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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一 问题提出

- 二 资料和研究

- 三 西北计划(1)

- 三 西北计划(2)

- 四 蒋介石访苏和 反共 的几个问题(1)

- 四 蒋介石访苏和 反共 的几个问题(2)

- 四 蒋介石访苏和 反共 的几个问题(3)

- 四 蒋介石访苏和 反共 的几个问题(4)

- 五 蒋介石眼中的苏联社会主义(1)

- 五 蒋介石眼中的苏联社会主义(2)

- 五 蒋介石眼中的苏联社会主义(3)

- 六 结束语

- 外交任务

- 观点与失误

- 谈判局势(1)

- 谈判局势(2)

- 谈判局势(3)

- 谈判局势(4)

- 谈判局势(5)

- 谈判局势(6)

- 谈判局势(7)

- 两点评论

- 一 不满与猜忌的产生(1)

- 一 不满与猜忌的产生(2)

- 一 不满与猜忌的产生(3)

- 一 不满与猜忌的产生(4)

- 二 开罗峰会的背后(1)

- 二 开罗峰会的背后(2)

- 二 开罗峰会的背后(3)

- 三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1)

- 三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2)

- 三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3)

- 三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4)

- 三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5)

- 三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6)

- 一 戴笠与国民党要员阶层的关系(1)

- 一 戴笠与国民党要员阶层的关系(2)

- 一 戴笠与国民党要员阶层的关系(3)

- 一 戴笠与国民党要员阶层的关系(4)

- 二 戴笠军统与地方派系首领的关系

- 三 戴笠与陈立夫的复杂关系

- 四 陈仪与军统的交恶(1)

- 四 陈仪与军统的交恶(2)

- 序言

- 与宋美龄的结婚和入教(1)

- 与宋美龄的结婚和入教(2)

- 个人得救和个人修养

- 民族得救和民族改造(1)

- 民族得救和民族改造(2)

- 结论

- 从日记手稿看蒋介石为何下野(1)

- 从日记手稿看蒋介石为何下野(2)

- 从日记手稿看蒋介石为何下野(3)

- 从日记手稿看蒋介石为何下野(4)

-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1)

-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2)

-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3)

-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4)

-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5)

-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6)

-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7)

-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8)

-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9)

-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10)

-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10)

-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11)

一 问题提出

山田辰雄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

近年来，关于蒋介石的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完成民主化以后的台湾，关于蒋介石与国民党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自由化的阶段。与此同时，对蒋介石与国民党的评价也被相对化了。在中国大陆，随着中华民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出现了重新评价第一次国共合作及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作用的趋向。

与海峡两岸在政治、社会以及学术界出现上述变化的同时，日本也出现了关于如何评价蒋介石在民国史当中所处地位的争论。近年来，笔者一直主张应重视20世纪中国政治的连续性，从连续性这个框架来理解政治运动和政治人物。

代行主义 是中国政治领导连续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它被定义为精英集团代替人民制定改革目标，培养人民的政治意识并为实现目标而动员人民。但是， 代行主义 又是一种缺乏人民自发参与的政治体制和领导模式。

以此观点来研究蒋介石的政治指导时，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政治家如何先行于人民制定政治目标。推动政治过程的是政党，有时要依靠政治家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是否只是单纯的被领导对象，只能发挥消极因素，还是有可能发挥更大积极性呢？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换句话说，实现政治目标必须要有人民的参与，因此领导层和人民的关系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第二，如何培养人民的政治意识。一般来讲，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是政党的作用之一。在这里，政党领导人如何把握人民的政治意识的问题就变得很重要。这也就是说，人民政治意识的高低是与政治领导的方法相关的。

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 第三，人民对政府、政党的领导表达不同或反对意见的途径是否制度化或这种制度成熟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政府、政党在多大的范围内允许人民参与政治。 代行主义 缺乏解决政治利害冲突的框架或机制。

第四， 代行主义 建立在领导集团的权力得以维持的基础上。维持权力是绝对必须的前提条件。这就产生了用何种装置、方法以及资源维持权力的问题。本文以上述观点为线索来探讨1923年蒋介石访苏问题。

二 资料和研究

关于蒋介石1923年访苏问题，有一些第一手材料或接近第一手材料的资料被利用。近来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资料可以参考。在这些新资料当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斯坦福大学公开的蒋介石日记手稿。笔者阅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教授抄录的蒋介石日记中有关1923年的部分，在此再次向杨天石教授表示感谢。

关于1923年蒋介石访苏问题，已有几位学者发表了优秀论文。笔者重点参考了以下4篇论文。

（1）宇野重昭著《蒋介石的联苏政策 从苏联考察旅行至中山舰事件》，见高木诚一郎、石井明编《中国的政治和国际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版。

（2）王聿均著《蒋中正先生访俄及其观感》，《蒋中正先生与国民革命》第2册，台北，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1986年编印。

（3）杨天石著《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4）蒋永敬著《蒋中正先生赴俄考察记》，《近代中国》第136期，2000年4月。

笔者在参考以上4篇论文的基础上，将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问题的研究归纳为以下3个方面：西北计划； 反共 的几个问题；蒋介石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与 代行主义 的关系。

三 西北计划(1)

已经有多位学者提到过西北计划。这里将简单地描述该计划，并探讨就此计划与苏联的交涉过程对蒋介石本人的政治领导所产生的影响。

正如杨天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蒋介石于1923年9月13日至10月12日起草了事后提交给苏方的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 的意见书。此意见书在1923年当时由8200字构成，其内容包括军事计划。杨天石：《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第88~89、92页。现在，意见书的存在无法考证，但起草过程的草稿(虽说不很完整)是存在的，这也就是蒋介石所著的《中国革命新前途》一文。原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承杨天石教授提供译文，谨表谢意。笔者将根据此文来描述西北计划的概况。

西北计划是以将革命根据地建在广东省的孙中山的请求开始的。据《中国革命新前途》所述， 中国人民不但饱尝中国国内军阀 暴政的痛苦，而且还备受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 。中国受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压迫这种认识在当时的革命领导人当中是广泛存在的，这也与访问对象是苏联、共产国际有关。当时， 中国军阀和由他们组成的北京政府已经完全投降于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 。因此，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受军阀支配的北京政府。可是， 从军事的观点看我们暂时还不能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范围内的中国东南地区奠定永久的基地 ， 所以我们希望在靠近俄国友邦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找一个适当的地区作为我们实行革命计划和外国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战斗的军事基地 。

这是蒋介石和国民党西北计划的目标。同时，在文章里蒋介石又将蒙古的乌兰巴托和新疆的乌鲁木齐地区指定为实现此计划的候选军事基地，并对两地进行了比较。具体地说，西北计划对国民党与军阀势力的力量对比、各区域的形势、作为军事目标的北京与军事基地之间的距离、基地的地理环境、所需要的行军时间、国际环境、交通以及国民党军和军阀的军队编制、武器、财政状况等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得出了乌兰巴托比乌鲁木齐更适合作为军事基地的结论，并将此结论作为提案告知了苏方。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评价蒋介石访苏过程中的西北计划。我们通过对吴文律、蒋永敬和杨天石三位学者论文的讨论来探讨这个问题。三位学者的论文一致指出，西北计划在蒋介石的访苏一事当中是 （最）重要 的。吴文律：《战略上之分歧：民国12年蒋中正先生赴俄报聘之研讨》，收入《蒋中正先生与国民革命》。那么，苏方又是如何评价西北计划的呢？

从记录本身来看，西北计划提交给苏方应是在1923年9月9日和10月3日这两天。《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苏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2月5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17~1925）》（以下简称《共产国际》）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345~346页。9月9日蒋介石率领的代表团在会见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总司令时提交了西北计划的方案。但苏方的反应比较谨慎。根据苏方的记录， 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同志听完代表团的说明后，建议在研究战役的一切细节、目前的军队部署、未来作战地区的政治状况等等之后用书面的形式来阐明这项计划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10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1卷，第287页。10月6日加拉罕在给鲍罗廷的信中称此计划为 孙的从北方进军的空想计划 ， 不可能立即实施 。《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3年10月6日于北京），《共产国际》第1卷，第295页。由于苏联表现出慎重或者说否定的态度，因此没有将该计划提交给苏联、共产国际的正式会议讨论。

三 西北计划(2)

西北计划既体现了孙中山的构想，又是蒋介石访苏的一项重要课题。可是，苏联和共产国际认为这一计划不可能成功，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所以笔者认为从结果来看西北计划在蒋介石访苏一事当中，并不具备太大的政治意义。那么，从与蒋介石的政治领导权的关系这一角度上看，西北计划又处于一个什么地位呢？

1923年11月12日，蒋介石在会见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时曾经这样讲过： 在俄罗斯共产党只面临一个敌人，也就是沙皇政府。但在中国情况就不同了，地球上所有帝国主义者都在反对中国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所以在那里采取军事行动是必要的 。不言而喻，西北计划是此军事计划的延长线上的一部分。对此，斯克良斯基指出： 接触群众，同群众在一起，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口号 。因此， 有必要在近几年只做政治工作，军事行动的时机只有当内部的条件很有利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发起你们方案中所说的军事行动，就是事先注定要失败的冒险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13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1卷，第311页。在这里，蒋介石、国民党与苏联、共产国际在政策上的分歧是以单纯的形式出现的。但是，政治工作与军事行动的对比值得我们关注。很明显，苏联不希望划分出自己的领土在军事上介入中国的国内政治。另一方面，国民党虽说在广州建立了政权，但不具备足够的军事力量，群众基础薄弱，并不得不与北京政权进行军事对抗。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很渴望得到苏联军事上的帮助。

我们还是从蒋介石政治领导权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吧。前面已经说过， 代行主义 的政治领导是以领导层维持政治权力为前提的，军事力量是获取和维持政权的手段，对于军人的蒋介石来说，这一点更是十分重要。所以，通过西北军事计划强调军事工作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处于当时情况下的国民党的要求，也显示了蒋介石 代行主义 式政治领导的特征。

这种对军事力量的依赖根源于蒋的信念，或来自他的 自强 想法，即把自身在力量、道德上的强化看作政治力量的源泉。蒋介石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友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础，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 。上述想法是蒋介石思考与行动的基础。

我们不妨从将西北计划提交给苏方的9月9日和10月3日这两天的日记来看一看蒋介石的态度。9月9日，蒋介石先拜访了东方局长胡定康，下午又拜访了陆军次长斯克良斯基和总司令加米涅夫。他与斯克良斯基就中国局势探讨了三个小时，对其评价是 和蔼可亲 ，又称加米涅夫是 热心助我 。蒋在日记中还写道： 俄国人民无论上下大小，比我国人民诚实恳切，令人钦慕 。

另外，据苏方的文件显示，10月3日中国军事行动草案被转交给契切林、托洛茨基和斯克良斯基手中，《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苏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2月5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1卷，第346页。但没有说明是由谁转交的，也没有有关蒋就此文件与苏方领导人会晤的记录。而蒋在13日的日记中写道： 为函稿及意见书，与友人讨论，稍有龃龉 。他还留下了午后 会客 的记录，但没有具体说明 友人 和 客人 是谁。按照他写日记的习惯，如果确与上述三位苏联领导人会面的话，应该会记录其名的。由此可以推断，军事计划确已被提交给苏方领导人，但无法证明中苏双方是否围绕计划进行了讨论。

不过，蒋介石的日记中多处提到讨论送交意见书的原稿及相关文件。这些记载反映在他9月4、10、11、12、13日，10月6、12日以及11月11日的日记中。可以认为，意见书中包含有西北计划。蒋在访苏期间，与多位苏联领导人见面，与他们交换信函或向他们提交报告，在这些过程中西北军事计划被列为讨论的议题是十分可能的。但是，无法了解蒋介石对没能实现此计划的反应或态度。

四 蒋介石访苏和 反共 的几个问题(1)

蒋介石在这之后利用各种场合评价和回顾了自己1923年的访苏一事。在归国后不久的1924年3月14日，蒋介石写信给廖仲恺，流露出对苏联政府和共产党的不满。《与廖仲恺书痛抉党政病根》（1924年3月14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6，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1984，第102 ～105页。这一资料已被许多学者引用。蒋在信中写道： 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合作始终，以互策成功者也。 蒋介石还对苏联的对华政策抱有戒心，他在给廖仲恺的信中写道： 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这封信因写于国共合作之后不久，所以对在中国国内的中共党员的批评还比较含蓄。但他对中共的不满，明显流露在对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的批判上。他写道： 中国人只崇拜外国人，而抹杀本国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自知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 蒋介石基于这种对苏联和中共的不满，在信中对廖仲恺提醒道： 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使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苏联和中共的不满源于以下三点：苏联共产党的目的在于扶植中共，使其获取中国革命的正统地位，不打算与国民党长期合作；苏联想将蒙、满、回、藏据为己有；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的举止与做派。

在1956年出版的《苏俄在中国》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以下征引均出自该书。一书中，蒋介石站在当时的反共立场就1923年的访苏经历曾这样回忆道： 共产国际对我中国国民党的决议文，观其论调，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的不满表现在共产国际所采取的强调阶级对立的政策上。

关于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蒋介石在书中写道： （访苏使自己）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 他还因民族利益问题与苏联政府之间产生了对立。他写道： 我与苏俄党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即发现他们对于外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

关于对中共的不满，他这样写道： （共产党）对我们中国国民党所用的分化、隔离、制造斗争等各种手段 ， （访苏成员）四人之中，三人都是国民党员。只有张太雷一人是共产分子。访问团一到俄国，他就施展分化工作，把沈定一诱到他一边，与我们对立起来 。

他还写道： 总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印象 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蒋介石这种对苏联批判和猜疑的背后所隐含的反共产国际、反苏、反中共的立场是以三位一体的形态存在的。

从该书的内容来看，蒋介石对苏联、中共的不满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可加上以下三点：一是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决议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国情的不正确认识，这种不正确认识具体体现之一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二是苏联政治体制的专制性格；三是（访苏）代表团中与中共的对立。蒋介石的立场在1924年和1956年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必须从1923年的文献资料主要根据蒋介石的日记。以下征引蒋日记时，只在正文注明日期。以及历史背景来考察蒋介石的 反共 立场，探讨这种立场在其访问苏联一事中所包含的意义。

第一个问题是蒋介石对苏共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以及在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怀疑和不信任。这种感觉一方面来自于1923年他访苏时在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接触过程产生对立时的亲身经历，另一方面源于他在经历了长期与苏联、共产国际以及中共的对立之后，在1956年时所具有的一种更为全面的感情。我们必须搞清楚这种不信任和猜疑的背后所隐含的具体的对立点。

四 蒋介石访苏和 反共 的几个问题(2)

第二个问题是蒋介石在少数民族地区问题特别是蒙古问题上与苏联产生的严重对立。如上所述，西北计划包含了蒙古的地位及其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之类的敏感内容。

蒋介石在1923年10月19日的日记中，记录了考虑给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又译齐契林）寄信一事。他还于10月21日拜访了齐采林，谈到 蒙古自治问题及根本计划 的问题。这证实了蒋介石在经过这些准备工作之后，于10月26日寄信给齐采林。 蒋介石：《致俄外长齐采林书谈本党民族政策》（1923年10月26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6，第93页。

在这里，我们通过信函的内容来分析双方的对立。据信函所记载，对立起因于10月21日所举行的会晤。针对齐采林所谓 蒙古人怕中国人 的发言，蒋介石要求他予以澄清。蒋介石指出: 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 。国民党所要追求的是: 从自治的途径上，达到相互间亲爱协作的目的 。所以 国民党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不是说各个民族分立 。 西北问题，正是包括国民党要做的工作的真意 。对蒋介石来讲，中国人普遍地将中国和蒙古视为一体，渲染 蒙古人怕中国人 具有将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含义，因而违背中国人的传统认同。围绕蒙古问题，蒋与苏联是有矛盾的。

第三个问题，对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的批判，可以从对滞留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的不满中得到证实。1923年10月10日在双十节这一天，蒋在自己的寓所召集居住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就革命的历史发表了演说。演说本身很顺利，他本人好像也感觉不错。但到了第二天即10月11日，他听到了传言， 以余昨日演说为有崇拜个人之弊，甚笑中国人自大之心及其愿为外人支配而不愿尊重国内英雄 。虽不能断言说此话的这些年轻人都是共产党员，但他们留学苏联受苏联的影响，并对国民党持批判的态度。所以，这些人在蒋介石看来都是 共产党员 。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第四个问题是围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的矛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年11月28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1卷，第342～345页。这个决议是在1923年11月28日通过的。在这之前的11月25日，国民党的代表五人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一起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听取了国民党对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成立由布哈林、科拉罗夫、库西宁、阿姆特尔、维经斯基组成的委员会与国民党代表团共同起草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1923年11月26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1卷，第329页。从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出，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积极地说明了中国的立场，并与共产国际领导人交换了意见。《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录》（1923年11月26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1卷，第330～338页。

蒋介石在11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 上午检束文件。审查第三国际对我党决议文，普泛不实，其自居为世界革命之中心，骄慢虚浮 。蒋介石为何感到 决议 与事实不符呢？在这里我们来探讨一下蒋介石感到不协调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11月28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决议 和在这之前的11月25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的 讨论 。

决议 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军事行动的问题。 决议 强调，为了中国革命的成功， 必须通过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同他们（大众）保持最密接的联系 。

四 蒋介石访苏和 反共 的几个问题(3)

把自己的计划寄托在能在军事上战胜那些已成为世界帝国主义工具的国内反动势力上 ，被认为是国民党无法彻底与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主要原因。 决议 的这一部分强调组织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暗示共产国际对国民党过于依靠军事行动和军阀不满，表露出不同于蒋在西北计划中所采取的重视军事计划的立场。所以，蒋介石在 讨论 中没有提及这个观点。

决议 第二个令蒋介石感到 不协调 的是有关民族主义的问题。 决议 沿用了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通过的列宁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倡导在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获取解放的过程中各民族拥有分离与独立的自由，并在获得独立后有权自由结合。但是，这个原则涉及蒙古从中国分离与独立的可能性，与中国传统归属意识有矛盾，因而显得微妙。所以蒋介石在 讨论 中也没有触及这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有关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作用。蒋在 讨论 中将 民生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 作为三民主义的第三个原则。在这里，他表面上采取了与共产主义相似的政策，但本意则认为国民党主导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所倡导的革命不同。蒋介石认为： 国民党肩负着在中国进行革命工作的责任 中国的革命政党即国民党 。他还指出： 有两个目前原因使我们现在不能开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一是大多数中国人民不识字，所以在人民中开展宣传工作非常困难 。 第二个原因是，大多数中国人民属于小农阶级、小资产阶级 。以上的发言表明蒋介石主张排除共产党的领导，吸收小农阶级、小资产阶级参与中国革命，领导他们的则是国民党。可是 决议 的内容显然不认可国民党的领导权，主张在革命运动中强化无产阶级、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蒋介石没有直接提及他对苏联、中共的第五个不满，即有关苏联 专制 的政治体制问题。即使假设蒋介石目睹了苏联共产党的统治、党的纪律以及革命结束后不久仍处于紧张状态的苏联社会，但他并未将这些现象与苏共的 专制 联系起来。在 讨论 中，他也说了些苏联的政治体制与三民主义不符这样的话。但是，就算有这样的想法和考虑，他在1923年想要做的，恰恰是大大加强革命运动中党和军队的主导作用。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蒋并没有将苏共的统治彻底地认为是 专制 的。所以笔者认为，蒋对苏联政治体制的批判性观点，是在其以后长期反共斗争中形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从蒋介石对支撑苏联政治体制的人才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对苏联政治体制的不满。他的日记并非没有对苏联、共产国际领导人进行批判的内容，不过他的批判比较慎重，而且对其肯定的评价比较多，虽说因调整会见时间，他对维经斯基表示过不满。与刚到苏联时不同，逗留苏联的时间愈长，蒋介石对苏联领导人的那种 烦躁感 也就愈增加，但这种 烦躁感 并没有直接成为 反共 的原因。

与对苏共领导人相比，蒋介石对苏联的官僚层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从9月24日和10月2、11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在苏联逗留期间，他与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官僚层有过广泛的接触。比起对苏共和苏联政府最高领导人，他对官僚层使用了相当严厉的措辞来表明自己的不满。这种不满的感情与其对苏联党和政府统治的猜疑结合在一起，在其以后的反共斗争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在逗留苏联期间，与大伤脑筋的人际关系相比，国民党内部的对立更令蒋介石感到烦恼，并成为他对中共和苏联不满的第六个原因。蒋在自己和代表团成员张太雷、沈定一、王登云以及其他逗留在莫斯科的中国人的交往上，显得格外伤心。

蒋介石在日记中虽说没有提及他们的姓名，但是共产党员张太雷以及渐渐倾向于中共的沈定一与蒋介石、王登云之间的对立是存在的。蒋在9月1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本党团体之现象及同志人心之恶劣，不惟灰心，几无人生乐趣也！ 除此之外，他在日记中（10月3、5、22日）还频频提及 交友 之难。虽说没有指明 交友 的对象是谁，但显然是在暗指当时在其身边、与其一同讨论 信稿和意见书 的 友人 伙伴 。他们不是苏联、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而是包含代表团成员在内的中国人。

四 蒋介石访苏和 反共 的几个问题(4)

以上笔者探讨了1923年蒋介石对苏联、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抱有怀疑态度和其后来采取的反共立场的六个原因。概括地说，这些原因包括中共和苏联对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发起的挑战；围绕蒙古问题国民党与苏联的对立；逗留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的举止、做派和国民党代表团内部存在的对立；共产国际决议案有关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提法与国民党产生的分歧；对苏联领导人和官僚层所抱有的不满。但是，当时的蒋介石并非是无条件地一味反共，他对苏联领导人的评价与感情也绝非全面不佳。和马林的密切接触、与越飞夫妇的交流情形不时地可以在他的日记中见到（9月17、18日，10月10、14、21、23、24、29日）。所以他当时与苏联、中共及共产国际的对立不是全面的对立。蒙古问题涉及微妙的政治因素，比较难以解决，但国民党与苏联在这方面的冲突没有严重到需要断绝关系的程度。从这点来看，蒋介石是 反共 ，但与其以后的全面敌对的反共不同。蒋介石的 反共 态度与他对苏联社会主义动态的评价有关。

五 蒋介石眼中的苏联社会主义(1)

蒋介石1923年发现的苏联社会主义的特点，与其自身在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他面临的又是些什么问题呢？对此，我们必须从他对中国现状的不满、俄罗斯革命的成功经验、如西北计划那样现实中出现的外交问题以及将长期存在的 代行主义 式指导方式等问题入手加以探讨。

蒋介石多次指出，中国处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军阀的统治之下。他于1923年8月16日从上海出发，乘船和火车于25日抵达边境地区的满洲里，期间目睹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下的中国的现状。19日，他到大连后外出观光，所到之处， 全为日本式之小横滨市也 。20日蒋介石由大连去长春， 所见所闻，皆日本之势力，无异于入其国境也 。蒋介石目睹了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的窘况，这与革命成功后的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蒋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访苏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找出俄罗斯革命成功的经验。他到莫斯科后马上于1923年9月7日会见了苏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得以询问俄罗斯革命成功经验。按照蒋的理解，俄罗斯革命成功的经验有以下三条。 一、工人知革命之必要；二、农人要求共产；三、准俄国一百五十民族自治、成联邦制。 但苏联也有下述缺点。 一、工厂充公后无人管理；二、集中主义过甚，小工厂不应同样归国有；三、分配困难 。日记中也有就当时建设状况的描述： 一、儿童教育周密；二、工人皆施军队教育；三、小工厂租给私人。

在与鲁祖达克的会晤中，蒋介石比较感兴趣的是俄罗斯革命中工人和农民的作用、民族自治和联邦制、工人的军事教育和儿童教育。他的见解反映了当时苏联的情况。当时，苏联正处于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时期。他从这个侧面感觉到过度的中央集权有缓解的趋势。这与主张否定阶级斗争的自己和国民党的立场是一致的。但这次对话没有涉及在革命过程中军队的作用问题。

蒋介石在摸索苏联革命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还对苏联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考察。最初提到的是，他对苏联社会的组织和运作的看法。蒋访问了各种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其规范严密的组织和运作给蒋介石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在1923年10月29日参观了莫斯科的某电灯工厂和某发电厂，发现为便于工人业余时间的学习，设置了配有专职教师的工人俱乐部、学习和音乐补习室，还建立了消费协会，并备有图书室、报刊阅览室、食堂、剧场等。蒋介石的体会是， 职工会及少年共产党部为最重要 。

1923年10月8日，蒋介石在观看戏剧时，看到当时的教育人民委员卢那恰尔斯基在舞台上分发宣传资料，感到这就是 共产主义国家之特色也 。他还听取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1月1日)，直接感受了党的正式活动。他到莫斯科不久的9月2日，即遇到有22万人参加的 社会党群众运动 ，这一 盛事 给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9月16日，他还参观了陆军学校举办的毕业纪念游行。

要理解苏联社会的运作，必须要观察基层社会。1923年10月30日蒋介石访问了位于莫斯科近郊的农村苏维埃。他访问消费组合和小学校时的印象都记录在日记中。他对小学校的生活日用品和教材的自给制度很感兴趣，认为这些自治会的制度与中国不同，感叹 无如吾国教程之旧也 。另外，他还对司法、行政、立法和警察权全部集中在苏维埃手中的体制也显得饶有兴趣。

1923年11月6日蒋介石访问了莫斯科市苏维埃，在纪念革命的庆祝会上他听到了加米涅夫等人的演说。蒋介石又于11月19日观摩了莫斯科(市)苏维埃大会，在那里听了会议所作的关于过去一年里的工作成绩报告，在日记中记录了有关恢复工业生产、工人住宅的建设、对失业工人的救济等 重要 成果。

蒋介石在接触苏联社会和组织运作的过程中，对严密的组织化、共产党活动和其统治的渗透、城市和农村苏维埃的动态、工人和农民的福利以及新体制下生产力的恢复这几点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将这些方面与苏联革命成功的原因联系起来，认识到苏联的权力在渗透、集中和强化。

五 蒋介石眼中的苏联社会主义(2)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蒋介石对苏联官僚层表现出不满。与此相关，苏联并不是所有方面都令蒋介石满意。他在1923年9月26日至10月2日访问了彼得格勒，留下了 此次游历 彼德格列 六天，市况凋落，民气垂丧，皆不如莫斯科之盛，而其海军人员之气象，更不良佳，殊堪为苏俄忧也 的印象。

蒋介石并非没有看到苏联社会停滞的一面。但仅从他这个时期的日记来看，找不出这时的所见所闻后来成为其反共原因的痕迹。笔者认为应将蒋的这段经历放在国民党和苏联相互合作的框架中加以考察。

还要探讨的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军事行动的重要性问题。笔者在前面曾经提到过，这是国民党和苏联之间发生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在这里我们从苏联社会主义动态探讨蒋介石对苏联军事方面的考察。他在停留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期间，得到很多观察苏联军事活动的机会。苏联也照顾蒋的要求，为他开放了很多军事设施。

作为苏军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蒋介石对苏军的组织形态，特别是政治委员制度颇有兴趣。1923年9月11日在访问教育人民委员卢那恰尔斯基时，蒋介石询问了苏军的组织形式。得到的回答是 各团部由其党派一政治委员常驻团部，参与团中主要任务。凡有命令，均须经其署命（名？）方能生效 。这种组织形态会对军队的活动方式产生影响。他在9月17日参观步兵一一四师后的日记中写道： 其军纪及整理虽不及日本昔日之军队，然其上下亲爱，出于自然，毫无专制气象，而政党代表与其团长，亦无权限之见。

党指挥军队的这种政治委员制度作为革命军的特征引起了蒋的注意。于是，国民党军改组后的1924年，引进了党代表制度。这一制度被认为在苏军中对融洽党与军队、军队中的上下级关系以及维持军纪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与军队问题有关，蒋介石还对苏联先进的武器表现出兴趣。1923年9月20日他访问了研究毒瓦斯的苏军化学学校。22日他在参观高级射击学校时，对陈列的兵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日记中写道： 俄国武器之研究及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等，不比我国腐败也。 27日他在访问彼得格勒的海军大学和海军学校时，发现天文学和物理学的设备非常完备，有关军事的书籍和档案也保管得很好。在彼得格勒期间，他还在28日参观了海军博物馆。从彼得大帝到1923年为止的海军历史上所发生的大事、实物、人物和舰船模型的陈列等情况被记录在蒋介石的日记中。这天，他还参观了彼得格勒的军港，看到了建造潜水艇的机器。29日，他视察了 壳伦司太笃 （喀琅施塔得）军港，并在那里参观了潜水艇。

蒋介石在1923年11月7日得以观看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革命纪念日的军事游行。就当时的感想他这样写道： 足见俄国军械之进步，军容亦颇威严。观今日之运动，足知苏维埃政府对于人民已有基础。

从这些记述中可以发现蒋介石对苏联军队的组织、制度、士气、军备、军事产业、军事设施、军事院校及军史等有关军队的各个方面都很感兴趣。他将苏联革命的成功与中国革命的现状进行对比，从各个方面对苏联军队予以了积极的评价。这种态度和他在与苏共领导人的接触中主张军事工作应该优先于政治工作，以及在 代行主义 的政治指导过程强调军事工作的重要性是一致的。

蒋介石在关心军事的同时，也对支撑苏联社会的人才的质量表现出一定的兴趣。这其中包括最高领导人、官僚、军人、工人、农民。这个问题与教育问题有关，但蒋对教育问题涉及得不多。

1923年9月11日蒋介石与副教育人民委员彼得罗夫斯基进行了会谈，索要了 各种学校教程，这些被认为是军事院校的东西，但没有对其具体内容方面的记载。

五 蒋介石眼中的苏联社会主义(3)

蒋在11月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苏俄各地各所，皆有少年共产党支部，对于青年竭力培植、注重，是其第一优良政策。 党对青年教育的指导在这里可以得到确认。11月21日蒋会见教育人民委员卢那恰尔斯基，将在那里听到的有关苏联的教育方针的特点归纳为以下七点：废除宗教，男女共学，贴近实际生活，学生管理学校，教育制度的统一，重视工人学校，专问学。

尽管上面的例证并不多，但仍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教育的关注点。首先是关于青年教育的重要性；其次是党和国家对教育的指导以及统筹；第三是废除宗教、学生管理学校、重视工人学校等在教育方面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关于第三点，尽管无法看出蒋介石对诞生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事物有多大支持，但青年教育以及由党和国家统筹领导教育这两点，得到了想积极推进中国革命和实现强大中国的蒋介石的共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言及教育自由的问题。

最后，笔者想说明蒋介石在苏联逗留期间，风景、历史、生活留给他的印象。这样的印象虽然对他的政治立场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对他关于苏联的整体评价还是有间接影响的。

蒋介石在日记中经常言及苏联的风景、历史和生活。在这里没有必要一一列举，仅取两三例来分析一下。在到达莫斯科之前通过赤塔和贝加尔湖的时候，他被那里的景色所打动了。他描述通往赤塔的途中 一路山明水秀，森林浓郁 ； 贝加尔湖一望无际，风涛如海，诚佳景也 （1923年8月26、27日）。蒋介石对莫斯科的风景也心有所动。在通过莫斯科上空的飞机中看到了皎洁的月亮，天空清澄（9月24日）。另外，他还喜欢沿莫斯科河畔散步，也常乘船到西南侧的 不寂之园 游玩。那里是莫斯科的最高点， 莫斯科第一胜景也 。那里 如东京之上野公园，但风景优于上野也 （10月13、14日）。可见蒋介石对苏联的美丽风景兴致勃勃。与参观苏军时一样，将日本的上野公园与莫斯科的风景进行比较之处也显得意味深长。

蒋介石在逗留彼得格勒期间，对那里的历史遗迹感受颇深。伊萨基辅大教堂 其建筑之宏大壮观，实所罕睹 (1923年9月30日)。他在10月1日参观了从亚历山大到尼古拉等历代皇帝居住过的宫殿后，留下了 其建筑之宏大、装饰之华丽，诚所谓穷奢极欲，大理石及翡翠之柱壁、地板，不足奇也 的感想。

在日记中，蒋介石赞叹了俄罗斯皇帝留下的历史遗产，但见不到他对俄罗斯帝政的批判，也见不到与中国历史遗产相关的描述。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的历史遗产对蒋介石来说是特殊的。在一定范围内对俄罗斯历史遗产的积极评价，与其认为他反对苏联还不如说他正面接受了苏联的影响。

蒋介石对在苏联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太多的记录。他去买鞋，感到价格过高（1923年9月14日）。日记中有他经常去剧场的记录，但没有任何关于餐食的记述。对苏联的饮食是否感到满意，或者认为此类事情无需记录，都只能靠推测。

六 结束语

本文就蒋介石1923年访问苏联，探明了以下问题。所用的主要资料是他1923年的日记。

笔者从现有的研究中重点讨论了以下三点：西北计划； 反共 问题；蒋介石眼中的苏联社会主义。

由于蒋介石与苏联所追求的目标不同，西北计划没能实现。但是从两者交涉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蒋介石是十分重视包括西北计划在内的中国革命的军事行动的。

笔者指出了，蒋介石访问苏联期间所感受到的以下六点成了他后来反共的原因：苏联方面没有与国民党长期合作的意图；以蒙古为焦点的民族主义问题；中共党员在苏联的举止和做派；对共产国际就中国问题决议的评价；苏联政治体制的专制性；访苏代表团成员的内部对立。

笔者围绕上述问题重点考证分析了蒋介石的日记。他确实就蒙古的归属问题与苏联产生了对立。另外，蒋介石对在苏联的中国人的行为、共产党对访苏代表团内部成员的影响、苏联官僚流露出不满。特别是围绕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蒋介石与苏联、共产国际之间，在军事行动的重要性、蒙古独立、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权等方面明显存在着意见分歧。

不过另一方面，蒋介石对许多苏联领导人表示出好感并给予较高的评价。尽管存在着上述问题，他还是代表希望与苏联加强合作的国民党访问了苏联，而且也没有马上形成他后来那样的反共立场。这样的态度与蒋对随之而来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态度有关。蒋介石对苏联的感情及对苏联的观察，必须要通过与他对苏联社会主义现状的评价来进行探讨。

笔者从俄国革命胜利的原因、苏联社会的组织运行、军事、教育、风景、历史及生活等方面探讨了蒋介石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看法。他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评价，大体上是积极肯定的。蒋介石特别关注的是，国家的统一、强化和权力渗透与组织、纪律、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关系。但这种评价没有刻意突出意识形态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对苏联的评价并不是 本质 上的，而是 手段 上的。

最后，探讨一下蒋介石的 代行主义 领导与他对苏联评价的关系。第一，以达到政治目标为目的的民众动员。1923年9月2日，刚刚到达莫斯科的蒋介石便遇到了由 社会党 领导的22万人参加的大众运动，他的评价是 痛快 。以大众的政治参与为前提的政治动员，需要通过由领导层制定的福利制度来换取。这样做使得大众不会对领导者的权力产生威胁。蒋介石在对苏维埃的工厂、城市和农村访问过程中，对提供给大众的周到的福利状况表示赞赏。

第二，以培养人民政治意识为目的的教育的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蒋介石对苏联在共产党指导下的教育留有深刻印象。把党的思想渗透到军队当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也引起了他的关注。

第三，缺乏人民对党和政府提出不同或反对意见的制度。蒋介石对苏联的政治反馈过程没有表示出过多兴趣，也许是没能有机会观察到这方面的状况。或者是革命胜利后不久的那一段时间里，苏联并没有出现大众尝试着对党和政府的统治提出不同或反对意见的情形。

第四，关于领导层的权力维持及强化。前面已经说过，蒋介石对由党和政府统一领导，党和政府的权力渗透及强化，以及为达到此目的而制定的组织、纪律表示出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特别体现在有关军事行动方面。正是因为如此，此问题成了蒋介石与苏联对立的焦点。

外交任务

戴鸿超美国底特律大学政治系教授。

蒋介石长期领导军政，在动荡的1930年代及1940年代里，却积极而深入主掌外交。他以一积弱之国的领袖，周旋于列强之间；审时度势，采取机动谈判策略，进而运用外交与内政互动关系，获得重大成果。

这些关键性的历史演变，一直未引起应有之注意。最近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公布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资料。胡佛研究院已公开的蒋介石日记，起自1917年，止至1955年。以下所引蒋日记，径于文内标注日期。笔者在2005~2007年之间三访该研究院，探讨蒋氏外交活动及其对抗战之影响，草成此文，以供读者参考，希望引起大家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外交任务

蒋在1928年完成北伐之后，成为南京国民政府领袖。三年之后，他遭遇震惊国际的九一八事变，立即认识到自己缺乏外交经验。蒋在1931年9月20日的日记中，指出自己 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 ，必须研究应对国际局势变化的办法。两年之后，他提出了针对环绕中国之大国的基本政策：

倭寇仇我而惧我，如顺之，则可交也；赤俄敌我而恨我，其目的不仅倒我，而且必欲灭亡我国也。英美则欲我为之利用，以抵抗倭俄，但无土地之野心也。以大体论，英美可为与国，倭寇仅为仇国，而赤俄实为中国惟一之敌国也。与国以义待之，仇国以惠施之。惟敌国无法变易，惟有自强以敌之而已。（1933年4月20日）

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蒋介石战时外交：谈判策略与内外互动在以后的十几年中，蒋大体遵循这样的基本政策，来完成外交使命。他在日记中一再提到，他的使命是湔雪鸦片战争以来的国耻。在1941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他列举出的外交任务是：

（1）要求列强承认西藏、九龙、外蒙、新疆、东四省为中国之领土。

（2）取消不平等条约。

（3）废除列强之治外法权。

1943年开罗会议前，他增加台湾与澎湖为必须归还的中国领土。

蒋深知，在当时中国的处境之下，要完成这些任务是极端困难的。中国幅员广大，但处于分裂状态；人口众多，但过半贫穷无识。至于军事实力，更无法与列强相较。即单与威胁中国最迫切的日本相比，也是悬殊过甚。在七七事变前夕，中国有220万士兵，11万吨位的海军，600架飞机；日本则有448万士兵，190万吨位海军，2700架飞机。张玉法：《中国现代史》，台北，敦煌书局，1977，第594~595页。

在强敌压境之下，蒋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列举出中国内部五个使得他忧虑的地区：北方的阎锡山，河南的某一军阀（应指石友三），江西的共产党军队，湖南动向未明的当局，以及两广的反蒋势力（1931年8月16日）。这五个地区的威胁，直到抗战开始时，才形消除。

这是为什么蒋采取先安内后攘外这一政策的原因。可是日本军国主义不给他机会，加紧侵略，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又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热河，侵犯华北，最后触发了卢沟桥事变。再加上1936年西安事变的发生，蒋不得不放弃安内攘外政策，进行抗战，要在战争中寻求完成他外交任务的途径。

观点与失误

蒋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持有两个基本观点，影响了他所有的重要决策。其一，他认为由于中日军力过分悬殊，倾中国一国之力，绝无取胜日本之可能。因此他必须联合强国以制日本。他首重英美，但也不排除联苏之可能。其二，他认为由于内政外交相互牵连，如果善为运用，便可在内外两方面获得成就。中国的贫弱限制了他的外交作为。但可藉国际奥援，增强国力，扩展他的统治范围。

蒋在处理外交事务的初期，曾有所失误。虽然联强国以制日是必要措施，他却过分依赖国际社会，以求解决中日争端。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他一而再、再而三要求国际联盟、非战公约国家及九国公约会议主持国际正义，阻止日本侵略（1931年9月21、23日；1937年7月15、17、25日，9月18、19、30日，10月13、31日），结果费时误事，一无成效。

岂不知国际社会绝少有扶弱抑强的举动，希望以正义压制侵略更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蒋在1939年8月27日日记中悲叹道： 国际道义扫地，敌友无常。不知人类如何底止。 后来，在珍珠港事变之前，当他得知美日谈判中可能有不利中国之决定时，痛愤地记载道： 帝国资本主义者，毫无信义可言，（无）所谓与国友邦也。然而本来为此。乃余自疾，信人太过。何怪他人。 在珍珠港事变发生之后，他才了解 国际间本是利害为主，决无为人牺牲之国。若以此为怪或为愧，则痴矣。 （1941年11月26日、12月11日）

从1931年到1941年，经过漫长的十年之后，蒋才体会到依赖国际正义解决中日争端是一错误举动。

此外，蒋还有其他失误之处。在七七事变之前，他一再误认日本无侵占全部中国之企图与实力。在九一八事变两年之后，他认为 其实彼倭目的已达，再无挑衅之利，惟有虚声恫吓而已 （1933年8月3日）。此后，他曾多次表示，日本是 外强中干 的国家（1933年11月5日、1936年9月30日、1937年7月11日、1938年12月6日）。蒋在日记中，未曾解释他为何持有这种看法，但曾认为日本内部有资本家与少壮军人的争执，又有海陆军之间的 南进 与 北上 政策分歧（从事海洋或大陆战争），因而未能采取坚定强硬的外交政策。

关于美日关系，他虽然认为两国必然发生冲突，但对珍珠港事件的来临时日，曾经判断错误。在事件发生几天之前，他推测 倭南进（意指发动太平洋战争）公算，至多十分之三 （1941年11月29日）。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也就是1941年12月7日（亚洲时间），他仍然相信， 美倭战争暂时或可避免 。

谈判局势(1)

大体说来，蒋在抗战开始以后，不再企求他国主持正义，解决中日争端；而实行现实主义，依据日、苏、英、美之间的利害、畏惧、强弱、期望之关系，采取相应之策略，进行谈判，以求达成有利中国之局面。

1 对日：以空换时

蒋在抗战开始以后，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应付日本。淞沪会战正是这一策略的具体表现。在会战开始之日，他说明，要 以战术补正武器之不足，以战略补正战术之缺点，使敌陷于被动地位 （1937年8月13日）。现在，许多论者都肯定蒋是淞沪会战的发动者。林思云：《中日战争的前夜》，2002年1月27日，http://www omnitalk com miliarch/gb2b5 pl?msgno=messages/1894 html;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解读》，香港三联书店，2008，第231~234页；蒋纬国：《我的父亲蒋中正》，香港，东方出版社，1998，第617~619页。他有两个目的，其一便是以六七十万庞大兵力，苦战三月，以破碎日本迅速灭亡中国之迷梦。他的战略是，日军自东向西进攻，到了豫、鄂、湘、贵山区，便受阻止，拖长其供应线，使其陷入难为首尾双顾之局，战争趋于胶着状态。其二是引导英美俄参战。他在会战开始一个多月后明确说出他的想法： 引敌深入黄河以南，使英俄着急，不得不参加战事。 在会战结束时，他又说出 只要我能持久，则倭必向外列强挑衅也。 后来他记述如何告诉英美记者： 日本形式上虽攻华，而实则攻击英美也。 （1937年9月29日，12月13、17日）

虽然英美并未参与中日战争，他坚信英美与日本战争之不可避免。他在1940年12月分析道：

敌国内矛盾日深，当不出二途：甲、避免国内革命，决向英美冒险求战，以期幸胜。乙、避免与英美挑战，保持海军实力，压制国内革命：余料其必向甲路冒险。宁使对外失败，不愿国内革命也。（1940年12月18日）

1941年11月，他推断 美参战不出半年之内 （1941年11月4日）。虽然他未测出准确参战时日，究竟太平洋战争于年底爆发，中美英形成盟国，共同抗日。蒋四年以来的期望，终于实现。

蒋与日本征战有年，但也长期从事谈判。远在1930年代初期，他认为日本除了英美之外，有两个假想敌。一是苏联。它在1904~1905年败于日本，把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让予日本。多年来苏联亟思报复。在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双方边界上发生小规模冲突。日本防苏心理愈浓。蒋认为这是可乘之机。他指出， 倭俄之战必起。应如何使其战争适合于我准备之时机，是不能不早有决策。 （1933年7月21日）

他的决策是藉这一可能的战争，与日本进行谈判。他认为如果这一战争爆发，日本可能要求中国中立。他便可提出中国的条件，包括日本承认中国在东北之主权，取消塘沽协定及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势力。（1936年3月31日）

日本则另有想法，认为蒋对苏疑忌有加，中日可以商谈如何共同反苏之措施。于是经过蒋的私人代表以及日本驻华代表，双方在彼此国家进行谈判。

日本另一假想敌，当然是中国。这其中的一项复杂因素是中共问题。中共对蒋构成威胁，如果反蒋成功，建立政权，对日本也是威胁，助长日共声势，甚至引起日本的共产革命。（1933年10月12日）因此，日本提议中日合作共同防苏防共，并签订条约，以兹遵循。

蒋赞成共同防苏立场，并暗示一旦日苏发生战争，愿守中立。但日本必须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主权，并撤除其华北特殊势力；蒋拒绝与日本签订任何条约。（1936年3月2日、10月6日）

日本不愿接受蒋之条件，反而要求中国承认 满洲国 及华北 特殊化 。

至中日战争开始以后，蒋就中、日、苏三国关系作出决断。他记述道：

倭要求我共同防俄，承认满伪及华北特殊化。若与俄先订互不侵犯（条）约，则可打破其（日本）迷梦，不再要求。盖允其共同防俄，以后不仅华北为其统制，即全国亦成伪满第二矣。故联俄虽或促成倭怒，最多华北为其侵占，而无损于国格。况亦未必能为至全占也。两害相权取其轻。吾于此决之矣。（1937年7月31日）随之，蒋与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则开始军事、经济援华，对抗日本。

这以后，蒋持续与日本有所接触。先有1937年12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后有1938~1940年在香港的非正式谈判，然都因双方坚持各自立场，没有结果。有关中日在香港之非正式谈判，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253~296页。

谈判局势(2)

2 对苏：两战之虑

蒋自1923年访苏之后，经过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1927年宁汉分裂及 清党 事件以及1929年中苏断交事件，认为苏联是贪婪、阴险、侵略成性的强敌。但是，如上所述，他为着应付另一强敌日本，不得不与苏联打交道。

蒋深切知道，苏联最担心的是德国，而同时东战日本西战德国更是其最大之忧虑。他在1937年7月31日决定联苏制日以后，迅即采取行动。8月21日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9月25日 俄机到甘（肃） （1937年9月25日）。随后苏联军火及经济援助源源而来。

苏联老谋深算，当中日战争在1930年代末期陷于胶着，日本无力攻苏之时，便逐渐减少对华援助，同时展开自己的多国谈判，在1939年8月与1941年4月，分别与德国及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样，苏联与中、德、日都签订了这一类条约，似乎避免了欧亚间的战争。

可是，国际风云诡谲多端。德国在1939年攻陷波兰，瞬即在1940年横扫西欧，对苏联造成威胁。在1940年底，蒋接到一份重要情报，得悉日本在一次御前会议中，决定实行 南进 政策，也就是要发动太平洋战争，因此打算与中国谈判，以便减轻中国战场之压力。（1940年11月16日）同时日苏边界发生冲突，苏联感觉需要加强中苏关系，遂决定重新援华。

蒋对这些有利中国的发展，作了以下分析：俄通知继续援华。推论其与德倭关系无进展。倭知我与俄之关系因中共不佳。因此德倭不畏俄，俄不得不在倭对我力谋妥协之时，而允接济也。（1941年11月24日）

蒋利用这些国际关系的演变，采取了对中共的 纪委性 行动。西安事变后，蒋答应中共共同抗日，但对中共军队未依西安协议接受其统帅地位一事，非常不满。1941年1月，蒋下令又发动皖南事变。

蒋在日记中，多次记载这一事变的演变： 中共以现势（而论）决不改叛乱也 。 俄武官问新四军事，应严速（原文）坚决，以立威信 。不为俄援而 动心 。俄援 武器到新疆 。 新四军案为抗战史之大事，甚于十五年广州救党之举。 （1941年1月9、16、18、28、31日）

中苏关系持续变化不定。德国在1941年6月突然闪电攻苏，长驱直入，苏联几有倾国之虞。但经过几年苦战后，苏军逐步反攻，在1945年初已是兵临德境。是年2月美英苏在雅尔塔集会，签订密约。苏联承诺在德战结束之后，进攻日本，但以恢复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之特权以及外蒙独立为条件。美英为了减少海上进攻日本本土的重大伤亡，接受苏联条件，并决定向蒋施加压力，承认密约。

蒋在3月闻知密约，6月始见全文， 闻之悲愤不知所止。 （1945年6月15日）8月苏军攻入东三省，并在新疆及华北寻衅生事（1945年7月28日，8月1、31日）又加美英连续施压，蒋便在这一外交阵仗上，败于多年疑忌有加的苏联，恢复其东北之特权，同意外蒙独立。

3 对英：挟印制英

蒋一向希望英国为维护其在华经济权益而阻止日本侵华。可是在1930年代中期，纳粹德国崛起，危及英国安全。其首相张伯伦采妥协政策，在1938年签订慕尼黑协定，以求自存，已是无力顾及在华权益，阻日侵略。在这种情势下，蒋无法劝说英国援华抗日，只有耐心等待。到了1940年代初期，他终于找到机会，与英国展开一连串的谈判，达成共同抗日之局面。

谈判局势(3)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攻陷缅甸，威胁英属印度的安全。借用英国首相丘吉尔一句话，印度可说是英国的 软肚子 （soft belly）。当时印度自治运动情绪高涨，反对英国统治。日本又用亚洲属于亚洲人的口号，助长英印争执。印度便成为英国在亚洲防日阵线中的一个弱点（丘吉尔曾形容南欧是纳粹德国防御阵线中的弱点，是有利盟军反攻之地区）。

印度是大英帝国最大之属地，其重要性远远超过英国在华权益，英国势须加以保护。但因欧战正烈，力不从心，只有少数英军在缅阻日前进。蒋深思熟虑之后，派遣远征军入缅，共同抗日。这是一举两得之事。其一是制敌机先，减少日军进攻云南之可能性；其二是保护印度，加强中英合作抗日之关系。远征军入缅之后，在1942年首战失利，一部分与英军共同退守印度，一部分退守云南。

蒋在远征军入缅同时，展开对英国及印度外交活动。他于1942年2月访问印度，一方面与英国驻印当局商谈合作抗日事宜；一方面与印度自治领袖甘地、尼赫鲁会谈，在共同抗日前提之下，支持其自治运动。蒋同情印度自治的立场，引起英国不满。丘吉尔甚至威胁说，不再与中国合作抗日。蒋不为所动，仍然维持既定立场。1942年11月，丘吉尔进一步表示，要支持印度在战后独立。见《蒋介石日记》，1942年11月9日。因为他认为，没有远征军，英军可能保不住印度。

在1942~1945年之间，蒋与英国军政当局，在世界各地 包括华盛顿、伦敦、重庆、开罗、卡萨布兰卡（西非）及印度的加尔加答 展开了直接或间接的曲折谈判。他运用出兵保印及支印自治的两面手法，增强他的外交声势，获得了五项成就：一是在第一次缅战失败之后，克服英国拖延反攻缅甸之举后由中英美于1943年反攻缅甸，至1945年驱除日军，获得胜利；二是英国在开罗会议时，支持中国收复东三省及台湾澎湖之主张；三是英国承认中国为四强之一的地位；四是英国联合美国自1943年起，废除不平等条约及领事裁判权；五是英国默认西藏为中国之一部分，支持建立经西藏的中印通道。

4 对美：寄望未来

蒋在1942年11月9日的日记中曾列出对美谈判目标：争取建立中美同盟；美国支持中国收复东北、台湾、琉球等失地，以及归还外蒙予以自治之主张。事后看来，蒋追求的目标是理所当然之事，但在当时却不容易。他与英国谈判时，尚有印度为筹码，与美国谈判时，他依赖美国正殷，并不具备有利条件。

可是蒋发现，他所领导的中国，正是一个微妙的谈判筹码。贫弱而地广人众的中国可通过资源丰富的美国而变成其强大的友邦，在战时可以合作击败日本，在战后可以协助维护其在太平洋一国独大地位。这是一个锐利而深远的想法。蒋希望凭藉两个有利因素，把这一想法变成事实。

第一个因素，是美国有一个对中国持同情乐观看法的罗斯福总统（也有人说罗斯福的看法近乎天真）。他在1940年代初期，一再说出对中国的憧憬。例如他对宋子文谈到1943年与丘吉尔的会谈时曾说：

邱吉尔认为中国是一个大而不富的国家。我一直告诉他，中国人比日本人精明；中国比日本大得多，她已经证明具有活力而且有惊人的进步。只要加速进步，便会成为一个强国。我们应该给英国人一个当头棒喝，让他们认识中国 Conversation between Roosevelt and T V Soong，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Chiang Kai shek in Washington，on July 16，1943，as recorded by Soong See T V Soong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Box 62，File 11

谈判局势(4)

又如罗斯福在1943年8月转告宋子文，他如何苦口婆心地劝说丘吉尔接受中国为四强之一的地位：

邱吉尔曾一再坚持他的为难之处是中国没有稳定的政府。因此不能受到其他三国（英美俄）一样的待遇。我则告诉他，蒋和你我一样，都会死去。但是中国仍然存在。她可能南北分裂，或者国共分裂，中国仍然存在。我说中国有4 245亿人口，绝对会成为远东的强国。我们的伟大事业要成功，她便是一个必要的成员。Conversation between Rosseveelt and T V Soong，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Chang Kai shek in Washington，on August 30，1943，as recorded by Soong See T V Soong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Box 62，File 11

最后丘吉尔接受了罗斯福的意见，承认中国为四强之一。另外，罗斯福在1943年夏天与英国外相艾登会谈时也说过，他 希望中国在美国协助下，在五十年内，成为头等强国 。Telegram from T V Soong to Chiang Kai shek，dated August 17，1943，in T V Soong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

罗斯福不但对中国的国际地位表示乐观，也认为中国内部的演变有积极的一面。他在1943年8月30日与宋子文会谈时，听到宋说： 我们战后的国策，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倾向社会主义（意指民生主义）。 罗斯福接着便说： 我非常高兴听到这些话。因此，我希望以后再没有与八路军的战争。他们这些人都孕育着合理的社会主义与民主观念。你们可不要破坏他们的信念。 Quoted in Paul H Tai， Talents V Weakness:A Documentary Research on T V Soong in Washington in 1943， (a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T V Soong and Chinese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sponsored by the 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and Fudan University in Shanghai，in October 2006)，p 7

蒋与美国交涉时的第二个有利因素，是他的谈判方式。他在1940~1943年，任命宋子文为驻华盛顿全权代表。在这期间内，宋与美国军政领袖建立了极友好的关系，更与罗斯福维持密切友谊。在1943年3~9月间，宋与罗斯福至少面谈八次之多。这是华府外交场合中绝无仅有的事。蒋则坐镇重庆，以频繁的电报，遥控在华府的谈判，获得了几项重大成就。例如美国开始经济援华、建立驻重庆的美军代表团、成立飞虎航空队及率先取消不平等条约及领事裁判权等。

在宋卸任后，中美英在1943年11月举行开罗会议。会前蒋反复考虑有关议题，采取了以下立场。

谈判局势(5)

他坚持日本归还中国失土 东三省及台湾澎湖。关于琉球，他改变初衷，认为 琉球及台湾在我国历史地位不同。以琉球为一王国，其地位与朝鲜相等。故此次 琉球问题，决定不提 。（1943年11月15日）

关于赔偿问题，他表明自己 澹泊自得，无求于人 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 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此不仅使英美无所顾忌，而且使人所畏，以我乃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 （1943年11月17日）

在会议中，中国恢复失土的要求很快获得英美同意，东三省及台澎归还中国。琉球则由国际托管。至于赔偿问题，曾作为会议议题，但无决定。

蒋表示非常满意开罗会议的成果。他记述道：

此一会议乃余登外交舞台之第一幕也。民间以政治之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 结果乃能出于预期之上 东三省台澎失去后五十年或十二年，获英美共同声明归还 此何等大事 实为中外古今所未曾有之外交成功也。（1943年11月28日）

开罗会议可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最高峰。经此以后，双方关系突然发生变化，在1944~1945年间，跌到谷底。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贵遭受一连串的溃败，使美国军政领袖对蒋的领导能力丧失信心，同时对国共关系啧有烦言。这其中以史迪威事件，最能反映出恶化中的中美关系。

史迪威在1942年被任命为以蒋为统帅的中国战区参谋长。他与蒋在对日战略、国民党军队将领作战能力以及国共关系等方面发生争执。史迪威生性率直，言语尖刻。他曾电请罗斯福向蒋要求，由他统率包括中共军队在内的全部中国军队，以求改善战局，转败为胜。罗斯福答应所求，在1944年7月7日致蒋的电文中要求其交出兵权。

史迪威事件曾在事后经各方多次报道，毋庸赘言。但蒋的日记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情节，现选摘部分如下：

本月七日罗斯福来电，欲派史迪威指挥中国全部军队，并以一切租借物资置于史支配之下。其干涉中国内政之心，昭然若揭矣。（1944年7月7日）

美国帝国主义凶横竟有如此。此等大事，决不能迁就也。（1944年7月16日）

默祷上帝，赐我衡阳战事胜利。许以六十生辰，建立大铁十字架于南岳顶峰。（1944年7月25日）

美英皆欲孙科为傀儡之暗示与宣传，以美为甚。（1944年8月1日）

昨夜起床三次，祷告三次，挽救衡阳，使余不受羞耻也。（1944年8月8日）

衡阳失陷。（1944年8月10日）

雪耻。昨夜四时后，忽梦见猪猡四只，其背皆插入大刀一柄，且有一旗亦插入 忽醒，此乃忍痛负重之象。（1944年8月25日）

据报驻渝之美国军部通告美商早作撤退准备，恐不久重庆局势变动云。（1944年8月28日）

最后不得已时，应作辞去军政各职之准备。罗认余不会辞职，因而压迫，欲余为其傀儡。其不逼余辞职，则因其欲用中国陆军作战，则彼不必派一百万以上陆军来亚作战。余当以此心理，以定决心。（1944年8月29日）

随后，蒋进一步分析中美关系，他说：美以四强之位而示惠，使之不能 脱其藩篱，此乃盗虚名而受灾祸也 。果真如此，他 内不能制共 外随附人后 ，认为美之策略 无异于倭寇往昔者对我也 。但他深切了解 美国实有藉华制日之必要。即使败日以后，将来亦有藉华以制俄之必要。美国实不能无中国 。（1944年8月31日）

这是一针见血之论。蒋于10月初通知罗斯福，拒绝其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队统帅的要求。蒋随即接到罗斯福的复电，决定召回史迪威，而以蒋所建议的魏德迈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蒋以上对中美关系的研判，充分反映了他对美的基本策略：以未来的可能演变，作为争取美国支援现在中国的依据。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他让美国认识到中美并肩抗日之必要。虽然他在战场上一次次地失利，但他一次次地向美保证，如果美国加强援华，中国便会逐渐充实战力，最后获得胜利。于是美援源源而来，美国依赖中国愈来愈深。

谈判局势(6)

蒋的研判实际上也符合美国亚洲政策的历史趋势。美国在20世纪初叶成为太平洋一大强国之后，一直期望中国成为其牵制其他强权的主要力量。在1945年以前，这其他强权是日本，在这之后，就是苏联。虽然中共在1949年后与苏结盟，这并不否定美国原先对中国的期望。

意外的内政收获Hsiao ting Lin has done several path breaking studies on the Nationalists s penetration into the outer belt and inner belt of Chinese lands during wartime Much of the discussion in this section of the paper is inspired by his works，particularly the following: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 s Frontier，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1928-1949，Vancouver，Canada:UBC Press，2006; War or Stratagem?Reassessing China s Military Advance towards Tibet，1942-1943， The China Quarterly，Vol 186(2006)，pp 446-462; From Rimland to Heartland:Nationalist China s Geopolitics and Ethnopolitics in Central Asia，1937-1952，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March 2007，pp 52-75; A Journey to the West:The Nationalists and Modern China s Ethnopolitics (a book manuscript，2008)

在七七事变时，蒋直接管辖的区域，占中国面积三分之一，是以南京为中心的东部地带。其他占中国面积三分之二，形成一个大弧形的边远地带，为军阀所控制，或为列强势力范围。这个边远地带可分为三个区域：一是边境地区，包括东北、新疆、西藏及云南；二是中间地区，在边境区域与中原之间，包括青海、宁夏及西康；三是西南地区，包括四川、广西及贵州。

抗战开始以后，蒋交互利用战争及外交演变，在这一地带驱除军阀，排斥列强，以扩展其统治范围。他首先利用国民党军队西退之势，进入西南地区，建立抗战基地，巩固统治势力。至于边境地区，他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立即思索如何 乘世战之机，解决新疆与西藏问题 。（1944年12月29日）可是他第一个深入的边境地区，不是新疆或西藏，而是云南。

云南与越南及缅甸接壤，自1927年以来在龙云控制之下。龙表面听命南京，实则拒国军入境。1941年日本在越南集结重兵，作西攻之势，云南受到威胁。蒋即派中央军入滇，保卫疆土，龙无以拒绝。蒋记述道： 中央大军开入（云南首府）昆明。此举为安内攘外最要之一着。等尽数年之久，至今始得实现。此乃耐心与待机之效果也。 （1941年11月30日）

后来，日军进攻缅甸，如前所述，蒋派远征军入缅保印，以云南为集结及补充之基地，云南成为蒋统治区域。龙云则于1945年被蒋任命为有名无权的军事参议院院长。

谈判局势(7)

蒋随即关注新疆局势。自1933年以来，盛世才为新疆军政首长。与龙云一样，他也是表面听命国府，实际上依靠苏联，巩固其统治地位，接受苏援及顾问，甚至有传闻说盛于193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41年6月德军进攻苏联，长驱直入。苏联在危亡之际，无力过问新疆之事，盛见风转舵，驱除苏联顾问，输诚重庆。蒋利用时机，一方面将中央军胡宗南部调至比邻新疆的甘肃河西走廊，以挟制盛世才，另一方面陆续派遣包括宋美龄在内的军政要员赴新，与盛进行谈判，逐渐架空其势力，于1944年免除盛新疆主席之职务，调赴重庆。蒋对此事表示极端欣喜： 盛世才决于八日来渝。（此为）近月来最佳消息。上帝佑我，新疆归我。 （1944年8月2日）

至于如何在第三个边境地区 西藏 推展其势力，蒋则煞费周章。当日军在1942年攻占缅甸威胁印度时，也间接影响到西藏安全。蒋当即思虑如何加强与西藏关系。如前所述，他希望修建一条经西藏的中印通道，运送美国卸载于印度的援华物资。可是西藏地方当局因不拟介入中日战争，表示反对，甚至设立 外交 机构，故作 独立 姿态。

面逢西藏不友善之举动，蒋采外交军事双管齐下的行动，以求加强声势。他与英国进行谈判，藉其在藏之影响力，说服西藏地方当局，同意筑路。最终筑成一条骡马小道。

另外，蒋调动在青海宁夏的马家军以及西康之刘文辉部队，作攻击西藏之势，引起西藏及英国之震惊。丘吉尔放言西藏为 独立之国 ，责备蒋出兵之不当。丘吉尔的话引起英国与蒋关于西藏地位的严重争执。蒋坚持中国对西藏具有主权。英国反对蒋之意见。后来几经谈判，再加上罗斯福确认西藏为中国之一部分，此一争议得以消除。英国此后不再持西藏为 独立国家 之说。Lin， War or Stratagem? p 461

蒋调动部队，集结藏境的举动，并不是真正要进攻西藏，而是要表达中国为主权国的立场，同时希望借马家军及刘文辉部队向西藏推进时，由中央军填补在青海、宁夏及西康兵力空缺之地，进而统治这一中间地带。蒋的这一计划并未实现，但是他利用机会，在这一地区设立党政机构，并向马刘各军供应武器军需，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影响力。

蒋因应战争及国际演变，在中国的三个边远地区，扩展其统治范围。这其中，他借出兵保印之举轻获云南、乘德苏战争之际进取新疆为最突出之表现，都是他前所未料的收获。

两点评论

当抗战在1945年结束时，蒋完成了他外交任务的绝大部分：收复了他任内失去的东北及清廷丧失的台澎；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及领事裁判权。他更进一步，实现了所未期望的目标，提升贫弱的中国为四强之一。这些是他的外交成就。

但是，他终究败于疑忌多年的苏联。十二年的纵横捭阖，八年的坚苦抗战，阻止不了东北丧权和外蒙独立。在他从事外交的初期，误信国际正义可以压倒强权，依赖他国解决自己不能解决的争端，是费时无益、不切实际之举。他低估日本侵华企图与实力，误判珍珠港来临时日。这些是他失败之处。

如果就蒋的外交成败作一比较，我们当作何评估？蒋收复东北与台澎之举，阻遏了自清中叶以来中国多次割地赔款之颓势，此后再无丧失国土情事发生。这是中国现代史中的决定性转捩点。至于不平等条约与领事裁判权之废除，更是湔雪百年来两大国耻，实现了海内外华人共同愿望。而跻身四强之列，也是20世纪中国的一大创获。

关于东北丧权、外蒙独立之事，蒋在苏美英协同压力之下，作出让步，是无可奈何之事。况且蒋从未直接统治过东北外蒙两地。他所得者，前所未有；他所失者，既成史实。得多于失为明显事实。

至于蒋的外交失误，是受瞬息万变的国际风云所影响。其他政治领袖都可能犯同样错误。张伯伦不识绥靖政策足以助长纳粹凶焰，乃有慕尼黑之悲剧。罗斯福与日谈判，未定和战之策，以致有惨痛的珍珠港事件，都是明证。

因此，如果说蒋的成功远远超过他的失败，应是公允之言。

蒋的外交成功，当然也是亿万国人共同牺牲奋斗之结果。但是蒋的个人贡献不可忽略。

蒋以军人身份从事外交，却比专业人员更有突出的表现。他在日记中对曾任外交部长的王宠惠与郭泰祺以及驻美大使胡适，屡有烦言，认为他们 对其使命与任务成败，毫不在意 ； 毫无志气，更无国家观念 ； 官僚成性 。（1941年11月30日，12月6、8日）因此他在1941年底接长外交部，亲自主持谈判。只有顾维钧与宋子文的才干受他重视，但这两人主要分负英美方面之责，无统筹应对所有列强之力。蒋则综观全局，交互运用国际战和演变，机先采取行动，达成有利中国之局。

再说，蒋为弱国领袖，却有应对头等强国之能。他了解日苏之互惧、苏联两面作战之虑、英国保印之需及美国期望中国之殷，行合纵连横之策，用远交近攻之法，先后联盟苏英美，首先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再进而取得胜利。蒋的外交作为，实现了孙子兵法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的原则，也反驳了 弱国无外交 的传统观念。

最后值得注意是，蒋在抗战时花费在外交上的心思，远远超出一般人所想象。在1940~1943年间，他任命宋子文为其驻美代表时，与宋电文往来极为频繁，共达441件之多，平均5日两件。电文内容详细，涵盖军、政、经各层面，涉及中、美、英、日、苏等各国关系。现在这一大批文件，已由上海复旦大学整理出版。

蒋在日记中有关外交事务之记载也相当繁多，尤其是在抗战的后四年中，有关外交的记载，超出其他事务，包括军务在内。试举一例，可以看出蒋对外交事务的特别关注。他在1941年11月份的日记中，记述中美关系者，达25天之多。见张俊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力阻美日妥协之努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联合主办 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论文，北京，2008，第1页。

蒋的战时外交建树，或被历史湮没，或因国共争端而受忽视。在抗战结束以后将近三分之二世纪的今天，应该值得大家进一步的研究了。

一 不满与猜忌的产生(1)

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阶段性成果之一。

一 不满与猜忌的产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国，在中国走向政治大国的过程中，常常可以看到美国支持和提携的身影，中美由此建立了特殊而紧密的关系。对于抗战后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及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学界已有相当充分的研究。关于战时中美关系，除了外交史及中美关系史的通史性著作中有若干论述外，专著亦相当丰富，如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 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王淇：《从中立到结盟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 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 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陈永祥：《宋子文与美援外交，1931~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对战时中美关系亦有相当篇幅的论述。相关的学术论文则不计其数。然而，在中美成为亲密盟友的背后，却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阅读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日记，便会感到，抗战后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多重面相，既有合作与提携，也有冲突与猜忌，远比人们所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其严重性亦大大超过以往人们的认识。尽管蒋介石日记在叙事的连续性上有所局限，不能展现事件发展的全貌，但作为战时外交的最高决策者的内心独白，它对我们了解若干事件背后的真实动机无疑大有裨益。本文不拟赘述抗战后期中美关系发展的全貌，而试图从蒋介石所思所想着眼，探讨这一时期中美间的实际信任度，考察蒋介石对美国信任感的逐渐流失。

1944年，由于美国压迫中国出动远征军及提出史迪威指挥权的要求，中美之间发生了较大冲突。而在此之前，从促成中国跻身世界四大国行列领衔签署26国宣言、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坚持中国列名莫斯科宣言，到邀请中国参加开罗峰会，美国对中国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扶持。因此，一般认为，从珍珠港事件到1943年开罗会议时，尽管中美之间也有一些摩擦，但中美关系无疑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美好时期。这一结论总的来说是不错的，但细读蒋介石日记便会发现，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在愉快合作的外表下，在那些洋溢着感谢之词的报刊文章及政府间文电的背后，蒋介石对美国的不满及猜忌早已产生，其程度亦颇令人吃惊。这些不满构成了日后中美冲突的基础。

这一时期，美国在欧亚战略选择上对中国的轻视，是蒋介石不满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实，这一不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便已产生。蒋介石起初对盟国将在远东采取重大军事行动持乐观态度，认为虽然英美目前在远东遇挫， 但在世界整个局势与远东战事最后结果言，必可因此转祸为福，以英美此后不能不集中全力，先解决远东之倭寇 。《蒋介石日记》，1941年12月10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以下所引蒋日记出处同此，故从略。所谓 转祸为福 ，即是蒋以常理推论，因珍珠港事件卷入战争的美国，将会集重兵于太平洋，力求首先击败日本。然而，蒋介石不久便发现，美国并不愿在太平洋上投入过多兵力。美国在欧亚战略优先选择、租借物资分配及联合参谋长会议组成等问题上的举措，均不如中国此前所想象。尽管美国是因受到日本的攻击而参战的，但仍把德国作为应最先击败的敌人，奉行欧洲优先的战略；中国所获得的物资援助远远低于美国给英国和苏联的援助；中国所呼吁成立的盟国远东联合军事指挥机构也迟迟未能成立，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实际上起着盟军参谋部的作用，中国则被排除于联合参谋长会议之外。

一 不满与猜忌的产生(2)

在战争爆发的当月，即1941年12月，蒋介石便在日记中写下对美英的不满。时应蒋介石的要求，中、美、英三国将领在重庆召开了联合军事会议。但此次会议上，英美并未接受中方有关联合军事行动的建议，无意在远东展开重大军事行动。对于这一会议，蒋在日记中记曰： 三国军事会议中，可说受尽英美代表对我之轻侮。 《蒋介石日记》，1941年12月27日， 上星期反省录 。一周后，蒋又写道： 受尽英美人员之侮蔑，而以严正应之，不稍委屈，亦未有如本周之甚也。 《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3日， 上星期反省录 。

国民政府力图改变美英先欧后亚的战略。蒋介石日记中对此有较多记载： 英美战略思想，以大西洋为主太平洋为从之观念，以及保守为主进取为从之习性，应使之彻底改变，尤其使美国全力注重太平洋解决日本为第一要旨也。 《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7日。蒋介石甚至把促使美国改变先欧后亚的战略，作为国民政府的一项最重要的外交工作： 改变美国战略先解决太平洋倭寇之运动，非仅自救亦为救世也，应积极进行，此为我国最要之政策。 《蒋介石日记》，1942年7月4日。

对于中国未能加入联合参谋长会议，蒋介石甚感中国受到英美的轻视，在1942年1月的反省录中指出， 美英对于整个战局与太平洋战局仍无具体整个之组织，而惟其美英两国有关之战事乃有联合参部之组织，对于我国则摒诸列外，此于英美有何利益。即其期居领导地位，亦不能令我在组织之外也。 蒋介石猜测，可能是因为俄国不愿加入联合参谋组织，不愿受英美的领导，故英美也将中国排除于联合参谋组织之外，以此示好俄国，而待俄国愿意加入时，则再邀中国加入。蒋表示， 如此轻蔑我国，可谓异甚，应严加质问 。《蒋介石日记》，1943年1月， 本月反省录 。

1942年9月7日，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将全球战争分为俄国战区、太平洋战区、地中海和中东战区、欧洲战区这四大战区，表示尽管 不同的人迫切要求我们把兵力集中在这四个地区的这一个或那一个 ，但 我们不会忽视这四大战区里的任何一个 。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第375~376页。罗斯福讲话中未提及中国战区（也许已将其包括在太平洋战区中，但其讲话中论述的皆是海洋作战）。蒋在日记中叹曰： 本日见罗斯福炉边播音，惟未提及中国战区，是其不加重视我中国更显然矣。 《蒋介石日记》，1942年9月9日。

蒋介石一直认为，美国战略受英国影响太大，英国在外交上老谋深算，而美国则毫无心机，欧洲优先的战略便是英国牵着美国走。有关英美关系的此类论断，蒋日记中屡见不鲜。战争爆发后不久，丘吉尔于1942年1月间访美。蒋在日记中分析说，丘吉尔此次亲访华盛顿，其目的便在要求美国主力集中大西洋而放弃太平洋决战， 而美国政府对此种最大关键，漫无方针，一任英国之玩弄，可危极矣 。《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20日。一年之后，蒋仍是如此认识。1943年1月，美英首脑在北非卡萨布兰卡会晤，决定英美战略仍以欧战为主。得此信息后，蒋介石写道， 可说此次会议又是罗斯福失败，而所成功者乃丘吉尔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1月27日。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中国仍无法改变美英欧洲优先的战略。蒋介石虽把轻视亚洲与中国的主要责任归诸丘吉尔，但也逐渐对罗斯福支持中国的诚意及魄力产生了怀疑。蒋介石感到， 对美所行，颇以罗斯福魄力不足缺乏诚意为念 此时我国只求于实际无损，战后能恢复台湾、东三省、外蒙，则其他外来虚荣皆可不以为意也。 并颇有些无奈地写道： 英美待我如此不诚无信，使我不必为其所牵累，此乃吾国之利而并无损害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1月29、28日。

一 不满与猜忌的产生(3)

此外，蒋介石对美国支持中国的动机也逐渐产生了怀疑，认为美国对中国只是利用而已。此时，宋美龄正在访美。宋与美国朝野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呼吁美国重视中国战场，加强对中国的援助，但其收效在蒋看来甚为有限。1943年2月，蒋写道： 余妻访问白宫以后，美国对我政策惟有利用而毫无补助诚意乃可断言。 蒋介石甚至认为，美国的政策 专以中国为牺牲品也 ，并表示 从此对于国际政策应再加检讨 ，似乎有对以往的联美政策加以改变的意味。当然，这应只是蒋的意气之言，蒋介石也知道，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并无其他可行的选择。蒋继续写道： 除联美政策之外，亦无其他较妥之途径，务不忘只借其声势之道，其他本无实际作用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2月， 本月反省录 。

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冲突，亦对中美关系有相当的损害作用。关于史蒋冲突的缘由及过程已有诸多研究，本文不必详述。最新的研究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与史迪威事件 战时中美之间的严重冲突》，《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解读》，山西出版集团，2008。但史蒋冲突的影响不只限于史蒋个人关系的恶化，更重要的是透过观察史迪威及围绕着史迪威问题与华盛顿方面展开的交涉，蒋介石对美国的观感恶化，不信任感逐渐升高。1942年5月，因缅甸作战问题与史迪威已发生龃龉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今而及知此所谓同盟与互助皆为虚妄之语，美国亦不能外此例乎 。《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 本月反省录 。从史迪威及其周围的人身上，蒋介石看到了美国援华缺少诚意， 美国军事代表团大部皆自私自大之徒 ， 美国来华军官团员与史蒂华（即史迪威）对我军官与军事之报告，皆极轻视且力加污蔑，故其政府对我国军之心理亦完全变更，对我接济亦甚冷淡，思之愤痛 ， 史蒂华之愚拙，其言行之虚妄，可谓无人格已极，而美国政府对我国之援助一无诚意，不过点缀敷衍，于其言行所流露者亦可大白。中国之痛苦几乎无一友邦有诚意可恃也。 《蒋介石日记》，1942年6月7、11日，7月3日。

为调解史蒋矛盾，罗斯福派居里来华。但居里的表现亦不能令蒋满意，反而让蒋看到，美国政府的政策在总体上与史迪威并无大的差异，而更觉失望。蒋记曰： 近日与居里谈话，更觉西人皆视华为次等民族，无不心存欺侮，可以进一步压迫乃必压迫不止。美国所谓道义与平等为号召，实其心理与方法无异于英国之所谓，不过其人民精神与自由思想或较英国为进步耳。 《蒋介石日记》，1942年7月25日， 上星期反省录 。居里离华后，蒋总结道： 国际间只有势利与强权，而无道义与公理可言，更无诚信可恃 此次居里来华可明察罗斯福以及美国军部决无中国军队中国战区在其心目之中也，能不奋勉乎。 《蒋介石日记》，1942年8月8日。

在对美国的不满日积月累的同时，蒋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也产生了怀疑，认为美国有称霸远东的企图，担心日后强大起来的中国将会与其争夺亚洲的领导权。为此，蒋介石数次公开表示，中国并无领导亚洲的企图。1942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阐述中国的外交方针，一方面表示， 我们不仅要对本国负责任，也应对世界负责任 ，对于世界战后秩序的再造，中国将 与联盟各国共同负起解放全世界人类的大责任 ；同时表示， 我们中国为亚洲最大最古之国，但我们决不要侈言什么 领导亚洲 ， 我们对于世界，对于亚洲，就只有尽我义务，承担责任，毫不存有任何权利自私的观念 。《对于国民参政员的期望》（1942年10月3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9，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第353页。对于这一外交政策宣示所引起的反应，蒋颇为满意。在1942年日记的年度总反省录中，蒋如此写道： 余在参政会宣布外交方针，否认我国有领导特权，提出经济管制物价方案，国际与国内对政府之心理同时转变，同声赞誉。

一 不满与猜忌的产生(4)

1942年11月17日，蒋介石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专文，表示 最近有中国将为亚洲领导者之论，一若不成器的日本的衣钵行将传于我国，中国年来历受压迫，对亚洲沉沦的国家自表无限的同情，但对此种国家的自由与平等，我辈只有责任，并无权利，我辈否认将为领导者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第237页。美国舆论对蒋介石的这一专文给予肯定。蒋对此颇为关注，他的解读是： 自余否认领导亚洲政策在美报发表以后，英美对我心理与观念全变，皆一直表示好意，而纽约时报则自认其美英对华有在战后建立平衡力量不使中国在亚洲独自强大成为世界新威胁之意。余可知美国对我之防范顾忌总不亚于英国，而子文昔以为美国无此顾忌，是其太不懂美国对（我国与）太平洋独霸之政策矣，而其来华之军官，对中国之轻视与把持之状态更可知矣。 《蒋介石日记》，1942年11月， 本月反省录 。

此后，美国援华战略上出现了史迪威与陈纳德的陆空战略优先之争。蒋介石支持陈纳德，希望美国提供大规模的飞机援助，并增强中国空军力量。但是，美国未能满足蒋介石的要求。对此，蒋介石并不只是像以往研究者常常提及的，即从美国轻视中国战场的角度去考虑，而是想到了人们未加注意的另一方面，即美国对中国的猜忌。蒋认为美国是不想看到中国的强大而不愿提供飞机， 美国不愿我有独立之空军，不助我建立空军，其在现时甚恐我有空军，则我中国战区不能受其控制，其在战后必期以空军控制整个太平洋及其西岸之陆上，而其用心之险昭然若揭。如果若此，则罗斯福政策必贻害美国矣。 《蒋介石日记》，1943年3月3日。

当时蒋介石避免与美国发生可能的战略竞争，或避免使美国误认为中国有意与美国竞争的想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国防重心的确定。尽管中美在实力上存在着较大差距，但为避免今后与美国在东亚及西太平洋出现竞争关系，蒋介石确定中国国防的发展重心在陆防。开罗会议前，蒋介石认真地思考了今后中国国防之重心，得出的结论是： （1）以大陆为国防之基础；（2）西北为国防之重心，故对海防与海军应取守势，并与美国共同合作，且避免与美有军事竞争之趋向。 蒋认为，中国是大陆国家，发展方向不在海上，既不能与美国竞争，亦无竞争之必要， 此在我立国大计基本之方针，应首先决定。故今后国防方针与国际政策，必须与美积极合作及互助，万不可与作海洋竞争。 蒋介石并设想中美合作，共同确保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 余意在太平洋方面，中国负陆空军之责，而美负海空军之责。如美国能同意于此，则东方和平或可无虑乎。 《蒋介石日记》，1943年12月7日。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蒋介石虽然认为美国有称霸东亚之心，并时有批评，但他并不反对美国在东亚及世界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且愿意担当美国追随者的角色， 惟美国马首是瞻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2年6月2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以下简称《战时外交》）（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1981，第156页。1943年4月，在蒋介石与熊式辉的一次谈话中，熊对美国颇有微词，但蒋并不赞同。蒋认为， 彼对美国之观察，多带感情与主观之言 。蒋分析了美国政策与国际未来情势，表示 以吾国卅年之内不特不怕美国称霸东亚，而且惟恐其不称霸东亚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4月16日。蒋介石不担心美国称霸，固有对美国奉行反对殖民主义政策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此时对美国的信任尚存。

二 开罗峰会的背后(1)

开罗会议无疑是战时一次极为重要的盟国首脑会议，中国在这次会议上大有收获。中国以大国身份参与了对战时及战后世界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并获会议确认战后将收回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学界对这一会议已有充分肯定，有学者将开罗会议称为战时中国外交的顶峰。积极参与这样一个重要的首脑会议，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无疑是极为有益的。在以往公开的文件中，人们看到的是蒋对首脑会晤的热情，如 多年以来，中即期望能与阁下聚首共商互有利益之各种问题 。《蒋介石致罗斯福电》（1942年7月7日），《战时外交》（3），第492页。在人们的认知中，正渴望成为政治大国且从未有过与大国首脑会晤经历的中国，期待参加将决定中国与世界走向的开罗首脑会议，是再正常不过的。人们对此不会产生怀疑。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战时外交》中收有一封1943年6月7日蒋介石致宋子文电，其中蒋表示，在苏联未与日本公开决裂之前，中国参加四首脑会谈，恐将使斯大林感觉不便。因此，美英俄三国首脑可先行会谈，蒋甚愿有另一机会与罗单独会谈。《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3年6月7日），《战时外交》（3），第491页。如果只从该电的文字上看，蒋还是愿意参加四国首脑会谈的，只是担心苏联不愿，故有所谦辞而已。

然而，蒋介石日记却表明，此电只是托词而已。顾虑斯大林不愿与中国首脑会面固是原因之一，但却并不是蒋不愿参加首脑会谈的真正原因。蒋在发出此电的前一天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罗斯福约余与其三国领袖会晤，并谓余先数日与之单独接洽，然后再开四头会议，余以为余之参加不过为其陪衬，最多获得有名无实四头之一之虚荣，于实际毫无意义，故决计谢绝，不愿为人作嫁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6月6日。在该周反省录中，蒋再次写道： 余不愿领受此虚名，亦不愿领其人情，故决谢绝。 《蒋介石日记》，1943年6月6日， 上星期反省录 。可见，蒋不愿出席峰会，是觉得中国在这样的会议上不会受到平等待遇，或不能分享真正的决策权，故不愿做敬陪末座的小角色。

6月下旬，罗斯福在与宋美龄的谈话及通过史迪威向中国官方提出的正式文电中分别表示，他与蒋介石的会晤甚为重要，两人可于华盛顿与重庆之间寻一中途地点会面。蒋复电表示同意，并提议时间应在9月之后。此后，罗斯福又提出，双方是否可在阿拉斯加会晤。蒋介石顾虑到往返途中将飞经苏联，他如不先晤斯大林，恐对中苏关系有不利影响，故提议改地会晤。

8月中旬，霍普金斯向宋子文提出，如果两国首脑不能在他地会晤，是否可请蒋介石来华盛顿访晤。对于这一访美建议，蒋似乎并不热心。在蒋的考量中，颇有把双方会晤地点与荣誉及地位挂钩的意思。蒋在8月21日日记中写道： 霍普金斯总想余到华盛顿亲访罗斯福以提高其地位，此乃霍卑陋之见。 蒋复电宋子文，令其对霍氏要求坚决拒绝。《蒋介石日记》，1943年8月21日。这里，会晤地点的重要性显然被过于放大，出访国的首脑被赋予了某种屈尊往访的意味，而坐地受访则似乎意味着地位的尊崇。实际上，此前同为盟国首脑的丘吉尔已数次访美，罗斯福并无回访，丘吉尔也并未在意。蒋介石对会晤地点如此关注，显示了一种对平等地位的强烈敏感，这一敏感因此前与美国交往中屡遭轻视而产生而加强。或许，其中还有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一丝影响。

与此同时，罗斯福也在争取与斯大林的会晤。由于苏联未对日宣战，不愿参加讨论对日作战问题的会议即不愿与蒋同会，故美英苏三国将另有一首脑会晤。罗斯福初时设想，将在美英苏三国首脑会晤后再与蒋会晤。蒋对会晤时间亦颇为敏感，认为在三国首脑会后再举行罗蒋会晤有遭轻视的意味，故迟迟不答复罗斯福会晤之约。蒋认为， 默察国际大势，俄国与美英决无根本合作之可能。所谓罗邱史会议亦等于空谈而已。罗约余待彼与邱史会谈后相晤，何其轻华至此。余甚愿无相晤之机，故始终未向之约晤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10月7日。

二 开罗峰会的背后(2)

此后，罗斯福又产生了分别举行两个三国首脑会议的想法，提议与蒋及丘吉尔在北非会晤。此时，美英苏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谈。在美国的坚持下，中国得以列为莫斯科宣言的签署国，10月底四国签署宣言。莫斯科宣言标志着中国四强地位的进一步明确，此举对蒋介石的委屈与不满颇有舒解，使其对美观感有所改善，感到罗斯福对中国还是大力提携的。对出席首脑会谈之事，蒋也渐显积极态度。蒋在10月31日表示， 接罗斯福电，约下月中旬在埃及相晤，余实无意为此。然却之不恭，故犹豫甚为不安。 《蒋介石日记》，1943年10月31日。罗斯福在10月28、29日及11月1日接连来电，邀蒋与会。蒋介石逐渐感到罗斯福确有扶助中国的诚意，遂于11月2日复电罗斯福，同意参加开罗会议。蒋在该周的反省录中写道： 上月杪罗斯福总统连来三电，其诚挚有加无已，殊为可感。此乃对蒙巴顿及史迪威各事之处置允当，令罗知感，所以对余能更进一步之认识，使之助华之热忱顿增。此次我国参加四国宣言，完全由其全力所促成，而彼自亦以此获得极大之成功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7日， 上星期反省录 。

由是可知，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并不像以往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积极，甚至也不像一般文件所显现的那样积极。基于以往被轻视的经历而对参会持消极态度的蒋介石，似乎是被罗斯福推着走向首脑会晤的。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对开罗会议的准备及开罗会议中的会晤也采取了低姿态而不是积极进取的方针，担心过于积极会给美英造成中国利用首脑会议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印象而遭到轻视。蒋在11月13日记述了即将出席开罗会议的方针，表示 此次与罗邱会谈，本无所求无所予之精神与之开诚交换军事、政治、经济之各种意见，勿存一毫得失之见则几矣 。《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13日。

11月17日，蒋介石再次确认了不主动提出为中国争利益提案的方针： 余此去与罗、邱会谈，应以澹泊自得、无求于人为惟一方针，总使不辱其身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此不仅使英、美无所顾忌，而且使之畏敬，以我乃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17日。

基于这一方针，中国在开罗会议前的提案准备及会议的晤谈中均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如关于香港问题，中方原曾准备在会上提出此事，但经反复考虑后，蒋介石决定搁置不谈，并决定所有有关中英之间的争端问题不在开罗会议上提起。蒋在拟定与丘吉尔谈话的议题时，决定 除与中美英有共同关系之问题外，皆以不谈为宜，如美国从中谈及港九问题、西藏问题、南洋华侨待遇问题等，则照既定原则应之。但不与之争执，如其不能同意，暂作悬案 。《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15日。在会前的提案中，原先曾提出的 收复琉球 的要求最终被修改。会议过程中，当罗斯福主动提出琉球问题时，蒋介石也表示了克制态度，表示琉球 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 。关于战后对日占领问题，罗斯福提议，应以中国军队为主体，但蒋介石表示 此应由美国主持，如需要中国派兵协助亦可 。《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23日。关于国民政府对琉球问题的态度变化，参见拙作《大国意识与大国作为》，《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低姿态，显然与中美之间的互信不足有关联。在述及回避罗斯福提出琉球问题的原因时，蒋表示，如此做是 一以安美国之心 。而对于战后驻军日本问题，蒋认为，罗斯福 坚主由中国为主体，此其有深意存也。余亦未便明白表示可否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23日。蒋介石似乎怀疑美国提出这些问题的诚意，担心美国是在探询中国对战后处置的胃口，不愿引起美国对中国的疑虑。

二 开罗峰会的背后(3)

当然，对于事关中国基本主权的重大问题，中国在开罗会议上还是采取了坚定的方针。如关于中国收回东北及台澎领土的问题，英国曾主张，只要声明日本放弃这些领土即可，不必明言归还中国。但中方强烈反对，指出 如不明言归还中国，则吾联合国家共同作战，反对侵略之目标，太不明显 ，明确表示对于英方的主张 碍难接受 。《开罗会议日志》（1943年11月），《战时外交》（3），第531页。在中方的坚持下，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须将窃取于中国的东北与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开罗会议上与罗斯福的直接接触，使蒋对罗斯福的好感大增，多次谈及罗斯福援助中国的诚意。在11月23日与罗斯福长谈后的当晚，蒋介石记曰： 甚觉其（罗斯福）对华之诚挚精神决非浮泛之政治家所能及也。 11月27日，蒋介石对霍普金斯表示： 此次世界大战，如非罗之政策与精神，决不能有今日之优势，英与俄皆无法挽救，故余惟佩其人格之伟大也。 并认为， 以罗斯福此之言行及其国民一般之言论与精神，确有协助我中国造成独立与平等地位之诚意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27、30日。

开罗会议上中美会谈的顺利及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多少有些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蒋介石对会议的结果比较满意。蒋在11月27日的日记中称，开罗会议 以政治之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然皆获得相当成就。自信日后更有优美之效果也 。并表示，开罗会议的结果 出于预期之上 。蒋还颇为自得地写道： 东三省与台湾澎湖岛，为已失去五十年或十二年以上之领土，而能获得美英共同声明归还我国，而且承认朝鲜于战后独立自由，此何等大事，此何等提案，何等希望，而今竟能发表于三国共同声明之中，实为中外古今所未曾有之外交成功也。 在12月的反省录中，蒋再次表示： 开罗会议公报如期发表，军民精神为之一振，此乃为国家百年来外交上最大之成功，又为胜利重要之保障，是卅年苦斗之初效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12月， 本月反省录 。

三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1)

但开罗会议后蒋介石对美国及罗斯福的好感并未能维持多久，不久，中美关系便出现了新的风波。中美之间的冲突起因于缅甸反攻作战，美国强力压迫蒋介石出动驻扎在云南的远征军，最后甚至要求蒋介石交出实际军事指挥权。对于这一冲突的发展及其直接原因，学术界已经有相当充分的研究，本文不必赘述。本文要探讨的是，除了人们常常指出的国家主权、战略差异等中美间的冲突及史蒋个性的因素外，中国的内政因素也是影响这一事件、激化中美矛盾的重要因素。

中共问题是抗战后期蒋介石的一块心病，中共的发展壮大引起蒋的极大不安。美国对中共的态度是蒋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美国试图与中共发生关系的任何举动，都会引起蒋的猜忌。1944年春，美国企图说服蒋介石同意其向中共控制地区派遣观察员，以便从事华北地区军事情报的搜集工作。对此，蒋视为美国将与中共调整关系的信号，并认为美国将会以此形成对国民政府的牵制。蒋认为， 美国必期派员视察延安，实则联络共党，以为牵制我中央政府之计也，其心用甚险，余惟以照理力拒而已。 《蒋介石日记》，1944年3月24日。这样的用词，在此前的日记中是不多见的。

1944年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一再表示了美国对国共问题的关切，并最终促使蒋介石同意美军向延安派出观察组。蒋在7月6日的日记中叹曰： 呜呼，二十年来共匪与俄国合以谋我，已不胜其痛苦，而今复即英美亦与共匪沆瀣一气，是世界帝国主义皆向余一人围攻矣。 《蒋介石日记》，1944年7月6日。

7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赋予史迪威指挥在华所有中国军队及美国军队的权力。蒋深感威胁，指出美国此举 是其必期统治亚洲干涉中国内政之心昭然若揭矣 。《蒋介石日记》，1944年7月7日。7月15日，罗斯福再电催促。对于罗斯福的这一举动，蒋介石甚为愤怒，其日记中的指责用词前所未有地升调。蒋表示， 敌军之深入无足为虑，而盟军友邦之压迫，其难熬实难名状。抗战局势至今，受美国如此之威胁，实为梦想所不及，而美国帝国主义之凶横竟有如此之甚者，更为意料所不及。彼既不允我有一犹豫之时间，必期强派史迪威为中国战区之统帅，以统制我国。此何等事，如余不从其意，则将断绝我接济或撤退其空军与驻华之总部。不惟使我孤立，而且诱敌深入，以图中国之速亡，此计甚毒。 《蒋介石日记》，1944年7月16日。此后，蒋日记中充斥着对美国的失望与指责，如 今日与盟国共同作战所受之压迫与黑暗，实为十三年以来未有之恶凶境也 ，《蒋介石日记》，1944年8月26日。等等。

在中美因滇西出兵及指挥权问题发生冲突的同时，中国国内也正发生着重大的政治风潮，即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展开，并在1944年4、5 月间进入高潮。这一运动与美国及国民党内的开明派均有联系。这使蒋介石产生了美国欲倒蒋而另行扶植他人的联想，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蒋处理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的态度。

在蒋对美国产生猜疑之际，有一个人被卷了进来，他就是孙科。在民主宪政运动兴起后，国民党内的一些开明派作出了呼应，孙科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历来对蒋集权统治有所不满的孙科，在各种场合表现出对实施宪政的支持，言辞较少顾忌。孙科时任立法院长，又有着先总理之子的光环，其言论分量自是不同于一般人。他的坦率言论，引起了蒋的极大不满与猜忌。蒋在日记中写道， 孙科在各处煽动，以 民主 口号企图摇荡人心，打击现局，而若干中委亦随声附和，反对现状，形势汹涌，如有大祸之临头者 。《蒋介石日记》，1944年4月29日。

蒋介石认为孙科有夺权的野心。5月14日，孙科在宪政座谈会上发表了支持尽快实施宪政的意见。蒋对此大为不快，指责孙科 诋毁政府无微不至 ，认为 其用意在夺取国府主席后与共党合组政府，以俄国为其后台老板，巩固其卖国地位。此人实汪逆之不若也 。《蒋介石日记》，1944年5月15日。在该月的反省录中他再次写道： 内部孙科之猖狂谋叛益急 人心之不测，在此期间，孰为诚伪孰为忠奸，更得进一步之认识。 《蒋介石日记》，1944年5月， 本月反省录 。

三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2)

然而，孙科此时似乎还不知道蒋介石对其猜忌已重。在7月3日与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艾切森会面时，孙科通报了不久前他与蒋介石之间进行的一次 非常坦率的谈话 。在谈话中，孙科向蒋指出，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以拯救时局。首先必须整顿中国军队，为了使军队具有战斗力，必须使其摆脱过时的只考虑个人利益的中国将领的指挥，而置于美国军官的指挥之下，这些美国军官在缅甸作战中已经显示出他们能够领导中国军队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孙科对蒋表示，美国对中国有三大期望：积极作战、民主化及与美英俄都保持良好关系。美国真诚地期望中国既民主又统一强盛。孙科还指出，中国无法对日积极作战的原因之一是国共对立，它束缚住了30万中央军精锐部队，也束缚住了大批的中共军队，这些中共军队过去在对日作战中曾打得很好。而且这种局面对建立良好的中苏关系也是一大障碍，只要这种对立状况存在下去，就难以指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因为苏联日后在东北和华北对日军的进攻将会要求中共的配合。孙科还对蒋说，他并不认为中共想将中国共产化或想统治中国。孙科对艾切森表示，蒋介石习惯于个人决断，很少听取左右的意见，而其亲信中也没人敢与之坦率交谈，但他的这次谈话，已经对蒋产生了一些影响，蒋将会调整一些想法和政策。The Ambassado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4，1944，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4，Vol 6(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7)，pp 113-115 孙科与蒋介石之间的这次谈话，目前尚未看到相关中文文献的记载。显然，孙科的估计是太过乐观了。孙科所提出的让美国军官指挥中国军队及予中共军队好评并试图发挥其作用的想法，都直接碰到了蒋介石的痛处，但孙科尚不自知。

孙科一般被归于亲苏派，这类人士在国民政府中势力单薄，原不足为惧。然而，随着史迪威事件的发展，蒋对美国的怀疑日重，认为孙科已成为美国中意的目标。在前述7月3日的谈话中，艾切森提出建议，期望在蒋的领导下，联合各党派，成立军事委员会或类似机构，共同承担领导军事行动的责任，以拯救国家。艾切森认为，蒋如果这样做，其作为中国领导人的声望在国内和国外都将得到加强。孙科对此表示赞同。The Ambassado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4，1944，FRUS，1944， Vol 6，pp 116-117 然而，对于美方与孙科的这些接触，蒋介石却另有想法。他感到，孙科已成为苏联与美国皆能满意的人物： 美英俄皆期以孙科为傀儡之暗示与宣传逐渐发现，而以美为最甚。 《蒋介石日记》，1944年8月1日。

蒋介石认为，美国在军事上要以史迪威取而代之，在政治上则要以孙科取而代之，这样中国便会完全由美国摆布。蒋介石日记中屡屡有如下记载： 最近内外形势之压力日甚一日，尤以美国在精神上无形之压迫更甚，彼必期强余无条件与共党妥协，又期余接受其以史迪威总司令，此皆于情于理不能忍受之事，又以其暗示孙科为余代替之人，帝国主义之面目全露，其意非使中国为其附庸不可。

三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3)

《蒋介石日记》，1944年8月6日。蒋甚至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已超过正发动战争的日本， 为史迪威事及美国对余态势时用寒心，今日之患不在倭寇而在盟邦矣 ， 此种恶意宣传及证之罗之态度，似其已决心有非速谋倒蒋不可之势 ， 国防会议中受孙科等踞慢之恶态，阅共匪荒谬骄横之复电，皆为十年来未有之耻辱。处境至此悲惨已极，今日环境，全世界恶劣势力已联络一气来逼迫我侮辱我，似乎地狱张开了口要等待吞吃我。 《蒋介石日记》，1944年8月17、28日，9月2日。

即使是此时对史蒋之争激化尚不知内情的中国共产党，也明显地感觉到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趋势。中共中央在1944年7月的一份文件中指出： 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腐化达于极点，酝酿着极大危机，孙科、宋子文、于右任及许多国民党党员均不满蒋及其集团的死硬政策，各中间党派及川滇等省地方实力派更加不满。如果日本继续向内地作深入进攻，重庆可能发生重大事变。 《关于时局近况的通知》（1944年7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第283页。这一局外人的预感，真的是颇为敏锐。

参加民主宪政运动的人们积极寻求美国的支持，呼吁美国压迫国民政府进行改革。美国扮演了民主促进者的角色。1944年9月9日，美国国务院指示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Gauss），要求他向蒋介石转告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如下看法： 我们十分希望中国人民在一个强有力的并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宽容精神的政府领导下，开发和利用他们所有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以继续进行战争并建立持久的民主和平。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Sept 9，1944，FRUS，1944，Vol 6，1967，p 568 9月15日，即在中共代表正式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主张的当天，高斯拜访了蒋介石，谈论建立联合军事委员会或类似机构的问题。蒋介石显然不愿讨论这类问题，很快把话题转到国民参政会上，并明确表示改变政府结构 不是在目前应该做的事 。高斯则提醒说， 国民参政会纯粹是一个咨询机构 ，建议成立一个有其他政党和集团的军政领导人参加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以使各主要党派都能参与目前的危机解决并分担责任，这一委员会应该 有权有责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 16，1944，FRUS，1944，Vol 6，pp 573-574 对此，蒋在当月的反省录中记曰： 高斯15日来见 令人心寒。 《蒋介石日记》，1944年9月， 本月反省录 。

国民党内的开明派以及对蒋不满的各方人士对民主宪政运动纷纷表现出积极态度。对此，蒋介石甚为愤怒。9月28日，吴忠信在赴任新疆主席前向蒋辞行时，对孙科提出批评，称孙依附外力，左右逢源，一面依附中共与所有左派以迎合俄国之欢心，一面以民主口号勾结美国，而美国亦暗示有助彼继政之意。蒋深有同感，在当天日记中愤言： 凡所有内外反动与不满余者皆怂恿其倒余，而彼亦莫名其妙，自以为其势已成，各种恶劣形态无不毕现矣。尤以西山会议派居正、邹鲁与武汉时代之汪奸派于右任等，皆投机动摇，表示其颜色，此种反动叛逆，终不能望其改变本心也。若非有此次经历，亦万不料人心之险恶与卑劣至于此极也。 《蒋介石日记》，1944年9月28日。

蒋介石认为，民主活动分子及孙科等人是要借外力来推翻自己： 国人知识分子反动派全以外力之趋以定其对本国政府之向背，此种洋奴根性决不能一时脱除，固无足怪。而本党之主要分子，如孙科邹鲁等竟比一般反动分子洋奴性更为深重。

三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4)

此种借外力以图谋夺取政权，不问其国家前途之险恶如何，而一意以下井投石幸灾乐祸之心临之。余若消极自馁，则若辈必各以其俄美英之外力背景作基础，以作其卖国灭党之勾当。为祸之烈，岂啻汉奸汪兆铭对倭愿为其附庸而已哉。 蒋表示对此不能容忍，认为 此种恶奴根性非彻底铲除不可 。《蒋介石日记》，1944年9月29日。

在下定决心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之后，对于国民党内出现的不同声音，尤其是那些旧时政敌的举动，蒋介石决定改变以往有所容忍的方针。他在9月底的日记中写道： 外援美罗之态度变更，以及党中凡有旧日反动嫌隙者皆渐露其声色，岂止孙科一人而已矣。反动之终为反动，嫌怨之终为嫌怨，无法泯除，是又为我一最大经历矣。此后对党事之处理，不能不变更向来包涵无我之方针乎。 《蒋介石日记》，1944年9月30日， 上星期反省录 。

蒋介石决定对孙科等采取行动。在10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蒋发起反击，严厉地批评了孙科。而孙科却似乎有意避免与蒋发生正面的冲突，未有任何表示。据蒋日记载，他对孙科 痛加训斥，彼或自知其罪恶，始终低头沉默，不敢正视，亦未发言 余信本日常会必于党内动摇分子知所畏摄而镇定乎。 《蒋介石日记》，1944年10月1日。会后，蒋又让王宠惠、吴铁城找孙科谈话，说明利害， 警告孙科改变恶劣态度 ，并采取了肃清孙科左右之人的处置办法。《蒋介石日记》，1944年10月7日， 上星期反省录 。

以往很少人注意到的是，在史蒋冲突激化的过程中，面临来自美方的强大压力，蒋介石曾一度考虑辞职。蒋的这一意图在以往著述中较少提及。或许有人是出于为尊者讳，以免有损蒋介石作为维护国权的负责任的领导人形象；也或许只是由于蒋并未将其意图付诸实施，这一心理历程在蒋日记公开之前不能为外人所知。

据蒋介石日记记载，8月28日蒋午夜醒来后，便 辗转不能成眠，考虑对美外交以后之艰难与不堪忍受之情势 。29日继续考虑此事，想到 最后至不得已时应作辞去军政各职之准备 。蒋介石分析， 美罗必以为余不能亦不肯辞职，因之对余压迫无所顾忌，且期利用余为傀儡，故其对日战争未了之前亦不想逼余辞职下野，以其非利用中国陆军作战则彼美必期自派一百万以上陆军来东亚作战牺牲也。 蒋认为美国目前对华政策包含以下五点： (1)利用余为傀儡；(2)牺牲中国陆军；(3)以中国为其幌子，为其工具；(4)压迫余就范，非俯首听命不可；（5）在对日战争未了以前不期余辞职卸责。余当以此研讨究竟，以定决心。 《蒋介石日记》，1944年8月29日。简单说来，蒋对美国的判断有两层：一是美国需要中国和他本人；二是美国认为他不会辞职。因此，美国对他会多方逼迫无忌。从这个角度考虑，他的出乎美国意料的辞职必将使美国陷入困境。

8月30日，蒋介石继续研究辞职的可行性。他分析了提出辞职后可能引起的美方的反应，认为有鄙视而置之不理、幡然悔悟而诚意合作及暂作静观三种可能性： 甲、以中国民族无坚定性，不堪其压迫且以鄙劣视之，或以为余对其示威，不愿与美合作之表示，彼则置之不理；乙、以余辞职以后，中国中心失所为对日作战一大不利，不得不对余转变其已往压迫之态势，而以中国为不可侮，中国自有中国之人格与立场，彼或从此觉悟，再与余诚意之合作；丙、暂作静观，并思利用孙科等为其傀儡，待至中国军事、政治更为削弱非余无可维持，彼亦觉不能不有余非余不可者时，而其再谋与余合作，以收拾对日时局。 《蒋介石日记》，1944年8月30日。

最终，对蒋辞职的考虑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国内因素。蒋介石在31日的日记中从以下十个方面考虑了宣布辞职后可能引起的国内政局的变动： 甲、国际利用孙科等为傀儡；乙、孙科及其联共亲俄政策之实行；丙、受俄共之煽惑（政治社会）一发而不可收拾；丁、敌寇乘隙积极进攻，军事不可收拾；戊、滇康川晋各军阀通敌通共谋倒中央，使割据复活；己、中央军军心涣散，从此一蹶不可复振；庚、共匪对教育界与青年之煽乱，使社会骚动不安；辛、让内部扰乱引起各盟邦干涉内政；壬、美国军阀与英俄政府利用此机分化中国，使余不能再起而统一中国；癸、川康滇军阀乘机割据破坏统一，后方动摇，或引敌深入。

三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5)

总之，蒋担心在美英苏等国际背景的支持下，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会趁乱而起，局面将不可收拾。由此，蒋表示 以上十虑，不能不再四研讨 。经过反复思考，蒋似乎终于放弃了辞职的念头： 五日来对美对共问题深为愤慨，切思只有以辞职一途方能脱离近日国际之束缚，以为打开今后行动自由之计。本日总以为此举于国家前途太险，渐思转变。 《蒋介石日记》，1944年8月1日。

在史迪威事件中，蒋不是没有考虑过对美退让，但是，对内政的考虑使蒋又多了一层顾虑。蒋介石认为， 美国对余党内已策动分化作用，如果此次撤史交涉彼即使一时让步，而此后将继续策动，必期倒余而后快也。党内老腐与恶劣者似已沆瀣一气进行其叛乱工作。 《蒋介石日记》，1944年9月， 本月反省录 。或许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些内部因素的存在，如果只是单纯的军事指挥权之争，蒋介石并非毫无让步的可能。倘若史迪威事件仅仅涉及主权问题或作战方略问题，事情便要简单得多。然而，军事指挥权问题与政治问题挂上了钩，且在蒋的政治领导正处于广泛质疑的情况下，蒋怎么能放心军权旁落呢？蒋介石当然明白，军队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抗日军事，它必然牵涉到政治权力的稳固。正是这些超出军事范围的各种因素的综合考虑，在相当程度上促使蒋介石采取了对美坚持对抗的方针。

余论： 流失的信任犹如覆水难收

史迪威事件以美国的退让而告终。史迪威被召回后，中美关系有所缓和。毕竟，中美关系是双方在战略上都有所企求的极为重要的双边关系。1945年1月，美国撤回史迪威的得力助手窦恩（Frank Dorn）。蒋将此视为美国善意的展现， 此人为史迪威手下第一骄横侮华之人。美竟撤去，则其援华之诚意又进一步矣 ， 美国对我之表示，其政策似已完全改变其去年史迪威时期之恶劣态势，而表示其援助之诚意 此乃新年之最足自慰 。当然，对于美国是否就此改变，可以完全信任，蒋没有把握，但他对中美关系的长远前景还是抱有信心。他写道， 其是否有独占中国之心理，犹难断定，然余不以为惧，以美国政策不能永久不变，而其立国精神，决非如英俄专以侵略统制为主义也 。《蒋介石日记》，1945年1月5日；7日， 上星期反省录 。

然而，疑忌一旦形成，信任一旦破坏，要恢复以前曾有的信任度绝非易事。而一旦有事发生，疑忌便会很容易表现出来。此后，中美关系虽没有大的冲突发生，但一有风吹草动便会使蒋介石对美国的不信任冒出头来。

如关于租借物资的分配，美国认为这是它作为物资提供者的基本权利。即使在史迪威去职后，美国仍然牢牢地把物资分配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按照美方的计划分配给美方认为会积极配合其对日作战的部队。美国先后向龙云、薛岳等人的部队提供了武器。蒋对此深为不快，认为美国此举意在 削弱我中央力量 昨夜深思环境，险恶已极，彼等狡计，防不胜防 ，美国 对于我军到处以供给武器为诱惑之饵，必使我国内部分裂与我军人媚外叛命而后快 。《蒋介石日记》，1944年12月3、18日。

蒋介石认为，美国掌控物资分配权有三大危害： 对武器不交我政府统一接收而由其对我各军自由支配，以武器引诱我军重外轻内，实施其破坏我统一，操纵我内政之张本。凡此三者，皆足以致我国之败亡也，应切实研究防制之。 《蒋介石日记》，1944年12月22日。1945年1月，魏德迈向蒋正式提出备忘录，表示中国租借案物资归其管理支配。蒋很失望， 可知美国政策仍未改变也。今日心神甚为苦闷。 《蒋介石日记》，1945年1月14日。

三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6)

1945年2月召开的美英苏雅尔塔会议则使中美互信更为降低。罗斯福背着中国在会上与苏联达成侵犯中国主权的协议，会后又在很长的时期内不将会情通报中国，这不能不使蒋介石对罗斯福仅存的信任丧失殆尽。会议尚在进行之时，蒋介石便对该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罗邱史会议宣言尚未发表，未知其结果究竟如何。惟此会于我国之影响必大，罗或不致与英俄协以谋我乎。 《蒋介石日记》，1945年2月10日， 上星期反省录 。尽管三国对有损中国的秘密协议秘而不宣，但蒋已对雅尔塔会议所预示的国际发展态势表现出相当担忧， 美英俄三国领袖黑海会议宣言发表后，世界未来之局势仍陷入于此次大战前即第一次大战后之历史称霸与竞争之覆辙。呜呼，未知人类何日得有光明与安息 ， 罗邱史三头会议之结果，已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祸因。美罗犹借此作其外交胜利之宣传，抑何可笑。 《蒋介石日记》，1945年2月17日；2月， 本月反省录 。

后来，在中苏谈判时苏联提出过分要求，中国希望美国施以援手，但美总统杜鲁门复电称， 余曾请阁下执行雅尔塔协定，但余未曾请阁下作超过雅尔塔会议之让步 。蒋对此盛怒，认为美方此电 可说侮辱已极。余对雅尔塔会议并未承认，并未参加，毫无责任，何有执行之义务。彼诚视中国为附庸矣。 蒋甚至认为 美国外交之无中心无方针无礼仪如此，殊甚危险，应重加考虑 。《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28日， 上星期反省录 。

与美国关系的疏远及两国互信的缺失，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的战后对日政策。国民政府 以德报怨 的战后对日处置方针，无疑主要是从中日关系的角度来考虑的。中国以长远的眼光来处置战后事宜，希望避免冤冤相报，以形成长久的和平局面。此点毋庸置疑。但在这其中，是否还有其他的考虑呢？一份在1944年便提出了 以德报怨，化敌为友 的对日政策的文件，对提出这一政策的理由有如下说明： 日本为美国控制并非我国之福，削弱而独立的日本对于我国，相当于荷比，甚至法国，之对于英国，有缓冲美国对我经济及政治压力之作用。因此，对日和约适可而止，使其对我悔、愧、感、敬。以德报怨，化敌为友，既足以表示我传统的泱泱大国之风，且能获得世界文化上精神上之领导权，以与美国之经济领导权相对抗。 沙学浚：《战后我国外交基本政策》，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对联合国外交》014卷：08A/01503。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国民政府以后采取以德报怨政策，其主要原因是基于对美关系的考虑。但作为影响因素之一，应是可备参考的。

抗战时期，中美建立了特殊的战略盟友关系，空前紧密。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战后的考虑中，中美都在对方的对外关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然而，中美之间的互信却在短短的几年中消磨流失。尽管彼此在战略上互有需要，甚至是别无选择的需要，但双方的信任却严重缺失，这在国际关系史上可说是构成了一种奇特景观。

一 戴笠与国民党要员阶层的关系(1)

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与一般的国家情报机构有一根本的不同点，这就是他们是一个政党的党属情报组织，更确切地说在本质上它是为蒋介石政治集团服务的特务组织。戴笠与他的军统局因其工作性质及其作为所决定，除了在社会上名声不佳外，在国民党内也是一个不受多数人欢迎的对象。提起戴笠和军统局，人人多存恐惧，唯恐躲避不及，即使是一般得宠于蒋介石的派系，多亦对戴笠敬而远之，生怕惹上麻烦。当然，其中也有与戴关系密切者，以及自恃权势对其不买账者。而戴笠本人，虽然个性张狂，但他平时也很注意努力与党内各派系大员特别是蒋介石的亲密左右搞好关系，以为自己和军统局铺垫前程创造方便。但在对付党内政敌方面，戴笠是毫不留情的。对戴笠及其军统局在国民党内的人际关系进行研究，可以有助于民国人物与政治活动研究的深化。这一课题内容涉及面较广，且缺少档案可资利用，本文根据所掌握的有关资料，先行初探，敬请指正。

一戴笠与国民党要员阶层的关系

戴笠及其军统局在国民党内人际关系首要的公关对象是蒋介石的家人与亲戚。对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戴笠深知其重要性，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财力来极力攀附，以便获得蒋的内助的支持，得到她多方面的庇护。戴笠平时在宋美龄面前表现得十分恭敬，并不时送些贵重礼品以维系良好的关系。1928年6月，第十二军军长、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获得了大量的珍宝。在国内舆论的强烈压力下，南京政府下令调查捕捉罪犯。孙殿英为了逃脱法办，把盗来珍宝中的最好的部分，通过戴笠送给了包括宋美龄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物。李继星主编《戴笠传》，敦煌文艺出版社，1993，第266页。在戴与中统徐恩曾的争斗中，有若干告徐的密报，就是通过宋美龄的渠道送给蒋介石的。

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试论戴笠在国民党内的人际关系因蒋宋的关系，戴笠对宋美龄是不敢冒犯的。1930年代初，宋庆龄在上海公开坚持孙中山路线，反对蒋介石的政策，同情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对这位 国母 大姨子仇恨至极而又不敢公然加害。戴笠奉命对宋庆龄严加监视，并邮寄子弹等加以恐吓。但戴笠对宋庆龄的企图引起了宋美龄的警惕，她严厉警告戴笠不许对其姐下手，否则唯他是问，戴笠这才不敢造次。这件事说明了戴笠对宋美龄的敬畏，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是符合蒋介石的意图，他也不敢去做了。李继星主编《戴笠传》，第127页。

在与蒋介石的亲戚关系方面，戴笠与孔祥熙、宋子文的关系有所不同。孔宋二人，身为蒋的连襟与妻舅，又前后执掌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涉足外交，是各方都欲巴结的对象，戴笠与军统自然不会例外。

宋子文早年为蒋介石理财，他本对戴笠并无好感，但1931年7月他到上海时，在车站被反蒋的王亚樵刺伤，秘书身亡。戴笠为他提供了保护，并卖力地追捕凶手，给宋子文留下了较好的印象，两人的关系从此改善。其后，宋子文对军统一直比较友善，曾给予财政上的支持。后来，宋子文因内战经费拨付事宜与蒋发生冲突，被免职远走海外。在宋子文居美期间，戴笠与其保持比较频繁的通信联络，并向宋提供他所关心的各种情报，同时托宋运用其关系为军统局在美国军政界办事。

在戴宋的来往电文中，戴笠为宋子文回国出掌外交或财政大权出谋献策。如在1942年元旦的去电中，戴笠向宋报告了蒋介石视察外交部和人事变动的情况，并提议军统与外交部合办训练班，广招大学生，以培养外交人才，暴露出军统插手外交的野心。《戴笠致萧勃电》（1942年1月1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Box No：43，Folder ID：2。以下简称 胡佛研究院 ，并直接标注箱、卷号。在这个月的戴宋通电中，戴笠还向宋报告了张学良做盲肠手术的情况、后方各大学倒孔运动 的发展等宋子文关心的事宜。

一 戴笠与国民党要员阶层的关系(2)

《戴笠致萧勃电》（1942年1月14日），胡佛研究院：43-2。8月间的电文中，戴笠又报告了新疆军阀盛世才反共投蒋情况、蒋介石视察西北、外交部所办训练班进展等，并托宋在美为军统代购无线电台、手枪及别克车。9月电文中，戴又谈到军统对美合作的 顺利进行 ，以及他对美方海军代表梅乐斯中校 其人颇热诚 的良好印象，并告知梅乐斯在印度遇刺受伤情形；他请求宋子文对美交涉，将对华情报工作统交由梅乐斯 统一指挥 ，与他合作进行，要求美方充分供给他无线电器材、手枪、轻机关枪、特种手榴弹等，并派爆破、技术人员来华支援军统工作；戴笠还报告说他的对英情报合作已停止， 英方无诚意合作，器材既不能作相当之供给，特务又不能公开教授，且在我国内各战区藉合作名义自由活动，搜集情报，实违反合作协定，故奉委座命令中止进行。 戴笠提醒宋子文说英国特工负责人约瑟克 现在华府有所活动，此人鄙视我国与我绝无好感，乞公注意。 《戴笠致宋子文电》（1942年1月14日），胡佛研究院：43-4。

戴笠还指示军统人员、驻美大使馆武官萧勃对中美情报合作等事宜 应时时请示宋部长多予指示 。《戴笠致萧勃电》（1942年1月14日）胡佛研究院：43-2。最后连戴笠与美方的合作协议都是由宋子文代为签字的。《戴笠致宋子文来往电》（1942年1月14日），胡佛研究院：44-2。这些史料说明当时戴宋关系之密切。

在蒋介石的亲属圈中，他的连襟孔祥熙与戴笠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孔祥熙接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对戴笠及其军统采取比较疏远和抑制的方针。特别是抗战时期的1942年3月，军统局曾在侦破孔祥熙宠信的 爱将 、中信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受贿案中，大大地得罪了 孔财神 ，被孔走了亲戚后门，告到宋美龄处，于是蒋介石对戴笠先挺后贬，使他吃了大亏。因此，戴笠与孔结下了怨恨，但他拿这位 皇亲 也无可奈何。后来，在孔祥熙与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商人奥迪南（Audient）共做一笔经云南运河内的烟土生意时，为防止云南王龙云截获，找军统帮忙，戴笠为他负责运输和交货，双方关系有所改善。夏晋熊：《在孔祥熙官邸的见闻》，《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1942年宋子文自美归国， 戴氏时正为某权要（指孔）所扼 ，良雄：《戴笠传》（下），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第512页。因过去受过戴笠的 破案 之恩，宋子文对戴与军统自然不同。后来，宋子文在香港私产广东银行的经理邓惟仁，于香港沦陷后被日本人捉去，迫使他回重庆充当 和平使者 。军统人员知晓后，于宋的公馆内将邓逮捕。戴笠想卖人情给宋，极力化大事为小，而孔祥熙插手，将邓移交军法部门处死。宋子文对此极为不满，最后直到搞清楚是广东银行内部人员向孔告的密，这才与戴笠释嫌。良雄：《戴笠传》（下），第512页。

在蒋介石的亲属圈以外，戴笠对于蒋介石的亲信，一贯持拉拢态度，竭力巴结以求左右逢源，但也有 走眼 和被 忽悠 的时候。如抗战时期，蒋介石的 文胆 、考试院长戴季陶的副官，一次手持戴的名片找到兼任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的沈醉，说戴的客厅中一个古玩瓷瓶被偷，要沈快速破案。沈醉唯恐得罪戴季陶，立即派了干员去调查，结论是内部作案或副官自己捣鬼。这种案子是说不清的，沈醉与手下商量后决定给副官一笔钱，不了了之。后来，沈醉奉戴笠之命去戴季陶府上请他题字，为套近乎，他在戴面前提起古瓷瓶案，想讨好一下，但戴季陶指着桌上说：这个瓶子一直放在这里，从来没有丢过呀。随即找副官来问，他支吾其词说早上不见过，中午又有了。沈醉这时才知道可能被人 忽悠 了。但无论如何，戴笠及其军统局对蒋介石身边的人是不敢轻易得罪的。李炎锠：《民国官场笑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184~185页。

一 戴笠与国民党要员阶层的关系(3)

戴笠对军事力量的向往是一贯的，他认为力量的扩张必须靠武力来支撑，因此十分注意结交蒋系亲信武将，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其中胡宗南、汤恩伯等人与戴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对陈诚，虽然或有争斗，但在戴的苦心经营下，总体保持了友好关系的局面。

关于陈诚与戴笠的关系，在国民党内素有 两雄不并立 之说。陈诚得宠于蒋介石，拥兵自重，傲藐于世；而戴笠亦恃蒋之威，以气自豪。两人难免发生争斗。特别是抗战爆发以后，戴笠大力发展军统武装，在敌后拥有数万 忠义救国军 ，包揽战地情报工作。陈诚对此极为不满： 军政部将取消若干游杂部队，如忠义军之类，某战区情报单位，将取代军统局。 戴笠闻此，以为他二人如果火并，将两败俱伤，于是决定主动向陈诚示好。1943年底他致电驻美武官萧勃说： 辞修（陈诚）先生为现任高级将领中不要钱肯苦干者，吾人自应多多接近，余对辞修先生素甚钦仰，弟可与伯羽先生言也。 良雄：《戴笠传》（下），第511页；《戴雨农先生全集》（下），台北， 国际部情报局 编印，第855页。他想通过陈诚亲戚谭伯羽的关系，化解矛盾。这种 曲线拍马 ，表明了戴笠的苦心钻营，也的确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陈戴二人得以和平相处。戴笠死后，陈诚给予他较高的评价。

戴笠与胡宗南的关系则更是非同一般。早在戴笠还在杭州流浪的时候，他就结识了胡宗南，后来在黄埔军校，他们又在 孙文主义学会 中有了共事的经历。胡宗南为戴笠搜集情报提供帮助。戴笠得到胡向蒋介石的推荐，独立门户搞情报工作后，胡宗南已在军队中带兵，他曾为戴提供过许多物质资助，戴笠对其十分感激。后来他们在抗日与反共作战中也曾有过许多合作经历，互相帮助，戴笠对有关胡的情报一概亲自过问，隐恶扬善，二人在蒋介石面前互为对方捧场。戴胡之间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和合作历史。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是胡宗南力促戴笠前往西安 保驾 ，让戴笠立下功劳。戴笠说，双十二事变，我敢于飞入虎穴，下定决心，关键在于宗南的来电。沈醉、文强：《戴笠其人》，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212页。1943年戴笠与胡宗南、汤恩伯在洛阳有过一次秘密会面，三人结下了政治联盟，胡宗南为此写过一首《盟誓诗》，发誓要 危舟此时共扶持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第212页。即使是在私生活方面，也不分彼此。胡宗南与家乡的结发妻子分手后长期独居，直到1947年，戴笠把自己的情人、军统女将叶霞翟介绍给他，使胡甚为满意。戴笠死后，胡宗南深感悲痛，决定与叶正式结婚，作为对戴的纪念。据说1962年胡宗南在台湾死后下葬时还穿着戴笠送给他的已经千疮百孔的毛衣。戴笠说过：琴斋是有恩于我的。《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2辑，解放军出版社，1988，第389页。这句话说明了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戴胡二人在特军两界互为照顾，收到了特殊的效果。

至于对蒋介石的另一位宠将汤恩伯，戴笠则是在共同的反共行动中与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抗战时期，汤恩伯盘踞中原，控制后方与沦陷区的交通要道，并直接担负对付中共的任务。戴笠与他合作，对延安进行特务活动，企图 派进去 、 拉出来 ，进行分化瓦解。另外，戴笠主管缉私与战时货运，他与日伪间的货物来往运输车队也得到了汤的武装保护。1942年汤恩伯策反了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抓捕了80多名中共与民主人士，移交给军统，戴笠据此扩大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活动，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在策反汪伪军将领方面，二人也有合作，如先后收买过汪伪军政部长鲍文樾、绥靖公署主任庞炳勋、伪新五军军长孙殿英等。因此戴笠曾说：汤长官与我配合得很妙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第216页。戴笠死后，汤恩伯还为其主持了追悼会。

一 戴笠与国民党要员阶层的关系(4)

除了蒋介石的亲信将领，戴笠还因一时的特殊需要，与孙殿英、周佛海等不同类型的军政实力人物结拜过盟兄弟。但在实际上，戴笠并不会器重他的这些 兄弟 ，不过是一时利用而已。但他的手段足以使这些人对他感激涕零。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了与华北宋哲元争夺地方将领，戴笠在武汉密见 冀北民军司令 孙殿英，两人结拜。戴笠向孙夸下海口，从此蒋介石可做他的靠山，孙殿英感激得倒地而拜，口称： 这回雨农兄引我见到了新爹娘，走上了正道，从此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 而戴笠却对派去监视孙部的文强说： 孙殿英善变多诈 派你去担任这项艰巨的任务，我才放心。 文强：《孙殿英投敌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64辑，第120页。

在协助蒋介石对付政敌方面，戴笠与军统也是煞费苦心地暗地里做了许多工作，其中包括处理与各方关系的种种努力。1932年秋，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与蒋介石因 训政时期约法 问题产生分歧，公开闹翻，胡汉民避居上海转赴广东。戴笠暗中在沪为其准备了寓所，还派人沿途暗中保护监视。戴笠声称他是怕有人加害于胡而 增加政府困难 ，他 身为干部，当为领袖分劳，亦当为之分忧 。良雄：《戴笠传》（下），第505页。当然，戴笠此举也是为了日后蒋胡一旦和解为蒋预留退路。如此的用心，自然深得蒋介石的赞许。但胡汉民对戴笠的组织乃至蒋介石的所有特务机关都不买账，且公开批评蒋介石重用特务，斥之为法西斯化的产物。

在国民党内，汪精卫派系一直是一股非蒋势力，经常与蒋介石争斗。他们反对蒋介石在党和政府内组织个人小团体。汪精卫在抗战初起之时，曾以蒋的全国团结号召为武器，反制于蒋介石，当面逼迫他解散了复兴社、力行社。所以大凡国民党内在政治上不受蒋重用的人，很多自然向汪靠拢，其中包括如丁默邨这样的特工界高级干部，后来都叛蒋而投汪了，而军统、中统组织对这些人的监视干涉，也是促成其叛蒋的原因之一。如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少将处长罗君强原系汪派人物，1938年，他在武汉结识了一名孔姓交际花，与之同居，并欲与其妻离婚。到重庆后，他整天深夜不归，军统刺探罗的私生活情况后报告给蒋介石，蒋下手令查办。于是，罗决定离蒋而去，经昆明、越南转香港，随即参加了汪伪政权。韩文宁：《自诩为一条恶狗的罗君强》，《钟山风雨》2003年第3期，第42页。汪精卫逃出重庆后，军统局在河内、上海、南京对他的不断追杀，也是使他彻底与蒋介石决裂投向日本的促进剂。此后，汪精卫与戴笠的军统更是水火不容，拼命厮杀。

二 戴笠军统与地方派系首领的关系

如果说对于蒋介石集团内的大员戴笠还是以拉拢为主的话，那么，他和军统对于与蒋介石惯存异心的地方派系首领与军阀则免不了明暗的斗争与较量，其态度立场全然以维护蒋介石的利益为准绳。

在与晋系军阀阎锡山的关系方面，阎锡山把持山西地盘，一贯防范和严禁南京政府的党政军特势力渗入。戴笠告知特务处的部下，在晋活动要极其小心， 力求精简严密 ，避免与阎锡山势力接触， 以免误会 。但阎锡山仍然对戴的部下毫不客气，先有军统冀察绥区李果谌所组织的游击武装被阎解散，后发展到军统西北区临汾组人员全部被阎的手下杨贞吉抓住活埋，只有组长李希纯一人逃脱。戴笠对此大怒，质问之下，阎锡山竟佯装不知推脱干净，戴笠对此也无可奈何。良雄：《戴笠传》（下），第513~514页。

在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对戴笠的组织也拒不合作。戴笠的 中美合作所 看中华北的战略地位，在此设立了第四训练班。傅作义要收归己有，戴笠不允。于是该班所遇困难重重。戴笠说：这些年来，我对傅宜生帮过多次忙，想不到他对我的工作，一再破坏。后来直到1945年3月，戴笠为战后反共做准备，与梅乐斯同赴绥远陕坝视察第四训练班，与傅作义面谈多次，矛盾仍未化解。良雄：《戴笠传》（下），第517页。

此外，戴笠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四川军阀、西北军、东北军首领等的关系都比较紧张。这些实力派人物，虽与戴笠个人有各种的关系，如李宗仁是戴的老师辈黄埔校务委员，冯玉祥更是他的长辈人物，但他们对戴笠军统都很讨厌，常常是争斗较量，更谈不上合作与友好了。他们之间是立场与政治利益所决定的不可调和的关系。

虽然戴笠在国民党内呼风唤雨，又拉又打，但是仍然免不了树大招风，他的军统局不时也会遇到不怕死的对头，吃过几次明亏。除了中统局一帮人对他们不买账，时常斗法外，一些老资格的国民党人，依仗自己的资历，对戴笠及其部下的飞扬跋扈从不满到斗争，甚至刀兵相见。陈仪与军统的恶斗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详后）。

三 戴笠与陈立夫的复杂关系

在戴笠与国民党各方的关系中，最难处理的就要算他与CC派首领同时又是中统特务机构的创立者陈立夫的关系了。俗语云同行是冤家。共同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戴笠与陈立夫之间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关系，他们不可能走向友好。但在双方关系上，陈立夫是以柔克刚，而戴笠则表现出强硬态度。

当戴笠以向蒋介石告发黄埔同学中的20余名共产党员而发迹时，陈立夫已是蒋介石集团中的干将，以后又控制了国民党的党务系统，在党内形成了CC派政治派系。戴笠的 密查组 、 特务处 成立后，因未正名，只能纳入陈立夫主管的国民党系统特务组织之下，但他一直在蒋介石的庇护下独立工作，并不听从陈立夫的指挥，因此两人是貌合神离。中统与军统两个特务组织，从其雏形时代就互相争斗，戴陈关系也相应紧张。

随着戴笠的组织越来越大，手下干将也越来越多，但因特务工作的特性，这些军统骨干，很少具有相应学历与资历，依惯例，他们都无法获得将官军衔。陈立夫以组织系统的主管，对戴笠尚且长期贬压为一少将，其手下想通过铨叙审核而得少将以上军衔，简直难上加难。但戴笠却有办法另辟途径，他每每亲自给蒋介石写报告，得蒋的特批而任命了许多中将级特务。1941年时，少将戴笠手下就有15位中将级特务在为他效力，少将更多，仅是戴笠同乡江山籍的军统少将就有14位，其中除周伟龙、王蒲臣、连谋三人外，都没得到陈立夫的认可。于是，军统局就自制纯金梅花的将军服，自封自佩，陈立夫拿他也无可奈何。

随着戴笠军统势力的恶性膨胀，渗透到军事、交通、物资、缉私等各方面，权力之大，今非昔比，陈立夫为自己利益计，也想与他缓和关系，并为此做了努力。抗战中，陈立夫曾有一次派手下左曙天到军统局重庆枣子岚垭的 漱庐 机关，找到与他交好的军统大将王蒲臣，要一份军统局科长以上官员名单，说陈立夫代表中统，要大请客，搞一次中统与军统的联欢会。王蒲臣赶紧报告给戴笠，但几次催办都无结果。最后，戴笠找来为王蒲臣送报告的王绍谦秘书，大骂一顿，说： 他陈立夫要请客，跟我姓戴的有什么相干？我没有批就是不同意嘛！他陈立夫企图掌握我们高中级人员名单，竟然耍了这样的花招，我们是不会上当的。你告诉王蒲臣，让他转告左曙天：在抗战期间，我们双方的人员，要尽量避免接触。

陈立夫的一番热心，就这样被满怀防备敌意的戴笠拒绝了。

1944年5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二中全会，以陈立夫之兄陈果夫为中央组织部长，准备召开国民党六大，蒋介石提名戴笠为中央委员候选人，但戴笠为了避免被二陈 修理 难堪，决定拒绝参选，理由是不求争名夺利，他把名额让给了唐纵。当然，背后的真实缘由是不能明讲的，戴笠借此又给自己 贴金 ： 伟大，对这两个字的解释很多。对我们来说，就是 有功让给人家，有过自己担当。 要以德报怨，推己及人。民国34年，中央开会（指国民党六全大会 引者注）选举中央委员，领袖蒋校长提名要我当中央委员，我坚辞不就。后来经领袖同意，我推举唐纵为中委。我为什么坚辞不就，就是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一个革命者。我们必须知道，一个人生存于宇宙间，最有意义的事，莫过于获得荣誉，只有荣誉，才是最高尚的。否则的话，无声无臭，不识不知，何异于禽兽？ 《戴笠自述》，载申元《江山戴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第96~97页。

上述二事，说明了戴笠对陈立夫的成见和防范是多么深。但陈立夫还算不记前怨，戴笠死后他送了挽联，两年后，他还为戴母送过贺寿礼。参见申元《戴笠轶事》，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第77~80页。

四 陈仪与军统的交恶(1)

陈仪，字公洽，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在国民党内是老资格的党人。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曾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反蒋的福建事变失败后，陈仪被委为福建省主席，奉蒋介石之命，要尽快稳定地方。蒋介石一直很器重陈仪，而陈也因其资历，在国民党内常摆老资格，不把戴笠之类人物放在眼中。

当时军统局闽北站站长张超，深受戴笠的器重，也是军统要人毛人凤的密友。张超是福建长泰县人，身材高大，他的公开职务是福建省保安处谍报组组长，后来升为福建站副站长，成为军统局重要干部。陈仪任福建省主席后，张超自恃戴笠的权势，不把这位主席放在眼里，暗中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自成体系，对陈仪和省当局的工作，不仅不予配合，而且时常捣乱。这不能不引起陈仪对张超的防备和注意。

抗战开始后，陈仪公开要求 地方官吏应与地方共存亡，弃土不守者，不论是谁，格杀勿论！ 这个声明赢得了百姓的拥护。但金门县县长邝汉公然抗命，日军尚未登陆，邝汉便率先逃跑。为了严明法纪，陈仪下令将邝汉逮捕，公开枪决示众。枪决前，有人提醒陈仪说：邝汉是戴笠军统的人，按惯例，军统局的人只能由他们自己处理，其他任何机关都不能逮捕，更不宜公开枪决示众。此事是否先征求一下戴笠的意见?陈仪听了正色回答：弃土不守是滔天大罪，本主席自有处分之权，何须同戴笠商量?此事毋庸再议，枪决马上实行！邝汉被正法以后，张超对陈仪更加不满，他指使《福州日报》主编闵佛九，撰写发表了《邝案鸣冤》一文，诡称邝汉被杀系因 浙人主闽，杀人立威 所致，把矛头直指浙江籍的陈仪。陈仪看后，严令调查幕后指挥者。此后陈仪与福建的军统势力关系越来越僵。

其后，张超不仅不自我收敛，反而制造新的事端，对陈仪实行报复，他指使手下特务，将陈仪的心腹、政和县县长谢荫波暗害，激起了陈仪的愤怒。军统福建站站长严灵峰见张超已无法继续在福建省立足，便将情况报告戴笠，戴下令张超办理交接手续，立即离闽赴沪，出任上海敌占区行动队长。张超接令后，认为自己可以在临走前大闹一场，给陈仪一点颜色看看，出出心中之气。于是，他指使特务到处张贴传单，揭发陈仪有 十大罪状 ，特别是其中有一条说陈仪的妻子古月芬是日本人，陈仪与日本勾搭，有汉奸之嫌，号召福建人民行动起来，驱逐陈仪，实行 闽人治闽 。陈仪实在无法继续忍受，便下令福建省保安处长兼福州警察局长李进德将张超逮捕。为避免戴笠闻讯后走上层路线营救张超，陈仪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手段，报请蒋介石同意后，随即将张予以枪决。

张超被处决前，严灵峰料到陈仪决不会轻饶张超，连忙化名金筠，向戴笠发出十万火急的密电，请求戴笠采取营救措施。当时，军统局机关已从南京迁到汉口法租界巴黎街85号。戴笠看到电报，连忙提笔给蒋介石写呈文，恳请校长电令陈仪将张超解到武汉处置。戴将呈文带在身边，亲自到武昌珞珈山蒋介石官邸晋见。蒋看罢呈文，便下令陈仪刀下留人，把张超押解武汉。不料，电令发出时，张超已被陈仪处死。

戴笠、毛人凤听到张超死讯，大怒失色，无地自容，从此发誓要进行报复。他们密商结果，准备把杀死张超的责任，全部压在李进德头上，要蒋介石同意惩办李进德，给陈仪一次打击。戴笠又一次出马，请求蒋介石电令陈仪用专机把李进德押解武汉，交军统局审问惩处，并做了相应的布置，派人等在机场，准备一俟李进德走下飞机，即予扣押。

谁知陈仪更为老谋深算，他对蒋的命令自然不得不执行，但考虑到与戴笠斗法，首先要保护好李进德的安全，才不至于被动。于是，陈仪在押送李进德的专机起飞前，亲自打电话给国民党元老何应钦和张群，请何应钦准时派专车到飞机场，把李进德送到张群官邸，再请张群带李进德去见蒋介石，让李进德把张超在福建反陈仪、鼓吹 闽人治闽 的罪证，向蒋和盘托出，以争取主动。

四 陈仪与军统的交恶(2)

就这样，李进德下了飞机后便坐上了何应钦派来的专车，特务们眼看着李乘上专车得意而去，只得据实向戴笠报告。李进德随张群进入蒋介石官邸后，向他作了汇报，并把张超在福建发展地方势力、开展反陈仪活动的标语传单等罪证摆在蒋的面前。蒋介石当然不能允许再搞地方实力主义，他了解情况后，立即把戴笠叫来痛斥了一番。

戴笠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民国27年8月18日，因为我们福建站的副站长张超同志，无辜被陈仪杀害，上午12点钟的时候，我在武汉见蒋校长，我跪在领袖面前痛哭，要领袖给我们的同志作主，领袖当时不便答应，我就跪着不起来，领袖骂我下贱，没有人格。我说： 报告校长，这个我不承认，如果今天我是为个人升官发财而跪在这里，或者是因为工作失败，为敌人所屈服，那就是下贱没有人格。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同志，无辜被人家杀害了，我不为他诉冤，谁来为他诉冤？而今天你不替我作主，反说我下贱，没有人格，这个我不承认。 后来我写了报告辞职。8月19日，领袖把我找去，对我说： 你不能这样要挟革命领袖，一个担当革命工作的人，是不准随便辞职的，而且我叫你做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打算叫谁来接替你！ 我当天很感动，题写了 秉承领袖旨意，体谅领袖苦心 十二个大字。我们的一切，都以这十二个字为出发点，前者是革命的精神，后者是革命的技术。须知，人的原动力是精神， 才 只是技术而已。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精神是主体，技术只是附庸。 《戴笠自述》，参见《我们的态度与决心》（民国32年8月30日孙总理纪念周训词），载申元《江山戴笠》，第99~100页。

为安抚军统方面，蒋也下令撤销了李进德的职务，同时命令关于张超之事，以后不许再提。他还要戴笠教育部下，今后要处理好同地方长官的关系。

事情到此，总算暂时平息。军统在此事中虽然和陈仪打成了平手，却并不心甘。戴在军统内部召开追悼大会，祭奠张超，并发誓要搞垮陈仪，替张超报仇。无奈直到抗战胜利后戴笠飞机失事身亡，他也没找到报复陈仪的机会。

1938年军统局戴笠、毛人凤与国民党元老陈仪之间为军统人员张超在福建被杀事件结下的仇恨，到了1948年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是年冬，陈仪因对蒋介石政权彻底失望，开始向中共方面靠拢，他写信给他的学生、手握重兵的汤恩伯，劝其起义反蒋。陈仪致汤恩伯的密信，被汤交给了由军统改组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1949年2月23日陈仪被捕，次年6月18日，他被保密局特务枪杀在台湾马场町刑场。

五结语

综合分析戴笠在处理与国民党内各方面人际关系上的表现，我们可以发现四个特征。其一，戴笠的人际关系处理原则是以他和军统局的根本利益为中心，他与党内各方交际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扩展军统局的势力，为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服务。其二，戴笠处理与国民党内各方关系之原则也是以蒋介石的好恶为标准的，他对蒋的文武大员亲信基本上都采取拉拢友好的态度，对于蒋在党内的政治对手则持对立的立场，但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他有时会考虑到更多的因素，在处理蒋的政治对手时留有后路，防止一旦情况有变而不得转寰，陷自己于不利。其三，戴笠对蒋介石的亲属圈内人物一贯持巴结态度，以增进其对蒋关系。除孔祥熙外，戴笠与蒋、宋家族基本上都保持了比较友好的关系，这为他和军统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帮助。其四，戴笠对于国民党内敢于和他的军统局斗法的势力毫不留情地进行打击，甚至不惜一时冒犯蒋介石也要除掉政治对手，这表现出戴笠性格强悍的一面。

从戴笠在国民党内的人际交往特点来看，他是一个善于处理复杂人际关系以有利于自己和自身组织利益发展的人物，为了利益需要，他既能卑躬屈膝，卑词厚币，甚或关怀备至，使人感动；又常飞扬跋扈，趾高气扬，甚至残酷打击置人于死地。总之，戴笠一切行为和生活准则都是为他的政治前途服务的，并受其性格特征的左右，这在他的政治生涯及其军统局的发展历史上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序言

裴京汉韩国新罗大学教授。

众所周知，日记能最好地反映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因此在人物研究中日记的重要性就不必多言了。最近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公开了蒋介石日记，据此能够相当程度地探视到蒋介石的内心世界，从而引起众多人注目。当然，对蒋介石在日记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真实记录自己的内心世界会有一定的争议，但其日记中记录了大量不宜公开的日常生活内容。仅从这一点看，这些日记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蒋介石的内心世界，这应该是没有异议的。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读解》，香港三联书店，2008，前言。

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有关宗教信仰的问题是属于最为基本的部分。对于个人来说，作为存在的根本的生命和死亡的问题，以及包括精神领域的对灵魂安息的希望等，这些与伦理生活的准则一起，构成人生所必需的成分。如果就1930年以后的时期而言，基督教可以说是构成蒋介石内心世界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众所周知，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婚是其成为基督教徒的契机，之后，基督教成了构成蒋介石内心世界的重要因素。

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蒋介石与基督教在以前的研究中，有关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的讨论不多。而且，一些相关研究也集中于政治性的解释，中国有学者认为，蒋介石是为了接近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而与亲美派代表宋氏家族联姻的，并因此接受了基督教。参照张庆军、孟国祥《蒋介石与基督教》，《民国档案》1997年第1期。令人遗憾。从政治家的角度去理解蒋介石虽然是重要的，但是单纯地认为他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而选择了基督教的观点是很难站住脚的，除非首先假设宗教信仰的出发点与个人的内心世界的变化无关。

本文从这种观点出发，首先利用蒋介石的日记，考察蒋是如何接受基督教的，以及之后基督教对其内心世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宗教信仰在其日常生活中如何体现等问题。这种工作可以考察作为凡人的蒋介石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是理解作为政治家的蒋介石所必需的基础性工作，同时通过其宗教生活，反映其内心世界，从而具有相当的意义。

与宋美龄的结婚和入教(1)

蒋介石与基督教接触的契机是与宋美龄的结婚。按照蒋介石的话，他最初与宋美龄相见是1922年在广州孙中山的家里，之后有数次书信来往，最后于1927年8月宋美龄接受了自己的求婚。另外1927年9月中旬，通过宋美龄的姐姐宋霭龄，他们的结婚计划第一次公布于众，同年10月初，他去日本神户附近的有马温泉，见到在那里疗养的宋的母亲倪桂珍并得到了许婚。《蒋介石日记》，1927年10月3日；李勇、张仲田编《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第158~160页。本文所引蒋介石日记均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不再注明。作为许婚的条件，倪桂珍要求蒋介石接受基督教，蒋介石答应首先研读一下圣经和教义书。后来他遵守诺言，接受了基督教。宋美龄：《我的宗教观》，《国父、总统蒋公暨夫人宗教言论辑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第142页。

但是宋母倪桂珍作为许婚条件，要求蒋介石接受基督教的事实在蒋介石的日记中没能得到确认。另外，在有马温泉蒋介石拜见倪桂珍时，宋美龄并未同席，因此把接受基督教作为许婚条件是宋美龄的主张，这种说法也可能是后日的解释。但是在他们结婚后不久的1928年1月的日记中，数次记有蒋介石阅读了教义书《信仰之意义》的事实。《蒋介石日记》，1928年1月6、7、10、11、13日。《信仰之意义》是英国人佛斯蒂克(H E Fosdick)所著的基督教说明书，1921年上海青年协会翻译出版。参见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宗教)》，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第162页。1929年12月的日记中也有数次阅读圣经的记录，特别是12月25日和29日的蒋介石日记中有关于得到来自岳母倪桂珍的基督教教义的内容。另外1930年2月，其岳母和夫人宋美龄邀请上海慕尔堂的江长川牧师来南京，江长川牧师作为卫理公会南方教区执事，是慕尔堂视务牧师。参见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第227~228页。并劝蒋介石接受其洗礼。最初江牧师劝其先入教，再慢慢领悟教义。但是蒋介石却说首先要明确教义，然后才会接受洗礼，并要求给予三个月的时间来研究教义。《蒋介石日记》，1930年2月21日。那之后可以确认蒋已履约，对圣经和教义进行了研究，即在其8、9月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其通读了《新约全书》。《蒋介石日记》，1930年8月15日、9月4日。从这种角度来看，虽然宋母倪桂珍提出的接受基督教作为许婚条件的事实不十分确定，但在结婚前后，倪桂珍有过劝其入教的事实，蒋介石也可能开始学习初步的教理或圣经了。因此，也可以明确地认为蒋介石之接受基督教是自宋太夫人倪桂珍的劝告而开始的。

另外，宋美龄对蒋介石接受基督教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蒋日记中不难找出，宋美龄从结婚之后就开始对蒋介石起到何等深刻影响的内容。比如蒋介石新婚后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与宋两地分居。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此非常心痛，《蒋介石日记》，1928年1月13日，2月19日，4月1、9日，6月19日；1929年1月28日，2月6日，等等。思之心切。特别是为宋的身体健康劳心焦虑。《蒋介石日记》，1928年1月8日、4月25日、5月9日、8月4日，等等。另外日记多处记有蒋介石对宋美龄优秀人品的感叹，以及虽然是宋美龄轻微的指责，蒋对不能改变自己急躁易怒的脾性而深深自责的内容。《蒋介石日记》，1928年1月2、14日，2月5日，3月29日，4月23日，6月7、8日，等等。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宋美龄既爱慕又尊敬，并通过对其依赖寻求心理安定的情形。

当然对妻子的这种爱恋和尊敬在夫妻之间并非鲜见，因此人们也可能会认为这并不特别值得一提。但是众所熟知，与宋美龄结婚前，蒋介石已有两次以上事实上的婚姻。蒋介石的婚礼日期发表之后，1927年9月28日的《民国日报》刊登蒋介石与原配毛氏(福梅)正式离婚启事，与其他二氏（姚冶诚、陈洁如)原本即非正式的婚姻关系。从原配毛福梅和其他配偶那里，很难发现他对宋美龄的那种爱慕、尊敬和和睦等态度。因此虽然有人认为这一婚姻具有政治目的，但从蒋介石个人的角度来说，通过与宋美龄的结婚，他获得了可依赖的良妻和可以安息的家庭，从而通过婚姻生活获取新生的活力。从这一点来看，从结婚开始，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力比任何人都大也就毫无疑问了。

与宋美龄的结婚和入教(2)

蒋介石对宋美龄的爱情和信赖之深切，从西安事变时蒋介石写给经国、纬国二子的遗书中也可以得到确认。在遗书中，蒋介石叮嘱道： 我一生唯有宋女士为我唯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即宋女士亦即为两儿之唯一之母，我死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嘱。 这一遗嘱实际写于1936年12月20日。《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13日。另外，在1938年8月的日记里可以读到，蒋介石虽然在政府内拥有无数的文武官僚，但除了妻子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信赖的内容。《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3日。宋美龄在后来曾回顾说，在结婚前后，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够笃诚，未能对蒋介石起到深刻的宗教上的作用，而对蒋介石的宗教观念影响至深的人是自己的母亲。宋美龄：《我的宗教观》，第142~143页。虽然如此，如前所述，考虑到宋美龄对蒋介石起着决定性影响这一点，宋本人对蒋介石入教的作用之大不言自明。

蒋介石结婚后，其岳母和夫人宋美龄就不停地劝其入教。他正式接受基督教洗礼是1930年10月下旬的事。当时，正在上海的蒋介石看到岳母倪桂珍病情严重，感动于岳母对女婿的担心就如同母亲对儿子的担心，又想到自己的母亲虽然去世，但应该祈祷岳母长寿，所以答应实现岳母的愿望，以使其安心，早日康复，从而决定接受洗礼。《蒋介石日记》，1930年10月23日。由此可见，蒋介石的入教是出于儒教性质的对岳母的孝顺。因此他的入教行动可以说是含有儒教态度和归依基督教的双重意义。他在接受洗礼的第二天日记中写道： (三民)主义为余政治行动之信仰，(基督教)教义乃为余精神唯一之信仰，愿从此以后，以基督为余模范，救人救世，永矢勿怠也。 《蒋介石日记》，1930年10月24日。因此可以看出，他接受洗礼和入教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确立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前面所提到的给蒋介石洗礼的江牧师曾说，1928年或1929年蒋介石接受基督教的契机，是在开封附近的军事作战中被军阀军队包围，蒋介石向上帝祈祷后战势得到逆转。祈祷的第二天，下了一场不期而降的大雪，敌军无法行动。就在这时南京的援军到来，战势突然逆转。蒋介石把这归功于上帝的帮助。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0，第119~120页。这一故事所说的可能是指1929年11月初，与冯玉祥的军队作战时，蒋介石去开封附近的禹县督战的事情。《蒋介石年谱》，第180页。此事在其日记中并没有记录，因此这种祈祷应验的经验促使其接受基督教的说法到底有多大可信度很难得知。但是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可以看出，他接受基督教，是在其岳母积极劝告的基础上，加上一部分本人亲身的宗教体验的结果。

个人得救和个人修养

正如蒋介石自己所承认的，他确切地得到宗教的体验，并明确信仰基督教，是通过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才开始的。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被禁锢于西安的蒋介石，遇到了直接威胁生命的危机，因而心绪极度不安。当时，蒋介石一直想着耶稣在客西马尼园(Gethsemane)进行的最后的祈祷，及其在法庭所受到的凌辱，蒋是借此而挺过来的。蒋介石：《民国二十六年耶稣受难节证道词》，《国父、总统蒋公暨夫人宗教言论辑要》，第52~53页。也就是说，蒋介石把自己所遭到的磨难，认为是上帝赋予自己的不可避免的牺牲，自己也就像耶稣在忍受自我牺牲一样，克服着当时的困境。他在日记中记有 鼎釜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十字架之受难余不取辱谁获取受 我无愧受洗礼矣 。《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9日。

12月22日，宋美龄亲自前往西安时，蒋介石记录了与奋不顾身、前来营救的宋美龄相见时的悲痛心情，同时记录了那日早晨祈祷后读圣经时偶然读到了耶利米书(Jeremiah)第31章第22节，《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22日。并引用了其中的内容。这一小节为： 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 ，一般解释为为了恢复背道的以色列民族的灵性，并使之悔改，上帝如同母亲保护自己的孩子一般在维护以色列民族。蒋介石把这段文字解释为上帝派宋美龄（女子）来保护自己（男子）。但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每天早上进行祈祷，诵读圣经，并认为这是上帝对他的启示这一事实。可以说在西安事变过程中，蒋介石把自己所处的境遇和命运托给了上帝去主宰，并通过上帝保护的经验，对耶稣基督明确产生了信仰。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明确地把基督教作为自己的信仰的事实，通过当时的日记也可以得到确认。1937年以后，其日记中对基督教信仰的内容日渐增多，他以读经和祷告为中心的信仰修养，在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深入。比如1937年3月7日到11日，每天日记的开头都是以十诫中的一条开始。是年的耶稣受难节，他公开发表了证道词。《蒋介石日记》，1937年3月27日。后来几乎每天在日记中都记下给予他圣灵启示的圣经章节，比如，1937年8月1日的日记里记有以赛亚书(Isaiah)第62章第7节、1938年10月23日的日记里记有罗马书第1章是上帝为了那一天而赐予的内容。从而可以看出他当时是经常阅读圣经的。

另外，他每天进行两次祷告，《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24日。在其自身道德修养方面下工夫。这种宗教修养生活在日记中的课程表也可以得到确认。1938年12月末做的课程表中，星期日和星期六早晩各有一次祷告，星期一早晩各有一次静坐，星期二早晩各有一次读经，星期三是早晩各有一次反省时间。《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31日。这一日程到了1939年3月末有了一些变化。星期二晩上有一次读经，星期三、四早晨各有一次祷告，星期五、六早晨各有一次静坐，星期六晩上有一次反省。《蒋介石日记》，1939年3月30日。究竟静坐和反省的内容是什么，它们与祷告的区别是什么等，还都不太明确，但是大体上可以认为与祷告类似，因此可以认为蒋的日常生活是围绕着读经、自省和祷告等进行的。到了1940年代，蒋介石的圣经知识和修养水平可能已经相当高了，达到了可以帮助翻译圣经的水准。蒋介石直接修订过吴经熊翻译的《新约全书》和诗篇（圣咏），并于1949年11月在香港出版。吴经熊所藏的蒋的修订本原稿中，详细记录了蒋介石的修订意见。参见秦孝仪编《蒋中正先生手改圣经圣咏译稿》（1~6），台北，1986年影印本；《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31日、11月8日、12月11日等。1938年底前后，蒋介石已经把祷告和读经作为其基本生活的一部分，其健康的宗教修养已经生活化。

结果，蒋介石开始确信自己的人生不是由自己的力量而是由上帝主宰的，并把这作为对宗教的真诚信仰。在1939年初的日记中，蒋介石在回顾1938年一年的时候记道： 记一年中之回忆录完，自觉苦尽乐来之机将不远矣，冥冥之中自有上帝之主宰也。 《蒋介石日记》，1939年1月1日， 本月大事预定表 。

民族得救和民族改造(1)

对于基督徒蒋介石来说，除了个人的得救、平安和人生的修养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信仰目标就是民族的得救。特别是在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一段时期的日记中，常常出现蒋介石为了民族的得救而向上帝祈求或祷告的内容。比如1937年8月，对驻扎在鲁南的韩复榘的不逊态度，蒋介石非常担心，在日记中记道： 惟愿上帝佑我中华，抗倭时期内不发生叛变而已。 几天以后的日记中也记有 深信上帝必不负余夫妻之苦心也 。《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1、10日。即他相信上帝会保佑中华民族，挽救国家免受战争的涂炭。

随着中日战争的展开和日军的侵略日益加深，蒋介石对民族得救的宗教性期待也日益加强。1938年10月初，因日军的进攻，武汉处于危机之中。他在日记里写道： 布置已毕，兵力已尽，时间亦已到，凡能人为之事已尽，我此后自当宁静淡泊 以完成上帝之使命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2日。10月中旬，日军在广东登陆，危机进一步加剧，蒋介石记载在武汉东湖散步时的感想： 江山依然，风景如古，战况国情凄怆万千，深信上帝必佑我中华，转危为安也。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16日。又于11月中旬，保卫长沙的中国军队因判断失误，火烧闹市区，造成了烧死万余人的惨案。蒋介石担心这件事不但在军事上甚至可能在政治上也会造成巨大影响，他在日记中记道： 希望增加信仰上的力量，从而增强对信仰的希望。 《蒋介石日记》，1938年11月16、18日。在12月1日的日记里他记道： 上帝微妙作用即能发现于极危极迫之最后时间所为转危为安者，亦在于此最后之一时间也能显现神妙之作用也 。

另外，蒋介石也认为这种民族危机是由于自己的罪恶引起的，因而表现出忏悔的态度。1938年12月12日的日记云： 惟祈上帝能早日赦免余罪恶，而余国之民族速即脱离压迫实现独立耳。 蒋介石的这种悔过之情，当然是由于基督教的出发点即原罪意识，从而体现出认证自己罪恶的一般基督教徒的立场。也就是说，蒋介石在这一民族危机中，请求过上帝的保护，通过这种请求，希望使民族得救。这种宗教性的期待越是在战况险恶的时候，现实情境越是希望渺茫的时候，体现得越是殷切。进而可以看到，这种宗教性的希望发展到了把民族的危机归咎于自己的罪恶的这般宗教性的忏悔。

蒋介石的这种祈求上帝帮助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并通过这种祈求来寻找希望的态度，在抗战结束前后仍然可以看到。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前的1945年8月13日的日记里，蒋介石记下了最近战争形势的好转全都是因为上帝恩惠，并对此表示感激的内容。同年10月末，记下了战争胜利后，自己的信仰和体力倍增，这都是因为上帝的恩惠的字句。特别是10月末这天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梦见宋美龄失足坠于河泥之中，自己跳入河中扶其起立，醒后又继续入睡，梦见一轮明月的故事。蒋介石说这与前一年其生日前一天梦见的圆月相同，认为这是上帝预示将赋予自己光明前途的征兆。这一天阳历是蒋介石的生日。

蒋介石对于民族安危的这种祈愿，从另一个方面看，是强调了基督教的核心内容之一，即 牺牲自己 的思想。例如，1937年4月14日的日记中记有 具有基督教的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按自己的信仰，为人类而牺牲自己，奉献服务，这才是人生唯一的希望和最高的荣耀 的内容。1937年5月11日的日记里有 为了得到真正的快乐，要为人类牺牲自己的一切，不应害怕背负十字架 等字句。他如此强调牺牲精神，很自然地联系到发扬革命精神上，因此他主张 我以为今日基督教徒不仅要信奉基督教的博爱教义，而且更要发扬基督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我们整个的国家，需要基督革命的信仰，需要崇高的道德标准与基督的牺牲精神 。《民国三十三年耶稣圣诞节告全国教会书》，《国父、总统蒋公暨夫人宗教言论辑要》，第54~56页。

民族得救和民族改造(2)

蒋介石在希望民族得救的同时，又往往把对中国的民族弱点的批判及其改造与之联系起来。1937年５月27日的日记里，他认为，中国民族目前所最急需的是劳动、服务、纪律、彻底的团结、整洁和简朴、虚心和虔敬，并认为其中最为紧要的是 牺牲的劳动 和 彻底的纪律 。众所周知，蒋介石对中国民族的弱点的批判和改造的主张，与1934年开始的新生活运动一脉相承，反映了他关于国民是需要改造的认识。不过，不同的是，在新生活运动中，他更多地侧重于礼、义、廉、耻等儒教伦理，而国民弱点的改造则更强调类似于牺牲等基督教的思想。从蒋介石的立场来看，儒教和基督教是中国所应该拥有的最基本的思想。蒋介石所言 对于中华民族，孔子的地位是伦理思想的正宗，是政治哲学的鼻祖，而与之相反，宗教，即耶苏的服务和牺牲的精神则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的教条 ，《蒋介石日记》，1937年4月18日。这句话充分反映了蒋的这种观点。

就是这样，蒋介石在中日战争这一民族危机中，为了民族的得救祈求上帝的帮助和保护，同时也表现了自己的罪恶导致民族危机的宗教性的忏悔。之后，他又把基督教的牺牲精神和革命家为革命牺牲的精神一体化，从而强调自己作为政治指导者乃至革命家的牺牲精神，进而主张以这种基督教的思想来改造中国的民族精神的观点。

结论

综上所述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蒋介石是以与宋美龄的被称为政治性婚姻为契机而接触到基督教。具体说来，蒋介石接受基督教为本人的信仰，其结婚前后宋太夫人倪桂珍的劝告是最初契机，但是在此基础上，结婚后宋美龄对蒋的积极而强大的影响又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这种影响的基础则应该是蒋对夫人宋美龄的依赖和完全的信任。另外蒋介石入教最直接的原因是对其岳母的孝顺。从这一点看，其入教同时反映了他本人的儒教态度和皈依基督教的双重性。最后，在开封附近的战事中祈祷得到应验的经验，也对其入教可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是，蒋介石正式体验基督教信仰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的20余日间，即在西安被监禁的日子开始的。在当时的日记里，蒋介石记下在生死攸关的危机状态下，心里默想着耶稣的牺牲和所受到的凌辱，克服着自身困境的内容，并把宋美龄来西安相救一事与读到的圣经章节联系起来。也就是说，蒋介石通过西安事变，开始正式地相信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帮助。后来，到了1938年前后，蒋介石开始进行了以读经和祷告为中心的规则性的宗教生活。经过这种宗教修养，到1940年代，他已具备了相当高的宗教修养水平，以至于能够帮助进行圣经翻译的修订工作了。

蒋介石成为基督徒以后，其宗教的目标不仅在于追求个人的得救和修养，而且在于寻求民族的得救。特别是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处于亡国的危机之中。蒋介石的祷告主要集中于对中华民族得救的问题上。随着战争的连连失败，中国的未来变得越发不明朗，蒋就越发依赖于上帝的帮助，恳切祈求民族解放和独立。同时，蒋在日记中还写到是自身的罪恶导致了民族的苦难，并为之忏悔。蒋这种对民族得救的祷告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以后。不仅如此，蒋还通过强调基督教的牺牲精神，强调作为领导人不惜牺牲自我的态度和革命家的牺牲精神，同时主张以牺牲、服务、团结等基督教思想为基础，来改造中华民族。因此，对于政治家蒋介石来说，不但在其个人得救和修养方面，同时也在拯救和改造中华民族方面，基督教都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

作为政治领导人乃至政治家，蒋介石的行为如何具体表现出基督徒的信仰和修养，这是我们要回答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例如，西安事变之后第二年1937年3月末，在耶稣受难节发表的证道词中，蒋介石在介绍事变情况时，提到对以张学良为代表的 叛乱者 的事后处理意见时说： 余遵主耶稣饶恕人七十个七次的训诫，应予以自新之机。 《民国二十六年耶稣受难节证道词》，第52页。在此蒋介石引用的是《马太福音(Matthew)》第18章第22节内容。但是对事变的处理和对张学良的惩罚，是不是出于基督教精神，或者说蒋介石是否是根据基督的教义来决定自己的政治行为，这一点就不那么容易说明了。不过有一点需要强调，基督教这一宗教信仰和教诲，无论对蒋介石个人来说，还是对政治家蒋介石的思想和行动来说，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同时也是以后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附表11939年春季课程表

星期

时间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早晨7-9祷告静坐读经反省体操补正祷告上午9~10纪念周看书看书看书看书看书看书10~12纪念周批阅批阅批阅批阅批阅批阅训练训练训练训练训练训练训练下午2~3训练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3~4〃批阅批阅批阅批阅批阅批阅4~6〃军事会报党团会报会客常会常会常会晩8~9祷告静坐读经反省特约特约祷告记事记事记事记事记事记事记事

附表21939年夏季课程表

星期

时间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早晨7~9体操体操祷告祷告静坐静坐(看书)(看书)(看书)(看书)(看书)(看书)上午9~10纪念周批阅训练批阅组织批阅训练10~12纪念周

会议批阅训练批阅组织批阅侍从室

会报下午3~4〃召见考核会客召见考核会客4~6〃会报会报会报会报会报会报晩8~9记事读经补课清理特约反省注：1 附表1、2分别见于《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31日、1939年3月30日。

2 表中数字分别表示时间，如 7 即为7时。

从日记手稿看蒋介石为何下野(1)

以1949年蒋介石下野及其对北平和谈的影响为例

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自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经蒋家授权，向公众开放蒋介石日记手稿后，已有众多学者和记者查阅并利用日记的内容，撰写出了相当多的文章，对若干过去存有争议的史实，依据新刊布的蒋日记手稿，提出了新的论据。这些均说明了蒋日记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伴随着蒋日记手稿史料价值的浮现，社会上，包括研究者当中，也不免会有不同的声音，如怀疑蒋在日记中记录历史的真实性。特别是鉴于以往曾被学者广泛引用，经过蒋及其身边工作人员事后加工修订和节录选编而成的日记类编及各种 记 等，已经证实其不尽可靠，因此，蒋日记手稿是否就能如实反映历史真相，因牵涉蒋记日记的动机，同样会受人质疑，亦属必然。

蒋介石日记手稿自1918年至1972年，除缺1924年外，基本完整。有关蒋日记各种版本的情况，可参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解读》，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1~7页。全面分析考证如此大数量的日记，自然没有可能。但集中比照分析蒋日记某一时段之内容，与各种版本所录之蒋日记，及同一时段相关史料反映之史实，则并非没有可能。同时，不管历史人物当年记录历史的动机如何，作为历史文献留存下来的记录本身的史料价值，断不能与其动机简单地画上等号。蒋日记手稿的史料价值如何，亦是如此。

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关于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问题为了说明蒋介石日记手稿的史料价值，本文通过对比现有文献及回忆史料与蒋日记手稿所记内容的方法，对1949年1~4月，即从蒋介石下野前后到北平和谈破裂这一段时间蒋介石与各方关系及其态度、活动与作用的史实，作一具体的考察。

蒋介石1949年头几个月的日记，在日人古屋奎二1974年8月14日起开始在《产经新闻》连载的《蒋总统秘录》一书中，即曾有所引用。以后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内部出版）第七卷（下）也有摘录。台湾解严后，1990年代后期蒋介石个人档案陆续开放，人们又可以从蒋档所存《事略稿本》中看到这个时期蒋日记的片断。但因为只是些片断，且这些被整理过的日记片断，还时有文字改动的情况，故以往对蒋在这一关键时期的所作所为及其幕后原因的分析说明，都难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本文即试图参照以往资料的利用情况，比较这一段时间蒋介石的日记手稿内容，据以说明蒋日记手稿到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些什么，以及我们在利用蒋日记手稿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从日记手稿看蒋介石为何下野

1948年底，共产党在军事上已成破竹之势，国民党内部开始分崩离析，以桂系首领之一、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为代表，包括湖南省主席程潜及河南省主席张轸等，众多国民党党政军高级干部纷纷把矛头指向蒋介石，认为蒋领导无方，一味诉诸武力，应为失败负责，因而先后上书甚或通电，直接或间接地要求蒋介石下野，并推动国共和平谈判。

迫于形势，蒋介石开始考虑下野问题。1948年12月29日，蒋已要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去见李宗仁，以探桂系底牌。得知李确有意要自己下野，代理总统一职，以推动和平，蒋不得不在1949年1月1日新年文告中，直言表示愿意有条件与中共 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且在文字中透露了可以下野的意思，即所谓 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缅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1949年1月1日《中央日报》。

从此前公开看到的档案文献中，可以了解到的蒋介石的态度大致如下。

第一，对主和派表示已迁就民意、委曲求全。如蒋1月2日即曾有三电，分别给主和的白崇禧、程潜和张轸，说明： 中正元旦文告亦谅荷阅及，披肝沥胆而出，自问耿耿此心，可质天日。 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一惟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 见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以下简称《革命文献》）第28卷（上一），第14~16号。

从日记手稿看蒋介石为何下野(2)

第二，向前线将领解释文告产生原委及作用。如2日有数电由总统府参军处给傅作义、陈长捷、杜聿明等，称： 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那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 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人员受了共党恶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 因此才有总统元旦文告，但 我们今天倡导和平，并非避战求和，乃是可战可和任由共党选择 。因此，各位仍须全力作战，因 能战才能和 。《革命文献》第28卷（上一），第19号。

第三，向国民党发出通告，说明文告的根本意义所在。如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6日发出秘密通告称： 一、 必须注意文告之整个性，不容曲解，不可断章取义 二、举国人民应于此时向破坏和平之共党索取和平，盖此后和平如不能实现，责任仍在共党。三、能战而后能和，为千古不易之论。故为达成和平之目的，必须加强军事力量 四、精诚团结，服从总裁领导，坚定革命信念，庶不致自乱步骤而为共党所乘。 《革命文献》第28卷（上一），第25号。

第四，为最坏之可能暗做准备，如蒋文告前两日已去电任命亲信陈诚为台湾省主席，以掌控隔海的台湾岛做最后退却和中央势力复兴之基地。文告发表第二天，因未见陈复电，蒋又再急电陈说明： 为何不速就职，若再延滞，则必夜长梦多，全盘计划完全破败也。 《革命文献》第27卷，第7号；第28卷（上一），第17号。

由上述文献，不难看出蒋介石这时因军事失利遭桂系等地方势力 逼宫 ，迫不得已发表和平文告，并透露出必要时可以下野的意思。但已有文献披露的蒋最早谈及 引退 的文字，已至1月8日，即其元旦文告发表一周之后，且对引退时间仍无说明，事实上蒋又拖了两周才告下野，因此既往研究大都判断蒋介石发表文告时还只是放言试探，并未决定引退。即使否认蒋 恋栈 者，亦对蒋下野的动机和内在原因解释不清。相关著作未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如董显光《蒋总统传》（3），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会，1962；朱宗震、陶文钊《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6卷，中华书局，2000；等等。

实际上，对照蒋介石日记，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蒋元旦文告后的想法和做法。据日记所记，蒋1月1日在团拜会上宣读元旦文告之后，即见李宗仁，告诉后者自己下野决心已定，唯 去职工作必须经过一时间，不能草率行事，以致将来有负于彼望。并转劝健生稍安勿急也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以下所引蒋日记出处同此，故从略。

另据蒋当日所记 上星期反省录 亦可知，蒋这时已在考虑下野后的局势发展问题。而他对自己下野后战局发展的估计十分悲观。他判断中共或陈兵江北，逼桂系组织傀儡政府，然后用政治方法逐步统一中国，或兴兵南下攻取京沪，在苏联援助下补充军实，建立空军，使南方各省军政完全崩溃，无法抵抗。因此，蒋介石的估计是，届时唯有两途：一是 勉强撑持残局，维系统一局面 ，等待国际局势和共产党内部变化；二是国民党现在党政军问题积重难返，要打破此半死不活之环境，正好退而改造， 另起炉灶，重定革命基础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1日。

蒋之所以一方面认为自己必须选择下野一途，一方面在文告发表后又未及时宣布下野，也只有在日记中才能具体了解其主要原因所在。此中原因实有几层：第一是出于其强烈的自尊心，即蒋依据1927年、1931年两度下野的经验，深知这个时候下野为必须，但出于自尊，既要下野，又要使人相信，他下野全为自动，而非受桂系等胁迫。为此他曾专门派要员赴汉口告诉白崇禧此一意图，强硬宣称： 余下野必自主动而毋使余陷于被动而致无法下野也。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6日。

从日记手稿看蒋介石为何下野(3)

第二是为了有足够的时间预为部署。蒋要利用这段时间，对东南、西南各省军政部门，包括各绥靖公署领导人大都进行新的任命；紧急调运前线各大城市银行之通货往上海或广州；部署北平一线的中央军及傅作义部紧急空运青岛，以保南方作战实力；亲自督导淮海战役中被围的杜聿明部，力图有所挽救；控制中央银行，不使国库所存外汇及金银等落入新当政者手中。这其中又尤以后两者最为牵动蒋的神经。

对嫡系将领杜聿明及其所部的险境，蒋自始就极为关注与紧张。从1948年12月下旬起，蒋几乎天天与杜电报往还，指示要领，并严令空军全力参战并救援。然而所得战报却天天送来 战斗惨烈 、 众寡悬殊 、 伤亡殆尽 、 情势危急 之类的讯息。1月7日，蒋已多少意识到杜部已无法组织反击，因而恐难于突出重围了。8日，蒋得知杜集中尚能作战的少数部队，决定拼死一搏。当晚，蒋紧张得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次日凌晨3时即起床祷告： 恳求上帝默佑我永宿间杜部本日出击能如计成功也。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9日。但10日上午蒋即得到空军侦报，杜部大半已被歼灭，只剩3万人还在陈官庄以南方向做最后的拼杀。蒋得讯后， 一时之刺激悲哀，难以自制。 然而随后传来的消息则显示，陈官庄战火已渐停息，所有电讯均已中断。蒋唯有暗自祈祷 天佑忠良仍能脱险来归，重图复兴 。事实上，蒋亦深知，此种希望同样非常渺茫。临近中午时分，蒋介石已从激愤和绝望中渐渐平静下来，在无可奈何之中安慰自己道： 我黄河以南地区之主力，今已被歼，则兵力更形悬如。但已尽我心力，无可愧对我将士 ；称： 今后下野可以无遗憾矣。前之所以不为桂系强逼下野者，惟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10日。

不过，为未来着想，蒋介石对中央银行事，其实可能还更为敏感。还在1948年底，蒋就已经开始考虑和部署将国库所存的大量外汇和金银南运，甚至撤往台湾岛了。1月8日，他意外得知新任行政院长孙科竟要免除自己的亲信俞鸿钧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自然倍感紧张和不安，因俞此时正在督办此事。蒋马上托人转告孙科： 俞撤职令不能下 。次日一早，蒋又召俞来问原委，对孙 无故将其撤职 ，怒斥为 无耻无赖者 之举。接着，蒋又找来司法院长王宠惠，询问从法律角度如何能够禁止行政院干预中央银行事务。得知二者行政隶属关系无法轻易取消后，蒋更为愤怒，痛斥 孙科狰狞益甚 。这一天一直到晚上，蒋都在与亲信谈话，痛骂孙科。11日，蒋终于想到适当办法，于是先找来经济部长翁文灏，询问有关事宜，接着和身边亲信人员商量如何用合适人选替换俞并使孙科无法拒绝。因蒋已有情报，孙科知道蒋必欲控制中央银行后， 对中行人选不敢坚持也 。经俞鸿钧提议，蒋最终决定提名原中行副总裁刘攻芸接任俞的职务。孙原想用自己人控制中央银行，见此情景亦不敢坚持。蒋既同意免去俞，孙自然也只能接受蒋推举的刘攻芸。如此，蒋又以总统名义特派俞鸿钧为中行常务理事，连同中行总经理席德懋等，他仍可继续完成此一搬空国库的工作。而蒋介石坚持要把国库搬空，运到自己能够牢牢控制的地方，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 勿使两行外汇为后来者消耗于无形，为国家与人民保留此一线生计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8、9、11、15、17日。

了解到上面的情况，再看日记中的相关记载，不难发现，蒋介石这时确无恋栈的想法。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此天塌地陷的形势下，蒋不愿意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徒然毁坏自己的形象。他这时在日记中写得很清楚：今日 与其勉强维持目前难挽之颓势，徒失威信，增加诋毁与疑谤，则不如放弃权位，表明心迹。而且今日若干人民心目中，以为余不下野，则一切责任皆在于余一人 。

从日记手稿看蒋介石为何下野(4)

与其如此，不如让彼辈经受一下 共匪之压迫、军阀之摧残 ，当 其痛苦与黑暗更无底止，是其必有释然憬悟之一日也 。《事略稿本》，1949年1月12日条，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6 247/060100第247卷。此件为杨天石教授提供，特此致谢。故他从发表元旦文告之日起，就一心准备好了要下野。且在蒋看来，此举得远大于失。因为眼下这种兵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不仅蒋拦不住，李白也一样收拾不了。他断定李白求和必难成功，也看准即便中共肯与李白谈和，拖延中共过江时间，对自己也无不利。总之，他确信把国民党这时的烂摊子丢给李宗仁等主和派，自己只要牢牢控制住国库中的金银和外汇，多数军队就必定会跟定自己，而不会受李白左右；自己也就不难另起炉灶，并像过去几度下野一样，时机一到，便东山再起。

至于国民党这时的烂摊子究竟有多烂，从现有文献中最容易了解到的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对其自身所造成的巨大伤害与对蒋权力的严重牵制。桂系等乘蒋之中央军力量严重削弱之际发动逼蒋下野的行动，就是最明显的一例。对照日记可知，蒋此时不得不选择下野，与国民党内部的分崩离析不无关系。其对挑头的白崇禧只能在暗中痛责其为 逆 ，是 谋叛 ，公开场合还得 吾兄 长 吾兄 短地极力示好。他这时唯一能够想到，却未必能够做的，也只是对 逼宫 行动做得太过露骨的张轸，有 撤销其军队 的打算而已。《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3日。

实际上，从1947年下半年以来蒋介石的日记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国民党内部各种问题积重难返已愈益深恶痛绝，再三想到过下野问题，且不止一次地宣称，与其在这种基础上勉力维持， 不如从速去职，任人淘汰也。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5日。因此，局势发展到如此地步，各种乱相愈演愈烈，像过去一样，蒋介石选择下野，也就是必然的了。

1949年1月19日，蒋介石正式决定引退了。他当天给北平傅作义去函指示方针，召见江防将领面授机宜，然后便约见李宗仁，告诉他准备接任代总统职。下午约见孙科、张群等，布置引退后的各种事宜。20~21日，蒋介石接连召见军政大员，说明引退决定。22日乘飞机离开南京，飞往杭州，再转抵浙江老家奉化安顿下来。

从19日当天和随后两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临退之际，内心似颇为不安。一方面他强称自己 心安理得 ， 心地安闲，如释重负也 ；一方面却又因 思虑不能安眠 ，晚10时就寝，次日凌晨2时即再难入睡，不得不3时起床安排当日会客程序。直到21日正式发表文告宣布交权给副总统李宗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年谱长编初稿》卷7（下），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第240~241页。以后，22日晚上，他才踏踏实实地睡了一觉，从晚上9 15分上床，到次日7时才起床。《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21、22日。

他最后用以说服自己的理由，在日记中写得很明白，即： 近日各部公务员要挟政院加发遣散费等名目包围各院部，甚至殴击当局，社会上各种穷凶极恶军宪冲突，游勇散兵打车劫物，擅捕居民，拷诈威胁，政府至此威信扫地，纲纪荡然，人心背离，道德沦亡，尤其本党老者亦乘机压迫，旧恶图报，形势至此，无以为国，虽然救民负责亦不可得矣。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19日。那意思很清楚，就是自己下野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因为党政军连同社会，全都烂透了，想救目前也救不了了。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1)

由于蒋介石下野后回到家乡奉化，很少再有电文资料留存下来，结果后人谈李宗仁主政期间国共交涉谈判内容者多，而具体能谈出蒋介石在此期间态度看法者，则少之又少。对蒋介石几个月时间在老家奉化溪口的活动情况，更是语焉不详。多数研究者将仅有的几份文献史料，加上几位当事人的片断回忆，作为研究蒋从1949年1月21日下野，到4月21日谈判完全破裂，重新出面参与党政军决策活动这一段时间其态度及作用的主要史料依据。而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比较简单，即是强调蒋回乡后依旧大权在握，忙于军政要务。至于具体活动情况，其一是说蒋 在幕后指挥一切，李宗仁对国民党军政事务在事实上指挥不动 ；其二是说蒋唯恐和谈成功，一再设法阻挠破坏。参见朱宗震、陶文钊《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6卷，第484~507页。

对照蒋日记，可以发现，情况似并非如此简单，且有些人们用得较多的回忆录，也未必十分可靠。

据日记可知，蒋一行22日飞离南京，至杭州见陈诚谈台湾军政经济政策后，就飞回了浙江奉化老家。当日预定下星期工作内容，包括以闽粤台为根据地，展开南方各地分区游击战的设计与应付桂系南下的各种准备。《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22日。此后接连数日，蒋虽身处山野之地，远离政治中心，却仍旧心系政局，但主要是不得不用心应付北平傅作义部接受中共和平改编这一突然事件，试图解救困于北平傅作义指挥下的中央军高级将领。《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23、24、25、26、27日。

但是，如果说蒋介石回到奉化老家后，仍旧在全力以赴地策划种种阴谋，操纵军事政治局势，却也不甚准确。从日记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蒋回奉化后，大部分时间并没有花在处理政务、军务和召见军政官员方面，他每天至少有半天以上的时间是花在游山玩水或含饴弄孙上了。

如23日，蒋一早即听说傅作义已与中共达成妥协，军队接受整编。但他上午仍去游览藏山公园，再到乐亭旧地，并上潭上观鹭鸶捕鱼。然后去涵斋小休，继而参观医院、学校，巡游一周始回到其母墓旁的住处，召见部署商谈营救北平中央军将领事。《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23日。

24日，与儿子蒋经国游白岩，探访母舅旧时住处，并往显灵庙游览。然后回到家里，一边做年糕，一边与孙辈玩笑。晚6时回住处，记事。《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24日。

25日，蒋起床后处理北平事变。中午时分，文、章、武三个孙儿来蒋住处玩耍。下午蒋介石与蒋经国同游儿时游玩之地锦溪庵等处，后回住处晚餐，晚课后记事。《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25日。蒋介石是基督教徒，每日早晚定时诵经祈祷，是为朝课和晚课。

26日，早上起床朝课并早餐后，10时来到镇上母亲老宅，即丰镐房。先至报本堂祭祖，然后与蒋经国及孙子一同徒步登武岭至顶。至中午才下山，遇到王叔铭等来访，即邀其一同去住处慈庵，讨论北平事两小时。正午3时小睡。晚在报本堂请族亲乡谊男女百余人吃送年酒年糕汤，并观看孙儿弄龙灯。《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26日。

因蒋介石回乡后每日活动大体如此，有时还连续几天在周围较远处查访蒋氏宗族墓地和迁徙遗迹，找学人帮助整理和修订族谱，因此，基本可以断定，回到奉化溪口后，多半时间都优哉游哉，自得其乐。处理军政事务，已成副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蒋已失去实权，只能听任李宗仁等为所欲为了。实际上，蒋介石这时虽仍然握有实权，平时却只是由其身边的亲信注意监视南京方面的动静，定期听取汇报而已。必要时，他用以掌控军政的办法，一是借助其仍是党的总裁的身份，对中央执委会发号施令，通过党的中枢机构作出政策规定；二是借助于他在引退前已经任命和安排好的各关键地方和部门的军政要员，给予指示。如李宗仁上台第三天即分别电令台湾省主席陈诚和重庆市长杨森撤销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监禁措施，并指示空军总部派飞机分赴台湾和重庆，接张杨去南京。对此，蒋得到报告后，只通过军统负责人毛人凤电嘱陈诚、杨森对李宗仁的命令暂置勿复，即轻而易举地阻断了李宗仁的这一计划。《事略稿本》，1949年1月26日。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2)

从表面上看，李宗仁等带头 逼宫 ，迫使其下野，夺取了代总统职权，蒋介石对李宗仁当恨之入骨，难免会在背后处处与之作对。但具体检阅蒋日记，情况也并非如此简单。实际上，蒋介石对李宗仁的态度，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刚从南京回到奉化之初，蒋介石似乎还无暇去考虑与李的关系问题。除了忙于北平事外，就是尽量游玩散心。但到26日，得知李宗仁命令释放自己关押多年的仇人张学良、杨虎城，以买各方之好，蒋对李的痛恨之情骤然燃起，当天蒋即在日记中忿忿地写道： 德邻专以民主自由名词，为其讨好共匪、投降共匪之准备，是亦其毁灭政府基础唯一之方针。 称 此乃必然之事，而余愚拙，未先计及耳 。

27日，蒋因处置李释放张杨事，仍痛恨不已，又在日记中写道： 对李德邻命令，嘱杨、李、陈诚暂置不复，或以此非其分内之事向不过问之意复之，看他如何也。李之必然置我于陷阱及其掠夺一切之心，未到五天已昭然若揭矣。

28日，尽管李宗仁一周前发表之就职文告，已在某种形式上公开向中共发出了求和的呼吁，但其27日致毛泽东公开电，承认可以毛1月14日所提 八项条件 见《毛泽东选集》，第1280页。内中明确提出了惩办战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等八项和谈前提条件。为双方和谈之基础，原载1949年2月23、28日台北《中华日报》，转见《革命文献》第28卷（上一），第3、6号。还是让正在气头上的蒋介石怒火中烧。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蒋对李痛加斥责，称其 肉麻乞降诚不知天地有羞耻事，而共匪连日广播对其乞和代表及其本人之侮辱讽刺，无所不至，而彼反厚颜无耻若此，可痛极矣 。

但经过28日除夕夜，蒋的情绪又缓和了下来。1月29日，即春节。头晚蒋介石与家人欢聚于报本堂，喝酒并吃年夜饭。次日一早，蒋经国全家及张群、陈立夫等即来贺年，然后大家一同去晋谒蒋母之墓，上山摄影留念，再同往报本堂敬祖，复受乡族亲友贺拜，又再到周围各处蒋家宗族祠堂，甚至驱车远赴宁波蒋公祠敬祖。晚上大家聚餐，并观剧。一天下来，热热闹闹，蒋介石的心情大为好转，除晚上回过李宗仁一封信外，再不曾在日记中骂过李白和桂系。就连当天和次日写 上星期反省录 ，也未再提及李。不仅如此，以后两天，包括1月31日写 本月反省录 ，谈及戡乱失败及自己下野原因时，或归因于苏联，或归因于美国，甚至英国，独独没有像过去激愤时常常在日记中记的那样，归因于李白和桂系的叛卖。

蒋介石态度趋于缓和的原因，多半与李政府这时拟就的 和平方案 草案有关。这一草案分为甲乙两案。李虽表示承认 中共一月十四日声明所列八条件为和谈之基础 ，同意修改宪法，却仍坚持 现有之国号、国体、国旗、国徽、国历以及人民之基本自由与经济生活等，应予保持 中华民国之法统，原则上应予维持 ，并要求双方保留同等之兵额，统一整编，在此期间的临时政府，应由双方共同商定，通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待宪法修改完成后，再依宪法产生新政府。《和平方案》（1949年2月），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政治020卷53120。

注意到李宗仁等似不像要出卖国民党的样子，蒋此后虽又在日记中提到李宗仁和桂系，但仅记事而未再责骂了。这时，李宗仁为推动与中共和谈，专程去上海与孙科、吴铁城洽商，且不顾后者和蒋的反对，坚持批准由北洋老臣颜惠庆和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等组团赴北平向中共示以善意。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3)

蒋在2月1日的日记中一度怀疑李宗仁此举可能是为防止自己东山再起，桂系力量单薄，想要与共产党勾结。但考虑到李拟与中共讨价还价的和谈方案，蒋也只是猜测而已，并不能下此定论。而仅就和谈本身而言，蒋介石这时其实也不是真的根本反对。他引退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利用李把中共拖上谈判桌，以便延阻中共渡江南下。故蒋这时并没有因为有怀疑就再度激愤起来。实际上，当2月5日又收听到北平中共广播，声明不承认南京李白代表之政府，蒋内心里还多少感到一点平衡。他在日记中自问道： 未知李白与邵力子、张文白作何感想矣。无耻至此，尚计其革命之历史与人格乎？

从日记中看，蒋介石自1月30日即大年初二起，在乡下专注的重心就开始发生了某种变化。除了继续游山玩水和处置个别军政事务外，蒋介石主要关注的只有两件事，一是青岛驻军的撤退问题；一是中央银行存金的运输问题。据2月10日日记所记，周宏涛当日由上海来报，称中央银行存金已大部如期运抵厦门和台湾，蒋得讯后如释重负。在大多数时间里，蒋明显地开始考虑他的那个 另起炉灶 的计划，即开始用心于党务改造和军队制度建设等问题了。按照他刚回到溪口时认定的 此次之失败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适合现在之国情与需要 、 而旧制度已先放弃崩溃 、 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 的观点，《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22日。他在春节期间已开始具体考虑改革方案问题，并明白告诉张群、陈立夫等，称 非彻底再造不能复兴革命也 。他为此甚至暗下决心，要建立独立自强基础，不再受外力所压制，应 终身服务于党务，领导革命，而不再当政 ；至少 亦须在野五年，奠定民众基层工作，再出而当政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30日。此后，蒋介石经过几天思考，又记下了准备研究和考虑的重整党政军基础的问题若干，如军队制度之加强，本党制度与根本问题之研究，军队制度与教育方针之研究，以及新的政治组织、民众组织和统一机构之设置等。《蒋介石日记》，1949年2月5日。

在此期间，我们几乎看不到蒋介石与李宗仁扞格冲突的情况。基于上台伊始下令采取七大和平措施，李宗仁宣布的和平措施，包括取消一切有碍于人民自由及不合民主原则的法令与行动、停止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和启封一切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查封的报馆等。原令载于1949年1月25日台北《中华日报》，转见《革命文献》，第28卷（上一），第5号。结果并不能够真正实施的教训，李宗仁随后采取了随时将政府相关运作情况，特别是国共交涉进展情况，向蒋通报的做法。再加上阎锡山、何应钦等都有 不可使德邻无法执行而自逃，亦不可使之放纵无忌而败坏 的意见，白崇禧2月11日也专函为自己1948年底带头 逼宫 向蒋表示了某种歉意，并明白地表现出厌恶中共的态度，函称： 中共迄无诚意接受，仍继续其军事进攻。揆其近来所提条款与广播，变本加厉，蛮横无理，极尽压迫侮蔑之能事，迷信武力，违反民意，和平前途殆将绝望。 《白崇禧致溪口蒋电》（1949年2月11日），《革命文献》第29卷第71号。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仅不再斥责李白，还托专人转告白崇禧称： 现在李专政，白为李之切近左右，应以拥护中央，遵守法令作倡导，以健全中央组织，建立总统威信为要。 切勿再如余当政时任意反抗中央，破坏法令 。对国共和谈问题，他也直言告李称： 以毛之八条件为和谈基础，直等于投降，何能再言整顿纪律、振作人心？ 对共匪不能有所期待，而以阻止其渡江为惟一要务。 《蒋介石日记》，1949年2月15、19日。在这段时间里，蒋唯一一次表现出相当激愤，也不是因为李宗仁，而是因为立法院2月8日关于仍旧在南京复会的决议。蒋称投赞成票者 多不知死日将至，仍如往日之放肆，毫无觉悟 ，不得不派陈立夫立即回沪调解，务必使其迁往广州，以免南京 沦陷 后，政府立法机构落入中共之手。《蒋介石日记》，1949年2月9日。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4)

2月21日，美国合众社有报道批评蒋 仍暗中主持军事与指挥中央银行运移金银，仍行使总统职权 。蒋猜疑心又起，怀疑此一消息当为桂系有意传播。《蒋介石日记》，1949年2月21日。但他很快得到报告，说李宗仁在广州私人谈话中明确表示，其推动和谈，目的在 使之复杂拖延，俾有时间整理军事，改进政治。至和谈基本原则，则与白健生所公开发表之意见大致相同，必须全面和平，反对北平式之和平，亦不赞同为共党所控制之联合政府。其最希望者为划江分治，宜在两分治政府之下建立一象征统一之联合组织 。《郑彦芬致溪口蒋经国电》（1949年2月26日），《革命文献》第28卷（上一），第12号。李宗仁的这一态度，与蒋介石的意图可谓不谋而合，故蒋并没有因为一时的猜疑，重燃对李的怒火。不仅如此，得知李宗仁有改组行政院之议，蒋开始虽有所担心，曾想要李明确和战方针为条件，但这时也放弃此想，并转而劝各亲信予以支持。他在与重要干部讨论中甚至提出： 对桂系政策，希望其不降共，不参加联合政府，不违反党纪，则应始终支援之。 《蒋介石日记》，1949年2月1、15日。因此，当李希望免去孙科的行政院长一职，改任何应钦时，蒋亦能听其自然。他明确告诉何： 由李自决定不加预闻 。《蒋介石日记》，1949年2月28日。

进入3月初，蒋、李之间亦 合作 默契。蒋介石托张群回宁带回手书，详细说明对和谈的策略主张。李亦诚惶诚恐地回函，自承 德薄能鲜，骤膺艰危重任，午夜彷徨莫可为计，务恳钧座不遗，在远不时指示南针，俾有遵循为祷 。《李宗仁致蒋总裁函》，1949年3月3日，《革命文献》第28卷（上一），第13号。

不料，3月4、5日两日，南京有桂系背景的《救国日报》突然连发社论，要蒋出国。蒋当然认定系 受桂系之指使无疑 。与桂系走得很近的政客甘介侯这时也对外谎称，身为蒋介石亲信的吴忠信和张治中，已接受李宗仁的劝告，前往溪口劝说蒋出国。《蒋介石日记》，1949年3月12日。

有关吴、张此行详情如何，张有无帮助李宗仁劝蒋出国，过去只有张治中回忆录可用。按照张之回忆，他确曾当面劝蒋出国，并曾向蒋提议：毛所提八条件除惩办战犯一条不能接受外， 其他各项，都可加以考虑 。张并说蒋介石当时赞同了他的意见，即可借此 实现多党的民主政治 等等。《张治中回忆录》下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786~789页。但是，对照蒋日记，张治中多年后的回忆看来并不十分准确。

据蒋日记，吴、张二人3日下午到达溪口见蒋。 报告京中近情，并携李函来请示，重要者：一、和平条件及其限度；二、行政院长易人问题。前后约谈四小时之久。 《蒋介石日记》，1949年3月3日。

次日上午，蒋兴致勃勃与吴、张等人到附近山中游览数小时，午后 与吴、张谈话，研究匪方与邵力子等谈和结果 。三人一致认为 其本身有和平之需要，以及渡江后各种之顾虑，以俄国政策根本不愿共毛之渡江与英美势力接触，更不愿其统一中国。否则，俄必不能控制共毛也 。傍晚，蒋做完祷告并晚餐后，又 与吴、张谈对党的方针 。《蒋介石日记》，1949年3月4日。

5日，上午，蒋再 与吴、张检讨外交之经过 。蒋记述称： 文白以此次失败以外交为失败之总因，余同感，实得我心。 下午三人又一起 研讨共匪扩大新政协组织联合政府之阴谋 ，但讨论结果， 尚无制止对策 。晚饭后，蒋再与吴、张二人 研讨对桂系之方针 。《蒋介石日记》，1949年3月5日。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5)

6日，一早，蒋再与吴、张二人 在台前谈话 ，原拟此日一同再游览山景，因吴忠信身体不适改次日。《蒋介石日记》，1949年3月6日。

7日，蒋上午与吴、张等人按计划去山里看瀑布，一路兴致勃勃。《蒋介石日记》，1949年3月7日。

8日，蒋 正午约吴、张来庵聚餐，张提本党非常委员会之组织与运用，颇有见地，惟地点颇难，应以总裁所在地为准也 。《蒋介石日记》，1949年3月8日。

9日，蒋 正午约吴、张来庵聚餐，研讨行政院长人选与和谈代表问题 。下午再度出游，晚餐后再研究行政院长问题，决定劝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日记》，1949年3月9日。

10日，早9时吴、张即报告蒋称，前晚在电话中转达蒋意遭到何应钦的拒绝，蒋、吴、张当即商定，由吴、张携蒋函飞赴杭州面见何应钦，再做劝说工作。故11时，蒋亲送吴、张至机场。《蒋介石日记》，1949年3月10日。

由上述蒋见吴、张经过，三人关系，及其蒋之心情，和蒋不断称赞张建议合其心意等情况，均可看出，蒋与吴、张之间这几天里没有发生任何不快之事。以蒋之性格和对桂系的疑忌，再加上《救国日报》的挑衅，吴、张如有配合《救国日报》的言论，势必会惹恼蒋介石。何况，蒋早就看到美国合众社所报甘介侯关于吴、张见蒋负有劝蒋出国使命的报道，并已认定其用心险恶，吴、张纵使负有使命，想也不敢当面提出。因此，蒋几天来不仅毫无恼怒情绪，而且自我感觉与吴、张谈话十分融洽愉快。所有谈话内容，亦均与《救国日报》挑起的话题无关。这意味着，不仅吴、张并未帮助李宗仁劝蒋出国，而且张治中恐怕也没有讲过中共八项条件中除战犯一条外均可接受的话。

事实上，吴、张溪口之行，不仅没有因转达桂系逼蒋出国的意见和提出与蒋主张相悖的和谈建议，而刺激了蒋的神经，反而还在弥合蒋李矛盾，在消除蒋对李的敌意问题上，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吴、张到达之日，恰逢蒋得知《救国日报》事件，极度愤懑和猜疑桂系之时，吴、张竟使蒋相信，李并非完全不可用，而且还应给予支持。

正是在蒋介石的推动下，由于3月8日孙科辞职，李宗仁提出何应钦等请蒋 决选其一人 ，蒋在与吴、张多次研讨后，确定了。何虽坚决拒绝，无奈蒋极力坚持，并派吴忠信、张治中、顾祝同携其亲笔函去杭州面劝，最终促成了何应钦与李宗仁搭班组成新的中央政府。《蒋介石日记》，1949年3月12、13日。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北平和谈的策略

有关蒋介石对北平和谈态度及策略的文献及回忆，目前所能见者，亦属有限。这一方面仍然是因为蒋引退在乡，直接处理政务之文字相对较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蒋这时大量指示意见，多经亲信转达，或以侍卫长俞济时等名义发出。因此，凡谈及这段时间蒋之活动与态度的著述文章，大都比较简略，甚或不尽准确。

如多数著作依据张治中回忆录的说法，称张受命率团前往北平与中共谈和之后，即于3月29日前往溪口面蒋，报告李宗仁、何应钦等商定的 腹案 。他回忆称，蒋对南京所拟 腹案 表示没有意见，并表示张任务艰巨，但他 愿意和平，愿意终老还乡 ，张因此深受鼓舞。《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96~797页。

对照蒋日记，张上述回忆内容也有让人生疑之处。

蒋29日日记称： 文白特来报告政府所定和谈腹案。余对于同意重订新宪法一条表示不能如此。明确之态度，是可以不坚持原有宪法之意，但必须经过合法程序与方式之下修改为之，乃为最大让步也。

30日，蒋再记：上午 约见文白与礼卿（引者注：即吴忠信），南京电话李与共疏通增派刘斐为和谈代表，而文白等大不以为然。以刘为章为三年来剿共作战之参谋，而李、白必欲派其为代表，是其不惜以我方军事计划与内容贡献于共匪，以表示其投诚之真意。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6)

再进一步，桂、共合以宰割国军也。可耻可痛。但余嘱文白，仍应依理进行，并不顾桂系如何谋我，而一本原来方针。非至万不得已，或无可如何时，决不与之合作也。

张治中30日当天即返回了南京，隔日率团飞往北平。

由上述对照可知，第一，蒋对南京腹案并非没有意见；第二，张也并非不了解蒋之底线与目的。不仅如此，从蒋记张治中对李宗仁等将刘斐列入代表名单反应和担心之强烈，亦可看出，张虽系受李宗仁代总统之命前往北平谈判，但其内心仍旧以蒋介石及其系统为正统。

从蒋日记还可看到，张治中回忆曾委婉劝说蒋出国事亦并非虚构，只是张记错了时间。3月上旬来溪口时，恰值《救国日报》和甘介侯事闹得沸沸扬扬，张即使有意，亦不敢提出此议。然而这次来溪口，因为时过境迁，遂委婉地提了出来。只不过，张吞吐间对蒋并未能详述理由，因而在离溪口前，又特别转托吴忠信向蒋详细表白了自己的想法。其内容是： 甲、避免成攻讦目标；乙、去和战失败责任；丙、使一般将领减少依赖心；丁、可增长见闻。 对此，蒋介石一言以斥之，曰： 其不知革命大道与责任也。 《蒋介石日记》，1949年4月1日。

有关谈判进行过程中蒋介石的态度及作为，一般所依据史料，仅为蒋介石4月间几封公开电文和蒋经国的片断日记。因此，许多情况，包括某些重要细节，今人仍多不明所以。细读蒋日记，其间种种经过情形明显较易澄清。

4月1日，张治中率南京代表团在南京方面隆重欢送下起程，抵达北平时却遭冷遇，机场只有几位负责事务工作的较低级别官员接机。当天及之后，北平报纸、广播仍连篇累牍用激烈语言痛骂南京国民党反动派。此种情形，使蒋介石进一步印证了自己的判断。他在日记中写道： 南京求和代表团已到北平，未开谈判而已受其轻伤与污辱，殊为文白危也。然而彼始终以共匪为可与，而不信余之警告及反对其充任代表之衷言，惟之听之。 《蒋介石日记》，1949年4月2日。

几天后，蒋介石得到北平传来的消息，称中共方面坚持他要负战争责任并受惩罚，四大家族财产亦须没收，且不论谈判成功与否，解放军均必须渡江进驻南方。《张治中致南京李代总统、何总长电》（1949年4月5日），《革命文献》第29卷（上二），第24、25号。对此，蒋介石更感放心，因为他自信，仅此就足以让李宗仁等不知所措，故他再度痛斥迷信和谈的桂系 愚蠢诚不可想象者也 。《蒋介石日记》，1949年4月5日。

鉴于 共匪枭张态度 ，为避免张治中等被迫签下城下之盟，蒋介石4月5日得报后当即苦思应付办法，以至次日凌晨4时即醒。早祷后他即叫来蒋经国，要其马上准备对中央常会及中央指导委员会的议案文件。其基本策略是，通过中常会和指导委员会规定和谈必须受中央监督，并遵守中央规定之原则，方法上可灵活，如采取不简单拒绝中共之要求，表示赞同议和等等。午后，蒋更具体提出应规定和谈之前提条件三点：（1）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2）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中止；（3）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承担。《蒋介石日记》，1949年4月6日；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实践出版社，1985，第172、174、181页。

为避免派系矛盾加剧，桂系铤而走险，单独与中共媾和，蒋介石4月7日专门指示张群： 对桂系应再忍耐，予以开诚商谈，示以利害，只要其能共同对共，无论和战必全力支持。如其要求余出国，亦可容其考虑也。 《蒋介石日记》，1949年4月7日。

8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国民党召开了中常会，通过了蒋提出的和谈方针。9日，何应钦从广州致电代表团说明了中常会决议的内容，即（1）如共产党军队在和平谈判期间渡江，则宣告和谈破裂；（2）为履行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国际责任，对于以往的外交政策应予维持；（3）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一切施行暴力之政策；（4）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整军方案必须有双方相互尊重同时实行之保证；（5）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按照（2）（3）（4）项原则实施为条件。《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98~799页。同时，南京国防部也致电代表团，要求通知中共方面，务必立即把自和谈开始以来向前推进的军队全部撤回原来位置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7)

就在国民党方面作出强硬表态的几乎同时，意外地传来了中共中央态度转变的消息。

10日晚，蒋介石得报， 共毛与文白谈话要点 有四：一是条约中可不提战犯名字，只说明应追究其责任；二是条约签订时欢迎李宗仁、何应钦、居正、于右任等来平参加；三是改编军队时间上可放缓；四是解放军过江待条约签字后实行。至联合政府成立时间，更需要相当时日，故南京政府仍可维持现状数月之久，继续行使职权，免致瓦解。《蒋介石日记》，1949年4月11日。

蒋介石并不怕中共态度强硬，就怕中共施以缓和手段。因情况突然，蒋马上紧张起来。他在日记中表露了强烈的担心，称： 毛态度忽转怀柔 ， 对桂系，对居、于，对我代表团，甚至对立法、监察两院，皆用笼络离间拖拉拆散示恩办法，尤以重视国共合作等语调施其诈计，此乃为本党一般投机分子最所得意，更加其投降热衷之意。 为此，他立即叫蒋经国去电何应钦和阎锡山，约李宗仁、白崇禧，决定亲自出面，在杭州举行会商。《蒋介石日记》，1949年4月12、13日。

但两天后，进一步的谈判情况通报让蒋多少松了一口气。因为通报显示，中共提出的具体条件， 除要求匪军过江占领江阴要塞及皖南沿江各据点以外，其对编军与联合政府之名额等更为苛刻 。《蒋介石日记》，1949年4月15日。

17日，拿到中共正式条件，即修正条件二十四条，蒋更放心了。因为，那 直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 。出乎蒋意料的是，这样的条件，国民党谈判代表黄绍竑、邵力子等还竟然接受转达之责任，这不能不让他火冒三丈，痛骂二人 无耻之极 ！蒋的提议是，迅速提对案交中共，严拒其条件，并将全文宣布，以明战事责任与是非所在。《蒋介石日记》，1949年4月17日；4月20日国民党正式发表声明，拒绝中共所提和平条款，见《革命文献》，国字第50号。蒋并详细指示对案内容及措辞办法外，尤其要求国民党中央用党部名义严加驳斥，特别强调要将中共实欲 消灭行宪政府而实行其共产专制政府，比之捷克与波兰政府犹不如也之意，以昭告中外 。《蒋介石日记》，1949年4月18日。同时，蒋介石去函李宗仁，力劝其对和战早下决心，万不可再事拖延。《革命文献》，国字第48号。

面对谈判破裂之局，力主和谈的李宗仁等自然极为焦虑。李深知无法接受中共之最后通牒式的协议条件，但除此之外，以他有限权力，也无法指挥调动军政组织进行有效抵抗。李宗仁因此电蒋，请求蒋能授予其指挥全权。蒋对此却明确声明： 余个人今日无权可授，如必欲余对军政干部用书面示意，服从代总统命令，不得违背，则不如由党决议，授权为正式也。但如此必欲其尊重党纪，恢复党与政正常关系。今后凡重要政策与人事，必须由政府提经政治委员会通过，并由代总统对党由书面声明以代誓词耳。 《蒋介石日记》，1949年4月19日。言外之意，蒋不反对让出总统全权，但李必须书面声明，承诺政府今后所为，均应先提经党的政治委员会通过。如此，蒋为党之总裁，李为政之总统，蒋仍可有效控制李之行动。

当然，考虑到中共可能大举渡江，蒋介石极为担心李宗仁会临阵脱逃，不得不重新出面指挥一切。为此，蒋明确提出恢复 党政常轨 之制，即主张再行以党统政之策。据此，他一面紧急部署亲信将领防守上海等地之战术，一面提出，应切实商定办法，党政定期会晤，为此应改组政治委员会和国防部，必须重新恢复彻底与持久的 剿共 政策，不能再有任何与中共中途谋和的情况发生。《俞济时（蒋介石）致上海汤总司令电》（1949年4月20日），《革命文献》第29卷（上二），第102号；《蒋介石日记》，1949年4月20日。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8)

22日，即在中共已开始渡江作战之际，蒋介石、张群、吴忠信、王世杰、陶希圣等终于在杭州，与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进行了蒋所期待的党政会晤。据蒋日记所记，在两小时的会晤过程中，李宗仁多半时间脸色阴沉，保持沉默。蒋则当场径直逼问各位与会者，是否决定弃和求战，反共到底？直到大家均点头称是之后，蒋才与他们商量军事、政治、经济与外交等各项办法。但李宗仁最后发言明确表示，他不能担任此一责任，必须蒋复出。蒋坚决拒绝，并明言不能再提此事。经休息后，会晤继续进行，商量组成了非常时期最高委员会，推举11人为委员，以替代政治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李、何随即返回南京。蒋在归途及夜间，显然对李宗仁落魄恼恨之神态，有一种幸灾乐祸之感，称李 恼羞成怒、积恨成仇之色，充分表现于其面目之间。其傲慢仇恨憎恶，而又不敢发泄之隐情苦状，似又不可言喻者 。《蒋介石日记》，1949年4月22、23日。

次日，蒋介石总结自被逼下野以来与桂系较量之结果，不无得意地写道：

桂系李白三个月来积极对中央各军与党政干部从事挑拨分化与笼络，皆未能生效。而李个人对其权力亦未能尽如所欲，又以代总统名义而不能真除为正式总统，此于其竞选时及其初行接代职时所不及预料者。加之其接任求和，对共献媚的作风，自觉过度，最后共匪提出之条件几乎投降无异。故其处境实有啼笑皆非之感。此其不能不迁怒于余一身之总因。难怪其心狭识浅，本来如此，何足为异。

当然，一如既往，蒋在此时亦会因自得而显得宽容大度。他自承： 余亦不无过误，应曲谅之。而今后更当负责辅导桂系真能心悦诚服，团结奋斗，完成大业也。 《蒋介石日记》，1949年4月23日。

蒋介石日记的隐与缺 以蒋对宋美龄访美记述为例

很显然，蒋介石的日记手稿，对于今人具体把握此一阶段蒋之活动与心理，具有一般文献及回忆所不具备的重要价值。但是，限于时间、篇幅及性格偏好等种种原因，日记作者并不可能有闻必录、有感必记。记什么，不记什么；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任何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而越是公众化的人物，在这方面的选择，甚至是避讳和顾虑，也就越多。以蒋此时之地位及其性格，其每日所记必会有所选择和避讳，亦属必然。再加上蒋日记手稿开放，为回避其家庭隐私，删除了个别内容。这也就决定了，即使如蒋日记，能够提供给今人更多史料，也还是不能简单用来作蒋介石生平思想研究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论证依据。

读已经开放的蒋介石这段时间的日记手稿，就能注意到其有明显不及一般文献史料之处。换言之，有些同样极其重要的史实或感受，蒋这时并没有记入日记之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蒋介石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显然没有真实地记录他在宋美龄赴美不归问题上与妻子发生的争执，及由此引发的内心深处的孤独、烦恼与抱怨。依蒋动辄发怒、常常压抑不住火气、会在公开场合和日记中骂人的秉性，其内心极度不满，却在日记中几乎不做反映，显与其记日记时有所选择和避讳的习惯有关。

宋美龄1948年11月底飞赴美国，初欲寻求打破中美关系僵局，推动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但宋抵美后，遭到杜鲁门政府的冷遇，其努力并未能很快产生效果，相反，美国舆论对国民政府的批评有增无减。再加上东北瞬间落入中共之手，平津被围，徐蚌地区中央军亦受困，美国态度更令其失望。蒋介石自尊心大受损伤，坚持停止求援工作，要宋回国，宋却以种种理由拒绝。此事让蒋极为被动，甚至为此大动肝火。这在双方来往电报中有详实记载。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9)

1948年12月1日，蒋介石首次去电问候初到美国的宋美龄。次日，宋美龄电蒋，已显露出求援事可能颇难进展的迹象。宋称：已与住在医院的马歇尔进行初步接触，仅泛谈时局而已，看来当初向美要求三年援助计划的设想，暂时只能先就援助原则进行接触， 因提出大数字易于人惊，且美方现所最虑者为被牵入战涡。 《宋美龄致南京总统府蒋介石电》（1948年12月2日），《革命文献》第43卷，第143号。

严格地说，蒋介石对此种严峻形势下说动美国高层大力援华并不抱多少幻想。只是因为夫人必欲赴美求援，蒋不能不依。因此，他一方面尽力为宋提供 好消息 ，称： 近日战况好转，徐州已自动放弃，即将在徐二十万大军向南对蚌埠附近匪之主力压迫包围，故蚌埠情势稳定，无危险，长江与京沪之威胁亦已消除。 甚至断言： 今后决照预定计划进剿。只要匪不逃窜，必可获得决定性胜利也。 《蒋中正致华盛顿大使尤秘书转蒋夫人电》（1948年12月2日），《革命文献》第43卷，第144号。另一方面，却极力劝说夫人即速回国，称： 吾爱见杜鲁门总统以后，无论结果如何，请吾爱速即回国，不可稍有耽搁。 因 自妹出国以来，兄心身皆甚不佳，务望速归。对于今后对外对内政策亦急待商讨也 。蒋并特别叮嘱： 在未归国以前，万勿发表任何言论，以妹赴美本与其当局说明中国剿共形势而已，说明后即可，别无其他希望。故自应立即回国。 鉴于1942年宋美龄赴美宣传抗战，曾在美国会演讲，造成轰动影响，蒋确信目前形势下夫人绝对 不宜于此时出席国会 ，否则难免遭遇不快，不如 保留其国会对吾爱敬慕之思为要 。《蒋中正致华盛顿大使尤秘书转蒋夫人电》（1948年12月5日），《革命文献》第43卷，第146号。

但宋美龄到美后很快即见到马歇尔，杜鲁门总统亦约期见面，故她仍旧颇具信心，不想马上回国。为此，她明确告诉蒋： 已定佳日会晤杜总统，惟见杜后恐不克立即返国 ，因为马歇尔明确表示在与总统面谈后还可与其谈。她并特别强调： 妹在此进行工作之内容非外间所知，并非常复杂，故不能详电，但务请忍耐镇静信心，祈祷上帝助我成功。 《宋美龄致南京总统府蒋介石电》（1948年12月9日），《革命文献》第43卷，第146号。

12月11日，宋美龄见到杜鲁门总统，她详述了中国战局危险状况，恳请美国立即提供巨额援助，杜鲁门当场未作任何表态，仅客套而已。面对此种情况，宋美龄并不死心，仍电告蒋称，因英法两国需求亦急，美援中即必减少援英法之数量，故国会中阻力较大。但杜鲁门已 明了实情，并极愿相助我国 。她为此还必须再见马歇尔，争取到马的支持。宋美龄并且要求蒋介石，关于她的活动及去电，不仅不要与他人商讨，且 严令政府及外交人员勿发表任何言论为要。 《宋美龄致南京总统府蒋介石电》（1948年12月11日），《革命文献》第43卷，第147号。

蒋介石与列强打交道的经验明显要比宋美龄多得多，况且他这时对美国情况的了解，也并不止于宋这一条渠道。就在宋美龄为自己继续开展对美外交寻找理由之际，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却电告蒋介石称：美对华政策未变。宋美龄这时密告蒋称，美政府原准备发表对蒋及政府极不利之文件，因孔祥熙力劝和她与杜鲁门的晤谈，已决定不予发表云云。而顾电却告知：刚刚见过美国代理国务卿，对方表示，发表对华态度宣言事，美方仍在研究中，并无改变之意。《顾维钧致国民政府外交部转蒋总统电》（1948年12月15日），《革命文献》第43卷，第149号。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10)

面对军事形势恶化的趋势不可遏止，蒋介石认为目前绝非向美求援时机。 平津方面不久或将吃紧，津浦路方面亦不能过于乐观。 目前暂时只能保证 南京、上海最近决无问题 。他强调指出： 如果军事不利，则美方交涉更无希望，且将为人轻侮，不如速归。 自尊心极强的蒋介石，显然认为宋美龄这个时候作为中国第一夫人跑到充满轻蔑感的美国人那里去求援，实在是自寻其辱。但因为既不能命令，又不能发火，蒋除了重申自己的理由外，不能不用自己 近来身心甚不适 为由，来设法引起夫人的恻隐之心。《蒋中正致华盛顿大使尤秘书转蒋夫人电》（1948年12月13、15日）、《宋美龄致南京总统府蒋中正电》（1948年12月13日），《革命文献》第43卷，第148、150号。

然而，对于蒋介石的恳求，宋美龄毫不动摇，坚持继续留在美国。此后不过两周时间，平津危殆，徐埠告急，李宗仁、白崇禧等群起 逼宫 ，中共则发表战犯名单，誓将战争进行到底，蒋介石一时间焦头烂额，更感心身疲惫，感情上需要宋更甚。不意宋美龄12月30日来电，依然强调她此时断不能离美。因中共发表战犯名单后，美方态度明显有变， 妹一旦离此，此种工作或将中断，而国会开时亦恐发生波折，得不到多数援助。 《宋美龄致南京总统府蒋中正电》（1948年12月30日），《革命文献》第43卷，第152号。

进入到1949年1月上中旬，蒋介石被迫决定下野后，对美国政府的态度格外关注。但蒋介石宣布有意下野的元旦文告和国民党地方派系等力主与中共议和，却使态度强硬的宋美龄倍感受挫。恰好这时蒋介石一直颇为反感的马歇尔去职，艾奇逊继任国务卿，蒋又重燃希望。不料宋美龄游说美国上层，全凭过去与马歇尔夫妇的私交，对艾奇逊则毫无开展游说工作之可能。她并且告诉蒋称，马歇尔辞职前，已承诺愿意推动援华，艾奇逊突然继任，颇出一般意料。而艾氏一向与左倾人士接近，情况颇不乐观。《宋美龄致南京总统府蒋中正电》（1949年1月4日）、《蒋中正致蒋夫人电》（1949年1月5日）、《宋美龄致南京总统府蒋中正电》（1949年1月9日），《革命文献》第28卷（上一），第24、28、154号。事实上，马歇尔下野之后，宋美龄在美的游说工作即告停顿了。

1月22日，蒋介石正式下野回到奉化老家，当即去电夫人，说明 诸事布置完妥，一切顺利，如息重负，心地安乐 。宋亦来电安慰并为蒋打气称： 深信上帝决不会任共产主义在中国能够成功，请勿忘兄之安全为第一，则余等仍可继续为国家努力奋斗。 宋仍坚持认为，自己留在 此间并非无希望，且与多方人士已有联络，正在极力推动中 。《蒋中正致蒋夫人电》（1949年1月22日）、《宋美龄致蒋介石电》（1949年1月22日），《革命文献》第28卷（上一），第42、46号。

因蒋下野后，国民党失败，大陆中国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已成大势。此种情势下，美国国内舆论和政界纷纷开始关注和讨论中国问题及美国对华政策。中国驻美大使及蒋派驻美国的相关人员，均对改变美国对华政策抱有期望，故再三来函来电劝蒋加强对美工作。《顾维钧致溪口蒋总统电》（1949年1月28日）、《皮宗敢致溪口蒋总统电》（1949年1月28日），《革命文献》第29卷，第61号；第43卷，第157号。宋美龄因此亦在隐身一月后又跃跃欲试，想要重启游说工作。她于2月13日电蒋称： 兄居乡静养，妹未能早返相从晨夕，固极痛心，惟妹在此表面虽已停止工作，但与各方之联系不能遽尔中断。一般对我友善者，佥谓妹一离此则势必前功尽弃，作用全失，未免可惜。为国为党，只得俟此间能告一段落时即谋归计耳。 《宋美龄致溪口蒋介石电》（1949年2月13日），《革命文面对军事形势恶化的趋势不可遏止，蒋介石认为目前绝非向美求援时机。 平津方面不久或将吃紧，津浦路方面亦不能过于乐观。 目前暂时只能保证 南京、上海最近决无问题 。他强调指出： 如果军事不利，则美方交涉更无希望，且将为人轻侮，不如速归。 自尊心极强的蒋介石，显然认为宋美龄这个时候作为中国第一夫人跑到充满轻蔑感的美国人那里去求援，实在是自寻其辱。但因为既不能命令，又不能发火，蒋除了重申自己的理由外，不能不用自己 近来身心甚不适 为由，来设法引起夫人的恻隐之心。《蒋中正致华盛顿大使尤秘书转蒋夫人电》（1948年12月13、15日）、《宋美龄致南京总统府蒋中正电》（1948年12月13日），《革命文献》第43卷，第148、150号。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10)

然而，对于蒋介石的恳求，宋美龄毫不动摇，坚持继续留在美国。此后不过两周时间，平津危殆，徐埠告急，李宗仁、白崇禧等群起 逼宫 ，中共则发表战犯名单，誓将战争进行到底，蒋介石一时间焦头烂额，更感心身疲惫，感情上需要宋更甚。不意宋美龄12月30日来电，依然强调她此时断不能离美。因中共发表战犯名单后，美方态度明显有变， 妹一旦离此，此种工作或将中断，而国会开时亦恐发生波折，得不到多数援助。 《宋美龄致南京总统府蒋中正电》（1948年12月30日），《革命文献》第43卷，第152号。

进入到1949年1月上中旬，蒋介石被迫决定下野后，对美国政府的态度格外关注。但蒋介石宣布有意下野的元旦文告和国民党地方派系等力主与中共议和，却使态度强硬的宋美龄倍感受挫。恰好这时蒋介石一直颇为反感的马歇尔去职，艾奇逊继任国务卿，蒋又重燃希望。不料宋美龄游说美国上层，全凭过去与马歇尔夫妇的私交，对艾奇逊则毫无开展游说工作之可能。她并且告诉蒋称，马歇尔辞职前，已承诺愿意推动援华，艾奇逊突然继任，颇出一般意料。而艾氏一向与左倾人士接近，情况颇不乐观。《宋美龄致南京总统府蒋中正电》（1949年1月4日）、《蒋中正致蒋夫人电》（1949年1月5日）、《宋美龄致南京总统府蒋中正电》（1949年1月9日），《革命文献》第28卷（上一），第24、28、154号。事实上，马歇尔下野之后，宋美龄在美的游说工作即告停顿了。

1月22日，蒋介石正式下野回到奉化老家，当即去电夫人，说明 诸事布置完妥，一切顺利，如息重负，心地安乐 。宋亦来电安慰并为蒋打气称： 深信上帝决不会任共产主义在中国能够成功，请勿忘兄之安全为第一，则余等仍可继续为国家努力奋斗。 宋仍坚持认为，自己留在 此间并非无希望，且与多方人士已有联络，正在极力推动中 。《蒋中正致蒋夫人电》（1949年1月22日）、《宋美龄致蒋介石电》（1949年1月22日），《革命文献》第28卷（上一），第42、46号。

因蒋下野后，国民党失败，大陆中国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已成大势。此种情势下，美国国内舆论和政界纷纷开始关注和讨论中国问题及美国对华政策。中国驻美大使及蒋派驻美国的相关人员，均对改变美国对华政策抱有期望，故再三来函来电劝蒋加强对美工作。《顾维钧致溪口蒋总统电》（1949年1月28日）、《皮宗敢致溪口蒋总统电》（1949年1月28日），《革命文献》第29卷，第61号；第43卷，第157号。宋美龄因此亦在隐身一月后又跃跃欲试，想要重启游说工作。她于2月13日电蒋称： 兄居乡静养，妹未能早返相从晨夕，固极痛心，惟妹在此表面虽已停止工作，但与各方之联系不能遽尔中断。一般对我友善者，佥谓妹一离此则势必前功尽弃，作用全失，未免可惜。为国为党，只得俟此间能告一段落时即谋归计耳。 《宋美龄致溪口蒋介石电》（1949年2月13日），《革命文献》第43卷，第158号。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11)

这一次，蒋介石看来是真有点不耐烦了。他刚刚得到消息，知道美国政府决定驻华大使馆不随国民政府南迁，决心留在南京，探测毛泽东是否会受苏联利用，显示美国有承认中共新政权的可能。蒋得此消息极为恼怒，此种情绪也随即反映在给宋美龄的电报中。蒋直言宋之工作不仅不会有价值，甚至可能会因过于卑躬屈膝更让美国看不起国民党，因而严重妨碍自己的工作。其电文冰冷严厉，称： 阮电悉，务望从速归来，勿再留美，以完成兄之志愿为要。否则恐兄之政策反受阻碍矣。何日回盼复。 《蒋中正致蒋夫人电》（1949年2月16日），《革命文献》第43卷，第159号。

可是，宋美龄依旧不为所动。她明告蒋称： 若妹在纽约有碍兄之政策，则拟即日迁往僻静之处 。但回国不可能。她一改过去 为国为党 的理由，称无法回国另有原因，实因 此次来纽约，经医检验后，稍患有先母之疾，医嘱应立刻疗治，以免不测。惟恐吾兄忧念，故未告知 。现若不能做外交工作，亦必须留美继续医治。故返国之事，暂不可能。如有任何密示告之，可令蒋经国来美详告。《宋美龄致溪口蒋介石电》（1949年2月18日），《革命文献》第43卷，第161号。

宋美龄祭出此一理由，蒋介石自然不能固执己见，但他还是希望宋： 早日驾回，面商一切，再定行止。 他表示： 如果必须在外医治，则总以不在美国而在其他国土如加拿大等处较妥，因有复杂关系决非面谈不可，更非函电所能详述。 经国赴美，徒引猜测，更为不便。《蒋中正致蒋夫人电》（1949年2月24日），《革命文献》第43卷，第161号。

宋美龄到底没有按照蒋之要求返回国内，但随后亦一度不再出入各种公开场所，避去乡间休养。直到国共和谈破裂，中共占领南京，蒋介石走出溪口，重回权力中心，宋美龄复又另辟蹊径，开始进行对美国国会议员的游说工作。她一直拖到1950年1月，才在蒋介石的再三恳求下，由美国转去台湾，重回到蒋身边。

上述蒋、宋之间的来往电文在宋美龄1948年底至1950年1月美国之行这段时间的电文中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从中已经可以清楚地注意到围绕着宋此行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等问题，在两人之间所发生的种种争论了。但除了个别几处提及宋美龄，或提到拟夫人电稿，或提及为夫人祝寿外，在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蒋介石日记手稿中，涉及宋此行的问题，无论是两人之间的争执，还是极需亲情相伴的蒋介石因宋去美而抑郁，和对宋坚不归国之不满，均只字未录，这显然不近情理。虽然该手稿内容涉及隐私部分在开放前曾有专人审读后删除，但查此段日记被审读人抹去的部分极为鲜见。可知，此一缺失，当非审读过程所致，恐系日记作者当年记述时精心选择和刻意所为。

类似的隐与缺，自然不只以上所述。举此，只是希望说明一点，即蒋介石日记手稿史料价值再高，也有其局限。故治史者作为史料使用时，必须有所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