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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毛泽东与访问延安的美国友人合影(图)

- 毛泽东会见重访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图)

- 毛泽东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合影(图)

- 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图)

- 毛泽东和斯特朗谈话的地点(图)

- 中共中央在米脂县召开扩大会议旧址(图)

- 毛泽东关给斯大林(菲里波夫)的复电(图)

- 《毛泽东的美国观》前言(1)

- 《毛泽东的美国观》前言(2)

-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1)

-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2)

-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3)

-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4)

-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5)

-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6)

-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7)

-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8)

-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9)

-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10)

-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11)

-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12)

-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13)

-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14)

-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15)

- 1958年炮击金门阵地一角(图)

- 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图)

- 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基辛格(图)

- 毛泽东学生时代读过西方名著(图)

- 美国飞机轰炸中国的邻国朝鲜(图)

- 斯特朗在延安(图)

- 毛泽东发表了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文章(图)

-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1)

-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2)

-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3)

-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4)

-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5)

-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6)

-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7)

-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8)

-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9)

-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10)

-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11)

-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12)

-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13)

-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14)

-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15)

-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16)

-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17)

- 第三章 中国革命视野下的美国观(1)

- 第三章 中国革命视野下的美国观(2)

- 第三章 中国革命视野下的美国观(3)

- 第四章 面向世界视野下的美国观(1)

- 第四章 面向世界视野下的美国观(2)

- 第四章 面向世界视野下的美国观(3)

- 第四章 面向世界视野下的美国观(4)

- 第五章 反对霸权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1)

- 第五章 反对霸权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2)

- 第五章 反对霸权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3)

- 第五章 反对霸权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4)

- 第五章 反对霸权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5)

- 后记之一(1)

- 后记之一(2)

- 后记之二

- 结语 毛泽东认识美国的历史轨迹(1)

- 结语 毛泽东认识美国的历史轨迹(2)

- 结语 毛泽东认识美国的历史轨迹(3)

毛泽东与访问延安的美国友人合影(图)

毛泽东会见重访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图)

毛泽东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合影(图)

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图)

毛泽东和斯特朗谈话的地点(图)

中共中央在米脂县召开扩大会议旧址(图)

毛泽东关给斯大林(菲里波夫)的复电(图)

《毛泽东的美国观》前言(1)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毛泽东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199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杨玉圣博士的专著《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该书纳入了汪熙教授主编的“中美关系丛书”。3年后，该社又出版了张济顺博士的专著《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1943－1953）》，并同样纳入了“中美关系丛书”。所不同的是，杨著是从整体上考察了中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美国认识的发展和演变，而张著则是考察了一个特定社会阶层在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对美国的认识发展过程。由此笔者便想到，如果再对某个特定历史人物的美国观作一番历史的考察，那么关于“中国人的美国观”这样一个课题的研究，就会给人一个更加全面和立体的印象。哲学上常讲从普遍到特殊，从一般到个别，我想如果把这个方法贯彻到历史学的研究中来，肯定也会有它存在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一些想法，我最终确定了《毛泽东的美国观》这样一个题目来做自己的博士论文。

为什么选择毛泽东的美国观来作历史的考察？这是因为在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中，几乎没有谁的美国观能像毛泽东那样影响历史至远至深。面对美国，他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更多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个政党的领袖、一个国家的代言人在与美国打交道。因此，他对美国的许多认识和分析，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见解，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观，甚至是中国人民的美国观。毛泽东一生对美国的认识充满了发展和变化，他在不同时期对美国所采取的态度和策略也充满了变化，其中有许多的经验，也有许多的教训，认真进行总结，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中美关系，将会有着深刻的启示的和借鉴作用。

今天，毛泽东业已去世，而中美关系却不可逆转地跨入了21世纪。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东西方文化的进一步碰撞和融汇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而作为东西方主流文明代表的中美两国文化、思想和观念，在这种碰撞和融汇中必将会继续发生一系列的冲突、渗透和交流。正因为如此，探讨中国人的美国观，已日益成为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和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全面回顾一下中美两个太平洋彼岸的大国，在业已过去的20世纪里所经历的渗透、隔绝和缓和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并通过毛泽东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美国观，来透视一下20世纪的中美关系，解读一下20世纪中国发展进程中的美国因素及其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检讨一下其中的得失和经验教训，对面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面向世界的中国外交，以及面向世界文明的中国文化，都有着一定现实的意义。

当然，从几百年的中美关系发展史来看，毛泽东又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人物。作为青年知识分子，他曾经接受过美国文化和精神的影响；作为一位有个性的政治家，他曾经结交过大量的美国平民朋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他甚至很乐意跟美国这样的对手打交道。他像常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个人好恶，也像常人一样有着自己的认识局限，而这些个性化的东西必然会在面对美国的过程中表露出来。可以说，作为一个既普通而又特殊的中国人，毛泽东的一生充满了神秘的个性化色彩。面对美国，他也留下了许多令人不解之谜。

然而真的是不解之谜么？也许当我们系统地考察了毛泽东的美国观之后，许多问题便能够从中找出具体的答案。

本书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探讨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这一形成过程经历了青年时期、建党时期、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在青年时期，像许许多多追求进步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样，毛泽东曾经被以“美国精神”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所深深吸引，并一度尝试过在实践中推行美国的政治理念和教育模式，最后是在“诸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才在“俄国革命道路”的感召下，接受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此后，他不仅从理论上对“美国精神”进行了清算和批判，而且在实践中揭示了美国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这是毛泽东美国观初步形成的显著标志。

第二章主要研究毛泽东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实际上主要是探讨抗战时期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建立国际统一战线而高举抗日、民主、团结大旗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观。这一时期大致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着眼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角度来认识美国，没有局限于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认识框架的束缚，而是根据国际形势发展的新变化，把美国看作是世界主要的“民主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友邦”，认为现在是中美两国“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在时刻注意与“远东慕尼黑阴谋”作斗争的同时，仍强调必须“与英美作外交联络”，共同建立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这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美国认识的发展和深化，但并没有改变过去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的基本判断。第二阶段是立足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视角来认识美国。由于中美双方在抗日问题上找到了合作的利益支撑点，因此毛泽东对美国的评价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美策略也作了前所未有的大调整。特别是在抗日、民主和团结的旗帜下，利用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制止国民党的反共行动，鼓励中共军队放手与美军合作，借助美国调处促进中国民主改革，限制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为中共及其军队的发展壮大赢得了广阔的空间。

第三章主要研究中国革命视野下毛泽东的美国观，实际上是探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美国观。重点考察的是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推翻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独裁政府，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过程中，对美国认识的发展、演变过程。这一时期毛泽东美国观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具备了更加理论化、系统化的特征。因为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不仅作出了“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正确判断，形成了“中间地带”的革命理论，发展了“两个阵营”的基本思想，而且对过去一百多年来的中美关系进行了历史总结，这标志着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更加全面、系统，具备了基本的理论形态。

《毛泽东的美国观》前言(2)

第四章主要研究面向世界视野下毛泽东的美国观，实际上是探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毛泽东的美国观。它主要围绕两条线索、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是通过朝鲜战争、炮击金门、援越抗美以及中美大使级谈判等事件和活动，与美国进行直接的较量和对抗，并从中得出“美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敌人”的结论，形成了反对帝国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另一个是通过国际国内“反修防修”的斗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战争观、革命观和帝国主义观等一系列基本观点进行论辩，并以此为指导，深化对美国现行政策、外交方针及其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形成了反对修正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

第五章主要研究反对霸权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实际上是探讨毛泽东晚年的美国观。它主要经历了从“联美抗苏”，到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从提出“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构想，到形成“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发展演变。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美国观，可以看出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从60年代着眼于反对修正主义到70年代着眼于反对霸权主义，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更加趋于务实，对中美关系的处理更加注重国家利益和安全，体现了从革命理想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回归的显著特征。与此相对应，毛泽东的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也逐步实现了从60年代比较突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到70年代更加注意国家利益与安全的转变。

本书关照了毛泽东一生对美认识的全过程。如果从1907年前后读到《盛世危言》、在书本上初识“美利坚合众国”算起，到1976年去世为止，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经历了将近70年的发展。70年来，毛泽东的美国观充满了曲折和变化。其中大的变化主要有这么几次：

第一次，是从早年通过书本接受美国印象，在新文化运动中接触美国思潮，在社会改良实践中推行美国理念，到完成世界观的转变，最终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实现对“美国精神”的消解。

第二次，是在建党、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不断揭露美国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到呼吁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视美国为中国的“友邦”。

第三次，是在抗战时期，从防范“远东慕尼黑阴谋”，到“放手与美军合作”，利用苏美英等国际力量限制国民党反共高潮；再到“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最后提出打倒“美蒋反动派”。

第四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从朝鲜战场、炮击金门的正面对抗，到实行和平外交政策，推动中美大使级谈判。

第五次，是在20世纪60年代，从反对“美帝国主义”头号反动派，到“反帝返修”双拳出击。

第六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从实行“联美抗苏”的“一条线”国际战略，到进行“三个世界”的划分，同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

70年来，毛泽东在对美国认识的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认识特点和理论特征。其中在早年的认识特点是，注重学以致用，初步表现出注意把握时代精神的世界眼光；在建党到大革命再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则注重从理论上揭露美国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阐明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性质，并在实践中找到了武装斗争的中国革命道路，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威力；在抗战时期，由于毛泽东已经确立了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因此他对美国的认识开始转变为中共应对美国的指导思想，成为实际斗争的策略方针，表现出务实性和策略化的特征；解放战争时期，注意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揭露美国“扶蒋反共”的真实面目，坚持了原则性和灵活性、斗争性和策略性的统一；建国以后，为了实现祖国统一和维护周边国际环境，与美国进行了正面斗争和直接对抗，随后发展到积极支援“世界革命”，表现出某种理想主义的热情和特征；到晚年，更加注意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出发来处理中美关系，对美认识实现了革命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统一，进一步突出了务实性的特征。

总之，毛泽东一生对美国的认识充满了曲折和变化。从早期的“帝国主义”到中间的“纸老虎”，再到晚年的“超级大国”，经历了一系列从否定到否定的发展历程。而在其中每一个大的认识阶段上，又经过了若干次小的反复和循环，并表现出了不同的认识特征。正是这种充满曲折变化的思想历程，构成了毛泽东对美国认识的历史轨迹。

正是为了厘清毛泽东美国观的发展轨迹，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努力以毛泽东一生处理中美关系的实践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外在的客观活动来发掘内在的主观世界、心路历程，把握他面对美国的世界眼光、发展思维和务实精神；着重从他一生与美国直接间接的学习、接触、交往和斗争中，来考察他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美国认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讲清他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从民族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从意识形态的分歧到军事上的对抗、从冷战到缓和等这样几个转变的关节点；努力理清其发展变化的思想脉络，揭示导致这种起伏变化的主客观原因，及其由此带来的外交策略的转变与调整，从中把握中美关系的大致走向，并为今天处理这类问题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本书既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从纯粹哲学、政治、外交、文化等观念角度去透视毛泽东和分析毛泽东的美国观，也不可能单纯从概念、范畴和逻辑体系的角度来探讨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而必须通过对毛泽东头脑中美国认识的来源及其支撑系统，包括社会背景、文化背景，特别是中美关系中的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客观展现，将毛泽东的美国观置于历史的场景中，置于发展的过程中，把握毛泽东对美国认识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发展，从而使“观念”与“历史”达到某种统一。正如美国学者施拉姆所言：“思想来源于历史，思想也决定着历史的进程”，“思想观念是通过吸收各种来源而形成的，而且在系统化之后，就要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去加以应用。”这就是说，“历史”与“意志”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观念”的发展，而观念史就成了主客观诸多因素交互影响的产物。

在对毛泽东美国观的考察中，本书还力求把它视为一个由多种因素合力促成的趋向，从主观和客观、内因和外因、理论和实践等多个侧面进行分析。既然毛泽东的美国观本身就是由多种对立因素构成的辨证统一体，那么在叙述的过程中，就应尽力揭示出相互制约的各个侧面，使得分析更加接近毛泽东的思想原貌；在研究思路上，就应摆脱单纯从某一个领域进行探讨的模式，建立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本书努力以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以助于拓宽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视野，推动中美关系史、中共党史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和领域的研究。不足的是，由于笔者水平所限，在从大量史料中努力把握毛泽东认识美国思想脉络的过程中，对于“超越文本”进行意义分析方面还显得薄弱；特别是由于掌握的外文资料不足，在研究毛泽东美国观的过程中，对美国人眼中的毛泽东还缺乏比较全面的对比分析，影响了文章的深度和厚度。此外，由于时间仓促，仍然难以避免史料考证和运用中出现的问题甚至差错，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1)

在青年时期，像20世纪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毛泽东曾经为以“美国精神”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所吸引，并在实践中一度尝试推行过美国的政治观念和教育模式，最后是在看到“诸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才断然选择“俄国革命”的道路，接受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但那段思想经历对他仍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此后，在事实的不断教育下，他不仅从理论上对“美国精神”进行了清算和批判，而且在实践中逐步揭示了美国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这是毛泽东美国观初步形成的显著标志。不过，无论是在建党时期、大革命时期还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由于没有在党内取得主要领导地位，毛泽东对美国的这些认识和看法，还不可能形成全党所接受的路线、方针、政策，因此只能称之为毛泽东个人的美国观。

第一节“美国精神”在青年毛泽东思想中的积淀

以往学界在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来源的时候，一般都只讲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两个方面，其实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对青年毛泽东也有着潜在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书本中接受“美国精神”

根据现有文献档案大致可以推断：毛泽东开始关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及其代表人物，约在1907－1908年。那时他十四五岁，正处于人生之中求知欲最旺盛的时期，却在父亲的要求下，辍学在家务农。不安分的毛泽东几乎看遍了山乡所能搜罗到的闲杂书籍。其中有一本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给他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使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正处于危境之中。

《盛世危言》写于甲午战争之前。在书中，郑观应简明介绍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概况。这大概是毛泽东第一次了解到美国。在描述美国的议院时，郑观应称其“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并认为“美利坚之政”，“其制尤善，可为万国之通法者也”。对于美国的铁路，则赞其“便于通商”，使得铁路沿线出现了“百货流通、商贾辐辏”的景象。他称赞美国工业发展迅速，感叹其“心思日辟，智巧日增”。在这本书中，郑观应还提倡西方议会制的民主、教育和经济体制等。所有这些内容，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1936年，他对美国记者埃得加&#8226;斯诺（EdgerSnow）回忆说：“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通过这本书，美国开始进入少年毛泽东的视野，引起他的关注。

《盛世危言》还激发了毛泽东恢复学业的热情。经过与父亲的反复斗争，借助亲友和老师的多方斡旋，他终于在1910年秋天得以离开闭塞的韶山，考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在这里，他不仅学习一些自然科学和地理、英语等新课程，而且读到许多介绍西方文化的新书刊（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世界英雄豪杰传》和《新民丛报》）。这些课程，是他接触西方文化的起点和桥梁；这些书刊，使他对美国开始有一些清晰的印象。

《世界英雄豪杰传》是毛泽东从当时的同窗好友萧二、萧三兄弟那里借到的。书中记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影响世界的要人。即将步入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为这些人物的言行所深深吸引。特别是华盛顿受命于美利坚民族危难之际，高举反殖民主义的旗帜，坚持与英国殖民主义者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民族独立胜利的事迹，更使他心向往之，感佩不已，从此立志要做这样的人。

在东山小学堂，除了《世界英雄豪杰传》，毛泽东读得最多的当算《新民丛报》。由此，他知道了中国的“大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梁启超于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刊印的《新民丛报》，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思想。毛泽东从表哥文运昌处借到当时已经停刊的这一刊物后，爱不释手，读了又读，上面有许多文章他差不多都能背诵下来。从《新民丛报》的有关文章中，他对美国这个遥远的国家和这个国家的许多著名人物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比如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就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着重宣传的西方“十贤”之一（梁当时介绍的西方“十贤”包括：哥白尼、培根、笛卡尔、孟德斯鸠、卢梭、富兰克林、瓦特、亚当&#8226;斯密、伯伦知理、达尔文——引者注）。从毛泽东一生中多次谈到富兰克林的事迹看来，他在早年就已经熟知这位美国科学家和外交家，并为其与众不同的经历所吸引。

1911年，毛泽东顺利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在经历了求学、参军、求学的反复之后，他毅然决定退学，每天到省立图书馆自修学习。在那里，他读到了一大批反映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成就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同时也大大充实了有关美国的知识。后来他感慨地回忆说：“在这段自修期，我读了许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的同时，也研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一年后，四师与一师合并，毛泽东编入一师第八班。从这一年起直到1918年毕业，毛泽东关于美国的知识迅速增加并日渐丰富起来，初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美国印象。

毛泽东在省城求学的年代，介绍美国的文献书籍已经随处可见。例如他所熟悉的湖南学者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便系统地介绍了美国的历史地理、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读了使人眼界大开。再如毛泽东当时十分崇拜的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及其他》中，详细地介绍了他游历美国时的所见所闻，内容涉及美国的政府结构、外交政策、军事力量、民族风情，以及在美留学生及华人团体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这些书籍给了毛泽东一个更加清晰的美国印象。正是从这些书刊中，毛泽东读到了美国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是了解了美国的华盛顿、林肯、罗斯福、富兰克林、爱迪生等世界名人。从他们身上，接受了英雄主义、科学精神和民主思想的启蒙。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2)

其实，从少年时起，毛泽东的内心就一直洋溢着一种强烈的景仰圣贤豪杰的思想。在他看来，所谓“圣贤豪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这种精神、身体的能力是普通人所不可及的。早年，他认为人有三个类别：最高者乃为圣人，次之为贤人和豪杰，最差的则是凡愚。接触到美国英雄的形象后，他心目中的圣贤豪杰，就不再是一味遵循礼道的传统人物，而是更多地注入了刚毅健劲、自强不息，为精神、意志和理念而排山倒海、勇往直前的角斗士。他十分欣赏华盛顿、富兰克林等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开国精神、冒险精神以及追求民主、自由和科学的献身精神，并开始从他们身上吸取力量，引为楷模。

华盛顿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其人其事被介绍到中国后，一直被作为美利坚民族的象征，深受中国人民尊重，对毛泽东也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延安时期，他一再向斯诺等人谈到华盛顿对他的这种影响。1944年，他在与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H.White）谈话时说：在外国人看来，也许延安各方面的情况都很落后，就像他们当年只看到了华盛顿简陋的司令部而没有认识到华盛顿的主张能使他们取得胜利一样。华盛顿虽然没有机器、没有电力，但他知道正确的政治思想能使人民拿起武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他发明了现代游击战学说，在这种战争中，男女老少不管是否出于自愿，必然卷入斗争和造反的洪流，没有保持中立的余地。哈里森&#8226;索尔兹伯格认为：那些年里，说毛泽东已开始走华盛顿的道路，这种说法并不过分。毛泽东在心目中的确把华盛顿、林肯作为自己的楷模。

华盛顿的人格魅力对毛泽东影响至深，首先是因为他坚韧的意志对青年毛泽东引起了共鸣。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给肖子升的信中，盛赞华盛顿不论地位高低，总是不忘习劳励志的品质。他写道：“古之人有行之者，陶侃、克林威尔、华盛顿是也。陶侃运甓习劳，克将军驱猎山林，华盛顿后园斫木。盖人之神也有止，所以瘁其神也无止，以有止御无止则殆。圣人知之，假是以复其神，使不瘁也。”

正是受华盛顿等世界英雄豪杰的影响，毛泽东后来非常强调意志的作用。在《体育之研究》中，他这样写道：“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提出：“图远者必有所待，成大者必有所忍。”对此，海外有学者甚至认为，相信意志和主观力量的重要作用是毛泽东思想中一个主要的特色。

与坚韧的意志相对应，力量，同样是青年毛泽东十分崇敬和向往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他早期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元素之一。他把力量看作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趋向动力和一种价值追求。正是通过对力量的颂扬和赞美，曲折反射了他对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强的政治心理诉求。

毛泽东对力量的崇拜，更多的是来自于美国的另一位世界级名人——西奥多&#8226;罗斯福。1910年10月14日，罗斯福在密尔沃基发表竞选演讲时遇刺，“血流肠溃，犹从容演说毕乃就医”。毛泽东对他的这种凛然行为佩服有加，赞叹“其勇且壮”。他熟悉罗斯福终生热爱体育锻炼的事迹，知道他儿童时代患有气喘病，视力也很差，但是凭借百折不挠的意志，从事骑马、打猎和拳击等活动，练就了一付强健的体魄；担任总统后，仍热衷于徒步旅行、骑马、打球等，并把体育锻炼之风带进政府，使他的内阁被人称之为“网球内阁”；卸任后，仍坚持体育锻炼，还到非洲森林去狩猎。所有这一切，都令青年毛泽东心向往之，不仅称罗斯福为“东西大体育家”，而且由衷地赞叹他通过顽强锻炼，使身体由至弱而至强的精神，并主张把这种精神引入对国民和社会的改造。在《体育之研究》中，他这样写道：“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东西著称之体育家，若美之罗斯福，德之孙棠，日本之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自强之效。”他认为，体魄矫健、意志坚强的重要性乃在于能够使中国人顶得住外国的压力，挽救自己的民族；号召国民效法罗斯福等，振奋民族精神，改变“国力孱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较细”的可忧现象。从这篇文章中不难发现，青年毛泽东已经形成极富特征的个性：关心中国之命运，并强调勇气、力量和强健的体魄是救国救民之道，其中洋溢的是英雄主义的精神和气概。

对于华盛顿、罗斯福等美国杰出人物的崇拜，事实上反映着毛泽东早期的英雄史观。梁启超曾大肆鼓吹的英国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论，对毛泽东有较深的影响。梁启超认为世界上有两种英雄：一种是造成新文化的英雄，孟德斯鸠、卡莱尔是这一类；另一类是被文化传统造成的英雄，黑格尔是这一类。他把自己说成卡莱尔式的英雄人物，反复强调需要有伟大人物来创造新的文化传统，认为没有孟德斯鸠和卢梭，法国革命就不能成功；没有亚当&#8226;斯密学派，英国不可能恢复自由贸易制度。而在中国，他自己正扮演着通过《新民丛报》创造新文化传统的伟大人物的角色。那时候，毛泽东通过《新民丛报》深受梁启超的影响，因此也认为“我们需要这样的巨人”。他曾经效法梁启超的“任公”名号而给自己取名“子任”，立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他甚至认为中国的皇帝和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善良和聪明的人，只是需要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来辅佐。

除了英雄主义之外，青年毛泽东的身上还洋溢着为追求科学、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精神。而点燃他这种精神火花的，是又一个美国名人——本杰明&#8226;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堪称美国精神的杰出代表，他的事迹在美国家喻户晓：推独轮车穿过费城大街，放风筝证明雷电，编纂通俗警句装饰几百本书的封面，等等。富兰克林的奋斗意识、发明创造和平民身世，与毛泽东的境遇颇为近似。因此对他的思想和行为，毛泽东感同身受。就连他后来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师生学友组织新民学会，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富兰克林的启发。21岁时，富兰克林曾在费城组织一个小团体，定期召开讨论会，探讨哲学、政治、科学等方面的问题，其宗旨和要求，与新民学会如出一辙。在当时，毛泽东还不断称道富兰克林，肯定他努力为科学献身和不断创新探索的精神。1913年12月6日，他在课堂笔记中还对富兰克林的业绩作了简单提要：“芙兰克林（即富兰克林――引者注），美人，有大力电气机，能使钢针有吸铁力，并作纸鸢引电之法。”

对于富兰克林的好感，激发了青年毛泽东对科学精神的崇拜。他认为，中国文化缺乏科学精神，这是不如西方文化的地方。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两大缺陷：一是重传说和迷信，所以习惯的力量特别大；二是重文字的工夫，所以自然的知识特别缺乏。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3)

青年时代对于富兰克林的经历和精神的了解，给毛泽东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1958年，他要求写一个近三百年来的各种科学技术发明家的小传，以证明“贫贱者最聪明，尊贵者最愚蠢”这个观点，借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其中就主张把报童出身的富兰克林写进去。1964年2月13日，在谈到做学问要靠独立钻研的问题时，他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书，学问都是自学的；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卖报的，他也做成大学问。1965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作哲学问题的讲话时指出：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听说过。听到、看到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富兰克林贫苦出身，后来变为文学家，还试验过电。他谈过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从前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这些说法是封建时代就有的，后来马克思说人能制造工具，人是社会的动物。当年12月在杭州，毛泽东再次提到富兰克林等西方科学家，指出：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里出来的。

从毛泽东对富兰克林毫不掩饰的欣赏甚至是偏爱中可以看出，他的一生，对于那些备尝艰辛，依靠奋斗精神成长，具有开拓精神的英雄人物始终充满崇敬之情，他认定世界是属于那些艰苦奋斗、勇于攀登的人们的。可以说，这种认识伴随他的一生，铸造他的品格，也有助于成就他的伟业。

青年毛泽东在热情讴歌美国杰出人物的同时，对美国发达的国力、民主制度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并一度试图从中去汲取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营养，尽管在当时他对这种政治思想的理解还非常稚嫩与不切实际。随着这种兴趣的日渐浓厚，他甚至还产生过“联美制日”的设想。

确切地说，毛泽东政治意识的凸显是在他读到《新民丛报》上连载的《新民说》之后。对梁启超那篇脍炙人口的政论长文，他看得非常用心，不时在上面标点、批注，阐发议论。在对该文《论国家思想》一节所写的批注中，他说到两种君主制国家：一为“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一为“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治评论。可以说，以反对绝对君主专制暴政为宗旨，以承认立宪前提下的君主地位为特征，以英日等国君主立宪政体为模式，构成了毛泽东此时朦胧政治意识的基本倾向。

1911年，毛泽东读到《民立报》上关于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新闻时，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革命的理念开始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对此，他后来回忆说：“宣统三年三月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引者注）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受此影响，他在学校墙壁上贴了一篇文章，发表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纲领，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这是青年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表达自己的政见。与读《新民丛报》时的观念相比，他对政治制度的认识已经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因为当时世界上真正实行共和制的国家只有美国和法国，能够发表上述政见，说明他对美国和法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有了一定的印象。当然，不可否认，这时他的政治观念仍然相当朦胧和含混，因为他甚至连孙中山和康、梁之间政治主张的分歧都分不太清楚。

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大国之一，美国从来都是中国各界人士观察、研究、分析、议论的重点，也是许多人师法、效仿的楷模。在一师期间，毛泽东对美国的情况极为关心。1916年7月25日，他第一次给萧子升的信表述了有关美国对外战略和中美关系的见解，认为美国在当时不应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欧洲打仗，而应养精蓄锐，等待时机，与中国联手，共同抗击日本。信中写道：“愚意此刻非彼用武之时，欧洲非彼用武之地。彼之时，乃十年以后，其地，则太平洋耳。日美战争之说，传之己久。十年之后，中国兴会稽之师，彼则仗同袍之义，吾攻其陆，彼攻其海，既服三岛，东西两共和国亲和接近，欢然为经济食货之献酬，斯亦等待千载之大业已。”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对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确实充满了期待的心情。

毛泽东的这种心情显然是受到当时知识分子对于美国普遍认识的影响。众所周知，自清末以来，士大夫们便对美国不乏好感，把它看作不同于其他西方列强的国家。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对美国的评价就集中体现了这样的美国观。他们用赞美的笔触描绘了这个理想的国度，认为美国“富且强，不欺凌小国，不桀骜中国”；北美新大陆“天时之正，土脉之腴，几与中国无异”；美国人“明礼行义，上通天文，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穿古今”，应视之为“域外之良友”。魏源、徐继?描述的美国由此成为中国知识阶层所崇拜的对象。正是基于如此美好的印象，在清末民初的几十年间，中国从来都不乏“联美”的主张，其中以伍廷芳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自从与中国通商以来，美国素未与他国合谋于我，若能实行“联美”之策，“彼必乐为尽力，无事则联络邦交，深相交纳，有事则主持公论，有所折衷，似与大局不无裨益”。

毛泽东当时主张“联美制日”，除了受前人的影响外，还有许多现实的因素。首先是美国对华战略以门户开放政策为核心，一再标榜尊重中国主权完整，意在抑制某一列强独占中国，谋取与其他列强“利益均沾”；其次是中国的邻国——日益强盛起来的日本，企图独吞中国的欲望已日现端倪，成为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国抑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与中国人民强烈反日的目标有相当程度的一致；再次，威尔逊（WoodrowWilson）任职后，于1913年退出善后大借款，对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也明确反对，使他在中国获得了任何一个外国人所未曾有过的狂热崇拜与极大信任。正因为如此，青年毛泽东在当时提出模糊的“联美制日”的想法也就可以理解。尽管他对美国对外扩张的政策和美国与日本矛盾的实质还缺乏本质的认识，但他当时对美国充满向往的心情和对中美关系寄予厚望的态度无可厚非。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第一次接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8226;斯诺。在谈话中，他承认自己对美国极感兴趣，曾经研究过美国的政治制度、南北战争和独立战争。毛泽东当年研究到什么程度、接受了多少东西，我们今天已经无从查考。但他从这些研究中受到美国科学、民主和人文精神的影响，却是勿庸置疑的事实。1939年2月，他在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罗伯特&#8226;马丁时，主动谈到了民主的问题，认为中国需要民主才能坚持抗战，而这种民主“与美国和法国的民主有相同点”，因此“希望美国帮助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1944年4月18日，他对另一位美国记者莫里斯&#8226;武道（MauriceWotaw）说过：我们批判地接收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扬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我们曾接受了诸如达尔文主义，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18世纪法兰西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来自俄国的列宁主义。我们接收一切来自国外的、对中国有益和有用的东西。我们扬弃坏的东西，例如法西斯主义。可以说，“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这是青年毛泽东从书本中得到的关于美国政治制度最早、最深刻的印象。

安娜&#8226;路易斯&#8226;斯特朗（AnnaLouisStrong）曾经这样感叹毛泽东关于美国知识的丰富和渊博：“对于美国的许多事，我发现他比我了解得还要多。这真使人感到吃惊，因为二十年来他从来没有跟外部世界接触过。”其实，她的困惑，王安娜当年在延安时就已经作出了解答。她说：毛泽东关于欧洲和美国的认识，大都是从他青年时期所读书籍中得来的。

今天的人们对王安娜的观点大概没有异议。问题是，青年毛泽东从书本中，究竟获得了哪些关于美国的认识和印象？概括说来，大致应该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美国的历史、地理、文化和政治经济制度，当然也包括上面提到的民主政治传统；二是关于美国的人文精神，其中既有来自于林肯、华盛顿等人的开国精神、冒险精神，也有来自于罗斯福、富兰克林等人追求事业和科学的探索精神、献身精神。从他们身上，毛泽东汲取了智慧和力量，树立了振兴中国的远大目标，铸就了自己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品质。青年人的世界观可能随时都会发生改变，但这种意志和品质一旦形成，就会在他的一生中长久地发挥作用。因此，毛泽东与美国，从青年时期起，实际上就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4)

二、在新文化运动中接触美国思潮

“北京就像一个大熔炉”，毛泽东说，“在那里，不可能变化的人也能被改变。”如果说，长沙求学时代的毛泽东，对于美国的认知还主要来自书本的话，那么，从1918年8月第一次踏足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后，他对美国的接触和了解就更加直接和快捷，因为在这里，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呼吸到携带着欧风美雨的空气，承接了当代西方文化所激起的思想浪花。

与其他受过近代教育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一样，这时候的毛泽东依然在思考中“找寻出路”。由于他所接触到的中西方文化如此丰富，它们有时互相支撑，有时又互相驳难，使青年毛泽东既感陶醉，又感迷惑。他曾经这样描述过自己当时的思想状况：“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诚如斯言，青年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思想的确非常复杂。这与他接触的社会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密切相关。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到达北京后，在恩师杨昌济的帮助下，一度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在这里，他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中，既有“激进”的李大钊、陈独秀，又有“温和”的蔡元培、胡适。从他们身上，他兼收并蓄了各种思想和潮流。其中对美国思潮的兴趣，大多是来自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著名学者胡适。

毛泽东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在上面读到过胡适的许多文章，钦慕之心早已有之。他曾坦言道：“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因此第一次来到北京不久，他便参加了胡适等人发起组织的哲学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的宗旨就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毛泽东在此亲耳听到了胡适所作的墨子哲学和实验主义哲学的演讲，并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同胡适等人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除此之外，他还登门向胡适请教过留学问题和湖南改造之事，以及关于中西学术思想，得到胡适当面指点。通过多次接触和交谈，毛泽东开始接受胡适极力宣传的实验主义思潮。此后，他从北大《日刊》和其它新杂志刊登的文章中，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又有了进一步了解，开始相信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适合于改造中国传统的思辨哲学和脱离社会生活实际的陈旧教育，一度成为它的忠实信徒。

实用主义，又称实验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本土形成的一个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杜威（JohnDewey）。杜威在美国思想史上的权威地位为学术界公认。在美国思想走向成熟的年代，他所起到的作用无人能够比拟。1919年，杜威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演后，应北京大学、中央教育部、尚志学会、新学会和江苏教育学会五个单位和团体的联合邀请，于当年5月1日偕家眷抵达上海。他的弟子胡适在《东方杂志》上曾这样描述过杜威此行在中国引起的反响：“中国的地方他到过并且演讲过的，有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十一省。他在北京的五种长期讲演录已经印过第十版了，其余各种小讲演录——如山西的、南京的、北京学术讲演会的，——几乎数也数不清楚了！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他所到之处“均受教师、学生、知识分子、政府和社会领袖以及一般民众的热烈欢迎”；他的名字“是中国当时每一个大城市的每一受教育的人士个个耳熟的”。杜威的这次中国之行，长达两年之久。他将当代美国思潮带到了中国，影响了一代中国学人的思想。

杜威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的核心是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他希望中国的五四青年们在文化、教育、经济、政治等领域里脚踏实地地努力，走和平、渐进的改良主义道路。杜威的这一改良主义思想直接构成了他的学生胡适（杜威在中国讲学期间，胡适是他的翻译和向导——引者注）的政治行动纲领。在发表于《新青年》（1919年12月，第7卷第1号）上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胡适进一步阐发了老师的观点：“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再造文明的下手功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从北京回到了长沙，而且把实用主义的改良观念和渐进理想也带了回来。1919年7月14日，他在《创刊宣言》中指出，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思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发展趋势，“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这里的实验主义，是胡适对实用主义的改造和翻译，其实质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并无不同。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写道：“各种改革，一言以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那么如何打倒强权呢？他认为有二说，一是剧烈的，一是温和的。他主张用“温和”的方法进行改革，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而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有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由此不难看出，胡适所传播通过非暴力革命的实践手段，追求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的“实验主义”哲学，在毛泽东当时的思想中已经反映得相当明显。此后，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号召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商人等各阶级、阶层必须联合起来，对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一个个具体问题“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解答”。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他称陈独秀所推动的新思潮，就是实验主义的新思潮，陈独秀为了实践这种新思潮而得罪于北洋政府，但陈独秀的行动，却给这个新思潮“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这些文章，无疑都带有实用主义思想的痕迹。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5)

胡适对于毛泽东当时的见解极为欣赏，评价甚高。特别是他看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后，在《每周评论》第36期《新刊评介》中作了热情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意外的喜欢。”胡适之所以喜欢这个“小兄弟”，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中某些观点与他所宣传的主张有一致地方，同时也在于《湘江评论》的“内容纯仿北京的《每周评论》”，而当时《每周评论》的主编正是胡适自己。

受胡适“多研究些问题”主张的影响，毛泽东曾于1919年8、9月间设想成立一个“问题研究会”，以研究现代人生诸问题。他将自己的想法写成《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邓中夏征求意见。同年10月23日，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上发表启示，全文刊登了这一章程。当时，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围绕“问题与主义”正展开激烈的争论。毛泽东虽然并未直接参与这场争论，但从其关于“问题研究会”的设想看来，他显然更倾向于胡适。这个《章程》的第一条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不难看出，毛泽东在这里对“问题”的解释及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与胡适所说的“现代中国应当赶紧解决的问题”及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章程》第二条接着列举了一系列有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包括17个教育问题（其中第十七个问题就是“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引者注）、17个女子问题、15个劳动问题、3个华工问题、8个实业问题、7个交通问题、9个财政问题、5个经济问题，此外还有60多个单列的国内国际政治、军事、科技、司法、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内容极其详备。对于研究的方法，《章程》第三条写道:“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第五条另外规定:“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如华工问题之类。无须实地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纸三项着手研究，如孔子问题及三海峡凿隧通车问题之类。”

胡适在他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中曾经谈到：“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总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妇女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从毛泽东的《问题研究会章程》所列举的这些问题不难看出，这个章程显然是胡适议论的具体化。虽然，根据周世钊1966年4月20日回忆：“问题研究会只是拟划中的东西，它没有会员、组织，也没有开过什么会。”但其中蕴涵的那种万管齐下、没有重心的社会改造的思想，已说明青年毛泽东在当时深受杜威与胡适的实验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

1919年12月，为了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再次赴京，在北京停留了3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他曾向胡适请教过如何在中国实施杜威倡导的教育计划等问题。此次离开北京，他为了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前往上海。5月到达上海时，适逢杜威到此讲学，江苏省教育会举行欢迎杜威讲演的大会。会议由黄炎培主持，杜威出席，毛泽东是热心听众之一。1945年，黄炎培到延安，毛泽东还主动向他提及此事。

在沪期间，受杜威演说的影响，毛泽东曾经潜心研读了杜的实用主义哲学著作。1920年6月7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谈到自己每日自学读杜威哲学的情形说：“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纸，只这三种。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所谓“现代三大哲学家”，便是指当时齐名的柏格森、罗素和杜威。7月7日从沪返湘后，毛泽东在9日给胡适的信中写道：“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敬尧）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信中对胡适的敬重之情，不言自明。

此次回湘不久，毛泽东即联合新民学会会员，创立了文化书社。从他亲自草拟的《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和《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的传单中，可以看到，当时文化书社推销的书籍中，便包括《杜威五大讲演》、《杜威论现代教育的趋势》、《杜威论美国民治发展》、《实验主义》以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不仅如此，1920年10月26日，杜威来长沙讲演，毛泽东还应湖南《大公报》之约担任记录，亲身感受了这位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和平民教育主义大师的高谈阔论。可以说，杜威乃是青年毛泽东第一个近距离接触的美国思想家，受他的思想影响尤为深远。

在马克思主义没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发生深刻影响以前，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初涉中国即风行一时，其主要原因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它特别强调有效性原则，主张以对主体的实用性作为判断标准，任何对于我们有用的思想，从工具的角度来说，都是真理。它以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为目的，满足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它的“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气概又恰好同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休戚相关。青年毛泽东自幼受到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实学”思想的熏陶，在求学期间便十分注意探求“大本”以致用，主张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社会这本“无字之书”。实用主义哲学中所包含的这些注重实际、注重调查的思想，与湖湘文化的“实学”传统颇有合拍之处，二者交融，便加速促使毛泽东“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因此，他一度醉心于杜威的实用主义，是很自然的。

后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经过反复比较推求，毛泽东很快就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实用主义思潮也迅速被他抛弃。但是，当时美国思潮中的许多合理成分却在他的思想深处积淀下来，在他的一生中长久地发生作用。1959年2月2日，他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像列宁所说那样，把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几十年过去，抚去历史的灰尘，不难看出，浪漫主义和求实精神始终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相互交织在一起。而在以后面对如何处理美国问题的过程中，这种求实精神则往往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6)

三、在社会改良运动中试行美国理念

杜威把自己的实用主义哲学信条推广到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改造，形成一系列政治观念和教育理念。毛泽东在接受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思潮时，不仅接受了其中的哲学理论，而且接受了其中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模式。五四运动前后，对于这些他从北京接触和感受到的纷繁复杂的新思潮，毛泽东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湖南做过推广和试验。其中涉及面既深且广的，莫过于杜威的社会改良主义教育理念和民治主义政治观念。

1919年春天从北京返回湖南后，毛泽东在积极组织学生运动和创办《湘江评论》的繁忙日子里，一直酝酿着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设想，并草拟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他把这个计划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构想，也作为推行杜威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第一步尝试。这年12月1日，他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公布了其中的一章《学生之工作》。

在《学生之工作》中，毛泽东这样来设计他的理想社会蓝图：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新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等等；以后，再把这些一个个的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

“新村”的设想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被“驱张运动”所打断。这年年底，毛泽东为组织“驱张运动”第二次来到北京，再次与胡适探讨了如何在中国实践和推行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问题。当时胡适建议他回湖南创立一所自修大学。在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写道：“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在“自修大学”几个字后，毛泽东还特别注明“这一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毛泽东设想，这样一所自修大学应以新学校、新教育为中心，要求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并将新家庭、新学校及附近的新社会连成一体。显然，这种自修大学的模式与杜威在芝加哥大学试验过的“杜威学校”如出一辙，是毛泽东在实践中推行美国思潮的又一次尝试。

“新村”也好，“自修大学”也好，其实都是杜威社会改良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实践和推广。杜威和胡适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育救国论，提倡平民主义方针和工具主义理念，主张通过普及教育来传播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价值理想，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根本改造。在当时，毛泽东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充满浓厚兴趣。1919年9月1日，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他就曾经把“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列为一个重要问题加以研究。正是在杜威平民主义教育方针和工具主义教育理念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曾热情投入教育改革的实践，把教育作为社会改造的根本手段。他写道：“言世界改良进步者，皆知须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识始。欲教育普及，又自兴办学校始。”

1919年5月，杜威在上海讲演时，曾以《平民主义的教育》为题，阐述了他的基本教育思想。他认为，教育事业必须为全体人民着想，为组成社会的每个分子着想，使得它成为便利平民的教育，不成为少数贵族阶级或者有特殊势力的人的教育。9月在杭州、南京，他又以《平民主义的教育》为题再次发表演说，指出平民教育乃是公共教育，是国民人人所应享受。而中国根本没有平民教育，受教育者大多为有钱有势的贵族子弟，而且重男轻女，像这样的教育该叫做阶级教育。

毛泽东对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方针深表赞同。他认为，平民主义的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遍选举、民主政治，在经济上要求平均分配，而且要求在教育上要有—个人人均等的机会，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平民主义的教育方针，其首要之义，就是强调全体国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必须普及，特别需要普及到生活贫苦的平民中去，“人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份高深的学问”。同时，贯彻平民主义的教育方针，还必须打破学术的神秘性和少数人对学术的垄断。“看学术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共，每人都可取得一份。

杜威强调教育必须面向实际生活，为解决实际生活提供知识工具和能力预备。他反对学生只学些空洞的知识，强调重要的是要把知识变成能力，只有具备动手操作的能力，才能活用知识，为社会生活服务。对他的这种工具主义教育思想，毛泽东也深有同感。他认为中国旧教育的根本弊病之一就是学生读死书，死读书，只学些无用的知识，于社会生活毫无益处。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他根据杜威的上述思想，详细地设计了新学校学生的教育、生活、工作等，主张实行工读主义，学生一边读书一边工作，创造一种新的生活。他介绍美国的经验说：“美国及其属地菲律宾，亦有‘工读主’之流行，吾国留学生效之，在美则有‘工读会’，在法则有‘勤工俭学会’。”他提出，要使教育与社会生活相联系，就必须克服旧教育“非生产的、非实际生活的”，“多鹜都市而不乐农村”的弊端。他主张学生毕业后要到农村中去，既有利于克服学生自己的毛病，又有利于推动农村的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与社会实际生活联成一气，使学校成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显然，这些思想和主张中的许多因素，毛泽东不仅始终保持，而且终身践行。

总之，在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信奉有加，并勉力推广。直到1920年7月23日，他在其拟就的《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中，仍然持之以恒，指出：“教育为促使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运用此种工具之人。故教育学理及教育方法必日有进化，方能吸收运用此种进化之学理及方法而促社会使之进化，自世界思潮日趋转变，吾国新文化运动，随之而起。文学革新，思想解故，全国风传，进行甚速。美博士杜威东来，其新出之教育学说，颇有研究之价值。”

毛泽东在推广杜威平民主义教育理念的同时，也在不断推广着杜威的社会改良主义政治观念，并一度以此作为他改造湖南和中国社会的指导方针。

关于湖南和中国的改造问题，一直是青年毛泽东长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当时，他的基本倾向是通过温和的、典型示范的、先建立联合组织然后推向全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社会。而他发起的湖南自治运动，就是他改造中国社会的总设计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7)

关于如何建设湖南的问题，毛泽东曾经起草了一份改良性质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在1920年3月12日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他表示这些虽然是“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但在中国如果连这样一些事也不去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这年4月1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寻求如何改造和建设湖南的群众性政治团体。由彭璜、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由旅沪的一些新闻界、教育界人士组成。毛泽东决定从北京到上海，同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上海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商讨湖南建设问题。毛泽东同彭璜等几经讨论，草拟了《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在上海的《天问》周刊及《时事新报》发表。6月11日，湘人痛恨的军阀张敬尧被逐出长沙，湖南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如何在湖南建设民治这个新问题，立刻提到湖南人的面前。毛泽东深深感到，张敬尧走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根除的办法是废除督军，裁减兵员以“推倒武力”统治；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等，达到“实行民治”的目的。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他认为，一省一省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合起来便可以得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

此时，尽管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已逐步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但对社会改良的手段仍抱有某些期望。以他的性格，不在实践中尝试一下，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选择过的思想武器的。7月9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7月22日，新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发表了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嚆矢”的“祃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湖南各种社团和知识界人士纷纷发表主张，提倡“民治主义”、“湖南自治”。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和上海的报纸上连续发表14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实现湖南自治的具体主张。

湖南自治采取什么形式呢？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方案。他设想：在这个国家里，废除军阀统治，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自办银行，自置实业，自搞教育，健全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等等。显然，他的这种近乎惊世骇俗的构想是大胆的，但又是空想的。因为这个用来率先示范的“湖南共和国”其实近似一种放大了的“新村”。

似乎是为了证明他的这种改良主义空想的可行性，毛泽东还把“湖南自治运动”与当时已经开始在中国流行的俄国革命思潮进行了比较。9月5日，他发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详细说明俄国革命的经验，并认为俄国的经验适合于“彻底的总革命”，中国现在还不存在发生彻底总革命的条件，“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所以俄国的经验在中国还“不行”。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由此可见，这个时候在对“俄国道路”和“美国思潮”的选择中，青年毛泽东的倾向性，仍然不言自明。

毛泽东倡导湖南自治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第一义则自治主义，第二义则民治主义”。这种改造湖南的基本观念，实际上是来自于杜威的政治主张。说远一点，是对林肯“民治”思想的进一步发挥。杜威的民治主义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政治的民治主义，就是用宪法保障权利，用代议制表现民意之类；第二，民权的民治主义，就是注重人民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类；第三，社会的民治主义，就是平等主义，打破不平等的阶级，去掉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第四，生计的民治主义，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计，铲平贫富的阶级之类。在当时，毛泽东把这种民治主义等同于民主主义，要求湖南军阀洗心革面，放弃专制主义：“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人室。已入室将入室之虎，又能正式拒而去之。第二能遵守民治主义，自认为平民之一，干净洗脱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显然，这种与虎谋皮式的改良主义主张，在当时的中国和湖南都是根本走不通的，因此，湖南自治运动最后不了了之，也就在情理之中。

除了杜威的社会改良主义政治主张外，在自治运动开始时，毛泽东还借用了美国的“门罗主义”摇旗呐喊。他努力从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借鉴得失，在有关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把湖南设想为如同美国的一个州，以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模式来构想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1920年6月23日，他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中，仿照美洲门罗主义的提法提出了“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的口号。他说：“以现状观察，中国二十年内无望民治之总建设。在此期内，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处如一百年前北美诸州中之一州，自办?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他又说：“湘人自决主义者，门罗主义也。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在这里，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湖南门罗主义的政治概念，主张湖南独立于全国之外，关起门来搞革新和建设。

门罗主义是美国总统门罗于1823年提出的对外政策，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任何欧洲列强不得干涉西半球的事物。本来门罗主义在各国政治家那里便存在着多种解释，可以各取所需。毛泽东对门罗主义便是抱着这种为我所用的态度的。他把门罗主义说成是各自互不干涉的主义，使之成为推行湖南自治的重要理论根据。

其实，毛泽东早年在长沙求学的时，就从美国的历史著作中，对门罗主义有所了解，并一度持否定的态度。1916年7月18日，他在《致肖子升信》中，对湖南政局进行了分析，认为湘人主张湘省只能由湘人治理，是一种门罗主义政策。7月25日，他再次致信萧子升，明确表示对这种门罗主义“始终不赞成”，认为“此种自推长官风气，极不可开。本省人作本省官，其害甚大。”

为了推行湖南自治运动，毛泽东把当年已经抛弃的门罗主义又重新拣了回来，并且主张把它推及全国。1920年9月4日，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的文章，认为门罗主义“是于最大多数的人民心理顶相合的”；实行湖南门罗主义的关键是湖南不去干涉别省的事情。只有“自己不干涉别人”，才能达到“别人不干涉自己”。他断言，湖南农工商学及不管事的老少这些占社会大多数的人，他们都是“赞成湖南门罗主义”的，只有少数人主张“湖南侵略主义”。因此，要坚持用“湖南门罗主义”战胜“湖南侵略主义”。10月10日，他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反对统一》的文章，再次重申实行门罗主义的主张，并且强调不仅湖南要采用门罗主义，全国各省也要采用门罗主义。他说：“胡适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用门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

毛泽东对自己当年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看待门罗主义的做法，似乎并不讳言。1936年，他就曾对斯诺说过：“我在长沙一边当教员，一边继续我的新民学会的活动。那时新民学会的纲领要争取湖南‘独立’，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可以更加迅速地现代化，所以主张和北京脱离。那时候，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8)

上文已经指出，自清末以来，中国的知识界已经出现了对美国的某种偏爱，诸如有名的魏源、徐继畲、伍廷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胡适等，都曾宣扬过美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与人文精神。但考究史籍，其中大多数人，并没有深究过什么是真正的“美国精神”，一些断断续续的翻译与介绍往往都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并且屡屡与中国古代思想、制度相比附。受他们的影响，毛泽东在应用和推行美国观念和思想的过程中，也难免表现出为我所用的倾向。对门罗主义乃至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应用，都是其中的例证。当然，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个世界观尚未成熟而又对各种新思潮、新观念充满渴望和选择的新青年身上，应该无可厚非。

青年时期是一个人的世界观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他所读过的书籍、接触的人物以及从事的实践活动，都会在一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青年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之前，不仅从书本中获得了对美国的初步印象，而且接受了美国思潮、文化和观念的影响。这些影响既包括华盛顿、罗斯福、富兰克林等人的坚强意志、毅力、智慧、勇气和开拓创新精神，也包括美国的社会思潮、政治体制、民主观念、求实精神和务实态度。它们发生在一个农家子弟刚刚走出山乡、面向社会的青年时期，发生在他的人生态度和思想观念开始形成、转变的历史阶段，其作用是潜移默化的，一旦积淀下来，便多多少少会对他的一生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俄国道路”对“美国精神”的消解

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的爆发，使青年毛泽东对巴黎和会以来的美国政府日渐失望。书本中的美国印象、头脑中的美国理想与现实中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开始形成强烈的反差。因此，他在继续接触美国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实用主义等社会思潮，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行美国式政治、教育理念的同时，对美国政府现行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已经从日益不满发展到持尖锐批判的态度，并且借助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揭露了其内在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初步认清当时美国政府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此后，在十月革命经验感召下，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引领下，青年毛泽东最终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实现对“美国精神”的消解，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

一、巴黎和会后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的初步认识

埃德加&#8226;斯诺曾经指出，由凡尔赛和约激起的愤慨情绪，导致了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毛泽东参加了这次运动，并在运动中认清了美国威尔逊政府对华关系上所奉行的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由此开始了对美国政府现行政策的长期批判。1919年7月至9月，他在亲自创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针对美国的批判言论。可以说，正是出于对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愤怒，使他打开了接受俄国革命思想的闸门；也可以说，正是他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批判，帮助他最终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对美国是抱着极大的希望的。因为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十四条宣言，以此作为他设计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方案。十四条宣言中提出的外交公开、反对密约、民族自决、维护各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等原则，在中国受到极大欢迎，人们甚至将威尔逊看作是“公理”和“正义”的象征。当时中国舆论界普遍认为，一战结束将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公理战胜强权”，一个正义的和平的新世界正在向人们招手。

1918年11月，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传来后，举国上下，欢欣鼓舞。30日夜，北京学生在庆祝游行时，有不少人到美国驻华使馆前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对此，顾维钧曾经回忆说，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是中国真正的朋友”。一些宣传新思潮的刊物，也在大力称颂着美国的民主，称颂着威尔逊的十四条宣言。12月22日，陈独秀在为《每周评论》所拟的发刊词中，更是盛赞威尔逊关于“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之言，乃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屡次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在文中，他还明确表示：《每周评论》的宗旨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对美国的期待，一时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

然而，这种期待在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后不久，就开始破灭了。当时，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出了50多人的代表团参加和会，其首要任务是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夺的一切特权，并保证这些权益不得由日本继续窃取。而日本人显然不会就此罢休，为了达到长期窃据中国山东的目的，他们绞尽脑汁，阴谋叠出。

显然，当时的中国山东问题是巴黎和会中最重要的远东政策问题。各列强中，美国的态度是中国能否收回山东权益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和会?期，威尔逊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与日交涉。但是，美国的对华、对日政策是服从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当时，威尔逊把建立国际联盟作为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因此其出席和会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国际联盟，以此谋求通过国联来左右世界政治格局。日本洞悉威尔逊的意图，趁意大利退出和会之机向美施加强大压力，声称如不满足其在中国山东的利益，宁肯退出和会、退出国联。面对日本的威胁，威尔逊立刻转而决定在山东问题上作出让步。1919年4月29日，美、英、法三国首脑会议收下了日本草拟的山东问题条约草案，并一字不改地列入了《凡尔赛条约》。这样，巴黎和会便以中国的外交失败而告终。

原来的期望越高，一旦失望带来的痛苦越强烈。威尔逊从最初允诺在和会上帮助中国到最终背弃中国、转而向日本妥协的行径，使得中国民众陷入一片沮丧和愤怒的情绪之中。正如许德珩所言：“大家眼巴巴地企望着巴黎和会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哪晓得奢望的结果是失望。”

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曾经称赞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好人”的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这样写道：“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李大钊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写道:“威尔逊!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为什么他们解决山东问题，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伦敦密约，还是根据某年月日某某军阀间的秘密协定?须知这些东西都是将来扰乱世界和平的种子。像这样的和平会议，哪有丝毫价值?你自己的主张计划如今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我实在为你惭愧!我实在为你悲伤！”当时，即使在美国人中间，也有不少人对威尔逊的这一做法持批评态度。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PaulS.Reinsch）写道，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行为使“中国人也许会感觉到他们是在朋友家里被人出卖了”，并愤而向威尔逊提出了辞呈。

美国人在巴黎和会上的表演，特别是与其他列强一道对中国实行出卖政策，对青年毛泽东的刺激太大了。如前所述，早在1916年他就提出过“联美制日”的设想。那时候，他对美国、对威尔逊政府的“和平政策”确实抱有很大幻想，希望美国不必参加欧洲战争，而与中国联手，在亚洲对日本开战，为亚洲和平做出贡献。但是，无情的现实使他看透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政府践踏中国主权的真相，对威尔逊和美国政府奉行强权政治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1919年7月，已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连续发表尖锐批评美国推行强权政治的文章，对威尔逊本人也表达了极大的愤慨和抗议。他质问：威尔逊之流“满嘴的平等主义”，但是从他们无耻的所作所为中我们要问：“平等正义”又在哪里？他还用嘲讽的语言写道：在巴黎，列强竞相分赃，威尔逊“不能伸出己见”，无所适从，“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虽声称“正义”、“公理”，但其实不然，“我看了‘卒已赞成’四字，为他气闷了大半天，可怜的威尔逊！”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9)

针对巴黎和会上各主要国家你争我夺的表现，毛泽东在这些评论文章中做了初步分析，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实质上是列强之间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而不是它们所标榜的什么公理与强权的斗争，说到底是强权与强权之间的争斗，目的是要建立更大的强权。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仅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他还抨击了英、法、美等国在巴黎和会中的种种分赃行为，认为它们都是“一类强盗”，它们在和会上争吵的“不外得到若干土地，收赔若干金钱”。

从威尔逊急切建立国际联盟的行动中，毛泽东不仅对美国对外侵略和扩张的野心有了初步认识，对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推行的政策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有了一定的警惕，而且对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认识也逐步清晰起来。他敏锐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之间的厮杀改变了世界格局。“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前，世界最高的强权在德国。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世界最高的强权在法国、英国和美国。”这一见解显示了他对国际形势不同于过去的新判断。正是根据这一判断，他预言，美国等西方列强对外侵略和扩张的争夺将会愈演愈烈。

在对美国对外政策和威尔逊言而无信的行为作了公开批判之后，毛泽东初步清算了自己过去信奉的英雄史观，特别是批判了梁启超宣传过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论。他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这种英雄崇拜论的实质乃是强权政治的需要，指出：“崇拜英雄的人，就是要大家将来崇拜他自己。”他警告劳合&#8226;乔治和威尔逊之流：“我正式告诉路易乔治这一类的政治家，你们所说的一大篇，我们都明白是‘鬼话’，是‘胡说’。我们已经醒了。我们不是从前了。你们且收着，不要再来罢。”最后，他还乐观地预言：由列强来主宰世界人民命运的“大国政治”时代，以及由威尔逊、劳合&#8226;乔治、克勒满沙这样一些大人物来决定别国前途的“伟人政治”时代，已经过去，以后将是各国人民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时代。

无疑，过去一度被自己视为世界“民主政治”典范的美国，这时候已经成为毛泽东集中批判的焦点。正是通过对美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种种表现的揭露，毛泽东不仅初步认清了它对内由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对外实行侵略扩张的的帝国主义本质，而且也开始敏锐地注意到，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已日趋尖锐。因此，对于美国工人反抗斗争的情况颇为关注。他在《湘江评论》上继续撰文指出：“法英美三国的官僚和财阀，倾注全力于巴黎和会，用高压手段对付败北的德奥、正在兴高采烈时候，他们的国里，忽然发生了罢工风潮。”他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各国的罢工风潮，内容不厌其详：“六月七日，芝加哥电报司员预定十一时罢工，共约六万人，内有二万五千人系属电报司员联合会。该会会长康能堪氏正计划全国罢工办法。同日，全国电话司员奉命于十六日起罢工，表同情于电报司员。八日，电报人员联合会干事，向全体电报人员宣布，连收发电报生在内、全体罢工。目的在于停止威尔逊总统每日在巴黎往来的电报，使他注意国民不赞成他在和会的主张。”

正是通过对美国国内阶级矛盾的分析，毛泽东进一步得出了“美国为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的判断，并认为“托辣斯的恶制，即起于此”。他解释说，所谓“托辣斯的恶制”，就是通过“资本集中”的办法，使金钱渐渐流入田主和工厂老板的手中。“他们既将土地，和机器、房屋，收归他们自己，叫做什么‘不动的财产’，又将叫做‘动的财产’的金钱，收入他们的府库（银行）。于是替他们作工的千万平民，反而只有一佛郎一辨士的零星给予”。毛泽东认为，正是实业专制与垄断造成了极大的贫富悬殊，在美国，“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他预言：美国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冲突尖锐化了，劳动者都在高呼“不许实业专制”。当千百万劳动者都觉悟起来，“由一人口说‘不许’，推而至于高声的很高声的狂呼的‘不许’，这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由此，他乐观地指出，美国工人阶级已经在国内掀起了反对实业专制的热潮。

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毛泽东初试“阶级分析方法”的锋芒，认为美国乃是由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美国工人阶级已经掀起了反帝实业专制的热潮，“阶级斗争也已发生，以待国际劳动界完全胜利，始能停止。”寄世界未来的希望于美国工人阶级的思想，已露端倪。他断言，美国人民埋葬垄断专制制度的斗争，将成为人类解放斗争的一部分。他非常看重美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力量，对他们斗争的前途欢欣鼓舞，并以轻松的笔调写道：“人人知道很文明很富足的美国，有‘炸弹暴举’，同时在八城发生。无政府党蔓延甚广。炸弹爆炸的附近，有匿名揭帖说，‘阶级斗争’业已发生，以待国际劳动界完全胜利，始能停止。炸弹往往埋藏在一些官员?住宅，屋顶上发现人头。可怕可怕！我只挂牵官员人家的一些小姐小孩子，他们晚上如何睡得着？议院那里痛诋暴动者，通过严惩案。我正式告诉诸位，诸位的‘末日审判’将要到了！诸位要想留着生命，并想相当的吃一点饭，穿一点衣，除非大大的将脑子洗洗，将高帽子除下，将大礼服收起，和你们国里的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

从毛泽东对美国最初的这些政治评论中，可以看出他对貌似强大的美国已经不以为然。他断言威尔逊政府最嚣张、最猖狂的表演，也就是他们最虚弱、最无能的表现。他预言不仅这个地球上的“实业专制”大国将得到彻底改造，而且全世界也将得到改造；指出美国的出路，就是美国工人阶级“步俄国匈牙利的后尘，实行社会的大革命”，“英法美久郁的社会党”起而响应“世界革命主义”，美国人民的解放之日便可以到来。从这些言论中也不难看出，五四运动后，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青年毛泽东已经开始把自己思考的兴奋点逐渐从美国转向俄国。

从早年通过书本接受美国印象，并在社会改良实践中积极推行美国理念，到巴黎和会后看清美国政府对外侵略和扩张的本质，这是青年毛泽东对美国认识的第一次深化，也是他的美国观发生的第一次转变。正是由于初步看清了威尔逊政府的这种“帝国主义本质”，因此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对美国在中国的侵略和扩张行为便有了一定的戒备，尤其是对美国强加于中国的经济侵略保持着很高的警觉性。1919年底，在领导“驱张运动”中，他对张敬尧纵容湖南矿务局长张荣楣，欲将湖南宁乡锡矿卖给美国商人的事件，进行了揭露和抵制。其后张荣楣由矿务局长升任省政务厅长，又要盗卖湖南白铅炼厂给美商，湖南民众再次掀起反对浪潮。12月27日，毛泽东在北京代表湖南民众，起草了《湘人力争矿厂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揭露张敬尧、张荣楣勾结美国商人掠夺湖南矿厂的行为。在《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中，他指出，“湖南水口山铁矿，湘督既盗押外人，又将白铅炼厂，押与美商”，如此下去，湖南公产私产盗卖干净，湖南民生将无以为继。从中不难看出，青年毛泽东不仅对美国的经济侵略深为忧虑，而且对美国在中国的横行和无忌有了更深的认识，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和扩张的本质有了切身的体会。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以后，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通过对美国威尔逊政府在巴黎和会前后的种种表现进行揭露和批判，实现了对美国认识的逐步深化。从当初希望“联美制日”，到现在认为“世界最高的强权在法国、英国和美国”，并最终得出美国乃是“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的结论，可以说这是青年毛泽东的美国观发生的第一次转变。不仅如此，在实现这一转变过程中，毛泽东还通过对美国国内政策和工人阶级状况的分析，得出了美国工人阶级已经掀起反对实业专制热潮的结论，开始把未来新世界的希望寄托在美国工人阶级的身上。这就为他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10)

二、走俄国人的路——对“美国精神”的消解

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也是始于五四运动前后两次到北京期间。当时，马克思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等等，已经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并且掀起了一系列的论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胡适和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进行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这次争论，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的分化。由于争论双方的主要人物都是毛泽东所敬重的，因此他对于这场争论的态度，似乎有些模棱两可。一方面，他很倾向于李大钊，因为他一向看重要探求事物的“大本大原”，特别看重“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另一方面，他又很注重社会实际，并不排斥对种种具体现实问题的研究，因此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也颇为欣赏。

与同胡适的交往不同的是，毛泽东对李大钊有着更为直接的接触和了解。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李是图书馆主任。因为工作的关系，李大钊的言论和行动自然给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更加深广。作为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李大钊也得到青年毛泽东更多的钦佩和景仰。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听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这篇演说和从《新青年》杂志上读到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使青年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主将陈独秀，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时也有过直接的接触，并受到很大影响。1919年7月，他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赞扬陈独秀倡导“科学”与“民主”的“至高至坚精神”，并“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后来，他还这样评价过陈独秀：“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1919年的冬天，为了驱逐军阀张敬尧出湖南，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和李大钊有了更加频繁的接触。他们多次讨论了赴俄留学和女子留学之事。这时，由于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不仅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且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那时所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其中包括1919年12月出版的《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上登载的《共产党宣言》。

在不断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毛泽东也开始萌生了组织志同道合者的团体，开展讨论，并在适当的时候付诸实践的设想。1920年2月，他给在湖南的陶毅写信说：“我觉得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现在，“好多人讲改造，却是一个空泛的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在一个人，或者还有，团体的，共同的，那就少了”。因此，他在信中提出要组织“共同的讨论”，着重讨论共同的目的、方法和“怎样实践”。“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信中还特别写道，“现：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对于这件事，我“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3月10日下午，他又前往黎锦熙的住所，讨论改造中国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社会主义的问题，两人长谈到深夜。黎锦熙也主张中国的问题应该从“根本解决”下手。

正是带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认识和对俄国式革命的种种设想，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当时，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正在这里着手筹组共产党。毛泽东与陈独秀多次会晤，同他讨论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并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求意见。对此，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次在上海，“我再次看见了陈独秀”，“和陈独秀讨论过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在上海，毛泽东还于6月21日在《天问》杂志上发表了《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和《湖南建设条件商榷》。这两篇文章，主张湖南未来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革命政府、军队、警察和严密的政府机构，要有法津制度、各种群众团体，人民要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等。显然，这些观点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所绝对不承认的。毛泽东能够提出了这样严密的施政纲领，表明他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开始抛弃过去一度信奉过的无政府主义。这实际上扫除了他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又一个思想障碍。

1920年10月中旬，毛泽东热衷的湖南自治运动遭受严重挫折。11月下旬，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取谭延闿而代之，湖南自治运动迅速流产。这不仅是青年毛泽东在湖南推行社会改良主义实践的失败，也是他一度信奉的美国实用主义思潮在中国?破灭。由此，他的美国观发生了进一步的转变。这就为他从根本上接受马克思主义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毛泽东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最直接的原因，当然还是十月革命胜利及其影响在中国的传播。正当中国的革命运动处于低潮、中国人为在巴黎和会上遭到耻辱而义愤填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总结经验和寻找救国道路之时，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迅速传入中国，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范例。特别是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自愿表示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领土，并放弃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特权和按《辛丑条约》规定偿付的赔款，这与美国威尔逊政府的对华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国知识分子心里引起了巨大的振荡。十月革命的成功和苏联政府的实际行动，使中国一切爱国的人们开始相信，只有苏联才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真正朋友。在他们看来，“走俄国人的路”有着双重含义：一方面，十月革命为中国革命树立了成功的典范，并提供了足以取代西方民主主义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走俄国人的路”不仅意味着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而且意味着获得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独立和解放，并将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应该指出，青年毛泽东对俄国革命思想的接触，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这一年春夏的北京、上海之行。当时，恰好是苏俄共产党的代表维经斯基在北京、上海积极活动的时期，两地的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正在受到俄国革命思想的熏陶，开始倾向革命，这种影响也自然会在毛泽东的身上表现出来。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一天之内给新民学会会员发出5封信，着重总结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探求其中的根本原因。他检讨的思想武器，就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给向警予的信中，他提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信中表明了他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并与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彻底决裂的决心。在给李思安的信中，他提出：我们必须“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此时，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对中国革命的示范作用，主张立即把俄国的经验运用到中国来，从而也就认定了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在给张国基的信中，他表示：“拯救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其为大业”，而要完成这个大业，就必须“取世界主义”，即社会主义，“愿大家好的主义”。由此可见，走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此时在他的头脑中已经开始形成了某种信念。在对易礼容来信的批语中，他还特别申明自己赞成蔡和森的主张，即在中国着手成立共产党。他说：我们必须要有“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在给罗章龙的信中，他写道：“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新民学会须“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面旗子，指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11)

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但要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对自己过去曾经崇奉过的实用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平民教育和工具主义等美国思潮进行彻底的清算，实现自己美国观的根本转变。这年年底，毛泽东就做了大量的“清算”和转变工作。12月1日，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指出了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方案行不通。他分析指出：教育需要金钱、人力与机构，可是在当今世界，金钱完全控制在资本家的手中，掌管教育的人要么是资本家，要么是资本家的走狗，学校与出版机构这两个最重要的教育手段完全为资本家所控制。因此，现时世界的教育不过是资本家的教育，他们控制了议会、军队、警察、银行与工厂，也就把受教育的权利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对于他们既得的一切利益，是决不会轻易放弃的。他强调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由此，他进一步接受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认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并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正是带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美国思潮”进行清算的决心，毛泽东积极参加了当时的社会主义大论战。这场论战是由罗素、杜威、张东荪、梁启超等人挑起的。论战的实质是：中国是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采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还是采用俄国暴力革命的办法？

1920年11月，正当湖南自治运动宣告破产的时候，杜威、罗素、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等众多学者却云集长沙讲学，继续宣扬改良主义。罗素在长沙讲演的《游俄之感想》和《布尔扎维克与世界政治》中，认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是“行不仁慈之事”；列宁是“智慧的专制家”；马克思主义是“违反心理的见解的”，是“福音的宗教信仰”；俄国革命所造成的世界革命的漩涡，使世界文化“要沦落一千年”，等等。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根本否定罗素的观点，认为罗素在长沙的演说，“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动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于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对此，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所谓“理论上说得通”，并非认为它在理论上正确，而是指它只是“说得好听”而已。

罗素、杜威、张东荪等人挑起这场论战的目的，名义上是想“用中国的药来治中国的病”，实则是要竭力抵消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防止俄国革命在中国的重演。当时，在新民学会内部也存在着改良和革命的尖锐意见分歧，一些会员认为关于中国改造问题学会自有主张，“不必多讨论了”。毛泽东不同意这种意见，他坚决主张通过讨论提高认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弄个清楚明白。

1921年1月1日至3日，新民学会举行新年座谈会，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连续3天的激烈讨论。在讨论中，毛泽东反复说明：“改良是补漏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因此只能采取“俄式”办法，只有“俄式”办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他还把自己近年来曾经受到过影响的几种主义，如“1．社会政策；2．社会民主主义；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5．无政府主义”等拿来作透彻的分析，然后指出：“社会政策是罅缺补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而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始永世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最后，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公开表明自己放弃改良主义立场:“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这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总结了自己这种思想认识发展变化的轨迹，明确指出：“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这就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信仰和对过去一度崇奉过的实用主义、改良主义等美国观念的抛弃。

如果说，五四运动以后在《湘江评论》发表的一系列评论文章，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对美国认识的逐步深化的话；那么，1921年新年前后与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和讨论，则进一步揭示了他的世界观发生转变的主客观原因。从此，他主张“劳农专政”，取“阶级斗争”四个字来老老实实地分析中国和世界的问题。这表明毛泽东与美国已经在意识形态上分道扬镳，标志着他青年时期思想中的“美国精神”已经被“俄国道路”所消解。因此可以说，从这时起，他的美国观已经开始告别杜威和胡适的实用主义、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而他本人，也开始从思想和行动上迅速向马克思主义过渡，并最终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到1921年7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从此，我们可以把毛泽东的美国观，称之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观”。

第三节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认识的定位

在建党、大革命时期以及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与当时许多著名的中共领导人一样，毛泽东不仅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苏联与共产国际对于帝国主义的分析，而且在这种“反对帝国主义”这种共同的话语体系中找到了评判美国的思想武器。他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民族殖民地纲领的基本思想，把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格局划分为“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两部分，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它将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里，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宣战。而在这场将会改变中国和世界政治格局的斗争中，只有苏联和各国的工人阶级才是中国共产党人真正的国际支持者。可以说，与青年时期相比，此时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美国例外论”已荡然无存。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12)

一、华盛顿会议后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认识的强化

如果说，通过五四运动的觉醒，青年毛泽东已经初步认清了美国“对内由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对外侵略和扩张”的真实面目的话；那么这种认识到了华盛顿会议以后，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并最终提升到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这一认识高度。从此，美国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便成了“帝国主义”的代名词，“美帝国主义”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革命的对象之一。

导致毛泽东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认识得以深化和定位的契机，是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召开的华盛顿会议。这次会议是继巴黎和会之后召开的又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美国既是会议的发起者，又是会议的东道主，中国问题则是其中心议题之一。因此，华盛顿会议同样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与巴黎和会时人人寄予厚望相比，中国人对华盛顿会议的反应是既有期待，也有忧伤，但不再有热情。这说明相当多的人们对美国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刚刚完成了世界观转变的共产党人，毛泽东的美国观自然更不例外。

华盛顿会议堪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重新划分远东及太平洋势力范围的会议。会议闭幕的当天通过了《九国公约》，它以美国提出的所谓“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原则为基础，意在通过协调列强对华政策来限制个别国家、尤其是日本在中国谋取的特权。因此，《九国公约》实际上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掠夺中国的一个协议。此后，在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势力幕后操纵下，中国各派军阀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引发多次大规模的战争，如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使中国政局陷入极度混乱。

华盛顿会议的召开，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人民当前所受的最大痛苦，还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剥削，而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了党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即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使之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这一纲领的指导下，中共二大对华盛顿会议的实质又给予了进一步的揭露，指出这只不过是美国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重新分配市场、调整关系的一次会议，“它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拉斯的奴隶。”正因为如此，中共二大强调：“中国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主义。”

作为当时中共党内崭露头角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之一，毛泽东对华盛顿会议践踏中国主权的实质也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批判。他在这次批判中所持的思想武器实际上就是列宁和共产国际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基本的框架则是中共二大纲领所规定的内容。1923年4月10日，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他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侵华政策进行了抨击，指出华盛顿会议在中美关系史上是一次值得高度注意的会议，大大地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危机；它使中国社会在目前及将来一个时期内，“政治将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办法更发厉害。”毛泽东分析指出：“何以知道必然是这样呢？你看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形势是何等的反动，他们现在是协调着步骤来侵略中国。他们的步骤以先是不协调的，经华盛顿一番商量便协调了。虽然他们的协调终久是要破坏的，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他们为补偿前次大战的亏失及蓄养下次大战的精力，是断然要取协调主义的。美国的门户开放主义居然能通过在中国拥有势力范围的英法日，就是明显的证据。”与此同时，他还指出，华盛顿会议虽然意在协调美、日矛盾，但由于美国在华政策所取得的优势地位，实际上加深了美、日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分裂于国际资本主义的侵略”也就是必然的事情。

从巴黎和会之前到华盛顿会议之后，毛泽东由对威尔逊和平主义的希望和推崇逐步转向失望和批判，这是其美国观发生根本转变的时期，也是其民族国家意识显著增长的一个重要阶段。毛泽东联系自己五四前后的切身体会指出，华盛顿会议明明是美国勾结其他列强共同侵略中国的会议，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居然对美国抱有天真的幻想。“他们迷信美国是扶助中国的好友”，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事情。他特别强调，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其实都是种种骗人的闹剧，美国的在华利益，与它有“生死关系”，在这个“生死关系”问题上，是和中国人民“势不两立的”。

一年多后，毛泽东把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之后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作了一个比较，指出巴黎和会后，“许多民族见帝国主义列强所说的都是骗人的话，不?失望，且渐觉悟，尤其东方各民族，都知道巴黎和会是不可靠的，遂由倾向威尔逊主义的路途，走至俄国多数派主义的营中。”而华盛顿会议使世界人民的这种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他通过分析指出，经过华盛顿会议之后，在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眼中，美国已经变成了“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

从巴黎和会后关于美国是“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的论点，到华盛顿会议后关于美国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的判断，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美国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因此他的美国观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进一步的转变。众所周知，当时有不少中共领导人都视英国这个老牌侵略者为最凶恶的敌人，但毛泽东却大胆地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从前独霸远东的英国，现在已处在保守的地位，它在中国的霸主地位，已经不得不让位于美国。从此往后，美国对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命运将会发生更大、更深远的影响。虽然在此前后的一系列文章中谈及国际帝国主义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把英美并列，而且英国始终排在美国之前，但在他的心目中，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势力却是远甚于英帝国主义的。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这种看法是深刻而富有远见的，显示了其世界性的战略眼光。

毛泽东的上述分析与批判在中共党内也不乏赞同者。蔡和森、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就持类似的观点。蔡和森认为：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有“惊人的大成功”，其效力好像“万斛麻醉药”，令中国人民“神智皆昏”，且“一跃而为领袖列强中国之主人”。因此，在他看来，所谓“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换言之，就是最会使障眼法，最会用宣传术来宰割中国的“好朋友”。陈独秀则呼吁，在对华盛顿会议的认识上，“不要上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当呵！”“不要于不知不觉中引导一部分人民或青年学子去亲美帝国主义才好呵！”当时出版的《共产党》杂志也发表《短言》指出：华盛顿会议是英美日瓜分中国的会议，“什么正义人道就是掠夺和分赃；什么门户开放就是自由到中国夺取富源；什么机会均等就是均分中国财富；什么领土保全就是把空壳留下来利用那班中国的政客军阀做他们的帐房和监工者来搜刮压榨中国无产阶级供给他们的利益。”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13)

在对美国的分析和批判中，毛泽东特别关注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问题。他告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前还有一部分迷信美国的商人，他们迷信美国是扶助中国的好友，而不知美国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试把美国近来怎样阴谋扶助那商人及全国国民所反对的曹锟去抢夺政权，以及他们怎样出死力妨碍商人所要求的禁棉出口政策等等实际的事例看来，就可以知道迷信美国的错误了。”他痛心地指出，对美国政府要察其言、观其行，不能只听它嘴上说得好听。从它的实际行动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哪有什么亲善，哪有什么和平可言？他列举了华盛顿会议后美国、英国在华的种种侵略行径，质疑那些“迷信华盛顿会议的同胞们：华盛顿会议给我们的在哪里？”呼吁那些“迷信华盛顿会议相信英国比日本好的同胞们：请问华盛顿会议给我们的在哪里？”

毛泽东还特别提出浙江的纸烟税这样一个事例，来说明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情况。他指出，美国、英国商人在浙江大开烟厂，以至卷烟盛行，危害之烈不下鸦片。不仅如此，美英公使还抗议加征地方纸烟税，结果浙江政府竟然屈服于美英压力，停止了征收。毛泽东认为，仅仅从这样一件小事中，就可以看出华盛顿会议之后，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是大大地加深了。由此，他提醒国人注意：美国的经济侵略与政治侵略是相互配合的，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不能对美国政府抱有任何奢望。

除了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集中的批判之外，对美国当时在中国特别是在湖南进行文化侵略的状况，毛泽东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以当时天主教在湖南的传播情况为例，指出：“耶稣天主教教堂布满全省，僻地小镇无不侵入。美国传教事业尤为猛进，以青年会为中坚，兼及教育事业及慈善事业。美国人在湘因商业上无势力，专从宗教、教育及医院筹赈等慈善事业用力，一班留美学生从而和之，造成一种浓厚的亲美空气。”寥寥数语，就把当时美国宗教在中国渗透的情况，揭露无遗。

综上所述，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指引下，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努力同美国的民主政治模式、美国式的人权，及其以自由为核心内容的个人主义文化分道扬镳，并进行彻底清算。从对华盛顿会议以来关于美国的分析与批判中不难看出，他们这一时期的美国观，不仅反映了革命民主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尖锐对立，而且预示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终不可调和性。而在他们中间，毛泽东可谓是对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接受得最为坚决、对“美国思潮”和其“帝国主义本质”清算得最为彻底的代表之一。如果把他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前后的言论做一个简单的对比的话，就不难看出，他对当时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持续批判的阶段，他对美国对外侵略和扩张的本质认识也由“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发展到“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从而实现了他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认识的基本定位。这是毛泽东美国观初步形成的根本标志。此后，无论他对美国的看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关于“美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始终都没有动摇和改变过！只不过由于时代主题、主要矛盾和当前任务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以及美国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所处地位和所扮演角色的反复变化，使毛泽东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和方位来接触和认识美国，以不同的身份来与美国人打交道，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他在不同时期的美国观。

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框架下

到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进一步巩固和运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努力按照共产国际制定的纲领和国共合作的方针来反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主义。这是他这一时期思想认识的主流，也是左右他的美国观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因素。国内阶级斗争、国际帝国主义、世界民族民主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等一系列概念，是他在这一时期最常用的基本词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成了他在这一时期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主题。换言之，如果说青年时期毛泽东观察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问题的角度是经常变动不拘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只有一个视角了，那就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与建党时期相比，在大革命时期，随着国共合作的全面展开，特别是毛泽东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之后，他在对美国的分析和批判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比较多地运用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思想武器，从而使得自己的美国观建立在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之上。1925年10月20日，他在为《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撰写的发刊词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军阀、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由此，他得出结论说：“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

正是从中共二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出发，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特别注意把对美国的分析和批判与对当时国内军阀混战的现实认识紧密联系起来。他在批判“帝国主义”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批判与外国列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封建军阀势力，而且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入剖析了各派军阀与外国列强之间的关系。

早在建党时期，毛泽东就曾经预言，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必将使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利益得到强化，而且它们必然要勾结中国各派军阀，支持它们的反动统治，把军阀的争夺进一步演变成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争夺。“因此我们从内外政治经济的情势上，可以断定中国目前及最近之将来，必然是反动军阀支配之天下。这个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美国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紧密勾结各派军阀，使中国的政治完全成为“军阀外力互相勾结箝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这就是中国政治将越发黑暗的原因。

到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这一预言更加清楚地表现为现实。1924年9月10日，他在与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联名发布的中共中央第十七号通告中指出：“此次江浙战争，显然是军阀争夺地盘与国际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政治之一种表现”，只有增加人民的痛苦及被奴役的地位。对于因江浙战争引发的直奉战争，他于1925年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去年直奉战争，起于英美帝国主义欲挟直奉统一中国排斥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之企图。”“此次反奉战争仍然一脉相承，日本帝国主义站在奉系背后，美帝国主义站在直系背后”；“英国帝国主义为巩固其长江流域势力范围计”，“不得不极力与日本协调以重利勾结张作霖镇压上海的反英运动”。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各派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封建军阀为帝国主义之前驱，帝国主义为封建军阀之后盾，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了战场，因此军阀间的战争，就是帝国主义间的战争。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14)

在分析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之间的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时，毛泽东特别强调美、日之间争夺中国的矛盾，已经成为支配中国军阀和政治派别的一条主线，指出它们在中国的争夺，突出地成为军阀战争的祸根。一些军阀和政客或者倒在美国的怀抱，或者倒在日本的怀抱，做卖国的运动。“所谓新外交系，一向是直系与英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卖国经纪人，此派现与研究系及上海南通等买办阶级深相结纳，一同聚在直系旗帜之下，努力做其卖国运动。上海南通等买办阶级，去年反直战争时因美国帝国主义之指引站在直系一边。此次直系再起，亦马上从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的意旨，做了直系响亮的应声，而且是直系有力的柱脚。”他还具体地分析了美日两国在两次直奉战争中的你争我夺及其相互势力此消彼涨的情况，尖锐地指出，无论是美国支持的直系、还是日本支持的奉系，它们之间谁胜谁败，均于中国不利，其结果都是奴役和宰割中国人民。美国的统治并不比日本好，日本的统治也不比美国强。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中国那些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被毛泽东用国际战略的眼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理出美日争夺这根主线，便被描述得清清楚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随之而来的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央苏区，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由于蒋介石对苏区的严密封锁和反复“围剿”，使得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与外界的联系几乎中断，对于美国的情况也知之甚少。因此，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对美国的评论相对减少。他的美国观，也基本上停留在大革命时期。

在几近与世隔绝的环境里，毛泽东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当时，中共内部关于国际形势的认识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则是中国革命的头等重要的任务。根据这样一种认识来看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自然把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统统看成是一丘之貉，相信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中之最基本最主要的任务”。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已经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世界形势变化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对这一事变的性质判断同样来自于共产国际。事变后的第三天，临时中央政治局公开发表的宣言就认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在这一认识框架内，中共继续奉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政策。针对国民党当局急迫希望美国来主持所谓“正义”与“公道”的做法，中共一再告诉全国民众：“美国也同样是帝国主义的国家，是中国民众的敌人，希望美国来反对日本，等于引狼入室。”9月30日，中共发表第二次宣言，仍然指出各国帝国主义都是一丘之貉，那种想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或企图劝说国际联盟来干预日本侵略的任何设想，都无异于“与虎谋皮”，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引狼入室”。

中共领导人对美国的这一看法，在30年代前期基本没有变化。他们称美国为世界“帝国主义的巨头”，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意在帮助日本掠夺中国民众，建立反苏基地；它的目的“是将全中国放置在自己的金元势力之下”，不让别人染指，“把中国完全放在美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

一直到1934年1月18日，中共通过的决议仍然认为：“美国帝国主义正在狂热的准备着与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太平洋霸权的强盗战争。同时他在帝国主义强盗反苏联的挑衅与战争准备上成为更加积极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者尽力的企图维持和加强他对国民党政权的影响，经过这个工具来奴役中国民众，使中国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以棉麦借款帮助国民党进攻中国革命和中国民众，摧残中国经济，奴役中国民众。”正是基于对美国的此种认识，中共中央提出:“我们的党必须最坚决的反对对于任何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幻想。”

应该指出，在上述这样一些有关世界革命和国际战略的重大问题上，作为当时中央根据地和苏区主要负责人之一，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他在这一时期的美国观从总体上也是服从并服务于反帝反封建这一时代主题的。所不同的是，在长期残酷的斗争实践中，他更为关注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矛盾及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是如何在这种大背景下保存和发展中国革命的力量，而不是去推动所谓的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

早在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毛泽东就曾深切地体会到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各派军阀的长期混战，是工农武装割据得以形成的特殊条件。他认为，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正是“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当时对在华的帝国主义势力及其相互间的矛盾与斗争非常关注。1928年10月5日，他在为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案第一部分中，就曾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指出：“自日本对华出兵与英法海军协定成立两件事发生之后，美国与英法日三国乃处于无法调和的两极地位。现在国际形势是，为着中国问题与欧洲问题，美国采取积极干涉政策，英法日三国也采取积极抵抗政策，世界大战由酝酿以至爆发，仅仅是时间上的问题了。”值得一提的是，这段话后来并没有整理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也许毛泽东认为其分析和判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时代局限，但它注意在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思想方法则是不容置疑的。

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政治决案》，对当时英、日、美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态势作了如下分析：“英、日、美三大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竞争，好像是帝国主义，一时占了优势。但这些完全是表面的。实则军阀与军阀之间，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之间，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了，他们的冲突越发紧迫了。”“美国的工具蒋系军阀虽则始终尽忠美国，却不能不兼受英、日的支配，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斗争发展的新形势。”这个决议案是在“毛同志指导之下很密切具体的讨论”通过的，因此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对蒋介石的斗争，就是与美、英、日诸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因此进行土地革命与反对帝国主义有一致性。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15)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当1930年初，中共“左”倾错误领导人李立三高谈阔论世界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之时，毛泽东却和他有所不同，始终坚持这样的看法：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这种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与混战加深了中国社会危机，从而形成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和红色根据地生存、发展的条件。以这样的思想认识为指导，使得毛泽东在领导根据地斗争时，必然会采取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去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斗争策略。

这一年蒋冯阎大战爆发后，红一方面军前委会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合发出指示，强调蒋冯阎大战实际上就是美英日的战争，美国正在组织一个名由蒋介石，实则由自己领导的反共联盟，镇压中国革命。因此，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但要遇到国内军阀的镇压，而且要遇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残酷斗争。这个指示实际上是将毛泽东的上述认识进一步具体化。

九一八事变以后，毛泽东逐渐注意到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1932年3月17日，他签署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给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的指示》指出，去年的九一八事变，“这不仅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以挽救他自己的危机，而且是帝国主义争夺瓜分中国，重分世界的尖锐矛盾的爆发，所以这一事变以来，特别日美冲突的紧张到了万分”。此后，毛泽东密切关注国际局势和动态的变化。5月3日，他把自己收集到的沪区港汕报4月26日以前的有关新闻和消息摘录下来，用电报发给当时的苏区中央局、中央政府和军委，这些材料包括：“美国会议波拉鲁宾生等提议与苏联复交，上海密勒报评论数次，苏联报纸亦谓苏美将联合对日”；“中报社论，谓日苏不致开战，日美将先打响”；“美舰队将长驻太平洋不返，大西洋日美间形势正紧张，苏联红星报亦谓日美战争不可避免，但法国及美国保守党极力挑拨日俄战争”，等等。仔细分析一下这些新闻和消息目录，就不难看出，其中更多的是反映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而不是它们之间的一致；特别是美国，成为关注的主要对象。

1934年初，在第二次全苏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毛泽东分析了一苏大之后两年来的国际形势，欣喜地指出：“苏联和平政策在全世界革命民众的拥护之下，到处得到了成功，最顽强的美国帝国主义也不能不和苏联订立国交了。”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的结果，使各国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尤其是日美间的矛盾，在新的基础上开展起来”。这年4月，针对日本外务省发表对华政策致列强的通牒、企图独占中国一事，毛泽东接受了《红色中华》记者的采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企图，理所当然地遭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对，“但是他们表示反对的真实的意义，只是限于不愿意日本把中国独占，要使中国由国际帝国主义瓜分，成为‘门户开放’的公共的殖民地。”这个谈话，事实上进一步反映了他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深刻矛盾的一贯认识。

此后，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仓促长征，毛泽东对美国鲜有具体的分析和评价。但他的上述认识却始终萦绕心间，成为遵义会议后中共处理对外关系和制定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

综上所述，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由于繁重的军事指挥任务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畅，毛泽东对美国侵华政策的分析批判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都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框架下来展开自己的认识。他对美国反动政策的批判，既服从于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又服从于当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认识，可以说这是他在这一时期认识美国的基本出发点。所不同的是，他从中国土地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着重阐明了外国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不平衡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并特别关注到美日之间矛盾的对抗性和美苏之间联合的可能性。此外，他还十分注意把美国与“围剿”根据地的国民党蒋介石联系起来、把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与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从而使得自己对美国的认识要深入具体一些，也使得自己的美国观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要丰富全面一些。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在遵义会议之前，大致经历了青年时期、建党时期、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其中每个阶段的认识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如果说，他在青年时期曾经接受了“美国精神”的深刻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到了五四运动之后，便逐步为“俄国道路”所消解。特别是随着对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分析与批判，使他逐步形成了对美国“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这一认识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中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和证明，成为毛泽东美国观的根基和柱石。可以说，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认识的定位，乃是毛泽东美国观初步形成的主要标志。此后，无论他对美国的认识和看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关于“美帝国主义本质”的判断都始终没有动摇和改变过！所不同的是，由于时代主题、主要矛盾和当前任务的不断发展和变化，美国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因此，他在对美国的交往和认识过程中，也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变换过不同的视角，认清了不同的侧面，增添了不同的感受，从而使得他的美国观更加丰富多彩。遵义会议以后，随着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领袖地位的逐步确立，他对美国的认识便开始逐步转化为全党处理中美关系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具体方针政策，他的美国观也从此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开始由过去“青年毛泽东的美国观”、“一个共产党人的美国观”，逐步演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整体的美国观。

1958年炮击金门阵地一角(图)

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图)

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基辛格(图)

毛泽东学生时代读过西方名著(图)

美国飞机轰炸中国的邻国朝鲜(图)

斯特朗在延安(图)

毛泽东发表了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文章(图)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1)

遵义会议以后，随着中日矛盾的日趋尖锐和激化，并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和中国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矛盾开始降为次要矛盾。反对法西斯主义、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很快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的美国观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和转变过程。抗战前夕，毛泽东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呼吁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开始把美国看作需要争取的“民主国家”和“友邦”。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日本侵略的民族危机、国共合作的大趋势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逐步调整，毛泽东首次从正面肯定和评价了美国和美国当时的总统罗斯福（FranklinRoosevelt），明确表示对美国寄予厚望。同时也积极防范英、美等国搞“远东慕尼黑”阴谋。特别是欧战爆发后，毛泽东一度对战争的性质作出了较为严重的判断，在“反对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这个总题目下，把英、美、法等国也当作敌人加以抨击。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美国终于成为中国的“友邦”，毛泽东也因此形成对美国看法的新思维。此后，在抗日、民主和团结的旗帜下，他利用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来制止国民党的反共行动，鼓励中共军队放手与美军合作，借助美国调处促进中国民主改革，谋求建立联合政府。可以说，正是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维护国际统一战线的大视野下，他对美国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第一节着眼于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建立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中共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领导，这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正确领导路线开始形成。从此，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努力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来观察和认识世界。共产国际七大后，毛泽东着眼于反对法西斯主义，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积极推进中国革命和抗战的历史进程。这不仅为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美国提供了崭新的视角，而且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阶段正确处理和应对国际国内事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随着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进一步确立和巩固，随着他在新形势下对美国认识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以及这种认识不断转化为中共处理中美关系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他的美国观也逐步由过去“青年毛泽东的美国观”、“一个共产党人的美国观”，转变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观。

一、只要加入国际反法西斯联盟，“都受我们欢迎的友邦”

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德、日、意法西斯势力兴起，开始成为人类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具体讨论了法西斯制度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区别，决定实行“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政策。共产国际这一策略转变，对中共的对外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会议期间，据此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不仅呼吁国内团结抗日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而且提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的外交新主张。

这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制造所谓“华北自治运动”，进一步暴露它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有必要调整党的对外政策，在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时，需要利用其他列强与日本的矛盾开展斗争。会议预言：“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因此尽管英、美等国仍旧“完全为着他自己帝国主义的目的”，但它们明显地与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而美国几乎同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瓦窑堡会议放弃了过去“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首次把德、意以外的西方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和日本相反对者，如“同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美国；一类是与日本相妥协、但可以暂时处于不积极反对反日战线者，如妄图“求得日本的某些让步与妥协”的英国。会议提出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应当是：“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

瓦窑堡会议结束两天后，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从分析美国、英国同日本在华利益的矛盾入手，进一步提出中共应该利用矛盾，最大限度孤立和打击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他指出，1922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现在则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转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因此，不仅在华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出现了裂缝，“即使在地?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及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显而易见，在共产国际七大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国内外形势以及阶级关系也有了新的估计，开始提出有可能和有必要直接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发展某种联盟关系。无疑，这与建党、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中共对外政策相比，是一个重大转折，实际上意味着开始放弃过去长期坚持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策略，而把斗争矛头集中对准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主要领导人开始采取各种方式积极宣传这次会议确立的新的对外策略方针。1936年初，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在给国民党军第84师师长高桂滋的信中指出：“在国际则联合一切与日本为敌之国家与民族，实为抗日讨卖国贼重要纲领之一。”

这年1月28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人民外交委员长王稼祥在同《红色中华》记者的谈话中，进一步阐述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国际外交方针，指出：“我们当前的死敌既是日本，则只要对我们反日战争能守善意中立的，都是我们的友邦，我们都乐于和它成立平等友好的外交关系。”显然，这里的“友邦”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苏联。从有据可查的资料看来，这是中共领导人较早对苏联以外的国家提到“友邦”一词。在这次谈话中，王稼祥还提到中国尤其有“与各工业先进国提携的必要”，明确表示“凡与我友好的国家，中国苏维埃政府并愿意和它订立平等的经济协定，废除不平等条约”。无疑，这里的所谓“各工业先进国”，首先应该是指英、美、法等当时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2)

尽管瓦窑堡会议已经提出愿意与英美等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甚至“订立同盟条约”，但当时中共政权与美国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建立任何形式的外交联系。而且由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几乎完全处于同外界隔绝的状态，这就决定了它的对美外交只能从民间外交做起。为此，中共中央作出邀请西方记者特别是美国记者访问西北的决策。这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集中讨论了“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的问题。两个月后，美国记者斯诺来到保安。在窑洞里昏暗的油灯下，毛泽东向这位陌生的美国人系统地阐述了中共对国际问题的一系列看法，并采用王稼祥的提法，把英美等西方民主国家称为“友邦”。

首先，关于中华苏维埃政府对英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策问题。毛泽东向斯诺解释说，由于日本的侵略不仅威胁了中国的和平，而且也威胁了世界的和平，尤其是太平洋国家的和平，因此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同时也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侵略不仅是中国一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应该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共同面对的问题。中华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愿意同这些国家的人民、党派和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在消极方面我们希望一切友邦至少不援助日本帝国主义而采取中立态度，在积极方面，我们希望他们能援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

其次，他针对当时西方列强对世界大战的态度，提出了苏维埃政府区别“友邦”和敌人的具体标准。他指出，我们看到列强中有的已坚决表示不愿参加新的世界大战，有的则表示不愿坐视日本占领全部中国，这些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等。此外，还有一些长期处在侵略者蹂躏之下弱小国家、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等，或多或少都受到日本的威胁。我们把它们看作自己的“友军”，希望与他们合作。“至于苏联，她一向是主张和平的，她是反对征服和剥削任何民族的，这当然是我们的良友。”毛泽东认为，除了日本以及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上述各种类型的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无论它们对于这种战线贡献如何，对侵略者制裁的实力怎样，都是受我们欢迎的友邦。”

不难看出，在与斯诺的谈话当中，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发展，初步调整了关于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侵略中国问题上是完全“步调一致”的判断，认为当前其他列强并未像日本一样正在对中国进行公开的武装侵略。由此，他对帝国主义国家采取了新的区分方法：一方面根据西方列强对战争的态度，将其区分为“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另一方面根据它们对待中国问题的态度，将其区分为“侵略国家”和“友邦”。这种区分方法，不仅改变了过去仅仅根据意识形态划分统一战线的思维方式，而且改变了过去只看到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本质、而看不到它们之间矛盾和冲突的斗争策略。根据这一区分方法，毛泽东很自然地把美国看作“民主国家”，并认为只要加入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像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可以是“受我们欢迎的友邦”。

根据对待战争和对待中国问题的态度来区分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以便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这是毛泽东提出与英美等国结成国际统一战线的客观依据。正因为如此，他认为中国不仅可以和苏联这样的国家“成立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联盟”，而且可以同“民主的资本主义列强成立此项同盟”；这种反法西斯联盟的性质是“和平联盟，是为了共同抵抗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他指出，在中国问题上，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帮助中国抵抗侵略者使之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另一种则是听任它完全殖民地化。在前一种情况下，外国与中国合作的机会将非常多，因为中国将获得自由，中国人民将成为独立的人民，有独立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组织。“当我们取得独立以后，我们一定和许多友邦谈判”，订立“互助互利的相互协定”；“在过去中国政府不能利用外资谋人民真正的福利，一切外资对民众没有丝毫的补益，只有在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以后，才能尽量吸取大量的外资，来发展大规模的生产事业，也只有一个真正自由的中国，才能利用这种切要的外资”。相反，他认为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听任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太平洋的未来就真是一片黑暗了。这将不仅意味着中国独立的毁灭，也将意味着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和文化遭到毁灭的威胁，将是一长串可怕的、愚蠢的战争的开始。

上述一系列观点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此时的国际战略思想已经从过去主要“联合共产国际和苏联”、“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国家”这样一些基本内容，发展到为了抗日，不但需要依靠苏联、共产国际，而且需要联合那些与日本有矛盾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这说明，他实际上是站在全民族的立场上，从民族解放和抵抗侵略的角度出发，来认识和看待国际关系问题的。

在致力于反对法西斯主义、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大视野下，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不能不发生较大的变化。一方面，他尖锐批判了当时部分美国人所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严正地指出：“一些目光短浅的美国政治家以为中国的灭亡与他们无关”，“这是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错误认识”。“实际情况是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结在一起。这些人提倡孤立政策。但是随着历史面貌的进一步暴露，我们相信他们会放弃‘孤立主义’政策，美国将觉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他又乐观地指出：“我们认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这是他们目前能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此后不久，他还在一份内部电报中写道：“美国罗斯福连任总统，四年内民主政治当无改变。”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自巴黎和会以后，如此正面评价美国和美国总统，对毛泽东来说，这还是第一次。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大胆预测美国将同中国结成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并称之为“友邦”，是因为自瓦窑堡会议以来，他已敏锐地看出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冲突是难以调和的，未来“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他不仅发展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对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和斗争的认识，而且随着自己在党内领导地位的进一步确立和巩固，开始指导全党致力于谋求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

虽然毛泽东这时与斯诺的谈话，在某种意义上还带有对外宣传的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经过遵义会议、特别是到达陕北以来一段时间的领导和决策实践，他已经不再局限和满足于过去对帝国主义本质的一般性认识，而是注意根据时代主题的发展变化，不断深化和发展这一认识，并在现实斗争中运用世界眼光来观察中国所面临的新的国际环境，分析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3)

毛泽东与斯诺的上述谈话，还反映了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即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和特征的苏维埃革命，随着中日这一主要矛盾的逐步上升，正在为民族抗战所取代。瓦窑堡会议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一直在致力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视野下，来认识美国和外部世界，就是一个明证。

继斯诺之后，从1936年中到七七事变前夕，毛泽东先后接待了史沫特莱（AgnesSmedley）、尼姆&#8226;韦尔斯（即海伦&#8226;福斯特，HelenFosterSnow，NymWalesSnow）、维克多&#8226;基恩（VictorKeen，《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厄尔&#8226;利夫（EarlLeaf，合众国际社记者）和托马斯&#8226;毕森（T.A.Bison，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欧文&#8226;拉铁摩尔（0wenLattimore，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菲利普&#8226;贾非（PhilipJ.Jaffe，美国《美亚》杂志主编）等五批西方记者，向他们反复阐明了中共的内外政策。

抗战爆发前夜，毛泽东主动向英美等国新闻记者敞开大门，目的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打破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和新闻封锁，使外界了解中共的政策和主张，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这一行动实际上成为中共开展民间外交的起点。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肯尼思&#8226;休梅克（KennethShewmaker）后来所说的那样：“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那曾经是偷偷摸摸地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涓涓细流，已经汇成了一条交往的滔滔大河。以前的神秘所在变成了众所周知的地方。”

1937年3月，毛泽东在与另一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中，重申了与斯诺谈话的内容，即要进一步区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他再次强调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英美等国结成“友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但是我们正在找寻友军，这是因为日本已有了它的强盗同盟，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所以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他分析指出，这种联合阵线既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因为日本的侵略不但是中国的大祸，也是世界的大祸，就像德国是世界的大祸一样。何况这两个侵略国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了。因此，“我以为中、英、美、法、苏五国应该赶快地联合一致，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之虞。”

在希望早日与这些反战国家结成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仅仅依靠华盛顿会议形成的九国公约是不够的，还必须缔结新的条约，这种新约“应该包括以武力对付日本侵略暴行的具体事项在内，如像缔结太平洋集体安全条约之类。只有这种条约才能真正阻止战争，战争起来时，也能够迅速结束战争”。

无疑，这种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缔结新的条约的对外政策，与过去开展“世界革命”和国际斗争的策略方针有了深刻的变化。对此，毛泽东解释说：共产党人决定实行上述政策，其目的“完全在为着要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这叫做将部分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将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最后，他驳斥道，“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

还要看到，当时西方列强对中日问题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毛泽东对它们也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其时，英国保守党政府与日本正在进行妥协谈判，企图缓和他们间的冲突。对此，毛泽东指出：“不管英日妥协的程度如何，关于中国民族存亡的问题，中国人民不应一刻疏忽。在抗日运动中，不能过于信赖英国。我们要认清英国的本质，就不会上它的当。”与此同时，他对美国则采取了异乎寻常的亲善态度，认为“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与日本的大陆政策也是不相容的，所以美国对中国问题便不应隔岸观火”。不久，他还致信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指出“美国共产党和美国人民大众是深切关心着中国的反日战争而曾多方援助我们”的，这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这些观点表明，在毛泽东心目中，美国比其他西方列强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而他对美国和美国人民的热情，也确实非比寻常。这不仅与美国在抗战前夕对中日关系的态度和所起的作用有关，而且也与毛泽东青年时期对美国的认识和了解有关。此后，他在提及西方各民主国家的时候，虽然仍照例把英国放在美国之前，但在他的心目中，美国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实际上已经超过了英国。因此如果说他是把苏联?为“良友”的话，那么把美国则视为最重要的“友邦”。

1937年5月，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关于国际形势的分析已经成为党内的热点问题。为了进一步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厘清对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认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并对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便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和世界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为此，他强调：中国不但应当继续联合苏联，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谈到一个著名的观点：“天下的乌鸦不是一般黑的，理由就是其黑的程度颇不一致。”他认为，尽管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外侵略和扩张的本质是一样的，但今天还没有到与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算总账的时候。因此，“利用统治阶级中的矛盾，纵横捭阖的联合这一派去反对那一派，这一着还是要学的”。其中特别应该学会的是，“在适当时机集中主要力气打击最坏的敌人”。

毛泽东等人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目前决不是和一切帝国主义算总账的时候，必须注意把握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并善于利用它们，以便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抗战服务。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放弃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作法，努力促使它们与中国共同反对日本。以上这些认识，虽然仍然带有策略的考虑，但一旦摆脱了过去僵化的开展“世界革命”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认识框架的束缚，必将对中共深化国际形势的认识和实施统一战线策略，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美国观的发展走向，也会产生重要的作用。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4)

二、现在是中美两国“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

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39年欧战爆发的几年间，国际形势总的说来是朝着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国家阵线逐渐分明的方向发展，但在其演变过程中却出现了种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形势的不稳定与复杂多变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受美国对中国事务一度采取“孤立主义”和妥协、观望、摇摆态度的影响，出于防止远东“慕尼黑阴谋”的出现，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希望到失望进而到批判的发展历程。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难当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把实现与英美法苏建立某种形式的反日同盟视为当务之急。由于自身难以直接开展抗日外交工作，因此，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大声疾呼，敦促国民政府进行抗日外交。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强烈呼吁国民政府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同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同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表示“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8月22日，中共中央又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重申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张。

中共的努力很快取得实际的成效。国共两党在日本要迅速灭亡中国的危急关头，终于达成团结御侮的共识，着手开展第二次合作。这次合作给中国的政治形势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此后，中共的政治策略主要是围绕着统一战线这个中心而制订和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以及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也必然围绕着这一主题来展开和发展的。

此时，远东局势因日本企图以武力独霸中国而日趋紧张。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刻，英美等国根据各自的利益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作为华盛顿体系的营造者和受益者，它们共同的反应是：一方面，要约束日本，使其行动不致彻底破坏以华盛顿九国公约为蓝本的远东旧格局；另一方面，只要日本的行动不危及它们在中国的根本利益，它们暂时可以听之任之。因此，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Hull）发表声明，宣称美国关注各国所有的重要武装冲突，并表示“世界上的任何严重敌对行动，无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美国的利益、权利或义务”。但是，他仍然要求中日双方“自我克制”、“不使用武力”，应“信守国际协议”，“通过和平谈判与协商的途径，调整国际关系中的有关问题”。

此后，由于日军开始将侵略矛头指向美国在华的势力范围，这使得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不能不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Roosevelt）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把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比作“全球性肆无忌惮的疫病”，认为美国民众不能幻想在这场“瘟疫”中能够幸免于难。他呼吁国际社会“作出一致努力去反对违反条约和无视人性的行为”，以“防止疾病蔓延”。第二天，美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动违反了《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有关规定。但是罗斯福的演说很快遭到国内孤立主义者和国际上来自英国等国的强烈反对，因此他不得不缓和语气，表示前此的演说重点在：“美国正在积极地寻求和平”，“根本没有必要使这种办法（隔离）同保持中立背道而驰”。

对于上述情形，毛泽东很快作出如下判断：英、美、法等国政府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表示援助中国，但还只限于口头上的同情，而没有什么实际的援助；而国民党对其进行片面抗战的一党专政以及对民众的统治政策，也不愿意作原则上的改变。

即便如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仍然希望通过舆论影响英美的对华政策。这年年底，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希望英美关注中国问题。其中11月24日的社论题为《英美还能忍让吗？》，公开呼吁英美等民主国家，尽最大努力“来援助中国抗战”。12月20日，针对美国桐油借款和英国对华借款，该报再次发表社论，认为这两笔借款具有“很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英美两国对华援助和制裁日寇侵略，走到采取并决定了具体办法的路上”。

显然，此时的毛泽东对美国确实寄予厚望。1938年2月，在与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谈起对“美国的感想”时，毛泽东说：“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面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明确提出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威胁的国家“进一步联合对敌”，说明毛泽东已经不满足于它们对中国的口头声援，而是希望能够拿出?际的支持和行动来。正因为如此，他反复呼吁，建立中美两国和其他各国反侵略、反战争、反法西斯的联合阵线已迫在眉睫，美国必须由口头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进一步转变为实际行动，给予日本侵略者以应有的制裁。

同月，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毛泽东发表演讲指出：“这个大会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在明天，伦敦将举行全世界的反侵略大会，几十国代表参加，表示一个空前伟大的世界斗争的开始。”他认为现在世界上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即“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还有一个是日本国内反战统一战线。“这三个统一战线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现在是全世界大多数好人向着少数坏人算总帐的时候”。显然，此时的毛泽东不仅对苏联充满信心，而且对美国也是如此，认为“全世界人民特别是苏联会来鼓励与援助中国的”，“有一天苏联会是日本的直接对头；美国也会干。”

这年5月，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对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前景充满信心:“如果我们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

然而，问题在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在桐油借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并未采取更多的实际步骤援华抗日，它的“孤立主义”和“不干涉”政策一时也没有改变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随后尖锐地批评西方主要国家的妥协政策，主张自力更生，强调对英美等国不要寄予过高期望，自然不难理解。

1938年9月29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从抗战爆发至此，围绕中日战争展开的远东国际关系已经逐步明朗，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在这次会议上，刚刚取得共产国际认可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对于抗战一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总结，并提出一系列适应形势发展的应对措施。

毛泽东在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具体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中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德意日法西斯的扩张的特点是，“首先侵略中间国家”，这就使西方大国产生了绥靖政策，“尤其是英国的妥协政策实际上帮助了侵略者”，它幻想依靠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来维护自身的安全。这种“怯懦妥协政策”，必将“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当然，毛泽东在这里也注意把美国与英国做了某种程度的区分，指出随着“日本的深入进攻，进一步加深了日美间的矛盾，苏联与中国的友谊是增长的，中美苏三国有进一步亲近的可能”。第二，由于“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东方是围绕着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苏联和英美法都把解决欧洲问题放在它们对外政策的第一位，东方问题“暂时放在第二位”。15个月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我们对国际援助暂时决不应作过大希望”，尤其是“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其希望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错误的”，“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足点”。与此同时，他也强调，“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足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足点”。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5)

在报告中，毛泽东还强调，中共制定外交方针必须遵循以下三条基本政治原则：“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记现时与将来的区别，我们对前者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为此，他进一步提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

毫无疑问，毛泽东对外交工作提出这样三条政治原则，是以英美等国在抗战初期对中国问题的实际表现为基础的，是以过去对它们的帝国主义本质认识为深层依据的，同时也是对当前的国际形势进行理智分析后得出的客观结论。如果说，上述政治原则会对中共今后的外交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的话，那么对毛泽东美国观的发展走向，也必然会产生某种导向作用。

三、美国“已经在步英国的后尘”

就在远东国际局势动荡不定的时候，欧洲的形势也在发生急剧变化。1938年9月29日，英法德签订《慕尼黑协定》，这对纵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加速欧战爆发，起了极坏的作用。英法等国的这种绥靖主义态度，自然使毛泽东警惕在亚洲可能发生类似的投降活动。他联想起列宁关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本质的论断，认为今日英法等国政府的种种表现，都没有逃出列宁当初的预言。因此，他不仅对《慕尼黑协定》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而且开始对中国是否应该与英美法结盟表示疑问。

与此同时，中共一再呼吁美国成为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友邦”，却得不到任何回应，也使毛泽东深感失望。1939年1月18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做形势报告时，他指名道姓地批评了美国的“中立”政策，认为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不利的。他说：“美国有一种法律，叫做中立法，就是不卖军火给各交战国，但是军火原料却可以的，这样对日本是有利的，因为它还有几个钱，买回原料可以制造军火，而中国没有‘铜板’，无办法，所以对中国是不利的。”与此同时，他也看到美国国内“现在有一部分人主张改变，中立法有取消的消息（虽然还没有正式取消），而废止中立法的舆论更高涨了”；“事实经验告诉他们，让步结果更加不好，因此英美有些恼火，似乎不愿再让了，但也许还要让些。”两天后，在为《论持久战》英译本所写的序言中，他再次批评英美等国的孤立主义，指出：“在英美诸民主国家尚存在有孤立观点，不知道如果中国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才是当前的具体真理。”这时，他仍然对英美有所区别：“我们同意罗斯福总统保卫民主的宣言，但坚决反对张伯伦对于西方法西斯国家的退让政策。张伯伦对于日本也至今还保存着怯懦心理。”最后，他写道：“我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为了中国也为了英美自身”。

这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和“溶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连续发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地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等秘密文件，国共两党在合作中的冲突和摩擦日益白热化。

对国内政治的这种新动向，毛泽东自然要同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动联系起来分析。他认为，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共摩擦迅速增加，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与英国在欧洲绥靖德国、在东方对日妥协密切相关。目前，蒋介石的政策就在很大的成分上是依靠英美的，因此，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磨擦，“都与英美的政策有关”。因为英法的妥协，使得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无法建立，影响到东方，就是日寇进攻更为猖獗，国民党内部的妥协倾向更为严重，最终导致国共摩擦不断激化。2月25日，中共中央就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新动向向党内发布指示，认为最近国民党执行对日妥协和反共分裂政策的根源，主观上在于它“对抗战的不彻底性”和“对外的依赖性”，客观上则是由于战争形势和国际局势所促成的。

此时，面对远东国际形势发展的这种现实，中共对英美政策的重点，开始由争取同它们建立反日统一战线，逐步转到揭露、反对它们绥靖日本和帮助国民党反共上来。

毛泽东和中共对英美等国态度与认识的转变，与苏联的影响也不无关系。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指责英美法的绥靖政策。他断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成为事实了”，并把英法等国列为最危险的敌人。就这样，过去视为和平力量努力争取的联合对象，一下子又变成“最危险的敌人”。5月30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指出：“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可能性，这种情况是英美法在远东极力推行妥协政策，试图造成新的东方慕尼黑协定的一种必然反映，其?可能包含重大阴谋。”次日，中共中央开会讨论共产国际这一指示，反对国际国内的妥协投降因素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

从6月开始，毛泽东开始直截了当地谴责“英、美、法投降主义者加于中国政府的压力”，加速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6月l0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关于反投降问题的报告，指出：“英、美、法等非侵略国对于侵略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所取的放任政策，正如斯大林所指，不是由于他们自身力量不足，也不是单纯的由于他们畏惧革命，而是由于他们‘坐山观虎斗’的阴谋计划。”

他认为，国民党进行反共投降活动，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日本的诱降政策”；二是“英、美、法的压力”；三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从这些判断出发，他不再把英、美、法等国看成是“愿意援助中国或守善意中立”，能够与之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友好国家。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有意回避了过去一段时间关于英美法“民主国家”的称呼，而更多地称呼它们为“帝国主义国家”，以突显它们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他断言：“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这就是英美法帝国主义者的现时政策。”如今英美之所以开始策动“远东慕尼黑”，就是希望在中日两国疲惫之际来个“渔人得利”；“等到双方精疲力竭时，他们就以‘健全的身体’出来喝令双方停战，使双方都听他们的话。”因此，他断言，“远东慕尼黑”阴谋成功之日，必定就是国民党投降之时。

7月24日，英国与日本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有权“铲除任何妨碍日军或有利于敌人之行为和因素”。这一协定是典型的牺牲中国主权与日本妥协的产物，它使得中共更深切地感到西方大国在远东实施绥靖政策的危险。于是，毛泽东决心把领导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斗争推向高潮。7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全党“用最大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起来”，在舆论上行动上“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新中华报》也发表文章，严正警告英国政府：“你们的妥协政策，只是自掘坟墓”；“你们愈是和日本妥协，你们在远东的一切利益将愈被排斥，将愈不可保。”此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实际上已经把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的重心，由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转到反对英美的绥靖政策方面。

8月23日，苏德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决心按原计划入侵波兰，从而引发了英法对德正式宣战。9月1日，毛泽东就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问题，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英美法的反动资产阶级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奉行所谓“不干涉”政策，目的在于从中取利。“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日本对中国正面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可能性，或者不很大了；但是，它将更厉害地进行其‘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而在其占领地则将继续疯狂的军事‘扫荡’；并想经过英国压迫中国投降。”他明确指出：中国抗战的“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从现时起，全国应以‘准备反攻’为抗战的总任务”。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6)

可以说，这时候毛泽东对美国的评价，已经到了华盛顿会议之后的又一个最低点。他在猛烈抨击英国和张伯伦的同时指出：“罗斯福是跟张伯伦一道的，他手里拿了一根手杖，在撑张伯伦的腰”，“所以，我们对美国的斯诺跟美国的罗斯福，是要分开来看待的。”他甚至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没有正义的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战争，双方都没有公理。罗斯福也想发战争财，想赢得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领导地位。他“要张伯伦做他的秘书，日本做他的后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做他的前卫”。

总之，毛泽东认为，欧战爆发再一次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也改变了美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地位。他高度警惕美国的这种变化，认为美国在准备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实际上已把自身排除于世界反侵略、反战争、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之外，罗斯福政府也正在走向法西斯化。虽然美国政府这时仍然宣布不放弃它的中立政策，但是这时的“中立”，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假中立”。这种“中立”是一个阴谋，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计划的一个部分。

但是，毛泽东很清楚，有关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方面的许多问题，不是仅仅用意识形态就可以完全解释得了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待像斯诺这样的外国记者，并不打算像拒绝他们的政府一样，统统拒之门外。由此，在随后召开的欢迎晚会上，他特别谈到了斯诺和美国人民，说“久已闻名的美国记者斯诺先生”，“这次重来边区，我们热烈欢迎他”；“美国是一个大民族，人民大众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情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通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9年10月21日，英国《每日先驱报》发表了有关毛泽东与斯诺谈话的报道。对于中共接受西方国家记者的来访，苏联和共产国际都十分敏感。10月底，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含蓄地指出，务必要对像斯诺这样的外国资产阶级记者保持距离，今后不要再向他们发表类似的谈话，因为这一类谈话会被他们“用作挑衅目的”。迫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压力，中共中央此后不得不控制接待西方记者的来访。一直到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没有什么英美记者能够进入中共控制的地区。

综上所述，欧战爆发前，由于美国对中国事务一度采取“孤立主义”政策，介入不深，这一事实使得毛泽东在认识美国时，往往只是把它放在泛泛的“英美法”大框架之下，在抨击“远东慕尼黑”阴谋时，将美国与英国区别看待。但随着欧战爆发，毛泽东便认为美国“已经在步英国的后尘”，对战争的性质作出了较严重的判断，在“反对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这个总题目下，把英美法与德意日一样当作主要敌人加以抨击。至此，他对美国的态度相对于抗战初期，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和斗争的过程，回到了以往“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策略立场上。

无庸讳言，欧战爆发之初，由于对战争性质的判断一度出现了错觉，毛泽东的美国观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造成这一认识反复的原因，从客观上来说，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观望、摇摆及其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使然；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共作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其对国际事务的判断不能不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与制约。而从主观上来说，则是因为中共长期偏于一隅、信息不畅，受过去某种惯性思维和外来因素的影响，在一些突发事件到来的时候，对国际形势的判断难免会出现瞬间的误差。这些误差随着事态的不断明朗化，终将得到逐步的调整和纠正。而毛泽东的美国观，也随之迅速回到原来正确的发展轨道上来。

四、“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

1940年的国际局势波谲云诡，太平洋地区极不太平。特别是进入下半年以后，日本政府制定《适应世界形势的时局处理要纲》，正式决定向南洋推进，企图以此为突破口，一举解决对华、对美问题。这无疑是向美国发出挑战，不能不对美国的远东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形成的连锁反应是：一方面美国在东方继续保持所谓“中立”的同时，逐步向援华制日倾斜；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对外政策的重心进一步倒向美国。这两方面的变化直接导致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增长。毛泽东此后的美国观的变化，正是在这一新的背景下逐步展开。

尽管欧战爆发前后毛泽东对美国一度作出了绝对化的判断。但是，早年从美国人那里学到的务实态度和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汲取的实事求是精神，使他从来都是抱着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一切问题的，其中当然也包括如何看待美国。随着美国对日、对华政策的调整，毛泽东开始重新估价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走向。

1940年6月，法国战败。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指出：“中共目前是处在新的环境中，这种新环境将决定地影响中国的抗战。”一方面，“由于法国投降，英国失败，与日美矛盾扩大，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说很大地减少了”；在东方，今后“美日矛盾将发展，日美冲突不可避免”，而苏联“将与美国接近”。另一方面，“法国与英国的投降，造成了两个对立的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极大的不平衡状态”。他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政策“不是强调英美法东方慕尼黑政策的危险性，而是强调日本在加强压迫与引诱后的危险性。不是如同国民党蒙蔽事实真相说什么‘一切皆于中国有利’，而是指出投降危险更加严重，号召人民为克服投降危险而斗争”。7月6日，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他进一步指出：“诱降的来源主要已不是英美法慕尼黑协定，而是德意对日的鼓励及其可能的劝和政策。”因此，“现在我们的宣传主要不是强调英美法东方慕尼黑而是日本的压力”，“他们与德意日矛盾尤其是美日太平洋矛盾可利用”。

7月7日，中共中央在题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的党内指示中，正式修正了此前关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的预言，对国际局势作出新的判断：世界现在划分成三大阵线，即苏联和平阵线、英美法帝国主义阵线和德意日帝国主义阵线，而中共当前的政策就是要利用两大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矛盾。这一决定还进一步估计到，美国正在加紧武装起来走上战争的轨道，帝国主义战争有由欧战扩大到世界范围的趋势，帝国主义互相的冲突没有完结。英美虽想牺牲小国保存南洋，但日本已不能从命，因而我们仍然可以利用美英法与德日意两个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冲突，特别是日美在太平洋上日益增长的矛盾，促进中国抗战。显然，这一文件的精神与毛泽东前一天演讲表达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

随着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发生变化，自然要求及时调整对美工作的策略和具体方针。8月2日，中共中央致电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社，要求他们在宣传工作中必须把握国际形势的新特点，强调再也“不要在英美改变对日对华政策后（即在放弃东方慕尼黑政策后）去反对利用英美的外交”，并认为“孙科派的亲苏联美政策是对的”。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7)

9月23日，毛泽东在杨家岭大礼堂作时事报告。谈到当前的策略问题时，他指出：“英美以华制日，七七决定尚不能说得很具体，现应补充即英美是从帝国主义利益出发，利用和争取中国参英美之战，但另一方面也不要就干脆拒绝英美。现在斯诺等又开会要投资延安五十万，又有要把中国枪支交叶剑英抗日的消息，我们当然也不反对，因为还要利用帝国主义矛盾。”

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成立。蒋介石显然看出了中国在远东的战略地位和分量正在日益加重，立即向美国发起外交攻势，争取美国扩大对华援助。到10月中旬，毛泽东相继得到消息，美国已经提供给蒋介石一笔2500万美元的贷款，英国也开放了一度因受日本压迫而关闭的滇缅路。对此，他很快作出如下判断：“英国的开放滇缅路，美国的借款，尤其是撤侨，都向中国表示英美的反日决心，要求中国不要跑德日意路线，而英美两使坐镇重庆，紧紧拉住蒋介石不让跑掉。”

此时，毛泽东开始意识到，由于“英美政策的影响，可能会使国民党的态度有极速的转变”。因此，不仅对美政策，而且对国民党的政策，都必须有所调整和变化。11月6日，他致电周恩来，明确地指出：尽管英美仍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但“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也不要骂“英美与英美派”。为此，他正式提出：“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

11月30日，日本正式承认汪精卫南京政权，并签订相关条约。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待中美之间商定具体条件，即宣布将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巨额贷款，英国亦宣布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毛泽东认为：由于“英美不赞成内战，苏联对中国政策不变”，“更由于我党中央之正确政策”，“反共高潮有下降可能”。

12月25日，毛泽东在《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中，明确提出：虽然我们共产党人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在当前，我们既须将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与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与日本结成同盟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还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与现在放弃这个政策、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他强调：“我们在外交政策上，是和国民党有区别的。在国民党是所谓‘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是朋友’，表面上把日本以外的国家一律平等看待，实际上是亲英亲美。我们则应加以区别，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目前时期的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英美籍新闻记者态度的指示》，要求对前来接洽来访的英美记者，“不仅不应采取不合理或冷淡之态度，而且应采取欢迎与招待之态度”，既要把他们“当作情报人员看待”，又要把他们“当作外交人员看待”，“以便经过他们形成我们与英美之间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在一度停止与英美人士接触之后，重新提出“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并再次对英美记者采取欢迎态度，中共的对美策略出现了明显的改变。

从战前呼吁与英美等国共同反对日本，到现在重提“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表明中共对英美的外交已经重新回到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上来。而毛泽东本人对美国的认识，也随之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这不仅说明他在斗争策略的灵活性方面，经过斗争实践的磨砺，已远比过去成熟；而且表明他对美国的认识也越来越注重实际。

在及时调整对外政策的原则后，中共开始着手加强与“英美的联络工作”。虽然随后发生的皖南事变震惊世界，但并没有使毛泽东因此改变对外方针，而是主张继续加强与英美的外交联络。事实证明，这一方针在当时是卓有成效的。美国对蒋介石的反共军事行动表示不满，罗斯福总统还采取了对于美国政府而言破天荒的干预性行动。1941年1月24日，美国务院宣布，美国对中国国共之“内争”表示关怀；作为某种惩戒，美国政府还暂停了计划中的对华贷款的实施。2月8日，罗斯福派特使居里（LauchlinCurrie）及联邦调查银行调查统计部主任戴普莱（Despres）前往中国，就国共关系问题转达了罗斯福的口信：“予自万里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深盼其能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居里在同蒋介石会谈时表明，美国政府对国共关系十分关注，对中国重新爆发内战甚为担忧。他特别说明：在国共纠纷没有解决之前，美国不会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问题也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美?的态度表明，它不准备对国共冲突听之任之，而采取反对国民党将反共摩擦升级的明确态度。蒋介石由此认识到：美国人暂时还不会支持他用武力来对付共产党。这对他继续推行反共政策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2月14日，居里会见中共代表周恩来。周恩来向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具体材料，详细说明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居里明确表示，美国的政策是赞助中国统一，不主张扩大内战，并希望国民政府实行改革。周恩来与居里的这次会晤，是中共领导人与美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它在中共与美国关系史上，意义自然非同小可。

此时，中共与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这是使得毛泽东开始重新认识美国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早在1939年2月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罗伯特&#8226;马丁的时候，毛泽东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共在中国实行的纲领，是根据中国的需要，而不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统治。经过皖南事变等一系列事件，他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调整中共与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关系。

本来，在国民党方面挑起国共磨擦之初，中共中央一度对苏联的干预寄予了相当大的希望。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又几次提出，希望苏联能够通过停止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的方式，迫使蒋介石放弃反共分裂的政策。苏联一方面向蒋介石表示不满，一方面又劝告中共中央要采取委曲求全的态度。对此，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远方（指共产国际与苏联——引者注）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

苏联继续保持与国民党的密切关系，实际上是根据其主观需要来决定的。事实表明，中共与苏联及共产国际双方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无疑都有着重大区别。这种区别决定了中共此后的方针政策必将发生变化，即更明确地以中国革命利益和民族利益为中心，而不是完全以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准绳。

不仅如此，毛泽东此时还注意到，随着美国对于中国事务介入的加深，它对国民党政府的制约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这使他更加清楚地看到做好对美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开始意识到，蒋介石加入美英集团可能对抗战有利，因为美国看来不仅支持中国抗战，而且也反对国民党挑起国内的反共磨擦。1941年2月7日，他在《新四军事变后各方动态（情报）》上加写了两段话，指出“由于蒋介石做得太错，我们的有理而强硬的态度”和“英、美、苏的外交压力”，“内战已可避免，中国时局有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的象征”。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判断，因此到了3月初，当得知中共负责外交工作的代表对国民党参加英美集团一事仍表示反对时，他当即发电指出：目前我们“要把宣传与政策加以分别，我们并不放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对英美援华与中缅联防则不应反对，可表示听任态度，因此事使蒋介石难于投降与难于反共，我们必须尽量利用两派帝国主义间的矛盾”。他乐观地估计，今年秋冬之间，“英苏美苏之间可能成立互不侵犯协定（也许英苏协定不久就可签订）”，因此“我们方针是要争得蒋及国民党主体转变到亲苏、和共、改良的方向，而以维持他们的政权、承认我们的地位为条件”。到了5月，在给廖承志的电报中，他又提出对美国援华委员会委员鲁斯“一类美国人可与之多联络”，“我党对内要求，只有一个民主。对外交是主张与美、英联系的。”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8)

至此，毛泽东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更加灵活地把握了“利用矛盾”这一斗争策略。尽管此后几个月里，由于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美日秘密谈判的消息不胫而走，使他一度估计美英另有企图。但无论怎样，利用国际矛盾的斗争策略，始终没有动摇。

这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突然爆发。因自顾不暇，苏联不得不逐渐从中国抗战的主要支持者的位置上退出来。毛泽东综观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果断地认为，时局又出现了新的动向。由于美国表示愿意站在被侵略者一方，因而与美国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路线，已具有了现实的可能。6月23日，他提出中共在全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26日，他又进一步提出：“英、美、华都站在苏联方面，现在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的对抗，其前途对苏对华有利。中国时局可能好转，我们方针是争取好转打击日寇。”

7月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向他介绍了起草《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的有关情况，指出其“宗旨主要是拉英、美、蒋，反德、日、意”。6日，他再次致电周恩来，强调“对美主要是拉，批评可减少”。并提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的。”

以是否反对法西斯侵略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唯一标准，必然导致中共对英美政策的进一步变化。此后，中共在公开言论中，对英美等民主国家又开始以“友邦”相称。

7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拥护国民政府对德、意绝交的正确行动，并准备采取新的步骤”。这一宣言表明，中共已经彻底改变了此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评价，认为目前世界已经处于“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惟有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能制凶焰于已燃，挽狂澜于既倒”。至此，中共中央致力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统一路线的立场更加坚定。

自逐步加强“与英美的联络工作”以后，中共制止国民党反共高潮和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工作很快取得了显著的成效。7月24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自我们联络英美在华人员与英美派，集中揭露亲日派阴谋后”，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宣传“业已失败”。8月2日，根据对国际形势的观察，中共充分认识到太平洋战争已经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利益与安全，美日之间已势同水火，美国虽然没有参战，但是在西方国家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斗争中，已经“取代英国而居于领导地位了。”

8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邱吉尔发表共同宣言《大西洋宪章》，表示了要制止法西斯主义在全世界蔓延的决心。1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大西洋宪章》进行了分析，指出：罗、邱宣言证明美国决心参加反侵略战争，对英、美、苏、中等都是有利的。次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指出：共同宣言“特别表明了美国对于参加反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已经下了决心。而美国的这种决心，即是表明了全世界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战斗阵线已经在政治上完成”。10月30日，毛泽东冒雨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满怀信心地指出：“现在我们有三条统一战线，一条是中国的抗日统一民族战线，一条是东方的ABCD阵线（指美、英、中、荷四国在远东建立的对日包围网——引者注），一条是英、美、苏的联合行动，有这三条统一战线，法西斯一定会打倒的。”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抗战爆发前后就孜孜以求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经过多少艰难曲折，出现无数峰回路转，时至此日，终于在各民主和反战国家之间达成了思想认识上的统一，形成了共同的政治基础。此后，美国在毛泽东的笔下又称为中国人民的“友邦”。

从抗战爆发前后着眼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建立，强调只要加入反法西斯联盟，“都是受我们欢迎的友邦”，到呼吁中美两国“进一步联合对敌”，把美国视为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国家”，毛泽东的美国观较之土地革命战争以前，有了极大的丰富和拓展，实际上放弃了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策略，采取了“有联合有斗争”的区分态度。欧战爆发前后，由于美国一直对中国问题采取“孤立主义”的观望和“中立”态度，为了防范“慕尼黑阴谋”在远东重演，毛泽东曾经一度对是否应该与英美等国结盟表示过疑问，认为美国“已经在步英国的后尘”；由于对战争的性质一度作出了是“帝国主义战争”的误判，他不再把美国视为“友邦”，甚至改变了抗战以来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划分，现在已经失去了根据”，对美国的评价也降到了华盛顿会议之后的又一个最低点。此后，随着法国投降、英国失败，美国迅速调整了对华、对日政策，明显加大了援华、制日的力度，毛泽东的美国观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反复强调“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在他的具体指导下，中共的外交方针又迅速调整到重新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上来，中美两国终于结成了战时同盟，成为相互支持的“友邦”。

总结这一时期毛泽东美国观的发展变化，不难看出，自遵义会议开始确立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来，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逐步为全党所接受，成为中共制定对美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并由此表现出策略化的特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的美国观和中共的对美策略经历了一个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程。这种思想观念、主观认识和斗争策略的反复变化，除了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政策的影响以及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一时难以完全把握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深受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摇摆性的影响。可以说，毛泽东这一时期的美国观，乃是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不断调整而相应地发展变化的，而正是这种发展变化，使它表现出更加务实的特征。此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美国对华政策进一步明朗和稳定，中美关系由此进入“蜜月期”，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也步入更加务实的阶段。

第二节在抗日、民主与团结的旗帜下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结成战时同盟，双方在抗日问题上找到了合作的利益支撑点。此后，在共同抗日和争取民主与和平的旗帜下，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中共的对美策略，有了前所未有的大调整：在外交上，积极加强与美国的联系，热烈欢迎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对美国人民、美国政府和罗斯福总统给予了许多热情洋溢的称赞；在军事上，对美国采取积极配合的政策，努力争取美国的实质性援助；在政治上，积极打“美国牌”，借此促进中国的民主改革，制止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除此之外，对于战后的中美关系，毛泽东也作出了许多大胆、乐观和积极的设想。然而，抗战胜利前后，围绕着民主与和平的主题，国共双方展开了明争暗斗。随着国共斗争的日趋复杂化和美国调处过程中“扶蒋反共”策略的逐步明朗化，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一波三折，最终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毛泽东的美国观，也从此发生了新的转变。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9)

一、打好“美国牌”，制止国民党新的反共高潮

1941年12月7日（夏威夷时间），日军对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发动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等20余个国家从此正式参加到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行列中。11日，德意日三国签订《联合作战协定》，世界两大阵线已经壁垒分明。次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法西斯。26国签订的联合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1942年初，当中国的对日作战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之后，美国很快宣布给中国国民政府贷款5亿美元，并派史迪威（JosephW.Stilwell）担任美军驻中国战区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于3月来华后，在他的政治顾问戴维斯（JohnDavis）、谢伟思（JohnS.Service）等人的协助下，比较客观地看待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与互信关系。这为中共进一步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回旋余地，毛泽东的美国观也因此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展空间。

早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当天，毛泽东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12月9日，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现在“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中国应与英美和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

同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布关于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提出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党派及一切阶层的人民，……应当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同时又是民众的”，其中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为了达到战胜日寇的目的，中共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的抗战力量。

可以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使中共对国际形势的估计颇为乐观，尤其是对美国加入反法西斯阵线颇感振奋。当时党内普遍认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将侵略营垒与反侵略营垒的对阵最后地加以分明了。日本与中国战争已四年有余，现在又与英、美等二十余国为敌，而德意侵略国经过六个月的对苏作战，其锐气已非昔比，苏联已经开始进入反攻阶段。目前乃是中国与英、美、荷协同作战积极准备反攻的良好时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942年的国内形势并不像国际形势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乐观。国民党军队从3月份起，对中共再度发动政治和军事摩擦。据周恩来的统计，仅1个多月，类似的事件便发生了100多起。由此，他认为：目前形势，日苏战争如果爆发，第三次反共高潮不可避免，且必然走上高峰。

在4月1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发言。他估计：蒋介石目前的政策是外松内紧，正在积极准备太平洋战争后的行动，对我组织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我们准备对付蒋的进攻。今后两年将是最困难的时期。为此，中共中央很快就秘密下达了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通知，并部署好军队以防万一。

然而这一策略准备随着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很快便作出了调整。1942年5月26日，英国进一步与苏联签订了为期20年的《苏英同盟合作互助条约》，条约规定：双方承担义务在战后共同行动与合作，相互给予经济援助，并共同维护欧洲的安全与经济繁荣。6月11日，苏联驻美国大使李维诺夫与美国国务卿赫尔签署了《关于在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使用原则的规定》，强调美国将继续向苏联提供物资、设备和情报，苏联亦应向美国提供同样的援助。

英美苏三国关系的这种变化，极大地影响了毛泽东对于整个国内外局势的认识和判断。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提到，美国对苏联的态度变了，正在积极援助苏联。6月26日，他致电周恩来指出：“目前四个月国际国内都是关键。”“国际局面变化，势必影响中国，国共好转与民主共和国前途还是有的，我们好好做下去，争取此局面。”

7月9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苏英美团结得很好，影响到国共关系亦不会很坏”，“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在此国际总局势下，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31日，他在另一份电报中指出：目前英、美不愿中国内战，美国表示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这是国民党近日态度好转的一个原因。此种好转还会发展，但国共关系是中国内政问题，英美苏均不会公开出面调解，只会暗中劝告及在公开舆论上表示希望中国团结。这些将来还会有的，我亦正在争取。

正是基于对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的这种新的估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公开的和缓政策，重新提出与国民党合作建国的主张。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建国，加强国共合作，加强全民族的团结”的口号。

就在中共领导人积极改善国共关系时，国民党方面也在盘算英美苏对华态度新动向对解决中国内部问题将会产生何种影响。蒋介石乐观地估计，集中力量解决中国内部政治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1943年3月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及其军队，提出了一整套旨在维护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建国方案。此后不久，国民党又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鼓噪中共也应该解散，掀起了攻击中共的宣传浪潮。与此相对应，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频繁调动，西北地区国共对峙的形势堪称剑拔弩张。

国民党方面制造的国共危机，使毛泽东深受刺激。他一方面紧急动员全党全军，准备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要求宣传部门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尖锐的不怕刺激的批评”，在人民中、在党和军队内部人员中，扫除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影响；另一方面，吸取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经验，加紧对美苏的外交活动。毛泽东认识到，美苏都不赞成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紧张之际发生内战，因此加强与美苏特别是美方的联络，打好“美国牌”，将会极大地有助于在此次国共危机中制止国民党的反共行动。

1943年7月4日，毛泽东在给董必武的信中，指示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立即向外传播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延安的消息，“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发动制止内战运动”；6日，针对国民党当局禁止《新华日报》发表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七一社论并派人来报馆监视一事，他又指示董必武，应立即将有关情况向外传播，“尤应即发英美使馆”；9日，为对付蒋介石进攻边区的军事部署，他指示彭德怀除做好军事准备外，还要进行政治动员，展开宣传斗争，将有关情况传播到西安、重庆等地及英美苏各国，“动员国内外舆论打击蒋之反革命企图”。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中共展开了积极有效的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美国驻华使馆和驻华美军司令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立即给美国政府作了汇报。

中共的外交努力，很快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7月7日，美国记者就蒋介石派部队包围八路军和不允许《新华日报》发表七一社论等情，当面质询国民党宣传部次长张道藩，使他无言以对；7月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起草了题为《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帮大不满意》的新闻稿，声称：英、美人士对中国政治黑暗，和蒋介石将美、英援助不用在前线打日本而用在补充后方，大不满意。由此，国民党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以及宋美龄等人在美国屡屡遭受质询。1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总结了近期的外交工作，指出：“我宣传闪击已收效，不但七日外国记者纷纷质疑张道藩，而且引起英美苏各大使开会”，警告蒋介石“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他还乐观地估计：“内战危机似可克服”，“保持国共一年和平，我党即可取得极有利地位”。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10)

毛泽东此时表现出乐观的态度，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不仅各国舆论界对国民党的反共行动表示不满，美苏等国政府亦以不同的方式对国共危机表示严重关注。首先是苏联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反应。1943年7月14日，苏联驻华参赞拜会美国驻华使馆代办艾切森（GeorgeAtcheson），就国共危机交换看法。他指出：中国政府也明白，在这个时候进攻共产党并不适宜，因为这对国际关系有影响。8月5日，苏联驻兰州代表与谢伟思谈话中指出，国民党正企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11日，苏联驻华武官就这一问题向美国使馆官员探询：如果国共交火，美国持何种态度，是否将继续向中国提供援助。随后，苏联政府在报刊上第一次公开表示支持中共的事业，并积极宣传中共在为中国的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苏联的态度令美国方面深切地感受到，国共危机有可能导致中苏关系和美苏关系的恶化，进而影响美蒋在中国以及在远东的共同利益。出于对中苏关系、美苏关系的担忧和出于对日作战的考虑，美国决心采取一定的行动，来阻止国共关系的不断恶化。

8月19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贝克（StanleyK.Hornbeck）在与宋子文会谈时说：有人认为美国和英国正怂恿中国政府对共产党采取行动，事情并非如此；美国对于国共关系的态度与皖南事变后一样，“一直公开希望中国像其他地区一样，应避免内部冲突”。宋子文则保证说：国民政府现时无意用武力解决与中共的争端。

正是由于中共的及时揭露与坚决抵制，使得各主要盟国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予以强烈反对，蒋介石被迫收敛其反共军事行动，一方面向中共方面表示无意对边区发动军事进攻，并逐渐撤走进犯边区的军队；另一方面要求国民党各党部特别注意，反共暂时不以国民党出面。9月13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宣布，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国民党政府所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及中共与苏联围绕这一系列事件所持的态度，促使美国方面强硬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这样的观点：中国的内战应当避免，国内斗争应通过和平的政治手段加以解决；而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是，通过中国所有党派都参加的某种政治联合来解决。为此，11月，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又同蒋介石亲自商谈国共合作问题。他要求蒋介石设法同中共合作，并且“必须在战争进行时期，就同延安的共产党人组织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打好“美国牌”，利用国际有利因素制止国民党新的反共高潮，是抗战时期外交工作的一个成功范例。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总结抗战以来国共冲突的历史，认为国共关系总是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而转移的，其中“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而自苏德战争爆发以来，“英、美、苏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期间，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这个决心”。最后，他乐观地指出：“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总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极力表示好意。”几近一年后的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大会上，进一步总结了利用英美力量制止蒋介石进攻边区的对外统战工作，指出：“我们这次反对胡宗南，英美是帮助我们的。英美正要打日本，如果中国打内战，他就不利，他不愿意我们内战，统一战线有这些工作。”

可以说，自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以来，毛泽东在领导制止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斗争过程中，已经充分注意到美英等国为了集中力量反对日本，并不赞成国民党反对、进攻中国共产党，希望国共分歧通过政治途径得到解决。不仅如此，他还特别注意到，美国当时已经成为影响国民党政策的最为主要的国家，中国任何政治力量要在当前这个历史大舞台上展开角逐，都必须考虑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对这种特殊的国际关系的正确把握，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此种国际有利因素可以用来约束国民党的反共斗争。因此，从1942年中期起，他就特别注意打好“美国牌”，逐步加强与英美等国的联系与沟通，并在亲自领导这一工作的过程中，逐步加深了对美国的认识，丰富了他在这一时期的美国观。

二、“放手与美军合作”

如果说，在美国1941年12月加入对日作战前，中共与美国的交往主要还局限于同斯诺、史沫特莱等少数几个美国记者的民间接触；那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已经进一步认识到与英美进行正面合作的重要性，因此在继续加强与新闻记者接触的同时，中共开始积极谋求与美国政府和官方人士的直接接触，并多方构筑这种渠道。此时，毛泽东不仅致力于利用英美力量打压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而且亲自掌控中共与美国的外交联系，并逐渐把谋求与美方的军事、情报合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中共就提出与英美建立外交联络的战略设想。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情报组织及其目前主要工作方向的指示》指出，应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并尽可能地与各抗日友军及英美等抗日友邦的军事行动协同一致，及时取得他们在各方面的赞助。各解放区也应该采取实际行动，“放手大胆”地与英美人士进行情报和军事等方面的合作。

正是在中共中央这一新的对外方针指导下，中共驻重庆代表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方式，频繁接触美国驻华军政、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试图通过他们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1942年5月间，周恩来在会见随美国军事代表团来渝的斯诺时，第一次明确表示希望美军派正式代表团访问延安。他还委托斯诺向居里转交有关中共军队对日作战的材料，并建议将美国援华物资的一部分提供给中共军队。此后，他在与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范宣德（JohnCarterVincent）、戴维斯等的接触中，又一再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代表团访问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收集情报并常驻那里进行工作。

毛泽东对与英美官方人士的接触十分重视，并亲自过问与美国驻华使馆情报处交换情报等重要问题。1943年8月24日，他在给董必武的电报中明确指出：“现美使馆情报处所愿交换之情报，如亦属敌伪情况及彼此抗敌战况和宣传品可交换，在政情方面我可供给边区游击区之民主建设和生产，彼方应告我以援华实况。”他还特别提议由《新华日报》记者龚澎或乔冠华等人来承担这一重要工作。10月17日，针对英国勋爵、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蒙巴顿（LouisMountbatten）询问军事情报一事，毛泽东又电告董必武：“对蒙巴顿所询各项，除你处已有材料可告他外，军队五十万数目及活动地区与我党外交政策及对教会态度均可告他。”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11)

中共加强与英美驻华军政、外交人员密切接触的实际行动，在美国驻华人员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他们出于加速反法西斯战争进程和维护美国利益的需要，也深切感到有必要进一步了解中共在政权和军队方面的实际情况，纷纷向美国政府提出应该加强与中共联系的建议，也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与中共联络的申请。其中，驻华使馆官员谢伟思在1943年1月，戴维斯在1943年6月、1944年1月多次建言美国政府，派一个观察组去延安和华北、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并在延安设立美国的官方机构。

美国外交官的建议得到了国务院主管远东事务官员的赞同。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E.Gause）认为值得作这种努力，并指出派遣的使团应当主要是军事方面的。罗斯福总统辗转看到戴维斯提出“应当由总统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要求”的报告后，爽快地同意这位外交官的建议，于2月通过史迪威向蒋介石正式提出，应允许美军立刻向西北派遣代表团的要求。

蒋介石当然不愿意让美国和中共有过多的直接接触，所以他一方面对罗斯福的要求不置可否，采取拖的办法；另一方面通过国民党在美国的关系打探美国政府做出这一决定的来龙去脉。看到蒋介石迟迟不作答复，罗斯福并不罢休，他在3、4月间两次致电蒋介石，重申他的上述要求。蒋介石仍未予以理睬。

到了1944年6月，罗斯福又让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A.Wallace）利用访问中国的机会，当面向蒋介石提出这—要求。华莱土直截了当地对蒋介石说：“罗斯福总统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他们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如果双方有矛盾，可以找一个朋友来调解，罗斯福总统可以充当调解人。在美国政府的一再要求和压力下，蒋介石最终勉强同意了美军观察组去延安考察的要求。

美国政府的态度使得毛泽东十分兴奋，情况表明：中共与美、英官方建立直接接触关系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一事态必将打破国民党对中共的长期封锁，扩大中共在国内外的影响。4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国共关系和林伯渠去重庆谈判的问题。他在会上提出：当前对英、美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

就在美蒋双方围绕派美军观察组去延安反复交锋期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得以率先成行。这年3月初，英美两国政府向中共提出，拟派一个记者团到延安和黄河以东抗日根据地了解八路军的情况，并考察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的情况。这一要求立即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3月9日，周恩来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常驻重庆代表董必武，请其转告外国记者团：“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致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4月30日，毛泽东也请董必武转告即将赴延的11位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

6月9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到达延安。其中有美联社的斯坦因（GuntherStein）、美国《时代》杂志的爱泼斯坦（IsraelEpstein）、合众社的福尔曼（HarrisonForman）等人。中外记者团先期赴延，是美国寻求同中共进一步联系与合作的前奏，因此受到毛泽东的重视。12日下午，他在中央大礼堂后面的会客厅接见中外记者，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并愉快地回答了记者们的各种问题，其中特别谈到中共希望实行民主改革、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在中外记者间引起强烈反响。这次会见长达3小时，结束后毛泽东又设宴招待记者参观团，并陪他们一起观看平剧。7月2日，他再次与中外记者团举行谈话。

7月4日，毛泽东同朱德破天荒地为庆祝美国独立168周年，设宴招待在延安的美国侨民和中外记者团。宴会后，还出席延安各界在王家坪大礼堂举行的庆祝晚会。当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委托胡乔木撰写的社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对美国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与苏联并称“民主世界的双璧”。文章还盛赞“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的光荣传统，认为从华盛顿、林肯到罗斯福，都是这种“战斗民主主义”的伟大代表人物。现在，美国已经成了世界的美国。在这次反法西斯战争中，它作为民主世界的兵工厂、第二战场的主要担负者和太平洋战争的最大担负者，已建立了“不朽的伟绩”；确保战后世界和平与民主化，它亦必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上述观点，不仅反映了中共方面对美国的最新认识和评价，而且反映了毛泽东早年关于美国民主政治、领袖人物的主要印象和基本观点，是对青年毛泽东美国观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毛泽东美国观的发展性和延续性的内在统一。

7月12日，记者团除5名外国记者留下并将赴晋西北参观访问外，其余人员都离开延安回到重庆。此后，毛泽东又于7月14日、18日分别会见西北参观团成员斯坦因和莫里斯&#8226;武道（MauriceVotaw）。其中与斯坦因?会见长达12个小时，足见他对这些英美记者的重视。

英美记者对边区的亲历采访和与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当面访谈，使他们对中共领导下的延安有了全面而深刻的印象，他们都积极建议美、英政府当局与中共结成盟友，共同消灭日寇。6月10日，美国《星期六晚报》刊登斯诺题为《六千万被忘掉的同盟者》的文章；7月1日，《纽约时报》刊登《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一文。两篇文章一致肯定中国各个抗日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最后消灭日寇中的战略意义，认为这些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福尔曼在6月23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将延安描绘成“边区人民顽强与决心的伟大象征”。爱泼斯坦则在6月27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宣称，任何盟国的指挥官“都会以指挥这样顽强、营养充足和刚毅的部队而感到骄傲”。他随后出版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在美国也同样受到热烈欢迎。纳撒尼尔&#8226;佩弗称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有关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的一个最全面的报道”。

英美记者的访延报道，令毛泽东十分兴奋。7月15日，他在给李先念等的电报中，通报情况说：英美苏记者到边区已一个多月，他们感到兴奋。他们对英美苏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我们。电报还谈到，根本调整国共关系，需要美方施以更大压力时才有希望。

就在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军观察组即将抵达延安的消息也接着传来，这是一个令毛泽东更为兴奋的事件。6月28日，他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29日，他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讨论美军事使团来延问题，决定使团到后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和谈判，在交涉中以实事求是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在谈判中向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同日，他还致电董必武，请他查实美方了解我山东地区空军降落场和海军停泊港的目的，是临时降落还是作反攻基地用？以便答复，并提议：“最好请其派军事代表和专家来延转前方考察。”7月4日，为准备和安排美军观察组飞机在延安降落一事，毛泽东再次致电林伯渠、董必武，告知降落时各注意事项，包括雨季飞机不能超过的重量，跑道的长度、宽度和降落方向，机场的标记等，内容极为详备，反映出毛泽东对此事的高度重视。

7月22日，由戴维&#8226;包瑞德（DavidD.Barrett）上校带领的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从重庆乘机飞抵延安。这个小组归属于史迪威的军事司令部，而不是由美国驻华使馆领导。首批成员有7名美国军官和1名士兵，再加上外交官谢伟思。他们赴延安的主要使命是了解华北日军和中共抗战的情况，同时探讨美国与中共合作以及国共和解的可能性。

26日，毛泽东出席为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到达延安举行的欢迎晚宴。席间，周恩来向他特别介绍了谢伟思，说谢“一直是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友人”。于是，毛泽东在饭桌上便同谢伟思进行了恳切的交谈，并向他提出“美国有否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的问题。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12)

谢伟思当时身兼两职，既是美军中印缅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又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这种双重身份使他在美军观察组的地位显得颇为特殊。因此，他的谈话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还代表着美国政府的意图，使毛泽东觉得美国政府坚持向延安派出现察组，是有一定的政治和外交目的的。特别是谢伟思在谈话中明确表示赞同中共取得美援，改组国民政府。这种坦率的态度，使毛泽东颇有好感。

通过短暂的接触，使毛泽东对美军观察组和先期到达的英美记者充满期待。8月13日、14日，他连续给邓小平等发出三封电报，指出：“外国人在延安很高兴，他们对我军的发展甚感兴趣”；“对我党抗战发展甚感兴趣，对国民党腐败专制甚为不满，对国共关系甚为关心，我们对顽军必须有理有利与自卫立场，故须注意收集顽军反共进攻证据公布于世，使我们在国际舆论站在有理地位。”

8月1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重新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称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罗斯福总统是“英明的领导者”，美军将士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战友”。社论指出：“关于国民党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这一方面，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与中国舆论，已经成了定论了。关于共产党的真相究竟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白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与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原故。但是情况已经在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的来延，将为这种改变开一新阶段。”社论最后预祝美军观察组“工作成功”，并希望“这一成功，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希望“这一成功，会增进中美两大联邦的团结，并加速最后战胜日寇的进程”。这篇社论，无论是对美国政府及其军队，还是对美国总统及其对华政策的评价，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对美国的最新认识和寄托的最高期望。

为了配合美军观察组的考察，毛泽东给各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下发了一系列指示，让他们做好准备、收集材料，欢迎观察组、配合观察组，“以便给美国观察组以根据，向华盛顿报告，从而推动美方重视我们活动，更加迅速的考虑对我援助”。显然，形势的迅速发展使他深切地感到，“套用战略策略的简单公式已往往不能解决问题”，因此现在有必要根据新的认识，制定出一套更为明确和全面的外交策略与方针。正是根据他的意见，中共中央于8月18日首次下发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争取与美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任务，并把这一任务作为当前外交工作的中心。指示强调：“就国家而言，美苏英与中国关系最大，而且目前美英与中国共同抗日，尤以美为最密。”因此，当前外交工作的重心是建立和加强与美军的军事合作，争取在军事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双方全面合作的关系。“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了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的文化合作、政治与经济合作就可能实现。

争取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并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厢情愿。1944年下半年，美军确实有过在华东登陆的计划。当时中共中央获得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信息主要来自三个渠道：驻渝的八路军办事处、有美军活动的各根据地和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这些渠道提供的信息几乎都提到了美军急于利用中共军队配合对日作战，这使得中共中央断定，美军将有可能在中国沿海登陆，并希望得到中共军队的配合。8月20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山东军区、新四军军部，希望他们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收集日本海军在青岛、烟台、连云港常舶舰数目及类型，每日进出口船舶数目，以及连云港是否已设为潜艇基地等资料，以便供给盟军。次日，他又指出：“美海陆军登陆时协同作战问题，我们正在与驻延安美军观察组人员协商，准备一切。”随后，他还提出“放手与美军合作”的方针，并强调“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这是“我党既定方针”。

显然，毛泽东这么做，并不仅仅是为了向美国人显示中共在军事方面合作的诚意，而且是想要通过这种最初形式的军事合作，来争取达到使美国政府承认并援助中共的目的，进而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取得有利地位。特别是当毛泽东得知美国政府有可能把租借物资的一部分分配给中共军队后，他的这种愿望便变得更加迫切。8月22日，他在给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中，要求他们在与国民党谈判时要坚持：“盟国援华物资一定要公平合理分配。”随后，他又多次电告林、董、王：“如与纳尔逊、赫尔利见面提及援助事，望提美国援华军火至少应以二分之一给八路军新四军，亦即国共平分，不再提三分之一，因不论战绩、兵力、地位共都优?国也。”“而这种援助，决不能以国共两党所拥有军队之数量作标准，而应以抗战成绩与抗战能力作标准。国民党军队虽多，但是仅打了六分之一的敌伪军，共产党军队则打了六分之五的敌伪军。按照这个标准公平地分配同盟国援助中国的金钱、武器与物资，现在正是时候了。”

从这些电报中不难看出，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对同美国建立军事合作的前景可以说充满了希望。抱着这样的希望，是有客观根据的。如前所述，美国为了打败日本，当时正在考虑在中国沿海地区登陆作战的问题，这种作战将会付出相当大的牺牲，十分需要和那里的共产党部队进行合作。

8月23日，在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毛泽东、周恩来和谢伟思进行了6个小时的长谈。对美国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和制止国民党反共的作用，他明显寄予厚望，开诚布公地说：“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比早先大得多)依靠外国的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美国。美国在中国和远东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是能够起决定作用的。国民党处在今天的地位，它必须重视美国。”对战后中美合作的前景，他也表示乐观，认为中美不仅在战时为了打败法西斯应当合作，而且在战后也应该携起手来，因为“中国实现工业化”，“这只有通过兴办自由企业和取得外资的援助才能做到。中美两国的利益是相关又相似的。”“美国同中共合作对于一切有关方面都是有益的和值得高兴的。”不仅着眼于战时的中美合作，而且把战后“中国实现工业化”、“兴办自由企业”、“取得外资的援助”与美国联系起来，毛泽东对未来中美关系的设想极赋想象力。他的美国观，此时展示的是一个完全开放的思想体系。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13)

毛泽东的谈话给现场的谢伟思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回忆说：1944年8月在延安与毛泽东的接触，令他最感到惊讶的事情之一是，毛泽东“真诚地希望美国与中国友好合作”。联系中共当时对美国的态度与政策，应该说谢伟思的这种感觉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大视野下，毛泽东确实是真诚地把美国看作“盟国”和“友邦”的。可以说，到1944年7、8月间，他对美国的期待和评价，达到了其美国观形成以来的又一个高峰。

总之，太平洋战争期间，随着中美盟国关系建立，美国成为影响中国抗战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毛泽东根据中美关系变化的新特征，进一步调整了中共过去对美斗争的战略思维。其突出特点是：把对美国的认识和观念运用到实际斗争中去，转变为指导中共开展抗战的策略方针；利用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制止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和反共分裂活动，促进中国内部的民主改革；“放手与美军合作”，维护与美国作为盟国的友好关系，争取美国的实际援助。因此可以说，打好“美国牌”，是毛泽东这一时期外交战略和美国观的主旋律。

三、借助美国调处，促进民主改革

1944年8月，当毛泽东从谢伟思谈话中证实美国政府确有要求蒋介石组织联合政府的意愿时，备感振奋。他明确地告诉谢伟思：蒋介石现在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处于必须听命于美国的境地”，美国人完全可以把援助当作迫蒋就范的重要手段。此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坚定了建立联合政府，促进民主改革，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策略方针。

其实，促进民主改革，改组国民政府，是毛泽东和中共一直坚持的政治主张。早在抗战前夜，毛泽东就提出“实现依据民主纲领而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1937年5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指出争取政治上的民主，乃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会议的结束报告中，他又提出：“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而要争取民主，必须进行两方面的改革：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改变为各党各阶级的民主政体；二是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此后，在抗战、民主与团结的旗帜下，中共与国民党展开了反复的合作与斗争。特别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借助苏英美国际力量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把争取民主、改组政府的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942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纪念抗战5周年宣言草案。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这个宣言有一个新内容，就是战后的建国方针和强调团结问题。我们提出战后办法是有策略意义的。现在我们的政策在形式上是改良的，在实际上是革命的。经过毛泽东修改的这一宣言于7月7日发表，指出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民生幸福的、经济繁荣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共和国。此后，民主建国成为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宣传方针。他甚至一度还萌生了赴重庆与蒋介石会谈此事的想法。

在国际国内形势逼迫和舆论要求下，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不得不允许于抗战结束一年后实行宪政，并允许各地在其种种限制下讨论宪政问题。为此，毛泽东于1944年3月1日起草中央政治局通知，指出：“中央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

此后，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中共中央提出了解决若干急切问题的20条意见，后改为12条。其中包括实行民主政治、开放党禁、增加中共军队编制、公平分配同盟国援助武器和物资，等等。中共要求民主改革的主张得到美国的赞赏。6月3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等，要求他们会见即将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和拉铁摩尔时，把中共的谈判要求悉数告知。并嘱咐：“如小党派出席招待华莱士宴会时，你应该出席参加。此外并求得与华莱士单独会面。同时请探听华、拉可否来延一行。”

6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欢迎中外记者团时，重申中共坚持国共合作、建立民主中国的方针，指出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取得胜利，也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毛泽东的欢迎词引起了中外记者的极大兴趣。他们就中国的民主问题反复提问，毛泽东耐心作答。指出：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但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6月14日，在联合国纪念日这天，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题为《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的社论，明确指出：“我们及全国人民均希望国共两党改善关系，解决悬案，重新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不要再使人民失望了。这种希望，美英苏各国同样迫切，记者团诸君已经来延安，华来士副总统即将到中国，我们希望他们能起促进的作用，帮助中国人民解决团结与民主的问题。”“要医治中国这个时症，再无它药，惟有团结与民主。”毛泽东关于团结和民主的言论，与蒋介石的独裁和国民党的党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给中外记者和英美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亲共的美国外交官和军方人士甚至认为，这就是他们欣赏的“美国精神”，对神奇的毛泽东和中共军队益发带有好感。

在毛泽东看来，要实现真正的团结与民主，惟有改组国民政府。因此，从1944年8月开始，他反复强调改组政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8月18日，在周恩来给董必武等人的信中，他加写道：“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23日，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他特别提到：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后来，他解释说：“我们改组政府的口号，是老百姓所同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改良，都包括在内。若是继续只提实行民主的口号，而不提改组政府的口号，就集中不起来。”

抗战以来，国共谈判断断续续。但从1944年9月以后，谈判的内容与性质已经与以往不同了，建立联合政府成为中共新的政治目标。

9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提议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4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在重庆的中共代表：“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据此，中共中央要求其驻重庆代表就此与美、英大使及各民主党派进行接触和磋商。毛泽东在电报中还特别问到：“美国方面意见如何？”并请中共代表考虑“应否先同美方大员一谈”。对美国对此问题的态度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中共之所以敢于明确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军在这年的豫湘桂大溃退，引起大后方民众的强烈不满，毛泽东深信国共两党的战斗力量及人心向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美国为了打败日本必须在中国登陆作战，需要得到中共的协助，从而有可能承认和援助中共。

恰在此时，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PatrickJ.Hurley）于9月6日来到中国。赫尔利使华的直接原因是蒋介石与驻华美军最高领导人史迪威之间的矛盾激化。临行前，罗斯福还给他布置了另外两项工作：一是研究中国形势，并就影响美国支持中共的主要因素向总统汇报；二是运用总统个人代表的威望“帮助蒋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例如中央政府与中共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调解国共矛盾，促进双方谈判。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14)

赫尔利的到来，引起了中共方面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不仅认为应利用此次机会，进一步提出美国向中共军队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而且应该借此机会推动中国的民主改革。在抗击法西斯的斗争中，毛泽东对罗斯福、华莱士、史迪威等美国军政领导人都已有所了解，对他们自太平洋战争以来的言论和行动，给予高度评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之时，他非常明白罗斯福的视线已经开始从战时的军事问题转向战后的政治问题，因此对美国能够推动蒋介石政府改革寄予厚望。

果然，赫尔利在协调完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后，便开始表露出调解国共矛盾的意向。l0月17、18和24日，他三次会见中共驻重庆的谈判代表，一方面认为中共军队“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另一方面认为蒋介石为抗日的领袖，是全国公认的事实，但中国现政府还不民主，等等。在会见中，中共代表也向他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并邀请他访问延安。

赫尔利的言行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开始意识到，经过一定的努力和采取适当的策略，有可能迫使美国方面作出有利于中共的让步。10月19日，他在董必武、林伯渠17日的电报上批示：蒋最怕指名批评他，美国亦怕我们不要蒋，故在许蒋存在的条件下，可以作出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

然而，此时的形势却在悄悄发生逆转。由于美国在太平洋上实行“跳岛”作战，取得了可以直接进攻日本的战略要地，原拟在中国大规模登陆的作战计划随之搁浅。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在对日作战中的军事地位开始下降，中共军队及其后方根据地已没有太多的可供利用之处。于是，美国对华政策正渐渐回到战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基本出发点上来。美国这种策略的转变，必然要反映到处理国共关系的问题中，并逐步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来。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赫尔利很快就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国共谈判协议草案，其内容明显偏袒国民党及其军队。蒋介石又授意张治中、王世杰进一步加以修改，突出强调“中共军队服从并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11月7日，赫尔利带着这一修改后的草案飞抵延安。

即将与赫尔利展开的谈判是中共第一次重要的对美谈判，毛泽东十分重视。11月6日，他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在会上，中共确立了如下谈判策略：利用美国急于维护和巩固蒋介石领袖地位的时机，通过适当地批评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政策，促使美国方面能进一步向蒋施加压力，迫使他同意改组国民党政府。

此次谈判连续四轮，历时三天。双方于10日签订了一项以组织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为中心内容的“五条协议”。赫尔利显然对于这一协议非常满意，认为这是按照美国民主政治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既调处了国共矛盾，又保住了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其结果与美国的期望相符。因此，在他看来这实际上是一个三赢的方案。谈判结束后，赫尔利带着“五条协议”满意地离开延安。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他写道：“五条协议”中“几乎所有的原则都是我们的”；在与戴维斯谈话时，他甚至表示，如果国共谈判失败，责任将在国民党方面。

“五条协议”的顺利签订，也使毛泽东感到满意。为此，他还根据赫尔利的建议，给罗斯福写了一份信。信中说：“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今一旦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非常高兴的感谢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同日，他又致电罗斯福，祝贺他连任美国总统。

然而，出乎赫尔利意外的是，对中共有着深刻疑忌的蒋介石几乎是出自本能地断然拒绝了“五条协议”，转而提出了旨在继续维持其一党专政的“三点反建议”：中共派代表参加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中共将一切军队交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管辖，进行整编；承认中共合法。对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反建议的实质是：“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11月底12月初，他连续致电周恩来，强调应坚持“五条协议”，俟七大开后再议复案，并请周恩来、董必武同时回延安。

赫尔利对蒋介石的出尔反尔和中共的强烈反应颇为恼火，却又无可奈何，于是开始试图用美国的军事援助来换取中共的妥协。他一再提出，美军可以向中共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并可以协助训练中共军队，作为交换条件，中共应接受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他声称“国民党已经僵化，失去弹性，你们进来，可以大有作为”；并称中共如果这样做了，那将是“同我——美国政府合作。只要我们合作，我们就能逐步改组政府”。对此，周恩来则直截了当地回答：参加政府“不过是做客，毫无实权”，改组政府“是一个救中国的问题”，抗战不仅需军事，而且要政治，“政?不改组，就无法视救目前的时局”。12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返回延安，谈判就此中断。

很显然，赫尔利在调处中自食其言，让毛泽东颇有受到愚弄的感觉。12月8日，他会见包瑞德，尖锐地指责赫尔利背弃与中共签署的五点建议并为蒋介石的反建议作说客。他说：我们欢迎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这种援助要由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美国的态度令人不解，五点建议是赫尔利同意的，现在他又要我们接受蒋介石的反建议。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定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同日，周恩来致函赫尔利，向他说明了中共中央决定中断谈判的理由，并告诉他中共将公布“五点协议”。

赫尔利在接到周恩来的信后，得知延安“将广播谈判条件”，“非常气愤”。他认为这关系到他个人的国际信誉，于是在复信中威胁说，公布“五点协议”意味着中共认为谈判“已告终结”。

赫尔利的强烈反应显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采取强硬立场和准备公布“五点协议”，都是为了进一步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同时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其本意是拉美压蒋，如果因此造成了与美方的对立，无疑是得不偿失的。更何况，不管同国民党的政治斗争结果如何，共产党和美国政府正在进行的军事合作进程却非常顺利。基于以上考虑，12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王若飞，让他向美方说明，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五条协定草案可以不发表，但要声明：“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同日，毛泽东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上，他提出暂缓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报上也不宣传，可放口头空气。现在全国总的任务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其他的不提，七大也要采取这种态度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15)

国共谈判的僵持局面和赫尔利对蒋介石的偏袒态度，使毛泽东开始接受美军观察组成员们这样的分析：可能罗斯福总统对中国情况并不知情，还没有意识到蒋介石已多么不得人心。为此，毛泽东倾向于认为有必要绕开赫尔利直接与美国政府联系。1945年1月9日，美军观察组代理组长克罗姆利（RaymondCromley）少校给魏德迈（AlbertC.Wedemyer）发去一封电报，转达了毛泽东的愿望，电报中这样写道：“如果罗斯福总统表示愿意在白宫把他们作为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加以接待，那末毛和周愿一同或单独一人立即前往华盛顿举行探讨性的会谈。”周恩来特别提醒说，此事应切实保密，绝对不能让赫尔利知道，因为“我不相信他的判断力”。

尽管是通过间接的渠道，但是表示愿意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进行会谈，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确实出人意表，反映了他希望美国方面能够帮助中国解决内部问题的急迫心情。作出这样的决定，既是现实斗争的需要，也是他对美国的长期认识使然，是他的美国观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

然而事与愿违，克罗姆利的电报内容很快给赫尔利获悉，这位已经被任命为驻华大使的前总统特使认为，正是由于美国驻华使馆和美军观察组中某些人员仍在与中共明来暗往，才使得中共领导人不重视他的意见。于是，恼羞成怒的赫尔利于1月14日给罗斯福发出一封电报，说美国驻华人员中有一个破坏总统政策的阴谋，并竭力反对罗斯福会见中共领导人。很快，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被撤换，谢伟思等同情中共的美国外交官被调离或召回。

赫尔利的上述做法极大地破坏了中共与美国继续合作的基础。2月2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起草了一份关于尽快召开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提出会议应包含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代表，有权讨论和解决结束一党统治、改组政府、起草施政纲领，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和来往自由等内容。毛泽东所以采取这一强硬态度，主要原因是他认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已在雅尔塔开会，数日后即可见结果。而苏联“红军迫近柏林，各国人民及进步党派声势大振。苏联参与东方时间可能性增长。在此种情形下，美、蒋均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2月3日，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请明白告诉国民党”，“除非明令废止一党专政”，“并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我们是碍难参加政府的。”

中共的态度使赫尔利意识到，国民党要想获得统一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就不能不在政治问题上作出一定的让步。于是他再次提醒蒋介石，控制中共军队是目前“最重要的目标”。在赫尔利的督促下，国民党谈判代表对周恩来的建议做出答复，表示同意召开有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然而，出乎人们意外的是，蒋介石再次翻脸，于13日公开指责“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等于推翻政府”。2月15日，周恩来在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驳斥蒋介石的言论，表示蒋的表态等于拒绝继续谈判，并宣布他不日将返回延安。

2月19日，赫尔利和魏德迈离开重庆回国，寻求罗斯福总统对他们“扶蒋”政策的支持。3月1日，蒋介石公开发表讲话，宣布将于11月召开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以对抗中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蒋介石的态度使毛泽东相信，目前能逼迫蒋介石作实质性让步的条件“根本谈不到成熟”。虽然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可能性在增长，但毕竟还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美国对涉及中国的问题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美国政策依旧是暧昧不明的”。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及准备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的指示。至此，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的最后一次谈判宣告破裂。赫尔利调处的全过程及其结果，使美国对华政策的天平已经从扶蒋用共更加偏向于扶蒋反共。毛泽东的美国观在经历了一个上升阶段的发展后，由此开始发生转折。

综上所述，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一个民主联合政府，是毛泽东和中共自抗战以来的一贯主张。1944年，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退，不仅使国共两党的战斗力量和人心向背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此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心利用美国需要与中共军队合作对日作战的时机，成立一个有中共军队参加的联合统帅部，以统辖中国的一切抗日武装部队，并公平合理地分配美国的军援物资。同时借此时机，通过美国人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接受中共关于实行民主改革、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从1944年9月开始的国共谈判，自始至终都有美国人参与其中。毛泽东虽然已经充分估计到来自国民党蒋介石方面的重重阻力，但是他仍希望可以通过美国方面的调处来解决问题。然而随着在中国大规模登陆作战计划的搁置，美国实际上放弃了与中共军队的合作意向。美国特使赫尔利在了解蒋介石强硬的反共态度后，选择了坚持扶蒋的政策，结果不仅使国共谈判破裂，?且造成中共与美国方面的政治关系开始恶化。这就迫使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以及美国在战后中国将起何种作用等问题。它对于毛泽东美国观在后来的发展走向，不能不发生深刻的影响。

四、联美策略的逐步转变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一系列的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党在即将到来的新的历史阶段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以此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步入更加自觉的斗争阶段。随着会议期间对美国对华政策“扶蒋反共”真面目的逐步厘清，不仅毛泽东的美国观发生了急速的转变，而且中共的联美策略也开始有所调整。

此时的毛泽东，虽然已经对美国开始失望，但仍在继续努力争取美国对华政策朝着有利于中共和大多数中国人的方向发展。3月13日，在与谢伟思谈话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的政策在有了一个良好开端后，现在似乎摇摆起来，变得暧昧不明。接着他谈到，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因为中国不具备建设大规模重工业的必要条件，而美国的重工业和这一类产品需要出口市场和投资出路，因此两国在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双方将不会发生竞争。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不应该产生任何冲突、隔阂或误解。显然，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把战略眼光投放到了战后的经济恢复和重建，而且把美国视为互利合作的重要伙伴。这是他战后美国观所设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当务之急，他最关心的还是正在进行的对日作战和实现民主的问题。4月1日，在与谢伟思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一旦中国发生内战，中共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

然而此时的赫尔利却已经听不进中共和毛泽东的只言片语。他不但在回国前中断与中共的军事合作，清除驻华使馆内部的反对派，而且在回国期间，说服罗斯福总统给蒋介石以进一步的援助，将美国对华政策纳入扶蒋反共的轨道。4月2日，他离开华盛顿返回中国前夕，向美国公众宣布：“中国的军事机构、美国的军事机构、中国国民政府和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现在是一支队伍。”他声称，美国的政策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武装的政党”。赫尔利的讲话无疑是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公开宣言，表明美国在国共争端中已单方面地支持蒋介石，从而公开地站到了中共的对立面。

赫尔利宣言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月5日，《新华日报》转载他的这一讲话，并加写“编者按”指出，赫尔利的讲话“只是使中美两国想尽速争取抗战胜利的事业增加困难”，并且有“助长中国分裂与内战的危险，有拖延抗战胜利的危险”。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16)

为了顾全大局，争取美国政府改变态度，在赫尔利讲话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仍没有公开批评过美国政府。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赫尔利讲话也许只代表他本人的意见，或美国一部分人的意见。他仍然寄希望于有着崇高国际威望的罗斯福总统和与中共有着良好关系的驻华使馆官员，期待通过他们的上下努力，促使美国政府认清中国的局势，纠正赫尔利的错误政策。因此，他的对美态度是一面静观其变，一面保持着警觉。

在起草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时，毛泽东仍然强调应“团结一致，争取胜利”；在随后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等报告中，他也没有公开批评美国政府，而是着重宣传中美苏英几大盟国的团结，以及美国与中共合作的重要性。他语重心长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还会有斗争，这不仅是因为还有法西斯的残余势力散布在世界各地，而且还因为“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阵营中存在着反民主的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势力，他们仍然要压迫各国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他强烈呼吁：“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要犯下绝大的错误。”

4月24日，在做大会口头报告时，毛泽东提醒与会代表：“在国外还有反动势力，而反动势力还很强大。”他所以有这样的警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原来在军事上居于优势地位、有力量夺取政权的希腊共产党游击队，竟在英军司令斯科比武力镇压下迅速瓦解。这一情况不能不让毛泽东担心美国对华干涉的严重危险。因此，他提出，如果美国等几个大国、同盟国，要在中国“推出斯科比，那就不行”，我们就“也要斗—下”。

1945年5、6月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欧洲，法西斯德国已经被打败；在亚洲，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然而，随着毛泽东颇有好感的罗斯福总统的去世，美国杜鲁门政府扶蒋反共的态度也越来越明朗。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决定坚持独裁统治、拒绝成立联合政府。事态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美国观和中共中央的对美政策，都不能不有所调整和变化。

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做大会结论报告时，对美国的政策已作出新的比较严重的判断。他说：“有人提出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我看这个提法很对。”战后国民党削弱了，不得不依赖美国，“中国就可能变成以美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以美国为主控制国民党，英国可能插进一只小脚。这一变化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这是自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以来，毛泽东再次对美国以“帝国主义”相称。他提醒党的高级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美国的情况”。此后，他又多次以希腊事件为例，告诫全党警惕斯科比式的人物，防止外来干涉的危险；并提出“如果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就“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

6月2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及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对美国的远东政策作出了新的概括，这就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企图全面称霸东方。他提出，我们对美国的态度是：只要它是打日本，我们就愿意同它合作，要他们的最高统帅部派人来和我们谈判，订一个军事条约。现在美国只帮助蒋介石反共，这种政策是很危险的。我们要估计最坏的一着。同日，中共中央在给广东区委负责人林平的指示电中，明确指出：“自赫尔利回美报告后，美国政府已决议全力扶蒋，不给我们援助。”6月6日，得知谢伟思等6名主张对中共友好的美国人士以所谓通共间谍罪遭到逮捕和审讯的消息，毛泽东更加确信美国政府采取的是同中共敌对的态度。

在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中有着崇高威望的罗斯福总统的去世和谢伟思等人的被捕，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毫无关联的事件，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是他的美国观转变过程中的两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如果说罗斯福的去世已经注定了美国改变对中共政策的不可逆转性的话，那么谢伟思等人的被捕则是这种改变的最直接和最切近的信号。历史的发展往往就是这样，看似偶然的东西却会成为改变历史的必然因素。

面对挑战，毛泽东决心进行反击。6月11日在七大的闭幕词中，他首先开始在党内公开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指出：“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在这里，他不仅使用了“美国反动派”这个新的称呼，而且开始重提抗战初期多次谈到的“区别”问题和“矛盾”观点，即主张“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别”；“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他毫不隐讳地指出，当前世界上有三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

此后不久，毛泽东又下决心把反击的范围从党内扩大到党外。6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一篇题为《从六人被捕案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的时评，把这一事件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的改变直接联系起来，并称之为中美关系的分水岭，认为“一个帝国主义反革命集团，已经代表中国的真正朋友执掌了美国政权”。这篇评论还写道：“赫尔利之流”如果不悬崖勒马，“中国人民就要给他们以应得的教训”。7月4日，毛泽东同正在延安访问的美国民主联盟的两位代表谈话时，情绪激动地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

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表了《关于美国对华的反动政策及我之对策的指示》，指出从赫尔利4月2日公开表示全力扶蒋、不与中共合作以后，我党的态度是：反对美国现在对华的错误政策（扶蒋、反共、防苏），反对美国政府中的帝国主义分子（如赫尔利等），支持其中进步的对中共同情的分子（如已被捕的6人等），批评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而要求其加以改变，特别要抓紧美军对日作战如无我军配合则不能缩短战争、减少牺牲这一点，逼迫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其政策。

7月10日、12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了《评蒋介石参政会演说》（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题为《赫尔利与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的政策的危险》等重要评论，明确指出赫尔利4月2日讲话，“不只是赫尔利个人的意见，而是美国政府中一群人的意见”；“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毛泽东警告：“假如赫尔利的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入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7月19日，他在新华社评论中加写了一段话，呼吁：“为了共同战胜日寇与建设世界和平，我们希望一切愿以平等待我的公正的美国舆论界、政府人员及军队人员积极起来纠正赫尔利式的错误政策，因为这个政策的结果只会拖延对日战争的胜利与破坏世界和平。”22日，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时评指出：“中国政治形势在最近半年内，被赫尔利－蒋介石政策推到了内战的边缘；希腊的黑暗局面威胁着全中国人民，威胁着抗日战争与国际和平。这一危险形势，在中国解放区人民面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民主党派及各界人民面前，也在英美苏三大同盟国面前提出了严重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纠正赫尔利－蒋介石政策与制止内战危机。”

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17)

7月30日，毛泽东就美国大使馆劝告中共不要批评赫尔利一事，致电中共中央重庆工委委员徐冰、刘少文，指出：美国报纸经常批评外国元首，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批评赫尔利？赫尔利曾经批评中共，把中共和军阀并列，为什么中共不能批评他？“我们的批评是将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中决定对华政策的人物与其他人员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一部分错误政策与其他正确政策分开，只要美国政府的现行扶蒋反共政策有一天能改变，我们就将停止批评这个政策，否则是不可能停止的。以上意见，请向有关方面给予解释。”

随着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认识的日趋深化，毛泽东的美国观进一步发生转变，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调整战略部署，对此前积极进行的与美军合作问题开始采取审慎的态度，并逐步限制美军在中共控制地区的活动。6月2日，中共中央致电广东区委负责人林平：美国对华政策已定为“全力扶蒋”，国民党表面“故作缓和”，但“准备内战益急”，要警惕蒋美特务合作对我军的破坏。我方对美军可表示愿意合作，但只限于供给情报、气象和予以地面救护，其他问题应向中央请示，如有未经许可之事件发生，我方有全权予以制止。6月10日，毛泽东直言不讳地对两名即将回国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说：“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七大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通知各解放区，为了防止美军利用与各抗日根据地间已经建立的联系进行破坏活动，不再准许美军在各解放区建立通讯机构，并停止供给机密情报。对于擅自空降到解放区的美军人员，应解除其武装，不准其通讯和监视其行动。

此时，毛泽东美国观发生急速转变的原因，也有来自苏联的因素。如前所述，自苏德战争爆发以来，苏联因自顾不暇，不得不逐渐从中国抗战主要支持者的位置上退下来，让位给在远东介入越来越深的美国。1943年以后，随着蒋介石日益倒向美国的怀抱，苏联对国民党的许多错误政策甚表不满，多次予以公开批评。与此相对应，中共在积极开展对美外交的同时，始终注意保持同苏联的联系，特别是注意向苏联通报有关中共与美国关系的每一项重要事件。

1945年4月5日，苏联政府宣布废除日苏中立条约。为此，毛泽东批转了晋察冀分局的一项重要指示。该指示认为：“远东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今后配合盟军作战，将主要是配合苏联。”指示还强调：过去由于苏日签订中立条约，我们的舆论工作着重宣传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胜利，致使许多干部对美国还存在着盲目的观点，不了解美国偏重扶蒋的政策，也在人民群众中增加了对美蒋的幻想。为了克服这种盲目性，今后应着重宣传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以及苏联的强大和它取得的胜利。

七大开会期间，毛泽东多次高度赞扬苏联，认为“苏联，毫无疑问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他预言：“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解决，没有苏联的参加是不可能的”；“美英苏法中五大国团结起来把世界引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势，五大国中又以苏联为首。”由于美国“扶蒋反共”政策日益明确和苏联对中国问题日益关注的双重原因，中共的外交战略理所当然地做出重大调整，逐步改变原有的联美方针。

8月9日，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盼望已久的消息传来了：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当天下午，毛泽东与朱德联名致电祝贺，并在杨家岭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会上，他阐述了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指出：苏联参战了，这就使抗日战争进入到最后阶段了。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现在与苏联红军配合作战，这太痛快了。原来以为要与美国配合，那才是麻烦呢。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演讲，高度评价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重要意义，指出：“苏联的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中国的时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他提醒人们必须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我们过去对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作了公开的批评和揭露”，“今后还要继续揭穿它。”

综上所述，中共七大前后，是毛泽东美国观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当时，毛泽东对于形势的判断是：蒋介石独裁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方针是早已确定了的，而美国对华政策由于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去世，也已经从“扶蒋用共”公开转向“扶蒋反共”。因此，随着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他终于放弃了过去一个时期以来努力实施的联美外交策略。正是带着这样的美国观以及由此形成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毛泽东开始着手准备与美蒋和谈。

毛泽东“反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大致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着眼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角度来认识美国，逐步摆脱了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认识框架和斗争策略的束缚，把美国看作是世界主要的“民主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友邦”，认为现在是中美两国“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在时刻注意与“远东慕尼黑阴谋”作斗争的同时，仍然强调必须“与英美作外交联络”，共同建立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第二阶段是立足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视角来认识美国。由于中美双方在抗日问题上找到了合作的利益支撑点，因此毛泽东对美国的评价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美策略也作了前所未有的大调整。特别是在抗日、民主和团结的旗帜下大打“美国牌”，利用美国对华政策制止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鼓励中共军队放手与美军合作，借助美国调处促进中国民主改革，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为中共及其军队的发展壮大赢得了广阔的空间。然而，到了抗战胜利的最后阶段，随着美国对华政策从“扶蒋用共”公开转向“扶蒋反共”，中共也不得不最终放弃了此前的“联美”策略和外交方针。

这一时期，毛泽东美国观的发展，表现出以下特点：首先，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导地位的逐步确立和巩固，随着他在新形势下对美国认识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他的美国观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观点和看法，而是通过一系列会议讨论、文件传达和指示贯彻，转化为全党的共识，进而形成中共处理中美关系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因此，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美国观，已经不完全是他个人的美国观，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的整体看法。其次，与青年时期不同，美国对于毛泽东已经不再是一个来自于“书本中的形象”，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盟友”和对手，因此，他在与美国“打交道”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认识，采取的各种对策，已经不仅仅是书斋里的观念和看法，而是实际斗争中的政策和方针，表现出了策略化的显著特征。这就使我们的研究不可能是纯粹书斋中的观念史研究，必须紧密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人们的实践活动，从毛泽东应对美国的决策中去总结、归纳其美国观的发展演变线索；不可能仅仅是罗列毛泽东关于美国的认识、看法和判断，而必须结合他的对美策略，研究他的对美方针。再次，这一时期，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复摇摆，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也充满了曲折和变化。正是这种发展变化，凸显了毛泽东美国观的又一个显著特征，即灵活性与务实性的统一。它表明，经过实际斗争的磨砺，毛泽东更加注重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来认识和看待美国，他的对美策略和外交方针也远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灵活机动，能够根据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变化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国内民主联合政府的需要。这种灵活性和务实性，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全党大力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这一思想路线在外交工作与国际斗争方面的贯彻和运用。

第三章 中国革命视野下的美国观(1)

这里说的“中国革命”，既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世界革命”而言，也相对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度倡导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一切帝修反”的“世界革命”而言。它实际上是指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民主革命。因此这里说的“中国革命视野下的美国观”，主要是指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美国观；着重研究的是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推翻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独裁政府，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过程中，对美国的认识发展和策略演变过程。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上是将中国革命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因此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革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世界革命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共产国际解散后，虽然苏联的直接指导和具体联系减少了，但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依然存在，思想上、观念上、道义上的沟通与支持也没有间断过。抗战胜利后，新的美苏对峙格局初步形成，并逐步向两个敌对的阵营演变，中国革命也不能不受到这一大趋势的制约和影响。其特点是，当美苏关系尚在妥协之时，国共关系也相应缓和，和平与谈判成为主题；当美苏矛盾日趋尖锐并逐步转向冷战之时，国共关系也随之尖锐和复杂起来，美蒋势将发动内战，中共除了采取激烈的对抗和革命，别无出路。这是战后美苏关系与国共关系演变的基本走向。然而，“中国革命”毕竟不是“世界革命”的翻版，美苏妥协并不要求世界各国人民必然实行国内妥协，各国人民反抗美国侵略和国内反动派的斗争，也不会直接把苏联拖入新的世界大战。善于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的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在廓清这些基本认识后，毅然决然地领导全党“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打一场人民战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并形成了“中国革命视野下的美国观”。

第一节“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建设新中国的时期。然而通向新中国的道路并不平坦。对未来中国的目标，国民党与共产党有着截然不同的设想。中共的目标是希望经过和平民主新阶段而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国民党的根本目标则是把中国重新拉回到战前的状态，继续维持其对中国的一党统治。这样，国共走向对抗及其背后的美苏矛盾进一步公开化、表面化，情况更加复杂，使得毛泽东的美国观在新阶段的发展也充满了变数。

一、“中立美国”

如前所述，中共七大期间在继续开展对美外交的同时，加强同苏联的联系。然而苏联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和远东战略的需要，它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完全按照中共和毛泽东所期望的方向发展。8月14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宣布独立，并接受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特殊地位，而国民党政府则获得了苏联不得援助中共的承诺和支持它在中国实现军令、政令统一的保证。

很明显，苏联同国民党政府改善关系是与美国协调对华关系的直接结果，其基础是双方一致承认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并以吸收中共代表参加国民政府作为解决国共争端的办法。为此，美苏当时都极力主张国共谈判。

在赫尔利的建议下，蒋介石于14日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前往重庆共商国是。美国方面推动蒋介石和谈的重要原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改变了远东的国际格局。美国虽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强大，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强大，但是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联也确立了其军事大国的地位，这无疑是蒙在美国人心头最大的阴影。由此，美国方面把建立一个统一的、亲美的中国作为战后远东政策的主要目标，用以制约日益强大的苏联。而面对中国存在着国共两个对立派别的情况下，美国的选择是明确的，那就是与国民党蒋介石建立特殊关系。它的决策者们乐观地认为，既然苏联已在中苏条约中做出不支持中共的保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和谈，必定会使中共感到孤立无援，容易就范。

8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第一号总统令，声称“所有在中共（东北除外）的日本陆海空军都只能向蒋介石投降”。杜鲁门发布的“一号命令”使得毛泽东更为深切地体会到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本质。如何处置，对他和中国共产党来说，的确是个严峻的考验。

起初，毛泽东显然不打算在国际压力下让步。8月16日，他起草朱德致蒋介石电，声明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不准中共军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命令，要求蒋介石“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同日，他又致电蒋介石：“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显然，此时的毛泽东并不知道美蒋苏三方达成的默契。8月22日，他收到斯大林的一封电报，明确要求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办法”，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否则发生内战，“中华民族有覆灭的危险”。在“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办法”问题上，斯大林的设想与美国人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中共应解散军队，加入国民政府。斯大林的这一电报表明，苏联不仅不会援助中国共产党，而且还要求它作进一步妥协，以适应苏联对外政策的需要。

斯大林的电报，使毛泽东对苏联现行对华政策有了较为明白的认识。据他当年的翻译师哲回忆说，这封电报“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气”。既然得不到苏联的援助，那么正如10天前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演讲所提到的，毛泽东决定不受苏联外交政策的影响，立足于自力更生，再次调整中共的对外政策和策略。

为了消除斯大林电报所造成的思想混乱与党内的不满情绪，8月23日，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分析国内外形势，说明党在新的环境下所采取的方针和对策。他仔细分析了苏联坚持不允许同国民党发生对抗的原因，认为首先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以及受到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其次是苏联如助我，美必助蒋，结果新的大战将爆发，和平即不能取得。他强调指出：目前国共关系反映着美苏关系，影响着中国政局。尽管现在红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苏、美、英三国过问，都不准中国内战。因此，虽然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但目前还不得不和他“搭伙”，我们只能承认这个现实。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提出准备走迂回曲折发展道路的方略。他认为，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中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我们现在提出的新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的口号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因为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我们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实现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同情。

8月26日，中苏条约正式公布。由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根据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已经对苏联的态度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判断，因此也就坦然面对。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毛泽东下决心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当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党内通知中，他把“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作为国共谈判的最终目标。

第三章 中国革命视野下的美国观(2)

8月28日，在赫尔利和张治中的陪同下，毛泽东飞抵重庆，并在重庆机场发表演说指出：“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应该指出，毛泽东此时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绝不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他提出的与蒋介石“搭伙”和走迂回曲折发展道路的思想，也绝不仅仅是策略上的无奈之举。如前所述，早在抗战时期，中共就一直高举“民主、团结、进步”的旗帜，并积极借助美国的力量，谋求建立联合政府，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促进中国的民主改革。因此，战后初期，在美苏调和下，争取与国民党的妥协与合作，也仍然是中共的既定目标。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利用各种机会，继续阐明和广泛宣传中共关于“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9月13日，他发表到达重庆后的第一次公开声明，指出：“全国人民都期望和平，我到重庆来尽一切努力以达到和平。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会谈将有好的结果，使中国能由抗战转到和平建设时期。”“相信这不仅是全中国人民的希望，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希望。”18日，他在国民参政会茶会上致词指出：“今后当为和平发展、和平建国的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坚决避免内战，除此方针之外，其他任何方针均属错误。因之各党各派应在上述方针之下，团结一致，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以建设现代化的中国。”27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他答英国路透社记者甘贝尔12个问题的报道。毛泽东指出，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中共将以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为目标，“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10月8日，他在出席张治中举行的欢送宴会上指出：“和平民主团结，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个方针，符合于全国人民要求，也符合世界人士与同盟国政府的要求。”很显然，在这里他把共产党努力争取的目标，与全国人民的要求，以及美苏等国的要求紧密联系到了一起。

为了努力争取美国的支持，实现国共谈判的目标，毛泽东在重庆除了和蒋介石及其代表频繁会谈外，还和赫尔利等美国方面人士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会见。据《毛泽东年谱》记载，8月30日，他专程拜访赫尔利；9月4日，到美国大使馆与赫尔利共进午餐；8日，举行茶会招待美国援华会、公谊救济会、美国红十字会等外国援华救济团体；13日，再次赴赫尔利招待午宴；16日，接见美国驻华十四航空队总部的3名美国士兵，向他们询问美国民众的情况，并与他们共进晚餐；19日，设午宴招待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22日，赫尔利返美述职，毛泽东亲自到机场送行话别。所有这样一些活动，都充分说明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对美国人的重视程度。

回到延安以后，毛泽东于10月17日就重庆谈判问题作了报告，其中特别谈到对在重庆的美国人的看法。他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也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10月25日，他在向抗大七分校作报告时又谈到，我在重庆看到很多人民，非常热心，愿意帮助我们，赞成我们解放区。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比如美国人，他们的政府是不好的，反共的，可是美国的飞机师、战斗员一群群来找我，一定要送东西给我。所以我们要学会分析，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是有朋友的，我们不是孤立的。

把美国政府和人民分开，在抨击美国政府现行政策的同时，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无产阶级，是毛泽东当年创办《湘江评论》的时候就已经确立的基本思想，是他的美国观的一个重要特色。重庆谈判期间，通过与一些美国人的直接接触，特别是与一些美国下层士兵和民间团体的接触，使他更加坚定了这种信念。

根据毛泽东既定的与美国继续合作、争取国内和平的战略方针，重庆谈判期间，中共对美政策是将它与蒋介石政府区别对待，努力争取双方合作，尽量避免与在华美军发生直接的冲突。为此，中共中央还于9月1日向各中央局和各解放区发出《关于对美外交政策的指示》，强调目前我们对美外交极宜谨慎，方针仍是避免与美军冲突。对美国人民仍然采取合作政策，如在前线碰到美?军民应不予扣留，不加伤害，并负责保护，其所带电台亦勿收缴；如与国特一起向我区活动，也仅扣留国特，勿牵及美人。在随后的两个月中，中共方面严格按照这一指示处理对美关系。

然而，恰恰就在国共谈判期间，美军却频繁在中国沿海登陆并运送国民党军队北上。为了帮助国军强占战略要地，美国空军组织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运。仅8月至9月间，就运送了国民党军队14万人到华北。9月下旬，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根据同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公开在塘沽、烟台、青岛登陆；从10月开始，美国第七舰队也开始大规模地将国民党军队从华南运到华北和东北。美军抢占华北战略要地的行动，一方面是为了给国民党军队集结赶赴东北创造条件，同时也是为了限制中共军队在这些地区的活动，在实际上造成与东北苏军对峙的局面，形成对苏军的压力。美军为达到这一目的，甚至不惜直接向中共军队进行武装挑衅。

华北形势的恶化必然使毛泽东越来越关注美军的动向，并猜测美国方面是否有加入中国内战的企图。当时，由于还不完全了解美军的真实目的，毛泽东的反应是非常审慎的。在确立了争取“和平、民主、团结”新局面的方针下，他一方面指示新华社、《解放日报》要减少对美国的批评，把宣传重点放在呼吁“美国政府与舆论界同情中国人民之和平民主团结事业，重视中国人民之意见”；另一方面，则命令部队在对美行动上必须忍耐、谨慎从事，将美蒋区别对待，避免落下挑起内战的口实而陷入被动。

9月25日，中共中央通知华北各部队，对美国外交工作极宜谨慎，基本方针是避免与美军冲突。29日，中共中央专门指示山东、晋察冀、华中各局：美军日内在天津及中国沿海登陆，如与我军及行政人员接触，我应取欢迎友好态度，避免与美军冲突，但照常执行任务。美军如有反我行动，向我开枪开炮或拘捕我之人员，占我地区时，则系干涉中国内政，速将具体情形(时间、地点、人数、番号等)电告，并加公布，以便采取对策。同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还下发关于宣传问题的通知，要求对美国各界人士采取区别政策，对“坚决扶持蒋介石反苏、反共”的赫尔利、魏德迈，要予以抨击；对同情中共的舆论界人士，则应态度和缓；对美国情报人员、军事人员均应采友善态度，不要敌视他们。

中共中央对美方之所以采取如此克制与忍让的态度，与毛泽东此时的美国观有很大关系。一方面，他认为重庆谈判尚在进行中，有“可能取得进展”，同美军的关系紧张不利于在重庆的政治斗争；另一方面，他发现“美军助蒋是美国政府目前政策，即在美国亦有很多人反对”，“美军观察组人员亦多不以美政府目前政策为然”，美国对华政策将来或许可能还有转变。因此，对目前美军登陆不反对及美军情报人员应取友好态度，以免“给中国及美国反动派以借口，造成反我空气”。

然而，进入10月份以后，随着美军对国民党的支持和对共产党的敌视态度越来越明朗化，毛泽东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本质认识更加深刻，中共对美的策略和方针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对美军在秦皇岛等地登陆的态度和对策上。

第三章 中国革命视野下的美国观(3)

本来，秦皇岛－山海关地区是陆路出关的重要通道，日军投降后，这一地区为中共军队所控制。10月1日，当美海军陆战队一千余人在秦皇岛登陆时，当地八路军主动派部队前往联络接洽，因遭美军袭击，被迫自卫还击，但随即主动撤出战斗。有鉴于此，6日，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华中、晋察冀中央局，对美军即将在烟台等地登陆应表示“强硬拒绝，建筑工事，实行抵抗”，“并决定将冲突时间、地点、人数及具体经过情形，迅速报告和公布，希望引起世界舆论风波，以压制美军的无礼干涉。”

10月中旬，美军不顾中共守军的警告，强行修筑秦山铁路，并向中共军队的阵地推进。鉴于秦山地区局势的日益严峻，中共中央指示华北部队领导人聂荣臻等：“美军强修秦皇岛至山海关铁路，我应坚决表示反对，除非武装的美国人外，应禁止美军任何武装人员进入我军控制地区。”“如美军武装进攻我应给予抵抗，以暴露美军干涉中国内政面目，只有抵抗不住时才得撤退，并在有利条件下反攻之。”

由于此时仍有6万余美军人员滞留华北，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头。10月31日，美军掩护国民党军队攻占北戴河。11月8日，美国驻华军队总司令魏德迈宣布，他已决定安排53000名海军陆战队代替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执行任务，并声称华北美军“可能向共产党军队进攻”。面对美军日趋昭彰的干涉行动，毛泽东不得不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公开反击。11月上旬，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指出：“美国政策，深堪注意”；“美国反动派魏德迈等指挥下的对中国的武装干涉，今后将变得直接与露骨”，因此有必要“进行一个宣传攻势”，“要求美国像苏联一样，立即撤退在华军队，……把收缴日军武器的工作留给中国人民自己解决”；事实证明，对于美蒋的进攻“无法退让，只有自卫一法”。此时，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骤趋严峻。他认为：“国民党在美国的援助下，动员一切力量进攻我解放区，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随后，中共各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尖锐抨击美国对华政策，强烈要求美军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并撤出中国。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这时之所以对美国政策持强烈批评态度，与苏联态度的变化也是分不开的。从9月中旬开始，苏联开始在中国东北采取有限度支持中共的政策。当时苏联与美国在伦敦会议（9月11日至10月2日）因管制日本等问题上发生争执，使双方关系出现裂痕，苏联遂决定在远东采取强硬的姿态，以对抗美国。表现在中国问题上，就是明确支持中共军队努力争夺东北。此外，苏联也担心国民党军队过快进入东北，出现有利于美蒋控制东北的局面，对苏方不利。正是出于以上考虑，10月初，苏军劝告中共抽调30万部队，部署在山海关及沈阳一带，守住东北大门。

10月10日，重庆谈判结束，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次日，毛泽东回到延安。在了解到苏军态度的微妙变化后，他于23日致电东北局，要求“竭尽全力独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

然而此时的美苏双方其实都没有打算彻底决裂。苏联仍然企图维持和巩固自雅尔塔协定以来确立的在中国东北的地位，因此必然要继续谋求改善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力争国民党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因此，从11月中旬开始，苏联又进一步着手改善与国民党政府关系，并限制中共军队在东北的发展。

美苏之间特别是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再次妥协，使得中共根本无法实施此前刚刚提出的“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的战略计划。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了解到苏方态度再次发生改变的当天，便根据形势变化，指示东北局服从苏方决定，将“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力求控制次要城市。11月28日，中共中央又进一步指出：“东北问题已引起中、美、苏严重的外交纠纷，苏联由于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

缺少了苏联的有力支持，中共不得不继续采取利用美苏矛盾和美蒋矛盾的策略，对美国也不得不继续采取和缓的态度，以便排除或减少其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性。为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了对美斗争的新策略，这就是“中立美国”。

“中立美国”的政策集中体现在中共中央11月28日《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中。该指示指出：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国共之争。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而苏联目前对华政策在形式上不得不与中共隔离，在对美斗争时有时中立蒋，在对蒋时亦常不联系美。因此，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一方面固应表示与苏联无关，另方面有时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难。

中共采取“中立美国”的政策，使毛泽东此时美国观的集中体现，是主动适应美苏妥协大格局?一种策略调整。其时，在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上，美国有意介入国共内争；而苏联则强调不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这就使得美国在当时中国政治中的影响力相对提高。因此，中共采取这一政策的目的，一方面是希望美国“执行一个中间的政策，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赞助中国实行从工农到蒋介石都有代表权的联合政府”；另一方面是通过“对美采取不挑衅政策，以减少美国寻隙借口”，防止它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甚至卷入中国的内战。

但是，“这种中立美国，只是在对蒋斗争中的一种策略”。中共中央指出，采取这一政策，并非不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的政策，也非不抗议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和参加中国内战的政策，更非在美军进攻我们时采取不抵抗政策。相反地，对于美国政府这种帝国主义政策，应持坚定的立场、严正的批评和坚强的抵抗以反对之。对此，胡乔木后来评价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采取“中立美国”的策略，并不意味着我党放弃同美国的斗争，相反，这种策略的本身恰恰是一种反干涉措施。

无庸讳言，战后初期，在美苏谋求妥协的大前提下，毛泽东和中共决定采取“中立美国”的策略，是根据美国战后在中国的地位及其对华政策的本质认识所决定的。这一策略的实施，对于缓和远东紧张局势，减少中共在国内斗争中的困难，均起到积极作用。因此，从11月中旬到12月底，中国国内局势一度又从对抗转向缓和。

总的来说，战后几个月，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仍不出中共七大时的预想。即从长远看，内战不可避免；但是，内战爆发的早晚、规模的大小却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美苏尚不愿中国爆发内战，人民渴望和平，国共双方仍需要一个准备时期，所以经过努力，内战有可能被推迟，并将产生一个“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为此，他亲赴重庆谈判，并反复阐明和宣传了中共“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赢得了民心，也打破了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如意算盘。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还认真分析了国共斗争及其背后的美苏矛盾，进一步深化了他对美国的具体认识，逐步形成了“中立美国”的斗争策略。首先，他充分认识到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以“扶蒋反共”为出发点的，因此，一再要求中共及其军队在应对美国的过程中，既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也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对美国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进行了严正的批评和坚决的抵抗。其次，他也充分估计到美蒋在如何维护国民党统治这个问题上还未达成完全一致，因此着重把斗争的锋芒对着蒋介石政权，而不是对着美国；尽量不给美方以口实，避免美国直接介入中国内争，减少其挑衅的借口。对于在华美军，总体上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避免冲突，不打第一枪，防止扩大事态，以争取其暂时的，哪怕是形式上的“中立”，为中共与美国的继续合作留有余地。毫无疑问，上述一系列立足于“中国革命视野下”的斗争策略，在抗战刚刚取得胜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化了毛泽东的美国观。

第四章 面向世界视野下的美国观(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终结。自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以来美国在中国实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侵略，随之告终。中美之间长达20多年的隔绝历史从此拉开序幕，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

随着新中国走上国际舞台，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已经演变为国家之间的关系，与过去相比，毛泽东的美国观具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从此，如何认识和对待美国，如何处理中美关系，不仅要面向中国，而且要面向世界；不仅要有世界眼光，而且要有国际战略。

毛泽东“面向世界视野下的美国观”，实际上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反对帝国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和“反对修正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随着新中国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世界两极对抗的格局更趋明朗化。在这种两大阵营相互抗衡的年代里，毛泽东认识和处理世界事务，无疑是以反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为前提和目标的。因此可以说，他在这种两极格局视野下的美国观，实际上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第二阶段主要是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分裂成为事实，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逐步瓦解，国际局势由过去的两极抗衡开始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中国走上了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的道路。由于中苏分裂起因于美苏缓和，中苏关系曲折反映了中美关系，因此可以说“反对修正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实际上是此前“反对帝国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的发展和延伸，是“面向世界视野下的美国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反对帝国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

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向国际社会明确宣布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进一步明朗。因此中美对抗相当程度上反映着美苏对立，中国革命不再是过去纯粹意义上的“中间地带的革命”，而具有“世界革命”的色彩。此后，毛泽东的美国观，开始以反对“美帝国主义”为主题，在两大阵营对抗的格局下逐步展开，形成为“反对帝国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

一、朝鲜战场上的正面对抗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的主要精力在军事上是用于肃清国民党反动残余、解放台湾、西藏；在经济上是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恢复国民经济，在外交上是主动向苏联“一边倒”，实行“开国外交”。由于美国仍然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拒绝承认新中国，企图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实行封锁，在军事上实行包围，因此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把“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作为“我们当前的总方针”之一。而他的美国观，则是制定这种斗争方针的认识论依据。

如前所述，新中国与美国的较量，本来是围绕着美国是否承认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和是否出兵干涉台湾这样两个问题而展开的。然而一场不期而来的朝鲜战争，改变了双方试探性的斗争态势，使对抗迅速上升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历史的发展往往就是这样，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

正当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有条不紊地逐步展开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显然，这个消息是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所不希望听到的。因为两个月前，毛泽东已经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军队复员工作的指示；6月24日，周恩来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在召开会议，按照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问题。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最关心的是美国的态度。就在战争爆发的当天，美国政府即公开指责北朝鲜对南朝鲜发动武装进攻，并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策划下共产党人向全世界进攻的信号，是“对美国在自由世界领导地位”的一种明白无误的挑战，是“柏林事件更大规模的重演”。正是根据这一判断，美国开始部署在朝鲜乃至整个亚洲进行反扑。美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此作出三项决定：第一，美国海空军向南朝鲜军队提供全面援助；第二，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并封锁台湾海峡；第三，大力支援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和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队。6月27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包含上述内容的声明，并宣称：“台湾未来地位之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与对日和平条约的缔结，或联合国的考虑。”

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并派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这无疑是美国人对两极对抗的过度反应，是对新中国内政和统一大业的粗暴干涉。它不仅打乱了中共解放台湾的计划，而且与杜鲁门此前关于对台湾采取“撒手”政策的声明大不相同。如前所述，这年1月5日，杜鲁门曾经信誓旦旦地宣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目前，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半年尚未过去，当初的声明言犹在耳，杜鲁门就自食其言，决定把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对此，毛泽东的直接反应是：杜鲁门亲自证明了“他的声明是虚伪的”。6月28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他号召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台湾属于中国“这不仅是历史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投降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这些话语充分表明，随着美军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美国对新中国的武装干涉已经从幕后走到台前，既然美国人公开把自己摆在与新中国为敌的地位，那它必然要遭到新中国领导人的强烈反对，因此“打倒美帝国主义”很快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也成为这一时期毛泽东美国观的主题词。

毛泽东在强烈抨击美国对台湾政策转向的同时，还注意到了美国人在亚洲的其他一系列动作。他根据亚洲事务的广泛内容来评价美国的举动，指责美国不仅干涉中国“内政”，而且还干涉“朝鲜、菲律宾、越南及其他国家”；断言“美国在亚洲的侵略只会激起亚洲各国人民的广泛的和坚决的抵抗”；认为美帝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它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号召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做好“充分的准备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行为”。这些言论表明，毛泽东不仅看到了美国人在台湾海峡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而且看到了“美帝国主义”对亚洲人民的“新的、有预谋的侵略”。站在整个亚洲形势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和评价美国的所作所为，初步显示了这一时期毛泽东美国观的国际眼光。

第四章 面向世界视野下的美国观(2)

应该指出，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两个星期里，尽管美国已经扬言出兵干涉，但由于当时朝鲜人民军在战场上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毛泽东关注更多的是由此带来的对中国解放台湾进程的影响。他认为，由于美军在台湾海峡挡着，结果只能是把“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事实也是如此，由于美国军队的粗暴干涉，致使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至今仍处于分裂状态。

但是，形势的发展很快转移了毛泽东的注意力。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8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很快，“联合国军”源源不断地开进南朝鲜。毛泽东相当敏锐地意识到人民军将失去兵力优势，开始高度警惕来自朝鲜半岛的美国军事威胁。受毛泽东的委托，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7月7日和10日连续两次召集国防会议，研究关于成立东北边防军的问题。根据这两次会议的精神，13日正式形成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提出组建东北边防军，于8月5日前抵达指定地点，完成集结。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照此执行。”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命令华东海军迅速组织力量，打通长江口航道，扫荡江浙沿海残敌；在舟山建立海军基地，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应付“帝国主义可能扩大的战争”。

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谈到朝鲜战局时，与会的很多人表示乐观，甚至认为美国军队的战斗力要弱于当年侵华的日本军队。但是，毛泽东对美国在国内外做了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动员之后，是否会轻易承认失败、放弃朝鲜深表怀疑。他提出美国在朝鲜腹背发动登陆战并扩大战争的可能性问题，指出：美帝是不会甘心失败的，要准备他们大举进攻北朝鲜，“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因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

9月5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九次会议上，毛泽东对上述意见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他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指出，对于朝鲜人民，我们需要给予帮助和鼓励。朝鲜人民对于中国革命是有很大帮助的。中国革命的几个阶段，都有他们的帮助。美国在朝鲜干了起来，也可以在别的地方干起来。我们不准备就不好。我们要准备大打、长打、打原子弹。同时，他分析了美国军事上的优劣，认为有“一长三短”：长处就是铁多。弱点一是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二是运输线太远，隔着大西洋和太平洋；三是战斗力太弱。这些分析，无疑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美国观的深化。

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轻敌大意。他甚至提到了要警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说：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

“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当然是极而言之的话，表示我们不怕。但也反映出毛泽东此时的美国观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很大变化。那时在他的思想观念里，是要极力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中间地带的革命”理论的提出，就是以此为前提的。现在提出“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表明他在“两个阵营”的革命理念影响下，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准备好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要同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军事强国直接较量。当然，中国出不出兵，毛泽东是有个底线的，那就是美军不能越过三八线。“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

不出毛泽东所料，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28日占领汉城。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实行战略退却。

随着战场形势的逆转，美国迅速调整了当初出兵干涉朝鲜的目标。27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训令中说：“你的军事目的是粉碎北朝鲜的武装部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授权你在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境内采取行动。”朝鲜战争之初，美国决策者确定军事干涉的目标是恢复战前状态。现在这一训令表明，美国已决定凭借武力将整个朝鲜半岛纳入它的势力范围，彻底打破这一地区在二战结束时初步形成的美苏均势格局。显然，帝国主义阵营向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摆出了进攻的态势。

这时，毛泽东已经得到准确情报：美军要越过三八线。在北朝鲜处境十分危急的紧要关头，他决定由周恩来出面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当天，毛泽东几乎同时接到了金日成和斯大林关于出兵朝鲜的请求，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此前，尽管他对出兵已有思想准备，但是要下这个决心与美国这个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国”兵戎相见，需要何等的气魄！为此，他多次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并邀请军队高级将领参加，反复讨论此事。

在10月4日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将更猖獗，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整个世界，都是不利的。显然，毛泽东此时的目光不仅投注于中国、朝鲜，而且投注于整个东方、整个世界。

除了毛泽东以外，多数与会者认为对出兵朝鲜问题要谨慎从事，许多军事领导人表示对同美军作战没有把握，林彪对此尤为悲观。关于出兵参战的风险究竟有多大，成了会议争论的主要内容。因为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到了这个地步，管，就要冒风险。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仍旧强调，权衡利弊，出兵比不出兵好，在他看来，如果北朝鲜被占领，中国东北将直接处于美国军事威胁之下。大军压境，威胁常在，中国将长期处于防不胜防的被动局面。此次不敢出兵，还将意味着我们缺乏力量和胆魄，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导致最终无法解决台湾问题。不仅如此，北朝鲜被占领的政治后果也同样严重，这将意味着美国消灭了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世界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将因此发生很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显然，在出兵不出兵的问题上，毛泽东考虑的不仅仅是中国和北朝鲜的利益，而且考虑到整个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

对于毛泽东的的意见，中途赴会的彭德怀表示支持。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可是，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彭德怀的发言使得会议的气氛发生了变化。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毛泽东一方面提议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做入朝作战的周密准备，一方面派周恩来、林彪前往苏联，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并具体落实能否取得苏联空军掩护及武器援助问题。

10月7日，美军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次日，毛泽东发布命令，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与此同时，他电告金日成：“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

第四章 面向世界视野下的美国观(3)

10月13日，在获悉苏联空军不能出动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情况下，毛泽东仍然表示要出兵。他请远赴苏联的周恩来转告斯大林：“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反之，“不参战损害极大”，“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

10月19日，就在联合国军占领平壤的同时，由东北边防军改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25日，在清川江上游重创南朝鲜军两个团。至11月6日第一次战役结束，志愿军已将“联合国军”赶回到清川江以南一线，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应该说，毛泽东对于抗美援朝的决策，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在朝鲜战争初期，他的注意力仍然放在解放台湾上，心理上虽然有了准备，但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易卷入朝鲜战争。仁川登陆导致了朝鲜战局逆转，也使得毛泽东最终决定由备战转向出兵。为什么此时毛泽东力主出兵朝鲜？这与其对美国的长期认识和对时局的进一步分析有关。首先，随着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对中国东北边境的威胁成为现实。其次，第七舰队的拦截阻止了第三野战军对台湾迫在眉睫的进攻，美国恢复了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直接影响了新中国的统一大业。再次，杜鲁门政府还承担起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战争的新义务。这一切行动使毛泽东感觉到：“美国决定从三个主要方向来实行对中国的进攻：朝鲜、台湾和越南”，“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目的，主要地不是为了朝鲜本身，而是为了要侵略中国，如像日本帝国主义者过去所做过的那样”。正是基于对美国的这种认识和判断，毛泽东终于下定了抗美援朝的决心。

对于中国为何参战，美国政府高层也有种种猜测。11月9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OmarN.Bradley）认为，中国参战的意图有三：一是保护边界安全和鸭绿江沿岸的电力设施；二是牵制和削弱美国军事力量，一旦苏联发动世界大战，美国就会失败；三是把“联合国军”完全赶出朝鲜半岛。为此，会议决定，在弄清中国出兵的真实目的之前对麦克阿瑟的指令不加改变，同意他相机行事，但不得轰炸中国东北。华盛顿决策者们的如意算盘是，坚持武力统一朝鲜，同时尝试用政治途径，包括通过联合国和美国的盟国，寻求谈判解决与中国的问题。

根据上述分析，11月15日，艾奇逊和腊斯克（DeanRusk）发表演说，称美国非但无意入侵中国，还将照顾中国的“适当利益”，即边界不受威胁和获得鸭绿江水电站的电力供应，希望以此换取中国从朝鲜撤军。次日，杜鲁门亲自向新闻界表示不会把战争扩大到中国。

对于美国的两手策略，毛泽东也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特派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阐述中国对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的立场；另一方面，不理会美国的“和平”试探，集中精力争取战场上的主动。11月25日，经他批准，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美军被迫节节后撤。12月16日，将西线之敌全部赶到三八线以南。至24日，除东部沿海的襄阳外，“联合国军”全部被赶到三八线以南，第二次战役宣告结束。志愿军和人民军取得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

就在志愿军把美国人打得节节败退之际，以印度为首的11个中立国于12月5日联名呼吁，要求中国和北朝鲜的军队务必停在“三八线”上，以便终止这场战争。

此时毛泽东认为这场战争会较快结束，但也有拖的可能。只有美国承诺撤出朝鲜，并在实际上撤过了“三八线”，停战谈判才能开始。于是下定决心再打一仗，乘胜追击，越过“三八线”。他于13日致电彭德怀等：“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1950年12月31日开始的第三次战役，中朝军队不仅占领了美军补给基地仁川港和南朝鲜首都汉城，而且把战线向前平均推进了100公里，打到了“三七线”附近。

志愿军的第三波进攻使得华盛顿决策者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美国内的停战呼声也再度高涨起来。本来，此前的12月29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就通过了一个给麦克阿瑟的秘密指示，指出朝鲜不是打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场所，当此全面战争的威胁不断增长之际，我们不应该把剩余的可供调配的地面部队派到朝鲜去同中共军队作战。指令要求：一旦有了合适的时机，将命令美军撤回日本。志愿军发起的第三次战役似乎证实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的担心，他们不得不指示麦克阿瑟作好撤出朝鲜的一切准备，并希望立即停火，以获得喘息机会。

1951年1月13日，美国方面通过联合国提出先停火后谈判的五步方案，其中包括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召开?、苏、英、中四大国会议讨论远东问题等。对此，中方明确予以反对，认为这是美军采取的拖延时间以争取喘息机会的伎俩。1月17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主席，指出：“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大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电报建议，必须在同意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由有关各国谈判结束朝鲜战争和美国撤出台湾海峡等问题；必须立即在中国召开包括中、苏、英、美、法、印度、埃及七国会议，并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中国政府的主张遭到了美国的坚决反对，驻联合国的美国代表借机大谈中国的“战争狂热”。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谴责中国“侵略”的提案。与此同时，美国加紧扩军备战，利用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向朝鲜大量补给各种物资，并从欧洲等地抽调大批老兵补充朝鲜战场。半个月后，朝鲜美军开始由退却转入进攻，朝鲜战场形势出现拉锯战。志愿军在发起第四次、第五次战役后，战线回到了“三八线”附近。由于战况相对稳定，交战双方都意识到谁也吃不掉谁，朝鲜问题政治解决的条件逐渐成熟。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联大广播节目演说中提出朝鲜停火谈判的建议。两天后，中方予以响应，《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的反侵略战争，其目的就在于求得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这表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适时地选择了以和谈的政治手段争取结束战争的正确方针。同日，杜鲁门在田纳西州发表政策性演说，也表示美国“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第四章 面向世界视野下的美国观(4)

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开始。此后双方打打谈谈，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局面仍然处于僵持状态。

1953年2月2日，新入主白宫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rightD.Eisenhwer）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作出“放蒋出笼”以配合美军在朝鲜军事冒险的姿态。第二天，他又同参加“联合国军”的各国代表会谈，说服他们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对此，毛泽东的反应十分强烈。2月7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发言指出：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显然，美国新总统的言行，更加激起了毛泽东美国观的斗争性。

这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逝世，苏联政府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很大改变，开始趋向让步。毛泽东认真研究了实际情况，从国内局势、中朝两党关系和战略上考虑，同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7月27日，交战双方正式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至此，朝鲜战争终告结束。

应该说，斯大林去世的影响其实远不止于朝鲜战争。作为苏联国家元首和苏共中央领导人，他继承列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领导苏联人民进行卫国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亲手开创了战后与美国抗衡的世界新格局，无疑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旗帜和领袖。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的去世，不仅对苏联人民，而且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都是巨大的损失；对世界革命统一战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民族民主国家反帝、反殖民主义运动，也将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后来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不但印证了毛泽东的这种担心，而且引起了他的极大反感，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美双方在朝鲜进行了首次直接军事对抗，并几乎导致两国间的全面战争。战争的结果，一方面使南北朝鲜以意识形态分治，凸显了世界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另一方面也使中美之间的敌对状态得以强化，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固定下来。

朝鲜战争使得毛泽东的美国观变得更加复杂与多样。首先，3年战争强化了美国在毛泽东心中的帝国主义国家形象。他认为，美国不仅出兵朝鲜，而且阻挠中国解放台湾，支援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在亚洲对新中国形成新月形的包围圈，干涉亚洲和世界人民革命运动。正因为如此，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美国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是来自帝国主义阵营的头号对手。

其次，朝鲜战争使毛泽东打消了自解放战争以来一直对美军存有的疑虑，不仅从战争中获得了自信，而且更加坚定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必将战胜帝国主义阵营的信心，这是他后来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一个重要依据。他认为中国军队在抗击美帝侵略者的战斗中获得了实际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回事。我们取得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再次，这场战争也进一步激起了毛泽东强烈的反美情绪，强化了他的美国观的斗争色彩。在抗美援朝期间，中国大陆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肃清美帝国主义影响的群众运动，形成强烈仇视美国、鄙视美国、蔑视美国的社会氛围。正如当时的一份宣传提纲中所强调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每个中国人都应该仇视美国，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鄙视美国，因为它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蔑视美国，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这种反美情绪在很长时间内始终持续着，“美帝”一直被视为新中国的头号敌人和对手。这是毛泽东后来在国内不断发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群众运动的基础。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场战争也使美国政府增加了对新中国的仇视。华盛顿的主要决策者们更倾向于认为：中国政府是苏联的傀儡，“北平政权可能是苏联殖民政府——一个大一点的斯拉夫满洲国”；中国是侵略者，“一条中共侵略战线从北方的朝鲜延伸到南方的印支”。但是中国共产党长不了，“我们可以确信强求一致的国际主义统治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是一种过渡的而不是永久的现象”。他们把新中国视为来自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强硬对手，甚至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安全利益特别是在亚洲的安全利益构成了比苏联还要严重的威胁，因此他们不仅打着朝鲜战争的名义明目张胆干涉新中国解放台湾的进程，而且千方百计地阻挠联合国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此外，朝鲜战争还大大毒化了美国国内的政?空气，极端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的兴起，使得美国国务院内部一批较有影响的“中国通”被扫地出门。在上个世纪50至60年代，美国国务院几乎找不到真正的中国问题专家。

总之，朝鲜战场上的正面对抗，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它使得双方在国际舞台上更加猜忌、敌视，并直接导致两国之间长期的隔阂和对立。在此后的将近20年间，“中国与美国互相对峙、保持疏远，成为死敌”。在美苏抗衡的世界大格局下，新中国正越来越引人注目，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在亚洲的力量代表和世界革命事业在亚洲的发展支柱。可以说，正是通过朝鲜战争，大大激发了毛泽东的反美意识，突出了他的革命理念，强化了他“反对帝国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的斗争色彩。

第五章 反对霸权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1)

60年代中后期，美苏争霸世界日趋激烈，成为毛泽东眼中的两个“超级大国”。为了征服越南，称霸世界，美国出动了近二分之一的地面部队，五分之一的空军和四分之一的海军力量。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给美国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而且给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深刻的危机。在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不能自拔之时，苏联则急剧实行对外扩张，在国际事务中奉行霸权主义政策，实施称霸全球的国际战略。它的主要特点是：以美国为主要对手，以欧洲为战略重点，以亚洲太平洋地区为重要战略区，以“缓和”为掩护，以军事实力为后盾，达到称霸全世界的目的。特别是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不断增加海空力量，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此后，“霸权主义”作为对外侵略扩张的代名词，开始取代“帝国主义”成为全世界的热门话题。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所奉行的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由此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毛泽东的美国观，就是在这种反对霸权主义的新视野下逐步展开。

第一节“联美抗苏”策略的确立

60年代末期，持续恶化的中苏关系，已经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发展到两党、两国关系的全面紧张和破裂，最终引发了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珍宝岛事件对于世界格局的影响是深远和巨大的，毛泽东开始意识到苏联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敌人。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处境，打破美苏联手反华的局面，他巧妙地利用美苏矛盾，远交近攻，把60年代的“反帝反修”双拳出击的斗争策略，转变为70年代“联美抗苏”的国际战略，不断缓和与逐步改善中美关系，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正是以这一国际战略为指导，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反对霸权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

一、“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

过去从两极格局的理念出发，毛泽东一直把美国当作最大最危险的敌人。中苏关系破裂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的这一判断并没有立即改变。因为双方的交恶本来就有如何认识和评价美国的原因。1965年美国发动大规模侵越战争，更加增强了毛泽东的这一判断。

1968年8月，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突然袭击捷克斯洛伐克。这件事对毛泽东的震动很大，苏联能够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它就不会侵犯别的国家么？美苏“两霸”会联合反对中国，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么？帝国主义（包括苏联）要不要打世界大战？这些问题引发了毛泽东的深思。此后，他一度将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虽然这一提法不尽准确，但它揭示了苏联这一时期对外侵略和扩张的霸权主义本质。而这一本质，与过去他所揭示的“帝国主义本质”是别无二致的。毛泽东还认为，苏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是“美苏勾结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结果”，他们很可能联合起来进行“反华大合唱”。这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对外宣传了毛泽东的这一判断，指出：“美帝和苏修妄图重新瓜分世界，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美帝国主义对越南进行的侵略战争，得到了苏修的默契和支持，而苏修叛徒集团公开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也得到了美帝的默契和支持。”他们正在“组织反华、反革命的‘神圣同盟’”，但归根结底“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可以说，正是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进一步从国家安全战略的全局来考虑苏联的威胁问题。中国战略防御的重点也开始从“重南”（指重点防御美国在越南的进攻）逐步转向“南北并重”。

第五章 反对霸权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2)

1969年3月初，苏联军队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中苏之间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3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的汇报。他提到，中苏之间有爆发战争的严重危险，要号召人民“准备打仗”。在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他再次明确提出：“我们要准备打仗”，并且强调“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他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有早打、大打、打常规战，甚至打核大战的思想准备。

珍宝岛事件后，中国受到美苏“两霸”南北夹击，在国际上的处境变得更加险恶。这种腹背受敌的处境，让毛泽东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中共九大前夕，他曾经谈到：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虽然他仍然表示：“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战争。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但他心里很清楚，中国像这样“横着身子”在两条战线作战，绝非长久之计。只是一时之间，他还不能马上明确判断出，美苏“两霸”之间究竟谁是最危险的对手？

实际上，早在珍宝岛事件之前，毛泽东就已经注意到美国对华政策表现出来的某种松动迹象。1967年，理查德&#8226;尼克松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越战之后的亚洲》一文，耐人寻味地提出：“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负担不起永远把中国留在各国大家庭之外。”虽然这只是一个微弱的信号，但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就马上判断出，如果尼克松上台，美国有可能改变对华政策。

1969年l月20日，尼克松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有意识地表达了缓和对华关系的主张：“我们谋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小国家的人民都不会怒气冲冲地处于与世隔绝的地位。”3月初，在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会谈中，尼克松又提出：考虑到将来，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

必须指出，尼克松此时所表现出来的缓和对华关系的意向，很大程度上来自越南问题对美国所造成的困境，使得他产生了在亚洲收缩力量的想法。尼克松或多或少地希望通过改善对华关系来间接解决这个难题。但显然，他在当时还不可能提出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法和措施。

珍宝岛事件后，美国递来的这些橄榄枝便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们坚定了毛泽东调整对美关系的想法。其时，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信号了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很明显，这时候毛泽东内心里是希望美国能够表现得更加主动一些。因为对美国的真实意图，他还要看一看。

第五章 反对霸权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3)

应该说，珍宝岛事件对美国决策者们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他们加快了对华政策调整的步伐。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HenryA.Kissinger）后来写道：“在苏联和中国军队在一条没没无闻的江上冰封的西伯利亚冻土地带爆发冲突的时候，一切朦胧不清都消失了，我们毫不犹豫地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尼克松则视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大的地理政治事件，他敏锐地感觉到中美在对抗苏联方面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认识到这“提供可使世界军事朝有利方向转移的一个不可多得的良机”。正如基辛格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当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尼克松政府“走向中国的意念”就转变成“战略”和“政策”。

1969年4月，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向美国探询如果中苏冲突升级，美国持何态度？对此，尼克松称：美国“无意利用中苏之间的困难——当然，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是能够加以利用的”。6月17日，在尼克松的授意下，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MikeMansfield）在访问柬埔寨期间致函周恩来，要求与之会面，就中美关系问题进行接触。26日，尼克松进一步指示曼斯菲尔德访华。7月21日，美国务院宣布放宽贸易和人员旅游的限制，允许记者、国会议员等六种人访华。7、8月间，尼克松就苏联鼓吹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以孤立中国的举动发表多次声明指出：“美国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美国决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他还向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总统表达了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并且委托两国元首担当“信使”，向中国转达美国的意图。

美方试探的姿态逐渐明朗以后，冷静观察的毛泽东出于国家安全的现实考虑，决定调整过去那种“反帝反修”双拳出击的战略方针。这年6月，瑞典大使曾探询周恩来：美国和苏联是否对世界和平、对中国的安全有同等的严重威胁？周恩来的回答很有保留：“从两国领导集团敌视中国来看，是差不多的”，“现在还在发展，还要看”。这事实上表明，中国领导人对于美苏关系、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在进行重新估量。

6月下旬，中国各大报刊本来准备照惯例发表抨击美帝国主义侵台19周年的社论和相关报道。但是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时，却提出：“目前正在进行反对苏修边境挑衅和莫斯科黑会的斗争，反对美帝侵台可暂不突出。”事后，他还专门致信林彪，解释这一情况说：“目前是苏修、台湾勾结要搞什么亚洲集体安全，并非美帝为主。”这实际上是说与苏联的斗争才是当前最突出的任务。显然，这一说法事先经过了毛泽东同意，否则周恩来不可能不同时给他写信做出解释的。

在此前后，中苏关系进一步紧张。1969年5月9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24周年的会议上，把中国、美国和西德并列为苏联的主要敌人。6月以后，中苏紧张局势继续升级。苏联不断对华施加压力，在边境大量集结军队，修建工事，进行军事演习，频繁制造边界事件。勃列日涅夫不仅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再次指名攻击中共，而且还在国际上放出风声，扬言要先发制人地对中国军事政治的重要目标特别是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为此奉命约见基辛格，通报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向，试探美国方面的反应。8月13日，苏军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又一起大规模流血冲突。两天后，新华社播发了一篇题为《苏修美帝紧锣密鼓大搞反革命全球勾结》的报道，把以往为人们所熟悉的“美帝苏修”的次序改为“苏修美帝”。这一变动决非无意，“美帝苏修”两大最危险的敌人，孰轻孰重，此时已经不言自明。

第五章 反对霸权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4)

面对苏联这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毛泽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也变得相当严重。8月27日，在得知苏联正向东欧国家试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反应的消息之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布紧急文件，宣布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迅速疏散城市人口，迁移工厂，号召厂矿企业职工和城市居民自力更生，立即开始深挖洞、广积粮，以备核大战之需。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东北、华北和西北的部队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当时，毛泽东曾设想了种种最坏的可能，认为打仗在所难免。面对苏联构筑的战略包围圈，以及重兵压境的严峻态势，他确信苏联已经成为“头号敌人”，是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为此，他决定做两手准备：一是加强国内的战备，以防苏联随时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一是打开中美关系，利用美苏矛盾来抗衡和制约苏联。

毛泽东之所以下定这样的决心，跟几位老帅的报告不无关系。此前根据他的指示，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从3月开始，连续进行了近20次战略务虚讨论，向中央提交了一系列书面报告。这些报告虽然继续沿用了过去关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夺”的旧提法，但也敏锐地指出：在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美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苏联把中国当成主要的敌人，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美国战略重点在西方，目前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由于美苏矛盾大于中美、中苏矛盾，就必然会制约它们的对华政策，同时也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这些报告建议应该主动利用美苏矛盾，在对美关系上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并认为“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在报告之外，陈毅还建议：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就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

如前所述，自从中苏关系破裂以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谁对中国威胁最大，一直是毛泽东反复思考的重要问题。从1964年起，他就考虑过美苏联手进攻中国的可能性。但他始终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和压力大于苏联。直到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挑起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开始成为毛泽东心目中的“头号敌人”。陈毅等人的这些分析判断正合毛泽东的上述思考，事实上帮助他下定决心，打破过去“美苏勾结”的思维定式，从而奠定了“联美抗苏”的策略基础。

第五章 反对霸权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5)

如果说，老帅们的上述分析与毛泽东不谋而合，那么毛泽东的下一步打算又与尼克松不谋而合。1969年8月1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对华关系，尼克松提出了一个惊人见解。他认为：中苏之间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国应致力于建立美、中、苏大三角战略关系，应联合中国对付苏联的挑战。这个观点表明，尼克松已经相当明确地认识到了中美未来的战略利益，这必然会促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9月5日，美国副国务卿理查森对苏联威胁中国表示关注，并称：我们不会利用苏联与中国之间的敌对，求其利益。这一争执的逐渐升级将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美国对中国的安全问题表示关心，这听起来颇耐人寻味，但至少说明美国政府决心要在中美关系上做文章，这已经成为无可置疑的事实。4天后，尼克松破例接见了即将返回华沙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8226;斯托塞尔（WalterStoessel），要求他设法秘密接触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官员，以便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

尘封了20年的中美关系大门，就这样即将被两国领导人联手打开。

综上所述，以珍宝岛事件为契机，毛泽东开始对世界各种基本矛盾进行更加全面的研究，对中国国际战略进行更为深远的思考。如果说他此前仍然把美国当作是“第一号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最主要敌人；那么从这时候开始，他逐渐判断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已经取代“美帝国主义”，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这一认识一经确立，谙熟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就决心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同远隔太平洋的美国缓和关系，利用国际间的合纵连横来对付苏联的霸权主义，维护中国的安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这就是我们的政策。”

后记之一(1)

金秋十月，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我心无旁骛，潜心于博士论文的最后写作。压力不在电脑屏幕上闪烁的字里行间，而在于导师当初给我提出的目标要求：要通过这篇文章的写作使你的研究水平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将最后的《结论》送先生审阅之余，我不禁扪心自问：你达到老师的要求了吗？这一刻，我就像一个无法交出满意答卷的高考学生，内心里不仅没有大考之后的解脱，反而充满了诚惶诚恐的感觉。

细细回想起来，走出大学校门已经20个年头。那时候风华正茂的我在南开大学接受了7年的哲学思维训练，满怀信心地踏上了现在的工作岗位。一直到世纪之交、千年更替的2000年，终于侥幸地评上了高级职称，完成了从一个青年学生到知识分子的漫长蜕变。短暂的喜悦之余，更多的是惶惑和不安。十几年的工作经历，使我深刻地感受到，随着时代的发展，自己的知识结构、业务能力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单位工作的需要。我不想说这是因为哲学让我养成了眼高手低的毛病，但与周围的同事相比，自己确实缺少他们那样敏锐的“史眼”和“史笔”。作为文献编辑和研究工作者，我在工作中接触的材料不可谓不多，可却总像狗熊掰棒子一样，做一件丢一件，常常有一种入宝山而空回的感觉。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自己缺乏史学的基础训练，没有建立起一个历史的知识框架，装进去的材料自然难免挂一漏万，形不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正是这种困境，使我萌发了重回大学深造的渴望。2001年，根据工作的需要和自身的缺陷，我选择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来圆自己的博士梦。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只有一年的脱产学习时间。在这段宝贵的时间里，我阅读了大量历史学著作，选修了许多基础课和专业课，其中有复旦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姜义华、吴景平、熊月之、章清、戴鞍钢等老师，也有国际政治学院和经济学院许多知名教授的课程。正是他们的精彩讲授，打开了我的“史眼”，初步懂得了什么是历史学。记得一年之后我曾经向导师汇报说：也许我至今还不知道怎样去写历史学的论文，但至少已经开始明白了什么才叫历史学的论文。

后记之一(2)

就是在这种仓促的学术准备之下，我开始了博士论文《毛泽东的美国观》的写作。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无法像身边那些历史学科班出身的同学一样旁征博引，做考据文章；因此只能一方面努力克服过去哲学训练形成的惯性，另一方面又尽量发挥理论思维的特点，朝史论结合的方向去做观念史的考察。

都说事非经过不知难，像我这样半路出家学历史的学生，要做好这个题目，更是难上加难。由于题目跨度大，涉及面广，光收集资料就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老领导冯蕙同志，正是通过她的帮助和指点，使我掌握了收集材料的方法和途径；也要感谢历史系傅德华老师，他为我提供了近150年来中美关系史论著的详细目录；还要感谢宋佩玉和张勇安两位同学，他们分别为我收集了大量的中英文研究资料。

在论文开题、写作和预答辩过程中，我得到了姜义华、吴景平、戴鞍钢、章清、金光耀、王立诚、朱荫贵、冯筱才等老师的批评和指点，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要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2001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14位同学：廖大伟、张天政、王友明、萧永宏、陈益元、张徐乐、诸静、陈文斌、何品、陈礼茂、田锡全、宋佩玉、黄荣华、黄琨。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上都给了我不少的帮助，使我在复旦园里渡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在我求学和论文写作过程中，家人给了我大力的支持，领导给我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一些同事分担了我的工作，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感谢！此外，还要感谢以各种方式对我的论文写作以鼓励、支持和帮助的朋友们，正是他们的关爱，使我感觉到写作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件枯燥的事情。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金冲及教授。他以恩师和领导的双重身份，5年来，给我的教诲也是双重的。既授业解惑，又传道做人；既教治学，又教工作。30万字的论文，从初稿到定稿，他前后修改了两遍，从章节目到字句段，字斟句酌，一丝不苟。我深知，由于自身资质的愚钝和知识结构的缺陷，也许这辈子无论怎样努力，都永远达不到先生对我跨上一个新台阶的要求，但他的这种殷切期望，却会鞭策我在今后的人生和学术道路上不懈攀登和求索。

2006年10月

后记之二

当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华彩谢幕的时候，我的论文修改工作也终告结束。在过去的半个多月时间里，伴随着各种媒体上捷报频传的信息，修改工作进行得格外顺利。中国体育代表团以51枚金牌首次名列榜首，毛泽东50年前提出的“超英赶美”战略在体育竞技场上得到了部分的实现。“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毛泽东曾经设想建立新型中美关系的实力地位正在逐步成为现实。从他当年亲手打开的中美关系大门看出去，中国人民的美国观已经获得了更加宽广的视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只是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考察范围，在此毋庸赘言。

两年前的12月25日，是美国人的圣诞节。恰在这天我进行论文答辩。导师金冲及教授亲赴上海督阵，使我深受鼓舞。由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文海教授、中国史学会原副会长龚书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济顺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吴景平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苏智良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对我的论文给予诸多鼓励、鞭策和批评，并一致建议授予我博士学位。作为一个半路出家学历史的学生，在论文答辩的时候，能够得到史学界这么多德高望重的前辈和专家的指点和教诲，我感到万分的荣幸。特别是李文海老师，在笔记本上对我的论文作了长达10余页的摘抄和评论，并在答辩后把这些意见连同自己的笔记本一起无私地送给我；龚书铎老师年近八旬，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通读了长达30万字的文章，并从内容、文字和资料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所有这一切，都令我深深感动。对于各位答辩老师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我至今记忆犹新，其中有许多一直是我过去写作中感到困惑和担心的问题，也有一些是我在行文时忽视和混淆了的问题。在这次修改的过程中，我对这些问题都做了力所能及的调整、补充和订正。

从2002年开题，到2006年答辩，再到2008年修改成书，本文（书）的写作和修改前后经历了整整7年的时间。其中得到了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创新基金的支持和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对此我要表示衷心的感谢；人民出版社曾经把它列入《百年后毛泽东》丛书，山西人民出版社曾经把它列为年度重点选题，我的好友薛广洲教授和来普亮编审先后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但都由于我未能及时完成修改工作而爽约，在此我要表示诚挚的歉意。而当我的修改工作即将完成的时候，我的朋友杭海路先生和李向晨先生又极力向我推荐了陕西人民出版社。对于他们的盛情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厚谊，我也抱着同样感激的心情。

在本书即将付梓的时候，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研究员。他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仍然抽出宝贵的时间审阅这部书稿，并亲自打电话给我以鼓励，使我坚定了改好这部书稿的决心和信心。

最后，让我再次感谢导师金冲及教授。没有他的谆谆教诲和悉心指导，我不可能完成论文的写作，也不可能完成书稿的修改。现在，先生又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把对学生的关爱做到了无微不至。师恩师德，高山仰止！

2008年8月25日

结语 毛泽东认识美国的历史轨迹(1)

如果从1907年前后读到《盛世危言》算起，到1976年去世为止，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经历了将近70年的发展历程。70年来，毛泽东美国观的形成和发展充满了曲折和变化，从初识“美利坚合众国”，到最后定位于“超级大国”这样一个判断，中间经历了一系列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程。所谓“超级大国”，不仅指是军事上实力强大，而且是指经济上的发达国家，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原子弹多，也比较富”，并且企图称霸世界。它包含了毛泽东早年关于美国是“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和“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这样两个方面的认识，从而进一步突出了美国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特征。

当然，毛泽东的美国观绝不仅仅限于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和把握这样一个简单的层面。由于时代主题、主要矛盾和现实任务不断发展变化，由于美国在20世纪中美关系中所处地位和扮演角色反复变动，特别是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使得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经历了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立场，变换过不同角度，认清了不同侧面，把握了不同特点，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不仅从总体上表现出否定之否定的发展特征，而且在其每一个大的发展阶段上，都经历了若干个小的反复和循环，构成了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轨迹。具体说来，在青年时期，从最初接受华盛顿、富兰克林等人身上的“美国精神”和杜威实用主义等“美国思潮”的影响，到巴黎和会后认清威尔逊政府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从在改良运动中推行美国的门罗主义和新村模式，到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是他对美国认识的第一次大的思想转变。从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反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外国帝国主义”，到抗战时期着眼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把美国看作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国家”和中国的“友邦”，这是第二次大的变化。在抗战时期，从呼吁中美两国“联合对敌”，到反对“远东慕尼黑”阴谋，再到在抗日、民主、团结的旗帜下“放手与美军合作”，制止国民党反共高潮，促进中国民主改革，这是第三次大的变化。在解放战争时期，从“中立美国”，到开展“中间地带”的革命；从直斥“美蒋反动派”，到提出“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争取“和平、民主”的曙光，到“丢到幻想，准备斗争”；从对美国的“不承认”，到对苏联的“一边倒”，这是第四次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从朝鲜战场上的正面对抗，到推动中美大使级会谈，进行“谈判桌上的较量”；从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到两次炮击金门；从“超英赶美”，到“东风压倒西风”；从“两个阵营”的全面对抗，到第二个“中间地带”的提出；从中苏大论战，到反对美国的“和平演变”；从“美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敌人”，到“反帝反修”双拳出击；从“帝国主义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到支援亚非拉，支持“世界革命”，这是第五次大的变化。到了晚年，从“联美抗苏”，到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从提出“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构想，到形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是第六次大的变化。而在上述每一次大的认识变化后面，还有若干历史条件、思想观念和对美策略的具体变化和发展，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可以说，正是上述这样一些充满曲折和变化的思想认识，构成了毛泽东美国观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这些认识，如果按照发展阶段来划分，可以分别称之为青年时期的美国观，建党、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美国观，抗日战争时期的美国观，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国观，新中国成立后的美国观，以及晚年毛泽东的美国观等；如果按照其代表层面和对象来划分，可以分别称之为毛泽东个人的美国观，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观和新中国人民的美国观等；如果按照其时代特征和指导意义来划分，可以称之为中国革命视野下的美国观和面向世界视野下的美国观等；如果按照它的斗争对象和目标来划分，又可以称之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反对帝国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反对修正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和反对霸权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等。

结语 毛泽东认识美国的历史轨迹(2)

毛泽东在对美国认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基本理论，如“中间地带”的理论，“两个阵营”的理论，“第二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等等；提出了许多重要判断，如美国是“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美国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美帝国主义是新中国最危险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等等；制定了一系列联合与应对美国的战略策略，如“联美制日”、“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防范“远东慕尼黑”阴谋、“放手与美军合作”、“中立美国”、“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向苏联“一边倒”、“超英赶美”、“反帝反修”、“联美抗苏”、“一条线，一大片”，等等。所有这样一些理论、观点和战略策略，都是毛泽东美国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有的是对美国的本质认识，有的是根据这些认识形成的指导思想，有的是根据这些指导思想形成的战略策略，有的则是在这些战略策略指导下应对美国的具体方法和措施。它们来自于毛泽东认识美国的具体实践，又要回到中国共产党人对美斗争的实践中去接受检验。

毛泽东的美国观中，有许多是基本定型、贯彻始终、长期起指导作用的东西，如关于美国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自早年树立这种认识后，他就从来没有动摇和改变过；有的是随着历史发展而逐步深化和发展的，如从“中间地带”的理论，到“第二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再到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有的则是随着时代条件的发展变化而逐步失去其思想价值和指导作用的，如“两个阵营”的理论，从战后到50年代一直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到60年代中期，随着中苏论战加剧，中苏分裂成为现实，社会主义阵营随之解体，这一理论也就失去了其现实指导意义。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系列具体的战略策略和方针措施，如“一边倒”、“一条线”、“一大片”等，也是在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发挥作用，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主要矛盾和斗争对象的变化，逐渐失去了它们的现实针对性。与此相反，毛泽东在认识美国的过程中，所接受的一些美国精神、观念和思想作风的影响，如务实的态度和崇尚科学、民主、斗争的精神等，这些东西由于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局限，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因此毛泽东吸收之后，一辈子都在讲，一辈子都在用，一辈子都不忘。

70年来，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一直是在美苏对抗的大格局下逐步展开的。因此，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苏联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早年，他通过接受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影响，实现了对“美国精神”原有认识的消解，最终走上了“俄国革命”的斗争道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并接受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而这一时期的革命对象中，包括美国帝国主义及其支持下的封建军阀；抗战时期，美苏成为中国两个最大的同盟国，对中国的抗战起到了直接的支持和帮助作用，对中共与国民党的斗争，也起到了制约与反制约的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美苏国共四方博弈，毛泽东在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开展中国革命，创建了新中国；50年代，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两极对抗，亚洲成为对抗的焦点之一，新中国也成为其中的一支主力军。总之，在中苏分裂之前，中国人民的对美斗争接受苏联的指导，中美关系的发展始终受到苏联的制约，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同样也受到苏联的影响。

结语 毛泽东认识美国的历史轨迹(3)

60年代中苏分裂后，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也同样有着苏联因素的影响。这不仅因为美苏缓和使毛泽东下决心同时开展“反帝反修”的斗争，而且因为与苏联的论争使他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现代战争根源的认识。进入70年代以后，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需要，毛泽东不仅制定了“联美抗苏”的策略，而且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看作第一世界，作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斗争的对象。由此可见，在20世纪的国际舞台上，美苏两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要真正认识美国，就离不开对苏联因素的考察；同样，要接受或者抵御苏联的影响，又不能不去进一步接触和了解美国，借鉴认识美国的思想成果。毛泽东的美国观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逐步形成和展开的，如果忽略了其中的苏联因素，就无法认识它反复变化的内在原因，也难以把握它发展演变的思想脉络。

70年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还表现出不同的理论特征。早年，他对美国认识的特点是注重接受新思潮和新观念的影响，学以致用，初步表现出注意把握时代精神的世界眼光；从建党到大革命再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则注重从理论上揭露美国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从实践中揭露美国与中国军阀相互勾结的现实，阐明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性质和纲领，找到了武装斗争的中国革命道路，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威力；抗战时期，从着眼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角度来认识和看待美国，注意把对美认识转变为实际斗争的政策方针，打好“美国牌”，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表现出务实性和策略化的特征，体现了统一战线国际战略和独立自主外交方针的有机统一；解放战争时期，注意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揭露美国“扶蒋反共”的真实面目，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50年代，为了实现祖国统一和维护周边国际环境，与美国进行了正面斗争和直接对抗，表现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以战争求和平的战略策略；60年代，既反帝又反修，打倒一切反动派，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斗争，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热情和理想信念；到晚年，更加注意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出发来处理中美关系，对美认识实现了革命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统一，强化了其美国观的务实性特征。

无庸讳言，毛泽东在对美认识和交往的过程中，也产生过某种偏激的情绪，作出过一些主观的判断，形成少数片面的认识。这不仅与对美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片面性、多变性有关，而且与他维护国家、民族、阶级和政党利益的迫切性与现实性有关，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个别观点、结论的抽象化、绝对化理解有关。此外，还与他的个人好恶、脾气性格有关。毛泽东作为革命家、战略家、思想家，其个性中既有“虎气”，又有“猴气”，是原则性与灵活性、斗争性与策略性的统一。而在与美国的交往和斗争中，其“虎气”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虎气”，主要表现为他敢于向美国这样的强者挑战的斗争精神，富有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喜欢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打破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世界旧秩序、旧传统，在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可能为某种革命热情和斗志所鼓舞而忽视敌我力量的对比，从而造成对美认识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使他的美国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局限性。客观分析和认真看待这种局限性，对正确处理走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