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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员的特殊礼品（1）

- 道员的特殊礼品（2）

- 风流女诱发党争（1）

- 风流女诱发党争（2）

- 人肉炸弹，掀翻政坛（1）

- 人肉炸弹，掀翻政坛（2）

- 丁未大惨案（1）

- 丁未大惨案（2）

- 威逼与利诱（1）

- 威逼与利诱（2）

- 阳奉与阴违（1）

- 阳奉与阴违（2）

- 阳奉与阴违（3）

- 愤怒与恐惧（1）

- 愤怒与恐惧（2）

- 愤怒与恐惧（3）

- 愤怒与恐惧（4）

- 凌晨的枪声（1）

- 凌晨的枪声（2）

- 土匪要挟政府（1）

- 土匪要挟政府（2）

- 暗藏杀机（1）

- 暗藏杀机（2）

- 鸿门宴（1）

- 鸿门宴（2）

- 逐出皇宫的末代皇帝（1）

- 逐出皇宫的末代皇帝（2）

- 文绣的婚姻革命（1）

- 文绣的婚姻革命（2）

- 律师与卫道士（1）

- 律师与卫道士（2）

- 律师与卫道士（3）

道员的特殊礼品（1）

晚清的小王爷载振去天津的时候，发现了绝代名伶杨翠喜，心中喜不自胜，一旁的小道员段芝贵看在眼里，暗生一计，花重金买下杨翠喜送给载振。此招大有奇效，段芝贵连升三级，出任黑龙江巡抚。他们以为事情就此了结了，殊不知这却拉开了政坛地震的序幕。

在清末，有一幅名叫《升官图》的政治讽刺画曾广为流传。之所以说它是政治讽刺画，是因为它和当时的政坛上的一场贿赂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画上，太师椅上坐着一个穿时装的跷腿美女，手持一画有黑龙江省地图的纸折扇。画的右下角为一便冠长辫的官员跪于美女脚下，看着美女手指处的另一顶用纤足踢给他的戴有花翎的官帽。

那么画中的这个跷腿美女是谁？长辫官员又是谁？为什么纸折扇上画着黑龙江省图呢？事情还得从当时的绝代名伶杨翠喜说起。她也就是画中的那位跷腿美女，正是这个当时的美女，掀起晚清政坛党争，搞得很多晚清官员人仰马翻，以至于酝酿出后来的“丁未大惨案”。

自古以来，人们都说“红颜多祸水”，杨翠喜作为当时的一个绝代红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一个平凡女子，她不仅被卷入了官场，还在晚清官场中掀起了巨澜。

那么，杨翠喜究竟是何许人也？她究竟凭什么把官场搅成一锅粥的呢？这还得从杨翠喜的身世说起。

杨翠喜本姓陈，小名二妞儿，生于光绪十五年，即1889年。由于家道贫寒，生父无力抚养，更何况她是一个女孩，于是生父决定将她送人。

就这样，在十二岁那年，二妞儿来到了养父杨茂尊的家里，杨茂尊给她取了另一个名字：杨翠喜。此时的杨茂尊是天津一个戏班子的老板，经常往返于东北三省，过着卖笑卖艺的生活。在古代家庭，自古以来都是子承父业，杨茂尊没有儿子，自然而言，杨翠喜成了杨茂尊戏班子的接班人。杨茂尊为了自己的戏班子后继有人，便开始让杨翠喜学戏。

杨翠喜虽然是个女儿家，但是长得聪明伶俐，只要杨茂尊教过一遍，她就能基本上记住。在学习之余，杨茂尊还带着杨翠喜往返于当时各大名角的场子之间，让杨翠喜吸取他们的精华，为己所用。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杨翠喜16岁的时候，不仅长得亭亭玉立，而且演唱技术一流，只要她一出场，就能牢牢吸引住别人的目光，看戏人的心情也都能随着杨翠喜的一颦一笑而上下起伏。

看到时机已经成熟，杨茂尊便带着杨翠喜登台。杨翠喜第一次登台是远在哈尔滨的一个戏园子里。此时的哈尔滨虽然是个冰天雪城，但是看戏人的心里却是暖暖的，看着杨翠喜诱人的姿色和精湛的技艺，看戏人心里难免有一丝丝的躁动……

从此，翠喜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出道不久便小有名气。由于她扮相漂亮，嗓音甜润，很快红遍冰城。

李叔同曾经写了一首《菩萨蛮》来表达他对杨翠喜的爱慕之情：

“晚风无力垂杨嫩，目光忘却游丝绿；酒醒月痕底，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沾。”

两年之后，杨翠喜18岁，杨茂尊带着她回到了熟悉的天津城，开始了津城的卖唱生涯。可是逐渐走红的杨翠喜没想到，这种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一个更大的转折正在走近她。

1906年10月24日，大观园如往常一样，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因为是杨翠喜登台献技的日子，戏台下的人似乎特别的多，甚至有些拥挤。可是在看台的中央却显得静而不乱，甚至有些难得的肃穆。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那里坐着的都是当时的一些达官贵人。杨翠喜也不知道，那些人中的一个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么这些人是谁呢？他们就是当时慈禧太后眼前红人庆亲王的儿子载振，同时有徐世昌、袁世凯、段芝贵……

原来，庆亲王奕劻的儿子贝子载振和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奉慈禧之命，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东三省去查办事务，回来之后，乘专车回京城经天津。当晚，袁世凯作为地方行政长官就在聚庆成饭店设宴款待两位钦差，其手下的得力干将段芝贵充当陪席。

这就给当时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拉拢晚清王公的机会。为了给袁世凯铺路搭桥，也为自己找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段芝贵费尽心机地安排、招待振、徐，惟恐有不周之处断了“官路”和“财路”。酒足饭饱后，段芝贵随即安排了后续的“娱乐活动”——看戏，也正是这一饭余消遣让杨翠喜邂逅了载振。

天津大观园灯火通明的戏台上，杨翠喜正在台上风情万种地演唱着，那婀娜曼妙的身段、顾盼生辉的眼神、甜美圆润的唱腔和飘逸如云的水袖，折服了台下所有人，包括载振等人在内。

此时的载振只顾自己看着杨翠喜，却不知道在他来这里之前，发生在杨翠喜身上的一件“吃醋”的荒唐事。

原来，杨翠喜的美色早就引起了津?各大达官贵人的注意，甚至他们为了得到杨翠喜，还进行了明争暗斗。清宫前任总管太监李莲英的侄子——“大城李”李阿毛与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长子“袁大公子”袁克定为取媚杨翠喜甚至还打了起来。

道员的特殊礼品（2）

有一天，“大城李”瞅着台上香艳欲滴的杨翠喜，如醉如痴，欲火难抑，恨不得一口把她生吞了下去，忙拿着赏银上台去讨好杨翠喜。没想到风流成性的袁大公子，也毫不示弱，他像一头久未沾腥味的猫，死死地睃着自己的猎物杨翠喜，手里举着名帖和银票，扑了上去。两个人就撞在一起了，你拽着我，我扯着你，谁都不想让对方占了先。于是，两人拳来脚往闹得不可开交。见主子动手了，两个人的跟班也都一齐涌了上去，各为其主，现场好一场混战。

载振看了杨翠喜之后大为感慨。杨翠喜那圆滑的唱腔与美妙的音律字字唱进了这位贝子的心中，面对着杨的婀娜身段与轻盈姿态，载振夹在观众中间心神摇曳。官场老手段芝贵很快明白了载振的意思，并向他做了介绍：“她就是我多次向您提起的红遍津门的杨翠喜！”

载振点点头：“在京亦有所耳闻，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说罢，令人将10块大洋送至后台。杨翠喜领赏后，急忙来给贝子叩头谢赏，载振看罢大悦。这一切，都没有逃过段芝贵的眼睛。

次日，段芝贵设宴为载振饯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忽从侧门闪进一女子，只见她迈着小碎步飘然而至载振面前伏身下拜。原来，这是段芝贵使的一个小伎俩：为取悦贝子，他暗遣翠喜来此助兴。

此时的杨翠喜娥眉淡扫，素面朝天，与台上的浓妆艳抹相比，显得清新雅洁，恰如出水芙蓉，一尘不染，久在“胭脂堆”里打滚的载振自然心神荡漾。段芝贵见载振酒未醉人人自醉，忙令翠喜上前为贝子斟酒布菜，并适时地递上了翠喜的亲笔名帖，载振接过帖子啧啧赞叹，连夸字好、曲好、人更好，并回赠了她一张自己的名帖。

其实，杨翠喜在当时是有意地施展自己的媚功。第一次见载振的时候，杨翠喜只是单纯地把载振当作想跟自己发生点暧昧关系的猎艳者，然而知道载振的显赫身世后，她除了震惊之外，也产生了靠他往上爬的私欲。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出身贫苦的杨翠喜，又何尝不想过锦衣玉食的生活，眼前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她当然想顺势往上爬了。于是她在载振面前将自己媚态一显无疑，举手投足间展现出万种风情。载振自然地就被她虏获了，心旌开始荡漾。

两天之后，因为公务在身，载振不得不依依不舍地离开天津，离开了这个让他魂牵梦绕的美人。当然，事情并没有因为载振的离开而结束，精明的段芝贵暗地里忙活开了。原来他看到载振心神荡漾的样子，就明白自己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只要帮助载振将杨翠喜送到载府，那么自己就能青云直上了。

想到做到，段芝贵先是找到了陈茂尊，用1200两银子买下翠喜，然后将她安置在商人王益孙（字锡英）处，以掩人耳目。

准备好这一切之后，段芝贵开始实施他的进献活宝计划。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载振如愿以偿，终于抱得了美人归。

杨翠喜被当成礼物送给载振之后，有一个人为此悲痛欲绝，他便是风流才子李叔同。

李叔同是个传奇人物。他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是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大家。李叔同是杨翠喜忠实的听众，他对杨翠喜可谓是一往情深。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对杨翠喜美色的垂涎。为了给杨捧场，他每天晚上都要去杨翠喜唱戏的“天仙园”，然后再充当“护花使者”送杨翠喜回家。杨曼妙的身姿与圆润的声调就如一块磁铁牢牢地吸住了这位才子。对杨翠喜而言，李叔同也不只是为自己解说戏曲历史背景，指导唱戏的身段和唱腔的老师，更是难得的红颜知己。两人的关系极为融洽，李叔同甚至以为两人可以缔结鸳盟，共度一生。浪漫多情的才子还曾在一次出差上海时给杨翠喜寄过两首《菩萨蛮》，借以表达自己的浓情蜜意。

其一：

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

其二：

晚风无力垂杨嫩，目光忘却游丝绿；酒醒月痕底，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沾。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等到自己从上海回来匆匆忙忙去见杨翠喜的时候，却听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杨翠喜却已经成了段芝贵孝敬载振的“人肉礼物”！

如果换做一般的人，李叔同还能想办法将杨翠喜赎回来，但是到了皇亲国戚那里，李叔同明白，自己就是拼了自己的命，也要不回来了。更何况，杨翠喜是人见人爱的绝代美人呢？

对于这个无法改变的结局，李叔同自然痛不欲生。这不仅仅是自己的心上人进入了火坑，而且杨翠喜还是自己心灵的解读者，是知己。情窦初开的时候，杨翠喜就走进了自己的心灵，从此，便永远驻扎了下来。他曾是如此渴望能与杨翠喜“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可是无情的现实?却将他的爱情美梦击得粉碎。杨翠喜的离开，似乎将他整个的灵魂也带走了。最初的几个月，他曾无数次跑到杨翠喜以前驻的戏园，希望杨翠喜能够因为思念自己而回到戏园，但是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每次都是含泪而归。

心灰意冷的李叔同产生了厌世的情绪，据说这也是李叔同后来遁迹空门的原因之一。

有人欢喜有人忧，这边李叔同是痛心疾首，心灰意冷，那边段芝贵兴高采烈，1907年，段芝贵以晋京为庆亲王奕劻祝寿为借口，带上从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处借的十万两白银，一件珍珠蟒袍，当然还有杨翠喜，送给载振，载振自是满心欢喜，纳杨翠喜为妾，风情万种的杨翠喜把载振迷得神魂颠倒，导致载振的大老婆醋意横生，大闹载府。

自此，段芝贵平步青云，很快被破格连升三级，提升为黑龙江署理巡抚，钦加布政使衔。一时间风光无限，羡煞旁人。段芝贵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开始高高兴兴地准备赴职。

风流女诱发党争（1）

载振纳妾的事如同藏不住的风，在晚清的政坛上传播。此事引起了御史赵启霖的注意，为了通过打击段芝贵达到扳倒袁世凯的目的，赵启霖向慈禧弹劾段芝贵“疆臣备缘视贵，物议沸腾”，此奏一出，朝野震惊。事态进一步升级。

俗话说“纸是包不住火的”，段芝贵因为玩人肉贿赂连升三级的内幕很快被世人所知。1907年4月30日，京报首先以《特别贿赂之骇闻》为标题披露了此案，消息一出，举国哗然，满朝文武表面自然不敢说，但是在暗地里，却将此事变着版本地述说着。

这事，引起了当时有名的权臣赵启霖的注意。

赵启霖，字芷荪，号瀞园，清咸丰九年（1859）出生于湘潭县十四都梅村里（今石鼓镇森梅村）一个贫苦农家。由于出身贫寒，赵启霖自小便十分刻苦，勤奋且好学，8岁时就读了《诗经》、《尚书》、《易经》、《礼记》等典籍，且出口成章。有付出终会有回报，同治十三年（1874），不满16岁的赵就中秀才，入县学读书，之后又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

1906年1月，赵启霖补河南道监察御史，9月，掌江苏道监察御史，11月，兼署山西道监察御史，即劾纠察之类的言官。赵启霖褒善贬恶，旗帜鲜明，敢于仗义执言。他任职仅一年多时间，就曾11次上奏，呼吁澄清吏治、禁绝鸦片、改革教育、赈济灾民、注重实效。

段芝贵的劣迹暴露后，赵启霖自然是深恶痛绝，心中的愤懑不吐不快。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赵启霖义无反顾地向慈禧太后上了《劾段芝贵及奕劻、载振疏》的折子，指斥段芝贵“无廉耻”，奕劻父子“无心肝”，将段芝贵夤缘权贵，献妓贝子的事向慈禧全盘托出。

这个结局是段芝贵等人万万没有料到的。这等献美邀宠的案例，并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甚至是屡试不爽的伎俩，自己做起来却是如此地大费周折，甚至会让自己阴沟里翻船，这实在令段有点措不及防。

其实，这也很好解释，因为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几千年历史虽然没有发展出类似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却也摸索出一套内部制衡的监察手段。在当时，御史制度就成了高高在上的皇权和显赫的权贵的有力制约力量。虽然御史官员的品级都不是很高，但是能量却不小，因为他们代表着正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舆论，甚至直接影响皇帝的裁决。

既然御史官员品级不高，他们又怎么能左右舆论、影响皇帝的裁决呢？这和御史身上的两件法宝有关：

第一，御史基本上都是清廉之士，不好财是以身作则的内在要求，要惩治贪官首先自己得身正，才不至于让别人抓住把柄，所以充任御史的官员都必须清廉，就算是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晚清，那些京城的御史也只是苦守每年数百两银子的微薄俸禄。

第二，御史因为职位的特殊性，都有不怕死的勇气。不怕死是因为他们的工作需要冒触怒皇帝的风险，虽然得罪高官并不可怕，但是直接开罪皇帝本人就需要莫大的勇气了。然而，那些御史们的口号一向是“武死战，文死谏”，动不动就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有的甚至自虐到了病态的地步：巴不得皇上把自己杀了好青史流芳。因此除了那些个别凶悍的大暴君以外，一般的皇帝也是拿他们没办法，就算心里对他们的纠缠已经焦头烂额，表面上却还不得不以笑脸来敷衍。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熏陶、培养出了无数轻生重义的忠直之士，一些人口中的“愚忠”，“书呆子”，“愣头青”，恰恰就是担负那艰巨无比的监察工作的中坚力量。

御史的力量实在不容忽视，因此赵启霖的参劾奏章就直接给了段芝贵和贝勒载振一记沉沉的闷棍，同时也让幕后的庆亲王奕劻坐立不安。对他来说，段芝贵当不当巡抚，自己的儿子会不会因徇私罢官，这些都不是大问题。而是“杨翠喜”会不会成为自己捏在别人手里的把柄，给了他在朝中的政敌一个绝好的扳倒他的机会。

庆亲王最担心的政敌就是瞿鸿机与岑春煊，他们和庆亲王结下梁子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只不过双方势均力敌，谁也扳不倒谁。如果这次给了他们一个把柄，对方肯定会借机发难，威胁自己的政治地位，那么自己的处境就会很危险了。于是他连夜让自己的儿子想出对策，以便能够躲过此劫。

其实，让庆亲王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政敌不仅仅利用这件事情来对付自己，而且还利用此事来制约当时政坛的“黑马”人物——袁世凯。

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父祖多为清朝显贵，权重一方，叔祖袁甲三以督办安徽团练镇压捻军起家，累官至漕运总督，袁世凯也是以办新军起家，继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他的权势的迅速扩张引起了朝廷对他的戒惧。

同时，他提出的君主立宪制的主张矛头直指?权，试图以此来约束皇权的力量。朝廷早已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欲拔之而后快。加上袁世凯的心腹段芝贵连跳三级的升迁，控制了整个黑龙江，整个东北几乎都成了袁的天下，这是很多大臣不可容忍的事情。

于是一批皇亲的孤臣孽子，纷纷想出办法，想要把他拉下马来，然而，一下子要把矛头对准袁世凯是不可能的，于是资历平平、声望不足的段芝贵就成了牺牲品。庆亲王奕劻的仇家也就顺势追溯，那么，段芝贵把杨翠喜送给载振的事必然也就成了这些早就在找机会的人牢牢抓住的一个把柄。于是，才有了慈禧太后对于弹劾事件勃然大怒的事件。

清末科状元刘春霖就曾在1908年10月28日的家书中提到此事：

“袁大军机开缺回籍，此事甚骇听闻。监国与项城①早有意见，不料如此之速。昨日有陈给事中，赵御史（炳麟）②两折，前日有江御史（春霖）③一折，均未发。江上折日，召见，大约是议论庆邸④兼及项城，袁动摇，恐当有继起者，不知将来如何变局。监国举动颇不平庸，但操之过急耳。若加以持重，国事可望有起色。此等闲谈，不必向外人道及。切要。十二”

注：①指袁世凯。袁系河南项城人。②赵炳麟，广西全州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授编修。1906年授御史，历掌福建、江南、京畿各道。并和御史江春霖、赵启霖同号“三霖公司”，不畏权贵。曾与赵启霖就“杨翠喜案”弹劾庆亲王父子，第二年又弹劾军机大臣袁世凯。家书中上折即指此事。③江春霖（1885—1918），福建莆田人，光绪12年进士，授检讨，历充武类殿纂修，国史馆协修、撰文处行走。官至新疆道、兼署辽沈、河南、四川诸道。以屡劾亲贵闻名，曾严劾袁世凯。家书中讲江御史上折，即指此。④庆邸：庆亲王官邸。

此家书就对晚清两位不畏权势的御史赵炳麟、江春霖与庆亲王、袁世凯之间的斗争有所涉及，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清末民初政治动荡之时的上层矛盾斗争情况

风流女诱发党争（2）

关于瞿鸿机、岑春煊与袁世凯、奕劻等人的纠结渊源，这里面可大有看头。

瞿鸿机出身于耕读世家，深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陶和教育，拥有忧国恤民的清廉品格和“为天地立身、为生民请命”的士人风骨。瞿鸿机为官多年，真正是做到了“两袖清风”，甚至在一次回籍守丧数年后，居然没有盘缠还朝复官，最后只能将自家的老宅出卖换取路费。这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晚清，无疑是可与包拯相媲美的清官榜样和道德楷模，作为仅次于奕劻的军机重臣，瞿鸿机并没有像他那样奢靡，生活相对来说简俭和简单多了。瞿虽然也是门生故旧满天下，但其家门却“屏绝警卫，门无杂宾，萧然斗室，一如书生”，当时他的这种品行很受人的敬重。

袁世凯则是个头脑灵活的人，他靠着红包、重礼游走在朝廷之间。他的糖衣炮弹就使首席军机奕劻成了自己的死党。但是瞿鸿机就不吃袁世凯这一套。开始的时候，袁世凯也曾想用糖衣炮弹打通瞿鸿机这一关，于是三番两次地派人给瞿鸿机送上红包，但是却都被对方礼节性地送了回来。

第一次，袁世凯给瞿鸿机送了“当修门生之敬”的礼节性红包，怎料被瞿退了回来。袁世凯并没有放弃，第二次，又派人送去“请为昆弟交”的结交性礼金，又被对方拒绝。袁世凯当下有些犯晕，这瞿鸿机到底是何许人，居然会对金钱这么淡漠，还是自己的糖衣炮弹不够分量？于是，袁世凯便决定不再贸然献礼，而是准备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进献大礼。

后来，瞿鸿机的次子成婚，袁世凯觉得机会已经来了，于是特意让人以“北洋公所”的名义送上一份八百两银子的厚礼，然而令袁世凯大跌眼镜的是，瞿鸿机居然第三次回绝了袁世凯的好意。

这时的袁世凯才算彻底明白对方的意思：瞿鸿机已经对金钱完全不感兴趣，和自己是无法谈到一起的异路人。既然如此，按照当时的官场逻辑，这就是一块必须搬走的又硬又臭的大石头。也正因为如此，袁世凯和瞿鸿机形成了两派对立的局面。

不过，从当时的政治力量来看，奕劻是首席军机大臣，袁世凯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掌管北洋新军，两人勾结在一起当然是权倾朝野。相比之下，瞿鸿机这边就显得有点势单力薄了。其实也不然，瞿鸿机仕途之路并不坎坷，他的势力也不是太弱，因为他的背后靠山就是当时的慈禧太后。他在庚子之难后就得到了慈禧太后宠信，当初，他是在西安为慈禧代拟诏旨，由此成为军机重臣的。在朝野之上，势力越大自然越好，瞿鸿机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以便与奕劻等人抗衡，自然而然将同样在庚子之难中因护驾有功而受宠信的岑春煊拉到了自己的麾下，成了自己死党中的一员。

岑春煊，1861年生于广西西林的一个官宦之家。原名春泽，字云阶，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少年时放荡不羁，与瑞澄、劳子乔并称“京城三恶少”。光绪五年，捐官主事，十一年中举人，任候补郎中。

1889年岑毓英去世，岑春煊荫以五品京堂候补，十八年补授光禄寺少卿，旋迁太仆寺少卿，署大理寺正卿。戊戌变法期间岑春煊赶赴京都，与维新派人士诸多往还。百日维新进入高潮之后，岑春煊在康有为的影响之下，屡屡上书调陈变法事宜。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七（8月23日），岑向光绪帝呈递奏折，主张对内外冗滥官员进行比较彻底的裁汰，“务使人历一官，皆有职守之事，不至虚设一位，徒糜厚禄”。此疏深为光绪帝赏识。岑以此书擢升广东布政使。但岑历官不及三月，便与两广总督谭钟麟发生矛盾，改任甘肃按察使。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与光绪出逃，岑春煊首先率部勤王，因此获得慈禧的好感，因功授陕西巡抚，后调任山西巡抚，期间与李提摩太等人筹建山西大学堂。光绪二十八年，调任广东，未及上任，四川总督奎俊因镇压四川义和团不力而去职，岑春煊遂赴川署理总督。在任期间，他严肃吏制，建立警察制度，一举弹劾四十余名官员，人送绰号“官屠”，与“士屠”张之洞、“人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

岑春煊为人有胆有识，做事很有魄力，甚至当时地方总督里流传着“北袁南岑”的说法。和瞿鸿机一样，岑春煊对钱财这些身外之物毫无贪恋之心。他任两广总督期间，广州的米商们按照惯例送来了“公礼”——在禀帖中夹带了一张四十万的银票。岑春煊收到后，严加拒绝。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存心刁难那些商户，反而较那些尽情收受钱财的官员们更加的爱护商民。以至于岑春煊离任时，那些商民都含泪相送，连称“知不收礼而肯为民任事者尚有人也”。

但是，岑春煊对手下那些官吏就不一样了。他在任期间，不惧权贵，严肃吏制，曾一举弹劾四十余名官员。也正因为如此，当时人送岑春煊绰号“官屠”。毫无疑问，岑春煊弹劾并处罚买官?来的官员的行为也直接引起了奕劻的不满，因为奕劻是这些官员的后台，是权钱交易的最大利益人。所以，这种正面的、反面的、直接的、间接的对抗使得瞿鸿机、岑春煊等人和庆亲王结下梁子。

其实从整个事件来看，当时晚清的吏治已经严重败坏，即便再多出十个岑春煊等这样的人物也无法力挽狂澜，清朝政府还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但是越是这样，清朝政府的掌权人就越要做做样子，一旦哪里有风吹草动、鱼腥猫腻，就毫不犹豫将权杖打向那里。自然而言，载振和杨翠喜之间的风流韵事自然而然少不了清朝政府掌权人物的干涉。所以，此次的参奏弹劾事件实在是奕劻心头之一大患，杨翠喜这个曾经的大美人俨然已经成了一个“人肉炸弹”，一旦处理不慎，将会使清朝政坛炸得灰飞烟灭。

人肉炸弹，掀翻政坛（1）

慈禧太后看了奏折后，考虑到维护朝廷体统，大怒，责令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彻查此事。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了避开弥天之祸，载振连夜召集谋士想对策，最终以金蝉脱壳之计挽回了败势。

虽然奕劻一直在努力掩盖杨翠喜的事件，但是赵启霖的奏折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刚开始慈禧太后并没有特别重视这件事情，毕竟皇亲国戚在外面寻花问柳的事情在历朝历代都不算是什么稀奇事。但是这并不是瞿鸿机等人想要的结果，于是，趁着一个机会，他们在慈禧太后身边如此这般地耳语了一番，精明的慈禧太后立刻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于是一个歹毒的计划立刻在慈禧太后等人脑子中形成了。

这个计划就是：慈禧太后借着“杨翠喜”案件削弱一下袁世凯的力量，并且达到敲山震虎的作用，打击一下奕劻。说心里话，奕劻虽然是皇亲，但是慈禧太后也不想奕劻把事情搞得太大，有损皇族颜面，给自己的威信带来不利的一面。再说载振如此胆大的勾当，即便她有心将事情压下去，可是却很难给出一个众人都能接受的说法。

考虑再三，慈禧下谕给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尽力查办。受命之后，载沣、孙家鼐又派属下满洲印务参领恩志、内阁侍读润昌前往天津调查取证。

为了能达到自己的最初目的，瞿鸿机开始借着慈禧的名义开始积极地动员一切力量向奕劻发难。虽然瞿鸿机和奕劻本人并没有很深的过节，但是他和北洋大臣袁世凯是死对头。当年戊戌变法时，袁世凯就曾狠狠玩了光绪皇帝一把，这种“欺君”行径在瞿鸿机等“忠臣”的眼中无异于在什么头上动土，这就在瞿鸿机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袁世凯两面三刀的小人嘴脸让瞿鸿机恨得牙痒痒，他一直在伺机报复，只是袁世凯刚开始的时候甚得慈禧的宠幸，瞿鸿机一直找不到得手的机会，所以，瞿鸿机一直隐忍等待着，伺机而动。终于让他等到了这次的杨翠喜事件。瞿鸿机自然不会放过机会，他暗暗地告诉自己，此次的杨翠喜事件就是自己攻击袁世凯的一个突破口。

除此之外，瞿鸿机牢牢咬住此案不松口，正是打着一箭双雕的如意算盘：载振是庆亲王的亲儿子，段芝贵是袁世凯的大红人，再加上此案已经是满城风雨，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让瞿鸿机觉得是除去两位政敌的良机到了。

当然，袁世凯等人也不会等着瞿鸿机来“消灭”自己，眼看着局势对自己不利，为了自保，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积极商讨和筹划着脱身保全之计。

首先，他们一致认定，作为“引爆线”的杨翠喜是肯定不能再留在载振府中了，得马上把她弄回天津，并且还得做好一切“杨翠喜从未到过京城”的证据。

可是杨翠喜交给谁呢？怎么做证据呢？一连串的问号冒了出来。一时间，谁都没有能力把问题想的这么远，关键是要把杨翠喜送离载振府，不要让慈禧太后等人逮个现行，否则一切都不好说了。就在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载振手底下的人已经积极行动了起来，连夜将杨翠喜送到了天津。

杨翠喜这位纤弱的女子，自叹命运对自己不公，才寻得一个安身之处，给自己历经沧桑的心找到了一个避风港，却又不得不开始过漂泊的日子。虽然很多人都觉得命运曾眷顾了杨翠喜，但是没人知道，命运在眷顾她的同时也把她置于更大的风浪之中，命运会将她推向哪里？等待和迎接她的将是怎样的一种境地？谁都不知道。杨翠喜心里在默默地思考一个问题：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红颜多薄命”？

载振虽然垂涎杨翠喜的美色，但是当自己的前途、官运受到威胁的时候，他自然是无暇顾及杨翠喜了，一心只想着如何摆脱这位给自己带来是非的累赘。杨翠喜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她深感前途渺茫，生活又将再度漂泊，心里自是一番苦味往上涌。在临走之前，杨翠喜回头望了一眼这个充斥着权势和名利味的庆王府，心里撒下了一把辛酸泪。毕竟，自己只是个出身贫寒的小女子，又有谁能够真正关心和在乎自己内心的感受呢？同时，她心里也闪出了李叔同的影子，恨只恨自己当时贪念太重，想摘一个大西瓜，结果却丢了自己最能抓住的芝麻。

载振、袁世凯等人忙着周旋，自是无暇顾及杨翠喜的感受。在得知杨翠喜已经送达天津的时候载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接下来就是商量如何造假证据了。

思前想后，袁世凯等人觉得王益孙是最合适的人选，原因有三：

第一，当初，杨翠喜在进京前就曾住在他家，这样造起证据来也比较方便；

第二，王益孙是个有名望的商人，他能出来说话的话也会比较有分量；

第三，最重要的一点，王益孙也一直觊觎杨翠喜的美色，无奈难如心意。如果这次载振等人为免人口舌，把杨翠喜送回天津交给王益孙，王益孙自然高兴不已。

在?析了“一二三”之后，载振等人最终决定，将杨翠喜送到王府，制造证据的计划启动了。

让王益孙高兴的事情不仅仅能够抱得美人归，而且为了把这事办圆满，载振与袁世凯在送还杨翠喜的时候，还结结实实地送了一批丰厚的礼物，希望王益孙在调查人员来到的时候，谎称杨翠喜是花了3500银两从陈茂尊处买的小妾。天上掉下这么大一个馅饼，谁还不愿意捡呢？王益孙自然很乐意做这个顺水人情。

之后，袁世凯又指使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否认借银之事，证据基本上足够了。

人肉炸弹，掀翻政坛（2）

不久，载沣、孙家鼐派遣的查办人员抵津了，这个时候，袁世凯等人已经将事情准备好了，就好像电影一样，剧本、演员、场景都安排好了，剧情开始按着袁世凯的导演在发展了。对于杨翠喜只是王益孙花钱买的小妾这一说法，虽然大家都很怀疑，但是奉命调查的人心知肚明，毕竟此次事关重大，牵涉到重臣高官，关乎朝廷与皇室体面，谁也不敢较真，谁也不能较真。再说，这种事情能睁只眼闭只眼就不要过细询问，否则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掉的。

好在袁世凯等人事情做得天衣无缝，给了他们一个台阶下，他们也就知趣而退，图省事，懒得再去和破绽百出的证词较真，顺势走开了。最后他们调查后上报了这样一个调查结果：杨翠喜是天津富商王益孙用3500元买的小妾，并无赠给载振为妾一事；天津商会王竹林也未借钱给段芝贵行贿。案情“真相大白”，孙家鼐遂上折奏报。这正是袁世凯等人想要的结果，当然，也是瞿鸿机等人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瞿鸿机看到这样的奏报气的捶胸顿足，大骂调查人员敷衍塞责，但是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固执的他一心想要将真相昭告天下，使奕劻、载振、袁世凯、段芝贵等玩弄权术的人得到应有的惩戒。

可是瞿鸿机的身边也有一些聪明人，他们也看到了整个事件的真相。其中就有一位工于心计的幕僚提醒瞿鸿机：“既然‘杨翠喜案’属子虚乌有，那么太后看到这样的奏报定会怪罪挑事的赵启霖，那么我们何不干脆来个火上浇油，将事情搞大。什么事情只要引起公愤了就好办了。”

久经官场的瞿鸿机立马领会了其中的深意，于是就在太后盛怒之下召开的军机会议上力主严惩御史赵启霖，并历数了赵启霖的种种罪行：捕风捉影、诬告亲贵……最后，瞿鸿机还义正严词地指出，对这样的御史要是不加严惩，势必让百官寒心，要是让别的御史官员来效尤，局面就更难收拾了，言外之意，慈禧太后应该将赵启霖斩首示众，以儆效尤。

这慈禧本来就对动不动就弹劾找事的赵启霖有重惩的意思，如今“清正”的瞿鸿机居然也不替他说话，正好借机向他发难。于是想也没多想就重重地点了点头，准了瞿鸿机的奏。

墙倒众人推，其他人见和赵启霖同为清流一党的瞿鸿机都开始向赵启霖发难，于是大家也都跟着指责赵启霖的不是，主张严惩。这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赵启霖是小命难保了，可是事情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正当赵启霖差点被同党的口水淹死的时候，对赵启霖恨得咬牙切齿的奕劻却跳出来帮他说话。奕劻言辞恳切地对慈禧太后指出：“赵御史虽然举奏不实，却对百官仍不失是个警告，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哀求太后从轻发落。”

听到有人为赵启霖求情，慈禧太后不由地吃了一惊，更何况这个人就是赵启霖的死对头。但是慈禧太后对于整个事件也是心如明镜，既然奕劻出面讲和，那么她也就只是将赵启霖御史一职罢去了事。

那么奕劻为什么要替赵启霖说情呢？不是奕劻良心使然，也不是赵启霖央求奕劻为自己说情，而是奕劻发现了瞿鸿机等人一个更大的阴谋。什么阴谋？

原来，瞿鸿机等人早就已经协商好，只待赵启霖一倒霉就一齐鼓噪喊冤制造舆论，于是他们都眼巴巴地盼着赵启霖被慈禧下令砍脑袋，好让奕劻进入他们设下的圈套，以便再给奕劻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

然而，谙于世事的奕劻敏锐地觉察到了瞿鸿机等人的谋划，在一片严惩声中跳出来为赵说话，警醒地跳出了圈套。不知道赵启霖当时会不会感觉很讽刺，自己为了扳倒奕劻才上奏弹劾他，可是最后让自己侥幸逃过祸灾的却正是自己弹劾的对象，这到底是该哭还是该笑呢？瞿鸿机等人到底是自己的“战友”还是“敌人”呢？赵启霖一下子陷入了沉思当中。

最后，《大公报》全文公布了慈禧的上谕，上面这样写着：

“……当经派令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确查具奏。据奏称，派员前往天津详细访查，现据查明，杨翠喜实为王益孙即王锡英买作使女，现在室内充役；王竹林即王贤宾，充商务局总办，与段芝贵并无往来，实无借款10万金之事，调查账簿，亦无此款。各取具亲供甘结……赵御史于亲贵重臣名节所关，并不详加访查，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实属咎有应得。赵启霖着即行革职，以示惩儆……嗣后，言臣不得摭拾浮词，淆乱观听。如有挟私参劾，肆意诬罔者，一经查出，定予从重惩办。钦此。”

至此，一场轰动全国的“杨翠喜案”看上去就算了结了。可是事实上是不是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呢？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其实未必。相反，它带来的纷争还远没有结束，因为一个更大的政治斗争正在暗潮涌起。

丁未大惨案（1）

查案的过程不仅没有按照赵启霖的想法来走，反而成了开脱载振罪责的过程。缓过气来的奕一派，开始反攻倒算、清理异党，结果一大批高官显贵落马，一时间人人自危。

虽然慈禧对此事采取的基本上是息事宁人的态度，但是杨翠喜这颗“人肉炸弹”的威力足够分量，炸倒了赵启霖不说，就连奕劻也差点被瞿鸿机设计绊倒，同时，段芝贵的升官梦鸡飞蛋打，屁股还没把巡抚的位子坐热便被撵了下来；载振本人也因为自己一时的欲念而闯下如此祸端而深感不安，自动地辞去了农工部尚书的职务……

一时间，清朝政坛风起云涌。可是杨翠喜“人肉炸弹”的威力似乎还没有消失殆尽的迹象，她所引起的政坛震动正在慢慢的变大，以至于引发后来的政坛地震——“丁未大惨案”。

那么事情又是怎么发展的呢？还得从袁世凯等人和瞿鸿机等人的明争暗斗说起。

“杨翠喜案”结束之后，慈禧太后并没有要将此事深究到底的意思，奕劻也从她的谕令中看出了姑息纵容的意思。毕竟慈禧并不是不知道内情，只是为了朝廷的颜面着想，不想家丑外扬罢了。可是奕劻等人并不这么想，瞿鸿机当初想利用“杨翠喜案”来扳倒自己，可惜没有成功，现在自己缓过神来了，难道自己就这样算了吗？久经官场的奕劻可没有这么好的脾气。于是奕劻和袁世凯一派决定报复，而瞿鸿机与岑春煊也明白奕劻和袁世凯的目的，所以，他们也在做准备与其抗衡。

在对抗过程中，最耐人寻味的莫过于岑春煊的“迎折北上，坚请入对”事件了。事情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杨翠喜案”结束之后，岑春煊本来调任云贵总督，但他本来就对去云贵那种穷地方做总督有一百个不愿意，因为这将使他远离权力中心。后来，为了配合瞿鸿机，岑先在上海称病不行，瞿鸿机对于岑春煊的种种遭际很是理解，于是想方设法地帮助他留下，同时也帮助自己增强与奕劻等人对抗的势力。于是在瞿鸿机的秘密操作下，岑春煊假装从上海出发，前往汉口。走到半路，岑春煊突然来了个大转折，乘火车“迎折北上，坚请入对”。

岑春煊的“迎折北上，坚请入对”事件在朝廷里炸开了锅，对于他折回的目的，大家都在暗自猜测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不久，在瞿鸿机的帮助下，慈禧太后很快召见了岑春煊。

故人相见，自然会追忆往事，而这也是岑春煊最想要的，因为在庚子之年，他护驾有功。如今旧事重提，自然对自己的仕途会产生正面的影响。见面场景果然如岑春煊所料想的那样，老太后一提起当年的事情，就是一阵唏嘘感叹。对于当年岑春煊亲自挎刀立于破庙门口整夜看护自己的往事，慈禧一直铭记在心，也颇有感恩的心态。说到动情处她甚至指着光绪帝说：“我常和皇帝讲，庚子年要是没有你岑春煊，我们母子哪来的今日啊？”

见此状，岑春煊立马趁热打铁向太后表明自己的“不胜犬马恋主之情”，同时请辞云贵总督之任，表示愿意留在都中效力。慈禧太后听后，当即就表示：“你的事情我知道了，我总不会亏负于你！”言外之意，准了岑春煊的奏。

此次杨翠喜事件中，奕劻、袁世凯集团的损失远大于瞿岑联盟。但是，奕劻坚信，自己的损失迟早是能要回来的。因为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相对于瞿、岑“激于义愤”式的书生手段，奕劻的反击可就老道多了，所以说谁胜谁负，还不知道呢！

那么到底该如何做才能达到打击岑春煊集团的目的呢？奕劻苦思冥想着，突然间，他想到了两个人的名字：康有为、梁启超。于是一个“反攻”计划又在他脑子中形成了。

首先，让慈禧太后对瞿鸿机等人起戒心。奕劻指示杨士琦在军机处档案里翻找出当年瞿鸿机保举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岑春煊保举立宪党人（张謇）的奏折。这些奏折就是奕劻为自己的报复计划找的法宝，只要带着这些证据去见慈禧太后，并旁敲侧击地暗示瞿、岑等人的政治立场问题，就能引起慈禧的警觉。所以，奕劻带着这些铁证在慈禧太后面前一番搬弄，果然搅得她心里直打鼓，虽然当时并没有将瞿鸿机和岑春煊立刻掰倒，但是已经在慈禧太后心中植下了一颗炸弹。但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奕劻的后招还在后面。

其次，将岑春煊打发出权力中心。袁世凯借着当时广西革命党人频频起义，加之还有民变的混乱局势走成这一步棋。袁世凯先是在慈禧太后面前大夸了岑春煊一番，接着顺水推舟推荐岑春煊任两广总督，前去摆平那一个乱摊子。可是慈禧太后考虑到之前与岑的谈话，答应了岑不去外地任职的话，对袁世凯的提议有些犹豫。这时，袁世凯故作崇高地说了一句话：“君命犹天命，臣子宁敢自择地。春煊渥蒙宠遇，尤不当如此。”就这样，在袁世凯的挑拨下，岑春煊才刚刚在京城待了一个月，便又被打发到广州去了。这次，岑春煊又来了一次故伎重演，他到了上海后便称病不行，想在上海静观事态变化，然后再找机会回京。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没有人能再帮他了，因为他所希望能够帮他的那个人已经被袁世凯等人的第三步棋给将死了。

第三，将瞿鸿机赶出军机处。虽然这招棋下得有点弯弯绕，但是最终还是达到目的了。原来，在岑春煊被逐出北京后，瞿鸿机去见慈禧太后的时候又将奕劻贪黩无厌的种种劣迹历数了一遍，慈禧太后听后也微露罢免之意。瞿鸿机看到太后的态度精神为之一振，他觉得这下扳倒奕劻有望了。难掩兴奋的他回家后将自己的意图和太后的意思告诉了他的夫人。哪知他的这位“大嘴巴”夫人和闺中密友私聊时将这个消息传播了出去。而这个消息居然一直传到香港。

很快，英国泰晤士报刊载了这一传闻，搞得很多人都知道了瞿鸿机的意图和太后的意思。英国驻华大使看到后大吃一惊，大清帝国的首席大臣垮台可不是小事，于是请他夫人在宴会上转告了慈禧。慈禧太后听后大吃一惊，仔细想想依稀记得只和瞿鸿机密谈过此事，便怀疑是瞿鸿机口风不紧，泄漏于外人。而奕劻知道这件事后则趁此机会买通了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写了一份弹劾奏折，里面列举了瞿鸿机的“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的罪名，奕劻的这次出击可谓是快、准、狠。结果可想而知，瞿鸿机很快便被罢免，开缺回籍。

丁未大惨案（2）

瞿鸿机被赶出军机处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岑春煊的耳中。岑春煊听到这个消息后，自知大势已去，于是长叹一番后无可奈何的打点行装，准备前往广州就任。可是事情并没有像他想像中的那么简单。还没等他动身，朝廷一纸诏令飘来，岑春煊打开一看，顿时傻了眼，只见诏令上写着：“岑春煊前因患病奏请开缺，迭经赏假。现假期已满，尚未奏报启程，自系该督病未痊愈。两广地方紧要，员缺未便久悬。着岑春煊开缺调理，以示体恤。”言外之意，岑春煊被朝廷开除了。

岑春煊这下体会到了什么叫“杀人不见血”了，他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赶出了清末政坛。短短几个月时间，瞿鸿机、岑春煊及相关的数人相继垮台，奕劻、袁世凯等人大获全胜，这就是清末著名的“丁未大惨案”。

那么由“杨翠喜案”牵扯出来的政坛一盘棋是不是到这里就下完了呢？其实未然，虽然奕劻、袁世凯等人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慈禧太后也不是一个善碴，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升降弹劾之后，她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朝廷重臣之间必须进行牵制，否则奕劻、袁世凯等人可能会独揽朝政，很难把握任何一个人。

于是在罢免瞿鸿机的第三天，便派醇亲王载沣到军机处学习入值，形成军机处“两亲王”的格局，以便牵制奕劻。另外，为了防止袁世凯势力夸张作乱，便以明升暗降的办法解除了袁世凯直隶总督的职位，将他内调为军机大臣。同时，因为担心奕劻和袁世凯相互勾结，慈禧太后随后又将湖广总督张之洞调为军机大臣，打算用他去牵制袁世凯。

饱经世事的张之洞对“丁未大惨案”当然是洞若观火，对慈禧太后的用意也是心知肚明。但是，张之洞毕竟是个明白人，他一入京城就发现这趟浑水太深，奕劻和袁世凯在京城经营多年，早已各自有自己的利益圈，自己涉足不起。还没来得及退，便很快被奕劻、袁世凯集团束住了手脚。

在这次的“丁未大惨案”中，无论是袁世凯，还是瞿鸿机，谁都没有从这次政治运动中获利，除了王益孙。王益孙人财两得，捡了个大便宜。不仅从中发了一笔横财，还捞到了杨翠喜这么一个美人做伴，自然是惬意舒畅得意。

在杨翠喜跟了王益孙之后，政坛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先是宣统小皇帝登基，紧接着武昌城炮声响起，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势力风起云涌。清政府迫于各国列强的压力，在对革命党人毫无办法的情况下重新起用袁世凯，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内阁总理大臣。这样一来，以段芝贵为代表的一批新军将领，手握兵符，惟袁世凯马首是瞻，极力拥戴袁世凯。在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后，段芝贵等人也个个封爵受勋。

那时的杨翠喜，正是二十几岁的少妇，犹如开得正艳的鲜花，享受过世间纷华的她不甘心就这样守着王益孙虚度芳华，于是她常把王益孙丢在家里，而是三天两头到京城溜达，渐渐成了段芝贵时常带在身边的女人。她替段芝贵写信、办事，陪段芝贵聊天、玩牌。

杨翠喜毕竟是在交际圈里混过的，于是她经常在盛宴上表演她的拿手戏码——登台献技。一旦她登台唱戏，台下就是一片叫好声。段芝贵虽也是酒色场中的好手，但最终还是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对她百依百顺。为了满足杨翠喜的虚荣心，极尽之能事。

在陪着段芝贵的这段时间里，杨翠喜又结识了袁世凯最宠爱的小妾，成了她的好朋友，这使她可以自由出入袁世凯的寝宫——新华宫。她常到那小妾的房中，把宴会上每个人的表现模仿得淋漓尽致，将那些太太小姐们挖苦得一钱不值，那小妾每每都是被她逗得哈哈大笑。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过程中，杨翠喜也跟着忙里忙外，为袁世凯复辟帝制举行义演，为袁世凯歌功颂德。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袁世凯势力倒台，他的复辟帝制失败了。与此同时，段芝贵背叛了袁世凯，也抛弃了杨翠喜。杨翠喜的命运再度被涂上悲剧的色彩，她成了政界人士所嫌恶的一个角色。根据人们的心理，人一旦倒霉，那么所有不好的事情都是她一手引起的。对于杨翠喜的评价，自然而然也是如此，不少人把“丁未大惨案”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政坛轩然大波都归罪于杨翠喜，可怜的杨翠喜，在风光之后，很快跌入了低谷，陷入了无限的寂寞和悲苦中。无论是过去认识她、还是不认识她的人，都不愿再与她交往了。自此杨翠喜又回到了王益孙的身边，过自己平静而又孤独的生活了。或许这时的她才真正明白什么叫生活、什么叫政治、什么叫爱情。

威逼与利诱（1）

1915年，袁世凯准备称帝。日本见机行事，一方面表示支持袁世凯称帝，一方面图谋侵占中国。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快回复。”段祺瑞闻言，欲兴兵拼一死战，袁世凯却说：“国力未充，尚难于兵戎相见。”

17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王朝暮年重疾，内忧外患，国中有国，乱象横生。清王朝进入最黑暗，也是最纷乱的时期。都说乱世出英雄，可是在这段时期里，却出了一位乱世之人，他就是袁世凯。

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在河南东部陈州府项城县袁家寨呱呱坠地，在家排行第四，人称袁老四。后来，家人为他取字慰庭。七岁的时候，袁老四因为家中贫困，袁父觉得无力抚养，于是就将袁老四过继给叔父袁保庆为养子，叔父为他取名袁世凯。袁保庆是当时的一名官员，经常在外为官。过继当年，袁世凯随为官赴任的养父远离故土，先后在济南、南京生活。

袁世凯青少年时期，也想从科场里杀出一条路来，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读圣书做高官。但是，光绪二年（1876年）、五年（1879年）两次参加乡试，都因为无钱贿赂主考官而均名落孙山。通过科场而做高官的梦想随即破灭。梦想一旦破灭，取而代之的是仇恨，从此，袁世凯对科举制度恨之入骨，他将过去赶考所作诗文书稿、友人书信、笔墨纸砚，统统扔到院子里付之一炬，咬牙切齿地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久困笔砚之间，自误光阴！”

于是人们纷纷劝慰袁世凯，虽然你没有当上高官，但是你的父亲却是官员，说不定可以通过他走上官场呢？袁世凯一听，也觉得有道理，心情慢慢恢复了平静。可是命运似乎要和袁世凯开玩笑一样，正当袁世凯从科举落第的痛苦中慢慢舒缓过来的时候，当官的嗣父袁保庆患霍乱死去，少年袁世凯不得不抚棺返回故土，结束了自己纨绔子弟的生涯。

现在，科举之路走不通了，父亲的路子也走不通了，接下来自己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年轻的袁世凯陷入了苦苦思考之中！

苍天不负有心人，正当袁世凯苦苦思索出路的时候，他从朋友那里听到了一个消息：可以花钱捐官。虽然当时的袁世凯还不知道花钱捐官之间的细节，但是他却知道，只要自己花了一定的钱，自己就能当上官。既然如此，那么还要科举干嘛呢？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费尽了周折，才弄来一个小职位，到淮军将官吴长庆手下去当幕僚。

1882年8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当时的朝鲜与中国有宗藩关系，吴长庆受命前往镇压，袁世凯作为吴长庆手下的幕僚，自然而然随吴长庆出兵朝鲜。袁世凯负责前敌营务处，因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袁世凯得到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之后又任清政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施行新政。袁世凯表示极力拥护，并借机扩大自己的权势。1902年，袁世凯开始在保定编练自己的常备军（简称北洋军）。次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任会办大臣，从这一年开始，袁世凯真正掌握到了实权。到了1905年，袁世凯将北洋六镇编练成军，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除第一镇系满族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练兵时期的亲信军官。同时，袁世凯还兼任督办电政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及会议商约大臣。在此期间，他在发展北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及开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颇有成效。通过办理新政，他得以“内结亲贵，外树党援”，处心积虑扩张权势，很快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可是，袁世凯越来越庞大的政治实力遭到了清政府当权者的排挤，无奈之下，袁世凯被迫于1906年辞去各项兼差，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

清朝当政者为了彻底消除袁世凯对他的威胁，又于1907年，将袁世凯调离北洋，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年幼的溥仪继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1909年初，袁世凯再次被削减实力，他被载沣罢去一切职务，令他回籍“养病”。但他的许多部属依然位居要津，实权在握，袁世凯随时可以东山再起。对于这样的结果，他还是非常满意的，正所谓手中有权，心中不慌。

1911年10月（宣统三年八月）武昌起义爆发，汉阳、汉口相继被革命军攻占。为了利用袁世凯的新军镇压革命军，载沣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并于10月27日任钦差大臣，节制湖北前线陆海军。11月1日又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指挥北洋军与革命军作战，不久，袁世凯就接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把载沣甩在一边。

12月，袁世凯派唐绍仪南下与革命党人谈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坚持以清帝退位和袁世凯宣誓效忠共和，作为选他当大总统的先决条件。于是，袁世凯借革命党人的声势，逼迫宣统帝于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退位。按照双方的协定，1912年2月15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职，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继任，并议决请他到南京就职。但狡猾的袁世凯怕去南京不安全，以北京发生“兵变”为由，拒绝南下，参议院不得不允许他在北京就职。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成了一个权欲熏天的人了。

同年，为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对抗，袁世凯进行了从内到外的部署和准备。在内他拉拢以梁启超为首的清末立宪派，资助他们组成进步党，增强自己的实力。在外，他得到英国的有力支持，从五国银行团获得两千五百万英镑借款。

准备好这一切之后，袁世凯于1913年7月派北洋军南下，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并且顺势将北洋势力伸向长江流域各省。同年10月，袁世凯派军警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并取得列强的正式承认。接着，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另行召集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以作为自己独裁统治的工具。

袁世凯一步一步的走向自己的权力中心，也一步一步的走向了危险。可是此时的他却浑然不知。

威逼与利诱（2）

1914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势而起，将目光瞄向了中国，认为这是它推行“大陆政策”千载难逢的好时机；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竟然不顾中国中立的立场，派兵强占青岛，夺取了德国在华的权益，并进而占领胶济路。

按照一般人的思维，日本这种赤裸裸地入侵行为必然会遭到政府以及人民的反抗。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当时政府首脑的袁世凯为了自己的称帝野心，竟然采取了退让政策，只不过为了敷衍广大人民强烈的反侵略的要求，在表面上提出抗议而已。因为按照他自己的盘算，要复辟帝制，必须首先取得日本的支持。因此，他下令撤退日本侵占区域内的中国驻军，以讨好日本侵略者，而尝到甜头的日本则加紧发展，准备更大规模的入侵。

当时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不仅日本虎视眈眈，内部也乱得一团糟。1914年的记录上说：“没有一省能免于匪患、未遂的叛乱、游兵散勇的骚扰和地方性的暴动。湖北、河南两省情况最为严重。”

对于袁世凯来说，他不担心土匪与日本人，却认为国内革命党人的活动是自己的心腹大患，不仅威胁到了自己的统治，而且还逼迫自己付出昂贵的军队开销。当时，袁政府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大量举借外债，更增加了对列强的依附性。于是，武人独裁、地方割据、政局动荡、国力贫弱便是当时的国情。

虽然情况对袁世凯的统治并不利，但他还是没有真正认清形势，一如既往地做着称帝的美梦。他单纯地认为只要剿杀了革命党人，那么自己的位置也就坐稳了。可是情况并不像他想像中的那样，日本人抓住了袁世凯想要称帝的心理，对他进行各种威胁利诱。

日本方面曾开门见山地说：“做皇帝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有一个重要的关键，中国政府应当向日本人民表示中国对日本的善意，才能获得日本政府的同情与支持。”言外之意，只要袁世凯给日本好处，日本就不会反对他由总统变为皇帝。同时，日本首相大隈曾向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表示：“改共和为帝制，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袁大总统可以放心进行。”

狡猾的日本首相大隈，并不是真心想帮助袁世凯称帝，而只是想利用其称帝的野心，以推行独占中国的侵略计划。

1915年1月18日，按照大隈的指示，日方于怀仁堂晋见袁世凯，当面递送了企图变中国为日本保护国的“二十一条”，并说：“大多数日本人反对袁总统，因为他们认为总统推行远交近攻政策，强烈地反对日本，而亲近欧美国家。如能承允所提条款，方可证明日华亲善，改变日本人的观感，日本政府对袁总统亦可遇事相助。”最后，日本方面还要求袁世凯对协商“二十一条”一事严守秘密，并且尽速答复。

刚开始的时候，袁世凯确实对“二十一条”进行了保密，即便连他的顾问莫理循也无从所知。虽然有几个外国记者都在根据自己得到的消息发出电报，国内报界也议论纷纷，但在1月底，无论是莫理循，还是那几个记者，对“二十一条”的全文内容并没有完全知晓。

听到这些风言风语，莫理循向袁世凯求证，他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把真相向全世界公布，澄清人们的猜疑，从而达到遏止日本侵略野心的目的。从这些迹象来说，当时的舆论对中国是比较有利的。但袁世凯顾虑重重，没有抓住这个时机，回击日本。

那么“二十一条”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根据后来的披露，内容如下：

一、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给他国，准日本修建自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路的铁路。

二、承认日本在南满（今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的“优越地位”，日本人有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延长至九十九年。

三、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不得自行处理，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

四、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

五、中国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日本人在中国有传教之权。

……

虽然袁世凯迫于压力和自身的野心隐瞒了“二十一条”的一些内容，但袁世凯并非是日本人手里控制的一个棋子，他也从“二十一条”当中看到了日本想要灭亡中国，变中国为日本独占殖民地的阴谋。

按袁世凯原来的设想，自己秘密让给日本一些权利，换取其对帝制的支持即可，但没想到日本的胃口如此之大，竟然不顾欧美列强在华的特权，企图鲸吞一切，这使他惊诧不已，心里十分失望。袁世凯表情严肃地对日本公使日置益说：“本件应与外交总长会商”。

对日本近乎变态的要求，袁世凯陷入了尴尬的、进退两难的境地。

据袁世凯的秘书夏寿田回忆说：“日置益辞出后，项城（袁世凯）极愤怒，当即疾声令余，所有关于帝制之事一概停止。”

1月18日晚，袁世凯召开会议，讨论应付办法。出席人员除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外，还有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等。由于此事事关重大，会议持续了好几天。段祺瑞曾提出与日军奋死一战，而袁世凯神情凝重地否决了，理由就是“国力未充，尚难于兵戎相见。”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日本所提条件过于苛刻，但又不能完全拒绝。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大家都陷入了沉思。

阳奉与阴违（1）

惧于日本的强大，袁世凯表面上听从日本的意见，暗地里在谈判的问题上绞尽脑汁，要求谈判人员一方面拖延时间，一方面故意把消息泄露出去，以争取列强的支持。日本恼羞成怒，不得不对袁世凯下最后通牒。矛盾一触即发。

作为一国总统，对日本提出如此苛刻的条款，袁世凯的内心是很愤怒的。他在1915年1月9日接见日本人坂西利八郎时说：“日本国应以中国为平等之友邦相互往还，缘何动辄视中国如狗彘或奴隶？如昨日置公使所提出各样要求条件，我国固原尽可能予以让步，然而不可能之事就是不可能，毫无办法。”

在外交部送交的“二十一条”卷宗的封皮上，他批示：“各条多有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开议。”各条之下均附有其表示驳诘的批文。可见，袁世凯最初对于“二十一条”的抵制表现得相当坚决。但是，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袁世凯不仅深知中国的贫弱，而且也洞悉日本的扩张政策，更害怕激怒了日本威胁到自身的统治地位，故不惜委曲求全，忍辱与日本谈判，希望在不激怒日本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将损失减少到最小。

既然无力与日本做正面的抵抗，那么，为了最大限度的满足日本的要求，又不丧失自己的“面子”，袁世凯最后决定更换外交总长（由陆征祥代替孙宝琦），以此来拖延谈判的日期，这样自己就有足够的时间来摸清日本的真正意图。

陆征祥，1871年生，1884年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后入北京同文馆习外文，尤精俄文。1893年奉派担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翻译官。八国联军之役，其长官许景澄被慈禧处死，遂心生不满。日俄战争事件后，在俄国愤而剪去发辫。陆征祥在俄结识比利时天主教女子培德女士，不顾使馆反对，于1899年结婚。由于陆征祥能力出色，表现优异，仍在1906年升任中国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1912年共和革命后，应总统袁世凯电命，从驻俄大使任所返国出任外交总长，并推动中国现代外交机构之改革，将清代“外务部”改为外交部。袁世凯称帝期间，曾短暂出任国务卿职务。

那么袁世凯又是怎么玩拖延战术呢？在这方面，他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请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回母国，把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事告诉日本元老松方侯爵和山县公爵，并探询他们的“真意”。有贺临行时，袁亲批赠送“路费”一万元，实际路费所需仅二三百元而已。由此可见袁世凯对此事的重视程度。袁世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是因为日本军事实权仍操之于元老。如果能得到元老的支持，那么事情就好办多了。

陆征祥当上外交总长之后，得到袁世凯的指示，开始与日置益尽力周旋，拖延时间。可是，日本的谈判代表日置益则为了防止夜长梦多，主张抢时间，要求天天谈，全天谈，以求尽快结束，免得引起国际干预。陆征祥则以事务繁忙、身体不好为由，坚持把日本的天天谈变为每周会议三次，每次下午二时至五时。并在每次会议的开场白后，既命上茶献烟，要侍从们稳步慢走，又是点烟又是鞠躬，等到一一敬献完毕，三个小时的谈判时间已变成了二小时了。在谈判中，陆征祥容颜和气，时常发些模棱两可的长篇议论，使日本代表既抓不到把柄，又不便发作。

在陆征祥与日方周旋的同时，袁世凯又密电冯国璋，要求他联合十九省将军发通电，声称拒绝日本要求，不惜一战，以增强自己谈判的力量。没想到，日本帝国主义对这一套把戏不屑一顾，日本外相加藤于2月3日电告日方谈判人员说：“各省将军通电一事，此为袁氏权诈老套，对我帝国进行，毫无影响。”

一招不行，就重新换一招。

袁世凯又指示亲信向中外报界透露日本要求的一些内容，借以鼓动舆论，以此来给日本人施压。之前，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袁世凯仅以一至四项通知英、美、俄、法四国，故意隐瞒最重要的第五项各条，但是，为了能取得外国援助，从捍卫中国主权的角度出发，思来想去的袁世凯最终决定把“二十一条”的内容泄露给驻华英、美、俄公使。

1915年2月初，袁世凯暗中通过他的政治顾问莫理循向国外报纸透露真相。2月5日下午，袁世凯约见了莫理循。回家后，莫理循立即整理了一份袁世凯与他的谈话内容备忘录，其中具体内容如下：

阳奉与阴违（2）

日置益对总长、次长的态度傲慢。他坚持（中国政府）全盘接受（二十一条）。但总统向我保证，决不同意那些条款，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

备忘录下面的顺序是我自己安排的……

日本的要求：

中国中央政府应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

中日合办警察机关。

中国政府期望由日本保证中国的完整。

日本有权在中国任何地方布教。

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及各岛屿，无论任何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日本将有权修造四条从南昌起始的铁路，即南昌至潮州、九江、武昌、杭州。（总统强调，这样建造的是日本人的铁路，而不是日本人为中国人建造的铁路）

南满洲和东部内蒙古：

（1）长春至吉林（即吉长铁路）的铁路期限展期至99年。

（2）安东—奉天铁路期限展期至99年。

（3）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展期至99年。

（4）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有经商、居住、耕作及其他权利。

（5）未经日本国政府同意，中国不得允准他国人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建造铁路。

（6）日本国臣民在东部内蒙古具有开矿权。

长江流域：

日本国与中国合办汉冶萍公司。未经日本国允准，该公司铁矿、煤矿均不得开采。

（总统解释说，这意味着所有长江流域煤矿、铁矿的开采都受制于日本）

山东：

将德国在山东所有权益让与日本。龙口或烟台至潍县的铁路由日本建造。（总统认真地指出，这与外国在中国建造铁路的条件不符，而是在中国境内的一套日本铁路）

福建：

不经日本允准，不得在福建境内建造船厂、铁路或开采矿山。

中国所有军械均从日本购买，中国如设立军械厂，日本有权帮助中国建立。

在这个备忘录中，莫理循首先记下了日本不敢对外公开的第五号中的七项内容，对第一至第四号大部分内容也做了记录。这些内容基本上反映了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秘密要求的内容。

得到真相的莫理循马上试图通过记者对外公布真相。2月9日，莫理循主动与《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端纳联络。2月10日，端纳来到他的住所，与莫理循长谈。莫理循也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尽可能地写好消息，他将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于是，端纳于2月11日发出了报道，并由《泰晤士报》在12日刊出。

消息一出，举世哗然。

阳奉与阴违（3）

日本政府看到消息后，气急败坏，当初谈判之时，日本之所以要袁世凯在交涉过程中保持秘密，原因就有两点：第一是害怕中国人民的反对，第二是害怕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对。它想当然地以为只要袁承认全部条件以后，把“生米煮成熟饭”，将事实置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各国之前，就不怕有人推翻了。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曝光了，列强的反对如约而至。

随着消息的走漏，英、美、法三国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质问，日本政府既不便公然抵赖，又不敢全部公开，尴尬之余，为了避免引起与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严重摩擦，它只公开了第一、第二两项共计11条，没敢公开第三至第五项的10条。这十一条公布后，严重损害了欧美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对日本一致不满，纷纷予以激烈抨击。

2月10日，英国驻日大使葛林赴日本外务省声明，英国政府对日本之要求条款“漏告”第五项“深表遗憾”。同时，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浪潮更趋高涨。这使袁世凯达到了他想要的目的。他深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侵略要求，势必损害欧美列强在远东的利益。所以他希望通过列强的干涉，迫使日本让步。

当然，袁世凯并没有把希望放在中国人民的反抗上，而是将希望放在了列强的干涉上。特别是对于英国、美国两个国家，抱的希望尤其大。

可是令袁世凯没有想到的是，英国关注的仅限于英国在华利益是否受到影响，对于日本在南满之权益，则持同情态度。

1914年8月3日，英国决定参加对德作战的第二天，曾通过驻日大使格林向日本政府表示希望：“如果战斗波及远东，香港及威海卫遭到袭击，英国政府相信日本政府将予以援助。”

由于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需要得到日本的支持，最终对日本的在华扩张采取了绥靖政策，甚至劝告中国政府不宜做武力之争。英国公使朱尔典在日本最后通牒规定的最后时限前匆匆赶到中国外交部，劝告外交总长陆征祥：“日本因各国忙于欧战，提出最后通牒，意在挑衅，并非恫吓……目前只能暂时忍辱，只要力图自强，埋头苦干，十年之后，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英国公使的这番谈话彻底破灭了袁世凯的英援幻想。

看到英国的态度，袁世凯又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可是依然如此。早已察觉日本野心的袁世凯在1914年10月就曾向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求援，“请求芮恩施要求威尔逊总统同英国政府会商，进行斡旋，以便说服日本按照原来给中国政府的保证，把它在山东的军事行动限于攻占青岛所需要的行动”。但是，为避免引起日本的恶感，美国的态度是谨慎的。

1915年2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给芮恩施的信中写到：“直接对中国进行任何劝告，或者代表它直接干涉目前的谈判，实际上都将对它害多利少，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会引起日本的妒忌和敌意，而日本的这种妒忌和敌意会首先对中国发泄。”

2月20日，日本隐匿的第五项条件已被各国普遍获知，由于损害了美国的在华利益，美国向日本指出：“第五号要求歧视第三国并威胁中国的独立与主权，对此极为关注”。

3月16日，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向日本送来长篇备忘录，抗议第五号有关警察、武器及福建省的要求，违背尊重中国主权和工商业上机会均等原则。但另一方面由于满蒙和山东问题并不直接与美国利益相抵触，所以布赖恩说，“对此暂不置可否”。美国希望用软硬两手使日本让步。但这并没有改变日本的高压姿态。袁世凯的美援幻想也破灭了。

现在接下来该怎么做呢？袁世凯再次陷入了沉思当中。无奈之下，袁世凯决定孤军作战，孤立地与日本周旋，原则就是尽量减少损失。在谈判之初，中国外交总长陆征祥就提出：“将来对于各条款讨论之时，中国政府拟每条提出一修正案，且讨论一条，提出一条。”

在实际谈判中，中方也确实采取了“逐条提出修正案，步步为营”的策略，希望将中国的损失降到最低点。所以，头几次会议时间很长，除了程序问题外，没有什么进展。但是，事理上的优势不能弥补实力上的差距，日本公使日置益步步进逼，反复勒索，甚至以直接出兵相威胁。3月8日，日置益告诉曹汝霖，“谓若于数日之内无满意之承认，恐生不测之事”，赤裸裸的威胁摆在了中国政府的面前。

但中国在某些方面，则态度坚决，不肯让步。如5月1日，中国提出最后修正案，并且声明为最后的决定。该案主要内容如下：

承认日本人在南满之居住营业及土地租界权，但不允永租，并要求日本人服从中国警章，与中国人纳同样之各种税课，且关于土地之争讼，无论中国人与日本人，均归中国官员审判；于东部内蒙，则拒绝我合办农业及经营附随工业之提案，且不但要求胶州湾之无条件归还，及参加日德讲和会议，更要求日本政府负担中国因日德战役所生损失之全部，并马上撤废日本在战争时修的军事设施，并撤走守兵；对于第五项之各条，中国方面则全部拒绝。

就这样，双方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谈判，到5月1日，最后修正案仍然坚持对日本所提出的诸多条款进行修改，日本恼羞成怒，发现很难通过谈判手段迫使中方做出让步，干脆在5月7日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全盘接受4月26日的修正案。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升级了。

愤怒与恐惧（1）

为了称帝，袁世凯不得不接受耻辱的“二十一条”，胆战心惊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不久，他的恐惧成为了现实，“二十一条”激怒了国人，当护国军的枪声在云南响起的时候，袁世凯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1915年5月9日，迫于日本的淫威，袁世凯派陆征祥、曹汝霖前往日本使馆递交复文，对日本4月26日提出之修正案，除第五项中各条容日后协商外，其他的都照办。这意味着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基本上被袁世凯给接受了。

袁世凯深知自己将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不赦罪人”。为了化解众人的愤怒，袁世凯企图以花言巧语欺瞒世人，将自己的卖国行径粉饰为爱国行为。在决定承认“二十一条”的时候，他就先拟好了一个“密谕”，发给各级文武官吏，密谕上内容：

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始终不移，对内则抚辑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大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痛心，愤渐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气，空言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

在这个密谕里，他虽然装腔作势，但不得不承认“损失权利颇多”，而在公开的通电中，为保持他在中国人面前的体面和威风，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日本既有让步，无损主权，故决定由外交部答复，此案已结，中外敦睦。”给人一种祥和的表象。

同时，袁世凯还动员各省官吏给自己拍发贺电，颂扬“元首外交成功”，又命令御用报刊，颠倒是非，把“对日屈膝投降”说成是“双方交让，东亚幸福”，甚至开会庆祝外交胜利。

然而，无论袁世凯怎样为自己辩解，他始终难逃签订“二十一条”的卖国罪行，其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一经传出，全国上下一致认为这是中国蒙受的奇耻大辱，群情激愤。全国教育联合会甚至决定各学校每年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各省市人民纷纷举行抗议集会，散发传单，誓死不承认“二十一条”，决心进一步展开抑制日货的斗争，要求“惩办卖国贼”的吼声响彻全国。陆征祥、曹汝霖吓得慌忙提出辞职。有些地方报纸甚至直接谴责袁世凯，要他“负失地丧权之责任”。面对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运动，地方政府只能维持其秩序，不能禁止运动。因此，运动愈来愈猛烈，汉口、镇江、汉阳等地相继发生骚乱。

而袁世凯并没有在一片反对声中反思己过，韬光养晦。而是在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后，加紧了自己的复辟帝制的步伐。1915年8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在上海《亚细亚报》发表了题为“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为袁世凯称帝做舆论铺垫，文章中称辛亥革命“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的结果”、“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俨然一副为袁世凯开脱的样子。而袁世凯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发表《共和宪法持久策》，鼓吹中国须由袁世凯做皇帝，总揽大权，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给袁世凯复辟帝制造势。

为了能够复辟成功，袁世凯也拉拢了一部分人的支持。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曾参加过同盟会又是名噪一时的革命党的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后来又拉拢严复加入“筹安会”。为了拉拢严复，杨度费尽心机，甚至不择手段，而袁世凯对这个结果也极为欢悦。

8月23日，由杨度亲自起草的筹安会宣言公开发表，并决定以杨度、孙毓筠任正副理事长，其余4人为理事，筹安会宣布正式成立。他们打着“学术团体”的幌子，对外宣称其宗旨是“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而实际上，则是为袁世凯复辟制造舆论。

8月24日下午，段芝贵、袁乃宽等袁世凯的亲信又在石驸马大街袁宅发起“特开军警大会”。这是一次不对外公开的会议，参加者都是北洋军警要人：雷震春、江朝宗、吴炳湘、马龙标、张怀芝、卢永祥、李长泰、蒋雁行、唐在礼、张敬尧等四十四人，还有临时加入的阮忠枢、夏寿田等五人，总共四十九人。

在这个所谓的“特开军警大会”会上，段芝贵发表了一段颇为精彩的演说，他首先介绍了古德诺和筹安会各大学问家的主张，然后说道：

“至考历史，国人有数千年之习惯，若君主至少亦可延三四百年，多则七八百年，有前例也。即按一君亦可数十年，则于此年限之内可免许多扰攘。……对外亦非君主实无实力之政府可期。目下处外人侵迫已极，必先保国为第一要义，浮文小节何能周计，况军警有保卫国家生命财产之责，不能不略为预备，今将大概利害通电各省，吾辈即以存国为重，ǹ无异词请即署名签押。至于外界少数人之清议，匪人之挑拨，为置之不理。尤要者，各自开导部下，勿为所惑。至要，至要！”

毫无疑问，段芝贵的这些话讲完后，在场的所有人都表示赞同。当时，会场上准备了两本签名簿：分别为“赞成君主”和“赞成民主”，此意不甚明了，袁世凯想通过此举来名正言顺地坐上皇帝宝座。

段芝贵带头在“赞成君主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其他到会者就“依次轮书”。此外，北京警察厅内外城二十区区长，各军队旅长以上，拱卫军团长以上都有人代签名，一致赞同君主。段芝贵临散会时又补充说：“俟各省复电，再视外交团动静，即可从速发表。”

与此同时，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一批京官，目的也非常明确：支持袁世凯坐上皇帝宝座。当时有人这样形容这些人的心态是“惟恐失此攀附之良机，背拂新皇之圣意”，尤其是梁士诒，更是极尽之能事，对袁世凯等人溜须拍马。

愤怒与恐惧（2）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很简单，还是为自己所考虑：当时他手下的几位主将叶恭绰（交通部次长）、赵庆华（津浦铁路局长）和关赓麟（京汉铁路局长）等都涉嫌舞弊营私被停职查办，他在交通部门的势力岌岌可危。一日，袁世凯召见梁士诒时曾说道：“参案本有君在内，我令去之。”

梁士诒是聪明人，他马上领会了袁世凯的言外之意，所以他积极地参与了拍马行动，也很自然地就把帝制运动视为重新邀宠和保住交通系势力的大好时机。于是，他抓住袁世凯复辟的机会，广泛筹集资金款，并收买各路人，策动成立请愿团，与筹安会和各省公民请愿团争功夺宠。于是一时间，北京各种请愿团云集，什么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孔社请愿团，甚至还有由流氓操纵的乞丐请愿团和由妓院老板组织的妓女请愿团等等。袁世凯企图依靠这些乌合之众，来表示广大人民对帝制的热爱。

9月1日，参政院特地召开会议讨论请愿团的要求。其实讨论只是一个形式，参加讨论的人都是袁世凯身边的亲信，如杨度、孙毓筠、梁士诒、沈云霈、施愚等。他们准备一举手通过帝制，就让袁世凯黄袍加身。

可是，袁世凯却在大家面前假惺惺地扭捏了一把。当6日开会之际，袁世凯突然派杨士琦代表他到院宣布：“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宜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障碍，本大总统有保全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但是，接着又说：“至国民请愿，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法。”

在外人看来，袁世凯还真是一个顺应潮流的人，竟然不赞成改行帝制。可是细细推敲词意不难发现：这其实只是袁世凯使得的一个小伎俩，他不愿以自己指定的一帮参政议决帝制，所以想要另造一个征求“民意”的机构，给自己的窃国称帝行径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以此麻痹众人，争取人心。

当然，梁士诒作为袁世凯的干将，他明白袁世凯的心思。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没有闲着，甚至后来居上，积极地进行请愿会的筹备活动。也是在袁世凯的旨意下，梁士诒收买各请愿团发起人，很快拼凑起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以沈云霈（杨士琦的亲信）为会长，张锦芳（张镇芳之弟）和那彦图（蒙古亲王）为副会长，同时于9月16日向参政院呈上第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9月19日，全国请愿联合会主张以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以加快帝制进程。袁世凯于是一本正经地下令：11月20日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国体。

那么袁世凯为什么要故作姿态，一逼出民意来才肯称帝呢？这就是袁世凯的精明之处。除了欺骗和压抑国内人民的一层用心外，袁世凯更希望让帝国主义各国看到自己得民心的事实，显示自己的统治稳固，以便取得各国对自己的王朝的承认。他曾经给各省将军的密电这样说道：“此次国民代表大会之设，对外之意实较对内之意为重，本局曾经迭电，特别声明。……自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以后，各国驻使以我国采用文明制度，颇示赞成之意，如果各地方监督均能依法运用，以济事实之穷，是对内多一分斡旋，即对外少一层棘手……前日大总统交令谆谆，以法律举办为言，其中具有深意。”

袁世凯一边在处心积虑地制造民意，一边紧锣密鼓地秘密乞求帝国主义各国承认即将出现的新王朝。因此他很在乎帝国主义的态度，也一直亲自掌管外交大权。

特别是日本的态度，袁世凯更是关注，他当初以为接受了“二十一条”就是给了日本人一份厚礼，也就想当然地以为日本会支持他，于是就加快了称帝的步伐。但是令袁世凯没想到的是，日本政府的野心极大，他们并不认为修正后的“二十一条”是一份厚礼，甚至还要以承认帝制为要挟，索取更多的报酬。所以，日本政府在原则上尽管不时怂恿改行帝制，但始终不肯作出承认的具体许诺，也不愿意给袁世凯以更多的帮助。为了获得承认的担保，袁世凯也算费劲了心机。他指示曹汝霖和陆宗舆秘密同日本接触，并派有贺长雄前往东京对日本政府要人说明改行帝制的必要性和探听他们的态度。

有贺于1915年9月返回北京，向袁世凯转达了日本首相大隈的一些意见：“如果中国人觉悟了，他们恢复君主制是很自然的……只要恢复帝制，当然期望袁大总统当皇帝。”稍后，陆宗舆从东京也送来重要情报：9月23日（阴历中秋节）晚，大隈以赏月为名，邀陆宗舆至其官邸，正式告以可就承认问题举行会谈。次日，陆宗舆急忙电告曹汝霖说：“昨晚大隈总理晚宴，舆与并坐密谈，多方颂仰此老，并告以大总统实欲极诚联日。渠甚欣悦，并谓大总统如果诚意联日，日本国自努力为援助，可除一切故障。如有密谈，可由高田达我。”这高田是大隈的亲信，新出任当时内阁文部大臣。这个电报让袁世凯的心里终于舒了一口气，与日?的交涉算是有了一定眉目，于是袁世凯将目光转向了英国公使朱尔典，希望获得英国的支持。经过袁世凯的软磨硬泡，朱尔典与英国政府沟通后，同意了袁世凯的称帝计划。

英国方面的同意让袁世凯更加信心百倍，他觉得自己的复辟帝制行为已经可取得英日两强国的承认，自己在外交上就很有优势了，于是他便将自己与朱尔典的谈话记录整理油印，作为严密文件，发给高级文官武将传阅，以此来向他们展示自己的外交问题已经解决，同时，他也放话让自己的手下人放手大干，企图加速实行帝制的步骤。

在袁世凯的授命下，梁士诒、杨度等人指挥下的“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第三次请愿书，提出原来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过于繁琐，要求参政院发扬“立法贵简，需时贵短”的精神，另设机关，征求民意。

愤怒与恐惧（3）

参政院接到请愿书后，便以“尊重民意”为名，于10月6日开会，决定不再召开国民会议，而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组成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袁世凯也接到参政院咨文，于10月8日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次日，又命令各地文官武将“保全地方治安，静候国体之最后解决。”

或许很多人都不明白什么是“保全地方治安”，其实所谓的保全地方治安，就是无情地镇压反对帝制的活动。10月3日，袁世凯致电各省，要求各省清除乱党，严防煽动。一时间，表示效忠的回电就堆满了袁世凯的办公桌。

比如：段芝贵保证境内治安，可负完全责任；上海镇守使郑妆成说，“汝成之力足以担任维持，望俯顺舆情，速定大计”；张勋复电说，“勋军驻扎地点均已布置严密，务使跳梁之辈无隙可乘”；四川陈宧要求“采兆民之公论，当机立断，速定大位”。

同时，袁世凯在北京为各省作出了“保全治安”的榜样。北京的报纸如《国民公报》、《新中国报》、《天民报》等，对袁世凯称帝都持反对态度。袁世凯为了应付他们，就指使手下人不择手段地加以对付，或是软硬兼施，或用金钱收买，或以暴力查封，妄图将反对帝制的舆论摧残殆尽。当时，上海《申报》对此作了报导：“京中报纸所载，大都请愿代表等等千篇一律之文字，其有载反对言论者仅一二家，然亦时受对方攻击。”

在袁世凯的暴政管理下，除外国人办的报纸外，国内发的报纸都噤若寒蝉，不敢再轻言帝制一事。

袁世凯当时制造了极其恐怖的氛围，让人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甚至达到了“道路以目”的程度。因为在这个城市里，遍布着军政执法处和警察厅的警探，凡有出语反对帝制者，即会被他们扣上“乱党”的帽子，逮捕治罪，搜查家宅，连坐亲属。以至于茶馆、饭店、旅社等公共场所为了保全，大都粘贴“勿谈政事，致干严究”的纸条。

可即便是这样的高压政策，当时也有人提出了反对。当然，这些人的下场是很惨的，当时有一位名叫崔启勋的警官，他因为心怀愤怒，信手提笔在纸条上写了两句打油诗：“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不巧纸条却被另一警官捡得，乃投书告密。军政执法处立即将崔某捕去。不几天，就经袁世凯批准处决。当囚车抵刑场时，大量人围观，崔某大声疾呼：“奉劝诸位同胞，当今之世有子弟者，千万莫教他读书，千万莫教他写字。我这是读书写字的结果！”其言词悲惨，观者不少人落泪。这件事在当时被人称为“洪宪文字狱”。

就是在这种恐怖的气氛里，国民代表大会敲锣打鼓地拉开了帷幕。

12月12日，全国各省区投票结束，结果无一例外都是“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皇帝。袁世凯和所有黄袍加身的封建皇帝一样刚开始故作姿态，“谦让”一番之后，于次日宣布接受民意，承认帝位。13日，受百官朝贺，大加封赏。成立帝制大典筹备处，下令改1916年为中华民国洪宪元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复辟帝制的丑剧，开始走向高潮。

这一下，激起了国人的愤怒，原本“二十一条”就已经激起了中国人民对袁世凯及其政府的强烈不满，现在又窃取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成果，余怒未消的国人，很自然的认为签订“二十一条”是袁世凯为了当皇帝，寻求日本支持的卖国行为。一时间，压抑在人们心中的愤恨爆发了出来。袁世凯一夜之间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更让袁世凯觉得有压力的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趁势揭开了“讨袁”行动，声称要将这欺世大盗消灭。1915年，孙中山一面派胡汉民等往南洋筹款，一面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11月10日，中华革命党派人刺杀袁世凯心腹、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有力地打击了袁世凯的实力。12月初，孙中山又发动停泊上海的肇和舰起义。

一时间，中华大地，烽烟再起。

除了孙中山之外，原先和袁世凯合作的梁启超等进步人士也举起了“讨袁”大旗。梁启超选择与袁世凯合作的初衷是希望自己的宪政思想能和袁世凯的实力结合，为中国找到一条和平温和的立宪之路。可是，袁世凯背信弃义，不仅利用了梁启超等人，而且还窃取了孙中山的革命成果，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于是，他们最后走上了反袁道路。

1915年9月，梁启超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驳斥古德诺、杨度等人的谬论，反对帝制。袁世凯闻说，企图以20万元高价收买，梁启超断然拒绝了。后来此文中文版发表于北京英文《京报》，文章一经发表便激起了各阶层对帝制的强烈反响，很快地被北京、上海、天津、昆明等地报刊相继全文转载。

梁启超的态度又影响了他的弟子蔡锷，蔡锷也随着梁启超举起了“讨袁”大旗。

蔡锷是云南的爱国将领，被袁世凯诱骗到北京后，一直处于袁世凯的监视之下。11月7日，蔡锷又在梁启超的帮助下摆脱袁世凯的监视，绕道日本，潜回云南。当时，云南的部分军官和士兵，在中华革命党人吕志伊和原国民党将领李烈钧等人的策动下，正酝酿起兵讨袁。蔡锷到来后进一步协调了各派力量。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联名宣布云南独立，发布讨袁檄文，组成护国军政府，以唐继尧为都督。随即组织讨袁护国军，分三路向四川、贵州、广西进军。护国战争全面爆发。1916年元旦，袁世凯受百官朝贺之时，云南军政府宣告成立，发布讨袁檄文，公布其19大罪状，打响了武装反袁的第一枪。

愤怒与恐惧（4）

第一枪响后，护国军势如破竹，1916年1月26日，护国军进入贵阳，次日贵州宣布独立。同时，蔡锷率部入川，夺取泸州、叙府等地，全川为之震动。李烈钧部也在广西得手，并开始向粤、赣挺进。护国战争推动了全国讨袁形势的迅猛发展，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支持。

不仅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袁世凯内部政权也一直存在分裂的祸患。他的手下大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不满袁世凯的行为，觊觎大总统的位置，因此对建立袁家世袭王朝一开始就态度消极。冯国璋甚至暗中和护国军联络。袁世凯的女儿后来在回忆录中说：

还在洪宪帝制没有公开的时候，有一次，冯国璋由南京来谒见我父亲，顺便问一问外传称帝这件事。我父亲听他的口气，知道他是来劝阻的，对他说：“我的身体很不好，几个儿子又都不成器，我哪里有这种心思呢！”就这么把他的嘴给堵住了。我父亲在当晚上楼以后，连声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

帝制公开以后，段祺瑞托病退隐西山，大多军政长官逐渐与袁世凯貌合神离，按兵不动。

同时，日本对“二十一条”没有达成目的也一直心存芥蒂，从而对袁世凯的态度也发生逆转，由扶植转向破坏。日本的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加速了袁世凯政权的崩溃。之前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的许诺使袁世凯对列强的态度深信不疑，他曾自信地说：“此事（恢复帝制）在外交一面，我已办妥”。但是，在新任外相石井菊次郎上任后，日本政府的态度渐转强硬，联合英俄对中国帝制问题提出警告：“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延缓改变国体之良机，以防不幸祸乱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此后，日本曾多次联合英法俄意等国干涉中国帝制问题，甚至不惜以出兵相威胁。日本的这种反对态度沉重地打击了袁世凯，使袁世凯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了。

在众叛亲离的窘境中，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次日废除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4月，下令恢复内阁制，起用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兼国务卿，组织责任内阁，自己则仍赖在总统的位置上。

但起义各省对袁世凯已经深恶痛绝，不承认他有再做总统的资格，愤慨指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

5月8日，南方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护国军军务院。以为西南临时政府，指挥全国军事，与洪宪政权对峙。5月9日，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号召“除恶务尽”，并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

紧接着，广东、浙江、陕西等省纷纷通电宣告独立或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其中让袁世凯最为伤心的是他的两员心腹爱将陈宧、汤乡铭也在此时背叛了他：5月2日，四川将军陈宧宣布独立；5月29日，湖南将军汤乡铭宣布独立。5月30日，忧心忡忡的袁世凯在得知陈宧、汤乡铭背叛他的消息后，大叫一声“苍天亡我”，昏了过去。

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死前，他曾说过这么一段话：“从1月1日起到3月22日，我总共当了83天皇帝，这是天意。不是蔡锷、梁启超赶我下台，是我的气数已尽。我登基之前，曾向看风水的郭先生问起我在位的年数，他说是八三之数，我又问他是八十三年还是八年零三个月，他说天机不可预泄，现在才知道是八十三天。唉，果真是天意难违呀！”

乱世里的一代枭雄，以悲剧的形式走完了他的一生。袁世凯的悲剧在于违背历史发展大势，创立了一个短命的王朝。王朝之所以短命，原因种种，“二十一条”是促使袁氏王朝短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凌晨的枪声（1）

1923年的黑色五月，土匪孙美瑶带着一千兄弟把一辆列车拦截在山东临城的沙沟山，把列车上的财物抢劫一空后，又把车上的外宾与旅客作为人质劫到抱犊崮山上，开始了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

绑票是匪类生财的古老门径，土匪、黑帮，以及零星的见财起意的人们，无论智商有多么低，都很容易想起并干起这桩不花钱的买卖来。绑票的目的无非就是要赎金，不要赎金，绑票何为？不过，天下之大，例外的事儿总免不了，民国年间，有一桩大的绑票案，绑票的土匪，人家就是不要赎金，那么他到底要啥呢？为什么绑票呢？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1923年5月6日的凌晨，从南京开出的第二次特别快车豪华“蓝钢车”呼啸着驶在清寂的山路上，一步步地向抱犊崮靠近。虽然大部分的乘客都在睡觉，但是零星的几个乘客却在昏暗的灯光下聊天。因为火车马上就要到抱犊崮了，他们的话题自然而然也就和抱犊崮有关。其中一个乘客问另一个乘客，为什么这里要叫抱犊崮呢？

另一个乘客则显得相当有学问，对此问题进行了回答，并作了从历史到民间故事的解说。

据史料记载，魏晋时期，抱犊崮又称作“仙台”。这得名与它崮顶平坦如台，直接霄汉，非一般人所能攀登，似乎只有仙人方可遨游。到了唐宋时代，方有“抱犊山”之名。抱犊崮虽然只有580余米，却以险要著称：高高的石灰岩崮围，乃天斧神工造就；峭壁悬崖，系造化膂力形成；崮身宛如高高的圆杯倒扣于山峰之上，自颈至巅，峭壁如削，山石裂缝纵横，古柏倒挂。晴日的早晨登临崮顶观云海日出，只见云水一色，曦晖初显，一轮丹阳冉冉跃出云海，蔚为奇观，故有诗赞曰：“峭壁早邀沦海日，方台平宿泰山云”。古人在《峄县志

凌晨的枪声（2）

可是事业才刚刚开始，孙美珠就带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憾离去了，1922年7月15日，在西集的一次遭遇战中，孙美珠为官军所杀。于是孙美瑶理所当然地被推举为司令。

虽然有了正式的名号——山东建国自治军，但是却没有合法的收入，所以，孙美瑶时不时地带着弟兄们作些无伤大雅的案子。可是虽然只是一些无伤大雅的案子，也令当地的治安变得混乱不堪，就像人身上的虱子，虽然要不了别人的命，却也总是让人觉得不舒服。当时的北洋政府对于孙美瑶等人就有这种感觉，并颇为忧心。为了消灭“山东建国自治军”，北洋政府委任山东督军田中玉为剿匪司令，对抱犊崮山区继续进行围剿。

正是这个围剿的政策，使得孙美瑶等人水粮俱绝，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下一步该怎么办？出路在何方？孙美瑶等人陷入了沉思当中，最终一致决定：将事态扩大化，争取主动权。于是孙美瑶等人策划了这次劫车案，企图以此来与北洋政府对抗。

这样对抗的后果就是那些无辜的乘客遭了殃。孙美瑶带着手下的劫匪冲进车厢，开始了肆无忌惮地抢掠，面对这疯狂的劫匪，那些还没缓过来的乘客立刻就慌了心绪，乖乖就范。盗匪们猖狂横行，似乎饿急了的狼一样扑向惊恐的旅客。

当时有个稍微有点理智，并且胆大点的英国客人对土匪的这些暴行实在忍无可忍了，于是随手拿起身边的一个茶壶砸向匪徒。他的举动立刻就遭到了孙美瑶等人的报复，孙美瑶的一个手下当场拿出枪将那名英国乘客击毙。这声枪响立刻让凌乱不堪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旅客们仿佛被施了咒语，所有的抵抗念头都被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逆来顺受的意识。

这一切，有位外国旅客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回忆：“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我们的火车车速不足每小时10英里，我留意到那已是凌晨3点20分。我将头探出车窗外，环顾那伸向山东茫茫群山中的窄长山谷，竟未发现有什么车站。突然，响起了一声手枪声，继而又传来一串射击声，我赶紧停止观赏夜景，将我的旅伴法国人喊醒，尔后我们俩一起向窗外望去。旷野里似乎布满着带枪的男子，他们一边胡乱地放枪一边朝火车奔来。”

这位乘客是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美国人鲍威尔。当时，他和同车厢的法国人见势不妙，自动将随身携带的手枪交给匪徒。匪徒得到两支新式手枪后欣喜万分，给他们俩特殊待遇，允许他们穿好衣服、鞋袜再下车。而其余外籍旅客，不分男女，只穿着睡衣、睡裙，光着脚，被赶下火车，在铁路附近的小河堤上集中。

虽然绝大部分乘客都是惊慌失措的，但是在他们被赶下火车的时候，寒冷的晨风立刻让很多人冷静了许多，也让他们找到了自己要做的事情——逃跑。于是几十名中外旅客和乘警，在夜色掩护下，潜入庄稼地幸运逃脱。而那些剩下的200多名中外旅客都成为俘虏，被称为“肉票”。这些人质中包括很多中外记者，还有美国红十字会护士总代表、法国公使参赞、美国总统顾问、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儿媳的妹妹露西奥尔德里奇等一批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人。

大肆抢掠了一番之后，孙美瑶“凯旋而归”，带着这些人质与抢来的财物，回到了抱犊崮。他们将一般肉票如中国人质关押到山腰山洞里，而重要外国人质则用绳索捆着送到山顶关在屋子里。这样一来，这些人质就在山上开始了他们暗无天日的生活，与外界完全隔离了。孙美瑶之所以选择抱犊崮作为人质的关押地，就是看中了抱犊崮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特点。他想凭借抱犊崮这里的特殊地势，来加强自己通过这起绑架案达到目的的筹码。

事实上孙美瑶也是这么做的，他占据着险要的山头，开始酝酿与北洋政府交涉的条件。孙美瑶等人非常清楚，原本自己和北洋政府之间并没有交涉的条件，但是现在自己手里有了这么多的人质，交涉的天平立刻就向他这边倾斜了很多。

那么孙美瑶是怎么想到这一点呢？其实也是有别人给自己做榜样的。

1922年11月，河南曾经发生过一起绑架外国人质的案例，从而给了孙美瑶启发和灵感。当时，河南有帮土匪劫持了五国传教士，引起了五国公使团的抗议，并对北洋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改变了对土匪的以剿为主的策略，而是转成以招安为主。孙美瑶正是从中看出了一些苗头，也企图用类似的方法迫使北洋政府屈服，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一切。

孙美瑶就此开始了与北洋政府对峙的冒险之旅，他甚至曾发布一告示，其中说：“吾同仁等素具爱国热忱，原不以抢架为本能，然值此无信用之政府，不正当之时代，不得不铤而走险，借以扬眉而吐气也……”表白他“占山为王”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官逼民反，才将他“逼上梁山”。

那么他到底需要什么呢？钱？地位？女?？还是名号？被绑做人质的人一无所知，他们惟一想知道的就是北洋政府什么时候能将自己解救出去，甚至他们还想知道，自己到底还能不能走出大山，回到温暖的家中？

土匪要挟政府（1）

土匪的人质中有美国红十字会护士总代表、法国公使馆参赞、美国总统顾问以及一大批中外记者。案发后，世界震惊。各国政府纷纷向当时的北洋政府施压，劫车事件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见此，孙美瑶得意地向北洋政府提出一系列的蛮横要求。

孙美瑶一手导演的这起绑架案，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劫案第二天，北京上海各地报纸纷纷头条刊登此重大新闻，一时间舆论哗然。由于他关押的人质里有不少外国知名人士，这就使得这起绑架案由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演变成了一个国际大事件，抱犊崮也成了国际关注的中心。

迫于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给予各界回应，并且保证尽快妥善解决此事。可是尽快到底是多快？3天？5天？10天？还是30天？对于这个模棱两可的答案，显然外界人士感到不满意，特别是这些洋人质所在的国家，他们政府纷纷致电给北洋政府，要求尽快妥善解决人质事件。北洋政府感觉到了事情的重大，于是北洋政府指使交通总长吴毓麟全权处理此事。而吴毓麟也积极地采取了对策。他在案发后第一时间里致电当时还是山东军阀的曹锟，请求发兵围剿抱犊崮，同时还要求当时还是山东督军的田中玉戴罪立功，协助曹锟围剿抱犊崮。

对付一个小小的土匪集团，需要这么兴师动众的嘛？

如果单单就消灭这些土匪集团来说，确实不要这么兴师动众，但是问题就在孙美瑶手上有外国人质，狡猾的孙美瑶就是想利用这些外国人质来达到和北洋政府相抗衡的目的。孙美瑶知道，如果单单凭自己的力量没法与北洋政府进行对抗，自己胜算不大，即便自己手中有中国人质，胜算仍然是不大。但是只要牵扯到外国人，事情就不一样了。

孙美瑶的如意算盘确实打得好，而事情也正如他计划的一样朝前发展着，那些有人质被扣押的国家的公使团集体向北洋政府施压，北京十六国外交使团提出组成军事委员会，向北洋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严惩山东官员，调查中国铁路沿线的防务，同时限三天内救出所有人质，并以重演八国联军进军北京的历史相要挟，但是他们又不准北洋政府使用武力，因为这样可能会伤害到人质。

这样一来，北洋政府就陷入了“剿抚两难”的境地。在山上准备围剿孙美瑶等人的政府军也只能被动地等待命令，没法也不能实施具体的营救行动。无奈之下，政府只得停下所有政务，集中力量讨论营救人质问题。

见此情形，孙美瑶知道自己手上的洋人质起了作用，于是不自觉地想着事情肯定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发展。他不免有些得意起来。

不久，孙美瑶就如愿以偿地等来了北洋政府的谈判人员。而孙美瑶也很积极地与北洋政府军谈判，提出自己的所有要求。可是令北洋政府惊奇的是，孙美瑶的条件没有一条是关于钱的，看来他的目的似乎与钱无关，那么，他到底是要什么，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还得从孙美瑶的身上找原因！

原来，孙美瑶是知识分子出身，骨子里有一股傲气。他当然不满足只是在山上带领着一支没名没分的野军。他要的是名分，即他要学当年梁山泊的宋江一样，给兄弟们一个合法的名分，即要把这支土匪变成名正言顺的正规军。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孙美瑶首先释放了麦克法登、香德阁、奥尔德利奇、卡罗丽等外籍妇女和部分华籍人质。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第一，围攻抱犊崮的北洋政府军撤退；

第二，山东省长下台；

第三，严惩酿成“二七惨案”的吴佩孚，同时政府收回胶济铁路使用权；

第四，政府将自己的匪军收编为一旅，并任命自己为旅长。

其实，纵观这些条件，不难看出，只有最后一条才是孙美瑶真正想要的条件，而其他只不过是一个陪衬，或者说顺带的事情。可是任何一个理由对于北洋政府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于是，北洋政府的直接反应就是拒绝，而政府的这一举措直接惹恼了孙美瑶。为了表明自己强硬的态度，他残忍地杀害了五名中国人质，并扬言若政府不屈服，他接下来就准备杀死所有外国人质。

看到孙美瑶真的动了手，大家立刻慌了神。见此情形，外国公使团为了确保人质的安全，便对北洋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尽快解救出人质，但前提是不许伤害到人质。迫于压力，北洋政府宣布放弃使用武力，由围剿改成招抚，并且授命北京、徐州、山东等地大官员同孙美瑶谈判，只要能安全解救人质，什么谈判方法都可以。

于是，“各路高手”云集，而处于抱犊崮西南山区入口的要地枣庄，成为解决要案的指挥中心。此时的曹锟已经作为北洋政府总统发布命令了。山东督军田中玉、山东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等先后到达。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熟悉黑社会的人物如北方?会首领、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作为大总统曹锟的代表前来，先前被招安的匪首郭泰胜、丁宏荃等人，也应召而来，准备和孙美瑶等人会谈，商讨解决事宜。外国领事和驻华武官开来专车停在车站办公。为居间调停、接济人质衣食，并营救人质，北京、天津、上海商界代表也到枣庄组成“全国公团枣庄临时联合会”。一时“八方冠盖云集枣庄”。至于要员的随从、警卫、各报记者、人质家属，也纷至沓来，使小小的枣庄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虽然政府当局派军队严密包围了抱犊崮，但不敢进攻。只是请当地有名望的士绅、帮会界的人物出面与孙美瑶交涉。这些有名望的乡绅主要是两个人。这两人一为滕县人，青帮“大”字辈的党金元；还有一人是峄县人，青帮“大”字辈的李炳章，此人乃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人称“李大少爷”。这两人在官方的一再恳求下，才答应进山与孙美瑶谈判。

土匪要挟政府（2）

党、李两人上山后，受到孙美瑶等人的尊重，他们以乡里长辈身份对他们进行了点化，而孙美瑶等人也顺水推舟，和两人谈了起来。最后，匪首们商量出两条谈判的先决条件：1.抱犊崮不撤围不谈；2.谈判要有洋人与本地士绅居间，以资保证。党、李二人返回枣庄后，立即向山东军务帮办报告了孙美瑶的这帮匪徒的意图。考虑到大局，众人一致同意接受孙美瑶的这两项条件，于是围剿抱犊崮的部队撤退至峨山口。

5月15日，田中玉与匪方代表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在此次谈判中，孙美瑶还是自信依然，向陂洋镇政府提出以下要求：

一、政府军撤出抱犊崮；

二、收编孙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

三、补充军火。

对于这些条件，政府除第三条外，其余两条官方表示可以接受。相应地，孙美瑶也答应北洋政府提出的将外国人质分三批释放的条件。双方签字时又根据孙美瑶的要求由外国人和地方士绅一同签字担保官方履行条约。

所有事情似乎都是顺利解决了，谈判进行得也出乎人预料的顺利，眼看大劫案就要风平浪静了。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先前的那些劝降、谈判只不过是这出好戏的序幕，此时才是好戏真正开场的时刻。

就在双方签字的第二天，田中玉代表北洋政府按照承诺下令撤退政府军，并委任孙美瑶为招抚司令，同时派人拿委任状去山上接洽招抚事宜。可谁曾想到，孙美瑶拿起委任状看了看，就很不屑地将它撕烂了，摔在了前去接洽的人面前。他的举动不免让对方有些发懵了，呆在原地不知道如何反应，他们甚至不知道，昨天还好好的孙美瑶，今天怎么又反悔了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昨天签字后，孙美瑶等人回到山寨，也举行了一个“领导人”会议，在这次会上，这些“领导人”其中有一些人对官方的诚意提出了怀疑，怕交出洋人后遭残酷报复；另一些人则认为趁现在手中有洋“票”，奇货可居，不妨开价高些。无论是哪一方的观点，都在促使孙美瑶下一个决定：拖延谈判，给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

再说这孙美瑶本来也就对这次谈判抱着想试探试探的心理，看看自己手中的砝码到底有多重。谈判异常地顺利也让他觉得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他当然也就希望趁着人质在手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实惠。于是当委任状送来时，他才当面将其撕掉，大方的撕毁了昨天才签订的和约。

接着孙美瑶致函北洋政府谈判代表田中玉，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总司令，他表示须在政府军撤回原防并接济孙方粮食后，再正式谈判。毫无疑问，孙美瑶背信弃义的行为惹恼了田中玉，一怒之下，田中玉拒绝了孙美瑶的条件，谈判进入了“相持阶段”。

那么，这帮土匪究竟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这场人质危机究竟如何化解？事情似乎还没有真正明朗起来，一切都还随着孙美瑶的思维在做着改变。

暗藏杀机（1）

谈判一波三折，孙美瑶变本加厉。北洋政府先由变剿为抚，后又由抚变剿，最后又由剿变为抚。外国政府见北洋政府手足无措，欲借机派兵进驻中国。一时间，所有矛盾都激化起来。北洋政府不得不把所有事务停下，全力应对此事。

北洋政府在第一次谈判中的爽快作风不但没有让事情变得简单，反而助长了孙美瑶的气焰，他开始变得得寸进尺，狮子大开口，提出了更多苛刻的条件。这些附加的苛刻条件包括：要求军队撤出百里以外，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督军，并将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的所有土匪一块收编，成为政府军，有人质被绑架的国家还必须向他们保证，人质放还之后不得报复……

孙美瑶的这种反复无常，得寸进尺的行为，让北洋政府颜面扫地，刚上任不久的新总统曹锟恼羞成怒，谈判一时间陷入了低谷。1923年5月21日，田中玉到北京向新总统曹锟报告谈判最新进展，建议政府重新将招抚改为剿匪，内阁总理张绍曾也同意以剿为主的方针，并准备派冯玉祥为剿匪督办。国务院也随即下令鲁豫皖各省抽调兵力前往临城增援，航空署派飞机到抱犊崮上空散发传单，加以威慑。

政策的改变，使得山下局势瞬息万变，一日千里，而山上的人质也还是生不如死，特别是中国的人质，没吃没喝，坐以待毙，而外国的人质也好几天才能分到一块又臭又干的狗肉，他们实在饿的不行，就在石头缝里找老鼠蝎子，以此度日。

那么是不是孙美瑶等人故意这么折磨人质，以获得自己的谈判资本呢？不是的，因为孙美瑶本身也是弹尽粮绝，根本就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水不够喝，他们就准备了一个个大盆子，好在下雨的时候接雨水喝，为了喝水孙美瑶迫切地希望下雨；除了水，食物和其他生活用品的供给也是一个大问题，孙美瑶的生存状态也是一天不如一天。

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为了保证人质安全，在获得孙美瑶的同意后，上海总商会救护队、美国红十字会上山，给人质送去食物和药品等。不过在这件事情上，孙美瑶同样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劫匪们可以享有与人质同等的待遇。这样一来，那帮土匪也就有了稳定的食物和一些药品的供给来源。大批的罐头、食品、香烟、水果、报纸杂志等被送到山上，山上的通信也更方便了。

事后，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曾发表过美国记者人质鲍威尔在山上匪窝里的随笔，他当时就抱怨自己完全相当于战地记者，并不像被绑架的人质。剑拔弩张的局势，艰苦的生活条件，都仿佛令他觉得生活在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战争的前线阵地。山下提供的食物药品等使劫匪的生活条件大大地好转了，可这样一来，附近七零八落的土匪都赶来入伙，山上的匪徒数量迅速由一千多扩张到了三千多人。眼看着匪徒队伍不断壮大，驻守山下的谈判队伍更沉不住气了，可是解救人质却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样下去事情势必会越来越不好解决。

在这种危急时刻，在山下督促谈判的美国军官提议由自己挑选5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组成一个突击队，直接冲上山去救下人质。而要想获得成功，还必须山上的人质配合。于是，这个建议悄悄地由送饭的人通过馒头送到了美国人质鲍威尔的手里，当鲍威尔看到馒头里面的纸条时，陷入了沉思，并承诺第二天给予答案。随即，鲍威尔召集了一同被困在山上的一批美国人商议此事。大家最终讨论的结果是觉得这样太危险，最终他们回绝了美国军官的提议，谈判还处在原地踏步走的阶段。

不久之后，孙美瑶就听到了相关的风声，此时的他心里也开始慢慢觉得有点发虚，他知道，要是真枪实弹的干起来，凭自己现在的实力肯定是没法与政府军抗衡的，更何况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他甚至有点后悔自己过早地亮了自己的底牌，让对方看清了自己的实力。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胳膊，始终是拧不过北洋政府这条大腿的，面对北洋政府的强大实力，自己惟一的选择就是接受谈判。

可是因为孙美瑶的背信弃义，已经使得谈判陷入了僵局，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这个僵局，再次进入谈判的程序。可是这个僵局该由谁来打破呢？孙美瑶等人忧心忡忡。这时，一个法国人质主动承担了这个责任，自愿代表大家下山谈判。

那么这个人可靠吗？孙美瑶对他进行了一番调查。在调查中，孙美瑶发现，这人还颇有些来头，据说在一战中他得过一个勇士勋章，并且是一个把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孙美瑶根据自己的判断他是一个讲信用、值得信任的人，所以就答应他，让他携带自己的谈判条件下山前去接洽。然后孙美瑶就坐在自己的宝座上等着谈判的进行。

可是让孙美瑶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法国人质竟然背叛了自己的名誉和信誉，在离开孙美瑶等人的视线不久之后就逃跑了，留下那些在山上等着救援的人质于不顾。其实那位法国?质就是一心想着如何逃离这个是非地才主动出来请缨去谈判，现在逃跑的机会来了，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法国人质逃跑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山上，而山上等消息的人质们则大失所望，他们没想到原本这么讲信誉的一个人却置大局于不顾，私自出逃了。处于不甘心的心态，劫匪们马上让其他外国人质写信、发电报给那位法国人，可是所有信件如石沉大海，那位法国人质根本不知道在哪里。

很快，几天的时间又过去了。就在这几天时间里，北洋政府基本上摸清了孙美瑶的底牌：孙美瑶不敢杀人质，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让政府收编。

在摸清楚孙美瑶的底牌之后，北洋政府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再加上法国人一去不复返，孙美瑶就迫切地需要再找一个能去谈判的人。于是，他找到美国记者鲍威尔，让他宣誓下山，保证二十四小时之内回来，不然就杀人质。鲍威尔带着最新的条件与大家的期待下山了，去跟北洋政府谈判。不料态度强硬的北洋政府严词拒绝，无奈之下，鲍威尔只好在当天返回了抱犊崮，告知孙美瑶北洋政府的态度。

暗藏杀机（2）

孙美瑶这时也越来越明白，事态越来越不受自己控制，他的惟一出路就是抓着手中的人质，作为最后的筹码，利用北洋政府希望人质危机赶快解决这一个心理，尽可能为自己捞得更多利益。而这次鲍威尔下山虽然没有和北洋政府达成谈判，但最终还是打破了两方的僵局，所以，孙美瑶觉得自己应该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于是他重新派鲍威尔携带两个比较让步的条件下山：

一、政府军解围撤退；

二、收编以二旅为限。

看到孙美瑶已经做了让步，北洋政府也趁机提出自己的要求：

一、先释放西人三分之二；

二、收编以有枪者为限。

毕竟事件的主动权并没有控制在自己手上，孙美瑶只得应允北洋政府提出的条件。

1923年5月31日，谈判重新开始，双方最后达成协议：孙美瑶释放全部人质，请官方入山点名，有枪者改编为政府军一个旅。官方承诺先发军装两千套，先发给匪方两个月饷。

之后，根据协定，一个叫陈调元的人上山给孙美瑶带来了军服和粮食。陈调元是当时的江苏徐海镇守使，北洋总统曹锟专门派他来帮忙。他自告奋勇，带着官方送给劫匪的2000套军服和一些粮食，单枪匹马地上山。

陈调元上山跟孙美瑶一接触，竟发现两人颇有共同语言，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孙美瑶年轻追求时尚，对陈调元带去的一个墨镜情有独钟，陈调元则马上将墨镜作为礼物送给孙美瑶，甚至为了表现自己对孙美瑶的信任，晚上睡觉时陈还主动将自己的枪摘下给孙保管。这样，谈判又重新出现了转机，持续一个多月的僵局彻底被打破了。

最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达成了协议：围剿的政府军全部撤回到原驻地，孙美瑶马上释放被劫持的外国人质。而北洋政府拨了八万五千块钱，将孙的部队三千人改编成正规军，番号是“山东新编旅”。孙美瑶任旅长，旅部设在枣庄。

6月12日正午，官方代表陈调元、温世珍和匪方代表孙美瑶、郭其才、周天松，在士绅、商会和外国代表见证下正式签约。总统府外籍顾问安特生和匪方大总管孙桂枝各出具一文，担保双方不悔约，并由地方士绅、商会代表签字。最后一批外籍人票8名全部释放，13日全部到达上海；24日，中国人质也全部被释放；27日，孙美瑶部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旅，孙美瑶为旅长，郭其才、周天松为团长，开赴指定驻防地郭里集。震惊世界的临城劫车绑架案历时三十七天后终于尘埃落定。

鸿门宴（1）

经过37天的对峙，土匪与官兵的博弈终于结束，事情看似得到了圆满的解决，然而，暗怒的北洋政府不善罢甘休，给土匪头子孙美瑶摆下了鸿门宴。孙美瑶能否逃过这一劫呢？

从人质被劫到全部释放，整整耗费了37天，这场土匪与政府之间的博弈终于结束了，然而它带来的影响远远还没有结束。因为孙美瑶开了“土匪军变成正规军”的先河，孙美瑶也切切实实地得罪了北洋政府。他成了北洋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

遗憾的是，孙美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总觉得自己现在是正规军的旅长了，已经进了安全的保险箱，就不用再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可是事情并没有他想像的那么简单，“临城劫车案”的恶劣影响给北洋政府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麻烦：孙美瑶部被招安后，引起山东、河南一带土匪以孙美瑶为“榜样”，设法绑架“洋票”，成为“临城第二”，声称要官府将其改编为一个师。

吴佩孚就曾感叹道：“匪军原是最靠不住的。譬如山东的孙美瑶，自从劫车得官以后，土匪闹得更凶了。杀人放火，劫教堂，掳外人，来要求改编的不知多少，究竟他们是羡慕孙美瑶，还是嫉妒孙美瑶，都不能确定。不过无论他们是嫉妒，或是效尤，实在已到非杀孙不可的时候了。”

另外，这样的社会影响，引起社会舆论对北洋政府的谴责。因此，北洋政府早已是欲除孙美瑶而后快，可是怎么样才能除掉孙美瑶呢？北洋政府的人都在暗地里思考着这些事情。种种迹象表明，平静的背后是杀机暗伏，然而得意忘形的孙美瑶却对一切却毫无知觉，不知死神正在慢慢走近自己。

1923年底，孙美瑶旅的士兵与驻枣庄的政府军第十八团吴可璋的部下发生冲突，虽经地方士绅出面调解，暂时得到了平息，但是孙部与吴部矛盾日趋尖锐。

这个消息无疑给北洋政府传来了一个好消息：除掉孙美瑶的机会来了。

山东督办郑士琦得知北洋政府的这个“心意”，马上就跟幕僚商议剿孙事宜。而他则私下致电吴可璋，让他关注孙美瑶的动静。这吴可璋本是郑士琦所部第五师第十七团长，自从孙美瑶改编后，他就被郑士琦委为孙旅的执法营务处长，负责监督该旅，打理一切事务。吴可璋因为受着上级的委托，所有时常对孙美瑶的各种行为都有防范。而孙美瑶又是盛气凌人的人，并常常以旅长自居，总认为吴可璋是自己的僚佐，当然也不肯退让。这一来二往的，矛盾不自觉地就蹦了出来。

同时，孙美瑶部下的人，原先都是土匪，跟孙美瑶胡闹惯了，也很不习惯平地里忽然多出来的一个隔壁上司。再则这些弟兄们也替孙美瑶不服气儿，于是早一句、晚一句的，在孙美瑶面前，说出许多是非来。这孙美瑶一听这些人的各种说辞，自然是对吴可璋愤怒益增，暗中也就觉得欲除之而后快。吴可璋面对日渐骄横的孙美瑶，渐渐失去了应付的精力，只得随时禀报省中，请示办法。而省中则指示，继续等待时机。

时机很快就来了。

一次，孙美瑶在剿匪中缴获了十七支枪，他没有报上头审批，私自将那些枪支留了下来。吴可璋对孙美瑶的这个做法颇有异议，他觉得孙美瑶作为正规军的军官，措施失宜。因此吴可璋强逼孙交出私藏的枪支。孙美瑶自然是不愿意交出，并且对吴可璋的做法很是愤怒。这样一来，双方愈闹愈僵，孙美瑶一怒之下，不但出手打了吴可璋，还派兵包围了他的住处。无可奈何的吴可璋连夜便把此事始末电禀郑士琦，电报上如是说：“孙旅全军，即将哗变，请即派大军防卫。”

郑士琦得到这个电报，知道事情已经变得复杂，于是急忙电令衮州镇守使张培荣，率令本部全旅军队，前往处理该事。孙美瑶所在的枣庄驻军属于兖州镇守使管辖，临城大劫案发生后，原兖州镇守使何锋钰成为替罪羊被革职，由张培荣继任。张培荣接到郑士琦的委任得知孙与吴的矛盾冲突后，就匆匆赶去枣庄，约吴可璋赴行营商议，想摸清孙美瑶的底细。吴可璋本来就与孙美瑶有过节，于是便把孙美瑶如何骄横、如何不法、如何不遵命令情状，统统诉说了一遍。可是他还是不愿意承担责任，于是在最后却补充道：“督理既派镇守使来，当然要请镇守使主持一切，我当然也不敢擅作主张，这事还是你自己做主吧。”

张培荣听后，明白了吴可璋的意思，于是沉默了一会说：“那就这样办，我改天借着替你们调停为名，请他到中兴公司赴宴，就此把他拿下杀了如何？”吴可璋听到这话心里一惊，张培荣怎么这么直接？吃惊归吃惊，但是张培荣说的却是正中他的下怀，于是他犹豫了一会儿说道：“这计甚妙，但是还要请镇守使分配部队，防止他部下哗变才妥。”

张培荣点头称是，于是一个“鸿门宴”的计划展开了。

张培荣去找孙美瑶商讨和解事宜了，一见面，张培荣就开门见山，以长辈口气批评孙说：?美瑶，你是个旅长、将官，与小小团长吵闹，不是让人家看笑话吗？你呀，还是太年轻！阅历浅！”

鸿门宴（2）

此时的孙美瑶对张培荣的批评面露不平之色，张培荣趁机说道：“过几天，我备桌酒席为你们和解，请各位绅士富商到场作陪。”为了保证孙美瑶能够到场，张培荣还特别提到要在当日和他斗鹌鹑，他知道，这可是孙美瑶的一个小爱好。既然如此，孙美瑶高高兴兴地答应了张培荣的邀请。但无知的孙美瑶不知道，死神已经一步一步走向了自己。

几天之后，张培荣借枣庄中兴煤矿公司俱乐部设宴，向地方士绅、名流一一发去请柬，调解孙美瑶和吴可璋的矛盾。孙美瑶接到请柬后喜滋滋地带着鹌鹑去赴宴了，他以为从今以后自己将进入一个全新的社交圈子。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将赴的是一场民国版的鸿门宴，在那里等着自己的不是别人，正是死神。

到了约定的那天，接到请柬的客人们陆续前来。不一会儿，只见不明就里的孙美瑶带着鹌鹑和随从乘兴而来。到了二门处，张的副官将孙的随从人员邀入二门内的客厅就座。张培荣接待了孙美瑶，两人笑着谈了几句剿匪的事情，接着张培荣让孙美瑶进入正厅就坐。于是孙美瑶一人大步跨向正厅，早有人大声传呼：“孙旅长驾到！”就在他扭身走上台阶准备进入大厅时，突然从旁边跑过来一个穿便衣的人，一把将孙美瑶腰里的枪抽了出去。孙美瑶大惊，回头喝问对方是谁，就在那时，抢枪的人从兜里抓出一把石灰，撒在了孙美瑶的脸上。而当孙美瑶用手护自己眼睛的时候，又从旁边过来一人，抓住他的头就往下摁，后面的另一个人抽出一把腰刀，向孙美瑶砍去。不明就里的孙美瑶当场毙命，全部动作如同迅雷不及掩耳。

同时，孙美瑶的随从人员已被张培荣的副官解除了武装，并囚禁了起来，并没有引起哗变的机会。整件事情做得干净利落。

其实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干净利落，和张培荣对此次的刺杀事件的准备有关。张培荣事先为了使孙美瑶放松警惕，特将枣庄的军队外调，仅留一个营，而在杀孙美瑶的同时，又令外调部队迅速返回枣庄郭里集附近，包围了孙美瑶的部队。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孙美瑶一死，他的部队下级军官和士兵群龙无首，整个部队立刻陷入了崩溃状态，一律缴械，由张培荣给资遣散。

但营长以上军官20余人最终还是被处死了。惟有郭其才、周天松因当初积极主张接受招安，官方对此两人网开一面。他俩因遭到被遣散匪众忌恨，只得远离鲁南，携眷避往济南，后入陆军讲武堂学习。

张培荣杀了孙美瑶后，将孙美瑶的头颅送到省城济南，由当局“验收”，后存放于省博物馆（在山水沟附近），成为该馆的一项展览品。

孙美瑶被杀后，其兄孙美松收集残部流窜胶东，与当地土匪合伙，占领马耳山为地盘，组织机关形同官府，按户勒捐、绑票勒赎。北洋政府时期鲁省匪患不仅未根除，反而此伏彼起蔓延不断，更加地难以控制了。

临城大劫案最终以孙美瑶惨死收尾，但它还是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即孙美瑶作为临城的一个土匪头子，他凭什么就能做出“临城劫车”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出来呢？那么他背后是不是还有一个操盘手呢？孙美瑶是不是就是这个幕后操盘手推到前台的人呢？

根据人们的分析，这一点是比较肯定的，即孙美瑶只不过是受人指使，而至于这个人到底是谁，属于哪个派系，众说纷纭：

一种说法：孙美瑶等劫匪是受到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指使才实施绑架的。因为当时张作霖虽然已经被直系击败，其势力正在退往关外，但也不排除奉系军阀暗中操纵手下土匪，在曹锟和吴佩孚统治的核心地区制造混乱的可能。人们这么说的依据是，这群匪徒曾投靠奉系军阀，并受命在苏鲁交界处骚扰，只是因为后来他们被直系军阀围困，情势危机才决定孤注一掷，以脱险境。

另外一种说法：“临城劫车案”是日本人实施的阴谋伎俩。被绑架的美国记者鲍威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同乘此次列车的外国人中原来还有些日本人，可不知什么原因，到徐州车站时，他们便在中途下了车，神秘地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从整个政治局势来看，似乎也能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当时，控制山东的直系军阀是亲英美的，很有可能是日本为了在山东挑起国际事端而为难直系政府，进而趁乱攫取更多利益，才暗中策划了这一劫案。这样的分析似乎也有一定道理，不然，一群乌合之众组成的土匪又怎能知道车上会有外国乘客，而且劫匪中竟还有通晓英语的翻译。显然，连匪徒们自己都承认，当时山上深得匪首孙美瑶信任的军师恰恰是一名日本人，这让人感觉，确实有日本人参与了当年的劫车案。但到底日本政府有没有在幕后进行策划呢？恐怕已找不到太多的证据。只有凭着人们的记忆和猜测，在茶余饭后胡乱猜度而已了。

逐出皇宫的末代皇帝（1）

少年溥仪选妃时，太监送选不少照片，溥仪在文绣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便决定了这个只有15岁的女孩与自己的爱情关系。当时的溥仪绝对没有想到，数年后，文绣会以一种画押盖章的方式结束两人的关系。

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的退位，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但是根据当时签定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被保留了非统治皇帝的名义，因此他仍在紫禁城里做他的小皇帝。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体制中，曾经有过二百一十九位真龙天子。人们对这些所谓真龙天子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他们嫔妃成群的后宫生活。他们除了拥有一个正宫皇后，还拥有成群的嫔妃。3岁就登上皇帝宝座的末代皇帝溥仪，自然也享有这个令很多男人艳羡的选妃权利。

1921年，刚刚度过十五周岁生日的溥仪在大人们的眼中，已经是一个大人了。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溥仪的几位“宫廷母亲”——敬懿太妃、荣惠太妃、端康太妃觉得是时候为他择取一位皇妃了。她们先后召见溥仪的生身父亲载沣以及十位王公，商定了有关选妃的细节。关于选妃的方式，他们最开始决定遵循以前的老规矩，那就是将候选的姑娘们都找来，站成一排，然后由钦点人当面挑选，如果有挑中的，就当面做出个记号来。但是到了溥仪这个时代，如果还采取这种方式的话，似乎有点落伍了。在经过大臣们的商议之后，他们将当面挑选的方式改为用照片进行挑选。如果有选中的，就用铅笔在照片上做个记号。

在大人们都为溥仪选妃的事情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溥仪本人却对此根本就提不起半点兴趣，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初心里甚至有些排斥，但自己的母亲以及王公大臣们都说，男人到了一定年龄就要娶妻，这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而且他身为皇帝，是人中之龙，必须得选取以为皇妃，这样才能龙凤呈祥，同时他们还告诉他，只要他结了婚，他就是大人了。出于最后一点的考虑，他答应了大家给他选妃的要求。因为他最讨厌的就是周围的人始终把他当个孩子一样的管束。

溥仪这边松了口，大家便将要为皇帝选妃的消息传了出去。虽然溥仪现在只是一个退位皇帝，但是对于一直生活在封建体制社会中的人群来说，溥仪依旧是他们心目中的真命天子。所以皇帝选妃的消息在那些皇室贵胄和满蒙王公大臣大家庭中仍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当时一位蒙古族贵族的后代——年仅11岁的小姑娘文绣，也在家人的安排下，照了照片去参选。她就是后来成为第一个敢于向封建皇帝提出离婚并诉诸法院获得成功的皇妃——额尔德特·文绣。

文绣，全名鄂尔德特·文绣，乳名蕙心，1909年生于北平方家胡同锡珍府邸，其父端恭，正宗满族镶黄旗人，曾为清朝内务府小主管，其母是汉族女子，家里还有一个比她小两岁的妹妹，名文珊。

当时的额尔德特氏家族已趋于没落，但从门第上来讲依旧是符合选妃条件的。在得知皇帝选妃的消息之后，文绣的五叔华堪觉得这是一个重新光耀门庭的大好机会，但是让他感到苦恼的是想不出自己家族里有哪些姑娘能够有条件去参选。虽然家里有两位如花似玉的姑娘，但无奈都已经许配人家了。就在他愁眉不展之际，正好看见文绣带着她的妹妹到家里来玩，他的眼前不由得一亮。但这个念头仅仅在脑中闪现了一下，就又消失了。虽说是给小皇上选妃，不一定非得找有沉鱼落雁之美貌的大美人，但也必须是品貌均属上乘的女子。眼前的文绣虽然算得上五官端正、皮肤白嫩，但论相貌，也不过中等之人罢了。一旦落选，丧失了一个光宗耀祖的机会不说，蒋氏和文绣在个人面子上也过不去。

就在华堪犹豫不决之时，他的大儿媳妇也出来提议让文绣去参选，同时还列举了文绣的种种优点：第一，文绣相貌不丑，尤其是眼睛特别传神，而且她身材高挑，虽然才十二三，但是却已有了一米六十左右的个头。第二，文绣仪态好，温文尔雅，落落大方。比如在她家做客吃饭，她能以手、眼、口，配合默契，合于礼，适于度，而使在座的人，谁也不感到冷落，都非常愉快、满意；第三，文绣有才气，不仅熟读了诸多文词诗赋，而且在棋、琴、书、画方面也各有发展，显然是个才女的苗子。

经过这一番比较，华堪拍板决定，就让文绣去参选了。于是他找来了文绣的母亲蒋氏，将自己的意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蒋氏在回家后就把华堪五叔的意思告诉了文绣，她原以为女儿听了之后准能满心欢喜的，但是文绣是一个个性独立且有主见的孩子，而且她通过对一些古籍的阅读，对宫中勾心斗角的生活早就心生厌恶。现在她听到要让自己去参选的消息，心里更是一百个不愿意，个性倔强的她甚至以死作为反抗。

但是华堪在向蒋氏透露想让文绣参加选妃之事的时候，他早已料到?性倔强的文绣有可能会拒绝，所以他就跟蒋氏说这是一个重新光耀门楣的大好机会，整个家族的振兴就在此一举了，让她务必要劝文绣去参选。有了华堪前面那一番话，蒋氏在面对女儿的拒绝的时候，她只能对其苦苦相劝。文绣虽然倔强，但也是一个懂事、孝顺的孩子，她看着日渐苍老的母亲，想着不能让母亲再为了自己而伤心了，最终她还是屈服了，按要求照了相，然后将照片交给华堪，由他呈交给内务府了。

就这样，文绣和其他三个姑娘的照片一起送到溥仪面前，由他亲自钦点。溥仪自己本身对选妃之事就没怎么上心，所以他在面对眼前四位姑娘的照片的时候，根本就没关注她们的美丑，只是拿着铅笔在一张自己看着觉得比较顺眼的照片上画了个圈。

但没想到的是，就是这看似不经意地一圈，竟圈出了封建社会有史以来第一个要与皇帝离婚的人——文绣。

逐出皇宫的末代皇帝（2）

文绣讨厌宫廷里面的后宫之争，也许，她命中注定要成为宫廷战争的牺牲品。溥仪的几位母亲之中，敬懿、端康两位太妃素来不和，在此次溥仪选妃的事情当中，两位太妃的意见又产生了分歧。早在将照片送给溥仪挑选之前，这两位太妃就早已各自挑中了自己的满意人选，敬懿太妃挑中的文绣，而端康太妃挑中的则是后来大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后，婉容。她们两个人都希望溥仪能挑中自己相中的那一个姑娘，因此在妃子的人选上意见没有达成一致，两个人又各不相让。最后没有办法，太妃们便达成了一个临时协议，让溥仪自己挑选一个。

当大臣们将溥仪挑选的结果呈报给几位太妃的时候，见到溥仪的挑选结果与敬懿太妃的竟然一致，端康太妃的脸上挂不住了，她重新召集了王公大臣，非得叫他们劝溥仪重选她所中意的那一位姑娘不可。大臣们无奈，只得又去劝溥仪在婉容的相片上又画了一下。可是这样一来敬懿和荣惠两太妃又不愿意了。斗来斗去，最后，荣惠太妃出面，说了这么一句话：“既然皇上圈过文绣，她是不能再嫁给臣民了，因此可以纳为妃。”

尚还年少的溥仪本来就对结婚没什么兴趣，现在竟然一下子就给他弄了两个老婆出来，这下他心里就有些不乐意了，不想接受这一结果。但是那些王公大臣一个劲地劝他，还跟他大谈什么皇帝必须有后有妃一类的道理，经不住众人言语上的轮番攻击，溥仪也就答应了。就这样，1922年11月30日，未满13周岁的文绣进宫，成了16岁的溥仪的淑妃。

文绣进宫后，被安排住在西六宫的长春宫。这里曾是慈禧太后的寝宫，不仅装饰异常华丽，而且宫内的陈设也非常精美。在进宫之初，溥仪与文绣之间的相处还算融洽，溥仪对她也较为体贴，他知道文绣喜欢读书，就给她聘请了汉文和英文教师教她学习，还经常到文绣的寝宫与其论诗品文。高兴的时候，溥仪还带着文绣放风筝，去景山游玩。这样的日子，让对宫廷生活持排斥心理的文绣内心稍有缓解，但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她还是难逃悲剧的命运。

前面说到溥仪在王公大臣们的劝说之下，后来又将另一名女子的照片画上了圈，让她做了自己的皇后，这个人就是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家的女儿、与溥仪同岁的婉容。

婉容与温柔老实的文绣相比，是一个个性骄傲、泼辣的女孩子，她少女时期在天津曾经受过西方教育，所以思想开放的她对中国传统的一夫多妻制很是反感。现在她看着文绣在溥仪面前要比自己得宠得多，她心里很是恼火，她与文绣矛盾开始产生。

自古以来，后宫皇后与皇妃争宠就十分普遍，如此看来，婉容与文绣的明争暗斗也属情理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这一后一妃争执、吵闹的“小事件”时有发生，所以溥仪不得不常常周旋在这两个女人之间，给她们“断官司”。但当时溥仪一门心思地扑在有关帝制复辟的事情上，所以根本就没有太多的精力来处理这后、妃之间的矛盾。而婉容又依仗着自己地位上的优势，经常在与文绣的争风吃醋中占上风，同时溥仪也常被她哄得晕头转向。相较性格内向、木讷的文绣来说，婉容性格开朗，还经常在溥仪面前撒娇，渐渐的，溥仪越来越偏袒婉容，而对不听话的文绣则越来越反感。溥仪光顾文绣寝宫的次数越来越少，更多的时候是文绣一个人过着平淡、凄清的日子。她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这期间，文绣曾写过一篇著名的《哀苑鹿》：

春光明媚，红绿满园，余偶散步其中，游目骋怀，信可乐也。倚树稍憩，忽闻囿鹿悲鸣婉转，就而视之，奄奄待毙，状殊可怜。余以此鹿得入御园，受恩俸豢养，永葆其生，亦可谓之幸矣。然野畜不畜于家，如此鹿在囿内，不得其自由，犹狱内之犯人，非遇赦不得而出也。庄子云：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不愿其死为骨为贵也。

这篇短文字字饱含深情，真实地描述了自己生活在深宫大院中的孤独处境。红墙黄瓦、金碧辉煌的宫殿，映衬出了文绣内心的孤独与寂寞。

此情此景，却仅仅只是文绣悲剧人生的开始。

文绣的婚姻革命（1）

1924年，末代皇帝被冯玉祥逐出皇宫，溥仪带着文绣乘汽车来到天津的静园，对溥仪感到厌恶的文绣开始行动起来。她逃出了鸟笼般的静园，揭开了末代皇妃“婚姻革命”的序幕。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后，派兵将溥仪赶出了紫禁城。于是1925年3月5日，溥仪带着婉容、文绣等人迁居天津，住进了原清朝两湖统制张彪的别墅，世人称其为张园。

张园位于日租界宫岛街，占地十八亩，溥仪在入住之后，将园子里里外外地重新装点了一番。园内有假山石，还有不少的花卉果木，因为溥仪特别喜欢打网球和高尔夫，所以在园内还设置了网球场。不仅园子内的风光秀美，房内的各种摆设也都是高档货，如钢琴购置于意大利，大立钟来之于瑞士，家具是在英国订购的，地毯则是产自于法国。此外，在溥仪的书斋和寝宫内还摆放着一个巨大的紫檀木古玩架，里面陈列着他离开皇宫时从里面带出来的各种稀世艺术珍品。对于他一后一妃的寝宫的陈设，也不乏各类新潮豪华的物饰。虽然眼前居住的别墅很富丽、很豪华，但是文绣的日子却是愈发的凄凉。

还在北京的紫禁城内生活时，溥仪难得有机会迈出宫门半步，但在迁居天津后，溥仪和他后妃们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不仅可以像个普通人一样随便上街了，还可以参加多种多样的社交活动。

婉容因为少年时曾在天津学习过一段时间，所以她对天津的一切都比较熟悉，同时她又极其善于交际，为了便于自己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所以溥仪每次外出的时候几乎都带着婉容，而文绣因为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所以她每次都被一个人扔在家里。到天津没多久的时间，溥仪和婉容两个人就把天津市内吃、喝、玩、乐最为有名的地方逛了个遍，包括不同的百货公司、各种游乐场所等等。在天气炎热的盛夏时节，溥仪隔三差五地还会带着婉容乘上自己的专车外出兜风，累了渴了便到起士林、利顺德，买份冰激凌或者刨冰消消暑。而到了隆冬季节，溥仪就带着婉容出席租界内的各种交际晚会，两个人真的是过着神仙眷侣般的日子。

而这样的生活，与文绣似乎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溥仪和婉容天天出双入对，自己一个人守着偌大的张园寂寥无比。每当他们从外边玩乐归来，看着婉容神采飞扬的面孔，她的心头总会涌出一股酸水，但是她也只能自己一个人吞咽，因为此时的溥仪相较在紫禁城的时候，对婉容的偏心已经愈演愈烈了。文绣虽然与溥仪和婉容同住一栋楼，但是平日里他们从不曾有任何往来，就像是马路上偶然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一般。不来往就不来往吧，反正自己一个人已经孤独这么多年了，文绣经常在心里这样安慰自己，但是生性刁蛮刻薄的婉容似乎永远都容不下文绣。现在的她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当初让溥仪心中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愿望，但她却并不就此而满足。只要是不出去，婉容在张园里从来就不曾露过笑脸，她成天摆着皇后的大架子，盛气凌人，她还成天在溥仪的面前说文绣的不是。溥仪当时特别听信她的话，所以文绣与溥仪的感情一天坏过一天。他甚至给婉容和文绣硬性规定了很不公平的“月费”定额，允许婉容每月都比文绣多花一笔钱。

文绣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不仅仅如此。溥仪在天津虽说是租住在别人的庄园，但是以前在皇室养成的派头却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依旧如以前一般，在心情好的时候就给臣下和亲族颁赏。但让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样一件皇室里习以为常的小事，却都没有文绣的份。有一份关于在1926年的溥仪赐赏的记录显示，当时很多的人都领了赏，既有陈宝琛、陈曾寿、温肃一类忠心耿耿的清朝老臣；也有张宗昌、吴佩孚、刘凤池、毕庶澄一类的新兴军阀；还有日本警察署高桥、海军少将有野修身、日本公使芳泽和他的夫人、小姐以及英国的领事、英军司令；而皇后婉容、醇王府的格格们、朗贝勒府的亲属们，甚至连溥仪的乳母、老妈子、御医、随侍和太监们一个都没有拉下；但惟独不见有关文绣受赏的任何记录。

虽然颁赏没有文绣的份，但是进贡却落不下她。有资料记载说，1928年旧历九月是皇后婉容的生日，按规矩皇亲国戚和王公大臣们都要给皇后进贡，当时她接受的“千秋贡品”包括果品、衣料、化妆品、古玩、首饰、字画、烟酒等，其中也包括文绣进贡的宴席一桌，外加烧鸭一对，饼干两匣。可是，轮到作为皇上淑妃的文绣过生日时，却无半人问津。自己所有的遭遇，令文绣彻底地寒心了。

时间转眼到了1929年。在张园的庄主张彪因病去世之后，张彪的儿子张挺不愿意让溥仪继续在园子里白住下去，他跟溥仪提出要交房租。而在张庄居住了四年的时间，溥仪对这里的环境也逐渐生厌，正好趁此机会，溥仪和他的家人搬离了张园，住进了原民国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公馆——乾园。溥仪在搬进去之后，将公馆的名字改为了“静园”，当时他还在为自己的复辟大业奔忙，所以取此名，寓意静观变化，静待时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心如秋江静”，“静以养吾浩然之气”。

搬到静园后，溥仪对文绣更加地冷落，他和婉容各自的寝宫都在二楼的东侧，而文绣则单独住在西侧。婉容从与溥仪成婚之初，她就希望溥仪能够真心爱她，想成为溥仪惟一的女人，所以她对文绣的排挤也更加地变本加厉，后、妃之间的明争暗斗接连不断。文绣虽然平日里言语不多，但是她颇有政治头脑，对于溥仪当时一心想完成的复辟大业，她心里并不反对，但是她却不赞成溥仪投靠日本政府。因为政治上的分歧，至此，文绣与溥仪之间的裂痕又加深了一道。

其实在最开始，溥仪对依靠日本实现复辟还有些彷徨，对日本还怀有一定的戒心。所以那时溥仪并不想单靠日本人，而是希望同时能得到西方各国的助力。但是自从郑孝胥父子来后，溥仪的思想开始全面倾向日本，常常会见天津的日本领事和驻军司令，与北京日本公使馆的芳泽公使也更频繁地往来会晤。

文绣的婚姻革命（2）

郑孝胥何许人也，为何他会与日本人拉上关系，甚至成了溥仪与日本政府之间举足轻重的人物？

郑孝胥，字苏堪，一字太夷，号海藏，中国清末官僚，伪满洲国总理。清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中福建省乡试解元。1885年开始任李鸿章幕僚，由内阁中书改官同知。光绪十七年（1891年），东渡日本，任清政府驻日使馆书记官。1892年，升日筑领事，调神户、大阪总领事。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回国，曾参与戊戌变法与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之后，他以遗老自居，是清王朝的忠实拥护者。他在日本就任期间，目睹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的再次崛起，所以在他的内心，对日本政府抱有很大的敬佩之心。在溥仪后来经历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中，他都陪伴在其左右。

因此，在溥仪想要开展自己的复辟大业、准备依靠于日本政府的帮助的时候，郑孝胥因为亲眼目睹了日本由没落到复兴的过程，所以他极力唆使溥仪投靠日本政府。溥仪也许是求功心切，所以他听从了郑孝胥的建议，并派他去日本走了一趟。回来后，郑孝胥就告诉溥仪，日本在朝在野的各界要人都承认他是大清宣统皇帝，愿意帮助他复兴祖业，使圣朝大统不至有失。

溥仪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得心花怒放，当即就得出了“日本对咱大清不坏”的结论。眼看着溥仪在亲日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文绣感到十分痛心，但她又没有能力和地位去说服溥仪，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溥仪对日本的投靠愈来愈紧。而他俩共同的生活道路亦随着政治裂痕的不断扩展而被阻断了，此时她与婉容的关系也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随着自己受到的冷落和不公正待遇的逐渐增加，文绣心里的积怨也越来越多，后来来自溥仪和婉容的双重欺辱和虐待，更让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暗无天日，没有丝毫希望。由于长期生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中，文绣变得终日郁郁寡欢，整天以泪洗面，甚至成天都想着自杀一类的事情。

好在她的妹妹文珊当时也在天津，所以她时不时地会来看望二姐。文珊的婚姻也不幸福。她在文绣入宫后一年多，出阁嫁给了庆亲王载振的二儿子溥锐，这溥锐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整天不务正业，就知道到处拈花惹草。本来姐妹间因为血脉相连，感情就异常深厚，再加上相同的婚姻遭遇，更使得文绣和文珊之间产生了诸多的共鸣，两姐妹见面之后就互相诉苦，这帮文绣排遣了心中不少的郁闷。

后来有一天，文珊和一位表姐妹玉芬一起来看望文绣。玉芬是当时民国总统冯国璋的孙媳妇。她长相上乘，为人干练有谋略，但是在婚姻问题上也很不幸。她所嫁的冯家少爷（冯国璋的长子长孙冯曙山）也是一纨绔子弟的典型，整天除了吃喝玩乐、寻花问柳外别无他事，完全不把玉芬放在心上，所以也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夫妻感情。但是身处这样的环境却令玉芬长了见识，有了经验，她成了一位思想开放、敢于追求婚姻自由的新女性。思想上的共通点与生活中相似的遭遇，让文绣与玉芬成了无话不谈、息息相通的密友，玉芬和文珊一样，也成了文绣最亲近、最信赖的人之一。

这天当玉芬又一次听了文绣的哭诉后，她就劝文绣离婚，勇敢去争取自己的自由权利。当她从玉芬的口里听到“离婚”二字，着实让文绣吃惊不小，以前可从来不曾听说过这回事儿啊。看着文绣充满了惊讶与疑问的面孔，见多识广的玉芬向文绣解释道：“现在是民国时代，溥仪又被撵出宫来，他也不再是小皇上了，也要守法、平等待人。你可以根据男女平等的法律条文，请律师写状子，告溥仪虐待妻子，和他打离婚官司，向他要赡养费。”

顿了顿，玉芬又说：“你若考虑好了就这么办！我可以在外面接应，找人帮你的忙。事成之后别把我忘了就行！”

听了玉芬的建议，本来觉得生活已变得毫无希望的文绣心里似乎又见着了一丝亮光，但是离婚官司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再加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女人跟皇帝离婚的啊。她一时拿不定主意。后来她就把文珊找来，想征求一下她的意见。文珊从小就是一个不甘吃亏的人，又加上快言快语，所以在她二姐刚刚说完她想离婚还没来得及询问她的意见的时候，她就表示非常赞成。她看文绣脸上仍有迟疑，就急着说：“二姐呀！难道还没过够？和溥仪这种男人生活在一起，还有什么幸福可言！早离婚早好。”

文绣在得到了两个最亲近的人的鼓励之后，又和文珊、玉芬在一块儿前前后后地合计了一番，她终于下定决心和溥仪离婚。几天之后，在玉芬再次前来探望的时候，文绣偷偷地交给了她1000元，请她与文珊一起用这笔钱在外边打点打点，聘请律师。1931年8月25日，文珊来到静园，帮助文绣开始她的“婚姻革命”。当天下午3点左右，文珊向溥仪提出申请说，她姐姐的心情很不好，她想陪姐姐一起出去散散心。当?心情不错的溥仪竟然立马就答应了，只是派了一名太监跟随她们出去。但溥仪万万没有料到，这是长期预谋后的一次惊人之举，他这一次不假思索地答应，让文绣从此再不曾跨进这座静园的大门，犹如当初他随手画的一个圈就将文绣的命运锁在了深宫大院里一般。

在现代法律精神的鼓舞和新思想的感召下，中国皇宫有史以来的“妃子离婚案”就此拉开了序幕。文绣姐妹俩坐上溥仪的专用汽车出了静园大门后，她们就令司机一直开往国民饭店。下车后，两人直奔该饭店的37号房间。文绣的随从太监紧走了几步，疑惑地跟在主子的后面进入了房间。刚踏进房门，文珊突然转身对太监说：“你先回去，妃子留此不去，还要向法庭控告皇上呢！”

随从的太监听到文珊的话后大为吃惊，赶紧双腿长跪，苦苦哀求淑妃回去。然而，早已打定主意的文绣态度异常坚决，她只是从衣袖中取出3封密函交给了太监，然后说：“今日之事与你无关，你可拿着这几封信，回去转告皇上。”万般无奈的太监只得颤颤地从文绣手接过信，怀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离开饭店。

原来，文绣在逃出静园前，就已经从各个方面做好了准备。通过文珊和玉芬的帮助，她聘请了三位律师：张绍曾、张士骏和李洪岳。他们帮助文绣拟写了陈述离婚理由的文件以及逃离静园后致溥仪的信件，在这几封信中，他们明确告诉溥仪，他们已经接受文绣的诉讼委托并正式代理了这桩离婚案件，在信件中他们向溥仪说明了文绣出走的原因和要求，并在文绣出静园之前就在国民饭店租好了房间，就等文绣行动；与此同时，文绣也没有闲着，她找机会清理了自己房中的细软及金银首饰，利用文珊每次探望自己的机会，分批陆续带出并暂时存放在她家里，以备出静园后的应急之用。这所有的一切都计划得周密、细致，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律师与卫道士（1）

“末代皇帝离婚案”的消息如一颗重磅炸弹，将全国的舆论炸翻了，文绣马上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一时间，赞誉者有之，抨击者有之，分成两派。文绣的律师与卫道士唇枪舌战，闹得不可开交。

最终，末代皇帝溥仪在离婚书上签下了名字。

六神无主的太监无可奈何地匆匆离开了饭店，赶回静园将文绣的离婚文件以及信交给了溥仪。溥仪看过信之后大惊失色，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平日性格沉闷，一直都逆来顺受的文绣竟然会与自己闹离婚，这让他觉得自己颜面尽失，恼羞成怒的他立即命令太监速去饭店将文绣接回。

但是当太监带着人赶到饭店时，文绣等人早已不知去向，房间里只剩下了文绣聘请的三位律师等着他们。律师们义正词严地告诉太监：“文绣女士让我们转告各位，你们回园转告皇上，按信中所提条件考虑办理吧！”太监只好领着众人悻悻而归。

当晚静园上下乱成一团，溥仪不甘心地又派人四处去搜寻文绣，无奈找遍了整个天津城却连文绣的影子都没见到。无计可施的溥仪只得又派代表找到三位律师，宣称“溥仪与淑妃伉俪情深，绝无虐待之事，请不要误会”，并以皇上的口吻提出“不许文绣离婚”，企图说服律师让淑妃回到静园。但是，律师张绍曾、李洪岳一口回绝了他们的要求，并指出文绣绝对不会再回静园，如果溥仪不能答应文绣的请求的话，就只能诉诸法律了。而三名律师中的另外一位张士骏的口气和态度则显得稍微缓一点，他说如果溥仪有诚意，允许文绣择地另居并支付适当的生活费的话，事情还有缓和的余地，他们会劝文绣尽量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

得知文绣三位律师的强硬态度，溥仪焦急万分，但令他更头疼的事还在后头。

俗话常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就在文绣出走的第二天，天津市的各路媒体就得知了这一消息，并对此事争相报道，而且还选用的是头版头条。文章有的是直接声援文绣的，如《国强报》登出的一篇题为《溥仪妃子离婚》的短评，文章中表达了对文绣的支持，并将文绣此举称为“数千年来皇帝老爷公馆破题第一遭的妃子起革命”；还有的虽然没有说支持谁，但是却利用这件事抨击皇家、皇帝乃至几千年的君主制度，而且将抨击的矛头直指溥仪；还有的文章利用文绣出走时间对清朝后期的腐朽制度加以抨击，暗讽溥仪的复辟大业是痴心妄想，让他看清自己的末日，不要再想入非非了。

事态越来越大，诸多言论表明，文绣离开静园的社会意义早已超出了家庭离婚事件的范畴。

皇家之丑的外扬，不仅让溥仪感觉颜面尽失，同时也让他倍感压力。于是，他一改先前的强势之态，转而召集群臣来商量对策，最后决定由胡嗣瑗派出清室办事处常务律师林廷琛去会晤文绣律师张士骏，希望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争求与文绣能和解。

在此期间，溥仪的叔父载涛也被召到静园商量对策。载涛说：“按理，文绣不会像律师们说得那么绝情。我们一直在与律师打交道，但文绣是不是真的这个意思，我们不清楚。总得设法见文绣一面才行。”众人一听，均表赞同。于是，载涛以族人的名义出面调停，会见了文绣。

载涛的推断没错，文绣确实没有像外界传言中所说的那么决绝。在她的内心深处，她对溥仪仍存在幻想，当时她是这么对载涛说的：“我生是皇家的人，死是皇家的鬼。我从未想过再嫁人。涛七爷，您就跟皇上说，让我好好过日子，给我那笔钱吧。”

载涛看着憔悴的文绣，给她告诉王公们的意思：“以后由皇上每年支付生活费用6千元，让文绣寄居于北平太妃处。但文绣如欲寄居天津，则另由溥仪在日租界为其觅选相当住所。文绣的一切日用器皿、衣服、首饰等物，均交文绣管有。”而对于这样的条件，之前受尽折磨的文绣还是断然拒绝了，载涛只好无功而返。

8月26日晚，双方律师举行第一轮会谈。溥仪的代表林廷琛律师提出本方观点：溥仪可以不再坚持“不许离异”的观点，但出于为溥仪身份的考虑，不能起诉，也不能登报声明。而文绣的代表张绍曾、张士骏和李洪岳几位律师则提出，文绣坚决不回宫，同时要求溥仪支付赡养金50万元，否则便要起诉。林廷琛认为要求支付50万元的赡养金乃漫天要价，根本不可能。双方律师因为分歧太大，此次会谈以失败告终。

后来双方的谈判又进行了几次，但双方观点始终没能达成一致，溥仪为离婚官司感到身心俱疲。这场离婚官司不仅触犯了身为皇帝的溥仪，同时也引起了前清遗老——那些封建卫道士们的愤怒，他们觉得文绣的行为是辱没祖宗，是对皇室的大不敬。随着离婚案的不断激化，这些封建卫道士们就像雨后春笋般地突然间都从地下钻了出来，他们对文绣出走大加鞭挞，从而也使得溥仪在这场恼人的官司上得以喘上一口气。其中，随着文绣族兄文绮写给她的两封快信的不断见报，一股围剿淑妃的“黑风”顿时拔地而起。紧跟着，攻击文绣的文章纷涌而出，欲置文绣于死地。

律师与卫道士（2）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文绣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她并没有就此而屈服，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要离婚的决心。当双方律师在28日再一次见面谈判时，文绣本人也到了现场。当时溥仪的律师林廷琛尽量想以委婉的口气劝说文绣，希望她能够回心转意，文绣在听了林廷琛的劝说之后，本来颇为平静的她突然变得情绪激动起来。她一边流泪，一边诉说着自己9年来在皇家的悲惨境遇，同时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了一把当票来，声称：由于皇上经常不管她，没有钱花只好典当衣物来维持自己的生活，现在这样做实出无奈。同时掩面啜泣道：“我到现在还是一个老处女，素常受尽虐待，现在惟有请张律师等依法保障我应享的人权罢了。”虽然流露出无限的伤痛，但她的态度依旧坚决。

林廷琛表示回去后会跟大家继续再商量，争取寻得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但令溥仪这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自己的律师与文绣见面后的第二天，他与自己的代表们还在商量对策的时候，胡嗣瑗就接到了林廷琛打来的电话，被告知张士骏已经告知法院调解处，并签发了传票。胡嗣瑗得知此事后大发脾气，大骂文绣一方不守信用，因当时正处在商议和解的阶段，文绣律师的行为，明显就是在将自己的军。但胡嗣瑗不知道，这正是文绣的律师们的本意，即以调解为名，行告状之实，以求让文绣与溥仪彻底脱离关系，获得彻底的新生。所以当林廷琛奉命去质问张士骏时，张士骏对此事并不正面回答，只说淑妃有自己决定的权利，当律师的不便干预。

8月30日，天津地方法院调解处正式向溥仪下达了调解处传票和副状，通知他于1931年9月2日下午2时到本院民事调解处施行调解。溥仪没想到文绣的动作会有如此之迅速，他接到传票和副状后，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自己堂堂一个九五之尊，竟然被告知要与自己的妃子对簿公堂，这简直就是要他的命。好在他还有那些前朝遗老们的支持，他们尽自己的努力为溥仪提供最大的帮助。北平的尹群在撷英番菜馆宴请《世界日报》《北平晨报》和《益世报》等报的主编，希望他们不要报道有关溥仪虐待淑妃的消息；上海的遗老们则专门就此事在哈同花园集会，并推举出代表刘春霖，北上以协助溥仪处理此事……几乎全国各地的遗老们都出动了，参与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讨妃行动。

而文绣这边，律师们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文绣和她的律师们事先就约好了彼方律师，定于9月4日下午在法国律师庞纳富的事务所内见面。见面后文绣口气非常坚决地向溥仪提出了三个条件：一、彻底脱离，各不相扰；二、我日常使用的衣物已经开列了清单，应照此单全部付给；三、必须拨付赡养费15万元。并说明如果能依照这三条办便可无事，否则只好法庭相见。最后淑妃把事先准备好的衣物清单递给了溥仪的律师。在这之后十余天里，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后来，在张士骏等3位律师的共同努力下，又与溥仪的律师进行了几次会晤，案情终于有了实质性地进展。

9月15日下午，林廷琛先后与张士骏商谈两次。在供养费问题上几经反复，最后文绣一方在做了很大的让步之后，把供养费定在了5万5千元这个数目上，但是要求一次交付现金，并在短时间内办理手续。面对这样的条件，面对态度坚决的文绣，面对自己所处的局面，溥仪只好点头答应。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宗皇室离婚案至此落下了帷幕。

1931年10月22日，即旧历9月12日，下午1点，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与淑妃文绣在林廷琛的律师事务所内正式签订了《离婚协议书》，溥仪与文绣宣告离婚。协议书中写入了双方律师反复磋商、调解的成果。

文绣与清皇室主人脱离关系一案，兹经双方律师调解，议定条件如下：

一、文绣自立此约之日起，即与清皇室主人脱离关系。

二、清皇室主人于本件签字之日，给文绣一次终身生活费五万五千元（付款另有收据）。

三、文绣于本件签字之日即将所有随身常用物件（另有清单）全部带走（付物时另有收据）。

四、履行二、三两条件之后，文绣即归北平大翔风胡同母家独身念书安度，绝不再向清皇室主人有任何要求。

五、脱离之后文绣不得有损害名誉之事，双方亦不得有互相损害名誉之事。

六、文绣将天津地方法院调解处之声请撤回，此后双方均不得发生任何诉讼。

七、本件自签字之日生效，共缮四份，双方律师各执一份。

在该协议后面有三方的签字画押，首位为清皇室主人代表、管理驻津办事处事宜的胡嗣瑗；次位为立约人文绣；再位为公证人林廷琛、李洪岳、张绍曾、张士骏等几位律师。

律师与卫道士（3）

作为皇室中首份离婚协议的首位签字人，胡嗣瑗把签字过程细致入微地写入一篇日记。这一篇日记非同寻常，因为它记载着中国末代皇帝与末代皇妃的史无前例的离婚案的终结。日记中有这样的描述：

“午后一时，林以汽车迎余先到事务所。少迟，淑妃携其妹文珊，律师张士骏、张绍曾、李洪岳均到，与余隔屋不相见。林廷琛先与看明所写条件与底稿相符，物件单与原单无异，示以证明我方签字人函件均无他说。由妃先在对屋一一签字，条件共缮四份，由双方及双方律师分存之，各附物件清单。余谨就条件后一一占位签署毕。妃亲书收到给款据，声明‘正金定期支票二纸如届期该行拒绝支付应请换给现款’字样。签名盖章讫，余乃以付款支票二纸交林转付，遂分持条件各散。余即到园，入见。面缴条件、收据各一件。物件单二纸仍请（准）带下，饬济煦于明早先将物件点运吉野街空屋内，再饬彼方来人搬取，较为方便。承谕‘即拟旨废淑妃为庶人’，因请明晨再办。回寓已四时矣，心中乃大不怡。”

第二天，胡嗣瑗奉命拟就“废淑妃为庶人”的谕旨，奏请皇上过目。溥仪拿过来看时，只见上面写着两三行字：“谕淑妃擅离行园，显违祖制，应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放归母家居住省愆，钦此。宣统二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溥仪读了两遍后，细细思量，觉得措辞未免过于苛刻，于是提笔勾去“放归母家居住省愆”一句，才正式颁发。几天后，天津地区不少报纸就刊登出了溥仪的“上谕”。

溥仪和文绣离婚后，回想起文绣在皇家的九年生活，虽然对文绣心怀愧疚之情，但是这并没有对溥仪在天津静园内的日常生活有实质性的影响。签字第二天，他除了照例召见了郑孝胥、胡嗣瑗、陈宝琛这些前清的遗老遗少外，还兴致颇高地与一个侍从打了两场网球。从这也可以看出文绣在溥仪心中的地位。

关于离婚后文绣的生活，有两种版本。

一种版本是说文绣因为在与溥仪的婚姻生活中受尽了折磨与伤害，致使她对爱情和婚姻失去了信心，所以她决定终身不再嫁人。后来，她利用溥仪补偿给自己的生活费办了一所学校并亲自任教，把身心全部献给了孩子。

另一种版本则说文绣当时虽然拿到了5.5万元的赡养费，但是在支付过了律师费，扣除了离婚过程中进住过的高档宾馆的房费和酬谢了帮过忙的亲友人情后，她的手中只剩下2.6万元的余款了。后来为追求新的生活，文绣曾任教于北平的一所私立小学当国语教员，但因不堪好事猎奇者的骚扰，仅做了一年多就辞职了。辞职后的文绣在德胜门内刘海胡同买了一座9间房子的小院居住，还雇了4名佣人。但因为她不善理财，坐吃山空，又加上日本侵占北平时期遭受了坏人的敲诈勒索，所以她的生活日渐贫困，不得不陆续辞退佣人，后来不得不卖掉住房以维持生计。后来走投无路的时候投奔到了昔日母亲蒋氏曾周济过的一个穷亲戚家中借住。

1947年，文绣在《华北日报》寻得了一份校对的工作，在这里，她开始了自己人生的第二段婚姻。在报社工作一段时间之后，经人撮合，文绣与该报社社长的表弟、时任北平行营长官李宗仁部下少校军需官刘振东结了婚，婚后他们在地安门外白米斜街租了三间房屋安家度日。

1948年，因为李宗仁被调任南京当副总统，刘振东就此退伍从商，他用自己不多的退伍费开了一家只有8辆平板车的货运车行。不久北平面临解放，曾在国民党担任过军职的刘振东害怕共产党会对自己造成不利，于是便想逃往台湾找军中的熟人谋生。结果因天津解放导致海路不通而没有走成，但在当时他是一心想着要逃往台湾的，所以他将所有的家当都变卖了，从此以后刘振东与文绣的生活陷入了贫困。

1949年后，刘振东被管制了两年，1951年，刘振东的审查结束，解除管制后的他被安排至西城区清洁队当清洁工人，清扫公共厕所。为了方便上班，刘振东偕文绣搬到了西城区的辟才胡同西口居住。

1953年9月，文绣因心肌梗塞死于家中，终年44岁，一生未有子女，死的时候只有丈夫刘振东守在身旁。事后，刘振东所在的清洁队帮助钉了一具木板薄棺，将文绣埋葬在安定门外的义地里。

曾经的淑妃，曾经的贵族小姐，就这样凄凉地结束了自己悲剧性的一生，从此，她也就永久地远离了人世的纷纷扰扰，远离了尘世的一切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