健的女子，堪称“西方的史湘云”。她崇拜卢梭，信奉浪漫派的人生哲学，这与张竞生一拍即合。尤其难得的是，她醉心于考究东方人的情操。在此之前，她对日本人、印度人、南洋的华侨都失望了，现在碰到张竞生，偏偏这位“支那人”为东方世界争了光，赢得“西方史湘云”的爱情和赏识。《红楼梦》中的史湘云憨直爽快，缺乏工巧的心计，待人以诚而近于傻。“西方的史湘云”除了具备这些优点和缺点外，还有一门独家绝活，即懂得极精湛的房中术，做爱时喜欢立于主动的地位。作为最大也是唯一的受益者，张竞生饱享人间极乐。她讲述自己的性爱经历，十六岁时曾遭到一位军官的暴雨摧花，自从那以后，她向一位老妇学习房中术，便是要找回女性的尊严和快乐，而只有像女教官一样完全立于主动地位，她才能达此目的。他们去法国、瑞士交界处的古堡旅行，在悲情中做爱，张竞生因此领略到浪漫派的真谛，那就是：“悲哀的情感比欢乐的（情感）更为高尚、纯洁、诚实、真挚与饱满。”在山峰上、在丛林中、在湖畔、在月下，“西方的史湘云”扮演数个角色，使张竞生爱恋一人，恍如爱恋多人。他写道：“故在俗眼看来，一切性交都是猥亵的，但由于她艺术安排起来，反觉得是一种艺术化的表演。”一位浪漫的中国男子遇到一位浪漫的法国女子，他只有甘拜下风。当对方提出三个月期满就各奔东西、永不相见，张竞生简直觉得一颗心仿佛从天堂掉到了炼狱，所有的“为什么”都没有答案。后来“西方的史湘云”出版了一本《三个月的情侣》，她在书中说，她怎样有计划地与张竞生只有三个月的尽情快乐，她故意地，也是本性地，偏向于悲伤主义，因此断不能有再见的机会。而在张竞生的感觉是：“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1920年，张竞生自法归来，先是受聘为广东省立金山中学校长。张竞生任金山中学校长不到一年，就去职。1921年10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书发来，邀请他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北大期间，张竞生认识了褚问鹃（当时名叫褚松雪）。褚问鹃是浙江嘉兴人，1900年生，九岁入嘉兴宏文馆前的公立女校，十二岁毕业。继入苏州苏苏女校，十六岁毕业。毕业后，经小学同学朱维亚介绍，到浙江永康女校教书。一年后，又改入太仓的毓娄女校教书，后来又到山西云冈女校当教员。不久再到山西阳高主持县立女校的校政，因不向封建势力低头，曾自作主张把庙宇中的菩萨诸神“请”走扩充学堂，激起当地士绅的哗然。据褚问鹃晚年的回忆录《花落春犹在》书中说：“我已被闹出了名气，不仅阳高的新派人支持我，大同、天津、北京，甚至远在上海，也有人来信给我鼓励，声言愿为后盾。”而张竞生也给她写信说：“你打倒了有形的偶像，你比我更勇敢！我正在和许多无形的偶像宣战。我们既是打偶像的同志，应该做个朋友。”

后来据褚问鹃说，是张竞生（按：在书中则改称黄适）不断地来信，甚至说：“北大虽暂时不招收女生，但最近成立研究所。国学门的主持人和我很熟，可以介绍。希望你写一篇论文寄来，以便推荐。”那年暑假，褚问鹃到了北京，张竞生约好在车站接她。第三天，张竞生带着褚问鹃去见胡适，“胡适之那时正在提倡整理国故，并对古书做翻案文章。他看到我写得?篇以‘烽火’代‘灯火’的读书心得，曾大为赞赏说：‘对国故自应该用科学方法整理，用怀疑的眼光去发掘问题，指出错误，才是正当的做法。’他一个人讲了许多。末了，他希望我多写些翻案文章，一矫古人盲从的陋习。”自此，张竞生成了褚问鹃生活上的导师，褚问鹃渐渐地对张竞生敬重起来，但她也表示不愿和张竞生多接近，以免引起别人的议论。入学三个月后，张竞生向她求婚，褚问鹃回答说：“我无才无貌，条件不够。况且我正在求学时代，不想谈这个问题。”以后每隔十天半月，张竞生总要来一次求婚的尝试，但照例被回绝了。直到当年山西的小军阀郑胡子要追踪到北京来“逼婚”，她听从张竞生对她的建议：“你总该知道，古代专制皇帝选秀女的时候，许多有女儿的人家，都连夜把女儿送去与人完婚。贵为天子，也不能占人有夫之妇，何况一个小小的军阀？你只有马上和我结了婚，才能使他绝望。此外我也没有其他的退兵之计了。”后来，“婚礼在长老会礼拜堂举行。日子急，远方亲友不及赶来。我方只来了方寄娘母女、赵佩云全家。男方来宾，除胡适外，我都不大认识。”

婚后他们住在什剎海北河沿20号的一座四合院，褚问鹃表示张竞生对她很体贴。“我的婚姻虽不是由于爱情而是迫于环境，但在结婚以后，我也勉力谨修妇职，不使对方失望，总算做到‘相敬如宾，琴瑟静好’这八个字。暑假前，我修毕了研究所的学业，得到了证书。我向丈夫道谢，他也谦逊不遑。一年后，我生了一个男孩子，取名真儿（按：即后来在台湾的黄嘉）。”

十年一觉飘香梦——张竞生的情史(3)

褚问鹃又说：“然而好景不长，北大一直欠薪不发，我的丈夫为了儿子将来的教育费起见，他决计离开北京，想到南方去打出一条生路来。不过我的意思，总以为我已有研究所毕业的资格，可以出去做事，赚钱来贴补家用的，劝他不要脱离北大。但是他说：‘你去做事，孩子在老妈子手中一定带不好，经济是我做丈夫的责任，你不要担忧就是。’这时候，有一北大旁听生名叫金×成（按：金满城）的，常来向黄教授借钱。黄教授怜他沦落，也常常周济他。我一见此人，就直觉地感到这个金×成绝非善类……便私下劝我丈夫，不要和这姓金的太接近，恐有后患。但他笑道：‘这真所谓妇人之见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又何必对他苛求呢？’暑假以后，黄适就带了金×成一同南下，在上海开了一家艺风书店（按：是‘美的书店’，褚问鹃为了不让人们一下认出张竞生，故混淆视听），做起出版商来了。”

后来，张竞生将褚问鹃母子从北京接到上海同住，他们住在辣斐德路兴业里19号。褚问鹃说每天中午12点一敲，张竞生就会回家吃午饭。可是这一天，12点半了，不但他人没有回来，连个电话也没有。褚问鹃哄孩子睡着后，马上去弄堂口借打电话，是张竞生接的，他的声音沙哑，很紧张地说：“店里出了事，我要迟一点才能够回来，你不要等我吃饭。”直到下午4点，他回来了，头发蓬乱，神情沮丧，颓然坐倒在椅子里，说：“金×成卷逃，所有现款完全被他提走，却留了一身的债务给我，我完蛋了！”他说着把头埋在两只手掌里，痛苦地喃喃道：“后悔没有听你的话，如今养虎伤身，除开怨恨自己外，还有什么可说呢？”

到上海之后，张竞生与褚问鹃两人之间的感情发生裂痕，中间虽曾一度重修旧好，但最终褚问鹃离开张出走了。于是张竞生在《新文化》月刊第二期上刊登了他们离婚的广告，其中说他们离婚的原因是：“（褚问鹃）受一二CP所包围与其CP化的情人所引诱，遂也不知不觉从而CP化耳。”张竞生又在《新文化》月刊上发表了题为《恨》之文，斥褚离他出走。然而褚问鹃的友人则在《语丝》第一百二十四期上发表文章反驳张竞生，说是因为“张竞生热衷于跟国家主义派与西山会议派的政客周旋”，才引起褚问鹃的不满而造成感情破裂的。

这下子可好，你张竞生不是倡导“爱情定则”之一是可以“变迁”的吗？当时反对派早就笑道：当心你的老婆吧！果然张氏打开的是“潘多拉魔盒”，活生生吃了一个“请君入瓮”的哑巴亏，却正合于张氏所说一旦“条件”“变迁”，“比较”与“变迁”告成，“爱情”就发生变化。张氏虽说于褚氏有恩——助其读书，提携学问，这时却离鸾别凤，劳雁分飞了。张氏谈“定则”，种瓜得瓜，自食其果，成了人家“如何如何”的谈资，使他好不恼火，于是不免将身上残存的男子霸权主义，全盘泄漏，他发表文章“将她屡次对我的假伪欺骗尽情托出，大大骂她一顿”（《十年情场》），这与郁达夫发表《毁家诗纪》一样鲁莽，其实效却是在男权中心下，对恩怨女子的刀笔攻伐。

对张竞生斥骂褚问鹃的《恨》一文，则有周作人大加攻击。周作人指出：“我们看了这节横暴的话，会不会想到这是张竞生先生对他三年前恋爱结婚的那位夫人说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这正是旧日男子的常态。我们只见其中满是旧礼教，不见一丝儿的‘新文化’。”张竞生认为周文完全是“恶骂”，难以容忍，就与周作人大打起笔墨官司，后来发展到意气用事，张竞生甚至攻击周作人个人的私德，说他娶日本老婆，为“谄媚倭奴”起见，他在北京住家门前不升中国旗而升日本旗，云云——而事实上周作人出任伪职还是好些年之后的事。张竞生后来在《十年情场》表示：“我往后极知自己那时的错误，可说是为情感燃烧到失却全部理性的。”至于周作人，与张交恶之后，也就在文集重版时将原先那篇称赞张竞生极有天才的文章抽去了。

张竞生晚年回忆说，当年褚女士无缘无故，弃孩离他而出走，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于是才导致他写文章大骂她一顿，事后回想觉得该文章实在太过于恶毒，丝毫无留一点宽恕的余地。而这件事对褚问鹃而言，可说造成极大的伤害，因此到了晚年执笔写回忆录时，不仅绝口不提张竞生的名字（改以“黄适”代之），还把黄适写成因车祸身亡，最后由她独立抚孤。其心痛可想而知。

抗日战争时期，张竞生经人介绍，结识了中山大学的女学生黄冠南。黄冠南是个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两人一见钟情，结为伉俪，以后便双双回到广东饶平县张竞生的老家，过着乡间生活。根据传记作家杨群及司马安的资料，在广东解放后，张竞生被急召到广州参加社会主义学院的改造学习。他甚至来不及跟黄冠南告别，只留下字条，说他很快就会回来接他们母子出去团聚。黄冠南默默地挑起了养家糊口的担子。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张竞生也会时常寄回点钱来补贴家用。可是一年以后，却突然地断了音讯，快半年了竟然连一个字也不见，这不能不使她忧心如焚。其实，张竞生在南方大学学习的日子里，最忙的只有两件事：一是给黄冠南写信，一是锻炼身体。他的生活很有规律，除了学习之外，就是散步或劳动。每过一个星期便给妻子写一封信。可是这近半年，妻子总来信责怪他，说为什么那么绝情，连信都不写了，这是为什么？张竞生哪知道，他写给黄冠南的信，每封都准确地寄到了饶平，之所以未能送到黄冠南的手中，是被当时乡村的“红色政权”农会截留了。张竞生不属地主恶霸，也非土豪劣绅，更纳不进反革命之列，但截留信件的人目的是明确的。在他们看来，只要能把一个人划到阶级敌人的队伍里，社会就多一份安宁，像张竞生这样一位在旧中国颇有争议的人物，属不属于阶级敌人呢？他们认为是肯定的，苦于没有证据。于是，便幻想着能从私人信件中找到点蛛丝马迹。信被农会截留了，黄冠南根本无法猜测到他的近况，加上截留信件的这些人不知出于何意，不但截留了张竞生寄来的信及生活费，而且不断编造出“张竞生在广州被人民政府镇压了……”之类的消息。从小娇生惯养的黄冠南再也经受不起这些沉重的打击，她在孩子的床边枯坐到鸡鸣，然后木然地走向厨房，插好门，套好绳索，她自杀了。这时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才两岁！

黄冠南去世一年多后，在广州的张竞生才从友人处得知这个悲惨的消息。初时他完全不相信，因为几天前他还收到妻子的亲笔信。事后他才明白，这些信都是儿子张超模仿母亲的笔迹写给他的。在南方大学毕业后，张竞生被分配到农业厅工作。除了工作学习，便是买菜、煮饭、照料未成人的孩子。有人风趣地说：“哲学博士”成了“家庭博士”。他听了总是凄然一笑。从此以后，张竞生一直一个人过着孤独的生活。可是这位在二三十年代名震大半个中国、1949年以后也被国家按“高知”优待的学者，终归未能逃脱“文革”的噩运。他被关进了一间黑暗的小屋，没有窗户，终日不见阳光。冬天冷得像冰窟，夏天热得像蒸笼，吃的比猪食还差。但更使张竞生难以忍受的还不是生活上的艰难，而是难以煎熬的寂寞：面壁而坐，不许外出，不许同他人讲话，还要时不时受到造反派的诘问和批斗。

1970年3月到6月，张竞生在饶平榜溪区厂埔村的草屋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四个月。他每天哆哆嗦嗦地从枕头下翻来放去一本笔记，这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写下的著作《哲学系统》，也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本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1970年6月18日早晨，太阳已升起很高，周围淳朴的农民兄弟见这个小草屋还没有动静，打开门，不禁倒抽了一口气：八十二岁高龄的张竞生斜靠在床屏上，半坐半卧，手里还捧着那本没有写完的笔记。他的身体已经冰冷了。他被几位生前不曾相识的人悄悄地埋了，下葬时没有一个亲人在场。曾经是聚讼纷纭的风云人物，在此时悄悄地走完了他的一生！

五十年来千斛泪——顾颉刚的感情世界(1)

最近《顾颉刚日记》出版了，史学大师余英时先生通读所有日记，写出《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其中有个意外的发现是，大家过去都认为顾颉刚是一位谨厚宁静的恂恂君子，但从日记观之，在谨厚宁静的背后，却有着激荡以至浪漫的情感。余先生指出他对谭慕愚女士“缠绵悱恻”的爱情，前后绵延了半个世纪以上，委实动人。也因此本文根据顾颉刚先生的日记、书信，及顾潮女士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等数据，重新来审视顾颉刚先生的婚姻生活与感情世界。

谈到顾颉刚，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古史辨》。是的，顾颉刚是因《古史辨》而暴享盛名的。但当我们读他那篇长长的自序（或可说是学术自传），我们感受到的是他诚恳为学、不假快捷方式的如一态度。学者吴方就认为，即如大胆立说，发人所未发，也是其来有自，一是以案头的勤搜数据为基础（他的读书笔记有二百余册），一是有学术探讨的渊源，上接刘知几、郑樵、章学诚、姚际恒、崔东壁的遗绪，而有所发展。可以说，这与盲目地反传统不一样，他的学术活动一直是处在传统中，并对传统有所叩问和检讨。如今八十年过了，从顾先生那篇海阔天空的长序，还能读出新鲜感，并不是熬来熬去只待倾去的药渣。这使人想到，在“激进”与“保守”对立的思想史、文化史格局中，可能还有人走着另外的路，正如顾颉刚的“疑古辨伪”同样体现于求真求实的朴素情怀中。

顾颉刚，1893年5月8日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因顾家数代单传，长辈们要他早婚，因此在顾颉刚十三岁时，有一次父亲带他去茶馆吃茶，与邻桌的客人寒暄了几句，并唤他过来拜见。顾颉刚原以为这是父辈一般熟人相遇，哪知是女方家长前来相亲，就这样他与城内吴氏订婚。他虽不满这包办婚姻，但又不敢抗拒。1911年1月27日，他与吴征兰女士结婚了，那时他尚不满十八周岁。而新娘则大他四岁，是个纯粹旧式女子，两人本无感情基础，更无共同语言。但顾颉刚感其柔弱无辜，既然木已成舟，则“男女之情舍吾妇外，不应有第二人耳”，婚后他刻意培养夫妻感情，甚至还教她认字，写自己的名字。

1912年夏，顾颉刚自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毕业。次年4月，入北京大学预科，这时他的长女自朋刚出生两个月。顾颉刚因专心于课业，每年仅在寒暑假回家探望。而吴征兰体质素弱，1917年2月生次女自珍后不久，街上有大出殡者，热闹非凡，她不顾月子里的羸弱，出门观看，受了春寒，回家即患干咳。这时顾颉刚已入北京大学哲学门学习，在暑假返家，看到吴征兰夜夜咳嗽并且发热，知道是结核病，建议送她到西医处就诊。奈何家中长辈认为是平常小疾，不予理会。翌年寒假顾颉刚返家，又再催请入院治疗，仍遭家中长者拒绝。最后吴征兰只得去求仙方、服香灰。而顾颉刚在北京得知吴征兰病重后，终日心神不定，忧虑交加，终于在1918年6月中旬，因失眠日剧，无法应付学校功课，不得不提前请假回家。回家后，他看见吴征兰消瘦不堪，终日昏卧，知道她将不久于人世，乃极力主张将其送入医院，但亦被长辈斥为多此一举，于是顾颉刚日夜陪伴吴征兰五十天后，吴征兰终于在1918年8月初撒手人间。

吴征兰入殓次日，顾颉刚的父亲便和他商议续婚之事，但他因心情不好，推说等大学毕业再议。但因料理丧事，失眠症又发，加上祖母年近八十、幼女尚在襁褓之中，继母又随父亲从宦在杭州，家中无人照料，于是顾颉刚只得休学一年，居家侍奉祖母，兼养病体。他体察现实情况，实在需要一位少妇主持家事，否则自己亦无法回京复学；加上失眠症久治不愈，医生劝他觅一如意夫人，可陶冶性灵以愈病。而那时顾颉刚的好友王伯祥、叶圣陶都在苏州东南的吴县第五高等小学任教，为了帮顾颉刚从丧妻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于是他们邀顾颉刚前往游览。9月间，顾颉刚去住了一星期。王伯祥向他谈及本校毕业生殷履安，并推崇其才德；后来叶圣陶也有同样的褒奖，说她好学不倦。两位挚友的推荐，使得顾颉刚产生敬慕之心，虽未谋面，却对她不能忘怀。10月底，他向祖母说起殷氏，得到祖母应允，于是便派人去求亲。为了这门亲事，顾颉刚煞费苦心，因为长辈笃信算命，除在生辰八字上做文章外，又费尽唇舌，终才底定。1919年5月21日，顾颉刚与殷履安结婚了。

婚后，两人相亲、相知、相爱。按照当时的习俗，没有所谓的“新婚蜜月”，但顾颉刚以给自己医病为由，带着殷履安将苏州园林逐一游玩，一个多月后又一同到杭州为父亲做寿，在西湖的青山绿水间尽情徜徉。家中长者对此颇多非议，但顾颉刚却不以为意。从杭州返苏不久，夫妻同到殷家行“双归礼”，顾颉刚乘便要殷履安拿小学的课作一看，见其许多成绩均佳，更增加了几分敬重。他觉得以前所羡慕的“以伉俪而兼朋友”的乐趣，现在竟如愿以偿，真是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而殷履安素来好学，得嫁一位学人为妻，自是深感幸运，处处总要顾颉刚教她。她在家中临摹欧阳询《九成宫》碑帖，便寄去给顾颉刚看；她想看小说，也写信给顾颉刚要。而顾颉刚总是有求必应，或寄去，或请乘船人带去，而且对这些书籍做概要的介绍，便于殷履安阅读。

五十年来千斛泪——顾颉刚的感情世界(2)

除此之外，在信中顾颉刚一直劝殷履安不要迷信教师，他说：“非自修必不足以成学问，”“一个人自修得来的学问，是真学问，是永久不忘的学问，是能够应用的学问。若是秉承师教来的，便是‘口耳之学’，不真切的……同鹦鹉、留声机器有什么分别呢？”对于老师，“只当他是引导、是顾问”，“老师所说的，还要自己考虑一番”，“考虑不出的，我们还得存疑”。顾颉刚并提醒殷履安，在自修时“对待书籍亦要留心，千万不要上古人的当，被作者瞒过；须要自己放出眼光来，敢想、敢疑”，因为有了疑惑才会有推测、实验、判断，得知事物的真相，才能改良革新，“所以世界的进步，根本在人类有疑惑的天性。一个人的进步，根本在这个人有疑惑的性情”。而后来顾颉刚的《古史辨》，正是发挥这种“敢疑”的精神。

1919年9月，顾颉刚回北大复学，殷履安在家中代他尽孝道，操持家务。他们两人相思良苦，鱼雁频繁，互诉双方的生活和情感。顾颉刚庆幸自己能娶到如此贤惠的妻子，尽管结婚时间不长，然而彼此了解，对别人不说的话，唯独他们俩能相互说个畅快；尤其是在如何对待旧家庭、处理各种矛盾方面，他们相互体谅，相互安慰，相互帮助，同舟共济。顾颉刚感到他们之间已由男女之爱、夫妇之爱而达到朋友之爱。他说，每想到履安时，自己“心里的肃杀之气，都变成融融春意了”。而顾颉刚在学业忙碌中，为抑制失眠，常偷闲出门游览，虽有好友相伴，但他总遗憾殷履安不能相随。于是他便把殷履安的照片带在身上，仿佛也让殷履安分享美丽的景色。然而有一次在溪山上走得匆忙，竟将照片遗失了，顾颉刚相当懊恼，因为这是妻子刚刚寄来的近照，只亲密了四天多。后来他在信中说：“履安，我把你留在远远的青黑的西山了！你再多洗几张照片寄来吧！我要在‘书里夹着，箱里藏着，袋里帽里依旧插着，让我处处看见你，仿佛你真在这儿一般’，以慰思念之苦！”

1924年4月13日，《顾颉刚日记》提到他和潘家洵（介泉）等人和北大女生黄孝征、彭道真、刘尊一、谭慕愚等人游颐和园等地，这是顾颉刚初识谭慕愚。谭慕愚，1902年生，湖南长沙人，出身书香门第。父谭雍，“系日本留学生，清末从事革命，到四川、广东等运动起义。光复后，感党人之不义，杜门不出”。谭慕愚从小聪明好学，初小毕业后，家境困窘，失学在家。后自学高小课程，考取公费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开始接受进步思想。“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长沙积极响应，谭慕愚作为女师“乐群会”的代表，参加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并被推选为该会负责人之一。她勇敢地投入抵制日货和“驱张（敬尧）”的爱国运动中。她以学联提出的“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誓词为信念，四处奔走，多方联络，组织罢课，发动游行，成为“驻省驱张团”的健将。“驱张”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而谭慕愚也赢得同学们的敬佩，成为湖南学生界的风云人物。1923年，谭慕愚报考南京东南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及北京大学，先后被三校录取，后来她选择进入北大。她晚年回忆说：“我在预科时，顾先生（按：顾颉刚）叫我学历史。我在历史科，读了半年，后来还是转到法科去了。”

谭慕愚给顾颉刚的印象是：“予于同游诸人中，最敬爱谭女士，以其落落寡合，矫矫不群，有如幽壑绝涧中一树寒梅，使人眼目清爽。”（1924年4月29日《日记》）顾颉刚对其可说是一见钟情，在同年5月6日他给好友俞平伯的信说得更明白：“我告你一件奇事，我近年来专是过理智和意志的生活，一意奋斗，把感情竟忘却了。一二月来，介泉、缉熙常和他们的女学生同游，我也从兴。我对于女子向来不感什么趣味，但这次竟给我看到一个非常合意的女子。她性情极冷，极傲，极勇，极用功，极富于情感。她到了山中，一个人跑到很远的涧壑里，大家都嫌她落落寡合。但她不是真淡漠，她见了花的喜悦，会得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我一见了她，就起了很强的爱敬之心，不觉精神恍惚了。这很奇怪，我并不想和她成姻眷，我也不愿和她发生较深的关系，只是觉得她可爱，只是觉得我爱她的情事无法处置。我也不希望她知道我爱她，更不愿意得到她的爱。我曾同介泉、缉熙夫妇讨论这事，他们都说我的性情像她。但单是性情相近当不致如此颠倒，我也深信一定夹了性的色彩在内。然我又敢说我并没有性欲的要求，我看性欲是最可厌的一件事。因此想，在性情相感之上，性欲之下，中间有一个很美丽的境地，我正是在这境地中陶醉了。我想着这事就自己失笑，觉得我是一向用自己的意志去支配事物的，现在竟给外界的力量把我的精神支配了。我的理智对我说：‘你不要去理它，一理它，你的生活又要脱出轨道了，你的事业是无望了。’而我的感情对我说：‘你若不去理他，你的生活就干燥得像沙漠了，太不美了，你就不可算作人了；至于事业学问，本来是桎梏性灵的东西，管它怎的。’平伯，我的理智同感情分了家，叫我如何是好？……以上的话，请你不要告人。我愿意尽?的，有介泉、圣陶和你。圣陶在沪，人多口杂，我不愿意给他们称引在口头，做闲谈的数据，所以不告他了。”

而5月15日顾颉刚在回复俞平伯的信中又说：“……一个月来，我的心境不辨酸甜，不别悲欢，如睡在杨花做成的衾裯中，温柔到极度，又如被撇在一个无底的幽洞里，凄怆到极度。惜我无创作的天才，不能写将出来。但只此低回无奈之情，已够我一世的回想，已够我生活于美丽世界的骄傲。本星期日，又要和她们游三家店去了。游毕以后，当不知给我以怎样的惆怅，我所至的境界当益发凄丽了。惜兄不在，不能共享此乐，共分此愁。”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上写道：“写平伯书，详述我的爱美不求对方明了之故。虽胸膈一畅，但愈凄丽了。我苦情多，奈何奈何！”

五十年来千斛泪——顾颉刚的感情世界(3)

6月5日又有信给俞平伯，此处就不再多引了。6月21日给俞平伯的信中说：“……我的怯弱的心灵时时想道：‘从今以后不要去见她罢，只当没有这个人罢。’但情感哪里肯答应！你告我既澄‘三十不娶，不应更娶’的话，我也想道：‘我的交女友不在于十几岁时，又不在于二十几岁时，乃在出了三十之后，实在不应该了。’但既经交了，要划绝情缘可是做不到了。说也可笑，我以前三十年竟不曾懂得什么叫做闲愁，而不期这人生的秘密竟于今年闯进去了。这真使我手足无措，不知怎样才好。我自知，我是决不会做出鲁莽的事情，为有归宿的情爱的，但长此怅惘凄迷，流连哀婉下去，不知要把我的性格变到怎样？这一段无奈之情，现在似乎已到了最高度，将来日子延长下去，要不要再伸张开来，把我的情感如吹小气球一般地爆裂了？大约从前人所说的‘肠断’，即是感情的爆裂。如果我终不免到此境界的，那么，我还是死心塌地地‘安排肠断’罢……匆匆把胸中一吐，乞兄秘之。”当天日记上他写道：“写平伯信。予与介泉言，如予者无资格入情场，而此心终不能自已，缠绵悱恻，殆不可堪，思之良愧！自游颐和园至今日，才六十九日耳，乃觉有半年之久，时间之主观如此。”

7月2日，顾颉刚又给俞平伯一信，这里也不再多引了。总之，这五封信大都是和感情有关，而且比较私密的。据顾颉刚的弟子王熙华教授说，1924年顾颉刚曾抄存这五封信，钉成一册，题为《与平伯书》。其中5月15日的那封信，后来（1925年）俞平伯曾把它发表在《我们的六月》一书上，但有删节。（顾颉刚在1925年7月22日的日记中说：“平伯以去年5月中所寄书在《我们》上发表，此甚非我意。万一给慕愚知道了，岂不难堪。”）其余的俞平伯就遵照顾颉刚的意思而“秘之”了，直到六十六年后，王熙华教授才将这五封信发表于1990年的《新文学史料》第四期上。但因当时《顾颉刚日记》尚未出版，一般研究者无从得知谭慕愚的名字事迹，及此恋情日后五十年的发展，因此这段情事也就被轻轻地放过了。

顾颉刚与谭慕愚的交往情形，他是写信告知远在苏州的殷履安的。我们看1924年8月9日的日记云：“今日写履安信，将数月来对于谭女士爱好之情尽量写出。予自问此心甚坦白，且亦无所谓得失，履安为我最亲之人，不应不直言，故索性畅快一吐，使胸中一爽。如履安览信后不感痛苦，则更大慰矣。”9月18日，顾颉刚把殷履安接到北京，结束了五年两地相思之苦。这时他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任职，又兼孔德学校教员，薪水刚刚够养家。然而学校常常欠薪，加上顾颉刚又喜买书，致使用度吃紧，生活相当清苦。幸有殷履安勤俭持家，顾颉刚不再为家务分心，工作又有了好帮手。殷履安替他抄写、整理书稿；又为防他失眠，每夜必替他捶背摩腿，直至顾颉刚入睡。殷履安因患盆腔结核，无法生育，顾颉刚一点都不怨她，反认为免受养育幼童之累，岂不是好事？殷履安则将顾颉刚前妻之二女，视如己出，母女间慈孝之情超越了寻常家庭。钱穆在《师友杂忆》这样描述道：“其家如市，来谒者不绝。余初见其夫人及其二女，长女幼年得病而哑，其夫人乃续娶未育，有贤德。宾客纷至，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讷讷如不能吐一词……然待人情厚，宾至如归，常留客与家人同餐。其夫人奉茶烟，奉酒肴，若有其人，若可无其人。然苟无其人，则绝不可有此场面。盖在大场面中，其德谦和乃至若无其人也。余见之前后十余年，率如此。”也因为殷履安以贤德著称，所以虽缺乏才情，但顾颉刚不能有负于她。这也是他给俞平伯信中所说的，对于新欢他“并不想和她成姻眷”，“也不愿和她发生较深的关系”的原因。

1924年10月26日，《顾颉刚日记》说：“今日犹得集颐和园游侣于一堂，此乐几疑非真矣。自4月中与诸女士相识，至于6月，往还频繁，若一家人。自6月至今，四个月许，踪迹渐疏，谭、黄、谢诸女士均有不来之兆。每追思良会，辄怃然不乐。予尝谓介泉及履安曰：‘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这是事实。天下的好筵席不要散，这是我的愿望。事实与愿望必相违，我生其终陷于悲恨中矣。’”

1925年4月19日，日记云：“5点半起身，7点出门，到缉熙处，则同游诸人已尽在矣。谭女士亦在，尤出望外。7点3刻上电车，到西直门。雇车，12点到黑龙潭。在池边进食，看西洋人洗浴。1点1刻出，2点1刻到温泉。洗浴。4点上车归，至8点抵西直门，乘电车归。进夜餐后即眠。今日午前骄阳如焚，午后轻阴细雨，大有秋意，颇足盖景色之平庸。归途屡逢大雨，黑暗中在海淀道中走，尤别饶趣味。不见谭女士已近三月，今日相见，喜出望外。予负水壶，承其好意，为予代负，乃归途于青龙桥畔因皮带松脱而扑碎。彼必欲赔偿，使予心甚为不安。”而这次同游诸人中，还有殷履安。

同年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罢工、罢课。此时的谭慕愚同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学生组织“救国十人团”，到东交民巷向英国使馆示威，并鼓动英使馆工人罢工。顾颉刚在6月7日的日记上说：“《晨报》载3日游行队至东交民巷时，前队（北大）迟至不进，有女士二人径前夺旗，曰：‘时已至此，还怕死吗！’大队遂随之而进。至栅门，门紧闭，乃高呼而返。彭女士言谭女士当游行至东交民巷时极激昂，《晨报》所言，或即是她。11日，谭女士来，询之，谓即彼一人。”

而1926年“三&#8226;一八”惨案，在北京段祺瑞政府镇压爱国学生的暴行中，我们也赫然见到谭慕愚的身影。当刘和珍、杨德群、张静淑等人中弹倒于血泊时，谭慕愚救出负伤流血的张静淑，并送到医院。她在鲁迅称之为“不但在禽兽中未见，便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惨案中，表现出大无畏的勇猛精神。而这也是顾颉刚对她极为倾倒之处。

同年6月12日，日记上说：“慕愚来，谓不久将到四川重庆任女子师范课，即在那边整理党务，须作一年别。”6月18日又云：“慕愚来书，谓此别不知何时相见，此语甚使我怅惘。因作函勉慰之。然自心之伤悲亦已甚矣。”自此谭慕愚离开北京大学，踏入社会工作，顾、谭两人长南北相隔，两地相思。

1927年6月13日，日记上说：“重庆人民因英舰炮击南京开会，漆树芬为主席，为军阀所枪毙，女学生惨死者甚众。未知摹愚已离川否？如未离川，不知加入此次开会否？如加入此次开会，不知性命无危险否？道阻且长，我劳如何！耿耿此心，如何可已？悲哉愁哉！不知此后尚有见面之一日否？倘彼万一不幸，我生尚有何乐趣！言念及此，心酸涕下矣。”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五十年来千斛泪——顾颉刚的感情世界(4)

1928年6月20日，顾颉刚在日记上说：“今日下午11时，慕愚为南京公安局所捕，以她在女子第一中学中立迫社，提倡国家主义，诋毁国民党，为市党部政治训育部检举，交公安局逮捕，并谓无论何人不得保出，将以反革命治罪。”日记后来又补记：“7月2日，见此新闻于《中央日报》，意甚怜之。嗟乎，慕愚一腔热血，不幸为曾琦所用，作此无病呻吟，致陷刑狱，有野心之人以他人为牺牲，真可恨也！”之后，顾颉刚则展开一连串的营救行动，我们看他在日记上说：“予在广州，暑假中得高君珊女士信，悉健常（按：谭慕愚）在大学院做科员，不幸以党案被捕入狱，嘱予营救，予因致长信与蔡孑民、戴季陶先生，并发电，请其营救。与健常一函，托君珊转交，彼得此大哭，来书有‘最知我者唯先生’之语。出狱后，东渡日本，学于东京高等女子师范（是年未见面）。”

而1929年8月16日，顾、谭两人在苏州偶然见面，那是三年前北京一别的再度重逢，顾颉刚在日记上这么写着：“谭女士之狱，去年以江苏特别法庭取消，未了结。今移归江苏高等法院办理，传其到庭，遂由日本归国。患胃病，在上海医院割治，尚未瘥，今日扶病到苏。欲访我地址，不得。适与适之先生同寓苏州饭站，遂相晤见。三年渴思，忽于今日无意中遇之，真使我喜而不寐矣。渠今颇有意研究满蒙问题，欲在日本搜集材料，到北平研究之。以彼之才性学力，由政治生涯转向学术之途，必可有大成就，唯祝其身体强健耳。”

一年半后，也就是1931年，谭慕愚已回到南京的内政部工作，并已改名为谭惕吾。1月9日顾颉刚到南京访谭惕吾，久别重逢，他写下如下的诗句：“一天风雪冷难支，为约伊人不改期。我愿见时便恸绝，胜留余命更生离。”而在第二天两人见面了，顾颉刚有如下的描述：“不见慕愚，一年半矣。情思郁结，日益以深。今日相见，自惴将不止陨涕，直当晕厥。乃觌面之下，尘心尽涤，唯留敬念。其丰仪严整，消人鄙吝可知。今日天寒，南方诧为数十年所未有。彼为我买炭，手拨炉灰，竟六小时，我二人在一室中未曾移席。呜呼，发乎情，止乎礼，如我二人者殆造其极矣。”1月24日，日记又写道：“予与慕愚一段情怀，从未道破，近日颇有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今晨醒来，天尚未明，思欲作书致之，以极简单之词约之曰：‘我二人相逢已晚，无可奈何。然此世俗之常情，万流所共趋。以吾辈个性之强，自当超出恒蹊，别求慰藉。’终虑搅乱其心，不敢书也。”

爱慕之情，不敢明说，于是顾颉刚换了个方式。我们看他在2月4日的日记上写道：“久欲写慕愚信，今日忍不住了。信中劝其向世界史及中国国民生活两方面着力，将来好与我共作一部中国通史，我任上古至清，她任鸦片战争以后至现在。要是这个工作真能作成，我二人精神之结合将历千古而长存，不胜于百年之伉俪乎！只要她能答应，我的不安静的心就可安静了。”于是他给谭惕吾写了一封二千余言的长信，很快他收到对方善意的回音，顾颉刚在2月17日的日记上说：“得慕愚书，承受我的要求，自接信日起，每日抽出三四小时读书，并作笔记，先从满蒙、新疆、西藏等问题做起。俟见解成熟，再作论文以锻炼发表能力。为之大慰。只要她的学问有成就，我的生命也就有意义了。”

而1933年秋，谭惕吾跟随内政部长黄绍竑亲赴绥远考察，回来后写成《内蒙之今昔》一书。黄绍竑在该书的序言上说：“（谭惕吾）近年服务内政部，尤喜研究边政。去岁随同入蒙，任文书及搜集调查之责，以其平日蕴蓄之富，故于所得各种资料，类能运用历史及科学方法，分析整理，大有助于问题之认识与解决。归而著此《内蒙之今昔》一书，都十余万言，于蒙古之历史地理及此次内蒙自治运动之经过，莫不加以委曲详尽之叙述，不仅可供政府处理蒙事之采择，抑且可备国人边事之参考。”而谭惕吾将之归功于“同学夏涛声之襄助，及吾师顾颉刚、杨秩彝两先生之校订。”诚然，就《顾颉刚日记》观之，谭、夏、顾三人当时为此书同在杭州西湖工作一个月，也留下了不少西湖唱和的诗句。顾颉刚有诗曰：“制就长篇十万言，要从笔底固边藩。几回写到伤心处，仿佛遥闻啼峡猿。”即是咏此事的。谭惕吾对边疆问题的兴趣，甚至影响到顾颉刚的研究方向，他自己就说过受到谭惕吾的感动，“遂有研究边疆问题之志”。

当然谭惕吾对顾颉刚的影响还不仅此，余英时先生就说：“为了代谭慕愚取得证明书，他不惜改变初衷，进入北大这块‘是非之场’。胡适和傅斯年大概万万想不到，他最后答应来北大历史系兼任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吧。”是什么动机？请看他1931年5月9日的日记：“张西山君转到健常信，悉健常已到内政部逾半年，例须由铨叙部审查资格，而渠已改名，恐北大预科毕业证书无效，嘱我向蒋、胡二先生言之。然我以耽游览，来济（南）已逾期，审查期亦已过，怅甚。即写梦麟先生信，答应下学年在北大兼课事，请其即速证明健常资格。”以非其本愿地到北大兼课，来换取开立谭惕吾的学历证明，顾颉刚真是为“爱”牺牲了。

1936年，顾、谭两人同在南京工作，顾颉刚要找谭惕吾当其副手协助他做研究，当他征求殷履安的意见，殷却不赞成。7月8日日记写着：“中央工作，予欲健常助予为之，以其人有才干，有宗旨，且热心，在予友中无第二人也。告之履安，渠不赞成。在其立场上想自当如此，但我敢作誓言于此，予决不负履安，否则十三年之苦痛，忍住了有什么结果。但若因此而加重健常之苦痛，则将怎么办？噫，异性交情，其难如此！”8月8日，顾颉刚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给谭惕吾，诗曰：“白门重聚首，悲喜俱难量。试看一腔血，顿成两鬓霜。此心但有托，便老亦何伤。敢以身为炬，与君共耀光。”

1938年春，谭惕吾跟随内政部迁到重庆，9月，顾颉刚也到重庆，两人时常见面。顾颉刚说：“中秋日宴予于其家。其妹婚后，拟同游北碚而未果。10月，予至滇，渠至航空站送别。”1940年秋，“健常到成都视察，予访之于四川旅行社，彼亦访予于边疆服务部。宴之于大三元，适逢敌机轰炸，进食已下午3时矣。晚，看齐大学生作羌民歌舞。”1941年夏天，顾颉刚到重庆，在青木关开会完毕，就去陈家桥见谭惕吾。是年秋天，顾颉刚再到重庆，谭惕吾则到“三民主义丛书编纂会”见他。

五十年来千斛泪——顾颉刚的感情世界(5)

1943年5月30日，顾颉刚在日记写道：“2时半，履安气渐促，至2时50分去世……履安与予结褵整整二十四年，今日永隔幽冥，忍之痛绝。”其实早在四年前，殷履安将顾颉刚父亲的丧事料理完后，由苏州抵成都时，身体已大大受损。顾颉刚说：“渠夙有胃疾，兹于短期中两涉长途，舟风浪摧伤其脏腑，憔悴至无人形，下站时几不相识。”（《西北考察日记》）以后虽有所恢复，但元气已伤。又患恶性疟疾，高烧与吐泻并作，终告不治。殷履安之逝，顾颉刚自是痛不欲生，他在7月27日的日记这么写着：“征兰之殁，予仅哭两次，一气绝，一入殓耳。独至履安，则一思念辄泪下，今日又哭出。她对我实在太忠心了，教我如何不想她！今日与伯稼谈履安事，又出涕，看《浮生六记》中《记逝》一章，又泣不可抑。噫，我心真碎矣。”8月1日日记又说：“心绪既坏，身体又劣，生不如死！自珍（按：顾颉刚之次女）谓从未见予如此颓废。忆祖母死后虽有家庭之变，而有履安相辅，精神上尚不大难堪。今履安死，则‘臣无以为质矣’。有生以来，从未有如此之伤心者也。”

而对于殷履安，顾颉刚更有着一份感佩之情，那是在1932年3月29日给殷履安的信中说：“我最感激你的，是你没有虚荣心，不教我入政界。前数年，国民革命初成时，我的师友们何等得意，那时我要得一官容易得很。假使你存此势利之见，要你的夫婿登上政治舞台以为自己的光宠，朝晚在闺房中强聒，我也未必不会心头一软，滑到了那边去。可是你始终无一言及此，使得我还能独善其身，专心学问。这件事看似平常，其实正不容易。我们两人，至少在这‘淡泊’上面是有共鸣的心弦了！因此，使我感到，我将来的学问事业如能成功，由于我的努力者一半，而由于你的辅助者亦一半。”

由于殷履安的逝世，使得顾颉刚求婚于谭惕吾。而因为谭惕吾将有远行，使得顾颉刚在新丧不久，就有“再婚”之举。6月15日，他开始写长信给谭惕吾，这封信共十页，约九千四百字，写了六天。顾颉刚说：“予与健常钟情二十载，徒以履安在，自谨于礼义，此心之苦非他人所喻。今履安殁矣，此一副心肠自可揭晓，因作长函寄之，不知被览我书，将有若何表示也。（此事本当少迟，以彼将有远行，不得不速）”26日他收到谭惕吾的回信，十分意外，他在日记上说：“今日上午10时得健常信，态度甚冷，使我几晕。彼如何如此忍心？无意耶？弄狡狯耶？在柏溪时，折纸作两阄，一书谭，一书他姓，置于掌，祝而摇之，三次皆得谭。今夜复作两阄，一书成，一书不成，则三次皆得成。果尔，则健常此函特试我耳。”二十年的感情，得此结果，终教他难以相信。于是27日日记又说：“晨3时半醒，想健常事，意不能自遏，天明即起写信。看今明两书达到后，彼将作何答复。”到了30日他们两人终于见面了，日记上这么说：“健常来，同到金刚吃茶、饭。谈一小时。午间健常之来出予意外，渠云，为我想，须有子。为彼想，彼是一活动之人，不能管理家务。把她心中问题直接说出，反使予放心。予必设法，使彼此间相成而不相妨。”但谭惕吾还是拒绝了顾颉刚的求婚。后来王熙华教授在文章中亦说“抗战中，顾颉刚的妻子殷履安病逝后，他曾向她求过婚，她以自己已不能生育而拒绝了。顾颉刚只得另行续娶，但他毕生爱着这位女子，至死不渝。”作家叶永烈在《反右派始末》书中谈到谭惕吾说：“1933年黄绍竑赴内蒙古巡视时，调她作为随员，从此她与黄绍竑有了密切的关系，以至成为黄绍竑的‘感情的俘虏’。”谭惕吾前后追随黄绍竑二十年，叶永烈还认为谭惕吾之于黄绍竑，就如同浦熙修之于罗隆基，因此谭的拒绝顾的求婚，或许与此有关。

同年10月13日，顾颉刚接受友人萧一山、罗根泽的介绍，开始和张静秋女士交游了。张静秋，江苏铜山人，1933年自北平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即与三位志同道合的同乡女友，回徐州创办立达女中。“七七事变”后学校停办，她随家人逃难至广西桂林，任桂林女中教员，1940年转至重庆等地教书，是时任职于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张静秋笃信教育救国，一心在工作上，因此年届三十五岁尚未结婚。1944年4月4日，顾颉刚与张静秋订婚，同年7月1日在北碚结婚。因考虑当时公务人员生活太苦，不举行婚礼，不发请帖，亦不印谢柬，只招待一些极熟的朋友，在蓉香饭店请了客。这是顾颉刚的第三次婚姻。 据叶永烈书中说，1945年，谭惕吾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站到中共的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1949年1月，黄绍竑出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团员。当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之后，黄绍竑出走香港，公开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当黄绍竑在香港时，谭惕吾帮助中共华南局和黄绍竑暗中接头，后来促使黄绍竑从香港前往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使黄绍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战友。

1954年以后，顾、谭虽仍有见面，但一属于“中国民主促进会”，一属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两人开会时分别在政协与人大。1955年1月1日，顾颉刚在日记上说：“到惕吾处，长谈，留饭。今午同席：曾萍、王伟、黄镜吾、谭家昆及其子女（以上客）。谭惕吾及其子利民、女静（以上主）。惕吾之母已于去年在京逝世。其子女二人则所抚孤儿也。”谭惕吾终身未结婚，其子女乃是抚养的。

五十年来千斛泪——顾颉刚的感情世界(6)

1957年“反右”运动发生后，顾颉刚在6月29日的日记上说：“报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女生林希翎（亦名程海果）大发反社会主义谬论，渠曾住谭惕吾家，与黄绍竑亦有往还。予前览报，觉民盟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有组织，有阴谋，而民革若龙云、黄绍竑、陈铭枢、谭惕吾等不过说话随便，似不当同等看待。今观人大揭发，殆不其然。论世知人，戛戛乎难哉！”

在“反右”运动中，谭惕吾和黄绍竑均为民革成员，但在民革同受批判。民革副主席熊克武，曾以《谭惕吾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为题，于1957年12月14日在民革中央举行的“揭露批判右派分子谭惕吾反动言行大会”上发言，进行批判，其中说道：“谭惕吾与右派分子黄绍竑，一向在政治上紧密勾结，在这次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中，更是狼狈为奸，此唱彼合。关于这方面的事实，谭惕吾迄今还未彻底交代。谭惕吾与大右派学生林希翎，早在今年3月间就勾结在一起，攻击人民司法。‘鸣放’期间，谭惕吾还勾结‘章罗联盟’的骨干分子范朴斋、社会主义学院右派分子唐现之等人，企图互相策应向党进攻。由于人民群众及时展开‘反右’斗争，其阴谋诡计始未得逞。”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接着批判了谭惕吾的“顽固态度”，他说：“可是直到今天，右派分子谭惕吾还是不肯交代自己严重的政治罪行，更没有真诚悔过自新的表示。”另外楚溪春、钱昌照、陆天的联合发言，更历数谭惕吾“争名争利的丑行”。批判之声，铺天盖地而来，民革中央整风办公室在1958年1月，甚至还编印有《揭露批判右派分子谭惕吾反动言行大会发言汇辑》的册子。

1958年4月底的《顾颉刚日记》云：“本月18日到社会主义学院参观大字报，诸大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陈铭枢、李健生、黄绍竑、储安平、费孝通、钱端升、浦熙修、陈铭德、邓季惺、叶恭绰咸有，独不见龙云、章乃器、谭惕吾三人，盖彼辈不肯学习也。与伯昕谈，我辈要否去劝一劝。渠云不必，统战部曾召极右派分子开会劝导，谭惕吾发言仍强硬不服罪。毛主席说，让他们待着看罢。闻之殊为忧虑，今日何日，乃犹作死硬派耶！龙云年老不必说，章乃器、谭惕吾年均五十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可作为，乃将以死硬派终耶？”对于这段描述，余英时先生不无感慨地说：“顾先生想去劝她，可见关怀之情不减往昔。但是他们两人此时的思想距离，相去已甚远。谭负隅顽抗之际正值顾‘向党交心’之时。”确实顾颉刚在1958年4月16日的日记上说：“今日予向同人挑战，不但比数量，而且比深比透，成一积极分子矣。归后为静秋言之，渠喜而不寐。”

1971年8月3日，当时还在“文革”其间，《顾颉刚日记》这么记载：“予打电话与健常，未通，岂真有憾于我耶，抑他迁耶？今生尚得相见耶？思之怅然。”1978年9月6日，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顾颉刚，重翻五十四年前的日记，当他看到1924年他和谭慕愚初相识并大伙同游颐和园的情景时，往事历历，如在眼前。他“不觉悲怀之突发也。因题诗于上，以志一生之痛”。诗曰：“无端相遇碧湖湄，柳拂长廊疑梦迷。五十年来千斛泪，可怜隔巷即天涯。”因为当时谭的“右派”帽子未摘，两人虽同住北京，但却咫尺天涯，终不得相见。尽管如此，顾颉刚对谭惕吾依然关心着，我们看1979年2月24日日记说：“今日报载人大常委会中设立法制委员会，费孝通、谭惕吾皆在，知1957年之冤狱一洗而空矣。为之喜慰。”而在一年多后，1980年12月21日，顾颉刚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享年八十七岁。

王熙华教授在1990年发表的文章上说，顾先生毕生爱着这位女子，“此事，他续娶的夫人知道，他的子女也知道，并和她有着友好的往来关系。因为，她尚健在，这里就暂隐其姓名了”。而在顾颉刚百岁诞辰时，当时已九十一高龄的谭惕吾也赶来参加纪念会，还做了《顾先生的惊人记忆力》的简短发言，她说：“顾先生是我的老师。顾先生搞历史研究，他的记忆力也是惊人的。有一次我同顾先生一起去看胡适之先生，胡先生问他一个历史事件，是在《二十四史》哪一册里面？他就走到胡先生的书柜前，从‘二十四史’中拿出一本，不仅翻出页数并且指出行数给胡先生看。我一看，觉得顾先生了不起，一部‘二十四史’中，一个历史事件在其中何卷、何页、何行都可以找出来，这是很罕见的。顾先生研究历史，不是迷信历史，还要考证，辨别真伪，就是‘古史辨’嘛，是很了不起的，也是研究历史者所难能可贵的。我对顾先生十分钦佩，今天是顾先生百年诞辰，特赶来纪念。”

再四年，1997年，谭惕吾故去，享年九十五岁。

附注：本文顾颉刚先生的图片采自顾潮女士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及王学典、孙延杰著《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谨致谢忱。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1)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顾颉刚日记》读后

日记是最原生的史料，它的价值高过于回忆录，因为虽然同为出自当事人的手笔，但前者是当天记录的文字，后者是经过多少年后的回忆记痕，经常会有种种的失误。除此之外，日记因为是记给自己看的，所以就更“真实”了。正如周作人所说的：“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的东西，因此比别的文章更鲜明地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更真实更天然的了。”

《顾颉刚日记》起于1913年，终于1980年，其间经历六十余年，字数达六百万余言，可谓他一生的实录。他也写得很用心，他说：“我记日记之初，本没有很多话。不料一经下笔，论议就滚滚而来，不能自休。一天的日记，辄费半天的功夫，写去八九页的格纸，把我做事光阴便消耗多了。”（1919年1月15日日记）也就由于他认真的态度，他的整部日记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从最早的《檀痕日记》，它可说顾颉刚早期看旧戏的心得报告，从这些看戏的经验中，后来他悟出一个道理：“知道故事是会得变迁的，从史书到小说已不知改动了多少（例如诸葛亮不斩马谡，而小说中有挥泪斩马谡的事；杨继业绝食而死，而小说中有撞死‘李陵碑’的事），从小说到戏剧，又不知改动了多少，甲种戏与乙种戏，同样写一件故事，也不知道有多少点的不同。”（《古史辨自序》）他这些观点后来成为他“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说的诱因。

1918年8月，顾颉刚丧妻，后经好友王伯祥、叶圣陶之介，认识殷履安。后来他向祖母说起殷氏，得到祖母应允，于是便派人去求亲。为了这门亲事，顾颉刚煞费苦心，因为长辈笃信算命，除在生辰八字上做文章外，又费尽唇舌，终才底定。在日记上留有非常详尽的批命格、合婚、送礼等细节，这些都是研究民俗极宝贵的一手资料。另外在1923年1月、2月、3月的最后一天的日记里，顾颉刚详细地纪录了当月生活的账目，因此我们得知当时他的月薪才只有百元，他1月份收到《小说月报》的稿费三十元，2月份收到《诗经》论文稿费五十一元，《后期小学国语教科》特酬六十元，这些稿费对他来说无疑是很重要的收入。我们同时也知道当时的物价指数，例如热水瓶三元、皮鞋五元二角六分、《东方杂志》全年三元六角、明本《左传》一元，等等。而到了1924年12月31日的日记，他更增列一年来所作文章，约九万字。次年年底的日记，更增列一年来所编的书、所办的事，除此而外还附有一长串的友人通讯簿，因此我们得知徐志摩曾住在“兵部洼中街39号”，陈衡哲是住在“都城隍庙街8号”，等等，都是极富史料价值的。

1924年4月间，顾颉刚认识北大学生谭慕愚，开启一段“师生”的婚外恋情，长达半个世纪，其间曲折起伏，波澜壮阔。但在这之前因日记尚未发表，所以知道内情的人并不多。笔者在《五十年来千斛泪——顾颉刚的感情世界》一文已详述，其中相当多的资料来自其日记及书信。

顾颉刚长久有失眠之苦，但大家想都想不到的是音乐家江文也曾为他作过按摩之术。1954年11月12日日记云：“按摩之术，予所未经。此次因文怀沙之介，邀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江文也来施手术，自首至踵，捏得甚痛，欲使神经恢复正常也。别人经此手术即便睡去，而予不然，知此病之深矣。”江文也因留日，所习得的应该是日本的“马杀鸡”（massage）之类的按摩。

《顾颉刚日记》有别于其他的日记，在于顾氏在晚年重看日记后，常常在该天的空白处，再补记对某事的看法或感想。如此一来，前后数十年的不同观点并存于该日记中。而这后来的观点有的是补充说明当时的看法的；而有的却是经政治的扭曲，而做的违心之言。这是读该日记所不能不辨者，仅就其中几件较为重大的事件，举例说明之。

顾颉刚与鲁迅交恶，在1927年3月1日的日记上他说：“鲁迅对于我排挤如此，推其原因，约有数端：一、揭出《小说史略》之抄袭盐谷氏书。二、我为适之先生之学生。三、与他同为厦大研究教授，以后辈与前辈抗行。四、我不说空话，他无可攻击，且相形之下，他以空话提倡科学者自然见绌。”

但到了1973年7月11日，他又在日记上补上了洋洋洒洒的三千余言来解说，他说：“倘我不在此册空页上揭露，后人必将无从探索，故勉强于垂尽之年略作系统之叙述，知我罪我，听之于人，予唯自誓不说亦谎话而已。”可惜的是他当年诬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一事，始终没有认错，甚至提都不提。我们从日记得知当年是他把这错误的消息告诉陈西滢，陈西滢也不察就把它公布报上，造成鲁迅的痛骂陈西滢。据推论，鲁迅当时可能不知谣言的制造者是顾颉刚，否则以鲁迅的脾气绝对不会放过顾颉刚的。后来顾颉刚的女儿顾潮教授仍认为“为了这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恐是不确的。因为他们两人刚到厦门大学时，还“同室办公，同桌进餐”。而鲁迅还“函日本友人，嘱将内阁书库所藏明本之序文抄出”，热心地为顾颉刚找数据，假使在这之前鲁迅就得知陈西滢之说是顾颉刚造的谣，则断无此举。因此结怨是在这以后的事，而另有原因的。

顾颉刚与胡适的“始善终隙”，有其原因。他们的分合，虽说最后有政治观点的分歧，但主要还在于两人思想观点的转变，有以致之。胡适已从疑古而到重建，而顾颉刚仍旧在疑古，最终两人的思想可说是已“迥然有别”了。而两人的关系也从“风义师友”，到“由亲转疏”了。其间的各自转变，是有脉络可寻的。因此“由合终分”，这已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了！但最终闹到不念师生之情，大肆批判，则是政治的扭曲，而做了许多违心之论。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2)

1951年12月2日，顾颉刚以上海学院教授的身份，至上海《大公报》馆，参加王芸生主持的“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与会的有沈尹默、周谷城、蔡尚思、吴泽、张孟闻、刘咸。顾颉刚在当天日记里写道：“今日会上，和胡适有直接关系者只我一人。此会当是北京方面命开者，而我则为其提名，不容不到，故连日有电话来催迫。”6日，顾颉刚将当天发言记录稿改写，题为《从我自己看胡适》，刊登于12月16日上海《大公报》。在该文，顾颉刚先谈到他和胡适的学问关系，在“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一节，顾颉刚提到他的《周易卦爻中的故事》和《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被胡适反驳，他引用钱玄同的话，认为胡适的思想倒退。在“为批判胡适而联系自己”一节，顾颉刚说：“……这二十年来，我陆续发现了胡适的种种毛病，交谊也由枯萎而死亡，但为了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所限，不肯对人说。现在觉悟到应该严格分清敌我，所以我确认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唯有彻底清除他散播的毒素，才尽了我们的职责。”这是顾颉刚正式与胡适划清界限的宣言。

1954年12月，顾颉刚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在24日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深刻地检查了他在1949年前与胡适之间的关系。为此，他从18日起就开始写发言稿，并征求辛树帜、李平心、吴晗、侯外庐、尹达等十人之意见，历经七天而后定稿。在这篇长达三千字的发言稿中，他说：“我在故纸堆里摸索多年，知道宋代学者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清代学者有精密的考据功夫，心想如果能把这两种好处合而为一，整理工作必可做好，就用全力去追求之。以后又接受了胡适的治学方法，‘第一个起来拥护他’。自1921年讨论《红楼梦》，至1926年出版《古史辨》第一册止，这期间‘我的研究工作大体上是跟着他走的’。”“解放以前的三十年中，胡适所以能在反动政权的范围内，以文化界领袖自居……我是在一定程度上，替他造成他的虚名和声势的一个人。这就是我对学术界和全国人民，最抱疚的事情！”这话虽有责备求全、过甚其词之嫌，但也能反映出顾颉刚与胡适，有一段颇长的亲密关系。接着他说：“至于我的学问的实质和基本方法，原是宋人和清人给我的……到底是在祖国的长期文化里的自生自长的……至于我想把经学变化为古史学，给我最有力的启发的是钱玄同先生，同胡适绝不相干，胡适还常常用了封建思想给我们反驳呢？”又指斥胡适“贩卖空疏的、反动的实用主义”，“大吹大擂”，“卖空买空”，“拿章炳麟、王国维的著作来比较，他实在差得很远”。这话不仅刻意地再度与胡适划清界限，还拉高了批判的嗓门。因此据他12月26日日记记载，24日他发言完毕，周恩来即告诉他“发言甚好，很清楚”。26日当天，顾颉刚见毛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彭真市长，“亦均谓予发言好，与周炳琳（枚孙）二人为最佳。这是我想不到的成功”。言下之意，颇有点沾沾自喜的况味。

1955年3月5日，中科院召开“胡适历史观点批判第一次讨论会”。由尹达主持，顾颉刚发言了一个小时。他在当天日日记中说：“近来批判胡适历史学、考据学的文字中，常常牵到我和《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会上说个明白。”为此，他在几天前就准备了题为《考据学的反封建性》（但未写完）的发言稿，在稿中他说：“考据学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学问，它以求真为目的，以古代文献（可能时也加上实物）为数据，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逻辑为方法。严格说来，它在中国学术史上有九百年的历史。从它的萌芽期说来，则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在科学知识未传入中国以前，考据学比较中国原有的理学、文学、政治学等，是最实事求是的学问。它提出了许多问题，也解决了许多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的科学。”顾颉刚本意是要为考据学说句公道话，他认为考据学是反封建的。奈何与会者闻之大哗，他们群起而攻之，认为考据学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顾颉刚反驳道，那是封建统治者为了私图，或改古文、或易本义，而考据学之目的正在求真。但顾颉刚终究无法折服众人，因为这已不是学术上的讨论了，而是政治上的洗脑。所以，他不得不在会后作出检讨书，自认错误有二：“其一，评胡适的演变方法无毒素；其二，谓予与胡适分路后即不受其影响。”（见1955年3月15日日记）但事情仍没那么容易善了，到了3月26日，在统战部的批判会上，顾颉刚接受尖锐激烈的批判。

学者王汎森在谈到在批判“胡适集团”的风潮时，指出顾颉刚曾经是那样避忌谈到自己曾受胡适的影响，他举例说：“根据梁从诫的《胡适不是研究历史而是在歪曲历史》（《历史研究》1955年第三期，第五十页）一文的说法，顾颉刚在一次开会谈到自己和古史辨派的时候，只谈到某些个人如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对他的影响，并竭力否认胡适对他的影响。此事在李锦全《批判古史辨派的疑古论》（《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四期，第七十六页）中亦被提出强调。”直到1970年代，我们看到顾颉刚在日记上补写了一段话：“?此段文字，知我那时引为学术上之导师的，是王国维，不是胡适，而数十年来，人多诋我为‘胡适门徒’，则以《胡适文存》销行之广，绝非《观堂集林》可比也。胡适利用我能为彼搜集数据，以此捧我，又给我以生活费，使我甘心为他使用，与朱家骅之百般接近我，以金钱为饵，同为政治手段。此种手段，只能买我一时，绝不能买我永久。至于我之心仪王国维，则是我一生的不变看法。我之成绩不及彼，则是时代动荡所构成，非……”这些完全是违心之论，读者不可不辨。

可见，在当时的政治风潮中，不划清与胡适的关系，或不对胡适思想批判的话，只有让别人来批判你了。我们对此情况，必须有“同情的了解”。顾潮后来指出，“尽管这场‘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对学术界传统的研究方法、学术思想和思维方式（也即‘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作了摧毁性的批判’，但其‘旨在改变时代的风气’（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夹起尾巴改造自己而已，故父亲也就得以过关。”

顾颉刚在1973年6月30日重看他五十年前的日记，写下了这段话：“此册为我三十岁日记，在我夫妇的多病的身体条件下，在我家庭矛盾的高度发展下，在社会各界的多方拉拢下，在迁家运书的不安定生活下，我的考辨古史的体系竟得在这时建立起来，为我一生学术工作打好基础，真是千难万难的事，览此骇痛。此值得保存的一册，后人幸勿轻弃，是所望也。”顾颉刚对他的日记是十分看重的，确实从这半个多世纪的生活实录，我们除了看到一位谨厚宁静的恂恂学者，为了学术奋斗不息的身影，也看到了时代风云诡谲、翻天覆地的面影。《顾颉刚日记》为我们留下了太多宝贵的数据，最后用他的话说：“后人幸勿轻弃，是所望也。”

1927—1928年，陈西滢、凌叔华合影(图)

凌叔华(图)

梁思成、林徽因新婚留影(图)

林徽因(图)

罗家伦(图)

张幼仪(图)

《我们的六月》《我们的七月》书影(图)

20年代的周作人(图)

1958年，陈西滢于伦敦寓所留影(图)

“人言可畏”的遗书手稿(图)

鲁迅的《论“人言可畏”》手稿(图)

凌叔华与林徽因的“夺宝记”(1)

重审爱情的潘多拉——凌叔华与林徽因的“夺宝记”

1931年11月20日的《北平晨报》报道中说：“19日午后2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三十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全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邮件被焚后，邮票灰仿佛可见，惨状不忍睹。遇难司机为王冠一、梁璧堂，乘客为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之友……”

报道中殉难的乘客就是诗人徐志摩。英年早逝的徐志摩，他留与人间一卷诗，也留与人间一段情。当噩耗传到陆小曼耳中时，她感到“天垮了，地陷了，世界进入一片黑暗”。而林徽因在得知消息后，也两眼发黑，双腿一下软了下来。然后她和丈夫梁思成流着泪，编了个小花圈，中间嵌着志摩的照片，敬悼于志摩的灵前。至于前妻张幼仪，在听到噩耗时，她对儿子徐积锴说：“你爸爸上天了，快随你舅舅去接灵吧！”而才女凌叔华也没有忘记他，她在《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文中说道：“志摩，你真的死了吗？谁会相信像你这样一个有生气的人会死了的？得到这消息时，我就不信，可是问了几处，都答说是真的，回电已证明了。可是我仍然不相信，我骗自己说：‘也许这孩子觉得日子太平凡了，存心弄点玄虚来吓一吓他的朋友吧！再说，他哪里像会死的人呢？’”“我就不信，志摩，像你这样一个人肯在这时候撇下我们走了的。平空飞落下来，解脱得这般轻灵，直像一朵红山棉（南方叫英雄花）辞了枝杈，这在死的各色方法中，也许你会选择这一个，可是，不该是这时候！莫非你（我在骗不过自己时，也曾这样胡想）在云端里真的遇到了上帝，那个我们不肯承认他是万能主宰的慈善光棍，他要拉你回去，你却因为不忍甩下我们这群等待屠宰的羔羊，凡心一动，像久米仙人那样跌落下来了？我猜对了吧，志摩？”在同一时间里，四个女人在为他“唱悲伤的歌”，为何如此？只为志摩曾经有过的深情，他是“爱”，是“暖”，是“希望”，是“人间四月天”！

徐志摩的猝逝，他的生前好友为他在各地举办了追悼会，其中以北平和上海两处规模最大。追悼之余，由胡适领头，组成编辑委员会，拟将徐志摩已发表的作品和未发表的手稿、书信、日记全部搜集，编成《徐志摩全集》，以尽对亡友的责任。这在同年12月5日沈从文给王际真的信中就提到：“朋友们在预备印行他的信里，选出一些使活人看来不至于红脸的信，印出一部分，一面纪念他的死，一面或者对于此后生活毫无依归的小曼，稍有补助。志摩活时是一个喜欢写信的人，你处若还有他的信件，可以找出来寄给我。这些信件，照我意思主张将来由一个人保管（我以为叔华最适宜于做这件事），等大家都死后再印，可不知这事情结果怎么样。”

何以是由凌叔华来保管呢？原来徐志摩曾经追求过凌叔华，凌叔华可说是徐志摩的“红粉知己”。这在徐志摩1923年与1924年间写给凌叔华的信（后来经凌叔华曾发表在《武汉日报》的《现代文艺》上，但收信者名字却被涂掉）中，可看出端倪。徐志摩日后曾对陆小曼说“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意思是她是那种能了解他“灵魂的想望”和“真的志愿”的朋友。凌叔华也不只一次说过，志摩与她情同手足，他的私事也坦白相告。志摩写信时，是把凌叔华作为“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因此可以没有顾虑地袒露自己，“顶自然，也顶自由，这真是幸福”。志摩说他写的是些“半疯半梦”的话，“但我相信倒是疯话里有‘性情之真’”，还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因此学者梁锡华就指出：“从年月可见，徐志摩写这些亲昵到近乎情书的私柬给凌叔华，是在失落了林徽因而尚未认识陆小曼的那段日子，也就是他在感情上最空虚、最伤痛、最需要填补的时候。巧得很，妍慧多才的凌叔华近在眼前而又属云英未嫁，所以徐志摩动情并向她试图用情，是自然不过的。”

基于对凌叔华的信任，1925年3月，当徐志摩决定欧游时（按：除赴泰戈尔之约，更重要的是为他与陆小曼的绯闻，而去躲避风头的），临行之前他把一个装有“天堂和地狱”案件的小皮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这小皮箱就是后来大家通称的“八宝箱”。箱子放有什么东西？据推测，有徐志摩的书信及平时他随手写下的一些散文或诗歌的手犒，最重要的有两本英文日记，那是1921与1922年间他在英伦和林徽因相恋的日记，通称《康桥（Cambridge）日记》。据林徽因给胡适的信，谈及还有《雪池时代日记》（按：那是1922年11月徐志摩回到北京，到景山西街雪池胡同苦追林徽因不得的失恋日记）。

1925年7月底，徐志摩欧游归来，他与陆小曼的感情热度并没有递减，反而急骤升温，徐志摩下定决心，不管有多少阻拦，他都要争取这番恋爱的成功。不久双方各自顺利解除婚约，徐、陆两人终于在1926年8月10日，也就是阴历的七夕情人节，订婚了，紧接着在10月3日——阴历的孔子诞辰日，他们在北京北海董事会举行婚礼。此时徐志摩忙得无暇顾及那个存放在凌叔华那里的“八宝箱”。到了婚后，他们移居浙江硖石及上海后，又顾及到箱子里有不宜陆小曼看到的日记、书信等，因此徐志摩也就没有急着把箱子索回。而在这期间凌叔华也经历了与陈西滢结婚等人生大事（1926年7月）及后来（1927年10月）与夫婿同赴日本旅居的景况，“八宝箱”就一直存放于凌叔华在北京的家中。

1928年6月，徐志摩再度欧游（此次是由于婚后生活的窒息，他渴望借此旅行来激发久已枯涩的诗情，也同时希望因此“小别”能让与小曼的情爱“胜新婚”）。12月，他回到北京探望老师梁启超的病。他见着很多旧日的朋友，但此时凌叔华与陈西滢已从日本返国，并在两个月前与陈西滢（同年10月，陈西滢应聘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移家武昌，因此徐志摩此行并未见着凌叔华，人在武昌的凌叔华显然没有机会将“八宝箱”当面交与徐志摩。因此才有后来（1931年12月10日）她给胡适的信中说“我去日本时，他也不要，后来我去武昌交与之琳，才算物归原主”之句。

凌叔华说她通过卞之琳，将“八宝箱”转交给徐志摩。为此徐志摩的学生赵家璧在80年代曾写信问过卞之琳，据卞之琳的回信说：“凌叔华致胡适信，说曾把徐‘文字因缘箱’交与我，是她记错了，我从未闻此事，不知她究竟交给了谁。”笔者就时间推论，1928年10月凌叔华离京之前，卞之琳还在上海私立浦东中学念高中，直到1929年夏天，他才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而认识徐志摩则更晚了，那要等到1931年初徐志摩到北大教英诗及翻译课时，卞之琳呈上习作请徐志摩指教，徐志摩将卞诗带回上海，跟沈从文一起读，并把卞诗发表在上海的新月《诗刊》及南京的《创作月刊》《文艺月刊》上，这都是后来的事。因此凌叔华不可能将如此重要的“八宝箱”交予一个从未与徐志摩谋面的人，这也难怪卞之琳在1994年1月15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了长文，认为凌叔华的种种说法，是一笔糊涂账。

凌叔华与林徽因的“夺宝记”(2)

但徐志摩在此时确实将箱子取走了，我们看1928年12月13日他给小曼的信中说：“车误了三个钟点，到京已晚11时，老金（按：金岳霖）、丽琳（按：老金的美国女友Lilian Tailor）、瞿菊农，都来站接我……老金他们已迁入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屋，和她娘分住两厢，中间公用一个客厅。初进厅老金就打哈哈，原来新月社那方大地毯，现在他家美美地铺着哪……丽琳还是那旧精神……”在凌家住了一晚后，第二天徐志摩便到协和医院去看梁任公的病，他见到梁思成与林徽因（按：两人于3月21日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婚后赴欧洲参观古建筑，然后取道西伯利亚，于8月18日回京）。由于新婚燕尔，林徽因“风度无改，涡媚犹圆，谈锋尤健，兴致亦豪，且亦能吸烟卷喝啤酒矣”！据1932年元旦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说：“……此箱偏偏又是当日志摩曾寄存她（按：指凌叔华）的一个箱子，曾被她私开过的（此句话志摩曾亲语我。他自叔华老太太处取回箱时，亦大喊‘我锁的，如何开了，这是我最要紧的文件箱，如何无锁，怪事——’又‘太奇怪，许多东西不见了，missing’，旁有思成、Lilian Tailor及我三人）。”因此可以推定徐志摩是从丽琳处取回箱子，凌叔华的“交与之琳，才算物归原主”，恐是“丽琳”的笔误罢，况且老金、丽琳与凌叔华、徐志摩都熟，现在又住在凌叔华家，由其转交是最自然不过的。总之，此事与卞之琳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而“八宝箱”在1928年12月中重回徐志摩的手中。

至于后来“八宝箱”怎会又在凌叔华的手中呢，那是两年多以后的事了。1931年6月11日，徐志摩从上海到北平，据他给小曼的信说：“……第一看奚若，第二看丽琳、叔华（按：凌叔华已离开武昌回到北平任北平古物陈列所专门委员）。叔华长胖了好些，说是个有孩子的母亲，可以相信了。”6月12日，凌叔华和徐志摩、罗隆基、沈从文等一同去看望在香山养病的林徽因。6月13日中午，凌叔华请徐志摩等吃鲥鱼蜜酒。6月14日，在陈衡哲家吃饭，有凌叔华、冰心、杨振声、沈性仁等人。6月16日晚在北海聚会，有杨振声、邓以蛰、凌叔华、沈性仁，徐志摩说“风光的美，不言而喻”。6月25日给小曼的信说：“我这人大约一生就为朋友忙！来此两星期，说也惭愧，除了考试改卷算是天大正事，此外都是朋友，永远是朋友。杨振声忙了我不少时间，叔华、从文又忙了我不少时间……”

在他与沈从文的接触期间，两人很可能相约各自为对方写小说，因为后来徐志摩以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的故事写了一篇《珰女士》，发表在9月份的《新月》杂志上，当然沈从文也有意以徐志摩为原型写成小说，所以凌叔华在同年12月10日给胡适的信中说：“今年夏天从文答应给他写小说，所以他把他天堂地狱的‘案件’带来与他看，我也听他提过（从前他去欧时已给我看过，解说甚详，也叫我万一他不回来为他写小说）……”徐志摩是把“八宝箱”提来要给沈从文看。沈从文在同年12月12日给胡适的信中就说：“8月间我离开北平以前（按：徐志摩、胡适向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推荐沈从文到该校担任教职，因此沈从文于8月上旬离开北平去青岛），在你楼上（按：当时徐志摩住胡适家）我同他谈到他的故事很久，他当时说到最适宜于保管他案件的人，是不甚说话的叔华。他一定有他的苦心。因为当时还同我说到，等他老后，等我们都老一点后，预备用我老后的精力，写他年青的故事，可以参考他百宝箱的一切。所以我到青岛后，他来信还说已经把百宝箱带来了，等将来到北平看。”但沈从文后来是否看过不得而知，但徐志摩是再次把“八宝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这件事是没错的。

只是这次“八宝箱”中的东西是与第一次有所不同，其中原本的《雪池时代日记》在辗转于硖石老家及上海的中间，为陆小曼所见，被陆小曼给烧了。据林徽因1932年元旦给胡适的信中说：“整三年前，他北来时，他向我诉说他订婚结婚经过，讲到小曼看到他的《雪池时代日记》不高兴极了，把它烧了的话，当时也说过‘不过我尚存下我的《康桥日记》’。”而新放入箱子的有陆小曼的日记（按：陆小曼说一本，而凌叔华说两本），那是写于1925年徐志摩第一次欧游之后，因此肯定不会是在徐志摩欧游前交给凌叔华箱子前放进去的。还有徐志摩1925年由欧洲返国途中所写的几篇稿件、徐志摩写于1925年及1926年的两本日记——《爱眉小札》和《眉轩琐语》。而据后来林徽因从胡适那里拿到箱子后（按：徐志摩死后，胡适向凌叔华施压而拿到的），打开看的结果是：“11月28日星期六晨，由您处拿到一堆日记簿（有满的一本，有几行的数本，皆中文，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有两本英文日记，即所谓Cambridge日记者一本，乃从July 31，1921起。次本从Dec. 2（同年）起始，至回国止者，又有一小本英文为志摩1925年在意大利写的。此外几包‘晨副’原稿，两包‘晨副’零张杂纸，空本子小相片，两把扇面，零零星星纸片，住址本。”

1983?5月7日，旅居英伦的凌叔华复信给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说：“……至于志摩坠机后，由适之出面要我把志摩箱子交出，他说要为志摩整理出书纪念。我因想到箱内有小曼私人日记两本，也有志摩英文日记二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过我为他写‘传记’。为了这些原因，同时我知道如我交胡适，他那边天天有朋友去谈志摩事，这些日记，恐将滋事生非了。因为小曼日记内（两本）也常记一些是是非非，且对人名也不包涵，想到这一点，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将‘八宝箱’交给他，要求他送给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走了，但在适之日记上，仍写志摩日记有两本存凌叔华处……这冤枉足足放在我身上四五十年，至今方发现……”从一些书信得知，胡适在第一时间（11月27日）从凌叔华处取得了箱子，打开后并拿出或放入一些信件，然后在11月28日晨交予林徽因。林徽因在后来给胡适的信中就说：“那天在您处仅留一小时，理诗刊稿子，无暇细看箱内零本，所以一起将箱带回细看，此箱内物是您放入的，我丝毫未动，我更知道此箱装的不是志摩平日原来的那些东西，而是在您将所有信件分人分类捡出后，单单将以上那些本子、纸包子聚成这一箱的。”

凌叔华与林徽因的“夺宝记”(3)

至于胡适从箱子里拿出那些东西，我们从1994年12月黄山书社所出版的四十二册《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可得知那些收信人为徐志摩的大半书信，该是箱子里的旧物，计有：1928年12月4日沈从文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七册），1931年6月8日保君建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册），梁启超致徐志摩信二通、梁启超写赠徐志摩《饮冰室读书记》十页（按：梁启超病逝于1929年1月19日。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三册），1931年6月16日陆小曼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四册），1929年5月13日蒋复璁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九册），1931年5月20日罗隆基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四十一册）。还有因为1931年夏秋间箱子存放在凌叔华处，有1931年11月13日（按：徐志摩遇难的前六天）沈从文致徐志摩的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七册），1931年11月11日及其后的陆小曼致徐志摩信二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四册）。当时徐志摩住在胡适家中，因此遇难后，这些信札并没有放入“八宝箱”中，就直接为胡适所收存了。至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二册，还有1926年10月13日及同年11月22日徐志摩致张慰慈信二通及1926年10月25日徐志摩致张慰慈、梦绿信一通，1931年10月26日徐志摩致李唯建信一通，则有可能是胡适在徐志摩亡故后，为编书信集，而从当事人手中征集得来的信函。

1931年12月6日，在徐志摩的追悼会上，胡适就提到要将徐志摩的书信收集出版，这个主意提醒了凌叔华，因为她手上原有许多徐志摩的信，她想再搜集一些，由她来编辑出版，所以在第二天她就到林徽因家，据林徽因次年元旦给胡适的信说：

追悼志摩的第二天（12月7日），叔华来到我家向我要点志摩给我的信，由她编辑，成一种《志摩信札》之类的东西。我告诉她旧信全在天津，百分之九十为英文，怕一时拿不出来，拿出来也不能印，我告诉她我拿到有好几本日记，并请她看一遍大概是什么，并告诉她，当时您有要交给大雨（按：孙大雨，徐志摩的学生）的意思，我有点儿不赞成。您竟然将全堆“日记类的东西”都交我，我又embarrassed却又不敢负您的那种trust——您要我看一遍编个目录——所以我看东西绝对的impersonal带上历史考据眼光。Interesting only in事实的辗进变化，忘却谁是谁。

最后我向她要公超所看到的志摩日记（按：据林徽因信中言，凌叔华在11月26日，开如何追悼志摩的讨论会的那一晚，约叶公超去看志摩的《康桥日记》）——我自然作为她不会说“没有”的可能说法，公超既已看到。我说，听说你有志摩的《康桥日记》在你处，可否让我看看，等等。她停了一停说可以。

我问她：“你处有几本？两本么？”

她说：“两——本——”声音拖慢，说后极不高兴。

我问：“两本是一对么？”未待答，“是否与这两本（指我处《康桥日记》两本）相同的封皮？”

她含糊应了些话，似乎说“是！不是，说不清”等，“似乎一本是——”现在我是绝对记不清这个答案（这句话待考）。因为当时问此话时，她的神色极不高兴，我大窘。

凌叔华原本兴冲冲地要去征集志摩的书信的，没想到林徽因不但不给她志摩的信，还因十天前出于胡适之助，而得到徐志摩的“八宝箱”，并要求要看已被凌叔华从“八宝箱”拿出后自己私藏的部分《康桥日记》，林徽因得了便宜又卖乖，凌叔华当然不会给她好脸色看的。或许是因为太想得到《康桥日记》，或许为了让凌叔华心理平衡点，她让凌叔华带走陆小曼的两册日记。这在后来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有说“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及“又说小曼日记两本，她拿去也不想还”等等的字句。在凌叔华临走前，林徽因说要到凌叔华家取《康桥日记》，凌叔华说她下午不在，林徽因说她本想同凌叔华回去，但却又不敢开口，于是约定星期三（12月9日）派人到凌叔华家取。

12月9日上午11点半，林徽因亲自到凌叔华家，凌叔华不在，只留了一封信，说：“昨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检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仍三本：两小，一大。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栈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检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林徽因知道凌叔华是有意躲着她，不愿将日记交出，林徽因把这字条交给胡适看了。而当天林徽因也留下字条，说日记中有关于自己的部分，所以想迫切读到，希望凌叔华能够体谅。

12月10日，凌叔华给胡?写信，信中说：“昨日起，知道说也太迟了，不过我想还是说了舒服些……现在木已成舟，也不必说了。只是我觉得我没有早想到说出，有点对志摩不住。现在从文信上又提到‘志摩说过叔华是最适宜料理“案件”的人’，我心里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了，因为说也是白说，东西已经看了。”信中虽有强调箱“内有小曼初恋时日记二本，牵涉是非不少（骂徽因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小曼看一样不妥”的原因，但凌叔华没想到她原本是遗物的保管人，如今却落得空无一物，她有些不甘，她写这信是在试探胡适对此事的态度。胡适如何响应，目前无从知晓，但他是比较偏向林徽因的，因此他才会把箱子交给林徽因。但支持凌叔华的自始至终有沈从文，除了12月5日给王际真的信中提到该交由凌叔华保管外，12月12日他给胡适的信也反对将这“八宝箱”交给林徽因，他说：“其中我似乎听到说过有小曼日记，更不宜给徽因看，使一个活人，从某一些死者文件上，发现一些不应当发现的东西，对于活人只多惆怅，所以我盼望我说这话时间还不过迟。若一切已全给了她，那羊已走去，补牢也不必了。”

凌叔华没有得到胡适的支持，而她手中握有《康桥日记》，叶公超都看过，再不拿出来恐怕说不过去。因此12月14日星期一，凌叔华便将日记送到林徽因家，恰巧林徽因不在家，凌叔华也留了个字条说“怕你急，赶早送来”的话。林徽因收到一百二十八页的半本日记（始自1920年11月17日），发现与自己手上的志摩日记衔接不上，这半本日记的最后一句是“计划很糟”，“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我的前一两日”，也就是这后面还缺了一大段。林徽因当时是气急败坏的，后来她又去找胡适求助，于是胡适在12月28日写信给凌叔华说：“昨始知你送在徽因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秘宝，则余人所藏也有各成为私有秘宝的危险。第三，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见，实为最大不幸，决非死友所乐意。第四，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与孟和夫妇皆知道，徽因是你亲自告诉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昨天有人问我，我就说：‘叔华送来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记都在那里，我还没有打开看。’所以我今天写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全材料。如此则一切遗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秘，做传记的人就容易了，请你给我一个回信。倘能把日记交来人带回，那就更好了。”

凌叔华与林徽因的“夺宝记”(4)

胡适的话说得委婉而有力，处处都替凌叔华设想到，但又处处进逼，让凌叔华无法回绝。凌叔华接信后当曾立即向胡适响应，因此胡适也向林徽因要求解释，如此才有1932年元旦林徽因下午及晚上一连写了两封长信给胡适的举动，在晚上的那封信中道：“……我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女人小气虽常有事，像她这种有相当学问知名的人也该学点大方才好。现在无论日记是谁裁去的，当中一段缺了是事实，她没有坦白地说明以前，对那几句瞎话没有相当解释以前，她永有嫌疑的（志摩自己不会撕的，小曼尚在可问）。关于我想着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理太human了，我也不觉得惭愧。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林徽因说她急着要《康桥日记》（完整的），只是要回味那些往事，她把话说得很轻松，其实是因为那有着她和徐志摩的私情，她不愿这日记落到别人手中，加上“大半年前志摩和我谈到我们英国一段事，说到他的《康桥日记》仍存在，回硖石时可找出给我看。如果我肯要，他要给我，因为他知道我留有他当时的旧信，他觉得可收藏在一起”的缘故。

胡适从林徽因的信中了解事情的原委后，他再次向凌叔华要求交出徐志摩的英文日记。之后，胡适到南方去了一段时间，回到北平后他收到凌叔华送来的日记，胡适在1932年1月22日的日记中说：“为了志摩的半册日记，北平闹得满城风雨，闹得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宁。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我查此半册的后幅仍有截去的四页。我真有点生气了。勉强忍下去，写信去讨这些脱页，不知有效否。后面是今早还日记的原书。这位小姐到今天还不认错！”胡适的日记粘贴着凌叔华归还日记的信：

适之：

外本璧还，包纸及绳仍旧样，望查收。此事以后希望能如一朵乌云飞过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否则怎样对得住那个爱和谐的长眠人！

你说我记忆不好，我也承认，不过不是这一次。这一次明明是一个像平常毫不用准备的人，说出话（即偶然说一二句前后不相呼应的话，也为见好于人而已），行出事，也如平常一样，却不知旁人是有心立意的观察指摘。这备与未备分别大得很呢。算了，只当我今年流年不利吧……

胡适得到凌叔华送来的《康桥日记》，无疑转给了林徽因。林徽因在这之后的一封给胡适的信中说：“……甚想在最近期间能够一晤谈，将志摩几本日记总括筹个办法……据我意见看来，此几本日记英文原文并不算好，年青得利害，将来与他‘整传’大有补助处固甚多，单印出来在英文文学上价值并不太多（至少在我看到那两本中，文字比他后来的作品书札，差得很远），并且关系人个个都活着，也极不便，一时只是收储保存问题，志摩作品中诗已差不多全印出，散文和信札大概是目前最紧要问题，不知近来有人办理此事否？‘传’不‘传’的，我相信志摩的可爱的人格永远会在人们记忆里发亮的，暂时也没有赶紧必要。至多慢慢搜集材料为将来的方便而已。”

林徽因在信中明白地表示，这些日记在当时是不宜出版的，也不急着用这些材料作传，目前“只是收储保存”。后来徐志摩的学生赵家璧，谈到这批日记的去向时说：“但据陈从周说，后由林徽因保管。”而卞之琳在晚年也说：“我1982年为一卷本《徐志摩选集》写序，仅就听说林徽因当年争到的一部分而言，说过物是人非（她于1955年病逝），确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终于消失了，倒并不是出于红卫兵的打、砸、抢。这是我当时特向金岳霖打听到的下落。”卞之琳的话说得很含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爱情的潘多拉”一直保留在林徽因的手中，直到她过世后，确是“有人有意”让它消失于人间了。

陆小曼在为徐志摩编全集时，就不无幽怨地说：“其他日记（即除了已编辑出版的《西湖记》《爱眉小札》《眉轩琐语》等之外）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很多。”而与陆小曼合编《徐志摩全集》的赵家璧也说：“小曼当时就告诉我，有几本志摩的和她自己的日记留在北平的凌叔华和林徽因处，应设法弄到，以便编入全集。”

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文中，说过一些关于《徐志摩全集》难产的原因，他说：“听说，志摩有一堆文字在林徽因手里，又有一大堆在另外一位手里，两方面都拒不肯交出，因此《全集》的事延搁下来。我不知道这传说是否正确，总之，《志摩全集》没有印出来，凡是他的朋友都有一份责任。”

后来《徐志摩全集》虽然?出来了，而且还有两三套之多，但这“爱情潘多拉”，是永远付之阙如，人间蒸发了。

罗家伦与张幼仪的爱情“插曲”(1)

1918年8月，徐志摩从上海乘南京号轮赴美留学，入美国马塞诸塞州的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历史系学习。1919年9月，他毕业于克拉克大学，获校一等荣誉奖。同月，入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1920年9月，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离美，取道巴黎赴英国。10月，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简称LSE）。至于徐志摩何以放弃原本可以继续攻读博士的机会，千里迢迢从美国漂洋过海呢，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中，给我们的答案是：“我到英国是为要从鲁索（按：罗素）。鲁索来中国时，我已经在美国。他那不确定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出眼泪不够，还做悼诗来了。他没有死，我自然高兴。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衔的引诱，买票漂过大西洋，想跟这位20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

对于徐志摩的说法，学者刘洪涛提出质疑：“在20年代，罗素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的名声早已经确立。徐志摩无论在克拉克大学还是在哥伦比亚大学，都热衷于选修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劳工问题、欧洲现代历史等方面的课程，对罗素一定是熟悉而且敬仰的。但徐志摩来欧洲前，与罗素并不相识，也没有直接联系。千里迢迢跨海到英国师从一位没有事先约定的导师，这是不符合常理。此外，他自己的陈述也露出了破绽。徐志摩写于1926年的《我所知道的康桥》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罗素是在1920年夏天接受中国的讲学邀请，于当年9月动身前往中国；而与此同时，徐志摩来到英国。因此，徐志摩不可能在美国听到罗素的噩耗并写诗悼念。罗素1921年3月在中国染上重病，日本记者误报死亡，这在当时是一个大新闻，所以徐志摩在英国当然会知道这个消息。徐志摩是在剑桥开始诗歌创作的，‘做悼念诗’也符合在剑桥时的情境。”

其实徐志摩与罗素的实际交往，要等到1921年夏天罗素从中国返回英国之后。从徐志摩于1921年10月18日写于剑桥王家学院的给罗素第一封信得知，徐志摩是从奥格顿（Charles Kay Ogden）那里拿到罗素的地址并与之通信的。而在第二封信（写于1921年10月24日）中徐志摩说：“我计划本星期六到伦敦，拟在下午茶过后5时左右到尊寓。奥格顿先生很可能与我同行。”由万年历查知，两人见面的星期六应该是1921年10月29日，而这已是徐志摩到英国的一年后了。由此观之，追随罗素之说，甚不可信。

因此，学者刘洪涛引用赵毅衡的说法：“是徐志摩与金岳霖、张奚若在纽约听到政治学家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的演讲后，大为倾倒，三人联袂来到英国师从拉斯基。”刘洪涛认为“这一说法的可靠之处在于徐志摩这一时期的行踪与拉斯基有重叠之处。拉斯基1916年开始在哈佛大学任教。1919年，他因为对波士顿警察罢工持同情态度，被校方警告，前程受到影响。1920年，他接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讲席，离开美国回到英国，这与徐志摩到达英国几乎是同一时间”。而徐志摩到伦敦就进政经学院随拉斯基攻读博士学位，并一口气注册了六门课程，只是后来徐志摩结识了林徽因，为了爱情而荒废了学业，经常逃课，导致校方找导师拉斯基要人，才有拉斯基给校方的短简说：“我倒是不时见他的，却与读书事无关。”为了学业问题，师生间可能闹得不是很愉快，这可能是后来徐志摩回避了他追随拉斯基来英学习，而改以追随罗素的原因吧。

早年就与徐志摩及李济都熟识的罗家伦在《忆志摩》一文说：“第二年他转到哥大去，他在哥大的时候，正值英国拉斯基在哥大讲学。那时拉斯基很年轻，还不到三十岁，辩才无碍，在政治理论上，颇有新的见解，文采风流，轰动一时。志摩对拉斯基非常羡慕，并且爱听他的讲课。拉斯基结一条绿色的领带，志摩也去买一根绿领带。拉斯基上课时，在教室里把一张椅子掉过头来倒坐，拿手扶着椅子背开讲，志摩坐起来亦要把一张椅子掉过头去坐了谈话。有一个好刻薄骂人的同学时常笑他说：‘拉斯基戴绿领带，他有三本书保护他，你的三本书呢？’但是，有幽默感的志摩并不生气。”徐志摩离开美国到英国时，罗家伦方抵美国，因此这些场景必是听闻而来的，但可信度是极高的。

罗家伦在《忆志摩》文中还谈及徐志摩为与张幼仪离婚之事，当时他很伤神。“有一天，他在一个中国饭馆里同几位朋友闲谈，这几位朋友都跟他说，你单是吵离婚，而不想法把你太太有所安顿，是离不成的。于是天真的志摩居然认真地问计。他们说：‘最好你为你太太找一个替人。’大家谈得随便的时候，志摩又提出找谁做替人好的问题。于是大家想到志摩的好朋友哲学家金岳霖还没有结婚，最好让志摩移交给他。哪知道隔开一堂屏风，金岳霖正在那边吃饭，于是金岳霖轻轻地把屏风推开，站在他们饭桌前面叫声：‘嘿！’满座为之大惊，但是这班有风趣的人，彼此都不在意。”1922年3月，徐志摩与张幼仪在柏林离婚了，金岳霖不但没有成为?替人”，反而和也在柏林的吴经熊成了徐、张离婚的“证人”。

有趣的是1923年冬，离美赴欧来到德国柏林大学深造的罗家伦，却闯入了张幼仪离婚后的寡居生活。罗家伦的游学德国，据女儿——历史学者罗久芳说：“20年代许多中国留学生赴德深造，一则因为德国各大学府有浓厚而自由的学术空气，二则在战后马克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带外币在德国兑换使用格外实惠。当时与傅斯年和罗家伦同在德国的有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员朱家骅，已获得美国博士学位的赵元任、俞大维，来自欧美各地的陈寅恪、徐志摩、金岳霖、段锡朋、周炳琳，以及直接留德的北大同学毛子水、姚从吾等人。如此人才济济，可称一时之盛。他们多数追求新知识和名师的指导，往往并无意攻读学位。这种‘旁征侧挈，以求先博后专’的游学方式，历时六七年以至十年以上的大有其人。”当时这批人都集中在柏林，罗家伦也是其中一位。

罗家伦与张幼仪的爱情“插曲”(2)

张幼仪在回忆录《小脚与西服》（Bound Feet and Westen Dress）中说：“柏林所有的中国人当中，有个人待我特别好，他叫卢家仁（译音），有一双好大的手，手上面毛茸茸的像只熊。他每个星期都来看我好几回，不是和我一起坐坐，就是陪彼得玩玩。以前我从没有和男人坐得这么近过，可是我猜想他是来看彼得的。当时多拉和我租了一个住宅的三个房间，卢家仁来的时候，彼得就和我们一起待在起居室，其他客人来的时候，我就叫彼得到别的房间和多拉玩。有一天我们坐着喝茶，彼得在铺在地板上的一块毯子上玩耍的时候，卢家仁问我：‘你打不打算再结婚？’虽然我当时还很年轻，大概才二十三岁，可是四哥写信告诉我，为了留住张家的颜面，我在未来五年内，都不能叫别人看到我和某一个男人同进同出，要不然别人会以为徐志摩和我离婚是因为我不守妇道。而且我明白我在家乡还有个儿子，我一直没教过他，在我善尽做母亲的责任以前，我不可以嫁进另外一个家庭。所以，我没敢把卢家仁那句语气温柔的话听进耳朵里，于是我看着我的茶杯轻声说：‘不，我没这个打算。’卢家仁听完，过了一会儿就走了，从此再也没按时来看过我。我没办法相信有人会爱上我，而且对卢家仁问起我结婚打算这件事感到别扭，我从没说过任何鼓励他问我这种事情的话。也许我当初根本不应该让他来看我的，难道他一直在追求我吗？那就是‘自由恋爱’进行的方式吗？他爱不爱我呢？也许他只是想出出风头，才企图娶我？”

张幼仪的回忆录是由其口述，然后由她的侄孙女张邦梅以英文写成，上面的引文是根据谭家瑜的译文，由于译者把“罗家伦”译成了“卢家仁”，因此大家对这段爱情就不以为意了，反正“卢家仁”又不知何许人也。但我们考之罗家伦当时正在柏林，再加上见过他的人说他的确“有一双好大的手，手上面毛茸茸的像只熊”（梁实秋在《记罗家伦》文中，就说他“两手肥硕臃肿，如熊掌然”）。有这种特征的人并不多见，“卢家仁”与“罗家伦”一音之转，张幼仪又是当事人，因此所言应该是不虚的。

或者有人会说，罗家伦不是早有女朋友张维桢了？是的，在1920年初，罗家伦去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集会，认识了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的体育教师张维桢。在上海见过几次后，罗家伦返回北京，给对方寄过几张明信片。不久，罗家伦出国留学路过上海，却因病未能谋面。就在轮船即将出海之际，罗家伦收到张维桢的玉照，他才匆匆发出一张明信片，从此两人开始鸿雁传书的爱情长跑。但由于双方了解不多，又相隔遥远，两人也难免有些误会。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罗家伦听说张维桢把他的信全部给别人看过，非常生气，因此两人有很长时间没有联系。据现存的罗家伦写给张维桢的情书观之，在1922年9月以后，两人似乎就间断联系，一直到罗家伦到德国的将近一年后（1924年8月30日），两人才恢复通信。而罗家伦的追求张幼仪恰巧在这段与张维桢断了音讯的“空档”。后来由于张幼仪的拒绝，不久之后，罗家伦恢复和张维桢的通信，继续两人的爱情长跑，最后于1927年11月13日在上海举行婚礼，有情人终成眷属。

真的“人言可畏”吗？(1)

真的“人言可畏”吗？——阮玲玉的真假遗书

1935年3月8日，曾有“中国的嘉宝”之称的阮玲玉，服毒自杀了。这个事件，在当时引起极大的震撼。而阮玲玉留有两封遗书，其一是《告社会书》，这么说：“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是（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有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宽（怨）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唯有以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这“人言可畏”，引发人们对当时不负责任的报纸的谴责。连当时处于沉疴的鲁迅，都激于义愤，写了《论“人言可畏”》一文，直指：“她的自杀，和新闻记者有关，也是真的。”一时之间，这些小报记者成为众矢之的。

这两封遗书发表于1935年4月1日联华影业公司出版的《联华画报》上，长久以来被大家所引用及谈论。但其实在二十几天后的4月26日出版的《思明商学报》，却登载了阮玲玉的另外两封遗书。只是《思明商学报》是30年代出版的一张内部发行的机关小报，发行仅一千五百份，外面的读者是看不到的。不仅当时的读者看不到，就连以后研究电影史的学者也没有人发觉，事实的真相就这样尘封半个多世纪。直到1993年3月，暨南大学连文光教授编著的《中外电影史话》，才附有新发现的阮玲玉遗书。后来上海写电影史料的老作家沈寂写了《真实遗书揭开阮玲玉死亡真相》一文，也是根据这新发现的遗书。

真正的遗书这么写着：

达民：

我已被你迫死的，哪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贴你一百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啊！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误（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季珊：

没有你迷恋××（按：指歌舞明星梁赛珍），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吧！

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

过去的织云（按：即张织云，唐季珊玩弄过的女影星），今加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

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还有联华欠我的人工二千零五十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看顾她们，因为她们唯有你可以靠了！

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

玲玉绝笔

当时《思明商学报》在发表这两封遗书的同时，又刊登一篇《真相大白唐季珊伪造遗书》的文章，文中说：“阮玲玉自杀当晚，确写遗书二封，是唐季珊指使梁赛珍的妹妹梁赛珊写的，梁赛珊后为良心所责，说出真情，并将原遗书交出。原遗书极短，文字不甚流畅，而且涂改多处……”

阮玲玉自杀后，唐季珊迫于社会压力，乃指使梁赛珊代笔，伪造了遗书，除将死因归于“人言可畏”外，还将矛头改指向张达民，为自己脱罪。我们看经他修改后所公布的联华版遗书：

季珊：

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和你死别，但是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宴席，请你千万节哀为要。我很对不住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这样百般的诬害你我，但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活着。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灵，将永永远远保护你的。我死之后，请代拿我之余资，来养活我母亲和囡囡，如果不够的话，那就请你费力罢！而且刻刻提防，免她老人家步我后尘，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果真的爱我，那就请你千万不要负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缘来生再会！另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请向之收回，用来供养阿妈和囡囡，共二千零五十元，至要至要。另有一封信（按：指《告社会书》），如果外界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即不宣为要。

阮玲玉绝笔

（民国）廿四，3月7日午夜

真的“人言可畏”吗？(2)

就此遗书观之，作伪的地方太为明显了。上海茶商、花花公子唐季珊和从少女时代就霸占阮玲玉的张达民一样，都是迫害她的元凶，唐季珊还曾在街上当众打她，逼得她几次自杀，而遗书中却有“我很对不住”“令你为我受罪”“你如果真的爱我”，如此“深情款款”的字句，此时此地恐非阮玲玉说得出口，这也未免写得太假了！加上阮玲玉文化程度不高，平日又忙于拍戏，甚少提笔写作，但观遗书，却文思缜密，文辞修饰有加，这在一个在悲愤交迫的人，是无法从容地写出如此通达流畅的文字。因此后来梁赛珍声明，是她将“遗书”交给《联华画报》发表的。而梁赛珊也声明，是她参考了唐季珊交给她的阮玲玉真正的遗书，按照唐季珊的意思起草了两封假遗书，说出“人言可畏”等话语，以减轻唐季珊的责任。那潦草的字迹也是她模仿的，而这一点，当时张达民就曾指出，他曾对记者说“遗书已见报载，唯详细查其字迹，与阮之笔迹不对，但尚不能确定……”，云云。梁赛珊也说真的遗书她并没有交还给唐季珊，而是交给了《思明商学报》的记者。

而近日阮玲玉所工作过的联华影业公司的领导人黎民伟的日记及文章发表了，更让我们看清这事件的真相，也印证了阮玲玉对爱情的破灭。我们据这些文献，可重建她生命最后三天的历史现场：

3月5日下午，阮玲玉女士到我们霞飞路分厂里来请假，她主演的《国风》在昆山拍过一场外景，因为取景不甚满意，导演罗明佑、朱石麟两先生发出通告，定在8日上午出发苏州去补戏，而阮女士因为她的讼事在进行之中，9日下午必须亲自出庭，故来向我请假。我曾准了她的假，请她在10日（即星期日）的早晨，随同工作人员乘8点钟的特别快车赶到苏州去。除了请假的事以外，我们并没有谈多少话，但是因为提到出庭的问题，阮女士曾对我说：“我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我无罪，不过报上登的太难听了。”她又说：“还有马路上卖报的小孩，嘴里乱喊着看什么什么，更叫我听了难堪。”……

3月7日的晚上，我在舍间设宴招待一位美籍技师和几位香港来的同事，与宴者一共两桌人。阮女士请假那天，我曾口头邀请了她，那晚她到得特别早，谁也想不到这竟是她最后一次的宴会。筵席虽然十分简单，宾主尚能尽欢，阮女士始终坐在席上，谈笑风生。在席散之后，她临别吻了我的内人和铿（黎铿，黎民伟四子，当年著名的童星）、锡两儿，特别是阿钖，她伏在小床上连吻了两次，出门之后，又回进房来吻了一次。这在她平时也是如此，那时我们以为是她太高兴了，谁也看不出半点异状。哪知过了八个小时，竟得到她服毒的噩耗。

而据说阮玲玉当晚离开黎宅之后，又到扬子江饭店与唐季珊等人一起跳舞。他们回到新闸路沁园村9号家里时，已是3月8日凌晨1点。他们是一路争吵着回到家的。到家时，阮玲玉吩咐女佣给她准备一些点心，一边上楼进了卧室。她对唐季珊说：“很晚了，你先睡，我记好零用账就来睡。”谁也不知道一个行将远去的苦命女子心里到底想些什么，但表面上她还是镇定而从容的。而后来当被发现时，现场有她吃剩的点心和三个装安眠药的瓶子。

黎民伟3月8日的日记这么记载着：“早6时忽接唐季珊来电话云：阮染疾病，请即代觅医生来卡尔登戏院旁之邹岭文医生家。伟即漱口，牙盐盅盖坠地粉碎，予心知不佳，即找陈继尧医生、陈达明医生往救，无进步。闻她自宴罢归家，曾请其母煲面与她食，其时擅服安眠药，并写下遗书两封，乃摇醒季珊，问他是否当她为妻，并叫唐给她最后一吻，唐始觉诧异，遂雇车送她往四川路福民医院，唯该院夜深无医生（阮前曾服安眠药亦送福民医院救活，故此次其母亦命车送她到福民也），遂转送邹岭文处救治，各医见无进步，乃于午间送入中西医院，至晚6时半与世长辞矣……”

阮玲玉的自杀，是起因于情爱的纠纷。阮玲玉，广东人，父亲早逝，家境清贫，靠母亲为人帮佣过活。1925年初，母亲为雇主辞退，生活陷于窘迫，这时张达民慨然予以资助，故阮玲玉乃以终身大事相许，不久两人在北四川路鸿庆坊同居。后来阮玲玉发现张达民游手好闲、坐吃山空、嗜赌成癖，很快将其父的遗产挥霍殆尽，屡屡劝之，但张达民却依然故我。而此时阮玲玉因主演电影《挂名夫妻》名气越来越大，张达民一次次地向阮玲玉伸手要钱，用于赌、玩女人，不给就跑到摄影棚去闹。阮玲玉因张达民有恩于她，曾苦口婆心去劝张浪子回头，但张达民并不为所动。这使阮玲玉陷入绝望的境地，她曾服毒自杀未遂。1932年，因阮玲玉之荐，张达民到香港瑞安轮船公司工作，后因贪污公款被公司开除，后来还是因阮玲玉的关系，才在福建找到一个税务所长的空缺。

而在上海的交际场中，性喜玩弄女明星的唐季珊对她垂涎已久。在唐季珊的甜言蜜语及银弹攻势下，1933年3月，阮玲玉带着母亲何阿英及养女小玉，开始与唐季珊同居。4月9日，张达民从福建到南京出差，?过上海，回到家里发现人去楼空，方知“妻子”竟然和唐季珊共筑爱巢，怒不可遏，扬言要对簿公堂。就阮玲玉、唐季珊方面而言，以阮玲玉、张达民两人从未举行婚礼，名分未正，自无法律责任可言；但张达民以所爱被夺，心有不甘，因此委请律师致函唐季珊，指其侵占衣饰，窃取财物。而唐季珊也反控张达民虚构事实，妨害名誉。张达民一气之下，再控唐季珊与阮玲玉通奸，妨害家庭。双方告来告去，受伤最大的还是阮玲玉。各报连篇累牍地报道阮玲玉和两个男人的风流韵事，绘声绘影，诬蔑、攻击、谩骂接踵而至。就在此时，由阮玲玉主演的电影《新女性》中有无耻记者利用舆论逼死女主角的情节，影片对黄色小报记者的下流心态和以造谣为能事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因而引起某些记者的强烈不满，于是乘机对阮玲玉落井下石，刻毒讽骂。于是正如鲁迅所说：“……不过无拳无勇如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她被额外的画上了一脸花，没法洗刷。”

在阮玲玉短暂的二十五载的岁月年华中，她主演了二十九部电影，其中《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夜》《神女》《新女性》等影片，被认为是中国早期电影的经典之作。她以朴实、细腻而传神的表演，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灵，但在自身的感情上她却无法征服自己。她曾痛心地感觉到：“张达民把我当作摇钱树，唐季珊把我当作专利品，他们谁也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是的，从真正的遗书观之，张达民的无理纠缠，唐季珊的把她玩弄于股掌之间，甚至还另结新欢梁赛珍，都是她“心中永远的痛”。也因此在泪枯心碎之际，她不得不走入生命的绝境。至于所谓的“人言可畏”，那是唐季珊编出的脱罪之辞，并非阮玲玉自杀的主因。

温雅中有“铁”(1)

——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同为“五四”时代的温源宁在评价周作人时，说他有“铁与温雅”。其中“温雅”的部分是大众所熟知的周作人形象，至于“铁”的部分，恐非如温源宁观察入微而实际有接触的人所不能了解的。温源宁文中说：“周先生还有另外一面，我们切莫忘记。他大有铁似的毅力。他那紧闭的嘴唇，加上浓密的胡子，便是坚决之貌。他洁身自好，任何纠葛，他都不愿插足，然而，一旦插足，那个拦阻他的人就倒霉了！他打击敌手，又快又稳，再加上又准又狠，打一下子就蛮够了。”1也就是说一向给人感觉“平和冲淡”的周作人，有时却有着“深刻泼辣”的一面，这正如周作人自己所说的：“平常喜欢和淡的文章思想，但有时亦嗜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也就是说他一旦愤怒起来，会“抓到事件的核心，仿佛把指甲狠狠地掐进肉里去的”。这显示出他和鲁迅一样都有浙东地方性格中的“硬气”，只是它被“刻意”地掩盖起来罢了。

在二三十年代，周作人的抒情散文，为人所乐道，有所谓的“启明体”，与“鲁迅风”是截然不同的。“闲适小品”成了周作人的注册商标。人们似乎忽略了他杂文的成就，也很难想象他也有“浮躁凌厉”的一面。但还是有极少数的研究者，如李景彬就注意到“周作人在‘五四’以后所发表的议论性散文，无论在数量上，或者概括现实生活的广度上，都略胜乃兄一筹。周作人本时期以‘人事的评论’为主的散文创作，以内容之丰富和政治色彩的浓烈论，均为鲁迅所不及。”2

但没过多久，周作人历经了思想的大转变。郁达夫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8226;导言》中说：“周作人头脑比鲁迅冷静，行动比鲁迅夷犹，遭了‘三&#8226;一八’的打击以后，他知道空喊革命，多负牺牲，是无益的，所以就走进了十字街头的塔，在那里放散红绿的灯光，悠闲地，但也不息地负起了他的使命。他以为思想的改革，基本的工作当然还是要做的，红的绿的灯光的放送，便是给路人的指示；可是到了夜半清闲，行人稀少的当儿，自己赏玩赏玩这灯光的色彩，玄想玄想那天上的星辰，装聋作哑，喝一口苦茶以润润喉舌，到也是于世无损，于己有益的玩意儿。这一种态度，废名说他有点像渊明。可是‘陶潜诗喜说荆轲’，他在东篱下采菊的时候，当然也忘不了社会的大事，‘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的气概，还可以在他的作反语用的平淡中想见得到。”3

周作人曾经一度以反封建的战士形象出现于新文坛，如今他却从“风口”踅回“苦雨斋”，他在“自己的园地”里作着《雨天的书》《苦茶随笔》，他要塑造“平和冲淡”的形象，于是他不愿把那些尖锐批评社会人事的所谓“杂文”，编入文集里。也因此人们淡忘，甚至是根本不知道周作人有过“凌厉骁勇”的一面。而这些集外遗文，在整个周作人早年创作中，所占的比重又相当大，一般研究者甚至错误地低估了它的分量，如此一来对周作人早期思想及创作样貌有了误读，他们径直地认为周作人的消沉与退隐是一贯的，而忽略了其间的挣扎与转折，也落入了周作人自己设下“理智冷静”形象的原意。

据统计，自1918年至1930年间，周作人自编文集未收的就有四百余篇，而这些散见于《晨报》《晨报副刊》《语丝》《京报副刊》《世界日报&#8226;副刊》等的文章，更能看出周作人早期思想及文学道路的发展与转变。当然在这些文章中，大部分是颇为“辛辣”的“骂人”文章，他当年也曾计划将其中的二百篇左右的文章，结为一集，名为《真谈虎集》（按：周作人在1928年出版过《谈虎集》上、下册，收杂文一百三十二篇），甚至连目录也拟好了，但最后因为“绅士气……到底还是颇深，觉得这样做，未免太自轻贱，所以决意模仿孔仲尼笔削的故事，而曾经广告过的《真谈虎集》于是也成为有目无书了”。而这些集外遗文，长期不见于周作人的文集中，从他生前到他死后。直到1984年出版家也是研究者钟叔河，花了十年的功夫，在1998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周作人文类编》，方才收了进去。当然，钟叔河还搜集在1930年以后的集外遗文及未刊稿，总计达一千三百余篇，此均未见于周作人自编文集二十八种之内的。钟氏的辑佚工作，不啻为后来的研究者多开了重新认识周作人的另一扇门，其功可谓伟矣。

对于1918至1930年间的集外遗文，有研究者将其内容归类为几大项：（一）语文问题的讨论，（二）对传统思想的攻击，（三）对时局与社会事件的讨论，（四）关于清室、帝制、奴性等问题的评论，（五）围绕“女师大事件”的论争，（六）与“现代评论社”的笔战，（七）对“五卅惨案”的讨论，（八）对“三&#8226;一八惨案”的讨论，（九）对北洋军阀的批评，（十）对国民党态度的转变等。涉及的范围不可谓不广。本文仅就周作人与陈西滢（陈源）之争（也就是女师大及《现代评论》之争），来回看周作人“温雅中有‘铁’”的一面，尤其是众人都知道鲁迅“骂”陈西滢之事，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周作人的“骂”陈西滢，其实不亚于乃兄，尤其是周作人“骂”人的技巧，更高出于鲁迅，讽刺辛辣，独帜一格。

我们知道“女师大风潮”起因于校长杨荫榆的治校无方及刚愎自用的家长式作风。据当时身为女师大学生的许广平说：“她整天地披起中式斗篷，从大清早出门四处奔走，不知干出什么事体以外，回到学校，不是干涉一下子今天用几多煤，明天撤换什么教员，一屁股往卧室一躺，自然有一大群丫头、寡妇，名为什么校中职员的，实则女仆之不如，然后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有时连食带闹，终宵达旦，一到和各主任教员周旋，和学生接谈，都是言语支离，问东答西，不得要领的糊涂虫，学生迫得没法，由各班推举代表去见她，要求她自行辞职……”

1925年2月28日，《周作人日记》云：“女师旧生田、罗二女生来讲，为女师大事也。”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她们（指来访的两位学生）说是中立派，来为学校求解决，只要换掉校长，风潮便自平息。那时是马夷初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我当晚就打电话到马次长的家里转达此意；马次长说这事好办，校长可以撤换，但学生不能指定后任为谁，如一定要易培基，便难以办到。这事我不知底细，不能负责回答，就拖延了下来，到了4月内阁改组，由章行严出长教育，于是局势改变，是‘正人君子’的世界了。”4

而早在三个星期前的2月7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九期的《时事短评》栏目上，他以《北京的学潮》一文，嘲讽女师大学生：“不过我们觉得那宣言中所举的校长的劣迹，大都不值一笑。至于用‘欲饱私囊’的字眼，加杨氏以‘莫须有’之罪，我们实在为‘全国女界的最高学府’的学生不取。”3月21日，陈西滢又发表《女师大的风潮》，以“一个女读者”的来信说：“那些宣言中所列举杨氏的罪名，大都不能成立。”文中还提道：“女师大中攻击杨氏的学生，不过是极少数的学生；而这回风潮的产生和发表，校内外尚有人在那里主使。”

温雅中有“铁”(2)

5月9日，杨荫榆以校长和校评议会名义贴出布告，开除许广平等六名学生会干部，全校哗然。5月11日，女师大全体学生加开紧急大会，决议彻底驱逐杨荫榆，将校长办公室、寝室和秘书办公室全部贴上封条，同时学生自治会发出《恳请本校主持公道之诸先生出面维持校务书》。而原本还保持沉默的鲁迅在5月10日发表了《突然想到》一文，将章士钊、杨荫榆之流称作“凶兽样的羊”和“羊样的凶兽”，他告诫学生：“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5月27日，鲁迅及马裕藻、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李泰棻共七人，发表七教授《对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由鲁迅起草。

5月30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十五期上，发表《粉刷茅厕》一文，他说：“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在这时候劝学生们不为过甚，或是劝杨校长辞职引退，都无非粉刷茅厕，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陈西滢打着“公理”“公正”“公平”的幌子猛攻，最后更指向鲁迅的《宣言》，他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励，可是我们说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太平允……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

周作人见后，他的反应甚至比鲁迅还要快，他马上在6月1日的《京报副刊》发表《京兆人》予以回击，他说：“总没有凡某籍人不能说校长不对的道理。”他认为“造这种先发制人的流言者”，心里“卑劣”，“实在可怜极了”，只会更引起“向来不愿多嘴的人”的“反感”，“反而说起话来”。他并明言：“我对杨先生对付女师大风潮的办法向来就不满意。”他为了表示要坚决批评下去，甚至宣布“舍籍贯而取说话”，“改籍为京兆人”。周作人因陈西滢此文，明显地被激怒了，他在文中讽刺陈西滢等“江苏人”“无锡人”，受了杨荫榆在“饭站”请“吃饭”的“外交手段”，造作流言。这和陈西滢同样都是“无的放矢”的流言，正应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些口不择言了。

1926年1月13日，徐志摩在他自己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在文章中徐志摩恭维陈西滢的文章“是分明私淑法朗士（按：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AnatoleFrance，1844—1924）的，也不止写文章一件事——除了他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几乎叫你联想到中世纪修道院里穿长袍喂鸽子的法兰西士派的‘兄弟’们”。又说：“他学的是法朗士对人生的态度，在讥讽中有容忍，在容忍中有讥讽……他唯一的标准是理性，唯一的动机是怜悯。”周作人看后，深不以为然，他写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在1月20日刊登在《晨报副刊》，其中有“我知道在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两位名人是谁，这里也不必说，反正总是学者绅士罢了……像陈先生那样真是忠贞于女性的人，不知道对于这些东西将取什么态度：讥讽呢，容忍呢？哈，哈哈……”

而另一方面，林语堂在《语丝》第六十三期发表《写在刘博士文章及“爱管闲事”图表的后面》，刘半农也在同期发表《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及第六十四期发表《奉答陈通伯先生兼答SSS君及某前辈》等讥刺陈西滢的文章。这自然引起了陈西滢的激烈反击，于是他在1月30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九封信，分别是：（一）西滢致岂明（即周作人教授），（二）岂明致西滢，（三）岂明致西滢，（四）西滢致凤举，（五）凤举致西滢，（六）西滢致岂明，（七）凤举致西滢，（八）西滢致凤举，（九）西滢致志摩。并附录三封，计：（甲）西滢致半农（即刘复博士），（乙）半农致西滢，（丙）西滢致半农。其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的张凤举，也被牵涉到“叫局事件”中，原因是他曾告诉周作人自己听陈西滢等人说过“现在的女学生可以叫局”的话。然因他和争议的双方，都是朋友，后来周作人要他出面作证，为他所拒绝。也因如此，周作人在这场争辩中，是处于被动的。尽管周作人一再退让，但陈西滢仍是步步进逼，他公布私人通信，其用意在陷周氏兄弟于“捏造事实，散布流言”的不利境地。另外他给徐志摩的信，也澄清自己与杨荫榆并非亲友，也从未受过杨荫榆的招待。

周作人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说：“我根据张凤举的报告，揭发陈源曾经扬言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后来陈源追问来源，欲待发表，而凤举竭力央求，为息事宁人计，只好说是得之传闻，等于认输；当时川岛很是不平，因为他也在场听到张凤举的话，有一回在会贤堂聚会的时候，想当面揭穿，也是我阻止了。”但在他1926年3月1日发表在《语丝》的《致川岛》文中说：“我宁愿人家疑我是造陈源先生的流言，不愿再吵闹下去。这是我所以做伪君子的缘故。”他在信中引了一段书说：“不耻敌多，但须选为敌之人，如有卑鄙之敌，即此已是败北，已是耻辱了。”当时或是他为了自顾“体统”，而已不愿与他所鄙视的陈西滢对骂了。

1926年3月22日，《语丝》第七十一期增设了“不收外稿”的《我们的闲话》，在第一篇中，周作人即穷诘《现代评论》曾否收受章士钊的一千元大洋。嗣后周作人的态度越趋强硬，他在“津贴”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了。4月12日，周作人在《京报副刊》发表《恕陈源》一文，坐实了《现代评论》拿了一千元，他说：“夫一千元者，非由段祺瑞、章士钊经手而赐给《现代评论》者乎？此即段、章发给《现代评论》之命令，陈源所鞠躬尽瘁地奉行著者也。我们看一千元即可以知陈源说话之原因，看陈源如此说话，即可以知一千元之效力了。”而在4月19日《语丝》第七十五期，周作人在《论并非睚眦之仇》一文中说：“他们要收章士钊的一千元，也不干我事，只要他们不丢丑，不要当作贿赂拿，但是，看啊，这样一副情形，由不好惹的陈源先生起来千方百计、明枪暗箭地替章士钊出力，闲话俱在，不是别人能够‘伪造’的。”此后如《我们的闲话&#8226;六》《我们的闲话&#8226;九》等文章，都是紧抓着一千元津贴的事，来讽刺陈西滢与《现代评论》的。

温雅中有“铁”(3)

此外攻击陈西滢或《现代评论》的文章，还有《我们的闲话&#8226;十三&#8226;梁任公的腰子》《同济大学的誓约书&#8226;按语》《陈源教授的报复&#8226;按语》《我们的闲话&#8226;十六&#8226;怀孤桐先生》《关于一千元》，等等。不仅如此，周作人还发表《论别号之危害》（见《我们的闲话&#8226;二十》），以“门内木”的笔名“大闲”，来调侃陈西滢“门内月”的“老牌闲话”。除此之外，周作人在《世界日报副刊》发表的《胡适之的朋友的报》《条陈四项》《诉苦》《霉菌与疯子》等文章，在在都在讽刺《现代评论》与段祺瑞及章士钊。

而最后让周作人大动肝火，并且“下战书”的是《现代评论》中人唐有壬（按：唐才常的次子）在1926年5月18日致函上海《晶报》，对该报5月12日所载“《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报道，做出辩解。唐有壬谓“《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当时我们听了，以为这不过是共产党造谣的惯技，不足为奇……那时有一位与《语丝》有关系的北大教授，做了一篇骂王九龄的文章，要《现代评论》登载……我们最初就持着‘只论事，不论人’的主旨，对于这种漫骂攻讦式的稿件，便直截了当谢绝了。这是《现代评论》与《语丝》结怨之始，而三千元津贴的话，也就由他们传达于全北京，他们不仅在纸上写，而且在讲堂对学生说……”周作人在7月5日的《语丝》第八十六期发表了《〈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晶报〉书&#8226;书后》一文，抨击唐有壬说：“我对于唐君不得不严重训诫，这便是说《现代评论》收受章士钊一千元的消息乃是从《现代评论》社出来的，收受国民党一千元的消息也是如此。唐君却硬说这是赤俄的消息，信中又拉扯共产党的言动，时时用‘他们’这一代名词笼统包括，这实在是一种卑劣阴险，没有人气的行为。随便说人是共产党，这与前清时随便说人是革命党、乱党无异，不是常人所应为的……唐君可以放心，《语丝》里没有像陈西滢、唐有壬这种阴险卑怯的人，绝不会去勾结军阀谋害异己的。呵呵，说章士钊的党羽之《现代评论》社的人是共产党，去告发他们！哈哈，这与指一只巴儿狗说是豺狼何异，我们虽糊涂，也何至于此？”文中还要求“正人君子”以书面或口头郑重声明《现代评论》社，并未收受章士钊的一千元，倘若收受便是“畜生之畜生”。稍后，又订正要求，要对方在十日之内——即7月31日前声明，否则即是“默认”。紧接着在7月26日的《语丝》第八十九期上，周作人紧盯着这十天之期，他说：“《现代评论》社诸君子鉴：现在只有六天了！章士钊一千元的辩论定于7月31日截止。”但到了截止日期，《现代评论》社并没有回应，于是周作人在8月2日的《语丝》第九十期上，发表《我们的闲话&#8226;三十》“郑重声明”说，“《现代评论》社收受章士钊一千元一节全系事实”，即使对方诉讼也愿“随时奉陪”，如再掩饰，则乃“畜生之畜生”，恕不齿及。

论者指出，周作人在20年代虽曾多次卷入笔战，但都以理智摆脱缠斗，而此次对《现代评论》派之咄咄逼人，不假宽贷，实属首见。推其原因，大概是与痛恨陈西滢诬陷“三&#8226;一八”惨案受害人，与唐有壬扣共产党帽子以诛除异己的言论有关。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对请愿的学生开枪射击，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余人，是为“三&#8226;一八”惨案。3月21日，周作人发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于《京报副刊》，他称“三&#8226;一八”事为“北京城中破天荒的大残杀”，比“五卅”“更为野蛮”。他除了要求惩办段、章、贾诸人外，也不能“曲为谅解”“国民军首领”，“姑进以”“最后之忠告”。他除了以理斥责之外，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而当民众尚在哀痛与愤怒之中，各种各样为政府辩护或寻找替罪的流言也产生了。对此，周作人毫不留情地予以反击。因此当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的《闲话》中，谓杨德群是被“一个教职员勉强她去，她不得已去了”时，周作人立即引述杨德群的亲属任培道女士的话，予以反驳，并讽刺陈西滢，“有外甥替他的‘娘舅’捏造事实（按：吴稚晖为陈西滢之娘舅），传布流言，以取媚权贵”。文中抨击陈西滢“实系利用死者以发表其阴险之暗示”，“他实在是《现代评论》社里替章士钊最出力的唯一的人”。周作人愤懑已极地说：“有朋友对我说，在这样社会里与那样阴险的人去为难，是颇为危险的……至于危险呢，或者就是通缉吧？因了言论而被通缉，倒也是好玩的。”（见1926年3月30日《京报副刊》的《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

1926年4月12日，周作人在《京报副刊》发表《恕陈源》一文，其实他是用了反语，他是“一个也不宽恕”，它是一篇鞭挞得更为淋漓尽致的讽骂，他说陈西滢之捧段祺瑞、章士钊，是和府卫同样是“无知识”和“奉令”，因此是可以“宽恕”的。该文泼辣肆恣，狠狠地挖苦了陈西滢，充分显现了周作人对“知识阶级”取媚于当道的愤慨。

此后周作人在《语丝》虽然不再有专论《现代评论》派的文章，不过在他行文立论之间，常扯出该社的人事，而加以讽刺。甚至到了1927年之后，周作人仍有“正人君子”“一千元莫斯科”“维持公理”等字眼，来讽刺《现代评论》派。而《现代评论》派的人南下，他仍对其“已全体加入国民党矣”而憾憾不已。

周作人在《论并非睚眦之仇》一文中说：“我与陈源一点都没有什么仇。我最初看见陈源先生是在北大，我听说他是由那时在欧洲的刘半农、傅孟真联名保荐来的，这两位都是我很熟的朋友，所以我对于他们所荐举的人，自然也很看重的。第二次见面是在我的家里，那时是两个朋友和我邀请些人来喝酒谈天。以后不久就有了那个时常在《晨报》论前启事的聚餐会，我也去了不少次数，直到‘新月社’成立为止。不过松树胡同我虽然没有去过，在别处的会见却还是常有，我记得去年2月中旬，还曾经承陈源先生和丁西林、张凤举二君之邀，同去逛过玉皇顶，后来或者还会餐过一两次。到了5月末的那一期《现代评论》出来，说起‘某籍某系’的流言，我才心里有点不以为然，但是因为杨荫榆女士是无锡人，是陈源先生的某籍，我以为或者是一时乡曲之见，要替她帮忙，也还不足深怪的。8月1日以后，杨荫榆、刘百昭率领老妈打手，爬墙打扇，章士钊请教东吉祥，正人君子之真面目全然暴露，陈源一面为北大反反章派之柱石，一面在《现代评论》上大做其闲话，为章士钊张目，从这时候起，老实说，我乃完全看不起他了。我与陈源个人始终没有嫌怨，既没有要争那里的教务长，也没有什么别的纠葛，不但未曾有过言论或意见上的冲突，其实真是连眼睛的斜看一下也没有。不，什么都没有。我看不起陈源的是他的捧章士钊，捧无耻的章士钊，做那无耻之尤的勾当。”

温雅中有“铁”(4)

从“旧友”到“论敌”，周作人对陈西滢及《现代评论》之论争，恐怕是周作人在论战中，时日绵延最久、论战最为激烈的一役。除了上述周作人对陈西滢支持章士钊的言论是两人激化的主因外，两人有不同的学养、不同的人生际遇，亦是无可回避的事实。在当时的北京文化界、学术界，有所谓留英、留美派的诸如胡适、徐志摩、陈西滢诸人，也有如鲁迅、周作人等留日派的。而周氏兄弟比起陈西滢等留英留美派的博士，地位似乎要来得低点。学者范玉吉就指出，这批师从当时世界著名的学者，就读于世界闻名的大学的所谓欧美派文人，回到国内，往往都有一种优越感，认为自己接受过正统的西方文化熏陶，受到过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因而真正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追求现代性，因此他们对社会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他们的发言总带有一种权威感，动辄以西方为参照系，来评价社会现实。这样很容易引起另一部分知识群体的反应，例如《语丝》派的文人们就十分不买他们的账。《语丝》派的文人除极个别人外，大都没有在国外受过系统而完整的文化训练，没有拿到象征学术水平的博士文凭，但这些人又确实极其聪慧，富有创造力，他们都在文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因此，他们便和以《现代评论》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互相看不起。所以后来周氏兄弟常用反讽的手法称对方为“正人君子”“××教授”，而称自己为“学匪”，从而在文化心态上保持一种针锋相对的“斗争”姿态。5

从周作人与陈西滢的对骂中，我们可以看到周作人“浮躁凌厉”的一面。虽然他早已到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但直到1927年的秋天，他还不能彻底地“平和冲淡”，只要问题触及他的痛处，还是会拍案奋然而起的。这也是他自称是“流氓”与“绅士”中的“流氓面”，只是后来他不愿这些“少壮勇且厉”的文章，收入自编文集中，而强迫人们只认识他“绅士”的一面。周作人是个复杂的人物，但一般从文学角度去了解，莫不认为他“平和冲淡”的文章，透过草木虫鱼这些细微琐事，开拓了更为精致的私人视野，并将所谓“闲适”的小品文推向了高峰。然而周作人斑杂的思想是需做整体的考察，而不是有意地删削，正如他后来扮演一个“附逆”的尴尬角色，在对日抗战中，他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帮凶，都是需要被正视的问题，而不能因为他文学上的成就而轻轻放过，这是大是大非的事。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否则设若周作人在八道湾客厅遭暗杀时，设若那铜扣没有挡住子弹，那就没有后来成为“汉奸”的情节，他那些早就存在的“颓废的历史观”将无所附丽，是这些对历史悲剧性循环的无可奈何，难有作为的叹息，蒸发出一股销蚀斗志的冷气，也因此而引堕到“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政治漩涡中，一切是其来有自的。这不禁使我们想起白居易的著名诗句：“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是的，假使周作人当年身死，则后面“附逆”的事，无从发生，剩下的只是功成名就。但造化弄人，终究让我们看清了周作人的另一面。同样的对于他自己的删削作品，我们觉得相当遗憾，因为从这些大量的集外遗文，你才能看到作家的另一面！你才能印证他思想驳杂的一面！

注释

1温源宁：ImperfectUnderstanding，1935年，Kelly&Walsh，Ltd.出版。中译本《一知半解》，南星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16。

2李景彬：《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比较观》，《江汉论坛》，1982年第8期，页41。

3《中国新文学大系》第7卷，《散文二集&#8226;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1935—1936年，页14—15。

4《知堂回想录&#8226;女师大与东吉祥（一）》，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页442。

5范玉吉：《被窒息的空间——以陈西滢为个案分析20年代中国言论空间开创的尝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3月，第31卷第2期。

陆小曼(图)

陆小曼送给胡适的照片(图)

梅娘(图)

梅娘小说《蟹》的书影(图)

穆旦(图)

穆旦、周与良结婚照(图)

穆旦译著的书影(图)

邵洵美(图)

邵洵美、盛佩玉合影(图)

徐悲鸿画的邵洵美(图)

作为诗人及出版家的邵洵美(1)

邵洵美（1906—1968）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知名的唯美颓废派诗人、出版家和文学活动家。但现在知道邵洵美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在这些知道的人的印象中，总认为他不过是个“纨绔子弟”、公子哥儿，并无足观。这很可能受到鲁迅的影响，鲁迅在他的《拿来主义》中，这样写着：“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这个评语，底下注明“讽刺的是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于人的邵洵美之流”。这成为后人对邵洵美的第一、也是唯一印象。“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一时成为定论。难怪后人慨叹，一条鲁迅注释，掩埋邵洵美一生。

鲁迅骂邵洵美为“盛家赘婿”，并对其诸多攻击。然而若就其身世而观之，邵洵美的父亲娶盛宣怀的四女儿为妻，邵洵美的伯父邵颐的元配夫人是李鸿章之女，邵洵美可说是生于官宦之家，而盛佩玉是盛宣怀长子的女儿，与邵洵美是表姐弟。邵、盛两家原本都是有钱人，并不存在邵洵美高攀的问题。鲁迅不厌其烦地提到富家女婿，并似乎认为因此而一切均无足观，是不免沦为情绪上的“嘲笑”与“谩骂”了。

邵洵美，祖籍浙江余姚，生于上海，眉清目秀，长发高额。有“希腊式完美的鼻子”的美男子邵洵美，在更多记载里是有点“纨绔子弟”的味道。有人评价他年轻时的生活，几乎就是《红楼梦》里描述的“大观园”的翻版。他好酒好赌，陈定山在《春申旧闻》中就说过，他们经常在花木交荫的宅第里“一掷呼卢，输赢百万”，赌的筹码，不是金钱而是道契。他讲究雅赌，认为赌博有“诗意”，因此看不起那些世俗赌徒。据说，他越输钱，诗写得越好。他说：“一赢倒心慌，诗就做不成了。”因此自称“赌国诗人”。

陈定山又说，邵洵美更有贾宝玉爱红的毛病儿，因为皮肤太惨白，所以出门前要薄施些胭脂，他自称这是学唐朝人风度。他和江小鹣一样留着山羊胡子，他觉得这样才美。他爱画画、爱藏书、爱文学，在自家豪宅里办文学沙龙，来往的人川流不息。他为人宽厚仗义，无论好友或陌生人，他都常常接济。

邵洵美中学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中学，后转学南洋路矿学校（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1923年毕业。1925年2月，乘船赴英留学。先在剑桥大学读预科，后来考进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 of Cambridge University）经济系。据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说：“有一天，他在书堆里发现自己在罗马买的一张希腊女诗人莎茀（Sappho）像的印刷品。这画像为他造出许多离奇的幻想，于是，写满了诗句的草稿越积越多了。他对这位女诗人发生极大的兴趣，从此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用新诗的自由体裁去译她的《爱神颂》，新诗成了他的信仰和将来了。莎茀的诗被人发现的一共只有五六十个断片，洵美在正式课程之外，凭自己的想象把它们联系起来写成一出短剧。经穆尔先生的介绍交海法书店印刷发行。那册剧本印得特别讲究，纸张是剑桥大学出版部转买来的手造纸，封面的图样又是请英国木刻名家吉尔先生设计的。但是，这本小册子上柜，竟然一本也没有卖掉。不过，从此，洵美有了个‘希腊文学专家’的称号。”

邵洵美曾自己说过他从发现莎茀而知道了史文朋（A. C. Swinburne，1837—1909），又因史文朋而熟知了拉斐尔前派作家，并得知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和魏尔伦（Paul Verlaine，1844—1896）。这也标示了邵洵美从唯美主义（史文朋）到象征主义（魏尔伦），同时也从“字眼、词句、音节”等“形式”到“意象”。

学者盛兴军说：“邵洵美在20、30年代的中国诗坛是有着自己的独特贡献和一席之地的，尤其是他对西方唯美主义文学的译介和为此而进行的诗歌探索，对推动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化，以及现代派诗歌在中国的兴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从他身上，我们似乎可以窥见‘五四’浪漫主义诗歌向象征主义诗歌转换的影子。众所周知，西方唯美主义者最终都无一例外地滑向颓废，并最终导致‘对生活本身的唯美化的理解’，从而使‘唯美的个人主义肆虐泛滥’。中国的唯美主义者也难例外。‘这是因为当人自觉到颓废乃是人生以至文化和历史的宿命，并因而成为颓废主义者之后，如何在日趋颓废的有限人生中获得最大的个人享乐，便成了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进而在颓废主义者看来，只有对人生和艺术采取唯美的态度，即为生活而生活、为艺术而艺术，他们才能度过颓废的人间苦，并可望在生命的颓废途中获得最大的个人享乐’。”

1926年6月下旬，邵洵美中断在英国的学业返国。次年1月15日（农历12月12日），在上海南京路前跑马厅对面的大华舞厅（卡尔登饭店）与盛佩玉举行婚礼。1928年3月，邵洵美创办金屋书店，地址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斜桥路口，斜桥总会隔壁。据章克标说，“金屋”这个名字的取义，既不是出于“藏娇”的典故，也不是缘于“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诗句，而是由一个法文字眼即“La Maison d’or”翻译过来的。书店出版的主要是文艺类书籍，以唯美派的作品居多。学者张伟说：“金屋书店开办后究竟出了多少书，一直没有人统计过，仅就笔者粗略翻过的，应该在三十种左右。范围大致包括这几类：（一）狮吼社同人的著作，如滕固的《外遇》、章克标的《银蛇》、黄中的《妩媚的眼睛》、邵洵美的《一朵朵玫瑰》等。（二）朋友的作品，如郭子雄的《春夏秋冬》、卢世侯的《世侯画集》、朱维基的《奥赛罗》、张若谷的《文学生活》等。（三）朋友相托之书，如夏衍的《北美印象记》、王任叔的《死线上》、陈白尘的《漩涡》等。这些书均属文学范畴，多为小说、诗歌、文艺理论和译著，大都具有唯美色彩，很少有畅销书。”学者倪墨炎说：“从金屋的书目看来，邵洵美办书店，根本不图经济利益，只是为自己出书方便，为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出书方便。有朋友求他，他会豪爽地给予帮助，有些书稿接受下来，书还没有出他会先付稿酬。金屋书店虽然没有出版轰动一时或在文化史尚有一定地位的书，但也没有出不堪一读的书。”

同年7月，邵洵美又主编复活《狮吼》半月刊，至年底共出版十二期。1929年1月，由邵洵美、章克标共同主编的《金屋月刊》创刊。1930年9月，《金屋月刊》出至第十二期后停刊，狮吼社也解散。但在狮吼社基础上形成的这个唯美－颓废主义作家群，并未停止活动，他们仍以邵洵美、滕固和章克标为中心，依托金屋书店及其后身——时代图书公司为阵地，继续从事唯美－颓废主义的文艺运动，直到30年代中期以后才渐渐分散。

作为诗人及出版家的邵洵美(2)

邵洵美的第一本诗集《天堂与五月》1927年1月在光华书局印行，该诗集收录的是他留学至回国期间的诗作。第二本诗集《花一般的罪恶》1928年5月在金屋书店出版，从诗集的名称，就知是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脱胎而来的。也许是因为声气相求，同为唯美派作家的张若谷对于邵洵美的诗表示了更多的理解，在《五月的讴歌者》中，他介绍了诗人，同时对《天堂与五月》表示了欣赏的态度。他指出，邵洵美吸收了西方文学资源，诗歌写作深受法国恶魔主义的影响，歌颂色欲与肉感，在罪恶中找寻快乐，然而又有大胆的反抗，表现了热情而又苦闷的灵魂。新月诗人陈梦家对于邵洵美的诗歌艺术也有一段优美的评价，他说：“邵洵美的诗，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她有女人十全的美），只是那绻绵是十分可爱的。《洵美的梦》，是他对于那香艳的梦在滑稽的庄严下发出一个疑惑的笑。如其一块翡翠真能说出话赞美另一块翡翠，那就正比是洵美对于女人的赞美。”

当然负面的评价也一直存在着，在《花一般的罪恶》问世后，曾招致不少指责。有位化名孙梅僧的作者认为：（一）这部诗集使人看不懂，没有线索可寻，对读者不负责任；（二）诗人深受唯美主义的影响，身上有莎茀和史文朋的影子，本应用全副精神去创造美，但却完全走错了路；（三）诗歌有很多地方只是火、肉、吻、毒、蛇、唇、玫瑰、处女等的堆砌。这篇批评使邵洵美深为不满，并专门写了一篇长文进行辩驳，认为批评者没有深入到诗歌艺术内部，只是用道德礼义来指摘，根本不懂诗。但是，孙梅僧的文章却也点在了要害，指出了邵洵美的师承对象——唯美主义，并且看到了其诗肉感、颓废的一面。

1927年6月，徐志摩和朋友们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次年3月《新月》月刊创刊。1929年，新月书店因亏空太多，资金周转不灵，徐志摩向邵洵美招股。邵洵美为了徐志摩的情谊，结束了自己的金屋书店，将资金投入新月，以“邵浩文”的名义作为发行人，后来更接任新月书店的经理。章克标回忆说：“洵美可以说是为了志摩的缘故而去加入新月书店的，时为1931年4月。他当然无法实干，于是委托了林微音（按：海派的男作家）去上班，代行管理日常事物。志摩和洵美两人拟订了改革《新月》的办法，要改变《新月》月刊的摇摆不定。他们先是想使《新月》侧重文学艺术方面，少谈政治，不参加争权夺利，以省却遭到许多麻烦，或者从这方面去打开出路，求得营业上的发展。但是这个设想提出之后，就被罗隆基一口否定。当时罗在编《新月》，他是热心于政治的，不同意这种改变。”“新月书店改革的事情，因此议而不决，只能照旧拖延下去。洵美的设想，也因此落了空。不久徐志摩去北平所搭乘的飞机在山东济南附近党家庄的开山失事，志摩升天，洵美陷入于更加孤立的情势，更加有力无处用，只好知难而退了。后来新月书店由胡适之同商务印书馆谈妥，归商务接收，由商务出一笔钱，代新月清偿债务，新月书店存货全归商务接收，新月书店出版的书册可以由商务印书馆继续出版。这样就结束了新月书店。”

而在《新月》月刊刊行期间，徐志摩、邵洵美、陈梦家、方玮德、方令孺等人，在1931年1月20日还办了一个《诗刊》。开始由徐志摩主编，后由邵洵美接编，由新月书店发行。《诗刊》继承《晨报副刊》的诗歌作风，在刊行过程中，曾培养出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有影响力的青年诗人。徐志摩死后，《诗刊》失去了领导人物，在1932年7月便宣告终刊，只出了四期。

作为一个出版家，邵洵美可说是兴致勃勃的，他帮助徐志摩的新月书店，后来他也接办张光宇、正宇兄弟及叶浅予的《时代画报》，而且因此成立“时代印刷厂”及“时代书局”。章克标这么回忆的：“《时代画报》那时用铜版印刷为主，封面及里面的彩色插页用三色版，制版和印刷都较麻烦，而且价贵，对于用纸的要求也高，因之成本就高。如改用影写版来印，制版可以简单些，用纸的要求也不那样苛刻，可以减低成本。要同《良友》竞争，这是一条路。洵美下决心要办一个影写版的印刷厂，一方面是为印刷自家《时代画报》，再是引进先进技术来推进中国的印刷事业。洵美果然变卖了一点房地产，向德国洋行订购了影写版的比较新式的印刷机，开办了时代印刷厂，同《时代画报》出版机构合起来名叫时代图书印刷发行公司，即包括时代书局及时代印刷厂两个部分。”

1932年9月16日，邵洵美与林语堂合办《论语》半月刊。说到《论语》这份杂志，一般人都将它归功于林语堂，但实际上就和《论语》关系的密切程度，邵洵美实不亚于林语堂。除了出版发行和一切杂务琐事都由时代书局包揽外，杂志的盈亏也全部由书店承担。在资金方面，林语堂一开始出了一些，第十期后就完全由邵洵美独资。至于编辑人选，最先几期，先后由章克标、孙斯鸣实际负责，到了十几期，方由林语堂接替。邵洵美说：“这时候《论语》已日渐博得读者的爱护，销路也每期激增。林语堂先生编辑以后，又加了不少心血，《论语》便一时风行，‘幽默’二字也成为人人的口头禅了。”后来林语堂因编辑费的事和章克标的矛盾逐渐加深，正巧此时良友图书公司准备办刊物，林语堂便以承包方式为良友办《人间世》，于是在第二十八期后林语堂辞去编辑工作，改由陶亢德接编。后来陶亢德又去编《宇宙风》，自第八十二期起由郁达夫任编辑，但实际上是邵洵美主编。第一百一十期起由邵洵美、林达祖合编，一直到终刊的第一百七十七期（其中第一百一十八至一百二十一期由李青崖主编）。

邵绡红说：“1935年是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最兴旺的时期，一度同时出版七份杂志，因其出版日期的参差，每隔五天就有两份与读者见面。总共算起来，那时‘时代’旗下杂志已有读者近十万。”据张伟的说法，当时“时代”号称拥有九大刊物，按创刊时间依次为：《时代画报》（1929—1937）、《论语》（1932—1937，1946—1949）、《十日谈》（1933—1934）、《时代漫画》（1934—1937）、《人言周刊》（1934—1936）、《万象画报》（1934—1935）、《时代电影》（1934—1937）、《声色画报》（后改周报，1935—1936）、《文学时代》（1935—1936）。这些刊物装帧漂亮，内容丰富，有些在当时堪称独树一帜，起着引领时代潮流的作用。如《时代漫画》出版时间长达三年半，拥有百人以上的作者群，发行数量达一万册，是民国期间我国出版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的漫画刊物。《人言周刊》兼蓄时论和文学作品，风格鲜明，出版期数多达一百一十五期，作者群包括胡适、郁达夫、林语堂等名家。

学者王小敬认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出于种种原因，对于邵洵美的研究，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存在大量空白。至今，邵洵美的文集尚未整理出版，研究工作的开展存在很大困难。但尽管如此，邵洵美在30年代的上海文化界，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不争的事实。他编辑、出版和发行的大量刊物，在今天看来，都是在文学史、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刊物。

据妻子盛佩玉的回忆，邵洵美一生除了读书、买书、写书、译书、出版书，别无他求，甚至为此赔光了家产。抗战开始后，邵洵美已经窘迫到需要租房居住，却还是主办了抗日刊物《自由谭》和《公正评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写成后，他帮忙翻译成英文，“字斟句酌”，并在自己刊物首次公开发表。到后来，这位昔日大少爷，只有靠变卖祖传的印章，才能请得起老友吃一顿饭。更往后他被捕入狱，几经波折，沦落到借钱度日。不过尽管如此，他“唯美之心，终究不改”，还是要用老妈子的刨花水，把头发梳得油光水滑。他依然是不折不扣的邵洵美。

作为诗人与翻译家的穆旦(1)

穆旦本名查良铮，著名诗人和诗歌翻译家，1918年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海宁。海宁查家是江南世家，几百年中名人辈出，领尽风骚，康熙皇帝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红学专家周汝昌在文章中说，查家分南北两支，“北查”世居天津水西村，大约就是穆旦出身的那一支了。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金庸本名查良镛，亦是浙江海宁人。穆旦其实是金大侠本家的大表哥。1934年查良铮将“查”字拆为“木”和“旦”，“木”与“穆”谐音，于是开始用“穆旦”作笔名。这正如查良镛后来把“镛”字一分为二，成为“金庸”。

穆旦在十一岁那年进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开始诗文创作，现存有1934至1935年载《南开高中生》的诗八首。这些“少作”刻画了流浪人、老木匠、缫丝工等劳苦大众经受的“把人变成了烂泥”的煎熬，鞭挞了“另一个世界”穷奢极侈的生活。少年的穆旦已经开始理性地思考人生和现实，忧郁地关注社会和底层的人民了。

当时日寇侵凌，平、津首当其冲，年轻的诗人热心于抗日救亡的活动，他写下了《哀国难》，“洒着一腔热血”大声疾呼：

眼看祖先们的血汗化成了轻烟，

铁鸟击碎了故去英雄们的笑脸！

眼看四十年的光辉一旦塌沉，

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

一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已经投身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洪流，开始唱起“追求进步”的序曲。

1935年7月，穆旦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被三所大学录取。最后，他选择了清华大学外文系。穆旦在这里继续探索和写作现代诗歌，并在《清华学刊》上发表。他写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又有很强的现实感。

两年后，抗日战争爆发，穆旦随校迁往昆明，清华与北大、南开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这片被称为“振兴并发展中国新诗的新垦地”上，穆旦得到著名的学者、诗人闻一多、燕卜荪（WilliamEmpson）等人的言传身教，尤其是燕卜荪当时开了“当代英诗”课，从19世纪诗人霍普金斯（G.M.Hopkins）一直讲到20世纪诗人奥登（W.H.Auden），使穆旦深受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全面现代化的诗风。

1940年，穆旦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他留校任教，负责叙永分校新生的接收及教学工作。1942年写的《诗八章》，次年即和另三首收入闻一多选编的《现代诗钞》。1942年，他却作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投笔从戎。他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亲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据好友王佐良发表于英国伦敦LifeandLetters（1946年6月号）的《一个中国诗人》一文，说：“但是最痛苦的经验只属于一个人，那是1942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想到过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的痢疾，让蚂蟥和大的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到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为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这个瘦长的、外表脆弱的诗人却有意想不到的坚韧，他活了下来，来说他的故事。但是不！他并没有说。因为如果我的叙述泄露了一种虚假的英雄主义的坏趣味，他本人对于这一切淡漠而又随便，或者便连这样也觉得不好意思。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道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怕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的。”

过了三年，诗人才根据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写下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这首长诗是以《葬歌》终结的：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林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在这里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这首椎心泣血的长诗，不仅是对胡康河上的白骨深情的祭奠，也是纪念千千万万为抗日而牺牲的将士的史诗。

40年代是一个风云变幻、风雷激荡的年代，在这个年代，他抒写出深沉雄浑的生命之歌。学者龙泉明、汪云霞认为，他的诗歌，透视了敏感良知的知识分子在苦难岁月里丰富复杂的精神境遇，呈现出诗人对人类生存状况、民族前途命运形上思考的痛苦凝重的情感色彩。生的希望与绝望，爱的欣喜与怅惘，民族的期待与灾难等，在他的诗中交织、扭结、矛盾和冲突。透过其诗，可以感受到诗人躁动、苦闷、压抑和焦灼的痛苦灵魂。诗人唐湜在《穆旦论》中，就说：“（他的诗）给人一种难得的丰富和丰富到痛苦的印象，甚至还有一些挣扎的痛苦印记，他有一份不平衡的心，一份思想者的坚韧的风格，在别人懦弱得不敢正视的地方，他却有足够的勇敢去突破。”

香港学者李焯雄认为，整体而言，穆旦诗的基本风格是悲观和冷静的。他明白就是不能把现实转化为理想，他也不能逃避；语言世界、爱情等均不能提供逃避之所。因此，他诗中始终没有冷漠的态度，漠视客观的世界。穆旦认为“我是太爱，太爱那些面孔了，/他们谄媚我，耳语我，讽笑我，/鬼脸，阴谋，和纸糊的假人，/使我的一拳落空”，他毕竟是悲悯的，不流于冷嘲。

作为诗人与翻译家的穆旦(2)

1949年8月，穆旦赴美留学，入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同年12月23日，与早在一年多前就到芝加哥大学攻读生物的周与良结婚。1952年底，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毕业后，穆旦又怀着一以贯之的爱国情操，一厢情愿地偕夫人周与良博士兼程回国。次年5月，他们俩同时应聘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满以为从此可以安心报效祖国了。穆旦秉性耿直，遇事往往仗义执言，在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年头，自然不能见容于那些为虎作伥的宵小。仅仅一年多之后，就发生所谓的“外文系事件”，没有料到这竟成了穆旦后来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的依据之一。

1955年，“肃反运动”中穆旦成为“肃反对象”，受到批斗审查，参加“远征军”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1957年春，“整风运动”开始，穆旦接受回国后几年来“祸从口出”的教训，在“大鸣大放”中守口如瓶，总算逃过了言祸，在“反右运动”中幸免于一顶“右派”的棘冠。天真的诗人哪懂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957年2月，他发表长诗《葬歌》，真诚地抒写“我们知识分子决心改造思想与旧我决裂”，却受到“个人主义”的讥评。5月7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讽刺诗《九十九家争鸣记》，这首诗后来被批判为“毒草”、“向党进攻”，也被作为定罪的依据之一。

“反右”中受到批判，他被迫写了检讨。这些只不过是他的厄运的序曲。1958年底，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凭空扣在了一位万里来归的爱国诗人的头上，“机关管制三年”，而他的“反革命罪证”正是当年爱国从军，参加抗战！从此开始了二十年的贱民生涯，株连全家。“文革”期间又受尽折磨，书籍、手稿、一些家庭用品、被褥、衣服等都当“四旧”被拉走，亲友回避，诗神无踪。

夫人周与良回忆道：“‘四人帮’打倒后，他高兴地对我说‘希望不久又能写诗了’，还说‘相信手中这支笔，还会重新恢复青春’。我意识到他又要开始写诗，就说：‘咱们过些平安的日子吧，你不要再写了。’他无可奈何地点点头。我后来愧恨当时不理解他，阻止他写诗，使他的夙愿不能成为现实，最后留下的二十多首绝笔，都是背着我写下的。他去世后，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孩子们找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一些是已发表的诗的题目，另外一些可能也是诗的题目，没有找到诗，也许没有写，也许写了又撕了，永远也找不到了。”

在无法写诗及发表诗作的日子，穆旦以梁真或查良铮的署名开始他的译诗工作。王佐良说：“他早已精通英文，后来又掌握了俄文，回国之初就译了大量普希金的诗，包括《欧根&#8226;奥涅金》。后来他转向英国浪漫主义诗，艾略特的《荒原》就是他重译而且仔细加注的。他的最主要的成绩则是拜伦长诗《唐璜》的全译本，全书十七章十四节都以略加变通的意大利八行体（ottavarima）为格律译出，保持了拜伦的口语体以及讽刺艺术的几乎一切特点，读起来像原著一样流畅生动。”

夫人周与良说：“良铮译诗，是全身心投入，是用全部心血重新创作，经常为一行诗，甚至一个字，深夜不能入睡。他常说，拜伦和普希金的诗，如果没有注释，读者不容易看明白。他的每本译诗都有完整的注释。偶尔他也对我说：‘这句诗的注释就是找不到。’为了一个注释，他要跑天津、北京各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等。他跌伤腿以后，还拄着拐杖去南大图书馆找注释。尤其《唐璜》的注释，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查阅了大量文献，虽然出版时未被采用，至今我还保留着厚厚一本注释。去医院进行手术前，他曾对我说：‘我已经把我最喜爱的拜伦和普希金的诗都译完，也都整理好了。’他还对最小的女儿小平说：‘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这个小手提箱的译槁，也可能等你老了，这些稿件才有出版的希望。’他最关心的是他的译诗，诗就是他的生命，他去世前没给家人留下遗言，这些就是他的遗言。”

1976年3月31日，穆旦在给孙志鸣的信中写道：“我在周总理逝世后十天，摔了一跤，跌下自行车，右腿股骨颈折断（又叉进一些），至今已七十天了，还没有全好，每日躺在屋中用拐走路……”在1976年6月15日的信中再次写道：“我的腿真该诅咒，再过四天就五个月，可是还未全好，还得用一拐支着，现在每天练习多走，以期快好。看样子也许得六个月？”然而六个月、又六个月过去了，诗人的腿伤还是没有好。穆旦在1976年10月30日、11月7日和1977年1月12日给郭保卫的信中写道：“现在我的骨折生长不佳，又裂开一缝，必须开刀，钉钉子，还要重新养起。不过马上动不了手术，因为医院无床位……”“我每日在校内近处走动，用着双拐。现在是等待医院对普通病人开放床位。目前由于有震情，所以不开。心情并不很好。”“我现在等过春节，过了节，就打算进医院，狠一下心做手术，那么我们有两个月就不便写信了，主要是我卧在床上大概写不了……”看来医院终于对穆旦开放了床位，不料，?没来得及动腿部手术，在1977年2月25日下午他心脏病突发，26日凌晨病逝。穆旦在上手术桌前，心情是等待多时的轻松吧。他大约觉得再过几个月又可以健步如飞，可以继续写他的诗歌，继续完成他对普希金的译著。身为诗人，常有额外的苦难，但是也有格外悠长的青春，虚龄六十岁的穆旦，还有多少的诗情没有释放、多少计划等待完成啊！然而诗人是带着开敞的伤口死去了。这是多年来身心备受摧残的必然后果。

作为诗人与翻译家的穆旦(3)

1980年7月，《唐璜》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立即成为公认的文学翻译的经典巨著。1981年，南京译林出版社重新出版穆旦过世前精心修订过的《普希金抒情诗集》两大卷（1954年上海初版）。1986年，一本《穆旦诗选》，几经周折，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只选五十九首。直到1996在诗人逝世二十周年前夕，一部《穆旦诗全集》终于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在北京发行了。这部诗集收录诗人从中学时代的“少作”到悴然逝世前的残稿，共一百五十余首。正如编者所说：“正是这样一部由‘抹去诗与生命之界’的‘殉道者’用超绝的诗艺与坚韧的生命熔铸成的《诗全集》，在现代诗史上留下了一座卓异的里程碑。”

学者巫宁坤说：“《穆旦诗全集》中最动人的是1976年写的二十七首诗。澎湃的诗情在被迫噤若寒蝉二十年之后，竟又在短促的最后一年中再现辉煌，宛如漫天阴霾之后的晚霞夕照，令人为之目眩，几乎是一个奇迹。穆旦的晚年是十分寂寞的，正如汪曾祺早在1947年读过《穆旦诗集》后就慨乎言之的：‘诗人是寂寞的，千古如斯！’半生的追求，无尽的苦难，深沉的幻灭，都升华为炉火纯青的对生命的咏叹。”

《智慧之歌》哀叹“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爱情消逝，友谊被“生活的冷风铸为实际”，“迷人的理想终于成笑谈”，剩下的只有日常生活的痛苦，诗人只能直面惨淡的人生：“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我咒诅它每一片叶的滋长。”

《沉没》绝望地惊呼“身体一天天坠入物质的深渊”：“爱憎、情谊、职位、蛛网的劳作，/都曾使我坚强地生活于其中，/而这一切只搭造了死亡之宫。”

《穆旦诗全集》的压卷之作是那年12月写的《冬》，四章六十四行，唱出了“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的哀歌，凄婉欲绝：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

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

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

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

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

……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

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

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

我愿意感情的热流溢于心间，

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

尽管最后诗人的心中有一股暖流缓缓地出现，在不由得升起希望时，希望却又落空了。诗人这时却因心脏病突发，而死在手术台上。它宛如不幸的天才诗人为自己作的墓志铭。

2005年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八卷本的《穆旦译文集》，2006年4月，两卷本的《穆旦诗文集》也已面世。这是到目前为止收录穆旦译文和诗文最为完备的专集，首次系统整理出版，几乎囊括了穆旦的全部作品。

与张爱玲齐名的40年代女作家——梅娘(1)

2005年8月，《梅娘近作及书简》出版了，这位成名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沦陷区的文坛才女，当年曾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在文坛上沉寂了半个多世纪后，以八十六岁的高龄，再度推出她的作品，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梅娘近作及书简》中汇集了梅娘的散文近作六十篇，书信八十八封，有关于赵树理、萧红、张爱玲、关露、遇罗克、刘索拉的描写，以及致丁景唐、丁东、成幼殊、釜屋修、岸阳子等中外名家信札，文字炉火纯青。而这位文坛奇女子“生活流程中的许多故事，也都在这本书中”。

梅娘，原名孙嘉瑞，祖籍山东招远县，1920年12月22日出生在海参崴，在吉林省长春市长大。她的父亲孙志远在孩童时代就和他的家人移居到了长春，他从给英国洋行当小伙计做到东北颇有名气的实业家。出身豪门的梅娘刚两岁，身为偏室的母亲被正房驱逐，从此生死不明。饱受了失去亲娘之痛的她，长大后取了笔名“梅娘”，就是取谐音“没娘”的意思。尽管如此，梅娘和父亲的关系很好，她父亲鼓励她自立（像男人一样）。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梅娘就敢骑马穿越街道，震惊四邻。当她四岁的时候，在家里同时接受了中西教育——她跟一个前清的拔贡秀才读经写字，跟一个俄国老太太学习英语。1930年，当她十岁的时候，在吉林省立女中初中部正式就读，她受到“五四”新文学的启蒙，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九&#8226;一八”事变后，梅娘中断了学校生活。正是这个时期，她进行了广泛的阅读。除了看家里的藏书外，还买了全套林琴南的翻译小说，以模仿他优美简练的文字，并试着翻译初级英语读物。1934年，她重新回到学校上学，暗地里阅读萧军和萧红的作品，暗地里阅读能够找到的中国书籍。她还把自己的爱和恨诉诸文字。语文老师孙晓野将这些习作辑集成册，取名《小姐集》，交付益智书店。1936年她出版了这第一部作品，很遗憾，在以后的岁月里，这部作品却永远地遗失了。

1936年，梅娘中学毕业，父亲去世，他的生前好友张鸿鹄，时任哈尔滨电业局局长，说服了孙家，送梅娘赴日留学。梅娘进入东京女子大学家政系学习，这一时期她开始阅读郭沫若、列宁和马克思的著作，进一步拓宽了视野。正当梅娘坠入书海，勤奋阅读鲁迅、朱光潜、邹韬奋、萧红、萧军等人的作品时，卢沟桥的炮声使她坐不安席，彷徨无措。此时，梅娘认识了柳龙光，一个在日本内山书店打工，靠自己挣钱在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学的中国留学生，二人开始了为孙家所不容的自由恋爱。孙家断绝了对梅娘的经济援助，但这并没有动摇梅娘追求爱情和自由的信念，她选择随着柳龙光流浪。“我们如饥似渴地寻觅着救国之路，究竟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才能打败侵略者？我们互相辩论，互相启示，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梅娘和柳龙光身边，聚集了一批中日反战作家。与此同时，梅娘笔下流淌出的文字，也浸透了身世之悲和家国之痛。“残酷野蛮的战争，不仅祸害了我的故土，也无情地吞噬了日本善良的百姓”，“我的好朋友澄子，我善良的山口妈妈，包括那从遥远的烽火后方运中国书来京都的日本经理，我确信，他们都不需要战争。我不知道战争怎么才能结束，在异国的星空下，我的心困惑地战栗着。”

由于家庭断绝了对她的经济支持，所以梅娘被迫返回“满洲国”。1938年，她在“满洲国”日本人控制的《大同报》做校对，并主编一周一次的妇女版。同年，柳龙光追寻梅娘到了长春，梅娘拒绝了家庭给她安排的婚事，这对年轻人，不顾家庭的反对，开始了同居生活。他们的住所成了“满洲国”首都年轻人的文艺沙龙，也成了著名的反抗作家凝聚的中心。在日本反战学者小林秀雄、阿部知二、岸田国士的支持下，《文丛》杂志成立了，梅娘也加入了这个组织，他们倡导用笔来描写真实、暴露真实。遗憾的是，由于缺乏资金支持，他们自创的杂志很快就停刊了。之前，《文丛》刊出了梅娘的第二部作品集《第二代》（1939），这部当时受到高度赞扬的作品收录了十一篇短篇小说，被认为是“满洲国”文学界第一部提倡自由主义的作品。在《第二代》的前言中，“满洲国”著名作家梁山丁作出了权威性的评价：“从《小姐集》到《第二代》，梅娘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前进的意识，《小姐集》描写着小女儿的爱与憎，《第二代》则横透着大众的时代的气息。”

1939年底，柳龙光受雇于华文《大阪每日》，他们移居到了日本。华文《大阪每日》给梅娘和柳龙光提供了更深入接触日本社会的机会，梅娘目睹了战争同样给日本老百姓带来的困苦。在这样的背景下，梅娘写了《蚌》《鱼》和《蟹》等小说。

“珍珠港事件”后，柳龙光夫妇回到了中国。柳龙光被聘请到北平，掌管原来由日本情报部门控制的杂志社，他改组了原有的作家协会，任干事长。梅娘则受聘北平《妇女》杂志，任编辑和记者。当时梅娘只知道丈夫应日本友人龟谷利一的约请主持一份杂志，却不知道他还肩负着中共北平地下党员的秘密使命。龟谷本想通过办杂志扫却战争阴霾、化解中日仇恨，结果被扣上宣传“大东亚共荣共存”不力的诸多罪名，遣送回国。梅娘始终认为把妇女的受压制和男性中心的社会相纠葛，是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源。她在给另一作家吴瑛的信中就说：“我想女人是这世界的救世主，只有女人能使这世界变成天堂……女人在这个社会中受到许多男人想不到的磨难和痛苦……”这些话语，控诉了“满洲国”男性中心社会的所谓“乐土”。

1943年，柳龙光掌管的几份杂志卖得不错，两人继续秘密参与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他们共同参加了满洲华北的文化联络活动，在北平相对自由的文学界中，梅娘积极介绍“满洲国”的女性作家，如吴瑛、蓝苓、朱媞等。梅娘的《蚌》《鱼》《蟹》这三部小说，奠定了梅娘的成功。1943年，《鱼》获得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赏”的“赏外佳作”奖。次年，《蟹》获得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正赏。这三部小说都形象地描绘了年轻中国女性对压迫作出的抗争。殖民社会成为她们的恐惧、没有安全感的压抑背景，作为一个整体，《蚌》《鱼》《蟹》描写了在日本占领下男性中心社会里中国女性抗争不屈的真实。她公开批评殖民生活，而她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有效地缓解了统治者对她作品政治内涵的察觉。她没有受到日本人的迫害，反而得到了日本文化人的高度评价，因为妇女问题并不仅仅限于殖民地社会，当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丁玲就写下了《三八节有感》。

与张爱玲齐名的40年代女作家——梅娘(2)

梅娘编辑《妇女》杂志，写了几部小说，这一连串成就都是在她二十五岁之前完成的。不幸的是，这却为她以后的三十年悲剧做了伏笔。1945年，梅娘一家回到了东北故乡；1948年，移居上海又去了台湾；1949年中共建国前夕，梅娘夫妇决定回大陆，参加建设满目疮痍的祖国。可叹的是，柳龙光在归途中，所乘的太平轮在舟山附近与另一船相撞沉没。柳龙光死时年仅三十三岁。梅娘在失母丧父之后，迎来更惨痛的第三次打击。她怀着身孕忍着伤痛把两个女儿带回了祖国。返回大陆后，梅娘曾当过两年的中学语文教员。1951年，她被调到农业部宣传司，是最早参与农业电影制片厂的人员之一。

20世纪50年代，梅娘和大部分曾经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一样，被定位为“汉奸文人”，他们经受了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1955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1957年则被划为“右派”及嫌疑间谍。她一直被审查，受批判、劳教、管制，划入另册，过着非人的日子。对于梅娘来说，那个时代是在监禁和强迫劳动中度过的。在漫长的艰苦生活中，梅娘的十三岁的二女儿因无人照料病死在救济院，家中只剩正念中学的长女柳青带着年幼的弟弟艰难度日。“文革”中，梅娘的儿子染上肝炎，治疗不及，于1972年死去。从此，梅娘只剩下柳青一个亲人。柳青被作家史铁生视为“自己写作的领路人”。在史铁生看来，正是这位大女儿，让“梅姨”（史铁生这样称呼梅娘）有了决心活下去，并且“独自歌唱”的理由。

1978年，平反后的梅娘回到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出版社寄给“梅娘”的信，传达室都称“查无此人”，因为整个单位没人知道“梅娘”就是孙嘉瑞，更没人知道她是当年名震文坛的女作家。后来经过一些文学史研究者的上下求索，终于在茫茫人海中，考古般地“发现”了尚在人世间的梅娘。于是这位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女作家，终于重新浮出水面。

“现在的年轻人，还有多少能理解我们那一代人的处境呢？”梅娘说，“青空悠悠，时序袅袅，强力压顶时我敢于按着良知行事，可以说已经练就了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坦荡。我只执著于人类的共同愿望，那就是理解、和谐、前进。”

1978年，随着“文革”时代的结束，对沦陷区作家重新评价，梅娘赢得了正面的关注。

梅娘的作品“是以热情和哀怜的情绪作为文学的骨骼，多方面地捕捉人生的动静”。因此她笔下的人物，既带有一般女性作家对战乱中的女性自身的关注，更显示了梅娘自己对沦陷区生活，特别是妇女命运的独异观察和思考。例如《鱼》中的女青年芬，就好像人生罗网中一条奄奄待毙的小鱼。寄读女子中学里，好像尼姑庵似的沉寂。她刚开始萌生一点憧憬和追求，便遭到封建家庭的软禁，这使她枯涩的心更加干枯。对她来说，人生是遍布陷阱，由于涉世未深，她朦胧地爱上一个叫林省民的男人，却不料他是个放荡、暴虐的有妇之夫。她第二次又不顾一切地爱上了另一个有妻室的男人“琳”，对方却怯懦地从她身边走开了。父母对子女的专权、男人对女人的独占、社会对妇女的轻蔑，这三条“线”交织编成一张死死地缠住女主人公的“渔网”。小说以一个暴风雨之夜女主人公哀怨的内心独白，把人物的心声抒写得跌宕起伏、凄切动人。女主人公终于发出决绝的抗争：“我，我看破了，网里的鱼只有自己找窟窿钻出去，等着已经网上来的人再把它放在水里，那是比梦还缥缈的事。幸而能钻出去，管它是落在水里、落在地上都好……”这种决绝的抗争，来自对黑暗社会的绝望心情，也来自某种人生信念。

当时南北沦陷区最流行的女作家，首推张爱玲、苏青和梅娘。她们的创作中有个共通之处，是强烈的女性意识，但由于自身修养和地域文化环境各方面的差异，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苏青的作品基本上囿于一己的生活和经历，即使“海派”的风情格调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也未能使其打破题材和视野的狭窄，以及写真人真事和单纯暴露的局限（例如《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而张爱玲的故事总是与十里洋场和老旧殖民地都市的光怪陆离融合在一起，在深层上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浸染，也就能够不动声色地展示封建主义的血腥和惨无人道，具有理想幻灭的反浪漫主义倾向。张爱玲认定男女间的真情，出现在“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的时候（《倾城之恋》）；而梅娘则把“合理的”未来世界，寄托在将出世的孩子身上（《蚌》）。这充分显示出两者的差异。梅娘的作品与中国“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关系更为密切。她并不是以“奇”或“洋”制胜，而是注重人与人的现实社会关系，在奋力鞭挞假丑恶的时候，并没有泯灭于对真善美理想的企盼。与此相一致，在写作手法上，梅娘的小说侧重心理分析、气氛渲染以及环境烘托，并不过分追求情节的曲折、复杂，却仍给人以故事感。这不能不说是她的作品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她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以散文的抒情笔致入小说，但又不失故事性，行文舒徐，文字清通，字里行间显露出女性纤细敏锐的感受，即使是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也在娓娓道来之中，给人以疏离杳渺的感觉。

陈放在《一个女作家的一生》一文中曾说：“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了‘读者喜爱的女作家’调查，调查结果，南方的张爱玲及北方的梅娘，是读者最喜欢的两位年轻的女作家。从此，文坛上出现了‘南玲北梅’之说。”一般论及梅娘的文章，也都因袭此说，在《梅娘近作及书简》中的《北梅说给南玲的话》一文中也有同样的说法。若仅从两位女作家的作品在南北沦陷区文学的影响而言，此说基本上没有太离谱；但若说1942年评选“南玲北梅”，时间是不确的。因为张爱玲是1943年才开始发表小说，而梅娘在这之前虽已出版两个单行本，但她的主要作品也要到1943年后才出版。学者张泉认为：“抗战时期北京的报纸我未及逐页翻阅，无法断言是否进行过‘读者喜爱的女作家’调查。当时的人或现在的人虚构出‘南玲北梅’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另外，学者止庵指出梅娘在《我与张爱玲》文中说：“正是那年（按：指1942年）的夏初，北平市有一个在中南海招待‘名人’的赏花游园会。有人说：张爱玲从上海来了。原本不打算游园的我，兴冲冲地赶了去，为的是一睹这位才女的风采。又是一次难以分说的遗憾：在众多的仕女之间，千寻万觅，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张的女士，那人穿着绛红配有大绿云头的清式半长上衣，长发垂肩，被男士们簇拥着，从太平花甜香的行列中走来，衣着色彩的眩目，衬得白花极其淡雅。因为在众人的簇拥之中，我不愿插足进去，因此未能搭话。”可以断定的是，1942年张爱玲根本未到过北平，因此那位“似乎是张的女士”，并非张爱玲。非但如此，此后张爱玲也没去过。只是张爱玲在两到八岁家住天津时，其间“北京也去过”（《流言&#8226;私语》），但与这里所说显然无关。在后人转述此事的文章中，梅娘所说“似乎是张的女士”，则有人径直写作“张爱玲”了。当年人物因回忆容或记错，但后来的学者是应该明辨的。

探寻胡适日记中的郑毓秀(1)

在民国以来众多的杰出女性之中，有一个集诸多“第一”于一身的女性，特别引人注目。她曾经是民国时期第一位省级女性政务官、第一位地方法院女性院长与审检两厅厅长、第一位非官方女性外交特使、第一位参与起草《中华民国民法典草案》的女性、中国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律师……这位拥有众多“第一”、可谓开风气之先的女中翘楚，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出色的革命家和女权运动的鼓吹者——郑毓秀。

尽管是如此“杰出”的女性，胡适生前对郑毓秀似乎印象极为不佳，他在1930年7月16日的日记中说：“见法国人Chadourne与Fonterioy，他们为李石曾、郑毓秀办一个La China Novelle月刊，想我参加，我婉辞了。”而到了同年9月3日的日记又说：“晚上听人说，法国人Chadourne受李石曾、郑毓秀的委托，办一种法文月刊，名‘La China Novelle’。此君对人说，应请胡适加入撰述。此话被他的老板们知道了，这刊物就停办了（此月刊的第一期文字已排成大半，我曾看见校样）。这又是‘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了。”在1931年1月2日的日记中又说：“到Hussy家访顾少川夫人（按：顾维钧夫人黄蕙兰女士），即在那里打扑克牌。晚饭席上Mrs. Hussy提议发电报给郑毓秀贺年，我不开口。后来她真用铅笔写电稿了，我才说：‘请不要放我的名字。’这班女人太不爱惜脸面！”甚至在同年的1月17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杨）仲瑚做了郑毓秀的姐夫，遂得特区（公共租界）法院院长。我因此不与他往来。近日孟麟、昌之为同乡程庸熙医生被捕事，天天来求我去看杨君，不得已去访他，不遇，投一片而行。”先是拒绝在与郑毓秀相关的刊物上写稿，再则不在众人联名的贺年电报上签名，到后来甚至因是其姐夫之关系，而不与杨仲瑚往来，这对素来“理性”、政通人和的胡适而言，颇为不寻常。

但尤有甚者，胡适在1930年10月11日的日记上说：“……后来夏奇峰也来了，他最知道郑毓秀和王宠惠、魏道明等人的故事，谈得甚有趣味。郑毓秀考博士，亮畴（按：王宠惠）与陈箓、赵颂南、夏奇峰诸人皆在捧场。她全不能答，每被问，但能说：‘从中国观点上看，可不是吗？（An point de vue Chinoise， nest ce pas？）’后来在场的法国人皆匿笑逃出，中国人皆惭愧汗下。论文是亮畴做的，谢东发译成法文的。”日记接着还有一段更劲爆的：“她的侄儿小名阿牛，有一天撞见她与魏道明裸体相抱，她恼怒了，把他逐出。此人即前月与电影明星李旦旦结婚同赴欧洲度蜜月的。魏道明之母常逼他结婚，他无法，乃令人从孤儿院中抱一小儿来家，说是郑博士所生。”

胡适提到小名“阿牛”的郑毓秀侄儿叫郑白峰，当时是日内瓦国际联盟的秘书。而李旦旦原名李霞卿，生于1912年，广东番禺人，父亲李应生是位爱国志士。李霞卿幼年随父留学欧洲，后定居上海。由于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李霞卿个性活泼，思想开放，多才多艺，更具一项重要素质——胆识过人。1925年底，李应生与黎民伟在上海创立民新影片公司——李应生是黎民伟的亲戚，公司由李应生任经理，主管经济和营业，黎民伟任协理兼制造部长，主管制作和技术。李应生并任影片《和平之神》的制片以及影片《三年以后》的监制，1927年任《复活的玫瑰》《海角诗人》《天涯歌女》等片的制片人。他还引导女儿李霞卿进入电影界，并为其取艺名“李旦旦”。李霞卿首先参加了电影《玉洁冰清》的拍摄，充当一个配角。从没拍过电影的李霞卿，一点也不怕镜头，表演十分成功，导演卜万苍、编剧欧阳予倩对她特别满意。此后，李霞卿连续主演了《和平之神》《海角诗人》《天涯歌女》《五女复仇》《西厢记》《木兰从军》等影片，被誉为“天天向上的李旦旦”。她的剧照及生活照充斥于报纸杂志。李霞卿外形漂亮，有着圆圆的脸庞、适度的身材、动人的体态，还会骑马、游泳、开汽车，是一位新型女性的典型。而正当人们以为李霞卿将沿着电影明星的路子一直走下去之时，她却离开影坛，嫁给了郑白峰——据说这是郑毓秀一手安排的。李霞卿随丈夫到日内瓦居住期间，在那里加入航空学校，学习飞行。几年之后，她又转到美国奥克兰波音航空学校深造，掌握了各种复杂的飞行技术，并成为美国妇女航空协会会员，加入了卡特皮勒飞行俱乐部。1936年，李霞卿乘美国柯立芝总统号油轮回到上海，顿时又成为新闻人物。同年，“上海市民献机命名典礼”在龙华机场举行，观者如潮，达十五万人。李霞卿当场与另一驾驶员登机凌空表演，轰动效应可想而知。要知道，在那个年月，女子会开汽车能有几人？更没听说过女子开飞机了！更何况这位女子还是电影明星呢！以后，李霞卿驾机飞南京、洛阳、成都、西安、昆明、贵阳、太原、北平等城市，还撰写了一部二十万字的《改革中国航空的建议》。“八&#8226;一三事变”后李霞卿迁居香港，后又赴美国芝加哥。在美国，她驾驶一架名为“新中国精神号”的单翼型飞机，做了一次极为轰动的环美飞行。在美国，李霞卿又接受?拉蒙影业公司邀请，参加了以中国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影片《歧路》的演出。长期以来，一些书刊错误传抄李霞卿于1940年（或1944年）在一次飞行事故中“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而实际上她一直到1998年才在美国逝世。

关于胡适说到的1924年郑毓秀在法国巴黎索邦（Sorbonne）大学（巴黎大学的前身）考博士的情形，传记作者唐冬眉在《穿越世纪苍茫——郑毓秀传》一书中说：“若干年之后，郑毓秀都还记得博士论文答辩时的情景：她穿着一件白底蓝花的上装，衣服裁剪得体，恰到好处地勾勒出中国女性柔美的身躯，耳垂上戴着一副母亲送给她的玉耳环，手腕上一对玉手镯，乌黑油亮的头发，一丝不乱地紧贴在耳后，露出她那宽大饱满、充满智慧的额头，冰清玉洁的装扮，体现着东方女性优雅的气质和风韵。在巴黎大学一座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教室里，主考官穿着红色长袍，坐在巨大的桌子前，郑毓秀手拿着论文，用地道的法语宣读着她的论文概要，她微微有些颤抖的声音，在高耸的圆拱形天花板下空洞地发出回声。那一刻是紧张而激动的，当主考官全票通过郑毓秀的博士论文之后，她向老教授们深深地弯下腰，表示她的真诚谢意。然后，她冲出教室，扑向早已在外等待消息的魏道明，高兴地喊道：‘通过了，通过了！’”较之胡适日记所载，似乎后者更为真实些。笔者不知传记作者的这些场景的描写是根据郑女士的回忆录，或传记作者自己的想象，但较之夏奇峰的描述，是有些避重就轻而少了临场感。夏奇峰说：“她全不能答，每被问，但能说：‘从中国观点上看，可不是吗？（An point de vue Chinoise，nest ce pas？）’后来在场的法国人皆匿笑逃出，中国人皆惭愧汗下。”虽只有短短几句，但若非在现场的人，是无法说出那种场景的。因此这件事该是信而有征的，何况胡适素来讲究‘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对于无稽之谈，他大概会一笑置之，而不会郑重其事地把它写下来。

探寻胡适日记中的郑毓秀(2)

至于夏奇峰为何人，许多人都有所不知。夏奇峰（1887—1961）原名云，江苏泰州人，1887年生，1911年入苏州江苏高等学堂，1914年毕业。当时适逢欧洲在中国招募华工，他应招去法国。1915年至1919年，在法国任翻译。1920年任上海《时报》馆记者、特派员，后赴欧洲，任驻法国巴黎和瑞士通讯员。1923年任日内瓦国际联盟秘书厅秘书，兼赴法国考察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1928年回国后，在上海任《革命日报》记者。1932年至1934年12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1938年结识陈群，后在伪维新政府内政部任处长；同年9月，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任事务部政务次长；10月一度署理“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1940年3月，任汪伪政府监察院审计部部长；12月，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3年4月，兼任汪伪接收法国专管租界委员，并参加汉奸组织“大民会”。1945年1月，任汪伪撤废各国在华治外法权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因“汉奸罪”被捕；10月，国民政府苏州高等法院判处他无期徒刑，送上海提篮桥监狱执行。中共建国后，继续服刑，于1961年9月11日病死。

夏奇峰1914年以后在法国工作期间，郑毓秀也在法国求学。以郑毓秀当时在法国留学生中锋头之健，她的事迹当为夏奇峰所熟知。而1924年郑毓秀考博士，夏奇峰当时确在法国没错，他不仅参与盛会，况且他还举出陈箓、赵颂南、王宠惠等人也在现场的人证。其中陈箓（1877—1939）是近代外交家，字任先，号止室，福建闽侯人，光绪末年法科进士。1891年进福州船政学堂学习，后被开除学籍。1894年入铁路总局附设矿化学堂，越三年，学堂裁撤。1898年入武昌自强学堂，1901年毕业后留校任法文教师。1903年4月，护送留学生赴德国，事毕赴法国。翌年入巴黎法律大学。1907年获法学士学位。1908年回国，历任法部制勘司主事、翰林院编修、外务部考工司郎等。1912年任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司长，后任驻墨西哥公使、都护使驻库伦办事大员、外交次长等。在外交总长出席巴黎和会期间，陈箓代理外长一年。1920年9月，北京政府任命他为驻法国全权公使。他在这个位置上做了近八年，是晚清和民国期间任职时间最长、并享有“法国通”美誉的驻法使节。1938年3月，他出任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投靠日本。1939年2月19日，在上海寓所被国民党军统特工人员刺杀身亡。陈箓著有《止室笔记》《法文文牍程序》，译有《蒙古逸史》等。而赵颂南，原名诒诪，江苏昆山（今属上海）人，1869年生，法国留学生。历任湖北农业学堂监督，驻比利时、意大利及荷兰等国使馆二等秘书，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随员。1919年1月，暂署驻巴东领事，未就。1921年3月，调署驻比利时昂维斯领事。1922年12月，任驻巴黎总领事。他后来跟胡适极为友好。1926年7月，胡适因参加中英庚款访问团而远赴伦敦、巴黎。8月24日，他在巴黎见了赵颂南总领事。次日赵领事请胡适吃饭，并同游Palais des Beanx Arts，胡适说：“馆中展览的美术作品皆是法国百年中的作家的作品。”而8月31日，赵领事更邀胡适到他的乡间避暑处游玩，这次并见到了赵夫人——也就是徐寿的孙女，徐建寅的长女，后来和胡适有过一段情的北大女生徐芳的姑姑。

至于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广东东莞人，1881年生于香港。1895年考取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前身），攻读法科法律学门，1899年以最优成绩毕业，获得中国近代第一张毕业文凭。1901年赴日留学，致力于法律问题的研究。1902年赴美留学，先入加州大学，后入耶鲁大学，获法学博士，旋即赴英国继续研究国际公法，并获得英国律师资格。1907年，他将德文版《德国民法典》译为英文，此译本一出版即博得世界法学界的广泛赞誉，成为英美各大学法律学院指定的必读课本。辛亥革命成功后先是被推为副议长，后于1912年1月3日经孙中山提名，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袁世凯窃国后，曾在唐绍仪内阁任数月的司法部总长，当年才三十二岁。“五四”运动前后是北京大学教授，和胡适一起鼓吹好人政府主张。1922年9月任北京内阁总理，1923年被国际联盟选为海牙国际常设法庭候补法官。1925年8月，北京政府任命他为修订法律馆总裁。1927年6月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长。次年8月任国民政府委员、第一任司法院院长。1931年5月，再次出任海牙常设国际法庭正法官。1936年底回国，赞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3月起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并一度兼代主持行政院。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抗日声明。1941年4月转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1943年11月随蒋介石访问印度，出席开罗会议。1945年4月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召开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1946年11月出席国民大会，参与《中华民国宪法》的制订工作。1948年再任司法院院长。1949年赴香港，后转台湾。1958年3月15日病逝台北。

至于夏奇峰说郑毓秀的博士论文《中国比较宪法论》是王宠惠?做的，以王宠惠是法学专家，而且是专研宪法的，加以和郑毓秀交情匪浅来看，这是大有可能的。正是由于别人捉刀，才导致她在口试时，被问得招架不住的窘境。据传记作者唐冬眉的叙述，1914年4月，郑毓秀入住巴黎市区的克瑞桑街6号。房屋宽敞，几乎等于一大杂院，同住的除了从中国带来的管家董五与厨子韩、李两女佣，还有亲朋好友数名。郑毓秀有家庭的资助，还有广东政府的公费助学金，因此她不同于一般来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因此，“郑公馆”的客厅是座上客常满的，再加上她个性豪爽且慷慨热心，“郑公馆”不仅是留学生爱去的地方，也是王宠惠、张静江、李石曾、胡汉民等昔日革命同志当时的政府要人到巴黎时聚会所在。郑毓秀视王宠惠为法学师长，再加上同乡这层关系，两人自然都感到亲切。王宠惠每次到巴黎来是一定要去郑毓秀那里，一行数人常常逛公园，游名胜以及购买新奇物品，都是由郑毓秀引导指点。郑毓秀豪爽之外并不缺少女性的细致温柔，她知道王宠惠一生最感兴趣者莫过于书籍，因此，她经常与王宠惠出入的地方当然就是书店了。而且，每当王宠惠到“郑公馆”时，一盒上等的老牌雪茄和一壶清香四溢的红茶早已在客厅的茶几上等候了。因为郑毓秀知道王宠惠虽多数时间在欧美度过，仍未养成喝白开水的习惯，他爱的是红茶。两人在客厅落座，旁人往往就插不上话了，王宠惠一口广东官话，中间夹几句英文，也只有郑毓秀能对上他的家乡官话。两人谈笑风生，而旁人却不知所云。

探寻胡适日记中的郑毓秀(3)

报人金雄白说：“民国初年，有两本专门描写海外留学生趣闻艳事的小说，曾经万人争诵：一本是有关日本留学生的《留东外史》，另一本是写法国留学生的《海外缤纷录》。”《海外缤纷录》属于鸳鸯蝴蝶派的章回小说，共四十回，浙江慈溪人陈辟邪著，20年代末在上海《商报》连载，后由卿云书局出版，畅销一时。作者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留学法、德两国的留学生生活。郑毓秀、王宠惠等事迹，无可避免地也被写入，只是作者姑隐其名而以“陆秀女士”“黄老博士”代之。虽然小说家之笔，不能尽信，但当时的传闻应该是满天飞的。

《穿越世纪苍茫——郑毓秀传》一书的作者又提道：“但是，王宠惠因在国内早有婚约，对郑毓秀也只有‘发乎情止乎礼’，未有最后决断。”其实王宠惠的元配是杨兆良，于1918年生下长子大闳后，次年再度怀有一女婴，但因难产去世。1920年冬，经朋友刘景山介绍，王宠惠认识了天津籍的朱学勤小姐。1922年11月26日，他和朱学勤小姐订了婚。紧接着到欧洲任职，返国后又忙于新的职务，直到1927年9月间，他出任司法部长，11月17日，才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教室内，和朱学勤小姐结婚。当时王宠惠四十七岁，朱学勤二十六岁，两人籍贯分属南北，然情感无间，室家之乐生趣盎然。笔者找到收在《王宠惠先生文集》的四封以毛笔写的书信，极为难得，特抄录如下：

一

学勤妹爱鉴：

9号及10号函，均已收到。吾妹抵下关时，兄适往上海，虽事前相约，恐亦无从晤谈也。昨日外交委员会各委员对于兄之赴欧，已表示赞同，想不日当可脱离此间。兄现在因结束各事，异常忙碌，但每有暇时，未尝不神驰左右。此中依依不舍之状况，有不能形诸笔墨者。吾妹闻之，得毋以其为迂乎？接读来书，知吾妹有微恙，未审已痊愈否？念之。兄数年来对于妹之态度，殊不合情理，及今思之，犹有余痛，虽然往事已矣，来者可追，惟望此后或有赎前愆之机会也。匆匆草此，尚祈珍重。是所至祷。即问近佳。

兄C.H.W.12月14日灯下

二

学勤女士如晤：

别后时局丕变，真有出吾人意料之外者，吾国兵连祸结，无有巳时，可为浩叹。愚数日来患咳甚剧，抱病之躯，益以冗俗碌碌，此中苦况，难与人言。匆覆。此颂日祉。阖府均叩安问候。

知名　12月12日

三

学勤妹如晤：

迭接手书，备悉一切，阙然久未报，幸勿为怪。兄本拟今夏归国，只因重要问题莫克如愿，此中苦况可为智者道，难与俗人言。吾妹闻之，得毋以其为迂乎？兄现暂居乡间，距法京约半钟火车，每日专攻法文数小时，暇则往藏书楼研究比较法学，以此度日，亦云苦矣。近阅西报，知远东大局将有丕变，东望故国，不禁有无穷之感慨。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草此即问起居，阖府统此请安，恕不另。惠书仍请寄使馆转交。

兄惠　9月16日

四

学勤妹如晤：

一别多时，甚念。兄前月来沪，过津时行色匆匆，未克趋府畅谈，兼诉离衷，至为抱歉。日来公私栗六，殊鲜暇晷，一时尚难返北。吾妹近日做何消遣？此间甚暖，想津沽当亦相同，诸希珍摄为荷。专此祗颂夏祉。

兄C.H.W.　6月6日。阖府统此，恕不另。惠函请寄

Mr. C.H.Wong To Mr.H.C.Tom， Jessfield Road Shanghai.

郑毓秀当时虽然爱上了王宠惠，无奈最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终未成姻缘。1926年，郑毓秀与同学魏道明博士在上海法租界开设了“魏郑联合律师事务所”，执行律师业务，成为中国第一个女律师。魏道明（1901—1978），字伯聪，江西德化（今九江县）人，1901年9月17日生，小郑毓秀近十岁。他在江西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随父亲到北京，就读于法文学堂。1919年赴法国留学，经同乡介绍认识郑毓秀。起初郑毓秀并未对他多加留意，只将他视为小字辈，后来魏道明也进入巴黎大学法科，成为郑毓秀的学弟，两人经常一起讨论功课，魏道明言谈中肯，有独到之处，得以折服自视甚高的郑毓秀，使她一改原先对他的态度，视魏道明为知己。1926年，魏道明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回国，不久郑毓秀也返国，年底他们的联合律师事务所就开业了。时上海租界犹存，领事裁判权用于保障洋人权益，华人讼案不易得直，魏、郑两人每挺身而出，不惜与英法等国领事力争，于是魏郑律师事务所名乃大噪。1927年，郑毓秀与魏道明在杭州结婚。

探寻胡适日记中的郑毓秀(4)

郑毓秀先后出任过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检察厅厅长、上海地方法院院长等职，后任上海法政学院院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而魏道明后来任司法部部长、南京特别市市长，时年不过三十岁左右。1942年，魏道明接替胡适任驻美大使，郑毓秀成了大使夫人，协助魏道明开展外交工作。1943年，郑毓秀陪同宋美龄访美，深谙政治的罗斯福总统夫人称赞郑毓秀“具有政治头脑，不同于历任中国大使夫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夫人虽不过问政治，但仍和郑毓秀结为知己。1947年，魏道明改任台湾省主席，郑毓秀随夫赴台北。由于魏道明非蒋介石嫡系，1948年陈诚取代魏道明任台湾省主席，从此，郑毓秀夫妇淡出政治舞台。脱离了诡谲多变的政治中心，郑毓秀夫妇一度迷茫。为求安身立命，他们前往巴西。由于不善经营，外加人脉陌生，在巴西“世外桃源”居住几年之后，转赴美国。此时，他们想回台湾的机会都十分渺茫，蒋介石甚至“缓发”他们的通行证。在美国居住期间，郑毓秀夫妇痛感“英雄无用武之地”，每天聚集朋友搓麻将，消磨时日。1954年，郑毓秀左臂发现癌症症状，被迫切除左臂，这对一世英名的郑毓秀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由于身体受伤，郑毓秀对金钱越来越看重，据说晚年的时候，郑毓秀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一个大手提包，那里面装着她的财富。客居异乡，被冷落的魏道明、郑毓秀夫妇度日如年。1959年12月16日，郑毓秀病逝于美国洛杉矶，终年六十八岁。

1962年，魏道明续娶无锡荣毅仁的妹妹荣辑芙女士为继室。据蔡孟坚先生言，郑毓秀晚年曾和他说及与荣女士如何认识及其来历种种，“我因知她系出自无锡荣家名门闺秀，自泰国与一位华先生离婚，到美国后再与一位华裔美籍商人李先生结婚，所以我一见到这位风度优雅、礼貌周到的荣女士，即称呼她为李夫人，事后郑博士要我改正，叫她英文名字‘Virginia’”。后来在郑毓秀病逝前后，荣女士即与Bong Lee 离婚。1964年，魏道明东山再起，出任“驻日大使”。1966年，调任“外交部长”。五年任期中，每年均亲自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督战，维系“代表权”于不坠。1971年春，以胃出血甚剧，辞“外交部长”，受聘为“总统府资政”。蔡孟坚说魏道明在他退休岁月及患病期间，“其夫人荣女士全心照顾，不仅觅医寻药，而且常约友人去看他，虽不多谈，只求他内心快慰，对这一位没有儿女的老政要来说，是最大的慰藉与幸福”。1978年5月18日，魏道明在台北病逝，享年七十八岁。

以上是由读《胡适日记》而引发的一些追索与探源，其用意在试图找出更接近事实的“真相”。因为后人为名人写传，或基于崇拜心理，或为贤者讳，常常歌功颂德，踵事增华，那就离事实越来越远了，甚至变成英雄“传奇”了。偶阅金雄白所著《江山人物》一书，提及郑毓秀任上海地方法院院长时，他对她的印象：“作为一个职业报人的我，在小说上留给我的印象，以为郑毓秀在法国时期能如此的活跃，能如此的受到人们的乐与交接，无疑定是辩才无碍、风韵不凡的绝世佳人。当她任职之初，我就立即专程去访问了她。她那时住在法租界马斯南路一所旧式洋房中，与梅兰芳的居处为近邻。一见面，就使我感到了意外，出现在我面前的，形态上已是一个中年妇人，身材既不窈窕，姿容了无美感，肌理又粗黑而多痣。以这两位近邻而论，梅兰芳无愧于称为男性中的美男子，而郑毓秀则是十分平庸的一位贵妇人。”有时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虽然“真实”有时是难以被接受的，但那毕竟是“真实”。“英雄”“伟人”有时只不过是夤缘时会，所谓“时势造英雄”罢了，并不代表他们有何经天纬地的才能，何况“英雄见惯亦常人”，应作如是观。

附录 走过20世纪初的摩登——南浔(1)

2007年中秋刚过的第一个周末，我和上海研究家族史的专家宋路霞女士、热爱文学的企业家邱根发总经理一行来到南浔。对宋女士而言，这是她第十七次的造访，已是轻车熟路了；对我而言，却是首次识荆，充满好奇。早在读著名的现代作家徐迟的回忆录《江南小镇》时，印象深刻的是作者连用六十六个“水晶晶”的意象来描写南浔：脚丫船、渔舟、烟波、野鸭、白鹭鸶、水风车、水车、池塘、水网、荇藻、春草、垂柳、荷叶珠子、竹径、桑树园、蚕虫、油菜花、稻田、紫云英、稻香村、积谷仓、小岛……还有“水晶晶的”寺院、宝塔、藤萝架、九曲桥、太湖石、雨巷、长街、绸缎店、歌榭、酒肆、野荸荠、水晶糕、橘红糕、灯火、纺车、织梭……那是诗人笔下终生魂牵梦萦的“江南小镇”。

南浔位于现在的浙北湖州市东北角，与江苏省吴江市接壤，东距上海一百二十三公里，北距苏州五十一公里，距杭州一百二十五公里，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是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1252年南浔建镇，取南林、浔溪两名之首字，称南浔。根据史书记载，早在四千七百多年前，已有先民渔猎躬耕于此。后来楚国春申君的封地在此。秦改名为乌程县，属会稽郡。隋文帝置湖州。进入明代，天下蚕桑之利，“莫盛于湖”，湖州丝绸扬名天下。南浔自古以来文化昌盛，人才辈出，书香不绝，明代时就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之谚。仅宋、明、清三代，南浔就出了进士四十一名，素有“诗书之邦”和“镇志之乡”的美誉。

清朝时小小的一个镇上，竟有“四象、八牛、七十二条小黄狗”。“象”“牛”“狗”是南浔人对财富的排名，比如说“百万富翁”，在别处可耀武扬威，但在南浔只排名“小黄狗”。至于“大象”，得要一千万两的身价。南浔的“四象”家产，在当时是大清帝国全年税收的一半，可见这小镇的富有。

到了20世纪初，南浔这个江南小镇，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田园牧歌的农村，它成为中国资本主义最早萌芽的地区。由于国际生丝市场的日益扩大，加之它紧临上海的地利之便，所以以缫丝业为龙头，现代工业在这个小镇迅速崛起。它靠着小小白白的蚕宝宝，却赚进了大把大把白花花的银两。南浔成了中国最富有的一个小镇。

于是在徐迟的笔下，有了小镇人与沪杭铁道、京杭国道、申嘉湖航道（上海至嘉兴至湖州）及小火轮、大汽车的关联，有了电灯公司、中西合璧的别墅庄园、网球场、剧场、电影、铜管乐队和医院、学校、爱尔兰人演讲等小镇现代风景。小镇“大街并不宽，人群拥挤得只中央一条可容两三人通过的人缝。喧闹之声可以一直吵到华灯初上。小镇是很早就有电灯公司的，所以入夜电炬通明，它又有了颇为繁荣的夜市。旅店酒肆里，传出歌女卖唱的胡琴声、吴歌声。而隔溪对岸的住宅里却幽静而清爽”。那是20世纪初南浔的摩登光景。

徐迟纪念馆

徐迟（1914—1996）是当代著名的诗人、散文家、翻译家和报道文学作家。他先后出版过诗集、中短篇小说集及散文、报道文学、文论专集多部，更翻译了英、美、法、苏联、希腊等国家的许多名著，还编写了有关音乐的作品出版，算得上是一位多产而多样化的作家。

1914年10月15日，徐迟生于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他在这里度过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在此完成了学业启蒙、恋爱婚娶并走上文学之路。南浔之于徐迟，就如同湘西之于沈从文，都是他们心灵的故乡，终其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南浔这个徐迟心中的“江南小镇”（晚年徐迟的回忆录就叫《江南小镇》），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歌哭之地，也是他文学历程的起点和见证者。他一生曾离开小镇，又回归小镇，再离开，再回归。他一生情系这江南小镇，因为这里有他的梦，有他的爱。

徐迟纪念馆坐落在南浔文园内，是一幢白墙青瓦、极具江南建筑风韵的秀丽庭院，大门门上是当今名书画家黄苗子先生的题字。馆舍前方与右侧都面对着绿莹莹、水晶晶的人工湖泊，门前小径两旁绿树成荫。院中如茵的绿草，衬托着依宅面门而立的徐迟半身塑像。我终于见到书中的徐迟，并与之合影。馆内共有中、左、右三间大厅，外加中厅后面一室。三间大厅，间间呈放徐迟一生所经历的各时期的照片，并详加说明。从头看下来，宛如一部纸上的纪录片。其中有两幅关于纪念鲁迅先生六十周年诞辰的照片，据刚过世不久的画家郁风女士（郁达夫的侄女，黄苗子先生的夫人）回忆道：“1940年，为了纪念鲁迅先生六十周年诞辰，文艺界人士要在香港开个纪念会，张光宇、丁聪、叶浅予、糜文焕、徐迟和我等七人就想联手画一幅鲁迅的巨幅头像，正好叶浅予给《耕耘》月刊画了要赠送购买者的一幅精印插页的鲁迅头像，大家决定把它放大到可能做到的最大幅，于是用白布缝制了这么大（四米乘二米）的画幅，先由叶浅予用墨线勾稿，然后七个人在地上画了几个小时就画好了。第二天开大会，这巨幅鲁迅头像就挂?礼堂的舞台中央。在灯光下，黑白分明，如刀切削；消瘦的面容，浓浓的眉毛，仍然藏着先生刚强的性格和慈祥的心肠……现在这幅照片就是我们七个人当时在巨幅鲁迅画像前的合影。”郁风还笑说：“六十多年前，徐迟留着个小胡须呢！”这些历史文献，都被保留着，虽然照片里的人物都走入历史了，但往事并不如烟！三间外那多出来的一室，是原貌重现徐迟晚年在武汉的书房，一台旧型的计算机，敲出一行英文字，那是当年已届高龄的徐迟开始使用计算机写作时，打出的第一句话——“我人生的高潮”。是的，您很难想象晚年的徐迟迷恋计算机写作的激情，以及因此而创作出大量精彩的报道文学作品。

小莲庄及嘉业堂藏书楼

小莲庄是靠经商起家，终成巨富的南浔“四象”之首刘镛（1826—1899）祖孙三代所建，从光绪十一年（1885）起，历时四十年才完工，是镇上保存最完整的私家园林。小莲庄地处南浔古镇东南鹧鸪溪旁，占地约二十七亩，建造者因仰慕湖州元代书画大师赵孟頫所修建的莲花庄，而取此名。

附录 走过20世纪初的摩登——南浔(2)

它的主要工程均由刘镛之子刘锦藻（1862—1934）完成。刘锦藻于光绪二十年（1894）与南通张謇同榜考中进士，曾担任工部主事、行走、郎中等小官，1899年其父去世后，他不再做官，从此挑起家族事业的重担。他不仅继续“辑里丝”的生丝出口贸易、扬州的盐场和典当业，同时在上海大做房地产生意，后来更投资船运、电力、铁路、茶叶等实业，成为江南著名的实业家。但刘锦藻终究是个读书人，因此又被称为“进士商人”。他曾凭一己之力，费时二十余年，编纂成《清朝续文献通考》四百卷。该书增设的内容反映了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殊背景，以及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所产生的剧烈变革，是研究晚清社会制度不可多得的史料。它得到了高度评价，甚至有论者认为“比《清史稿》丰富而又全面”。

小莲庄分为外园、内园和刘氏家庙三部分。外园有十亩荷花池，环绕着长廊曲桥、亭榭楼阁，极富江南水乡情趣，不亚于苏州名园。小莲庄建筑艺术的特色，是以江南古典园林格局为基调，参照某些西式风格，堪称中西合璧。整座园林对研究清末民初的园林艺术、木石雕刻工艺等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刘氏家庙在园区西北，厅堂宽敞高大，气势雄伟。庙前有两座牌坊，一为“乐善好施”坊，一为“贞节”坊，均为刘镛主家时由光绪皇帝、宣统皇帝先后所赐。牌坊中间的下马石及两旁的石狮，雕刻十分精致。

嘉业堂藏书楼与小莲庄毗邻，是刘锦藻之子刘承干（1882—1963）建造的。1920年11月动工，直至1924年12月完工，历时五年，耗资十二万元之巨。因父亲是著名的学者，所以购书、藏书成了刘承干理所当然的事。为了收集珍本，刘承干不惜一掷千金。有一次，他听说艺风堂所藏十四种宋刊本、四种抄本准备出售，索价高达二万元，刘承干不赘一词，全部买下。刘承干因捐巨款助修清光绪皇陵，末代皇帝溥仪曾赐以“钦若嘉业”九龙金匾，因此楼名“嘉业堂藏书楼”。

藏书楼坐北朝南，是一“口”字形回廊式的厅堂建筑，书楼上下两层，共有五十二间库房。藏书楼正厅东侧为“宋四史斋”，藏宋版《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部史书。西侧为“诗萃室”，藏古本诗词。楼上为“希古楼”，存放经部古籍。另有“黎光阁”与“求恕斋”，分别存有珍本《四库全书》和史部古籍。在二十年间，藏书达一万三千种、十八万册、六十万卷之巨。其中珍本秘籍几集大江南北之精华，因而刘承干被誉为“民国私人藏书第一人”。据学者董惠民的数据，嘉业堂拥有宋刊本七十七种，元刊本七十八种，名家稿本、抄校本两千余种，其中最珍贵的为明抄本《永乐大典》四十二册八十八卷。《永乐大典》当时存世的仅为七百三十卷，嘉业堂即占其百分之十二。另外，嘉业堂收藏了较为完整的全国州、郡、府、县、镇各类地方志达一千一百九十二种、四千余部，这比宁波天一阁所藏地方志四百三十五种多近三倍。其中万历《郧阳县志》、嘉靖《滑县志》、康熙《处州府志》等二十九种地方志，为海内孤本，弥足珍贵。嘉业堂也因此成为中国保存地方志最多、最完整的藏书楼，当时及现代学者对此评价甚高。

嘉业堂不仅以藏书宏富闻名遐迩，它还以刻书闻名。学者黄建国指出：“私人藏书楼刻书，古代以江苏常熟毛晋的汲古阁为最多，近代则以刘承干的嘉业堂刻本最为有名……据统计，嘉业堂藏有书版三万至四万块，印有图书近三百部，约三千卷。刻印大部头丛书是嘉业堂印书的重要方面。刘将购得朱氏结一庐的丛书版，再加上自己所刻，汇印成‘嘉业堂丛书’。还刻印有‘吴兴丛书’‘求恕斋丛书’‘留余草堂丛书’‘希古楼金石萃编’‘章氏遗书’等近十部。此外还刻印单种书《景宋四史》《旧五代史注》《晋书斠注》《八琼室金石补正》等。刘氏刻印的古籍中，有不少曾被清政府列为禁书，如明末文人屈大均的《安龙逸史》《翁山文外》、清李清的《三垣笔记》、蔡显的《闲渔闲闲录》等，皆为世上所罕见。”鲁迅在《病后杂谈》一文说：“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

嘉业堂的最大特色是寓书楼于幽雅园景之中，是真正文人雅士的读书环境。它楼外有园，园外有河，环境清幽，万一火警又可就近取水。楼前凿有荷花池，周环假山，间插石笋数枝，高约数米。池上有亭名“明瑟”，亭左右有曲桥通两岸；两岸上复各有一亭，左名“障红”，右名“浣碧”，三亭成鼎足。西南有一块三米多高的“啸石”，石上有小孔，吹之如虎啸，系南浔三大奇石之一。园内林木参天，花木扶疏，曲径通幽，有归隐读书之意存焉。

张石铭旧居（又称“懿德堂”）

与小莲庄仅一河之隔的“江南第一巨宅”，是南浔“四象”之一张颂贤（1817—1892）的长孙张石铭（1871—1927）的旧宅。张石铭也是国民党元老张静江（1877—1950）的堂?，这位“甲午举人”曾结识康有为等一批改良派人士，参与过“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失败后，他回到家乡从商，除继承祖业外，还继续拓展其他产业。他在上海开设钱庄和信托公司，参与新兴的标金、股票、公债等金融业务，后来更成为浙江兴业银行（中国最早的商办银行之一）的大股东之一。除了是个商人之外，张石铭终日以读书、校书、收藏为乐，酷爱收藏古籍、金石碑刻和玩赏奇石，为南浔清末民初四大藏书家之一。宋路霞在《张静江、张石铭家族》一书中说：“他的藏书大都是一般文人学士无法获见的珍籍善本，为了传播这些善本，他不惜花巨资把它们刻印出来。”现在藏在台湾“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的，就有张石铭、张芹伯、张葱玉三代人的藏书。

懿德堂位于南浔镇南西街华家桥北侧，前临南市河，后贴鹧鸪溪，建于光绪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1899—1906）间，是张家购入明末清初文学家董说和南浔“四象”之一顾福昌的旧宅，整修改建而成，建筑面积六千一百三十七平方米，有五落四进和中西各式楼房二百四十四间。其风格奇特，结构恢宏，工艺精湛，尤其是众多精美生动的木雕、砖雕、石雕以及从法国进口的玻璃刻花等，都具有极高的艺术、民俗和文物价值。北侧原为顾氏旧宅，正大厅腰门上有书画金石大师吴昌硕手书的匾额“世德作求”和吴淦题写的匾额“竹苞松茂”。北侧建筑的主要特点是装饰雅致，花窗、门廊和砖雕、石雕古朴逼真。南侧原为董说旧宅，后经张氏扩建而成。进门即为内厅（轿厅），厅后两侧有小天井，有腰门与后进相通。二进正面为大厅，厅后为堂楼（女厅）。后进天井中有一形似苍鹰的英德石，名“鹰石”，用乃江南罕见之珍品。懿德堂侧厅的大门，每一扇都是一件艺术品，上面雕刻着繁复的花纹和《西厢记》的故事。虽然房子的主人早就住到上海去了，但百年前德国制造的老钟依然走得分秒不差，浑厚的声音，提醒着人们时间的流逝。

附录 走过20世纪初的摩登——南浔(3)

懿德堂从第三进开始，以前后划分。第三进的芭蕉厅，是张家平日用餐的地方。餐厅后的楼上，是小姐们的卧室，卧室的整面窗上镶嵌着蓝色雕花玻璃，玻璃上雕刻着四季花草果蔬。张宅里的这些玻璃是来自法国的阿尔萨斯地区道姆玻璃厂的产品。在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道姆玻璃获得一等奖。而几乎在获奖的同时，张家就装上了道姆的玻璃，难怪南浔当地传说玻璃是每块一两黄金买来的。第四、第五进有不少外来的建筑风格和建筑材料。从壁炉、玻璃刻花到克林斯铁柱头等，体现了欧洲18世纪的风格。第四进的大厅是一个设有化妆间、更衣室的豪华西式舞厅，地上铺满了来自法国的马赛克地砖。壁炉下边绘着风景画的瓷砖，曾引起法国客人的惊叹，因为这种做工精细、用料考究的地砖，当年就是在欧洲也只有贵族才能享用。支撑着舞厅顶棚的是两根克林斯铁柱，这种拜占庭风格的柱子据说现在欧洲也十分稀少了。舞厅建造在这座巴洛克风格的洋楼里，洋楼的每一块红砖都来自遥远的欧洲。即使在上海，像张家大宅这样融合了徽派、巴洛克、拜占庭等多种风格的建筑也十分罕见。在南浔这个安逸的江南小镇，白天的张家还保持着传统的矜持，而每当华灯初上的时候，张家时尚的生活就在两棵茂盛的广玉兰的遮掩下开始了。如今已有两百多年树龄的广玉兰，见证了一代豪门巨宅的如烟往事！

张静江故居（又名“尊德堂”）

张静江故居位于镇东大街，系其父张宝善于1898年所建。张静江，又名人杰，佛号饮光，别号卧禅，1877年9月19日生于南浔，1902年被荐为一级参赞，随驻法国公使孙宝琦出国。赴欧途中，结识孙中山，向孙中山提供白银三万两作为反清革命活动经费。孙中山与他初遇时即称他为奇人，后称他为革命圣人，曾题“丹心侠骨”相赠。“二次革命”失败后，张静江又前往东京、巴黎，支持孙中山改建国民党，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代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主席。积极支持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辅佐蒋介石北伐，直至北伐胜利，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1938年，他先避居汉口，后经香港到美国，寓居纽约。1950年9月3日病逝。

故居保持着清代三进五间式古建筑风格，一进有一厅五室，每进之间各有天井，每进一堂便递高一级，取“步步高升”之意。故居建筑为典型的江南宏门豪宅风格。厅堂两座门雕，雕刻精细，门楣分别为“有容乃大”和“世守西铭”，前者出自林则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丈，无欲则刚”的诗句；后者则源于宋朝张载弃官后授徒著有《东铭》《西铭》的典故。两者均为南浔近代实业家兼收藏家周梦坡所书。

大厅内有清末名人张謇所书的“尊德堂”匾额。中堂之画系谢公展的手指佳作。两侧是孙中山题写的一副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抱柱对联为同治、光绪帝师翁同龢所题：“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二厅、三厅里陈列着张静江手书赠陈立夫的“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对联，和张静江生平事迹的各种照片、书札、任命状等文物，及孙中山、宋庆龄、何香凝、于右任、陈布雷、蒋介石等名人手札；有“尊德堂”家庭合影，朱逸民、陈洁如的生活照；还有其女婿陈友仁致张静江的手札和张静江子女的照片，张家的账本、寿礼薄、全福贴，等等。还陈列着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手书的“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酒德颂》板屏六块，系用银杏木镌刻，是国内珍贵的文物。

藏书楼、小莲庄、张石铭旧居、张静江故居……它们见证了世纪的风华。南浔在20世纪初就已走过它的摩登，它也不愧是凝聚了千年的文明，趋时和西化并没有改变它厚重的文化传统，两者在它的身上结合得相当和谐，因此南浔并没有因西风浸润而改变了它的容颜，反而形成它中西合璧的特色。

走在安静极了的南浔古镇，在游客寥寥的仲秋午后，花开花落，莲影轻蒙，刘承干、张石铭、张静江似乎向我迎面走来。他们“因商致富”，“由商入仕”，但最后都“由仕返儒”。他们保存了多少文化遗产！他们让这些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摩登的岁月已远，但古道照颜色，典型在夙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